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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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金融活动已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的核心地位与作用也日益突出。2010年5月6日，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式下发《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将北京定位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监管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配套服务中心。回顾北京的城市定位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53年)，“建设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国际城市”（1992年），到“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2005年），再至2008年首次明确了北京的发展目标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此次是北京市第一次以文件形式明确提出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姑且不论目前的定位是否准确与合理，至少它向人们清晰显示了北京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北京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必然存在某种相关关系？如果有，是促进型的还是阻碍型的?是单向进行还是互为因果?

二、变量选择、数据说明与实证方法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根据数据的可收集性和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论文选取了三组指标: 一是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 二是反映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 三是控制变量指标。

1．经济增长指标。由于人均 GDP 数据比总 GDP 数据更能说明问题, 本文采用了实际人均GDP(R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实际人均GDP 是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年=100)加以调整得到的。

2．金融发展状况指标。本文选取两个指标来反映金融发展状况: 一是金融相关比率指标(FIR), 即金融总资产占 GDP 的比重。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金融总资产只包括中资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由于中资金融机构一直是金融业的主力军协整检验，因此选取中资金融机构存、贷款作为金融资产总额有代表意义，本文用LS(=存款与贷款之和/名义GDP)来表示。麦金农也提出了一个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即广义货币量(M2)与名义GDP之比。但北京市的M2的数值无法获得，本文没采用麦氏指标。二是反映金融结构的指标( BANK) , 即中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 可以衡量金融中介( 银行系统) 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规模和作用。

3．控制变量指标。由于经济增长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独立于其他变量，需要控制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由于实际中的影响因素较多，本文只选取了占经济总量较大比重的实际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存量( RINV)。其也经由名义值除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上年=100)调整得到。本文对RGDP、LS、BANK 和 RINV 均取自然对数作为实证分析的变量，以克服数据系列的异方差性。

本文样本区间为 1978～2009 年,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10)》, 除以上说明外, 数据未作其他处理。采用Eviews5进行所有相关测试。

（二）实证分析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 本文将首先利用 ADF 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 对非平稳性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各变量均是单整的, 我们将对其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关系。其基本思想是： 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表现出平稳性, 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目前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与估计有许多具体的技术模型, 本文将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使用VAR 模型的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对模型中各变量的内生性和外生性事先做出假定，当变量非平稳但具有协整关系时, 基于 VAR 模型作出的判断也是可靠的。不过协整分析得出的经验方程只能表示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或至少一个方向上的因果关系，要进一步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在具体应用协整等理论进行分析时,必须首先分别检验被分析序列变量是否为 I(1)的, 即是否具有单位根(UnitRoot)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常用的增广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y-Fuller, ADF)检验模型为：

DYt = b1+ b2t+ d Yt -1 + ai SDYt –I + et（1）

式(1)中为白噪声,为差分算子。原假设是δ=0,即 Yt有一个单位根, 即是非平稳的。t为趋势因素。本文采用麦金农(Mackinnon)临界值, Yt-i的最优滞后期n由 AIC 准则确定。对变量LRGDP、LSL、LBANK、LINV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测试结果表明所有的变量在水平层面上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在一阶差分层面上，各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不平稳的假设，我们可以接受五个变量都是I (1)的单位根过程。

表1 Augmeng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c, t, k)

ADF值

5% 临界值

1% 临界值

结 论

LRGDP

(c, 0, 0)

1.547165

-2.9750

-3.36965

非平稳

LRGDP

(c, 0, 0)

-3.746157

-2.9750

-3.36965

平稳**

LSL

(c, t, 5)

-2.867825

-3.6219

-4.4167

非平稳

LSL

(c, t, 0)

-4.657249

-2.9750

-3.6959

平稳**

LBANK

(c, t, 3)

-2.405107

-3.6027

-4.3738

非平稳

LBANK

(c, t, 0)

-5.395691

-3.5867

-4.3382

平稳**

LRINV

(c, t, 4)

-2.156234

-3.6118

-4.3942

非平稳

LRINV

(c, 0, 0)

-4.791803

-2.9750

第2篇：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

关键词：实证会计研究；会计理论；学术范式；学术批评

一、引言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著名会计学者瓦茨和齐默尔曼所著的《实证会计理论》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会计界以来，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及其相关的问题就受到了会计学术界广泛的重视。近10年来的发展，实证方法已逐步为中国会计学术界所接受并得到了相当的应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年和2000年1～6月，代表中国内地经济学最高水平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已经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财务、会计论文（包括财务会计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微观经济类专题的论文）就有20篇。由于学科划分以及对论文主题所涉及领域方面的认识，这种统计可能不甚精确，但不可否认，作为相当注重研究方法（尤其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国内一流经济学学术期刊，正在刊登越来越多的实证会计研究论文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同样，被公认为中国内地会计学最高水平的学术理论刊物《会计研究》，收录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论文也越来越多。近年来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也日渐增多。种种迹象表明，实证会计研究正试图取代规范研究，成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流范式。

笔者认为，在实证研究这一方法被引进中国将近10年的今天再讨论这个问题，已经不能仅停留在方法的介绍或规范和实证两种研究范式孰优孰劣的比较评判层次上，而应当将学术研究中，中国会计学者在方法应用上存在的问题揭示出来，并总结消化、吸收西方会计研究中的先进方法。正因为如此，笔者总结了中国学者应用实证方法撰写会计学术论文时存在的问题，同时，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希望借助评论同行文章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在会计学术研究中建立并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尽一点绵薄之力。

二、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中国接受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近10年的过程中，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争论可谓层出不穷。

种新的学术范式之所以能够得以诞生并进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原因需要认真予以分析和总结。笔者以为，搞清楚包括经济学、会计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关系，是展开讨论的基础。

价值判断是对某种特定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的观念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决定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道德高尚还是低下等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但是，在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

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仅仅是一种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作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场取向。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的事实持相反的立场，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因而不具有科学预言能力。相反，事实判断则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已经怎样或将来会如何，因而能够在经验上被证实或证伪。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

强调事实判断在包括经济学、会计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理论研究的整个活动和过程的所有方面都不应有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研究者既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说，当前中国会计实务中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泛滥，作为会计学界的研究者，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既有理论上的价值，又有现实的意义，同样也符合社会大众对消除这种现象的情绪需要。但是，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内容领域，也就是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之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如果在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会使认识过程扭曲，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再以当前中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为例，如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会计造假是由于会计人员的法制观念薄弱，或是由于传统的会计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建设市场经济的改革需要的所谓“先验信仰”，那么，按照如此的基础作出的分析必然会在结论上发生偏差。另外，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有着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信仰和从事艰辛的科学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有了科学的创造。因此，在一些社会学科的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规范研究是根据“应该如何”提出命题，而实证研究则以“是怎样的”来提出命题，这两种命题提出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实证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作为经验科学的会计学研究，以价值自由为前提能够保证采用实证方法所作的理论探索是一种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研究活动。虽然，研究者在具体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以及结论的形成上，会犯下方法上的错误和产生各种逻辑上的漏洞，但这些问题并非是由于实证方法本身产生的，而是属于方法运用不得当造成的。理论研究中，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实证研究方法，是知识累积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实证研究才能成为许多社会学科进行学术理论探索的主流方法，才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并得到学术研究人员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三、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在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的论争中，引起认识混乱的原因恰恰是对实证研究方法本身了解的不够深入、认识的不够清晰。

