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安排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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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一年来，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局党委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建工作重要内容。按照贵单位要求，现将区经商局2017年落实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做如下报告：
一、 明确责任，落实分工，成立以局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局党委书记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工作机制。局党委书记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班子成员根据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督促检查，把意识形态工作贯穿到党建工作的方方面面。局党委积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纳入党的纪律监督检查范围，与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
二、多形式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学习和研究。把履行意识形态工作职责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局党委会议全年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5次。按要求对区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文件、通报、讲话精神进行及时传达学习，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全年多次向区委报告意识形态工作情况。并多次在党委会、支部会、党员会上通报意识形态工作情况。
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我局认真调研，形成突发问题和重要事项的处置机制，建立专门台账，专题会商，进行销号式管理，切实防控风险、消除隐患。配合做好新闻工作。根据工作需要，积极参加对外宣传联席会议。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做到统筹协调本单位、本行业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在行政管理、行业管理中体现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重视网络评论工作，主动开展评论引导。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局党委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加强指导、精心安排，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精神的热潮。组织局党委中心组以学习贯彻精神为主题，精心选题，认真组织，发挥引领示范带动作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把精神学深悟透，并紧密结合工作实际，用精神来指导我局党建工作，继续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花大力气来抓，力争让我局意识形态工作再上台阶。
第2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一、加强组织领导，扛稳意识形态责任
充分认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成立以党总支书记为组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意识形态研判机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不断增强干部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把意识形态工作同经济、社会稳定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考评，全力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战。
二、强化理论学习，提高党员理论水平
抓宣传思想工作，理论武装是关键。高度重视党员的政治理论学习，认真贯彻党的精神、系列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
一是坚持突出学习重点，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充分发挥党员活动室的作用，把理论学习放到重中之重来抓，重点学习党纪政纪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机关干部作风大转变教育和廉洁文明家风建设内容，召开学习座谈交流会，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培育干部的执法执政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
二是坚持规范制度建设，抓好党总支中心组学习。局党总支书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亲自制定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和宣传思想工作要点，确定学习专题，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2020年，共开展中心组学习12次，主要学习领会关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党总支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掀起党员干部学习热潮。
三是坚持领导模范带头，增强意识水平。引导支部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促进工作，坚持学以致用，做到以学促用、学用相长，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成果和学习成果转化为运用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干部头脑、指导业务实践、推动工作开展，切实增强全处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科学发展意识，努力提升全处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业务水平、工作水平。
三、抓好舆论引导，传播凝聚正能量
积极鼓励单位和个人对外宣传，提高的知名度和知晓度。传播凝聚正能量，正确舆引导论与对外宣传工作，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尊重舆论宣传规律，讲究舆论宣传艺术，提高舆论引导效果，为的和谐局面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一是把握导向，规范舆论宣传。注重把握不同时期宣传重点，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对重大事件、突发性问题和一些苗头性现象，努力做到早预见、早发现、提前介入，制定应急预案，防患未然，注意掌握网络舆情，牢牢掌握新闻报道主动权。
二是强化载体，占领舆论阵地。丰富宣传栏，在办公大楼一层设立宣传LED，宣传基层党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廉政法治文化、党风廉政建设等内容，抢占宣传舆论的制高点。
三是丰富活动，开展文明创建。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定期研究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完善了领导机制，丰富活动内容，深入开展一些群众喜闻乐见文化活动，举办爬山、钓鱼比赛等活动；开展文明单位、优秀基层党务工作者评选活动，提升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党员的理论素质和政治觉悟稳步提升。
四、存在的不足及原因
一年来，我委宣传思想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主要是：新闻稿件在报纸杂志上刊登数量不多，对内对外宣传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思想工作的方法、形式、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宣传思想工作的影响力、渗透力、战斗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主要原因：一是意识形态工作督查检查不到位。没有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和基层党支部年终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二是对外宣传力度不大。没有积极探索网络宣传和管理方法，扩大对外宣传渠道，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要加强舆情控制力度，从严把关，防止出现不实报道。三是宣传队伍人员不足建设。宣传队伍工作人员严重不足，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有待提高。
五、2021年工作打算和工作措施
2021年意识形态工作重点将按照县委工作要求，针对不足找问题，立足问题找原因。
一要学习提高，促进观念转变。针对部分机关干部职工大局意识、集体观念淡薄，只顾个人眼前利益，不顾集体和长远利益；一些群众观念更新慢，对接受新理念、新事物积极性不高。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加强理论学习、观看先进人物电教片、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等办法进行教育，从思想上彻底改变问题。
二是集中精力，加强工作领导。克服认为意识形态工作离我们距离尚远，无需操心错误认识；加大意识形态工作的协调发展，在理论武装、文化建设等方面要抓实抓好；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意识形态工作中。
第3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关键词：微博；高校思想政治；价值探析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1—0093—02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互联网在我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中国国家统计局2月22日数据称，2011年新增移动电话用户12725万户，年末达到98625万户，其中3G移动电话用户12842万户。互联网上网人数5.1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升级的网络技术与增长的网民数量，使得现代传媒手段依托互联网技术，成为影响人们思想观念和实际行动的强大力量。据统计，截至2011年6月底，新浪微薄注册用户数已超过2亿，网名数量持续攀升，截至目前，新浪微博用户平均每天的微博内容达7500万条。而高校的计算机普及率更是高达90%，因此，加强网络信息管理与促进网络环境的良性互动，时代性已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之一，因此如何使其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服务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新时期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当今世界已发展并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发展严重挑战着传统媒体的发展。目前，新的发展趋势在互联网发展中日益凸显：一是由固定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联合发展，二是第二代互联网互动性强，同时第三代互联网在用户使用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互为推动。换而言之，新媒体如微博、即时通讯、飞信、博客、社会关系网站、维客、手机报、手机网站等出现并加速融合，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网络已经成为最为活跃、最值得关注的范畴之一。意识形态工作在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进程中形成了高度便捷性、交互性、开放性、广泛性和隐匿性等特性和优势中，找寻到新的手段平台。与此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工具手段与平台，互联网的价值性是中立的。服务与使用于不同的价值主体，其功能性不同，这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
