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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论述恩格斯曾经这样说道:“经济发展的基础决定了政治、文化、艺术、法律、哲学等的发展,而这些方面的发展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西方文学的发展和法律发展也是这种关系,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影响。具体而言,我们能够从两方面来理解这种关系:第一,西方文学的法律影响;第二,法律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假如站在法律的角度上来分析探讨其对文学的影响,首先我们所看到的是法律给予西方文学发展众多的思想启蒙和创作素材。正如波斯纳所说:“法律即包含了文学,这一主题始终存在。”西方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可以依据特殊的文学主题进行创作,能够有意地将真实生活的主题升华到作品主题中,或将法律思想精神寓意在创作作品中。有的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是通过作品人物、语言、行为方式等展现出来的,作家通过自己的思考,付诸于自己的文笔描述,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了法律层面的思想和精神。当然,这一影响的前提条件是真实的社会生活中确确实实已有了这种思想和精神,且影响到文学作品的作家;其次,法律很好地为文学作品的创作提供现实事物冲突管理手段。波斯纳曾经说道:“文学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包含戏剧性,文学作品创作中不可避免地要有事物之间的冲突,而法律就很好地提供了现实事物的冲突管理手段,为文学作品创作提供素材技术处理。”针对波斯纳所说的这一点,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一文就明确地显示出来。假如说法律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是浅层次的,那么文学对法律的影响就可以反过来说是极其深刻的。西方文学史发展容纳了社会生活的百科,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种种事态,这其中也包含了对法律的反映。基于西方文学作品的阅读与考究,我们可以明确地了解到西方社会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对于法律的认识也清晰明了。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关于西方文学对法律的真实反映不是简单地描述法律条学术视点文,而是深层次地对法律进行精华提炼,借以艺术表现说法真实反映出来。
二、西方文学与法律的终极追求
正义“法律制度的灵魂和核心是法的精神,法的正义精神则展现了文明社会发展的制度精髓。”简言之,法的精神就是法律源于内在的精神诉求,正义的法律精神是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现。“正义”一词历史古老,却是人类社会一直提及的话题。有文明历史发展以来,人类一直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发展,人们对于正义的追求始终坚持不懈,这包含了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正是在对正义的努力和追求中,人类社会不断地进步、发展,和谐社会、人人平等更好地迎合了人们对于正义精神的追求。法的精神,提高了人的价值与尊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解放思想,解放人类自己。
(一)法律的精神追求
正义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就是正义,正义关乎人类社会的进步,关乎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同时正义也成为了评价人与社会理想的最终价值形态。法律是人类思想精神的一种体现,是维护和管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有效工具,它的价值判断可以被融入正义价值体系中,法律对于正义精神的诉求也引导着人们进步。也正因如此,判断法律价值好坏的关键因素成为了正义,法律明确正义,严惩罪恶,保护所有公民的利益,以此显示正义法律的价值。借用西塞罗曾经说过的话:“假如人们愿意接受法律的话,人们也就接受了正义。”这也说明了正义是法律的核心精神,法律源于对正义的追求和探讨。正义包含了更深层次的公平、公正、平等的思想精神,而这也是现实社会价值体系始终追求的终极目标,法律作为一种兼具权威性和公平性的人类活动管理体系,也因此必须将正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因此,有关于“法就是正义的说法”准确地对法律的核心精神予以表达。法律现已成为规范和管理人类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它的目的在于维护所有公民的利益,尽可能地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法律的本质属性具有普遍性,然而由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对立关系,在法律规范管理的活动中有可能是公平正义的活动又反过来成为不公平、不正义的活动。《威尼斯商人》对于这一点的描述就展现得淋漓尽致。法律遵循普遍性原则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产生模糊性,基于法律模糊性的这一特点,在某些法律行为活动中要依据法律的核心精神来进行管理。而法律的核心精神就是正义,正义包含了人文精神、人文情感,文学很好地给予了法律补充。因此,可以理解,文学对法律的有效人文精神补充,让法律文件的编写变得更加完善,让法律的精神更好地反映人文价值观。
(二)西方文学的精神追求
从近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和知识积累历程。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外来学术文化资源,尤其是西方学术文化资源的输入和传播,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建设的基本知识背景和主要学术源头之一,影响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活动的现实走向。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学术建设最早的参与者们,在西方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的熏陶和装备之下,以“儿童本位”为核心观念,以令人惊诧的学科跨度,完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知识体系最初的言说和构建。20世纪5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和影响,在满足了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理论渴望和需求的同时,也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改造成了相对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显露出其学理上的贫弱与尴尬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人们继续延续着这种集体学习的激情和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建设,就其基本的学术依托而言,是人们不断借鉴外来学术资源、不断集体学习的结果。
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借鉴外来理论资源方面,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学术路径。起初,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艺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艺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朴素的热情和学步的冲动。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理论、英美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还有发生认识论、格式塔理论、系统论等等周边学科的理论学说,都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儿童文学研究者们所热衷的学习内容和知识领域。尽管这些学习和吸收所带来的理论转化和建设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其后也遭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抨击,但这一吸收和借鉴,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们的知识更新和拓展,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转型和建构,无疑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若干年来,我们对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关注、吸收和借鉴,也构成了一份虽然有限却也持续不断的出版清单。能够列入这份清单的译介著作主要有周忠和编译的《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1983年,中译本年份,下同)、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1983年)、安徒生的《我的一生》(1983年)、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1991年)、《长满书的大树》(1993年)、鸟越信的《世界名著中的小主人公》(1993年)、穆拉维约娃的《寻找神灯――安徒生传》(1993年)、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1995年)、约翰?迪米留斯等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1999年)、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1999年)、维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读童话》(2003年)、杰拉?莱普曼的《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2005年)、奥兰斯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2006年)、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2007年)、艾莉森?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利?波特》(2008年)、王逢振主编的《外国科幻论文精选》(2008年)等等。毋庸讳言,在最近20多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进程中,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影响了(或将要影响)我们在儿童文学相关论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建设进程,同时,从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们的出版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借以了解世界的愿望和努力。
二
或许,今天我们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学术译介工作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根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学术走向,对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同时希望也是更加有效的译介和引进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几位研究者、译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推出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理论译丛”第一辑(四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收入这套译丛的四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欧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的《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英国学者彼得?亨特选编的《理解儿童文学》(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等译)、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美国学者蒂姆?莫里斯的《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张浩月译)。
