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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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危机；困境

一、全球金融危机折射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迫切性

2007年，随着房地产行业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先后经历了雷曼兄弟倒闭，华盛顿互助银行告急，美国国际集团（AIG）国有化，危机急剧恶化，并进一步演变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然而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面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发挥的作用却显得不尽如人意。一方面IMF未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成员国的国内金融体系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管，致使欧美等发达国家过度发展金融衍生产品、过度使用杠杆，以谋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这最终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道德失控。另一方面，IMF在救助危机国家方面也少有作为，这主要源于IMF贷款资源的匮乏、贷款条件的僵硬以及对国家经济的入侵，都阻碍了成员国向其寻求救助。此外，由于IMF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权利结构的失衡从而导致的IMF治理结构的失衡,也制约了其防范危机发生、遏制危机蔓延的能力。IMF在全球危机下的无能为力更多地折射出IMF改革的迫切性。要彻底改革IMF，必须在重新审视各国基金份额的配比、废止少数发达国家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反应迅速、卓有成效的国际金融救援机制，担负起危机救助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不公平的份额制及投票表决制

IMF的决策采用加权表决方式，每一成员国的投票权都是由250票的基本投票权与各国按照出资比例及份额计算公式得到的加权投票权所构成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承担战后经济重建重任的IMF，采用加权表决方式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各个成员国在经济实力、贡献大小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牙买加体系的更替，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早期发达国家出资较多，拥有了超半数的投票权，进而对IMF实施了绝对的控制，这种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份额计算公式的不合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与之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份额。IMF决策机制的不公平还体现在投票表决方式上。目前IMF的表决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多数表决方式，另一种是特别表决权表决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后简称《协定》)规定：“IMF的重大政策决定（如份额的调整、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通过方可实施”。然而根据IMF2009年的资料显示，欧美这些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投票表决权比重超过60%，这就意味着无论是采用哪一种表决方式，发达国家能够实质性地决定IMF的重大决策。而美国则更为特殊，其对于特别投票表决事项享有一票否决权。这种决策机制导致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对IMF各事项的态度表达变得无足轻重，一项决议的命运实质上掌控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

（二）危机救助机制存在缺陷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IMF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贷款方式的资金援助帮助受灾成员国控制危机。然而随着其运用贷款条件次数的增加，该危机救助机制越来越受到成员国的诟病。首先，贷款条件僵化。IMF在对成员国进行救助时缺乏对成员国国内经济状况与经济结构的具体分析，也未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审视其援助方案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在以往的救助中，IMF为了达到国际收支好转以及维持对外偿付的目的，都倾向于迫使受援国接受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减少财政赤字、抑制需求增长。这些措施将会带来短期内的经济萧条、失业上升甚至社会动荡。同时，IMF在经济危机中的政策指令也未能充分考虑各国金融危机的新特点。其次，贷款条件干预成员国经济。《协定》对使用基金普通资金的条件做出了规定，政府必须承诺在政策上做出某些改变以换取IMF的财政援助。但在实践中，发生危机的成员国往往只能被迫地接受IMF附加的一系列结构性政策条件。近年来，贷款条件不仅涉及一国宏观经济的改革与调整，甚至还涉及到一国的社会及文化政治领域。最后，贷款额度有限，不能有效发挥救助功能。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陷入危机的国家越来越多，IMF的资金短缺问题日益凸显。IMF的救济贷款主要来源于成员国缴纳的配额，而该配额与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重成正比，与资本流动量却远远不配比。

（三）监管机制不足

IMF在监管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危机预警能力较差，目前IMF的援助主要在危机发生以后，只是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并不能做到事前避免损失。其次是在政策监督职能上的两难，《协定》中赋予了IMF政策监督的职能，但协定并未对监督的程序及法律效力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政策监督职能往往是通过IMF与成员国之间进行协商完成的。这样的“软机制”也就导致了IMF的监督通常是以贷款条件的方式进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IMF也只有通过对成员国提供救助资金，才能实现其监督职能，因而对于非救助国则不具有强制力。

（四）监管机制、调节国际收支平衡能力不足

美国国际收支巨额逆差，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巨额顺差，全球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而IMF不但对逆差国国际收支的调节没有任何约束力，还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归咎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指出造成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采取本币低估等政策。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法律建议

