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史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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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梁武帝萧衍（464年－549年），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今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万绥村）人，据说，他是汉朝相国萧何的二十五世孙，名人之后。

萧衍年轻时，大约20岁吧，曾在权臣王俭手下谋事，王俭懂点相面之术，看了萧衍的面相后说，“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

“贵不可言”几个字还真是让王俭说准了。公元502年，萧衍39岁那年，齐和帝就把皇帝的位置“禅让”给他了。

话说得好听，说是什么“禅让”，其实就是萧衍枪啊刀啊架在脖子上逼得。

公允地说，虽然上位的姿势有些“粗暴”，萧衍的政治、军事才能还是相当出色。别的朝代咱们不比，仅仅放在南北朝时期，他绝对是皇帝中的翘楚，文武双全不是盖的。

从“文”方面说，史书称萧衍：“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说的都是奉承话，总之没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从“武”方面说，在《南史·梁本纪》及其他史书中，记载了许多关于他善于用兵的事例。比如，萧衍在争夺郢城的战斗中，及时在加湖打击齐的援军，梁“众军乘流齐进，鼓嗓攻之”，很快取胜。堪称中国最早的“围点打援”案例。

在刚刚登基当皇帝时，萧衍其实也是一位风流天子。他听说一位叫潘玉儿的宫女很漂亮，希望霸为己有。大将王茂力谏，称潘玉儿不是一个好女人，是个祸害，“亡齐者此物，留之将恐贻外议”，萧衍这才不得不把潘玉儿勒死。

后来，萧衍又看中二号美女余妃，幕僚范云赶紧劝他别乱来，称余妃也不是好女人，“时纳齐东昏侯余妃，颇妨政事”。正是壮年的萧衍欲火中烧，根本不听，后来王茂范云一起劝才罢。

萧衍当了皇帝后，非常勤奋。勤于政务，而且不分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以致在冬天把手都冻裂了。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从不讲究吃穿，吃饭也是蔬菜和豆类，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

在萧衍的皇帝地位已经巩固，世道河清海晏的时候，他信起了佛教，并且把信奉佛教作为国策，广而推之。他立佛教为国教，在全国大建寺庙，广收僧人，唐朝诗人杜牧诗句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点都不夸张。

为了将佛教演变为教化万民的信仰萧衍以身作则，亲自受戒。在世俗世界里，他是国家的皇帝；而在佛的世界里，他是修行的菩萨，完全放下皇帝架子，以普通僧人姿态，带头遵守佛门清规戒律。

第2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洞门花雾红成阵，沙麓岩前翠作涡。

天外曙光惊鹤梦，水边啼鸟和渔歌。

刘郎去后无人到，吟倚东风草色多。

――元朝天台诗人曹文晦将“桃源春晓”作

为天台十景第一景，并作诗赋《桃源春晓》

自东晋陶渊明写下了《桃花源记》，人们便用“世外桃源”来形容与世隔绝的美好乐土。

传奇并不是徒留纸上。在天台，就有那么一处世外桃源，而且它的名字就叫桃源。这里不仅有着优美的景致，更富有传奇色彩――当地人会热心地给你指点：这是刘晨与阮肇遇仙的地方!

刘晨和阮肇是什么人?他们是东汉年间剡县的农民。布衣百姓能青史留名，肯定不一般。史书记载。汉明帝永平五年，二人人天台山取b皮(一粮食名)，不小心迷失了方向，在深山老林里转悠了十三天，身上带的干粮也吃完了。刘阮二人在“饥馁殆死”之时，突然发现对面山上一棵结有硕大果实的桃树，遂上山摘桃充饥。

下山后，两人在桃溪边遇见两位美艳无比的姑娘，于是成就了两段美满姻缘。在山中过了半年以对弈为乐的生活后，刘晨与阮肇终究思乡心切，决定回家。然而，他们惊异地发现。人间已历七世!这才明白。他们在山中遇到的，其实是桃花仙女。晋太元八年，刘展与阮肇再度进天台山，这一次。他们没有再回来，而是羽化登仙。

刘阮遇仙的故事最早见于南朝刘义庆撰写的《幽明录》中，因而被称作是中国最早的爱情传奇故事。

诚如清代诗人袁枚所写的“五步一峰转，十步一峰变；重重天堑形，幅幅屏风面。神光果离合，青红遽隐现。”今日的桃源依旧风光旖旎。

桃源地处峡谷山坳深处，桃溪随山曲折。两岸峭壁参差，飞瀑挂涯帘，宛若陈列着一扇扇锦绣画屏，涉目成赏。涧水淙淙，循溪而上，绿水如湖绉舒展，泉声如佩环相叩，余韵清远。时北宋县令郑至道邀约同僚学士共游桃源，给这一溪涧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芳名――“鸣玉涧”。

涧水东侧的空旷处，桃花随风舞动，这便是桃花坞，传说中刘阮二人成仙的地方。桃源各处皆以传说命名，沿途转过的那一汪碧潭“仙女浴盆”，南侧的山峰上，有形似仙女下凡的“仙女石”。再转过一个山湾，看见的是桃源三峰由东向西矗立，双女峰、合翠峰、迎阳峰，惟妙惟肖，又蕴含神韵。三峰f岩嶙峋，劈斧横皴、苍黄相间似古锦。

第3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文献。他在理论上澄清了以往对文明概念的模糊认识，明确了解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与途径，以及探索的对象与范围，初步解决了中国文明的形成问题。夏鼐先生认为：中国的早期文明有自己的特点，青铜器、文字、城堡是文明产生的三个标志和要素。[2]

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它在青铜器、文字和城堡方面是怎样的面貌呢？

一、夏代的青铜器

青铜器简称“铜器”，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

新的考古成果证明，中国青铜器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3]所以，可以称得上信史的《左传・宣公三年》和《史记・楚世家》关于“禹铸九鼎”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禹铸九鼎”是说大禹时期，就令各地贡献上等的青铜，大禹利用这些青铜铸造了九只具有各式图像的大鼎，象征“九州”。因为不仅《左传》《史记》对此事有记载，《墨子・耕柱》《易林・小畜之九》、《拾遗记》等古籍资料，都说大禹曾经“铸九鼎”。

所谓“鼎”，本是古代烹煮用的器物，一般是三足两耳，因为三足的稳定性，所以自大禹“铸九鼎”后，演化为礼器，并被视为立国的重器。从夏中期开始，鼎被视为传国重器，成为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如：鼎彝，九鼎，定鼎，问鼎，鼎祚等词，均与国运有关。鼎是青铜文化的代表，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鼎”字也就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富有文化内涵。

我国先民对金属的认识是很早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铜片和小件铜器，龙山时期发现的铜器或冶铜、铸铜遗物更多，但主要限于小件工具和饰品，到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复合范铸的铜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学术界多数意见认为是属夏王朝时期的，出土的青铜器种类较多，容器便有爵13件，3件，1件，鼎1件，其中便包括了乳钉纹爵。此外，还发现了坩锅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完全有能力制造复杂铜器，从技术而言，铸鼎是可能的。能够冶铜制鼎，是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

青铜器的冶炼技术从夏人开始萌生，后经商周青铜制作实践而逐渐积累丰富起来。对夏人青铜器制作的开创之功，应该给予肯定。虽然夏代的青铜器比较粗糙且花纹简单，带有一定的原始性，但毕竟已跨进了青铜时代。说夏代已经跨进青铜器时代，不仅有实物为证，那些考古资料也足以证明，文献资料上均有提及，并且文献记载夏初使用青铜器，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青铜器正好吻合。

在大禹建立夏王朝时期，作为手工业生产的一部分，青铜器铸造业得到了发展，在冶铸技术和器物造型方面，具备一定的水准。青铜铸造业是夏代手工业最重要的门类之一。“禹铸九鼎”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铸铜业的发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从夏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铃、镞、戈、爵等各种工具、武器和容器。特别是在二里头夏代遗址内出土了大批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容器，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时间较早、出土批量较大的青铜器，其中青铜爵、青铜鼎、青铜等空腔器，采用复合式陶范浇铸而成，反映了当时铸铜技术已相当进步。

鼎在远古时代即为炊具，一般以陶鼎为主，作为青铜礼器的鼎，二里头遗址的圆腹平底网纹青铜鼎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礼器鼎，被学术界誉为“华夏第一鼎”[4]，显示了我国早期青铜器光彩照人的艺术成就。

