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族学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名族学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名族学论文范文

藏族人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国是藏学的故乡，中国的藏学研究源远流长，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传统。先辈学者为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数量巨大的研究成果和内容浩繁的文献资料，开发和利用这些文献，不仅能够体现作为藏学故乡的中国对藏学研究所做出的多方面的贡献，而且能够使后来者避免简单的重复劳动，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好地攀登新的高峰，取得有创新意义的成果。前辈学者多次指出目录索引之学是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殿堂的钥匙，只有掌握目录索引工具书，才能使人很快入门，了解本学科发展和研究的概况，攀登上一个无形的阶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也才能够钻研得更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较长一段时间中，我国藏学界存在重厚本的书籍，忽视学术论文的现象，因而编制论文目录索引的工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除了在有的刊物上编制自己的论文目录外，一些单位编制的目录索引只能内部印行，少量流传。因此，编制目录索引的工作跟不上科研和出版的发展，科研人员查找资料存在许多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藏学研究队伍中有一些年轻人，以高度负责的工作责任心，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已有的一些零散的目录索引的基础上，从事藏学论文的目录索引的编写工作，《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目录索引的编者刘洪记伉俪即是其中成绩突出的两位。他们在大学时都是学习藏语文专业，在工作多年，回北京后一个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工作，一个在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资料室工作，虽然有经常接触藏学论著的便利条件，但是以两个人的力量来从事藏学论文目录的编写，其工作的艰辛繁杂，仍然可想而知。诚如他们在“前言”中所说，“通过收录我们发现，在八十年代末，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在很多不相关的报刊上发表有多篇很有学术和参考价值的藏学文章，有些还真的弥补了核心期刊中缺少的某些藏学学科内容，如果漏收很可能会漏掉一个方面。这样就无形中加大了我们的工作量，除了收录本单位所存报刊上的藏学文章目录(包括翻译无汉文译名的篇目)之外，还要随时到有关单位去查阅单位缺藏或未订报刊。工作起来真有大海捞针之感。在长达八年的收集编排当中，因受学术著作出版难的影响，曾几次产生过中止的念头，但又多次在同事和单位领导的鼓励下坚持了下来，终于完成了即将与读者见面的这一书的书稿。”这篇前言写于1995年5月，这也就是说书稿交到出版社后还经过了四年多的编辑、修改、补充，才得以出版，这里面又有多少编者和出版社编辑的辛勤劳动，自不待言。

《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全书140多万字。收录了我国1872年以来的120余年间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刊载的有关藏学各方面的论文和资料的目录26000余条，涉及报刊500余种，其中包括藏文刊物十余种，同时还收录有40余种藏学论文集的论文目录。基本类别有，政治、经济、历史、人文地理、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 、文化、教育、体育、风俗习惯、文物与考古、人物、藏区其他民族、医药卫生 、科技、动态、书评等十几大类。除了“查找面广、收集目录全”这一显著的特点以外，这部目录另一个重要的好处是收录了各种藏文期刊上发表的藏学论文目录。这体现了中国藏学研究队伍中藏、汉族学者团结合作、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的特点和优势。这一点在《中国藏学书目（1949－1991）》和《中国藏学书目续编（1992－1995）》中已经做过，而且那两部书中所收的书目和简要介绍还是藏 、汉、英三种文字对照。《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无法做到藏、汉、英三种文字对照，但是已尽力将用藏文发表的论文的题目翻译成汉文，与汉文论文的目录合编到一起，这在同类的论文目录中还是首次，对我国藏、汉族学者的互相了解 、互相交流学术成果，有重要的作用。

可能是考虑到篇幅巨大，全书按的年代分为四编，1872-1949年为第一编 ，1950-1979年为第二编，1980-1990年为第三编，1991-1995年为第四编，先依每编中篇目的内容分类，再按每类条目刊出的时间先后排序。其后又附录有《论文 集、学术会议等论文目录》、《港台藏学研究论著目录》和《选录报刊名称一览 》等。这样做的好处是读者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我国藏学研究在这三个大的阶段中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把握我国藏学研究所走过的道路和发展的趋势。编者在书后附录四的长文《从报刊论文资料的统计看我国藏学的发展》，的确是他们在长期从事藏学图书资料的管理和论文目录的编辑工作的基础上所做的认真分析和总结，对藏学研究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作为研究某一个专题的读者 ，在使用这部目录查找有关的论文时，可能会感到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例如 ，想了解关于藏族族源问题的研究在以前发表过哪些论文，则首先需要知道藏族族源问题研究在这部目录中是归入“历史”大类的“通论”之中，因此读者需要查找这四编中各个“历史”大类的“通论”，而这些“通论”又是按照文章发表的年代来排列的，那么就需要把这些“历史”大类的“通论”全部查找一遍。

如果读者再考虑到可能还有有关文章只在某一论文集中发表，那么还应当附录的《 论文集、学术会议等论文目录》中查阅，而这一部分是不分类的，所以差不多需要全部查找一遍。如果再考虑到港台的学者关于这一问题也应有一些， 那么还需要查找《港台藏学研究论著目录》的“论文目录”中的“历史”类，而且同样还需要将《港台藏学研究论著目录》的“论文集目录”查找一遍。在这里举这样一个例子，并不是想苛求编者，只是想说明像这样的大型的论文目录，为便利读者使用，实在有编制索引的必要。本书的书名为《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但是实际上只有论文分段（编）的分类目录，而没有索引。不过，看来编者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一问题，将书名定为《中国藏学论文资料索引》就说明当初有过编制索引的计划，只是受许多条件的限制而放弃了。这正如编者在前言中所说：“在这本工具书基本编竣后，我们还试图编出一个著者索引，以使此书的功能更加齐全。但是由于藏族作者重名和一名多种译写的问题无法处理，以及版面增加又要牵涉到出版经费问题等，故而放弃。”