（一）改革治理结构，完善决策机制

如前所述，IMF在决策机制上的改革应从份额分配和表决方式两方面入手。在份额分配方面，IMF应当按照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其份额与投票权。美国当前的份额与其经济比重基本相当，大幅让渡份额的可能性不大。而欧洲一些中小国家所持有的份额与其经济实力并不相当。但当前改革IMF决策机制的一个悖论是：改革决策机制也必须由现行的决策机制来决定。要让利益既得体出让其既得利益，可能性并不大。所以针对这种状况，可以通过让欧洲国家将自己分散的份额合并成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欧洲国家两个大的份额，这样欧元区国家就可以获得与美国同样的一票否决权。合并之后欧洲国家还可以适度的让渡多余的份额。在表决方式方面，降低特别多数投票的门槛。可以通过采取双重多数的表决方式，即在某些重大决议的表决上，采用两种方式结合的共同表决。一种是传统的投票表决，另一种是每个国家只用基本投票权进行表决，然后将两种表决结果赋予一定的权重，加权平均后决定是否通过决议。这种改革方案可以兼顾基本投票权和各国认缴基金组织份额比例两方面的因素，从而有效地把决策权从持有大额投票权成员国手中转移到持有较少投票权成员国手中。2010年11月12日，二十国集团通过了首尔峰会宣言，确认了IMF的份额改革方案。该方案在数值上有三个大的变化：一是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基金份额；二是新兴市场化国家中的金砖四国全部进入前十名；三是中国持有的份额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至此，中国的基金拥有份额跃居全球第三，将揭开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新篇章。

（二）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

IMF的贷款条件虽然受到了很多批评，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应当进行改革。相比较言，事后的贷款条件比事前贷款条件更合理。尽管某些受援国面临的危机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其初始条件及经济结构千差万别，因此经济调整政策也要根据受援国国内状况量身制定，不能一成不变。另外，在一些涉及到国家范畴的调整政策方面，IMF应当充分尊重受援国的国家，加强沟通与协调，不能贸然强制执行。此外，在考察贷款发放的依据时，要多方面考量受援国的经济条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贷款条件不应该由IMF和成员国的非正式协商来决定，而应该由受援国自己设定贷款条件，IMF执行董事会则履行审查这些条件的特定权力。除其他一些程序上的要求，条件应符合合理性的标准。若受援国提出的贷款条件达到合理性标准，IMF执行董事会则可以按照其条件对其发放贷款。但这仅仅是单方面的陈述，IMF要想做出全面、公平的判断，必须建立在更加客观、公证、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因此，给各成员国建立详细的经济金融档案非常有必要的，这使得基金组织可以亲自掌握第一手详尽的资料，更加有利于IMF考察借款国的真实状况、评估调整计划，也更加有助于该贷款条件的有效执行。针对贷款额度有限的问题，首先，可以向新兴市场国家增发特别提款权，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将新兴市场国家闲置的外汇储备聚集起来，而且可以增加新的经济增长体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这既符合现有的国际经济状况，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IMF现有结构的缺陷。其次，作为一个超国家的机构，IMF的融资能力不应仅局限于对于动员和催化官方机构，还需要催化其他私人资本参与到危机的救援中来。私人资本参与危机救援可能有双重效应，这就要求IMF一方面发挥国际金融市场中介和人的功能，尽可能地将债权人与债务人聚集到一起，对受援国原有债务进行重组；另一方面，提供更加合理可行的经济改革方案，进而让私人投资者重拾信心。2009年3月，IMF批准了对基金组织的贷款框架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使基金组织针对所有借款人的贷款条件现代化，通过推出一个新的灵活信贷额度，实现既能保证拨付贷款的条件有所侧重，又能增强向低收入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和紧急融资的需要，从而保证救助效率，帮助发展中成员国更迅速地走出危机。

（三）强化监督机制，提高透明度

为保证基金组织与各成员国的有效合作，IMF有权对国际货币制度进行监督，主要是对成员国汇兑安排和储备资产政策合作义务的监督。与此同时，IMF的监督职能不能仅限于成员国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当前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国际社会需要一套权威、高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准则。因此IMF在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监测时，应加强与相关国际机构的合作，制定一套有约束力的最低要求的金融监管规则。IMF在发表监测结果方面也应当保持更大的独立性，使得监测结果对发达国家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同时，在《协定》中专设一条详细地列举出IMF的职能，并增加兜底条款，以适应发展国际金融活动对IMF的职能的需求。此外，IMF应当建立一个宏观审慎的监督框架，将其宏观监督职能扩展到对成员国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使得衡量金融风险的范围涵盖系统性金融风险，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多边监督。

作者:李昱臻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探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2]蔺捷．金融危机背景下IMF贷款条件性改革．国际商务研究．2011（5）．

第2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举行的本年中期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临着一项恼人的任务：为让机构存在下去，必须取信于自己的股东（许多代表各国政府的财政和央行官员出席了会议）。

在持续了30年的“救”和“结构调整”贷款后，出于“感恩”的目的，贫困国家开列了一大堆改革清单以示回报：自由化经济改革、加速私有化进程、收紧银行信用入口门槛、迅速缩减预算和公共部门服务――但近两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面临巨大的信任危机，服务需求正在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东南亚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灾难性地干预使自己的信誉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至今未能恢复。

2005年12月中旬，巴西出人意料地宣布将提前偿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结束了长时间的自我满足状态。两天后，阿根廷表示将采取巴西同样的做法。与巴西相比，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阿根廷并没有采用更多的外交手段，阿根廷总统内斯托尔・卡洛斯・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明确表示，在经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令人气愤的长时间欺骗后，阿根廷终于可以从这种窘境中解脱出来。