微博作为最新的媒体在中国落地生根后，中国的新浪、搜狐等商业网站的微型博客引发了中国的信息传播变革，媒体内容、形式、传受机制、管理机制在深刻变革中。同时，微博上的热点话题往往与公共事务密切相关。高校作为一个聚集思想活跃、学习能力强、乐于接受新事物，喜欢追求潮流事物的特殊环境。高水平技术的微薄如果缺乏正确思想的引导，易出现网络引导与管理的真空，大学阶段是人格发展自我意识分化和矛盾逐渐走向统一、身心急剧发展时期，还未成熟的思想政治意识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容易受各种思潮的影响，特别是互联网上各种信息，如果缺乏理性的选择，易导致大学生思想的异化。另外，大学生对敏感事件关注度较高，要求公平的意愿高，情绪容易激动，心理不够成熟，容易做出过激行为。
二、微博在传播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
（一）微博的网络本体优势
1、灵活随意性的互动方式。有别于物理空间，网络空间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中信息传递和交流模式实现胃虚拟与真实在交叠、地区与全球的交叠、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交叠。
微博依托互动交互平台，以各种形式广泛分布在移动终端、浏览器中，它不受地域、时间的限制，实现了通过手机等多种途径消息的便捷优势。
2、便捷即时性信息传播的。在2G向3G过渡中，手机上网在3G通信网络技术支撑下，资费逐渐降低，上网也方便快捷，微博信息传播突破传统博客等依赖电脑单一载体的局限，信息能够通过手机即时更新、即时、即时传播，实现了手机客户端的同步更新。
3、信息内容的原创独特性。微博的原创性与独创性表现在其内容及表达形式上，者只需将自身的观点、情绪在有限140字以内简单直接的表达即可，不必考虑内容或行文规则的表达技巧，因此，一般不存在剽窃或抄袭他人的情况。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微博的功能探析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具有舆论导向、宣传教育、民意反映以及文化服务等四项主要功能。微博作为一项新兴的、灵活的、便捷的的网络方式，也具备了网络媒介的优势，深受高校的青年学生的青睐。
1、微博功能之宣传教育。微博能够通过多种交互平台，运用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等多种传播形式，高效快速地将信息传递给广大学生，使他们从思想意识、行为实践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2、微博功能之舆论导向。微博圈群化的具有信息更新快、传递速度快等特点，使网络舆论能更加便于了解，大学生是微博使用的一大主题，微博具有舆论导向倾向。
3、微博功能之文化服务。微博平台的多样性、互动交流的随意性满足了广大学生多样化、广泛化精神文化的需求，充实丰富了课余时光。通过微博可随时了解新鲜、及时、有用的资讯，关注最时尚流行的视听节目等能够缓解大学生精神压力，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凝聚力。
4、微博功能之反映民意。微博从产生初期就依托就是“草根”路线，能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自由地传递信息、发表言论、释放情绪，充分体现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对构建和谐校园的巨大作用。
三、有效运用微博，增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感召力
面对新时期的3G互联网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在准确把预测趋势、把握规律以及科学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微博等新兴传播方式不断涌现的网络中，把握微博特质，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感召力。
（一）把握微博的宣传教育功能。要善于运用大学生在微博使用中常用的符号形象等表达手段，以期实现潜移默化的功能。在微博宣传教育中要善于使用具体、生动、真实的符号形象；在微博的信息、传播中要善于运用青年大学生熟悉的语言说话；在信息的宣传中要善于利用鲜活多样的表现手段，做好宣传教育。
（二）运用微博的舆论导向功能。善于设置“焦点、热点话题”，有效引导青年学子兴趣与关注。有效的设置“焦点、热点话题”，提升青年学生的注意力和提高传播效果。引导者要研究具体受众青年学生的特点和接受习惯，有针对性地设置信息传播的议题和方式，设置焦点话题在微博上主动出击，进行推广宣传、加工，以加大传播力度，最终形成焦点关注，赢得更多的发言权，争取更多的思想阵地。
（三）强化微博的文化服务功能，提高学生媒介素养。运用微博文化服务功能加强对学生进行媒介教育，提高青年学生分析、获取、评价和传播媒体的能力。借鉴国外高校先行的实践经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帮助青年学生认识到微博等网络媒介是民众喉舌、社会公器，在推进舆论监督、通达社情民意、弘扬社会正气的进程忠作用重大；其次，引导青年大学生学会有效利用微博等接收、传播信息，鼓励其创作传播正面的社会信息，发表真知灼见；再次，通过骨干培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途径，帮助学生不要盲目相信或采用信息，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同时，探索、挖掘高校青年学生媒介的教育的新途径，进一步健全教育体系，运用微博互动性强，便捷快速等优势传递正能量。
（四）建立高素质的校园微博管理员队伍，促进微博在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规范化。校园微博管理员作为校园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者，工作对象是一群思维活跃、想法丰富的青年大学生，因此作为管理者本身需具备较全面的互联网方面的技能、敏锐的现代信息意识与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素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校园微博管理员队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建设一支校园微博学生骨干班子。组织选拔思想政治坚定、熟悉校园微博发展方向、组织能力强，有创新精神的优秀学生干部，建立一支校园微博学生骨干管理班子，确保校园微博舆论方向正面、积极。第二，加强对校园微博管理队伍的培养，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的舆论引导和网络管理专队。第三，以“培训、学习”提高校园微博网络从业人员的服务力和管理力。在不断的再学习中，增强其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提高微博网络从业人员的敏感度、判断力和分析力，增强其信息把关能力。
总体上讲新时期明确定位校园网络功能，才能切实有效的运用微博功能。借助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的持续互动，实现虚实网络世界的沟通和协调，使之成为网络组织力量的源泉，带来组织的自豪感和满足感，引发认同感增进大学生履行制度及其规范的积极性与自觉性，形成和谐伦理关系和持久在凝聚力，才能在3G时代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的新阵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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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关键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导辅协同；范式建构
研究生教育事关国家创新体系构建，是适应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发展要求，培养有灵魂的卓越人才的重要保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事关高校研究生培养成效，直接影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然而，从其发展现状来看，却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薄弱环节。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必须着眼于研究生群体特点、把握研究生思政教育的独特规律，从新实践中探索新理论、建立新制度、形成新模式。其中，重要的问题在于：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否遵循“导辅协同”的基本思路、能否形成“导辅协同”的工作范式。
一、新时代背景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导辅协同的概念拓展
立德树人应当是也必然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和根本遵循。导辅协同逻辑起源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研究生群体本身的特殊性。从词义上看，“导”即启发、引导、主导；“辅”即帮助、佐助。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辅”与“导”作为矛盾的两方面，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方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与质量起决定性作用。此外，唯物辩证法认为，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结构和排列顺序上发生变化也能引起质变。研究生群体知识水平高、政治参与意识突出、有较强的自我管理和自控能力，总体上思想政治素质高，思想观念更趋成熟，多数已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是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抑或是在自身成才发展过程中，其主动性、自主性都极强。因此，与本科生“辅”重于“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同，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导”应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辅”为次要方面。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导”“辅”内涵的理解与拓展、作用的辨析是做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和逻辑基础。所谓导辅协同，一般地说，是指基于研究生的群体特征和研究生思政教育特有规律，贯穿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全程的基本线索和总体思路，是构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范式的基本遵循。具体地说，可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进行理解。从狭义上讲，导辅协同主要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中导师和辅导员双主体作用的协同发挥。从广义上讲，导辅协同不仅体现在研究生思政教育主体论中，还包括研究生思政教育功能、价值上的导辅协同，研究生思政教育方式上的导辅协同等。构建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广义的意义上理解导辅协同，不断拓展导辅协同的外延，挖掘导辅协同的深义，统筹设计、构建体系。
