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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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文学家范文

赣榆县第一中学 高一（1）班

也许是炎黄子孙对家特有的亲昵感，也许是文人墨客对家的深切阐述。也许是一抔乡土，一杯浊酒难断的绵绵恩情。我喜欢回家，喜欢感受那日新月异的家乡，喜欢温习那亘古不变的亲情。

昨 天

上小学时，学校在离家较远的镇上，因此我每星期回一次家，那时最渴望的就是星期五的放学铃声。我和伙伴们蹦跳在坑洼不平的小路上，野花迎着笑脸，小草和着歌唱，伴着远处炊烟上的夕阳，我们撒下一路欢笑，一路阳光。

母亲知道我要回来了，赶忙到田里割了一把最嫩的韭菜，父亲到鸡窝里摸出两个暖和的鸡蛋。一会儿，清香与浓浓的爱意随着洁白的炊烟一起升腾，化做一条情线将我紧紧系住，我无法挣扎，也不想挣扎，就让这汹涌的爱海将我淹没。这才是家的感觉。

今 天

我到了城里的中学，繁密的课程安排让我只能一个月回一次家。

我背着笨重的书包，在人海般的车站里等着自己的幸福列车。它平稳地载着归心似箭的游子，在黝黑的柏油马路上飞驰。看不见鲜红的野花，听不见小草的歌唱，穿过眼角的只有那列着队的梧桐，有什么样的好事让他们这样急着赶着跑着，生怕落了自己呢？

母亲看着手机上的时间，盘算着我将在几分钟内到达，父亲则骑着摩托车到超市里买来鸡和猪肉，煤气灶热情地吐着火焰，抽烟机负责地将烟吸进肚子里又排到户外，一会屋子里就充溢着浓浓的肉香与关爱，父亲摸出了久藏的白酒，嘴角的笑意布满整个脸庞。母亲买来果汁，怎么着也不让我喝白酒。随着不断蒸腾起的热气，我再次被汹涌的爱海淹没，这就是家的感觉。

明 天

第2篇：中国文学家范文

也是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分支学科，所以，新的术语与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从该书的研究目标而言，它们也是相当适用的，并且也是十分必要的。该书的理论性与学术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体现在这样一些新的概念表述与话语方式上。大量的统计数据，是作者研究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结果，也是支撑该书所有论点的坚实基础。80多个图表与统计表，分布在全书的五章之中，许多论点就是靠这些图表来进行论证的，多数图表都很直观、具体，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图表统计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借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没有想到梅新林运用得这样到位，是其著作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正是以上三点的统一，让这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著作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

二、然而，《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

只能是处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因此它的局限性也是必然存在的，本文主要就第二章《流域轴线与文学地理》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①图表统计的来源问题。在这一章中，主要的图表是四个流域（长江、黄河、珠江与运河流域）著名文学家的分布图，这些统计数据本身是有意义的，然而统计的根据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学家才是“著名”的？作者也指出这些统计数据的来源是谭正壁先生所编的一部辞典，不过也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这部辞典是不是具有权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所编的与文学相关的全书之类的出版物，可谓众多，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各卷、《辞海》之类，自然是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以一部为主，还可以参照许多其他经典性的著述，包括《全唐诗》、《全宋文》、《全清诗》之类。这样才有比较充分的依据，同时也有统一的标准。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可以说明某一个流域文学历史的变迁与中心的转移问题。作家与诗人的产生是与地理相关的，并且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然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个省多一个、那个省少一位诗人与作家，也许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特别是不可能一对一地说明流域中文学流变与文学中心转移的问题。因为诗人作家的产生具有偶然性，同时作家诗人也是不断流动的，出生地或者客居地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哪个为大，存在多种多样的情况。如果说到文学历史发展的周期，作家的数量能不能够说明它们的周期，也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四大流域轴线拥有各自不同的生命节律与周期。黄河流域轴线较之其他三大轴线具有先发优势，其中先后经历了自西租东运动的四次波澜。第一波始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终于商代；第二波始于周代，终于战国；第三波始于秦汉，终于南北朝；第四波始于随唐，终于清代。每一波都是从上游开始，经过一定时间的徘徊，最终止于下游，然后又开始新一波自西租东运动，以此往复循环。”（169—170）这样的观点是不是经得起推敲，的确也是一个问题。以流域轴线来说明整个中国文学地理的问题，也许并不科学，不可能具有合理性。“北线诸省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山东由53人增加到96人，河北由31人增加到48人，北京由8人增加到23人，天津由0人增加到3人，但南线数量升得更快，其中居于第一、二位的江苏、浙江分别由327人、317人上升到481人、411人。安徽位居第三，由80人上升到98人，增幅不多。另，上海由55人上升到78人，位居第五，增幅比较可观。所以元代以来运河流域文学轴线向南线倾斜趋势在明代进一步加剧之后，至清代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若以元明清三代京杭大运河南北两端所在北京与浙江文学家的数字变化做一比较，则分别为25∶144，8∶318，23∶411，后者分别为前者的5.76、39.75、17.87倍，可见从元到明，彼此的差距迅猛拉大，而到清代，似有所缩小，但相对于元代而言，依然不成比例。”（247）因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是中国人口集中的地区，也是文化发达的地区，运河流域自隋朝之后，也成为重要的文化与文学区域之一，可以说明中国文学地理的主体内容，然而广大的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特别是蒙古草原与新疆南北地区，都并不在这四条河流的流域之内，那么它们的文学地理是如何的呢？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学地理不可能在流域轴线之内来进行全部的合理的阐释，因为还有山地与草原，也还有边地与沙原，因为那些地方并不是没有人居住，诗人作家也是存在的，虽然不像上述四个流域，那么众多，那么显著。

