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保护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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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

关键词电子商务消费者隐私权保护

在当前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己经成为一种与人才、资金、原料等类似甚至更重要的资源。然而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消费者对于缺乏在线隐私保护的烦恼已随着因特网的使用而逐渐增加。互联网一方面为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传播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快捷，为个人信息的商业利用创造了极大空间，但这把双刃剑也同时使得我们的隐于被凯觑的境地。

一、电子商务环境中的隐私权范围及属性的界定

在对隐私权的已有研究中，学者多从纯粹思辨的法哲学层面对隐私权进行权利证成，主要关注的是隐私权的正当性问题，而对隐私权的实证分析关注不够。电子商务是一种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商务形式，传统的缺乏效率意识的隐私权权利证成很明显已不能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传统观点认为隐私权即指私人生活安宁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等[1]，属于人格权的范畴，其客体是个人秘密。关于隐私和隐私权的范围学界一直都在争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试图给隐私下一个一般的定义比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自由的定义更难”[2]。笔者无意于给已有的各种隐私权理论妄下断语，将集中关注适应电子商务环境的“信息控制理论”[3]。美国有的学者也认为，无论是在普通法上还是从隐私的字面理解，隐私权都包含了个人对关于他(她)本人的信息的控制[4]。笔者认为，电子商务环境下的隐私权带有信息、身体、财产和决定等方面的含义，至少涵盖对于个人资料支配权、利用权和维护权、个人私事或私生活的隐蔽或隐瞒权和保持个人生活和领域不受干扰和侵犯的权利，并且在电子商务运行中，易受侵害的消费者的隐私主要涉及个人资料的支配利用权和个人生活安宁不受侵犯权。

在网络环境下，个人资料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法隐私范畴的信息，可以说它是以是否能够识别某个主体为标准的，而不再是以不宜公开为标准。英国1998年《数据保护法》作了一个较全面的界定：“个人数据指与可识别的活着的个人的数据组合，包括数据控制者占有或可能占有的其他信息，任何关于该个人观点的表述、数据控制者或与该个人有关的其他人意图的表示。”[5]在网络环境下，个人资料不仅可以自己用于商业目的，而且有时被作为“信息产品”进行买卖。笔者认为，消费者被纳入保护范围的个人资料主要包括：特定个人信息(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编号)、敏感性信息(、婚姻、家庭、职业、病历、收入、经历)、E-mail地址、IP地址、Username与Password。这些个人资料属于消费者个人所有，这也意味着消费者对其个人资料拥有民法的权利，即控制权、收回权、知悉权、修改权和请求司法救济权。上述五种权利既是法律对个人资料保护而赋予的个人权利，也是个人资料隐私权的主要内容。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实践层面上，隐私权仅仅囿于人格权的范畴，“寄生”于名誉权下给予保护的。笔者认为，在电子商务环境中，隐私权应该向其财产权性质方面着力发挥。在电子商务中，网络运营商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广告宣传，或其他营利操作而侵害消费者权益。可以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已经具备了商品交换价值。故笔者认为，将私人信息的权利配置给个人，个人就能够控制其私人信息从而形成对其私人信息的财产权。隐私权必须被视为一种财产权，只有这样它才能够被转让并最终能由受让人予以利用[6]。私人信息财产权允许将私人信息的收益内化，任何其他人都不得无偿使用该权利资源，他们必须支付对价后，才能使用该权利资源，这样既能促进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电子商务中消费者隐私权受侵害的主要形式

根据上文论述，在电子商务环境中，消费者隐私权主要内含个人信息控制权、个人私事隐蔽权和个人生活安宁权，其中个人信息控制权最易受到侵害，本文主要涉及个人信息控制权受侵害的形式。

(一)任意收集个人数据。当前电子商务经营者为自身经营目的或其他特定目的，经常任意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电子商务经营者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主要方式是IP跟踪。在互联网上，每个用户都会被分配给一个唯一的IP地址。每一个被访问的站点都会得到该用户的IP地址。这些地址可被用来产生出一份该用户的记录，服务商可以根据该记录，清楚地了解到用户网上的行踪。网络服务商还可以通过“网络小甜饼”(cookies)之类的追踪软件来追踪用户在网上的行为，收集其兴趣或者其他个人可识别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向消费者有针对性地发送广告，或者把这些信息出售给他人。这样，我们在任何时间登录任何一家网站，浏览任何一条新闻，选择、比较任何一种商品，都会被网络服务商详细记录在册。更为可怕的是，通过网上病毒程序非法收集个人资料。2004年8月18日，江民科技公司截取一款“黑洞”病毒，该病毒能够自动搜索用户客户端，并且能够绕过部分防火墙直接“植入”用户电脑当中。它不但能够像“蜜蜂大盗”那样自动开启用户的摄像头偷窥隐私，盗取用户所有密码，掌控用户电脑的所有资料，而且还具有录音功能，能够偷录下用户语音、视频聊天的一切隐私。收集个人数据的另一种常用方法是，当消费者在上网浏览或者购物的时候，被要求填写含有个人数据的表格。还有的经营者以市场调查、会员注册的方式收集个人数据。通过病毒程序或者窃听程序等消费者个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个人信息很明显侵害了消费者的隐私权，不再赘述。即使在消费者个人知息的情况下收集其个人信息也可能构成侵权，是否构成侵权关键取决于网络服务商再次使用所收集的个人数据是否超过必要的范围，是否经过消费者本人的授权。

(二)深层次开发利用个人数据。消费者享有个人信息控制权，除非经消费者特别授权或公共机关为公共管理需要而使用个人信息以外，均构成侵权。在电子消费或交易中，消费者提供必要信息只允许用于其本身的目的，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更不能被散发或任意传播甚至被出卖。未经当事人同意，个人资料被用于与收集的个人资料事由无关的目的即为不正当的利用。当前，许多网络服务商都不公布其所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政策，也不承诺不将这些信息用于规定目的、范围之外的活动，经常将收集到的个人数据进行再次开发利用，建立起种种类型的资料库。实际上，电子商务中的个人数据不但具有价值，更有成为商品的可能。现实中，个人数据已经成为商品在网络上买卖，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公司公开在网站上推销个人数据[7]。

(三)非法转让个人数据。个人数据被不当利用还表现为个人数据被擅自非法转让。个人数据在电子商务中的流转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商家之间相互交换各自收集的信息，或者是与合作伙伴共享信息。这种共享使个人数据用于交易以外的目的，使个人数据有可能被更多的商家知晓和利用，无异于变相侵害个人隐私。另一种是将个人数据作为“信息产品”销售于第三人或转让给他人使用。由于这种方式将个人资料商品化却没有向消费者个人支付任何对价，所以笔者认为这是对个人隐私侵犯最为严重的一种侵权行为。美国最大的网络广告商Doubleclick公司就因不当获取及销售网络个人材料而曾受到指控。

在传统的商务模式中，公民的隐私权虽然也会受到不法商人的侵害，但其侵害的范围和程度都远远不能与电子商务相比。IP地址被跟踪，隐私信息被非法出售，账户密码的泄露，邮件炸弹的肆虐，给个人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和网络秩序的混乱。网络隐私所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和黑客技术的发展，使得消费者的隐私保护之战将长期存在。

三、我国网上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现状

当前，世界各国对隐私权保护方式存在明显差异。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采取直接保护方式，承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当个人隐私受到侵害时，受害人得以侵犯隐私权为由提讼。而我国采取间接保护方式不承认隐私权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而是把其当作人格权下的某种利益，当个人隐私受到侵害时，只能借助于名誉权或其他人格权请求法律救济。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可见，在《民法通则》中并未明确规定要保护隐私权。《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但隐私权概念比“人格尊严”要广泛得多，《宪法》所保护的并非普遍意义上的“隐私权”。个别单行的法律法规里涉及到网络隐私或网络隐私权，如信息产业部2000年10月8日通过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第12条就规定：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上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密，未经上网用户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法律不但没有明确规定保护隐私权，而且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也仅仅停留在禁止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的程度。我国关于网络隐私的保护，基本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所以对我国的网上消费者而言，在法律上既没有新的网络隐私保护的规定可供适用，也不能求助于传统隐私权的保护手段来保护个人的网络隐私。

