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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校车事故;深层原因;重经济性;轻人文关怀性
中图分类号:G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5-0022-05
2011年底的一系列校车事故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表面上看它属于交通事故问题,政府推出的《校车安全条例》和“校车制度”也是为了减少甚至杜绝校车交通事故。那么,它真的只是交通事故那么简单吗?它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本文以深圳龙岗区为例对此作一些探讨。
一、龙岗校车事故的深层原因——教育规模布局调整偏重经济性轻视人文关怀性
2011年12月7日深圳市龙岗“校车事故”缘于学生“居住在布吉甘坑社区,到‘遥远’的平湖街道读书,因3万人的居住地甘坑无一所学校” [1 ]。这是10多年来龙岗学校规模布局调整偏重经济性忽视人文关怀性而导致的结果。
1. 龙岗区学校规模布局调整的路径和结果
王玉琨关于中学规模与生均教育经费关系的研究表明:学校规模与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呈显著负相关(-0.588) [2 ],说明学校规模越大,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越少,反之,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越多。因此,扩大学校规模和班级规模往往成为教育资源不足或者提高有限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龙岗区也不例外。1995年,龙岗区借“改造薄弱学校”之机进行了学校布局调整,将南澳等5镇38所小学调整为15所,减少量达61%,大鹏中心小学由原来的9个班扩展为21个班 [3 ]。截止2004年,龙岗相继撤并小学39所 [4 ]。2005年拆并2所、改建5所 [5 ]。2007~2009年“原村小”改建中,修缮12所、扩建29所,汤坑小学规模由12个班扩到了24个班 [3 ]。2006~2010年,龙岗平均的小学规模和班级规模都大于同期深圳市的平均规模,其中班级规模始终大于国家标准 [6 ]。可见,教育规模布局调整扩大了学校规模和班级规模。
2. 龙岗区义务教育规模布局调整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
(1)减少了教育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投入 这反应在其生均建筑面积、生均固定资产总值和生均计算机数量与深圳市同口径均值相比都较小上,分别小0.91平方米/生、0.17万元/生和0.03台/生,意味着龙岗义务教育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投入的减少。具体见表1。
(2)减少了教育人力资源的投入 从表2可见,龙岗区小学的教职工与学生之比、专任教师与学生之比与深圳市同口径均值相比较都偏小,说明龙岗区小学每个教职工、专任教师分别比深圳市平均每个教职工、专任教师多教育0.61个、1.19个学生,这意味着龙岗区教育人力资源投入的减少。这是龙岗教育规模布局调整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
3. 龙岗区教育规模布局调整带来的人文关怀问题
(1)学生身心健康受损 学校规模和班级规模扩大,意味着学生的单位生存空间减少,学生每天8小时左右在较小的空间内学习、活动,必然影响其身心健康,比如情绪。班级规模过大,老师很难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兴趣,一些处境不利或学习困难的学生面临着更加不利的发展境遇,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不公被进一步强化。被调整区域的学生求学的路途被拉长、耗费的时间在增加、支付的体力在增多,由于就学路程的遥远和困难所导致的安全隐患,更是严重存在 [7 ]。
(2)教育教学质量可能下降 国外学者使用元分析统计方法研究传统教育投资策略发现,学生成绩受生均教育费用的影响极大:生均教育费用每提高10%,学生的成绩提高一个标准差的2/3,它相当于接受7个月小学教育所获得的成绩。这等于将学生的成绩从50%的位置提高到75%。另外的研究还表明,计算机辅助教学在提高小学生数学和阅读方面的学业成就所取得的效果远比延长学习时间效果更好 [8 ]。从表1可见,龙岗区义务教育生均建筑面积、生均固定资产值和生均计算机数量都比深圳市同口径均值低,这显然不利于学生学业成绩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3)教师的身心健康受损 师生比值降低意味着教师工作量增加,这虽然可以提高教师的利用率,但却使教师的潜力率(1-教师利用率)减小、身心疲惫、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抑制,甚至导致教师职业倦怠。学校布局调整后,很多教师上班路程增加;有的教师夫妇不在同一所学校,调转工作存在一定难度,其日常生活极为不便,种种困扰使部分教师心理负担加大 [9 ],不利于教师的身心健康,最终将不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而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4)大量拆并学校和教学点,导致部分社区没有学校,这是龙岗校车事故发生的根源 龙岗区从1995年开始到2005年,共撤并了41所学校,结果出现了新的教育规模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新开发区域、街道结合部、大型企业周边教育配套仍显不足。布吉、平湖、中心城等片区公办学位仍较紧张。2009年,布吉街道的小学和初中学位缺口分别为6 300个和3 800个,平湖街道分别为500个和700个。据预测,到2015年龙岗全区在校学生将达到27.8万人,扣除“十一五”续建项目可提供的25 000个学位,仍有近19 000个学位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二、深圳市义务教育规模布局调整任重道远——特区一体化和深圳移民城市特点必然带来新一轮学校规模布局调整
2010年7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深圳全市并实施关内外一体化战略,目的是促进深圳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就义务教育来看,关内外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关外不仅学校数量不足,优质学校数量更是稀缺而且布局不合理。在此背景下,新一轮教育规模布局调整不可避免。
1. 深圳市义务教育规模布局的现状——关内外差异大
从学校数量来看,关外各区义务教育学校数量不足,布局不合理。截止2011年10月,宝安区{1}总体学位为116座/千人,低于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的162座/千人。部分城区和街道中心片区中小学班级规模过大,一些班级的学生超过52人,个别班级达到了60人。光明新区一方面公办学位供给的绝对数量不足,公办小学经过原村小改造后新增的学位,预计只能满足到2012年的需求。2010~2011学年度新区公办小学六年级将毕业38个班,公办初中三年级毕业28个班,下一学年度初一公办学位初始缺口已达10个班。另一方面,部分公办小学学校服务半径过大,学位供需矛盾突出;中学学位供应量相对小学学位更为紧张。中学平均服务半径达到了4 000多米,是标准的4倍多;小学平均服务半径达到3 300多米,是标准的6倍多。尤其是人口相对密集的公明中心区,学位供求矛盾2010年已比较突出。
从学校质量来看,优质学校在关内外的布局不合理,存在较大差距。1995年深圳市启动的为期3年对51所校舍设备差、管理水平低、教学质量不高的薄弱学校的改造工程中,有41所集中在宝安、龙岗两区,占总量的80.4%。2000年,对全市110所教育教学设备简陋、校舍设施不够、占地面积不足、功能室不齐全、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不高的“未达标学校”进行标准化改造和建设工程中,有65所在宝安、龙岗两区,占总量的59.1% [3 ]。原村小基本集中在关外且布局不合理,他们校舍简陋,规模较小,教学设施设备较差,师资质量不高,数量不足。优质学校主要分布在关内区域,口碑较好的29所公办小学、28所公办初中,多数集中分布在罗湖、福田和南山,行政面积最大的宝安和龙岗两区优质教育资源十分稀少{2}。
2. 深圳市义务教育规模布局调整的路径和结果