二、构建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重要且必要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1922－1996年）在其1962年出版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和理论，他以范式及其发展变化为基点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结合库恩有关范式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中国学者对范式的内涵基本达成共识：是同一学科或专业领域内普遍认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这成为该学科或专业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共同的理论基础与框架，规定并指明了该学科发展的方向。本文所指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即在现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识、持用话语、既定模式的基础上，总结本学科或专业领域内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汲取研究生思政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有益发展模式，探求能为人们所认同并施行的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新结构、新形态，即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学科或专业领域，应具有的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形式。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并非先存在，它孕育、形成、确立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及其科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逐步走向科学化、系统性。其标志有多种，如确立了着眼于研究生群体特性及研究生思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不断充实和完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学科架构为核心，进而探析特殊规律的学术旨趣；在研究和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以研究生思政教育主体、客体、过程、内容、方法为主的概念体系，确立了着眼于运用此概念体系观察、反思和从事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基本框架与行动模式，这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理论研究和现实工作意义非凡。但是，面对当今世界所处之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之战略机遇期，面对中国改革发展所面临之风险与挑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有范式也面临挑战，体现在：我们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运用既定范式思考和回应经济社会新发展所提出的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时，时常发现理论关照和回应现实的不足与无力。（一）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在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建设中式微政工作队伍建设中式微，导师和辅导员在处理“导”和““辅”的关系中存在“顾此失彼”误区队伍建设是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的依靠力量，是决定其工作成效最主要的方面。然而，在当前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建设中却存在“重本轻研”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从大学生总体结构上看，在当前高校中研究生规模普遍小于本科生规模，此外，与本科生群体的整体思想状况相比，研究生群体的心理素质和思想状况相对成熟，在学习活动组织和生活自我管理方面自觉性更强。这使得各高校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心聚焦于本科生，在制定相关思政工作制度时将优势资源和利好政策向本科生倾斜，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研究生思政工作有关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同时也极大影响了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队伍的充实和完善。另一方面，从客观外部环境来看，我国经济结构虽逐步优化、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由大国竞争加剧、西方“中国威胁”思维惯性导致的意识形态矛盾和斗争，加之西方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方式和策略的转变，隐蔽性成为其主要特点，这将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大背景和重点攻坚领域。如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预判不足，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主体自觉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此外，导师和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主体，直接决定研究生思政工作成效，其中，导师负首要责任。当前，绝大多数导师能着眼于思政工作的重要性，基本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研究生学习指导、科研实践中，较好地完成科研育人的职责。然而，部分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体现出重科研指导而轻学术道德规范教育，重学业专业指引而轻人格品行养成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等问题，即“导”而不“辅”。研究生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想政治队伍的要素，是骨干力量，也是主攻手。当前，研究生辅导员在做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方面总体上是好的。然而，受研究生培养模式影响，很大一部分研究生辅导员存在重日常事务管理而轻思想政治教育、重具体工作实践而轻系统工作统筹等问题，也即“辅”而不“导”。因而，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导”“辅”功能发挥的不平衡、不协调极大影响了研究生思政工作实效。（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两重功能的关系有待调整升级整升级，在实践中偏向重“非意识形态功能”而轻“意识形态功能形态功能”从价值论维度出发，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均具有“意识形态性、非意识形态性”双重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即向教育客体传导意识形态、使客体形成教育主体期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观念体系，以此引导和规范教育客体行为方式的效能、属性。其首要目的是实现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所谓非意识形态功能，是除了意识形态功能以外的其他社会功能，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非阶级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要求。在任何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虽然均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一问题的两个侧面，然而，在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两重特性的地位问题时，仍然要有所侧重、不能偏废。这根本上是由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性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要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发挥其功能时，意识形态性居于主导地位，体现并代表思政教育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其功能的“非意识形态性”之于意识形态学必须也只能是从属关系，不能独立存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方面，其主旨是将广大研究生培养为我国意识形态战线的有力维护者，其根本目标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培养政治素质过硬、专业水平拔尖的顶尖人才。然而，由于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投入大、见效慢、难度高，且教育效果难以评价和衡量，而对研究生进行非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则相对难度低、可操作性强、效果容易凸显，这与教育主体的教育理念方法更新不足、主体间分工配合不力、教育内容结构不够优化等负面效应叠加，就导致教育主体主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主渠道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渠道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社会实践、校园学术文化等教育载体未有效运用教育载体未有效运用，传统教育方式与新媒体新技术相融合的教育潜能有待进一步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引导研究生构建科学“三观”的主要路径之一。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广泛、有效开设已成为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但由于部分教师的授课方式未能着眼于研究生的思想特点，更多地采取灌输方式，对研究生关注的时下热点问题涉及较少；再加上研究生课业、学术任务重，不少研究生只能把主要精力投入专业能力的提升中去，很大一部分甚至只是为了凑学分才勉强选择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上种种，导致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研究生课程体系中被“边缘化”，导致课堂教学效果不明显，主渠道作用未能有效发挥。社会实践始终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对于帮助研究生深入社会、认知国情、锻炼本领、锤品铸魂的作用无可替代。校园学术文化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应有之义，其内涵的育人资源、素材所具有的育人价值不可小觑。当前，大多数高校已经把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和学术道德教育纳入研究生培养体系和培养方案中，以期促进研究生结合所学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达成研究生专业素质提升和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双轨并行。