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考察报告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博士考察报告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博士考察报告范文

一、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和制度的主要特点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确定了出口货物退(免)税的政策基调。但是在具体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实际的政策和制度与国际惯例进行比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出口退税率政策不稳定

1994年的财政税收制度重大改革,依据国际惯例确定对出口货物税收实行零税率政策。出口货物适用的退税率就是其法定税率或征收率,即按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对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出口货物退税率为17%和13%;对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的特准退税的出口货物退税率为6%。出口退税零税率政策和制度执行不久,在1995年就开始了较大调整。由于在进出口税收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少征多退、出口骗税和中央财政出口退税承受财力不足等问题,1995年和1996年国务院决定先后两次调低了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率由17%和13%的零退税率下调到9%、6%、3%的退税率。1997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外贸进出口遇到困难,其增长速度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1998年国务院决定提高一些大类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由9%、6%和3%提高到17%、15%和13%,目前平均的出口退税率在15%左右。

(二)实际退税数量受到财政预算指标的严格限制,年度退税指标缺口很大

目前实际的出口退税数量并不是按照政府承诺的退税率进行及时的退税。实际能够退税的数量是按照财政预算给予的指标进行退税,按照退税率计算的应退税与实际退税数额之间存在很大的缺口。以宁波市为例,宁波经济属于典型的外向型经济,2002年该市的外贸依存度达到67.7%,高于全国的外贸依存度水平。2002年1～12月份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122.73亿美元,其中出口81.63亿美元,同比增长30.73%。扣除不退税出口额,按该市平均每美元退税1.1元人民币计算(折合退税率13.75%),当年应退税约94亿元,加上上年结转的应退未退税额66亿,至2002年12月底,全市应退税总额约160亿元。2002年国税总局共下达给该市退税指标36.13亿元,出口退税指标缺口123亿元,占累计应退税额的76.88%。

这种情况在全国经济发达、对外开放度高的东部10省、市(除个别地区外)具有普遍性。据反映,这些地区结转的出口未退税占全国出口未退税的88%。天津市2001年的外贸依存度为82%,当年统计的1730户出口企业应退税款63.6亿元,应办理免抵税调库47.6亿元,两项合计111.2亿元。截止到2001年末,上述企业实际办理退税35.5亿元,办理免抵调库10.2亿元,两项合计45.7亿元,退税指标缺口65.5亿元,占应退税款的58.9%。

(三)出口退税没有时间限制,无限期拖欠企业的出口退税十分普遍按照出口退税的有关规定,纳税人在向海关办理报关出口手续后,凭出口报关单等有关凭证,按月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该项出口货物的退税。对于税务机关在多长的时间内应该给予纳税人退税,在目前出口退(免)税的操作规程和《税收征管法》中没有规定,即未对出口退税审核时限及退税时限加以限定,因此拖欠企业应退税款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加上财政预算的出口退税指标与应退税数量存在很大的缺口,管理出口退税的国税局只能将退税指标兑现以前拖欠的税款,而不能兑现当年的出口退税款。以宁波市为例,目前国税局办理的企业出口退税,平均退税月份只到2001年8～9月,即拖欠企业出口退税18个月左右。据资料反映,全国总体的拖欠退税时间大体为1年以上。随着我国加入WTO后,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出口退税的拖欠时间呈不断拉长的趋势。

(四)“免、抵、退”制度难以推行

根据文件规定,自1997年1月1日起凡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出口的自产货物,除另有规定外,一律实行“免、抵、退”税管理办法。但实际中各地执行政策不统一,许多地方对应该实行“免、抵、退”政策的企业继续实行“先征后返”办法。2002年1月,政府有关部门又发文重申在全国实行“免、抵、退”办法,但据我们了解,实行这种办法的企业十分有限。难以实行“免、抵、退”制度的原因:一是实行该项制度会影响当地税务机关税收任务指标的完成;二是由于出口退税由中央财政承担,免抵税部分将占用地方政府增值税25%的收入,虽然可以通过调库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调库资金必定有时滞,因此地方政府对于实行“免、抵、退”办法是不积极的。

(五)出口退税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海关管理难度大,人员少和管理技术手段落后,跟不上外贸出口的增长。二是出口退税管理的机构多,协调难度大、管理效率低。企业办理出口退税起码要涉及海关、税务、外经贸等部门。在实践中,一些管理办法“政出多门”,相互不一致、不配套,严重地影响了出口退税的效率和企业的运营。电子信息化建设滞后,难以满足出口退税的管理需要,例如,企业反映的出现出口退税电子数据与纸制报关单内容不一致,税务机关无法给予办理退税的情况时有发生。

(六)出口退税的法制化管理滞后

从出口退税政策实施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但是目前我国仍没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出口退税专门的法律规定。出口退税的规定散见于《增值税暂行条例》、《税收征管法》、《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以及相关的行政通知。在出口退税的权利和义务上,退税管理机构和纳税人之间不对等,前者的权利大、义务小,后者的权利小、义务大,典型地体现为征纳税的时限规定上。

二、拖欠出口退税所带来的问题

(一)企业资金周转困难,资产负债率明显提高

由于国家出口退税指标不足,税款不能及时足额到位,企业应退税资金严重积压,小的企业数十万,大的企业上亿元。拖欠的出口退税款占用了企业的流动资金,造成企业资金周转的困难,企业只有通过向银行贷款缓解流动资金紧张的状况。宁波市政府为了帮助企业解决这一问题,并设法降低企业的贷款成本,从1999年开始大力推行了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业务(在下文专门介绍和研究这一办法),地方政府各级财政并对各类办理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的所辖企业,按年度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利息实际支付额,给予50～100%不等的贴息。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的外贸企业资金周转的困难。但是,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使得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十分难堪。以宁波市的几个较大的外贸公司为例,2002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都高达90%左右。

(二)增加了企业经营的财务成本

尽管可以通过托管贷款的办法缓解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地方财政并给予了部分的贷款贴息,但是企业仍然要承担一部分贷款的利息。宁波市辖外贸企业的贴息率大多为70%,另外30%的利息要由企业自己负担。由此,出口退税拖延的时间越长,贷款额度越大,利息负担就会越重。另外,由于出口退税的拖欠的时限拉长,而且没有明确期限预期,给企业的财务管理、企业经营的预期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市、县两级,以及各个县级政府在贴息率上不统一,也影响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三)政府信誉受到损害

企业反映,由于政府在出口退税上拖欠和管理上的低效率,使得政府的诚信受到影响。首要的问题是政府没有对出口退税的管理制定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规则。在现有的不全面、不科学的管理制度下,企业为了争取尽可能早地得到出口的退税款,不可避免地要与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保持良好关系。在出口退税指标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也难以避免各种“寻租”行为。目前在一些开放度比较高的地区,政府管理部门的行风评比中,已经出现由于出口退税的问题带给相关主管部门名誉受损的案例。

(四)形成新的债务链

一些外贸企业为了缓解由于出口退税拖欠带来的财务困难,采取拖延支付原材料采购款等措施。在企业财务账上,一方面存在不少的应收帐款,另一方面还有不少的应付帐款,例如某进出口公司2001年和2002年应退税款(财务上的应收款)分别为3.1亿和4.4亿,而应付帐款分别为1.1亿和1.9亿,即别人欠他的,他又欠别人的。在调查中,企业反映,如果再不解决出口退税拖欠问题,随着外贸进出口的增长、出口退税拖欠数量的累积,我国经济运行中将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债务链。

三、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办法内容及利弊分析

(一)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办法的主要内容及做法

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是指商业银行为解决出口企业出口退税款未能及时到账而出现短期资金困难,在对企业出口退税账户进行托管的前提下,向出口企业提供的以出口退税应收款作为还款保证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这一办法最初是宁波市试行,200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肯定了这一做法并允许在全国内实行。

采用这一办法后解决出口退税问题的流程如图1所示,其中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文件规定,出口退税账户是一个专门账户,未经贷款人同意,借款人不得擅自转移该账户内的款项。该账户托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贷款最高额不得超过企业应得退税款的70%,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执行。各级税务部门要保证退税款退入该账户,不得转移。图1

出口退税政策流程图

(二)宁波市目前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的规模情况

宁波市在1998年提出这一办法,1999年在6、7家企业试行,贷款只有几个亿。2000年全市出口退税拖欠31个亿,托管贷款6～7个亿。2001年出口退税拖欠66个亿,托管贷款16.6亿。2002年1～12月,出口退税拖欠累计123亿,607家企业办理了托管贷款业务,共有11家银行办理了出口退税账户托管业务,当年贷款发生额102.6亿元,贷款余额共计60亿元。几家主要银行的该项贷款余额占该行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是:中国银行48.45%、交通银行14.32%、工商银行13.55%、建设银行12.96%。

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点,一是该种做法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宁波市的该项贷款规模由1999年的几个亿,3年间达到100多亿;二是在银行的总贷款余额比重越来越高,从事该项业务的最大银行是中国银行,目前该项业务已经出现了展期和逾期的贷款,尽管目前数量还不大。

(三)在这种办法下的财政、企业、银行三者关系的透析

从表面上看,这三者的关系是:财政拖欠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款,形成企业财务上的应收帐款;企业向银行借款,企业是债务人,银行是债权人。由出口退税拖欠引起的这些债权债务关系,是财政的拖欠税款引起了银行的贷款,如果把企业这个中间者抽掉,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真正的贷款债务人应该是财政。所以这种办法的实质是财政向银行的借款,而且在实际上,这种贷款也是以财政的出口退税作为担保的。

(四)辨证分析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的利与弊

从利处来看,这种办法缓解了外贸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更重要的是缓解了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为核实和确定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的合法性赢得了时间,最终为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起了积极的支撑作用。

但是,不容忽视问题的另外一面,这种办法掩盖了出口退税问题上长期存在的财政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并且可能会延缓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时,这种办法运用的好,会把“祸”转化为“福”,运用的不好则会把“福”转化为“祸”。因为从实质上讲,超过一定时间的出口退税拖欠款,应该作为财政的赤字(目前没有这样对待),即便在目前公布的财政赤字规模中没有这一部分,但是从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的实质是财政向银行的借款来看,它毫无疑问是与财政赤字相对应的,只是以潜在的赤字存在而已。如果上述的分析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用这种办法的结果是将财政与企业之间的国家信用关系延伸和转化为了财政与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这里且不说这种转化有没有合法性(因为1993年开始不允许财政向银行借款)。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由于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办法的实行,将国家财政信用的风险与银行的金融风险沟通了。这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需要防范的最起码的一个问题是,一旦中央财政的退税指标的增长低于出口退税数量和托管贷款余额的增长时,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就会受到影响。

