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想史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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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思想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　日本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韩立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编号：10JZ130003)；教育部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蛆新MECA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编号：2010THZ0)。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写的一部能够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国又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补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当时正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该版几乎没进人流通领域就销声匿迹了。二战结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修订了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国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就是后来在世界上广为流行的《大纲》。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这部《大纲》的国家，同时也是积累最为深厚的国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大纲》的研究，不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还使“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登上世界历史舞台。

从整体上看，日本学界对《大纲》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称为《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第二个时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称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第三个时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属于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下面，我们就结合日本对《大纲》的翻译，对这三个时期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评述。

一　第一个时期：《资本论》形成史中的《大纲》研究

同对其他经典著作的翻译一样，日本也是最早翻译《大纲》的国家。早在1947年，《大纲》中那著名的一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简称《各种形式》)就已经被翻译介绍到日本。不过，当时的日译本是以《各种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为底本的。随着1953年《大纲》修订版的出版，从1956年起，以经济学家高木幸二郎为首的12名学者就开始着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个分册的翻译。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纲》全译本，而且因翻译质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译”之美誉。

不仅是翻译，而且在对《大纲》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经济学家就对《大纲》展开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较关注《大纲》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发表了《危机理论体系序说》和《危机、再生产、货币制度》等著作，开创了《大纲》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纲》研究专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马克思》、《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以及《经济原论Ⅰ》等著作中，在将《大纲》视为“原资本论”的同时，对《大纲》的“自由时间”理论以及“时间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为日后内田弘等人从这一角度系统地解读《大纲》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大纲》研究当属一桥大学的文献学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发表了《(经济学批判)体系和(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一文。这篇论文几乎是与欧洲的《大纲》研究专家罗斯多尔斯基(R.Rosdolsky)同时，细致地分析了所谓的“写作计划”问题，还对《大纲》进行了系统的解读，提出了一系列的“《资本论》形成史”问题，譬如在《大纲》和《资本论》之间马克思在方法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等观点。他提出问题的视角，对当时的《大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纲》研究基本上处于这一“《资本论》形成史”的视角之下。

从整体上看，他们此时的《大纲》研究还与欧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译本《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所撰写的“序言”和罗斯多尔斯基的《资本论形成史》(1968年)等――有着差不多相同的解读框架，这就是从“经济原论”的角度来解读《大纲》，把《大纲》看做是《资本论》第一稿。当然，这种对《大纲》的解读并不为错，事实上这也是研究《大纲》的一个有效的视角。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往往会从所谓成熟的《资本论》和单纯的经济学原理角度来解读《大纲》，从而会将《资本论》中所没有的、只有在《大纲》中才存在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概念和视角忽略掉。尽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试图突破这一解释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与上述《大纲》研究不同，此时的日本开始涌动起一股突破这一框架的潮流，这集中体现在对《大纲》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上。众所周知，《各种形式》是《大纲》“资本章”中的一节。在这一节中，相对于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零星叙述而言，此时的马克思对包括亚细亚在内的共同体能否过渡到市民社会做过相当集中系统的阐述。由于这一内容符合了日本学者当时要在日本建构市民社会的理论使命，再加上该文献翻译得较早，结果比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关注。被称做“大冢史学”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中将《各种形式》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提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是按照“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顺序，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它分别对应的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大家久雄的解读和霍布斯博姆为英译本《各种形式》所撰写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处，与当时的苏联教科书体系以及欧洲的《大纲》史学研究也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与此同时，大家还根据他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并辅以马克斯・韦伯的《经济史》这条线索，研究了本源共同体内部经济关系的变化过程，提出了“共同体的解体”和“地域市场圈”等重要理论问题，这里孕育了进入一个新的《大纲》研究阶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个时期：“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中的《大纲》研究

第二阶段是以对《各种形式》的研究为突破点的。这一突破首先归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会理论的开创者高岛善哉的弟子，同时也是另一位市民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内田义彦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连载论文《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历史认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在这篇论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对《各种形式》或者《大纲》研究的局限性问题。

上文谈到，大冢久雄等人将《各种形式》仅仅看做是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之所以这样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种形式》“单行本”的影响。作为一个事实，《各种形式》虽然是《大纲》中的一节，但它却先于《大纲》而单独出版，由于这一缘故，人们在研究它时往往将它同《大纲》的体系割裂开来。此外，当时的“单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国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种形式》前后的有关“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叙述，都没有提及《各种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看不到这一问题，就无法发现《各种形式》与《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机联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绩，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的意义。所谓“第二循环的结束”一节是指《大纲》第V笔记本的第16页开头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写的：“资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环结束时才表现出来。”这里的“在循环结束时”中的“循环”指的是资本的“第二循环”。问题是在《各种形式》一节中我们找不到“第二循环”的开端，而只有在《各种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资本Ⅰ(44，45)剩余资本Ⅱ(45)领有权的转变(45)”一节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种形式》被夹在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叙述的中间，因此《各种形式》就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马克思一般的“共同体理论”，而应该被理解为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这是对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种形式》观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这样评价说，这一发现“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变成了遥远的‘前史’，而所谓《各种形式》的‘正史’从此拉开了序幕”。其实，不只是《各种形式》，整个《大纲》的研究也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这一新阶段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纲》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与《资本论》的差异。他指出，与《资本论》第1卷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说明不同，《大纲》主要是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或者说通过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结合起来解释资本的积累过程的。平田清明将这一方法论称为资本的“循环=积累理论”。这一理论的优越性在于，它不仅可以在经济学上更科学地解释“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更重要的，它还能解释资本主义诞生即从一般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从而解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认识。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纲》就不仅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而且还是“历史认识”，《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就是他的主著的书名。其实，早在1969年他还发表过另一部著作《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在这部著作中他讨论了“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以“重建个体所有制”为轴心重构了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可以看做是对《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的补充论证。

