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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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危机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经理；经理地位；公司经理；经理概念

一、公司经理概念的国内外对比

公司经理（经理）这一概念是中国对于西方先进法律、经济文化的吸收。由于各国的法律制度，经济文化，习俗的差异，经理这一词含义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此分析一下不同国家对经理赋予的不同概念。

1、首先我们分析英美法系国家的经理概念，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中就包含极其丰富的经理和经理权的内容和规则。就英美两国的两著名案例进行诠释：在AutoAssn诉Alexander　Film　Co案中（英）表述为：一个被聘任来管理、经营或指导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和他人事务的人。[1]又在Branniff诉McPherren案例中（美）其经理被表述为：一个控制、管理公司经营或是分支机构部门的人，他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与独立的判断权.因此经理有权控制雇主的营业活动和做出自主经营的行为。[2]而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成文立法上，经理被包括在"高级职员"的范畴中，他们是董事会进行授权的公司人。

2、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有关经理的规定丰富而又复杂，因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法的立法模式有合一和分立之分。如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国家：瑞士，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在民法典中做出了关于经理的规定。《意大利民法典》将经理定义为："接受企业主的领导经营商业企业的人。"[3]而德国、韩国、日本、我国澳门等民商分立模式的国家则是在商法典中加以规定。如在韩日商法典中其被包含在"商业使用人"中，他是"给予代替营业主而形式营业中的一切裁判上和裁判外行为权限的雇佣人。"从不同的立法模式中表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民法典侧重于行为的角度去分析经理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契约关系代替经理的身份关系。而商法典则从区分经理和商人角度出发，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所以更多的同过强制性规范来保障经理权力的实现。

二、我国经理法律地位分析

世界各国关于经理法律地位的学说，主要雇员说（高级职员）、人说、法人机关说（前苏联）等，分别代表了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的观点。我国也受他们的影响，虽然各有其合理的一面，并不能由其他学说取而代之，全面的揭示经理的法律地位。

我国法学界对于经理的法律地位没有进行明确清晰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公司法第50条、第69条、第114条、第217条的规定中得出，经理属于高级管理人员，其由董事聘任或是解聘。公司雇员说，肯定公司与经理人之间存在这雇佣关系，却只是将经理等同于一个提供劳动力的雇员，并没有解释出其不同于普通雇员的高级雇员的身份，此学说也不尽完善。[4]说，认为经理是运用他的技能为公司服务的一般民事人，其与公司之间的关系，适用民法上的规则。其忽视了经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承担了特殊职能的商事人的这一身份。公司代表人说，认为经理是公司的代表机关，并以公司名义，代表法人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和诉讼活动，公司对其该类活动承担直接的法律后果。在中国，现在这一学说被很多学者接受。在公司机关说中，认为经理和股东会、董事会一样，都是独立的公司机关或几个，承担公司内部的经济、人事和行政等经营管理职能。将经理从董事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了广泛的权利，极大的提高了其为公司服务的积极性。可是该学说仍有缺陷，其给予经理过大的权力，使其与股东会和董事会平起平坐，不符合权利和义务向平衡的原则。

因此，根据现"公司法"和中国商事上的实际情况分析，经理是高级雇员和商事人的结合体。公司法第50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定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是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一）…"，[5]这一法条揭示了经理职员的身份，但是有赋予了其不同于普通职员的权力，所以认为其高级雇员。为什么说经理是商事人而不是民事人？经理是经董事会授权，以其专业的技能和经营经验，对内管理，代表董事会进行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对外代表公司进行各种商事活动，且这些活动的效果由公司直接承担。所以认为经理具有人的身份，但是并不是一般的民事人，他从属于董事会并对董事会负责，对内进行经营管理，对外从事营业活动，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经营活动，凭借的是其高水平的经营方法和经营经验，因而他是商事人。[6]

由上分析可得，经理是商事人和高级雇员的结合体，我国公司法应该进一步名取尽量的法律地位，这样才能理清其与公司的关系，有法可依，避免纠纷和利益冲突。

三、我国公司经理法律制度的完善

1、我们必须在公司法中明确经理的性质地位。不能笼统的提示其受雇于董事会并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进行经营管理。我国应在条文或是解释中明示，公司经理是高级雇员和商事人的结合体。

2、可以设立激励机制。我国公司法第47条第一款第9项，第117条涉及到了经理的"报酬"两字，但是过于广泛，并没有对报酬数额和标准设立具体规定，在实践中抽象的规则不易并操作，所以在公司法或是规章制度中进行规定。而且也可借鉴现在国外成功的股票期权制度，取消股票回购，股份转让的限制，并通过"税法"和"证券法"为股票期权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3、对于经理在公司立法体系的调整。我们可以将现行《公司法》中对经理权力相关规定的位置进行调整，可将其移至总则来统领各类公司。将其移至《公司法》总则中，一为统领各类型公司，二则可以使经理权之规定避免重复，符合科学立法。

4、建立约束机制。首先除了对经理予以法律责任约束外，由于《公司法》第152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的诉权，但是没有涉及小股东的诉权问题。我们可以在小股东利益得不到救济的情况下，使其能代表公司对经理提讼。[7]再者，对诉讼的范围不再做硬性规定，是股东能自由决定诉讼请求的范围，这就有利于对股东利益的维护和经理的制约。

5、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事索赔机制。我国《公司法》中对于经理违反义务的不法行为有所规定，从层面上来看，都是一些具有积极作用的制度，但是其还是缺乏可诉性，操作性不强。如我《公司法》中第54条和第126条规定监事会（监事）的职权："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却没有规定制止和纠正上面行为的请求方式，尤其是没有规定当经理拒绝纠正时监事会（监事）的权。

参考文献：

[1]Black's　Law　Dictionary[M].West　Publish　CO.1979.865.

[2]Black's　Law　Dictionary[M].West　Publish　CO.1979.561.

[3]陈国柱，译.意大利民法典[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

[4]王保树，钱玉林.经理法律地位之比较研究[J].法学评论，2002，（2）.