《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论题组合新颖、开放,论述方式严谨而又不失个性的概论性著作。该书涉及对儿童文学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儿童文学教学活动、儿童文学阅读与接受、童年概念、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儿童文学基本文类及其特征等内容,并提供了将各种当代文学理论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示例与可能。该书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是当代北美儿童文学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和批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要的英语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上,并以其广泛深入的话题探讨和活泼诙谐的论述风格始终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著作,它较为综合地反映了诺德曼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特征的再认识,对于“儿童文学的乐趣”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以及对于如何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运用于儿童文学批评的尝试,对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教学和批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一、二版分别出版于1992年和1996年,纳入本次译丛的系诺德曼与同事梅维丝?雷默合作修订的第三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学术话题也得到了新的探讨。该书已经成为目前北美地区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理解儿童文学》一书是编者彼得?亨特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精心选摘的14篇论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儿童文学传统概念(如儿童文学、童年等)的理解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与文体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献学批评、元小说理论等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应用等等。彼得?亨特是英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学者,也是《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的主编。这一组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第一部分“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摘取的学术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相关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它们从多维的研究角度展示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拓展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它们在运用、借鉴不同批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理论阐发的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借鉴和运用所可能具有的理论上的创造性。
《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西方当代童话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杰克?齐普斯以童话的古今发展与演变为基本背景,从五组个案出发,细致解读了童话中所蕴藏的“神话”因素。他指出,许多经典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代表着永恒真理的神话,但恰恰是在这些仿佛来自久远年代的“真理”中,积淀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当代童话阅读与创作不应仅仅成为对于这些古旧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全盘接受,而应当致力于发现和揭示出那潜藏在真理假象之下的“神话”内涵。本书最后,齐普斯在测绘当代美国童话可能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代童话创作中打破童话“神话化”的樊笼,挣脱传统的、旧有的、神话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以求发挥童话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期望。本书作者齐普斯是当代西方童话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童话及其当代形式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西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多种文本形式。有人甚至断言,自齐普斯以后,人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地欣赏迪斯尼对于经典童话的各种改编了。这本《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齐普斯一个阶段的童话研究论文集,但个中许多论点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童话研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本书中,齐普斯的分析和论述同时结合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下的现场感,他对于古典和现代童话的“神话”内涵的提取过程展示了理论分析本身的魅力。
《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站在儿童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具体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出发,论述了成人、儿童、风俗、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当前电影中的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倾向。此外,本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儿童图画书的相关品质等问题。作者的论述涉及从纸质图画书到电影屏幕、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到当代流行文本的广阔论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养育经验,探讨了历史上和当下的儿童文化所传达出的矛盾讯息。他指出,童书与儿童电影同时也是特定的时代焦虑与成人欲望的写照;而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经典在呈现种族主义、男权主义与暴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总是与权力的运行紧密相连。在本书中,作者所拷问的并非儿童应当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是成人给了儿童什么。通过揭示我们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看待儿童并与之对话的,本书提出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中呈现的世界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莫里斯的论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另一部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度引起争论的《以彼得?潘为例,或论儿童小说的不可能性》(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1984)。如果说莫里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罗丝在《以彼得?潘为例》一书中所揭示的儿童文学的成人话语权问题,那么通过将图画书、电影等儿童文化领域的新媒介纳入其论述范围,他的这部著作不但拓展了罗丝的理论,也大大加强了其当代意义。
三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儿童文化领域,致力于寻求和探讨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而这种探求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研究话题的重要丰富与拓展。这一研究视野的开拓在本辑丛书中得到了十分鲜明的反映。例如,《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除了探究儿童文学及其阅读活动的方方面面之外,还探讨了诸如玩具、电视和电影是如何影响体验和理解文学的方式等话题,其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本人也是对于儿童文化始终保持学术敏感的一位研究者。早在1982年,他就为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编辑了题为“为儿童的商业文化:童书的一种语境”(Commercial Culture for Children: A Context for Children’s Books)的专栏,其中收入了包括大众市场与儿童玩具、当代少年电影趣味趋势、儿童电视观看等话题在内的九篇论文。其后,儿童文化、尤其是儿童通俗文化也一直是诺德曼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样,《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将传统童话和现代童话纳入到广阔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和意识形态背景上加以分析;而作者齐普斯从来不把童话的呈现仅仅限定在纸本意义上,他的许多研究都是以当代童话电影、卡通等为对象展开的学术探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就专辟一章,就迪斯尼动画的“神话”性进行了“祛魅”分析;而在其他各章的论述中,齐普斯的分析也时常跳出印刷文本的限制,将童话的现代呈现媒介也同时纳入论述范围。《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将儿童文学、儿童电影等的研究置于错综复杂的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权力”关系中加以探讨,同时也显示了鲜明的美国文化色彩和意识。
1.经济学案例要贴近生活。
许多教材在讲替代关系时常以茶叶和咖啡为例,这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没错,但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生活习性差异较大,有些地方,如广东,喝茶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咖啡根本无法代替,尤其是那些喜喝功夫茶的人更是如此。类似的例子还有大炮和黄油。该案例虽能反映稀缺资源配置的原理,但黄油离中国学生似乎有点远,而且对于普通消费者,二者既非替代也不互补。这就说明,经济学案例的选择,应该尽量从生活实际出发。
2.案例要与理论紧密结合。
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并能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和原理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说到底,案例教学是理论教学基础上的一种辅助教学方法,是为理论教学服务的。因此,选编的案例必须反映经济学原理的典型特征和一般规律,要能揭示案例的内在联系和经济学原理的有关特征。
3.经济学案例来源要多样化。
经济学案例来源首先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经济现实生活,尤其是热点经问题。因为这类案例能引导学生走出象牙塔,关注现实生活,极大地培养学生对经济学的兴趣,大家都知道,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当我们用鲜活的经济生活成功地吸引了学生,使他们关注经济生活,甚至让他们养成了定时收看新闻联播、经济半小时、经济观察,并且关心国家的经济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二、经济学案例教学的课堂组织