望月清司是与平田清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对《大纲》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如果说平田清明用以解释《大纲》的核心概念是“循环=积累”或者“个体所有制”的话，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纲》的视角则是“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或者说“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劳动和所有的分离”是资本进行原始积累的前提，而“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则属于最为典型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形式。因为，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来，就意味着与土地所有发生分离。望月清司正是以这一“分离”为标准，讨论了“本源共同体”的三种形式：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这三种形式当中，只有日耳曼共同体才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诞生近代市民社会这一结论。从这一结论来看，他的“劳动和所有的分离”理论与平田清明的“循环=积累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过这一“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中构建出了一整套“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经历本源共同体市民社会未来共同体这样三个阶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内因”能完成这一历史进程。这是他通过研究《大纲》而得出的根本结论。

其次，望月清司是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中去研究《大纲》的。他研究《大纲》并没有拘泥于《大纲》，他把《大纲》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延长线上。具体说来，他把《大纲》中的“历史理论”看做是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异化”理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展开史论”的直接结果。内田义彦在对望月清司的博士论文即这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的《审查报告》中这样写道：“这一点是该书对学术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因为在过去，学术界虽然以《大纲》为中心进行了新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被应用到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解中去，从而也就没能应用到包括《大纲》在内的马克思全部历史理论内在形成过程的理解中去。光这一工作，本书在学术界的地位就是无法抹杀的。”这一点的确是望月清司的独特贡献，与平田清明只关注《大纲》以及后期的《资本论》是不同的。

从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来看，他们并没有遵循他们的前辈的解释框架，而是从“教义体系”已经遗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换”等概念出发的。而这些概念又可以归纳为一个范畴，即“市民社会”(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为从内涵上说，所谓市民社会无非是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的体系，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马克思曾经构想过的、一个暂时的但又是必然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无论是平田清明还是望月清司都对市民社会有这一认识，他们还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会”，并以“市民社会”为坐标解读了《大纲》甚至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日本被称为“市民社会派”。

在《大纲》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当时的“市民社会派”还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一项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锐夫编《解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纲》的写作顺序(《导言》《货币章》《资本章》)对《大纲》做了系统解读以外，还以专题的方式对“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内田弘)、“领有规律的转变”(山田锐夫)、“《各种形式》研究”(山田锐夫)、“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山田锐夫)、“‘带来果实的资本’逻

辑”(吉家清次)、“《大纲》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纲》中的异化理论”(冲浦和光)、“《大纲》的编辑问题”(内田弘)等进行了研究。另一项是当时的《现代的理论》杂志组织的有关《大纲》的系列讨论。冲浦和光、细见英、望月清司、山田锐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参与了其中，其论题涉及“资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机器生产中的劳动过程”、“自由时间”等问题。从整体上看，“市民社会派”的思想非常活跃，他们还将《大纲》的辐射范围扩展到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焦点问题上。

当然，除了“市民社会派”以外，这一时期日本还出现许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马克思的科学和哲学》等。但是，客观地说，“市民社会派”是当时日本的《大纲》研究，甚至是整个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个时期：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

第三个时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大纲》研究。首先，在《大纲》的翻译上，这一时期由于刊有《大纲》的新MEGA第Ⅱ部门第1卷第1分册(1976年)和第Ⅱ部门第1卷第2分册(1981年)的出版，以经济学家为主组成的“资本论草稿集翻译委员会”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译了新MEGA版《大纲》，而且新译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纲》题名《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与高木幸二郎团队的经典翻译不同，新译本不仅在翻译质量上对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还将《附属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与来历”、“异文”、“订正”、“注解”等信息也进行了编译，以“译者注”的方式置于译文各节的后面，从而使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纲》手稿的修改过程和形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新MEGA版翻译，而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大纲》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又开始与世界上的《大纲》研究重新――之所以说是“重新”，是因为第一阶段的《大纲》研究基本上与当时世界上的《大纲》一一研究的主题是一致的――接轨，出现了一些综合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会派”的两位后起之秀山田锐夫和内田弘的作品当中。