然而，由于各级各类高校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不平衡性，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和落实的差异性、不均衡性，使得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和学术文化教育缺乏必要的长效机制和保障体系，再加上研究生培养模式所限以及研究生繁重的科研任务，导致部分高校培养方案中规定的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和学术文化教育流于形式，限制了其作为教育载体的功能的发挥。此外，互联网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主旋律的重要手段，是传统教育方式和载体的必要补充。近年来，校园网建设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各高校开展思政工作的重点，多数高校都能够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利用校园网和公众号为研究生学习、生活提供服务，达成教育、引领研究生思想和风尚的目标。然而，鉴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渠道的不可替代性，再加上维护和运用网络新媒体、新技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相较于传统教育方式和载体要高出许多，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评估难度相对较大，这使诸多高校在网络育人资源开发和育人平台维护方面望而却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线上线下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合力的形成与发挥。
三、导辅协同视角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构建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及其独特规律决定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构筑方式，应遵循导辅协同的基本思路，全面系统地从其主体、功能、内容、方式等方面着手。（一）存在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内的导辅协同同：着眼于构建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德育共同体”实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增质提效，队伍建设是根本，实现对研究生意识形态的掌控，有赖于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队伍，这是我党长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从教育主体维度看，“导”即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处的主导地位，“辅”即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关键主体、相较于导师的首要负责人定位，起辅助作用。当前，突出导师和辅导员的双主体作用，当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优化顶层设计，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思政工作中的地位，使之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规划中的重点，专门安排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经费，实现优势资源和政策有效倾斜；着眼研究生群体特征和教育规律，以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为抓手，高度重视运用制度手段推进工作。二是研究建立健全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德育素质培训体系和机制，着力提升两支育人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参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素养、专业水平，增强育人合力。三是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应苦练内功，在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树立德育共同体观念，立足岗位职责做到既导又辅，增强教育实效性。研究生培养模式决定了导师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人，其两大基本职责就是教书和育人。因此，导师若想扮演好思想引路人和学业指导者的双重角色，不仅要具备深厚的学术造诣，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还须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优良教风引导、影响学生，重点从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出发，真正理解和践行导师工作的“导”“辅”二重性，做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导者和研究生成长成才的主心骨，做党委工作的辅佐者和研究生成长的引路人，在保证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着重培养研究生的民族责任感，重视研究生理论水平的提升。研究生辅导员是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其作用不仅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事务管理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把育人作为自身岗位的根本。这就要求研究生辅导员要坚持终身学习，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业知识结构和宽口径的知识储备，加强科学研究，从工作作用和工作方法的角度全面认识研究生辅导员工作的“辅”“导”二重性，即从辅导员岗位的特殊性出发，做好党委工作的助手、导师教学和科研的助手、学生成才发展的助手的同时，注意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同日常事务管理相结合，将系统工作统筹同具体工作实践相结合，加强研究生政治思想引导、情感疏导、行为教导和就业指导。据此，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双主体作用的协同发挥，必然要求在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导师和辅导员不断转变观念、精诚合作，由传统的各行其是向形成协同攻坚的德育共同体发展。（二）彰显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上的导辅协同同：着眼于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双重功能的优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的协同发挥同样须遵循导辅协同的基本思路，即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非意识形态功能必须补充、辅助于意识形态功能。目前，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趋势虽整体向好，但是个别人还存在理想信念模糊、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意识淡薄、知行合一不足等问题，反射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两重特性的发挥亟待优化。因此，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双重功能的有效发挥，特别是突出其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应着力于四个方面。一是加大针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其对我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其投身意识形态教育的使命感、自觉性和综合能力。二是立足研究生群体特点，科学构建教育内容体系，优化内容结构，科学设置“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内容的比重，形成以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为核心与主导，兼顾学习观教育、学术规范和道德教育、婚恋观教育、择业观教育的内容体系。三是探索并引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评价机制，为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的发挥提供坚实保障。鉴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效果较难进行量化评价，有关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从科研、管理和活动等不同维度设计工作评价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其中，尤其要突出和增加意识形态教育所占权重，坚持以科学引导为方向和以客体效果反馈为中心相结合，更加注重教育主体对客体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实际效果，以期达到表彰和激励意识形态教育的目的。四是在调研并分析现有主体在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制度，明确并协调好不同主体间的分工与职责，引导、激励各方着力构建德育共同体，研究并建立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协调机制，实现全程育人。（三）承接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上的导辅协同同：着眼于传统教育方式同新兴教育方式相结合教育方式的适配性、丰富性、多样性直接影响教育效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选取、运用必须因时而新。其中，所谓“导”，即继续坚持和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地位。然而，从研究生培养的角度看，我国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模式与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无法很好地适配，既定的教学理念、方式受到互联网、新媒体的冲击。因此，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教学内容的科学重置，既充分体现理论学科发展的规律性、专业性，还要重视教材建设的实效性，即教材的编写在结合研究生的思想特点及其关注的热点问题的同时，还应及时反映国内外最新理论特点。此外，更要重视灵活选择和运用教学方式，以研究型教学为导向，在课堂上重视翻转式、讨论式、个性化教学方法的运用，并从时展和社会进步的高度引导研究生感知和探究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意义，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谓“辅”，即注意发挥校园学术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等教育途径的补充作用，结合研究生培养特点，在研究生学术活动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强化实践环节，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育的交叉，在推进研究生专业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同步提高的同时，引导研究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同时，还须重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自觉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充分运用校园网、公众号、手机APP等新媒介、新载体，推动研究生思政工作传统优势与新技术相融合，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寻找新的生长点、开创新空间。