三、结语

第3篇：中国文学家范文

从现有的历史文献来看，周桂笙对我国近代翻译领域的重要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坚持翻译救国的理念

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自涉足西方文学作品翻译以来，周桂笙翻译的西方外国文学作品甚多。与其他所谓的“正宗”文学家相比，周桂笙所翻译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翻译童话、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为主，这似乎与近代社会爱国文学作品如潮的历史背景不太相符，这也是周桂笙后来一直不被文学界和翻译界认可的重要原因。但从现有的文献来考量，周桂笙的西方文学作品翻译却有一定的爱国成分。周桂笙平生对中外小说喜爱有加，至于为何会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他自己曾如此描述了翻译的宗旨“：觉世庸民之作，堪备开智启慧之功。洋洋乎盛矣，不可谓非翻译者之与有其功也。”不难看出，周桂笙认为，翻译的目的在于开启国人之智慧，警醒世上的普通百姓。在周桂笙的《译书交通公会序》中，也对自己翻译的宗旨做了说明。他指出，翻译的目的在于“图新弃旧”，这在本质上表达了他期望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西方先进之文化，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据此分析，周桂笙走上翻译之路是具有一定的爱国成分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他从事翻译工作只是基于个人的兴趣与爱好的观点并不能完全站得住脚跟。从体裁上来看，周桂笙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有寓言、民间故事、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等，体裁颇为丰富，其中童话故事集中在《新庵谐译》一书中，小说主要有《左右敌》、《海底沉珠》、《失舟得舟》、《含冤花》、《妒妇谋夫案》、《福尔摩斯再生案》等。由此可以看出，周桂笙所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较多，其中以侦探小说为主。在中国本土侦探小说极为缺乏的清末时期，周桂笙能够翻译大量的侦探小说，给当时的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生命力。

2.在翻译过程中将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以新的理念引入中国

清末时期，大部分文学家在评价我国传统小说时，都认为我国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具有明显的区别，我国传统小说一般都先定宗旨，阅读时，只要读其精华，明其宗旨，便能预料全书所述事迹。但西方小说不同，其情节曲折，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让读者摸不到头脑，直到全文阅读结束之后，才能知晓结局。对此，周桂笙曾经说道“：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逼历其境，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在周桂笙看来，本土文学与西方小说在创作手法上基本上是相悖的，这对于中国文学家和翻译家来说，要翻译西方作品，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清末的很多文学家和翻译家都不愿意涉足西方文学作品翻译。而周桂笙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不是简单地以中国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对西方文学作品进行改造，而是以欣赏的态度对其进行客观的译介。这种做法，将西方小说文体中的新理念引入了中国，为中国的文学形态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在翻译侦探小说《毒蛇圈》时，周桂笙在译文中描述道“：起笔处即就父女问答之辞，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虽然，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爰照译之，以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讥之！”基于此，周桂笙在翻译西方侦探小说的过程中，对其叙事方式极为赞赏，这对我国传统小说中以平铺直叙为主的叙事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以至于后来吴趼人在创作小说《九命奇冤》时，就大胆借鉴周桂笙在译文中的叙事手法，使他在当时的文学表现手法上别具心裁。后来清末民初的很多小说家，在创作时也常常借鉴周桂笙译文中所提及的突兀起笔和悲剧结尾，增强了文学艺术的表现力，也推动了中国小说文体的发展。

3.开创白话翻译之先河

清末时期，由于“西学”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受到有识之士的欢迎，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热潮。在此背景之下，当时很多并不懂外文的文学爱好者为了迎合社会潮流，依靠与别人的合作进行西方文学作品翻译，虽然也产生了少许佳作，但周桂笙却认为此举是对西方文学作品的亵渎。他指出，让不精通外文的人从事外文翻译，难以做到忠实于原文。由于早年的求学经历，周桂笙的外语功底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因此周桂笙对译文忠实于原文的程度要求很高。但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让中国的读者能够读懂，如何化解中西方文学作品中语言表达的矛盾，成为了一时困扰周桂笙的重大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周桂笙认为，利用白话文的风格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就可以化解中西语言表达差异的问题。因此，在翻译《毒蛇圈》时，他便开创了白话文的翻译形式和翻译风格。比如在《毒蛇圈》中就有这样一段译文“：暖，那是什么话儿呀，你可要好好地记着，你爹爹没有答应，你是不能嫁的呀。”从这段简短的译文可以看出，在语言风格上，与中国的白话文并无差别，这极大地方便了中国读者对原著内容的理解。

二、对清末时期周桂笙翻译贡献的客观评价

第4篇：中国文学家范文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去世于2009年7月11日，是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来源：文章屋网 ）

第5篇：中国文学家范文

[关键词] 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1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28（2008）12-0047-04

一、在中小学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2008年1月23日，、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全部实行免费开放。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免费开放后，吸引了大批观众前来参观，场面非常火爆。两会期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在接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时透露：初步统计，博物馆免费开放后参观的人数是没有免费开放时的5倍到15倍①，现在这个人数还大有增加的趋势。以重庆市为例，今年首个清明假日，著名的三峡博物馆人满为患，超负荷运转。据《重庆晨报》报道，4月4日当天，三峡博物馆接待了8000多位参观者，到下午两点，人民广场上还弯弯曲曲排着两条“长龙”，排队人数近1万。因为是节假日，在参观人群中，普通市民最多，大部分是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来参观，他们耐心地听解说员讲解，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目的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多了解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

