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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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 多元系统 英美女性文学 翻译 “她者”

一、引言

在翻译界内有这样一种说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翻译则是联通不同语言之间的桥梁。作为译者，首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忠实再现源语作品的内容。作为翻译家，除了要达到以上基本目的外，更深的要求则是做到准确传达文字的美与雅。自古理论是指导实践前行的明灯，这在翻译界也不例外。自翻译理论诞生至今，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各有所长，但是遗憾的是，一直没有理论能够突破语言层面，将翻译放入一个宏大的版图中去研究。直至多元系统论出现后，才为译界带来了清新之风、革新之风。与此同时，在文学领域中也悄然出现了一股新风尚――女性主义文学，这种文学形式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共鸣和喜爱。在女性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的今天，人们关注女性地位，女性健康，更关注女性心理健康和精神需求，促进了女性主义文学更加繁荣，随之兴起了与之相关的女性文学翻译的热潮。两种崭新的事物，两种带来革新的力量，如果二者相遇，将会诞生怎样炫目的新成果？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已提出的一种理论。早期是在研究以色列希伯来文学这一种模型时，基于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1978年，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为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以充分的解释。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多元系统”。因此，佐哈尔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这一理论的提出为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得世界各国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掀起了一股翻译文学研究热潮，对翻译界和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虽然这一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到世界文化，小到国别（民族）文化的活动图，但这一理论运用最早却是在翻译研究中[3]。多元系统理论中存在三组重要的对立观念：1.经典化与非经典化阶层：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构成一个多元系统的各等级成分为获取主导地位相互竞争，是文学系统进化的原因。2.中心与边缘：该理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既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意识形态）视为系统。3.一级与二级类型：埃文・佐哈尔提出的主导（primary）和从属（secondary）模式的对立“是支配着转移（以及多元系统的整体分层）所牵涉的程序的原则”。他认为，主导和从属的对立，就是形式库里革新和保守的对立。根据左哈尔的理论，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目标语文学中的一级（主导）模式，这时，译者翻译时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要不惜打破本国（民族）的传统规范，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从属）模式，主要取归化的翻译策略[1]。

三、英美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一般指具有女性性质或由女性执笔写作的文学，是女性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产物。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女性们呼吁在政治、社会、经济及学术上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最终在所有领域中实现男女平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大批优秀的女性作者和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崭露头脚，在以后的时间里更让世界为之折服。这其中，当属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作品在质与量上更胜一筹。英美女性文学的产生以1929年英国作家维尼吉亚・沃尔夫的《自己的房间》为标志。此外，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艾米・谭（Amy Tan）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和金斯顿（King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都是英美女性文学中的代表作，在世界文坛也具有重要影响。英美女性文学体现出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品格，这主要源自作者的基督教文化观念和宗教道德的情感体验。这些作品在宗教与哲学的层面上赋予女性文学一种宏大的、视域开阔的、关怀人类的人文精神，而它的宗教色彩及由此生成的“圣经式”的叙述方式，又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人类文学的话语。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英美女性文学的翻译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2]。

第2篇：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德阳618307）

【摘要】伊埃文·佐哈尔是当代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尽管他并不以翻译理论家著称，但他在1978年发表的“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本人也被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根据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可以占据不同的地位。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翻译倾向于采取异化的方法，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将非常接近原文，做到充分的翻译。反之，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地位时，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将非常接近译入语文学系统的规范，译文会采用归化的方法，也就是说，译文为了迁就读者，会尽量使用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和结构而牺牲原文。玄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也是四大佛经译师之一。他的译文被称为“新译”。他翻译的佛经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在质量上也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在翻译工作的组织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玄奘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旨在在研究玄奘佛经译文的基础上，证明多元系统论有它不适用的地方。简单地说，佛经虽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依然占据的只是边缘的位置，玄奘的译文也是如此，应该采用归化的方法，即在形式和内容上接近译入语。但是，玄奘的译文一看就是一种“外国文学”，至少和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是有相当距离的，可以说玄奘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异化的方法，充分保留佛经原文的特点。这和多元系统论是不一致的。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关键词 伊埃文·佐哈尔；玄奘；多元系统论