[5]胡光宝.公司法[M].群众出版社，2005：25

[6]叶乃杰.公司经理的概念、性质和法律地位辨析[J].研究生法学，2003，（1）.

第2篇：经济危机的概念范文

近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在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种用法对吗?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何区别和联系?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当前世界各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论从波及的范围，还是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看，这场金融危机都不亚于1929～1933年那场经济危机。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是不对的。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深入理解当前金融信机的性质和影响是必要的。

什么是经济危机

当代多数中国人头脑中的经济危机概念基本上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其表现为生产减少、工人大量失业、购买力和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等问题。

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内涵要比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宽泛得多。从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主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发的结果。爆发于1929～1933年间的美国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使得社会贫穷阶层和人口不断扩大，从而制约了社会消费能力，导致了社会生产的过剩。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单一的。有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战后，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世界贸易一体化趋势加强，资本市场发达，金融领域创新活动频繁，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虚拟经济超实体经济加快发展。这些因素虽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但也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

举例来说，1970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利益集团的矛盾引发的；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由东南亚国家放松管制和过快的资本自由化、银行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缺失，汇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经济危机则主要是资本项目开放过早且金融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国金融领域中次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等因素，深层上还有社会政治原因：政府长期以来为满足民众的愿望而偏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房贷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金融萎缩，股价下跌，资金供给不足，流动性低，并引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经济萧条，甚至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动荡。

现代社会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并迅速蔓延，这与发达的现代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由于实体经济迅速发展，货币制度硬约束的不复存在(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虚拟经济超常规发展。金融市场异常活跃，泡沫现象严重，这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流动性过剩加剧。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紧密，某一国或地区金融领域出现问题，立即会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经济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联系和区别

第3篇：经济危机的概念范文

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危机都是因为生产能力突然大过了市场需求,所以需要调整。危机本身是市场的自我净化和循环的必然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应该是正常的。也就是说,生产能力过剩带来了调整。

如果从指标上来看,危机的发生主要在于存货问题。以前几次大的经济危机,都是一边把牛奶往大海里倒,一边工人由于失业买不起牛奶,这就是存货太多的问题,而牛奶本身又是一种容易过期变质的东西。经济危机的发生、发展,不能只看价格走势,价格走势并不是市场的先行指标,而是市场显性因素的反应,存货才是主要原因。

钱货比例失衡引发存货恐慌

所谓经济危机爆发于存货恐慌,就是当危机爆发时,手里的钱和货的比例不对称了。货一旦发生积压问题,企业就运作不下去,进而体现在金融上出问题。金融问题其实也与存货有关,这不单指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发生问题也是太多的钱买了虚拟的货,像债券等,然后突然贬值,银行发生危机。虚拟的货和实体的货相比,虚拟的货缺乏监管,秩序也尚未探讨明白,所以引发了这次危机。而实体的货本身是清楚的,过多了必然有问题。

经济危机的爆发体现在生产能力过剩。存货多就不能再生产,不能再生产就导致不能购进原材料,同时还可能要裁员,这就是“存货恐慌”。首先,大家不进货了,使得包括钢铁、水泥、石油等在内的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下跌,原材料工厂的生产能力也随之过剩,接着就导致全部产业链过剩;第二是裁员,被裁的人们更不会买东西。

为什么经济危机一发生很多企业就倒闭呢?这就是钱货比例失衡。经济危机一开始出现的问题肯定是钱少货多,企业要度过经济危机,现金流成为主题。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消费萎缩,所有的公司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能不能活下去。凡是现金流没问题的,都活下来了;现金流有问题的,就开始倒闭。这是钱货失衡的直接体现。

存货与房地产走势

经济危机爆发后,企业会自动进行存货调整。存货调整就是把存货降到一定的比例。

存货分两种:一种像牛奶这类存货,过期卖不出去就要倒掉,这被称为供给弹性不足。这种存货调整就是所谓的硬调整,价格非得硬着陆不可。再比如酒店的房间,也是供给弹性不足,价格下跌,但房间数目不会减少,因此存货调整对价格影响较大。另外一种存货的供应弹性大,价格跌了就供应少一点,价格高了就供应多一点。

房地产的存货,大家一般认为供给弹性不足,房子一旦建起来必须建完,因此普遍认为房地产的存货需要3―5年的消化期。其实,中国房地产的供货弹性与大家所想象的不太一样,比如“两年不开发收回土地”的政策如果坚决执行,必定会减少供给弹性,但目前事实并非如此。

从房地产的开发周期来看,从拿地阶段到规划阶段,从施工阶段再到销售阶段,里面包含了分期的问题、开竣工延时或调整的问题、土地规划的问题,因此,房地产的供给弹性,尤其是新房的供给弹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以一存货概之。

再比如,开发商的现金流确实受到银行贷款的自有资金比例限制,受到施工单位垫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是中国特色,建筑公司如果产能过剩,愿意垫资的人就会多。

此外,房地产存货的供给弹性在不同地区也不一样,有些地区是楼封顶才能卖,有的地区是挖地基就能卖。所以存货问题在各地不是整齐划一的,不能对各地区的存货量采用单一的方法进行分析与评价。

存货调整后的补货

当钱与货稍微平衡之后,存货的“货”本身就需要分析了。有一些货确实是需求摆在那里,比如说全世界的日常消费,这个消费量一般是恒定的,大家总要吃饭,虽然调整一下吃得好或坏,但最基本的粮食、蔬菜、猪肉等差不了多少。中国的外贸为什么不如人家想象得那样损失很大?因为中国的出口以中低档的生活必需品为主,而且成本低,省钱。在存货调整的阶段,大家都紧张,但一旦钱货平衡,必然会补货。目前石油价格开始涨,说明这些基本的东西不可能下降太多,也就是说抹去炒作的那一部分之后,正常需求量是稳定的。就房地产来说,婚房、换房等刚性需求可能会推迟一些,但不会减少,更不可能彻底消失。

