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均衡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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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均衡理论范文

作为古典主义的代表，斯密并没有真正提及过“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将均衡思想引入了经济分析，而这也成为古典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原始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一个标志。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用详尽又略显干涩的语言表达了古典均衡概念的内涵：“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经济过程都“自然趋近”的一种终极状态，经济系统任何时间都被吸引朝向经济运行的“自然条件”。这里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趋近”，翻译成较为现代化的经济学语言相近于“均衡状态”和“负反馈收敛”。斯密均衡思想的可贵特质就是并没有给均衡本身施加过多人为的思想束缚，这里的均衡是一种没有受到任何约束条件的纯粹的自然均衡，而这种特殊状态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即均衡的缺失更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

新古典主义并没有对均衡思想本身进行重大革命，它只是将斯密传统中的自然条件内涵用更为抽象、科学和普遍的数理化模式进行了重新描述和表达。瓦尔拉斯、古诺、马歇尔、阿罗、德布鲁、库普曼、门格尔等许多经济学家的诸多理论贡献让均衡内涵层次更为丰富、让均衡理论研究更为理性，对“自然条件”（在这里表现为特定模型的解）存在性、稳定性的理论探讨使得均衡概念更为丰满。但是，对于均衡思想而言，新古典主义的贡献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技术层次，而非方法论层次（McKenzie，1996）。新古典主义的均衡本质上依旧是静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动态问题时只能简单地使用类似静态分析的方法，把一系列静态均衡串起来分析他们所谓的经济的动态（John F.Henry，1983），这种本质上的缺陷使得均衡思想在新古典主义贡献中依旧难以获得全面升华，而这一工作由凯恩斯主义接过。

毫无疑问，凯恩斯是有史以来最富有争议性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有时似乎自相矛盾，实际上却包含了深邃的联想空间。均衡思想发展至凯恩斯时代同样受到了这股冲力的巨大影响。走出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定式，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均衡思想是博大精深、蕴藏丰富的，某种意义上看，用“凯恩斯革命”来形容这种均衡理念的变化毫不为过。凯恩斯的均衡思想打破了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均衡“静态性”、“客观性”、“绝对性”的桎梏。“有限波动”意味着均衡可以是相对的，“移动均衡”意味着均衡可以是动态的，而“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对预期的强调意味着均衡可以是主观的。这种均衡思想的“凯恩斯革命”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理念形成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第2篇：经济学均衡理论范文

关键词：法经济学；制度；法律的帕累托最优和改进模型；均衡选择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005-02

一、法经济学产生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法学与经济学本是社会科学体系的两大分支，有着各自不同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式。而将二者融合所形成的“法经济学”，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究竟为何？这的确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实际上，法经济学出现至今也不到四十年时间。1958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开创了《法律经济学学报》，1959年、1960年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又相继发表了《联邦通讯委员会》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这成为该学科的奠基之作。1973年，波斯纳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上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法律的经济分析》，由此标志着法经济学真正诞生。

法经济学是将法律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加以考察并分析其对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长久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和萨缪尔森、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综合学派一直占据着经济学理论的主流地位。这种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和“完全信息”假设基上针对个人（个体）展开的研究，即在一些假设基上，通过“奥卡姆剃刀”① 剥离冗余问题，在保证整个范式体系逻辑清晰的前提下，利用数理工具实现理论模型化和普适化，并借此解释经济现象并预测其变化趋势。显然，这种过分推崇“个人（个体）主义方法论”②，忽视了社会和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这种局限性也逐渐被科斯等经济学家意识到。正如弗兰克・奈特（1935）指出的那样，社会科学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揭示出社会制度和生活条件对人的行为却有重要影响，我们不能将社会（集体）的和制度（法律）的因素排除在人类行为的理论之外。因此，波斯纳创造性的将效率、效益与反映本土具体的、动态的社会规范和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观有机结合，运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成本―收益比。

实际上，法经济学天然的理论基是制度经济学，即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作为产生于经济活动的法律，由于它具有改变资源配置结果的意义和功能，所以在法律制定过程中所遵循的“效益最大化”原则，就是要以最小的成本费用获取最大收益的“法律的帕累托最优”。这种法律制度安排（资源配置）能够使人们的境况变好而没有人因此而使境况变得更遭。但同时，在法律的具体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均衡模型”（Caldor―Hicks efficiency）则显得更加实用。该模型认为如果一项法律制度的安排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另一些人的福利减少，那么只要增加的福利超过减少的福利，就可以认定这项法律是有效益（效率）的。可以说，法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法律的帕累托最优与改进”，是对原有科学体系和研究范式的一项突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法律制度的均衡选择

和其他制度一样，法律也是人与人相互博弈形成的共同信念下的自我维持系统，是一套用于规范、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行为选择的制度体系。戴维・菲尼（1992）曾指出，法律制度是宪法秩序、制度安排和规范规则的具体表现。但是，随着时间、技术、偏好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法律制度能否实现制度均衡，即实现“效益与正义”兼容（平衡）却值得商榷。诺斯（1991）曾指出，在现实条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任何个体和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就实现了制度的均衡（帕累托最优）。但是，如果可以从新提供的制度选择中，社会主体所得到的净收益大于从现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中得到净收益，即获得新的赢利机会时，这种新生的潜在制度就会颠覆原先的制度均衡并进入非均衡状态，而这又为社会主体选择新的制度体系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法律制度变迁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在均衡和非均衡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因为法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效率和效益标准，指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如果那些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人，其增加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实际补偿）在同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资源配置过程就是有效率的，结果也是有效益的，以此制定的法律在社会范围内也会被尊重和接受。以国家制度形成为例，用一个机构建立一套保护产权与社会发展的大规模武力系统比建立小规模私人武装系统，用国家公权力救济取代私人救济更能带来规模经济效益。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国家来建立法律制度和执行体系可以使私人协议难以达成的契约所引起的损失降低。这就是现代产权经济学中的“霍布斯规范定理”（normative Hobbers theorem）。在此基上，诺斯（1998）又进一步凝练出国家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即（1）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2）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尽管二者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但是由此形成的法律制度在均衡与非均衡之间的交替选择过程，所带来的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

时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和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各国不得不依靠更多的立法和执法活动来应付层出不穷的问题。传统法律体系“以不变应万变”制度均衡状态已经岌岌可危，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和推动其制定和运行的效益（效率）。这就为法经济学提供了难得的施展空间和表现舞台。从社会主体（集体和个人）的力量对比、谈判或博弈的视角分析法律制度均衡，可以更好的实现“法律的帕累托最优和改进”。因此，要实现法律制度均衡状态所需的必要条件应该是：（1）现存的法律制度已经获得了各种资源所产生的所有潜在收入的全部增量；（2）这样的潜在利益存在，但是改变现有法律制度的成本超过可能取得的潜在利益；（3）如不能对制度环境做出根本性改变，则原有资源配置格局无法变化。若满足上述条件之一，即可实现人们所追求的法律制度均衡选择。

参考文献：

[1] 曲振涛.法经济学原理评析[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2-17.

[2] 刘伟，魏杰.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25-41.

[3] 科斯・哈特.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4] 罗伯特・考特.法和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第3篇：经济学均衡理论范文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6，（01）.