第2篇：名族学论文范文

 

主要栏目

专论、综述、研究论文、研究简报、前言动态、信息交流。

 

投稿须知

1．文稿要求。来稿要求内容充实、立意创新。写作上要重点突出，条理分明，论据充分，数据可靠，文字简练。书写要工整，用字要规范，标点要正确，计量单位和符号要符合国家标准。外文字母、数学符号、拉丁学名要分清大、小写，正、斜体；上、下角的字母、数码和符号，其位置也应标示清楚。为便于快速处理稿件，来稿须一式两份(一份可以是复印件)，以便同时送审，稿件请用5号宋体1.5倍行距打印在A4纸上，写明排版软件，并附相应磁盘。推荐使用电子邮件或网站稿件远程处理系统投稿。

2．文稿内容。来稿须包括：中文题目，作者姓名，单位、地址、邮政编码，摘要、关键词；英文题目，作者英文姓名，单位、地址、邮政编码，英文摘要Abstract、关键词Keywords；正文部分；致谢；参考文献。正文部分区分综述专论、研究论文和简报，对内容和格式要求有所差别。综述专论须包括：引言、展开论述部分、结论及展望。研究论文和简报须包括：引言、材料与方法、结果与分析、讨论四部分。文章篇幅，综述专论和研究论文通常不超过5个页码，约8000字；研究简报不超过3个页码，约5000字。

2．1标题。文章标题务求简明扼要，以反映论文主题，一般不超过20字，避免使用副标题，避免在标题中出现缩略语、字符、代号和公式等。英文标题与中文相吻合，除连词、介词及冠词外，词的首字母大写。正文中各级标题应精炼明确，以不超过15字为宜。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可用至3级标题，不同级别的数字之间用实心圆点“.”相隔，最末数字不加标点，如：“2”“2.1”“2.1.1”，以此类推，一律左顶格，后空一字距写标题。正文引言部分不立标题，不加编号。

2．2作者与单位。文章作者的署名人数及顺序由作者自定，但要求文稿无知识产权争议问题，所有署名作者对文稿署名认可。多位作者的署名之间用逗号隔开，并分别注明所有作者的单位、城市和邮政编码。

2．3摘要与关键词。正文前须有200～300字摘要，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能够简明确切地反映论文的主要信息，并重点提示出论文的创新之处。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一致。在中、英文摘要下方分别列出中、英文一致的关键词3～8个。

2．4脚注。来稿首页注脚处注明论文资助的基金项目和作者简介（第一作者或/和通讯作者）。基金项目包括课题来源、名称及基金代号；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份、性别、籍贯、民族(汉族可略)、职称、学位、所从事专业方向及联系方式（包括电话、E-mail）。

2．5图与表。文中图与表一般不超过3~5个，且精炼、完整；图表的题、项、注等要求英汉双解；表格一律采用三线表。在文字中概括归纳图表内容时，避免逐项重述数据及图表的重复使用。图表的标题、内容及注解一律用中英文对照标示。请作者同时提供图片的原始文件，以保证图片的清晰。

2．6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只列入近期的、主要的、已公开出版的引用文献；按在论文中出现的顺序挂角于文末；内容、书写顺序应规范；一般不超过30个。参考文献的著作者少于3人时全部列出，超过3人时，只列前3人，后加“等”字（英文为“etal.”）。主要文献的书写格式如下：

书：[序号]著者.书名.版次（第1版不标注），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期刊：[序号]著者.文章名.期刊名（英文刊名可缩略），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会议录、论文集等：[序号]著者.文章名.见（In）：编者名.文集名.会议名，会址，开会年，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专利：[序号]专利持有者.专利名称.专利国别,专利号