二里头遗址青铜作坊，位于宫城遗址的东南约三百米处，占地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沿用时间长，占地范围大。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大量的红烧土，和铜渣、铜块、坩锅与坩锅残片，还有陶范、陶芯以及木炭等。根据其中出土的陶范残块看，该作坊的生产规模大，人员分工明确，尤其是生产品种多，质量高，不仅有各种小件青铜器，还有不少大型青铜器。大量青铜刀、青铜镉和青铜簇等青铜兵器的出土，表明夏代青铜生产已相当普遍，因为只有在可以大量生产且成本并不太高的情况下，青铜器才能作为兵器普遍使用。

虽然具有较大器形的数量有限，但主要门类已具雏形，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夏代的青铜器种类繁多，制作精良，达到了一定的冶铸水平，其中的青铜礼器，如鼎，爵，，，铃，其造型和质地虽然没有商代铜器精美，比较单薄和粗糙，但已开辟了我国青铜冶铸业的先河，特别是需要多块内外范拼合浇灌铸造，为商周青铜铸造技术的升华提供了先觉条件。

夏代青铜器品种已经比较多了，主要有酒器中的爵、和食器的鼎，它们是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表明以礼器为主体的中国青铜时代已经到来；兵器中有戈、戚、箭镞，特别是箭镞的出现，说明青铜器生产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因为箭镞射出之后，一般无法回收；还有工具中的刀、锥、凿，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的饰牌。在技术上采取合范的铸造方法，有的制作比较精美，器物上出现了兽面纹（又称饕餮纹）、乳丁纹、云纹之类比较复杂的花纹，并且具备了镶嵌绿松石技术，后来成为中国青铜器特有的传统。

二、夏代的文字

文字是人们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在讨论夏王朝有没有文献资料和是不是缺失了的问题时，必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夏代有文字吗？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夏代文字的确凿证据，所以，在甲骨文发现后，人们都认为商代的甲骨文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存在的时代约是殷商后期，距今大约3200年左右。但是，甲骨文的文字结构已从独体趋向合体，基本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书”的汉字构造法则，文字形象简古、劲健挺秀。甲骨文应该是一种已经相当成熟而且非常系统的文字，这显然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从甲骨文成熟的程度和传承关系看，中国的文字存在应该更为遥远。

在甲骨文以前，我国还有没有文字？从史书记载来看，《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起来，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航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刈，万品以察。”黄帝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其间可还有1700年啊！

上古传说中的仓颉造字虽然不可考，但也给现代人提供了中国文字起源的文化线索。

在文字考古方面，有一点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的：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气候干燥，他们用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很容易保存，特别是埃及金字塔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史料，而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是刻在石头上的，且被后人沿用。相反，中国文化起源的地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上古时气候潮湿，不利于文字资料的保存，而且中国上古的文字多以祭祀为主，沿用很少。甲骨文因为是刻字于骨上，才保存了下来。加之黄河在历史上多次泛滥，很多遗址被埋藏在很深的地下，加大了考古的难度。

从考古材料来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上世纪30年代在山东章丘县城子崖发掘的龙山文化陶片中就发现了一些符号。半坡文化遗址发掘的“人面鱼纹盆”是当时文化的典型作品，人面鱼纹线条明快，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郭沫若先生就认为半坡彩陶上的符号是文字。他说：“刻划的意义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他还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论证：“汉字究竟原始于何时呢？我认为半坡彩陶上刻划的符号具有文字的性质。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也发现有符号，有的符号上还涂有色彩。这些符号都刻画在陶器表面极显著的位置。有的符号像是太阳或月亮从山上升起的样子。这些符号有的是同图纹合在一起，有的明显地区别于彩陶纹饰，这些符号虽是简单的、零星的、无一定律的，这似乎可以看出，当时人类的审美趣味和形成初级文字交流的文化想像力。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是中国文字的雏形，可以说，中国文字的诞生至少有五六千年以上的历史了。”[5]

1977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河南登封县东南约15公里的登封王城岗的夏代遗址中发掘出东、西两座小城的遗址，从中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夏代文字资料。例如，在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陶器上，发现了一些文字资料，它们刻画在碗、钵、豆、瓮等陶器的底部或肩部，是在陶器烧制前刻画在胎上的，其形体结构较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或文字又前进了一大步。毫无疑问，这巳经是真正的文字了。尤其是，在西城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发现了一件夏代初期的泥质黑陶平底器，器底上有一个陶胎烧制前刻划的文字。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像两手有所执持，可能是“共”字，它大概代表该陶器所有者的族氏。这个字非但不是刻划符号，而且超越了象形文字的阶段，是个会意字，所以是真正的文字。这一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早在四千多年前，在夏代初期我国就已经有了文字。

汉字历史的悠久性是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性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从仰韶文化到大汉口文化，原始文字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中。在殷墟等处发现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我国现已发现的较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这样成熟的文字，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从殷墟时期上溯到夏初，不过八九百年，夏朝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

如果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去考察，从殷商时代文字史料的积累中去探讨，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去推究，可以断言汉字在殷商以前的夏代就应该初具规模了。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就大胆推导说：“汉字有一万年的历史。”[6]从龙山出土的黑陶尊外部表示太阳初升景象的合体字来看，汉字最晚在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创造出来了――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汉字的发生，都远在夏以前。

夏代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最近几十年，学者们研究了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划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教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年历史。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系统。到了商代，汉字已经成熟，不仅字的数量多，而且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7]

2003年至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平湖市博物馆联合对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进行了两期发掘，在出土的两件残石钺的两面均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考古队还发现240余件完整器物或碎片上，保留着大量刻画符号。两件石钺的原始文字除正面的6个字笔痕较浅，风格略有不同外，其余字刻的方法基本一致，说明其刻字方式和笔顺较为规范。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欣喜地说，这些原始文字不同于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原始文字，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字。这也意味着在那个时候，华夏民族已进入文明时代。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等专家认为，原始文字的发现，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8]

三、夏代的城堡

城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要求生产力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能够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发明并掌握筑城技术。同时，社会的需要也是城堡产生的必然条件。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需要也是不同的，从而筑城的目的也不一样。从理论上讲，古代的城堡应具备御敌、防洪、防御猛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等功能。

我国城堡起源于什么时代？《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皇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说：“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即是认为筑城在黄帝时代就开始了。

《世本・作篇》说：“鲧作城郭。”《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篇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通志》说：“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说：“处土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看来，认为夏部族的首领鲧和禹是始作城者应是历史文献的主流。

鲧和禹的时代筑有城堡，不仅有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由于新石器时代诸多城址的发现，为历史文献的记载提供了证明。

在关于诸多城址的考古发掘中，特别值得提说的是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

20世纪70年代中期，著名的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主持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他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考证，提出了该城址为夏代禹都阳城的观点，但因其面积较小而引起争论。

从2002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又在这里发现一座同时期的大城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北墙城壕长630米，向东延伸将王城岗古城址围护其中，二者关系极为密切；还发现夯土基址和玉礼器等遗存，从而为夏代禹都阳城提供了更重要的佐证。[9]

许多文献记载都认为登封告成就是古阳城所在地。《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嵩山下”引韦昭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史记・夏本纪》说得更明确：“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在嵩山南二十三里”。这个地理位置正是今天的告成镇。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的岗地上。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遗址的东部为五渡河，其南部为颍河，王城岗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向南眺望伏牛山余脉箕山、大熊山和小熊山，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岗遗址呈长方形，分为东、西两城，西城保存较好，南墙与西墙的长度均达90多米。遗址的四至大体为：东起五渡河西岸，西至八方村东部，北依王岭尖南缘，南抵颍河北岸，遗址面积50余万平方米。通过钻探得知该遗址的文化层平均厚2米左右，最厚处可达9米。钻探的最大收获是在王城岗遗址上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大城址。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与城壕大城位于王城岗遗址中部，其北城墙夯土残长370米、残高0.5―1.2米；北城壕长约630米、宽约10米、残深3―4米，北城壕向东通往五渡河；西城壕残长130米、宽约10米、残深1.5―2米，西城壕向南似通往颍河。其东面和南面的城墙与城壕，从所处地势较低和钻探等情况看已被毁坏。这座大城址的面积据现有资料推算有30万平方米左右。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夯土城墙的夯土呈黄色，土质纯净且坚硬。夯层分数层，层厚0.08―0.3米，基本呈水平状夯筑。从对城墙夯土的解剖得知：夯层表面有夯具痕迹，似用河卵石类夯具所夯砸，夯窝明显。城墙夯土中包含物较少，主要为方格纹、篮纹和细绳纹陶片，其年代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墙夯土为平地起建，修建在生土或经平整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层上，逐层夯筑而成。