大家都知道，博物馆中的展品大多数是历史文物，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通过参观，可以了解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但要进一步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仅仅通过观赏是不够的，还需要系统地学习、接受教育。当前，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重视不够，广大的中小学生仅仅从语文和历史这两门课程中学习到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这对于了解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够的，因此有必要对中小学生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当前，在我国的中小学校中普遍重视的是科学知识的传授和相应技能的培训,相对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培育,有的学校甚至成了纯粹追求升学率的场所。许多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这主要表现在学生的古代文学知识的欠缺和文学功底的匮乏。2003年，重庆市组织了一次青少年掌握优秀传统文化现状的调查②，这次调查共发出500份问卷，却只收回292份(占58.4%)，原因是相当一部分人漠不关心或者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却自认为水平有限不敢作答。通过对交回问卷的分析，调查者发现被调查者对有关爱国主义的人、物、事的回答平均正确率达53.92%，尤其是课本里出现的、社会上广泛流传的问题内容正确率可高达92.47%；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修身养德的名言警句、典故等的回答平均正确率为24.02%，对相关传统处世知识的回答平均正确率为28.08%,对相关立志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回答正确率为29.86%。可见，中小学生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视野相当狭窄，这种状况实在令担忧。因此，在中小学校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刻不容缓。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界定

1.文化

文化的内涵复杂，古今中外关于“文化”的含义众说纷纭，据说已有二百多种，但至今国内外尚无公认的定义。研究各种文化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对文化最广义的理解：“文化”跟自然相对，是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产品的总和。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③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系统，它分为物质层次、制度层次和精神层次，而精神层次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2.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模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淀。它不仅以外在物质载体的经典文献、制度、文物等有形的客体形式存在着，而且广泛地以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尚习俗等无形的主体形式存在着。尤其是后者，通常称为“民族精神”、“民族性格”、“集体无意识”等。因此，传统文化更多的是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作为长期历史沉淀下来的稳定的传统文化一旦生成，它对于置身这一文化之中的个体的生存就具有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像血脉一样构成人存在的灵魂。

当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如：轻视农、工、商而仅仅强调“学而优则仕”；讲究“官为本位，读书做官”的价值取向；轻视妇女的社会地位等，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因此，笔者在本文中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从它积极的一面出发，从它可取的教育功能方面出发来阐述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的关系

自古以来，人类的教育是以文化传承和培养塑造下一代为其不变的使命。有学者认为：“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它的传承性。传承什么？传承文化，传承人类文明，传承人类劳动和智慧的一切成果和结晶。”④所以文化的传承是通过教育得以实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教化或教育的功能。概括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是人类重要的社会活动、文化活动。教育是把人类创造的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也就是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促进他们的智力发展，使他们从自然的人成为社会的人。教育创造的主要是精神产品，它蕴含在所培养的人才之中，同时也蕴含在所创造的物化的知识中。因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所以它是通过人才培养来传播文化和创造文化的。同时，教育又离不开文化。教育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总是受制于整个文化传统。例如中国古代教育是在古代封建文化的土壤中展开的，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是封建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拔制度结合在一起，影响中国教育上千年。

2.教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考察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教育具有政教合一的传统；有重伦理道德的传统；有重视基本知识传授的传统；有尊师重教、师道尊严的传统。这些传统当然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促进其发展。此时的教育就要承担起传授传统文化、强化国民民族认同感的责任。

今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大获成功，得到了国内外如潮的好评，其关键因素就是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极大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瑰丽画卷，其轴心就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优良传统。据媒体报道，奥运会开幕式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热，市民纷纷购买国学书籍,希望更多地了解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位市民对记者说：“看过奥运开幕式才真正领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的精髓需要加深理解。”奥运会开幕式吸引了许多孩子和家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向往。看了开幕式，许多孩子对于中国古老的四大发明充满了好奇。近年来，全国各地先后掀起了一股“读经热”，江西、湖南、重庆、深圳等地出现了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私塾”，这些“现代私塾”里教的大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这说明传统文化正在与教育紧密结合。教育部批准的“京剧进校园”以及央视“百家讲坛”的成功都充分说明传统文化需要通过教育展现给学生，学生需要通过教育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文明。

3.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

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撇开教育谈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撇开中国传统文化谈教育都是不对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共处于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中，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它们交互作用，协调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教育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动因。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是因为教育本身就是文化大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文化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模式。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既是教育的目标，又是教育的手段。教育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文化模式和文化内容正是通过教育传播才得以保存、发展。教育者如果善于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教育手段的话，则会产生较明显的教育效果。

四、在中小学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

1.有利于凝聚民族精神和激发爱国热情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上维系中华民族生存的经验体系和智慧的结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尽管它们的形式和内容千差万别，但都有着共同的功能：那就是传递着本民族的古老文化和塑造着一代新人。在中小学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可以使学生了解到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从而为身为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与骄傲。可以这样说，人们头脑里的传统文化知识积累得越多，其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就越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有希望则国家有希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元素和鲜活生动的教育素材,有利于使学生建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建立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刻苦学习，奋发图强，报效祖国。