从1992年开始,深圳市政府就逐步调整中小学学校布局,撤并了一些规模小、条件差、质量低的村办小学 [10 ]。截止2010年,全市有小学340所,比2009年减少6所;在校学生61.85万人,比2009年增长4.9% [11 ],实际增加的学生数是2.9万人 [12 ]。以2009年每所小学平均的学生数0.8959万人计算,减少的6所小学有5.8959万学生。那么,2010年增加的2.9万小学生和因为减少6所小学多余出来的5.8959万小学生共计8.7959万人都将分流到340所小学中去,每所小学将增加259人。结果是深圳市小学的平均规模达到了2 077.99人/所,按教育部规定的45人/班计算,每所小学班数达到了46.1776个(这还是把所有小学都当成完全小学来计算的)。这与国家规定的完全小学:12班、18班、24班、30班,45人/班;九年制学校18班、27班、36班、45班相比{3}, 每所小学都是超大规模的小学了。如果每一所小学接受这259个学生并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的45人/班设班的话,那么,所有小学都必须增加教室和教师数量以及相应的教学设施、设备等,意味着教育的边际成本要上升,这显然不是学校的选择。如果每所学校不增加教室数量以容纳分流进来的学生,惟一的选择就是扩大班级规模,截至2010年底,深圳市平均的班级规模是47.91人/班(见表1),这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45人/班了,再扩大班级规模,将会达到53.5188人/班。这又使每所小学的班级规模超大了。如果增加的8.7959万人不是平均地分流到每一所小学,结果是使得部分小学,主要可能是优质小学的学校规模更加超大。
可见,深圳市义务教育尤其是小学阶段学校规模布局调整的力度很大。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劳动力在关内外的流动加速,义务教育规模布局调整的力度肯定会继续加大,新一轮学校规模布局调整是否应该体现教育的“深圳质量”——更多地考虑教师和学生的人文关怀问题?
三、义务教育规模布局调整兼顾经济性和人文关怀性的理论依据和经济基础
1. 义务教育规模布局调整兼顾经济性和人文关怀性的理论依据
教育规模布局调整的初衷是降低教育的边际成本,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把节省下来的教育资源用于更多的学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但教育规模和教育边际成本之间具有U型形态的关系:随着培养人数的增加,如班级规模扩大、学校规模扩大却不增加教师人数、校舍、设备设施的投入,边际成本下降,教育资源利用效率随之提高,教育的边际效益和边际效率增加。当班级规模、学校规模扩大到极限后,教学、教育质量下降,学生管理困难甚至出现混乱,在此情况下,教育机构不得不增加教师人数、校舍、设施设备的投入,于是教育边际成本逐渐上升,与此对应的是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下降,教育边际效益和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因而边际成本曲线呈U型形态。如图1。
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教育成果质量(合格的毕业生人数)÷教育资源消耗×100%,当教育资源消耗一定时,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与教育质量呈正相关。格拉斯与史密斯关于班级规模与学生成绩增量关系的研究表明:班级规模和学生成绩之间具有负的相关关系,只是这种负的相关关系的强度随班级规模增大的绝对水平而减小 [8 ]。显然,班级规模增大会降低教育质量,而教育质量事关学生身心健康,是衡量教育效率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了教育质量就谈不上教育效率。这为教育规模布局调整必须考虑人文关怀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2. 义务教育规模布局调整兼顾经济性和人文关怀性的经济政策保障
新的义务教育投资政策和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为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人文关怀性提供了经济政策保障。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05]43号),要求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实行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政策,该政策从2006年春季开始在西部农村试行。从此,西部农村开始了免学杂费的义务教育,以后全国各省市按中央政府的时间表渐次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这减轻了各地方政府尤其是西部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投资的负担,缓解了他们调整义务教育规模布局的冲动和偏重经济效益、忽视师生人文关怀的压力。人文关怀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四川省郫县德源镇胜利村的清水小学只有1个学生,19名老师仍按原定课程表为其上课{4}。四川省岳池县的小岭村国寿希望小学共有36名分属3个年级的学生:一年级15人,四年级10人,六年级11人,教师采用复式教学{5}。汶川地震灾区义务教育学校规模和班级规模普遍较小,新建小学有60%在500人以下,20%在200人以下,如雅安保兴县永富小学只有56个学生,4个班。新建初中1 000人以上的学校只占58.8%,非新建初中的这个比例只有35.72%,仍有25%(非新建)和11.76%(新建)的初中在500人以下,如汉源县河菊初中(非新建)只有180~200人,汉元县桂贤初中(新建)只有6个班。就灾区班级规模来看,相当部分小学班级规模太小,尤其是新建小学,30人以下班级规模的学校达30%,如雅安保兴县永富小学,班级规模只有14人。小学班级规模在50人以上的学校比例只有30.3%(非新建)和45%(新建) [13 ]。虽然这些数据表明西部地区包括地震灾区的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甚至可能出现浪费的情况,但能保证学生就近入学、最大限度地保证对师生的人文关怀。
经济发达地区已开始关注并有经济实力保证义务教育的人文关怀性,如深圳市2008年春季实现了免学杂费免教科书的义务教育,与同期广东全省相比较,其免费项目更多、免费对象更广和免费补助的标准更高 [14 ],2009年春季,又开全国先河对九年义务教育学生免费发放教材、教辅 [15 ]。这表明深圳早已开始关心义务教育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目的是保证全体学生,包括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能够获得更好的义务教育,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文关怀。在新一轮教育规模布局调整中,深圳完全有经济实力来满足人文关怀的需要。2010年深圳本地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2.0% [11 ],2011年增长超过10% [16 ]。2011年深圳市本级政府一般公共服务和民生事业发展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的83%,其中市本级教育支出较上年增加约23亿元 [17 ]。这表明深圳有经济实力进行科学合理的教育规模布局调整,同时考虑人文关怀问题并彻底解决义务教育阶段的校车问题。
四、政策建议——义务教育规模布局调整中人文关怀实现的策略
第一,设立专项经费用于义务教育规模布局调整。
第二,根据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的原则进行规划和布局。学径,一般小学不超过500米,中学不超过1 000米;上学时间,一般小学生20分钟、中学生30分钟内能步行到达学校 [18 ]。人口稀少或者偏远区域的学生上学距离单程不超过1.5千米,单程行走时间不超过1小时{6}。学径确定后,学校规模(这里以班数为标准)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学校规模=(居民人口总数×适龄学生占总人数率×入学率)÷每班容纳学生数,其中,适龄学生占总人口的比率:小学为12%,初中为8% [18 ]。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为100%。例如,某小区有1万人,那么,该小区的小学规模=(10000×12%×100%)÷45=26.67(班)。
第三,交通不便的地区或者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仍须设置或保留必要的小学和初中或者教学点。对必须保留的规模太小的学校或教学点,采取复式教学的组织形式。
第四,对不少的规模太大的小学和初中,在考虑学生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前提下,举办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寄宿制学校。按照国家和省级规定标准建设校舍、学生宿舍、食堂、厕所等设施,严格寄宿制学校的管理,及时消除各种安全卫生隐患,确保学生在校的安全。
参考文献:
{1} 宝安、光明新区数据分别来自其教育局。
{2} 2011深圳关内关外重点学校学区房全面分析[EB/OL]..(61.85-58.95=2.9).
[13]张素蓉.援建结束后汶川地震灾区基础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206-210.
