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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编辑学
【关 键 词】编辑业务/编辑学学科/学术研究网站/网络化生存
【正 文】
一、与编辑学相关的学术网站现状
流媒体时代,随着编辑业务的电子化,与编辑业务相应的网络使用也日渐普及,诸如使用电子邮件来往信函,各种学术期刊的网页被刊物编辑部链接在互联网上等。其最集大成者是,一些知名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已经形成气候,使得学术期刊的最新文本被收入和传播。比如CNKI源数据库及其相关的子库,可以通过跨库检索系统(CJFD、CDMD、CPCD、CCND),检索到大部分学术期刊的内容,包括编辑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与编辑学相关和部分相交的新闻传播学学术网站的建设,也正方兴未艾。与此同时,编辑业务的运作和编辑学学科的探讨,也开始进入网络范围。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目前作为独立学科的编辑学学术研究网站,在网络上的生存与发展却举步维艰,这一态势对编辑学的研究当然不利。因此,为了编辑业务和编辑学学术研究的网络化,应该对该学科的网络生存状态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对编辑学学术研究的网络化前景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本文通过对编辑工作电脑化、编辑学研究网站状况的调查,探讨该学科研究网络化的出路。
关于编辑学学科的定义,本文仅袭用尹玉吉《编辑学学科性质讨论述评》的观点,即“编辑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兼有的学科”,亦即是研究编辑基础理论、编辑活动规律及编辑实践管理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具体地说,是研究编辑工作规律的一门学问。对于编辑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从理论上说,要求建设完备的编辑学大学科体系,必须重视部门编辑学研究,两者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开展部门编辑学研究的途径,一是运用编辑学基本理论对不同类别积累的经验进行理论概括,从中抽象出不同类别编辑活动的特殊性;二是将编辑学基本理论与相关学科相互渗透、融合,使两者同时具体化和深化,具有新质。[1]引进这个定义,是为了区分新闻传播专业与编辑学专业网站的不同研究方向。目前,新闻传播专业网站的建设,保持上升的态势,内中不乏有对编辑学基本理论与相关学科探讨的内容。新闻传播学与编辑学有相容和相交的学术范围,新闻传播专业网站与编辑学网站所涉及的内容也是如此。
新闻传播学专业网站以新闻传播业界和新闻传播学界信息为主要内容,尽管是专业网站,但由于内容、形态、主办方背景等因素,这类网站亦呈现出多样性。它们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分类,如综合性网站和单一分支网站;学术性网站和实务类网站;机构类网站和个人网站等等。在形态上,除网站外,还有专门的BBS和电子邮件刊物。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中华传媒网”(academic.mediachina.net),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回顾传播研究网的建设过程,追求原创性信息及学术品味可以说是该网站的主要特点。再如“中华传播网”(mediachina.net)、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千龙网·新闻社区、京华传媒网(jhcra.com)、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站、传媒观察、中国报刊网、慧聪报刊资讯网、网络广告先锋、视联网。此外,中国媒体资讯网、新闻出版教育网、中国广告传播研究网、6969报纸营销策划、中国广电网、五洲传媒、中国网络传播研究、G999传媒频道、传媒工厂、传媒川军联盟、每日传媒视点、媒体资源信息网,史坦国际中国传媒论坛、视听纵横——网络与传播学研究、中国广告网等网站也各有特色,持有一定的影响力。
此外,就是专业信息的电子邮件刊物。这是直接发送给订户的重要的网络传播形态,可根据不同需要制作成txt、doc、html、pdf等文件格式。目前国内的电子邮件刊物主要依附网站制作发送,是目前反映业界动态最及时、内容最丰富的电子报。作为单独发送的电子邮件刊物,有已停办的《e传播周刊》(e-MediaWeek)。其发刊宗旨是“传播媒介观察、传播现象透视、传播信息交流、传播学术争鸣”,订阅发送为上海索易(soim.com,电子邮件报刊制作发送专业平台)。
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网站之所以兴盛,其中的原因是国内许多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课程的大量设置。从中国新闻传播专业网站在2003年的发展变化看,它有四个特点:一是综合性新闻传播学术网站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劲头;二是新闻逐渐走向成熟;三是门户网站与重点新闻网站纷纷开设传媒频道;四是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网站则停滞不前,甚至出现某些倒退现象。尽管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网站拥有深厚的学术资源和专业人才,然而,由于长期观念上及体制上的原因,这些网站却发展得不如人意,一些著名的编辑专业学术团体和教育院校,甚至还没有一个体现自己学术特色的网站或网页。[2]
其实,与传统的学术期刊相比,学科研究的网络化具有良好的前景,其未来发展应该受到关注,因此,目前传播学学科网站正在不断更新和加强自身建设。以“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CJR)为例,该网站不断地优化内容,强化网络特点。例如,建站之初设置的栏目中不再适应目前的调整;加强互动,完善搜索功能;更加突出网络特色。做一个研究媒介的媒介,互联网研究一直是CJR的一个强项。CJR的研究者指出,它可以更加大张旗鼓地扩充互联网研究的分量,成为一个中文互联网研究的信息源、资料库,观点的平台、意见的市场。[3]这点,反衬出与之相关的编辑学学科网站的状态更加显得停滞不前。
应当看到,编辑学专业网站的创办和发展,对编辑学业的发展和对学术资源的开发、利用、传播都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促进学术成果走向编辑业同人,可以改变传统教学方式,可以成为研究者的信息源与资料库,可以扩大国内外同行间的交流,可以推动学术批评风尚的形成,可以构建专业知识传承的平台,可以增加网络中的中文专业资源。
二、编辑学学科网站的现状
目前编辑学的学术网站的类型,沿用《关于中国人类学网络进程的思考与设想》[4]的分类方法,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网友创建的个人网站。这类网站如:“编辑学在线”(edweb.yeah.net),该站建于1999年,主题为科技期刊编辑学和网络出版,站主吴小勇,为《编辑学报》编委。“编辑出版人沙龙”(epsalon.com);“编辑生活网”(wyjy.net),版主伊扬,自由编辑,某生活类期刊编辑部负责人。他希望通过“编辑生活网”这个个人平台,展现自我,加强与各位文友之间的联系,沟通信息渠道,拓宽大家共同发展的空间。这类网站多是编辑中的“网络发烧友”创建,多侧重收集编辑学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资料,在耕种自己的园地,满足自己兴趣的同时,还能丰富学术的公共空间,促进学术的传播,是网络中最多姿多彩和最有生气的网站。由于站长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兴趣所限,个人创建的学术网站总体上水平参差不齐,原创文章较少。加之站长的学术兴趣变化和建站所需要的巨大精力付出,这类网站后续发展乏力,甚至有相当一批网站已经倒闭。当然,新的网站也在不断地被创建着,继续推动编辑学学术的多元化发展。这些个人网站现存的问题是:在网上发表的学术成果目前只能局限于虚拟空间,供同行交流,无法得到现行学术体制的认可。这类网站的建立出自于创办者的个人爱好,其网站一般空间容量不大,储存的信息十分有限。同时,要靠个人的精力来维护更新,也大大影响了时效性和信息密度。因此,访问量不高,影响力不大。这类网站的生存力最为脆弱,经常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
(二)、政府机关及其所属学术机构、学术组织创建的网站。政府机关与编辑学相关的网站,有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网站,属于政府上网工程的一部分,但这个网站的内容主要为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期刊、书籍、电子出版物等大众传媒的管理法规以及业界动态、统计数据等,具有权威性,因而,本文也将它们纳入专业网站范围。政府所属的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建立的网站,如北大和社科院建立的网站以及中国教育科研网、中国期刊网、中国研究网等,这类网站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学术研究的促进作用也大小不一。其中,较为成功的网站如“出版科学”和“中国传媒网”等。
“出版科学”(cbkx.com),是同名的平面刊物的电子版。《出版科学》由湖北省新闻出版局主管,湖北省编辑学会主办,其办刊宗旨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理论性与实用性并重,总结介绍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的编辑出版经验,促进编辑出版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为体现办刊宗旨,辟有多种双名专栏,如《专论·特约稿》、《编辑学·编辑工作》、《出版学·出版工作》、《编辑史·出版史》、《多媒体·网络出版》等。“出版科学”依托于“湖北新闻出版网”(hb-np.com.cn),其在编辑学研究的贡献是,提供了大量的编辑学论文电子文本和与编辑工作相关的文件,更新的速度也很快。“中国传媒网”(mediainchina.org.cn),由北京国新中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依托政府资源,发挥行业优势,通过中记传媒网权威的业界资讯和全面的政策法规,开展多层次的教育与培训,为传媒机构提供全方位的管理咨询服务,并以产权为纽带,整合传媒资源,积极地介入传媒投资领域。中记传媒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者网技术服务中心,承担中国记者网的建设和运营工作,以服务传媒人士为己任,为行业管理的规范化、透明化提供了交互式的网络平台。“中国传媒网”下联的“中记传媒网”(mediainchina.com),在“学术与教育”专栏下,有编辑学学术研究的内容。