1.正确处理师生关系。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学中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学生才是教学的主体。案例教学就是要在老师的主导下,利用鲜活的案例,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案例教学中,教师或在课堂当堂呈现案例,或布置学生课前阅读相关材料。然后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得出自己的观点。讨论案例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教师要创造机会让学生走向前台,展示自己的观点。教师则由前台转向幕后,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当组织和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进行讨论、交流,发现问题和分歧,尽量让学生自己解决,如果学生自己不能解决,则应选择适当时机给予解答。教师在学生讨论过程中,除了应该把握讨论节奏,控制教学进度外,还应当关注每个学生的表现,不断启发、诱导学生开动脑筋,尤其应鼓励学生勇于独立思考,形成独特见解。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能力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得以锻炼和提高。
2.正确处理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学生展示这些理论,案例教学则是要通过生动可感的实例来图解,或补充说明这些理论。很明显,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是主次关系,案例教学应服务于理论教学。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学具有独特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理论教学中严格的理论推导过程是训练学生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手段。学生就是在这一系列看似枯燥的训练过程中,学会了对经济现象的数学描述和严格的逻辑推演,掌握了一系列经济范式并试图用这些范式去认识纷繁复杂的经济世界,形成了对现实经济世界独特的分析、判断、归纳和预测的能力;另一方面,课堂教学中学习的概念、公式、定理、公理,是案例分析的基础。显而易见,没有概念和理论的讲解,仅仅从案例中得到结论,难以让学生建立起全面的理论结构,学生获得的必将是零散的不系统的知识点。因此,充分地讲解基本理论是学生学好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学不能像MBA教学那样可以以案例为主。相反,在经济学教学中,案例教学只能是理论教学的辅助,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的。
3.案例要服务课堂教学的需要。
在文学的方面,抒情是文学中的主要表达方式,因而首先从抒情的角度进行分析中西方文学的差异。文学上的抒情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文学者在很多不同的情况下,往往需要用到抒情这种表达方式,以期抒发学者自己内心的情感。首先从东西方的抒情原则看,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抒情的原则主要是从理性出发,一切的抒情方式都强调有“理性”概念,并不会太过感性,因而西方的抒情语句也就显得比较的直白,而不会有太多的修饰与比喻。在西方人的文学理念里,人类的情感里,不应该有太过得感性,而是由一定的限度,保持有一定的理性观念,在人类运用抒情的表达方式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时,保持一定的限度,不会过分宣泄自己内心的情感,而是以一种理性地抒发。另外,西方的英语文学比较注重有感而发,对发生的事情、体验、认识有所感悟才会运用文字书写下来,抒发自己内心真切的感动,有感而发这一特点与中国的文学抒情相同,运用抒情的手法之前,都需要有对事物、人物有些许感触。在东方的文学作品中,中国的文学以抒情为主要抒写方式的作品当属“诗词”了,中国的诗歌文学中,大多数都是用以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因而在中国史上的诗词大多数都是抒情诗。中国文学的抒情方式比较浪漫、感性,以宣泄诗人内心的许多不同种类的情感,用大量的感性词语构成句子,相对西方的抒情文学作品,中国的抒情文学作品比较容易打动读者的心弦,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文学的用词比较的多样,宣泄情感的词语有许多形式的用法,中国的文字成千上万,构成的词语也是多式多样的。且相对西方文学的抒情,中国文学比较感性,没有一定的理性概念,宣泄内心的情感比较自由。
二、中西方文学的鉴赏角度差异
在西方的文学中,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赏主要是读者们对于作品的评论,他们认为,鉴赏一部文学著作,就是评论该文学作品,西方文学者比较注重人类的评论。由于在文学的词语当中,“评论”与“鉴赏”有着很大的差异,“评论”的发出者往往是社会中的大众,评论可以使很随意的一句话,或者是看完这部著作后的一句感叹句,而“鉴赏”的发出者往往是比较专业的文学者,鉴赏需要有比较专业的术语组成,鉴赏会是一段长长的专业的话语,鉴赏的构成需要有专业人士组织话语,不能只是随意的几句话。另外,再继续从文学作品中的鉴赏角度进行探究中西方的文学差异,西方人鉴赏文学,运用的是大众的评论话语对文学进行鉴赏,且西方人们的评论主要是对文学内容的评论,评论的语句运用的是简单陈述,评论得比较简单。而中国文学中的鉴赏则是注重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心理活动故事情节的艺术特点等的描述,中国文学的鉴赏大多以此种形式进行鉴赏,相对西方的文学鉴赏,会更显得有内涵、透彻。从这两者的分析,西方的学者比较注重“真实性”,善于剖析文学作品的真正主旨,而中国文学学者则是比较注重文学作品的“意境”,学者主要体会的是文学中所要表达的情感,中国文学的学者比较善于发现文学作品里面的修饰、修辞手法、表达特点。对于中西方的文学鉴赏方面的差异,中西方的文学都是各有千秋,西方的学者注重的是文学作品的精华与文学作品中的深层的哲理意义,注重体会文学的深层含义;而中国文学学者则是注重体会文学作品中的语句,善于学习文学作品的表达手法,更注重文学中的优美词句的体会。
三、中西方文学的语句构成差异
在众多的中西文学的著作看来,从中西方文学的语句构成的角度分析,西方文学的著作主要有小说、戏剧,而中国的文学著作则主要是诗词、小说。首先从小说的著作进行探究中西方的文学差异,西方的小说的语句构成简单、直白,没有太多的修辞手法,西方的小说拙作非常注重的是小说的情节描述,在西方学者认为,小说的情节是小说的主要构造,因而在西方的小说当中,都不难发现,西方的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得很快,而且西方的小说的情节发展会有许多出人意料的地方,这种猜不透的故事情节是西方文学的一大魅力,吸引着众多读者阅读,因此西方的小说运用的最多的手法是环境的铺垫、烘托,而且西方的小说中的结局往往是令人深刻而具有深层含义的一个结局,需要读者用心再回想小说的情节,让读者从中悟出该小说所要表达的深层次的含义。而中国的小说的语句成分相对较复杂,运用较多的修辞手法,注重语句的优美,在中国的学者认为,文学的优美,在于文学作品中的语句之中,因此中国的小说也就偏向于注重对小说故事中的人物、环境描写,描写得生动形象,在中国的小说中,情节的发展较为简单,没有太多复杂的情节,相对于西方的小说,中国的小说的情节描述较为简单,小说索要表达的含义、主旨相对较为简单。当然,小说的背景也是非常重要,小说的描写背景与小说所要表达的真正主旨有着很大的联系,要体会小说的旨意同时也要深切了解小说当时描写的写作背景,能够真正体会到小说的主旨是很难的,往往都有着很深层的含义,这里的中西方文学中的小说中隐藏的深层含义差别不大,只是在小说的刻画方面有所不同,西方的小说注重对情节的刻画,中国的小说则是注重对人物、环境的刻画。另外,西方比较著名的文学著作就是戏剧,西方的戏剧相当于一个剧本,因而也就更体现了西方文学更加注重情节描述的特点,致使西方的戏剧在文学坛上比较著名。中国的文学另外比较著名的则是诗词,诗词的描述主要是作者抒感的媒介,诗词注重修辞的使用,突显了中国文学注重修辞手法的使用特点。
四、小结
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数学的应用越来越广,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不仅如此,数学教育的实践和历史还表明,数学作为一种文化,对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具有巨大的影响。因此,提高基础教育中的数学教学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可目前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数学教学中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和做法时有发生,为此更新数学教学思想、完善数学教学方法就显得更加迫切。在数学教学中,开展学法指导,正是改革数学教学的一个突破口。
一
对数学教学如何实施数学学习方法的指导,人们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验。首先是通过观察、调查,归纳总结了中学生数学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如“学习懒散,不肯动脑;不订计划,惯性运转;忽视预习,坐等上课;不会听课,事倍功半;死记硬背,机械模仿;不懂不问,一知半解;不重基础,好高骛远;赶做作业,不会自学;不重总结,轻视复习”[1]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数学学法指导的途径和方法,如数学全程渗透式(将学法指导渗透于制订计划、课前预习、课堂学习、课后复习、独立作业、学结、课外学习等各个学习环节之中)[2];建立数学学习常规(课堂常规———情境美,参与高,求卓越,求效率;课后常规———认真读书,整理笔记,深思熟虑,勇于质疑;作业常规———先复习,后作业,字迹清楚,表述规范,计算正确,填好《作业检测表》,重做错题)[3]等等。诚然,这对于端正学习态度、养成学习习惯、提高学业成绩、优化学习品质,采劝对症下药”的策略,开展对学习常规的指导,无疑会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数学学习方法的指导,决不能忽视数学所特有的学习方法的指导。可以说,这才是数学学法指导之内核和要害。也就是说,数学学法指导应该着重指导学生学会理解数学知识、学会解决数学问题、学会数学地思维、学会数学交流、学会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等。有鉴于此,笔者主要从“数学”、“数学学习”出发,来阐释数学学习方法,论述数学学法指导。
二
从数学的角度出发,就是要考察数学的特点。关于数学的特点,虽仍有争议,但传统或者说比较科学的提法仍是3条:高度的抽象性、逻辑的严谨性和应用的广泛性。
1.数学研究的对象本来是现实的,但由于数学仅从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方面来反映客观现实,所以数学是逐级抽象的产物。比如三角形形状的实物模型随处可见,多种多样,名目繁多,但数学中的“三角形”却是一种抽象的思维形式(概念),撇开了人们常见的各种三角形形状实物的诸多性质(如天然属性、物理性质等)。因此,学习数学首当其冲的是要学习抽象。而抽象又离不开概括,也离不开比较和分类,可以说比较、分类、概括是抽象的基础和前提。比如,要从已经过抽象得出的物体运动速度v=v0+at、产品的成本m=m0+at、金属加热引起的长度变化l=l0+at中再次抽象出一次函数f(x)=ax+b,显然要经过比较(它们的异同)和概括(它们的共同特征)。根据数学高度抽象性的特点,数学学法指导要强调比较、分类、概括、抽象等思维方法的指导。
2.数学结论的可靠性有其严格的要求,观察和实验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和方法,而是要经过逻辑推理(表现为证明或计算),方能得以承认。比如,“三角形内角和为180°”这个结论,通过测量的方法是不能确立的,唯有在欧氏几何体系中经过数学证明才能肯定其正确性(确定性)。在数学中,只有通过逻辑证明和符合逻辑的计算而得到的结论,才是可靠的。事实上,任何数学研究都离不开证明和计算,证明和计算是极其主要的数学活动,而通常所说的“数学思想方法往往是数学中证明和计算的方法。探求数学问题的解法也就是寻找相应的证明或计算的具体方法。从这一点上来说,证明或计算是任何一种数学思想方法的组成部分,又是任何一种数学思想方法的目标和表述形式”[4]。又由于证明和计算主要依靠的是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所以根据数学逻辑的严谨性特点,数学学法指导要重视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综合法的指导。
3.由于任何客观对象都有其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因而从理论上说以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数学可以应用于客观世界的一切领域,即可谓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应用数学解决问题,不但首先要提出问题,并用明确的语言加以表述,而且要建立数学模型,还要对数学模型进行数学推导和论证,对数学结果进行检验和评价。也就是说,数学之应用,它不仅表现为一种工具,一种语言,而且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思维模式。根据数学应用的广泛性特点,数学学法指导还要指导学生建立和操作数学模型,以及进行检验和评价。
三
从数学学习的角度出发,就是要通过对数学学习过程的考察,引申出数学学法指导的内容和策略。关于数学学习的过程,比较新颖的观点是:“在原有行为结构与认知结构的基础上,或是将环境对象纳入其间(同化),或是因环境作用而引起原有结构的改变(顺应),于是形成新的行为结构与认知结构,如此不断往复,直到达成相对的适应性平衡”[5]。通过对这一认识的分析和理解,就数学学法指导而言,可概括出以下3点:
1.行为结构既是学习新知的目的和结果,又是学习新知的基础,因而在数学教学中亦需注重外部行为结构形成的指导。由于这种外部行为主要包括外部实物操作和外部符号(主要是语言)活动,所以在数学学法指导中,一要重视学具的操作(可要求学生尽可能多地制作学具,操作学具);二要重视学生的言语表达(给学生尽可能多地提供言语交流的机会,可以是教师与学生间的交流,也可以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