[14]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深圳市财政投入4.4亿元确保2008年免费义务教育政策顺利实施[EB/OL]..
[15]育龙网.深圳今年教辅全免费 42万中小学生直接受益[EB/OL]..
[16]手机凤凰网.深圳GDP首破万亿元大关[EB/OL].http:///news/region/20120110/5423884.shtml,2012-01-10.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 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 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 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 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 (附图 [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 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 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 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 [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 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 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 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 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关键词]产业转移;异质性;空间集聚;规模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10-0060-02
作者简介:钟露(1991-)女,安徽芜湖市无为县人,安徽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学生,研究方向:货币金融学。
一、引言
当今世界,产业转移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甚至群体之间已成为一种经济资源再配置的常态。基于经济效益,国家政策的导向以及产业链条的横向衔接,致使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同一片区域内形成产业集聚成为可能,集聚程度(规模化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地方经济贡献率的高低。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的批复体现了国务院对安徽省经济建设的大力支持,同时这也是我国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实质性举措。由于皖江城市带位居中部,毗邻长三角,是华东地区的腹地,完善的长江黄金水道、快速铁路、高速公路等综合交通体系以及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产业基础良好等有利条件造就了该地域的区位优势。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体系的严重冲击,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沿海地区的要素成本持续上升,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二、产业集群的理论依托
(一)规模经济理论
在追求外部规模经济作用下,规模报酬递增是产业空间集聚的动力源头,它是指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生产规模扩大后企业可以利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机器设备等生产要素,推动企业内部分工更加高效合理,节约经济成本。为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政府会加大对集聚区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完善的市场环境迎接新产业的加盟。类似固定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产业链条的完善,政策性税收扶持等都是规模经济的体现。
企业集聚有经济与不经济之分,集聚不经济是指因集聚不合理或集聚超过一定限度引发的产品生产成本上升,企业利润下降。集聚不经济产生的原因:一是因不合理的集聚而造成的不经济,没有联系或联系不密切的企业集聚在一起,指向性不同的企业集聚在一起;二是因集聚过度而造成的不经济,过度集聚造成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影响整体经济发展,过度集聚超过地区的承受能力,带来一系列问题。而集聚经济主要指规模经济。由于受分析角度局限,本文统一将集聚经济作为产业转移的直接经济目标与研究对象。
(二)研究现状
自2010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工作起步以来,基于此视角的分析十分丰富。孟丽(2010)利用SWOT理论分析了该项目的可行性。张倩(2011)利用产业集聚度从制造业区位熵角度分析了已有产业集聚优势的制造业。朱盛毅(2012)从循环经济角度考虑了实现区域科学发展的前景。而关于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集聚分析是从国外学者最先研究的,其中大部分是以新经济地理理论为主要依据的研究。大量实证研究证明现实中的企业是异质性的,在规模、生产率、贸易行为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Baldwin,R.E.首次把企业异质性观点引入新经济地理理论,提出了异质性企业自由资本模型(HFFC),研究得出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相对于生产率低的企业更倾向集中于市场规模大的区域。
目前研究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的文献很多,研究产业集聚的文献也是卷帙浩繁,但鲜有作者从异质性企业对产业集聚作用的视角分析安徽省此次重大经济调整的项目。于是,本文基于此视角,对皖江示范区更大规模、更优质量地打造产业集聚群展开理论探讨。
三、HFFC模型
(一)模型基本假定与框架
HEFC模型在采用2*2*2假设(两市场、两行业、两要素)的前提下构建了异质企业的自由资本模型。模型基本思路是:在资本允许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受名义收益率差异的驱动,会在区域间进行重新配置,并引起生产在各区域之间的转移,直到各区域实现相等的资本收益率为止。模型设定a1为经济水平发达一区的企业,a2为经济欠发达二区的企业,基本模型基本框架为:
(二)宏观政策导向
在《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示范区规划》中明确提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要严禁转入国家明令淘汰的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把承接产业转移与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结合起来,加快推进示范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于是作为异质性指标的全要素生产率又不能作为惟一参考标准,而且仅在人均资产、人均非流动资产、人均流动资产大致相等的前提下,企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才有可比性。追求区域规模经济的同时还要保证良好的外部效应才是经济长远发展的立足点。
四、对策建议
(一)抓住发展机遇,推动产业升级
产业转移作为经济周期新陈代谢的直接结果,对转入区与转出区而言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盲目接受而无所甄选的总量原则不但不能加快产业转型,甚至对经济平稳运行造成负担。对于转出企业,没有寻找到耦合程度高的市场环境就跻身其中更是会为后续发展带来威胁。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执行者,在引导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时应综合考察区域的资本支出规模、企业生产率的差异与贸易开放程度等因素,合理引导企业进行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立足本土优势行业,适当提高迁入标准