四、全面解决出口退税矛盾的思路及政策建议

(一)已经提出的解决出口退税问题的多种思路和不同意见

第一,根据国际惯例,坚持实行“零税率”政策。这种思路和意见的特点是:立足国际经验,只考虑到企业的利益和促进外贸的发展。

第二,主张降低出口退税率。这种思路和意见的特点是:考虑到中国的国情,着重考虑了如何解决中央财政的承受力问题,以及主张依据税收征收的能力和水平,以及依据征税的实际水平确定退税的水平,即所谓的征多少退多少。

第三,主张将进口税收与出口退税结合考虑,尽可能地缩小进口税收优惠政策面,使得进口税收尽可能多收;出口退税应作到按照承诺的退税率及时退税。

第四,降低出口退税率,同时对承诺的退税率做到及时退税。

以上思路和意见集中了研究部门、实际部门和企业界的意见。

(二)需要选择正确的思路

显然,以上的思路中多数是反映了不同利益主体的意见。我认为,在考虑解决出口退税措施时,片面地从某一个利益主体的角度出发制定和出台政策问题,就会出现我国1994年以来的政策反复调整的不稳定局面。形成这样的循环:出口退税率提高财政承受不了降低出口退税率外贸企业承受不了、进出口增长下降提高出口退税率财政承受不了、拖欠出口退税企业和财政都难受。目前新的情况是又开始将这一矛盾向银行转移。我认为,这样的思路和办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会在延缓矛盾中,积累财政和金融风险,并将外贸企业的财务状况退向恶化。对于我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尤其是东部的一些省、市,一旦矛盾和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后会出现难以挽回的损失。因此,在矛盾和风险积累的目前阶段,已经到了寻求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了。

正确的思路是兼顾外贸增长、财政承受力和企业发展三方面的利益和需要,制定一个参照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国情、规范、稳定的制度目标,同时需要设计一揽子的相互协调的过渡性措施。

(三)制度目标

———以国家开放战略、国家对外开放度、国家经济安全为前提。

———以国际上国际贸易税收的基本规则为基础。坚持进口货物税收保全原则,对进口货物的税收实行严格管理;以出口退税实行有利于增强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基本原则。

———结合中国国情,研究和考虑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于中国产品在劳动力价格低等方面存在着价格优势,出口同类产品存在超额利润,可以考虑对这类产品的出口退税实行“非零税率”的选择。

———根据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必须对等的原则,建立规范的国际贸易税收制度法律体系。

———建立高效、统一、协调的国际贸易进出口税收征管机构,以及具有信息化高科技手段工具的管理系统。

———研究和考虑建立财政预算进出口收支专户,对进口税收和出口退税实行专门管理。

———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由目前的中央财政单独承担进出口税收收支的制度调整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制度。

实现上述目标是我国对外开放形势下实现税收保全、财政税收主权完整的客观要求,但是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与上述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为此提出以下过渡性的措施,一方面解决当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向建立目标制度迈进。

(四)过渡性措施

———可以继续使用金融手段(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办法以及探讨实行票据融资等金融工具)作为辅手段,但是必须十分慎重,及时跟踪贷款规模及银行资产状况。财政的出口退税指标的增长应该高于出口退税应退税额的增长。绝不能由于有了这种金融办法而将出口退税的责任变相转嫁给银行,使得银行成为出口退税的承担者,这会导致财政职能和银行职能的错位。如若长期下去,势必积累新的金融风险,重蹈我国上个世纪80～90年代积累金融风险的覆辙。

———根据调研,对一些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有绝对价格优势和较高超额利润的出口产品可以调低出口退税率。———建议财政出口退税指标的增长率略高于外贸出口的增长,逐步缩短对外贸企业的出口退税拖欠时间,这需要相应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甚至财政赤字的规模。

———在各地区之间合理分配出口退税指标,增加外贸出口大省、市的出口退税指标。

———最大限度地统一出口退税率,过多的出口退税差别税率一方面给出口骗税以可乘之机,导致监管的困难;另一方面为外贸企业的财务管理带来很大的漏洞。

———进一步清理和缩小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对加工贸易实行严格的保税管理。原则上凡进入“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企业,实行“不征不退”的管理办法;凡是这两个管理区外的企业一律实行“先征后返”的管理办法。

第2篇：博士考察报告范文

[主持人语]

美术史论家俞剑华先生(1895―1979)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画万帧画，写万帙言”为座右铭，辛劳一生，著述和画作无数，所著或编的《中国绘画史》、《中国画论类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等，丰富了学术，造福了后人。一生没有休闲和享受的俞先生希望60岁以后再看电影，可是，60岁以后依然如故于书斋之中，先后出版的著作包括美术史、画论、画家评传、工具书、教材、考察报告、资料汇编以及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达一千万字，令人肃然起敬。

4月25日，由中国美术馆、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俞剑华学术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就5个方面探讨了俞剑华的成就和影响，俞剑华的学术风范和研究方法，俞剑华学派，俞剑华的人格魅力，现代美术史与美术史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老少成集、承前启后、研究多元、思想激荡的会议，也为当代美术史论研究提出了很多问题。关于美术史的研究，经历了20世纪的孕育和发展，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学科。30年前，只有中央美院有美术史专业，现在已经遍布各美术院校以及综合性大学，这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不仅是专业范围内的发展，而且也在服务社会的各个方面显现了这个专业在人文方面的积极意义。可是，教育的普及以及从业人员的增多也在繁荣的背后显现了存在的问题，其主要是整体质量的滑坡，重点表现在师资队伍方面的问题。尽管在美术学的范围内，美术史论学科是最早设立博士学位的专业，这是基于它在美术范围内特有的人文学科的性质，以此彻底改变了几十年来美术史论研究不受重视的局面。然而，这种时代的机遇并没有给美术史论研究带来明显的学术方面的提升，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中，因为缺少能与这个庞大学科相应的有学术成就、有学术影响的美术史家阵容，所以，这个学科表现出了人的毛病。

在美术史论学科有发展而没有提高这样的背景之下来看俞剑华，他的学术成就所表现出来的美术史家的精神与品格，应该说是他的学术成就之外的另外一份遗产，而这种脱离了知识范围之外的遗产，却是当下美术史家首先应该面对的。孤寂的恪守，持久的坚持，不为所动的一以贯之，是一个美术史家必有的功夫，而这种功夫的深浅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其在专业范围内的成就。俞剑华的精神与品格所对应的浮躁和现实的当代社会，为美术史论研究中的功夫派找到了它的位置，毫无疑问，这是“俞剑华学派”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当代中国美术史论研究中关乎方法的学派，现在已经不像上个世纪中后期那样表现出明显的特色，而这个学科只有在不同方法的互动中才有可能带动整体水平的提升。只有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文化特点的美术史学科，才能得到名副其实的发展和提高。

第3篇：博士考察报告范文

一、培养地理兴趣--现代媒体教学法

现代教育媒体主要包括幻灯、投影、录音、录象、电影、计算机、激光视盘等。具有形声性、再现性和先进性的特点。它主要以图象和声音的形式传递信息，可使学生真正做到眼耳并用、视听并用，使知识传递、接受、记忆变得比较容易，也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运用计算机教学，可根据教学需要将要表现的对象由小变大、化远为近，可使反应过程由快变慢或由慢变快，可将事物的本质要素突出地展现于学生面前。例如我将大陆漂移假说和海底扩张学说的软盘装上计算机，然后模拟两亿年前直到现在的大陆漂移过程，再演示板块运移过程，这大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现代媒体教学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有助为实现教学过程最优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培养自学能力----设疑推进法

所谓设疑推进法就是将某章节设计成若干个循序渐进的问题，这样可促进学生看书、思考。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回答，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解决，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早日养成自己学习掌握知识的习惯和本领，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对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也有很大帮助。

整节课的内容可以转化成若干个小问题，学生通过看书、思考完成。对于难度较大的问题，可以让学生在讨论中完成。为促进学生积极思考，踊跃发言，可采用多变灵活的启发诱导方法。这样做比教师单纯讲解效果要好得多，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培养创造能力----动手操作法

让学生动手操作比教师讲解的效果要好得多，学生自己动手操作，会遇到一系列的实际问题，这会促进其思考、探索，在不断失败中求得成功。经常让学生动手操作，不仅可使学生的动手能力得以提高，而且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甚至会迸发出创造发明的火花。

教师跟学生讲解地轴、两极、经纬度、经纬网等有关知识点时，有些学生纵弄不清楚。经试验，改用学生自己动手操作的办法，让学生在课后用乒乓球做一个小地球仪，然后评比，看谁做得最好。经过动手操作，学生不仅比较顺利地掌握了有关的知识点，还向教师提出了不少在制作地球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多采用这种教学方法不仅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精神，对培养创造性人才很有帮助。

四、到实际中去学与用----野外观察法

以往地理教学只重视书本知识，不重视实践能力，理论脱离实际。素质教育提倡在实际中运用。重视和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教育，是当前深化教育改革、搞好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因此，到野外观察是学习地理所必须的，也是搞好地理课堂教学所必须的。

例如，讲到陆地地形时，我就组织学生考察本地地形的种类和特征；讲到环境保护时，我就组织学生到废品回收站和垃圾处理站参观，然后要求学生回校写考察报告。让学生走出校门，有利于学生了解自然、了解社会，有利于增强学生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的能力及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4篇：博士考察报告范文