要研究货的问题,还需要分析在经过了急剧的存货恐慌、存货调整之后,哪些货该补、哪些不该补。中国的车市今年第一季度的销量超过美国,非常火爆,说明有些货是需要补的。

目前房地产市场,基础原材料在经过一次存货恐慌和调整后,价格非常低。第一季度全球没有通胀,各央行大量印钞也没有出现通胀,过了恐慌期和急速调整期以后,央行货币政策开始宽松。货币政策一旦宽松,比如调整自有资金比例,大家就开始正常运作了,各企业就要找适销对路的产品。所以,这个时候研究适销对路产品、抓住时机补货,就成为一个基本战略。

钱货矛盾的“危”与“机”

恐慌期和调整期结束的标志,就是企业的钱或者能拿到的钱,与资产比例相适应了。这时候再说出货,货可能会有问题了。当然有些公司的货本身就不对,像美国三大汽车厂的存货就比较麻烦;而中国面向大众市场的东西,问题都不是太大,我们绝不能走极端。在市场高涨的时候,大家走了极端,认为市场无限好,借钱拿货;在底部时期也不能走极端。这就是“危”与“机”的对立统一。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央行实行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由政府带动投资,4万亿的效果还没有在实体经济中全部显现出来。

房地产企业在这个时候检讨存货问题和理清存货概念,对制订公司的发展规划十分必要。要根据具体的地区和市场情况,决定什么样的货需要补,什么样的货需要卖。如果因为对经济危机的过度恐慌而不敢抓住危机中的机遇,是不明智的。在这个阶段讨论是不是反弹抄底并不合适,有点赌博的意思,因为每个人的资产和存货概念不一样,最好不谈这个问题。

第4篇：经济危机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经济危机；马克思；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既定前提是资本主义是永恒存在的社会制度，这导致在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忽视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把研究重点集中于市场要素的需求供给关系、市场主体的未来预期乃至货币供给等视角，试图从上述微观层面人手建立规避经济危机的有效策略，此外，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是各种外部因素，例如政府制度规制等干扰的结果，只要避免外部因素干扰，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由此能够看出，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停留在对现象表面的认识上，其导致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结论较为片面。

第5篇：经济危机的概念范文

但这次则全然不同。各种指标表明亚洲的经济正在恢复正常，甚至是复兴。在西方，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危机已经见底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升，但人们仍然看不到其对世界经济复苏的意义。尤其是美国，人们一直在期望美国能够做领头羊。危机发生之后，全世界各国都用不同的方式来“拯救”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考量，因为人们意识到，如果美国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也会进一步影响本国的经济。但至少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能够扮演此种角色。

与美国相比较，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复苏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这次本身并没有金融危机，但深受外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承担各种国际责任的同时，动用一切尽可能的力量来复苏自己的经济。

兼有金融与经济杠杆

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却能同时用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拯救危机，因为它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

结果是显见的。这些举措不仅带动了本身的经济复苏，而且也带动了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回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关的经济体大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而中国的这种复苏势头又对西方经济体产生积极作用。如果说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作用仅仅限于亚洲，那么这次中国的作用超越了亚洲而对全球经济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们发现，德国和法国的经济转好就和它们对中国贸易的增长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的经济表现令西方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不过，事情还并非仅仅是中国的经济角色问题，从深层次看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

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中国政府本身在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小心翼翼，并没有公开接受或者反对这个概念。中国模式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并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这种模式最终是否成功，还有待检验。但是站在外部的角度，人们对中国模式则不这样看。

曾经宣称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这些年来一直在修正他的观点。之前他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提升到道德化的高度。但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反复和中国的崛起都表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最近，福山注意到，尽管亚洲的印度也在崛起，并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一个更有效率的中国。

开放的政治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表明，政治制度的发展是开放的。尽管中国还被外界称为权威主义的体制，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发展出符合其自身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政治体制。

中国政府现在唯一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本主义，努力把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中国政府也努力提高政府过程的透明性，并建立各种机制使官员对人民负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高效率，无论是处理四川地震还是应付这次金融危机，相对于其他政治体系，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和其他一些政治体制这些年的发展表明，民主的政体不见得能够有效服务于公众，而中国的体制也不见得不能为人民提供有效的服务，重要的可能不是大的制度构架，而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感受和认知的这些变化对中国模式来说的确是个机遇。这里既表现为中国的硬力量，也表现为软力量。硬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及其产生的客观外在影响，这是外界所能亲身感受得到的；软力量，就是人们对中国能够产生的经济影响力的主观认知。（很显然，这里的软力量是外界对中国的自觉的认知，是基于硬力量的影响力之上的，这和中国有关方面正在大力推动的软力量是很不相同的概念。）

机遇与挑战

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应付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变化的产生又是对中国模式的极大挑战。挑战的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外部方面的挑战指的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的时候，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对华经济政策和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内部挑战主要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

中国模式是个统称概念，因为中国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模式。早期简单地把经济增长主要是GDP的增长作为最为重要的指标。尽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无穷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社会正义和环保压力等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应付，那么中国经济模式就很难持续。因此，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努力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可持续性、环保和社会公平成为了新模式的主题词。

转型机会的流失

从发展模式的转型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个很好的机会。从宏观上来说，中国可以对自身的混合经济模式充满信心。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淘汰了很多落后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开始建立内需型消费社会。内需型社会无疑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最重要标志，即从世界大工厂转型成为世界消费者。

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庞大刺激计划的产物，是大量投资驱动的。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的坏账？中国政府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花了大量的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如果这次大规模的投资再次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那么就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在刺激内需方面，政府主要还是通过各种金融和经济的举措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还是缺失，就是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

第6篇：经济危机的概念范文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沉淀成本的分析 通常，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着眼于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市场交易过程，产生沉淀成本的主要因素包括： 2交易成本也是产生沉淀成本的重要原因之一。交易成本是指达成一笔交易或签订一份契约所要花费的机会成本，也指买卖过程中所花费的全部时间和货币成本。这些交易成本对于提高初始购买价格以及降低资产再出售价格有很大影响，类似于税收楔形，从而产生沉淀成本。即使资产不具有产业或企业专用性，由于Akerlof[5]的“柠檬效应”问题，常常也会产生部分沉淀成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买卖双方对二手资产的质量存在信息不对称，致使通用性资产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就像汽车市场上的旧车问题，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