实证分析可以分为理论实证（或逻辑实证、分析性实证）或经验实证（empirical）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可以独立进行的部分和阶段。前者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概括的体系或框架（framework），对现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后者的目的在于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和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以确定其真理和谬误所在，亦即证实或证伪。因此，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要建立理论模型，提出理论假设，进行抽象的、深入的理论分析，然后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经验检验，证实或者证伪假说，得出带规律性的结论，亦即达到理论上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

虽然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可以分别进行，但同时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经验观察到的事物总是具体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都包括在其中，只有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每个因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不仅如此，理论概念和理论范畴并不一定能够作为实证分析的指标和工具。因为，理论概念必须抽象掉许多次要因素，而经验研究所定义的指标及其据此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经验实证时，必须注意从理论概念向实证指标的过渡，实证指标的选择和设计必须尽量与理论概念相接近。这样，才能保证实证结论的严密性。

当前，不少中国会计学者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分析的框架，尤其是缺乏足够的微观经济学、金融理财学等会计的“基础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经过严谨理论研究之后得出的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缺乏基础性理论框架，就变成了为实证而实证。尽管这类研究中，作者搜集了数据，构造数学模型并作了回归分析，但是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给人一种玩弄数字游戏的印象。因而，其结果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就值得怀疑。对会计研究而言，由于缺乏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经验实证的结果，造成了不少研究要么不加分析地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框架作为展开研究的基础性理论，要么简单地以“中国特色”为由，笼统含糊地将现实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总结描述，即作为被检验的假说。如果说，在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把西方学者用英语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的模型或分析框架拿过来，照着他们撰写实证论文的典型步骤和程式，加上中国的经验数据，做一遍练习题，是一种学术革命的先驱行为的话，那么，在经过了起步阶段的摸索之后的今天，再继续这种“照着例题做习题”的方式进行研究，就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的悲哀了。

第3篇：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

关键词：波动指数期货；股票市场波动性；GARCH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2

一、绪论

2013年12月3日，在“2013 第一届中国金融衍生品机构论坛”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戎志平表示，中金所未来或考虑编制中国的波动指数并推出波动率指数产品。波动率指数产品将是未来中国衍生品市场的一个热点。

国内的大部分文章集中在讨论股指期货的推出对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的影响，对于波动指数产品的研究非常少。郭宁（2011）研究了VIX指数与有色金属期货价格的关系，许祥云、朱钧钧、郭朋（2013）研究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人民币NDF汇率的动态关系。

国外对于波动指数的研究与国内相比更加成熟和完善，但是大都集中在VIX指数与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VIX指数产品的定价以及怎样运用VIX指数产品进行套利等。Paul Dawson and Sotitis K. Staikouras（2009）研究了美国CBOE 的VIX指数期货的推出对于S&P500指数波动性的影响，并得出VIX指数期货的推出减小了股票市场的波动性。

二、实证研究

（一）研究方法

我们对GARCH（1，1）模型进行改进，加入虚拟变量 ，模型为：

Dt=0；VIX指数期货推出之前，Dt=1；VIX指数期货推出之后。若实证结果显示Dt的系数γ1是显著的，那么VIX指数期货的推出对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二）实证结果分析总结

1.研究对象及数据说明

我们选取了美国、德国以及香港的股票市场进行分析和比较，选取的数据时间段避开了金融危机这段时间。我们选取了各个股票市场的对股票分红调整后的日收盘价作为原始数据，用公式rt=ln（ pt /pt-1） 来计算对数收益率，数据来源是雅虎财经。

2.实证结果以及分析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值 P值

D（美国） -1.62E-06 8.44E-07 -1.917298 0.0552

D（德国） -1.48E-07 4.99E-07 -0.295753 0.7674

D（香港） -2.03E-06 1.15E-06 -1.767216 0.0772

美国数据的p值是0.0522，所以说虚拟变量在统计意义上还是显著的。由于系数是负的，说明VIX指数期货的推出减小了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对于德国而言，p值是0.7674，说明波动指数期货的推出对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并没有产生显著意义的影响。对于香港，虚拟变量D前面的系数是负的，p值是0.0772，说明VIX指数期货的推出显著减小了股票市场的波动性。

此外，我们将样本由VIX指数期货推出的时间为分界点将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期货推出之前的样本记为样本A，之后的记为样本B，得到如下结果：

变量 A（美） B（美） A（德） B（德） A（港） B（港）

常数项 1.91E-06 3.08E-06 1.28E-06 6.83E-06 4.58E-06 9.40E-06

ARCH系数 0.077415 0.032547 0.057746 0.121432 0.074323 0.024067

GARCH系数 0.910917 0.894278 0.930504 0.802846 0.909077 0.882332

美国：在波动指数期货推出之后α1+λ1变小了由原来的0.988332变成了0.926825，而GARCH系数也由原来的0.910917变成了0.894278。也就是说当VIX指数期货推出之后，旧的信息对于股票市场的冲击有所减少。而ARCH系数有所减少，所以波动指数期货的推出并没有增强市场对于新的信息的吸收能力。

德国：波动指数期货推出之后α1+λ1变小了由原来的0.98825变成了0.924278，而GARCH系数也由原来的0.930504变成了0.802846，ARCH系数由原来的0.057746增加到0.802846。说明市场对新的信息的吸收能力增强，而旧的信息对于市场的波动性影响的持久性降低，这表明该VIX指数期货推出之后信息的传递效率有所增加。

香港：波动指数期货推出之后α1+λ1变小了由原来的0.9834变成了0.906339，而GARCH系数也由原来的0.909077变成了0.882332，说明旧的信息对于市场的波动性影响的持久性降低，而ARCH系数有所减少，所以波动指数期货的推出并没有增强市场对于新的信息的吸收能力。

参考文献：

[1]Paul Dawson and Sotiris K. Staikouras The impact of volatility derivatives on S&P 500 volatility. The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2009，vol，29，No.12.

[2]Antonios Antoniou， Phll Holmes，Richard Priestley The effects of stock index futures trading on stock index volatility：An analysis of the asymmetric response of volatility to news. The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1998，Vol. 18， No.2.

[3]朱杰.股指期货交易对现货市场的波动性的影响[D].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3.