四、结语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基石”。在新时代，推动研究生思政工作提质增效，需要立足研究生群体的特点，构建导辅协同的新范式，通过优化教育主体的教育方式，促进教育功能的最大限度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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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任敏.论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2017（6）：332-333.
第5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一、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路网
今年上半年，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交运局牵头协调各乡镇对国道G107改建工程开展协建工作，完成了区界至刘南线段1010亩的农用地补偿及清表，并将土地交付施工单位，大大加快了国道G107的施工进度，该线建成后，将成为市东二环，能够优化我区投资环境，为招商引资、农村致富增收提供有力的交通支撑。按照“2+2+N”乡村振兴空间布局的要求，交运局对万亩桃园项目、万亩花海项目、渚河源乡村振兴示范区、小堤片区项目内道路进行规划和建设，上半年完成总建设里程18.63公里，完成总投资3532.47万元。项目内道路的建成，为广大市民乡村旅游、沿线村民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规范行业管理，打造畅洁绿美的公路环境
上半年，结合“三创四建”活动，深入开展各级公路的净化、绿化、美化、亮化等“四化”建设，加强公路运输执法管理力度，公路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一）公路养护工作主要以“四化”建设为着力点开展。净化上，按照干线公路养护标准化、农村公路养护规范化的要求，以各级公路过村段为重点，开展路面清扫工作，共计清扫路面3万余公里，清运垃圾5000余方。绿化上，抓住有利时机，对各级公路开展绿化补植。种植各类乔灌木1.5万株，完成绿化节点景观4处；其中结合13号之声建设了一处“红色”绿化节点。美化上，按照“三创四建”活动要求，对6条重点公路设置公路标志，标线，设置震荡线、减速带，设置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三创四建”为主要内容的大型宣传墙3处，打造文化节点2处。亮化上，坚持以“夜间巡查，白天维修”的工作方式，对辖区内13条道路的路灯进行巡查维修，共维护维修各类路灯故障60余处，保证路灯亮化率。通过“四化”建设，加强了公路的通行能力，公路环境也更加靓丽。
（二）加强公路运输执法管理工作力度，效果显著。
1、道路运输执法管理上，要求企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保证营运车辆北斗监控不间断、监控记录完整真实，对辖区内6家危货运输企业及普货企业检查82家次，出动人数300余人次。行政服务窗口共计转出营运车辆435辆，转入营运车辆886辆，新增营运车辆1583辆，审验营运车辆8995辆。在超限超载治理工作中，查扣违法超限车辆186辆，卸载各类货物7226吨。对43辆超限货车相关的企业、个人进行“一超四罚”，单独警示约谈8家。吊销道路运输证1个。启用了邯大路电子抓拍非现场执法系统，充分发挥了监控系统威慑作用，大幅提高货运车辆检测率、精准打击超限超载违法运输行为，解决了执法力量不足，保障了执法人员安全，增强了治超执法工作的透明度，杜绝公路“三乱”行为发生。
2、在公路产权维护工作上，为了便于对辖区内公路的统一管理，积极向上级争取青兰高速西连接线和邯临快速路共计8.3公里路段的代管权，并行使路产路权的管理职责。上半年，清理公路两侧堆积物、渣土和建筑垃圾约2530方。新成立了两个中队，错峰治理马路市场和过村段占道经营，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
3、铁路沿线综合整治上坚持常态化巡查，上半年转接铁路沿线安全隐患2处。完成“铁路沿线环境安全隐患整治管理系统”的推广应用，做到随查随清，增强了巡查治理的及时性，保障铁路的安全运行。
三、加大大气治理力度，确保交通运输领域天朗气清
制定下发了《交通运输领域大气污染防治量化问责实施办法》，成立了领导小组，明确了纳入量化问责的八个大项，26个小项的问题，并指明了责任单位。在具体工作中，执法人员坚持24小时不间断巡查，积极配合交巡警、环保等部门开展道路货运车辆货物脱落、扬撒的治理工作；巡查督导辖区汽车维修企业、门店全面禁止露天喷漆，减少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养护部门按照“三机一体”要求，固定一台吸尘车、一台水车和一部洗扫车全天候作业，有效防止公路扬尘。全区交通运输领域大气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交运局在第二季度全区大气污染治理考核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四、做好安全生产保障，时刻紧绷安全弦
（一）加大公路桥梁的巡查频次，确保全区公路桥梁安全畅通。对每条公路、每座桥梁实行养护工每天一巡查，工程师每周一巡查，安全小组每月一检查的制度，通过层层筛查，确保全区公路桥梁不出现问题，创造了安全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二）加大安全监管力度，保障全区运输企业平稳运转。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期召开安全例会。加强对“两客一危”的安全检查。客运西站安全监管上，加大站内安全管理力度，严格履行“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制度。为各个运输企业逐步恢复运营提供的安全保障。
（三）制定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演习，锻炼应对紧急事故的能力。今年5月份，组织实施了区“两客”“一危”“一货”应急演习，共出动相关人员200多名，车辆8部，现场演习了客运车辆起火、危险货物泄露、货车起火等应急处置科目。大大提高了相关从业人员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
（四）严把高速站口、客运场站防控，构筑疫情防控阻击线。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交通运输系统积极提高政治站位和行动自觉，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严格对各高速口及场站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高速站口共计检查车辆3.25万辆，检查人员7.5万人，做到安全平稳无遗漏。疫情趋于平稳后，积极督导、指导辖区内货运、物流企业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工作。要求各企业严格落实上下班测量体温制度，所有企业职工必须佩戴口罩，保障人员身体健康，企业顺利复工复产。
五、加强党性教育，为交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一）加强组织学习，不断提升政治素养。上半年，主要以“”、“周五学习日”、“学习强国”APP等多种形式为基本依托，把学习教育融入日常组织生活，使全体党员干部牢树“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过硬的整治理论素质指导工作实践。
第6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关键词：核心价值体系 非公企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非公企业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以滨海新区为例，至2012年滨海新区非公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区82%以上，从业人员比重超过85%，全区88%的专利、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均来自非公企业。本调查以滨海新区部分非公有企业为典型个案。
一、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问卷研究采用调查的方式，通过互联网发放电子问卷共103份，回收90份。
二、 调查问题与调查结构分析
本次调查的内容主要分为：（1）被调查人的个人基本资料；（2）被调查人的休闲方式和公共信息获取方式；（3）被调查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度，三个部分。
（一） 被调查人的个人基本资料
1. 性别。在回收的问卷中，男性占68.9%，女性占31.1%，男女性别比例临近2：1。这个比例反映出在非公企业中男女比例不平衡的现象。
2. 职务。参与此次调查中行政人员37.4%，技术人员20.3%，操作工人42.3%。
3. 收入。被调查人中月收入为两千元以下的为6.25%，月收入为两千元至四千元之间的为50%，月收入为四千到七千元之间的为37.5%，月收入为七千以上的为6.25%。
4. 工作期间的住所。在回收的问卷中，50%的接受调查人群在上班期间住在自己的家里，25%的人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另有25%的人选择在公司附近的出租房居住。
（二） 被调查人的休闲方式和信息获取方式
对被调查人的休闲方式的测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工作时间；第二，工作日中午的休闲方式；第三，假期的休闲方式。
1. 非公企业员工工作时间。（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被调查人群中大多数人属于早晨固定时间上班，下班时间不固定，紧随其后的是三班倒的操作工人，其次为每天朝九晚五工作的占被调查人群中很少的一部分，而soho一族在被调查人群中所占比例为零。
2. 每天午休时间的工作安排。在被调查人群中，午休时间睡觉的为37.8%，上网浏览信息的有24.4%，聊天的有31.1%，运动的有6.7%。
3. 节假日的休闲安排。在收回的问卷中，20%的非公企业员工在节假日的休闲方式为网游，7.8%的人选择逛街来缓解工作带来的压力，45.6%的人选择宅在家里上网，26.7%的人选择去运动。
4. 生活中了解事实动态的方式。被调查人群中6.7%的人是通过网络弹窗，46.7%的人通过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了解时事，23.3%是通过电视媒体来了解时事，23.3%是在和别人聊天的过程中被动的了解时事。
5. 在人们关注的新闻类型中，娱乐新闻占总数的12.2%，财经类新闻占到37.8%，医疗教育民生类新闻占总数的43.3%，此外还有6.7%的被调查人群对以上各类新闻都不关心。
6. 受调查人群喜欢观看的电视节目中健康类最多占到接受调查总人数的33.33%，综合娱乐类与相亲类并列第二位为总人数的25.56%，偶像剧受关注度为第四位占总人数的15.56%。
（三）被调查人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度
1.对天津精神的认知情况。64.4%能够把天津精神的具体内容表述清楚，35.6%的人不能够把天津精神的内容表述完全。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中最有效的方式。在非公企业员工中22.22%的接受调查人群认为大规模组织学习的效果明显，55.56%的员工认为新闻媒体的宣传在构建过程中效果显著，22.22%的员工认为通过体育文化活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行之有效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中的关键环节。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17.65%的人认为关键环节在于充分利用现代媒体，47.06%的人认为应该是将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35.29%的人认为文化水平制约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度。77.78%的人认为当前社会环境下迫切需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是有22.22%的人认为与自己的关系并不大。