(三)、民间的学术机构、学术组织创建的网站。这类编辑学研究网站多是各类编辑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在网络上的延伸,介绍编辑业消息和编辑学理论,并推荐编辑同人的书籍等。它们在网站建设方面更侧重展示自身形象,突出自身的学术特点和学术兴趣,其发展多依赖于相关的学术机构和学术组织自身的发展。网络为编辑界学者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发表学术文章、出版个人研究文集的平台,从而促进了编辑学术研究成果的大范围的传播。这一传播的方法,有利于打破现有的学术体制的束缚。如“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网站(cujs.com),这是一个常设的学术团体门面网站,主要栏目有编辑论坛、学会会讯、学报导读、相关文件以及介绍研究会参加单位等。总体来看,这一类网站页面较为简陋,内容不够丰富,在时效性和服务功能上远不够理想,目前仅仅能起到展示窗口、介绍编辑学会日常工作等作用。而且,有些因为种种原因而成了“死页”,如“编辑与现代人”(go6.163.com/interland),尤其遗憾的是,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科学学报研究会迄今没有一个独立的学术网站。
(四)、编辑学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创建的网站。这类网站通常是编辑和新闻传播理论和实务类报刊的网络版,主要是将其平面载体的内容全部或部分上网。这类网站与“母体”网站密切相关,它们大都是新闻媒体旗下的刊物。总体来看,这类专业报刊在新闻传播业界有着广泛影响力,但其网站(网页)形态和内容大部分十分简陋,网络传播影响力明显不足,有些还成了“死站”,如“编辑理论与编辑实践”(sueditor.best.163.com)。
(五)、BBS及电子邮件列表刊物形态。综合性新闻传播学术网站大都设有BBS,如中华传媒网的传媒社区、千龙新闻社区的“横评竖品传媒论坛”等都办得很出色。这些新闻传播专业BBS讨论区的设立,对扩大网站的影响,提高受众参与度发挥着积极作用。目前,对于编辑学而言,这类BBS中最具人气的是“西祠胡同”(xici.net)中的“传播媒体”(xici.net/main.asp)讨论区。这实际上是一个论坛群,包括数十个子论坛,其中直接与新闻传播领域有关的有“新闻人”、“传媒研究”等栏目下的子论坛。而在这些论坛中,最相关的要算是“编辑的家”、“图书编辑俱乐部”、“美编之家”。“新闻传播研究”论坛则主要以学术探讨为主,经常转贴学界人士的论文、文章,并且经常有版主自己的有独到见解的原创文章。
三、编辑学学术网站的问题与前瞻
一个学术网站的生存状态,一定是与这一学术学科研究的生态相连的。而目前编辑学学科网站的生态状况不很乐观,也应是我国编辑学界学术研究单薄的一个相互映证。
从编辑学的学科网站情况看,不少网站仍处于起步阶段或低水平运作阶段,网站的功能和作用远未发挥出来,尤其对编辑行业的行政管理机构、行业组织机构、专业报刊和专业科研教育机构来说,网站目前状况与它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极不相称,与信息时代的要求差距很大。具体说来,目前编辑学专业网站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原创内容少,网站上的很多内容都是转载印刷报刊上的文章,或是转载其他网站上的内容,雷同现象严重;更新速度慢,时效性差。缺乏英文版、繁体版,极大地限制了通过这一平台与国外海外同行的交流;表现形态简单;数据库及检索功能欠缺或欠佳;网站推广力度不够。
以网站与数据库的链接而言,很多网站缺乏重要学术数据库的链接支持,再就是网站的搜索功能缺乏。在网络资源铺天盖地的时代,只有依靠成功的搜索引擎,才能在网络中快速找到有用的信息,对于网站内部信息的搜索,也是如此。此外,现在不少网站在其正文下面往往有“读者评价”一类的设置,这是读者和作者间的互动,如访问量很大的携程网,访问者可以看到并且参与对此文的反馈,作者也能进行辩驳。这是对传统期刊的典型的颠覆。海外同类型网站,不仅提供最新刊发的文章,还提供对以往文章的搜索查询,如“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网站”(cjr.org),其主页是当前文章,但同时提供自1991年到现在的全部期刊内容,并可检索;再如台湾中华传播学会网站(ccs.nccu.edu.tw)亦建有中文传播学资料库、传播研讨会论文、台湾电影资料库、电讯传播产业资料库、各校博硕士论文等较完备的数据库。应该看到,国内的“中华传媒网”(academic.mediachina.net)对此也花了很大工夫,只是该网的发展势头目前受阻。
从编辑学的研究情况看,由于传播业本身的进展,编辑工作以及编辑学学科的内涵都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从传播方式看,传播渠道大大增多,使传媒提高信息服务质量有了可能。除在原有形式上翻样出新,如报纸增加印刷版次、即时更新已经报道的内容、增辟专栏或专页、丰富版面色彩和内容等外,最明显的特征是平面媒体进入网络传播,纷纷开办电子版,最大限度地向受众提供信息。随着高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大众传媒之间的分工和竞争越来越突出,对在新闻行业就职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对报刊图书编辑从业人员要求的业务技能中,包括能够自如地运用现代传播技术从事采集、制作、传送信息,以适应网络化传播的需要;要能掌握专门知识,以适应媒体对象更加细分化、特定栏目增多、报道要求更加深广和专业的形势等。
因此,网络时代的编辑,应该具有使用网络这一媒介的能力,包括通过网络探讨编辑学科,了解该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的能力。但是,仅从学术期刊的编辑界调查情况看,对电脑和网络利用基本现状总的情况不甚乐观,除了一般文字处理和网页浏览外,学术期刊的编辑利用编辑学网站上的学术资源的情况不很普及,而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术交流的情况更不普及。可以说,除了喜欢在网络上冲浪的部分编辑外,利用网站的BBS进行编辑学网上交流的情况几乎凤毛麟角。这是相对于全国9165种正式出版期刊的在册编辑人数而言[5]。编辑上网人数、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术交流人数的情况都不容乐观,这也是编辑学学术网站在网络上惨淡经营的根本原因。
对于编辑学学术网站建设所涉及的问题,其他方面还有很多,诸如学术论文的著作权问题;学术观点的原创性问题;学术网络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学术研究者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与现行学术机制兼容的问题;网站经营的经费问题等。
学术观点的原创文章少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编辑学网站的非赢利性,使得网站的投入有限,基本上处于低成本维持运作状态。即使有原创的学术文章在网站上首发,也无力支付稿酬,更何况网络上发表的论文,在目前的学术认可体制中,完全没有一席之地。因此,作者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将学术成果上网。再如,网站经营的投资问题更加严峻。创建一个能够被学界公认的权威、优秀的学术网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资,而且,这是一项连续不断的工作。而共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网站,共同开发电子资料数据库等,更要靠相关单位规划。而且,学术网站的建设与维护必须有学者的参与,它不仅仅是技术或网站管理人员的事情。其中涉及到一些基本的学术态度、学术知识、学术背景问题,涉及到学术内容资源的编辑和栏目设置问题,没有学者的参与,网站管理者很难知道网站的读者们(主要是学者)的需求和评价,网站的实际效果。要有热心人。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编辑学学术研究的创新和发展,编辑学学术网站建设完善和加强的工作,就显得更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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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小说 虚拟社区 迷文化
迷文化的研究在我国还处于一个理论亟需深化的阶段,对于迷文化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社会学、传播学、文字学或伦理学等角度进行的,从文艺学的角度也有,但是关注的是文艺美学等方面。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既是网络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大众文化极具有活力的因素。而目前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很少被我国研究者关注,加强对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的研究,对建设文明、科学、健康和理性的网络文化具有现实意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一、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研究
