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收益率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基金收益率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基金收益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分级基金 价格杠杆 影响因素

一、分级基金简介

分级基金作为一种杠杆型投资产品在我国金融市场自一出现就受到广大投资者的追捧。它的设计是通过对母基金进行分解，形成对风险收益有不同要求的两个子份额，优先份额通常约定获得高于定期存款的基准收益，风险较小；在减去优先份额的基准收益后，进取份额则会获得绝大部分的基金收益，同时承担可能出现的损失，风险较大。可见进取份额就是把借的稳健份额得钱拿去投资而获得一定的杠杆。

分级基金杠杆分为初始杠杆、净值杠杆、价格杠杆。初始杠杆指分级基金发行时所具有的杠杆倍数，它的计算方式为稳健份额数加上进取份额数与进取份额数的比值。净值杠杆的具体含义为分级基金进取份额净值涨幅和母基金净值涨幅的比值。投资者实际买卖进取份额时更为关注价格的变化也即受到的是二级市场进取份额价格波动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投资者更关注的是价格杠杆。

价格杠杆=母基金总净值/B份额总市值=（母基金份数*母基金净值）/（B份额份数*B份额价格）=（母基金净值/B份额价格）*初始杠杆。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和描述性分析

股票型分级基金初始杠杆一般是1.67或者2，市面上的初始杠杆为1.67的分级基金数量不多，使用面板数据没什么意义，因此横截面数据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数据时间点为2015年6月26日，囊括了所有初始杠杆为1.67的分级基金，在此基础上选取一些初始杠杆为2的分级基金作为样本，共55只样本分级基金。根据描述性检验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分级基金进取份额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如下表1：

分析上表可知，母基金的折溢价率标准差最大，变动比较剧烈，原因在于每只分级基金的特点不同，投资范畴有差别，两个子份额市场供求受到自身条件的影响。稳健份额的约定收益率标准差不大，样本内的约定收益率波动平稳。A份额的收盘价标准差非常小，并且均值和最大值、最小值之间的差值差别大，说明样本内A份额收盘价波动非常小，但是有异常值存在。同理B份额收盘价标准差不大，也可能有异常值，但是从标准差上分析可知B份额收盘价的波动比A份额要大。

（二）模型的建立和实证结果分析

价格杠杆为因变量Y，母基金折溢价率、约定基准收益率、初始杠杆、A份额收盘价、B取份额收盘价为自变量X1，X2，X3，X4，X5。

建立模型：Y=α0+α1X1+α2X2+α3X3+α4X4+α5X5+μ

其中α0，α1，α2，α3，α4，α5分别是截距项，母基金折溢价率系数，约定基准收益率系数，初始杠杆系数，A份额收盘价系数，B份额收盘价系数。μ是随机误差项。本文并没有选择母基金净值作为自变量，因为通过A、B份额的收盘价可以计算出母基金份额的理论价格，那么三种变量就存在线性相关的问题。

回归结果如下表2：

分析上表可以发现母基金折溢价率，A份额的约定准收益率和B份额的收盘价与价格杠杆成反比关系，观察他们的T统计量和P值可知在95%的置信区间内，这三个变量是显著的。初始杠杆倍数，A份额收盘价的符号是正的，验证了两者与价格杠杆的正相关关系。观察他们的T统计量和P值可知在95%的置信区间内，这两个变量也是显著的。比较每个自变量的绝对值大小可以发现母基金折溢价率和A份额的约定收益率系数都比较小，说明他们的微小变化对价格杠杆的影响比较小。初始杠杆，A份额和B份额的收盘价大小的系数是比较大的。最后观察回归方程整体的拟合度，R2和调整R2都是比较大的，说明了方程的整体拟合度比较好。

三、结论和投资建议

相对于其他产品来说，分级基金的专业性更强，需要投资者兼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和素养，对风险管理有着更深刻和明确的认知。在市场处于下降情绪时，投资者可以购买稳健、进取份额分别上市交易中的稳健份额，即便处于熊市中也能获得比银行固定利率高的可观收益，和债券类似。在市场反转上升的阶段，进取份额则是优先的选择，价格杠杆倍数高的进取份额在母基金上涨的时候上升速度更快，获利更多。

参考文献：

[1]Nada Brahmi-Belghith. Analysis of structured funds performances： An empirical study[J].Université Paris Institut de Recherche en Gestion （IRG），2007.

第2篇：基金收益率论文范文

Delong、Shleifer、Summers和Waldmann（以下简称DSSW）最先提出了投资者情绪模型，模型假设市场上存在两种参与者—理性投资者和噪声交易者，理性投资者依赖于对证券的内在价值分析交易和持有证券，噪声交易者的交易行为则符合噪声交易模式。由于噪声交易者的情绪是随机的，理性的投资者不能很好的预测这种投资情绪。因此，当理性投资者未来某一时刻出售资产时，噪声交易者可能看空市场，引起资产价格下跌。这种下跌的可能性就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市场风险的额外风险，即噪声交易者风险。只要理性投资者想在未来某个时间出售自己手中的资产，噪声交易者风险就像资产本身所固有的市场风险一样影响着资产价格。因为同一种投资者情绪的波动会影响很多资产，并且不同噪声交易者的情绪相关很强，所以这种噪声交易者风险不能被有效分散，它像资产的系统风险一样会在资产定价公式中有所反映。那些受到噪声交易者风险影响的资产的收益率应该高于不受该风险影响的资产的收益率。

Lee、Shleifer和Thaler（以下简称LST）把DSSW的投资者情绪模型应用到封闭式基金研究中，由于噪声交易者对封闭式基金不可预期的未来的情绪变化是针对封闭式基金的证券组合，是系统性的，因而可以把它看作是市场上噪声交易者风险的平均指标。LST的研究不但指出封闭式基金折价的变化反映了投资者情绪的变化，还间接指出一种测量噪声交易者风险的方法，利用此方法，LST得到如下模型：

R=α+a*ΔD+β*RM+ε

其中R表示证券组合收益，ΔD表示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变化，RM表示市场收益，RM前的系数β为组合的Beta值，表示市场风险。此模型从直观上解释就是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影响了组合的收益。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用可以直接观测的表示封闭式基金折价率变化的ΔD量化了噪声交易者风险因子。

噪声交易者风险普遍存在于市场中，但并不是所有证券组合都受到相同程度的影响。因为当理性投资者发现噪声交易者的交易行为使得证券价格严重偏离内在价值时，理性投资者会采取与噪声交易者相反的操作，使得证券价格迅速回复。这种回复过程取决于理性投资者与噪声交易者之间力量的对比。LST把机构投资者归入理性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中大部分归为噪声交易者，因此对于机构投资者集中的大市值股票而言，它们的噪声交易者风险小，小市值股票则个人投资者集中，噪声交易者风险大。

实证检验

（一）数据和变量描述

本文的样本数据包括自1999年1月至2008年2月沪市和深市共56支封闭式基金的月末净值、收盘价和基金份额，这其中包括集中在2006至2007年转换为封转开的22支基金转换前的数据。计算可得整个市场上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加权平均值——加权平均折价率指数VWD（Value-WeightedIndexofDiscount）及其变化率ΔVWD，权重为基金资产t时刻净值。

表1是加权平均折价率指数与其一阶差分的描述性统计量。统计结果显示，平均而言，1998年1月到2008年2月期间，我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率为19.8%，标准差达到13.5%，月度折价率平均变化0.15%，但变化的标准差极大，达到5%，最大的一个月折价率变化达到22%。这比国外10%（Weiss，1998）左右的折价率要高得多，这表明我国证券市场上噪声交易者风险要大于国外，离成熟的证券市场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二）折价变动与证券组合收益

根据投资者情绪模型，因为小市值股票的持有者中个人投资者所占比例要高于大市值股票，而个人投资者有相当部分的非理性的噪声交易者，容易受到市场传言的左右，对股票的内在价值没有正确的判断，过于悲观或过于乐观的情绪驱使着他们的交易行为。因此，小市值股票比大市值股票有更多的噪声交易者风险。对我国而言，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前，股票市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差别使得总市值小的股票不一定比总市值大的股票有更多的噪声交易者风险，流通市值的大小才是决定因素。本文把上证A股和深证A股按照年初股票流通市值进行排序，按顺序从小到大分成十组。规模最小的前10%为第一组，接下来的10%-20%为第二组，一直到规模最大10%的为第十组，得到十个不同市值规模证券组合的加权平均收益率如下：

表2展示了按照流通市值排序得到的十个证券组合月度加权平均收益率对封闭式基金折价率月度变化ΔVWD和上证A股与深证A股月度加权平均收益率的回归结果。

根据CAPM理论，RM的系数就是各个组合的Beta值，所有组合的Beta值都在1的附近，并且随着组合股票市值的增大而单调递减。在10%的置信度下，组合1、2、6中ΔVWD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组合7和组合8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流通市值最大的组合9和组合10甚至在置信水平1%的情况下仍然显著。ΔVWD的回归系数在组合1-10之间近似单调递增，并且在组合10的回归模型中变为正数。