规模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产业积累,完全新生的产业很难直接进入规模报酬攀升阶段(规模报酬曲线第二段),产业链完善的优势行业能更坚定地挑起产业集聚的大梁,强强联合往往会在垄断竞争的经济背景下创造最大的规模效益。投资回报率要求吸引大量优质产业,政府为吸引投资往往不惜重金投资基础产业,全力打造优良产业环境,因此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能迅速使投入资金回笼并引导相关产业的同步发展。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布局产业结构
经济效益的增长是产业更新换代的直接目的,但并非最终目的,走良性发展的道路才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正确践行。产业转移不可避免会遇到污染企业的叩门,在守好GDP底线的同时也需要注重环境质量,因此应更大限度地接纳技术导向型的高质量企业,同时企业间的发展不能相互孤立,加强内部耦合性的构造以在规模经济的支撑下带动产业集聚区整体效益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孟丽,潘理权.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SWOT分析[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0(3).
【关键词】煤炭企业规模化;煤矿安全;规模经济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煤炭工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自20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煤炭工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近两年,由于全球经济低迷,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慢,煤炭行业的经济形势极不乐观:煤炭市场疲软、库存居高不下、企业经济效益下滑。仅2013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亏损面达22%以上,同期利润下降40.3%。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煤炭企业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抓紧煤炭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大型煤炭基地,加强煤炭企业规模化经营。喻勤娅(2009)也论证了我国煤炭行业存在相当明显的规模经济特征,集团化、规模化经营是煤炭企业的必由之路。各煤炭集团为了企业长远发展,争抢能源,纷纷进行煤矿兼并重组,企业规模是不是越大越好,是否可以只考虑大规模大利润就可以进行兼并,这些都值得企业深思。
1 煤炭企业规模化的重要性
保罗·萨缪尔森是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认为:“导致企业里组织生产的最强有力的因素来自于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以哈罗德·德姆塞茨和贝恩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集中研究了企业规模与利润率的关系,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中产业集中度高的企业,企业规模与利润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利润率随产业集中度的提高而增加,利润率随企业的规模扩大而增加。
煤炭属于资源型行业,具有不可再生性,合理的产业结构对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煤炭行业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多、小、散、差"的局面,导致政府监管困难,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严重,安全事故频发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煤炭行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持续健康发展。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的研究: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市场中,如果生产相同产品的前4位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总和为40%以上,竞争秩序才可能趋于正常。如果市场集中度低于40%,就会出现无序竞争现象。截至2008年底,我国煤炭行业前企业的市场集中度约为24.1%,同年美国前产煤企业的行业集中度约为60%,俄罗斯与印度的行业集中度更高,分别达到95%和77%。作为世界上主要产煤国之一,中国煤炭产业的集中度明显偏低。不管从煤炭企业自身的经营目标还是从煤炭行业的健康发展来看,组建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煤炭企业规模化都是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2 煤炭企业规模化有利于煤矿安全生产
煤炭企业是指主要从事煤炭产品的采掘、生产、加工和辅助工作的企业组织形式。煤矿工人生产作业主要在地下,劳动强度大,因此对安全管理的要求高。煤炭行业是高危行业,安全生产是煤炭企业持续经营的前提保障,也是国家和政府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煤炭企业规模化经营能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煤炭事故的发生。自2009年山西省的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至今,我国煤炭资源整合历时5年,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如加强大中型煤矿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在有效产能上升的情况下煤矿安全生产状况总体上呈现趋于好转的发展趋势。2010年,全国共有2045处小煤矿被关闭,2亿吨落后产能被淘汰。2011年,全国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429家、淘汰落后产能4272万吨。2012年,全国又关闭小煤矿628处、技改提升小煤矿662处、淘汰落后产能9780万吨。经过这一系列的关闭、淘汰、提升之后,我国煤炭产业结构调整和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3 我国煤炭企业规模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规模经济即规模经济的有效性, 是指企业因扩大生产规模而使产品平均成本下降、经济效益得到提升的情况。若产品平均成本随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上升,则称规模不经济。规模经济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内在规模经济,另一种是外在规模经济。内在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是由于单个企业因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引起的。外在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是由于企业所在的整个行业规模的发展而间接带来的收益。煤炭企业规模经济表现在:集团化运作可以减少很多中间环节,节省很多谈判费用,可以把外部交易成本内部化,从而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比如,一个10万人的煤炭企业,可能只需要5个人组成一 个小组负责企业的财务核算;假如把这10万人的大煤炭企业分成功100人的小煤矿,就有1000家,即使每个企业只需要1个财务人员,1000家就需要1000个财务人员。这样算来大集团的成本比一个个小企业的的低很多。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效益就会相对提高。