参考文献是中文的请用中文列出，不要译为英文。

第3篇：名族学论文范文

本人作为一名来自内地的满族学生,对民族文化十分热爱,在大学攻读硕士期间,更是对的民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除了阅读大量有关文化的期刊文献之外,还克服了种种困难,走过了除阿里和昌都的偏远地带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在理论知识学习和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对舞蹈学相关的理论和学说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尤其通过阅读观看大量的国内外舞蹈、艺术、美学等相关专着、论文和影像资料,逐渐产生并形成了与舞蹈学相关的,尤其是自然舞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论文是研究生学习期间的重要关键环节,也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本人根据导师的指导和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珞巴族舞蹈生态研究——以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为例》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从不缺少辉煌灿烂的文明。那如万花筒般的文明,正是由中国 56 个民族各自独特的文化所构成。珞巴族是我国 56 个民族中的一员。1965 年经国务院批准确认为单一民族,成为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珞巴族主要生活在南部的珞瑜地区①,由于非法“麦克马洪线”的划定,使珞巴族成了跨界民族,大部分珞巴族生活在印占区,少部分生活在中国实际控制区,包括林芝地区的米林县、墨脱县、察隅县、朗县,以及山南地区的隆子县等地。和平解放之前,珞巴族一直在大山深处过着刀耕火种、刻木结绳记事、狩猎的林区生活。珞巴族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形成了独具珞巴族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在很多民俗活动和祭祀仪式中,曾出现过相对原始的珞巴族舞蹈,比如驯牛舞、杀牛舞、出征舞、复仇舞、刀舞、巫师舞等。伴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珞巴族经历了从原始林区生活到集中定居生活再到现代生活,这样的变迁,虽然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大大改善了珞巴族的生活条件,这种改善也改变了珞巴族生存的生态环境,珞巴族的意识形态随之发生了变化,这对于人类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1.2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珞巴族在大山深处生活的历史传统,使其拥有天体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独特的风俗习惯。由于历史原因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划定,更使珞巴族成为我国境内较为特殊的一个少数民族。珞巴族所处的地理区位相对偏僻和闭塞,给有关其相应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珞巴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很多文化艺术都是依靠口传身授的方式,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些无疑又带来了学术研究上的难题。因此,有关珞巴族传统习俗、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显得尤为珍贵。有关珞巴族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有书籍《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民族出版社,2009)、《珞巴族简史》(《珞巴族简史》编写组,民族出版社,2009)、《中国文化知识读本——珞巴族》(崔华洋,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珞巴族》(王玉平,民族出版社,1997)、《珞巴族——米林县琼林村调查》(龚锐、晋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民俗文化》(陈立明、曹晓燕,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等,其中《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较为详细地描述了珞巴族的历史演进、社会变迁、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在文学艺术的研究中,主要包括珞巴族民间文学调查、珞巴族民间歌曲调查。珞巴族民间文学调查用了三十三个小节的篇幅,介绍了珞巴族民间的三十三个传说故事;珞巴族民间歌曲调查用了八个小节的篇幅,介绍了珞巴族婚丧嫁娶、节庆仪式中的曲调。这是笔者所了解到的较早如此宽泛系统地对珞巴族文学艺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世人了解珞巴族起源、发展和生活现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但很遗憾的是在珞巴族民间歌曲调查中,虽有边歌边舞的记述,却没有将珞巴族的自然舞蹈进行描述和介绍。

第二章 珞巴族概况

2.1 珞巴族的起源

研究民族起源问题一直是人类学的重要内容,人们通过考古、历史记载、语言、文化艺术及风俗习惯等为材料 , 探讨人类或民族的起源。珞巴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现使用的文字普遍是藏文,还有一部分使用汉字,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珞巴族过着刻木记事和结绳记事的生活。现代民族问题研究之前,很少有问世的珞巴族文献,在极少数的藏族文献中只有星星点点的记述。1346 年的藏文史籍《红史》中记载,吐蕃时期松赞干布时代“南自珞与门 等均置于吐蕃统治之下”。 1564 年的藏文史籍《贤者喜宴》中记载:“如是 南方之珞与门 等,均被收为属民。”两部藏文史籍中所提出的“珞”和“门”分别指的就是珞巴和门巴,涉及的内容仅仅是藏族与珞巴族和门巴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而关于珞巴族的族源问题并未提及。“只是在盛绳祖的《卫藏图识》中描写过 18 世纪时的珞巴族还过着‘不耕不织,穴处巢居,冬衣兽皮,夏衣木叶’的游猎生活。”①由于珞巴族的起源在相应的文献上很难追寻,只好另辟蹊径,那就是珞巴族生活区域的考古发掘、民间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信仰习俗,这些将会对研究珞巴族的族源问题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米林县采访调查的时候,县旅游局的珞巴族干部林勇(如图 2-1)向本人讲述一个当地耳熟能详的珞巴族故事。相传很久以前,上天之父与大地之母结合后生下两个孩子,一个名叫“达蒙”,一个名叫“达宁”,前者是姐姐,后者是弟弟。弟弟达宁擅长狩猎,经常会把活的动物幼崽带回来交给姐姐来驯养。姐姐达蒙除了驯养动物之外,还会去田野森林中挖掘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的头脑还学会了用藤条和木头摩擦生火。时间久了,弟弟对姐姐产生了感情却遭到了姐姐的反对拒绝。一次去天上会见天神太阳的时候,太阳告诉他们,地上只有他们一男一女,虽然是姐弟也要结为夫妻,否则人类就不能繁衍生息了,于是将他们关在了笼子里,迫使他们结婚成为夫妻,所以他们的后人就是现在珞巴族人。

2.2 地理区位和人口分布

第4篇：名族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宋代；婚服；礼俗

一个时代的服饰，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宋辽夏金时期，我国各民族交流频繁，融合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服饰在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中原宋王朝传统服饰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元素，而北方草原民族服饰也逐步汉化。服饰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礼仪、风俗文化在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历史大幕下，通过服饰文化的交流，由中原王朝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传播、发展。中原王朝内部，礼仪经历了统治阶层的不断调整、强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体系。服饰作为礼仪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其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而准备的婚服，是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婚礼用的服装、化妆、配饰、都是当时社会审美取向的体现。华美、精致的婚礼服饰，是服饰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礼仪规范的集中体现。研究婚服，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这一时期各个区域的服饰审美取向和其中蕴含的礼仪文化内涵。近二十年来，虽然婚姻礼俗和服饰研究这两个方向研究成果卓著，但将它们相结合，研究婚礼服饰与婚俗、礼仪关系以及婚服的礼制内涵的文章却不多，可以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一、研究服饰、礼仪的古籍、专著