对于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的研究非常之少,只是在研究网络小说或虚拟社区时有所提及。作为网络文学的一部分,我国网络小说的研究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关于概念的界定。网络小说的概念由网络文学的概念延伸而来,也和网络文学一样在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着焦虑;将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进行区别,试图从区别中来确定网络小说的本体存在;分析网络小说的特征,凸显其大众性、自由性和后现代性;从文学本体出发研究网络小说的创作、传播、阅读、批评等。笔者发现,在这些研究中,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关系一直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研究者虽然提及却并没有做更多的关注。比如,网络小说的“语言特色”时强调了网络小说的“网络话语”:“‘天涯的兄弟们,来点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可猫!!二楼的朋友们!!!你们的呐喊声我听不到!!!!’看到这样的话,不经常接触网络的人可能会有点犯迷糊,‘天涯’、‘可猫’、‘二楼’,这仅仅是形形的网络语言中的一部分”,这些网络语言的诞生,其实与作家和读者一起在小说社区的类似日常生活式的互动是分不开的。网络小说被改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是“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为影视剧的生产提供观众支持”,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从何体现?主要集中在这些充斥着网络小说的虚拟社区。
对于虚拟社区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其理论成果为国内的虚拟社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将人群社会区分为Gemeinschaft (礼俗社会,又译为共同体)与Gesellschaft (法理社会,又译为社会),由此为网络虚拟社区概念提供了理论源头。网络文化研究中最早提出虚拟社区概念的是莱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他提出概念的同时也界定了虚拟社区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存在形式。
国内目前对虚拟社区比较全面与系统的专著是学者刘华芹的《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该专著对虚拟社区的结构、管理、意识甚至冲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而这方面的硕士论文主要有《虚拟社区中的文化生产》、《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以天涯社区为例》和《虚拟的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游梦潇在论文中梳理了虚拟社区的研究成果,分为概念的界定、虚拟社区的类型、虚拟社区及用户特征和一些个案研究,并将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模式综合为中心模式、渐进模式、两两互动模式和网状模式四种模式。肖蓉也以天涯社区的文化生产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文化生产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虚拟社区文化生产的特点,但是所关注的文化生产都是一些个体的现象,没有对群体就某一文化认同而进行的集体生产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并以网络小说虚拟社区迷文化为切入点。
二、网络文化研究
国内外对网络文化的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
(1)对网络文化概念的研究。学术界对其含义进行了大概分类:一是侧重网络载体的技术视角,认为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融合的物质基础上,把信息的发送和接受作为核心的新型文化。二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白淑英认为网络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在线”实践过程中生成和建构出来的生活样态,是在线实践的创造,把网络文化看成一个过程。
(2)对网络文化特征及其演变的研究。国外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如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论,如丹・席勒(Schiller,Dan)的“数字资本主义”论,曼钮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论等等。国内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的研究体现在具体的分析与解读。
(3)对网络文化价值与影响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肯定了网络文化的价值,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如鲍宗豪认为网络文化的价值表现为网络的文化意蕴,网络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文化,网络文化语言丰富了人类文化世界,使人们有可能以独特的网络语言进行交流。吴克明认为网络文化不仅是现代技术和文化现象的一次世纪性融合联姻,而且形成了人与网络文化和谐发展的新景观,具体表现在人的自由个性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人的社会关系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的自然生态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等方面。网络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个人的影响和对社会政治与经济以及伦理道德的影响。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化使既有文化发生了转向,即文化发展方向出现了异于既有文化逻辑预设道路的新的文化理念和实践: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从理性走向感性;从精英走向大众。
三、迷文化研究
关于迷文化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西方对于迷或者迷群的研究经历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以Henry Jenkins为代表,他从这些迷群的个体作为媒体受众是怎样接受媒体文本的过程这样一个视角展开研究,重点探讨媒体受众和媒体文本之间的关系。Liss A.Lewis则从“迷的定义”、“迷与性别”、“迷与工业”和“迷的生产”四个方面做了阐述。
第二次浪潮主要强调迷文化中关于社会的文化的等级的复制,研究迷选择对象和消费的时间与人们习惯之间的关系。如Chery Harris的《电视迷的社会学研究》。
第三次浪潮来临,Andrea MacDonald的《不确定的乌托邦:科幻媒体迷群和网际交流》,Kirdten Pullen的《网络研究》中的文章《我爱:创造一个网上迷社区》,还有Nancy K.Baym2000年出版的《打开,登录:肥皂剧,迷群和网上社区》,都是以网络社区中的迷作为研究对象。
相对西方来说,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2005年,Matt Hills 的《Fan Culture》由朱华u翻译,韦伯国际文化出版,由此迷和迷理论在国内受到了学者关注。2009年,陶东风的《粉丝文化读本》由北京大学出版,该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翻译介绍了西方粉丝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见我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研究的理论大多是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的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迷的概念表述与特征的探讨
国内对于迷的概念的表述有两种,都是从语言学翻译的角度而来,一曰之“粉丝”,是英语单词“fans”的音译,一曰之“迷”,是属于它的意译,所以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中对迷文化的概念有两种表述:粉丝/迷,粉丝文化/迷文化,有的学者使用“粉丝”和“粉丝文化”表述。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使用“迷”和“迷文化”表述。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两种表述都在同时使用,可见,目前的研究界,研究者使用“粉丝”或“迷”表述并没有统一,本研究采用“迷文化”来表述是为了更凸显其特征。
(二)对于迷现象的解读与审美价值的反思
赵文秀指出“粉丝”的现象表征并从而肯定“粉丝”文化的价值所在,从而进一步探讨“粉丝”现象对文化建设的启示。张晨阳肯定了迷的文本生产力的解放,指出迷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蔡鹏飞不仅详尽地探讨了各种电视迷现象,而且从媒介文化的视角检视媒介与迷文化的互动,反思媒介与迷的对立困境。
(三)关于迷社区的研究
对迷社区的研究国内目前并不是很多,比较突出的是复旦大学的邓惟佳博士,其重点研究了迷群实践活动的自我建构和群体认同,探讨迷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如何建构身份认同,如何跨媒介和多元化的使用媒介,并以此凸显迷的“能动性”。另外邓伟从迷社区的“身份认同与建构”作了探讨。