在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年代为公元前 2600～前2000年，即是鲧和禹时代。王城岗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为学术界研究夏文化以及夏代阳城的地望提供了全新、重要的资料。

注释：

[1]朱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综述》，《河南社科通讯》1992年第3期。

[2]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出版集团、中华书局2009年版。

[3]郭军林 ：《中国青铜文化》，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

[4]《新闻晨报》2006年7月5日。

[5]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6]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影印版。

[7]参见桂娟：《揭开汉字起源之谜》，《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7月14日。

[8]参见刘惠：《浙江发现中国最早原始文字》，《浙江日报》2013年7月8 日。

第4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1924年至1927年，北京光社每年都要举办一次摄影展览。1927年，先驱、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加入了北京光社，为民间摄影组织北京光社又增添了一道“光环”，刘半农经常为光社的活动出谋划策，本文要介绍的《北京光社年鉴》就因为刘半农的精心策划才得以出版。《北京光社年鉴》（《北京光社年鉴》共出版有两册，第二册是光社第五次影展后选出成员68幅作品在1929出版的，本文提到的年鉴均指第一册――编者注）是中国最早的摄影年鉴。

1927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举办了北京光社第四次影展，参展的作品整体水平均超过了历次影展。而且在第四次影展的作品中，新社员刘半农的作品非常显眼。除此，影展还增加了油渲照片、天然彩色照片和透明灯片。为了筹备这次影展，光社的全体社员前前后后忙活了很长时间，可四天展期过后，这些作品就要沉睡于箱底。刘半农心里想，让影展持续发光发热的好方法，就是把影展中的精品汇集成册。他的想法得到了社员们的赞同，可舞文弄墨联系出版商等事宜大家并不在行，最后社员们一致推举刘半农负责光社年鉴的编辑工作。

年鉴并未设立评判委员，社员各自拿出几幅作品，编辑刘半农从中挑选出一部分，经大多数社员同意，便“凑”成了一本年鉴。

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北京光社年鉴》为16开本，美制牛皮纸护封，正反面采用中英两种文字，外观简洁、大气、美观。年鉴的《序》由刘半农撰写，《小言》由陈万里撰写，《北京光社小记》由汪孟舒撰写，年鉴收录了社员王琴希、伍周甫、老炎若、李召贻、汪孟舒、吴郁周、吴辑熙、沈麟伯、周志铺、孙仲宽、郭学t、陈万里、郑颖孙、刘玄虎、刘半农、钱景华等人的作品共56幅。

刘半农的《序》写得很自嘲，大致意思是说，社员们对摄影都是职业之外的业余爱好，纯属自娱自乐、不为名利，也不想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在写序的那段时间内，有可能心情不太愉悦，情绪较为低落，“为己、为兴趣、为艺术而艺术”贯穿始终。

陈万里的《小言》写得很客观，表明自己1926年夏天去南方发展，光社的第三、第四次影展均未参加，但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光社发展得很快，更可喜的是光社要出版年b了。他作为光社创始人之一，自然希望光社越来越好，每年都能出一本年鉴。

汪孟舒在《北京光社小记》里，详细介绍了光社成立和开展活动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北京艺术写真研究会改名为北京光社那一段历史，以及社员加入光社的先后顺序，后续凡介绍北京光社的文章及历史书籍，均出自汪孟舒撰写的“北京光社小记”。

在年鉴收录的作品中，吴郁周拍摄的《秋露》《为人作嫁》，陈万里拍摄的《断芡》，王琴希拍摄的《桃源春夜》，汪孟舒拍摄的《丝瓜》以及刘半农拍摄的《夕照》等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看过之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毫不夸张地说，年鉴所刊载的作品代表着当时中国画意摄影的最高水平，它是一盏明灯，引领着中国画意摄影的走向。

年鉴除了展示社员的作品外，广告页上还展示社员的最新著作和发明成果。如：中国摄影史上第一本摄影画册，是陈万里编著的《大风集》；中国摄影史上第一本摄影理论著作，是刘半农编著的《半农谈影》；中国照相机工业第一台机械相机，是钱景华发明制造的景华牌环象摄影机；中国照相器材行业第一个洗印照片的附件，是老炎若发明制造的活边晒架；中国照相器材行业第一个摄影曝光附件，是吴郁周发明制造的曝光表。

在年鉴的封三上，刊登着购买年鉴的注意事项：“本年鉴限印1000册，卖完不再添印，定价视存书之多少为标准，存书愈少，则定价愈昂，庶初期出卖预约时之损失，得以稍资弥补。兹将定价法宣布于下，有意购买者，尚希从速。1至200本，社员用不出售。201至300本，初次预约每本一元。301至400本，二次预约每本一元三角……最后10本，每本10元。”存书愈少售价愈昂的售书方式，与今天的售书方式正好相反。

第5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重新发现

清朝同治（1861~1874）时期，西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同治十三年（1874），战火烧到了炳灵寺，所有的寺院建筑，包括九层大佛阁毁之一炬，部分洞窟塑像遭到严重毁坏，空前的劫难使盛极一时的炳灵寺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77年后的1951年，炳灵寺才被重新发现。

1951年，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利用在临夏搞之机，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初步考察。他的考察报告先后在《甘肃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次年，中央文化部和西北文化部，抽调各方面的专家共13人组成了炳灵寺石窟考察团，赵望云任团长，吴作人、常书鸿任副团长。这两次考察，对炳灵寺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了较为准确的评估。国家为了保护这一文化瑰宝，于1955年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炳灵寺文物保管所，委派王万青等两位同志前往工作。1961年3月，国务院把炳灵寺石窟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经劫难的炳灵寺终于获得了新生，找到了自己的历史位置。

保护和研究

全国解放以来，国家对炳灵寺石窟的保护工作十分重视，除了日常维修保护外，还多次进行了大型的保护维修工作。

第一次保护维修始于1967年，那是在刘家峡水库蓄水的前夜。水库蓄水后，炳灵寺石窟前黄河水面高程由原来的1720米提高到1735米，炳灵寺部分洞窟将被淹没。当时正是“”之即，在部分人眼里，炳灵寺属于被扫除的对象，但是在专家们的呼吁下，力排众议，亲自拨款150万元，由水电部第四工程局承建，在窟前修建了一条长220米、高16米的防护堤坝，高程达到1738米，有效地保护了石窟文物。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永远牢记。修建防护堤坝前，对炳灵寺施工现场进行考古发掘与清理，位于睡佛沟16号窟的涅佛，从表面上看，它是属于明清时期的作品，当时认为历史价值不高，保护和搬迁的难度极大，费用很高，因此决定放弃。这时候，敦煌研究所霍熙亮先生提出，既然按放弃处理，何不对他进行一番“解剖”。在得到同意后，霍先生对其进行测绘和清理，将敷于表层明清时期的泥皮剥离后，露出了唐代的作品，这使当时参加清理工作的专家学者们都震惊了。但这还不是原作，当他们再把唐代作品剥离后，又露出了北魏时期的作品，中国石窟中保存最早最完整的涅佛在炳灵寺出现了！消息不胫而走，一时轰动全国，当时上级部门决定，要不惜代价把这尊中国最早的涅佛保护下来。经过专家们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采取分段截取、装箱保存的办法，搬迁到144、145窟中保存起来。2001年，在炳灵寺文研所、敦煌研究院、河北承德金枋工作室和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等单位的合作下，这件稀世珍宝在原新寺台遗址上恢复了原貌。