3 显性或隐含契约、政府管制的存在等也会产生沉淀成本。也就是说，如果契约完全，不会存在沉淀成本。然而，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不确定性和意外冲击，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例如，如果存在充分就业的隐含契约，一旦失业，就会产生部分沉淀成本；再比如，政府对于某些可以流动的资产加以管制不允许流动，也会产生沉淀成本。

通过打破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市场模型，沉淀成本常常出现在产业组织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它也成为影响企业进入与退出以及市场失灵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是沉淀成本构成潜在企业的进入壁垒，很容易造成进入威慑和先行者优势。为了证明固定成本不构成进入壁垒，需要定义进入壁垒概念，它是指不由在位企业而由潜在企业承担的生产成本。遵循这一定义，Baumol和dash;—交易成本，从而也会影响投资成本的补偿程度。他发现，与市场不同的是，企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如知识技能）和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常常固定在一种特定形态上，很容易产生变化依赖性。例如，公司在进行厂房、机器和设备等物质资本专用性投资之后，就不可能轻易地将这些投资转为他用。不仅物质资本投资如此，即使所获得宝贵的专业化知识（人力资本投资专用性），这些专业化知识只要退出，也将变得毫无价值。因资产专用性引发交易成本，一方面，使企业内部生产效率下降，如委托和产权结构配置；另一方面，由于根本性转换存在，也使企业准租金分配常常遭受KlEin等[7]所说的敲竹杠问题（Holdup Problem），很容易造成投资成本无法补偿或者补偿不足，因而看到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重要性，它们间接达到补偿投资成本的目的，也就不会涉及产品市场价值实现失灵问题。

二、马克思经济学对沉淀成本的分析

实际上，19世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明确提出沉淀成本概念，但他已经认识到沉淀成本的本质特征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马克思按照资本价值转移方式划分出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前者是逐渐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后者是一下子将其价值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而且他还指出，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因不断受到冲击或损耗，由新变旧，外表形态虽然较长时期保持不变，而它的内在功能却在慢慢地衰退，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就逐渐地不同程度地降低，其自身价值也随之相应地减少。固定资产因损耗而减少的价值称为折旧。将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因损耗而转移到成本中的那部分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值称为折旧费。

马克思从生产过程中固定资产的折旧成本角度来分析沉淀成本的产生，而不是从资本市场的交易过程的价格差入手，尤其是将沉淀成本与进入、退出市场之间的联系切断了，由市场交易过程回到生产过程中，突出折旧成本与产品市场价值实现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为此，马克思考察固定资产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以及从价值转移方式角度探讨沉淀成本的产生，更多地关注市场竞争、技术进步以及产品创新给在位企业带来的沉淀成本。这种沉淀成本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必须支付的一种价格，特别是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逐步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社会产品价值实现越来越困难。也就是说，那些只关心个人利润率的资本家，其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是让整个经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造成类似于一种“合成谬误”或“囚犯困境”。也就是说，身陷“囚犯困境”以后，资本家会做出让所有人的利益都受损的最差选择，因此需要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同心协力。因为在马克思之前，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是一种利润驱动性资本主义理论，但它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资本理论和利润理论……一个主要漏洞，就是缺乏一个能够安置长期固定资本的学说[8]。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新古典价格理论关于价格将由边际成本单独决定，无论是固定成本还是沉淀成本在这一理论中都不起作用。然而，在出现固定资产的情况下，完全竞争将会给企业招来极大的灾难，此时却假定固定资产不存在，或者假定固定资产具有完全通用性，可以随时重新配置，这一说法严重脱离经济发展的现实。 马克思经济学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状况，对沉淀成本概念解释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市场价值损失方面，以及如何看待这些价值的损失，他指出：“这种生产资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它执行只能的平均持续时间，从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时起，到它完全损耗不能使用，而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或再生产为止”[10]。马克思还指出，“年劳动产品的价值，并不就是这一年新加劳动的产品。它还要补偿已经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劳动的价值。因而，总产品中和过去劳动的价值相等的那一部分，并不是当年劳动产品的一部分，而是过去劳动的再生产”[11]。企业主要目标是扣除货币工资、原材料成本以及资本折旧、利息成本和现有资本存量的所有者的正常报酬（股东份额）之后产生合理的现金剩余（利润）。资产有形和无形损耗是一个不断发生的连续过程，而这些损耗是理解固定资产引发沉淀成本的关键。由于固定设备是由年龄或寿命（Vintage）构成的，同一设备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寿命，因而设备的残值也是不同的。在这种意义上，折旧成本必须通过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值

得到补偿，否则就会发生沉淀成本。

尽管经济进步伴随着长期固定资产的积累，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不现实地假定耐用资本品不存在或者假定资本品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以看不到长期固定资产积累所固有的本质特征——沉淀成本的产生。因此可以说，为了使简单再生产正常地维持下去，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耗费多少劳动资料就要补偿多少劳动资料。否则，由于自由放任市场机制，很容易造成理性悖论——社会产品价值无法实现，会产生更多的沉淀成本而引发债务与经济危机，甚至是全球经济危机，从而看到政府干预的重要性。

三、沉淀成本的产生与价值实现失灵

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从长期看来没有沉淀成本，所以也就没有资本和利润理论了，从而看到市场与企业之间完全替代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创始人科斯明确提出：为什么有些活动通过市场交易展开，而其他经济活动则是在企业内的等级制度下进行？遵循科斯这一研究思路，威廉姆森提出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概念，细化交易成本，比新古典经济学前进了一步，为研究资本和利润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方法，与奈特的不确定性、罗宾逊夫人的垄断和熊彼特的创新等解释形成互补关系。为了克服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概念的局限性，我们沿着马克思经济学的成本补偿或价值实现角度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经济学资本理论和利润之间的复杂性。因此说，沉淀成本或固定资产使马克思《资本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同，从而得出的结论与政策建议也不同。