本文再仔细考察一下ΔVWD系数所表示的意义。对于组合1来说，封闭式基金折价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引起组合月收益率增加0.16个百分点，因为ΔVWD在本文所研究的1999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绝对值的中位数是0.0234(2.3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变化平均会引起组合1收益率0.57(0.16*2.34)个百分点的变化。因为组合1在1999年到2008年期间月收益率绝对值的中位数为5.57%，所以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变化解释了6.72%(0.37/5.57)的组合1的收益率变化，即噪声投资者风险解释了流通市值规模最小的组合收益率变化的6.72%。因此，在通常意义上来说，即使在考虑了市场整体的影响后，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变化也能够解释7%左右的规模最小组合收益率变化。对于组合2至组合9来说也有同样的结果，只不过关系强弱不同。对于组合10来说，它的收益率绝对值的中位数为4.4%，因此对于组合10，折价率的变化解释了组合10收益率10.91%的变化(0.2053*2.34/4.4)，不过组合10变化的方向与前面9个组合变化方向相反。

结论

投资者情绪是影响我国证券市场上股票收益的重要风险因素。作为反映投资者情绪的指标，当封闭式基金折价率变小时，投资者似乎确实更加乐观，噪声交易者会盲目跟踪市场热点，认为大市值股票的收益在牛市中不再吸引人而卖出手中的大盘股，买入中小盘股。从而使得规模最大的10%的公司的股票反而在牛市中表现平平，因为规模最大的前10%的股票的流通市值已经占到沪深A股市值的60%以上，因此可以说，除去这部分股票，其他的90%的股票都是中小盘股。同样，当折价率变大，投资者情绪悲观时，噪声交易者又会买入更加保险的大盘股，从而使得这些股票价格上升，收益率提高。

我国封闭式基金的折价率和折价率的波动水平都显著大于国外相应数据，这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噪声交易者风险偏大。由于机构投资者还未能在我国证券市场发挥与国外同样的稳定市场的作用，因此，散户的炒作和投机行为引起的封闭式基金折价幅度也就更大，波动也更加剧烈。对于我国封闭式基金来说，机构投资的力量虽然一直在增长，但实际上最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国有企业和政府在整个封闭式基金发展的历程中都是扮演一个消极的角色，政府和国有企业不能减少持有的股份，也没有很强的意愿去增持股份，因此机构投资者不能起到弱化噪声交易者盲目交易带来风险的作用，相反越多的个人投资者和闲散资金进入股市，加剧了噪声交易者风险，使得封闭式基金折价率与小盘股收益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明显。

论文关键词：噪声交易者风险封闭式基金折价率证券组合收益

论文摘要：本文利用封闭式基金折价率测算我国股票市场噪音交易者风险，并估算该风险对不同流通市值证券组合收益的影响程度，结论是：我国股票噪声交易者风险与股票流通市值有显著的相关性，流通市值小的股票易受到噪声交易者交易行为的冲击。

参考文献：

1.DeLongJ.B.,A.Shleifer,L.H.Summers,andR.J.Waldmann,Noisetraderriskinfinancialmarkets[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8,703-738.1990

2.Lee,Charles,AndreiShleiferandRichardThaler,InvestorSentimentandtheClosed-endFundPuzzle,JournalofFinance[J]46,1991

第3篇：基金收益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风险价值VaR;企业年金基金;投资风险预警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157-02

1 风险价值VaR的计算方法

一般可以采用历史模拟法,方差-协方差方法,蒙特卡罗模拟法(Monte.Carlo simulation)等三种方法推算VaR值。

(1)历史模拟法。

“历史模拟法”是借助于计算过去一段时间内的资产组合风险收益的频度分布,通过找到历史上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收益,以及既定置信区间下的最低收益水平,推算VaR的值。

(2)方差-协方差法。

“方差-协方差法”也是运用历史资料,但思路截然不同。其基本思路是:

首先,利用历史数据求出资产组合收益的方差、标准差、协方差;

其次,假定资产组合的收益呈正态分析,可求出在一定置信区间下反映了分布偏离均值程度的临界值;

第三,建立与风险损失的联系,推导出VaR值。

(3)蒙特•卡罗模拟法。

除以上两种计算VaR的方法外,尚有第三种更为复杂的“蒙特•卡罗模拟法”,它基于历史数据或既定分布假定下的参数特征,借助随机产生的方法模拟出大量的资产组合收益的数值,再从中推出VaR值。

2介绍风险价值在企业年金基金投资风险度量中的应用

2.1 VaR模型度量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指由于市场价格水平的波动或相反变化而给企业年金基金财务状况造成的风险。市场风险包括基础风险和伽马(gamma)风险,基础风险是由于对冲交易的两种产品的关系发生变化或破裂时发生的风险,伽马风险是由于非线形关系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风险。VaR能够诊断出基础风险和伽马风险,在计算市场风险时,股票的波动性至少根据一年以上的正常情况下的价格数据进行计算。对于度量企业年金基金的市场风险时,其VaR可以按月计算。国外企业年金基金一般用95%的置信水平用于测度投资组合的市场风险,而且用极值VaR(extremeVaR)作为补充。当基层经理实际度量市场风险时,高级经理必须决定VaR方法中的关键参数(持有期、置信度、观察期),以便于模型能很好地估计由于市场风险导致的损失。

VaR是度量正常市场价格变动风险的有效方法。通常还用压力测试法检查效果,这种测试法不仅应该识别对企业年金基金产生不利影响的事件,而且能估量企业年金基金承受风险的财务能力这些分析不仅要考虑到不利事件的可能性而且要考虑最坏的情景。

2.2 VaR模型度量流动性风险

企业年金基金的流动性是指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的变现能力。从流动性概念上来看,其本质是指在某种金融资产现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或在较小价位波动的情况下,能够卖出某种金融资产的数量或金额。企业年金基金在投资于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巨额赎回时都会遇到资产变现的问题。流动性风险管理在企业年金的投资中非常重要,因为企业年金基金的资金规模一般比较大,并且要随时变现以支付到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因此它的买进和卖出对市场的影响较大。

一般地说,流动性风险可分为外生性流动风险和内生性流动风险两类。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的外生性流动风险是指由于来自基金外部冲击造成证券的流动性下降。而内生性流动风险是指由于开放式基金需要及时调整仓位而面临的不能按照事前期望价格成交的风险。

对于流动性风险的度量,Bangia,Diebold,Schuermann和Strougher提出,把流动性风险分解为纯价格风险和非流动性风险来度量,并构建了VaR模型。但由于他们提出的模型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该模型仅考虑了将外生性流动风险定量而没有考虑内生性因素,而且忽略了内部流动性的动态方面。于是,AlainFrancois-Heude和PascalVanWynendacle提出了另一VaR模型。田该模型同时整合了外生性和内生性流动性风险,并且使用的数据容易找到。

2.3 VaR模型度量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也是企业年金基金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实际上是一种违约风险。在分析信用风险的诱导因素时,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利用企业年金基金的资产负债表,通过对每个科目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各种资产、负债的性质和风险特征,就能掌握备风险因素的存在及严重程度。对企业年金基金而言风险价值法的最大优点就是用简单易懂的数字反映企业年金基金或其某种信贷资产组合或债券资产面临的信用风险,使得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者、政府监管者非常方便地利用这一工具进行决策、评价和监督。因此VaR很可能成为普遍接受的标准,是信用风险管理一条新的思路。

1997年4月初,美国J.P.摩根财团与其他几个国际银行一美国银行、瑞士银行以及著名信用风险分析机构KMV等共同研究,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评估银行信贷风险的组合模型。该模型以信用评级为基础,计算某项贷款或某组贷款违约的概率,然后计算上述贷款同时转变为坏账的概率。该模型通过计算风险价值(VaR)数值,力图反映出银行某个或整个信贷组合一旦面临信用级别变化或违约风险时所应准各的资本金数值。用VaR度量企业年金基金信用风险的计算原理、方法和上述评估银行信贷风险一样。

2.4 VaR模型度量投资组合风险

VaR作为风险度量工具有很多优点。特别的,它以当前的投资组合构成部分而不是以投资组合的历史收益为基础。因此VaR尤其对有多种资产等级的投资组合并且需要度量各种风险及其程度的企业年金基金特别有用。

假定投资组合由n种证券组成,第i种证券权重Wi,用Pit 表示第i种证券在t时刻的价格,Rit表示单个证券相应的收益率,Rit 表示组合收益率,则有:

Rit=(Pit-Pit-1)Pit-1

这样,整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率为:

Rit=∑ni=1WiRit-∑ni=1WiRit-1∑ni=1WiRit-1

由上可知,Rit =∑Wiμi=W,R的期望收益率为:

E(Rp)=μp=∑Wiμi

其中 μp为Rp 的期望值, μi为Ri 的期望值。方差为:

V(Rp)=σ2p=∑ni=1W2iσ2i+∑ni=1∑nj=1WiWjσij

其中σ为协方差矩阵。

如果投资组合的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则VaR为 与组合价值的乘积。

进一步考虑单个证券对于投资组合风险的影响,投资组合的方差可以分解成为一组组成部分的和,而每一组成部分属于一种证券。与此类似,投资组合的VaR也可以分解为一组组成部分之和。

VaR=VaR1+VaR2+VaR3+……

这种分解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虽然证券的方差可以用来衡量其风险,但这种衡量只有当该证券独立存在时才有意义。当证券成为投资组合的组成部分时,证券自身的方差不再有重要意义。单独来看,有几种证券的风险也许都很大,但经过良好的组合之后,作为一个整体,这些证券组合的风险并不大。所以,有了上述VaR的分解之后,就可以发现,哪些证券对投资组合的VaR具有较大影响,然后就可以对投资组合中各证券的权重进行调整,从而有效地降低投资组合的VaR,也即有效地降低了投资组合的风险。

3 风险价值VaR在建立企业年金基金投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应用

在企业年金基金的多种风险中,按可度量程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可量化风险,如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等;二是不可准确量化的风险,如政策风险、操作风险等。同时,由于企业年金基金投资一般都是以投资组合形式进行,因而,在构建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时,还考虑了投资组合风险。那么根据这些不同情况,对风险的识别、度量和预警都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方式。为此,本文构想了一种新型的风险价值VaR预警模式,建立基于VaR的风险识别、度量和预警指标体系。利用VaR对可度量风险的进行识别和度量,通过规范化、标准化的程序对企业年金基金投资风险进行预警控制。

指标体系主要适用于可度量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可度量风险的指标体系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反映养老基金投资的整体风险情况,作为一级指标;二是反映各个业务部门的风险情况,作为二级指标。

(1)企业年金基金投资风险预警一级指标体系。

市场风险度量指标(VaR)

流动性风险度量指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VaR)

信用风险度量指标(VaR)

投资组合风险度量指标(VaR)

(2)企业年金基金投资风险预警二级指标体系。

设定二级指标,反映投资管理部门监控的主要的可度量风险。指标如下:

单一证券投资比率

单一证券投资占比率

流动资产比率

投资组合的风险价值(VaR)

重点投资项目的风险价值(VaR)

根据上述上段指标的分解,建立如下图所示的企业年金基金投资风险预警指标系统来监测企业年金基金在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

表1 引入VaR方法的企业年金基金投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表

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权重

总风险R

市场风险S市场波动风险S1

资产甲VaR值 S11

资产乙VaR值 S12

资产组合VaR值S13

流动性风险L

资产负债结构水平L1

资产流动性水平L2

资产负债率S11

长期资产占比率S12

流动比率S21

速动比率S22

现金偿债比率S23

资产丙VaR值S24

信用风险X

资产融出信用风险X1

债券交易信用风险X2

借款人平均信用等级X11

担保人平均信用等级X12

资产丁VaR值X13

委托买卖协议违约率 X21

委托中介违约率X22

资产戊VaR值 X23

投资组合风险Z投资组合投资损失Z1投资组合VaR值Z11

参考文献

[1]薛媛.VaR在证券市场风险测量中的应用[D].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12).

[2]李永志.融入VaR的上市公司财务风险评估及预警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5).

第4篇：基金收益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上证50ETF；收益率；折、溢价水平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4-0060-05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和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上证50ETF的市场表现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上证50ETF的收益与指数收益的定量分析，对上证50ETF折、溢价水平的定量分析，期望能够更好地了解上证50ETF的市场表现和运行特征，进而提供相对应的投资策略。

一、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

2002年，美国被公认为交易所交易基金专家的Gary Gastineau撰写的“The Exchange-Traded Funds Manual”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是国外金融界首次对ETFs详尽全面的研究。该书系统地比较了ETFs与传统共同基金的异同和优劣，详细探讨了执行一项以ETFs为主导的指数化投资的成本优势，以及投资计划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以较大篇幅讨论了ETFs的发展趋势。Morgan Stanley Equity Research于2003年发表的研究报告“Exchange―Traded Funds：Global Summary”和“Growth in ETFs User：GlobalSummary”则对当时全球范围ETFs的成长情况作了系统的统计分析。高盛(亚洲)有限公司课题组(2004)也对ETFs的套利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首先，随着ETFs的发行，套利经验的积累，套利成本在缩小；其次。ETFs取代现货投资组合成为指数现货及期货套利的最佳工具，降低了指数期货及现货价格的偏离，强化了价格发现功能。

学术界对ETFs的研究侧重于对该产品的跟踪误差、折溢价水平、交易量决定因素、波动的相互影响等各技术层面。如Edwin J Elton，Martin J Gruber，George Comer和Kai Li 2002年发表的“Spiders：Where Are the Bugs?”就对ETFs和它的目标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收益率进行了多个层面的比较分析，发现在剔除管理费和股利因素的影响后，ETFs的资产净值收益率与指数收益率之问的追踪误差很小；文章还对ETFs的折溢价程度作了考察，并就ETFs的二级市场交易量与市场整体日波动幅度和SPDR的折溢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剖析了ETFs交易量的决定因素和主要交易主体。Richard J Curcio，Joanna M Luipka和John H Thornton Jr.2004年发表的“Cubes and the Individual Investor”也详细研究了纳斯达克100ETF(Nasdaq-100，QQQ，又称Cubes)的交易量决定因素。通过对多种估计模型的选择，文章发现Cubes二级市场日交易量与Cubes本身的日价格波动程度显著正相关，但与Elton等(2002)的研究结果明显不一致的是，Cubes的交易量与Cubes上一日的折溢价水平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而与Nasdaq-100指数的股指期权所暗示的第二日的价格波动即预期价格波动程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国内业界对ETFs的研究成果则比较有限。200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早向国内介绍此种新颖的投资品种，并提出了最初的设计方案。随后的相关研究报告如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九期上证联合研究计划ETF专题：《交易所交易基金套利成本分析》、国泰基金管理公司专刊：《上证180ETF产品发行及运作管理实务研究》、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之《ETFs与所追踪指数的拟合度分析》等都对我国引进ETFs的可行性和实务性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编著的《中国上证50ETF投资指引》一书则对我国第一只ETF产品――上证50ETF的成功创设和市场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比业界稍晚，学术界对ETFs发展的关注开始于2004年。2005年后，随着上证50ETF等ETFs产品在中国的正式推出和运行，学术界对该产品的关注逐步上升。李勇2005年7月发表的学位论文“交易所交易基金在叶国的运用研究”就不仅对ETFs的一般特性和ETFs在全球的主要商品予以了介绍，还最先对上证50ETF运行以来的市场表现作了分析。到了2006年，学术界对ETFs的研究更加细致和特定化。王婧2006年的“ETFs对其成分股波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就对上证50ETF与其成分股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地分析。

二、上证50ETF市场表现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和数据

1．上证50指数和上证50ETF。

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的对象是上证50指数和上证50ETF，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上证50ETF是我国国内市场上的第一只ETF产品，经过近几年的运行已具备相当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考虑，上证50ETF较充足的数据资料也有利于我们进行有关的统计分析，得出的实证结果也更为可靠。

2．原始数据的说明。

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采用上证50ETF和上证50指数在2006年3月6日至2007年6月29日期间的日数据序列进行检验。其中，原始数据包括上证50ETF样本期内的日单位净值、日收盘价、日交易量；上证50指数日最高价、日最低价和日收盘价，数据来源主要为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实验室“天相高校金融教学系统”中的行情资讯系统和作为上证50ETF基金管理人的华夏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司主页(省略)。

3．数据的处理和变量的选择。

通过对原始数据的相关处理，得到了以下变量。

上证50ETF的日基金净值收益率反映了持有该产品的收益情况，我们用日基金净值(NVt)增长的百分比RNV来表示，即

RNVt=NVt-NVt-1/NVt-1*100％

上证50指数的日收益率RSHI由指数日收盘价

格(P*t)的变化来表示，即

RSHIt=Pct-Pct-1/Pct-1*100％

上证50指数的日波动水映了指数的日价格波动性，我们用指数日最高点的价格(Pht)和最低点价格(P1t)之间的差值与指数日收盘价格的比例来表示，即

SPREADt=Pht-PIt/Pct*100％

另一个重要的变量是上证50ETF的日折、溢价水平(deviation from the net value)，这里用DEV表示。ETFs的折、溢价是指ETFs的二级市场价格PETF与基金的单位净值之间的偏离，与封闭式基金的折、溢价概念相似。本文将选取上证50ETF日收盘时的折、溢价水平作为度量依据。根据定义，它的量化应通过以下方法：