四、完善我国网上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建议

针对电子合同缔结和履行过程中引起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可以实行法律规制和行业自律并重原则。基于网络的国际性特征，采取国际通行的规则，明确界定信息收集者与信息被收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确定网上收集个人资料的主体资格。当前我国公民隐私权没有允分法律保障，网上个人数据保护措施严重滞后的情况下，笔者认为，首先应当从主体资格上规范个人资料的收集。电子商务领域通行的规则是，在线经营者可以为了其本身开展的特定服务或交易的需要而自行收集客户或消费者的个人资料。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行业，特别是与个人资料密切相联系的行业，是否可以自由收集，各国做法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认为台湾地区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根据台湾地区制定的《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规定，将收集处理个人资料的主体分为公务机关和非公务机关两种，非公务机关中专门收集个人信息资料的资信业收集个人资料必须事先取得许可，而其他行业实行核准登记，未经事业主管机关依法登记并发给执照者，不得为个人资料之收集，电脑处理或国际传递及利用。我国尚未有个人资料收集管制方面的规定，我们建议对于专门收集个人资信信息的专业公司实行许可制度，而对于一般个人资料收集只要在收集和利用方面做出规定即可，不必实行登记管制。

(二)确立电子商务环境下个人数据保护的基本原则。电子商务的发展依赖于用户对个人数据安全的信任。尤其是，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刚刚起步，网上个人数据保护措施严重滞后的情况下，既要强调信息自由流动，又必须强调对互联网隐私权的保护。在立法上，我们可以参照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做法，确立个人资料保护的原则。笔者认为，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①依法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如法律对于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有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依照该规定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如无明确规定，经营者在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时也不得侵害消费者合法的权益；②最低限度原则。经营者为某种合法的目的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在实现其目的的前提下，最低限度地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如超出必要的限度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即为个人信息的滥用，经营者应承担相应责任；③向消费者说明及告知原则。经营者在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前，应就其收集和使用的目的向消费者进行说明。在收集和使用之后，应告知消费者有关情况；④保证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原则。经营者有义务对所收集的资料采取合理的安全保护措施，确保消费者个人信息不受第三方干扰。

(三)科学设置例外或免责条款。互联网的发展离不开对个人数据的合理使用。“保护隐私”和“保障信息流通”之间，既有矛盾，又相辅相成。由此决定，既要保证公民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又不能使保护隐私成为信息自由流通从而发挥其经济价值的障碍，法律惟有平衡地协调两者利益，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双赢”。因此，在确立个人数据收集使用基本原则的同电，必须科学设置免责条款。例如，在以下情况中，网站可以免除可能的侵权责任：为了免除当事人在生命、身体或财产方面的紧急危险；为了增进公共利益；为了防止他人权益的重大危害，且不会损害当事方的重大利益；根据执法机关的要求或者为公共安全目的向相关有权单位提供个人资料；因为消费者的过错导致个人资料泄露；因为政府管制造成的暂时性关闭等影响网络正常运行的不可抗力所造成的个人资料泄露、丢失、被盗或者被篡改，等等。

(四)确定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在理论上对隐私权进行研究和在立法、司法上对稳私权保护呈专门化、国际一体化的趋势[8]。隐私权作为人们的一项基本权利，理应作为独立的人格权的组成部分，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尤其是在互联网日益普及、人们越来越多地利用互联网作为信息传送和信息交流的今天，这一问题更应当引起政府、网络服务提供商和广大网民的重视，并在全社会形成一整套保护网上隐私权的法律及其执行机制。唯其如此，才能使人们的人身权具有完整性、彻底性。

(五)行业自律组织应作出相应的规定，以引导行业自律。加强网上信用体系的培育，行为自律组织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在当前网络个人隐私缺乏有效的立法规制的情况下，行业自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规则模式，即使在制定相关的法律后，行业自律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六)加强国际间协调。由于互联网具有超国界性，因此保护网络与电子商务中的隐私权需要国际间协调，让本国的法律给本国及外国用户以完善的隐私权保护的同时，也需要其他国家的法律与机构来保护本国用户的隐私权，这就要求要尽快完善隐私权保护体系，与一些相应国家进行协调，提出大家都认可的网上隐私权保护的要求与标准。

隐私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是实现个人和社会基木和谐，达到整个社会安定有序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今天，只有在人们的隐私权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的情况下，才能使人们的人格得到健康发展，也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整个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

参考文献

[1]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161

[2][美]阿丽塔·L·艾伦，理查德·C·托克音顿.美国隐私法：学说、判例与立法[M].冯建妹等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13

[3]张莉.论隐私权[A].徐显明.人权研究：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388

[4][美]阿丽塔·L·艾伦，理查德?C?托克音顿.美国隐私法：学说、判例与立法[M].冯建妹等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254

[5]高富平.个人信息与隐私[J].http：///nopass.asp.2007-02-06

[6][美]阿丽塔·L·艾伦，理查德?C?托克音顿.美国隐私法：学说、判例与立法[M].冯建妹等译.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290

第2篇：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

网络购物以简单便捷的购买过程、低廉的价格等优势，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然而，由于网络的虚拟性、流动性、开放性、无区域性，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断受到各种形式的侵害，甚至引发了众多法律纠纷。找到合理的处理方法，维护好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促进网络购物模式的健康发展。

一、网购模式的概念和特征

网购模式主要有C2C 模式、B2C 模式、B2T模式3种。C2C即Consumer - to-Consumer(客对客)，就是某个消费者通过网络平台将自己的商品卖给另一个消费者，如淘宝、拍拍等。B2C 即Business to- Customer(商对客)，商家通过网络平台向消费者销售产品和服务，如卓越亚马逊、当当等。B2T即Business to- Team,团购，指一定能够数量规模的消费者在特定时间内在同一网站上共同购买同一种商品或服务，以求得最优价格的消费模式。

网络购物消费模式与传统消费方式相比有自己的特征：第一、交易的虚拟性，网购交易中，买卖双方不需要面对面当场交易，双方利用电脑、手机等电子设施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交易。买卖双方利用网络通讯工具进行商谈，买家不能及时准确地获得产品信息。第二、交易的无限性，网购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交易。第三、交易的便利性，网购可以足不出户就完成交易。

二、消费者网络购物中遇到的问题

1.消费者知情权难以实现

在网购中，消费者依赖经营者对商品信息的披露来实现其知情权，却无法现场观察、了解、辨别商品相关信息。当商家刻意利用信息优势，就增加了隐瞒瑕疵和欺诈的可能性。消费者无法在购物前查验商品和经营者的相关信息。

2.消费者未能重视卖家诚信度

消费者在网购时注重商品的品牌、名气等，往往会忽视或放宽对卖家诚信和物流问题的要求，这为卖家进行欺诈、售假等行为埋下了伏笔，给买家带来一定的财产损失。

3.消费者维权意识薄弱

一部分消费者在权益收到侵害时因涉及金额不大或是嫌麻烦等，选择了忍气吞声，维权意识不强，有些消费者也不知道选择怎样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消费者求助无门

由于监管的缺失，或是因网络的虚拟性导致监管的困难，消费者投诉渠道不畅通，发生纠纷解决难。另外，由于网购的交易是凭着系统的记录信息作为依据进行的，没有太多实质的证据以至于消费者求助无门。

5.消费者难以甄别真假网站

由于网购平台激增，未能形成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甚至各种钓鱼网站层出不穷，使得消费者难以辨别网站信息的可靠性，以至增加了不利消费者的因素。