1997~1999年，国家投资400多万元，又在炳灵寺进行了岩体加固和渗水治理工程。这是炳灵寺建所以来国家对炳灵寺文物保护项目上最大的一笔投入，在中国石窟岩体加固中也是罕见的。施工难度大、质量要求高、技术含量重是这次工程的最大特点。工程由西北铁科院承建，工程难度最大的当数169窟的加固。连接169窟24龛处的巨石，危危欲坠，估计重量在百吨以上。加固这块巨石是本次工程成功与否的关键。上级主管部门下达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死命令。因为大家都知道加固一旦失败，不但造成洞窟和文物的重大损坏，而且会造成人员伤亡。因此，在施工期间所有设计人员、施工人员、技术人员、监理人员都坚守在现场，密切关注着每一个环节，有问题及时协商处理。施工顺利完成后，原炳灵寺文研所所长王亨通感慨地说，洞窟上的石头加固了，心上的石头落了，身上的肉掉了。的确如此，直到今天，当时参与工程的所有人员每当回想起169窟危石的加固情景，无不感叹。这项工程的完成，基本上解决了炳灵寺石窟存在的危石掉落危及游客和工作人员人身安全及文物安全的问题，也基本解决了洞窟渗水的问题。

在加强保护的同时，专家学者们对炳灵寺石窟的研究从未停止过，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冯国瑞先生是研究炳灵寺石窟的开山鼻祖。他根据自己的考察写成了《永靖发现西晋创始的炳灵寺石窟》和《炳灵寺石窟的历史渊源与地理环境》，在《文物考察资料》1953年第1期发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196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炳灵寺进行了第二次考察。这次考察的最大成果是考察队员不畏艰难，克服重重困难，架设云梯，终于登上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天桥洞（即169窟），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420）墨书题记。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石窟中保存最早的纪年题记。这不仅为炳灵寺石窟的开凿年代提供了确切的证据，也为全国石窟的研究断代提供了一个标尺，具有重大的考古价值和历史价值。

同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佛教石窟专家阎文儒先生在炳灵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他将调查结果编著成《炳灵寺石窟》一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集资料性、学术性于一体，价值极高，为炳灵寺石窟以后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2年9月，炳灵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甘肃敦煌学会联合举办了炳灵寺历史上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近百人对炳灵寺石窟的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较充分的讨论。与会专家学者提供论文40多篇，把炳灵寺石窟艺术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炳灵寺文研所与兰州大学历史系历时七年合作完成的《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即将于近期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有关炳灵寺石窟艺术的最为完整的一本资料性、工具性书籍。

旅游开发

1978年炳灵寺石窟对外开放。20多年来，游客从开放之初的每年几百人增至2005年的7万人，累计参观人数达到百万人次。为了方便游客往来，1971~1973年修通了通往169等石窟的栈道，1985年修建了通往石窟的参观便道，修建了连接大寺沟两岸的桥梁。但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和旅游热的不断升温，炳灵寺的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制约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此，甘肃省发改委于2003年批准立项，投资1472万元对炳灵寺景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于2005年4月开工，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目前已基本完成。炳灵寺景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彻底改变了过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状况。

第6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中国植物染料简史

根据考古资料来看，我国最早的染色行为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植物染料的染色在中国古代又称“草染”。在早期的一些史书中，就有关于练漂、染色的记载。如，“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诗经・豳风・七月》）“三八为缥，五人为鲰，七八为缁。”（《周礼》）都是关于染事的描述。而《诗经》中“终朝采绿，不盈一焖，……终朝采蓝，不盈一檐”；“东门之蝉，茹蒽在彼”则具体点明了所用染料是靛蓝和茜草。据《周礼》载，在西周初年国家就设有专司染事的管理机构，主管染料的征集、加工和漂染。在秦代设有“染色司”、唐宋设有“染院”、明清则设有“蓝靛所”等管理机构。

夏代先民可能已经开始使用蓝草进行染色了。商周时期，使用的染草主要有蓝草、茜草、紫草、荩草、皂斗等。秦汉时期，染料植物的种植面积和品种不断扩大，已经出现规模经营。而植物染料的制备到南北朝时已经相当完备，可供常年存储使用。至明清两代，染料植物的种植、制备工艺、印染技术等均达鼎盛时期；尤其是在清代，植物染料不仅自给自足，而且还大量出口。

历史上，植物染料在丝绸生产工艺上的应用，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汉代华裔丝织物上的色彩就有20种之多；东汉《说文解字》中所罗列的纺织品的色彩名称达39种，其中绝大多数为丝织品。

用植物染料染色至今仍在我国一些地区使用，并与扎染、蜡染等传统染色工艺相结合，成为特色鲜明的传统产品，其中使用最广泛的是靛蓝。靛蓝制作工艺在江苏、浙江、云南、四川、贵州、广西乡村沿用至今。除靛蓝以外，我国不同地方，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有用其他植物染料染色的工艺，如苗族的亮布；云南白族用当地出产的黑豆草染秋香色，水马桑染茶黄色等。

植物染料知多少

我国用作染料的植物种类十分丰富，有乔木、灌木，亦有草本、藤本。它们的类型、产地不同，其色素含量亦不一致。

蓝色系的染料主要有蓼蓝（又名大青）、松蓝（又名大蓝）、木蓝（又名槐蓝）、马蓝等，色素主要集中在植物的叶子上；黄色系的植物染料有栀子、槐花、姜黄、郁金、黄栌、荩草、银杏、等；红色系的植物染料有茜草、红花、苏枋等；紫色系的植物染料有紫草、紫檀(青龙木)、野苋、落葵等。

染料植物品种虽多，但主要使用的不过10多种。这些植物色素含量多，可以大量采集，且价格适宜，耐储藏。

蓝草是人们对可制作靛蓝的草本植物的统称，是中国最早应用于着染织物的植物染料。蓝草的主要产地在河北安国，江苏南通，浙江富安、温州，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等地。在我国古代，用于制造土靛的以菘蓝和蓼蓝最为常见。而印度则主要采用木蓝，因而木蓝又称“印度蓝”。

靛蓝染色是我国处方独特的传统工艺，因其染色牢度好，色泽鲜艳，为历代人民所喜爱。人们用靛蓝可染出月白、天青、天蓝和艳蓝等深浅各异的颜色。

栀子为茜草科常绿灌木，叶子对生，为针形或倒卵形，表面有光泽，春夏时开白花，极香。自秦汉以来种植普遍，其干燥成熟果实广泛用于染黄色。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部分黄色丝绸和绣花制品，其中金黄色的绣线和土黄色的丝织物经过鉴定，均含有黄酮类物质，系用栀子经直接染色或媒染剂染色而成。全国各地均可栽培，最宜于丘陵和山区。中医以栀子的果实入药，其性寒味苦，有清热泻火的功效。

茜草为茜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较早出现的植物染料之一。其根为红黄色，茎为方形，有倒生的刺，叶为心脏卵形，常四枚轮生。茜草多生于原野、山地林边、灌木丛中，我国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茜草的根可作红色染料，色泽娇艳而略带黄光，染色牢度良好。

茜草染色开始于商、周时期，是秦汉之前用来染红色织物的主要植物染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深红绢和长寿绣袍底色，就是用茜草染成的。茜草的提炼工艺和染色技术在隋唐时期曾流传到日本。西汉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被誉为“真红”的红花染料自西域传入我国，取代了茜草作为红色染料的首要地位。此后，茜草虽不再作为大红色的主要染料，但仍然大量用于其他各类红色调颜色的染色加工中，一直延续到近代。

红花是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为针型，边缘有刺，叶面光滑。红花顶部的叶子逐渐变小，呈苞片状围绕着顶生的头状花序。一般在夏季开花，全部为橘红色管状花。通常易与红花混淆的是藏红花，但藏红花中的色素不是红花素，而是藏红花酸（一种直链多烯羧酸，黄色）。红花是红色植物染料中色光最为鲜艳的一种，故用红花染成的红色被称为真红或猩红。我国红花产区主要集中在新疆，其次为四川、云南、河南、河北、山东、浙江、江苏等省区。

我国用红花染色始见于西汉，《博物志》云：“张骞得种于西域，今魏地亦种之。”汉唐之后红花成为染红色织物的主要植物染料，红花染色技术在隋唐之际亦从我国传入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明代的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均对红花染色工艺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紫草是紫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粗糙的硬毛，根粗大，表面呈暗紫色，断面为紫红色，叶子无柄，叶片为针状或狭卵状，两面均有粗糙的伏毛，夏季开花，花为白色，产地以东北、河南为主。