第4篇：经济学均衡理论范文

关键词：时间；演化经济学；革命；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3--0021―08

时间在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元问题。时间本身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感知与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间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时间观念的改变，日益改变着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里，它几乎成为牵动经济学快速发展的引线，以至于马歇尔视时间为“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1]2。经济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时间观念更新的果实。

一、时间概念的演化

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是伴随着人类文化的提升而演化的，不同文化的社会拥有不同的时间观。在西方哲学史中时间概念的演化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循环时间观、线性时间观、近代物理学时间观以及现代时间观。

循环时间观源于古希腊人对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动所引起的昼夜、季节变化的感性认识，古希腊的哲学家把具体的周期现象当作宇宙的一般模式，注重事物运动的“周期”变化。这种循环时间是可逆

线性时间观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降生和最终审判的存在赋予了时间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耶稣之死是独一无二的，人们只能由此走向神圣的饱含预言实现可能性的未来，历史从一个预言间隔走向另一个，直至最终审判的到来。这种单向时间的未来是开放的，能动的，由于有可能使耶稣复活从而也是充满希望的。基督徒将他的一生置于对上帝日益增长的爱中，为了建造上帝在尘世的社区，为了灵魂的得救，个人必须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劳动被视为个人最大的快乐以及与上帝取得一致的工具。基督教时间是一种必须得到有效利用但没有任何质变的时间之流。

近代由于物理学的相对发达，特别是牛顿定律的发现促生了近代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顿及其追随者的时间理论。对于牛顿来说，时间只是运动的一个外在参数，它同物质及其运动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这是一种脱离了物质运动的独立存在的均匀流逝的绝对时间。牛顿的时间还是一种“可逆的对称时间”，“未来”同“过去”没有区别，对时间只有量的规定，完全没有质的区别，没有对时间的方向的规定。时间不具有方向性，它既不标志着世界的进化，也不标志着世界的退化，只是标志着运动和变化的量的大小。

循环时间和经典物理学的牛顿时间都是一种可逆的、无始无终的客观时间。后现代主义大师罗蒂曾川“视觉时间”来对之进行批判，这种时间观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将视觉作为认识事物的唯一可信的方式，从而将时间空间化、进而客观化。牛顿时间由于其坚实的自然科学幕础成为近代最深入人心的时间理论，并对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的新占典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世纪的线性时间尽管强调时间的一维性，强调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这种线性时间的现在和过去仅仅是相互外在、互为区别的不同时刻，而不是创造的源泉，从而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的强调时间的创造与生成的现代时间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时间理论的演变中，最富有革新意义的是现代时间理论的诞生。首先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突破了牛顿力学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时间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空间所发生的事件(钟表)来标识时间，钟表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所标识的时间不同，这同牛顿经典力学的时间观相悖。著名的“双生子佯谬”则进―步暴露了包括相对论时间在内的测绘时间的缺陷：由于外在测量标准的不同，使处于不同参照系的人的生命节奏也随之改变，这是不町思议的。以普里高津所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非平衡态热力学从科学上证明了时间的不可逆性，统计物理学的创始人玻尔兹曼则用几率的方法从分子运动推导出一个不可逆的演化方程，为现代创生性思维时间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柏格森、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是现代始源性时间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从柏格森到胡塞尔再到海德格尔，时间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而成了具有属人本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个不断生成、创造和超越的过程，柏格森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并以之为自己的理论基石，他认为牛物的进化是创造的进化，进化的动力是生命冲动。时间与绵延是柏格森哲学的核心，绵延是人的生命的绵延，时间也是人的意识的时间。其中，时间是“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种状态都预示未来而包含既往”[2]5，在柏格森的时间里每一刻都意味着创造、意味着新质的创生。源自于柏格森理论的时间源始性问题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共同的核心问题之一。胡塞尔继续着柏格森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研究，从“现象学还原”来追寻时间的起源，考虑时间的“原始构成”。胡塞尔认为存在两种把握时间的方式，一种是通过空间中的运动来把握时间，即客观时间；另一种则是从人的意识现象中来把握时间即“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3]72，这种关于经历的纯粹时间、即“显现的时间”或“意识进程的内在时间”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时间，海德格尔同胡塞尔一样试图寻找时间的“原始起源”，只是他不再象胡塞尔那样从意识现象中寻找，而是转向“此在的生存过程”。海德格尔将时间视为“此在”对存在的一切领悟，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并非固定静态的具有规定性的现成存在物，而是处于永恒的流变、展现、生成中的。作为人的“此在”的生存过程是一个不断生成、超越自己的创造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本质。源始的本真的时间是不断绽出、涌现、不断出离自身，富于创造和生成的绵延过程，由于“此在”能感悟到时间性、有限性，从而它有”曾在”、“现在”和“将在”的区分。

近代牛顿时间的主导地位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范式影响巨大；时间观念的现代变革即始源性时间观念的诞生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经济思想中时有体现，对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产生了更大的冲击，影响更为深远。西方哲学“时间之思”的演变在经济理论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二、牛顿时间观中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始于17世纪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这个时期发达的力学背景使古典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将经典力学的研究法则和思维范式运用到自己的理论中来。经典物理学视野中的中顿时间就成为古典经济理论的时间观，并深刻影响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成为其理论发展最基本的支点之一。

古典经济学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主要包括价值理论、人性的自利假设及利益和谐沦。在占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中，时间是计量劳动的参数，如同牛顿运动定律中的t，劳动价值论中的时间是一个客观的、静止的、可测量的变量，随着单位产品劳动时间的延长，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大。在斯密那里，购

买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对于李嘉图来说，最差劳动条件下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仅仅与生产商品的时间有关，而对于商品中由于制度变革、技术创新所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化不作探讨。因而占典劳动价值论主要以静态时间为分析的座架。

在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斯密那里，分工和交换等与财富生产相关的主题是其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分工和交换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提高：正效，从而能节约大量的时间。这种时间是一种静态的牛顿时间，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减少，相反，当劳动生产率降低时，则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增加。斯密的生产理论看重分工与交换，生产中的技术、创新及制度、历史等与财富增加密切相关的主题都不是其研究的重点，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不可逆的时间与时间中的变化与积累。古典经济学发展至李嘉图，在斯密那里备受重视的有关社会财富增进的生产过程被完全忽视，财富的分配成为经济学讨论的主题。在资本、利息以及地租等与时间的流逝明显有关的问题上，牛顿时间观的主导地位使古典经济理论的相关解释难以自圆其说。斯密价值理论的混乱是人所周知的，斯密的混乱一则源于他以牛顿的静态测绘时间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他又凭直觉看到了事物随时间一维流逝所发生的变化。

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和市场理论等，无不以具备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为其全部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设，以均衡为基础，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经济现象进行超历史分析，抛弃经济过程中一切以制度为转移、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在时间观上，新古典经济理论并没有超越占典经济学的视角，依然是以较为低级的牛顿时间为基础的，其源渊于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很自然地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视角。

首先，源自于斯密的人性的“自利假设”、作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之核心概念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以牛顿时间为背景的。牛顿时间观中时间具有同质性、对称性，时间是一个能包容万物的容器，时间是静止的、永恒的，时间中的一切也拥有与之相同的特质。这种时间观中的经济人是一个偏好给定、不受制度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拥有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自我存在。这个原子式的个人拥有完全信息、完备理性、在经济活动中永远作着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仅是一个有局限性的理论抽象：第一、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人性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形态中拥有不同的特征。第二、经济行为中的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的完全信息。相反，信息的获得是同时间有关的。人在时间中所获得的信息是变化的，从而选择也会不同。人永远不可能获得相关事物的完全信息，就像人无法穷尽时间一样。第三、人并不具备完全理性。如同人不能获得完全信息一样，人也不可能拥有完全理性。因为人在经济行为中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决定着他在经济过程中的选择。维克尔斯认为人是时间的创造物，人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感知同知识量的获得密切相关，经济学必须考虑个人在时间、过程中的不同时刻的经济选择，知识是积累性的，随着知识的获得，经验的增加，个人不可能回到他的从前，今天他所了解的事是昨天的他所无法想象的，时间流逝，它带来了经济行为者新的复杂认知，而行为者今天的选择与策划决定了明天的历史。他进而感叹：“经济现实，认识潜能变化的复杂性及相应的个人选择模式、偏好和决策的不稳定性都被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所忽略，新古典理论可以被认为是‘逻辑时间中的故事’”。[4]15