一、 提倡自编型作业，体现自主性

在教学中，教师不仅可以根据课文内容及学生的实际编拟出适合学生的作业，还可以引导学生参与到作业设计中来，自编出富有特色的语文作业。

例如，教学《九寨沟》一文后，学生无不为九寨沟美丽神奇的自然风光所折服。这时，教师说：“同学们，你们愿意为美丽神奇的‘人间仙境’九寨沟设计一项作业吗？”学生们都兴致勃勃地参与到作业的设计中来，而且设计远比教师布置的作业要丰富得多：配乐朗读全文；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句段背诵；仿照文中“总分”段式的写法写一段话；学习文中比喻、排比等方法，学写一处景物；画一幅艳丽多姿的“神奇九寨沟”图，并配上解说词；为“九寨沟”设计广告语……

学生完成自编的作业，不仅兴趣浓厚，而且作业质量都较高，这也充分体现了新课标中强调的“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这一新理念。

二、 推广实践型作业，体现操作性

语文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设计实践型作业，则能在最大程度上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新知识、新理念去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从而增长知识，培养能力。这种形式多变的活动型作业突破了传统作业的形式，彻底消除了简单重复的弊端，由以往的单调、枯燥、乏味变得生动、活泼、有趣。作业也从“写”的单一形式中走出来，听、说、读、写全面开花，与唱、画、游戏、制作、参观、访问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巧妙结合，把知识、技能的训练，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智能的开发与活动联系起来，从而让作业更富有趣味，吸引力。

1. 做一做。学完课文后将所学的知识实践一下。例如，学完《世界上第一个听诊器》后，让学生回家做一个简易听诊器，验证课文所写的听诊方法。学完《陈增巧破巫术》后，可让学生模仿文中方法做做这个小实验，从而体会其中的科学奥秘。

2. 画一画。如教授《詹天佑》课文过程中，让学生边看课文，边画出居庸关隧道和八达岭隧道施工方法，之后再出示多媒体课件示意图，进一步了解开凿隧道的做法，从而使学生领略詹天佑的杰出才能。

3. 演一演。例如，教学《狼和小羊》《公仪休拒收礼物》等故事情节较强的课文或具有较多语言、较强动作性的场面描写的文章，可以让学生通过自由组合创编课本剧并演一演。

4. 查一查。例如，在教学《海洋――21世纪的希望》《大自然的文字》等知识性较强的课文前，可以布置学生通过去图书馆或者上网等方式查一查相关的资料以帮助学习。

5. 评一评。例如，在教学《负荆请罪》后，可让学生围绕“你喜欢谁，为什么？你不喜欢谁，为什么”开展讨论。学生各抒己见，对课文中的人物会作多元的评价，有利于激发学生注重自己的感受，从而引导他们发展健康的个性。

6. 写一写。例如，教学《访问环保专家方博士》后，可以就“本地区水资源污染情况怎样、对人体有什么危害、污染源有哪些、怎样减少水污染”等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调查、访问、搜集资料，并撰写考察报告，在看、问、想、写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

三、 设计发展性作业，体现挑战性

发展性作业目的在于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印象，难度略高于教材练习，因而有一定的挑战性。例如：教学《明天，我们毕业》的内容时，教师可设计发展性活动，如讲述师生感人故事，表演同学间友谊短剧，给母校或者老师、同学留言，制作并相互赠送卡片等。再如，学习《孔子游春》一文时，教师可作如下设计：作者把大自然比作母亲，你还可以模仿说出哪些比喻句呢？孔子以水喻人，教育弟子怎样做人，你还可以说出水的哪些特性来？这样的作业既变机械学习为有意义的学习，又有助于巩固、加深和拓展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培养学生语言运用技能。

第5篇：博士考察报告范文

关键词：德国；工程硕士；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6-003-02

为满足工业界对高水平应用人才的需求，我国自2009年开始扩大全日制工程硕士的招生规模，以培养有别于传统学术硕士的应用型人才。改革现有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学术型向应用型的转变成为应时之需。近年来，尽管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德国工程教育改革的具体举措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如德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的特色[1]，工程教育质量评价体系[2]，以及德国工程博士的培养特点[3]等，但鲜有学者系统探讨德国工程硕士教育培养模式。鉴于此，本研究将系统探讨德国工程硕士教育的培养模式，具体内容包括德国工程硕士培养模式的发展历程、培养过程、专业认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德国工程硕士培养模式的发展历程

1809年柏林大学成立，其“教育与科研相结合”办学原则的确立及导师制、研讨制研究生培养模式标志着科学规范的研究生教育的兴起。德国的高等教育实行的是两级学位制度，硕士是第一级学位，该学位主要授予理工科硕士毕业生。学生在取得学位之后可以继续学习以取得博士学位（Doktorgrad）。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Fachhcchulen）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重点，自成立以来为工业界提供了大量高层次工程人才，成为德国工业发展的秘密武器。学生毕业后可获得应用科学大学硕士学位（Diplomgrad FH），成为工程师，有独立从业资格。但德国特殊的二级学位制度难以被其他国家认可，甚至被低估，因而其传统的工程硕士培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工程人才的培养质量，改革迫在眉睫。德国于2010年全面引进学士―硕士新型学位制度，新型的硕士学位教育根据学业时间的长短分为“3+2”和“4+1”两种模式。根据培养目标的差异，硕士又可分为“研究型”硕士和“应用型”硕士，应用科学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应用型工程人才。由此可见，改革之后德国工程硕士教育依然主要在应用科学大学内开展。

二、德国工程硕士培养过程

1、培养目标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工程硕士的招生要求为：有相关专业学士学位，成绩优秀，12周的实际工作经验。。按要求应用科学大学所培养的工程硕士在毕业时需具备掌握专业知识的能力、解决本专业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生产过程中学习传授工程新知识的能力、设计并监控开发操作设备的能力、掌握各种关键技能的能力等。

2、专业设置

应用科学大学专业设置的重点是工程科学，其通常是按照工程、技术甚至工艺领域来划分专业方向，此外其专业的设置与高校所在地的产业结构密切联系，例如威廉港应用科学大学所在地造船业和航海业比较发达，该校为满足当地需求特设置了相应的专业。此外，为顺应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趋势，德国一些应用科学大学积极与国外高校合作，努力拓展了一批国际化专业。

3、师资力量

根据《德国教育总法》，及各个州相应的教育法规，应用科学大学工程硕士的教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博士毕业；（2）有教学能力；（3）5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此外，应用科学大学的教师可享受四年一次为期半年的研究假期，到校外企业从事实际工作或研究，以了解工业领域最新动态，解决相关问题并更新相关知识。高校从工业界聘任了一批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或技术人员担任校内的兼职教授或讲师，以增强与工业界的联系，为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及未来就业提供保障。

4、课程体系

德国工程硕士课程设置的主要特点是“板块化”（Modularisierung），即在编排教学大纲时，将与同一专题相关的几门课程组成一个课程板块，每个板块可以由各种不同的教学组织形式组成，一个板块的跨度最多为两个学期[4]。按照规定，学生只有通过课程板块中的所有课程，才能获得该课程板块的学分。按规定，课程板块的教学目标必须符合教学总目标，这样就避免了改革前课程开设过于随意、目标不明确的弊端。

5、学分计算

应用科学大学引进了欧洲学分转换系统，将每学期的学业量化为30个学分，一个学分相当于30个小时的学习量，一个学期即相当于900个小时的学习量[5]。此外，应用科学大学还引入了相对成绩等级体系，即学生除获得按照德国成绩体系评定的成绩之外，还可以同时获得该成绩的相对等级证明。相对成绩等级共设五级，将该学生的成绩与本年度及上两个年度总体平均成绩相比较，成绩最好的10%评定为A级，A级以下的25%评定为B级，B级以下的30%为C级，C级以下的25%为D级，最后的10%为E级[9]。

6、实习要求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工程硕士的实习环节一般包括预实习、工业实习、毕业实习与设计等。以德国埃斯林根应用科学大学为例，工程硕士的实习学时占据专业学习过程总学习的一半以上，其实习过程从项目制作I（课程设计）到项目制作II（创新设计），再到企业毕业设计（综合训练），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

7、毕业论文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对工程硕士毕业论文的要求同样体现出了重应用的特点。按规定毕业论文应能解决生产第一线的实际问题。同时，自2005年起.所有工程硕士毕业时均可获得文凭补充说明。该说明对学习内容、专业特色、文凭层次和高校体制等内容均附有详细介绍，更好地促进了国际文凭和学位的互认。

三、ASIIN专业认证

ASIIN是由德国最大的工程师协会VDI倡导的，由各综合大学、应用科学大学、权威科技协会、专业教育和进修联合会及重要的工商业组织共同建立的非营利机构，是德国唯一有资格对工科、信息科学与计算机科学、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教育项目进行认证的机构。

1、机构设置

目前，ASIIN下设两个认证委员会和13个技术委员会（包括工程学、信息学、自然科学和数学专业的所有研究领域）。两个认证委员会分别负责工程与信息学专业培养计划的认证和自然科学与数学专业培养计划的认证。

2、认证程序及标准

ASIIN认证程序从被认证专业的申请开始，从专业自评到认证委员会的实地考察再到认证结果揭晓，大约需要3-4个月，其认证结果具有5年的有效期。在认证决议过程中，ASIIN保证综合大学、应用科学大学、工业界及学生都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参加以保证认证的公正性[6]具体认证流程如图1所示。

四、启示

改革现有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学术型向应用型的转变成为应时之需。尤其是2013年中国加入《华盛顿协议》，意味着我国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将与《华盛顿协议》的标准实现实质等效。笔者近期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随机访谈了若干化学工程和石油工程的工程硕士，发现我国工程硕士的培养仍存在一些问题：1、教师队伍建设落后。师生比低于国家规定标准，导致导师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关注每个学生，不能因材施教，保证培养质量以至于很多工程硕士临近毕业却不知何去何从。2、理论与实践脱节。工程硕士的培养目标是为工业界培养应用型高层次工程人才。但当前工程硕士专业课设置太过浅显，学生在学完后仍不知如何与实践结合。3、企业参与不足。工程硕士从招生到毕业论文都是在高校的统一管理内进行，企业参与相对不足，这就造成校企双方信息不对称，高校培养出的工程硕士并不能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7]。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参考德国工程硕士培养模式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随着工程硕士规模的扩大，对教师的聘任和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在招聘教师时应将导师的工程背景纳入考察范围，不仅可以满足工程硕士培养在师资方面的需求，同时也能逐渐形成重视科研教学人员工程背景的氛围[8]。另一方面还应健全导师监督制度，采用激励政策或对教师课时、指导学生数、师生沟通、科研成果等方面有所规定。

2、突出专业特色

高校在设置专业，安排课程时应与当地工业界实际需求相联系，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根据高校所在地的地理环境、人文特点、产业结构等具体情况来制定专业培养计划，不仅有利于满足当地对高质量工程人才的需求，还能突出高校自身的专业特点、行业特色。

3、加强校企合作

建立有效的校企合作机制，为工程硕士的培养提供更好的条件。高校一方面可为工程硕士打好工程理论基础，并提供前沿知识；另一方面可从企业单位聘任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指导学生实践。以此进一步解决工程硕士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并为工程硕士提供就业保障。

4、完善专业认证与质量保证体系

组建一个既能负责各工程专业的认证，又能参与国际交流的权威认证机构是我国工程教育的当务之急。当然认证不仅是高校内部的自我评价过程，而应是高校和工业界合作的反馈过程。此外，对工程硕士的培养也应坚持周期性的评估工作，坚持评估工作的定期化和制度化，以此不断提高我国工程硕士专业认证和的业化和国际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硕士质量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彦通，韩晓燕.美、德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的特色与借鉴[J].中国高等教育，2006（2）：61-62.