2.有利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更好地继承与发扬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根本。一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与否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当前我国社会处在转型期，多种文化并存并且激荡发展，我国有部分青少年盲目的崇拜西方的社会制度，崇拜西方的一切，从而摒弃我国的传统文化。为此，在学校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必然可以使他们正确的理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对西方的文化加以辨别吸收。同时，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担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扬者,有利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向现代化，从而得到更好地继承与发扬。

3.有利于树立顽强奋斗、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

当今部分中小学生生命意识淡薄，其自杀问题、犯罪（暴力）问题，几乎每天都能在报纸或网络上见到。而传统优秀文化中蕴含的各种自强不息的人物事迹和人格形象是教育他们开拓进取、百折不挠、顽强奋斗、乐观向上的最好素材。这不仅可以教育广大学生坚定信念、自强不息，不断追求理想，实现社会发展，民族进步，还可以教育学生面对困难，善于创造，积极创新，杜绝虚度光阴和轻生现象。孟子曾经说过：“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天祥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这都反映了他们对于生活、对于死的鲜明态度。反过来想想今天的中小学生对待生命的态度，真的是很痛心疾首。所以在他们中间开展有关于这些渗透着生命意识的传统文化教育，可以使他们树立顽强奋斗、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

4.有利于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免费开放博物馆的通知强调，博物馆、纪念馆向全社会免费开放是党的十七大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实践，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是进一步提高政府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积极行动。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符合世界文物展示业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发挥博物馆和纪念馆作为公益性文化机构的社会价值，有利于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宣传推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对于调节社会关系、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在中小学教育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必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推动我们中华民族更加文明和繁荣昌盛。

注释

①http：//news.省略/focus/2008-03/31/content_7888679.htm

②都进学，李必勤等：《关于新世纪青年群体掌握优秀传统文化现状的调查报告》，《重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2期

③张岱年等：《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④刘智远，胡德海：《对教育本质的再认识》，《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客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3]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4]张龄.中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第6篇：中国文学家范文

【摘 要】 文章认为莫言作品获得诺奖，英译者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功不可没。本文探讨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思想：翻译忠实观;翻译即建立在忠实原则的基础之上的背叛;翻译是重写――“拿汉语读，用英语写”;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流;译者应有责任意识;译者应树立为读者翻译的思想。

【关键词】 翻译家;葛浩文;翻译思想

一、引言

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坛极具活力的作家，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也是海外被译介最多、获得国际文学奖项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我国文学家首次获得该荣誉。莫言获奖肯定了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从某种程度说明了其作品及所传达的文化信息为西方主流思想所理解、接受和认可。因此，莫言获奖既有原作自身的魅力，也得益于作品在海外被大量翻译出版。其中莫言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功不可没。瑞典语译者陈安娜直言，没有葛浩文把莫言作品翻译成英文，莫言影响力恐怕难以进入西方世界。汉学家贺麦晓说“莫言主要是在资深翻译家葛浩文的帮助下，逐渐打开英文图书市场的。”汉学家顾彬认为：“葛浩文”这个商标使得莫言在英语世界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1]

二、葛浩文简介

葛浩文是著名的翻译家兼汉学家。他翻译了包括莫言、萧红等中国很多作家的作品。多年来，他献身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为西方了解中国文学提供了平台，也为中国文化传播做出了贡献。葛浩文翻译出版的多部译著引起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先后获得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年度翻译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等。其译作也多次斩获“曼氏亚洲文学奖”等。[2]除萧红外，葛浩文翻译作品最多的中国作家就是莫言。目前，他已将莫言10多部作品译成英文。他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由此奠定了在翻译界的泰斗地位。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评价他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被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喻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生婆”。[3]

三、葛浩文的翻译思想

1、翻译忠实观

忠实原则一直是指导葛浩文翻译的第一准则。他认为好的翻译必须做到译文内容与原文内容的统一。

为使译文忠实于原文， 葛浩文在翻译实践中都会尽力与作家进行沟通。他认为翻译活动是忠实性与创造性的统一，但要避免忠实和创造两个极端。他认为原作的意思不能随便改变。但在词语选择上，译者可以有某种自由。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充满了自己的特征，在一种语言中美好的东西，在另一种语言中却毫无意义，所以译者必须为译文认真选词。选词不当，会是原来一件漂亮的衣服失去光泽，变得难看。总之，如果允许，译者可以改变原文的外观，但不可以改变或毁坏它的实质。

2、翻译即建立在忠实原则基础之上的背叛

虽然葛浩文认为翻译应当忠实于原文，但是没有哪个翻译能够达到与原文完全一致。译者在翻译时都会把自己经历和知识融合进去。翻译的过程必然涉及到变化。[4]

他认为一部作品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由于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背叛”和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背叛”实际上是建立在忠实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并不是对原作任意删译、改译，而是基于目标语及其目标语文化来翻译的，这样一来就会受到读者的认可。“背叛”是译者为传达“意义忠实”的不得已而为之，葛的“背叛”性翻译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

3、翻译是重写――“拿汉语读，用英语写”

“拿汉语读，用英语写”一直是葛浩文奉行的翻译原则。他说：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作家至少应该宽容那些被赋予了将他们的作品用其他语言重写任务的人们，因为翻译的性质就是重写。[5]因此，翻译从来不是复制，而是换一种语言重写， 是对原文的某种完成，甚至是完善。[6]而正是翻译的“重写” 性质，才使译本在“不充分”的情况下，与原作一样具有艺术性， 并且超越原作。他认为尊重原著，但不必畏惧原著。他认为翻译是个重新写作的过程。比如葛浩文《丰乳肥臀》英译，并不是“忠诚地搬运”，而是通过改写、删减、拆合等手法对原文本进行重新创作。葛浩文的“重写”突破了汉语语言文化与世界的隔阂，使中国文化在海外得到了更广泛的接受。