DEVt=NVt-PETFt/NVt*100％

为实证分析的必要，还要再设定一个变量ADEV，用于表示折、溢价水平的绝对值，则ADEEt=|DEVt|

最后一个变量是上证50ETF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百分比收益率

RSMt=PETFt-PETFt/PETFt-1*100％

4．样本期的选择。

本文选取2006年3月6日起至2007年6月29日的样本区间，时间跨度超过15个月，样本数约为330。

本文以下将运用Eviews3.0对上证50ETF在样本期内的市场表现作实证分析。根据前面对数据的处理和变量的定义，我们分别得到以下几个研究变量：上证50ETF日净值收益率RNV、上证50指数日收益率RSHI；上证50ETF日折、溢价水平DEV、其绝对值ADEV、上证50指数日波动性水平SPREAD及上证50ETF日交易量。

(二)上证50ETF的收益RNV与指数收益RSHI的比较

1．RNV与RSHI的回归分析。

ETFs是一种追踪指数变化的可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因此，评判一只ETF产品的表现主要是看该ETF对标的指数的复制，而衡量对指数复制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就是考察ETF的收益率与指数收益率之间的误差。下面就RNV与RSHI的相关性作线性回归分析。为避免伪回归现象，我们先对两列收益率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简记为ADF检验)。这里，笔者选用带截距和无时间趋势的ADF模型。检验结果见下表1。

(其中，检验形式(C，T，L)代表检验模型中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滞后项的个数，滞后项数由AIC信息准则确定；“**”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即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RNV和RSHI两列收益率的时间数据序列都是平稳的，可直接用于回归。

因此我们对如下模型可进行估计：

RNVt=α+bRSHIt+εt

估计结果如下(括号内为t值)：

RNVt=0.00016+0.937761RSHIt

(0.77)　(65.83)D-W值：1.94R2=0.97

对回归模型及相关统计量进行分析，我们可得以下结论：

第一、根据对D-W值的判断和White检验，模型的残差项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模型的拟合优度值为0.97，F统计量也远超过临界值，因而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较好，模型对数据的解释力度也较高。第二、RNV对RSHI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为65.83，表明了该系数的高度显著。约为0.94的回归系数表明指数收益率每增加l单位，RNV将增加0.94个单位。

2．RNV和RSHI收益率误差的分析。

上述模型同时也反映RNV和RSHI两组收益率之间还是存在误差的，那么误差的可能来源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产生误差的原因多样化，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如现金拖累和成份股调整导致复制误差等，但股票的红利，尤其是上证50ETF的基金运作费等是导致上述误差的重要因素。

股票的红利与基金的分红是不同的概念。后者是基金对其份额持有人的收益分配，而前者是基金所购股票对基金因持有其股票而非定期派发的股息、红利。该部分红利是基金的资产，一般不直接也不全部派发给基金份额持有人，但却能实质性地增加了基金的资产净值和收益。可见股利的存在，使上证50ETF单位净值的收益率在理论上应高于上证50指数的收益率。

基金的运作费用则是对基金收益率的重要反向影响因素之一。运作费用是指基金运作过程发生的一系列的成本和支出，它主要包括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基金上市费及年费，证券交易费用和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等。上证50ETF的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5％年费率计提。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年费率计提。显然，这两项相对固定的基金费用年费用额约占基金净值的0.6％。而美国主要ETFs产品的管理费率，一般在0.10-0.20％之间，不难发现上证50ETF的管理费率是相对偏高的。因此，偏高的管理费是上证50ETF收益率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因素，它严重地影响了该产品的市场表现。

(三)上证50ETF折、溢价水平实证分析

1．上证50ETF的折、溢价水平与上证50ETF二级市场收益率关系之间的实证研究。

以上我们对上证50ETF的收益率指标与上证50指数的收益率进行了横向比较，下面我们将对上证50ETF产品自身的折、溢价水平进行研究。如前所述，ETFs产品存在特有的一、二级市场的套利机制，该套利模式的基本原理是利用ETFs产品二级市场上的价格与基金净值之间的差额，通过在二级市场上买卖和一级市场上申购或赎回ETFs的份额来实现利差。

当上证50ETF的二级市场价格明显高于基金单位价值时，投资者通过在二级市场上卖出该ETF，结合在二级市场同时买入ETF所对应的一揽子股票用

于申购ETF份额的办法，可实现套利；反之，ETF二级市场价格偏低时，投资者可通过在二级市场上买入并向基金管理人赎回ETF，然后将赎回所得一揽子成份股在二级市场上售出而套利。

从这一套利模式出发可以推测，当上证50ETF出现折价时，上证50ETF的二级市场价格会在套利者发现折价并实施套利行为之后出现回升，则从出现折价到折价基本消失这段期间内，上证50ETF二级市场上价格变化导致的收益率必然为正，而且前期的折价越明显，套利行为结束后引发的二级市场价格的收益率越高；反之，当上证50ETF出现溢价时，上证50ETF二级市场价格的随后下降将导致负的收益率，且溢价越明显，收益率负得越多。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察上证50ETF二级市场价格的收益率与其折、溢价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是反映投资者对上证50ETF套利行为活跃程度的一个有效方法。

因此，笔者初步设定以上证50ETF的二级市场价格的百分比收益率为因变量，以上一日即滞后一日的上证50ETF收盘时的折价水平为自变量展开回归分析。根据前一日折、溢价水平与隔日可能的套利方向之间的关系，我们预期上证50ETF隔日的二级市场收益率与前一日的折价水平正相关。同时，将另一解释变量，即当其折(溢)价水平加入模型，以便充分考虑套利的预期。我们对如下模型可进行估计：

RSMt=α+b1DEVt-1+b2DEVt+εt

其中，RSM,根据前面的公式为：

RSMt=PETFt-PETFt-1/PETFt-1*100％

RSM和DEV两列数据通过ADF平稳性检验后，在E-views中回归估计结果如下：

模型的估计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除没有破坏经典线性回归的假设条件外，我们发现RSMt与DEVt-1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与理论预期一致，即前一日上证50ETF的折价水平越高，其第二日在二级市场上的收益率就越高，而DEVt的系数为负，这说明二级市场上价格的收益率与当天折价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这个结论既不同于Elton等(2002)的结论(两者不相关)，也异于Curcio等(2004)的结论(两者负相关)。笔者认为，如果前一天收盘时基金出现了较高的折价，那么第二天基金二级市场上的收益率将因为其价格的上升而为正；而伴随这种价格的回升，该日的折价水平必然有所下降。这也就产生了该日ETF二级市场收益率上升，而折价水平下降的负相关关系。

既然前一日的折价水平会引发隔日ETF二级市场上的正收益，那就意味着套利者在隔日的ETF二级市场上确实大量买入了ETF产品用于赎回。那么，前一日较高的折价或溢价水平就应当意味着隔日ETF二级市场上交易量的较大增长。下面我们就将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2．上证50ETF的折、溢价水平与上证50ETF二级市场交易量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显然我们这里要研究的两个变量分别是上证50ETF日绝对折(溢)价水平，即前面提到的变量ADEV和上证50ETF二级市场上的交易量VLM(以亿份为单位)。考虑到投资者很有可能运用上证50ETF作为套期保值或避险的工具，借鉴Elton等(2002)的做法，我们将上证50指数当日的价格波动性变量SPREAD也引入模型，作为上证50ETF交易量的解释变量，同时为消除模型误差项存在的自相关，我们考虑在模型中补充加入VLM的滞后变量，并根据AIC准则选取相应的滞后阶数。

在这三列数据通过ADF平稳性检验后，得出如下回归估计结果：

VLMt=0.373851+4.066864SPREADt+3.078786ADEVt-1+0.311388VLMt-1

(3.196541)(1.051805)(0.300667)(3.073732)

D-W值：1.967896　F统计值：3.430368　R20.105776

虽然上述模型经过多方修正，但遗憾的是，模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虽然VLM滞变量的系数显著，说明该变量对VLM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变量SPREAD的系数显著，说明也能部分解释VLM，但ADEV的系数在统计意义上仍不显著。同时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偏小，说明还存在其他更重要的影响VLM的因素需要进一步的挖掘。

这样我们发现，尽管上证50ETF的二级市场价格的对其折(溢)价水平变动敏感，但其二级市场上的交易量并不如此，折(溢)价水平对交易量的影响力度有限。虽然价格的敏感变动一般意味着相应的交易量变动，但后者似乎受到其它更多因素的左右，这些因素对交易量变动的影响不能由折(溢)价水平来解释，它们甚至可能抵消折(溢)价水平对交易量的影响。

三、研究结论和展望

第5篇：基金收益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 社保基金 投资绩效 综述

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与投资运营管理的绩效问题,即社保基金投资的效果到底如何,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投资收益,是学术界与实务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一、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国外学术界对基金估值和绩效评价理论的研究盛行于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后转入了业界的实务操作和学界的经验分析。社保基金运作的绩效如何,主要取决于社保基金资产运作管理水平与效率,它决定着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与投资效果。其理论基础是资产定价、资产组合以及有效市场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基金绩效评价研究

20世纪30年代,欧美基金业绩评价的最简单直观方法是基金的单位净资产与投资收益率。但未考虑基金的风险特性及面临的市场状况,由此也导致对基金业绩实际情况的高估或低估。