2.认知结构同样既是学习新知的目的和结果,也是学习新知的基础,故而数学教学要加强数学认知结构形成的指导。所谓数学认知结构,是指学生头脑中的知识结构按自己的理解深度、广度,结合自己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特点,组合成的一个具有内部规律的整体结构。因此,对于学生形成数学认知结构的指导,关键在于不断地提高所呈现的数学知识和经验的结构化程度。在数学学法指导中,须注意如下几点:①加强数学知识间联系的教学。无论是新知识的引入和理解,还是巩固和应用,尤其是知识的复习和整理,都要从知识间的联系出发。②重视数学思想的挖掘和渗透。由于数学思想是对数学的本质的认识,因而数学思想是数学知识结构建立的基础。常见的数学思想有:符号思想、对应思想、数形结合思想、归纳思想、公理化思想、模型化思想等等。③注重数学方法的明晰教学。数学方法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是建立数学知识结构的桥梁。常见的数学方法有:化归法、构造法、参数法、变换法、换元法、配方法、反证法、数学归纳法等。
3.在原有行为结构与认知结构的基础上,无论是通过同化,还是通过顺应来获得新知,必须是在一种学习机制的作用下方能实现。而这种学习机
制主要就是对学习新知过程的监控和调节,即所谓的元学习。实质上,能否会学,关键就在于这种学习是否建立起来。于是,元学习的指导又成为数学方法指导的重要内容。为此,在数学学法指导中,需要注意:①要传授程序性知识和情境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即是对数学活动方式的概括,如遇到一个数学证明题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再干什么,就是所谓的程序性知识。情境性知识即是对具体数学理论或技能的应用背景和条件的概括,如掌握换元法的具体步骤,获得换元技能,懂得在什么条件下应用换元法更有效,就是一种情境性知识。②尽可能让学生了解影响数学学习(数学认知)的各种因素。比如,学习材料的呈现方式是文字的、字母的,还是图形的;学习任务是计算、证明,还是解决问题,等等。这些学习材料和学习任务方面的因素,都对数学学习产生影响。③要充分揭示数学思维的过程。比如,揭示知识的形成过程、思路的产生过程、尝试探索过程和偏差纠正过程。④帮助学生进行自我诊断,明确其自身数学学习的特征。比如:有的学生擅长代数,而认知几何较差;有的学生记忆力较强而理解力较弱;还有的学生口头表达不如书面表达等。⑤指导学生对学习活动进行评价。如评价问题理解的正确性、学习计划的可行性、解题程序的简捷性、解题方法的有效性等诸多方面。⑥帮助学生形成自我监控的意识。如监控认知方向意识、认知过程意识和调节认知策略意识等等。
四
根据数学内容的性质,数学教学一般可分为概念教学、命题(主要有定理、公式、法则、性质)教学、例题教学、习题教学、总结与复习等5类。相应地,数学学法指导的实施亦需分别落实到这5类教学之中。这里仅就例题教学中如何实施数学学法指导谈谈自己的认识。
1.根据学生的学情安排例题。如前所述,学习新知必须建立在已有的基础之上,从内容上讲,这个基础既包括知识基础,又包括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还包括学习兴趣、认知意识,乃至学习态度等有关学习动力系统方面的准备。因此,无论是选配例题,还是安排例题,都要考虑到学生的学习情况,尤其是要考虑激发学生认知兴趣和认知需求的原则(称之为动机原则)。在例题选配和安排中,可采取增、删、调的策略,力求既突出重点,又符合学生的学情。所谓增,即根据学生的认知缺陷增补铺垫性例题,或者为突破某个难点增加过渡性例题。所谓删,即根据学生情况,删去比较简单的例题或要求过高的难题。所谓调,即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将后面的例题调至前面先教,或者将前面的例题调到后面后教。
2.根据学习目标和任务精选例题。例题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莫过于理解知识,应用知识,巩固知识;莫过于训练数学技能,培养数学能力,发展数学观念。为发挥例题的这些基本作用,就要根据学习目标和任务选配例题。具体的策略是:增、删、并。这里的增,即为突出某个知识点、某项数学技能、某种数学能力等重点内容而增补强化性例题,或者根据联系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加补充性例题。这里的删,即指删去那些作用不大或者过时的例题。所谓并,即为突出某项内容把单元内前后的几个例题合并为一个例题,或者为突出知识间的联系打破单元界限而把不同内容的例题综合在一起。
3.根据解题的心理过程设计例题教学程序。按照波利亚的解题理论,一般把解题过程分为弄清问题、拟定计划、实现计划、回顾等4个阶段。这是针对解题过程本身而言的。但就解题教学来说,还应当增加一个步骤,也是首要环节,即要使学生“进入问题情境”,让学生产生一种认知的需要。对于“进入问题情境”环节,要求教师用简短的语言,在承上启下中,提出学习目标,明确学习任务,激起认知冲突。而对其余4个环节,教师的行为可按波利亚的“怎样解题表”中的要求去构思。一般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注意做到做好前3个环节,却容易忽视“回顾”环节。
严格说来,回顾环节对解题能力的提高,对例题教学目的的实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回顾环节来讲,除波利亚提出的几条以外,更为主要的是对解题方法的概括和反思,并使其能迁移到其它问题的解决之中。
一、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首先,我认为,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并非全部是误解。相反,事实上,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否定的,一种是肯定的。
1.对中国哲学的否定态度
在否定的态度中还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忽略,一种是误解。在第一种情况中,某些西方哲学家并不关心除了西方哲学之外的其他任何哲学,包括中国哲学以及其他亚洲哲学。在他们看来,哲学仅仅诞生于古希腊,所以,任何被称作哲学而又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东西都不在他们的哲学研究范围之内。譬如,文德尔班在他很有影响的《哲学史教程》中就完全没有关注到中国哲学。在他看来,哲学史就应当是西方哲学史。但这种情况自上个世纪以来有些变化:开始出现一些哲学史教程和著作包括了对中国哲学的描述和解释,特别是在对世界哲学的导论性著作中。至少一些哲学史的著作开始有意识地标注为《西方哲学史》,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史。这表明,他们开始缩小对哲学史理解的范围。
对中国哲学的另外一种否定态度就是误解。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存在对中国哲学的正确理解,而是说,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解释完全出于自身需要,脱离了中国哲学的语境或背景。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解释就是这样的典型。黑格尔否定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可能存在形而上学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完全就是一种宗教,即孔教。但显然,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对中国哲学的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我在后面将指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相似性不仅存在于道德思想中,同样存在于形而上学中。黑格尔把中国哲学仅仅看作一种道德理论,其原因在于,在他看来,中国人不可能有形而上学的或超验的思想,中国哲学应当是绝对精神在历史中的一部分,而西方哲学才应当被看作是哲学的主流。
我认为,如今已经很少有哲学家仍然同意黑格尔的这种解释。但毫无疑问,这种误解已经根植于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之中。我想提出的对这个判断的一个证明,就是中国哲学在西方大学哲学系中的尴尬地位。据我了解,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很少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看作哲学系的组成部分。大多数讲授中国哲学以及相关学科的教师可能会是在与宗教或文化研究相关的系或研究所里,比如宗教学系或东亚系等。然而,相反,我们有西方哲学研究、东方哲学研究、哲学研究等,作为中国大学哲学系的组成部分。
2.对中国哲学的积极态度
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哲学发生兴趣的西方哲学家数量正在增加。他们相信,中国哲学中有一些东西值得西方哲学家去学习,这在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在后现代哲学)中变得比较流行。我认为,一般而言,对中国哲学的这种积极态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好奇,另一种则是谦逊。
历史地说,西方人对中国以及中国哲学的兴趣从中世纪就开始了。可以理解,对西方的先辈来说,远离他们国土的中国大陆是非常奇特和有吸引力的。他们对中国的一切都非常好奇,对到中国的传教士带回的中国物件和中国哲学也很感兴趣。在18—19世纪,当时的许多贵族家庭非常时兴有一间特别的中国房间,用来自中国的丝绸或绘画装饰这个房间。在18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中也有一种潮流,就是谈论中国和中国文化,引用一些对中国经典的翻译,比如伏尔泰的《中国孤儿》(1755)就是对中国元代古典悲剧《赵氏孤儿》的法文翻译。然而,我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心态主要是对新奇之物的好奇,而不是他们认为有必要关心中国哲学。不过,西方人了解中国和中国哲学总比忽视或否定要好得多。
对中国哲学的另一种积极态度就是谦逊,即某些西方哲学家非常希望能够从中国哲学中学习到许多东西,用以支持他们的哲学理论,或者是拯救危机和冲突中的西方哲学。譬如,在第一种情况中,莱布尼兹对中国哲学的兴趣,目的在于构造他的单子论。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莱布尼兹在1701年收到法国著名的传教士白昔(JoachimBouvet)的来信后,更加确信了这个信念。白昔在信中附上了伏羲易经图。珀金斯在他的《莱布尼兹与中国》(2004)一书中描述了这个过程:“当时,白昔正在研究易经,确信它包含了某些神秘的知识,因为它与伏羲和最高主教有某种联系。正在这时,他收到了莱布尼兹对二进制的描述,因此白昔对这两种二进制的相似性——他看作是同一的——感到震惊。这种相似性特别令人感到惊讶,是因为阴阳图的传统排列,即邵雍所做的《暹阗图》,稍加改动,就成了莱布尼兹二进位制的排列。白昔确信,阴阳图就代表了二进位制,1701年他把这写信告诉了莱布尼兹,这使得莱布尼兹也确信了这一点。……由于莱布尼兹相信存在一种中国算法,因此二进位制与阴阳图之间的联系就对莱布尼兹关于中国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发现使得莱布尼兹更加相信,古代中国的智慧超过了近代中国,他相信,欧洲人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发现这些真理。这种联系也使得莱布尼兹逐渐确信隐藏于中国语言背后的理性结构。”(PP116-118)这段引文足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莱布尼兹的思想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由此可以得知,莱布尼兹的二进位思想的确是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交流的结果。
海德格尔也是意识到中国思想对西方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家之一。叔本华非常欣赏印度的佛教思想,但与此不同,海德格尔更尊重中国哲学中的道家思想。他与中国哲学家萧诗毅于1946年合作把《道德经》译为德文。虽然这个工作没有完成,但显然,海德格尔受到了老子《道德经》思想的启发或影响。萧诗毅写道:“有一次,海德格尔本人曾对他的德国朋友说,通过从事对老子思想以及孔孟思想的工作,他学到了许多东方的思想。”(P93)
更为明显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喜欢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他们的思想资源。霍大维(DavidHull)在他论述现代中国与后现代西方的文章中,就试图用现代中国的方法解释后现代的西方,他力图表明:“传统中国哲学包含的思想资源可以回答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之争所表现出来的某些问题。的确,霍大维是要真正表明,古典的(也可以说成是‘前现代的’)中国思想就是后现代的。特别是,他认为德里达的延异概念以及无法由表达真理的哲学话语所掌握的东西所具有的首要性观念,对道家和儒家思想都是核心概念。”(P512)
毫无疑问,逐渐关心中国哲学的西方哲学家数量正在增加。我认为这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在不远的将来相互之间更好地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我们评价这种前景之前,应当清楚中国哲学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人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二、两种“中国哲学”概念