4、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流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转化。葛浩文认为译者如何处理翻译问题，如何应付复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是译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7]他认为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职责就是要促进文化交流。要促进文化交流，首先要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因此翻译就是解决语言不通的途径之一。翻译的作用之一是要从外来文化引进新的想法。而新的想法必须靠新的语言来表达。因此，可以说翻译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文化交流，使目的语读者通过对他者文化的了解和学习， 更好地认识、丰富和发展自身，从而促进文化间的交流。

5、译者应有责任意识

翻译是一个充满选择的过程，选择必然具有主观性，也就必然意味着责任。对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译者而言，翻译过程中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不是随意的、盲目的。葛浩文对原文的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都需要译者根据文本内外的不同情况做出判断、进行选择。译者对于翻译过程中的每一次选择都必须谨慎行事。莫言曾说葛老先生可见，翻译家葛浩文是一位作风严谨的翻译家……”[8]而这所折射出的正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责任意识。

6、译者应树立为读者翻译的思想

葛浩文认为翻译是在为读者服务，正如写作也是在为读者而写作一样。在一次访谈中他明确指出，“我认为一个做翻译的，责任可大了，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文本，对得起读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读者，而不是作者”。 [9]他认为翻译应为读者服务。这也是葛浩文对于文学翻译的立场。他认为翻译目的是为了接受，是为了更多不通汉语的英语读者能喜爱中国文学作品，因此他必须考虑如何让出版社编辑这个特殊的读者以及“他所代表的英美读者”接受并喜爱充满异域情调和陌生氛围的中国文学作品，然后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上有所选择。

四、结论

葛浩文之所以取得了成功的译作，正是因为其独到的、优秀的翻译使作品生命力在异域得以延续并获得“重生”。 成功的英译反映出葛浩文的翻译思想。对葛浩文的翻译思想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革新译者的翻译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而促使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更加深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梁伯枢.2012诺奖带给我们的思考[J].国际人才交流，2012（11）.

[2] 覃江华 刘军平.一心翻译梦，万古芳风流――葛浩文的翻译人生与翻译思想[J].东方翻译，2012（6）.

[3] 赋格，张健.葛浩文：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N].南方周末，2008-03-27.

[4] 文军，王小川，赖甜.葛浩文翻译观探究[J].外语教学，2007（6）.

[5][7] Goldblatt， H.The Writing Life[N].Washington Post， 2002.04.28（BW10）.

[6] 张耀平.拿汉语读，用英文写――说说葛浩文的翻译[J].中国翻译，2005（2）.

第7篇：中国文学家范文

耶稣会于1534年由依纳爵·罗耀拉(IgnaziodiLoyola)应当时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需求在巴黎成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PapaPaoloIII)批准了其组织形式和会宪。耶稣会士誓愿绝对服从教皇，特别致力于教育使命。耶稣会建立了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耶稣会士，这些耶稣会士们的学术成就对他们在海外，包括中国的传教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期历史中，来自于意大利的传教士较之其他国籍的人做出的贡献更为突出。这既包括最早确立和推行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传教路线的耶稣会士范礼安、罗明坚和利玛窦，也包括利玛窦之后的郭居静、艾儒略、卫匡国、高一志、毕方济、罗雅谷、利类思、潘国光、毕嘉、殷铎泽、龙华民和熊三拔等著名传教士。”②这里要着重介绍和评述的是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儒家文学经典有一定推介作用的罗明坚、利玛窦和殷铎泽三人。

(一)罗明坚与《四书》

罗明坚(MicheleRuggeri)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是欧洲第一位汉学家。他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获得了民法和圣教法的博士学位。29岁时加入耶稣会，1578年和利玛窦等人一起离开欧洲前往中国，并于1579年到达澳门。罗明坚刻苦学习中国语文，他创建“经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教授外国人汉语的学校。为了帮助自己及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罗明坚编写了《葡华字典》，第一栏是葡萄牙语词项，第二栏是拉丁拼音，第三栏是汉字，第四栏是意大利文词项。1588年，由于在工作中的失误和想要敦促教皇派使节来中国，罗明坚被派遣回到罗马。但因后来一系列变故导致计划无法成行，罗明坚便隐居萨莱诺，再没有回到中国。在萨莱诺，罗明坚完成了将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其中第一部分的《大学》译文刊载于1593年波色威诺的《精选文库》中，这是最早在欧洲出版的介绍中国儒家经典的译著。意大利汉学家、教授、出版总监弗朗西斯科·达莱利(FrancescoD’Arelli)以保存在罗马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立图书馆中的手稿文献为基础，对罗明坚的《四书》译作做了细致的研究。