多元化经营是一种重要的经营方式,它具有规避经营风险、降低交易费用、产生1+1>2效果的作用。但多元经营是有条件的,当企业经营规模较大、市场覆盖率较高(一般在25%以上)、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以及同时具有开拓其他行业的技术、管理能力等时,进行多元经营是可行的。但就我国煤炭企业的现状看,我国一些煤炭企业除了经营煤炭运销外,还经营房地产、酒店、生物药品等跨行业大且技术要求高、毫无关联的业务。这样难免在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都确立不起优势,并且加大企业的经营风险。同时,企业进入不熟悉的行业搞多元经营,由于缺乏竞争优势,缺少必要的知识,无必备的经验,也就很难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甚至还会把原有的优势丢掉,降低市场竞争力,使企业处于竞争的劣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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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台,一般人都是在经验的意义上理解,言语间多有分歧。有没有办法进行公理化的表述呢?本文试图从数理角度,给出一种客观描述。
设C轴为成本,Q轴为数量,N轴为品种。以Q代表企业组织规模,Q值越大,企业规模越大;N代表企业复杂程度,N值越大,企业越复杂。
在图1“从单一品种大规模到小批量多品种”中,规模经济特点是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规模Q越大,成本越低);范围经济特点是小批量多品种(品种N越大,成本越低)。将(A)、 (B)坐标合并,以Q为纵坐标,N为横坐标,即形成(c)的长尾曲线,表示从单一品种(N=1)太规模生产(较大的Q值),转向小批量(较小的Q值)多品种(较大的N值)。这就是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的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企业性质的转变趋势。
传统工业化性质的企业,呈规模经济而范围不经济的特点,如图2“传统工业化性质企业的成本模型”所示。这是著名的迪克西特一斯蒂格里茨模型(D-S模型)的原理图。D―S模型第一次将品种概念内生进经济分析,使托夫勒指出的“从单一品种大规模到小批量多品种转变”趋势中的品种维度(单一品种、多品种)得以在数学模型中呈现。D-S模型虽然提供了对于品种多样化的分析工具,但结论却是品种不经济。如图所示,随着N值的加大,企业成本呈递增趋势。图中CC|||NOQ五点组成的立体空间为企业成本空间;其中QOC|||曲面,为数量与品种的等成本曲面。由图示可知,企业成本最小化的点在Q,Q点是企业追求的成本目标。
图3“两化融合性质企业的成本模型”与D-S模型的不同在于N平面上的成本曲线,斜率正负相反。它显示同时存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成本形势。长尾曲线即为这一图形在QNO平面的投影。
在中央企业信息化水平评价的复查中,中国电信在汇报中判断认为,企业信息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范围经济、体验经济和规模经济”。本图即表明了这一判断背后的原理。
图中CQNO四点组成的立体空间为企业成本空间。由图示可知,企业成本最小化的点在QN一线,QN线是企业追求的成本目标,这是两化融合的突出特点。企业追求的成本目标,既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的Q点,也不同于纯信鼠化的N点(见下图),而是介于Q与N之间。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 产业集聚 动态机制
一、引言
产业集聚是指在一个适当大的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为这些企业提供配套支持的上下游企业、相关服务业,高密度的集聚在一起。
现代服务业集聚是指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内相互关联(互补、竞争)的企业和机构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集聚,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充满创新活力的有机体系。服务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比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更明显,服务业大多高度集中于城市中心区域。现代服务业集聚既有同行业的聚集,也有不同行业的聚集。现代服务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主要是追求企业间业务交流、合作的互补性和便利性以及高度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因此,现代服务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主要基于以下三种指向性:一是利益指向性,即为了得到外部经济利益和减少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在空间上聚集;二是劳动力指向性,即服务业的集聚使企业比较容易聘用到所需的专业性高级人才;三是信息指向性,即不论是大型的服务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服务企业在空间上的集中都有利于信息的收集和交流。
当前,不少学者对于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机理做了研究,但都没有揭示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实际上是在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的作用之下,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之中。本文尝试给出现代服务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动态机制。
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
现代服务业的集聚要求所在的区域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某种产业在区域中的集聚潜力可以依据以下三个方面来判断:一是该产业是否在区域经济中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已有的基础和区域本身的产业特点能否对该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壮大给予一定的支持;二是该产业本身是否具有集聚所需要的特性;三是该产业新增附加价值的比重和土地利用效率是否较高。
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第一,市场自发形成。自发形成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地区一般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比如旺盛的地方需求、良好的资源禀赋、庞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发展强劲的制造业集聚、优良的基础设施等。这类现代服务业集聚多见于以人力资源为企业核心资产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或商业中心的批发零售等配套产业的服务业。
第二,引导培育形成。在具有一定区位优势和集聚特性、但还不足以形成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地区,政府采取一定的扶持措施,给予税费上的优惠,同时提供金融和市场开发的支持,引导服务企业进入,从而促使服务业集聚产生。这类集聚多见于金融、软件、专业技术服务等资金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如各类软件园、金融街等,以提供生产为主。
第三,强制培育形成。在不具备区域优势和集聚特性的地区,服务业集聚的形成通常是政府强制培育形成。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特定规划的目标,建立政策性壁垒限定特定对象的具体区位和活动范围,形成制度落差收益,从而诱使服务企业主体向预知收益高的地区移动。伴随着一定数量核心服务企业的发展,相关产业及机构逐渐向该区域集聚,最终发展形成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三、现代服务业集聚三种创新发展模式
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区生态系统的主要要素之间的联结,既成链状特征,又有群落和网状特点。按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中企业的相互关系,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发展模式可分为三种模式,即链状共生发展模式、产业协同共进发展模式和虚拟共生发展模式。