伊埃文·佐哈尔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文化研究学院的教授，他在20世纪70年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论。根据这一理论，文化、语言、文学和社会都不是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系统。在文学这个大系统中，各个系统所处的位置又不尽相同，有的系统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有的处于边缘位置。多元系统本身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由于社会文化因素，有的系统会从边缘走向中心，有的会从中心走向边缘。那么，翻译文学什么时候会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的位置呢？伊埃文?佐哈尔认为有三种情况：第一，当一个文学系统处于还没有被固化，还很年轻，还处于被建立的时候；第二，当一个文学系统本身即处于弱势或是边缘化的时候；第三，当一个文学系统遭遇转折，危机或是遇到真空的时候。很多翻译作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式，出现了所谓的欧式汉语，因为译文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尽量接近原文和译入语。那么，翻译文学什么时候会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的位置呢？与上面相反，当一个文学系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学范式，已经被凝固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建设的时候；当一个文学系统和其它文学系统相比较处于强势或是中心地位的时候，或是这个系统自认为如此的时候；当一个文学系统处于鼎盛时期，没有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的时候。事实上，中国文学从春秋时期就建立了自己的文学范式，经过两汉、南北朝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中国文学已经相当成熟了，也可以说已经凝固化，已经完成了建设自己的阶段，剩下的工作是在已有的大厦上装修了。中国文化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论到了明清时代这是否还是事实，至少中国文化自己是这样看自己的。此外，隋唐时期正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无论如何只能占据边缘的位置，佛经的翻译也不例外，鼎鼎大名的玄奘的翻译也不例外。

佛经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从东汉时期摄摩腾、竺法兰译出《四十二章经》经多部经典到宋代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北宋译经终告寝息为止，一共有长达1千多年的历史。若是算到清代佛经在汉文、藏文、蒙古文、满文之间互译，中国佛经翻译则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这其中，涌现了四大译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鸠摩罗什和玄奘。尤其是玄奘，他的译经事业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的最高峰。关于翻译，有三个关于玄奘的问题值得提及。第一个问题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的理论，就是说，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有五种情况不做意译，而只是音译。这五种情况是：（1）多含不翻：如“薄伽梵”，指世尊，是佛陀的名号之一，又含有自在、炽盛、端严、吉祥、尊重等义。又如“摩诃”，含有大、殊胜、长久及深奥等义。（2）秘密不翻：如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以及各种经咒，一经翻出，就会失去它的神秘性。（3）尊重不翻：如“般若”，不可直译为智慧，“三昧”不可直译为“正定”，“涅磐”不可直译为圆寂或解脱等。（4）顺古不翻：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直译为“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不可直译为“无生”，“菩萨”不可直译为“觉悟”等。（5）此方无不翻：“此方”，就是指中国。如印度的庵摩罗果，形似苹果，其意为“无垢清净”，食之可除风热，但中国没有。佛经中常以“庵摩罗果”，来比喻地球的形状。第二个问题是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和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等翻译技巧。第三个问题是玄奘设立了译场，分出了十一个不同的职位，使集体译经制度化，系统化，保证了翻译的质量。玄奘的译场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写、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多个岗位，译主为玄奘，其他的职位由求学者担任，这些学者不仅有核对梵文、书写纪录、语法整理、译文润色等工作，而且还要将译稿回翻为梵文再次核对，他们为保持翻译的准确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玄奘熟悉六朝文体，在请求唐太宗为其所译经文作序所呈的表中，玄奘写道：“伏惟陛下睿思云敷天花景烂。理包系象调逸成英。跨千古以飞声。掩百王而腾实。窃以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铨其理。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严敢希题目。宸眷冲邈不垂矜许。抚躬累息相顾失图。玄奘闻。日月丽天。既分晖于户牖。江河纪地。亦流润于岩崖。云和广乐。不秘响于聋昧。金壁奇珍。岂韬彩于愚瞽。敢缘斯理重以千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两仪而同久。与二曜而俱悬。然则鹫岭微言。假神笔而弘远。鸡园奥典。托英词而宣畅。岂止区区梵众独荷恩荣。蠢蠢迷生方超尘累而已。”这样的文章，即使是当时的著名文人，恐怕也很难做到信手拈来。事实上，这种文体是当时中国的标准文体，是中国文学系统的范式。按多元系统理论来看，作为处于边缘化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理应采用这样的文体才对。但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玄奘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并没有采用这种作为范式的文体，而是采用了中国的古代白话，使人一看就知道佛经是一种外来的舶来品。