[4]肖潇.股指期货对股票现货市场的实证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

第4篇：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公司特征

 

一、引言

IPO的成功发行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可以使公司筹集大量资金投资新项目，扩大经营规模，实现公司战略目标，且有助于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上市公司募股功能的发挥，对促进上市公司快速发展金融论文，提升上市公司的社会贡献水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其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病有待解决，IPO上市公司变更募股资金投向就是其中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时的《招股说明书》，实际上都是对投资者的一种承诺，投资者据此做出投资与否的判断。如果投资者决定投资，就等于与上市公司签订以招股说明书为内容的投资合同，约定投资人出资，公司方面负责经营管理。所以IPO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实际是一种违约行为，这不仅直接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也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而近年来,中国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行为越来越频繁，其用途变更已引起了各方人士的高度关注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因此，本文拟在股权分置改革背景下，通过采用公司特征作为主要研究变量，对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从中找出某些规律，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理论界对于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和深入，但是由于国外的股票市场比较健全，监管得当金融论文，几乎没有随意变更IPO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现象，所以国外文献对此的研究也很少，未发现西方关于募资投向变更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国外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融资的资本结构、成本、融资顺序等方面。但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始于1997年后，市场上出现大量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现象之后。

关于国内对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我国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从客观因素和非客观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

2、研究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与变更前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以此分析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变更是“善意”还是“恶意”以及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对公司业绩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

3、分析了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引起的市场反应，检验公众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变更的反应以及影响这种反应的因素有哪些，并对不同种类募集资金变更的显著影响因素是否不同进行对比分析。

4、从战略与绩效的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的多元化与变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募集资金投向的多元化程度与变更程度相关关系。

5、对上市公司面对的制度约束分析的较多，缺乏对这些制度约束的形成机制及其历史演变进行分析。

三、研究假设

张为国、翟春燕（2005）得出了因主观因素发生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比例大于因客观因素变更的比例。并进一步说明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现实因素所造成的。要改变目前这种现状，需要改变我国“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2005年4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向各上市公司及其股东、保荐机构、沪、深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下发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正式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股权分置改革的实行使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手中的股票价值与小股东一样伴随着二级市场的价格波动，大小股东的利益基础一致，这必然促使大股东关心公司二级市场的表现。段特奇(2003)认为上市公司发出的募集资金变更投向公告会在证券市场上产生传导效应金融论文，引起该公司股价下跌。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正相关。

如何防止内部人控制及大股东操纵、完善董事会的职能与结构，从而重树投资者的信心，成为全球范围内企业所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人们开始意识到引入独立董事会制度以强化董事会的职能，确保董事会运作的公正、透明的必要性。从股东投资者层面来看，独立董事制度有利于制衡控股股东，监督经营者。独立董事有助于保持董事会独立性，维护所有股东利益，增加股东价值。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能为董事会提供知识、客观性、判断和平衡，从全体股东利益出发监督和监控公司管理层。因此，独立董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行为的发生，我们提出下面假设：

假设二：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与独立董事比例呈负相关。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现象非常普遍。但在所有发生变更的行业中，以传统制造业所占比例最大，这是由于传统制造业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和微利状态，该行业主营业务利润率较低，如果把募集的资金用于主业金融论文，给企业带来的利润会很小，受高额利润的驱使，这就使得这些上市公司纷纷放弃原来拟投资项目，而改投其他收益率更高的项目或转向非实业投资领域以期获得高利润。而对于新兴行业来说本身主营业务具有很好的前景，公司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没有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动机。因此，可以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三：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与行业具有相关性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募集资金变更实际上是对IPO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可行性项目的否定，这是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失误，从实质上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普遍没有建立起细致有效的投资决策程序和规范。但这种规范化的决策程序的建立与公司规模是具有相关性的，我们知道公司规模越大，其公司治理结构越完善，也会有科学的规范投资决策机制为其提供支持，对可行性项目的论证相应的较充分。另外，公司规模越大，其受到各项监管也越多，所以不会轻易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四：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与公司规模呈负相关。

如果上市公司负债较多金融论文，很可能会盲目的拼凑一些项目，来解决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募集资金到手后，又找各种理由来说明原来的项目效益差，另外的项目好等来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同时，债较多、财务状况较恶劣的公司在遇到其他投资项目或是应对公司发展的其他需要时，没有其他渠道获得资金，只好使用募集来的资金。也就是说为了“圈钱”欺骗广大投资者。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五：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与公司资产负债率呈正相关。

从以上假设定义本文的变量，如下表：

变量定义

 

变量

代码

变量说明

预计符号

因变量

1

发生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0

没有发生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解

释

变

量

FS

变更年末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

DS

变更年末独立董事比例

―

INS

传统行业为1，新兴行业为0

  LnTA

变更年末资产总额对数

―

DA

第5篇：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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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招商引资的战略思考 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入世后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浅析进口配额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绿色贸易壁垒对佛山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引进外国智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垄断行业监管机制问题研究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及路径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 惠州对外贸易企业的变迁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现状、成因和对策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中泰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 中国农业开放模式的选择研究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选择与完善研究 从轮胎特保案看我国的反倾销 金融危机下广东的双转移战略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 广东企业走出去研究 广东外资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金融危机下广东某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港口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国际多式联运问题研究 港口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第三方物流中的问题研究 中国集装箱运输中的问题研究 提单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贸易救济制度研究 对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型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确定 欧盟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调整与中国出口战略应对 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国际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趋势与促进肉类产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或某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提升研究 引进外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或作用研究 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推动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国际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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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劳工标准下我国政府、企业对策 我国纺织业出品竞争力问题和对策研究 我国纺织业的贸易格局与市场策略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世界 FTAS 发展态势与中国策略分析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行业协会在规范出口竞争秩序中的作用探讨 加入 WTO 后我国民族产业的保护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选择——以惠州经济为例 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FDI 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的影响看我国开展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反垄断立法的探索 广东区域聚集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及风险研究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 欧元汇率变动对惠州制鞋行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及未来演变研究 中国国有经济角色演进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产业结构调查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广告语言与消费心理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拓展研究 浅论我国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中小企业文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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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题报告举例 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二、 论文综述 1、 理论的 渊源及演进过程 2、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 本人对 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论文提纲 前言、 一、 1、 2、 3、 ·· ·· · · 二、 1、 2、 3、 ·· ·· · · 三、 1、 2、 3、 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 一、 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 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 究概况 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 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 题 五、预期的结果 六、进度安排

第6篇：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

关键词：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股票市场

1、前言

伴随着全球资本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市场对国内经济、国际经济的影响力迅速上升，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市场受到不小的冲击，各国纷纷采取货币政策以减少此次危机带来的损害。在这个背景下，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成为当前货币理论研究中的热点。

美国应用经济学家Goodhart将资产价格用作制定货币政策的思想，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没有影响。Prinkel和Keran应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存在正向关系。Berkman和Lynge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存在逆向变化的关系。Pearce和Roley在研究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关系时，发现没预期到的货币供应量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成反比。Hardouvelis研究发现货币供应变化与资产价格之间存在明显的逆向变化关系。Lastrapes研究发现在货币中性的条件下，货币供给量的突然变化与股票价格短期变化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我国学者对中国货币数量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也已作了大量的研究。钱小安发现沪指、深指与M0同向变化、与M1无关、M2反向变化。孙华妤和马跃的研究结果表明所有的货币供应量对股市都没有影响。易纲和王召指出，在短期、中短期和中长期，没有预料到的货币供给增加，使股票价格上升；而在长期，没有预料到的货币供给增加，不影响股票价格，货币中性。周英章和孙崎岖认为股票价格对M1影响最大，对M0影响次之，对M2影响最小。王召和易纲在《货币政策与金融资产价格》一文中指出：若投资于高科技或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那么扩张货币政策的结果是股市价格的上升和商品物价水平的下降。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我们发现上述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1)或许是受期限较短的约束，这些研究大多忽视了1998年中国货币政策体制性变革因素可能对研究结论的影响。(2)有些研究仅从金融变量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入手来进行实证检验，由相关性高低来确认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这是不够的。(3)有些研究不大关注计量检验的前提条件，选取数据较为粗略。