从国内外对于迷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迷和迷文化的主要理论都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但是,从目前的国内对于迷研究状况看,很少关注网络小说社区的迷文化建构。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研究,还是网络文化与迷文化的研究中,作为受众的网络小说迷,在网络小说虚拟社区所进行文化实践活动都渗透到了以上四大板块的方方面面,并以其为连结而构成一张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但是在以上四大板块的研究中都对其有所忽略,故而对国内的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进行研究很有必要,是对中国迷文化的个性解读,也是对中国迷文化和网络文化的补充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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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高校 英文网站 建设
当今,互联网日益深入人们的生活,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在教育领域,越来越多的学校适应这一趋势建立了自己的英文网站,作为向海外人士、学者和潜在留学生展示、宣传学校的窗口。在英文网站建设的过程中,涉及诸如翻译、中外网站设计差异、外国读者接受程度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网站传播的有效性。针对这些问题,有不少学者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和研究。笔者意在对前人在高校英文网站建设方面的研究做一个梳理,以期能对今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和侧重点有所启发。
一、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研究的总体状况
高校英文网站并不是中外网站的直接翻译,而是应该从国外受众角度去考虑其架构和内容。(张瑾,2010)因此,英文网站建设研究涉及国外高校英文网站设计特点的调查与分析、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兴趣点、语言层面的处理等多方面问题,因此英文网站建设的研究也应数量丰富。但是,笔者以“英文网站建设”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检索,只得到87条结果,删除其中与此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后,剩余67条文献。笔者亦未检索到任何专门探讨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的书籍。由此可见,当前国内对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的研究成果并不充足。
二、目前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研究的几个侧重点
笔者把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分类研读。发现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高校英文网站建O现状分析
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检索到的67条英文网站建设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对现状的分析及问题的粗略讨论占到14条,将近五分之一。这类研究的内容一般包括英文网站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分析、存在的问题以及针对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其特点是从宏观上进行探讨,如曲静指出,目前中国高校英文网站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国内高校对英文网站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提高:第二。英文网站未从受众角度出发。包括信息内容不全面及信息布局不合理;第三,行文编译的跨文化交流性差。针对提出的问题,曲静从学校、理念、内容选择、队伍建设和管理五个方面提出了建议。(曲静,2015)
(二)从翻译的角度探讨高校英文网站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探讨高校网站中的翻译问题。是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研究中比重较高的又一类研究。在中国知网的文献检索中总共约有22条文献记录,其中硕士论文有14篇。这类研究着重运用某一翻译理论(如功能目的论、变译理论)去分析翻译中的失误或证明某一理论在网站翻译中的指导意义。例如,张睿思运用胡庚生的生态翻译学,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面探讨了湖南省高校英文网站“学校概况”中存在的翻译问题。探讨了如何利用这一理论来提高外宣翻译的质量。(张睿思,2016)
(三)从传播学、网页设计等方面探讨高校英文网站建设
在这一类研究中,各项文献从跨文化、国际化、传播学、中外网站的差异对比、网站的设计等不同角度对高校英文网站进行了探讨。例如,裴蕾和周立群通过国内外大学英文网站的对比。得出了高水平大学英文网站建设的四点经验,揭示了中国大学英文网站群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这两点提出了提升英文网站水平需注意的问题。(裴蕾,周立群,2014)这类研究的文献,虽视角不一,但各位学者几乎或多或少都注意到了。英文网站的建设并不仅仅意味着翻译,它涉及中外文化不同、中外文化不同所导致的网站结构与内容取舍方面的不同,涉及对传播效果的考量,亦不能忽视传播对象即受众的因素。这拓展了我们对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的理解。
三、目前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着眼方向
通过以上对当前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研究的梳理,笔者发现,宏观性的分析多而具体操作层面的研究少。为了让研究真正有利于英文网站水平的提高。笔者认为今后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研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大对外国高校网站架构的系统性研究。在这些高校英文网站建设研究的文献中。不少学者指出。中外高校网站的架构存在差异。直接套用中文网站结构的英文网站并不符合外国读者的浏览习惯,进而指出网站架构要充分考虑这种差异,甚至需进行重新设计。那么,国外高校网站到底在架构上具体有什么特点,一般包括哪些类别。这些不同的类别一般如何分门别类进行设计,我想,这些更为具体直观的信息对我们的高校英文网站整体设计更有指导性意义。
(2)高校英文网站的内容该如何选择。裴蕾、周立群指出,中国高校英文网站的内容不全面。(裴蕾,周立群,2014)张新军、杨慧指出,在高校英文网页的制作中,很多都是直接将中文原稿逐字逐句进行翻译。没有考虑到读者的反应,因此有些对外国读者而言其实是“无价值信息”。(张新军,杨慧,2003)那么,英文网站到底应该包括哪些类别的信息?哪些是符合外国读者需要的信息,哪些是外国读者并不关心的信息?在英文网站的建设过程中,内容的取舍是否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
众所周知,中国传媒产业研究近20年来引入了大量微观和宏观经济分析的手段,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视角,但是结合经济元素和文化、政府政策对传媒业进行考察的“多学科型”研究仍处于弱势阶段{1},实际上传媒业的发展从来也不可能离开其存在的环境,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和市场法人,传媒业与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是受一定的政府管制下的产业,我们引入传媒发展指数这个概念,从系统依赖的角度来考察传媒产业的发展。
一、理论背景及定位
我们认为传媒发展指数这一概念的提出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深入对传媒业的研究。
第一是对传媒产业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结构性还原。传媒产业作为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及信息服务业的身份逐渐得到普遍认可,但相应的产业分析和产业预测却始终未能像快速消费品、金融、电子产品等其他行业一样达到成熟和系统化的程度。这不仅见之于零乱的数据和只抓冰山一角的各类报告,更见之于传媒产业研究工具和逻辑的匮乏,最大的问题在于传媒业自身发展的碎片化和对这种碎片化现状进行描述及解析的无力感。传媒发展指数的首要的涵义就是对传媒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长速度、主要关联行业等作出明确的判断,对传媒产业在国民经济环境中的区位作出清晰的图绘。
第二是对传媒业发展要素的有序厘清。传媒业的繁荣与否可以用多项指标来衡量,但这些要素起作用的层次有所不同。在大概念上,这些原因可以分为传媒部门自身和媒体经营环境两大类。前者既归因于媒体部门自身收入结构不合理、产品结构不完善和竞争策略不领先等等,也归因于主管部门的配合不力乃至监管不当。后者涉及的范围更广。举凡年轻世代生活方式的变革、消费品市场竞争的此消彼长、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性安排,以及社会文化创意环境、社会教育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传媒经营的波动带来或强或弱的影响。这意味着,在制定媒体发展战略时,我们不仅要广泛涉猎社会经济环境的动态,更应强调对环境中影响传媒产业发展的因素有层次有重点的区分。
第三是对传媒发展因子的贡献分析。我国传媒产业自改革开放进入快车道以来,与社会生活和经济形势的结合更加紧密,经营环境更趋复杂,经营风险在增加。在分析传媒产业增长的过程中,人们就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更全面、更系统、更能精确刻画其增长本质的科学视角来对之加以分类和描述。传媒发展指数正是通过对各个因子的抽绎和测度,来量化地展示各个因素对传媒业的重要程度和贡献大小。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传媒发展指数的核心内涵:不同的环境要素会对传媒组织和传媒业产生不同的约束并决定其选择空间,从而使得传媒组织的行为出现不同的增长特征和发展路径。所谓评价和改善传媒发展指数,即是要对现存的传媒产业结构进行有序的排查和厘清,采纳一系列精当而敏感的指标展示出传媒业的动态发展速度及质量,实现对传媒业与社会环境互动的有效监测,从而优化传媒组织、传媒业与其发展环境之间的匹配程度,形成正向激励机制,有效地抑制传媒发展战略的偏离,从把握自身状况和气候条件的大环境观来审视传媒产业的“腾飞”,而非仅仅改进驾驶员自身的一些作为。