有关婚礼服饰的内容在众多史书中曾被提及，如在《宋史》[1]、《辽史》[2]、《金史》[3]、《西夏史》[4]中都对皇帝、后妃、命妇、官员等贵族的礼服形质有详尽的记载，并做了具体的规定。郑樵所著的《通志》[5]中对天子、太子、后妃、官员的章服和婚礼仪制也有明确记载。这类史书虽然记载了统治阶级的章服制度，但并没有专门对婚姻服饰进行记录。尽管如此，透过这些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华美礼服的形质，婚服做为其中的精品，也必然包含了这些礼服的特点。

官方史书只关注了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婚礼服饰没有给与很多的笔墨。朱熹的《朱子家礼》[6]以及司马光的《书仪》[7]则对士大夫阶层的婚礼流程及礼仪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俩部书侧重对礼仪习俗、规范的阐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中下层人民的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对婚服给与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到了现当代，研究服饰通史的著作颇多，最著名的要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这部著作通过研究考古资料如壁画、画卷、刻印等，对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做了细致的刨析。其中第一百零二到一百三十一章是研究辽宋夏金的服饰，沈从文先生更多的从平民服饰入手研究，展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衣着习俗。孙机著的《中国古舆服论丛》[9]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舆服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描述了解那时婚礼服饰的基本特征。此外，陈茂同的《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10]、朱和平著的《中国服饰史稿》[11]、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2]、陈高华与徐吉军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3]、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14]、黄能馥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5]、王民泽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16]、臧迎春著录的《中国传统服饰》[17]、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18]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著作，这些专著侧重点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相互佐证，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我国古代服饰的整体面貌。此外，王瑜所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19]对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王青煜所著的《辽代服饰》[20]、赵评春和迟本毅著《金代服饰》[21]为研究辽代、金代的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黄强著的《中国内衣史》[22]是一部专门对历代内衣形质进行收录、介绍的著作。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23]、孟辉撰写的《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24]是专门研究女子服饰的著作。周汛和高春明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25]是研究我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工具书。阅读这些专著，可以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全面的认识宋辽夏金时期衣着服饰的状态，领略传统服饰的魅力。在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些靓丽衣饰下的礼仪内涵。在这些书籍中，并没有专门研究婚服的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相关的服饰美学著作也是做论文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研究服饰美学的文章不少，主要有：叶立诚的《服饰美学》[26]、蔡子谔所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27]、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28]、兰宇与祁嘉华的《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29]。

除了研究服饰的专著外，关于礼仪、民俗研究的著作也是我要了解的重要部分。台湾学者彭利云所著的《宋代婚俗研究》[30]，是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宋代婚俗礼仪的专著。美籍学者尹沛霞著，胡志宏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31]，从外国人的视角审视宋辽夏金时期的女性和婚姻，有许多独特、新颖的观点。王文宝著的《中国民俗研究史》[32]对我国传统民俗做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研究。朱瑞希等所著的《辽宋金社会生活史》[33]对辽、宋、夏、金的社会生活面貌做了全面的展示。陈戍国著的《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34]对这一时期几个政权的各种礼仪制度做了论述。此外，陈顾远《中国婚姻史》[35]、吴存浩《中国婚俗》[36]、彭林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37]、王炜民编著的《中国礼仪文化》[38]、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39]都是研究婚姻礼俗的重要资料。

二、相关的论文

研究宋辽夏金时期婚服、婚俗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主要研究服饰的有：贾玺增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首服研究》[40]、殷冰瑶的硕士论文《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41]、邓雅的硕士论文《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42]、王雪莉的硕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43]。相关的有杉本正年著、樊一译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44]、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45]、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46]，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的《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47]、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48]，这几篇论文多从民俗的角度分析宋代服饰的特点，对婚礼服饰提得不多，也没有谈到其礼制内涵。

对于婚礼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吕友人、王立军所撰《宋代婚礼概述》[49]、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50]、《中国传统婚礼习俗》[51]、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52]、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53]、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54]、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55]、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56]、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57]、王启发《礼义新探》[58]等等。

对于婚俗研究的主要有：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59]、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60]、《中国各地婚俗》[61]、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1992年第5期）[62]、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63]、《中国特色婚俗》[64]、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65]。

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礼仪进行研究的有：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66]、黄莉《辽代婚姻综述》[67]、杨富学与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68]、夏宇旭及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69]等论文，为我们研究辽国婚姻礼俗提供了资料。谢静的《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70]、孙昌盛所撰的《西夏服饰研究》[71]、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X.02822为中心》[72]、陈霞的《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73]等几篇文章都在西夏服饰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74]、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75]等文章对西夏婚礼制度作了介绍。关于西夏服饰、礼仪方面的论文相对而言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研究金代服饰、礼仪的文章同样比较缺乏，只见到俞超伟所写的《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76]这篇文章通过考古发现充实了金代服饰史料。此外还有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77]以及顾韵芬、高岩、李丹《金代女真族服饰文化的整合性发展》[78]等。这些文章虽然为我们在服饰、礼仪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挖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用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它们都没有对婚礼服饰及其与礼仪、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宋代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元]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元]脱脱.西夏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宋]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1）.

[8]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9]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10]陈茂同.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11]朱和平.中国服饰史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12]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13]陈高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5.

[14]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15]黄能馥.中国服饰通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16]王民泽.中国古代服饰[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17]臧迎春.中国传统服饰[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3.

[18]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1990.

[19]王瑜.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20]王青煜.辽代服饰[M].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2002.

[21]赵评春，迟本毅.金代服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2]黄强.中国内衣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23]周汛，高春明.中国历代妇女妆饰[M].北京：三联书店，1988.