本文应用1993年到2009年的经济金融月度数据，主要应用动态式的计量检验方法对M1和M2及其变化与股票价格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

2、样本和变量的选择及模型设定

2.1样本数据选择

本文选取1993年-2009年的上证指数的月度数据、流通中的现金(M0)月末余额、狭义货币(M1)月末余额和广义货币余额(M2)月末余额进行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月报、中经网统计数据库、部分年份统计年鉴和相关处理数据。

2.2变量的选择

本文在选取宏观经济变量时，考虑了2个条件：(1)数据的可得性；(2)数据的代表性。本研究选取了上证指数月度值、流通中的现金(M0)月末余额、狭义货币(M1)月末余额、广义货币余额(M2)月末余额和货币数量余额的增减变化率共5个指标为模型分析变量。

2.3模型设定

(1)本论文在研究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协整关系的分析时，主要运用的是股票指数回归残差序列的ADF检验，来判断协整关系。

(2)本论文在研究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按照上述数据资料，对股票价格与M0、M1、M2分别进行Granger检验。目的是关注M0、M1、M2的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关系。

(3)本论文在研究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与股票价格关系和货币增速与股票价格关系时，主要运用统计分析中的相关系数和计量模型回归进行研究的。本文的主要结论也是出于此部分的分析。

2.4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论文就是基于这种想法，大体思路如下：

(1)分析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协整关系，目的是探索它们之间在长期是否存在一定的均衡关系，从而证实本文研究的必要性；

(2)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分析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因果关系，目的是检验他们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为下文的研究提供依据；

(3)研究分析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与股票价格关系，目的是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订及实施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的完善提供一个前瞻性的预测分析参考。

本论文将采取数学模型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股票价格与中国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

3、实证分析

3.1， 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协整关系的分析

我们应用Eviews软件对股票价格与M0、M1、M2之间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结果，结果发现SP与M0、M1、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见表1)，

而且按照下文的Granger因果分析，我们认为是SP的变化对货币供应量存在长期的影响。

3.2 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Granger因果检验

在确认了货币供给量和股票价格的平稳性和协整关系后，我们对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发现，M0、M1、M2不是SP的Granger原因，而SP却是M0、M1、M2的Granger原因(见表2)。这意味着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价格的变化，但是股票价格对M0、M1、M2有一定影响。这说明在中国应用货币供应量的信息是不能提高对股市的预测能力的。

3.3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和股票价格关系

按照前文的分析结果，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价格的变化。那股票价格和货币供给量还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呢？本文研究结果见图1、图2、图3。从图1、图2、图3可以看出，在中国新增M1的增减方向与股指的涨跌方向基本同步而M0和M2却没有这种结果。若某年新增M1是增加的，那么该年上证指数是上涨的；

若某年新增M1是下降的，那么该年上证指数是下跌的，这也与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为正而且达到0.4相互印证。这为我们预测股市的走向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方法，提高了投资者对股市大势走向的判断能力，但是这只是我们的统计分析描述。

3.4 M2-M1增速和股票价格关系

从图4可以看出，在中国货币供应量M2- M1的增速时间趋势图与上证指数走势大体一致。结果分析表明：由涨转跌时，M2-M1的增速领先，指数变化可能滞后；由跌转涨时，指数领先，M2-M1的增速滞后，与前文类似，这同样有助于提高投资者对股市大势走向的判断。

本文应用计量模型，对上述统计分析结果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它们之间的相关程度，增加可信性。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SP1=-6 041.738 951+0.693 124 946 4*M11

(3.785 821)R2=0.627 026

由于上述统计分析表明SP的变化量与新增货币供应量M1走势一致，所以本文只做它们之间的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较好,这正好能印证前文的分析。

4、新增M1增减和M2-M1增速影响股指走势的机制

综合上述对中国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关系的检验发现：新增货币供应量M1增减的时间趋势图与股票价格变化的走势非常一致；货币供应量M2- M1的增速时间趋势图与上证指数走势也大体一致。所以，中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通过新增M1和M2- M1增速变化来实现的。这种传导模式与一般的经验和理论都不相符。而且从我们的实证分析来看，在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却没有带来股票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地通过资本市场传递。我们认为在这个传递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主要障碍。

(1)中国股票市场规模较小。中国股市起步较晚，规模过于狭小。至2008年，沪深股市总值扣除不流通的部分仅占GDP比重的仅为7.2%，这一比率远低于美国的139%、英国的163%、中国香港的200%。

(2) 中国居民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程度较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引起价格的变化，只有当居民持有股票占其全部金融资产的较大比重时才有明显的作用。据统计全国参与股票市场的家庭还不到0.46%，而且都集中在城镇和大中城市。所以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股市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影响作用大大降低，股票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很低。

(3) 中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数量少，直接融资少，股票融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较低。同时上市公司结构不合理、股权结构不合理和市场投资结构不合理也是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地通过资本市场传递的重要原因。

从理论上讲，货币供应量变动可直接影响居民货币余额，从而通过利率变动影响进而影响流入股市资金。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变动对股市的直接影响不大，这可能是中国特殊的体制和文化背景所致，而股市却对货币供应量变动有着较大的影响，中国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进入股市的银行可贷资金的变动进而影响股市的。在国家建立了银行信贷资金合规进入股市的途径后，货币政策变动(比如新增M1变动)通过货币市场利率渠道影响股指。实践证明，在中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货币供应量难以对股票市场产生有效影响，同时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相对也较差，央行难以通过货币供应量来有效影响股票市场。这与本文分析结果一致。

在有些研究文献中，不同的货币政策指标对股市影响是不同的，存款利率和M1对股市的影响要比M2对股市的影响更为迅速，而且从长期来看，M1对股市回报方程的解释力要大于存款利率的解释力1。在中国M1层次反映的是现金与企业活期存款，流动性强，而M2主体部分为定期存款和居民储蓄，所以M2增减变动对股市的影响应该不如M1的增减变动，这与我们的结论相符，即新增货币供应量M1的时间趋势图与股票价格变化的走势非常一致。股市对M1增减反应一致不难解释，在中国M1对存款利率变动比较敏感，存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息息相关。M1的增减变动会影响银行可贷资金的调节，进而对利率产生影响，从所以影响证券经营机构的融资成本和融入量，最终影响到股市回报2。按照货币市场利率和股票市场价格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知，当M1相对上年是增加的，则会引起利率的下降，导致股市可贷资金的增多，大量流动资金从货币市场流入股票市场，股票价格上升；当M1相对上年是减少的，则会引起利率的上升，导致货币投机需求减弱，进入股市资金成本上升，股市资金趋紧引起股票价格回落。本文认为在股指达到最低开始反弹时，指数有上升趋势，但实体经济会滞后一段时间，所以会出现由跌转涨时，指数领先，M2-M1的增速滞后；实体经济从繁荣转向不活跃时，M2可能进入其他市场，M2-M1变化要先于股指变化。