如果沿用这一比喻,我们正好可以借以说明本文所指的传媒发展的范畴:飞机是各自运行的传媒组织,气候条件是搭载传媒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既包括各部类行业的群体经济行为所组成的国民经济发展态势,也包括生活形态、文明教养、民众心智等组成的社会发展水平。媒体面和社会面是把握传媒产业增长的两个基本角度。
二、指向社会实践的传媒发展指数
传媒发展指数的构建对于传媒产业的现实运作具有操作性的功效。
第一,传媒发展指数的概念将推演出传媒产业的联动结构和制约框架。由于传媒业的前景广阔,投资者不断加强对传媒板块的分析和预测,但是目前所见的研究往往基于传媒自身的经济基础,通过历年来我国媒体的广告及收入增长的纵向趋势和与美欧诸国比较的横向趋势来预测传媒业的增长,我们会得出一系列的问题:广告分类别的增长如何?支撑广告的分类别的行业(房地产、医疗、汽车、电子产品等)增长空间如何?支撑行业购买的居民消费增长如何?支撑居民消费支出和构成的社会心理、生活方式变迁如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媒经营增长的社会动因链条。只有对这些层次进行严密的叠加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理性的、有说服力的预测,才能发掘传媒业寒冬或暴发式增长等大波动背后的水面下的“冰山”,才能体现作为文化产业、信息服务业的传媒深刻依赖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蝴蝶效应”逻辑。
第二个现实的操作性功效是对传媒产业增长机会点的真实发现。近几年来传媒业涌现出一批实力雄厚、管理有效的标杆组织。但由于我国传媒业自身的特殊定位,无法完全地复制国外媒体和国内工商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做法,因此追求管理时尚就成为通行的提高媒体运营效率的杀手锏。传媒发展指数试图把人口年龄结构、可支配消费能力、地方创新氛围、广告吸纳程度等更多的变量纳入传媒增长框架中来考察。比如多项调查显示,年轻人的传统媒介接触趋弱,而同时老年人的传统媒介消费的时长和花费都数目可观,这对媒体的资讯结构、方便性、传阅率等有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再如数据显示上海一直有较高的媒介盈利指标,但其城市发展水平是否隐含着传媒业发展的天花板的快速到来?传媒发展指数企望引入全面的系统的环境因素来看传媒增长趋势,其新贡献在于从事实和数据背后寻找真问题和真机会,据此刻画传媒产业成长的弹性空间。
三、以增长要素作为维度
传媒产业的市场潜力在哪里?未来该如何挖掘这些潜力?这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根据对各种增长要素的重视程度不同,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从古典理论到新古典理论到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从亚当・斯密时期就开始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了含义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型,称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代表{2}。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增长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经典模型是索洛―斯旺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不但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而且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作用的权数,取决于技术进步的力量{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又有更多的要素被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二者是循环互动、相互作用的{4}。
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梁昊光围绕着传媒经济增长动力源的问题,把国内外学者们的理论划分为三种基本模式{5}:
技术推广模式:这种模式将传媒经济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传播技术的发明,认为近现代科学发现和传播技术发明创造了社会新需求。
市场拉引模式:这种模式将媒介市场的动力归结为市场的需求。社会的习惯、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决定着媒介产品的方向,从市场消费结构方面向媒体提供信息,媒体便根据市场需求信息来研究制作新的媒介产品。
N-R关系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社会需求(N)与媒介资源(R)是决定传媒经济发展的两个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主题,传播活动刺激社会需求,社会需求的增长使媒介经营资源紧缺,此时,就会刺激传播活动解决媒介市场资源创新的紧缺问题。
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提出了用体制结构系数――社会需求和媒介资源的产出比――来表示在社会需求的推动下媒介结构的变化。学者彭永斌则提出了媒介产业增长的系统模式,即传媒产业自身的生产力要素和传媒产业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都在传媒产业的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6}。
总结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可以把传媒经济增长的要素归结为内生动力、外部环境两个方面。所以,本研究在从传媒产业内环境、经济社会宏观外环境入手,不仅分析各要素的单一影响,而且将这些要素进行拟合,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计算出全国各省的传媒产业发展指数,从而解析整个中国传媒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要素。
四、以系统研究作为分析范式
用系统的理论对传媒的内环境、外环境进行研究,在传播学史上的渊源深远。
早期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学者们对传播过程模式的探索中。赖利夫妇于1959年提出的他们称之为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把传播系统置于社会系统的框架之下,认为大众传播是各种社会系统之一,传播系统的传播活动与过程,既受其内部机制制约,还受其外部环境影响{7}。
梅尔文・德弗勒与桑德拉・鲍尔・洛基奇于1976年提出了大众传播媒介系统依赖模式{8},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结构,媒介系统是一个信息系统,受众、媒介和社会体系三个组成部分通过媒介系统掌握的三种信息资源――收集或制作信息的资源、信息处理资源与信息传布能力形成依赖关系。媒介系统依赖论的主要假设:社会环境中存在的变动和冲突越多,个人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越多。不确定性促使人们搜求信息,来认知社会生活正在发生些什么,而传媒系统拥有丰富的资讯,正是信息搜集活动的一个必要资源。这些模式侧重点各有异同,但都或多或少谈及媒介与社会互动的问题,是传播过程系统论最初的理论源泉。
关于媒介与社会互动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传统是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即以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大众传播系统。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起源于北美{9},早期的代表学者有英尼斯、麦克卢汉、芒福德、波兹曼等人。1968年,美国学者波兹曼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年会上所作的演讲中,首次公开介绍媒介环境一词,将媒介环境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他们的研究集中于科学技术对传播的影响,进而对社会形态更替的影响,认为传播媒介和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形态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有一批学者开始重视媒介生态理论的研究,比如美国学者大卫・阿什德所著的《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是新近一部关于媒介生态学的代表作{10},书中关注社会权力与社会控制,帮助理解信息技术和传播如何影响受众,传播生态被定义为信息技术通过传播范式介入现实生活之后,使得实在的社会情景改变形态而呈现出的一种环境。
中国学者也独立开展了媒介生态的研究,国内的“传媒生态”研究有两种取向:传播理论取向和传媒经济理论取向。前者主张重视大众传播中微观中观宏观系统之间和它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态关系,探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后者则用这种系统化的理论开始研究传媒产业的发展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分析环境如何对传媒产业的发展起作用。典型的方法是采用PEST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四个方面分析环境对传媒产业的影响;或者采取SWOT分析方法,从优势、劣势、机遇、挑战四个方面分析传媒产业的具体竞争环境。但是采用这些方法进行的研究,往往孤立地分析各个要素分别对传媒产业产生的影响,而缺乏将这些要素进行整合操作,做结构化的整体解读。