其实，玄奘当年从印度取回来的佛教经典数不胜数，但其中部头最大的只有两部，这就是著名的《瑜伽师地论》和《大般若经》。事实上，玄奘在翻译这两部经典的时候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是处于中心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具有的特征，这与佛经翻译文学在隋唐时期的汉语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的位置是矛盾的，也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漏洞。以下是《大般若经》中的一段话：

善现。瞋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瞋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瞋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大般若经》卷二百零二）。

这段话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反复。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梵文好繁，华文尚简。又如著名学者指出的那样，梵文原典往往特别冗长啰嗦，非要有识之士痛加删减不可，方才可读。提出要删减佛经，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他认为梵文佛经原典冗长啰嗦，却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事实。其实，玄奘在翻译《大般若经》的时候，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在汉语译文中尽量保留了梵文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名睿智的佛教学者，玄奘对隋唐时期汉语文学系统的强大势力，以及佛经翻译文学系统所处的边缘化位置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但他依然采用了异化，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玄奘在一开始翻译这部经典的时候，也准备采用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的方法，即采用删减的方法，但随后就做了许多噩梦。后来决定采用直译的方法，于是就做了很多吉祥的梦。这个故事是否说明佛菩萨真的给玄奘提示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玄奘在内心深处对梵文原文是极其敬畏的，不敢轻易改动，更不要说是删减，这也反应出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是极其谨慎的。总之，对梵文原典的敬畏大概是玄奘采用异化、保留原文内容和形式的原因之一，这种方式只有处于中心地位的译文文学系统才能够享有。以下是《瑜伽师地论》中的一段话：

云何五识身相应地。谓五识身自性。彼所依彼所缘。彼助伴彼作业。如是总名五识身相应地。何等名为五识身耶。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云何眼识自性。谓依眼了别色。彼所依者。俱有依谓眼。等无间依谓意。种子依谓即此一切种子。执受所依。异熟所摄阿赖耶识。如是略说二种所依。谓色非色。眼是色余非色。眼谓四大种所造。眼识所依净色。无见有对。意谓眼识无间过去识。一切种子识。谓无始时来乐着戏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异熟识。彼所缘者。谓色。有见有对。此复多种。略说有三。谓显色形色表色。（《瑜伽师地论》卷第一）。

以上的段落与一般的文言文在文风上有着很大的区别。究其原因，还是梵文原文在叙述方式上比较异于传统的中国文学，受到原文的限制，译文也就显得比较具有西域风情。事实上，不仅在隋唐，而是在整个从东汉到隋唐的佛经翻译史中，佛经翻译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但除了支谦采用了颇从文丽的归化翻译法以外，剩下的译者们差不多都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使佛经一读上去就有一种西域的味道，这其中包括著名翻译大家鸠摩罗什，其作品被称作有西域天然之语趣。如果检查一下玄奘的其它译文，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玄奘译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是处于中心地位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采用的翻译方法，但是在玄奘所处的隋唐时代，佛经翻译文学其实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的，应该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这不能不说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不足。上。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党金学.中外翻译理论选读[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第3篇：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传统翻译研究强调原语和目标语在语言和形式上的对等，侧重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的好与坏的评判标准是译文是否与原文对等，译者比较没有自主性，译者的地位也长期得不到肯定，翻译者往往被比喻为戴着枷锁的舞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turn)，该理论最早由霍姆斯提出，他在《翻译的名与实》(TheNameandNatureofTranslation)中首次使用了此概念，从此将翻译的研究拉向了更广阔的空间。一大批的学者为这个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有Zoha(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有操纵学派代表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观和描述学派代表Toury(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其中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观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在他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1］这本译论中得到详尽的论述。在这本书中，他指出翻译实质上就是译者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标准的影响下对原文信息的摆布和重写的过程。这种重写的目的是译者使翻译以特定的方式适应特定的时代的体现。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的局限性，有些翻译中难以解释的现象，比如文本的选择和特定的翻译策略的选定就可以从意识形态的操控理论中得到解释。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个理论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名的相关学者有王友贵﹑王东风﹑蒋骁华﹑孙艺风﹑王晓元等。《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辟出专栏描写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如王友贵的《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王东风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蒋骁华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思考》［2－4］等等，从此开始了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关系的研究。