(二)利玛窦及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MatteoRicci)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大区马切拉塔城的一个贵族家庭。马切拉塔是教廷国的重要城市，宗教气氛浓厚，经济、社会发展也十分活跃。利玛窦9岁便进入当地由耶稣会士开办的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6岁时他的父亲将他送到罗马大学法学院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神父，并最终成为一名皈依天主教的耶稣会修士。利玛窦在罗马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与教会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为后来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Valignano)和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ClaudioAcquaviva)都曾和利玛窦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1578年3月，利玛窦和罗明坚等14人乘船绕过好望角向东航行，利玛窦在印度停留4年后于1582年8月抵达中国澳门。利玛窦起初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在罗明坚大体确定的传教策略基础上进一步调适和发展，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罗明坚离开中国后，利玛窦抛弃传教士原有的僧人打扮，改换中国儒生的服装，进一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1600年5月利玛窦一行到达北京，在北京虽几经波折，但利玛窦的广泛交往使他跨越险阻，继续推动着传教事业的发展。他先后用中文撰写和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和《畸人十篇》。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利玛窦很早就开始了解中国文学，这也要得益于范礼安的指点，在中国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必须要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经典作品。正如他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他认为:“只知道我们的(指西方的)文学而不知道彼国的文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③因此，他开始非常努力地学习《四书》，并翻译成拉丁文，使《四书》配有拉丁文的解述，以便刚来中国的同教会教士阅读，并且希望他的同事能更好地理解《四书》的内容。利玛窦还十分了解《五经》，有些人认为他熟记《五经》甚至强过许多中国官员，《四书》《五经》都是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考试的规定书目。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建立在两大理由上:1．不了解对话者受教育的典籍就无法恰当地与其交流;2．利玛窦找到了有利于传教游说的极为有利的工具，他在展示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利用中国经典作品的权威性内容，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学的深厚了解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利玛窦写道:“用我们坚持并严肃探讨过的方法，以他们谦恭有礼的举止，他们自会重视圣贤之名。我希望我们可以坚持用此方法直至最后，因为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思想，所有人都是神学家，现在没有人不好好致力于中国之文学，因为只知道我们的文学而不了解中国的是没用的。尊敬的神父，您会看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我认为这一方法比一万基督徒的功用还大，以此安排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皈依。”④利玛窦认真研读《四书》《五经》，因此在1595年开始写作《交友论》时，他也借鉴了孔子关于友谊的一些根本思想。例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因此，好的朋友能帮助你成就仁德，友谊是仁的结果，而仁是人类的至善至美，在这方面利玛窦认为中国的理论与他熟知的基督教教义惊人地相似。利玛窦在《交友论》中写道:“正友不常，顺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顺之，无理者逆之，故直言独为友之责矣。”⑤“平时交好，一旦临小利害，遂为仇敌，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则利可分，害可共矣。”⑥“谀谄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僭之耳。”⑦“永德，永友之美饵矣。凡物无不以时久为人所厌，惟德弥久，弥感人情也。”⑧这种独特的方法在《天主实义》中也有运用。利玛窦为了阐释上帝的真正含义，借用了很多中国古代经典。他写道:“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朱(朱熹注)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为二，何独省文乎?《周颂》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⑨尽管利玛窦出于传教策略的需要，对中国古经书有一些误读，他也无法完全理解中国哲学的复杂性和文字概念的多义性，但他的力辩却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广泛而细致的研读，并通过翻译《四书》将中国的文化思想介绍和传播给西方的耶稣会士。

(三)殷铎泽———中国文学的翻译者和传播者

殷铎泽(ProsperoIntorcetta)1625年出生于西西里普拉提亚，16岁起进入卡塔尼亚的耶稣会学校，后来成为一名耶稣会士。1659年他作为传教士到达中国，在江西建昌进行传教活动。殷铎泽热爱中国哲学，对孔子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1662年他将自己读《四书》所做的笔记以拉丁文刻印出版，题目叫作《中国之智慧》(SapientiaSinica)，包括2页孔子传记、14页《大学》译文和《论语》的部分译文内容。1667年他在广州又出版了《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umScientiaPolitico－moralis)，对《中庸》进行了部分翻译，1669年在果阿(印度)再版时他又添加了对孔子生平的介绍。尽管这部作品的流传范围很有限，但因为1672年被法国作家、旅行家、东方学家戴夫诺(M．Thévenot)收录在他的《各种猎奇之旅之报告》(RelationsdeDi-versVoyagesCurieux)中，因此在欧洲获得了一定的关注。目前该作品在世界上仅存8本，被保存在最重要的图书馆中。他所译的《中庸》又与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郭纳爵(IgnacedaCosta)的译作一起合编为《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oSinarumPhilosophusSiveScientiaSinensis)，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殷铎泽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和翻译者，他用拉丁文翻译了许多中国文学经典作品。1696年10月，他在杭州去世。殷铎泽将孔子及其作品介绍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莱布尼茨(G．W．Leibniz)和坦普尔(Wil-liamTemple)在读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后都对孔子及其思想大加赞誉，孔子在欧洲因此被称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伟大的学者与预言家。自由派人士欢呼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类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国的苏格拉底。