比较典型的理论模型,如资本资产定价(CAPM)模型。这是一个市场均衡模型,它表明每一种金融资产的期望超额收益都与某个特定的市场组合的期望超额收益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不同的资产具有不同的回报,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系统风险。证券选择与组合构造能力高的基金,通过充分分散化的投资组合,可以消除单个股票带来的非系统风险;若想获得更高的回报,则须承担更多系统风险。

2.投资基金业绩研究

关于投资基金业绩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1)基金的整体收益是否超过了市场收益;(2)超过市场收益的部分有多大比例可归功为基金经理的投资才能;(3)基金的业绩能否长期持续。大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都表明基金的业绩比相应的消极投资的市场指数要差。Carhart(1997)的4因素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基金绩效在1年内的持续性,却无法解释较长时期的持续性;同时发现,投资者购买前一年末表现最好的基金而卖掉表现最差的基金,当年可获得8%的收益。一定意义上解释了投资者大量购买和交易基金的原因。

总之,国外对基金业绩评价的研究,较大程度上是围绕对市场有效假定的检验。若市场有效,考虑到基金的运作管理成本,基金的业绩一定无法超过市场;但若现实的市场非有效,存在某些被错误定价的证券,基金就可以凭借一定的策略获得连续、意外的投资回报。

二、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关注的研究热点也只是放在国外已有的理论引进解释和实证结果是否适用于中国市场的问题上。李静钟、朝辉(2004)对如何提高社保基金绩效进行对策建议,指出社保改革的核心是做实“个人账户”。面对如此之大的养老金规模,偏低的投资收益将不能实现养老金有效保值增值。同济大学周光霞在(2005)《养老基金投资绩效评价》中本文基于养老基金越来越多地通过资本市场来达到保值增值的前提下,来研究养老基金投资绩效的评价问题。所以对于养老基金的投资绩效的评价也不能完全照搬基金的评价方法,应该在理解养老基金投资特点的前提下,提出养老金的独特的投资评价方法,借此来对一定时期内的养老基金的投资绩效做出正确的判断,总结经验,从而有利于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3]。刘子兰、陈晓红和李红刚(2007)在《B―S期权定价模型与社保基金最优费率研究》中指出委托投资最优管理费虽然这是一个不低的费率水平,但是,理事会已经将收益率波动风险转嫁给了投资管理人,如果收益率超过上限水平,则投资管理人有权占有超额收益。李映辉、钟贵江(2007)针对上海社保案从审计角度对我国社保基金投资绩效进行研究,对绩效审计的基本框架做了探讨。

三、结论

因为社保基金对投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要求不同于普通基金,所以,在社保基金绩效的评价过程中应该考虑到安全性和流动性的指标,并能够将其置于收益性之前,安全性是社保基金投资过程中第一位所要实现的目标,这是绩效评价不能同于普通基金的最根本原因。

目前对于社保基金绩效的研究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社保基金作为市场主体出现的机会较少,所以大多数主体对其绩效评估采用和普通基金一样的方式,这容易导致社保基金投资人和相关责任人的短视行为,最终侵蚀参保人利益。与社保基金本身特性相结合进行研究是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Modigliani F, Modigliani L. Risk2adjuste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1997, 23(2):452

[2] 李静 钟朝晖:提高社保基金的投资绩效对策分析. 金融与经济[J ]. 2005(1)

[3] 周光霞:养老金投资绩效评价研究. 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M] 2005

第6篇：基金收益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资本市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压力

201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0至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最高峰约14.15亿，之后开始出现负增长，但老年人口数量仍将持续增长。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瑞士再保险联合的最新报告预测，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在2015年之后开始减少。到2050年，被称为“银发人群”的6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10年的约1.65亿人激增至近4.4亿人，届时将占中国人口总数的34%左右，比届时的总人口第一大国印度，仍多近1亿老年人。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将给财政、金融等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压力。

（一）不断上升的退休成本带来严峻的财政挑战

从1997年全国各级财政开始对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算起，补贴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新增财政补贴高达2272亿，三分之二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指出，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从2017年起，养老金要求的财政补贴将不断上升，到2050年，当年的养老金缺口将达到当年财政支出的20%以上。与GDP的规模相比，到2050年养老金的缺口现值将达到目前GDP的75%。

（二）人口老龄化将改变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

与人口老龄化息息相关的人口规模变化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化。目前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劳动力资源第一大国。而联合国预测数据显示，如果生育率继续维持在1.8左右，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趋势还会维持5年左右的时间。到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将增加到10.1亿的高峰，其后将出现负增长，但在2028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将保持在70%以上。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减少趋势。15-64岁人口会在2014年达到9.97亿的峰值。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延长退休年龄到65岁，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5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

（三）人口老龄化将给经济增长带来挑战

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劳动参与率下降及其带来的劳动供给减少，以及储蓄率下降带来的物质资本积累低增长，这些因素将共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在总要素生产率保持每年3%的增长速度前提下，人口老龄化将使得2010年到2020年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比本世纪的头十年下降2.4个百分点，本世纪中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到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中国如何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通过改革措施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长期来看，今后提高人均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主要来自就业结构转换、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渠道。

（四）人口老龄化将带来资产贬值和国际资本流动等金融挑战

虽然退休人群的遗产动机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抛售资产的动机，当进入退休高峰的人群开始兑现资产时，人口老龄化预示着更加动荡的世界金融市场时代的到来。同时，发达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在21世纪30年代将积欠足够数额的赤字，以至于消费掉发达世界的储蓄，债务累累的西方政府借款为退休保险金筹措资金，可能使信用遭到更严重破坏。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可能因为资本收益下降，而大规模流向人口年轻化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引发全球资本流动的大规模变动和金融市场的巨幅动荡。

中国资本市场需要稳定的机构投资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日趋扩大，成为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资本市场。大规模民营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业重组、科技产业的兴起，特别是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大趋势都有力地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但是在计划经济制度遗留的行政手段作用下，资本收益率却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随着改革的深入，管理层和理论界都清醒地意识到：完善的资本市场对改善投资效率、提高生产率及维持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完善资本市场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必将发挥更大的资本市场配置功能。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的措施之一就是增加机构投资者比例。

历史证明发展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改善了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促进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推动了理财市场和各类理财产品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保障资金运作管理的市场化改革和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推动了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机构投资者正面临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遇，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民财富的积累，为机构投资者带来巨大发展空间。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需要机构投资者发挥更大作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对外开放，将为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搭建更为广阔的平台。

但是，相对于海外成熟的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不仅机构投资者的比例不高，而且养老保险基金的入市比例相对偏小。在欧洲股市里，养老基金占比达70%，而且欧洲国家性质的公共基金有税收优惠；美国的养老基金占比也有50%。我国社保基金作为养老保险三大支柱之一，是入市的先行者，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取得了良好收益。据统计，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间，社保基金的平均投资收益率为9.8%，远高于同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和银行存款利率水平，很好地实现了基金的保值增值。

基于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将为各方带来好处的预期；特别是社保基金在资本市场成功投资的历史，也增加了各界对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的期望。但是业界和理论界都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资本市场一定能给养老保险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带来稳定的收益吗？

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的理论分析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未来的资本市场问题，可以通过财富积累与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得到部分答案。该理论假定：个体在工作年限内储蓄，目的是为了在退休后利用之前积累的财富。进而可以推论：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老年人大量销售资产，进而使股票和债券资产的供给大于需求。一些学者因此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将会导致资本市场“崩盘”。另外有学者认为，由于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水平越来越高，国际资本流动将偏好流入老龄化问题不严重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本文试图回顾经济学和金融领域的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来评估上述假定的真实性和重要性。虽然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不是结论性的，而且关于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绩效表现的影响的研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发现；但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口老龄化将会影响资本市场的表现，但影响效果并不十分显著。其原因可能是资本市场已经消化和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信息，预期因素发挥了作用。因此，除非存在急剧的和超出目前预期范围内的人口变动，持续的人口老龄化只会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温和、中性的影响。

Poterba（2001）提出了一个建立资本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关系的模型。该模型假定存在“年轻”和“退休”两类人群；年轻人群的数量为Ny，年轻人群在特定期间工作并获得正常的工资收入，储蓄率为s。资本的供给假定为K。而单位资本的价格p不断调整，以满足资本需求。

p*K=Ny*s

当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处于工作年龄时，资产价格就会上涨；当生育高峰人群进入退休年龄时段，资产价格就会下跌。虽然模型得出的结论和一般的“崩盘”推测是一致的，Poterba指出该模型并没有考虑若干重要条件：不同人群储蓄率的差异，资本的供给率不是固定的，生产率的提高也可能抵消人口老龄化对资产收益率的负面影响等。