解脱

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债权国紧步这两个南美国家的后尘，其他国家也竞相效仿，塞尔维亚、印度尼西亚、乌拉圭和菲律宾宣布了同样的决定。在印度尼西亚加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个最大的债权国中的三个已经解脱出来。据传，四大债权国的土耳其也将在2007年年底采取同样的政策。由于债务提前偿清，可以确定的是，那些“中等收入国家”将不再给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的商业机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由此面临支付危机。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遭遇10年来的第一笔损失――100万美元。

在结束了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角色定位的6个月高规格讨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股东去年4月聚集在华盛顿听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对机构定位的决定：该组织将召集全球主要经济体讨论如何减少最近出现的全球经济巨大的不平衡问题，其中两项重大议题将被作为讨论对象，一是中国人民币汇率，二是美国赤字――而美国由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的股东，有关美国的议题一向被当作重头。在会议上，部长和政府官员都露出微笑，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开始新的征程。

开列空头支票

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终会议上机构角色定位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所谓“新角色“将不能再处于不受审查的状态。在去年会议上，与会者愉快握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注的5大经济体――美国、欧盟（欧盟国家使用欧元作为货币单位）、沙特阿拉伯、日本和中国坐在一起，对一些久拖不决的困难问题争论不休。没有人对媒体宣布会谈结果，甚至根本没有人提及此事。

而再华丽的外套都遮盖不了皇帝的病态尴尬，可现在的吹捧者还在以另一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至少日本明白，今年4月的会议还是不会达成有价值的协议，也不会出台有价值的报告。机构的新角色定位表面上看上去能够平息众人的批评，但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败的记录在这次会谈上延续。

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来的一些功能将继续保留。在许多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宣布退出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将在世界最穷的国家――非洲国家，以及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和东南亚国家扮演经济总督的角色。这些国家没有能力提前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仍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认可”下吸引信贷资金和其他资源。

所以，拉托和他的伙伴在上两个月里向媒体透露的两份高回报管理报告并不是什么鼓舞人心的消息，一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共同任命的官员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监察人员甚至都在抨击这份报告，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记录不佳。

这名官员由巴西财政部长佩德罗・马兰(Pedro Malan)推荐，目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操作过程。他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停止向低收入国家发放贷款，这样才能切实履行世界银行的责任。报告还提出讨论“金融缓冲”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低通胀目标必须坚持，而置当事国经济增长受到损害和健康、教育问题处于危急状态于不顾――这已经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摩擦日益加深。

隐情自日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独立评估办公室主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撒哈拉非洲援助评估》，这份报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过去30年来的逻辑体系和操作实践提出了更多的质疑。事实上，这是自2001年机构外部和内部其他部门压力加大后，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务总监最强烈的批评意见。

在没有采取报告所说的更多的外交手段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非洲和全世界撒谎，吹嘘自己在非洲大陆上做出业绩。199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性调整计划”吸引了100多个国家参与，该机构还宣布了联系到贷款的政策条件的改变。机构以新的“减贫与增长贷款”(PRGF)取代了“加强结构调整贷款”(ESAF) 计划，政策需经过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磋商才能决定。

报告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将改变机构功能，但现在机构真正做到的只是改变一下计划名称而已。在“加强结构调整贷款”转换为“减贫与增长贷款”过程中，无论是操作过程还是最终的结果，都没有发生什么分歧。而来自“股东”政府的强硬措施在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也没起到什么效果，除了财政部门以外的社会组织甚至政府组织都被忽视掉了。

报告揭示，“除了制度层面上的花言巧语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减少贫困和收入差距问题上并没有采取多少切实有效的措施”。和马兰报告（Malan Report）一样，在提到“金融缓冲”这一议题时，报告得出结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过分保守的宏观经济计划妨碍了针对撒哈拉地区援助项目的利用”。增加的大量援助常常在85%的受援国家导致超过5%的通货膨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这些援助项目徒增了受援国的外汇储备，对这些国家人民的健康和教育并没有带来多少好处。

报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主动动员援助资源”上面临失败，“在分析援助政策和援助特定对象，以及与权威人士和捐助者分享成果方面也没有达到目的”。即使全世界的舆论都赞同“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对国际援助有影响的基金组织内部人士也不过是世界级小丑。

而现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中立性、信心和偿付能力危机在4月份的会议上是否进行讨论，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问题将成为与会者私人谈话的主题。作为国际组织的巨头，华盛顿的指挥大楼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生存问题看来还很难确定。除非与会者中有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值得信赖的新角色定位，否则，这个充斥着经济学家和华盛顿房地产商的会议将给全球市场带来灾难。

作者：Soren Ambrose

第3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这是莎士比亚笔下《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王子最经典的一句台词。显然，多哈回合也陷入“哈姆雷特式”的困惑，正如印度贸易部长纳斯所言，多哈回合“并未死亡，但却处于重症看护室与火葬场之间”。