以上认识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是有意义的，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订及实施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的完善提供一个前瞻性的预测分析框架。但是，这种结论只适合目前中国股市，是暂时的、相对的，并且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货币供应量与股市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

5、结语

本文通过对货币供应量M0、M1、M2与股票价格关系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1)应用VAR模型、ADF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出在中国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价格的变化。

(2) 通过实证检验表明：SP与M0、M1、M2的水平序列不平稳但一阶差分平稳；SP与M0、M1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SP与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对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与股票价格变化关系分析表明在中国M1的时间趋势图与股票价格变化的走势非常一致，若某年新增M1与上年相比是增加的，那么该年上证指数上涨的可能性很大。

本文发现当中国中央银行意图影响股票市场时，只能选择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而不能是货币数量。同时，本文认为投资者在预测股市走向时要尽可能关注新增货币数量M1变化，它们与股票走向很一致。但以上结论仅基于月度数据分析所得，而且时间跨度相对大，其可信度尚需时间和实践的进一步检验，而它们之间是否有更深层次的传递机制还有待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M].经济研究，2008(10)：13～25，51.

[2]盛松成，吴培新.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模式研究[M].经济研究，2008(10)：37～51.

第7篇：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

关键词： 金融发展；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广东省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而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一带一路”等政策出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显著。作为当前经济会发展领域的两大热点，目前中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类：

1、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 经济学家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在GJ模型中提出，在金融发展初期，低收入者由于金融门槛无法享受应有的金融服务，而随着金融机构竞争的加剧，体系的健全，进入门槛会降低，低收入阶层具备利用金融服务增加收入的条件，因此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呈先扩大后缩小。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如沈坤荣、万文全等）利用中国数据实证分析得出相似的结论。

2、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呈负相关。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信息不对称信贷市场前提下，金融市场的健全发展有利于减少体系中行为主体的融资障碍，缩小收入差距。（Galor 和Joseph Zeira，1993）也有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较不发达的市场体系中，金融的发展都将有利于收入不平等性的降低。（George Clarke，Xu和Heng-fu Zou，2003）

3、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 近20年来，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各阶层的收入差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呈扩大趋势。为解释这一现象，不少学者提出，金融自由化反而使高收入者获得信贷支持的渠道和高收益回报的方式增多，从而使收入差距拉大。（Maurer和Haber，2003）我国大部分学者对此论题的实证研究都印证了这一观点。

总的来说，在已有成果中研究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单向作用较多，论述收入差距对金融发展的反作用较少；研究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比较多，对其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较少；对全国大样本的分析较多，区域性的研究偏少。因此，本文以广东省为例实证研究金融发展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关系，丰富此论题的区域研究。

二、数据与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取

1、金融发展效率（FER）。本文采用较多国内学者的做法，对莱文（1993）提出金融发展效率指标作适当调整，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表示。

2、金融发展规模（FIR）。该指标定义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名义GDP 的比重。这是根据中国金融发展的特点和银行在金融机构的核心地位制定的。我国姚耀军等（2005）通过数据验证了用此指标测量金融发展规模是比较合理的。

3、城镇化率（UR）。作为控制变量，城镇化率是用于衡量某区域的城镇化水平，等于城镇常住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例。

4、基尼系数（GINI）。根据经济学理论通常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本文沿用此方法。

（二）VAR模型估计及检验结果

本研究选用广东1990-2012年共23年的数据。数据源自《广东省统计年鉴》或整理计算得出，实证分析所涉及的操作通过Eviews6.0完成。

1、相关性检验。GINI与FER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67），与FIR、UR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56和0.89）。说明了金融发展效率水平提高，低收入者有更多机会通过贷款进行投资，从而有利于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金融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2、平稳性检验。在建模之前，要对四个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具体的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变量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在一阶差分后，FER、FIR和UR在1%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GINI一阶差分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零假设。这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四个变量指标均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构建VAR模型。

3、模模型估计结果。 在估计VAR模型之前，要选取最优滞后阶数。本文根据AIC、SC同时最小的准则来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应取3，构建VAR（3）模型。

用Eviews软件估计的VAR（3）模型，其拟合优度分别是：

R2=0.884712， R2=0.983976 ， R2=0.936323 ， R2=0.973326

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比较好。

4、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迹统计量大于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检验可知，变量GINI、FER、FIR、UR之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各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表达式如下：

GINI=-0.040942FER+0.07297FIR+0.007972UR

通过协整方程可以看出，GINI与FER、FIR和UR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广东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效率呈现负相关关系，与金融发展规模、城镇化率呈正相关关系。与前文相关性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广东省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会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的相关系数绝对值略高于金融发展规模，表明金融发展效率改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力度稍大于金融发展规模带来的负效应。第二，广东省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加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究其原因是由于资金的逐利性，金融机构会优先选择向大企业、高收入群体放贷以获得高收益，导致资金流向高收入者，扩大高低收入者收入差距。第三，推进城镇化会拉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因此，针对广东的现实情况，要促进金融发展，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必须多管齐下。首先，要优化融资渠道。积极发展民间借贷业务和小额贷款机构，大力探索微金融融资产品，缓解中小企业筹资困难。其次，深化金融体系改革，优化金融法治环境。建立金融法律体系和个人征信体系，发挥政府监管职能，降低资金配置成本。最后，健全社保制度。提高社保体系的参与率、覆盖率。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 Greenwood， Jeremy， Boyan Ja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5）：1076-1107.

[2] Galor， Oded， Joseph Zeir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3，60，（1）：35-52.

[3] Clarke， Lixin Colin Xu，Heng-fu Zou， 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test of alternative theories.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orking paper，2003：29-84.

[4] Maurer， Noel and Haber，Stephen.2003.Bank Concentration， Related Lend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Mexico[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 沈坤荣，方文全.中国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C].第五届中国第五界经济学会会议论文，2005 年

第8篇：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会计理论界开始引进介绍国外流行的实证会计。1994年起，真正运用实证方法进行会计研究的论文出现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同时，人们将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进行了多角度的比较，主要目的是对这个“舶来品”加以评析，而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介绍。直到1997年以前，我国实证会计的论文数量相当有限，所研究的领域也主要集中在有效市场假说的检验①。1997年以来，实证会计在中国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研究领域大为拓宽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实证论文所占比重大大增加。因此，我国实证会计的发展可以1997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这样划分的依据有：大而言之，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对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中而言之，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是按此标准划分阶段的，而实证会计的发展与证券市场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小而言之，《会计研究》1997年第七期发表了一组博士生所写、评价实证会计的论文，对我国实证会计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发展实证会计，不但可以提高会计研究的科学性，为规范会计研究提供证据支持，还有利于完善会计理论体系，有利于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从根本上讲，可以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本文的核心是希望初步回答如何推动我国实证会计的进一步发展。为此，讨论了影响实证会计发展的若干因素，当前限制实证会计发展的有关制度的完善，以及实证会计的运用技术与运用背景等。  