二、法国汉学的后来居上及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汉学的牛耳从意大利人那里落入到法国人手中，有几方面原因:1．1658年法国从罗马教廷取得在中国、越南建立主教区的权利，这为在这些教区征招法国传教士提供了方便。法国传教士开始与清朝廷有了深入的接触，在对中国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编写出版了一些大型出版物。2．法国学者将对汉学的研究科学化、专门化，特别是在法国本土，改变了之前意大利人零散、非学术化的风格。3．在和一系列中法条约签订以后，法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更加直接。4．法国几大汉学家、翻译家，如儒莲(StanislasAignanJulien)等人的贡献突出。到19世纪，除了古文经书和科学著作之外，法国学者更注重对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元杂剧、诗歌、爱情小说等。因此，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常常受到法国学者的启发，或从法语译本中转译过来。皮埃特罗·安东尼奥·麦塔斯塔西奥(PietroAntonioMetastasio，1698～1782)是意大利诗人、歌剧剧本作家、剧作家、音乐剧改革家，长期为奥地利宫廷创作和演出。他秉性平和，却崇尚英雄壮举。1752年，他将歌颂忠诚正义、舍己为人的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写成意大利文歌剧，题为《中国英雄》(L’eroeCinese)，于1752年春天在维也纳美泉宫皇家花园剧院上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麦塔斯塔西奥对《赵氏孤儿》的翻译和改编参照的就是收录在杜赫德(DuHalde)1935年出版的《全志》(DescriptiondelaChine)中由耶稣会神父马若瑟(JosephdePremare)翻译的法语版。阿尔丰索·安德莱奥奇(AlfonsoAndreozzi)是最早对近代中国进行研究的意大利学者之一。他1821年出生于佛罗伦萨，早年学习法律，他向往民主，同情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作为律师他曾为多梅尼科·圭拉齐(DomenicoGuerrazzi)进行辩护，因此屡遭迫害。在他流亡法国巴黎期间，他结识了法国汉学家儒莲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从此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他在佛罗伦萨的语史学界教授汉语，尤其致力于阅读和翻译中国作品。1883年，他以《佛牙舍利》(IldentediBudda)为题目翻译出版了中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的一小部分，并于1885年再版。他对中国的法典有很深的研究，写有《论古中国人的刑法》(LeLeggiPenaliDegliAntichiCinesi)。他的翻译在字面上忠于原文意思，有时会标注音标，但也不乏缺陷和瑕疵。图罗·马萨拉尼(TulloMassarani)所编写的《玉书:远东的回声》(IlLibrodiGiada:EchiDell’Es-tremoOriente)收录、翻译了中国古代多个朝代诗人的百余首诗作。全书共176页，1882年由SuccessoriLeMonnier出版社出版，分为25个主题:“柳枝”(Ramoscellodisalice)、“渔父”(Pescatore)、“湖畔”(Inrivaallaghetto)、“镜中女人”(Unadonnaallospecchio)、“秋沙鸭”(Losmergo)、“秋思”(Pensierid’autunno)、“流放者”(L’esule)、“七夕”(Pensieridelsettimomese)等。图罗·马萨拉尼1826年出生于曼托瓦，是意大利文学家和政治家，也是意大利王国第一位犹太议员。他精通艺术，文学创作风格灵活优雅，著述颇丰。他让意大利人了解了德国浪漫派诗人海涅，推广了欧洲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他对于意大利文学家卡洛·谭卡(CarloTenca)的研究最为著名。

三、明清时期意大利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译介的动机及特点

第8篇：中国文学家范文

关键词：《圣经》 文学价值 中国现当代文学 响

《圣经》是基督教的宗教典籍，也是西方社会的精神圣典。《圣经》依据耶稣诞生前后而划分为《新约》和《旧约》两个篇章，并分别介绍这两个阶段的故事。《圣经》一方面是基督教义的宣扬载体，同事也是用文本记述故事的文学巨著。《圣经》不论是在题材创新，还是人物塑造上，都有非常显著的特点，而《圣经》在叙述结构以及修辞手法上的特点，更是具有非常突出的文学性。正是因为《圣经》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学品格，所以它对于世界文学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圣经》的文学性特征给世界文学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而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亦深受《圣经》文学价值的影响。

1.《圣经》的文学价值

我国学者曾经说过，西方文学的源泉是《圣经》，其传统就是随《圣经》而流传的，《圣经》是研习西方文学的重要载体。而英国诗人早在19世纪就提出了《圣经》文学的概念。西方学者甚至将《圣经》等同《荷马史诗》来加以分析。从古今中外学者的论述以及世界文学发展史不难看出，《圣经》的文学价值和地位是非常重要的[1]。

西方文学艺术和文化风尚深受古希腊文化以及希伯来文化的影响，而其中希伯来文化正式源于《圣经》，正因如此，《圣经》对于欧洲历史文化的影响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不论是《圣经》宣扬的基督教义，还是其普世博爱、自由正义等价值观，都对西方文学发展，甚至对世界文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因为《圣经》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如此深远，所以后世文学工作者的创作都深受影响。不仅是在内容上借鉴《圣经》素材，更是在写作技巧以及作品结构上都会从《圣经》找寻灵感。《圣经》是具有文学性的居住，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学作品。

2.《圣经》文学价值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2.1 精神价值的影响

《圣经》所宣扬牺牲和博爱的精神内涵，是基督教的原始教义的重要部分。《圣经》蕴含的丰富的精神价值，对我国现当代作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品人物形象大多都还有深刻的基督教内涵。从早期的基督英雄形象到后期平凡形象中的基督精神，我国现当代作家深受《圣经》的精神润养，其丰富的精神价值，逐渐融入到现当代作家的文学脉络中，成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

例如，鲁迅的《野草》中，其创作风格、文体结构、叙述言语以及文学内涵，都深受《圣经》中《福音书》的深刻影响。鲁迅在该作品中大力赞扬不媚世俗、勇于奋斗的基督精神，也体现了鲁迅受到基督博爱和牺牲精神的影响。鲁迅讲耶稣受难改造为圣人被俗世扼杀的场景，体现了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现实主义对鲁迅的双重影响[2]。