紫草根可用作染料，染紫色。在八、九月紫草茎叶枯萎时，采掘紫草根，加椿木灰、明矾媒染，可染得紫红色。紫草在我国的使用历史很久，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使用。《韩非子・外储说》中曾记载：“齐桓公好紫服，一国尽服紫。”现代医学证明，紫草还有抗菌消炎、抗病毒等多种药理作用。

植物染料正当时

植物染料所包含的色素是在植物的生物体内合成的，合成过程对大自然无污染，而且植物的光合作用还有纯化大自然的功能。因此染料植物的种植，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除了具有天然色泽外，植物染料染出的颜色还具有独特的魅力：

第7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秋风一起，丛苇萧疏，日落时洪澜回紫”。苏州河，又称吴淞江，就是说，一条河有两种称呼，在上游的一段称为吴淞江，在下游的一段称为苏州河。苏州河不在苏州，却在上海境内，得名在开埠之后。吴淞江源出烟波浩淼的太湖，一路轻泻东来，古代声势尤大。据文献记载，“吴淞江唐时阔二十里”，风起云涌，简直比现在的长江口还宽，而当时的黄浦江远没有今天的景象，“尽一矢之力”，一箭可以射到对岸，如江南水乡常见的温婉河流。它与吴淞江相连，但只能说是吴淞江的支流。更重要的是，吴淞江可以进入苏州，连接大运河，因而一直是联通富庶的江南地区和海上贸易的孔道。今天黄浦江的出口不称黄浦口，反称吴淞口，说明古代吴淞江的出口直通长江和东海。

最早记录上海地区水系的书是《尚书・禹贡》，其中有“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之语。“三江”指松江、娄江、东江，其中松江即吴淞江，震泽则是太湖的古称，全句的意思是：只要三江畅通安定，太湖流域自然平安无事。吴淞江是太湖的主要泄洪道，也是苏州的出海航道。唐宋时期上海最有名的港口，名青龙镇，位于苏州河南，今青浦白鹤镇境内，史书号称“巨镇”，“风帆乍起，酒旆频招”，货物通天下。南宋以后，吴淞江因修建长堤和长桥，阻碍了太湖下泄水流，加上下游潮汐往返，致使泥沙沉积，逐渐淤塞，而且屡疏屡塞，难以根治。明中叶后黄浦江后来居上，地位开始超过吴淞江。海瑞主持吴淞江的治理时，已经看出“黄浦夺淞”的趋势无法逆转，确定“由黄浦如海”的方针，将苏州河下游改入今道，由主返仆，成为黄浦江的支流。

外国侨民改名苏州河

150多年前，英国人从黄浦江登陆上海。那些金发碧眼的老外，在划定他们的居留地时，第一眼看中的就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黄金宝地。襟黄浦江，带苏州河，濒吴淞口，无疑为贸易和航运的绝佳之地。这里离上海县城还有一段路，一片荒凉，但英国人毕竟是商战老手，认识到此处前景无限，于是，大英帝国的领事馆落户于此，成为“国中之国”的心脏。英租界以此为中心不断向外拓展。今日外滩有“源”，即始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上海亦始于此。

在天朗气清的日子里，那些领事大人和愈来愈多的外国侨民，常常在那条“通往苏州的河”边散步，或成群结队地前往附近的地方打野鸭、野兔，每回都颇有斩获。外侨中的传道者、医生、商人，常常坐船去苏州。外侨们最乐于参与的娱乐活动，是在苏州河上组织赛艇比赛，选春秋佳日，波涛不惊，河水清澈，以为赏心乐事。旧时上海人称今恒丰路桥一带为舢板厂，就是因外侨在此建划船俱乐部，常在那里比赛而得名。

时间一久，外侨不知道为何要将那条“通往苏州的河”称为吴淞江，于是硬将吴淞江改称为苏州河，并在地图上也标上了这样的名称。而后，洋人们在苏州河的两岸拓展他们的势力，在洋人们的指指点点下，河边密密的农田、芦苇、蒿草、杂树慢慢地消退，代之而起的，是道路、码头、堆栈和工厂。1856年，苏州河上第一座木质桥梁在靠近黄浦江的河口上建成，名叫韦尔斯桥，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外白渡桥的前身。

初现工业化

在英国领事馆周围，礼查饭店、文汇博物院、公济医院、自来水厂、圣约翰书院等建筑拔地而起，临水而立，时人譬之为“连云楼阁”。本以农渔为主业的滨江之地上海，一步步开始走向都市化、工业化、近代化，且不断向西延伸、与河水相映照的，已是愈来愈多的厂房和烟囱，愈来愈响的机器轰鸣声，纺织厂、面粉厂、油脂厂、机器厂和仓库等等先后落户，工业文明的黑牡丹盛开。1876年，苏州河河南路桥北堍，建中国最早的火车站，中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淞沪铁路，从此驶向吴淞。纺织大王荣家的申新九厂，堪称旧中国最大的纺织厂，坐落在苏州河南的澳门路。工商不分家，旅馆、饭店、戏院和电影院等也陆续出现在苏州河边，位于河口的上海第一家大饭店――礼查饭店，建筑造型如一艘船，据经常出入于此的美国记者鲍威尔描述，上海的外国人和“高等华人”，以及最有名的骗子，必以此地为顶级交际场所。上海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早年在礼查饭店做BOY，服务周到，得到不少花花绿绿的外国小费，终于买得一辆二手车，就此起家发迹。河边仓库堆栈多，最有名的莫过于四行仓库，坐落在苏州河路桥北堍，属中南、金城、大陆和盐业四家银行所有，“八一三”时，一战成名，团副谢晋元成为民族英雄。

苏州河与市民生活

工业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水道，如伦敦之于泰晤士河、巴黎之于塞纳河一样，上海之于苏州河，也是如出一辙。青翠的苏州河河岸，此时变得五光十色，原先是城外的河，也变成地地道道的城市内河。

租界一开，上海就成了一座移民城市，外地到上海来谋生者日甚一日。在那些高大建筑的后面，苏州河边上，来自江苏、安徽、河南等地的汉子和他们的婆姨、孩子，搭起一座座棚户遮风挡雨，在隆隆的机器声和滚滚烟尘中谋生。有的则干脆将他们的窝搭在河上，水上人家。他们虽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却已经是这座城市的一分子了。苏州河边的纺织厂、缫丝厂，多雇用江苏泰州、扬州一带的农家姑娘，她们从早晨6时做到晚上6时，或从晚上6时做到早晨6时，故而有“日工做到两头黑，夜工做到两头亮”的说法，有的纱厂还要开“礼拜工”，即星期六做夜班的要多做几小时，星期天做日班的需提前几小时上工。

苏州河与城市如此接近，自然是上海的一道风景线，城以河美，河以城靓。水、电、煤等与上海市民关系最为密切的城市公用事业，最先都出现在苏州河畔，因大工业的发展需要丰沛的水资源，也需要有方便、快捷的原材料运输通道。在建设自来水厂前，工部局卫生处曾从黄浦江、苏州河、淀山湖选取12个取水点采集水样，送英国伦敦皇家化学学院进行检验，化验报告很快就出来了，12个取水点的水质都优于同期英国泰晤士河水。用苏州河水加工成的自来水，水质甜美，取用方便。时人由衷赞叹：“地藏铁管达江中”、“入户穿街水自来”，争相向自来水公司申请安装。上海的近代化，就在哗哗的自来水流水声中拉开了序幕。同样，上海最早的煤气灯、电灯，也都安装在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一带，火树银花不夜天，位于河口的上海第一家大饭店――礼查饭店，最早受惠于电灯，电灯公司最早试装的15盏电灯，倒有4盏在饭店里。礼查饭店的孔雀厅，富丽堂皇，当年上海最早的灯光舞会即在此举办。由此，上海被冠以“不夜城”。

污染日趋严重

苏州河被人欣赏，更多的是被人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小家碧玉的苏州河受不了工业化的折腾，河水水质恶化，这当中的原因，既有苏州河水流量不足、泥沙沉积之故，主要还是工业污染问题，像美国人开办的江苏药水厂，实是化学厂，生产硫酸、硝酸和盐酸，每天有大量废水排入苏州河，连附近的空气里都飘荡着刺鼻的怪味，厂门口的一条小路，被人称为药水弄。连工部局也看不下去，出面干预，要该厂赶快搬家。结果是，搬了，从南岸搬到北岸，还是靠着苏州河，却刚好出了租界范围，工部局鞭长莫及，中国政府两眼一抹黑，至此，不要说赫赫有名的松江鲈鱼，恐怕连小鱼小虾，在苏州河里也难以寻觅。1911年建成的闸北水厂，当初勘察建厂时，德国工程师对苏州河水质深为满意，但到20年代后，苏州河水污染速度惊人，已无法取用，厂子只能搬到黄浦江边去。

上世纪40年代末，苏州河已经臭不可闻，忧心如焚的工程专家多次上书政府，要求根治，立了不少规章制度，防止污染日益严重，但就是不见效，污染趋势无法逆转。说起来，政府也没在苏州河里少花钱，今天疏河挖泥，明天加固堤岸，档案记载甚多，可查考。然而当年政府已经腐败不堪，一班专家，又怎么能够在一条小小的苏州河力挽狂澜呢?