一、需要澄清的几个概念性问题  

作为实证会计的主要代表人，瓦茨和齐默尔曼(Watts and Zimmerman)将实证会计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经验性理论和方法”（瓦茨和齐默尔曼，1986）。葛家澍教授认为，“实证会计理论，确切地说是用经验——实证法为基础，以数学模型为工具所形成的一套新理论。其主要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会计现象和会计实务”（葛家澍，中译本序，1999）。为了明确讨论对象，需要澄清：  

1．实证会计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方法？  

众所周知，实证会计是规范会计的对称。如果它是一种理论，就应有自己的核心观点和比较固定的研究领域（就象会计目标理论、会计计量理论、收入实现理论等等）。显然，如果认定实证会计仅限于研究资本市场研究、会计选择研究等有限的领域，只会限制实证会计的发展。以瓦茨和齐默尔曼的名著《实证会计理论》(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来看，似乎实证会计是一种理论。这主要是由于在七、八十年代，实证会计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结论大大不同于以往，而且相对比较集中。其实，不同的方法既可用于建立新理论，也可用于反思旧理论。现在的实证会计论题有很多都可以用规范的方法来研究，规范性论题也有很多可以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因此，实证会计是一种以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所得到的理论。实证会计与规范会计的根本区别在于，研究者所提出的命题是否可以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即研究对象是否可以通过足够大的样本进行随机性的观察。过去不能实证的将来或许能，实证会计的运用并不局限于既有的领域。  

明确实证会计是一种研究方法，并未降低其地位，相反将会有利于它的发展。在一些以会计理论体系为题的专著中，实证会计理论并未当成研究方法来论述，而被列为与其他会计理论并列的一部分（并且往往是最后一部分）。在研究生教学中也存在同样问题。这固然与实证会计的发展程度——尚未涉及会计理论的大多数领域有关，但是，如果认可实证会计是一种研究方法，就应当在详细展开研究之前予以讨论。我国著名会计学家、博士生导师吴水澎教授在其《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一书中，所构建的会计理论体系就是以方法论为最高层次的。明确实证会计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实证会计在中国的发展会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如此紧密的关系。关键在于后者决定了会计命题的可实证性。  

2．实证会计(Positive Accounting)和经验会计(Empirical Accounting)是什么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狭义的实证会计可作为经验会计的一个分支（张为国和徐宗宇，1997；蔡春和邹宏，1999）。第二种观点认为，1968年由鲍尔和布朗(Ball & Brown)发起的研究称为Empirical Accounting，而1978年瓦茨和齐默尔曼发起的称为Positive Accounting，二者合称实证会计（刘峰，2000）。据此，实证会计大于经验会计。区分二者的目的是为了给实证（经验）会计划分阶段。我们认为，“经验会计”一词在中国用得很少。为简便起见，即使只用“实证会计”，也完全可以区分其发展阶段。  

3．实证会计是否仅限于采用假设检验方法？  

从目前国内的实证会计成果来看，所采用的方法绝大多数是假设检验。但是，这并不是实证会计的唯一方法。其一，假设检验是推断统计的主要方法，而描述性统计也可用于实证会计。其二，实证会计的数据来源可以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也可以是其他。如，调查问卷、模拟实验、直接观察等。从根本上讲，实证会计的特点是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为立论依据，但并不表示唯数学工具独尊。  

二、我国实证会计发展的影响因素  

很多学者曾经对实证会计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过概括。这些讨论多注重国外实证会计的发展。以下所述则侧重于我国的现实。  

1．相关学科的发展  

在理论基础上，早期实证会计的发展受到有效市场假说（EMH）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影响。八十年代以来的实证会计则与企业理论、契约理论、管制理论等关系密切。此外，作为计算方法，数理统计的发展大大早于实证会计，也早于实证经济理论。这提示我们，从事实证会计研究必须首先了解相关学科。如果不满足于“旧方法+新数据”式的研究，要有所创新，则需要在相关学科领域有较高的造诣，甚至突破。  

将会计理论与经济理论相比，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在中国和美国，会计理论中实证之风的兴起都晚于经济理论。通过简单的统计可知，我国《经济研究》近年刊载的实证论文（不限于会计领域）的比重多于《会计研究》。《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财务与会计方面的论文数，近三、四年明显多于以往，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论文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实证会计有无可能摆脱从属于、跟随于其他学科的阴影？（如，对于有效市场假说的检验，在经济学界、金融学界以至管理学界都有人研究。尽管没有引起该论题的学科属性之争，但这种研究容易重复，不利于会计的发展。）换言之，是否存在以会计理论为基础的实证会计？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当前我国会计理论界在盈余管理上的浓厚兴趣也许与此有关。亟待会计学界研究的论题应该更多的是本学科的问题。如，关于盈利预测、会计准则、财务报告等问题的研究。  

2．信息处理技术与数据库业务的发展  

这两者都与计算机紧密相关，可归为一类。信息处理技术主要是指原始数据的整理加工，尤其是各种复杂的计算。国内常用的软件有TSP、Excel、SPSS等。各种软件各有优劣。TSP是基于DOS的小软件，略嫌陈旧；Excel是最流行的办公软件之一，容易找到；SPSS功能强大，专业性强。  

数据库业务是提供研究所需的原始数据。从笔者所看到的实证成果来看，多数研究者是从证券报刊上收集原始数据，可以想象其工作量之大、成本之高。少数有条件的研究者已开始运用电子版的数据，真可谓“羡煞旁人”。 如果有类似国外标准普尔（Standard-Poor）、穆迪公司（Moody）等的咨询机构专门从事信息服务，有Compustat Tape和Datastream International那样详细的数据可供研究之用，相信一定能推动实证会计的发展。  

最近，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2000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年度报告全文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sse.com.cn和cninfo.com.cn），年报摘要刊登在指定报纸上。上市公司可以在自己的网站或网页上披露年度报告，但披露时间不得早于指定网站。这一要求对于研究人员的数据收集将产生重大影响。此外，有关网站经常一些经初步整理的关于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数据，值得实证会计研究人员关注。  

3．传统理论的危机  

按照库恩的科学范式革命理论，新的理论范式是在旧范式发生危机之后诞生的。所谓理论危机，是指理论的供求关系失衡，尤其是供给短缺，包括总量短缺和结构短缺。六十年代前后，美国的规范会计理论在指导会计准则的制定上出现了危机，于是有了Ball和Brown（1968）、Beaver（1970）开创性的实证研究。我国是否存在会计理论危机？对于面临发展和体制转型双重任务的中国经济，对理论的需求无疑是巨大的。在理论的供给方面，如果仅从的数量来讲，我国会计理论何其繁荣。但是，其中的泡沫现象实在太多。从形式上看，包括重复研究、抄袭、一稿多投等。从内容上看，有纠缠于概念、原则而无实质意义的“论文”，也有“新瓶装旧酒”式的“创新”，还有草率提出新概念、新理论的“弥补空白”③。如何改变作为社会现象存在的学术泡沫，已不是本文主题所在。但透过这种现象，可以看到理论危机至少潜在地存在。近年，我们不时可以听到会计理论滞后于改革实践的批评声，也是理论危机的一个佐证。我们相信，早日粉碎学术泡沫，将理论危机明朗化，将有利于学术的真正进步。  