6.消费者的隐私未能得到应有的保护

消费者在网购平台注册账号和交易使用的个人信息易被非法利用，导致消费者常常受到广告短信、邮件，甚至电话的骚扰、欺诈等。

7.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地位不平等

曾有多起报道称，商家因买家不给好评就利用人员、时间等优势，不停地对买家进行骚扰、报复，迫使买家屈服，单个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中显得势单力薄。

三、如何更好地保护网购

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并对消费者进行普法教育

尽快完善《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等网购相关的法律法规，把网购行为用法律规范起来，明确网购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加大宣传，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并学会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利益。

2.主动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

改进卖家的信息披露机制、实行卖家实名制。我国可借鉴国外立法实践，要求经营者承担信息披露的义务，以合理的方式，充分及时地向消费者提供事关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信息，并为消费者提供合理审查合同条款的机会，披露经营者的信息和涉及交易的信息，如经营者的名称、地址、电子联系方式，商品的真实描述、交易的条款、条件、售后服务等。

3.建立严格的网站准入制度并强化管理

第一，建立严格的网络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网络经营者提供真实的信息和准入条件，严格审查经营者的准入资格，以此授予网络经营许可; 第二，增设专门监督网络市场交易的机构，授权该机构接受网络消费者不满意投诉，及时向当地工商部门报告投诉情况，实现消费者的权益的救济。

4.加强对物流的监管

物流是从卖家到买家的桥梁，在运输途中保护好货物，有利于减少纠纷，确定风险负担。

由于物流公司的发展不平衡，一些物流公司的送货服务无法保证及时、安全，出现包装破损、表面毁坏等情况也损坏了消费者的利益，物流公司无法证明其无过错的，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另外，物流公司必须定期对物流人员进行培训，提高物流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素质，对于消费者投诉的态度恶劣的工作人员应及时调查处理。

5.保护消费者的撤销权

七天无条件退货等特权的执行已经在各大网站逐步施行，但是，卖家往往会以特殊规定的商品除外或非质量问题除外等条件，阻止消费者行驶撤销权。

6.保护消费者的隐私

买家在注册帐号、提交订单时，买家的个人信息如姓名、电话、电子邮件，甚至家庭地址等被卖家和物流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容易造成信息泄漏或受到其他使用。

7.建立信用评价体系

第3篇：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

1．消费者权益缺乏监管保护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市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尽管银监会出台了针对理财产品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办法》，理财产品市场投资标的资产池管理的《通知》一系列措施，但是在执行力度上却差强人意。这使消费者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遭遇推诿与投诉无门的境遇，或因对银行违规行为举证困难导致维权行动失败。

2．消费者知情权受损宏源证券2013年就银行的信息披露状况了一份研究报告，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商行、外资银行中选取样板揭示分析了各个类型银行的信息披露问题。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建行提供有《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客户协议书》、《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权益须知》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风险揭示及说明书》。以建行理财产品为例，建行对产品的发售时间、运行期限、收益状况、投资情况、托管费率等作出公告说明。但是在产品运营期间并没有相关信息披露，且要求投资者在网站上自行查询，风险自担。在风险揭示方面，建行较为全面的提示了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产品不成立风险、利率及通货膨胀风险、提前终止风险、延期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11类风险，说明了其适用群体。由于风险与收益是相匹配的，产品的适用对象也是特定群体，见表1。

二、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消费者权益受损问题成因

1．银行理财产品具有特殊性理财产品从产品实质来说，是金融创新和风险定价的结合体。银行理财产品具有不易确定的消费内容，一款理财产品可能同时包含多种基础资产。随着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发展，产品种类越发丰富，产品设计复杂性加剧，甚至过于复杂，使得很多金融专业人士都无法理解，更不用说普通消费者了。而理财产品的特殊性意味着其消费者不同于普通商品的消费者，理财产品的消费者也具有特殊性，应该更加注重银行理财产品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2．消费者风险意识与专业意识不足第一，消费者风险意识不足。消费者往往忽略了理财产品的风险随着收益增加而增加，从而把投资的重点或者说投资选择的标准仅放在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上。此外，消费者不能从自身需求与投资目的出发，盲目追求高回报，忽视自身承受潜在的亏损风险的能力；第二，消费者专业知识不足。衍生类理财产品的高收益令人怦然心动。但是它蕴含的高风险与专业性对消费者的专业知识提出了高要求，适合对金融领域有相当研究的消费者。然而由于学历，专业知识等因素的限制，消费者既不能准确的认识自身的理财需要，又不能正确理解各款银行理财产品的异同，因而造成了理财产品消费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不能理性决策，又易被利益驱动受到误导，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时随意性比较强。消费者大多并没有认真阅读产品的说明书，风险揭示书，客户权益须知等就直接签字，对自己所购买的的产品类别、产品特性一无所知。

3．消费者与银行的不平等地位首先，消费者在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导致了银行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以及信息不对称。以建行为例，银行合同中多有“在本产品投资期间，投资者无提前终止权，如出现如下情形，中国建设银行有权但无义务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的类似条款。这使得银行拥有提前终止履约职责的权利，而消费却没有得到控制损失的平等权利；其次，拥有高层次、专业化的金融人才，专业性程度高的银行在信息获得方面渠道更为广泛。而在信息披露方面却十分懈怠。在对资产投资方向的信息披露也比较模糊，虽然给出投资类别与投资比例，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投资资产池内容。而消费者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时，必须签订银行设计的理财产品合同，不可以更改合同条款或与银行协商以改变这种收益分享、风险却不共同分担的情况，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这致使消费者的知情权、收益权、止损权、公平交易权等都受到损害，造成信息披露不明。

4．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监管不力中国的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年轻，法规不到位，监管机构缺位，监管责任不明确，监管内容不清晰，是出现监管真空的主要问题。而处罚力度不够，没有对银行拥有实际处置权的机构对理财产品消费者权益受损情况进行监管，对银行理财产品风险等方面监管缺乏，也使得处于信息劣势的消费者身受其害。

5．银行存在不规范经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银行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表现在其专业知识素养和其职业道德素养。具有AFP资格认证的金融理财师或国家理财规划师的人员，才有对客户提出理财规划建议的资格。但在实际操作中，向消费者介绍银行理财产品的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大堂经理等并没有相关资格认证的银行从业人员。此外，由于绩效薪酬制度，利益驱动的原因，道德风险显现，银行从业人员罔顾消费者需求，推销可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财产品；二是客户风险评级流于形式。《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要求各商业银行建立理财产品风险等级制度。根据消费者的各不相同理财规划与目标提供不同类型的理财产品，根据风险偏好差异细分消费者市场也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一部分。但是银行的客户风险评级工作中银行从业人员代填，擅自提高消费者风险评级的做法使得风险评级的实质作用得不到发挥，对理财产品市场销售的乱象也起不到约束作用。

三、加强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对策分析

1．银行加强行业自律第一，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消费者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时投资风险的主要承担者。目前多数银行通过网络渠道公告的方式进行信息披露，且对重大信息披露格式、时间（例如产品运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不够完善，实际损害了消费者知情权；第二，建立客户至上的服务精神。理财产品市场同质化严重，因此银行理财产品的营销重在服务。银行抓住互联网金融的机遇，完善客户购买体验，开发符合客户需求的低起购门槛产品；第三，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强消费者教育。银行在加强银行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培训，道德把关的同时对理财产品市场进行细分，引导消费者合理进行投资理财，建立正确的投资观念。

2．消费者提高自身素质理性消费。消费者局限于知识领域、羊群效应、心理账户效应，存在盲目购买理财产品的问题。对此，消费者应主动学习，提升自身金融理财水平。政府应履责提供相应培训。

3．建立健全第三方投诉机制或针对性强的投诉受理部门，疏通消费者的投诉渠道，防范银行声誉风险可借鉴《多德弗兰克法案》，由中央人民银行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金融消费者投诉数据库，以此为监测市场行为，防范金融风险的信息基础。