通过以上调查可以发现，构建初期首要任务是结合非公企业自身特点组织学习、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关内容。加强非公企业员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度取决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度。这将是构建过程中的关键步骤。
综上所述，此次调查的员工对于在非公企业中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他们已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让大家认识到在构建过程中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提升和改善。构建程序概括为：1.充分认识在非公企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是构建工作的前提条件；2.制定清晰、完善的构建制度，是在非公企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保证条件；3.组建高水平高素质的宣传引领队伍，是构建工作中的基础条件；4.不断探索有效的构建方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非公企业构建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曹长盛、张捷、樊建新：《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
2. 侯惠勤：《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二次战略性飞跃》，载《研究》，2008 年第 7 期。
第7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全面做好学校安保维稳工作，6月15日下午，我校于办公楼第二学术报告厅召开庆祝建党100周年维稳安全工作部署会，会议由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格根哈斯主持，校党委副书记施纪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全校维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保卫处处长王跃平宣读了《建党100周年维稳安全工作实施方案》。
格根哈斯强调：一是要将各项工作措施做细做实，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的上传下达；二是要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责任分工，落实好责任追究制度。随后，为保证学校维稳安全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强化聚焦突出问题、精准实施发力，针对疫情防控、意识形态安全、舆情管理、课堂管理、食品安全、用水用电管理等重点内容，格根哈斯对分管各部门的工作做出了具体要求和部署，力求将安全隐患清零。对于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学校将严肃追责问责。
施纪华强调：一是要增强政治敏锐力、判断力，高度重视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二是要落实好各项具体工作，坚持“一分安排，九分落实”，确保国家安全和校园稳定，要严明工作纪律，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三是加强隐患排查工作，继续完善落实“双排查”制度，要把消防安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要加强学生公寓、实验室、工地等的消防安全管理；四要将各项工作细化、落实到具体部门，要持续加强应急处置、安全宣传教育、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制度。
安全稳定是底线工作，我校时刻把守护全校师生安全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学校全体教职员工要把做好庆祝建党100周年安保维稳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以确保校园稳定和谐安全的优异成绩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第8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12月9日，我校召开了意识形态分析研判会议，根据会议要求就自身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产生的根源做深刻剖析。
一、存在的问题及具体表现
1、在八种机关病里，感觉自己存在软骨病（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薄弱，先锋模范作用不强），懒散病（纪律意识不强，意志有点消沉，工作得过且过，精神不振，没有向工作认真者看齐、学习），守旧病（不学习，不进取，不创新，安于现状不上进，工作无亮点，无特色）。
2、专业业务知识掌握得不深不全，工作业务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具体表现为：一是虽然有时候也学习点业务专业知识，但有些实用主义的思想，急用先学，存在时紧时松的现象，造成学习的内容不系统，不全面，不广泛，不深刻。二是在业务知识方面，对理论学习的深度不够精。三是在工作中缺乏新思维，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识不够准确，把握不住发展的必然规律。
3、敬业精神尚可，但工作主动性不足。
具体表现为：一是在实际工作中多了些因循守旧，按部就班，墨守成规的习性。也多了一些自己感觉到是事倍功半的东西。二是实际工作只限于听领导的安排，没有自己的工作创新思路。
4、自我要求不够严格。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工作上，有时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显得不够严谨，有“完成任务”的观念，没有向高标准看齐。
二、整改措施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1、通过教育学习，要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努力克服自己存在的不足，要按照要求来审视自己，规范自己。
第9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4―0022―08
新制度经济学在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时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批判新古典理论过于抽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于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这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面临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现实性与理论性的矛盾，即如果放松在信息、理性和认知方面的假设条件，可以更贴近现实世界，但会导致新古典理性选择范式的失效，难以形成一般性的理论；如果坚持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又不能很好地解释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二是研究缺乏历史性与社会性，即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抽象掉了行为人所处的历史情景和受到的社会约束。这两大问题阻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反思，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了将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纳入制度研究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降低历史和社会约束方面的抽象程度的尝试，其中以青木和格雷夫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analysis，简称为CIA)在这方面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
无独有偶，政治学家们也遇到了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类似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因其反现实、反历史和而受到批评。“反现实”，即假设前提(完全理性和外生偏好)过于简化，具有Hall(1996)所说的“无情的优雅”；“反历史”，即忽视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选择的影响，认为有效率的历史过程是迅速地走向某种最佳解决办法的过程；“”，即忽视个人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对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影响。这些问题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解释现实政治世界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无法解释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对不同制度之间的共时互动和历时互动也无力驾驭等等。面对这些与新制度制度学相似的问题，政治学领域兴起了历史制度主义(HI)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I)。
本文将从什么是制度、制度如何影响行为、制度如何变迁、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CIA)与政治学领域兴起的HI和SI进行比较，希望通过这种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思考如何推动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制度及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一)各具特色的制度观
在CIA中，青木将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中“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可以等同为博弈规则；格雷夫认为制度是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构成的系统。虽然表述形式有差异，但从本质上讲，他们都将制度看作是平等的参与人相互博弈所达成的均衡。他们认为任何一项制度都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契合。格雷夫指出只有与信念和规范相一致的规则，才是当事人有激励遵守的规则，才能成为制度系统的一部分；同样地，只有与行为协调一致的信念和规范才是制度系统的组成部分。
HI和SI也强调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还包括文化、规范和惯例等非正式规则。其中，SI的制度定义更加宽泛，他们将制度基本上等同于文化，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而且还包括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与CIA将任何一项制度都看作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要素构成的系统不同，HI和SI用“两分法”的眼光来看待制度，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他们在研究时各有侧重，前者主要研究正式制度，后者主要关注非正式制度。另外，与CIA将制度看作平等参与人博弈的结果不同，HI特别强调权力和资源的不平衡分配，将制度视为不平等的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产品。同时强调制度在各社会集团间不平等地分配权力的方式，认为制度给予不同集团的接近决策过程的机会大小是不一样的。SI则忽略了各方行为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权力冲突。