二、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

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从原文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的执行，再到译文的编辑、阅读和评论，都是由不同的译入文化价值造成的，因此翻译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取向的产物，是一种操控的结果。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应该与权力、政治、思想意识结合起来，强调翻译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的影响，其中诗学属于审美意识形态，赞助人所关心的还是译文的可接受性，主要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归根结底翻译主要是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5］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为理论框架，以林纾先生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为主要案例进行分析。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社会和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的主流诗学形式都会影响译者对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定。本论文通过理论描述和具体实例的分析，旨在论述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作用，说明翻译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并不是简单地复制原文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译作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不会输于甚至可能优于原作。

三、林纾生平及其主要译作

林纾(1852－1924年)，字琴南，1852年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林纾父辈经营盐业生意，但由于经营不善，经常亏损。他自幼好学，从小师从薛则柯学习古文，古文功底深厚。为生计所迫，他只好边读边教，31岁中举人，以后因屡试不中进士而放弃科举考试。林纾的思想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既有受西方新文化的影响而追求新思想，也有旧文化的痼疾难以摒弃，从而呈现出矛盾性。林纾并不懂英文，接触翻译是偶然之举，他最初和王寿昌合作，通过王口授、林纾笔录的方式翻译是出于遣散丧妻之痛，而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因其凄美的爱情故事以及林纾深厚的古文功底，在当时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林纾因此名声大震，从此笔耕不辍20年。［6］虽然林纾起初翻译并不像梁启超那样是出于救亡图存，但是他后期的大部分译作都是以“开民智”、“救国”为目的，在他所译的《黑奴吁天录》序言中，他明确地表明他的目的: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在不懂外语的情况下，林纾在20年左右的翻译生涯中与王寿昌、魏易、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学子们一起合作，先后翻译了近180多部西洋文学作品。很多西方著名作家是通过林纾的译作才被国人认识的，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大仲马、美国的斯托夫人、俄国的托尔斯泰等。林纾所译的这些西洋小说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先进思想意识，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让国人更形象地了解西方文化。林纾译作数量之多，文采之丰富实为近代译界之泰斗，林纾也因此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最近，偶而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有些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触处皆是。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