西方哲学家通常认为,中国哲学应当是指古代中国的哲学。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把中国哲学就看作是博物馆中的古代文物,而不是看作当代社会中活生生的观念。从当代的观点看,这种理解完全错了。我在这里就想区分两种“中国哲学”概念:一种是古代的中国哲学,一种是当代的中国哲学。
1.古代的中国哲学
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熟悉古代中国哲学中的某些概念,至少他们认为是熟悉的,但实际上存在很多混淆。我认为,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混淆是,儒家思想被解释为古代中国的惟一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这显然不是真实的。自战国以来,古代中国哲学就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和主张。即使是在汉代,汉武帝确立了儒家思想为惟一正统的哲学,把其他哲学流派都斥为异端,中国哲学中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比如道教思想、法家、名家等。所以,古代中国哲学的概念很复杂;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古代哲学时,首先需要弄清楚我们究竟是在讨论哪一个流派或哲学家的思想。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集中于不同哲学理论中的具体概念或观念,而不是泛泛地谈论中国哲学。
我认为,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另一个混淆,就是认为古代中国哲学是儒家、道家以及佛教思想的大杂烩。历史地说,这些流派具有许多明显不同的特征。简单地说,根据冯友兰1948年的《中国哲学史》所说的那样,儒家注重的是现实世界中的道德生活,这被称作是入世的哲学;相反,道家的思想被称作出世的哲学,因为它关注的是道法自然。我们知道,佛教思想起源于印度,但它自进入中国之后就从一种宗教转变成了一种哲学。因此,在理解中国哲学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各种流派和理论之间的这些差别,正如西方哲学中的各种差别一样。这样就有助于理解这些流派和主张得以形成以及有时出现相互冲突的各种背景。
我很欣赏冯友兰的这样一段话,他说,中国人并不关心宗教,这正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主要是哲学的。冯友兰把中国哲学的一些主要特征描述为:“大部分中国哲学家都不把知识看作某种自身具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们并不是为了知识而寻求知识;即使是在实践知识的情况中,它们也是直接承载着人类的福祉,中国哲学家主要是应用这种知识到现实活动,这就会直接带来幸福,而不是被看作关于幸福的空洞讨论。因此,中国人并不把著书立说看作仅仅是在建立理论主张,而是看作最高幸福的目标本身。大多数中国哲学流派都教导人们所谓的‘内圣外王’的方法。”(P2)
2.当代的中国哲学
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当代的中国哲学。什么是当代中国哲学?我相信,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会认为,哲学是当今中国的主导的或官方的哲学。这既是对的但又不全对。如同古代中国哲学一样,当代中国哲学也是很复杂的。事实上,它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即哲学、新儒家哲学和外国哲学研究。
的确,哲学在当今的中国哲学界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列宁主义和思想仍然对中国的哲学研究在意识形态上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如此,哲学研究中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根据最近一次关于哲学在当代社会的学术研讨会的情况报道,当前的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个是关于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哲学的现实性以及对社会实践的普遍意义。对当今中国的哲学家来说,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处理哲学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如何在今天保持哲学的创造性。
作为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当代中国哲学有着无法归之于古代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的方法论研究以及中国哲学经典在当代的意义。
第一个问题首先就与西方哲学有关系。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没有“哲学”这个概念,它是从日文翻译而来的。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在古代中国没有哲学思想。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第一本书《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是由杜威的学生在20世纪初写的,这被看作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诞生。然而,它是根据西方哲学的模式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把哲学思想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是把西方哲学的模式复制到了中国思想中。这种复制的好处在于,很容易按照不同的哲学分支对历史上的哲学文献做出分类和整理。但它的坏处也很明显,因为它按照完全不同于经典最初方式的西方哲学方法重新排列了所有的材料,这就歪曲了历史的事实。这样,中国经典的历史意义就会被消解掉了。对中国哲学的这种状态的反思,自和冯友兰以来就一直是中国哲学家关注的问题。最近的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的中国哲学家应当用自身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模式去解释中国思想和中国哲学。这是对自身哲学传统的一种自我意识。但关于中国哲学的学科地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为这门学科本身的确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我们如何能够在完全不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去做中国哲学?这是我们面临的首要的紧迫问题。
中国哲学家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哲学史中的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史中一直有一种解释古代文献的训诂学传统,这被看作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文献的主要方法。由此,我们今天读到的大部分儒家经典都是这些作者对先前文本的注释,例如孔子对六艺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解释,孔子教授他的学生,并形成了自己的经文学派,即“经学”,这自汉代以后就被推崇为中国社会中的主导意识形态。但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传统,这就是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理性做出的反思和批判。《论语》就是这种传统的一个代表。这个传统被称作“子学”。当我们分别反思这两个传统的时候,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脱离经典所产生的语境去理解经典的意义?我们知道,这些经典的作者试图回答或解决他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大多数经典的教导都与作者的时代相关,在他们看来,一个理论或主张的责任就是要回答那个时代的问题。这种对待理论的态度与西方完全不同;对西方哲学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从具体的经验中能够得到抽象的或一般的概念,而不是去解决他们当下面临的问题。所以,中国哲学家面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找到中国哲学经典对我们当今现实生活的普遍意义。
由于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建立和发展一直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家们就像熟悉自己的哲学一样熟悉西方哲学。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哲学自16世纪起就开始引入中国。从此以后,中国哲学家就通过在西方最新出版的哲学著作了解西方哲学,有时也通过日本人写的西方哲学著作。这就意味着,中国哲学家了解西方哲学恰恰是从西方最新出现的思想流派和理论开始的。特别是,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开始出现时,中国哲学家就对他们的理论产生了兴趣,并把他们的一些论著翻译成中文。而更让人感到奇妙的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在1921年出版仅6年之后,中文版就于1927年出版。历史地说,这是除了德文和英文之外的第一个其他语言的翻译。如今,西方哲学中的大部分经典文献都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而且有些著作还有不同的中文译本。所以人们就说,中国哲学家了解西方哲学比西方哲学家了解自己的哲学传统还多。
对中国哲学家来说,研究西方哲学的首要步骤就是把西方哲学著作翻译成中文。而对我们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理解西方哲学。石里克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洪谦以及海德格尔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熊伟,把他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在中国的西方哲学介绍和研究工作。他们是自1949年解放以后西方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代表,但即使是在学术圈里,也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金岳霖于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学习,他一生的工作就是系统地把亚里士多德逻辑介绍到中国,但到了晚年,他却关注中国传统哲学,用逻辑方法分析了道家思想。他的主要著作《论道》(1940)和《知识论》(1983)就表明了他具有强烈的中国哲学情结。我们知道,和冯友兰最初去美国是学习西方哲学,但他们的学术兴趣转向了西方哲学,正是他们根据西方哲学的模式建立了独立的中国哲学学科。
以上这些表明,中国哲学家始终在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这不是出于好奇,而是要理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相似性。然而,这两种哲学之间的张力又使得中国哲学家一定会对中国哲学独有情钟。我认为,要使得这两种哲学之间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关键在于找到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差别。
三、两种哲学之间的差别与相似
显然,差别总是比相似更容易得到认识。有时,我们只需要通过表面的观察或简单的分析就可以找出差别,但相似性却必须通过对差别的比较和深入分析才可能得到。我认为,对相似性的认识要比对差别的认识困难得多。
1.首先是差别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根据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但它仍然具有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对哲学思想的表达方式之间的矛盾。一般地说,我们发现它们在三个方面有所不同:在出发点上,在方法上以及在哲学的目的上。
在出发点上,西方哲学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或个人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样,个人就可以成为哲学研究身心关系等问题的中心。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导致了中世纪的神学,使得每个人都应当把向上帝奉献自己作为自己获得生命意义的方式,但每个个体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而在中国哲学中,个体之间并非是平等的,因为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成为圣人,这样他们就有了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中国哲学家在分析人性等问题时,更多地是关注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哲学中,每个人都是社会的动物,没有个人的特性。根据冯友兰的观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圣人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精神上要追求的道德理想。