当美欧之间为农业补贴问题纠缠不休时，当傲慢的欧洲制鞋商们为“中国鞋”夺走市场高呼制裁时，当美国国会的议员们为巨额贸易赤字耿耿于怀时……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着谈判桌上的政治家们选择一种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而全球贸易额最大的成员美国也已经从世界贸易组织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变得对多边自由贸易不那么感兴趣了。美国的这种态度，对于深谙世界政治和经济博弈格局的谈判家们来说，经常具有决定性。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三者历来被称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三大支柱”。与世界贸易组织日前经历的尴尬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随着资金状况日益捉襟见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决策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曾经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国人对其表现越来越不满，因为它没有办法让中国按照它的要求来改变货币政策；长期被这个多边组织边缘化的亚洲国家，正在通过建立自己的外汇储备体系来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后担保服务成为多余；阿根廷和巴西因为资金充裕又急于重新掌控自身经济政策，早已提前还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没有了大笔利息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算危机也就在所难免了。

再来看看世界银行。如今，世界银行正在保罗・沃尔福威茨行长的带领下，苦苦寻求出路。作为布什政府中高层智囊的沃尔福威茨，从被布什提名的那一刻起，来自欧洲与中东国家的反对声就延绵不绝。平心而论，沃尔福威茨治理腐败问题的主张本身合情合理，但其上任后主要的政策言论都没有征求过手下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令不少员工对世界银行的运作方式感到不满。同时，他还疏远了董事会中一些提供政府捐助的成员，令这些政府不再愿意通过世界银行开展援助，使其作为全球性援助机构的执行力大打折扣。

第4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5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关键词:SDR 国际储备 货币体系

我国在20国峰会上提出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建议拓宽其使用范围，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以增加人民币的发言权。本文旨在对现阶段SDR作为基础国际储备的意义、存在问题及发展建议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SDR作为基础国际储备货币的意义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计划和运作处提供的资料说明，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最初是为了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创设，后称为“特别提款权”。经过多年调整，目前以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货币综合成为一个“一篮子”计价单位。

成员国拥有的特别提款权可以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用来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它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贷款。特别提款权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SDR涉及国际结算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记价单位，SDR并不是真实的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它货币，并且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

虽然，多数专家和学者认为美元资产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依然牢固，但美元作为主权性储备资产在金融动荡中推波助澜的角色扮演是不容质疑的。构建全球性的储备体系，从扩大SDR的作用入手，当然是美元到非主权货币的过渡，毕竟SDR还是参考了一篮子货币。因此，SDR在国际储备中的意义不仅仅限于维护金融的稳定，也在于增加兑换货币的流动性。在国际货币体系一旦发生严重危机时，SDR的特性使得它能提供一道极有价值的防线。正因为SDR通用于全世界，促使它区别于一直构想中的亚元，可以逾越区域货币在政治上的隔阂。

SDR作为基础国际储备的问题

(一)SDR分配困难

目前，IMF的SDR仅集中分配了两次，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比例极不平衡。199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库德勒及其高级官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马德里会议上主张进行第三轮SDR分配，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分歧，发达国家认为分配具有通胀性，而目前不存在对补充国际储备资产的长期全球性需求。为此，发达国家主张尽可能限制SDR的广泛分配。发展中国家主张尽可能广泛分配，反对选择性分配。

(二)SDR用途有限

SDR方便了各国政府间的交往，但在各国官方机构持有SDR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利率稳定，这就注定SDR无法直接用于商品的或是金融的市场进行交易，SDR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行创设，并没有充足和真实的价值后盾，它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货币”资产，因而不能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世界货币”，其本质特征限制了它更好地发挥作用。特别提款权它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职能，而没有流通手段职能，因而不能被私人直接用于媒介国际商品，所以它不是一种完全的货币。

(三)SDR的利率水平低

虽然SDR的利率是短期的，但其使用可以是无限期的，因而可以这么理解:SDR的使用国仅需支付短期利息，却可以获得长期贷款，而与之相对应的SDR的放款国必然要蒙受利息上的损失，即持有超额的SDR的国家，必将面临利率的损失，这就限制了SDR的使用。

SDR作为基础国际储备的发展建议

拓展SDR的使用空间。要使SDR成为主要的储备资产，当务之急是扩大SDR的使用，使之成为能直接对外支付的交易媒介，其关键在于增强SDR的流动性，为此，应该允许官方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相互转让SDR，鼓励私人部门持有和使用SDR，从而消除流通障碍。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建立SDR的缘起市场，以促进其流动性。

应该提升IMF的权威性。SDR作用的进一步扩大，有赖于IMF作为世界性中央银行权威地位的确立，这意味着各国放弃部分货币主权，而且应有相关国家的合作与政治经济支持。