企业投资的目的就是让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销售以获得一定的利润。此时假设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沉淀成本或很强的专用性，它们与劳动、原材料等生产成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要能够按照补偿投资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服务，固定资产、R&D和技能诀窍等耐用性和专用性投资也就不足为虑。在企业购买、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折旧费，企业只需要在产品市场上获得销售收益就行。如果企业无法补偿折旧成本，那么就会出现沉淀成本，此时与企业是否退出市场还是继续生产都没有关系。对马克思经济学来说，沉淀成本主要是一个价值实现或成本补偿问题。

因此说，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狭义概念，广义沉淀成本可以被定义为既不能通过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值得到补偿，同时也不能通过资产投资本身的再出售价值得到补偿的那部分成本。由此可以推断，尽管资产具有通用性或者它们的服务寿命很短，如果不能得到完全补偿，企业仍会产生沉淀成本。反之，尽管资产是专用性或者它们的服务寿命很长，如果能够得到完全补偿，也不会产生沉淀成本。Dixit和Pindyck[12]则指出，沉淀成本是任何投资成本的一种潜在特征，比人们通常认为得要普遍得多。

由此可见，依据马克思经济学对于广义沉淀成本的理解，可以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狭义性。一是沉淀成本不仅与资本市场状况联系起来，而且还与产品和服务市场联系起来了。二是沉淀成本不再与进入和退出市场发生关系。即使企业继续运营仍会产生沉淀成本，尤其是折旧成本自身能否得到补偿非常关键。三是从事前来看，任何投资成本都可能成为沉淀成本。但是从事后看，每一类投资成本都有可能是沉淀成本，主要取决于企业在投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价值实现状况，但并不意味着有些成本可能潜在地比其他成本更容易产生沉淀成本。四是突出沉淀成本与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把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联系起来，从而可以看出沉淀成本的有无与宏观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沉淀成本可有可无。而在现实经济中，固定资产的损耗（折旧费）还包括货币工资、原材料成本等，不仅需要得到正确反映，而且还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得到补偿。如果忽视投资成本的补偿，也就忽略了沉淀成本的存在价值，不仅会影响扩大再生产，甚至还会破坏简单再生产过程，最终导致财务资源枯竭、非自愿性失业和经济危机等，从而孕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展方向。

四、对沉淀成本概念的一种新综合

一般说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沉淀成本概念的分析主要关注：一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完全知道沉淀成本的大小，从而使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看不到沉淀成本存在及其自身变化的现实意义。二是仅仅着眼于资本市场交易过程，其中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以及政府管制等影响沉淀成本。三是沉淀成本仅仅与进入、退出市场直接相关，忽略了产品市场价值实现对沉淀成本的影响。也就是说，沉淀成本不仅构成潜在企业的进入壁垒，而且还构成在位企业的退出壁垒，严重阻碍企业自由进出市场或产业。四是虽然看到准租金分配时“敲竹杠”对投资成本补偿问题，但忽视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对沉淀成本的影响，特别是固定资产价值损失（折旧成本）自身的补偿问题。因此说，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囿于新古典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边际分析导致很难看到沉淀成本的本质特征及其影响。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短期与长期分析，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资

源都可以充分流动起来，因而不会存在沉淀成本。这样，在微观与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不涉及它，从而积极倡导自由放任市场，无需政府干预或者干预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相比之下，马克思经济学对沉淀成本概念的理解超越了静态均衡分析，而是指在历史时间和动态调整中，因资产有形磨损、无形磨损以及社会产品价值实现失灵的自然结果，是市场经济天生不稳定的来源。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是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经济的核心本质，而固定资产的有形和无形损耗（折旧费）无法通过自身再出售得到补偿这一事实，导致马克思认识到社会产品价值实现对于投资成本补偿的重要性。这样，马克思经济学不再考虑进入、退出市场与沉淀成本之间的联系，而是从产品价值实现角度直接探讨沉淀成本的出现，广义沉淀成本不仅与企业生产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值实现有关，还与资产自身的销售价值实现有关，是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事实上，从长期来看，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没有沉淀成本的经济模型，尽管从短期来看，产业组织经济学强调沉淀成本的承诺和博弈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资产专用性和交易成本概念等，为考察沉淀成本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需要考虑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状况，而且还需要考虑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在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的狭义观点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经济学对沉淀成本的拓展分析，将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考虑投资成本的价值补偿问题，从而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广义沉淀成本的形成动态过程及其后果[13]，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到，沉淀成本的产生与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第一阶段是投资决策，主要是指购买或建造厂房设备的承诺，而且还包括在投资付诸实施之前需要支付的搜寻信息和签订契约方面的交易成本投资。第二阶段是生产过程，在生产中不仅需要考虑激励与协调机制，还需要考虑各类资产的有形损耗与无形损耗程度，包括生态环境方面的自然资本，从而看到折旧成本自身对各类资产的沉淀成本影响。第三阶段是产品销售，需要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拿到市场上进行销售。如果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则不会出现沉淀成本。如果产品和服务滞销，就会亏损。此时，需要考虑第四阶段，企业是否出售固定资产。如果再出售价值能够补偿投资成本，那么也不会存在沉淀成本，进而不会出现债务和信贷问题。然而，如果再出售价值无法补偿投资成本，就会出现沉淀成本，其结果是，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会随之而来。尤其是，企业的投资活动—价值实现之间存在时间间隔或时间滞后，经济中的政治、历史、社会和心理等因素都会影响投资成本的补偿程度，影响企业的再生产条件。因此，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都需要得到补偿，否则，就会导致沉淀成本出现，以致引发再生产中断。一方面，从长期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沉淀成本，一切投资成本都可以流动起来；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即使出现沉淀成本，也不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其沉淀成本的大小不会影响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决策，可以说，沉淀成本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然而，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看，沉淀成本产生意味着企业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困境。进一步说，如果这些行业出现的危机能够很容易波及其他行业、其他地区，使国民经济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从而引起经济周期性危机。因此说，如果处于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中，没有沉淀成本，企业通过资产自身的再出售很容易解决自身财务困境，也就不会有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然而，正如马克思（也包括凯恩斯）所强调的有效需求不足，投资成本无法通过社会产品价值得到实现，企业也无法通过资产出售得到补偿而产生沉淀成本，很容易产生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从而看到新古典经济学假定错误会自我消除，或者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会纠正这些错误。不幸的是，在现实世界中，金融恐慌会轻易地失去控制，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认为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差距是引起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但在解释这种差距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凯恩斯认为，出现差距完全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马克思则在强调需求和供给都有问题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了供给（即生产能力的侧面）上。也就是说，资本家的投资支出起到了扩大总需求以及提高生产力的双重作用。因此，资本家的投资支出引起的生产率超过了总需求时，资本主义经济很难摆脱价值实现受挫的恶果[14]。