两岸交通东富西穷

苏州河横穿上海市区，沿岸企业众多、民居连绵不断，但东西两段差距颇大，西穷东富，南北交通尤为不便，分析原因，苏州河东端属租界工部局管理，经费充裕，此地为租界商务中心区，外商洋行众多，客流量也大，号称“上只角”，工部局自然舍得投入。从19世纪下半叶起，河上陆续架设了一些桥梁，从苏州河口至路约三公里的距离，计有外白渡桥、乍浦路桥、四川路桥、江西路桥、河南路桥、福建路桥、浙江路桥及路桥等，且桥面基本与马路同宽，南北交通十分发达。

第8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关键词 女性阅读 阅读史 女性藏书家

分类号 G252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Women by Stages

Zhou Ying

Abstract From the staging point，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women reading in ancient China， focusing on the reading of the pre-Qin and Han women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women reading.

Keywords Women reading. Reading history. Female bibliophile.

1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史分期问题

目前，对中国古代阅读史的分期并没有特别明确和权威的说法，我们只能从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中进行推测。曾祥芹主编的《古代阅读论》一书，选录自先秦至晚清两千五百余年来名人、学者有关阅读的种种论述，是我国古代阅读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其例言中写到：“本书把我国古代阅读学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先秦为开创期；秦汉至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至两宋为成熟期；元明清为期。”而对这一分期，在该书的《引言》中，周振甫却认为先秦和秦可以合为一个时期，作为“中国阅读学的开创和限制时期”；从两汉到魏晋六朝，称为“阅读的复苏和发展期”；唐宋两代为“古代阅读理论的成熟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期；明清两代称为“阅读的复古和丰富时期”。虽然，他们讨论的是“古代阅读学”的分期问题，但其与古代阅读基本是相通的。周振甫先生的提法中，就是“阅读”与“阅读学”相混的[1]。

关于我国古代阅读史的分期问题的论文，目前笔者所见到的也只有鲍盛华非常独特的划分：阅读的“神谕时代”（甲骨文时代）；阅读的“圣人时代”（春秋战国）；阅读的“史官时代”（汉朝）；阅读的“诗人时代”（唐宋）；阅读的“小说家时代”（明清）。作为阅读史研究中一种新的探索，鲍氏总结出明清以前从“神性”阅读主题到“人性”阅读主题的变迁[2]。

但当我们单独从女性阅读的角度去追寻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女性阅读的发展与占主流的男性阅读而言，是相对隐形且滞后的，需要对阅读史的分期或者发展历程的表述作调整。总的来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古代女性阅读的发展变化是不完全等同于上述历史分期叙述的。笔者认为，汉以前（先秦和秦）是女性阅读的萌芽时期；古代女性阅读正式确立开创于汉；唐宋得到发展；明清相对。

2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史述略

2.1 先秦及秦：女性阅读的萌芽阶段

我国古代最初的阅读应该可以推算到对甲骨文的阅读。在殷商甲骨文的时代，我国古代女子的社会地位已经从母系社会的高高在上开始向下跌落了，但是仍有不少贵族妇女在公私两个方面继续受到社会尊重。在对古代女性研究中，有学者提到妇等二十多名贵妇先后参加过用作卜辞刻字的龟甲兽骨的收集整治和作为重要文献保管的甲骨文、卜辞归档查阅工作[3]64，笔者认为这应该可以视作最初的女性阅读源头。关于这些情况的记载，更确定的来源是甲骨刻辞本身。根据对现有的甲骨刻辞的统计，有关“示屯”的刻辞共有198条，其中约有100条是女性所“示”，另98条是男性或性别不定。基本可以说，“示屯”之事主要由女性承担。关于“示屯”的含义，学术界虽还有细微争议，但大家都一致认为，是与龟甲相关的事务[4]。在殷商王室，无论是收集或验收或整理龟甲兽骨，都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而贵族女性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管理职能。不知是否可以推测，在最初的阅读萌芽的时候，女性并没有被排除在文本之外，相反，距离文本还是相当近的。当然，由于文献数量的稀少以及意义的重大，当时无论男女，都是只有极少数高级贵族层面的人们才有机会接近文献，实现“阅读”。

但春秋战国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本载体形式的变革，这种文献和学术统于王官的局面被打破，孔子等代表人物陆续登场，私人讲学和私人藏书开始兴起，逐渐形成了“士”这一古代知识分子阶层，阅读也因此进入了“士”人生活。但对女性而言，阅读却并没有因此更好地开端和美好地发展。当时孔子开门办学，弟子三千，却没听说其中有女弟子，并且孔夫子一句名言“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从此流传千年。随着父（男）权制社会性别制度和观念的广泛传播，“牝鸡之晨”“妇无公事”的说教，女性已被排斥在公共领域话语权之外；统治阶级提出“妇人，伏于人也”“妇人有三从之义”的准则，逐步开始确立一整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礼制，女性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男性读书受教育是为了服务社会，而对女性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因而女性受到的教育也迥异与男性，阅读也不是被需要和被提倡的。推测应该也有极少数女性在阅读，其读物多半应该是一些儒家的的经典著作，尤其是礼教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礼记》中记载较多，尤其是《礼记・内则》篇，专门针对女性礼教罗列许多细则，成为后世层出不穷女教读物的源头。

秦代是我国阅读历史上一个黑暗的朝代。禁私学，焚书坑儒，让秦始皇“臭名昭著”，男性阅读也受到了挫折，女性的阅读也谈不上有进步。

上述情况，大多属于推测的“本体性”的女性阅读历史，而实际上，历史常常是“文本性”的，在这一时期，却非常缺乏文本性的对女性阅读研究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阶段的女性阅读我们姑且称之为萌芽阶段。

2.2 汉代：中国古代女性阅读的确立和开端

汉代，中国文化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纳，从此确立了儒学各个方面独一无二的尊贵地位，引领着国家的主流文化。在男女两性关系方面，董仲舒更进一步提出了夫为妻纲，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并列为“可求之于天”的“三纲”，“三纲五常”逐步成形。

这一时期的统治者重视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同层次的学校，同时，私学也十分发达，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男性教育更加向大众层次发展[5]，女性教育亦进入一个新时期，虽然还没有专门的女子学校，但通过宫廷教育和家庭教育，女性阅读逐渐清楚地浮现出地表。一些史籍如《汉书》《后汉书》对汉代女性阅读情况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涉及到的人有班婕妤、明德马皇后、和熹邓皇后、班昭、顺帝梁皇后、蔡文姬等，涉及的读物（包括书名和篇名）有《诗》《窈窕》《德象》《女师》《易》《春秋》《楚辞》《周官》《董仲舒书》《论语》《韩诗》等[5-6]。

这一时期，对女性阅读来说，还有几个标志性的事实：一是女性著作的出现及女教读物的确立，二是女性藏书家的出现。

女性著作的出现反过来印证了女性阅读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因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密切）。据《历代妇女著作考》[7]记载，汉代是最早出现女性署名著作的朝代，共计有7位女性13部著作入选。其中班昭的《女诫》，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女教专著，教导妇女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正是中国古代典型女性读物的开端。班昭可以被视为汉代知识女性的代表，她的言行已经表露出妇女已心甘情愿地接受“第二性”。班昭在《女诫》中还提出“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艺也”，第一次将女子之“才”与“德”对立起来。当然，论及汉代女教专著，还不得不提到我国第一部女性传记集《列女传》，这部由男性撰写的女性传记，与《女诫》并列开创女教的先河，同时，也正式奠定了我国古代女性阅读的基调。这一时期虽有女性坚持自主阅读，但整个社会风气并不是普遍支持的，相反一般舆论还是比较排斥的。例如，东汉杰出的政治家和熹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亲对她这种破格超常的举动却十分不满，常责怪她：“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6]277