让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SDR份额。扩大发展中国家SDR的拥有份额，能够提高SDRs的边际效用，从世界资源的开发、利用的角度讲，有利于达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随着发展中国家实际持有的国际储备量的增加，其资信也能改善，稳定也能改善，筹资能力相应提高。这对于防止债务危机的进一步深化，稳定国际金融局势必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GDP权重的做法将大为提高中国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吴晓灵.中国外汇管理[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第6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最近几个月，中国加快了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成分货币的步伐。特别提款权是一种合成的准货币，由一篮子广泛交易的货币组成。它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于记账，并作为在成员国之间分配资产的一种工具。它几乎不用在私人交易和融资上。然而，特别提款权代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证明有关货币具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必备特质。

中国政府曾经对人民币的使用实施严格限制。当局似乎认为一种与外界隔绝的货币对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控制要比全面参与全球金融市场所带来的潜在好处更加重要。但近年来，政府态度发生了转变，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更加外向的外交政策，包括采取鼓励人民币广泛使用等措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对特别提款权结构的回顾，中国政府在2010年已经争取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但当时被投票否决。我们认为，在预定于2015年10月举行的会议上，人民币成功通过的希望似乎较高。

对中国的潜在利好

储备货币地位和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为中国带来诸多重要好处，包括潜在降低借贷成本及促进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允许铁矿石等主要大宗商品的跨境合同以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从而减轻美元定价所引起的外汇风险，最重要的是，为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以更具经济效益的方式调整部署开放了大门。可想而知，后者能够刺激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更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与中国相比，其他储备货币国家的储备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更少，美国当前无需储备也能有效运作，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和“新丝绸之路”宏伟倡议等旨在修建与邻国相连贸易基础设施的海外投资项目，以及各种私营部门计划，能够为捆绑在外币存款和美国国库债券中的资源带来有吸引力的新用途。

要成为特别提款权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要求是在全球贸易中占有重要份额，并要求可以“自由使用”。而“自由使用”进一步细分为“广泛使用”和“广泛交易”两重涵义。2010年，人民币已经在全球交易中广泛使用，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该货币尚未达到“自由使用”的标准。当时，人民币不是国际上自由兑换的货币。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密操控。人民币的另一种形式被称为“离岸人民币”，可在少数几家位于香港的银行使用，但用在交易时相比其他货币显得较为繁琐，而且其币值也不同于在岸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的币值。

自2010年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采用人民币交易的离岸中心数目激增，而在上海自由贸易区（简称“自贸区”），内地企业和关联离岸公司之间只需遵循少量限制就可以进行货币交易。与此同时，在迈向国内银行体系改革的进程中，中国人民银行（简称“中国央行”）实行了放宽利率和引入存款保险制度的措施，从而在创建一个全面参与国际金融资金流的系统进程中树立了两个重要里程碑。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许多权威机构相信人民币具有公平的估值。储备货币地位将意味着当前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关系终止。

货币新联系

在2014年下半年开通的沪港通被视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举措。该机制允许外国投资者自由投资于原先仅限具备特定许可的中国公民或外籍人士才能投资的中国A股市场，以及允许内地投资者在面向国际交易的香港市场上买卖股票。然而，初期的影响力低于预期，在获准的每日交易额度中，只有小部分得到利用。2015年4月，随着政府宣布允许内地基金公司买入香港股票（估值明显更低）的措施，情况发生了转变。而个人使用沪港通的限制也得到放宽。随着该措施的细节公布，沪港通的使用量急剧上升，使得交易额度在某些情况下出现超量的情况，并持续远高于过去的水平。五月份，政府也宣布计划推出“基金互认”方案，为内地与香港两地的基金公司在对方市场上推出基金开启了渠道。随着基金互认生效，我们相信中国内地投资者将最为受益，因为带来了更多的投资选择。最近的这些改革进展也有助于上海股票市场更紧密地融入全球金融市场，从而显著扩大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使用。

展望未来，中国央行将于2015年下半年推出全面“有管理的可兑换”措施，预测将会开通香港和深圳股票交易所之间的股票互通，并把上海推出的货币交易自由措施扩大到其他自贸区，并最终覆盖全国。此外，我们认为中国国际支付系统（CIPS）计划的引入，为人民币国际支付创建了一个全球结算场所，显著提高了人民币使用的宽松度，进一步把人民币放到了与其他全球货币平起平坐的位置。在这方面，某些管制措施可能会保留，如反洗钱和恐怖融资的监控、避免外债过剩和货币错配、短期投机资金的管理、以及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统计和监测等。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会意识到，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中的正式成员是推动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政府不会冒险去为国内反对改革的人士提供机会，避免使得看似极其符合西方投资者和中国投资者自身利益的这样一个过程变得复杂化。国际企业似乎已经用实际行动支持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由经济学人智库为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Allen&Overy）所作的调查显示，大约50%的受访高管预期人民币使用量至少增长一倍，而45%在去年已经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而此前12个月的比例仅为21%。我们认为，人民币进一步走向完全自由兑换将有助于推动该进程的加快发展。