第4篇：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网络侵权 消费者权益 立法制度 网络购物

一、 网络购物的概念及特点

网络购物，不同于现实中的实买实销，是建立在网络平台之上的一种购物过程。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在网络上相关信息，消费者通过网络了解，经过双方对买卖的沟通确认，买方（消费者）支付，卖家（网络经营者）确认发货，最终消费者取得商品或者服务，而网络经营者获得货款。这个过程中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快递或物流公司的介入，成为买卖成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不同于传统的购物，消费者在实际收到货物之前不能对其直接进行验货，承担了相应的风险和责任。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转变，省时、便捷的购物方式成为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尤其是一些大型购物网站的建立，网络支付方式的快速方便，全民网购逐渐成为趋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14年7月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3.32亿，较2013年底增加2962万人，半年度增长率为9.8%。与2013年12月相比，我国网民使用网络购物的比例从48.9%提升至52.5%。

新兴事物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其中网络购物的消费者维权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主要适用领域还是传统购物，一些法律空白使得网络购物消费者维权于法无据。虽然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网络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上侧重于对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及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保护以及对于格式合同的滥用及举证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但一些更为具体的措施仍需要进一步在立法上予以规范，来进一步解决网络维权难的问题。

二、 网络购物中常见的侵权问题

因网络购物的虚拟性，决定了消费者的网络购物中承担了更多的风险，知情权、隐私权、消费安全及公平交易权的可能会在网络购物中受到侵害，常见的侵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费者的知情权

网络购物的虚拟性决定了在网络消费中，消费者主要依赖于经营者自身对其商品或服务的描述，这本身就是消费者和经营者的信息处于不对称状态，部分商家为了追求利润，进行不实的虚假宣传，或者通过刷信用等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欺骗消费者。消费者的知情权面临挑战。虽然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20条中，对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如实提供商品或服务信息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网络购物中，购物过程的虚拟性及信息的不对称性，使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

（二） 消费者的隐私权

网络购物中不可避免的需要提供消费者的支付信息，个人姓名、电话及邮寄地址等等个人信息，信息安全也成为网络购物中侵权的常见问题。这里的隐私权其实也包含了消费者个人在线支付账户的安全问题，此时如果被一些不法分子加以利用，很有可能导致财产损失。除此之外，一些商家利用便利条件，收集消费者的相关个人信息来转让，进行牟利。因为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平时一些垃圾邮件或者宣传广告会大量浪费消费者的时间和精力。此时消费者的个人隐私则受到了极大的侵犯，且存在追责难，举证难，甚至连责任主体都难以确定，极大地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三） 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在网络购物中，由于无法真实的鉴定货物是否符合质量安全，达到质量标准，所以在收到货物后，消费者面临退换货方面的问题。我国2013年新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网络购物中经营者应当承担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义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就是为了保障在网络购物这一特殊购物环境中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但这其中还存在问题，商家会推卸相关责任，不积极配合消费者的退换货要求，人为地设置障碍，要求消费者承担不合理的举证责任，甚至于通过一些格式条款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的退换货成本大大增加，导致一些消费者不得不承担相应的损失。而且，因为当前我国对电子商务监管的缺失，消费者在维权时往往无法获悉网上经营者的真实信息，更无法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且是否适用欺诈、假冒伪劣等双倍返还价款的处罚，如果适用，如何保障消费者的相关维权渠道。

（四） 消费者的人身、财产权

网络购物中，消费者购买的产品或者服务，所造成的消费者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追责问题，也对网络购物这一新兴事物提出了挑战。由于职能部门在监管上的缺失，网络购物中产品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存在争议。在之前的网络购物中，就出现过三无的减肥药致人死亡事件，消费者追责难，且相关权益得不到保障。

三、 对网络购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

针对网络购物中常见的侵权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笔者对我国的网络购物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立法及制度完善

目前我国消费者权益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没有专门针对网络购物的专门法律，相关立法的规定缺乏针对性。我国应当在消费者权益立法中加强对于网络经营者的告知义务、隐私保障义务及7天无条件退换货义务（除特殊情况不适用无条件退换货的情况）作出更加有针对性的规定，明确其义务的标准以及违反相关义务后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同时也应当建立起国家相关部门对于电子商务的监管制度，建立起电商经营的强制性准入门槛及信息登记制度，或者对于网络经营者收取相应的保证金，从制度上确保消费者相关权益的实现，使消费者的维权的责任主体能够明确。对于侵犯消费者相关权益的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二）建立网络维权途径

网络环境的复杂和开放，造成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现实距离较远，维权成本过高的问题。目前我国解决网络购物纠纷常见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网络平台的在线投诉，这种方式一是缺乏强制性，而且消费者在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时，往往会举证困难，相关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在网络上建立第三方的在线调解或者快速仲裁机制，使网络维权方便快捷，通过在线提交相关信息，免去现实仲裁或诉讼的累赘。当然网络维权途径的建立要以相关的保证金等制度为前提，以使相关赔偿责任可以实现。

（三）加强相关行业自律

行业的发展关乎行业内具体商户的发展，一个发展成熟的行业，也必然是行业体系相对成熟的行业。作为网络购物这样一个新兴的行业来说，如果想有更大的发展前景，其自身的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就像成熟的行业有其自身的行业标准，市场准则一样，网络商户也应当建立起这样一种行业自律体系。通过推广成熟网络电商平台的经验来使网络购物这样一个新兴的事物，新兴行业能够尽快的发展。目前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使得电商行业的参差不齐，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其更好地发展。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行业自律协会，指定统一的行业标准，进行行业管理，既有利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也有利于电商行业权益的保障，实现共赢。并且在产生纠纷或者侵权行为的时候，其行业内能够形成一套快速的解决或者协调理赔程序，配合网络维权途径，更好更快地解决纠纷。这不仅有利于电商的自身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国家的行政监管

目前网络购物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政府介入不够。对于网上商家的资格审查并没有专门的机关，也没有全面适用的办法和意见。我国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曾经推行过对于经营性网站的管理办法，通过工商行政部门的介入，对经营性的网站实行备案登记。这个比较好的例子对于我国网络消费的国家监管提供了借鉴意义。一是要确定专门的行政机关，对于网络经营者的信息和资格进行审查，审查后进行备案，以备发生纠纷之时，消费者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或者商家的信息，避免出现维权无门。二是对于网络经营者的资格审查应当制定具体的办法，类似于实体商家的资格审核需要办理工商登记，对于经过行政机关审查的网络经营者，颁发一定的资质证明。三是加大政府机关对于网络经营者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行为的执法力度。对于网络中的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严厉惩罚。同时因为网络经营其本身对于网络技术的要求较高，因此政府的行政监管应当有相应的技术支持。

第5篇：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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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世玲.保险消费者六大权益需要保护.金融时报.

[8]2012年一季度保险消费者投诉情况通报.中国保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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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游明.论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D］.兰州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11）.