汉代还出现了我国第一位女性藏书家――一代才女蔡文姬[8]。她的父亲蔡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藏书数千卷的藏书家，膝下无子，将很多心血都用在培养自己的女儿身上，蔡文姬因此博闻强记并才气出众。蔡邕死后，他的藏书曾一度全归蔡文姬所有。这也看出私人藏书的发展为女性阅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女性阅读已经从宫廷到官宦向下延伸发展。当时社会，女性与藏书的接触并不容易，尤其是官方藏书，基本是与女性无缘的，特别的例子是汉和帝召班昭入宫，让她阅览皇家藏书处“东观藏书阁”的图书，以使她继续完成其父其兄遗留下的《汉书》的编辑工作。女性与家庭藏书的接触虽然比较容易，但也得取决于家庭男性对女性阅读是否积极支持。接触藏书已属不易，能够以藏书家身份出现更是寥寥，由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只有区区几个女性藏书家。

总结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汉代女性阅读虽然还只存在于社会上层，但确切存在，并小有影响。

2.3 唐宋：女性阅读的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性相对解放的时代，对女性的束缚也相对较少，因此出现了不少女才子，还有女性举办学校，进行授课，甚至产生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一位女博士，并被请到官学中任教[9]。这样推测，魏晋时期应该是女子教育、女性阅读的一个小亮点时代，女性社会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

接下来的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兴盛的时期，对古代女性而言，也是一个相对幸福的朝代。女性地位有所回升，整个社会对女性教育较为重视，女性阅读得到较大发展，参与阅读的人员层次从社会高层继续向社会下层扩展，阅读文献范围也越来越广阔。

唐朝时期，宫廷阅读和女教读物得到极大发展，经武则天亲自动手编写的教科书和读物就有6本之多，长孙太后也亲自作《女则》[3]265。后世盛行的女子教育教科书，如《女论语》《女孝经》都出现在此时，尤其是《女论语》成为唐以后影响最大的女子教育教科书。

除了女教以及儒家经典之外，女性阅读的书籍类型已经非常丰富，诗歌文学、佛道经典、历史艺术等几乎所有男性阅读的范围都有涉及。并且，随着女性地位提高，“不重生男重生女”，女性教育也开始向普通人群蔓延，除了宫廷女性、官宦女性，民间女性也不乏热爱阅读者，社会中下层、社会边缘人群也出现了不少才女，如鱼玄机、薛涛等。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诗歌阅读和创作的极大发达，据统计《全唐诗》录入诗人1895人，其中妇女作者多达124人，约占6.50%[10]。

到宋代，由于宋朝理学的推行，女性的地位比之唐朝有所下降，并且，对女性贞洁的要求也开始逐渐严厉起来。这些对女性的教育和阅读都有着不良的影响。但因为宋代文教发达，书籍流通普遍，为女性阅读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宋代的社会舆论也有支持女性阅读的，“宋代士人在墓志书写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赞美女性的阅读。”宋朝女性阅读的范围也如唐朝一样，非常多元化，同时随着宗教的普及，宗教方面的书籍阅读也占据了女性阅读的重要部分，有作者通过对宋代206例女性阅读者的墓志统计，得出各门类书籍的阅读人数比例，其中佛道经典占据第一位[11]。

说到宋朝女性阅读，我们还不能不提到一个个例――李清照。李清照是宋朝著名的词人，同时也因为与丈夫赵明诚共同致力收藏的缘故，称得上又一个女性藏书家。她的《金石录后记》记述了夫妻俩的读书之乐、藏书之乐和校书之乐，保留了古代中国女性阅读活动的生动细节，非常难得。

2.4 明清：古代女性阅读的阶段

元朝统治期间，推行汉化，并且在汉化过程中也接受并强化着儒家对女性的诸多规矩。这一时期还是有宫廷和皇族中的女性接受中原文化，阅读汉文文献。整个社会的教育还是以传授中原文化为主，官宦和儒士家族的女性阅读的还是比较多。当然，元代阅读状况地域性比较明显，汉族比例大的地方，传统阅读的力量依然强大。此外，对于其他层次的女性阅读，学者陈垣曾提到“元代全真道女冠盛极一时，女冠无不识丁者”，道教经典阅读应该是首当其冲，甚至“儒学无女学，道教有女学”[12]。此外，元朝也是元曲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不少女性喜爱的剧作，如《西厢记》等；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散曲女性作者，她们也是当然的女性阅读者，虽然这些女性的社会地位大都比较低微[13]。

明清时期是古代女性阅读的期。这一时期，女性阅读的普及率达到新高。明清时期，我国的出版事业发展迅速，“据称，到公元18世纪中期，汉语出版的书籍比其他所有语言出版的书籍总和还要多。”[14]女教文献的编篡也达到顶峰，女教书籍的种数很多，如广为流行的合刻本《女四书》出现，同时更为通俗或图文并茂的女教书籍如《女三字经》《闺范》等也大量刊印，满足了各个层次尤其是普通女性的阅读需求，从而使女子读书越来越普及[15]。

明清时期的女性阅读活动发展到的另外的表现是：阅读已经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家庭走向社会。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男性对女性读写活动的支持，大家族中的女性阅读很是普遍，尤其是江南一带，女性阅读有了小团体的意味，可以在一起交流学习。此外，男性文人如袁枚、陈文述等公开招收女学生，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超越家族的女性读书社团或诗社，女性读写的地点开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空间。社会对女性阅读、女才子充满好感，家有数位才女的叶绍袁提出“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才，色也”[16]，将女性之才与女性之德相提并论。

这一时期女性创作的数量也是空前的，《历代妇女著述考》中著录明代女性著述236部，清代女性著述3667部。能够著述的女性必然是大量阅读的女性，这也从另外一面证明明清时期女性阅读的普遍。当然，这些发展因为地域经济的不平衡，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如此，著述的女作者主要集中在江浙沿海经济发达地带。

明清时期，女性阅读的范围依然十分宽泛，阅读几无限制，什么内容都有，小说、戏曲尤其得到女性的喜爱，这一时期女子对《牡丹亭》的热爱十分有代表性，从单纯的阅读到阅读的点评，甚至有女性据说因痴读《牡丹亭》而付出生命代价。此外，清代弹词小说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文学形式，其中女性所写的《再生缘》《笔生花》等也深受女性读者喜爱。

与此同时，明清却又是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观点明确提出并盛行的时代，自宋以来对女性的礼教束缚也达到顶峰，反对女性读书的舆论也大量存在。像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明代天一阁，其创始人――大藏书家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订立了很严格的族规，有一条就是“女子不得上楼”。连楼都不能上，更何况与藏书亲近并阅读？

3 中国古代女性阅读的特点

首先，由于阅读目的不同，两性阅读内容的侧重点有不同。例如，同是重视经典，女性则有专门的女教读物。此外，男性由于经世致用，读书都是为了出仕，对文学，如诗歌词曲并不是特别重视，而女性阅读，由于没有“升学”和“就业”压力，大多出于休闲和爱好而读，容易寄托情感的文学类读物自然成为她们阅读的重点，诗词、戏曲、小说都深受女性喜爱。

就阅读的场所而言，由于古代女性不能走出家庭，没有走向社会，相应地女性阅读的场所一般都封闭，有人形象地将女性的阅读形容为“在围墙中阅读”[17]。这种封闭性，使得女性的阅读更多的是依赖父亲、兄长、丈夫等家庭男性，从而缺乏独立性。

再就阅读的发展而言，女性阅读起步迟，发展速度低于男性，最后达到的也远远逊于男性。据统计，19世纪末，30%到45%的中国男性识文断字；而20世纪初期，只有1%到10%的中国妇女识字，其具体情况视地域而定[18]。同时，女性阅读的发展还随某一时代女性社会地位的高低所决定。就阅读大环境而言，女性阅读一直在有社会的反对声中发展，而男性阅读任何时代都是被鼓励和支持的。

此外，在阅读研究方面，中国古代女性阅读与主流阅读的差距更大，特别缺乏关于女性自身阅读经验的总结和理论阐述。

当然，中国古代女性阅读与男性阅读毕竟都属于中华阅读文化范畴，放到世界范围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之间自然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例如，程焕文先生曾总结说中国图书在内容变化上的文化特征是“遵经重道”“经世重史”“轻器斥技”[19]，基本上我国古代阅读无论男女，阅读的重点都相同，同样地重视经书，同样地重视史书，同样地轻视科学技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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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费希尔.阅读的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1-102.