因此，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和中国国际支付系统的出台，并伴随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为其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之一清除障碍，到2015年年底国际金融格局可能发生改变。与此同时，中国A股市场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全球股市指标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中国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将会变得比目前远远更加紧密，并成为当中的重要组成成分。我们相信，这些事态发展和促成这些事实的一系列改革为国际投资者带来了重要的长线机会，并将大幅提升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整体地位。

第7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关键词：超主权货币;国际货币;储备体系

一、美国是否愿意放弃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

一国货币充当国际货币有哪些好处呢？简单的讲，该国可以避免汇率风险，如果一国用自己的货币来做对外贸易的结算，就可以避免汇率波动的风险，而把风险留给他国。熟不知，这只是国际货币的蝇头小利，铸币税收入才是它的第一大利益。

铸币税为政府由于印制货币的垄断权而获得的收入，主要指政府通过印制货币所获得的购买力。这不难理解，想想中国正是通过低廉的劳动力，透支的环境资源来换取不断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拉动了中国30年的GDP高速增长，一举成为“世界工厂”。而美国只需开动印钞机，印制钞票来购买中国的制成品和中东的石油。在眼下金融风暴的关键时期，美国更是大肆印制美元来购买其国内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在全球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铸币税相关的是通货膨胀税，它指货币持有者由于通货膨胀而遭受的资本损失。在居民持有的经物价调整后的实际货币数量不变的场合，铸币税就等于通货膨胀税。政府铸币税的实质就是收入从居民手里向政府转移，这正是全世界讨伐美元的原因，美国发出大量基础货币，其他国家的财富就隐蔽地流向了美国政府，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买单。

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利益还体现为，增加发行国金融服务业的需求和收益，因为发行国的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经营本币业务的竞争力比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占优势；国际货币的地位可以大大提高发行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力。

当然，充当国际货币也是有成本的，比如发行国有责任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全球的国家都需要国际货币，那么发行国就需要通过贸易赤字输出货币，但贸易赤字的过度积累，必然会导致各国对国际货币的担忧，进而引发国际货币的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

总的来讲，充当国际货币的角色是利大于弊，而且是利远大于弊。这也就决定了美元绝不会轻易让出国际货币的地位。 转贴于

二、目前有没有其他货币能替代美元

我们看现在的世界经济格局，美国虽然深陷金融危机中，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仍然是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一方面，它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金融监管，是世界上吸引外资的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有强大的高科技实力和军事力量，这足以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保驾护航。其实，在美元担当国际货币的时期中，美国已成功地阻止了日元和欧元的国际化，使得日本陷入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衰退期，欧盟各国财政政策分而治之，而美元依然在国际货币的宝座中岿然不动。美元的强大由此可见。

三、超主权储备货币是否切实可行

既然单一的货币不足以替代美元，为什么不用一篮子货币去完成这个任务呢。这就是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核心思想。按照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设想，可以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将其变为超主权储备货币。收支盈余的国家将部分外汇储备交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中管理。不能说超主权储备货币有多么的新颖，毕竟它只是对特别提款权的发展。特别提款权创建于1969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一种合成货币单位，代表一篮子实际货币。它的价值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的加权平均来计算。

超主权储备货币是否能实现，通过特别提款权40年来在主权国家的国际储备体系中的变化就能瞧出一些端倪。主权国家的国际储备主要由黄金、特别提款权、和外汇构成，在1970年代，各国国际储备中黄金储备普遍超过了40%，特别提款权也一度占据了5%—8%的份额，其余为外汇。由于美元泛滥，到目前为止，国际储备体系中外汇储备超过了85%特别提款权被边缘化到约0.5%。既然特别提款权的40年如此惨淡，那么由它演变而来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又真的有实力替代美元吗？

第8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关键词]SDR；人民币；外汇资产管理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072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2

SDR（Special Drawing Right）即特别提款权，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在1969年就创立的一种储备资产与记账单位，设立SDR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国际金融流通性及货币体系不对称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当时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美元体系）在危机中暴露出了严重的缺陷，这让业界明白，单纯以一种货币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主体组成部分是不够稳定可靠的，它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及金融发展新形势，因此，SDR应运而生。

1 关于SDR

1.1 SDR的基本概述

SDR首次出现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重新修订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中，它的出现不但解决了货币体系中国际流动性不足这一问题，也为资产储备的合理、公平分配提供了更多契机。相比于其他储备资产，SDR是存在不同之处的，首先，它本身不具有任何内在价值，它仅代表账面资产，不代表真正货币；另外，SDR不会像黄金外汇一样通过各种贸易或非贸易手段交易获取，更不像头寸一样以缴纳份额为基本基础，它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份额形式围绕会员国进行无偿分配的；再者，SDR其功能仅作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范围内，而且严禁私人部门持有并用于他用。

1.2 SDR的基本功能

从金融经济角度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置SDR就是希望以此来分配给会员国相应的国际收支逆差资金使用权限。当会员国获得SDR权限以后，他们可以将其列为本国的外汇储备资产，即国际储备。一旦国家发生国际收支逆差，就可以采用SDR付逆差、换取外汇，甚至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付利息及贷款，实现远期交易、贷款担保等重要金融活动。可以这样讲，SDR是一种超的国际储备货币形式，目前它已经在部分上取代了美元的国际货币职能，逐渐转型为世界货币的角色，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之间提供无障碍的交易及业务实行环境。