其次，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以牛顿时间观为理论基础的。均衡思想贯穿于从“斯密教条”到“萨伊定律”再到乩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许多人认为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只研究“瞬时交易”，它的市场理论只研究市场的运作而对市场自身如何发展并不涉及，历时制度演化是不存在的。卡尔多在他的《非均衡经济学》中对此有一段很经典的批评：“在一般瓦尔拉斯模型中，所有m种产品或n种产品都可以在一个市场内实现……，只存在一个所有产品都能在同一个时间出清的价格系统，没什么要费时间：所有的生产计划、生产过程、出售意图和实际的出售，计划的和实际的购买及商品的消费都在同一个时刻发生。即是说，它通过将时间降为一个维度然后再将它拉长从而每下一个时刻都是上一个时刻原样的复制，而这样消解了时间。”[5]20由于相信经济过程结果会趋向均衡，因而对均衡本身的研究代替了对经济过程的关注，从非均衡到均衡的过程被忽视了，从而也忽视了过程中的时间。预置了时间的同质性便排除了经济行为中变化、创新的可能性。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的一系列模型，在分析每一个自变量的变化轨迹之时，无一不以相关变量保持不变为前提，这就使有机的经济体成为独立无关的自变量的组合。而在追求用这些独立变量的数学关系来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中，作为工具的数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的目的，使经济学日益成为一个“不可能再作任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数学水晶’，一个要么正确要么不正确没有折中方案的僵硬东西”[5]60。这种数学化做法体现了形而上学的特点，这种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将研究的对象加以简化和分割，通过归纳或逻辑演绎或数学推理得出想要的结论，并能通过下一层次的推导和证明来验证前而的结论并依此发展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中，时间常常作为其经济模型的一个向量，如同牛顿定律中的t与-t，只要知道了初始条件，我们既能预知所有的后继状态，也可以推出先前的状态，一切都是确定的。新占典经济学受这种决定论的影响，认为通过一系列的假设，设定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即可确知经济过程的结果。

牛顿时间观导致了以之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时间缺位的假象，时间是同质的、对称的、可逆的――任何一个交易同另一个交易没有任何不同，时间是与经济行为无关的量。关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牛顿时间观所造成的缺点已经引起了人们长篇累牍的批判，其中卡尔多的批判很具有代表性。在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看来，一般均衡理论在瓦尔拉斯之后一百年来的发展只是后退而非进步，因为其假设的前提只是比从前更为严格从而也更为抽象。瓦尔拉斯均衡原本就是经济现象的一个“典型事例”，而这个“典型事例”通常与真实的经济过程完全相反。均衡理论假设价格机制引导一切经济行为使市场趋于均衡，但价格机制发生的过程与瓦尔拉斯设想完全不同。瓦尔拉斯均衡中只有生产者与消费者两类人，而在真实的市场中，商人和中间商是市场的制造者，是他们发起了价格变化来调整生产者的供给与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依靠“差价”为生，“差价”必须包括利润和存货成本以补偿未来市场价格跌落的风险。出售和购买的任何差异都会反映在存货上，这迫使商人必须同时调整其售价和买价以适应市场的动荡，价格变化的幅度取决于商人对商品价格的预期及对这种预期的坚信程度。数据证明商品价格的动荡通常十分剧烈。不幸的是，价格的动荡及与之相连的存货变化并不是一定的，只有关于未来供需的

预期频繁变化时才会有价格调整，投机商人的存在更加剧了价格的运动。为了减少时刻面临的风险，他们会在高价时减少他们的存货，低价时增加货存量。商品市场的这些特点无法满足一般均衡理论的要求。首先，它们不是严格理论标准下供需均衡意义上的“市场出清”，市场中存量时时在变，即需求不是超过就是少于供给，即使最短时间内的交易也不是在统一的价格下进行，市场价格在每分钟都在变化。供给的变化通常是数量信号作用的结果而非价格信号的作用，数量的多少决定价格的高低，价格变化只是反映了供求的变化。经济过程远非如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均衡过程，而是充斥着大量的失业与通胀现象的非均衡。

卡尔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击中了其理论的要害。古典、新古经济学的静态、可逆的牛顿时间使其不得不忽视经济过程中的所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因素的存在，如技术革新、制度的历时演化、风险、经济行为人的心理预期与选择以及经济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历史的重要性。而这些因素又是真实经济世界最基本的构成部分，甚至是一切经济过程的决定因素。新占典理论所探讨的常常只是经济现象的特例。“如果我们想跳出当前的困境，我们必须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型，这个模型必须从一开始就将时间视为一个持续的和不可逆的过程。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时间，如劳动和资本的供给，对商品的心理偏好，商品的质量和数量或技术知识。”[5]61

三、经济学的时间革命：演化经济学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批判及突围的尝试产生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的经济流派，其中演化经济学由于其独特的时间视角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创新是它的理论硬核。最近20年来，演化的思维、方法与范式有替代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趋势，这成为20世纪末、本世纪初国际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演化思想在经济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开始自己的现代转向时，西方经济学已经对此有所知觉并作了呼应。在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凡勃伦、马歇尔及熊彼特等人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十分丰富。

马克思被现代演化经济学派追认为演化经济思想的先驱之一。《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的分析，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作为生产力的技术构成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系统，当技术革新有了质的变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变迁动力源于一种技术的组织规则和现在产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技术的变化导致生产工艺的进步，而其潜力并不能在现有的经济组织中得以实现。“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68马克思是从现代时间视角来分析经济现象的，客观静态的测绘时间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人类把握时间的一种方式，但他也并没有忽视时间的一维性、主体性与创造性，其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达到了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统一，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统一。马克思既承认经济现象微观领域的均衡(如关于价值规律的沦述)，又看到其宏观层面的非均衡的本质，从而将人类社会的演化视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过程。资本、利润、利息和地租以及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从而也都是一个历史范畴而非永恒范畴。对时间的深刻认识使得技术创新、制度、历史这些与历时演化不可分割的经济现象成为马克思研究的重心，从而也使他成为演化经济学最伟大的先驱。

与马克思几乎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派，将演化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中，着眼于经济积累和增长的研究，强调将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依据历史的发展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抽象的、演绎的、静态的、不看重历史的分析方法，从而被现代演化经济学视为先驱。

早在主流经济学发展之初，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机械性和牛顿时间视域的局限性就已为当时一些杰山经济学家如凡勃伦、马歇尔、熊彼特所发觉并试图在生物学中寻找经济思想的源泉。凡勃伦同马歇尔一样认为理想的经济学隐喻应该是生物学而非机械力学，基于对主流经济学静态均衡分析的反感，他断言，在关于演化的经济理论中，将没有均衡分析的位置。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雁成为一个独立的理沦分支。他强调经济过程的非均衡性及质变的作用，变化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企业家和技术创新是其中的核心要素。马歇尔将经济学与大自然、生物学及演化作了许多富有趣味的联系，如将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喻为“林中树”，这一类比经过后人的发展对企业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歇尔尽力将一维的、不可逆的时间纳入他的需求与供给分析中。马歇尔强调“时间会带来困难，也会带来变化，有了变化就有了发展与进步的可能。”[7]60由于意识到经济生物学发展的巨大困难，马歇尔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以生物学为经济学隐喻的没想。以门格尔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试图将生物进化的观点引入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秩序自发演化的观点。

可见在早期富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家那里，经济生物学比经济力学概念更为复杂，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也更为符合经济发展的现实。然而，经济学与生物学的进一步“亲合”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愈来愈受排斥，最终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歇尔、凡勃伦等倡导的以生物学为研究方法，继续它的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精致化之路。演化经济思想的这种淡化缘于20世纪2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失败。20世纪50年代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卷起了经济学数学化的狂潮，新古典经济学藉此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然而此后却不得不步入门己的极限，被延误的演化经济学思想必然以不町遏止之势逐步受到世人的重视。6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重新发现演化思想，80年代初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和纳尔逊与温特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再生。演化经济学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制度经济学派、西方学派、熊彼特主义、管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等观点从而使其成为具备独特视角的经济理论并在近几年的发展中高歌猛进。