四、意识形态与译本的选择

林纾于1913年2月2日在北京《平报》上发表了《译叹》一文，表述了他为救国而从事翻译的一片赤诚之心。在他1900年12月22日为《译林》月刊写的序中，明确指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智”，才有可能抵抗欧洲列强。否则，就像“不习水而斗游者”一样愚蠢。这篇《译林•序》中有这么一段话:呜呼!今日神京不守，二圣西行，此吾曹衔羞蒙耻，呼天抢地之日，即尽译西人之书，岂足为补?虽然，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犹爝，吾不能不燃之!［8］这里，作者的爱国热情跃然纸上!他把翻译的功能，比作疏导将枯之泉眼、复燃垂灭之火星!这篇序文，被阿英称作“实为翻译界之重要文献”。［9］在他大量的译作序跋中，他的有关译学思想的论述都集中在翻译的目的和功能上，一以贯之的就是爱国与救世。为爱国与救世而译书，林纾为后世的翻译工作者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康有为有诗赞扬林纾云:“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①(《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林纾选择翻译MrsStowes的UncleTom''''sCab-in(《黑奴吁天录》)是受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他个人爱国思想的影响。当时的社会正处于被列强欺凌的水深火热之中，爱国志士寻求各种救国的方式来富国强民。林纾是一个古文学家，笔是他最锐利的救国武器。当时的UncleTom''''sCabin在美国掀起了一阵热潮，林肯先生就曾对MrsStowes说:“Why，MrsStowes，rightgladtoseeyou!SoyouarethelittlewomanwhowrotethebookthatmadethisGreatWar．”(你就是引起这场美国内战的小妇人呀。)而当时中国的处境和美国黑人的状况十分相似，出于爱国、救国救民的翻译目的，林纾选择了翻译UncleTom''''sCabin。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在美华人遭殴打甚至被屠杀，而腐败的政府竟然不敢对美国政府提出交涉，华人受尽欺辱。林纾在当时选择翻译此书就是出于警醒沉睡的政府和国民起来反抗，争取权利和自由。如林纾在译文的序跋中就说到:近年美洲厉禁华工，水步设为木栅，聚数远来之华人，栅而钥之。一礼拜始释其一二人，或逾越两礼拜，仍弗释者。是书系小说一派，然吾华丁此时会，正可引为殷鉴。且证诸秘鲁华人及近日华工之受虐，将来黄种苦况，正难逆料。冀观者勿以稗官荒唐视之，幸甚!

五、意识形态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勒菲弗尔认为:“ideologycouldberegardedasopinionsandattitudesacceptedinacertainsocie-tyatacertaintime．”(意识形态是指在某个时间里某个社会里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和态度。)林纾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华人受尽欺凌的年代，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已经沦陷，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站出来“强国保种”，翻译策略的选择也与增进民众的爱国意识和反抗精神有关，同时也是为了介绍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思想和社会意识。

1．增译。在林纾的翻译里，经常采取增译的方法，目的是向国民介绍一些国外的文化也暗含自己的一些思想意识。如:例1Thebillofthesalearealreadysigned，andinHaley''''shands．［11］译文:因吾已自签押，彼理直而吾情曲，奈何?彼若气动，尽可以卷赴诉刑宪，则吾家所有将为诉而空。［10］有时，林纾进行适当的增译是为了增强对仗感，体现他良好的古文功底。如:例2Butthentherecametheeviltimes．译文:孰知日丽春浓之际，即为水流花谢之期。例3Stillwaterrundeepest．译文:凡极深之水，阴冷到底，转无风涛。浅濑恶溪，一望见底，而雷喷雪溅之声，转嘈嘈震耳。林纾采用增译是为了表达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为了鼓舞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武装起来为自由而战斗。如:例4Thelongestdaymusthaveitsclose，thegloomiestnightwillwearontoamorning．译文:凡天色浓黑，必有破晓之时。人到苦恼烦冤，无可申诉，亦终有解脱之一日。从上几例可看出，虽然采取增译的方式不同，但他的目的是相似的，且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删减。我们知道UncleTom''''sCabin主要倡导的是基督教精神，而这并非林纾译介此书的原意，况且中国民众大多信奉佛教，如果根据原文直接翻译如此众多的基督教内容，那恐怕此译本在中国读者中很难引起那么大的共鸣。因此，林纾在处理这些宗教信息时总是小心翼翼，有些内容他就不客气的进行了删减。正如林纾在译序中说:“是书为美人著，美人信教至笃，故多以教为宗。故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为传述，识者谅之。”［10］如:例5“O，Tom!”saidQuimbo，“we''''sbeenawfulwickedtoye!”“Iforgiveye，withallmyheart!”saidTom，faintly．“O，Tom!DotelluswhoisJesus，anyhow?SaidSambo;“Jesus，thatisbeenstandin''''byyouso，allthisright－whoishe?”Thewordrousedthefailing，faintingspirit．Hepouredforthafewenergeticsentencesofthatwon-drousOne，……hislife，hisdeath，hiseverlastingpresence，andpowertosave．Theywept，———boththetwosavagemen．“whydidn''''tIneverhearthisbefore?”saidSambo，“butIdobelieve!—Ican''''thelpit!LordJesus，havemercyonus!“Poorcritters!”saidTom，”I''''dbewillingtobar’allIhave，ifit‘llonlybringyetoChrist!O，Lord!Givemethesetwomoresouls，Ipray!”译文:三蒲见汤姆死，乃曰:“汤姆果死，主人当有懊悔之时。”昆蒲亦视汤姆曰:“吾辈平日处尔果未善，幸勿为厉。”汤姆忽言曰:“吾尽赦尔罪恶，时有他奴饮汤姆以酒，又按摩伤处，状甚诚恳。”