第6篇：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概念；内涵；外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3-0070-02

一、比较法视野下的金融消费者概念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规定各有特色，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所采取的做法也不尽相同。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在法律层面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作了明确规定。

（一）美国

美国是金融消费者保护起步较早的国家，其《金融服务现代化法》（1999）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个人、家庭成员因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个体。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2010）将受保护的金融消费者界定为“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自然人或者代表该自然人的经纪人、受托人或人”。

（二）英国

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首次采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贸易、商业、职业目的之外接受金融服务的任何自然人。①

（三）日本

2001年4月实施的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将金融消费者规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的保护对象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法人，只要是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者，都在该法的保护范围之内。日本于2006年通过《金融商品交易法》，该法在明确“金融消费者”定义的基础上，将家庭理财纳入生活消费中，同时，将金融商品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投资类商品，并且明确规定金融从业者要参照投资者的知识、经验、财产状况以及交易目的等因素履行说明义务，以达到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

（四）台湾

2011年6月中国台湾地区通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专业投资机构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该法第3条还规定：“本法所定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之金融服务业。”

总体而言，上述国家和地区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都体现了对弱势一方的保护，强调扩大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范围，加强对金融机构行为的规范。

二、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合理性

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合理性进行探析，即探讨金融消费者成为独立法律概念的价值所在。各国和地区将金融消费者作为独立的法律概念进行界定，主要是基于弱者保护理论。在金融发展大背景下，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逐渐从对有形商品的消费，转向对无形商品的消费，而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这种无形商品的销售具有很强的信息化特征，加之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的多样化、复杂化特点，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在掌握信息的地位、能力、条件等方面出现越来越严重的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加剧了消费者在购买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时的弱势地位，金融领域的消费者迫切地需要法律制度的保护。在弱者保护理念强化的背景下，金融消费者的弱者地位不断得到更多人们的认可和关注，将弱者保护理念扩展至金融消费领域逐渐成为法律的取向所在，金融消费者——这一新的法律名词就此应运而生。另外，金融消费者成为独立法律概念，也是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秩序的需要。

三、中国“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法律界定

从中国现行立法来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明确界定消费者的概念，当然也无金融消费者的明确概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中国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的基本法律，但却无法对“金融消费”这一类特殊的消费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中国关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一）中国有关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立法实践及理论争议

2006年12月，中国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在中国金融立法中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一词，银监会已将购买银行产品、接受银行服务的顾客作为“金融消费者”。保监会也将投保者视作“保险消费者”。证监部门并未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而是认为证券投资者具有投资性，称为“投资人”较为合适，在实务界，证券行业也并不认可“金融消费者”的概念。

作为法学上的概念，学界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并未达成一致。较为典型的观点有：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可定义为：为个人消费而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但是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而获得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消费的除外（魏琼、赖元超，2011）。另有观点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购买或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享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社会成员（郭丹，2009）。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是指：不具备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一般性金融产品或者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黎金荣，2012）。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存在一定争议，分歧主要有：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的范围是否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是否以专业知识为界限来划定金融消费者的范围，即是否把具备专业知识者排除在金融消费者范围之外。上述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涉及以下难点：一是金融消费属不属于生活消费；二是将金融领域消费者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围的初衷何在。

笔者认为，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给予特殊保护，其初衷和主要目的便在于平衡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及地位悬殊的状态，从而保护弱者。而随着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发展，金融领域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越来越突出，迫切地需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保护。况且，金融消费已成为消费者生活消费行为不可缺少的部分，成为消费者的一种重要消费活动，理应成为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消费行为。

（二）金融消费者的内涵和外延

笔者赞同魏琼等人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即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个人消费而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但是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而获得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消费的除外。其特征如下：第一，金融消费者属于消费者的一种，为自然人。第二，金融消费者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目的在于“个人消费”，而非以生产、经营为直接目的。

金融消费者不同于金融投资者。投资者是证券法中的重要概念，中国主流学术观点不主张将投资者归于“金融消费者”概念，因为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不是为了生活消费。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关于金融消费者的立法来看，其对金融消费者的界定范围一般都较宽，且金融消费者一般都限定于个人或者为了个人目的。从中国的立法实践来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消费者，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金融消费者是金融领域的消费者，其消费目的也在于“个人消费”，而不是以生产、经营为目的。

参考文献：

[1] 黎金荣.后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与立法建议[J].西部论坛，2012，（4）.

[2] 魏琼，赖元超.论中国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及其特权[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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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利贷；界定；四倍红线；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8 — 0065 — 02

一、 高利贷界定及其问题

我国学界对高利贷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近年来，浙江温州和台州、江苏泗洪、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相继爆发了民间借贷危机，出现资金链断裂、企业倒闭、老板出逃甚至自杀等现象，而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与民间借贷密不可分。对于什么是高利贷，我国学界有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就是民间借贷超过银行利率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就是民间借贷超过法定界限的行为，不能简单以银行借款利率作为参数，应因地制宜制定出指导利率，超过指导利率的上限即为高利贷；第三种观点认为，高利贷就是民间借贷超过正常利率的行为，而这里的正常利率是根据《民法通则》和有关法律精神，本着有利发展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以及公平正义原则确定。以上三种观点都以利率为参考标准，虽然对利率的界线有不同意见，但都认可高利贷是超越一定界限的利率的行为。以上观点有共同缺陷在于，它们只考虑利率这一个因素，而没有考虑高利贷的其他因素，例如潜在的成本等下文要分析的那些因素。

我国法律也对高利贷的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我国法律认定高利贷的依据是众所周知的“四倍红线”：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其中的利率规定即是著名的“四倍红线”。与我国学界对高利贷的理解一样，以上红线只考虑了利率因素，也没有考虑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四倍红线”是我国司法认定高利贷的基本标准，大量的案例都按照这一标准予以判决。在司法现实之中，也有现实超越四倍红线而作判决的情况，这一判决似乎更加符合民间放贷的现状。如2012年5月2日，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原告鲁某诉请被告方某还款付息，由于约定的利息超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月利率的5倍，法院判决方某夫妇共同承担还款义务，但对超出部分并未予以支持。

以上高利贷的定义只考虑了利率问题，我们有没有必要考虑利率之外的其他借款成本 呢？就高利贷贷款合同的实际情况而言，“四倍红线”作为高利贷的认定标准，这一标准远远低于实际中“高利贷”的利率。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去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在24%以上，实际年利率则超过了40%，最高者甚至达到了180%。根据《财经》杂志记者的调查，民间借贷市场实际利率在有抵押物的情况下，年利率为12%—18%，短期抵押（一周至三个月之内）贷款年利率普遍已上涨至30%—36%，无抵押贷款年利率已经高达60%—72%。今年以来，民间市场利率涨幅惊人。温州市政府资料显示，当地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已经从年初的23.01%上涨到9 月的25.44%。2为什么人们愿意以如此高的利率向民间借款，而不以较低的利率向国有银行借款呢？是不是在国有银行的借款合同之中隐性了一些利率之外的成本呢？

二、 高利贷中“利”的界定

从广义说，高利贷中的“利”，是指借款合同之中借款人所付出的全部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高利贷，就是高成本借贷。高利贷中的成本不仅包含利息，也包含各种成本。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我们从《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等科斯名著中可以体会到，所谓交易费用就是在时常交换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也叫市场运行的费用。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包括：（1）“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2）“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科斯，1988，P6）；（3）“督促契约条约的严格履行：（科斯，1988，P91）。后来的交易费用学派对科斯的概念有所罗战和补充，交易费用大体上包括：（1）搜寻交易对象的费用；（2）与交易对象谈判的费用；（3）交易双方签订合约的费用；（4）执行合同的费用；（5）交易物运输费用；（6）与交易相关的政府税收等等。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议价成本、签约成本、决策成本、运输成本、税收成本。将此理论用于借款合同之中，那么，借款合同之中的成本包括搜寻成本、议价成本、签约成本、决策成本、运输成本、税收成本在交易过程中花费的各种成本，如手续费、审批费等，以及为了获得贷款所需花费的人情交际成本。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日前公布的《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中国现状及亚洲实践》调查结果显示，有59.4%的小微企业表示，其借款成本在5%至10%之间，更有四成以上的小微企业表示借款成本超过10%。在融资成本方面，31.8%的小微企业主认为向银行贷款的成本最高，也占比最高。报告中显示的借贷成本主要几方面组成：一是小微型企业及其企业主因多方面标准化的信息难以获得，而需要借助第三方的检验费用；二是银行为保证借贷的安全性，而要求借款人支付的保证费用、保管费用、登记费用等；此外，银行由于在借贷中处于支配地位，往往会强迫企业在办理信贷时打包购买理财产品。由此看出，银行借贷的交易成本很高，银行借贷也可以说是一种高“利”借贷。