也有少数学者进行过一些尝试,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丁汉青在其博士论文《广告流: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分析了广告与各地经济的关系、广告与相关产业经济景气状况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胡春磊在他的硕士论文中考察了媒介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这些研究在传媒的产业生态上取得了一些“点”的突破,但是“面”上的研究,目前还是空白。
从以上回顾可以发现,系统地、有机地、结构性地观察传媒与各种社会力量的联接关系是传播研究的一脉相承的丰富思想遗产。这种动态的、多元的视角对于摆脱媒介中心论的分析和解说颇具借鉴意义。在面对传媒产业与社会经济环境日益加深的联接情况下,重新引入这一视角到传媒经济的研究中,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和创新空间的尝试。
以上,便是我们构建“中国传媒发展指数”的理论逻辑。
注释:
{1}Robert G. Picard、杭敏:《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与范例》,《现代传播》,2005年第4期。
{2}{3}{4}虞晓红:《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模型浅析》,《生产力研究》,2005年第2期。
{5}梁昊光:《传媒经济理论比较研究》,《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6}彭永斌:《传媒产业发展的系统理论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页。
{8}鲍尔・洛基奇、郑朱泳:《从“媒介系统依赖”到“传播机体”――“媒介系统依赖论”发展回顾及新概念》,《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2期。
{9}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2期。
关键词: 边疆民族 舆情 媒体 影响力
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是促进各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关键期和矛盾突发期,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加之国际不安全因素对民族地区的影响,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文化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民族地区成了我国舆论安全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舆论不安全,会引发民族地区社会骚乱,扰乱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团结,给国家安全造成极大损害。对此,理性分析边疆民族地区热点事件的舆情影响力,构建民族地区舆情媒体舆论引导机制,将成为我们研究的一大课题。笔者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舆情热度、影响力、代表性等指标,通过对2009―2013年内蒙古、云南、广西、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的热点舆情事件的媒体舆论影响力进行归纳分析,以期能为探索边疆民族地区媒体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一、热点舆情事件中媒体舆论影响力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认为,“传媒的影响力,就是传媒作为资讯传播渠道而对其受众的社会认知、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及相关的社会行为所打上的属于自己的那种‘渠道烙印’”。笔者从边疆民族地区舆情事件中新闻媒体对比研究中发现,近几年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媒体舆论影响力显著提高,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 传统媒体舆论的影响力
虽然新媒体在信息传播速度、广度和便捷性等方面有优势,加上其庞大的用户数量,改变了传统舆论格局的力量对比,具有一些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舆情热点发酵和生成优势,但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新媒体发展相对不发达,少数民族更注重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信息,因此,传统媒体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舆情事件的报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边疆民族地区舆情事件中具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央视《新闻周刊》、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 中国广播网中国之声、《新京报》、《法制日报》、《环球日报》、 中国广播网、北京晨报、《广西法治日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中国经营报、《南方日报》、《云南信息报》、《内蒙古晨报》、《中国青年报》、《齐鲁晚报》、南方都市报、新疆都市报、《柳州日报》。
2.传统媒体抓住了原点新闻,客观真实地报道
在边疆民族舆情事件的传播中,一些传统媒体发挥了“新闻曝光”作用,抓住了原点新闻,并按照新闻规律,第一时间透明客观地报道了边疆民族地区发生的舆情事件。透明度决定公信力,公信力决定影响力,于是保证了传统媒体在重大社会事件中没有失声,没有助推流言扩散,维护了媒体的影响力,增强了媒体的竞争力。在传统媒体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舆情件中占比最大的首曝媒体类型是报纸,通讯社也是首曝舆情事件较多的媒介。比如发生在云南地区的“党煦燕升职被举报”,新京报第一时间抓住原点新闻报道此事,为大众提供真实、透明的信息,树立了公信力,提升了媒体的影响力。发生在新疆地区的“智障人黑工厂事件”,首曝媒介是新疆地方媒体《新疆都市报》。该媒体充分发挥了地方优势,很好地把握了新闻价值的要素――接近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实现本土化,也实现了市场优势。发生在内蒙古地区的“内蒙古施工企业人员撞讨薪农民工致1死5伤”,这一事件时由新华社首曝的,在最短时间内为民众尤其是少数民族呈现了当时发生的真实情况,起到了辟谣的作用。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新华社能够敏锐地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点并进行报道,说明传统媒体的媒体判断力很强,体现出其新闻发现力和对事件的把握能力,也是衡量其影响力大小的一把尺子,说明这些媒体都是能够第一时间抓住新闻点的。但在边疆民族舆情事件中,也存在着众多传统媒体“失声”的严重现象。
3.传统媒体及时介入,引导舆论
笔者发现,面对经济差异、文化差异和、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等复杂的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舆情问题,有些传统媒体及时介入、跟进追踪报道,提供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以诚挚的态度应对质疑,以合理的处置平息意见,在引导舆情、消解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若不是这样,新媒体裂变式快速传播,会使危机酝酿期短至一到两天,这期间就可能引发谣言的扩散,引发舆情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逐步转化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舆情事件,则危机临近。但也有些传统媒体具有“鸵鸟心态”,没有及时抓住舆情事件的关节点介入,误失机会,失去竞争力。
4.传统媒体系统专题解读,化解大众心中疑虑
近几年,我国主流媒体出现争当“领读者”角色的现象,如《南方周末》提出了“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口号。媒体高举“读懂”旗帜的背后,源于社会发展的纷繁复杂。受众需要读懂信息,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适应社会。传统媒体如果能及时而正确地解读边疆民族地区舆情情况,将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的举措对全国百姓详细说明,可以降低民族地区舆情事件的敏感度,也能维护民族地区政府形象,同时也可提高媒体的影响力。如“广西来宾传销事件”,2011年8月11日,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播出《央视独家调查:阳光下的非法传销》,拉开了此次广西来宾传销事件的序幕。新闻称“传销组织在公安局旁公开宣传”,新闻当日即被媒体广泛转载。8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继续以《广西来宾:被“隐忍”的传销》进行深度报道,再次把舆论推向。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对于此事件的深度报道是相当成功的,一方面让百姓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传销这一非法组织的各种真面目,另一方面对于公安部门在全国开展打击传销犯罪行动起到了催化作用。
(二)新媒体的舆论影响力
1.边疆民族舆情事件中具有影响力的新媒体
天涯论坛、搜狐、新浪、腾讯、网易、新浪微博、蒙古文物官方微博、华声论坛、蒙古新闻网、中国蒙古语新闻网、内蒙古正北方网、猫扑、人民网、云南网、天山网。