[2] 徐玮，付莹莹，刘颖君.中德工程教育的质量评价体系研究[J].《现代企业教育》，2012（10）：133-134.

[3] 曾 攀，吴振一，刘惠琴，等.美、德、英工程类型研究生的培养[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9（1）：61-87.

[4] Wasser I：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3rd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Engineering Education[J].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September，2004.

[5] 清华大学工程教育认证考察团.德国工程教育认证及改革与发展的考察报告[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6（1）：57-64.

[6] Rocio Maceiras， Angeles Cancela， Santiago Urréjola， Angel Sánchez. Experience of Coopetative Learning in Engineer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2011（36）： 13-19.

第6篇：博士考察报告范文

针对广播，电视教学及函授教学中，存在的教学信息传递的单方向性弱点， 依据课堂教学过程中信息交流的基本方式与原则，对CD-ROM教材中的虚拟人机对话学习方式进行论证.在其合理性的基础上， 结合网络通信手段， 提出改善当前远程教学过程中的单方向教学内容传递方式的设想. 并重点探讨通过CD-ROM教材， 向学习者提供教学内容与双方向对话学习方式的可能性.

1. 立论理由及研究目的

当前，中国远程教育的开展依然是以无线电广播， 电视广播及函授的形式为主. 其共同特点是教学内容的单方向非交互式传播. 在很多地方， 为弥补单方向教学过程中师生双方反馈的不足， 通常采用面授的方式进行面对面教学. 然而， 短暂的面授期间里， 授课占用了大部分时间， 教师无法与学习者进行充分的交流及对学习者进行个别指导.

伴随网络传输技术的发展， 在线实时教学， 网上学习等新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远程教育领域. 但是， 由于技术与硬件条件的限制， 对声音， 画像及动态画面的传输， 目前还不能完全满足远程教育的需要. 而且， 现有因特网的TCP/IP传输方式， 对信息的传输是点对点进行的. 当多数用户同时利用同一服务器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现网上塞车现象. 从而影响课件的下载和及时反馈.

现在， 日本在双向远程教学方面的开展， 也仍然以传统的电视广播为主. E-mail， 网上揭示板， 主页等手段正在广泛地被采用. 但往往只局限于简单通信， 信息检索， 资料登载等功能. 在有些地方， 因特网会议方式被用来实施校际间， 国际间的远程教学交流. 而最具有实用性的是被称为大学间卫星通信网络系统的SCS( Space Collaboration System )， 可以实现视听觉双向实时交互， 作为日本面向21世纪的远程教育工具， 到目前为止已经联结了116所大学等教育机构， 拥有139个收放站点. 目前正以这种形式在国立大学之间开展共同授课活动. 但是， 其高昂的运营费用令其很难普及， 大范围的应用尚未开展起来.

根据王珠珠教授等五人的考察报告(1999.12)， 美国和加拿大的实时交互式远程教育大多数也只局限于小范围， 以小集团人数为对象， 并基本上限于数据与语音的交互传递， 对于完整的实时双向交互式远程教学尚无非常成功的经验， 远程教学的开展依然以电视广播为主. 正在开发应用的远程教学手段多为非实时， 非对称方式， WEB， E-mail的应用非常广泛. 另外， 在美国和加拿大， 远程教学软件的建设很受学者们的重视.

可以认为， 现在远程教学中的学习者大多数还只能相对被动地接受单方面广播电视授课， 处于学习资源匮乏的环境中， 为此， 建立双向开放式的学习环境， 以多种方式， 多层次提高远程教学服务， 确保教育信息的传递， 将是目前远程教育所面临的一个课题. 多种媒体综合运用， 在虚拟环境中实现双向对话式教学， 并配合E-mail等已成熟的通信手段， 来实现在线与非在线相结合的远程教学.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经济角度， 还是从实用性上都是非常值得研究与探讨的. 尤其， 对于卫星通讯及网络事业进展迟缓的边远地区或发展中国家，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是行之有效的.

基于上述的现实状况与考虑， 本研究的目的是， 为推广应用CD-ROM教材与学习者之间可能的交互式对话学习方式， 对教学过程中师生间的交流方式的基本构成进行剖析， 以便验证CD-ROM教材中的对话学习方式能够实现双向交互式教学. 并探讨现有CD-ROM教材的设计与制作， 用以改善远程教学中的双方向交互式学习环境.

2. CD-ROM作为教学内容的载体与实现双向对话学习方式的工具用于远程学习

近年， 随着个人计算机的飞速普及， CD-ROM渐渐成为一种最为常用的多媒体. 由于其具有容量大， 价格便宜， 制作简便， 适于长期反复使用等特点， 选用CD-ROM作为教材载体可以提供大量的教学内容， 尤其对大数据量视听觉信息的传递非常有利.

在2000年APEID研讨会上王一兵教授曾指出， 学习软件包在远程教师学习与培训及其相关领域中具有相当大的实用性. 欧美等国家的教育研究机构正在为发展中国家的教师培训开发， 制作学习软件包.

丁兴富博士在2000.4中阐述远程学习的概念时， 曾提出基于教学信息资源的远程学习.

中国政府在的有关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第6部中提出， 为满足利用计算机学习， 开发， 改善多媒体教材的交互功能， 建设交互式教学环境. 中央电教馆的2000年工作计划中， 更将开发提供便于学习者自学的多媒体教材作为工作重点.

将上述几方面结合起来考虑， 将教学信息， 内容及方法以软件包的形式记录于CD-ROM并传送给学习者， 可用于开展基于CD-ROM教材资源的远程学习， 对当前远程教育的开展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CD-ROM教材与个人计算机所构成的教学系统与传统教学的不同体现在， CD-ROM教材将教学资源与教学方式以及教学服务送到学习者身边， 可以改变传统教学中学习者必须到学校去接受知识与教育的大量人员移动方式， 从这个角度看，CD-ROM教材与在线学习具有相似点.

现在， 电子游戏已经极大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无论是少年儿童还是成年人都常常被电子游戏中的虚拟空间所吸引. 虚拟空间， 虚拟现实已经对人们的认识方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而合理地利用虚拟技术， 虚拟情境来支援远程教育， 将是很有意义的. 在CD-ROM教材中采用虚拟技术，制造假想现实， 可以使人机之间的信息交互变得更加自如与逼真.

CD-ROM教材的利用， 还可以打破传统学科教学中一位教师面对多名学习者的固定教学形式， 令学习者有充分的自由与选择， 学习者与教材的制作者(教师)之间没有明确的固定关系， 即教师可以为很多未谋面的学习者提供教学服务的同时， 而每一位学习者也可得到多位教师的指导. 这充分体现现代教育所提倡的以学习者为中心， 将教师视为教育资源的思想. 另外， 通过CD-ROM教材的传播与应用， 教师之间的优秀教学方法， 经验也可得到交流与推广.

当然基于CD-ROM教材的远程学习是处在一种虚拟环境中进行的. 鉴于其局限性目前还只能作为教学辅助手段， 因此， 必须适当地加以通讯等其他手段来建立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沟通渠道， 从而对学习过程进行及时的监督与校正.

3. CD-ROM教材的制作中继承了CAI的设计思想， 采用了先进的双向交流技术

第7篇：博士考察报告范文

“凿空”这个词，来自中国史书《史记》的张骞传记。张骞出使西域，历经艰辛，使中国人第一次了解了中亚，也为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开通准备了认知基础。介于他的首创之功，史书为之创造了“凿空”这个专用词语。

对于中国的佛教艺术研究来说，近百年来的涉及古印度佛教艺术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依赖于欧美学者和近邻日本的文献资料，很少有机会亲历古印度进行全面的学术考察，并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中印之间的佛教艺术交流方面，对佛像在古印度的起源、演变和消散的了解，缺少对源头的切身体验。

从海外学者的研究来看，他们除了依赖于考古发掘和相关文献之外，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中国文物和典籍对重构佛教早期艺术史的重大意义。是凡这些，不能不说与中国近现代的国力盛衰有关，但也不能不与中国学者的努力程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在，各种条件渐次具备，中国学者终于迎来了深入古印度内部并介入古印度佛教艺术研究的机会。虽然难以断言是绝对的第一次，但就考察的系统性、团队成员的学术经历、考察的时间与空间的跨度以及所取得的成果来看，还是不能不与史籍中的“凿空之旅”联系起来。

当年，张骞在大夏见到了来自四川的蜀布和筇竹杖，不禁仰天长叹，感慨良多。现在，中国学者跨出国门的海外研究，其意义，不完全在于学术成果，更表现为引领风气之先。毕竟，比起张骞以及后来的法显、玄奘，我们要幸运得多。

“古印度佛教艺术考察团”的阮荣春教授是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委员，现任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东洋美术史的博士学位，其著作《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南传系统》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好评，影响很大。考察团成员严建强为浙江大学文博系主任，胡大林为浙江它山石刻博物馆馆长，达舒为《焦点》杂志总编，张同标、赵玲、刘慧、阮立等均为致力于佛教艺术研究的博士，对中印佛教艺术及中印文化交流已有丰厚的学术积累。随行的央视影视编导等媒体人士郭峰、俞因等，也都是对佛教艺术有着深厚兴趣并为佛教艺术报道推介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