现代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富有演化思维的经济思想，以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完成了经济学时间观念的革新。这种时间观念的革新表现在其对经济学力学隐喻的怀疑，对制度与历史的重视，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发生过程的极端关注，以及对创造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因素对经济过程影响的研究，对新古典理论的完全信息、完备理性、时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历史主义整体论的方法而非个体主义方法，以动态演化分析法取代静态均衡分析，用创生性的、演化的思维取代近代经济学的基础主义思维：

1．作为理论硬核的创新理论。演化经济学以现代时间观为基础，在现代时间观中，时间不再是传统

的可计量、空间化、同质的，而是一维的、不同质、不可测的、流变的。时间有过去、现在与将来，它们都感融于人的心灵，具有属人本性。人的创造、超越本性赋予具有属人本性的时间创造性和生成性。演化经济学从这种流变时间的视界去观察真实世界的经济现象，那么变化及变化中的创新就成为研究的主题，并采用动态演化的观点来看待经济发展过程。

2．多样性思维。在思维方法上，演化经济学认为多样性本身就是基础性实在，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它更注重由无数个体努力带来的由小的和递增变化组成的恒稳的‘细流’而不是那些稀少且重大状况的发明。”[8]108进化是一个试错过程，一些小试验会逐渐汇聚成大河，而这些小的试验最终被选择为成功的实验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3．有限理性、搜寻利润、有限信息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利润最大化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被演化经济学的下述一系列理论所代替：“有限理性”、“企业搜寻利润行为”和“信息连续、分散”理论所代替。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过程是企业的搜寻信息与追求最优决策的过程，这是一个反复试错过程。企业在试错的过程中选择，由于经济者过去的经验，选择将不会相同，而不相同选择的积累，构成企业的演化过程。在这个历史模型中，任何一个事件都是唯一的。

4．经济过程非均衡。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经济系统的均衡是相对的，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系统的常态，非均衡状态有向均衡状态逼近的趋势，但可能长时间达不到均衡。凡勃伦认为，演化经济学府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关于过程的理论，一种逐渐展露序列的理论。”[9]404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稀缺，经济行为人在决策与选择的过程中不可能确切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事实上，是人们所拥有的大量的默会知识左右着人们的决策，而这些默会的甚至处于无意识的知识是不可测的。经济过程并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相反，许多偶然性因素常常对经济过程起着关键作用，因而经济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5．重视制度演化。在演化经济学的视界里，制度分析被认为是研究经济现象的最重要的环节。历史和时间是经济过程中直接影响着经济绩效的内生变量，二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义特殊。演化经济学将制度的演化视为一个由本能、习惯、习俗变化和技术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反应，这个反应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学习和选扦的过程。制度变迁是一个基于干中学基础上的试错过程，其中选择性模仿至关重要。技术创新、学习与选择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时间是制度演化的纵轴，时间中的制度演化是一个历史的、同生物进化类似的过程，正如历史不能重来一样，在这里，时间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质的。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观、时间观构成了路径依赖理论的哲学基础。路径依赖强调制度变迁中“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6]，即制度变迁的初始路径一旦选定，便会在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沿着原有的轨迹运行下去。路径依赖理论本身便暗含了时间的特殊性和一维性以及地点的特殊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演化经济学将制度从近代哲学的“目的论”和“预定论”中赦免出来，“经济过程的路线不再被假定为是在‘事物的自然状态’中被预告预先确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设计出来的。”[10]3，将制度视为一个演化的、不可逆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复杂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创造性，“制度最好被认为是无数互动的个体行为的无意识的结果”[10]3。“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实质性不确定性，即由信息问题引起的，及程序性不确定性，即由知识引起的，创新者所具有的默会的知识。”[11]167

演化经济学抛弃了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还原论的简化法，抛弃新古典的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的静态均衡分析、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及价格理论，试图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基石上运用系统的、演化的、整体的观点建立动态经济演化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受到强调的是借用进化论概念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即创新－选择机制和有限理性假说。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由于它对时间、历史、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微观个体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及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的重视而更加符合经济现实。演化经济学的产生带来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其繁荣意味着西方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开始。

参考文献：

[1](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法)昂利・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4]Douglass Vickers，Economics and the Antagonism of Timc[C]．The Univcrsity of Michican Press 1994．

[5]Kaldor，Nicholas．Economics Withoul Equilibrium[M]．University College Cardiff Press 1985。

[6](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Laurent，J．，and Nightingale J．(eds．)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C]．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2001．

[8]Viktor Vanbery．Innovation，Cultural Evolution，and Economic Growth Process and Change．from Approaches to Evo-lutionary Economics[C]．Ulrich Witt．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Ann Arbor 1992．

[9]Thorstein Veblen，Why is economics not an evolutionary Science[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1．22，No．4，1998．

第5篇：经济学均衡理论范文

穿过历史的骨头抚摸当下，冰冷的危机恰恰对应着火热的欲望，失衡的现实恰恰对应着自负的理论，欧债危机的爆发和升级，看上去很突然，感觉上有些偶然，实际上却是一种无奈的必然。从经济学诞生那一刻起，其与生俱来的浪漫和逐步放大的贪婪不可避免地将现实世界导向一池萍碎的夜黄昏。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部剧本”。经济学的剧本，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的浪漫，而剧本的主角，名叫“均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没有真正提及过“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将均衡思想引入了经济分析，而这也成为古典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原始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一个标志。

斯密的均衡思想散见于他的名著《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和其他论文之中，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用详尽又略显干涩的语言表达了均衡的内涵：“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经济过程都自然趋近的一种终极状态，经济系统任何时间都被吸引朝向经济运行的均衡水平。主角登场之后，经济学的故事总是围绕着均衡展开，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博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几乎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

但“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醉人的浪漫往往被无情的灾难所摧残。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经济学家让人们相信，“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引致市场“均衡”，直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怀疑，所谓均衡，也许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为的努力。

这种怀疑直接引致了几十年的争论，政府是否需要运用宏观政策来帮助“看不见的手”实现经济世界的美丽均衡？尽管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各执一词，但毫无疑问的是，力主政策干预的凯恩斯占据了上风，就像曼昆总结的那样：“我们不能因为人体具有‘自我恢复’功能，就否认医疗必要性的存在，并对医疗技术的发展漠不关心”。从此之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成了改变甚至重塑经济世界的利器，现代宏观经济学也在大萧条的现实废墟和凯恩斯的思想创新中建立并成长起来。

事实上，自大萧条以来，现实经济世界里政策调控的使用日趋频繁，熟稔于此之后，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凯恩斯在《通论》中虽然主张进行干预，却没有充分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影响”。和浪漫一样，均衡实际上十分复杂而难以两全。如果将政策目标定位于代表内部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国际收支平衡，那么单一政策往往难以促成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这种尴尬的“米德冲突”让人们意识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丰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紧密一些。

于是乎，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之上。欧元之父蒙代尔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则，即“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理论上看，这种隔离式的指派似乎能够有效解决政策影响力的冲突，但实际上，这种理想化的指派却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人们一直忽略了一点，力主政策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接受“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深度衰退中对重回经济繁荣的迫切渴望。某种程度上看，作为经济学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理论创新，凯恩斯主义中夹杂着贪婪的种子，而伴随着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断壮大，贪婪的种子悄然生根、发芽，并不断成长。这种理论骨子里的贪婪在政策风格上有两种体现：一是对财政政策的偏爱，二是对增长偏好的倾斜。