链状共生发展模式。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诸要素是通过食物链把生产者和各级消费者联结成有机整体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种群生态系统,其系统中诸要素的联结方式同种群生态系统诸要素的联结方式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在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系统中,诸经济要素是通过“食物链”――投入产出链或者生产消费链,统称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生态价值链”的方式联结成有机的共生整体,同时通过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内部特有的信息交流,实现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整体的发展和壮大。
协同互进发展模式。同自然生态系统在发展中要使食物链成为食物一样,产业生态群在其结构的发展过程中也会使几条价值链状组合结构进一步相互联结,并形成有新的内容的链状结构,最终使各个链状结构组合成错综复杂的产业生态群经济网络结构,使其各个要素成为一个相互牵连的有机整体。现代服务业是在第一、二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分工不断细化过程中,从第一、二产业尤其是从第二产业中分离出来而形成的。现代经济的发展仍在不断分工过程中深化,企业内部的服务性经济活动的专业化也在不断加强。随着企业活动外置使得企业增加对服务这一中间投入的使用,而中间投入的服务主要是服务业,现代制造业企业和现代生产业形成了产业生态群的共生经济网络结构。在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与制造业集聚区协同互进共生发展模式中,所有参与共生的企业同属于产业之间的共生组织―产业生态群。
虚拟共生发展模式。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区出现了虚拟化趋势,即同业竞争者、互补品生产者、用户以及其他相互关联的组织不再局限于集中布局在某一地区,而是基于网络联系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协作生产、共同主导和发展技术标准,以整合或开发全球市场,增强产业整体竞争能力,促进服务企业的共同发展与创新。现代服务业虚拟集聚区是传统地理集聚区的发展与创新,是市场全球化与网络经济条件下高技术企业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组织形式。虚拟产业集聚区将为实现某一目的所需的若干企业资源集结而成一种网络化动态合作经济实体,企业仅保留其核心功能,而其常规功能虚拟化。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在空间范围的聚集更强调功能的虚拟化和网络化,而突破了传统的集聚区意义的地理范围的局限。各种经济活动过程都可以不必在某一特定区域进行,而是通过数字化网络来完成。
四、现代服务业集聚的经济性
集聚经济是指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关生产和服务职能在地域上集中而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提高。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现代服务业产生的集聚经济。
外部经济。外部经济这一概念最早由马歇尔提出,他将集聚的外部经济成因归纳为以下三点:丰富的专业劳动力供求、专业化供应商的存在和技术知识的外溢。外部经济是经济活动集聚所带来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也就是企业相互作用会获得企业规模扩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和企业经营范围增加所带来的范围经济。随着规模和范围的增加,平均成本下降,从而产生了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也即外部经济效应。
交易成本减少。在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内,由于区域网络和密切协作,可以在分工的同时更有效地控制交易费用,减少信息交换成本和搜寻成本,降低综合费用,提高效率;此外,集聚区内企业空间邻近,容易建立信任机制和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从而降低了合同的谈判成本,提高了合同的执行效率。
知识溢出。这里的知识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还包括市场信息、经营管理经验等。通过人际间和企业间的频繁接触和交往,增加了知识的流通,处于服务业集聚区中的企业很容易获得研究开发、信息等外溢效应,从而降低了企业的信息搜集、研发等成本。
自我强化。集聚机制降低了产品成本,提高了投资回报,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集聚区产生极化现象,区域外的企业不断涌入,区域内新企业不断涌现,供应链进一步集中,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规模扩张,集聚效益更加显著,集聚区进入加速发展的轨道,形成一个正反馈系统。
五、现代服务业集聚的不经济性
集聚不经济指社会经济活动由于在地域上过度集中所引起的额外成本费用或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损失。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现代服务业集聚产生的集聚不经济。
拥挤成本。因空间集聚而引发的拥挤成本是集聚不经济的首要表现。当集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既定空间内的交通、交易成本必然会增加,即出现拥挤成本。同时,过度的集聚可能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城市环境质量下降,从而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
知识溢出的负效应。由于知识溢出是双向的,集聚区中的企业一方面享受整个集聚区网络带来的外部性知识,另一方面自身也溢出了知识,因此这是一个相互反馈的机制。如果每个服务企业都希望从集聚区网络中获得超过自身贡献的知识,则知识溢出会趋于萎缩。
负外部性。现代服务企业的集聚虽然可以带来许多便利,产生正的外部性,但也可能会导致负的外部性。比如:废水、废气、废弃物等污染物的排放,破坏周围的生态环境,对企业和居民都造成危害,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大量人员的涌入,使集聚区的办公、住宅等生活成本急剧上升,交通状况日趋恶化。
产业结构上的趋同性。在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内,由于创新需要较高的创新成本,服务企业往往选择的是模仿式发展,这导致了产业结构上的趋同性,从而导致恶性的过度竞争局面,削弱了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生产要素投入成本上升。随着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进入到集聚区中,要素的投入成本,如土地开发成本、能源供给成本等将随之上升。由于土地价格居高不下,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随之上升。
安全风险增大。现代服务业在城市的集聚虽然为企业带来众多的经济利益和便利,但是区域内企业和人员的安全系数却大大降低。企业在空间上的过度集聚使企业对恐怖事件及各种灾害的安全风险增大。
规模不经济。集聚规模扩大虽然可以导致规模经济,但是超过一定规模则会产生规模不经济,从而在整体上削弱了区域的集聚利益。
(注: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研究”(09CJY0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服务业集聚功能园区研究――基于财税政策的视角”(08JC79010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中国现代服务集聚发展研究”(20090207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服务业集聚功能园区的财税政策研究”(20080430343);湖北省2008年软科学研究项目“两型社会现代服务业聚集功能园区与财政政策研究”(2008DHA006);武汉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武汉城市圈现代服务业集聚功能园区与财政政策研究”(200940833381-2);湖北省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湖北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功能园区研究”(2009b072);本研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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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大家应该注意、而不一定注意到:改革开放30年,同时又是规模经济的30年。规模经济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的第一级火箭推进器,范围经济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的第二级火箭推进器。冬天的本质,是第一级火箭推进器脱落,中国腾飞需要第二级火箭推进器。