考察团一行12人首先考察了新德里的国家博物馆、位于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这是亚洲最古老的博物馆)以及博帕尔、勒克瑙、巴特纳、马图拉、斋普尔等地的博物馆；礼拜了佛陀悟道道地菩提伽耶、初传地萨尔那特(旧译鹿野苑)、涅之地拘尸那罗等佛教圣地；考察了那烂陀古寺(玄奘在此留学)、王舍城、灵鹫山、吠舍离、舍卫城、祗园精舍等佛教遗址；在鹿野苑听到了呦呦鹿鸣，在圣洁的恒河里洗涤了俗世的尘埃；考察了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哈拉帕文化的古老雕塑、阿育王狮子柱头和法敕、巴尔胡特与桑奇和阿玛拉瓦提率堵坡，迦腻色伽造像，马图拉佛像和笈多艺术；顺道参观了卡久拉霍古庙群、泰姬陵、阿格拉红堡、库特卜高塔和斋普尔风宫殿等热点景观。

现在的印度，基本上是全民所有的，我们也在村头巷尾看到了虔诚的各类宗教信徒。在当地信徒的理解中，佛教与锡克教是印度教的分支，释迦牟尼是印度教创造神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但是，佛教在古印度却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可以亳不夸张地说，佛教取得了亚洲文化心灵三分天下的显赫地位。

佛祖释迦牟尼生前兢兢业业地传教了40年，他活动的地区主要是摩揭陀故国，许多佛教圣迹在今日印度的比哈尔邦及其邻邦地区。佛陀生前的传教的更接近于一种学术流派而不太像是宗教，其核心内容是四谛和八正道，教人客观地认识世界并寻求自我解脱，强调理智的价值，明确反对偶像崇拜，因而在佛陀入灭之后的500年之间，一直没有产生佛像，而是使用与佛陀与佛法相关的菩提树、、宝座、伞盖等象征物暗示佛陀的存在，即始终不肯把佛陀表现为人的形象。这在巴尔胡特与桑奇大塔中有明显的反映，在这两座大塔描述的尼连禅河奇迹、六牙白象本生、祗园精舍布施、梵天劝请等情节的画面中，佛陀始终没有出席，而在巴尔胡特的浮雕却有铭文明确指示画面中是应该有佛陀出席的。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了南印度3世纪前后的阿玛拉瓦提大塔浮塔之中，以后就不再出现了。

大约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古印度出现了最初的佛像。一般认为，马图拉和犍陀罗，率先开始了佛像的制作。前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西南约45公里，后者以白沙瓦为中心，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和邻近的阿富汗地区。前者制作的古老的佛像，类似于古印度常见的药叉像，直立，身形魁伟，面带微笑，热情开朗，身穿薄衣，袒露右肩；后者的佛像类似于希腊罗马神殿中的神像，神情肃穆内敛，身穿厚厚的包裹两肩的长衣。在犍陀罗佛像中，大概是古希腊或罗马的后裔，使用了雕造阿波罗的技艺，来塑造佛像的，又有些古印度土著信仰和习惯的痕迹；而在马图拉地区，纯粹是炽热阳光下的印度风情，一点也见不到地中海沿岸的浪涛帆影。前者一望可知是印度人，后者一望可知是侨居于此的西方白种人。

在西方学者的心目中，犍陀罗是西方文化在东方世界的荣耀，主张佛像是在犍陀罗最先出现的，但是，直到现在，这一意见还有种种争议，主张马图拉最先出现佛像的看法，似乎越来越得到认同。特别是近年来在四川发现的东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佛像以及四川彭山汉墓发现的摇钱树座佛像，是古印度域外发现的最早作品。这两年佛像带有较多的马图拉风格，由此反推古印度，可以相信，至少是在公元1世纪，古印度已出现了较多的佛像，由此形成的佛像崇拜的普遍风气，奇迹般的来到了远隔千山万水的巴蜀大地。我们在萨尔那特看到的伽腻色迦3年的高达2米多的立佛，无疑是当时的信徒借用了药叉的形象来表现他们心目中的佛祖形象的。我们在印度考察中，明显感受到马图拉佛像普遍印度，而犍陀罗似乎仅仅只是陈列在博物馆中的一种地方风格，这种风格似乎与印度的佛教徒之间颇有隔膜。

古印度的思想极为深邃而又灵动，整个东方世界都被古印度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与文治相比，武功却远有不逮，屡屡遭到来自西北的侵扰，少有安宁之日，笈多王朝可能是印度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大一统之一，强盛之时，除了印度半岛的南端，其他直至西北的犍陀罗，广袤的印度河平原与恒河平原，都归入笈多帝国的版图。这时的犍陀罗基本丧失了创作热情，而马图拉的雕造作坊，斧凿之声依旧日夜不断，往日洋溢在佛像嘴角唇边的热情，逐渐转向了内在的

宁静暝想，佛衣襞摺更多地成了美化佛陀相好的装饰，超越肉体的精神之美，至今仍然令礼拜者沉缅于佛国的圣洁。与马图拉并列的另一个造像中心鹿野苑，也在笈多时代迅速成熟起来，与马图拉最大的区别是佛衣的刻画，若不是手腕和脚裸处的几线浅浅的衣纹，几乎与耆那教的天衣派造像一般无二。虽有衣纹表现的差异，但毕竟无碍佛国圣洁。在精神气度方面，马图拉与鹿野苑，共同寓示着笈多文化所能达到的高度。

在文化艺术之外，连结着中国与西欧的丝绸之路空前畅达，佛像艺术在这条国际大通道上，伴着驼铃月影迅速传入中国的都市通衢和村头巷尾，金碧辉煌的伽蓝招提，与工程浩大的石窟造像，争奇斗艳，盛极一时。丝路沿线的克孜尔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至今仍然是国人引以为豪不朽的骄傲。

中国高僧法显目睹了笈多王朝的强盛，另一位高僧玄奘(602－664)的出身之时正值笈多王朝倾覆，他则任凭自身的佛学造诣，成为了印度佛学的鼎峰。他在曲女城(根瑙季)的无遮大会上，不战而屈全印度的高僧大德。玄奘留学的那烂陀大寺，不仅是当时古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也是密宗造像的重镇。当时印度的佛学固然发达，但君臣相尚的却多属印度教。印度教脱胎于古老的婆罗门教，大量吸纳印度土著信仰，迅速地发展起来，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等三大主神的造像，供奉他们的神庙，也迅速繁盛起来。

释迦牟尼成了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屈居人下，比起当年梵天与因陀罗左右胁侍的风光来，真的叫人不胜感慨。佛教似乎也自觉回应了印度教艺术的浩大声威，迅速密教化，与印度教艺术混同起来，出现了多头多臂像、宝冠佛像、灵兽座佛像和曼陀罗等等，妖娆的度母与愤怒的金刚，更是恍如刚刚从印度教神庙闲逛到这里的匆匆访客。佛教的密宗化，意味着自身的宗教体系开始瓦解，造像也渐渐丧失了佛教的外延与内涵，佛教义理和造像艺术都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终于在穆斯林的剑与火之中偃旗息鼓，自此罕有闻人，也未见精美的造像，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也基本丧失了。玄奘在印度的无上荣耀，似乎象征了中国的佛教开始超越了古印度，他回到大雁塔的译经与传教也及身而止，似乎不能用曲高和寡来吱唔搪塞。相反，与玄奘同时的慧能开创了禅宗的顿悟一派，传派中虽有烧经毁像之举，却逐步汇入了佛教文化的主流。而玄奘转述自古印度的法相宗，却如一现即止的昙花。

我们考察了印度的重要博物馆，重走了佛陀当年的教化之路。释迦当年活动的摩揭陀古国，大部分在比哈尔邦及相邻的乌他邦，巴特纳与瓦拉纳西，现在仍是当地的重要都市，瓦拉纳西的恒河伽特(专用于教徒洗沐的码头)，是全世界佛教徒心中的圣洁之地。而这神圣的恒河，却是天上银河经湿婆头发的缓冲，才如此驯服在滋润着北印度的干燥土地的。

就我们所见的造像来看，摩揭陀故国出土的造像，明显比其他地区要频繁得多，名不见经传的拘尸那罗佛教博物馆收藏的佛像，足以让我们为之动容，肃然起敬。雕造时代也要早得多，身材高大的巴利立佛(鹿野苑博物馆)、精致绝伦的禅定坐佛(马图拉博物馆)、以湿衣出名的笈多之佛(总统府藏)，见证了佛教造像历时数百年之久的熠熠神采。在来自中国的学者来看，激动之余，不免有种久违的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而不像参观卡久拉霍那样浓郁的异域风情。佛教造像，启迪了中国无数的僧侣和艺匠，是中国造像的源头。

说到古印度佛像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启发，启发的意义远远胜过作为样本的垂范作用。就我们对古印度的整体，立佛和坐佛似乎占据了绝大部分，菩萨则要少得多。比如，中国人熟悉的观世音菩萨，虽然博物馆的展牌明示，而像容却与中国相差甚远，观音造像的图像学特征似乎也不甚完善，至于中国人同样熟知的阿弥陀佛或文殊、地藏之属，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在我们近20天的考察，却无缘膜拜。来到了西天佛国，却无由礼拜，莫非真的是佛缘太浅了吗?虽有困惑，却不能不承认古印度造像体系的单调。――相比起中国的瑰丽多彩，相比起古印度的印度教造像的灵幻奇异，我们不能不承认古印度的佛理深邃与造像单调之间的巨大反差。

古印度造像对中国的影响，很大程度表现出来的是启发。应该承认，是中国的艺人创造了谱系庞大的十方佛陀、菩萨眷属、明王力士，甚至是西方净土变之类的经变画。在源流与创造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必须心悦诚服地认可古印度是中国的源头，另一方面也更加自豪地敬仰中国古人的伟大创造。比起来自古印度的“源流”，中国的佛像世界，更多得力于中国人自身的“创造”。