[24]孟辉.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25]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26]叶立诚.服饰美学[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

[27]蔡子谔.中国服饰美学史[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

[28]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艺术[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29]兰宇，祁嘉华.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30]彭利云.宋代婚俗研究[M].天津：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31]胡志宏.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32]王文宝.中国民俗研究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3]朱瑞希.辽宋金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4]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35]陈顾远.中国婚姻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36]吴存浩.中国婚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37]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8]王炜民.中国礼仪文化[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

[39]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40]贾玺增.中国古代首服研究[D].东华大学博士论文，2006.

[41]殷冰瑶.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42]邓雅.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D].江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

[43]王雪莉.宋代服饰制度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6.

[44]杉本正年，樊一.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J].成都大学学报，1995（4）.

[45]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J].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1998（6）.

[46]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J].山东纺织经济，2010（10）.

[47]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J].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6）.

[48]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J].时代文学，2009（2）.

[49]吕友人，王立军.宋代婚礼概述[J].殷都学刊，1991（4）.

[50]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J].纺织导报，2008（11）.

[51]中国传统婚礼习俗[J].现代语文，2007（4）.

[52]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J].中州大学学报，2005（2）.

[53]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J].民俗研究，2000（2）.

[54]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7（4）.

[55]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5）.

[56]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J].现代交际，2001（11）.

[57]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

[58]王启发.礼义新探[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3）.

[59]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J].求是学刊，1993（1）.

[60]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 ，2006（1）.

[61]中国各地婚俗[J].中国地名，2008（10）.

[62]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J].社会科学研究，1992（5）.

[63]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J].中国校外教育，2008（1）.

[64]中国特色婚俗[J].中国地名，2008（10）.

[65]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J].传承，2009（6）.

[66]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J].蒙古学信息，2004（3）.

[67]黄莉.辽代婚姻综述[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3（3期）.

[68]杨富学，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4）.

[69]夏宇旭，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3）.

[70]谢静.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J].艺术设计研究，2009（3）.

[71]孙昌盛.西夏服饰研究[J].民族研究，2001（6）.

[72]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X.02822为中心[J].宁夏社会科学，2007（3）.

[73]陈霞.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J].史学理论，2010（31）.

[74]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J].考古与文物，2001（3）.

[75]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J].宁夏社会科学，2009（1）.

[76]俞超伟.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J].中国文物报，2001（8）.

[77]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J].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2（4）.

第5篇：名族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清朝服饰;形象;朝鲜使者

中国与朝鲜两国山水相连,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儒学很早就传到朝鲜,并对朝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朝鲜朝时期都非常深远。朝鲜基于儒学“事大”思想与中国建立了宗藩关系,而朝贡是这种宗藩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朝鲜每年都会派使节到中国朝贡,这些朝鲜使节完成外交任务回国后,要向国王汇报出使情况,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往往会影响朝鲜国王对中国大事的决策。可见朝鲜使节不仅担当着朝鲜的外交任务,也是中朝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主要媒介。朝鲜使节到中国后记录了他们在中国期间的活动,以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认识。清朝时期把这些文本统称为“燕行录”或“使行录”。 朝鲜使节在“燕行录”中使用大量笔墨来描写中国服饰,服饰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朝鲜使节对清朝服饰文化的态度其实就是对清朝文化的态度。服饰也是建构异国形象诸多因素之一,所以本论文主要想通过朝鲜使者笔下的女子服饰的描写,来考察十八世纪上半叶清朝女子形象。

服饰除保暖遮羞蔽体的实用功能外,还具有审美功能。明清鼎革后,男子全部“S发”穿满服,无从分辨满汉,但是汉女服饰仍保留了汉制,使得朝鲜使节能够马上判断出是满族女子还是汉族女子。朝鲜使节所建构的汉女形象是正面的,而满女形象多是负面的,而且朝鲜使节总是将汉女和满女进行对比,感情倾向于汉女。汉女“或着摺裳,穿黑唐衣,头饰花珠,且垂面黑纱,乘驴子而行者,间有之,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1朝鲜使节认为汉女可爱,主要是因为汉女的衣制保留了明制,朝鲜使节的这种判断其实是带有思明情绪的。朝鲜因“慕华”而“衣冠一遵明制”,但现在“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感叹到“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2就在朝鲜使节感到绝望之时,穿大明衣冠的汉女则给了朝鲜使节一份心理安慰,聊以慰藉朝鲜使节怀念大明之心境,所以感情倾向于汉女,建构的汉女形象也是正面的。朝鲜使节本身就对满族怀有偏见,一直认为满族是不识礼仪的蛮夷之族,因此在描写满女服饰的时候也带有这种情绪,“宁远以东多是胡女,而不分内外露面出见,唐女则内外甚密,而胡女头插乱花金玉饰头,着长衣缓缓住行。”3朝鲜使节将汉女和满女进行了对比,赞扬汉女“内外甚严”,斥责满女“不分内外,露面出见”,因为满女的服饰不符合朝鲜朝社会的道德观。朝鲜朝社会女子出门时,一般会用长衣来遮面,这样做是为了划分男女界限,禁止与男子自然接触,这其实就是“礼治”思想中的“内外法”。强调“内外”是由孟子提出的,内外本指“里”和“外”,而实际上多用于夫妇之间。孟子在“五伦”中强调“男女有别”,而男女之“别”源于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思想把宇宙一切事物分为阴阳,男子为阳,女子为阴。董仲舒后来提出“阳尊阴卑”,所以男子因为是阳而尊贵,女子因为是阴而卑贱。《礼记》中第12内则中强调“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肀纹涿,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把男女之“别”划入到“礼”的范畴之内,朝鲜接受了这种思想,并这样做。朝鲜女子是不能随便外出的,即便外出也要“蔽面”,这样才有“礼”。所以朝鲜使节看到满女“出门见人不羞”感到“可骇”,从而更加肯定了满族是个不识礼仪的蛮夷之族的观点。