Abel（2001）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理论框架，以解决Poterba模型的缺陷。Abel认为，即使老龄人口的资产需求不下降，资本供给的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价格的下降。Abel构建的二代交叠模型包括了可变的资本供应和遗产动机变量；假定工作人群能从将资产遗传给下一代而获得效用；同时将资本供应和上一期的资本价格联系在一起。Abel的模型意味着，在假设资本价格存在长期无条件的均值时，资本价格的动态行为遵循自回归过程。这个模型预测，美国生育高峰一代进入工作年龄后，首先导致了资本价格的上涨，然后回归到长期无条件均值附近。Abel进一步得出结论：即使引入资本供给变量，遗产动机的存在并不能阻止资本价格的下跌。

Brooks（2002）提出了一个复杂的世代交叠模型，这个模型使用了四代模型以确定美国生育高峰一代对股票和债券收益率的定量影响。Brooks最重要的创新在于：假定这些随着被研究对象人群的老龄化，他们可以将持有的股票资产转换为债券；退休人群相对于工作年龄段的人群而言，面临更多消费风险，所以退休人群更倾向于持有无风险资产。这个模型包含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而且假定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进入退休年龄后，会将资本传给之后出生的一代。Brooks的模型预测，资本-劳工比率将在2020年时高于长期均值15%以上，因此拉低了资本收益率；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导致2000-2020年美国股票和债券的收益率下跌92个基点和82个基点。这个模型还预测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美国生育高峰一代出生的人比之前一代人的资产收益率少100个基点。

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2）提出一个更复杂的代际交叠模型。该模型包括了资本供给、遗产、年轻和退休人员的赡养，以及由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系统等变量。他们指出，美国股票市场经历了1945-1964年的牛市、1970年代的熊市，以及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的牛市，这三个牛熊交替的20年与生育高峰、低谷一致：大萧条时期、1950年代生育高峰、1970年代的生育低谷。根据这个模型，个体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青年、中年和退休；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个体都可以投资股票和债券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当较小人群（生育低谷出生的人群）进入中年时，股票价格将会下降；相反，当较大人群（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进入中年后，股票价格将会上涨两倍以上；而随后当较大人群进入退休年龄，需要将股票卖给较小人群，从而推低了股票价格。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偏好的世代效应”：就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流而言，较小人群会比较大人群得到的效用更多。虽然在这个模型中引入遗产动机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但没有完全消除）当较大人群进入退休年龄后导致的股票价格下跌影响。他们还指出，相对于其它因变量，人口周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股票市场高峰和低谷之间的振幅。

Brooks（2006）提出的模型强调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该模型模拟了在国际化背景下，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将导致资本收益率的平均化，从而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Brooks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会超过投资，进而带来资本收益率的下跌；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会成为资本流出国，向人口年轻化国家输出资本，以追求更高的资本收益率；所以人口老龄化的开放经济体的资本收益率不会大幅下降。Siegel（2005）也认为国际资本流动会减弱股票市场收益率下降的趋势。他据此提出了“全球解决方案”：人口老龄化国家通过资本输出以换取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服务。Siegel利用联合国的人口数据预测，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6%，就足以使老龄化国家的退休年龄只需稍微延迟两年，就可以支持老龄化国家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没有增长，将导致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延长到76岁。Siegel还提出了其他建议：比如提高征税率和放松移民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建议还需要政治考量。这些发现和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4）的发现非常类似。

关于人口老龄化与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

许多探讨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都是以美国数据为基础的。但是由于并不存人口老龄化国家面临的大规模人口变迁的历史数据，样本数据充分性都还需要论证。

Poterba（2001，2004）的两项实证研究探讨了美国人口老龄化和美国股票、债券和国库券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使用了美联储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数据，这个调查是定期对美国资产所有权的横断面调查。Poterba建立了如下回归模型，从而确定不同年龄和时代对资产持有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股票资产的持有确实展现了年龄模式。55-59岁美国人持有的权益资产达到最高的32500美元，然后到75岁时，下跌到25000美元；金融资产的持有高峰期是65-69岁，之后老龄人持有的金融资产几乎没有变化，一直保持稳定直到75岁以上。Poterba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美国生育高峰一代接近退休年龄时，不会急于出售金融资产。换句话说，2020-2030年不存在金融市场崩盘的可能性。Poterba还在回归模型中测试了人口统计变量和资本收益率变量之间的联系。他使用了两个资本收益指标：资产收益率R和价格红利比率（P/D）。

（1）

（2）

Poterba的研究测试了几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大于20岁的人口数量、40-64岁之间的的人口比例和两者之间的比率。结果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大部分人口统计变量和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公式（2）里，价格红利比率只是与部分人口统计变量有关，但是当区分时间模式后，这些变量与价格红利比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变得不显著。Poterba使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分析了英国和加拿大的数据，结果也是一致的。

最后，Poterba从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数据推导出了影射（预计）的资产需求变量，将其作为资产汇报和价格红利比率模型的解释变量（自变量）。

（3）

（4）

结果也仅显示了资产收益与影射（预计）资产需求的微弱关系。Poterba最终得出这样的推论：因为退休人员不会变现和消费掉一生积累的财富；随着生育高峰一代的人群进入退休年龄，资产的价格不会显著下降。

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2）开展了另一项研究，他们构建了一个MY变量（将中年人群对年轻人群的比率作为测量人口结构的指标），然后将其与市盈率建立回归模型：

（5）

利用美国市场的数据，这项研究发现：股票价格与MY比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因此预测，与MY比例下降一致，股票价格在2020年前将下跌。他们同时假定权益收益率受到资本损益的影响，而资本损益将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将权益收益率与不同的MY比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如下公式：

（6）

研究发现，差分化的MY比率与权益收益率正相关，能解释14%的权益收益率的变异。而MY比率与权益的风险补偿成负相关关系，与利率不存在相关关系。他们对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股票市场指数与MY比率进行了相关分析，得出了如下公式：

虽然日本的数据表明了股票价格与MY比率的强正相关关系，而其它国家的数据只显示了MY和股票价格的弱相关关系。即使在这个模型中引入移民变量，上述发现也是一致的。

总之，已有的证据显示，随着生育高峰一代的人群进入退休年龄，且将资产销售给生育低谷出生的人群，权益（股票）价格会在一定程度上下跌。但另一方面，遗产动机能缓解这种影响，而国际资本流动会在更大程度上中和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的压力。相关研究主要利用了美国数据，而且只表明了人口老龄化与股票价格以及收益率的弱相关关系。

结论

我国即将进入老龄化时代，养老基金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养老基金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十分巨大；另一方面，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缺失是我国资本市场重要制度缺陷之一，资本市场需要像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这样能缓和市场波动的投资者。但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股票价格及其收益率之间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资本市场投资，并不一定会给其带来保值增值的预期效果。虽然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专业化的投资管理来确保养老基金的增值保值；然而，根据有效市场假定理论，从长期来看，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不可能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的收益。基于本文讨论，笔者认为，管理层在作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决策前，需要做进一步广泛的研究，并提出相关支持政策，才能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保值增值的同时，成为稳定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者。

参考文献：

1.李建新.国际比较中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动特征.学海，2005（6）

2.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8（3）

3.郑秉文.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4.Brooks，Robin.Demographic Change and Asset Prices.Presented at the G20 Workshop on Demography and Financial Markets，Sydney，2006，July

第7篇：基金收益率论文范文

论文提要：养老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加剧，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加强基金管理水平、切实做到保值增值，对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保证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平稳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养老问题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自1984年我国在部分地区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试点以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建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制度，确立了国家、企业、个人多渠道筹资和基金实行部分积累的基本模式，确立了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商业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保障方式。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加剧，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加强基金管理水平、切实做到保值增值，对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保证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平稳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就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点建议和对策。

一、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急于求成的制度转轨带来了超重的历史债务。1995年国务院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标志着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开始向“统账结合”的模式转变。在转制过程中，由于“老人”和“中人”的退休金权益并没有以养老金的形式形成积累，于是就出现了“转制成本”。由于统筹基金无法填补这一缺口，所以我们就采用了混账管理的模式，统筹账户挤占个人账户资金，实行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

（二）基金征缴不力导致的新债务。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是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核心。但基金征缴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基金征缴中的“打折征收”，导致了“新隐性债务”。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对社会养老保险缴费采取“优惠征收”、“打折征收”的办法，加上我国在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漏洞”，形成新参保人员“缴费少、受益多”的财务失衡状态，“新隐性债务”正在大面积生成。

其二，社会保险费拖欠、拒缴严重，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率低，导致供款不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01年1月8日全国企业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千万元以上的有20余家。国务院体改办宏观司2000年5月的相关数据显示，当时全国累计发生企业欠缴养老金已达376亿元。另外，参保不缴费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的省区高达20%，全国总计达800万人。

（三）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养老保险基金负担系数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问题。但我国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老龄化问题尤为严重，并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最快的；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所以，我国当前面临的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其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平衡的冲击也最为严重。

（四）提前退休带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剪刀差。由于提前退休现象对养老保险基金具有少缴多支双重侵蚀，所以成为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危机的主要根源。