3．归化(Domestication)。UncleTom''''sCabin主要传递的是基督教精神，这与当时中国民众的相差很远。中国民众大都信奉佛教，崇尚理学。由于两国文化的差异，在长期的生活中积累下来的与文化意识相关的表达方法区别也很大，但是，有些是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林纾通常采取的是归化翻译，以满足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例6EvilrollsoffEva''''smindlikedewoffacabbage－leaf．译文:此女盖出水新荷耳。Cabbage-leaf指的是白菜叶，这在中国的文化背景里找不到与新生事物相关的关联，因此，作者将它改为“出水新荷”，符合目标语的文化背景，更易于中国读者接受。例7MrsShelbywasawomanofhighclass，bothintellectuallyandmorally．Tothatnaturalmag-nanimityandgenerosityofmindthatoneoftenmarksascharacteristicofthewomenofKentucky，sheadd-edhighmoralandreligioussensibilityandprinciple，carriedoutwithgreatenergyandabilityintopracti-calresults．译文:爱密柳者，贵家女也，识力高旷，心术惠懿，泾脱沟之第一闺秀也。恒人仁爱，特托空言，而爱密柳之为人，实于行为中推见其仁爱。“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可见，译者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和个人意识思想的影响，会对原作进行适当的修改，以期译文符合译入语的主流意识形态。例8Wal，she''''sclar''''crossJordan．Asabodymaysay，inthelando''''Canaan．译文:意里赛已过约旦河，到安乐窝中去矣。Canaan在旧约中指的是富饶之地，是上帝赐予以色列的领地。原文是一句富有文化意味的句子，而译者为减少接受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对其进行归化翻译。例9“ObeyingGodneverbringsonpublicevils．Iknowitcan''''t．It''''salwayssafest，allround，todoasHebidsus．”译文:吾仅知违理者生乱，焉有合理而乱者，吾故未尝知之。上例是典型的归化例子。“理学”(LiXue)是起源于宋朝的一种哲学思想，主要讨论的内容为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是融合佛、儒、道三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代表人物是朱熹。归化翻译不是对原文的扭曲和干预，而是消除读者对原文的理解障碍，使得译文更容易被目标语读者接受，从而引起更多的共鸣，启发他们去重新思考和审查他们自身的处境。

4．更改(Shifting)。晚清的翻译家在翻译作品时较少受原文本的操控，他们对原作是批判的接受，作品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使用都有较大的目的性，或出于个人爱好或出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需求。UncleTom''''sCabin对应的中文翻译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然而，林纾个人似乎并不喜欢此名，他说“余恶其名不典，易以今名”。事实上林纾和魏易翻译这部小说的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是激起民众反抗的精神意识，因此，从翻译目的来看，似乎译成《黑奴吁天录》更为妥帖。例10也是采取更改的方式:例10I''''llfightformylibertytothelastbreathIbreathe．Yousayyourfathersdidit，ifitwasrightforthem，itisrightforme．译文:盖吾之自由，必与持压力者抵死争之，必胜而后已。且美国之自由，美国同英伦力争而得。今吾之自由，必当力与美人争之。林纾翻译的目的是激发民众对自身处境的思考，因此，适当的更改并不影响读者对整篇著作的理解，就如林纾在译序中所说:“华盛顿以大公之心，官其国不为私产，而仍不能弛奴禁，必待林肯奴籍始幸脱，迩又浸迁其处黑奴者，以处黄人矣……黄人受虐，或加甚于黑人……方今嚣讼者，已胶固不可譬喻;而倾心彼疾者，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跃然欲趋而附之。则吾之书足以儆醒之者，宁可少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