2.新媒体反应迅速,传播广泛
在边疆民族舆情事件中,首曝媒介中新媒体所占比重比传统媒体多。在事情发展过程,网友通过微博平台进行质疑、声讨,将舆情事件引向高峰。如新疆“天价切糕”事件,@新周刊在微博首曝了一张切糕的图像,并配上一句“硬通货”。后@南都深度介入切糕的传播,并调侃道“买得起这东西的都是高帅富。”网络知名人士薛蛮子发表简短微博,“我呼吁:必须治理切糕党!同意请疯狂扩散!”当天转发、评论总计6万余次。人民网、@凤凰视频、@财经网等媒体微博在4日也加入了“切糕”传播扩散之中,从而使得“切糕事件”在微博平台的关注度快速飙涨。
3. 新媒体形成了具有舆论影响力的两大媒体平台
论坛社区是新媒体的重要组成成分,对边疆民族地区舆情事件具有巨大的舆论影响力。论坛社区成为网民自发的颇具影响力的话题讨论基地,越来越成为舆情引发的温床。在论坛社区中,关注边疆民族地区舆情的网民,主要在天涯论坛、百度贴吧。一些少数民族自己的贴吧上发帖和讨论,首次曝光了很多事情,在舆情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网友在论坛社区中的热议,很可能引发舆论走向高峰。如“乌拉特中旗蒙古族学校校安工程事件”。2011年2月16日,百度“乌拉特中旗贴吧”有网友发帖《谁在视于不顾,置千条生命于不顾?》,反映“乌拉特中旗蒙古族学校这个耗资几千万的新校舍消防工程竟然没有验收并存在众多安全隐患……”。此后,《乌拉特中旗蒙古族学校这样的校安工程能合格吗?》《“蓝光”背后的“校安工程”揭秘》等帖子开始出现于百度知道、天涯论坛、猫扑论坛。2月25日,“天涯社区”论坛以《千条蒙古族中小学生的生命随时面临着火灾吞噬》为标题转载了此事件,并配有图片。至3月1日下午,该帖文点击率已达17万余次,跟帖1671条。但帖子初发期未得到官方足够重视,直至13天后,帖文点击率已达17万次,才引起官方注意,错过了舆情控制的最佳时期。
此外,网络新闻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新闻,具有快速、多面化、多渠道、多媒体、互动等特点,突破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概念,在视、听、感方面给受众以全新的体验,在舆情事件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已成为边疆民族地区舆情事件的助推手。有许多舆情事件都是由于各大门户网站大量转载新闻报道或者参与讨论,扩大了舆情的范围,影响了舆情的舆论引导。
二、媒体对公众的观点及关注度的影响
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告诉我们:媒体报道什么,受众就关注什么。受众会因媒体提供的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研究者曹志文撰文论述过媒体的影响力,他认为,“媒体的影响力来自于报道的内容,报道的内容是影响受众的主要方面。对于受众来说,媒体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共同构成影响力”。由此我们知道,媒体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能对受众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边疆民族地区很多舆情事件属于突发事件或,再加上边疆民族地区的高度敏感性和民族性等特点,边疆民族地区的舆情往往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媒体的议程设置可以影响公众的认知。
1.媒体正确的信息传递和舆论引导,塑造受众正确认知
在边疆民族舆情事件的爆发前期,媒体迅速及时地介入,并公开透明地对受众进行报道,向受众表明政府的态度,向受众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能够维护受众的知情权和切身利益,塑造受众正确的认知,可以避免受众因不明真实情况而散布谣言或产生恐惧心理。在一些引起社会冲突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协助党和政府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就能化解矛盾、凝聚人心,避免危机带来更大的伤害。如新疆发生的“巴楚县暴力恐怖案件”,新疆地区的民心有些不稳定,民众产生了恐惧心里,此时《环球时报》刊发社评《暴力事件撼动不了新疆稳定大局》,“暴力事件冲击不了新疆稳定的大局,新疆局势总体可控”的说法稳定了民心。随后,新浪、网易、凤凰等网站进行了转载,舆情进入平稳可控状态。
2.媒体对公众的关注程度的影响
当今传播技术不断快速发展,媒体独特的优势和主导地位也在社会舆论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能够引起社会受众关注程度的变化。诺依曼的理论指出了舆论的社会控制功能,也提到了媒体对受众关注程度的影响 。
如云南“躲猫猫事件”,2009年2月12日上午6时57分,医院宣布李荞明死亡,死亡原因为“重度颅脑损伤”。当日上午,晋宁县公安机关对此事做出的回复是:经过初步调查,发现李荞明受伤是由于其在放风时间与同监室的狱友在天井玩“躲猫猫”游戏时,双方引起争执。在争执中,李荞明不慎摔倒,最终受伤。2009年2月13日,《云南信息报》首次发表了题为《看守所里面的致命游戏》的报道,报道“云南玉溪24岁男子李乔明盗伐树木被刑拘,后因“重度颅脑损伤”死亡,警方称其玩“躲猫猫”撞墙”。蹊跷的新闻让网民产生质疑,网络舆情迅速扩散。同日,新华网以《玉溪男子盗林木被拘,半月后在看守所死亡》为题,转载了《云南信息报》的新闻报道。事件上升到全国范围,舆情影响力扩大。《云南信息报》和新华网的报道影响了公众的关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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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丁柏铨.《论传统媒体对受众的影响力》,《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1期
[8] 胡 滨 卢 宏,《媒体传播的负面效果研究》,《传播实务》,2010年第三期
[9] 傅绍万.《全方位提升媒体的舆论影响力》,《青年记者》,2007年11月
[10] 夏文蓉.《 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舆论引导力的影响因素解析》,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1] 刘亚.《网络舆论影响力与政府的引导调控》,硕士论文,上海交通大学
由于“能力”本身的复杂性,对于什么是传播能力至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国内学者刘建明这样认为:“传播能力简称传播力,包括传播的信息量、传播速度、信息的覆盖范围及影响效果,影响效果是媒介传播力的主要表征,技术手段是传播力的决定性因素”。①在这一定义中,作者认为传播能力就是传播力。
从中文语境上看,“力”是物理学上常用的术语,指的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能力”则是心理学与管理学上常用的概念,指的是直接影响活动效率,并使活动顺利完成的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从字面上看,“传播力”是传播的力度或力量,语义更多侧重在传播的外向作用与影响;“传播能力”则是顺利完成某一传播活动所必须的主观条件,语义上更多侧重在传播主体的内在要素与素质上。可见,传播能力是传播力的内在核心与基础,传播力则应是传播能力的外向效果与显现。
在CNKI期刊网中,笔者分别以“传播能力”与“传播力”为检索词,不设发表时间,对篇名进行精确搜索,结果是:篇名中含有“传播能力”的文章99篇,含有“传播力”的文章167篇(2011年7月31日统计)。“传播力”的使用频率比“传播能力”的使用频率高。笔者仔细分析这些文章发现,作者们在对“传播力”大胆使用的同时基本上都避开了对其进行谨慎的解释。文章中的“传播力”要么等同于“影响力”,要么是“传播效果”的另用,要么就是“传播力量”的简称,更多的则是跟“传播能力”混用,不做区别。而目前国内唯一的一部以“传播力”命名的著作《传播力——企业传媒攻略》,对“传播力”的释义是:“传播力就是竞争力,传播力是一种为企业造势传播的能力,一种‘霸占’注意力、抢占制高点的传播技巧。”②其使用上的“混乱”可见一斑。
笔者认为,传播力应该是传播者信息外扩的能力、力度及效果的统称,其内涵包括传播的能力、传播的力量与传播的效果三个层次与指向,传播能力产生传播力量,传播力量带来传播效果,传播能力是传播力的基础与核心,传播力量是传播力的外在表现,传播效果是传播力的结果与影响。一些学者在使用“传播力”一词时,对其内涵的三个层次往往都有所偏向,形成了传播力研究的三个指向,即指向传播能力的传播力、指向传播力度的传播力、指向传播效果的传播力。但传播力的本质与核心仍是传播能力,传播力提升的最终落脚点仍是传播能力的提升。
传播能力的内涵与定义
自古以来,从修辞学到社会科学,不同的领域向传播能力的研究注入了许多可用的东西,使“传播能力”的内涵日益丰富。
首先,传播能力是传播的技巧与策略。最早对传播“能力”产生兴趣的是修辞学家。在亚里士多德建立真正的修辞学之前,古希腊西西里岛上的诡辩学家,已开始巧妙地使用说服手段。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艺术》可以认为是西方最早探讨与研究传播能力的著作,他要求,一个讲演者要拥有美德、善意和讲话人的可信性,而且还要有好的理解力、判断力与技巧策略才行。“虽然,亚里士多德没有直接提出‘能力’的问题,但是自亚里士多德开始,修辞思想已跃出劝服技巧本身,向对人的建造,一个携带能力的传播者方面转变了。”③
其次,传播能力是一种有效的传播。18、19世纪以后,人们对修辞的兴趣开始有了更多的变化,修辞学也开始转向关注“有效传播的能力问题”,其目标在于促进健康和积极的人际关系。④如英国修辞学开始注重听众的心理因素,研究从演讲的内容具体到声音、手势和姿态,促使演讲者运用这些“无声的能力”,来影响和管理听众。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博希纳、凯利和威耶万等人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理论为基础,认为“有效”是传播能力的基本特点。
第三,传播能力在于关系的促进与发展。20世纪后,阿尔特曼和泰勒运用社会交换理论对人际关系的发展进行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做出一定的自我开放时,常常引发另外一人做出相同水平的自我开放,随着这一过程的进行,双方的个人关系变得愈来愈密切;如果一方的自我开放未能引起另一人的自我开放,前一方的自我开放趋于受抑制。他们提出的“关系发展”理论解释了人的亲密关系的发展过程:人们关系的进展是建立在自我表露的基础上,表露信息的深度与广度决定彼此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包含了传播行为的互动与关系的发展,传播能力不言而喻是“关系发展”与“社交渗透”,在于对符号的使用、分享、创造和选择以更好地回应他人。