除了科斯的理论之外，著名法学家富勒关于违约损害赔偿的理论也可以为高利贷成本的范围提供依据。以富勒1936 年的论文《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为开端， 现在已普遍接受了其提出的合同上的三种利益，即返还利益、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对民营企业而言，从国有银行借贷的利益损失比民间借贷要高。首先，繁冗的项目审批手续，让民营企业融资频频受阻。国有银行的借贷资金到位的慢，使企业的利益损失大。其次，为了得到国有银行的借贷隐性融资成本就足以让中小型企业止步。再次，更何况国有银行对于借贷相较于民营企业更青睐国有企业、大企业，民营企业若是借不到贷款则损失更大，期待利益彻底消失。正如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所指出的，交易成本不能光看交易本身，还应考虑交易行为发生时所随同产生的信息搜寻、条件谈判与交易实施等的各项成本。所以，私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虽然会高于四倍红线，从表面上看民间借贷的成本很高，但综合从国有银行借贷的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国有银行的借贷成本未必比民间借贷低，低利率却隐含更多成本在内。同时民间借贷的效率比国有银行借贷要高得多，风险和实际成本则比国有银行低。

综上，高利贷之中的利不仅应当包括利率，也应当包括交易成本。其别要注意的是隐形成本如签约成本、人情交易成本。相比于利率，交易成本比较隐蔽，因此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但是在生活之中，利率之外的成本可能是一个数额巨大的成本。

三、国外对高利贷的界定

外国对高利贷的界定与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根据西方学界的解释，现代意义的“高利贷”，就是“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非法借贷”。欧美国家都有对高利贷的法律规定。在美国，反高利贷法属于州法律，各州自己规定法定最高利率。美国有的州对高利贷的认定，消费者和企业有不同的标准。例如，新泽西州的法律规定，个人贷款利率超过30%就被认定为高利贷，企业贷款利率超过50%才被认定为高利贷。加拿大刑法第347条规定，年利率超过60%即构成高利贷罪，高利贷罪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德国的最高合法利率为20%。法国等多数欧洲国家都有反高利贷法。

但与中国强烈反对一切高利贷存在不同，在国外也有经法律许可的“合法高利贷”的存在。“合法高利贷”，很多国家称之为“高成本信贷”，像美国、英国等国存在“发薪日借贷”就在此列。发薪日借贷在很多情况下不需要任何证明和担保，要求到下一个发薪日立即还薪，在美国发薪日借贷主要针对某些弱势群体的扶助，如军人。由于美国军人工资普遍较低，2006年10月，美国国会特别通过法律对军人群体的年借贷利率规定在36%以下。综上而言，国外的高利贷界定仍然是以利率为重要的参考标准，各国之间的高利贷的界定的差异是在利率的量上做考虑，而忽略了高利贷除了利率这个因素还包含交易成本。

为什么国外的高利贷不考虑其他交易成本？一是因为其他成本少，国外有相对公平的交易机制。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交易成本也很高但由于传统原因而忽略，但交易成本太高必定会引发危机。2010年，美国通过的《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就是将交易成本考虑在借贷中，从而避免交易成本中的隐藏费用。《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所确立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有两大支柱。首先要防止所谓“大而不倒”（To Big To Fail） 的超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而引发新的系统性危机，新的监管框架必须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保证充分的信息披露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欺诈，将会有效防止因过度举债造成的信用风险危机的重演。围绕监管系统性风险和消费者金融保护这两大核心，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亮点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一是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的权力与独立性；二是建立预警系统，解决系统性风险问题；三是结束救助“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四是特种金融工具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五是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六是投资者保护；七是建立新的监管协调机制。

在消费者金融保护方面，创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以保证美国消费者在选择使用住房按揭、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时，得到清晰、准确的信息，同时杜绝隐藏费用、掠夺性条款和欺骗性的做法。《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已经禁止借贷合同之中利率之外的成本。据此说明美国是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禁止交易成本的存在，但是如果不能禁止，还是要考虑交易成本。

四、我国高利贷的确定标准

我国高利贷的界定标准。从上文“利”的界定标准，可看出高利贷由利息和交易成本组成。高利贷的界定要从“利”在借贷总额中的所占的比例才能认定为高利贷。但至于“利”在借贷总额中所占的具体比例，需要经济学家研究我国近年来的借贷具体情况制定数额，不仅考虑利息因素还需考虑交易成本中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违约成本。《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禁止交易成本的做法给我国启示，我国也应注意借贷中的交易成本问题，不应对其视而不见而应正视其存在，并在立法中考虑交易成本的问题，不将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民间借贷认定为高利贷；同时，禁止交易成本，防止交易成本给消费者的不公正交易。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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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文，伊陈曦.浅议我国民间借贷高利贷化的现状、原因及对策〔J〕.今日财富，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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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研显示四成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超过10%〔EB/OL〕.

http：///130408/123，1764，14795687，00.shtml

第8篇：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

【关  键  词】英国产品责任法/合同责任原则/疏忽责任原则/严格责任

英国是产品责任法的发源地，是最早出现产品责任判例的国家，或者说最早以契约关系确定产品责任的国家，英国还是第一个颁布与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相一致的立法的国家。其产品责任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信誉，从而维护其社会经济秩序。鉴于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谈判进程的加快，  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发达国家产品责任法的了解，以期完善我们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

  一、英国产品责任法的产生与“无合同无责任原则”的确立

现代意义上的产品责任法最先诞生在英国。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问题，产品责任法最早得以在英国法院判例中出现，这决非历史的偶然。而恰恰是由于英国是工业化进程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工业革命已在该国完成，这使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有较少干预的和更加宽松的经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契约自由”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以及普遍接受的经济准则。另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及交易方式的改变，原来英国习惯法中的某些惯例，已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促使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的发展，使工业主和手工业主免于承担契约关系以外的责任，为了使新兴资产阶级有更加宽松和有利的发展环境，契约关系理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解决产品责任问题的有支配力的理论，从而使肇端于契约关系理论的产品责任法具备了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无契约无责任原则”确立的标志。英国最高法院受理的温特博姆诉赖特案是英国关于产品责任的最早判例，是英国产品责任法同时也是国际产品责任法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判例。该案案情为：原告温特博姆是当时英国一驿站长雇佣的马车夫，该驿站长事前与被告赖特订有一份由赖特提供合格安全的马车并用于运送邮件的契约。赖特在约定的时间内将马车交给了驿站长。可当马车夫温特博姆驾驶该车运送邮件时，马车的一只轮子突然塌陷，车子破裂致其受伤。为此，温特博姆向赖特提起了索赔之诉，被告赖特以原告不是提供车的契约的当事人为由而提出抗辩。最后，法院认可了该理由，判决被告胜诉。（注：参见《英国判例报告》第152卷第402页（1842年），载于《国外法学》1986  年第6期。）法院认为，被告保证马车处于良好状态的责任是向另一签约方——驿站长承担的契约责任，被告无须对马车夫温特博姆负有责任。由此便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理论：在没有契约关系的情况下，对于缺陷产品的受害人，产品的提供者不仅不承担契约方面的责任，而且也不承担侵权方面的责任。审理此案的法官阿宾格爵士在判决理由别强调：“如果责任要扩展到没有契约关系的人，那就会出现最荒谬和最可悲的后果，而对此后果尚看不到任何限制可能。”（注：参见〔英〕L  ·蒲若瑟，W·维德，E·斯瓦茨《侵权案例与资料》1988英文版第444页。  ）阿宾格法官在温特博姆诉赖特一案中阐述的理论，首次为产品责任案件的处理提出了——“无契约无责任原则”在客观上使产品责任问题受到了关注。从此以后，“无契约无责任”原则在产品责任领域流行了起来，以契约为基础对产品事故承担责任在英美法中得以确认并被奉行近一个世纪。