山田锐夫的《经济学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关于《大纲》研究的总括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世界《大纲》研究的传统主题，譬如“写作计划”、“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和“资本的周转和世界市场”等，而且还能找到日本《大纲》研究的固有主题，譬如“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会分为三个方面，即“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产业社会”(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从这三个方面解读了《大纲》的内容。他认为，尽管“市民社会”、“资本制社会”和“产业社会”都是对眼前的近代社会的本质概括，但它们的内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会的积极因素。“市民社会”，从它形成的初衷来看，是为了实现自由与平等，因而包含着孕育自由个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会的现实中，这一可能性却流于形式；“资本制社会”虽然剥夺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为自由个人的“联合”创造了客观条件；“产业社会”虽然将工人的生产力物象化为资本主义的产业能力，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一产业能力为自由时间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客观上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从对这三种社会积极意义的强调来看，山田锐夫的《大纲》解读是符合“市民社会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对第二阶段《大纲》研究固有主题的深化和拓展。

与山田锐夫相比，内田弘的研究则更多地意识到了国际上的研究状况。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中着重讨论了“自由时间理论”。他认为，“《大纲》的体系同时也是自由时间论的体系”。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一方面创造出了剩余劳动时间这一形式，为解放劳动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家又将它占为己有，让它为自己创造剩余价值。但是，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雇佣工人也被要求具备“一般知性”的能力，从事精神劳动，结果他们发现被资本家剥夺的剩余劳动时间其实只不过是自己劳动的结果，于是他们会产生要将剩余劳动时间变为自由时间的要求。

在对“自由时间理论”的分析上，内田弘还特别强调了活劳动在历史上的变化问题。我们知道，活劳动是资本存在的基本条件。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活劳动所占的比率会逐渐减少，那么以活劳动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会丧失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作用，再加上雇佣工人自觉认识的逐渐成熟，这将为超越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1985年，内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专著《中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这本书，按照内田弘本人的说法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的“姊妹篇”，是对前书的补充。在这本著作中，内田弘讨论了“《大纲》与李嘉图的关系”、“《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以及“《大纲》与后来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对“马克思《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倾泻的笔墨最多，提出了《大纲》的“序言”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与“存在论”、“资本章”与“本质论”是一一对应关系的结论。1988年，内田弘又将此部分扩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马克思的(大纲)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在欧美世界引起反响。2010年，在汉译《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一书出版时，译者又将此部分翻译并收入其中，从而使中国读者通过《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精华部分。

总之，从内田弘的这两本书来看，他的《大纲》研究包括了对亚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图、黑格尔以及这些人物与马克思的关系，堪称《大纲》研究的“百科全书”。同时，斯密的分工和交换理论、李嘉图的生产理论，再加上黑格尔的逻辑学，熟悉欧美《大纲》研究史的读者都知道，这些也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研究《大纲》的主题。

在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纲》研究很少有专著出版。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这一领域有以下几项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个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专家从《资本论》手稿形成史角度对《大纲》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祯之介解说的《大纲》手稿的影印版；从历史学和经济史角度对《大纲》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实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据《大纲》对马克思的亚细亚观和共同体理论的重构。另一个是从环境思想角度对《大纲》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岛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对《大纲》中的“物质代谢”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理论的解读。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编辑了一本论文集《(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历史与逻辑》。还有，随着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

的爆发，《大纲》中的危机理论又重新受到了关注等。不过，从整体来看，相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繁荣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纲》研究略显萧条。

以上，我们概述了日本学者研究《大纲》的历史。从内容上看，日本的《大纲》研究经历了从“作为《资本论》形成史的《大纲》研究”出发，到“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大纲》研究”，再到“世界视野中的《大纲》研究”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它代表着日本学者对世界的独特贡献。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以“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为主线的《大纲》解读是不多见的。

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大纲》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环的结束”和“个体所有制”问题、望月清司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内田弘的“自由时间理论”、山田锐夫的“领有规律的转变理论”等颇为独特，是其他国家学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无论是在解读的严密性还是思想深度上，这些成果与同时代的西方的《大纲》研究，譬如麦克莱伦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内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等相比毫不逊色。

日本的这些独特的成果主要出现在《大纲》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之所以在这两个阶段出现了这样的成果，与他们确立起了“中期马克思”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所谓的“早期马克思(异化论)和晚期马克思(《资本论》)的对立”一说。而《大纲》的出现，则使两者连接起来，《大纲》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就是所谓的“中期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这一概念，他们可以解放思想，突破过去将《大纲》纳入《资本论》形成史框架的局限，从而将《大纲》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为他们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但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大纲》研究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我们试举两例。首先，是山之内靖对“市民社会派”的批判。作为一个事实，无论是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还是山田锐夫和内田弘，他们都属于“市民社会派”。而这一派对马克思的解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用“市民社会”概念来重构马克思的学说；将市民社会看做是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基本概念。因此，他们的马克思解释会包含着许多对斯密的生产力概念、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西欧发展道路的肯定。对此，山之内靖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机、非西欧世界等出发，认为他们夸大了《大纲》中所存在的“西欧中心主义”、“黑格尔的观念”、“生产力主义”，提出应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吸收，即马克思的反现代性的自然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的“晚年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