更令人遗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实现对这种贪婪的抑制，但经济学家们却并未将注意力集中于此，人们谈论政策搭配，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更加协调、内外均衡的增长”，而不是为了“约束过强的欲望和制衡过强的力量”。前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尼・马丁曾经有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会正进行时拿走盛满酒的酒杯”，然而，实际上政府对此总是意兴阑珊，即便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对通胀嫉恶如仇，偶尔大弹紧缩反调，但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地方，财政政策的“GDP崇拜”和“冲动本能”总是难以遏制、显露无遗。更重要的是，隔离式的政策指派进一步切断了政策间的相互约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组合让“看得见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边缘。

经济学对均衡的浪漫情怀和对增长的潜在贪婪，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赤字化”增长的历史潮流，这一模式的难以为继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而欧洲之所以成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过度的福利政策、老朽的人口结构和僵化的税收政策仅仅是浅因。深层原因则在于，其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财政非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对立，既给了欧洲各国更大程度透支财政潜力的搭便车激励，又使得货币政策的约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政策组合上的参差不齐给贪婪以更大空间，进而诱使欧洲债务风险从隐性走向显性，并最终行至崩溃。

数据不会撒谎。1992～2010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仅为1.62%，大幅低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这种萎靡让欧洲各国政府的增长需求、赤字倾向更趋强烈，期间欧元区财政赤字的GDP占比均值高达3.24%，让《马约》3%赤字上限的约束在十年时间里形同虚设。甚至在产出缺口大于零，即明显产能过剩的2006～2008年，欧元区财政状况依旧表现为入不敷出，表明其赤字倾向已然深入骨髓。

第6篇：经济学均衡理论范文

[关键词]一般均衡;经济学研究方法;经济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5-0155-02

18世纪70年代的工业革命之后,在市场的指导下全球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人类物质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对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吹捧一直就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萨缪尔森在他编写的那本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上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理解亚当•斯密的论点(指“看不见的手”原理―引者)的准确含义。”尤其是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第一次提出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均衡解,而且,这种均衡可以处于稳定状态,并同时满足经济效率的要求。自此,一般均衡状态成为经济学领域里理想的模式,在静态均衡状态时各类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安排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意义是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并建立以此为标准的规范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此方法下有效地评价现实社会各类经济现象的效率问题。并且在判断一种经济制度安排时,着重考虑的是它是否内生的趋向于一般均衡状态,如果在理论上能够证明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经济运行有一般均衡的趋势,那么就接受这种制度安排。

1 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怀疑观点

15世纪前后,欧洲随着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经济思想界普遍产生了重商主义观点。由于重商主义的研究视野集中在流通领域,论证财富的产生只能在流通领域,在这样的观点下自然而然是支持政府干涉经济的运行,在国际上扩大出口限制进口,而在国内支持出口品的过大投资及生产。近代经济科学是在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时候开始的。这种经济视角的改变,所带来的观点同以往的重商主义是完全相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它坚信市场经济完美的运行机制的逻辑终点便是政府的自由放任,无为而治。

然而就在同时期,有学者对这种制度是否能解决社会的长远发展问题提出了质疑,马尔萨斯对人口数量增长的关注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的,并消极地看待发展前景。首先他从人性的两个公理出发,得出了人口数量几何增长的结论。由于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力所得到的报酬会越来越低,进而导致粮食产量边际增量会越来越低,最终粮食的产量会到达最大值进而决定了人口的数量。在这样的逻辑推理下,所得到的结果绝非一般均衡状态那样令人向往和期待。贫穷和失业一如既往地存在着,未来不见得会比现在好,也许会比现在更加糟糕。

继马尔萨斯之后,对私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质疑声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是马克思。他从劳动价值论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后盾对私有产权制度市场经济运行的后果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思首先是肯定资本主义的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他甚至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过去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还要多。但是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却是毫无顾忌的给予否定,认为这是一种“剥削”的制度。传统上认为马克思批评剥削的原因有三个,一是针对于当时童工的泛滥,劳工工资的低微,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但这不是主要的出发点,如果马克思真对此过多的关注的话,那么批评这一现象的最好做法是站立在社会学的角度,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上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对剥削的批评;二是站立在劳动价值说的基础上,若以此作为批评剥削行为的主要原因,那么它就不可能协调劳动分工存在的机制与它的合理性方面的关系,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资本存在的现实性与它在理论上发挥效用的非正义性之间的关系,因为历史上人类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路径是没有错的;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不协调性,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剥削”性质最终会导致生产的中断,社会的动乱,经济系统的崩溃。他认为这种制度安排是内生性的不稳定,经济危机每隔10年爆发一次就是最好的例证,进而否认一般均衡理想模型的标准性意义。在这点上不同,是马克思同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发生分歧最主要的地方。

2 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倾向

按照西方经济学者的说法,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等人在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的假设前提下,以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市场价格的形成,进而解决资源的配置和报酬问题。他们建立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根据这一模式各类生产要素均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报酬,消费者也能够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从此以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就以这种先入为主的理想模式作为评价标准和分析的终点来认识现实的经济问题,以此来判断各类市场和政府及制度失灵现象并给出相应的对策。钱颖一教授在《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钱教授在这里所谓的视角是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实际上是经济假设前提。行为假设的初始给定是很重要的,在保持某一理论体系逻辑不变的前提下,仅仅由于行为假设的改变,该理论便可能面目全非。分析工具也就是逻辑演绎的具体形式,它可以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钱教授认为“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这三个部分最重要的是参照系,钱教授建立参照系的重要性在于“它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未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时会因为没有参照系而缺乏主线和深度。若前提所假设环境条件是符合经济效益所要求的,也就是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的,那么经济分析的结果是找出均衡解来,而均衡解所流露出来的含义很明显是经济行为主体之间是没有利润的,社会中是没有失业的。

同样,田国强教授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有五个基本组成部分:①界定经济环境;②设定行为假设;③给出制度安排;④选择均衡结果;⑤进行评估比较。”在这五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中,最有启示意义的是均衡结果的选择和评估比较。什么样的均衡结果是我们所想要的取决于经济环境的界定和制度安排下的各类价值判断。田国强教授认为对均衡结果选择有决定性影响的评估标准有两个,一是帕累托最优或改进,因为它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另一个是激励相容,它评价的是自利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冲突程度,个人的行为是否在客观上为社会工作。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现代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不管使用的是数学模型还是各种图像模型都有一种寻求稳定均衡的倾向。这些均衡形式在假定条件的协助下成功的避免了外部环境改变的影响,并且在理论分析上它代表的是资源合理状态。然而,人们在理解参照系的均衡状态时却忽视了一个很有启示的结论,那就是在这种均衡中各经济生产单位是没有利润的,社会上是没有失业的。失业与利润之间是否有着相互之间互为变量的关系?