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哲学家更关心的是沉思和践行,而不是像西方哲学那样的学习知识和训练逻辑。有趣的是,通常会把沉思和践行看作宗教上的活动而不是哲学的活动,但中国哲学思想却是很少或没有宗教意义的。所以,中国哲学家对他们的观点和理论主张缺少严格的逻辑分析和论证,逻辑和认识论在中国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最后,东西方哲学在哲学研究目的上的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看到,对世界的惊奇是西方哲学的开端。因此,西方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探究关于世界的真理以及世界与人类的关系。这样,西方哲学家们就总是关心我们具有的东西,比如知识、理性能力和逻辑。但对中国哲学家来说,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告诉人们如何成为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人。所以,冯友兰说:“总之,中国哲学往往强调的是人是什么(比如他的道德属性),而不是他有什么(比如他的思想能力和物质能力)。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圣人,即使他完全缺乏知识,他也仍然是圣人;如果他是一个邪恶的人,即使他拥有无数的知识,他也还是邪恶的。……中国思想家强调‘是什么’,而不是‘有什么’,这就不是在强调纯粹的知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只有科学的开端,但缺乏得到恰当发展的科学系统。”(PP2-3)这就意味着,中国哲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成为一个圣人或好人,而不是获取关于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的知识。
2.中西哲学的共同之处
我已经指出,差别是很容易识别的,但要发现这两种哲学之间的相似却更难。通过分析上面提到的各种差别,我把它们之间的相似归结为三个方面:关于宇宙的本源、关于生命的意义和关于社会的规则。
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不强调形而上学。他以内圣为例说明中国哲学研究是自我陶冶的方法。但内圣的理想却只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虽然是核心部分,但并非是中国哲学的全部。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之间存在着某些微妙的差别。儒家强调对行为的研究,而道家则关注超验的东西,这被看作是自然的法则。例如,老子就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根据老子的观点,道仅仅是万物之道。除了道家之外,佛教和阴阳学派也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讨论了宇宙的本源问题。例如,阴阳学派就提出了对天的神秘解释,把天就看作是宇宙。他们认为,宇宙就是由阴阳结合而成的。正是这个理论激发了莱布尼兹对中国哲学的极大兴趣,使得他能够把他的二进位制用于解释宇宙的最初因。在中国哲学中,阴和阳是宇宙的两种不同本源:阴具有女性的特征,是消极的、被动的;而阳则具有男性特征,是积极的、主动的。它们都是宇宙万物的最初因。
天人合一被看作是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因为人本身就是天的一部分,它们相互不可分离。虽然对天人合一以及人对天的服从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显然,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家和道家)都是试图用一种本源而不是各种理论来解释宇宙的最初因和本质。所以,对它们来说,天和道都是惟一的,都是高于人类的,但又是只有通过人类才能得到,这就是所谓的“替天行道”,也就说,人可以以天的名义实践道。天人合一这个观念的前提是相信,人和天或自然之间是没有分别的,因此,人和天被看作是同一的。这与西方的二元论思想完全不同。根据西方的二元论观念,主体和客体是分离的。而正是中国哲学的这个观念,使得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宣称,他们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发现了某些相似性。这里至少可以提到两个观念:一个是开始于19世纪末的反二元论观念;另一个是诉诸于混沌(但不是混乱)的观念。的确,某些西方哲学家已经注意到,古代中国哲学中的某些形而上学思想可以拯救西方哲学面临的在科学技术控制下的人类生活中出现的危机,保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例如保护动物和自然环境。
许多哲学家已经指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伦理具有首要性。的确,孔子关注的焦点是自己如何做到内圣外王。道教虽然被看作主要关心宇宙的本源或本质,但它也关注道德问题。例如,《道德经》就是由两部分构成的:《道经》关心的是世界万物成为自身的方式;《德经》关心的是人类的德性。“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51章)这就意味着,当我们由道而生,我们就应当由德而养。道是我们无法用语言去要求的,我们只能遵从或服从它;而德性则是我们可以通过训练和陶冶而得到的。为什么中国人很少宗教性而更多哲学性,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能去追问道是什么或通过宗教的方式去追求道,而只是追问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好人或圣人。由此,中国哲学家就愿意讨论这样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想做一个好人,我们应当如何去做?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好处就在于它不需要上帝作为判断善恶的绝对标准;因为即使上帝被从至高无上的地位拉了下来(就像尼采做的那样),我们也不会迷失方向。我发现最近西方哲学家出版了许多关于生命意义的著作,比如约翰·科廷汉、安东尼·格瑞林和约翰·斯库顿等。他们都很好地对公众讨论这个问题,但最终他们都要求诸于神学的解释以获得对这个问题的确定回答。当然,我知道他们大多数都是无神论者。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不用神学的或基督教的解释就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中国哲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想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当然,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没有任何偏好。我的策略是比较这两种哲学,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解决我们生命中的同一性和社会地位等问题。
最后,这两种哲学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也有相似之处。中国有丰富的如何建立社会制度的思想资源。在古代,有学问的人或受过教育的人的最高理想是做政府的官员。孔子在《论语》中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第19章)。在《道德经》中,老子同样为君王提供了许多如何治理国家的建议。他的政治理想是由圣人治理国家。他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3章)这个理想历来遭到许多批评,被看作是一种愚民政策。但在老子的时代,很难要求君王去关心人民的疾苦和幸福。所以,老子就以这种方式提出好的君王应当如何善待他的人民。因此,作为君王的圣人就是哲学王。的确,中国哲学中的一个传统就是,几乎所有的帝王都宣称要成为圣人,他们是从上天得到权位的。
根据西方最新的政治哲学发展情况,政府与其人民之间的关系在关于民主、政府职责等问题的讨论中成为焦点之一。如何处理最小政府的问题就成为政治哲学家面临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可以说,来自儒家和道家的中国哲学思想可以有助于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
1、对知识点进行梳理以达到层次分明。在梳理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不甚明了的问题,这时需翻书对照,仔细研读概念,防止概念错误。
2、归纳思想方法,升华成为能力。
掌握数学思想方法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归纳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二是归纳重要题型的解题方法。还要注意典型方法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防止套用形式导致错误。
如配方法、换元法、待定系数法、判别式法、因式分解法等操作性较强的数学方法。学生要熟练掌握每一种方法的实质、解题步骤和它所适用的题型,灵活运用常见的添辅助线的主要方法。其次应重视对数学思想的理解及运用,如函数思想、方程思想、数形结合的思想、分类讨论思想、化归思想、运动观念等。近几年的中考题第二部分的试题都与此有关。
预计2006年考查应用能力的试题,将会结合北京奥运、上海申博、环境保护、节水节能等社会热点和学生熟悉的网络、体育等问题来设计,突出运用数学知识、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将会创设一些新的情景,会有一类新的决策性应用题出现,情景会较新,问题会更活,但在技巧、方法的要求上不会过高,不会人为地将问题复杂化。
3、查漏补缺,力争万无一失。相当一部分同学考试的分数不高,不少是会做的题做错。因此,要加强对以往错题的研究,找错误的原因,对易错的知识点进行列举、易误用的方法进行归纳。同学们可互问互答,在争论和研讨中矫正,使犯过的错误不再发生。
4、吃透题目分值,推理严密严谨。一些同学题题会做,题题被扣分,原因大多是答题不规范,抓不住得分要点,思维不严谨所致。这与平时只顾做题,不善于归纳、总结有关。建议这部分同学在临考前练习一下近两年的中考试题,并且自评自改,吃透评分标准,对照自己的习惯,时刻提醒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做到计算严密、推理严谨,减少无谓的失分。
二、基础是关键
1、计算要准确。中考数学试卷的满分是120分,其中有100分左右的题要靠计算来完成,计算不准是考试丢分的主要原因。
2、定义、定理、公理、公式的理解要正确。对教材中的定义、定理、公理、公式及常见的中考命题要做到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着力抓住重点进行系统复习。
3、过好审题关、表达关和书写关。为了保证中考试题能够“正确、迅速、整洁”地完成。平时不要忘记基本功的训练,过好审题关、表达关和书写关。做到“小题大做”只要自己会做的题目就不要做错。对最后的综合题要做到“大题小做”,做到会把大题分解成若干小题,步步为营,各个击破,决不要放弃。在平时训练中要狠抓细节和速度不放松。保证前100分的填空题、选择题和简答题能在40分钟顺利完成,把100分稳稳地拿到手,以便有充分的时间完成最后难题。
当代西方心理学的多元化发展是建立在传统主流心理学发展危机的基础之上的。20世纪20年代兴起并风行心理学界的行为主义将实证研究范式在心理学领域内的应用发挥到了极致水平。他们主张研究外在可见的行为,采用严格的条件控制,使用精确的数据来解释研究结果。60年代兴起的信息加工认知主义,虽然把研究对象从外部行为转到了内部加工机制,但是在方法上却一如既往地传承了实证研究取向,认为需要严格控制条件以得到更准确的解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心理学(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为代表)的这种科学主义研究理念受到了众多心理学家的追捧,甚至将实证研究方法奉为经典标准。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一味地追求实证研究造成了现代主流心理学忽视了文化的作用、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心理现象的复杂性、以方法为中心以及脱离生活实际的研究,等等如此的做法使得西方主流心理学不断遭到外界的质疑,同时也面临着包括来自自身领域的多方面诘难,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西方科学心理学领域的发展困境和危机。
遭受着来自心理学学科内部与外部多方面质疑与批判的西方心理学也意识到需要改变思维、超越自身发展瓶颈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心理学对以往的研究视界、理论建构、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思考。“在困境面前,许多心理学家另辟蹊径,开始寻找一条不同于主流心理学的道路,因而导致了心理学的多元化趋势。”[1]西方心理学各分支领域的相互融合,加之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思想的不断涌入,新理论的相互借鉴,从而使得当代西方心理学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局面。其一,当代心理学的多样化研究取向,主要以进化论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为代表。其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取向,主要以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叙事心理学等为代表。