在当时的朝鲜社会中,受阴阳相济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子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一切服从于男子。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并将这种道德规范加上妇女身上,女子的服饰必须要符合道德规范,出门必须遮面,这其实就是对妇女人身自由的限制,而满女不遮面出门体现的正是男女平等思想,这其实是一种进步。

满族女子出门由于不用长衣遮面,使得朝鲜使节能够观察到满族女子的妆扮,“毋论老少,皆耳焖珠。”4朝鲜使节虽没有直接做出评价,但却注意到“清女头样耳颇异矣”5,但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朝鲜社会的审美观可推知朝鲜使节的态度。高丽时期,耳饰传入高丽,并开始流行男女都配戴耳饰,到朝鲜中期董越《朝鲜赋》中强调“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认为在耳朵上穿洞是对父母的不孝,下令禁戴耳饰。所以朝鲜中期两班贵族女子都不戴耳饰,只有少数庶民阶层的女子及配戴耳饰。另外当时受中国传统“华夷”观影响,戴耳饰的风俗被视为“胡俗”“蛮俗”,所以见到女子戴耳环则叹道“如蛮俗者”。根据当时朝鲜社会的审美观及朝鲜社会对满族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朝鲜使节也会认为满女“耳挂双珠”是蛮俗。满女带耳饰则是旧俗,乾隆曾说“旗女一耳戴三钳,原系满洲旧风,断不可改饰”可看出这是满族的习俗。《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人:“男子辫发垂后,耳垂金银。”可见早期男子也同女子一样耳挂金银佩饰,到清后男子逐渐不戴了。满族妇女戴耳环的习俗与萨满教观念有关,“萨满教认为人有三魂,即命魂、真魂和游魂,其中游魂是最活跃的,可以脱离人体而活动,而耳环能卫护游魂,以保证人的神安志名,所以满族先民视耳环为平安避邪灵物。”6 朝鲜使节认为这种戴耳饰的风俗是“蛮俗”,显然是受“华夷” 观影响而表示蔑视之情。

另外,朝鲜使节发现“汉女皆传粉,胡女则否,旧闻汉女有夫,虽老皆传粉簪花,今不见尽然。”7 朝鲜使节认为汉女多涂粉,对汉女涂粉并不反感。而实际上满族入关之后,汉满女子相互影响,满女也涂粉,对于满女涂粉,朝鲜使节则描述成“厚涂真粉”。在朝鲜社会中,认为女子“浓涂脂粉,何异塑鬼,故古人不许妇人时世之妆。”只有才会涂粉涂胭脂,戴耳饰,所以满女戴耳饰,涂厚粉,与朝鲜社会女子相比,(下转第103页)(上接第102页)满女传递出一种妖艳的形象。

十八世纪上半叶,朝鲜使节描写满族女子,重点是在描写满族女子的妆饰,通过朝鲜使节的描述,我们发现朝鲜使节一方面是受朝鲜朝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将汉女塑造成正面形象,而满女则为负面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受朝鲜朝社会传统的审美观影响,从儒家道德观的角度否定满女。从服饰传播和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朝鲜的审美观带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即以朝鲜社会的标准来对待其他文化,并认为朝鲜社会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及审美观点等是最正确的,是最佳的选择。朝鲜这种种族中心主义是受中国传统“华夷”观的影响,排斥蛮夷习俗、文化。正确认识各不同民族服饰美的特点,就能够打破束缚服饰文化发展的各种禁锢,从而使得各民族健康的着装观念与优秀的服饰形式得到充分的交融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葛兆光.大明衣冠何处在.史学月刊,2005,(10):41-48

[2]刘广铭.朝鲜朝语境中的满洲族形象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3]刘明新.解读满族服饰习俗的文化内涵.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3(5):124-129

[4]李善宰著.儒教思想? 礼仪服.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92

[5]刘为.清代中潮使者往来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6]孟华译.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全美子.18世纪韩国游记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8]周振鹤.十六至十九世纪初中韩文化交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第6篇：名族学论文范文

一、音乐学研究论文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五、音乐学理论出版

第7篇：名族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议论文；事例阐述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14-285-01

在高考作文中，要写好议论文，重要的是要有精当的事例、精辟的议论。写好事例，在事例中揭示现象的本质与意义，探寻问题发生的原因和可能带来的结果，就可展示作者的哲理思考，为取得高分提供条件。那如何写好事例，并让事例飞扬理性的色彩呢？下面，我就从四个方面来谈谈我的看法。

“叙例”即单个事例的阐述需要把握以下这几个方面：

一、叙述定向――从角度上紧扣观点叙述。

这是让事例飞扬理性的色彩的前提。

通常我们所用的事实材料都具有多义性，可用于论证不同的论点，如果阐述的角度不对，会造成论据和论点不相吻合，大大地减轻了说服力。因此，最好采用“叙述定向”法，即准确地把握好侧重点，选取正确的叙述角度来证明论点，即“取其一点”，突出强调事实论据与论点一致的地方，并能把材料中与论点相关的部分扩展开来，或者将蕴含在材料中并不显露的地方加以挖掘、补充，使事例准确有力地为论证服务。