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有本经济史学名著,叫《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按钱德勒的看法,“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有两个。前者是规模经济(即品种不经济),后者是范围经济(即品种经济)。人类发展规律,是从前一个低级阶段,发展到后一个高级阶段。中国要进入高级阶段。这是剥离所有鸡毛蒜皮之后见出的最本质的东西。
在今天搞规模经济,意味着钻低附加值的世界地沟。中国电视业、PC业等制造业,是规模经济的典型。规模经济的终点,就是打价格战,大家一起报销玩完。
中国PC企业上半年普遍处于亏损。方正的销售和利润大幅下挫,ThinkPad笔记本跌至3600元,创下10多年历史最低价。IBM、惠普、戴尔等将低价策略漫延到服务器领域。6万多家中小企业倒闭……冬季来临,企业的第一反应,为什么总是打价格战?
降低价格的目的,是为了保住销量。而销量成为经济性的主要来源,是由于存在规模经济性。可见,打价格战与规模经济具有内在联系。
但面对冬天,是不是只有打价格战拼销量一途呢?答案是否定的。联发科业绩逆市上升,成为“冬天里的一把火”,就是因为走了另一条路子――范围经济(品种经济)的路子。
蔡明介的招数相当于让手机平台化,在MTK芯片开发上“退一步”――不再提供完整方案,而是只做平台这一半;通过类似API(应用程序接口)的“Turn-key”机制,让厂商在平台基础上,继续做应用层面的开发,实现产品的个性化,从而解放了“品种多样化”这个新财富来源。
“Turn-key”经济学上的意义,在于分离了平台开发与增值开发,使下游攒机商获得了品种经济性的条件。利用“Turn-key”,可以比原来规模经济的手机生产方式,在同等成本条件下,开发出更多品种。或者倒过来说,实现同样多品种,成本要低得太多太多。所以看似靠降价,经济性的来源却不是规模,而是品种;与价格战靠规模不同,赚利来源是“用户选择多样化”,也就是个性化。蔡明介推动了手机行业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的历史性转变。
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二战后至80年代初期,罗纳德·麦金农、爱德华·肖、约翰·格利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欠发达”出发,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府财政赤字政策实际上是在浅化和抑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活动,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金融深化。二是90年代初期以麦金农和马克威尔·弗莱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实践基础上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方法即金融自由化是有先后顺序的如果金融自由化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就能保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健性。金融自由化理论是因为金融抑制限制了竞争而导致金融的低效率,金融自由化先后次序理论说明金融深化是以发挥市场作用的一个有序过程。进一步地说,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性和金融主体的脆弱性必须以管制为基础,如何体现管制基础上的适度竞争,充分获得经济效率,是金融发展的关键。在监控每个机构运作方面,存在着有关管制体系和市场力量作用这两个主要问题。
中国金融改革和转轨指的是将金融压制、限制性竞争以及资源直接配置的体制,转变为稳定、结构良好的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运作体制。因此一方面要进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另一方面要进行金融微观主体的构造,克服原国有主体的低效和脆弱性加强金融管制。这两个方面的集合或者说金融自由化次序的基础就是实现管制与竞争的均衡。易纲,赵先信(2001)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竞争。第一次竞争发生在1984年至1997年间以机构扩张为主要竞争手段,依托的是行政层级;第二次竞争发生在1997年之后,以金融工具为主要创新阶段主要是对西方现代银行已经发明的金融产品的模仿。认为中国银行业必须过渡到以投资收益为目的以制度创新为依托的竞争阶段,实现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以明晰产权为基础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混业经营是西方国家放松管制后80年代以来的新趋势,中国加入WTO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显然,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银行是以专业的形式存在还是以混合型形式存在?那一个更好?即是否具备混业经营的条件?二是金融业改革的次序问题;三是混合型金融中介是否会对金融体系稳健和安全造成威胁,即管制重建的问题。从美国经营模式的演变看,21世纪模式是新的自由主义哲理为基础,尊重和鼓励竞争。政策重点是消除竞争壁垒,防止风险扩散、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竞争与创新;二是控制风险扩散。(徐诺金2001)
本文通过对放松管制下商业银行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SCP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规模不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低,以及垄断程度高说明竞争的不充分要求分业经营;而表现出来的范围经济对混业经营产生需求;在上述基础上决定了我国金融业改革的次序。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我国商业银行业的效率现状进行了分析,这是影响金融业实行混业与分业的条件。第三部分分析中国金融深化的次序;第四部分是结语,并给出管制重建的建议。
二、中国银行业放松管制的绩效分析
我们将从银行自身、银行业和宏观经济中金融市场化程度三个方面对中国银行业的金融深化绩效进行分析。
1.从银行本身角度,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分析。
(1)规模经济。徐传谌,郑贵廷、齐树天(2002)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基础上按照“中介法”(Ashton,1998)建立成本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不考虑不良贷款的情况下,中国商业银行存在较弱的规模经济,绝大多数银行的E值小于1;但是,引入不良贷款与放款的情况,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出规模不经济性。张健华(2003)对1997-2001年“14家商业银行和37城市商业银行,采用非参数的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得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间。同时分析表明银行业存在较大的X—无效率。
(2)范围经济。杜莉、王锋(2002)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Translogcostfunction)分析表明,在国有银行中,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范围经济并且范围经济性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而且,范围经济系数与银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即规模较大的银行具有较强的范围经济性或较弱的范围不经济性。四大国有银行的范围经济性明显高于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赵一婷(2000)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范围经济的现状,指出,分业经营使国有商业银行业务范围过窄,是造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范围不经济的原因。