按照经济学理论，一部分人由于预期到制度变迁的收益可能大于其负担的成本，就可能发起变迁，成为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Primary Action Group）。我国会计理论范式变革的发起者是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高校的会计研究者。他们的收益——更高的学术地位是非常明显的。一批有远见的研究者正在努力成为第二行动集团（Secondary Action Group）。  

4．资本市场的发展  

国外资本市场的发展远早于实证会计。而我国两者几乎是同步发展的。其原因是，资本市场是实证会计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如果说国外最迟形成的必要条件是计算机技术，而我国则是资本市场。  

实证会计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可概括为：资本市场的会计规范需要会计理论的指导，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为实证会计研究创造了条件（张为国和徐宗宇，1997）。在前一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会计研究中“10%现象”④的发现对于证监会改变上市公司配股条件具有明显影响。后一方面，主要表现在实证研究所需的原始数据上。我国理论研究人员直接与实务界接触的机会不多，而各种统计年鉴上可找到的数据大都属于宏观性的。因此，资本市场上公开披露的信息对于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具有相当突出的影响，较之国外不可同日而语。  

5．借鉴国际惯例  

八十年代末期，中国会计界兴起了一片“向国际惯例靠拢”的强烈呼声，但当时实证会计发育的土壤尚未具备。近年来，随着中外会计学术交流的增加，研究范式的转变逐步得到中国会计理论界的认同。其主要表现有：（1）一些理论精英为了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成果，不得不应用国外流行的研究范式——实证研究；（2）作为我国会计期刊中的权威，中国会计学会主办的《会计研究》转变了办刊宗旨，日益推崇实证会计，无疑对会计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3）在一些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外国学者带来的成果多属实证性的，为我们进一步打开了眼界。（4）香港的部分会计学者先后受到大陆传统的规范式理论训练和西方的实证理论熏陶，他们曾对大陆的会计理论提出过善意的批评。这种批评很有说服力。同时也应看到，中外交流毕竟限于少数人，来自国际惯例的推动不足以使实证会计在理论界普及起来。  

综上所述，我国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必要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如果有足够的动力和正确的方法，研究者就可以深入了解相关学科和学习计算机应用技术，不辞劳苦地收集数据，针对规范资本市场的需要，从事实证会计研究。但是，问题在于，事物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具备必要条件。  

三、推动实证会计发展：有关制度的完善  

如何推动实证会计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陆正飞博士认为，导致我国财务（与会计）研究基本限于规范研究的主要原因，一是研究动力的缺乏，二是研究条件的缺乏。研究动力是指现实对理论的需求和研究者的利益驱动。研究条件包括掌握实证方法的研究者和研究所需的数据资料（陆正飞，2000）。笔者认为，推动实证会计发展的具体因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外部环境存在的有关制度，它解决的是研究主体的培育问题，或者说有没有人愿意从事实证研究；二是实证会计本身的运用技术问题，可以从现有的局限着手分析，它解决的是愿意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人能够正确地从事研究。  

由于实证会计的相对研究成本远高于规范研究，而收益却没有明显差距，理性的研究者出于成本效益的分析，当然会选择不搞实证研究⑤。这样，要推动实证会计的发展，就必须从制度安排入手，尤其是完善有关的激励机制，降低研究者从事实证研究所负担的成本，提高实证研究的收益。  

1．研究生培养制度  

如果说实证会计在中国早期的发展主要得力于以博士生为代表的理论精英，那么，其进一步发展应当致力于更高的普及率，从而有赖于包括硕士生在内的研究生培养制度的完善。  

一是研究生导师的选任制。博士生在报考之前，往往先与导师有所联系，而很多高校中，硕士生的导师还采用的是指定方式。即使有的研究生希望深入了解实证会计，也可能投师无门而望“实”兴叹。推行硕士生与导师之间的双向选择制度，有利于激励二者同时提高自身水平。目前，一些硕士生导师只要有了资格，就不再深入进行学术研究，把学术研究当成导师资格的“敲门砖”。这种“终身资格制”导致一种惰性。如果推行“双选制”，可以对此有所限制，而且有利于降低实证研究人员的入门成本。  

二是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制度。绝大多数高校都要求研究生毕业论文要达到一定字数。其隐含的假设是，字数反映了研究水平。这显然不够合理。东拼西凑的十万字还不如踏踏实实的一万字。从研究成本来看，后者也可能高于前者。实证会计的论题通常较小，未必能“凑足”字数。这也使研究生们无法以实证会计的论题写作毕业论文。在国外，就算是“根据农贸市场的价格来对种族歧视的存在与否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们的研究生却热衷于创立“新体系”。 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打破规范研究一统天下的格局，提高实证研究的地位和收益。  

2．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和科研奖励制度  

这两者都与论文质量评估制度有关。高校教师是最主要的理论研究人员。教师搞科研的动力（教师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主要是评职称和科研奖励。而目前职称评审和科研评奖的主要依据是论文数量，对论文质量的考虑仅限于字数、刊物等级。既然实证会计的研究成本高于规范研究，除非受“道德觉悟”水平或其他因素影响，谁都会选择不搞实证。要改变这种状况，前提是论文质量的合理评估。国外的经验是通过文献统计，以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作为标准。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作法。从会计理论界来看，中国会计学会理应担起重任。在课题申报、科研评奖等方面，应当逐步向实证研究倾斜。  

3．高校师资交流制度  

目前，许多高校师资来自本校培养的博士，难以避免“近亲繁殖”的弊端。而且，容易形成“弱者恒弱、强者恒强”的格局，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应当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如，本校毕业的博士生在若干年内不允许在本校从事教学科研；将一定比例的教师职位留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和在读博士生等（张为国和徐宗宇，1997）。  

4．科研合作制度  

实证会计的研究成本较高，合作进行可以发挥“规模优势”，降低每个研究者负担的平均成本；可以利用合理分工、差异互补，缩短研究进程，提高科研质量；可以通过学术上的“传、帮、带”，促进学术群体的形成和壮大；还可以增强研究主题的系统性，避免受个人精力所限而“肢解”论题。因此，应大力提倡科研合作。  

5．刊物审稿制度  

有的刊物编审人员不了解实证会计，也就将实证成果拒于门外。有的刊物在投稿须知中强调，能不用图表表示的尽量用文字表示。这显然不利于图文并茂的实证成果的发表。除了改变办刊观念外，应推行匿名审稿制。  

目前我国会计论文的主要发表园地一是各大学学报，二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附属于财政部门的会计学会分会所办刊物，三是有关研究机构主办的刊物。总体上看，存在市场（读者）定位不明确的倾向。与其过于讲究兼顾而结果什么也没顾着，不如专门为某种特殊读者群服务。比如，普及性的服务于实务界，研究性的服务于学术界。  