3 现实经济运行机制与一般均衡模式

如同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厂商的经济行为时所给定假设那样,也就是企业的一切行为最终能从追求利润的动机中得到解释。尽管有的时候,这一假设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认为现实中人问题的存在会使得这一动机发生变异,但是没人能够提出更好的前提条件或者抽象说出更好的环境描述,因此接受这一假设有着合理的原因。没有一个企业或者行业能够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长期存在,利润的存在是企业长期性存在的基础。

我觉得很有必要说明为什么企业需要利润来支撑它的存在,企业的存在可以描述成为是一种产品的生产持续存在。从社会的角度看,这需要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存在着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存在;另一个是这种产品能够在不大量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的情况下生产出来。很明显,利润主要是来支持后一个原因的。厂商理论在分析其原因时,通过不同的市场结构之间的比较,发现垄断因素是利润存在的原因。尽管产品之间的替代能减少垄断因素,但现在企业都普遍意识到,应该通过品牌而非产品来加强其垄断的因素。可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下,垄断因素不再存在,利润和失业也不再存在。这样的均衡暗示着我们什么呢?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将永远都无法达到这种状态,也就是我们无法到达完美状态时的和谐。那么我们现在的努力是一步一步的朝着和谐发展还是仅仅在维持稳定的发展,不确定因素是否能在根本上清除。

在农耕社会的自给自足经济中,经济行为的动机不管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还是从社会角度出发,都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而非对利润的追求,有趣的是在这样的动机行为下失业现象是不存在的。尽管历史学家在阐述社会发展的原因时,将人口压力转变为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五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威胁文明从来不是人口过多,使得文明崩溃和消亡的,也不是内在的原因,而是外部的压力。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中,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潜在GDP增长率的水平下,社会上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GDP增量中扣除折旧的那部分与自然失业率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是值得深思的。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

[5]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第7篇：经济学均衡理论范文

关键词：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演化；异质性；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中图分类号：F061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l一0036―08

经济增长始终是经济研究的永恒主题，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古典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一个完善并且严格的定义。从时间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增长理论；从内容上看，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和新增长模型。因此，现代增长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即主要的增长促进力量是系统地开拓科技的前沿，并将这些知识系统地应用于产业的生产技术。技术进步是新古典解释的一个基本要素，最近几年来，看到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修补的文献，试图强调技术进步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内生性。然而这些“新的”新古典模型与那些老的模型同样是“机械的”。无论外生的技术进步，还是内生的技术变化，都在新古典理论范式框架下，新古典理想假定难以就复杂的现实作出合理解释。

然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已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主要的事件之一。演化(或进化)经济学接受达尔文的进化世界观，认为经济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而在于动态的生成，倡导从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遗传、变异、复制、选择等生物学概念的隐喻方法来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方法(Foster and Metcalfe，2001)。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产生，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受到了冲击，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演进

正如庄子银所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技术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道路。索罗模型虽是经济增长的基准模型，但该模型以外生的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难以合理解释人类漫长的经济增长史。因此，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内生化，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时间进程，总结出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历程，以便进行总结与评价。

(二)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总结

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别按照技术从外生到内生、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两条线路演进的

一条是技术由外生到内生的转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条技术演进的路径，即由新古典外生技术到新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由此，现代经济增长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一演进路径表明，现代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系中内部因素决定的，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注重考察技术进步的各种实现机制和具体表现形式：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知识积累、产品种类增加与质量提高等。

另一条演进路径是以市场结构为线索的。索罗模型在完全竞争假定条件下，认为外生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使得新古典模型陷于“解释一切却不能解释长期增长”的境地。随后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理想假定，从两个方向超越新古典假定。其一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加入外部性因素。这类模型以阿罗边干边学模型为代表，主要包括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等。另一类是线性技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新古典框架下，不仅存在凸性技术，而且拓展资本范畴。真正突破完全竞争假设是罗默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和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产品质量阶梯内生增长模型。这类模型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考察了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因素，更好地说明技术进步的决定机制，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说，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格罗斯曼一赫尔斯曼模型等产品种类增加型模型的建立标志着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

2，同质性、加总与生产函数

无论是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都从总供给角度研究经济的长期动态变化，而总供给取决于宏观的总量生产函数，因此，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函数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经济增长由外生技术向内生技术转变的关键也在于生产函数。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由微观主体构成的，按照新古典内在的一般逻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同质性”为基础的。

所以，在同质性假定下，厂商的生产函数加总构成了宏观总量生产函数。因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同质性的、可加总的宏观生产函数为核心，这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由技术外生向技术内生转变的关键所在，更是一个经济具有“卡尔多稳态”的核心所在。从生产函数形式的角度考察新经济增长模型还可以看出，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家在构建他们的模型时大多数采用了复杂和艰深的数学工具，但是新增长模型的内核非常简单，一个经济的总量生产函数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结构，才能使整个经济的增长进入“卡尔多稳态”，左大堵(2005)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总结出经济内生增长实现稳态的五大规律。

3，最优―一般均衡―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采用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最早由拉姆齐提出，卡斯和库普曼斯将其引入增长模型，其思想基础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核心是库思一塔克定理。按照这种范式，除非是由于随机事件，否则经济增长的运动轨迹可以也能够被当事人所确切预知。因此，这种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半机制”。

主流经济学均衡范式的理念是以均衡状态作为参照系或基准点来研究经济问题(钱颖一，2002)，并认为经济会自动调整从而收敛于均衡状态。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的观点，及对均衡机制的理论描述，主宰了新古典主义理论(霍奇逊，1993)。均衡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刁伟涛则更倾向于把均衡范式理解为以均衡概念为核心构建的并得到普遍遵循的理论框架。

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纲领，这种纲领以最优为突破口，以一般均衡为核心钢构，以线性动态为基本处理方法，渗透着理性预期的卢卡斯思维范式。因此，理想假定的生产函数必然存在着稳态路径；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经济主体作出确定预测，因此，在这种分析范式中，任何经济主体一定找到稳态路径。

由此可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取得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和必要条件。无论索罗模型，还是新增长理论，都坚持线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分析范式，所以要认识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方法论作用，正如罗默(1989)在评价新古典增长模型时说，其方法论的影响是深远而带有根本性的；也正是这种范式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统一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二、基于演化理论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批判

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凡勃伦无疑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发出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的呼吁之后就始终未停止过赋予经济学以演化色彩的努力。阿尔钦(1950)借用生

物演化和自然选择，利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解释经济主体的非最优行为，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演化经济学开始起飞，1981年，博尔丁出版《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典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演化思想的引入，为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素材。

(一)异质性、非加总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同质性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总量生产函数的前提，而总量生产函数是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内生稳态的立论基础。这种假设是以新古典式的“本质论”为基础的。本质论认为本质先于存在，群体中的理想类型(代表性个体)体现了本质，所有对理想类型的偏离都是偶然的，是无足轻重的，这样，只要分析理想类型就够了，没有必要去研究变异的情况。正是这种本质论的推理排除了多样的可能，产生了新古典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的假定。

但是事实上，经济主体的行为、态度、特征等方面存在着异质性，消费者有不同的偏好，生产者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因此，在演化经济学范围内总量生产函数是不存在的。这样，构建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成为“无源之水”。从经济学一般理论角度来看，异质性表示所考察对象之间的差异化程度的，不论这些研究对象是家庭、厂商、部门还是区域或者国家，都会因为他们在产品消费或生产、生产方式采用、创新活动和密度追求或者组织环境上所作出的选择活动，形成其努力、行为和成功方面的差异。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异质性是指技术的异质性并以某一技术的局部应用为基础，这意味着异质性始终与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显然异质性来源于创新，因为新事物――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就是“新的组合”――被引入市场，从而异质性又与动态性相联系。

所以，无论从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的现实性角度而言，还是从探究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机制来说，异质性是一个基准概念，以异质性为基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不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一种平衡增长路径，而是建立在微观企业主体基础上的创新和技术的“集合体”，必须超越正统理论单一生产函数的限制，通过使用一种演化的里昂惕夫技术，采取一种微观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企业和行业的差异性，进而研究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

(二)非均衡、非最优和非线性动态――经济学全机制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是信奉均衡思想的，认为世界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状态是均衡，均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秩序观，这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优一一般均衡一线性动态的新古典范式，但缺乏对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的关注，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过程却作为现代经济增长路径的常态存在。正如布劳格指出，“现代工业化经济常常展示出反均衡，”一般均衡理论是不适用的，而不是谬论。

这一经济增长的“半机制”根源于牛顿力学的机械决定论范式，古典经济学在其经济秩序中，依赖机械轨道式的均衡概念，建立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给定初始条件，就找到一条稳态路径。但是，均衡增长理论是静态的一个特例，因而，如果我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变联系起来，在我们开始对经济增长进行思考时，我们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非加总的和远离均衡的思维模式。