（五）基金投资管理不善，无法满足养老保险基金刚性调节增长的需求。目前，我国的养老基金几乎全部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受银行存款利率不断下调及国债期限结构的影响，基金收益甚微，保值增值困难。个人户收益也不理想。以辽宁的试点为例，2002年底个人户基金全年收益率只有2%，2003年通过协议存款等方式，个人户基金年收益率提高到了2.45%，但都远低于7%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水平。在滚存结余基金的管理方面，也存在管理不善、使用不当的问题，挤占、挪用、虚报、冒领养老保险基金的情况比较严重。

二、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建议及对策

（一）变当前的“统账结合”制度为“统账分离”制度。统账结合模式下的混账管理导致了空账问题，空账的恶性循环是本质上的现收现付，既有可能导致即期养老金待遇的扩张性支付，也无法应对老龄化危机，同时还会阻碍劳动力正常流动。因此，必须实行“统账分离”制度，推行个人户“实账化”，并完善个人账户的有效管理，利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提高个人账户的经济效益，使个人账户资金能够名副其实，能够有效地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债务危机。统账分离后统筹基金的资金支付缺口通过盘活国有资产（包括居民的福利住房）等方式筹集资金解决。

（二）加强基金征缴工作。一方面要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资金来源。扩大全社会参保范围有利于筹措资金，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稳定社会。因此，只要符合参保条件，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企业、集体企业、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自由职业者等都应作为扩面的范围和重点，做到应保尽保。在养老保险征缴方面，新经济组织的职工要和国企职工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要规范征缴基数，杜绝渗漏。目前，参保单位通过瞒报、漏报缴费工资基数逃费的情况比较严重，抽样测算过程中发现，1999年缴费工资比1998年降低了5.7%（下降545元），而统计局统计的平均工资增长了11.6%。根据全国参保单位缴费工资与平均工资的统计比较，前者比后者也低了10个百分点。如果将参保单位缴费工资基数严格核实，至少可以使基金增收10%。

（三）尽快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建立方便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如果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全国统筹，统一管理，可以建立便于跨地区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机制，工人不论转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凭卡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则将根本解决因工人流动性而造成的社会保险关系难以转接的问题。

第8篇：基金收益率论文范文

在证券市场上身为主力之一的基金掌握大量资金，他们的动向的确对市场有不小的影响。而基金的钱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个体投资者，投资者因为上班或者保险等原因将自己的资金交给了基金。但是基金真的能够给投资者安全感吗?真的可以为投资者带来收益吗?下面我们看看基金一般到底是如何在市场上进行投资的。

这里我们先要看看基金的类型分为风险型和保守型，保守型的基金以货币基金为首，他们基本上在投资市场上没有出现过亏损，但是缺点就是每年的收益率比较低，只是比银行高出一两个点而已，所以大多数投资者并没有选择货币基金，因为我国个体投资者以追求暴利为主。不少投资者喜欢选择股票型基金或者混合型基金，此类基金采用风投方式去博取高利润，但是真正能够带来收益的基金非常少，不少基金都是出于亏损的状态。

虽然基金拥有专业性团队，对于市场的分析也的确比较全面而详细，但是基金却也是人在管理，人都存在按耐不住的时候，尤其是看到股票在盘中突然拉升的时候，当中出现的大买单其实有不少都是来自于基金追涨的买盘形成的，个体投资者肯定不可能用大单子买股票的，而股票的主力也不可能制造出全部的大单子。这些市场上追涨的大单子其实不少都是基金的单子，所以基金出现套牢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更有不少基金在高位遭到严重套牢，所以有的时候市场出现生机的时候，在没有实质性资金的支撑下股票会出现强势反弹，其实就是基金等大资金被套牢后采取的自救措施，想通过此种方式降低持筹的成本。

第9篇：基金收益率论文范文

关键词：余额宝；货币基金；金融创新；金融风险

引言

2013年6月，阿里巴巴集团推出了余额宝这一互联网金融产品，立即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不到20天的时间累计用户就达到了250多万，累计转入资金66亿元。截至2014年2月14日，余额宝规模已经达到了4000亿元以上。从0到2500亿元，余额宝用了200多天，而从2500亿到4000亿元，余额宝仅用了30多天。截至2月26日，余额宝用户达8100万，已超过6700万名股民。在余额宝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各界对其存在的合理性争论从未停歇。央视评论员钮文新指责余额宝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应予以取缔”，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是更多的人认为余额宝发挥了非常好的“鲶鱼效应”，是推动银行创新的一大动力，有利于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如今，关于余额宝的问题仍然受到热烈的讨论，但是仍未有个定论。

一、余额宝是什么？

余额宝是支付宝推出的余额增值业务，支付宝用户只要将其在支付宝中的剩余资金转入余额宝中便可以获得高于银行活期存款的利息收益，但实际上是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通过余额宝直销，本质上属于货币基金，其投资标的包含：期限在1年以内的债券、短期融资券、银行协议存款、央行票据、债券回购与逆回购等。余额宝属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一种，在我国受《证券投资基金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的约束和规范，在目前制度框架内，没有任何人有权取缔一只基金。所以余额宝只要不违反基金法，是不可能被取缔的。通过支付宝的客户资源，天弘基金迅速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基金成长为份额最大的货币基金，并且对银行的活期存款产生了分流的影响，似乎对银行造成了威胁。

二、余额宝为什么会得“民心“？

银行也代销很多货币基金和理财产品，基金公司们曾经都把银行看做最强有力的代销渠道，因此代销基金所收取的服务费用便成为了银行的一项强有力的收入来源。但是余额宝的推出打破了这一模式，原因就在于通过余额宝投资基金不需要开户费、申购费，购买一份额基金仅需1元，且随时可以申购赎回，实行“T+0”的制度，灵活便捷。相对于银行而言，它具有四个优势：时间成本低，门槛低，产品简单易懂，收益高。银行则一直以来因为繁琐的手续而为人诟病，其短期理财产品的高门槛也令普通的投资者望洋兴叹。“5万元起步，10万元是寻常，甚至几十万数百万元的入门费也是常态，这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比如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个人人民币理财产品，即是以5万元起购，以1000元的整数倍递增，这样的高门槛恐怕一般的投资者都难以接受，即使是工行代销的货币基金，其最低申购金额也是在100元、500元等，这与余额宝的仅仅1元的成本相比也是非常高的。另外，余额宝非常值得人们称道的便是其“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虽然一直以来银行也在宣传“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但是实际上客户仍然是在被动接受银行的理财产品。银行的理财产品往往被设计得非常复杂，恐怕其收益如何连销售人员都“很难说清楚”。而余额宝设计简单，“傻瓜”式的申购赎回步骤让很多不懂理财的客户体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理财，而且客户每天可以看得到自己的收益，会有种看着自己的钱包逐渐鼓起来的感觉，这是一种很愉快的感受，自然会赢得“民心”。

三、余额宝存在的不足与隐患

不过余额宝一直宣扬自己的7日年化收益率是银行活期存款的14倍，这还是有待商榷的。首先，余额宝实质上就是一种货币基金，与其他的货币基金并无太大区别，它的“T+0”制度即较高的流动性，远高于银行活期存款的利率，对于货币基金来说都是正常的。目前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6.026%的7日年化收益率在173个开放式货币基金中排名第20名，不足为奇。然而余额宝却将其与银行活期存款进行比较，标的就不对。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是受法定基准利率约束的，不可能超过央行规定上限，而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主要投资协议存款的利率是可以商议的，协议存款的起存金额一般较大，存款期限较长，且针对的对象特殊，其向银行索要的利率高于银行活期存款实属正常。但是，因为支付宝长期以来积累的客户对其的信任，使得客户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余额宝里的资金除了收益率奇高以外和普通的银行活期存款并无差异，于是纷纷盲目追求这一高收益，甚至把银行活期存款转移到余额宝中。其次，余额宝的宣传存在着一定的误导因素，过于强调其收益，而淡化其风险的存在。仔细观察余额宝的页面，会有一行不易发现的灰色小字：“天弘基金，过往业绩不预计未来表现，风险不同于银行存款。”但是估计客户很难注意到这行小字，误以为余额宝的收益是相当稳定的，实际上余额宝仍然存在诸多风险。其中的风险不仅仅有针对客户收益的，还有对整个宏观经济的风险。首先是对顾客的风险：

第一，便是余额宝的监管政策方面的风险。目前，国家的政策对金融创新还是比较宽松的，虽然余额宝曾经遭遇了“备案门”，但是监管部门对其积极作用还是给予了肯定。余额宝实际上仍是金融市场中的边缘化产品。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是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而余额宝不归任何部门监管范围，处于金融监管的“灰色地带”，是“影子银行”之一。现在金融监管部门对余额宝的监管政策仍然出于空白状态，相对于银行受到的严格的监管，这无疑是货币基金繁荣的一个原因。但是一旦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得到完善，金融监管部门加大对余额宝的监管力度，那么余额宝的优势可能不复存在。2014年2月28日证监会宣布要进一步加强货币市场基金风险管理和互联网销售基金监管的有关规则就是一个例子，如今货币基金仍然享受着“提前支取协议存款不罚息”的特权，一旦该政策优惠被取消，那么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势必会受到影响，则余额宝的收益也会出现波动。因此，随着监管体系的日益完善，余额宝未来的发展形势仍然有待考察。