6．产研联系制度  

职称评审、课题申报、成果评奖、获取稿酬都是科研活动的收益。这些收益多属间接性的、不确定的。而从事研究时所发生的成本则是直接的、现实的，而且往往要由研究者本人负担。国外实证会计之所以十分流行，数据收集成本低固然是原因之一，稿酬丰厚也是一部分原因，但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本大多转嫁给了实务界——由公司提供经费、研究公司关注的问题。如，对某项会计准则持赞成或否定态度的公司希望获得理论上的“依据”，把利益之争掩藏起来，当然愿意慷慨解囊。尽管这种研究方式很可能有先入为主之弊，但如果参与其中的企业和研究人员足够多，也可以达成某种均衡。因此，应当鼓励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联系起来，共同推动实证会计的发展。  

四、推动实证会计发展：现有局限的改进  

1997年后我国实证会计发展迅速。但是，仔细研读，仍可发现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尤其在研究背景上对中国特色关注不够。  

第9篇：金融实证分析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治关联；银行关系；融资约束

一、 引言

中国是一个“关系型”社会，“关系”已然成为一种社会资本。在公司金融领域，备受瞩目的“关系”便是政治关联和银行关系。我国是新兴市场国家，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因此政治关联可以为企业带来诸多便利，通常表现为税收优惠、政府补贴以及融资便利。此外，银行关系也逐渐引起学者关注，民企若能与商业银行建立联系，有助于缓解其融资约束。

基于此，本文将分析民企董事的政治关联、银行关系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进一步地，将董事分为执行董事、独立董事和非执行董事三种类型，以探讨不同类型董事的关联在缓解融资约束时作用是否相同。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文献回顾。政治关联、银行关系的研究对象多为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的金融市场不发达，法律体制不完善，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因而企业可以将政治关联、银行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替代保护机制。

国内外学者对政治关联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政治关联有利于减少政府管制或干预（潘红波等，2008），为企业带来税收优惠（吴文锋等，2009）；有利于减少协调成本，带来融资便利（陈运森、朱松，2009）。至于政治关联的作用机理，于蔚等（2012）认为政治关联具有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主要源于其资源效应。但是，也有部分学者支持“政治成本理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会受到政府的制约与干预，导致沉重的社会负担或成本（梁莱歆、冯延超，2010）。

除政治关联外，银行关系也是备受关注的关联现象，学者通常关注其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银行董事不仅可以提供专业的财务咨询服务，还能在董事会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Dittamann et al.，2010）。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企业更看重银行董事的人脉关系与银企关系的建设，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获取银行贷款（余明桂、潘红波，2008；唐建新等，2011；苏灵等，2011；张敦力、李四海，2012；彭红枫等，2013），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这种融资效应更为明显（邓建平、曾勇，2011）。此外，银行关系为企业带来融资便利的同时并不会导致过度投资问题（彭红枫等，2014）。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我们发现当前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通常只考虑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背景资源，忽略了其他高管的社会背景。第二，侧重研究关联是否有融资效应，却没有深入分析这种影响源于哪些高管。第三、通常采用虚拟变量衡量关联，只考虑关联的有无，忽略了关联的强度。本文的研究旨在弥补上述不足之处。

2. 研究假设。

（1）董事的关联与民企的融资约束。根据已有研究，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银行关系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吸引资源青睐，减少信息不对称，获取更多信贷支持。另外，董事会是企业经营决策的核心，董事们的利益与企业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考察董事这一高管群体的关联现象。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董事的政治关联、银行关系能够显著缓解民企的融资约束。

（2）不同类型董事的关联与民企的融资约束。董事会成员包含执行董事，独立董事和非执行董事三类。执行董事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他们的政治关联和银行关系通常较弱。独立董事和非执行董事通常是社会资源丰富的人，其中，独立董事与公司的各方利益均保持独立，侧重于对经营者进行监督；而非执行董事一般是股东权益的代表者，在经营决策上进行修正和指导（吴淑琨等，2001；王华，黄之骏，2006）。因此，相对于独立董事，非执行董事对于企业的价值更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银行关系不能缓解民企的融资约束；非执行董事的政治关联、银行关系能够显著缓解民企的融资约束。

三、 研究设计

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4年～2013年间1 412家民营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因为企业自2004年才开始披露详细的高管信息。本文剔除了以下样本：（1）金融行业企业；（2）“买壳上市”的民企；（3）财务数据或高管信息披露不完全的企业。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政治关联”、“银行关系”指数是通过手工整理高管信息得到的。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2. 模型及相关变量说明。基于Fazzari等（1988）和邓建平、曾勇（2011）的研究，本文构造如下模型来检验上述假设。

其中，invest代表企业当年的投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水平，cashflow是当年的经营性现金流量，其系数β1即为投资―现金流敏感系数，用于测度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

在上述模型中，political是政治关联指数，bank是银行关系指数。本文参考彭红枫等（2013，2014）的赋分法度量董事的关联强度并指数化。controls是企业特征变量，具体定义详见表1。

3. 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60%的样本具有政治关联，不足20%的样本有银行关系，政治关联的平均强度为0.55分，远大于银行关系0.05分。另外，有政治关联的执行董事、独立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样本占比分别为：不足20%、20%左右、30%；有银行关系的执行董事、独立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样本占比分别为：不足4%、5%、6%以上。且非执行董事的平均关联强度也高于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

最后，对相关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小，且分别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模型中出现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很小。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1. 董事关联与民企的融资约束。本文使用OLS回归方法检验假设1，如表2所示。在模型（1）中，cashflow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民企的确面临融资约束，political×cashflow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董事的政治关联对能有效缓解民企的融资约束；在模型（2）中，bank的系数显著为正，bank×cashflow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董事的银行关系也有融资效应，即假设1得证。

以上结果表明，董事的政治关联、银行关系的确有助于缓解民企的融资约束，这与当前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2. 不同类型董事的关联与民企的融资约束。为深入检验哪一类董事关联在缓解融资约束时有关键作用，本文用变量political1、political2、political3分别代替模型（1）中的political，用变量bank1、bank2、bank3分别代替模型（2）中的bank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当考察执行董事时，变量political×cashflow和bank×cashflow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执行董事的关联不能缓解民企的融资约束。当考察独立董事时，变量political×cashflow的系数显著为正，而bank×cashflow的系数不显著，说明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银行关系也没有融资效应。最后，当考察非执行董事时，political×cashflow和bank×cashflow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非执行董事的政治关联、银行关系可以有效地缓解民企的融资约束，即假设2得证。

以上结果表明，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的关联均没有融资效应，表2所示的董事关联对融资约束的积极作用实质上来源于非执行董事群体。

五、 结论

本文选取2004年～2013年间1 412家民营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探究董事关联的融资效应。首先，本文观察董事这一群体的关联是否有利于缓解民企的融资约束。然后，将董事分为执行董事、独立董事和非执行董事三种类型，探究哪些董事的关联在缓解融资约束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这在现有研究中是被忽略的。实证结果表明，董事关联的确有融资效应，且这种效应来源于非执行董事。

以上结果丰富了关联现象与企业高管研究。非执行董事通常代表股东利益，不直接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一般由人脉资源丰富、有政府或专业背景的人士担任，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资源。

此外，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银行关系不能为企业带来融资便利，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研究思路，为深入探究独立董事制度的合理性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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