二、多元与批判——当代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主题
多元和批判是当代西方心理学的突出主题,多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新概念、新课题、新思路弥补了传统心理学的不足之处,成为传统心理学的重要补充内容。批判化的发展则是指后现代心理思潮的出现与盛行,为整个西方心理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
1、进化论心理学——研究思路的创新
进化心理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在心理学界的一个名词,是包括相关的理论主张、课题研究等相对统一的心理学思潮。通常认为,进化心理学是试图通过普遍的行为机制来解释人类为什么以某种方式行事的科学。进化心理学是在广义进化论和社会生物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理论来揭示人类心灵的起源,解释人类的精神现象,把人类的心理属性看作是进化的结果。“进化论的基本假设有两条,即:有机体是在进化过程中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而历史地形成的;而历史地形成的有机体的一切方面,都对维持有机体的存在具有积极意义。这两条假设逻辑密切不可分离,二者的统一构成了有机体的各个方面及其与有机体、环境之间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同一性的说明”。[2]进化心理学家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人们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如此的心理机能和机制而不是其它?为什么有些心理机制和行为本能是所有人类都共同拥有的?为什么人类和动物在某些心理表现上会出现如此的类似?为什么我们总是确信文化对人类心智的重要作用,而较少考虑到生物进化作用对人类心理发展的贡献?带着诸多疑问,进化心理学的假设指出,人类所拥有的许多心理属性都可以看作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选择出来的,而最早形成的一些心理行为机制至今仍在人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进化论心理学在心理学领域内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进化研究”风暴。研究者开始更多地考虑到生物进化因素在心理变迁和心理解释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社会、认知、发展、人格、文化等各种各样的研究主题,开始逐渐进入到进化论心理学的研究议题之中。进化心理学确实从进化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的心理和行为表现的某些深层的结构与本质。“进化心理学的目标是揭示并进而理解心灵的构造和实质。它并非像知觉、学习、思维研究那样,是一个具体研究领域,而是心理学的一种思维方式,可以运用到心理学的一切领域”。[3]进化心理学对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认知科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自我保护与发展、人格特质、地位追求、配偶选择、后代抚养、关系维持等主题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新颖的解释路径。进化论心理学试图在人类发展的时间纵轴上展开对心理形成和发展的解释,说明进化在心理结构中的作用,在心理内容横轴上扩展和丰富自己的研究领域。
2、积极心理学——研究主题的变化
2000年,塞利格曼与西卡森特米哈伊刊登了《积极心理学导论》一文。文中指出:积极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是关于积极的整体体验、积极的人格特质以及积极的社会组织与环境的一门科学。[4]它们的研究活动将主题聚焦于诸如希望、智慧、创造性、勇气以及其他积极的精神等方面,让整个心理学界为之耳目一新。积极心理学的出现给传统心理学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积极心理学正如它的名称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关注的是积极向上的东西,比如人类的勇气、幸福、乐观、希望等心理品质,不仅要关注个体的幸福,还要关注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全体人类的福祉。1998年,出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马丁·塞利格曼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中,心理学家忽视了去践行心理学早先的任务和承诺,那就是保护和促进正常人的心理健康。虽然人们一直都在谈论一个关注了几千年的问题,即人性善的问题,只是从未在心理学领域内被重视并加以研究。
20世纪末期,积极心理学深刻影响到了世界其它各国的心理学研究,愈来愈多的心理学家主动参与到积极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中来。目前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积极的情绪和体验、积极的个性特征、积极的社会机制和组织建设三个方面。在积极的情绪和体验方面主观幸福感是研究重点,主要探讨诸如性别、年龄、学历、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工作性质、文化境遇、人格特征、性格类型、期望水平、生活事件、认知方式等因素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体验的相互关系。在积极个性特征研究方面主要关注积极人格的构成、培养和实现途径。在积极的社会组织建设方面则致力于分析管理、教育、社区、媒体等方面如何促进组织本身以及人类的发展。
积极心理学的出现和流行带来的是心理学研究主题的转换。积极心理学更为关注人性的积极层面,更致力于促进人类的幸福,提高心理质量。它在传统心理学领域内得到了广泛应用,尤其对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通过对咨询心理学以及积极心理学的主要旨意做了系统性的阐述,我们发现,积极心理学在咨询心理学领域是一种重要的建构,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咨询心理学的哲学根源与基础,要分清自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和不同。最后,我们相信,积极心理学能够融入到咨询心理学中来,并促使我们创建新的评价标准,也相信积极心理学能够运用到更多的跨学科领域中去”。[5]
3、后现代心理学——研究范式的变革
后现代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领域内后现代心理学分支的综合称谓,是后现代思想影响下心理学领域内各种变化的总体趋势,通过强调后现代思潮中解构前提、悬置本体、主张建构等理念,对传统心理学的众多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再审视。后现代心理学批判传统心理学的同时也在积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重要研究成果。话语分析和叙事方法的引入给当代心理学带来了很多新的发展空间,并为深入研究心理现象的本质指出了更新的解释视角和途径。后现代心理学对传统心理学的心理机器隐喻、实体性假设提出了质疑,主张人的心理是与社会互动建构的产物;对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认知主义提出了否定,重视语言在心理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后现代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在传统心理学领域内掀起了一场革命。
后现代心理学是一个很大的阵营,并非是一个统一的理论学派,它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但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理论建构。各种新近的后现代心理学分支比如社会建构心理学、叙事心理学、当代文化心理学、当代女性主义心理学等成为后现代心理学的主要代表。这些后现代心理学分支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致力于去研究的主题也多种多样。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以建构为主线,力求剖析以往主流心理学所建立的各种理论内容。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尤其重视理论或思想产生的时空场域和话语背景,以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反观其自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发展历程,由此展现了一个容社会、文化、个人等众多因素共同参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建构过程。[6]叙事心理学研究将叙事和心理学研究结合起来,却又超越了哲学和方法论的形式化藩篱。叙事心理学需要探索组成人类精神世界的意义系统与结构,强调叙事活动的时间与顺序维度,侧重研究在时间与顺序的关系中得到建构和解释的意义,从而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结构性地联系起来。当代文化心理学深入研究了文化和心理的深层建构关系,它认为文化和人类的心智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不存在统一的、普遍的、标准的原则和定律来解释人类心智的发展与工作机制,一种根植于某种文化的心理学理论,其理解和应用必将局限在产生它的此种文化中。女性主义心理学重新解读和审视主流心理学的科学观与方法论,批判父权制社会体系下主流心理学中所表现出来的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标准,及其研究行为对女性经验的排斥与歪曲理解,试图重新建构包括女性在内的心理科学。
总体来看,虽然后现代心理学的各种思潮的发展各有侧重点,但它们也具有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们都赞同后现代心理学所崇尚的“建构”理念。这种建构不是个体的建构,而是社会的建构,不是封闭的静态过程,而是开放的协同合作的动态过程。所有的建构都是在关系情景中产生、发展和变化,而建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带有文化和价值制约性。虽然后现代心理学阵营内部还存在诸多分歧,理论研究各异其趣,但后现代心理学家们开辟出了一些独特的新领域和新主题,并始终尝试着从新视点出发去创造一种全新的心理学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模式。后现代心理学对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的批判与重构,在西方心理学界中独树一帜,促进了对人类心灵奥秘的深入探索。
三、讨论与结语
对于近20年来西方心理学的整体发展趋势做出全面的描述和准确的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西方心理学的多元与批判的发展趋势是源于学科领域内外多方面的原因。而国内也是在积极地对这些新进发展的范式和理论尽量做到更为详尽的描述和介绍,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国外心理学发展状况的广角镜。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当代西方心理学发展中所出现的新趋势、新理念以及新研究方法,借鉴并融合了社会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精华,这让心理学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探索人类行为和心理的奥秘。不管是作为现代心理学体系多元化发展的进化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研究,还是作为现代心理学研究范式重要突破的后现代心理学思潮,都为我们继续研究和解释人类的心理现象提供了更加独特的视角、更加新颖的思路、更加深厚的理念以及更加灵活的方法。它们是现代心理学的一股新势力,是活跃在现代心理学的舞台上的独特风景。
但也有批评指出,当代西方心理学多元化和批判性发展的后果是造成了一片繁华的背后缺少了宏大理论的梳理和建构,尤其后现代心理学更是如此。不能否认,后现代心理学那种直入现代心理学要害的批判方式所带来的新思维已经让整个心理学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但后现代心理学是建立在批判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上,发展时间较短,相对于较为成熟的现代主流心理学的宏大流派来讲,它们在理论建构方面稍显稚嫩,仍需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
【参考文献】
[1]叶浩生.积极心理学(前言)[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14页.
[2]高申春.进化论与心理学理论思维方式的变革[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3]叶浩生.进化心理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及其意义[J].心理科学进展,2005.13(6).
[4]SeligmanME,CsikszentmihalyiM.,Positivepsychology:Anintroduction[J].AmericanPsychology,55(1):5-14,2000.