第四,传播能力的主题是控制、适当与合作。大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就有了这样一个认识。人们除了更多地接受传播环境飞速变化的挑战外,还要在接受具体的人及人际事物方面,表现出更强的“能力”来。“传播能力”的问题变得和人类传播技术的进步一样突出。“传播能力”也进入了传播学者们的研究范围,产生了诸多定义。美国传播学者帕克斯研究发现,尽管传播能力的定义繁多,但不同定义间却具有较大的共性。他列举出10个被认为是有代表性的定义。这些定义都或明或暗地带有三个相同的主题。它们是“控制”“适当”与“合作”。首先,传播的基本功能是对身体和社会环境的控制,“控制”的观点或隐或显地可见于每个传播能力的定义中;其次,传播行为要考虑到环境变化的因素,或根据他人对你的态度,采取不同的回应,社会情境的变化要求人们能灵活应对,“适当”是“能力”的第二个主题;同时,传播也是人们对相互的行为做出的回应,人们在判断传播能力时,一定总是要和他人捆绑在一起的。没有他人作比照,没有合作的对象,一个人无法独自表现自己的传播能力,所以,传播能力必须以合作为目的,也是诸多定义的第三个主题。结合这三个主题,帕克斯认为,一个有能力的传播者应该是以“合适的”和“合作的”方式,对传播环境进行控制和把握的人。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传播能力是指由一定的行为主体借助自身活动、人际交流和大众媒介等渠道,将信息通过各种符号化的形式与客体进行互动传播,并产生一定效果的素质、技能和行为。
当前传播能力的研究视域与取向
传播能力的研究是传播学中一个古老而经典的主题。国外对传播能力的定义、传播能力的核心问题、传播能力的文化差异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在介绍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进行了一定的拓展。有研究者认为,当前国内传播能力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职业传播者传播能力提升的研究”“对大众媒介传播能力的研究”以及“对传播者传播素质的研究”三个方面上。⑥
从第一个方面看,关于对职业传播者传播能力提升的研究,韩天高认为,传播环境的网络化变迁使传播者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知识结构的又一轮优化和能力素质的崭新重塑,成为新闻工作者队伍从个人到集体都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课题,作为职业传播者的新闻工作者要及时有效地培养、塑造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型传播能力——多媒体传播能力。⑦董卿和朱冰则探讨了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在人际传播中的角色定位,并认为传播能力的建构与提升已成为综艺节目主持人在人际传播过程中精确定位自身的重要途径。⑧也有研究者站在怎样与媒体沟通并通过媒体有效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开展积极有效的行政传播的角度,详细阐释领导干部行政传播能力的培养,并认为观念陈旧与传播能力不足是导致我国行政传播效果缺失的主要原因。⑨还有学者认为学术传播能力是学术编辑的基本而重要的能力,主要包括学术洞察力、学术导向力、学术沟通力、学术驾驭力,这些能力的提高和完善,直接影响学术编辑出版的发展和科学研究成果的传播。⑩
从第二个方面看,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大众传媒传播能力的研究自然也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同志2008年12月在纪念中国电视事业诞生和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的贺信中向中国电视事业提出了“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的要求,李长春同志在讲话中强调了“努力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提高国内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性,要求中国电视事业进一步增强加强国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不断把电视工作提高到新水平。{11}各报刊媒体纷纷刊载理论探讨文章,就提高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认为新闻媒体提高传播能力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有效传播能力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一环,作为文化软力量的载体,提高新闻传播能力也是塑造国家良好形象的必然,内容生产成为提高新闻传播能力的路径。{12}
从第三个方面看,素质的指向是能力,传播素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传播能力。传播素质和传播能力就如硬币的两面,二者虽侧重点不同,但本质还是相同的,都是关注如何进行“有效而适当”的传播。2005年7月,吴廷俊教授和其博士生张振亭指出:“传播素质”是在媒介发达时代人与人有效沟通的能力,即一个人能以受众为出发点,以双向互动为取向,熟练运用各种传播方式手段,卓有成效地传播信息与沟通心灵的现代素质。它包含良好的传播心理、宽广的传播胸怀、恰当的传播方式和纯熟的传播艺术。传播素质由传播知识、传播品质和传播能力构成。传播知识内化为传播品质,传播品质外化为传播能力。{13}后来,吴廷俊教授等又将先前定义简化为“传播素质是在媒介发达时代,人与人的交往和沟通能力”。
为进一步了解国内学者对传播能力研究的具体指向,笔者将在CNKI期刊网中搜索到的99篇标题中含有“传播能力”的文献,又按照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媒介等分类方法进行了归类统计。
就传播主体来看,传播能力可以分为国家传播能力、政府传播能力、媒体传播能力、企业传播能力、公众传播能力等。当前国内对传播能力的研究重点在媒体传播能力上,在所有研究中,媒体传播能力研究占88%,公众与企业传播能力研究占13%,国家与政府传播能力研究占9%。
就传播方式来看,传播能力可以分为自我传播能力、人际传播能力、组织传播能力和大众传播能力等。当前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大众传播能力的研究上,比例为74%,此外,人际传播能力研究占10%,组织传播能力研究占6%。
就传播媒介来看,传播能力可以分为纸质媒介传播能力(如报纸、期刊、图书、杂志等)、电子媒介传播能力(如广播、电视等)、网络媒介传播能力(如电子邮件、即时通讯、流媒体等)、新媒体(或称“第五媒体”)传播能力(如手机短信、手机网络、3G手机等)以及综合媒介(笼统的大众媒介)传播能力。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综合媒介能力即笼统的大众媒介传播能力的研究上,占62%,其次是广电媒介传播能力的研究,占22%,纸质媒介传播能力的研究占10%,网络媒介传播能力的研究占6%。
总体来说,目前国内学者对“传播能力”的研究与界定,主要是从大众媒体的角度生发,基本上是将传播能力等同于媒体传播能力,特别是大众媒体传播能力,这在一定意义上缩小了“传播能力”一词的内涵与囊括范围。传播能力的概念与内涵本来就包含素质和行为两个维度,西方传播研究者一直将“素质”和“行为”研究结合起来,从而给予传播能力研究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双重活力。当前,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带来了人们交往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变化,“激活”了“休眠”的“公共空间”,新媒体既是大众媒体传播能力实施的舞台,也是政府、公众、个人信息交汇与能力“博弈”的平台。对传播能力的关注与研究应该从广义范畴出发,大众媒介可以作为传播能力实施的主体,但并不是唯一主体,更多情况下,它所承担的是传播能力推广的任务,传播能力研究的视野应更为开阔。[本文系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网络传播能力的构建与提升研究》(编号:10XXW012)与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网络环境下政府传播力的结构模型与评估体系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栏目责编:陈道生
注释:①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修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②郭明全:《传播力——企业传媒攻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③⑤王怡红:《西方“传播能力”研究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1)。
④Brian H. Spitzberg , William R. Cupach:《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Sage Publications,1984,P18.
⑥张 敬:《高校辅导员传播能力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⑦韩天高:《试论网络时代职业传播者的新型传播能力及其培养》,《新闻记者》, 2003 (12)。
⑧董 卿,朱 冰:《建构传播能力实现有效沟通——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在人际传播中的角色定位》,《现代传播》,2008 (2)。
⑨王石泉:《领导干部行政传播能力的培养》,《学习时报》,2009 年 7 月 6 日,第 006 版。
⑩肖建新:《论学术编辑的学术传播能力》,《中国出版》,2009 (11)。
{11}李长春:《在纪念中国电视事业诞生暨中央电视台建台 5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