宏观鸟瞰中印的佛像艺术，我们发现，古印度影响中国佛教艺术历程的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中国汉晋之际的发生在长江沿线的南方传播系统。首先是兴起的巴蜀盆地的摇钱树佛像，最早的是已经提到的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佛像。摇钱树作为一种信仰和礼拜的对象，大约也是来自古印度的，我们在位于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摩挲过，这是古印度圣树崇拜的一种，古印度人相信，居住于树林的财富之神俱毗罗、金巴德等，能源源不断地产生财富，就像树叶那样始终繁茂。

是古印度的摇钱树让巴蜀人顺便接受了佛教，还是佛教能像摇钱一样带来财富，或是其他信仰方面的动因，无论如何，佛像艺术至迟在东汉中期在中国安家落户了。顺着长江向东，佛像的年代越来越晚，种类也逐渐丰富起来，并在江浙境内向北传到齐鲁，向东跨越大海来到日本。这一体系，是阮荣春教授在20年前的发现，也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整体看来，这一体系的佛像与丧葬的关系更加密切，虽偶有独立的单尊造像，却不能不承认当时对佛教义理的隔膜。但是，此时适逢古印度贵霜王朝的盛朝，著名的弘教法王迦腻色伽在公元84年或公元144年登上皇位，在他的治理下，贵霜王朝达全盛，佛教借助于国力传到了中国。随着贵霜的衰微混乱，中国的佛教造像也随之冷寂下来，再一次的中国佛教造像浪潮是在笈多王朝的影响之下掀起的。

第二次浪潮是中国南方造像初传体系冷寂之后，在西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的。翻过大雪山，攀过悬崖峭壁，从新疆西部的喀什，到山西的云冈、河南的龙门，留下了10余座大型的石窟和难以量数的大大小小的佛教造像。就石窟而言，印度有阿旃陀，阿富汗有巴米扬，总体来看，并不甚发达，但如星星火种，在华夏大地上燃起了满天的光焰，很显然，创造胜于源流。中国的南北朝时代，恰逢古印度的笈多王朝，在马图拉和鹿野苑分别形成的佛像，被统称为笈多风格。

笈多风格之下的犍陀罗基本上出于停滞状态，日益被笈多风格所替代，著名的巴米扬显然是笈多风格的影响所致。依托了强盛的国家实力、日益通畅的丝绸之路，作为强势文化代表的佛像艺术再次辐射而来华夏大地。在域外文化的强势辐射下，中国文化显示了同样气度的包融能力和发强刚毅的创造能力。可以比较克孜尔与龙门，克孜尔尚存域外双像、男女拥抱

的密荼那造像、丰乳扬眉的女性妖娆，到了敦煌，基本上成了汉家衣冠的大家闺秀，再往东到了敦煌，更增添了几分南朝名士的清玄，形而上的名士思致远胜于单纯的形体塑造。

从云冈到龙门，我们同样发现拓跋王族的马背雄风，被武则天助造的毗卢遮那佛所代替，从内在胸臆渗透出来的泱泱而静穆穆的淡淡从容，远非只识弯弓射大雕之辈可以比拟。即使远在山东青州，我们居然在远在印度南端克里希那河口的阿玛拉瓦提中找到了原型。但是，在风雨和梵音、伽蓝与宫阁竞相争辉的年代，亦步亦趋与古印度笈多风格的“曹衣出水”远远不敌“吴带当风”的魅力，甚至于有人怀疑“曹衣出水”的历史真实性。随着笈多王朝的衰败，中国佛像艺术中的域外因素日渐寡淡，不仅远赴天竺求经的壮举不再出现，而且还出现了宫娃为模特而不是以印度为范本的水月观音。自唐代开始，中国汉文化区域开始了自我的创造之路，但佛像艺术的盛况也一去不再回复了。

第三次浪潮是印度佛教密宗在中国雪域青藏的传播。青藏的佛教，虽可追溯松赞干布同娶尼泊尔和唐朝两位公主的随嫁媵礼，但真正的兴盛时期却与穆斯林入侵印度有关。印度密教化时期，佛教也退居几个大的寺院，如唐僧玄奘所在的那烂陀寺，其他仅有超岩寺、飞行寺等少数大寺，而对穆斯林的剑与火，飞行寺整体迁居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因此得以进入大发展时期。

第8篇：博士考察报告范文

农业部赴德国农机化体系建设与管理培训团一行16人，于2003年3月3日至3月22日，先后到德国黑森州农业协会、DLG农机检测中心、巴伐利亚州农林部、巴伐利亚州农机培训学院、慕尼黑工业大学、柏林欧盟农业代表处进行了培训，到GRIMME、AMAZONEN等农机生产企业和3家农业企业（Agricultural Enterprise相当于我国的农场、农户）进行了参观和考察。通过培训交流及实地参观考察，培训团成员对德国的农业服务体系、农机检测程序、农机培训体系、农机科研开发及农机生产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学到了不少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新的理念，取得了较大的收获。

经过归纳总结，现将有关学习考察情况分述如下：

一、德国的农业机械化体系

德国现有耕地面积1730万公顷，约占其国土面积的一半。其主要的农作物是小麦，约290多万公顷。在农业生产中，畜牧业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全年农业企业经济收入为430亿欧元，其中约一半为畜牧业收入，在畜牧业中，牛奶的收入占90%，是农业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战以来，德国的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企业每户经营的面积呈增长势态，企业数量则表现为一直在下降，农业企业数量从1949年的160多万个下降到目前不到100万个，其中面积2公顷以上的农场为41万多个（平均每个农场规模为41.4公顷）；农业从业人数从1949年的481.9万人下降到2001年的94万人，农业从业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1950年为24.1%，1900年为38.2%，到2000年则只有2.5%；每一个农民供养的人数由1950年的10人，上升到2001年的128人，在这个过程中，科技进步和现代农业机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一）德国的农业与农机管理与服务机构

德国的农业管理部门主要是各州的农林部，我们考察的巴伐利亚州农林部（Bavarian State Ministry for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由管理渔业、种植业、农业工程等8个协会（State Institutes），5个教育与研究机构、1个技术发展中心、3个科研管理部门、1个培训中心和1个农场，以及7个地区政府农业部门和农村发展部门，47个县农业办公室、61个农业学校组成。主要负责有关农业的政策建议及政策实施、农业保险及补贴等农业支持、成人职业教育及继续教育以及农业科研应用等。德国农业服务功能主要由农业协会（The German Agricultural Society）来承担。农协是一个自上而下组成的民间团体，由基层农协、区域农协、州农协及全国农协4级组成。如：全德农协由16个州农协组成；而在我们考察的黑森州，农协则由24个区域农协、2370个基层农协组成，代表了本州3.3万农业企业（Agricultural Enterprise，相当于农场和农户）的利益，约占全州农业企业的90%。农协帮助农企解决其科技、法律等方面的问题，把农业企业的问题反映给政府，通过影响立法来解决问题。在农业机械化服务方面，过去德国各州农林部都设有负责农机组织协调和质量监管的技术办公室，主要负责直接与农业企业沟通，及时向农机生产企业反映农业机械的质量、性能等问题。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目前还有6个州有这方面的机构，其中的3个为州农林部下属机构，80%的经费由州政府支付，20%由农业企业支付，另外3个为私人企业。

农协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其经费来源主要靠会员会费收入，没有财政支持。在黑森州，农协会费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基本会费，每户农业企业50欧元，第二部分则按农业企业土地面积大小收费，约8-10欧元/公顷。随着德国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农协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是由于农业企业数量的减少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会费收入也在逐年减少。二是由于为了增加社会就业岗位，规定农民年满65周岁退休，把农场交给年轻人经营，目前退休人员数量很大，支付退休金压力很大。另外，德国农业还面临农民工资在增长，面包价格在增长，而原料（小麦）的价格却一直在下降的尴尬状况，从2000年度开始，德国农民的收入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二）德国的农机检测工作

DLG—Deutsche Landwirtschafts-Gesellschaft e.V.（德国农协）由4个主要部门组成，其中的一个部门即是从事农机、电子检测及动植物产品测试的部门。德国农协农机检测机构总部设在法兰克福，有工作人员50多名。德国农机检测机构还与欧洲12个国家的农机检测机构联合成立了欧洲农机测试网络（ENTAM），在农机检测上形成专业分工的框架，如德国的大型农机具目前已不在其本土进行检测，而是送往丹麦的一个农机检测室进行检测，通过这样的专业分工，使每个国家的检测机构都不搞面面俱到的小而全。德国法兰克福检测中心目前主要从事拖拉机、联合收获机及养殖设备、草坪设备的检测。

DLG农机检测中心是非盈利机构，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独立于政府之外，其收入主要来自成员应付、服务收费和社会补助等。通过检测的产品，可贴上DLG质量保证的标识（类似我国的农机推广许可证），这既可以看作农机生产企业质量过关的标识，还可以认为是农民可以认可购买的标识。DLG对测试结果，以Intetnet、专业杂志和测试报告的形式向社会公示。

DLG农机检测按照ISO、CE等公用标准进行检测，对暂时没有标准的由DLG自己制定。其检测内容分三类：一是全面测试。包括安全测试，保养测试和可操作性测试，从而使农民可以放心购买。这个测试的程序是实地检测和使用检测后，由测试委员会提出检测报告。二是部分性能的专项测试。三是代企业对新产品进行性能测试，对提供企业出具测试报告，同时为企业提供咨询和技术支持，供企业进行产品改进。该机构1年可以完成600多次全面检测和2000多个专项检测。

在德国，企业所有的农机检测项目都不是强制性的，农机检测机构所有检测项目也是收费的。DLG的部分检测能够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主要是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针对机械噪音检测等，通过在检测设施设备建设上也给予一定的资助的形式给予经费补助。

（三）德国的农机职业培训

由于欧盟的成立，农业政策趋于统一，各州政府对农业政策的作用有限，只是做更多的调查，供欧盟协调，在政策制定上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因此，各州政府现在更重视农业信息、技术的交流与应用服务。

巴伐利亚州的农林部设有农业培训中心，中心又分为3个学院，其中之一是农机技术学院。在德国，年轻人在基础教育通过后，在就业前，需要进行类似我国职业技术培训的一种培训。分为3年，四个层次，一是专业理论基础知识；二是实践操作技能；三是管理应用能力；四是专业技能培训，这个阶段属于进一步深造的过程，可以选择。