演化经济学开拓者阿尔钦早在1950年就批判新古典式的最优假设。他认为，由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企业只需要“正的利润”而不是“最大化的利润”就能生存。因此，经济增长理论应该建立在“非最优”假设上。虽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动态性质，但是这种动态是古典式的转移动态，仍然没有超出静态范畴。在动态经济分析中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只关注稳态路径，常常忽略局域发散情况，没有涉及动态方程的非线性现象。

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虽在市场结构方面逐渐突破新古典理想假定的束缚，但是由于该理论中同质性与可加总的生产函数和方法论的新古典范式的半机制，致使该理论只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寓言式的解释，而不是一种科学的阐释。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要突破寓言式的解释，重建现实式的理论架构。按照一般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首先要明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环境。按照经济增长的演化思想，经济增长是在不确定、异质性和“历史友好”的经济环境下的一种非最优、非均衡和非线性动态的演化过程。

(一)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

现代经济理论的重建，不仅要从经济环境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理论假设方面有所突破。要突破新古典理想假设，建立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性假设。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应包括以下四个：

1，满意假设。由于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确切地预测结果，因此，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追求满意，而不是追求最大化，并且表现为一种试错过程。

2，不确定性假设。不确定性意味着变化，意味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3，多样性假设。多样性是分析的基本起点，多样性假设意味着经济状态、经济行为者、人的心智和选择行为等都具有异质性。

4，历史重要假设。历史重要意味着时间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作用、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

(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方法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沿袭新古典范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它分析同质的代表性个人行为，这使得该理论陷于致命的境地。因此，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必须摆脱新古典范式方法论，在整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个体群思维方法论。个体群思维方法认为个体群是由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个体构成，在个体群层面上可以观察到支配行为多样性变化的规律性。在个体群方法中，我们认为群体中的成员是不同的，为了刻画群体，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它的一般性质及它们在内部的分布。

大多数关于生产和增长的经济模型都没有明确地考虑到质变。如果经济系统的构成是前期经济发展的结果，那么，这种忽视将使得经济理论缺少因果分析。正是这种个体群方法不但将经济增长理论的因果关系更好地建立起来，而且还考量了经济增长的综合性、整体性、多因素性和动态复杂性。因此，我们主要的方法论选择是，现在要采纳一种实在论的立场。从实在论的观点来看，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基本的本体论假定开始，它为更具体的理论命题确定了框架。

(三)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准分析框架

依据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与方法论，构建了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准分析框架。

与现代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不同，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异质性的企业作为研究经济增长机制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不是总量生产函数。异质性、竞争、选择和创新共同作用，决定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演化过程。

企业内部生产采取了惯例指导的原则，惯例是代表了企业的技术系数，是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异质的“基因”，通过市场机制的竞争与选择，并根据企业的“实现利润”，对企业进行评价。市场机制进行竞争和选择时，企业的异质性可能会减少，为了保持企业足够的异质性，需要“创新”的注入。这样市场竞争与选择的结果是经济增长。

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理想假定的束缚，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有现实性。第一，经济增长不仅是各个要素单独作用的产物，而且各要素间的互补及互动产生的溢出效应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纳尔逊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产物，而且是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产物。纳尔逊把技术分为物质技术与社会技术，物质技术主要在企业生产中使用，而社会技术主要指社会制度特征。社会技术与物质技术是相互作用的，二者的协同演化推动了经济增长。第二，深化认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机制。技术进步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进化过程，是企业为保持异质性而不断“搜寻”的过程，因此企业进行R＆D支出、发明和模仿，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累进的具有某种路径依赖特征的进化的“马尔科夫过程”，从而超越了现代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寓言式说明。

(四)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依据以上分析，可以对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比较。

第8篇：经济学均衡理论范文

内容摘要：经济学需要新综合。应变“经济人”假设前提为“社会生态人”假设前提；应进一步拓展资源稀缺性的概念；关于人的收益范畴应包括物质收益与精神收益两个方面；数学、心理学、宗教学应成为经济学研究三个重要的学科基础；要用国民幸福度的提高代替GDP的增加；经济学要更加关注公平问题；经济学要实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经济学理论既需要超越自由主义，也需要超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既要关注分工的优势，也要关注自给自足经济的优势；经济学需要回归新重农主义；经济学研究要更多关注社会事业的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学需要研究资源配置的多重均衡。

关键词：经济学 新综合 研究

应变“经济人”假设前提为“社会生态人”假设前提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但经济实践的发展客观要求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是有问题的，而是要将追求社会利益及生态利益的最大化为基本价值前提。所以，经济实践发展客观要求经济学应将“经济人”假设变为“社会生态人”假设，也就是应将注重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作为分析问题的一切天然前提。问题是，在现实中，“经济人”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可回避的。但理论的前提未必就是现实的前提。理论的前提是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理论的前提可以以客观现实为基础，但不一定就以某一社会现实为逻辑起点。理论前提的设定往往是以理论建构需要为基础的。在新的经济理论中，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人”是被改造的对象，也是被约束的对象，而不是将其作为理论分析的天然逻辑前提。新的经济理论就是要改变以前以满足“经济人”需求为目标的经济学，变为以满足“社会生态人”目标需求的经济学。经济学只有将“社会生态人”作为逻辑分析前提，才有助于为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和有效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体系。

应进一步拓展资源稀缺性的概念

稀缺性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但传统经济学更多是注重了财富和资源的稀缺，而缺少了环境生态的稀缺性。环境生态在以往的经济学理论中，往往是作为一个非稀缺性的概念隐含在分析中的。所以，这种稀缺性的范畴是不符合新时代的经济要求的。经济发展客观要求应当将稀缺性拓展到一切领域，既包括财富资源领域，也要包括环境生态领域，包括空气、水资源等等。

关于人的收益范畴应包括物质收益与精神收益两个方面

人生的目标，就是追求在特定偏好下一生总效用的最大化。一个人的效用是其精神收益、物质收益、精神支出、物质支出等变量的一个函数。这里，精神收益表示一个人来自如安静、孤独、社会评价、社会荣誉、道德、社会成就感、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收益。这种精神收益构成一个人效用函数的重要变量。物质收益表示一个人来自物质产品方面的收益。诸如衣服、食物、住房、汽车、货币等方面的增加，都有助于增加一个人的物质收益。物质收益也是效用函数的一个重要变量。一个人除了有物质和精神上的收益外，还实际存在着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出。物质上的支出与精神上的支出刚好表示与物质上的收益和精神上的收益相反的事实。这两种支出也是影响一个人效用函数的两个重要方面。

数学、心理学、宗教学应成为经济学研究三个重要的学科基础

数学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经济分析提供逻辑思维。二是提供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工具。但经济学毕竟不是数学。数学是抽象的，而经济学是具体的。经济学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复杂和多元的，而数学则对这种复杂和多元因素有一个抽象和取舍的过程。所以，仅仅依靠数学，经济学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就是有限的。另外，经济学数学化本质应当是经济学要更多和更好利用数学的思想和工具，而不是仅仅利用数学的形式。目前，在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误区就是过度注重了数学的形式，而忽略了数学思想的应用。

经济学也是关于选择的学科，而选择就有一个心理过程，所以，经济学本质也离不开心理学。但经济学也不是心理学，二者具有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对象。

经济学也离不开宗教研究。因为人们的选择总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和信念指导下进行的，而价值观和信念的核心是宗教，所以，研究经济学，就必须要将宗教列为一个主要的影响变量。黑格尔（Hegel）指出：“宗教的形式怎样，国家及其组织的形式就怎样……时至近日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和耶稣教的国家在气质上和组织上仍是不同的。民族的气质是明确的和与众不同的，从一个国家的道德、政治组织、艺术、宗教和科学诸方面都能感受到民族气质的独特之处”（麦克斯・缪勒，2010）。宗教既影响国家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变革，也影响个人的投资和消费选择。所以，一项真正的经济学研究，应当既要考虑到理性的因素，也要考虑到非理性的因素；既要考虑世俗的变量，也要考虑神圣的变量。

