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诗大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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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爱国诗大全范文

自幼受家父熏陶，酷爱书法，砚田耕耘不辍，以颜.欧.柳.黄楷书为根基，勤习历代名家墨迹，楷、行、草、隶、魏、篆皆工，尤精狂草，追求洒脱，飘逸之书风，作品多结合时势之思，自撰诗词佳句，金石、诗、书、画、文皆通，长于精心创作，有“狂草一笑笔”之称。特别对中国寿文化有着独特的研究，二十多年来，随时留心，着意寻找.搜集.考证.整理有关寿字、寿词、寿成语、寿联文、寿函、寿诗词歌赋和寿文序等，先后从各方面共搜集到寿字资料九万六千多个。集前人之大成，补学术之遗缺，聚寿字之大全，开寿学文化之先河，先后编写了中国寿学文化系列丛书――《中国寿文化概论》、《中国祝寿诗词赏析》、《中国祝寿对联大全》、《中国祝寿故事大全》、《中华万寿字谱》等多部专著，创作的百体以寿为内容的百寿图.千寿图。万寿图，以及吉祥字句为内容的书法作品被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国际友人收藏。被海内外誉为“中华寿王”，“天下寿学第一人”，“万寿之王”。现为世界名人科学院院士及书画院院长，东方艺术研究院艺术顾问、中国书画委员会艺术委员、中国传神书画院院长。

曾被授予“中华爱国之星”荣誉称号.“中国实力派书法家”资格称号。“当代中国书画收藏市场最具收藏价值艺术家”的荣誉称号。“国学杰出贡献艺术家”荣誉称号。

有“三不写”：一、不给不够60周岁的人写寿字；二、不给不爱国,品行不端的人写寿字；三、每年只写一百个各不相同大寿字,超过一百个不写。

“让文化点亮生命，让艺术光彩人生”，这是张天齐先生人生追求的真实写照，有人说,张天齐先生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也有人说他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还不仅仅如此。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华寿王”，中国著名寿文化研究专家、书法家，张天齐先生渊博的学识，稳健、谦逊的作风和执著的追求，以及他坚强正直、豪气干云的性格，都令很多与他接触过的人感到钦佩。近日，我们踏着暖暖的春风，在“珍真斋”采访了他。

记者: 书法家里，写“寿”字的不少，但着眼于“寿文化”的却不多。您写寿字，同时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寿文化，并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请您谈谈“寿文化”的源流和发展。

张天齐: “天上日月星，人间福禄寿”，千百年来，人类追求幸福祈求长寿，把寿列为“五福”之首，有寿即有福，人生的一切美好享受都是以生命的健康为前提。

第2篇：爱国诗大全范文

1、春景诗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宋叶绍翁《游园不值》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杜牧《江南春》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唐贺知章《咏柳》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唐韩愈《早春》

2、夏景诗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宋杨万里《小池》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宋杨万里《晓出静慈寺送林子方》

梅五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曾畿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苏轼）

3、秋景诗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唐张继《枫桥夜泊》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唐杜牧《山行》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唐白居易《暮江吟》

4、冬景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唐柳宗元《江雪》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雪。（袁枚）

5、爱国诗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宋文天祥《过零丁洋》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宋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宋陆游《示儿》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唐杜甫《春望》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丘逢甲《春愁》

6、水田园诗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唐李白《独坐敬亭山》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

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朱熹）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白居易）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刘禹锡）

山水：日照香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唐李白《望天门山》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

田园：昼出耘田夜积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荫学种瓜。（范成大）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唐孟浩然《过故人庄》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唐王维《鸟鸣涧》

送别诗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唐高适《别董大》

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唐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柳管别离。（刘禹锡）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白居易）

7、友情诗

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唐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唐——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

8、思乡诗

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王维《杂诗》

9、动物诗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根本林间自在啼。——宋欧阳修《画眉鸟》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唐罗隐《蜂》

10、鸟类诗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张志和《渔歌子》

11、托物言志诗

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元王冕《墨梅》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清郑燮《竹石》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于谦《石灰吟》

12、边塞诗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王翰《凉州词》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王昌龄《出塞》。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王之焕《凉州词》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唐卢纶《塞下曲》

13、描写月亮的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李白《古朗月行》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唐张九龄《望月怀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李煜）

明月松涧照，清泉石上流。（王维）

第3篇：爱国诗大全范文

[关键词]周承强；军旅诗；风景叙事；《远山如梦》

[Abstract]Landscape narrative of Zhou ChengQiang’s military poems displays soldier’s patriotism，homesickness， loneliness by apperceiving Military landscape.His poems outlines three-dimensional full，vivid and moving military image by revealing soldier ’s grandness and commonplace.