2 人民币加入SDR为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带来的变化

SDR在出现以后就与黄金脱钩，并被赋予了“一篮子货币”的属性，它完全按照官方比例计算货币比例。例如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前，美元、欧元、英镑及日元的占比分别为41.9%、37.4%、11.3%和9.4%，人民币加入之后，这一比例则变为41.73%、30.93%、8.09%和8.33%，各大货币均有一定降幅，而人民币占比则为10.92%。可以见得，人民币刚刚加入SDR后，就对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它也加快了国内金融改革的前进步伐。

在人民币加入SDR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都敦促中国要进一步放宽资本项目管制，建议中国取消有关证券交易、个人跨境投资、衍生品交易等方面的经济限制，而且，加入SDR也使我国经济正式进入了“新常态”，它预示着我国人民币单边升值周期的环境已经告一段落，国家政策也必须基于金融稳定与金融自由开放之间寻找平衡点，以利于对金融改革节奏的合理掌控。从外汇资产管理的角度看，我国在2014年的人民币跨境收支仅占外汇跨境收支的23.2%，但到了2016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34%，这说明SDR加快了人民币金融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步伐，它也明显提高了我国金融直接融资的比重，化解了高概率风险，并实现了金融资源的国际市场化优化配置。在人民币加入SDR后，我国外汇资产管理安全性与流动性将得到进一步提升，金融市场双向化开放水平也会得到大幅改善。

3 人民币加入SDR后的外汇资产管理分析

人民币加入SDR后，从本质上改善了其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有效范畴，也相对大幅缓解了人民币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现如今，我国正在倡导实施“一带一路”政策，人民币加入SDR这一利好，也将便于“一带一路”中诸多国际化战略的有效实施。当然，人民币国际化虽然利好较多，但它也为我国外汇资产管理带来了新问题，笔者认为只有做好以下4点内容，外汇资产管理工作才能将人民币国际化之于我国金融发展的现实优势发挥到最大。

3.1 防范进出口贸易结算风险

我国需要在出口业务中选择以美元进行结算，或者为结算货币汇率变动签署相应的损失分担条约，确保货币结算风险能够由买卖双方共同承担，做到真正有效的开展贸易融资业务并控制风险。具体来讲，对于进出口贸易结算风险的防范，我国应做到以下3点。第一，要做好对进出口客户的资信调查，对于那些资信状况较差且经营状况较差的进出口企业，应该拒绝办理相关融资或担保业务。必要时，也可以基于相关担保或抵押手续来保证意外状况不会发生，且发生时也要做到依法追索。第二，要争取时效，强化复核及业务全过程监控，我国对进出口贸易结算风险始终要保持清醒头脑，严格按照规定要求来办理各项业务，对于特别批注条款要做到小心谨慎。第三，要做到对出口商品的运输保险管理，为进出口贸易结算风险提前扫清障碍，避免任何危及贸易融资损失问题的出现。

3.2 对外汇储备币种的合理配置

人民币加入SDR后，我国企业更要强化对外汇储备币种的合理配置，以此来间接强化对外汇资产问题的有效解决。从全球经济体系来看，货币统治地位与国家经济实力息息相关，诸如美国的经济市场体系在发展方面弹性十足，其企业创新能力也比其他国家更强。因此，美元在各国外汇储备及外汇资产管理上也占有本位位置。为此，我国企业在持有并管理外汇资产时，应该做好对外汇储备币种的合理配置，结合自身的业务需求，对外汇币种实施多样化管理，以为企业在进出口贸易过程中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

3.3 提升国际化投资管理水平

我国企业应该在人民币加入SDR后，进一步提升国家化的投资水平，因为人民币加入SDR本身就为国内企业带来了全球化投资的便捷途径，企业自身更应该加以合理利用，在海外寻求优良资产，扩大自身的全球化经济阵营，解决传统海外投资可能存在的对冲经营风险。以李嘉诚为例，他从2000年便开始投资英国企业，并斥资36亿英镑在英国买下电信运营牌照，通过电信企业直接深入英国水务、电网、管道燃气、铁路包括机场等领域，实现了对英国经济市场的全面抄底。这种做法对众多中国企业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启发，但实际上他的行为也非常大胆，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也必须注意投资风险的有效规避，选择适合企业自身经营项目及状况的投资地区或国家、规范的市场和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抓住区域优势并进行合法投资。就目前来看，许多国内企业更愿意联合海外企业共同打造海外产业园，共同发展连锁企业，形成集群式新经营模式，比如我五矿联合的中信金属，其投资了秘鲁、厄瓜多尔等南美国家，为企业国家化投资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强大的海外经济基础。