产品责任法上的“无合同无责任原则”有着不可否认的进步意义，它是资本主义国家集中全力促进其稚嫩工业发展的社会政策的有效工具。美国一个法院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一个盖了一栋房子或建了一座桥梁或进行其它工作的承包商，或制造了一个锅炉或一个机器零件或一个蒸汽船的制造商，承担一项面向全社会的、其工作或他的机器或蒸汽船将没有隐蔽缺陷的义务，衡量其责任程度是困难的，而且将没有谨慎的人从事基于这种条件的职业。限制责任于直接有关的方面是安全和明智的。（注：参见W  .page  keeton  and  others,P.21,Product  Liability  and  safety,2  ed  ed,foundation  press,1989。）”当然，  该原则自身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如能请求救济的人（权利主体）范围过窄：仅以缔结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买受人为限，若购买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个人，则不合保护之列，这对购买人以外的其他受害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又如承担责任的人（义务主体）的范围过窄：仅限于与买受人有直接契约关系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否则即使已经造成了损害，有关人也不承担责任，这显然有背于法律的公平精神。再有，免责条款易被滥用，通常，契约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如何签定由当事人自由约定，这就使生产者和销售者有机可乘：他们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制定“标准契约”，规定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和不合理的免责条款，以逃避承担产品损害赔偿责任。可见，该原则容易导致诉讼中的不便和不公平，英国法院开始寻找新的理论来回避这一原则。

  二、“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与疏忽产品责任原则的确立

1932年5月26  日英国上议院审理的“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将“过错”概念即疏忽责任引入产品责任法中，突破了英国长期使用的以合同关系确定产品责任范围的限制，标志着疏忽责任在英国得以确立（注：疏忽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是指产品的制造者或销售者因在生产或销售过程中因主观上的疏忽导致产品有缺陷，而造成产品的消费者或使用者遭受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产品缺陷的受害人以疏忽责任为理由寻求法律救济时，按照侵权诉讼的基本精神，受害人负有举证责任，即受害人必须证明以下事实：（1）被告负有“合理注意”的义务。（2）被告没有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即被告有疏忽之处。（3  ）由于被告的疏忽，造成原告的损害。即原告必须证明损害与产品缺陷之间有因果关系。）。该案案情为：1928年8月26日，多诺霍偕其友到苏格兰Paisley地方的一家咖啡馆，其朋友为其购买了一瓶姜汁啤酒，侍者为多诺霍倒酒时，因酒瓶是不透明的，多诺霍并未发现有什么异样，仍放心饮用。其后，当其朋友再为其添酒之际，突然浮出腐败的蜗牛躯体。多诺霍看到这些，想到刚才所饮的不洁之物，深感震惊，随即便昏厥过去，而且还得了严重的胃肠炎，使其健康蒙受损害。于是她起诉生产者史蒂文森要求赔偿损失，后来又提起了上诉。由5  名（上议院）成员组成的法庭受理了此案。法庭意见分两派：一派意见认为，本案涉及的是一个法律问题，即饮料的生产者在向分销商销售产品时，是否在产品的分销商、最终购买者或消费者无法检验产品缺陷的情况下，对最终购买者或消费者承担任何合理注意，使产品不存在能引起伤害的法律责任。英国已有足够的判例表明谨慎注意应是生产者的一个责任。美国早已采用了疏忽责任，例如：1916年的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案即适用疏忽责任典型案例。美国也有在姜汁啤酒中发现老鼠，最终由生产者承担责任的类似案例。因此，如果接受上诉人提出的案由，就应该认为生产者对消费者承担合理注意的责任，上诉人应当胜诉。另一派意见认为，如果上诉人胜诉，那么任何产品的每一生产者或修理者都要对每个合理使用该产品的人负责，这将是不合理的；1842年温特博特姆诉赖特案是反对上诉人的；因此，应驳回上诉人的请求。5名法官在各自发表意见基础上，结果以3∶2多数票判决原告（上诉人）胜诉，确立了产品疏忽侵权责任。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某个产品的制造商，如果其出售产品的方式表明，该项产品离开他之后将不经过合理的中间检查的环节而达到最终消费者手中，并意识到该项产品的组装和使用缺乏合理的注意将造成对消费者人身和财产的损害，应对消费者负有合理注意的义务”（注：《外国民法论文选》（中国人大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编）第2辑，第403页。）。依此判决所建立的规则，不受契约关系的限制，从而被害人与制造人之间，即使没有契约关系，被害人就其所受的损害，也可请求损害赔偿。显然此规则与美国在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一案（1916）中所确立的规则相类似，不仅如此，自1932年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确立产品过失侵权责任后，数十年来英国法院又有很多判决，使这一规则的范围得以延伸：

第一，在负有注意义务的主体方面，不仅制造商，而且所有那些“从事容易形成某种危险活动”的人也包括在内。这些人包括修理工、装配工、加工者以及那些为了表明自己的产品而将自己的标签或商标贴在他人产品上的人。

第二，在受害人的范围上，如阿特金爵士指出的那样：“那些和我的行为密切相关，并受其直接影响的人。这种情况使我在打算从事有关作为或不作为时，必须合理地考虑到他们将会受到影响”。（注：《外国民法论文选》（中国人大法律系民法教研室编）第2辑，第403—  404页。）这表明那些与使用该产品有关的任何人或因该产品的危险祸及的任何人都包括在内，不限于最终的消费者。

第三，在危险产品的范围方面，包括不动产在内的各种产品，包括产品的种种缺陷，如设计缺陷或制造缺陷、指示或说明缺陷（注：根据法院在适用1957年的占有者责任法时所作的解释，产品还包括住房等建筑物。因为建筑物有许多是可以移动的，不能移动的建筑物是指固定于土地上的永久性建筑物，这种建筑物是由许多可以移动的物品组成的，这些被组合的物品也包括在产品之列。）。

总之，在20世纪初，英国法确认产品责任领域中的疏忽责任原则，是与当时的哲学思想、法学思想相适应的，它在观念上实现了从“购者当心”到要求“卖方注意”的转变。制造商把产品投向市场，并因此而获得利益，就应对消费者承担责任（注：参见布希姆：《制造商对买者以外的他人的责任》，1929年英文版，第21页。）。疏忽责任的确立是英国产品责任法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其价值目标是为了更公平合理地保护产品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现代法律的衡平法的精神。