(二)制度如何影响行为
在CIA看来，参与人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制度通过既协助又制约的方式影响参与人的行为以实现其外生偏好。一方面，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制度可以帮助理性有限的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另一方面，制度通过为参与人提供关于制度均衡的信息协调他们的信念，从而控制着参与人的行为决策规则。在多种可能性中，共有信念引导着参与人朝着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动。格雷夫还进一步指出不同的制度要素在影响行为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规则”提供共享信息并协调行为，“信念”和“规范”提供遵循规则的激励，“组织”产生并传播规则。
SI和HI则认为制度首先塑造的是参与人的偏好。在他们看来，制度不仅提供信息和认知模板，还影响着行为者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行为人的策略本身也是经过制度过滤后才被构建出来的。“通过创造新的行为者及身份感，通过给行为者提供成功与失败的标准，通过构建关于恰当行为的规则”，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个人的偏好并构建了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在HI看来，个人行动遵循的是“最优标准”还是“满意标准”，是受理性驱使还是受特定的文化模式所驱使，要视特定的制度背景而定。制度构造了政治的情境，决定了行动者的偏好、策略和利益。
二、行为假设与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一)行为假设：薄弱的理性还是厚重的理性
CIA承认理性是有限的，在他们看来有限理性不仅包括有限信息，还包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如青木认为个体参与人不可能具备关于博弈规则的完全知识，也不可能对其他人的策略决策和所处的情景做出完备的推断。相反，他假定每个参与人只拥有关于博弈结构的有限的主观认知，这些认知来自过去的经验，只有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认知出现内部危机时才被修改。格雷夫原则上承认无论是信息还是认知都是有限的，但在实际研究中，为了能够运用古典博弈论(该分析框架假设参与人的决策集合是事先固定的)研究制度，他保留了参与人拥有信息的有限性，认为社会规则能够为参与人提供信息和协调，帮助他形成关于他人行为的预期，回避了参与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CIA与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有限理性等同为有限信息相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在HI和SI看来，他们所持的是仍然是一种薄弱(Weak)的理性观。所谓薄弱的理性观，是指他们忽视了制度在塑造个人理性过程中的作用，把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研究的先验性前提。与薄弱理性观相对应，HI和SI提出了自己厚重(Sick)的理性观，即认为制度塑造了参与人的理性(不仅包括信息和认知，还包括追
求的目标)。如SI认为个体的理性本身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由制度建构出来的。他们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去谈理性选择，而是在选择行为是有目的和有意识的意义上来讨论它。在HI看来，除非已知相关情境，否则任何关于“自利行为”的广泛假设都是无意义的。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历史的分析去澄清什么是他们力图最大化的东西，以及为什么他们强调特定的目标甚于其他的目标。
(二)研究方法：均衡的还是非均衡的
在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中，青木和格雷夫的侧重点有差异：前者强调制度之间共时性和历时性关联，致力于提供一个分析经济整体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统一框架；后者更倾向于比较不同经济体中具体制度安排的差异，或研究某项具体的制度安排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迁。但是，CIA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他们看来制度变迁就是从一个博弈均衡到另一个博弈均衡，是“沿着均衡点的演进”。他们致力于解释从新均衡到旧均衡的过程，努力把一系列的博弈均衡连接起来。即使在分析整体性制度安排时，青木也坚持均衡观，他认为各个博弈域的制度之间相互耦合、相互嵌入，形成有机的制度系统；整体性制度的变迁，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相互关联方式的变迁。
HI和SI强调制度变迁是多项制度共同演化的过程，分析各种组织和制度如何相互关联塑造制度变迁的过程乃至结果。其中HI特别强调多项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质疑将某一项制度安排从整个制度结构中分离出来单独研究的方法，认为必须将其放在更广阔的情景(制度结构)中。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与青木相似。与青木不同的是，HI并不假设这些相互作用(交叉)的制度能够互相适应，形成彼此一致的整体。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为行为人提供多元化的行为逻辑。同时，他们也不赞成用均衡观来看待制度及其变迁，认为“制度本身是政治冲突和选择的有意或无意的结果”，相应地，制度变迁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充满了偶然性和无效率现象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不会产生均衡，它会产生独特的、但是次优的结果。
(三)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在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这一问题上，CIA强调制度自身发展的累积性影响，给出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解释。如青木指出在一定的外生和内生规则下，重复博弈的累积性后果可能导致资产、权力和社会角色分配的不平等，当不平等累积到临界规模时，就会引发内生的制度变迁。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具体研究方面，CIA内部存在差异。青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研究演化色彩更浓，特别强调认知能力有限的个体与制度之间的正负反馈：制度为个体行为提供信息，同时又对个人的行动决策施加“人为约束”；参与人相互作用共同再生和印证着制度，或在外部冲击和内部累积性影响下调整主观认知寻求新的行动可能性，使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在格雷夫看来，制度变迁机制是多样化的，可能有较强的理性选择色彩，也可能有较强的演化色彩，取决于准参数(受现存制度影响而逐渐改变，如人口数量、贸易规模等)的性质：(1)如果准参数可被观察到，它们的重要性能被很好地理解，决策者可能意识到过去的行为不再是自我实施的，从而有意识地改变制度。通过公共决策有意识地选择替代、建立新规则，是制度变迁机制的常见表现。(2)如果准参数是不可观察的、不确定的、不可识别的，制度变迁机制可能反映了个体愿意试验和冒险偏离过去的行为，或拥有更多知识的个人出现，指出新的制度均衡。
HI用权力不平等的参与人之间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迁机制。他们将制度演变过程分成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和制度断裂的“关键时刻”。正常时期的制度变迁遵循着路径依赖规律，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但是在“关键时刻”，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冲突结果凝固形成新的制度。HI一方面强调制度变化是多种政治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结果，否认制度的可设计性，另一方面强调可能的新制度往往不是唯一的，最终形成哪一种取决于政治冲突各方的力量对比，也会受到其它“干扰”因素(如观念、信仰)的影响。在SI看来，制度可以等同于文化，其变迁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用“价值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化，即制度本身所宣示的价值与周围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但是，制度的变化又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环境的变化，因为“制度不是现在外部力量或者微观行为和动机的简单反映，它们把历史经验也嵌入了规则、惯例和形式之中”。制度通过学习过程来确认和适应变化的环境，忽略了制度变化过程中所必然包含的各方行动者之间存在的权力冲突。总之，SI眼中的制度变迁是学习、适应、演化的结果，而不是有意识设计的结果。
三、历史、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一)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
“历史是重要的”，这已成为各流派制度主义者的共识。但在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就不完全相同了。
CIA认为历史是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如青木指出，当现存制度由于外部冲击或内部累积性因素陷入危机，参与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主观认知，修正对其他参与人行为方式的预期。伴随着参与人在制度危机下寻求新出路的过程，至少有几个潜在的制度有可能逐渐演化出来，相互竞争。究竟哪一种潜在制度最终成为预期收敛的聚集点，进而成为一种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的制度即历史。格雷夫则认为历史不仅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待精炼的潜在制度的集合。他指出过去的制度影响着新制度的学习和试验过程，影响引入新要素的成本和收益，使潜在的新制度倾向于与过去的制度相互关联而不是严重地偏离它们。
HI则认为个体的偏好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变量。历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仅塑造了行为者的策略，而且还塑造了他们的目标和利益，通过建构政治情景影响政治结果。在HI看来，CIA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研究中的个人是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的理性人，其偏好是先验给定的。虽然格雷夫也提出了历史情景分析方法，但历史情景的作用也仅限于使理论模型的构建更符合史实，至于参与人，不管处于中世纪的穆斯林社会还是处于正走在通向“西方兴起”道路上的欧洲，都被先验地假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二)历史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