当代作家铁凝的《午后悬崖》，通过展示用忏悔的方式来悔改过往的罪孽，就是《圣经》宣扬的忏悔精神的影响结果，这种基督式的忏悔让读者动容、敬重；巴金的作品《随想录》，郭沫若的《落叶》和《漂流三部曲》等，都是“忏悔”的叙事结构。《圣经》“博爱”、“赎罪”、“忏悔”等精神观念，都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导向。

2.2 艺术价值的影响

周作人曾经讲过，《圣经》让中国文学的思想更加丰富，传统文学的文体也受到《圣经》的深刻影响。而《圣经》的语言形式、叙事结构在其传入国内之后，慢慢融入中国文学作品的语言和文化语境当中，在很多作家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

第9篇：中国文学家范文

【关键词】现代文学；西方化；民族化；新方向

一、中国现代文学向世界化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20年代，在新时期以来走向更加稳健成熟的方向。我国现代文学在文学研究界公认的发展基本脉络为：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可以说每种思想潮流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祖籍，而现代文学汲取了浪漫主义的一些特征，并将现代主义相融合，与其中的一些特征相结合，在中国传统文学体裁的基础上形成了富有独特特征的以现实主义为支撑的中国现代文学。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现代文学发展的序幕，这一时期的文学号召是以“白话文”为外在特征的。首先，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以启蒙主义为内在精神特征。这一时期的文艺界倡导全面实行白话文，否定一切传统模式。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中，除了反对传统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更是反对他们的创作理念以及创作方法。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人们已经不再热衷于章回体小说，转而进行西方化的短篇小说创作。西方翻译作品亦是数不甚数。这一时期的文艺界运用西方作品及其反映的社会问题对当时的社会予以批判。他们以相关作品为工具对人们实行启蒙教育。

其次，随着社会以及文艺理论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的西方化更为深入，由初期的单纯模仿转入后期相关观念的继承与发展。文学西方化的浪潮再次出现时，比起前期更甚，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不在满足于外在形式的模式，而是在内在精神方面对文学的现代化进行探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通过作品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问题，通过深入探索人物内心表现人性的复杂性。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再盲目模仿西方创作手法，同时也不再盲目拒绝传统文化。从表面看这一时期的文学西方化有所减轻，而从其内在审视会发现，此时西方化更为严重。可以说西方化过于深入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也影响着当今社会对那时文化的解读。

第三，对话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力量之一，中国现代文学一直保持着中外的对话方式，当我国开始的时候，以泰戈尔为首的外国文学家借着诺贝尔文学奖走向世界的舞台。这让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有着更加深厚的缘分。泰戈尔与中国现代作家有着类似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并且受到类似文学思潮的影响，都面临着传统话语形式向现代的复调语言形式的转变，因此两者的深度对话形成了当时的发展方向。当时我国在五四时期成立了最早的文学研究会，是当时最大的文学研究性社团，主要成员有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谢冰心等人，他们通过讨论而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也因此形成了中国现代诗学的“人生派”，并发表与评论了当时以泰戈尔为首的外国文学巨匠。创造社也是五四时期的影响力较大的文学社团，它的发起人是郭沫若，他的以“为艺术”的文学主张在当时中国文学界也树立了独特的文学方向。他遵从泰戈尔的：“心灵是从自然中聚集起来，而文学是从心灵中聚集起来的。为了把心灵的感受揭示出来，特别需要创造力量。”强调了文学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民族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化是文学发展的主流，而民族化亦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现代文学界在探索西方化的过程中，渐渐发现只有从本土出发才可以更深入的发展西方化。创作者们在推广西方化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关民族化探索。首先形式民族化，重点反映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现代白话诗歌的创作过程中，不论是题材还是形式，大多都是来自于民间生活以及相关歌谣。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积极突出与传统诗歌所不同的地方，重在表现地方味。不仅如此，诗人还通过刻画民间生活群体进行祖国出路的深刻思索。在创作过程中，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极具民族化。其次是作品创作精神民族化。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深入民间，进行民间精神探索。鲁迅在刻画乡村气息生活的同时，深刻拷问国民性。另一部分的创作者则试图深入民间文化吸取创作的养分。这些创作者强调作品中应该保存中国的民族特质，以有利于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不难看出，这样的作品中的民族化只是在内容上进行了本土化，其精神实质仍然是启蒙思想所引导的西方化。

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化是不断发展深入的。西方化的过程中，相关创作者指出应该向西方学习。而深入发展的民族化则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源头在中国传统中，在中国民间文学中。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民族化的过程并不是要建立封闭区，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隔离开来。而是强调在创作过程中突出中国传统特色，用传统以及民间的精神养料帮助中国文学朝着更为长远的道路发展。

三、促进中国文学世界化的发展

在促进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不论是西方化观点还是民族化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我们应该从这种二元式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建立整体发展的世界化文学模式。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文学不存在阶级性，它是重在反映人类审美观念以及审美趣味。文学的发展不是为了保护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文学也不是为了体现某一部分人的价值观而去否定另一部分人的精神实质。由于世界性的存在，相关文学必定存在一定的冲突，这种冲突的是各种文学自身个性的体现。需要做到的不是无视这些冲突或是加剧相关冲突，而是应该正视它肯定它的存在。

其次，建立世界性文化的基础是各种文化间的对话。在促进文化长远发展的过程中不应该片面的肯定或可定某一种文化意识，应该在文化对话中扬长避短，促进文化的共同发展。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动力既不是简单的西方化，也不是死板的传统化，而是加入创新的因素建立独特的艺术形式与精神内涵。只有这样才可以运用整体化的眼光，促进中国文化世界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