  三、英国《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与严格产品责任原则确立

英国自1932年上议院在多诺霍诉史蒂文森案中确立了产品的疏忽责任原则以后，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坚持该原则。该原则与契约关系原则相比，在一定意义上利于保护受到损害的非购物人的利益，并可增大受损消费者获得补偿的机会，这对弥补传统产品责任法的缺陷及克服其在社会上的不良反映都是有帮助的，有其进步意义。但英国法同时又规定，根据“过失”的理由而对生产者或相关人提出补偿之诉的原告必须负证明生产者或相关人有过失的责任，这使其法律的社会效益大打折扣。因为，在科学技术、现代化工业生产日益复杂的条件下，要证明生产者或相关人的过失是非常困难的，它可能要涉及到对生产者工作检验制度、生产者的其他货物的安全记录进行全面的费时费钱的调查。故英国法的上述规定是有局限性的，它对受损的“非购物人”并未带来多大的好处，在有些情况下难以给予受害人以公平合理的救济。可见，该原则赋予了受害人较重的举证义务，虽然有时法院可以用“事实自证”规则把举证义务转移到被告身上，但这毕竟仅限于部分案件。为了进一步从法律上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英国司法大臣于1971年11月2  日要求法制委员会检讨现行法制，并提出改进的建议。1973年设立了由皮尔逊勋爵主持的皇家委员会，  负责检查英国现行的有关产品责任的制度。1975年，英国法制委员会提出有缺陷产品责任的研究报告，公开征询专家、学者及社会人士的意见。1977年法制委员会参考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见，正式发表第82号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关于英国产品责任改进的建议。除个别内容外，该建议的多数原则已同美国的严格产品责任理论趋向一致，建议英国在产品责任法领域建立严格责任原则。此后，英国法制委员会于1977年和1978年又先后发表了与产品责任有关的两份报告：《关于对缺陷产品责任的报告》和《皇家委员会对个人伤害的民事责任及赔偿的报告》。这两份报告均再次建议英国采用严格产品责任制度。当然，这种“引入”并确立严格责任的作法，在当时的英国立法界尚存争议，但在司法实践中，英国的法院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该原则，在理论上也与美国的严格产品责任理论基本一致，并最终接受了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注：英国虽是产品责任法的发源地，但在适用疏忽责任、严格责任等法律制度方面却落后了。由于原有法律制度不足以满足现实的需要，到20世纪70年代，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对美国产品责任法产生了兴趣，并试图学习其中的合理部分。加之有关产品责任公约的问世，对一些欧共体国家适用严格责任均有一定的要求，英国于是颁布了与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相一致的立法，因而，我们说英国“引入”了而非“创设”了严格责任。），在其正式立法——1987年制定的《消费者保护法》（注：英国《消费者保护法》于1987年5月颁布，  与欧洲共同体《产品责任指令》相协调，于1988年3月1日正式生效，该法第一章即为“产品责任”。）中得到了体现。按照该法的规定，产品的生产者对其所提供的产品负无过错责任亦即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是指一种比因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而须负责的通常责任标准更加严格的责任标准，责任产生于应该避免的伤害事件发生之处，而不论其采取了怎样的注意和谨慎。（注：参见《牛津法律指南》1980年版1193页。）该责任是一种由法院适用于产品责任案件中的概念，卖方对不当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的任何或所有缺陷或危险产品承担责任。简言之，它是指因产品有缺陷（不合理的危险性）使产品的使用者、消费者或相关第三人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从而由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的责任。（注：参见《布赖克法律辞典》1991年版，991页。  ）严格责任不同于绝对责任，也不同于危险责任。它介于疏忽责任与绝对责任之间，既比前者严格，也不象后者那样绝对。严格责任注重产品本身是否安全，即不论生产经营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产品存在缺陷而使他人造成损害，就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注：严格责任是法律追求公平价值目标的体现，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是充分与合理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律责任。依据严格责任的分析，被告被假定了解其产品的危险倾向，而依据疏忽责任的分析，原告必须证明被告知道或应当知道产品的危险。故严格责任较疏忽责任对受害人救济更有利。而相对于担保责任，严格责任不要求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对产品作出明示或默示的担保，严格责任不以担保的存在为构成要件，可以不受担保的限制，故有利于受害人利益的保护。）。从英国《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等有关的制定法以及有关的司法判例来看，其严格产品责任规则日臻完善，主要有如下几点：

1、产品责任（权利）主体。原告毋需证明被告有疏忽，  任何受到有缺陷产品伤害的消费者，不论他是不是该产品的买主，都可以对责任方提起诉讼，即“任何受到生产者本应考虑的作为或不作为行为所密切地或直接地影响的人都包括在原告之列”（注：这是法官阿宾格对原告身份所做的一个著名的说明，参见李奇文：“英国产品责任法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2、产品责任（义务）主体。包括：制造商、加工商、  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商、进口商以及产品牌号的所有人乃至装配商、批发商、修理商，即从产品的制造到最终消费者手里一长窜连锁中的任何一个有关的当事人都可能成为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按照该法的规定，上述被告负连带责任，原告可以对他们全体起诉，也可以对其中一人起诉。而且不允许卖方在合同中排除其责任。

3、产品的定义。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第1条（2  ）款将产品定义为：“任何物品或电力，同时［根据本条（3  ）款之规定］包括组成另一产品的产品，无论此产品是不是以零配件或原材料或其他的形式构成前者。”这里的“物品”，依该法第45条（1）款，是指“物质、  生长的作物、附着于其他东西之上并于土地混为一体的东西和任何船舶、航空器或机动车辆。”对于其中的“物质”、“航空器，”、“船舶”等，该法第45条又作了进一步解释。由此可见，该法对“产品”的规定是十分广泛与详尽的。

4、产品责任损害赔偿。产品责任法实质上属于侵权法的范畴。  其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英国产品责任法在实践中把对人身的伤害看作是最重要的伤害，因产品缺陷而引起的人身伤害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即有形损失和无形损失。有形损失包括受害人谋生能力和收入的损失等，无形损失是指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

第9篇：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

关 键 词：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维权意识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3-0038-02

在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社会地位差异等原因，金融消费者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因此特别需要注意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与城市金融消费者相比，农村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能力更低，他们的权益更加需要保护。

一、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更易受到侵害

1. 农村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更易受损。1970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在其经典论文《柠檬市场》中，将“事前的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经济结果”比喻为“柠檬问题”，认为对于仅从表面无法分辨质量优劣的“柠檬”，理性投资者会向需求者索取一个非对称信息溢价即“柠檬溢价”。在金融交易中，银行往往会把这些不对称信息风险转移到客户身上，格式条款下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柠檬溢价”。相较于金融机构，缺乏专业知识的农村消费者在金融产品性质、价格等方面均处于信息劣势，往往无法对银行产品的质量、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匹配程度等问题做出准确判断，可能会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不当购买银行产品而加大产生额外损失的可能性。比如，银行方面在介绍信用卡逾期罚息的时候，只会说“我们每天只收取您万分之五的利息”， 而不会告诉顾客银行罚息的实际年利率高达18%。为规避风险和扩大利润，目前银行往往选择与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合作，代售理财产品。 而代售行为的薪酬结构与佣金模式有可能激励金融中介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建议， 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如，客户在银行申请房贷时被要求购买人身保险， 理由是防止客户意外死亡造成贷款损失，尽管客户并非自愿，但为了获得贷款，只有接受。

2.农村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较低，导致其权益受到侵害。受到专业知识限制，现实中农村金融消费者往往容易陷入“交易前没有准备，交易中没有察觉，交易后难以及时发现权益受损，发现后无法有效处理”的困境。加之金融侵权案件往往具有“总体数量大，单笔金额小”的特点， 消费者即便发现侵权， 多数情况下也会因怕麻烦而甘愿吃哑巴亏。 尽管银监会农村办事处公布了维权电话， 但我们调查的顾客中，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仅有28%的人选择拨打县银监会的监督电话。 绝大多数消费者习惯在权益受到损害时忍气吞声， 甚至由于缺乏知识等原因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

3. 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 使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受损。上世纪90年代完成商业化改革的国有银行逐步淡出农村市场， 农村地区基本上只有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两大寡头。 由于金融机构竞争不充分，消费者可选择余地小，往往只能被迫接受金融机构一些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另外，绝对垄断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农村金融机构改善自身服务水平并主动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意识相当淡漠。

4. 监管乏力使金融消费者难以维权。 银监会作为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由于县域的工作人员少等因素，在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上往往显得力不从心。除此之外，目前我国没有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法规，监管机构仅能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人民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进行执法监督。 但这些法规条文并未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法律目标和手段提出明确要求，现实操作性不强，缺乏有效的手段。对于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基层监管部门往往停留在通报和出面调停的层面，对金融机构的实际约束力并不大，问题容易反复。

二、政策建议

1. 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 可以吸收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 Taylor的“双峰理论”，将保护消费者权益纳入金融监管目标。银监会在各级设立金融维权委员会或维权小组，出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给权益保护工作以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法律基础。

2. 加强对农村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教育。金融监管部门应多渠道、多方式在农村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和金融政策法规，以提高他们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还应深入农村，及时了解和解决金融维权问题。

3. 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人员素质。金融服务人员是金融机构与消费者接触的直接“窗口”，提升金融从业人员素质，有助于减少金融矛盾的出现，有利于金融纠纷的及时化解。金融监管部门应督促有关机构加强银行从业人员培训，加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题介绍， 使从业人员能在客户出现疑问时第一时间进行疏导调停， 也有助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走向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

4. 设立小额诉讼制度。针对金融侵权案件具有的“总体数量大，单笔金额小”特点，可以考虑借鉴欧美国家的小额诉讼制度，降低金融消费者诉讼成本。

参考文献：

[1]Akerlof G.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84）：488-500.

[2]Porteous D，Helms B.“Protecting Microfinance Borrowers”. Focus Note，CGAR 2005，No.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