例文一：浊浪滔天，苏轼矗立在岸边，飞舞的波浪打湿了他的衣襟，但茫茫的雾始终遮盖不了他的双眸，他仍固执地向远方眺望。就在这偏僻山地、穷山恶水里，沉沦而终了一生吗？就在这山岭相隔的地方，不思进取、哀怨慨叹吗？不，不能这样放任，不能这样蹉跎。苏子不断地扣问自己，然后奋起抗争，（叙述定向，聚焦到位）于是才有“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豪迈，才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志向，才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高考满分作文《生命因问而精彩》）

这个语段，采用了“叙述定向”的方法，在准确地把握论点的基础上，找准切入点，扣住苏轼面对挫折时“对生命的发问”阐述，突出强调苏轼的事例与论点一致的地方，将蕴含在材料中不显露的地方加以挖掘、补充，有力地论证了中心论点。

二、深入挖掘――阐释话题的含义

每一种现象都有其具体含义，当我们阐述一个话题时，就要把这个话题的含义阐述出来，即阐述“是什么”的部分，这样才能使人信服，并飞扬出理性的色彩。

例文二：烽火硝烟，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百姓苦难，他问苍天，谁主沉浮？暗夜里，昏灯下，他一遍遍地叩问自己，能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做些什么？能为硝烟中的中国革命做些什么？看着受伤的战友，看着满目疮痍的山河大地，他一遍遍地追问自己：怎样让国独立，民安定，族富强，（阐述含义：问什么，内容深刻）于是他不辞辛苦，挑灯夜战。于是他身先士卒，奔驰于战斗的最前沿。（满分作文《生命因问而精彩》）

上面地语段，就先重点指出“问什么”，即“是什么”地步骤“他问苍天，谁主沉浮？……他一遍遍地追问自己：怎样让国独立，民安定，族富强。因为有发自肺腑的对国家、人民的热爱，有高度的责任感，才有他奔驰于战斗的最前沿的行动。有了这段的叙述，使得事例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

三、寻本探因――探讨人物的行动。

议论文要深刻透彻，观点要有说服力，还要讲清所用事例的人物的行动，即阐述“怎么做”的部分，从人物的行动中可以看出人物的思想，从而有力地证明观点，使事例更富说服力，从而飞扬出理性的色彩。

例文三：曾经有一名美国小女孩，从小想当一名演员。妈妈把她送进了当地最有名的演出学校。可是，不久却收到了退学通知。就这样，这个小女孩最初的梦想不仅被打破了，她的心灵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可她并没有就此放弃。在妈妈的支持下，她进了一个剧团，别人不准她上台表演，她就只跟着排练，剧团的每一场表演，她都去排练，既便没有上台的机会，他也为此感到高兴。可命运终不能让她如愿，十几年后，她又因为患上了一种疾病，一条腿无法活动。想要表演的梦想，使她没有被疾病打倒，她坚持锻炼，坚持表演，（叙述艰辛的努力，印证话题）她不仅征服了她的腿，并且在40岁，第一次如愿以偿地登上了舞台，并取得了成功。――高考满分作文：话题“出人意料和情理之中”《生命的奇迹》

上述的语段，用露茜利・鲍尔的事例，讲到她最后成就了生命的乐章，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作为一个残疾人，这确实是出人意料，但怎么才能扣紧话题“情理之中”呢？这就需要阐述其遇到不幸之后“怎么做”，语段就讲的她的执着和坚强，即“在妈妈的支持下，……坚持表演”这样，露茜利・鲍尔通过艰辛的努力，她所取得的成就确实在“情理之中”，这就成功地演绎了话题“出人意料和情理之中”。

四、以果析理――阐述事件的结果。

不管事件的起因和经过怎么样，事件的结果总是最具有说服力。所以，在阐述完“是什么”和“怎么样”以后，最好要提及事件的结果“怎么样”，这样才更具有说服力，让事件飞扬理性的色彩。

例文四：华中农业大学经济贸易管理学院1999级经济学专业学生徐本禹，2003年本科毕业，高分考取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可他放弃读研，毅然去贵州省大方县大水乡大石小学义务支教。他的感人事迹经媒体报道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使当地教育条件迅速得到改善，小学迁出山洞，搬进了新校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不足100人增加到250多人。他的义举，为当地教育开拓的新路，为年轻人支边送教带了好头，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涂上绚丽一笔。（确有成效，凸显主旨）――高考满分作文《帮助――盛开的花朵》

第8篇：名族学论文范文

摘要：独立学院的学生有其特殊性，基础相对薄弱，学习氛围相对松散。而学生在毕业前，与一本学生一样，要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才能获取学士学位证，这对独立学院的学生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使学生能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并保证独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的各项工作不断改进和提高，本文将PDCA循环引入，以从根本上加强独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的管理效果。

关键词：PDCA循环；独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

PDCA 循环是系统论的一种实践表现形式，是全面质量及过程管理活动的一种工作程序。组织毕业设计（论文）是一项严谨且完整的系统工作，既要对每一个环节完成的时间严格控制，又要对每一个步骤完成的质量严格把关。将PDCA循环应用于独立学院的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具有实践的指导意义。