第二，余额宝的最经受考验的时刻莫过于节假日了。因为人们通过余额宝买东西或者是将钱从余额宝中转出就是赎回基金。但是如果人们因为促销活动扎堆购买各种商品，则余额宝容易出现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这很像银行挤兑，因此余额宝必须拥有充足的准备金以防范流动性紧张。现阶段，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余额宝已经可以利用支付宝长期以来的客户的消费数据计算出预期的准备金需求，从而提前准备适当的准备金。余额宝对客户从余额宝中转出资金的次数和金额都有限制，也是在这些计算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然而，这毕竟是概率统计的结果，万一小概率事件发生，那么对于余额宝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随着余额宝管理的金额逐渐扩大，对流动性管理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大，这对阿里金融是个巨大的考验。

第三，余额宝的收益势必会受到宏观经济形式的影响，尤其是央行的货币政策。余额宝较高的收益率其实也得益于银行2013年6月以来的“钱荒”。之前，因为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热钱大量流出、银行对影子银行业务操纵过度等原因，银行间利率大幅上涨，大量注资于协议存款的天弘基金也受益匪浅，这不仅与我国货币超发、产能过剩有关，也与央行突然一改之前对各商业银行的态度有关，导致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时难以达到金融监管要求。然而，一旦央行像以往一样给商业银行的资金调度予以支持，那么银行间的利率会逐渐平稳，月报的收益会下降，很有些“银行富了则余额宝会变穷“的意味。这种情况最极端的真实案例莫过于1999年美国网上支付公司paypal设立的账户余额货币基金，和余额宝极其类似，最终却因为美国连续数年实行零利率政策，导致其最终被清盘。一旦银行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余额宝的收益也会下降。下图即为从2013年6月13日到2014年2月27日的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以及银行同业拆放市场的1月期限产品的年化收益率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余额宝的收益率与银行间利率的大势比较相关的，当然余额宝的收益更加平稳。

最后一个风险就是网络操作的系统风险了。虽然余额宝在创立之初就定下了一个重要的规则：“技术标准参照银行，账户监管超过银行，资金管理依靠银行。”尽管余额宝拥有非常严密的保护，每天也设定了一定的安全阈值，但是网络安全隐患是难以消除的，安全一直是互联网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这也是银行存款更安全的原因之一。

以上都是针对余额宝给予顾客收益的风险。然而，余额宝对整个宏观经济来说也是有风险的。钮文新指责余额宝“绑架利率”，货币市场的大部分资金并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在整个金融圈里空转。钮文新认为“互联网金融”仅仅停留在货币市场中，它们通过构建很高的收益预期和方便的互联网通道，从银行把老百姓的存款吸出来，制造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紧张，拉高存款利率，然后再以协议定存的方式把钱存给银行，以便从中得利。有人说钮文新危言耸听，认为余额宝的成功也是银行存款利率几十年来很低的原因所致，甚至有时无法赢过CPI，但是货币基金却都可以跑赢CPI。其实人们如今如此推崇余额宝，也是人们对银行存款的失望造成的。其实我认为钮文新说得很有道理。余额宝这种新的货币基金形式的出现，不仅影响了银行的负债业务，同时也影响了银行的中间业务。它打着“收益率是活期存款的14倍”的旗号造成了“存款大搬家”，同时因为极低的门槛而对银行的理财产品、基金代销等中间业务造成了冲击。很多银行资金短缺，不是将存款利率一浮到顶，就是推出众多的类余额宝产品，比如“工银薪金宝”、“现金宝”、“快溢通”等等。其实这也是银行缺钱的无奈之举。现在金融业的竞争愈演愈烈，金融脱媒的趋势也在加剧，哪家银行不希望用较高的存款利率吸引客户呢？但是这样势必会提高银行的成本，从而提高贷款利率。一直以来利率都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商业银行受到严密的金融监管，按照存贷款基准利率开展业务，是不可能大幅提高存款利率的，否则会造成经济混乱，所以有些人指责对银行过低的存款利率失望透顶实在是有失偏颇。而天弘基金如今因为份额扩大拥有更多议价的筹码从而以更高的协议利率贷给银行，使银行不得不接受更高的融资成本，怎么可能不对企业的贷款成本产生影响？有人又指出余额宝的高利率是否会转嫁到企业的身上，还应该看银行是缩短其存贷款利差还是把成本加到贷款利率上。我认为，如果银行的资金真的会大量融入“宝宝”类产品的话，贷款利率一定会大幅上涨的。如今六个月以内（含6个月）的贷款年利率为5.6%；五年以上的贷款年利率也是6.55%。余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已经高于一年期贷款年利率了，这就不是单单缩短存贷利差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而且余额宝面临的多是银行客户群中具有“长尾效应”的客户群，这些闲散客户往往对理财不甚了解，容易误认为余额宝等同于银行活期存款利率，从而无法接受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这样很容易拉高存款利率，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最终就会像钮文新所说的由“人民买单”。

小结

余额宝的出现还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创新性的。本来支付宝中的备付金就是巨额的沉淀资金，只是放在那里而不多加利用实在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天弘基金敢于在paypal的失败之后迈出这一步，在其他基金只是想把支付宝当成其销售渠道时它却为支付宝量身订做“余额宝”，这些都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创新精神的。当前中国的投资者主要投资的是房地产、股票和贵金属，这些投资都面临风险，一般闲散客户很难从中获利。但是余额宝的出现无疑改变了这种困境，不可否认它的确存在很多问题。现在有种建议就是应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把余额宝的钱贷给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困境，使金融体系真正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但是对余额宝来说，我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支付宝这种第三方支付平台最初就是为了保障客户的资金安全而出现的，它再怎么发展也不应该脱离这一基本的轨迹。为实体经济服务是很好，但是投资于实体经济资金回收较慢，风险也相对较大，否则小微企业怎么会有贷款难的问题呢？这样做很难保证客户资金的安全性，也难以兑现“客户可以随时兑现”的承诺，除非余额宝可以像银行那样严格地审核贷款客户的信誉并且有套完整的信用评级体系才能保证支付宝的流动性安全。试问这样做又和银行有什么区别呢？

事实上，我认为，钮文新所认为的“余额宝绑架利率”是有一个重要前提的，也是我之前的讨论中暗含的重要前提。那就是“银行存款大搬家”的数额必须超过所有存款一定比重时才会出现的现象。现在来看，这是不可能的。首先，鉴于我之前提到的余额宝对客户收益可能造成的各种风险，尤其是网络风险，不管怎样客户还是不敢把巨额存款托付给余额宝的，毕竟以庞大的注册资本为依托的银行所积累起来的数十年信誉是难以被余额宝所撼动的，很多基金公司还是不敢放弃银行这一重要的销售渠道的，企业的巨额存款也是以银行存款为主体的。余额宝的创新可以说只能给银行销售基金和理财产品的手段以启示，现在银行也开始逐渐放低身段，各种类余额宝纷纷推出，对接货币基金，年收益率也可以达到5%以上，甚至可以1分钱起购，这实质上已经和余额宝没什么区别了。虽然余额宝还有可以随时转出资金用于消费这一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特有便利，但是对客户的吸引力绝对不会像以前那么大了，加上银行强大的客户号召力，至少不会发生像现在所说的“存款大搬家”的现象了。另外，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银行协议存款大跳水，余额宝收益可能跌破3%”，相信很多客户也会开始关注余额宝一直淡化的风险性问题了。余额宝的超高收益也是在银行“钱荒”这一特殊背景下出现的，一旦央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出手解决“钱荒”问题，那么余额宝的收益率也将不会这样令人侧目了。短期来看，余额宝给银行业带来了恐慌，给客户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但是长期来看，它还只不过是个普通的货币基金罢了，只不过是换了个销售途径，并不会对银行和百姓造成太大的影响。有篇论文的题目叫做“余额宝贵在创新，难称革命”，我觉得很适合它，不过中国的金融业很需要这种创新还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金融理财产品虽然种类很多，但是懂得理财以及知道这些理财产品的民众却不多。人们的金融知识匮乏导致很多基金、理财产品被束之高阁，闲散的资金只能放着贬值而无法流入实体经济中。还是应该多加鼓励这种金融创新的，它毕竟提高了资本的配置效率，当然，除此之外，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也应该跟上，也要着力打通资本注入实体经济中去的通道，只有这样，我国的经济发展才能更好、更快、更加平稳。

参考文献：

[1] 《支付宝事件：余额宝被指吸血鬼，媒体呼吁取缔》（新民网）

[2] 数据来源：中国货币网；东方财富通

[3] 《指尖上的理财产品――余额宝分析》刘凯

[4] 《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高门槛，普通投资者望之兴叹》（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