巴伐利亚州农机技术学院建主要进行农机操作、维修方面的培训。经过基础教育之后的青年人（16-19岁），自己提出申请，由州政府下达计划和资金资助，到学院进行培训，学习结束后，经过考核颁发证书，这些学生毕业后90%到农业企业从事其与其培训相关的工作。同时，该中心还承担短期的农民技能培训，培训是基本免费的，农民自愿参加，每年大约有500-600人接受这项培训。

学院教学设施齐全，教具丰富。学院有很多非常先进的农机具作为教具使用，这些都是各生产企业提供的资助。学员在学习的同时，又进行了机具的选型，对农机生产企业而言，这实际上起到了培训与选型推广的结合。

（四）德国农机科研及开发生产情况

慕尼黑工业大学是世界知名的工业技术院校，该院校设有专门的农业机械研究所。所长K.TH.雷钮斯博士介绍，该研究所1/3的工资由政府支持，其余2/3经费由承揽项目来支持。该研究所每年可获得政府、企业共计1200万欧元的项目经费。

进入该学院机械类专业的学生，前2年（1-4学期）为基础学习，不分专业，这期间1/3的学生要被淘汰（德国大学没有入学考试，生源质量良莠不齐）。5-9学期进行分专业学习，第10学期进行毕业答辩，如通过技能、管理能力培训的还可获得Master称号（类似我国的某专业职称称号）。

目前，德国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在印度，按德国技术进行中型（45马力）拖拉机生产。德国农机专家针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农机企业运行方案，包括8个部分。一是建立私营体制；二是企业与高校、专业科研单位进行产、学、研合作的科研开发；三是与农业经济管理部门统筹发展；四是生产要有规划，引进技术不要贪求技术的高新，而要注重适用；五是要重视安全保护（产品质量）。政府在这方面要发挥作用；六是企业要建立质量保证体系；七是要有比较好的图书刊物等技术资料来源；八是建立员工培训、项目管理、外语等支持系统。

在慕尼黑大学进行培训后，我们先后考察了位于下萨克森州的两家德国农机制造企业GRIMMER公司和AMAMZONE公司。

GRIMMER公司是一家拥有技术研究开发、生产、培训、市场销售与服务多部门的综合性大型股份有限公司，制造设备十分先进和专业化。该公司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土豆机械生产商，产品涵盖了从种植、收获到储藏的各类机械，产量占到欧洲总产量的60%，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规格型号从2行到8行，售价从0.35万欧元到8万欧元不等。该公司的2行播种机及2行和4行的收获机等小型的土豆生产机械今年已出口到我国内蒙、甘肃（定西）、河北（张家口）、广西（北海）等土豆生产区。

AMAMZONE公司是生产耕作、播种、施肥、农药喷施等农业机械的公司。公司集科、工、贸于一体，有自己的科研队伍，还与大学合作进行技术开发，拥有1000公顷的产品试验基地。该公司1883年创建， 2002年产值达到1.8亿欧元，在德国农机企业中排名第四，产品60%出口。公司的市场销售部门设有中国出口部，有专人负责，2002年，通过在北京的商麦尔西公司新疆进口了该公司一些耕作机械。

最后，我们参观了两个农场，这个两个农场耕地面积均为120公顷左右，主要种植土豆和洋葱。整个生产过程，从整地、种植、植保、收获、分级、运输、存储等都实现了机械化。在农业机械化作业方面，这些农场主要依靠自己的机械，在作业高峰，也可以相互调剂机械，合作经营，大大提高机械的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率。

二、主要体会

通过20天的学习和参观、考察，我们认为，德国在农业、农机服务管理体系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很多经验值得我们研究，通过学习这些好的东西，可以使我们在农机化发展中少走弯路，可以更加有效的加强对我们农机化的管理服务，使我国农机化能在先进国家的经验基础上快速健康地发展。

（一）德国在二战后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农机（农业）管理服务体系

在整个农业方面，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了覆盖90%以上农户的农协组织，该组织可代表农户利益与政府和社会各界协调各种关系，涉及到科技、法律、文化及政治、政策等方面。向农户提供法律、技术、信息、市场等方面的服务，使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组织化和有序化。在农机管理、服务上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体系，有隶属政府的农业机械办公室，进行组织协调、质量监管和维权，还以政府统一组织形式，向农企提供技术培训，强化了从业人员的上岗培训，提高其技术素质，从而使从业人员能有效合理的使用先进的农机，并掌握一些科学的管理方法。通过DLG农机检测，在安全、使用等性能上把关，从生产者和用户双方的利益出发，架起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保证了双方的利益。在农业机械维修方面，完全实行了谁销售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了由销售商负责的售后维修服务体系。

（二）在农机化发展中，政府提供了必备的财政支持

在德国，农机职业技能培训是由政府按需下达培训计划，并提供经费；在科研、检测方面，政府也给予了很大的财政支持，这对农机化服务体系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农业生产中，政府对农业企业修建库房等基础设施有一定的补助。对于农业机械使用的燃油，德国规定每升柴油国家免除0.21欧元的税，即农业企业凭购油发票和申请，由政府部门以环保税的形式返还。目前德国柴油市场价格每升约为0.95欧元，燃油补助相当于与市场价格的22%。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也有类似的政策。

（三）在农机化发展理念上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新理念

德国专家认为，只有农业劳动力减少了，才会有更多的人从事其他服务性行业。而转移农业劳动力，减少农业从业人员，主要靠工程技术。不能认为农业机械化发展就会使农业劳动力失业增加，其实，工业生产的同时，劳动力也在减少，很大一部分人员转而从事了服务业，并不是发展就必须产生失业。他们还认为，不能因为农业劳动力减少了，就说农业不重要了，农业对社会贡献依然很大。不能用落后的生产方式来留住农民，以减少就业的压力。德国在历史上，曾经试图通过限制农业的发展来控制农业劳动力的流失，但是实际上几乎没有产生作用，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仍然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发展过程。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有一些问题还不能说透彻，对农机化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

（四）农业发展政府调控十分重要

从欧盟农业政策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有以下几点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一是农业问题与工业问题不一样，农业是一个特殊的部门，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调控，需要政府适当调控，特别是在农业还不发达的阶段，政府的干预十分重要。二是政府的调控除了为了保护和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目的外，还应强调增强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尤其要把生产与销售结合起来，统筹考虑。三是政府调控应在WTO绿箱政策的框架内进行，主要采取直接补助的方式，投入基础设施项目，促进结构调整和平衡发展（发展初期是以政府收购方式来保护农民利益），另外，还对新技术研究开发、推广进行补贴。四是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在总支出中占较大比重，整个欧盟每年1000亿欧元预算中，其中50%，即500亿欧元用于补助农业，以政府干预的方式来使农民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

三、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对德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经验的学习与研究

短时间的学习、参观，要深入透彻的了解德国的农机化发展状况、先进技术、理念是不可能的，对德国农业机械化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很肤浅的，要较透彻、准确地把握其发展政策、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等问题，必须有更多的时间。德国农机的发展有很多好经验，也同时存在许多问题，进一步的研究、探索对我国农机化健康发展十分有益，因此，建议国家派出这方面的研修生进行专题研究。

（二）积极促进中德农业机械化合作与交流

德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很快，农机产品大量采用其工业方面的先进技术，如发动机技术、变速技术、安全防护技术等，因此，应加强与德国在农机工业技术方面的交流，使我国农机工业能跟踪、跟随目前国际上最前沿的技术，以实现与国际的同步发展。可以采用派留学生的方式，学习德国的先进技术。另外，德国农机企业和研究单位对与中国合作生产农业机械、向中国市场销售德国产品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愿望，我国农机部门应邀请德方企业、院校、科研单位到中国交流、考察，建立合资、独资企业，把德国技术引入中国，提高中国农机产品的水平，再将产品推向世界。

（三）强化政府对农机化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

建立国家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促进政策体系，从法制、财政等方面推进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要继续强化我国的农机推广许可证制度，搭建起我国农机企业与农户的信任桥梁，维护双方的利益。要加大政府对农机职业培训的扶持力度，提高我国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加强对农业机械设计制造的安全性能、环保等各方面的研究和投入，保证农业机械的安全使用。要从财政方面增加对农机科研开发和技术推广的支持，加快农机产品技术升级，加快对国外农机化新技术、新产品的引进消化，全面提升我国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

2003年3月27日

第9篇：博士考察报告范文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广东广州510520）

摘要：《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提出：“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促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根据经济及产业政策的变化，台湾职业教育在政策推行、学校设立、专业课程设置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相应调整，台湾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十分紧密。笔者通过对台湾职业教育产学合作的考察，重点阐述其在内容和措施两方面的特色。在内容上，台湾职教以人才培养为基础，突出技术研发和应用。同时，政府通过立法保障、组织支持以及评鉴奖励等措施积极推进产学合作。台湾职教的特色对大陆在制度保障、机构设置、教师参与以及合作内容等方面都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台湾；职业教育；产学合作；技术研发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4—0086—03

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编号：20120101010）。

收稿日期：2013—11—20

作者简介：袁勇（1982— ），男，湖北大冶人。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讲师，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和德育。

许良葵（1981— ），男，广东揭阳人。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

一、产学合作的定义

台湾现行的教育制度主要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两大体系（台湾简称“技职教育”）。普通教育主要分为国民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几个阶段；而职业教育则包括高级职业学校、专科学校、技术学院、科技大学、技术学院和科技大学附设研究所，由高级职业学校（中等职业教育）、专科（二专、五专）、本科（二技、四技）、硕士和博士五个层次组成，上下衔接，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平行发展。［1］［2］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合作主要是通过来职业院校完成的。以产业实务技术为导向的职业院校在产业技术知识的创造、累积和应用中已占关键地位，不仅因为职业院校既是产业技术知识的主要创造者，同时也是产业技术知识的累积者。［3］