图1 沉淀成本的产生及其政策取向

总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坚信完全理性，因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走得太远，以致无需考虑沉淀成本问题，如果不把沉淀成本添加到理论模型中，我们就会丧失判断力，也就无法认清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由于有限理性、真实时间以及非遍历性背景（Nonergodicity）的约束，沉淀成本的产生是由资本市场、产品市场以及政府政策等造成的，难以纳入新古典一劳永逸的优化模型中。沉淀成本的出现对微观和宏观经济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不容忽视。尤其是沉淀成本的出现，主要通过流动性约束和财富效应，使背负债务的企业逐渐缩小生产规模，从而波及宏观经济，很容易引发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究其本质，这主要与投资成本的补偿机制有关。对于企业的生产耗费来说，包括机器、设备和厂房等固定资产的有形和无形损耗，摊入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等，都需要通过社会再生产运动得到相应的补偿。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价值运动的方式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价值上补偿，在实物上如何更换，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状况，也直接反映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或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需求、相互供给，形成互为条件、互为制约关系。

五、一般性结论及其制度或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在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条件下，任何投资都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或产品市场得到补偿，从长期来看不会产生沉淀成本，自由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如地协调人们之间的行为，个人仅仅致力于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结果却导致了有效率的、最佳的社会结果，无需政府干预，仅仅关注短期沉淀成本的存在及其影响并无大碍。然而，遵循马克思经济学的成本补偿或价值实现的思路，可以看出马克思《资本论》优越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所在，走进一个有货币、信贷、固定资产甚至真实时间的世界里，市场具有不稳定性，诸如非自愿性失业和经济危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没有沉淀成本，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依据资产专用性和交易成本考虑现货市场、长期契约或垂直一体化等组织边界问题。迪克西特和平迪克研究不确定性与沉淀成本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创建了实物期权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新古典净现值方法[15]。这些研究更多关注狭义沉淀成本，但对于完善马克思经济学对于沉淀成本的本质认识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超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着眼于总供给政策并兼顾总需求政策，区分有无沉淀成本经??模型这一简单两分法，再次确立了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核心关系，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制度或政策创新的基本原则，即加强风险和沉淀成本管理。

1从经济理论创新上看，沉淀成本也会引起市场失灵，又一次驳斥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产生最佳结果这个斯密神话，有沉淀成本的经济模型更加贴近现实经济条件。自由放任并不可行，私人契约和政府干预都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和技术创新等，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产生的沉淀成本十分显著，很容易造成创新悖论，并不是技术进步越快越好[16]，也不是创新越多越好[17]，因此，有管理的适度竞争或适度垄断是合意的，过度竞争和完全垄断都不会产生最优解，尤其对物质资本、人力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更是如此。

2沉淀成本概念为研究市场不稳定性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超越了静态均衡理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要条件变化不大，就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某些事情。然而，在一个不稳定性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人能够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来进行准确的预测，我们只能依靠有根据的猜测。在这个有根据的猜测中，我们往往会低估其中的猜测成分，所以很难看到沉淀成本的出现。也就是说，企业投资成本只能从产品销售收益中得到补偿，才有可能不断购入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能保证企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一旦产生经济衰退或经济萧条，难以回到均衡状态中，自由市场受到质疑，政府干预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全球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需要各国采取合作方式加以解决。

第7篇：经济危机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合法化；工具理性；交往理性；话语民主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为理论》等著作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四种形式，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本途径。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换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承认。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这个定义所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事实上的承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是自上而下确立的。所谓自上而下，即是说传统社会借助于文化传统而巩固自身的合法存在。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来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这是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的。哈氏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被理解成为—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传统的优越性。传统社会里，统治是政治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场的合理性，即市场交换关系的公平合理和等价交换，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统治制度。统治制度依靠生产的合法关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社会的制度框架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一)危机概念及标准

哈贝马斯主要是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辩证关系上来建构自己的危机概念的。“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间的联系。……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到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别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在他看来，危机的确是系统整合出了问题，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在于社会整合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共同的文化价值出现问题，也即是说其根源在于社会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个社会系统陷入了危机之中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发生质变。其二、社会系统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

根据这三个危机标准，哈贝马斯断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危机。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及其产生根源

在对“危机”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展开了对以合法化危机为中心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批判。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发生的危机是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这四种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这种经济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发生的主要领域已经转移到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领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合理性危机实质上是指国家在干预经济时决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尽管合理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比合理性危机更主要、更严重的危机是合法化危机。

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就是合法化危机，也可以称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则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合法化危机即广大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和形式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源。第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解决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失调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以此来减轻经济危机对群众物质生活的危害从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实施干预活动，其统治形式又会受到群众的怀疑，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一种矛盾境地不可避免，冲突也就随之而来。这种冲突是产生合法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二，最为根本的是，国家的干预和行政指令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侵入到社会文化系统。对文化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将它原有的规范力量消耗殆尽，社会文化系统越来越无法向政治系统投入必需的群众忠诚，以满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国家干预，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政治化，促使社会成员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统治对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长，以致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失调。

由此可见，合法化危机实质上是由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危机所决定的，即由“动机危机”决定的。“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与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哈贝马斯认为，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即公 民明哲保身主义和家庭职业明哲保身主义)这两个动机模式对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持续存在都很重要，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无法产生，由此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机危机。