3.4 优化国际化融资管理

国际化融资管理是国内企业必须在新形势下进行优化的项目。由于人民币加入SDR，利率市场化发生了变革，许多企业可能在传统融资困境中无法自拔，因此，国内企业应该考虑借助国际化资本项目拓展经营发展路径，在海外寻求更多的低成本融资机会，并在保外贷款业务方面进行有效优化，为外汇资产进行有效的担保，为企业国际化融资开路。当然，国际化融资对企业而言并非全是利好，因为一旦人民币贬值，国际化融资在计算还款成本之余，还必须要考虑汇率损失部分，这可能会为某些中小企业带来人民币贬值的损益，不利于其稳定发展。

4 结 语

人民币能够加入SDR就目前看来，对外汇储备及相关资产管理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它对我国的经济规模、贸易规模以及金融体系发展都具有推动作用。当然，伴随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的正式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政策也将越来越多，其国际化程度必然会日益加深，这对我国未来的进出口贸易乃至整体经济格局优化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志鹏.人民币加入SDR后的外汇资产管理[J].今日工程机械，2016（1）.

第9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关键词】布雷顿森林体系 外汇管制 汇率 离岸金融市场 国际金融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国际资源的严重枯竭，国际社会秩序混乱不堪，货币秩序更是无从谈起。在国际经济结构受到巨大冲击之后，各国在美国的促成下，为重建国际货币金融秩序展开积极讨论，并共同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简称“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全新的货币体系在确定了美元在国际货币制度中霸权地位的同时，也为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完善加入了一剂强心剂。

一、对外汇管制制度的影响

任何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原则是促进实际贸易和投资[1]，因此，一个体系的成功与否可用有多少投资限制，以及与其密切联系的外汇管制来衡量。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使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既弥补了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也消除了影响国际商品流通的障碍，促进了当时的国际贸易发展[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成立起就致力于推动成员国放弃外汇管制，基于时局考虑，也给予会员国一定的“喘息期”。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成员国应承担义务——自协定生效后的3～5年过渡时期终了之日起废除外汇管制，实行货币自由兑换。但是，直至1952年3月过渡时期结束时，基金组织为此进行的努力仍然无法得到认可。直到1958年12月的末几天，西欧10国终于宣布恢复其货币可兑性，以“两挂钩一固定”为特征的多边自由汇兑体系才投入正常运作。然而，由于在1958年12月以前，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不可自由兑换，基础不牢靠，“两挂钩一固定”体制虽勉强设立但仍形同虚设，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处于近乎瘫痪的状态[3]。

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许多国家虽然放弃了对经常性项目的管制，但仍保持着对外汇资金的严苛管制，外汇管制法的地位不减反增，得以巩固——各国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保护本国新兴工业和国内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外汇管制制度同时在保护货币以及稳定物价上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不及时减小各国外汇管制的力度，制度不够开放，国际金融的一体化进程寸步难行，甚至使国际金融秩序陷入无序。

二、对汇率法律制度的影响

依照国家货币原则，国家独立自主地确定和条横本国货币与他国货币的关系，包括建立同他国货币间的关系、管理本国与外币的交易、调高或者调低汇率以及定值方法的确定，这是一国的行为，他国不得轻易干涉和反对[4]。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诞生，汇率问题被纳入了国际法的调整范围，形成了汇率的成文国际法律制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的固定汇率制，避免了国际投资中的汇率风险，由此资本在市场上的流动性，促进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正因如此，欧洲、日本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在二战后经济才得以迅速复兴并腾飞。另外，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除非系纠正根本性不平衡所必需，成员国不得擅自改变汇率。这一规定使得处于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可以接受基金组织的援助，改变汇率又不致引起他国竞争性贬值的报复。这也使固定汇率制并未显得过于僵化。

与此同时，虽然美国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推行掌握了世界货币体系的主导权，但实行固定汇率制使得美国无法随意大规模增发货币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掠夺，成了对国际金融制度最好的规制，也给其他成员国服下了定心丸。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主要经济大国开始实行浮动汇率， 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就此开始——国际金融的无序状态愈演愈烈，套汇、套利等短线投机活动大量泛滥，动荡和混乱不时侵扰金融市场，货币债务危机层出不穷[5]。于是，各国开始反思汇率法律制度的改进，也意识到固定汇率制虽较为死板，但毕竟能够维持金融、经济发展的稳定。因此，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正式法律文件进行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果，固定汇率制虽然因美元独霸地位而使其失去公正的基础，但也不可否认，为各国恢复受战争重创的经济发挥过积极作用[6]。

在体系崩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数亚洲国家实行“软钉住”汇率制度以规避风险。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虽然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呼吁下“从侧重钉住汇率制度逐步向富于弹性的汇率制度转移”，但事实上大多数亚洲国家依然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对这些国家来说，这不仅有利于投资者和商业银行规避外汇风险，也有利于中央银行稳定国内物价[7]。即便汇率法律制度参照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的基础供求关系来进行浮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各国仍须以美元为中心展开国际金融、贸易交易。

三、对离岸金融体系的建立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