学校是产学合作中“学”的主体，而“产”的主体则是产业、企事业。在大陆，与“产学合作”涵义接近的主要有“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以及“产学研结合”等概念，通常指谓校政行企等多方合作，最主要的是学校与企事业（产业）之间的合作。在台湾职教领域，与“产学合作”相近的词汇是“建教合作”。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建教合作注重学生的学，产学合作偏重教师参与产业合作。直至后来，两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从整体来看，产学合作的含义更加宽泛，它包含建教合作，泛指职业院校与产业开展的各类研发及其应用和人才培育等合作。

二、产学合作的特色

（一）合作内容：以人才培养为基础，突出技术研发协作

产学合作的内容非常广泛，如人才培养、培训、项目合作、产品的设计、研发及成果转让等。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报告显示，OECD国家的产学合作类型可区分为7类：［4］1.一般性研究：企业经常以捐款、成立基金、捐助设备、设立奖学金等方式，来支持大学研究。2.非正式的合作研究：指大学研究人员个别与企业就某个研究计划进行合作，不同的学科或研究人员进行合作或交流。3.契约型研究：企业为了减轻研发投入负担，以契约的形式与大学进行合作项目研究，使企业以较少的成本获得其所需的成果。4.知识移转及训练计划：大学和企业的合作通过知识转移和人员交流来完成，如大学教师担任企业顾问，针对其研发计划或技术瓶颈给出意见。企业可以借助合作计划，对大学的课题、研究计划提供意见。5.参与政府资助的共同研究计划：为鼓励企业和大学拓展合作关系，政府资助共同研发计划，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以强化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网络关系。6.研发联盟：为强化国家产业在新兴科技领域方面的竞争力，各国政府有时专门针对特殊的大型研发计划提供资金补助。这类计划（或项目）一般由企业、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形成研发团队，共同合作，并取得政府的赞助。7.共同研究中心：世界经合组织国家为整合资源，一般都以在大学里设立共同研究中心的方式，来增强大学基础的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能力，特别是涉及某些整合跨领域的研究。

以上分类注重学校与产业的研发合作，以适应产业界的技术需要，企业获得院校所发展的新知识和新技术，进而导入产品的设计、研发和生产，但忽视了学校人才培养内容，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学生个人的利益。而大陆职教产学合作恰恰相反，主要进行人才培养或培训，如学生实习、订单培养等，参与其他如推动技术研发和应用合作的较少，无法满足企业对合作开发科研解决技术和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的需要。

台湾职教产学合作与以上两者不完全一致，有其自身的特点。通常认为台湾产学合作有三大类型：（1）研究计划型：由企业提供资金委托学校进行项目研究；而学校将研究成果技术转让给企业；或企业与学校共同组成项目小组研究设计开发新产品。（2）推广教育型：学生到企业参观访问、实习；企业委托学校对其员工进行培训或在职进修；企业人员赴学校进行兼课；企业捐款、提供学生奖助学金或赞助学校有关活动；企业为学校课程设计提供咨询；教师利用寒暑假到企业访问研究。（3）技术服务型：企业委托学校进行产品设计、检验及测试、技能鉴定等；教师协助企业进行运营诊断及技术提升。［4］也有学者将台湾产学合作内容概括为：产品合作开发、产业问题项目研究、学校提供教育训练与技术服务、企业提供参观实习及研习。［5］［6］以上基本概括了台湾产学合作内容，较之于OECD和大陆职教产学合作来说，台湾职教产学合作，既重视人才培养的基础方面，也重视产学合作中技术研发和服务。

（二）合作措施：立法保障、组织支持以及评鉴奖励

1.立法保障合作，给予政策资金支持

台湾在《大学法》别明确规定了大学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民间团体以及学术研究机构等进行产学合作的要求。在《技术及职业校院法》中也规定“技术大学教育以研究发展高科技，培育高级技术人才为目标”。依上，台湾“教育部”出台了专门的产学合作法——《建教合作实施办法》，对建教合作的内容、经费、双方的权利义务等都作了明确规定。2006年专门《大专院校产学合作实施办法》，接着，2012年进一步修订颁布了《专科以上学校产学合作实施办法》，专门法律具有强制力，保障了产学合作的实施。依据法律，结合经济形势，相关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产学合作政策。“行政院”在1995年10月通过《产业人力套案计划》，其中《产学合作加值计划》被列为重要子计划之一。［7］其他有关部门都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产学合作。同时，在资金方面也给予配套支持，例如，2007年，职高及技专校院第一年每校每班每学年获得补助新台币50万元，来支持学校与产业界之互动；后来几年逐年调整金额，2007学年度为5600万，2008学年度为8500万，2009学年度为8500万等。［8］

2.成立专门机构，建立产学合作中心

为推动职业院校产学合作，台湾不仅成立跨部门专门指导机构，还建立多种形式联合校企、师生齐参与的产学合作中心。2001年成立跨部会的“产学合作指导委员会”，由政府、企业界、学术界的专家组成，是产学合作政策制定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推动产学合作的执行及研订职业院校产学合作政策和策略，成立技职业校产学合作指导委员会。在委员会的指导下，于2002年在台湾北、中、南三区筹设6个区域产学合作中心，其目的是结合职业院校与研究机构，建立产业与职业校院互动窗口。2003年8月，台湾教育行政部门设立15个技术研发中心，以增强各职业院校研发实力，深化技术研发成果，促进应用技术研究的发展。到2006年12月底，评选成立40所技术研发中心。［9］另有许多学校在校内设立“创新育成中心”，实际为企业在学校的工作室，企业遇有技术难题需解决时，派人进驻中心，由中心负责聘请学校教师、学生共同参与，协同攻关。［10］之后，2007年，经济部门下设“整合型产学合作推动办公室”，旨在整合相关部门产学合作资源，来深化大专院校进行研发、技转、孵化组织整合，发挥产学合作能量的智库作用，将培育、研发、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整合，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

3.评鉴合作情况，提升产学合作绩效

对学校进行教育评鉴，是台湾整个教育机制中重要的一环。2006年颁布的《大专校院产学合作实施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将产学合作办理绩效列为学校评鉴项目之一。2012年修订的《专科以上学校产学合作实施办法》第十条亦规定，“教育部”应就学校办理产学合作，实施绩效评量。台湾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成技职教育评鉴委员会，制定有关评鉴政策，并组织开展评鉴工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为行政承办单位，同时委托分设评鉴工作小组和评鉴信息系统维护小组，作为评鉴工作承办单位开展具体工作和信息支持单位提供评鉴信息管理支持。［11］如《新颁99学年度科技大学（技术学院）评鉴指标》（即2010学年）将评鉴分为行政类评鉴和专业类评鉴，对学校的行政绩效和专业学科建设分别进行评鉴，包括研究及产学合作策略及成效、社会服务成果、产学合作与研究计划之整合、产学合作与技术发展与研究计划等内容。［12］产学合作评鉴结果除对外公告，还作为教育部审核学校发展规模、系所调整、招生名额、奖励补助及相关决策的参考依据。通过评鉴，不仅可以了解产学合作情况，促进产学合作的提升，还有助于提升学校的办学品质和办理绩效。

三、对大陆职业教育的启示

目前，大陆正在进行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尤其需要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撑，但是，大陆职业教育界与产业界的积极互动仍显不足。而台湾地区的职业教育产学合作不仅特色明显，对产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台湾地区与大陆文化背景和教育传统相同，因此，其职教产学合作的特色经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重视制度保障。首先，在立法方面，大陆尚无职业教育产学合作的法律法规，且对校企合作仍存在明显的公私观念及制度上的障碍，阻碍了校企的深度合作，因此，应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为推进产学合作确定依据。其次，在政策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如教育、科技、财政、人保等有关部门应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和经费支持产学合作。

（二）建立组织机构。组织机构是执行法律和产学合作政策的重要保障。首先，大陆应在国家、省和地方成立跨部门、跨领域的产学合作指导机构。其次，产业界和教育界联合成立产学合作委员会，指导企业和学校合作。再次，成立独立的评估组织，由教育主管部门委托其对职业院校的产学合作进行评估，促进产学合作改进和提升。

（三）吸引教师参与。产学合作需要教师的参与和支持。首先，台湾从企业引进大量高级技术人才到学校担任院长或系主任，并借助其在企业建立的良好关系，将企业项目引入学校，扩大师生参与企业项目的研究和实践，助力企业解决问题，藉此，学校与企业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其次，台湾职业院校从企业引入专技教师，并可以参加学校评聘晋升。目前大陆职业院校虽从企业聘请兼职教师，但该部分教师无晋升渠道，不可能全身心投入学校发展，因此，应制定符合校企双方要求的人事政策。

（四）强调技术研发。产学合作的目的是实现教育和企业的双赢，因此，产学合作以教育培训为基础，以科技开发为支撑，以技术提升为重点。台湾职教产学合作在强调人才培养的同时，十分重视技术研发和提升。产学合作包括人才培育和科技研发，尤其是后者，已经成为政府推动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过程转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和手段，这是目前大陆职业教育产学合作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

台湾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且产学合作富有成效，对大陆职业教育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大陆正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一过程不可能孤立进行，必须与当前的产业体系相对接，而校企合作、产学合作是关键途径。大陆可以借助产学合作，使职业教育体系符合产业体系的要求，才能为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技术支持，进而实现职业教育办学目标，促进职业教育自身发展。

［

参考文献］

［1］民建中央考察团.台湾职业教育考察报告［J］.职业技术教育，2010（6）.

［2］陈锁庆，何玉宏.台湾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其对大陆的启示［J］.教育与职业，2011（5）.

［3］张仁家.因应台湾加入WTO高等技职教育实施产学合作之对策［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3（6）.

［4］钟任琴，张铁军.台湾技职院校产学合作发展现状与因应对策之探讨［J］.福建信息技术教育，2008（2）.

［5］左家哺等.台湾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J］.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9）.

［6］曾建权.试析台湾职业教育与高技能人才开发［J］.台湾研究，2008（2）.

［7］王翠华，单强.台湾与大陆高职产学合作政策比较研究［J］.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09（4）.

［8］李瑜芳.台湾地区技职教育校企合作模式研究［J］.教育与职业，2009（12）.

［9］王莉方.台湾地区技职教育产学合作现状分析［J］.世界教育信息，2010（2）.

［10］左键民，马斌.台湾职业教育发展管窥［J］.江苏高教，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