三、合法化危机的解决途径

如何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呢?在哈贝马斯看来，治疗这种合法化危机的方法就在于要消除金钱、权力侵入文化领域的现象，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看来，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承认和重视共同的规范标准。互主体性或普适主义是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的在交往行为中应该遵循的共同规范。互主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也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语言行为。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需要在对话中，首先语言具有可领会性，也就是合乎语法；其次，语言要具有真实性，所作陈述合乎实际情况，或具备实现的前提条件；再次，语言要具有正当性，指的是所说的话要遵循正当的社会规范；最后，语言要具有真诚性，也就是指说话要言出心声。

第三个方面是要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哈贝马斯认为，“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影响局限于创造和取缔合法性。交往权力并不能取代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这种围攻是通过宪法的授权、权力分工和公共领域的压力来实现的。实际上，哈贝马斯是要限制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形成自主的公共领域，在这里人们通过自主交往培养自由的政治人格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相互学习，唤醒社会的团结意识，从而使公共领域成为一切政治权威的基础，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

四、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价值和限度

为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设想的方案是拯救和重建理性，以交往合理性概念取代片面的目的合理性概念。这一抽象的哲学设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实现途径即是要强调民主的对话、讨论，将民主的对话、讨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和中心，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笔者认为，从哈贝马斯的一些具体论述和观点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比如，哈贝马斯提倡大力发展自由、独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来抵制合法化危机和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在当代中国同样也面临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哈贝马斯所提倡的让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督，让话语形成的交往权力对国家的行政权力和管理权力施加影响，这些观点对于发展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实现民主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来具体确定，民主的实现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不能照搬哈贝马斯所设计的民主模式。

语言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就是“语言地建构起来的”，哈贝马斯把超越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伟大使命交付给了一种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的建立。语言取代上帝成了人类解放的保证。

但是事实上，语言如何能够承担起如此的“重负”呢?对于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语言的作用是相对的、有限的、有条件的。哈贝马斯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他没有看到语言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根基。认为，语言起源于物质性的生产实践的需要，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社会存在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

哈贝马斯试图创造一种取消一切差异(权力、财富、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理想的话语状态，以实现交往合理化，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种改良设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只要存在私有制，存在剥削，存在竞争，要想实现完全的自由平等的没有强制和压迫的对话是不现实的。只要资源稀缺存在，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可能完全真实、真诚、正当地说话。而消灭私有制和剥削、消灭贫穷并不是通过提倡交往理性，进行对话就可以完成的。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失足之处就在于把语言交流、交往理性看作社会进化的主导力量，而不是认为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交往理性的发展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生产方式的完善和发展而空谈交往理性的发展，更不能把交往理性作为社会进化的决定力量。

因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哈贝马斯幻想恢复语言作为交往行为的中介地位，建立一种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构造出一个理想的言谈情境，并促使人们在这种理想的言谈情境中，不受任何外在束缚，通过自由的商谈达到理性的共识。于是，交往的合理性、理想的言谈情境的建立、社会进化、社会病态根源的克服以及社会理想的实现统统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无疑是天方夜谭或浪漫主义的乌托邦”。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哈贝马斯著，刘北成译，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第8篇：经济危机的概念范文

翻开报纸，打开电视，不出五分钟你就会发现，整个世界被一个叫“经济危机”的概念充斥着。很多小白领们只要听到这个名词就谈虎色变，而最近朋友之间的聊天也三句不离此话题，“什么经济不景气啊，公司裁人啦”等等。

面对经济不景气，我们老年人们应该抱着怎样的心态？金融风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其实,我们这些老年人,都是走过历史长河的英雄,见过大风大浪!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儿孙:金钱从来就不是给我们安全感的最大支柱!我们在生活困难的时刻,需要的是走出困境的信心,还有价值无比的快乐心情!

菜钱不够可让老伴戒烟

张阿姨的女儿每月给她800元，用来张罗三顿饭。可张阿姨发现最近这钱好像不够用了，以前800元对付一个月的伙食绰绰有余，现在基本上三个星期就花得差不多了。张阿姨算了下，以前每天的菜钱20元就够了，5元钱的青菜家里可以吃两天，而现在只够吃一顿了，每天的菜钱更是要多花10元左右，碰到双休日家里来客人，这小菜钱更是要动辄上百。张阿姨打趣道：“现在的经济危机搞得小菜钱也越来越贵了。前段时间猪肉涨价，那么我们就少吃猪肉，改吃鸡肉、牛肉。现在是蔬菜也变贵了，还有油啊，调味料啊，更不要说超市里卖的那些零食蜜饯了。以后还是天天吃光面算了，节约一点。”

嘴上虽是这样说，张阿姨还是天天往小菜场跑，盘算着怎样用最少的钱买到又多又好的东西。毕竟日子还是要过，菜价虽然上涨了，但还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菜钱如果不够，还可以用老头子的香烟钱补上，正好趁这个机会让他戒烟，也对身体好。张阿姨心里的小算盘噼里啪啦拨得很起劲。

股票割肉舍不得

前段时间美国政府用7000亿美元来救市，可这7000亿美元还是如同杯水车薪。

去年，中国股市也一蹶不振。这可苦了中国的股民们，而且中国的股民们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年人。阿姨伯伯们退休后一下子空闲了下来，有很多人出于打发时间顺便“发点小财”的目的进入了股市。我们中国人对于钱财的花销没有西方人那种“今天花明天的钱”的豁达，家里的财产往往都在银行里藏着。去年年初中国股市一路走高，利好的消息让很多老年同胞们拿出大部分积蓄一头栽了进去，很多人的资产也翻了一翻。可是没等高兴几天，5月底的5个跌停板就把人打入谷底，资产缩水一半都不止。

很多老年人都叫苦不迭，这些都是他们辛辛苦苦存下的养老钱啊，割肉抛掉是绝对舍不得的。老股民王先生苦笑说：“我们都是胖子进去，瘦子出来，十多年的积蓄都砸在股市里，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经济危机快点结束，股市上涨后把本钱拿回来就可以了。”

为儿孙当上“月光族”

孙老伯有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孙子，圆脸大眼睛，长得虎头虎脑，调皮可爱，周围的邻居都十分喜欢他。孙老伯也十分骄傲，谈起他的小孙子就合不拢嘴，脸上的皱纹都笑成了一朵花。