1.PDCA循环

PDCA循环是由美国著名管理学专家戴明博士首先提出，也称为“戴明环”，是一种质量管理和过程管理的科学方法。PDCA循环中，P（Plan）是计划，根据要求，建立实现结果所必要的目标和过程；D（Do）是实施，具体经过什么样的流程；C（Check）是检查，根据目标对过程和结果进行监控与反馈；A（Action）是处理，采取何种措施改进下一轮工作流程。

2.PDCA循环的应用

由于毕业临近，很多学生忙于求职和毕业实习等事情，加之学生对毕业设计（论文）不重视，把时间花费在毕业设计（论文）上的学生更是少之又少，导致毕业设计（论文）的计划周期短，完成的毕业设计（论文）成了应付差事。独立学院的专职教师偏少，在毕业设计（论文）中，指导教师与所知道的学生数量不匹配，学生多，指导教师少，导致毕业设计（论文）的水平和质量不高。因此，有必要引入和加强PDCA的循环模式。

2.1 整体循环

如图所示，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是一个由P—D—C—A四个环节有机组成的系统。P阶段主要任务是分析问题，找出关键性原因，并制定对策。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计划与安排、毕业设计（论文）选题。D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按照P阶段制定的计划去执行，这个阶段是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控制的重点。毕业设计（论文）过程中，指导教师按照要求对学生认真指导、严格规范，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C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将D阶段的效果与P阶段的计划相对比，以检查D阶段的执行情况，判断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并进一步查找问题。毕业设计（论文）的检查阶段分为期初检查、期中检查、期末检查。期初检查包括学院要对学生毕业资格审查、指导教师资格审查、与毕业设计（论文）密切相关的实习手册落实情况审查。期中检查包括对毕业设计（论文）的工作进度、开题报告、教师指导情况等检查。期末检查包括学院、系根据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规范及相关表格要求，通过答辩、毕业设计（论文）抽查的方式对毕业设计（论文）的规范和完成质量进行审查和评估。A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学院对本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制定更为合理有效的措施，运用到下一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之中。

2.2 嵌套循环

在上述的整体循环中，毕业设计（论文）的每一个环节内部的具体工作也都有必要按照PDCA循环来执行。

2.2.1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是毕业设计（论文）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做毕业设计（论文）的前提。在毕业设计（论文）选题中，应引入 PDCA循环：毕业设计（论文）出题方案（P）——指导教师与学生拟定毕业设计（论文）题目（D）——专业教研室组织指导教师讨论审核（C）——指导教师与学生共同改善（A）。图2

2.2.2 毕业设计（论文）内容。指导教师按要求安排学生进行课题调研、相关文献查阅、思路设计等工作（P）——学生按照要求发挥主动性，调研课题、查阅文献，及时确定毕业设计（论文）的具体框架和内容（D）——学生提交指导教师填写的修改意见表，专业教研室对其进行认真审核，提出建议并反馈给学生和指导教师（C）——指导教师和学生对专业教研室的反馈意见共同研究，提出整改措施（A）。

2.2.3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专业教研室在认真阅览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后，根据毕业设计（论文）的内容、角度等因素，安排答辩的具体分组及答辩组成员，并提出答辩要求（P）——答辩组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要求组织学生答辩，学生按照事先计划及规范顺序进行答辩（D）——答辩组记录每位答辩组成员和学生的答辩流程、提出的问题、应答情况及出现的其他问题，在阶段性休息时进行探讨并反馈给专业教研室（C）——专业教研室在研究反馈信息后，进一步修正答辩环节的各项工作，用于下一阶段的答辩（A）。

2.3 阶梯上升循环

无论是毕业设计（论文）的整体循环，还是整体循环中的某项工作，在每一级的PDCA循环后，反馈的信息及采取的措施都会提高下一级、下一次的PDCA循环的质量，使工作进一步完善。

综上所述，PDCA循环管理的四个阶段符合发展的观点和实践的观点，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是一种有效的、科学的管理手段。独立学院在毕业设计（论文）中运用PDCA循环，可不断使毕业设计（论文）过程规范化，不断提高独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不断增强独立学院学生的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

参考文献：

[1]鲁耀斌.项目管理——原理与应用[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第9篇：名族学论文范文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9～1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年会是继1981年在桂林举办的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后16年，在广西的考古学、民族学调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的背景下，再次回到西瓯、骆越故地广西。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等地，以及美国、越南等国家的92名专家、学者与会，除了会前收到论文中精选50篇编辑成67万余字的论文集《百越研究》(第一辑)，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0月正式出版外，会议期间还有十多位境内外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精彩的民族考古调查研究新发现。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聚一堂，缅怀百越先民，重温东南历史，大兴学术争鸣。这些成果既有百越民族文化的总体研究，更多的是百越各支系文化的深入探讨，还有百越民族与其他系统民族文化关系、百越与当代华南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等专题，将百越民族史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

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2　多方面、多层面的探讨。本次会议除了民族与文化性质、族群源流、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与区域文化关系等基础性时空关系研究外，还有百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层面的探讨。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吴越城址、建筑聚落、崖洞墓葬、航海舟筏、铜鼓、大石铲、竹器与玉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专题论述。在精神文化层面，百越的海洋精神、万物有灵与巫鬼神灵等、图腾崇拜、南方汉语方言与语言、婚姻习俗、拔牙习俗、食人埋骨习俗等内容，都有学者涉及。在社会与经济层面，骆越的建国、南越的土邦小国、商代闽中的文明因素等国家文明问题，百越同秦汉王朝、荆楚文化的战争与融合问题，以及农业生产与经济生活等问题，也都有争论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