[5]DebraMollen,LanayaL.Ethington&CharlesR.Ridley,PositivePsychology:ConsiderationsandImplicationsforCounselingPsychology[J].TheCounselingPsychologist,34:304,2006.
[6]Gergen,K.J.,Socialconstructionistmovementinmodernpsychology.AmericanPsychologist,[J].18(3),1985.
关键词:语文阅读写作方法
不少同学认为语文难学,高中语文尤其难;甚至有些同学到高考复习阶段还在问,语文怎么学。也有人认为语文可学可不学,花了时间也不见进步多少,不花时间也不见得就退步。更为普遍的看法是,语文考试不考书本上的,语文课本(课文)没有用处。
对语文存在种种困惑的不仅仅有学生、家长,还有许多教师,甚至一些语文教师。追根究底,对语文的困惑、误解,甚至偏见,都是因为对语文学科的特点缺乏深入的了解,缺乏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最近几年,我一直反思高中语文教学的现实问题:学生普遍缺乏学习语文的兴趣,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缺乏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兴趣、习惯、方法,是每个人无论学习什么都不可或缺的,为什么偏偏语文学科全部丧失了?所以,我认为,高中甚至中小学语文教学完全失败了,比叶圣陶先生所批评的“少慢差费”问题更要严重。可惜尚未引起广泛的注意。
一、认识语文
关于“语文”,一种理解是语言和文字,它侧重基础知识。所谓语文基础知识,包括字词句等汉语知识,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等文体知识,作家作品等文学常识……很明显,一个人的语文素养不能仅仅体现为这些常识的!另一种理解是语言和文学。现行高中语文教材虽然增加了不少文学作品,但仍有浮光掠影之嫌,要“努力探索作品中蕴含的民族心理、时代精神,藉以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谈何容易。所以,我的理解是:语文应当包括语言、文字、文学和文化。
语文学科的特点:
一是主观性强。语文与其它学科尤其理工类学科不同的是,其它学科的考试内容可以在书本上找到相应的原理(定理),具有科学性、客观性,一旦掌握了原理(定理)就能解答习题;而语文要靠感悟,要靠表达能力(语言的运用能力),而且文无定法,阅读也是个性化的,主观性最强。每年高考考生不管多少,理工科试题的答案几乎不能不同,语文科试题(主观题)的答案几乎不能相同。如有雷同,即为作弊。这也是造成普遍认为语文科不考书本上内容的根本原因。
二是涉及面广。语文学科所涉及的内容五花八门,有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有历史、政治、经济、文艺等社会科学的文章,也有台风、地震、沙尘暴之类的科技说明文,几乎是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只要是用汉字排版的,都是语文的学习内容!
三是在生活中。语文是在生活中的,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语文既然涉及面广,当然也包含了生活,必须将书本上所学的语文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广告、招牌、宣传、告示……无一不与语文有关:书写是否规范,用语是否妥当,孰优孰劣。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可以感受传统文化底蕴。司空见惯的事情也能反映社会心理:有人闯红灯,必有人跟随;货车倾覆,有人趁火打劫,也必有人跟随,甚至哄抢。分析其心理,无非是阿Q的理论:“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且不说阿Q的流氓理论,更可怕的是把它作为一种正确的理论而加以广泛应用,把别人犯错(犯罪)作为自己犯错(犯罪)的理由。
四是厚积薄发。语文涉及面广,需要具备的知识就要广泛,学习语文必须见多识广。只有具备广博的知识,才有可能理解所阅读的文字,才有可能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见解。厚积薄发,换句话说,就是见效慢,不能立竿见影,这也是许多学生及家长认为语文可学可不学的根本原因。语文成了学生首先可以丢弃的学科,罕见学生愿意将课外时间花语文上;上课提及课文几乎全是摇头,有的说书上没有这篇课文,有的说老师没教过这篇课文。
二、加强积累
基于以上对语文学科的特点的研究,我们就应当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语文几乎无所不包,我们就把生活的、阅读的都纳入语文范畴。从语言文字(读音、字形、词语、句式、修辞等)到文体知识,从文学常识到文化知识,从历史、哲学到科学技术,从时事新闻到考古探索……尽量做到见多识广。
积累,就是日积月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长期坚持,才能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许多名家、名人的成功因素之一就是坚持积累,如剪报、摘抄、日记、背诵。这些是习惯,也是方法。其中,背诵是一项基本功,是增强记忆力的途径之一,也是学习语文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问题在于许多学生过于功利,又不够勤奋,认为背诵的只是高考默写所要求的篇目,只要高考前突击就可以了,于是错别字多,失分多。这是对背诵的误解。当我们阅读名家作品时,常常感叹作者知识渊博,能旁征博引。不是他们写作时才四处查找资料,恰恰相反,是他们在平时积累的基础上有所感悟,不吐不快,才有了作品。要学好语文,必须背诵名篇名段。但我们的同学太不注视背功了,一提课文就摇头。就像把房屋建在沙地上,水一冲,房屋就倒塌;不愿背诵,缺乏积累,如何能提高语文素养?只是人的记忆力再强也不可能储存所有的信息,所以要用剪报、摘抄、日记等方式辅助。
积累的方法还有联系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温故知新、举一反三。学到一样东西,就要联系以前学过的相关内容。比如,读的《沁园春·长沙》时,就要背诵他的《沁园春·雪》,复习诗词的相关常识。读到“独立寒秋”,思考“孤独”话题,就要联系屈原的孤独——“世人皆醉我独醒,世皆溷浊我独清”,陈子昂的孤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感悟“孤独”是精神的而不是肉体的。读到“鱼翔浅底”,就要联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
三、阅读方法
阅读,首先要遵循开卷有益的原则。一方面要学会判断所阅读的文字是否有益,另一方面要在阅读中受益。要实现在阅读中受益的目标,就要讲究阅读的方法。
一是猜读。首先从标题入手,猜测文章内容,然后阅读,印证猜测。比如《故乡的榕树》,可以推断为思乡类作品,而且是围绕“故乡的榕树”叙写乡亲乡情,抒发思乡之情的。其次,可以自行设计几个问题,然后通过阅读寻找答案。如《烛之武退秦师》,可以设计问题:烛之武是谁?为什么要退秦师?怎么退秦师?解答了这几个问题,也就把握了文章的大致内容。
二是悟读。“学而不思则罔”,学习却不思考就会困惑而无所得。许多学生经常感叹,不是不想看书,因为看过就忘了,语文水平不见提高,于是渐渐失去了兴趣,失去了动力。其原因大概还没有掌握“悟读”的要领,不知道阅读时应该思考什么,不知道应该从作品中获得什么。其实,悟读并不深奥而难以掌握。比如《游褒禅山记》,可以先学一事一议的写作技巧,然后感悟作者的观点:关于成功的条件和做学问的态度问题,再将这些观点拓展,联系现实,想想自己应当如何对待学习,如何才能实现理想,等等。再如《鸿门宴》,关于项羽的破釜沉舟和乌江自刎的故事都比较熟悉,但未必能再结合赵括的纸上谈兵和马谡的失街亭,思考“经验”话题。如果能明白,其中原因在于主帅是否具有威信和将士们是否对他信任,并且认识到“经验”不能生搬硬套,那么,无论时隔多久,一旦提到与“经验”有关的话题,都会想到这几个事例。
悟读,就是通过阅读,丰富自己的阅历和情感;“与文本展开对话,领悟其丰富内涵,探讨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就是多想想,文本能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对我们有什么启迪。
四、写作技巧
阅读过程也是一个借鉴的过程。课文也是范文,可以学习、借鉴名篇佳作的写法,作文就是从模仿开始的。议论文可以学《游褒禅山记》的一事一议写法,也可以学《六国论》《伶官传序》的开门见山写法;写景抒情类可以学《我的空中楼阁》《故乡的榕树》;叙事抒情类学《项脊轩志》;写人的可以学《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阅读鉴赏还要“努力探索作品中蕴含的民族心理、时代精神,藉以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作文的水平,首先体现为认识水平,其次体现为语言水平。“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如果能做到“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观点具有启发作用”,再做到文从字顺,那么,作文对他来说不过“小菜一碟”。
为了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我在课堂的教学和课外的辅导中,除了实施以上两个步骤,还要训练读后感的写法。因为读后感的应用非常广泛,如能掌握,实现阅读和写作两大目标就会事半功倍。(关于读后感的写作技巧,另有拙作《考场作文模式》介绍。)
达尔文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在学习过程中,兴趣、习惯和方法,其中方法最为关键。因为方法影响效率,效率影响兴趣,兴趣影响习惯。但兴趣却又是原动力,“在教育领域,一个主要原则是:人们对喜欢学的东西会学得最好,用所有的感官学会学得最快。”正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应当让学生明白,“我们怎样学习比我们学习什么要重要得多”,寻找、掌握适合而行之有效的方法至关重要,“世界充满着解决教育疑难的方法”,“大多数的学习方法,都是常识”,不是缺少方法,而是缺少发现。
参考文献:
1.《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