可最近孙老伯有点开心不起来了，并不是孙子不乖，而是他发现自己的养老金有点捉襟见肘。孙老伯纳了闷，自己每月都是这么生活的，以前每个月都会有二三百元结余，现在怎么不知不觉中赶了下时髦，当上了“月光族”了呢。细细一计算，孙老伯发现每月竟有500多元是用在了小孙子身上，而以前差不多就300元吧。每个月两顿麦当劳是固定支出，剩下就是帮小孙子买买图画书、玩具、文具还有零食了。现在小孩的书籍玩具样样都不便宜，随便一件都是二三十元，这些零零碎碎的支出加起来数目也不小，难怪孙老伯发现钱不够用了。

现在每天放学接小孙子回家的时候就是孙老伯最紧张的时候，生怕小孙子要他买这买那。好在小孙子也懂事，有一天放学，他一本正经地对孙老伯说：“爷爷，老师说现在经济危机了，要节约一点。今天我汉堡包就不吃了，买个冰激淋吧。”

旅游购物找乐子

持续至今的经济危机也影响着国内外的旅游行业。不过，这对于喜欢旅游的老年朋友们倒是一个福音。

此话怎讲？因为许多旅游路线纷纷打出了低价游的优惠招牌，而且有不少是热门路线。热衷旅游的钱老伯夫妇今年就去了一次香港和海南，不仅价格要比以往便宜一些，有着“时髦阿姐”之称的钱夫人还在香港淘了很多中意的商品。

第9篇：经济危机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经济危机；信用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01

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正向全球蔓延，欧美国家经济的衰退使外销为主的企业以及外销企业的供应商面临严峻挑战。不少企业销售订单大幅度下滑，产品成本升高，货款回笼困难，银行融资渠道断裂，供应商收缩信用规模，资金周转出现困难。优质客户成为商家争抢对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不少企业发出感叹：信用销售是找死，不信用销售是等死。从某种程度上说，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最后是演变为了信用危机。在当前恶劣的经济形势下，信用销售存在较大的信用风险，但信用销售作为有力的促销方式，能为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因此，在经济危机下如何控制风险、如何做大销量，如何实现一个最佳平衡点，是本文力争解决的问题。

一、信用、信用销售、信用风险的基本概念

信用是一种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不用立即付款就可以获取资金、物资及服务的能力。信用是随着市场的发展而产生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信用经济。

信用销售就是我们俗称的赊销，信用销售是买方市场下的必然结果。信用销售对于卖方而言，存在巨大的利益动机：一是信用销售作为促销手段，对于资金暂时有困难的客户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二是信用销售能增强供货方的市场竞争力，在价格、品质、服务相差不明显的同质化产品中，有实力进行信用销售的企业会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三是信用销售可以稳定客户。

信用销售对于购买方来说，实质上是一种短期的融资，因此在信用销售过程中永远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风险，就是客户到期不付款的风险，通常称这种风险为信用风险。

二、国内信用环境分析

与欧美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相比，我国的信用销售相对滞后，我国的信用销售规模估计在30%以下，有的欧美发达国家信用销售高达90%。恰恰因为我国信用销售起步较晚，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因此受损程度大大降低。中国沿海发达城市因为外资企业多，因此信用销售相对发达；中国内地信用销售相对较少，不少地方“三角债”依然严重。许多企业仍未建立完善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仍然停留在“脚痛医脚、头痛医头”的低级管理阶段。

从国家宏观层面看，信用销售较低有以下原因：一是国家相关的信用奖罚机制还未形成，整体上信用环境较差，不少企业经常发出“欠钱的是爷，收钱的是孙”的无奈感慨。二是许多企业未掌握信用风险的管理技术，想信用销售但是不敢，宁愿低价让利现款销售。三是信用风险的分担机制还未完善，尽管中国出口信保等公司已经探索式的开展国内贸易保险业务，但是这一新兴业务，由于保费较高且操作复杂，还未被广大企业所接受。四是信息分散。信用销售单位无法收集到散布在交易伙伴间的相关信用信息，也难以从政府部门共享到相关信息。因此，很难掌握客户的信用状况。

三、当前经济形势下，政府对信贷政策的态度

2008年11月11日，国资委紧急召开央企视频会，要求加强应收账款回收工作，加强现金流管理，要“现金为王”。2008年11月9日、12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第一条是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第二条是加强和改进信贷服务，满足资金合理需求。2008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意见》中的第十六条明确要求：大力发展信用销售。积极推动国内贸易信用保险业务发展，促进和规范商业信用服务的发展，支持建立信用风险分担机制，有效防范信用风险，促进信用销售发展，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2009年3月，商务部等五部门在《关于推动信用销售健康发展的意见》称，要推动和引导企业完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鼓励企业购买信用产品及服务。鼓励企业购买信用保险。

因此，在当前世界经济低迷、国外需求继续减弱、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经济形势下，推动商业信用健康发展，以拉动国内需求，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石油销售企业信用销售策略探讨

1.石油销售企业信用销售的特点

石油销售企业的信用客户广泛分布于制造、电力、公交、物流、港口、基建、混凝土等行业，制造业中又包含电子、印刷、造纸、塑胶、五金、机械、制鞋、制衣、玩具等企业，客户行业非常复杂，不同行业的经营及资金周转情况差别很大，因此难以采用同样的信用评估标准及信用政策，管理难度较大。但是，恰恰是这种广泛的信用客户分布，反而使公司在经济危机下将产生一些新的市场机会，因为有的行业受经济危机影响较小。

2.经济危机下需要适时更新风险观念

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少客户用油需求的急剧下降表明，这些企业正面临“寒冬”状态。毋庸置疑的是，大部份客户的信用风险系数正在大幅度升高。同时，我们应重新评估客户的信用风险状态，调整客户风险排序。显然，以出口为主的外资企业将成为高度关注的重点，特别是技术含量非常低的制鞋、制衣、玩具等行业，成为了我们的高风险客户，而之前我们通常认为风险较高的社会加油站，反而风险相对较低，以及我们一直认为风险较高的混凝土行业，由于承接大量的市政工程，不但销量稳定，而且风险相对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