2.从产业的角度,银行SCP分析。于良春、鞠源(1999)运用哈佛学派的SCP(结构一行为一绩效)范式对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结构分析进行统计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银行业存在高度集中和国有银行垄断低效率问题。刘伟、黄桂田(2002)对运用SCP框架及其从行业结构的角度揭示中国银行业主要问题的思路及政策含义提出了批评,认为,国际上各个银行在努力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率是符合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的。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单一,而不是行业集中的问题。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中国商业银行市场结构正在经历一种从高度垄断到竞争程度不断增强的变化过程,但到目前为止,该市场垄断程度仍然较高(叶欣、郭建伟、冯宗宪2001)。具有政府控制与卡特尔式的垄断市场,无论服务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银行业的高成本都说明绩效不佳。
3.从宏观经济进程角度,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分析。金融市场化采用两项指标来衡量各地金融市场上竞争程度(樊纲、王小鲁等,2003)一是金融业的市场竞争。使用非国有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比重来反映这一状况。二是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目前非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了大半壁江山但非国有企业得到的贷款还只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一个相当小的部分。因此,我们采用较易取得的金融机构短期贷款中向非国有部门贷款(包括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私营企业贷款、外资企业贷款)的比例来近似反映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分析表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业的全面市场竞争尚未形成。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仅没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的国有银行部门,而且没有产生强有力的,能够与国有银行竞争的非国有银行部门。(赵志君等2002)中国金融机构大约有25%的不良贷款,如果把无法回收的贷款从总贷款中剔除则调整后的贷款一存款比率从1987年的102%下降到2001年的63%,远低于人民银行要求(75g6)。该比率显示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利用的无效率非常严重(赵志君等,2002)。另外过多的不良贷款,产权不清、管理体制不完善、管理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没有解决。(赵志君2002)
总之中国金融业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现象。同时,在银行业中存在范围经济和范围不经济共存现象,而范围经济与资产规模成正相关性。中国银行业存在较强的垄断现象;且经营绩效也支持这一点。Rafael La Porta,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2002)通过对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中的政府所有制银行从1960—1995年的发展分析,发现在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国家中,政府所有制银行更为优越。其经验表明,政府所有制中银行是制度与金融体系不健全的产物。
三、中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导向:管制的次序分析
从规模来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SCP范式分析也说明了银行业较高的垄断程度和经营绩效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这些都说明要进行放松管制。同时范围经济分析说明混业经营对资源配置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次序的基础。
(一)建立以竞争为基础的管制。
中国金融业竞争的不完全性,与由于竞争的压力产生的混业经营的生成基础不同。放松管制、证券化、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影响太快了,增大了金融体系及单个机构的集合风险/政府作为风险吸收者(如风险社会化)以及司法当局在合同方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结构转变。另外就是汇率和国际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相伴随的资本跨国界的大规模的转移。这些都会使混业经营的风险加剧。因此要进行金融微观主体的构造,克服原国有主体的低效和脆弱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展开:
首先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管制的实际方案主要有管制机构和公有企业(Viscusietc2000)。国有银行就是对银行业管制的一种实践。由于明显的委托问题。加上银行业强烈的外部性如特大银行难以破产,使得国有银行缺乏市场约束,从而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是提升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这包括国有金融机构的股份化与民营化。或许更重要的是增强国有银行的外部竞争,从而提供激励管制是我国国有银行业提升绩效的先行改革次序。
18世纪,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描述了他参观一个针厂的情况:
第一个人抽铁丝,第二个人拉直,第三个人截断,第四个人削尖,第五个人磨光顶端以便安装圆头……
其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开始,在这种专业化工厂之外,还有很多私人作坊。
“如果工人选择独立工作,而不是一个团队来工作,每人每天肯定不能造出20枚针,或许连1枚也造不出来。”亚当・斯密说。
换句话说,由于专业化,大针厂可以比小针厂实现更高的人均产量和更低的产品成本。
自此,人们开始关注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社会分工水平和模式决定市场上的供求,而各种经济现象都与分工的水平和模式有关”的理论逐渐成为共识。
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分工已不仅仅限于一个厂、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人们认识到,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互联互通,能更好地配置人力、资源等,从而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
于是,诸如WTO等多边贸易、投资规则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
组建或加入区域性自由贸易来促进国际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潮流。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截至2013年上半年,全球区域贸易协定数量有380多个。
但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经济效益会自然而然地增长,甚至还会有“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出现。
造成这种现象,一般有两个原因。
有可能制度上签订了合作协议,但在诸如道路等基础设施上并没有连通。
抑或是道路上是畅通的,但在制度上并没有做好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