要用国民幸福度的提高代替GDP的增加

所有学科研究的最终目的，都应是人的幸福度的提高。经济学为幸福实现主要通过资源配置手段。不管怎样，所有学科的最终目的，都应是人类的幸福，否则，学科发展就是不科学的，也是异化的。

经济学要更加关注公平问题

从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看，效率和公平本质是统一的。没有公平，效率就是短期的和局部的；有了公平，效率就是长期的和全局的。所以，经济学研究，不仅要注重效率，而且更要注重公平问题的研究。另外，公平也是提高人的幸福度的根本途径。从经济学角度看，幸福就是效用的满足。这里导致幸福的效用满足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绝对效用的满足；一是相对效用的满足。公平是产生相对效用的基础。从人的本质看，人对相对效应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绝对效应。所以，人对相对效用的满足会更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分配的公平性，比提高财富总量会更加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度。

经济学要实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这种情况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由于影响经济行为的变量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如预期、心理等，所以，经济政策的制定就像是一场政府与民众的博弈。这里客观因素决定了经济学研究具有客观基础，从而也就为经济学的科学化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而主观预期变量和心理因素以及经济政策制定的博弈性则决定了经济学尤其是经济政策的制定更像是一门艺术。

经济学理论既需要超越自由主义也需要超越凯恩斯主义

自由主义的不足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由主义对弱者不利。消除贫富差距，建设繁荣稳定社会，靠市场是靠不住的，这也是通过经济实践得到反复证明的。自由市场本质是具有达尔文倾向的，只承认强者，不承认弱者。自由市场只会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二是自由虽然可以导致知识的扩展，但未必能导致道德的扩展。哈耶克强调了自由对知识扩展的巨大意义，但没有认识到自由对道德建设的副作用。而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既需要知识的扩展，也需要道德的扩展。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必将是一个堕落而危险的社会。

凯恩斯主义的局限性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一，它是一种短期经济学，而不是一种长期经济学。凯恩斯说，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凯恩斯注重刺激需求的政策，其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的经济增长上，但从长期看，却是问题多多。不断刺激需求的政策，在长期内，必然导致信用的不断扩张和债务的不断积累，一旦信用和债务链条断裂，必然就会引发信用危机和债务危机，并由信用危机和债务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第二，凯恩斯主义政策主要立足于经济增长，而重心不在社会公平方面。第三，凯恩斯主义立足于“节俭的悖论”，而实际应有“浪费的悖论”。从局部和短期看，节俭固然可以减少需求，不利于刺激经济，但从长期和整体看，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节俭对一个人或家庭而言，只是导致一个人的支出出现在不同的时间段而已，而并不是不支出；节俭有利于家庭稳定；节俭有利于环境的保护；节俭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在居民普遍节俭的情况下，需求就是有限的，企业家投资就需要谨慎，不能盲目，这有利于选择最有效的投资项目。同时，由于储蓄充足，银行资金宽裕，就是有些企业投资失败，也容易得到银行再融资，旧的项目也容易得到改造和淘汰；节俭有利于社会道德建设。节俭有利于养成自律的好习惯。所以，凯恩斯的所谓的“节俭的悖论”，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局部逻辑推演。凯恩斯只看到了经济效果，而没有看到环境和社会的效果，只看到了短期效果，而没有看到长期效果，或是只看到了局部效果，而没有看到全局效果。所以，在现实中，我们应坚决提倡节俭。从长期和整体看，只有“浪费的悖论”，而没有“节俭的悖论”。第四，凯恩斯主义治理经济危机的措施只是治标，而并不治本。治理经济危机，凯恩斯理论主张扩大开支、刺激需求，但扩大开支、刺激需求更多是治标，而不是治本，财富均衡才是治本。第五，凯恩斯主义理论更多设定政治家是“道德人”，而实际的政治家更多是“经济人”。第六，凯恩斯主义并不能解决人的精神满足问题。第七，凯恩斯主义理论以需求为关键变量，而实际情况应是需求和供给都是重要变量。

经济学既要关注分工的优势也要关注自给自足经济的优势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经济学研究要多提倡各国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对于全球化和分工，不能盲目迷信，既要看到它的好处，也要看到它的不足。全球化和分工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但全球化和分工也增大了各国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各国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应对全球化和分工进程，应寻求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对于一些抗风险能力差的国家，应谨慎开放，尤其要谨慎开放金融领域。

经济学需要回归新重农主义

新重农主义发展思路的总体要求是要大力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尤其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抓好农业增产社会意义巨大。农产品供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另外，从微观和短期看，确实存在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矛盾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供给的增加，也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进而也导致了农民收入的下降。但从宏观和长期看，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实质是统一的，并不是矛盾的。如何让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有机统一起来，从长远和宏观看，关键是要抓好农产品流通环节建设。所以，国家和政府在抓好农业增产的同时，也要重点抓好农产品流通环节的管理和规范。要坚决打击流通环节的垄断，要健全和完善流通领域内的合作组织。

经济学研究要更多关注社会事业的资源配置问题

要积极促进医疗、教育、体育等行业的发展。发展这些行业和领域，既符合社会发展的目的要求，也符合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发展医疗、教育、体育等行业，从需求角度看，这些行业本身可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从供给角度看，这些行业也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质量，提高供给效率。另外，由于这些行业的需求相对比较稳定，波动较少，所以这些行业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有利于减少经济危机。

经济学需要研究资源配置的多重均衡

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配置均衡应包括四大均衡：时间均衡、空间均衡、价值均衡、实体均衡。资源配置的时间均衡就是实现资源在不同时间段的合理流动，现金流和实物流应在时间区间内均衡平稳流动，而不应产生在一段时间是“小溪”在另一段时间是“洪水”的不稳定流动。资源配置的空间均衡就是实现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发展。资源配置的价值均衡就是实现实体价值本身变化的平稳和协调，最主要的就是价格变化的平稳和协调。资源配置的实体均衡就是实现实体经济不同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实质就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均衡协调。

第9篇：经济学均衡理论范文

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套与传统法学

迥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而这套架构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传统主流的法学理论一直是法律的哲学，它的技术基础是对语言的分析。绝大多数法学家把实证研究想象成是对案件的分析，目的是力求法律解释的一致性。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

法律经济学讲什么 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法律的形成、结构、效果、效率及发展的学科。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的。经济分析通过收益、成本的差额比较来确定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或制度模式。经济分析中的数量分析和行为理论的量化完全实现了理性的确定性要求。

归纳整个法律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法律经济学还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这些方法都以自己鲜明的特色使法律经济学充满生机。

均衡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要求

均衡是个数学概念，借自于微积分理论。均衡指因为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趋向均衡。中国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供求之间从不均衡过渡到均衡，即我们要充分保证避免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严重短缺。这种均衡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方面。

法律改革的实质是重新配置公权力和私权利资源，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当前，中国法律存在着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法治进程。从民商法看，民商法长期以来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表现为民商法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民商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落后于社会实践；从行政法看，行政法规过于泛化，强调涉及领域广、干预力度大，有些进入了它不应介入的领域，构成市场经济和法治的障碍，成为法律不均衡的主要根源。从当前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看，财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自由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有关企业法律、适应市场经济对政府要求的行政程序法、以及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等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法规都亟待完善。法律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将推进这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建立。

效率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目标

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效率”。效率应当是中国法律改革的主要目标。它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工程，把法律和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开法律社会工程之门的钥匙。

从司法实践看，同国外的法官办案效率相比，我们的法院办案效率是相对较低的，有相当比例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最佳效率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处在相等的均衡点上。所以，效率目标的实现不能一味追求节省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也不能一味加大投入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浪费。

法律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法律经济学已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一种国际法思潮的事实将改变中国传统法学的固有结构。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将促进中国法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