[19] 程焕文.中国图书文化导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50-71.

第9篇：中国最早的史书范文

创世纪之前的面孔

据考证，最早的青铜镜发现于伊朗地区。这面最早能考证的镜子约出产于公元前4000年前，也许是从别处易货而来。

古埃及人相信人在死亡后有另一种生活，不惜将财产悉数保存在陵墓。人们在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中发现大量物品，其中有一个特制的木盒子，用金箔片包裹，打开一看，里面竟然装的是一面镜子。镜身镶嵌着彩色玻璃、光玉髓和石英，古埃及手工发展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也能看出镜子在当时人们生活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等到了公元前1000年时，全世界都在积极制作镜子。当时，腓尼基商人和埃特鲁斯商人航行在地中海及以外的水域，他们把埃及的铜镜加以修改，四处售卖。要区分两者其实很简单，他们的镜子大多都是圆形而不是椭圆形。

公元前600年，埃特鲁斯人开始改进制作镜子的方法，他们在镜子背面加上精美的花纹，通常以性为主题。在当时出土的文物中，有枚镜子的正面是半裸的男人和女人在耳鬓厮磨。而在另一面，一个几乎的男子怀里抱着的女子，只穿一双凉鞋，颈链上垂着月牙儿饰物。镜子下面的题字表明这对情人是梅克西欧和斐西亚。同时，埃特鲁斯人也制作可携带、可折叠的小型镜子，样子很像现在的化妆镜，盖子上通常刻有酒神笛俄尼索斯和爱神厄洛斯。

和埃特鲁斯人一样，希腊人也主要用铜金属原料制作镜子。传说中，美艳无比的美杜莎在雅典娜的神殿与海神波塞东睡觉时，雅典娜暴怒着将美杜莎变成带翅膀的怪物。任何人只要看到美杜莎的眼睛就会化成石头。希腊英雄波尔休斯为了斩除美杜莎，请求得到雅典娜的支持。雅典娜给他最重要的武器便是一面铜质盾牌。波尔休斯将盾牌当作镜子。不正面看美杜莎，只从镜子中迎战美杜莎的攻击，从而成功地斩除了祸害。

东方美镜

中国最早有记载的镜子是在公元前673年，“王后的腰带镜子”表明在那个时候女子就开始携带化妆用的镜子了。有的镜子制造者甚至把镜子背后的题词作为一种广告。在公元前20年的一面镜子上题词这样写到：“丹阳出好铜。与银和锡合用，此合金清澈明亮。”有的工匠甚至如此落款：“屠先生制出宝贵神奇之镜，天下之镜无出其右。”落款还真长，也不知拿着这些镜子的人是该微笑还是苦笑。

在《红楼梦》第十二回，对王熙凤的美艳垂涎三尺的贾瑞，屡次被加害直到弥留，老道士为了挽救他的性命给了他一面“风月宝鉴”，讲明只能照背面不能照正面。贾瑞瞧见背面铮铮一骷髅头张嘴便骂，转个面，只见凤姐站在镜子里，朝着他招手。恍惚间，进得镜中和凤姐一番云雨……心满意足间，小命儿也给招了去。真正的风月宝鉴，照你所想，照你所思。

据说，日本是最早从中国进口镜子的国家，时间也许是在公元前250年。三国时期的魏明帝在一次正式交换礼物时，送给日本许多金银珠宝、丝绸，还有100面铜镜。最终日本的工匠学会了自己制作镜子，并成立了荣誉行会。他们保留了中国镜子的圆形状、背后带穿孔手柄的传统风格，又创造了自己的装饰风格，比如在镜子边缘加些小铃铛，有些镜子的直径竟然达到3尺，比中国的镜子大得多。

在世界各地，占卜习俗根深蒂固于民间。在俄国，镜子甚至帮助农家少女决定嫁给谁。最常用的方法是，在漆黑的夜晚带着火把和镜子住进一个浴室或无人居住的草屋，少女将镜子正对大门挂着，据说半夜时就可以在镜子里看到未来夫婿。

阿兹特克人的吸烟镜子

托尔特客人和阿兹特克人崇拜的神明是特斯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他的名字意为“吸烟镜子”，这位神明没有右脚而有镜子。这尊黑神盛行于村落文化之中，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书《长羽蛇，吸烟镜》中写到：“在12世纪和13世纪，墨西哥全境由众多的小部落组成。神殿的牧师们仍然将活人献祭给神明。从牺牲者的胸口中掏出心脏献给伟大的吸烟镜子。”

阿兹特克人于1325年获得统治地位，并将这种献祭神灵的仪式发展到空前的高峰。牧师们从头到脚涂满黑色的油膏，并服用某种能陷入昏迷的药物。同时一直往黑曜岩镜子(黑曜石做的镜子)里看，所看到的图像便是神明的意愿。

当西班牙殖民者费尔南多・柯尔特斯1519年抵达墨西哥时，他竟被当地人认做卷土重来的神明。可能是因为他戴的眼镜闪闪发光，看上去很像一双魔力镜子，就像特斯卡特利波卡神明带有凸形黄铁矿石眼睛的骷髅头一样。那年，柯尔特斯给西班牙国王带回的宝物中有：一面镶嵌在蓝红石头艺术品上的镜子，上面还插了根羽毛、一个双面的镜子、一面像太阳一样的圆镜子、一面狮头镜子、一面猫头鹰形状的镜子。

即使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之后，那里的镜子仍然具有和从前一样的重要性。许多黑曜石和玻璃镜子被用于天主教教堂的装饰。秘鲁城市库斯科于1558年开始建造的圣克拉拉大教堂里，游客们可以看到镶嵌满壁的闪闪发光的小镜子。一位民俗学家在1883年访问了墨西哥，并发现那里的镜子“具有反映过去和未来的力量，在尤卡坦半岛上。几乎没有一个村落里没有这种神奇的石镜子。”

蓬巴杜夫人的镜子

如果说佛罗伦萨制作了历史上最好的镜子，那么威尼斯就是使镜子艺术化的地方。约1450年，穆拉诺岛上的玻璃制造专家安捷诺制作了一种极其清亮的玻璃，取名“水晶玻璃”。到了16世纪初，一面镶有精美银框的威尼斯水晶玻璃镜子价格为8000英镑，是当时拉斐尔绘画作品的三倍。

热爱奢侈品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对镜子的奢侈化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532年，他订购了一面镶嵌有黄金和宝石的穆拉诺镜子，第二年又订购了13面，到了1538年又订购了11面。一直到1547年弗朗索瓦一世驾崩时，他的儿子亨利二世还在为他的意大利妻子凯瑟琳不断购买威尼斯镜子。到1559年亨利去世后，有人专门为他建造了间镜室，屋子里镶嵌有119面威尼斯镜子，试想一下，在当时这是多么奢侈的财富。

然而，关于镜子的变化任何地方都没有17世纪的法国明显。1633年，法国王后在巴黎举行了盛大舞会，6个大厅的墙壁上挂满了威尼斯镜子和壁画，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镜子时尚。1651年，一位大主教为隆格维尔公爵夫人举行宴会，竟然购买了50面镜子，而且每面镜子都有木质涂金镜框，并雕刻有水果、花卉和天使等图案。从此，装有镜子的雅间单室开始流行，王公贵族竞相攀比谁的镜子多且漂亮。

17世纪的最后20年，巴黎一半以上的住宅都购买了镜子。到了18世纪，小而便宜的镜子已经非常普遍，镜子被镶嵌在任何可以想象和无法想象的地方：椅子、桌子、床上、蜡烛架上、甚至烟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