诺思认为历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路径依赖上，即规模经济、技术互补性和网络外部性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该路径的依赖。实际上，过去的制度对现在的制度变迁的影响要复杂、深刻得多。格雷夫强调过去的制度影响现在制度的认知基础，认为个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进行选择时会从过去的制度要素中汲取认知的、信息的、协调的和规范的内容。其具体机制包括：(1)环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构成新博弈的外生规则的一部分；(2)协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为当事人在多重可能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提供指导；(3)包含效应，指新制度很可能包括了过去已经存在的制度要素。格雷夫还指出以“群”形式存在的过去制度，其细节会影响制度变迁的性质：强互补的“群”，制度变迁很难发生，一旦发生更可能是全面的变迁；多个制度共享相同制度要素的
“群”，变迁也很难发生，一旦发生将是革命性的；制度间联系较弱的“群”，变迁更可能是渐进的、局部的。
HI将历史看作一个过程，通过追溯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考察过去对现在的影响。“过程追踪”是HI研究制度变迁的核心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HI对长时间的、大规模但进程缓慢的制度变迁的关注，比如民主化、工业化、国家建立或福利政策的发展等。如果在短时期内研究，一些变化缓慢的关键性变量很容易被看作是固定的，从而被忽略掉。还有一些因果过程涉及多方面因素，其中的关联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现，需要研究者在较大的时间跨度内进行研究。在历史影响制度变迁的机制上，HI主要强调路径依赖、时间序列和关键枝节点(Critical Junctures)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诺思所说的路径依赖现象在政治过程中也广泛存在，因为一旦某种制度固定下来之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使制度的改变越来越困难。而且，由于政治领域制度高度密集性、政治权力的非对称性、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等，都使政治领域的制度变迁显示出更强的路径依赖性。时间序列之所以重要往往是建立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之上的，自增强机制将某些选择从政治选择菜单上删除掉了。关键枝节点，就是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多种潜在制度竞争的时期，最终哪一种潜在制度胜出将显著影响随后的制度变迁。HI认为抽象地讨论多重均衡的精炼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识别、探究这些关键枝节点，将其放在所处的历史情景中加以研究，这也是HI更为宏观的研究视角的一大优势。
四、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非正式制度
诺思在运用新古典框架研究制度变迁时，遇到了以下主要问题：为什么多数国家没有像西欧那样产生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为什么无效率的制度能够持续存在?作为对上述问题思考的结果，他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引入了意识形态，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力图解释人类经济制度的演变与停滞和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其中，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强调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引入意识形态则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一旦我们承认非正式制度(如习俗、惯例等)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不可避免地将意识形态(指行为人的主观认知模式)和文化观念(指共享的价值观念)这些被新古典理论看作外生的变量带人了制度研究的视野。这是因为非正式制度(或者称为“规范”)根植于特定社会的文化观念之中，深刻地影响到了行为人的意识形态。当我们沿着“非正式制度是重要的”再前进一步，追问非正式制度如何形成和演化、它通过什么机制影响行为人的选择，就不能不关注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否则就无法回答上述问题。现实中制度理论的发展体现了这一趋势，除了诺思在20世纪90年代后转向研究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演化之外，青木和格雷夫也在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制度分析框架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CIA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分析框架的方式与他们的制度观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制度本身就是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的系统。其中，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就体现为支持博弈均衡的共有信念。在共有信念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正是通过影响共有信念的形成和演化进入制度分析框架的。那么，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呢?CIA通常将文化观念看作是外生的，用参与人协同修正意识形态来解释制度变迁，将作为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共有信念看作参与人之间策略性互动的内生性结果。具体的机制如下：每个参与人对于博弈结构都有自己的主观认知，当他们基于自己的主观认知选择的行为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时，他们的主观认知将被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为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产出来。如果基于参与人主观认知的行为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认知模式。在多样化的新认知模式中，究竟哪一种能成为所有参与人的共有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人身处其中的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协调了众多参与人的意识形态，为新均衡的实现提供了聚焦点。
HI和SI都强调文化观念的重要性，这体现在他们宽泛的制度定义上。在他们看来，文化进入制度分析的方式反映了他们“两分法”的制度观，即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HI主要关注各种正式的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坚持(正式)制度是产生政治结果的唯一因素，文化观念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等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他们尤其关注制度与文化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HI的中观和宏观视角，他们缺少像CIA那样基于个人认知模式的微观分析，微观基础的缺乏使HI不能够提供文化观念如何影响行为的更详尽的描述。SI主要研究非正式制度，他们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度，从仅仅将文化看成是共享的态度和价值，转向了将文化看成是为行为提供模板的规范、象征或剧本的网络。通过将文化直接等同于非正式制度，SI眼中文化的影响远不止CIA所认为的协调参与人的意识形态、提供聚焦点那么简单。他们认为人首先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该社会的文化观念指明了某人在既定的背景下能够把自己想像成什么样的。也就是说，文化不仅影响个体的策略性算计，还影响着他们的基本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如果用博弈论的语言来描述的话(虽然SI并没有这么做)，文化塑造了参与人本身(偏好、利益和策略集合)，提供了博弈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博弈的结果。与CIA相似，SI也注重从微观层面分析文化与行为的关系(虽然两者的行为标准不同)。他们强调文化与个体行动之间高度互动和同构性的特征：当按照文化所提供的规范展开行动时，个体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建构成为社会行动者，参与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并不断地强化他所遵循的规范。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经济学领域内制度研究的最新进展(CIA)和政治学领域内最近兴起的HI和SI进行了比较。这些研究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面对相似的问题――缺乏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做出的不尽相同的反应。他们或多或少都在原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减轻了研究的抽象程度，包括对不确定性、无知和错误预期的抽象和对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抽象。这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制度问题的最新研究趋势。由于不同流派拥有各自的理论渊源，当面对相似的问题，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很自然地呈现出了路径差异。一方面，CIA坚持偏好外生和均衡观，始终把研究的理论性放在首位，强调对自己的命题提供“微观的诠释”；而HI和SI则坚持偏好内生和非均衡观，注重研究的现实性，理论构建上相应薄弱，缺乏微观基础。另一方面，CIA所做的工作更多地是将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研究在本质上仍然是演绎的，而不是经验的和历史的；而HI和SI扬弃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组织理论的传统研究方法，主张用社会一历史方法取代建立在先验假设基础上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演绎方法，他们的研究在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方面都更强。除了上述差异之外，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到各个流派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了趋同性。如CIA更加关注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HI和SI则更加强调为制度分析提供一种微观行为理论；CIA认识到行为人在做出选择时受到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从前的选择的约束，HI和SI也意识到通过引入厚重的理性观有可能实现与理性选择理论的融合。
各流派之间存在的差异为将来的制度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它们之间的趋同则或多或少预示了制度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认为：
(1)未来的制度研究将是跨学科的，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学科的内部完成。
(2)未来的制度研究不能单纯地地依赖演绎法或归纳法，将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一历史分析可能成为未来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
(3)未来的制度研究将着力在微观行为基础和宏观制度结构之间建立起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