[Keywords]Zhou ChengQiang，Military poems，Landscape narrative ，The distant hills likes a dream

《远山如梦》是军旅诗人周承强近日出版的诗歌新集。从诗歌风格和题材来看，诗集是对诗人以往作品的延展。也正如以往对周承强诗歌的评论一样，学界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远山如梦》中的军旅诗歌上。军旅诗歌是周承强创作的原点，即创作的出发点和最后的落脚点。因此，他的每次诗歌创作如同在画圆，不同的是圆的大小。这次诗歌创作，周承强给我们画了一个大而饱满的圆，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满的诗歌世界。以往研究主要从诗歌主题、意象、艺术特色等方面论述诗歌的情怀、风格、价值等特点。[1]但我们发现，正如其诗集中作品名称的“石山”“峡谷”“高地”“丛林”“溪流”“菜园”“枫叶”“香椿”“松树”“铁树”“水杉”“槐花”“小草”“夕照”“月光”“雾夜”“北风”“雨花”“尘埃”“松鼠”“黄鼠狼”“鸽群”“苍鹰”“犀鸟”等关键词所揭示的，周承强诗歌中军旅风景是一面醒目的旗帜，成为解读其诗歌的一个重要坐标。“风景叙事实际上研究的是人文意识、生活实践、共同情愫、历史记忆、民族认同以及文化政治等在‘风景’中的物象呈现。”[2]本文的“风景叙事”主要指涉诗歌中军人的爱国情怀、思乡怀人、孤独寂寞等共同情愫在军旅风景中的物象呈现。

《远山如梦》分为《期待亮过槐花》《兔子跑散视线》《是谁渐入佳境》《煌煌中国梦》（长诗选辑）四辑。军旅诗集中在第一辑《期待亮过槐花》，体现了诗人独特的题材风格，成为评论者关注最多、着墨最浓的部分。在这一辑中，军人形象随处可见，如新兵（“列队的新兵”“新兵小王”“新来的战友”）、老兵（“守山的老兵”“卧床多年的老兵”“身处窘迫的老副师长”）、哨兵（“山峰上的哨兵”“冒雨登山的哨兵”“落榜的哨兵”“回到平原的哨兵”“喜欢牵手路口的哨兵”）等，此外还有“排雷队”“给养员”“哨长”“班长”“排长”“团长”“司令员”等军人形象。在诗歌中，我们看到了的军人形象是多面立体的圆形人物，而非“高大全”的扁形人物。军人形象的多面立体主要体现在爱国情怀、思乡怀人、孤独寂寞等情感层面。而这些复杂的共同情愫主要是通过军人对军旅风景的感知和体认呈现出来的。

诗集中，首入眼帘的是军人“大写”的一面，即忠于职守、坚强不屈、忠诚爱国等精神品质。诗人利用拟人、拟物、象征等修辞手段，将这些“大写”的精神品质是通过军人对松树、杉树、铁树、丛林、河流、峡谷、星辰等军旅风景的感受生动鲜明地体现出来的。

军人眼中的哨兵被拟物成松树，具有了松树的身姿、气势和品质，“物我”变为一体：“山峰上的哨兵身姿笔挺耸入云霄/使我看到一种松树的锋利劈山削云/哨兵一动不动的定势叫人着迷/好像飞翔的树干不折不弯……多年来我始终保持这种冲锋姿态/对此大家都说一定是闻到了/松树的某种气息”（《松树的某种气息》）。军人眼中的杉树被拟人成士兵，具有了士兵的精神和品质：“那些杉树士兵前赴后继/无所畏惧/从岩缝从山谷从沟壑里挺身而出/每一片叶子都余勇可辜……像戍边武士的前世今生/以水杉的姿态遗世独立”（《以水杉的姿态》）。军人眼中的铁树成为了军人自我形象的象征：“孑立哨所一隅/影只身单/没有青松挺拔没有杨柳婀娜/五短身躯衬托出的是敦实和忠厚/坚硬材质表现出的是坚强和不屈/棱角分明地固守着自己的一方天地……与花无关/却年年敞着开花的胸怀”（《一棵与花无关的铁树》）。军人的爱国情怀赋予丛林和溪流以生命，使它们成为“顶礼膜拜”和“充满敬畏”的对象：“我们总是对山脉丛林充满敬畏/围着界碑小心翼翼地走来走去……一条溪流被我们围在中间顶礼膜拜/它沿着石缝凹地蜿蜒前行”（《低不过溪流》）。河流是军人坚强不屈、舍己救人的见证，成为军人并肩作战、砥砺前行的战友：“从前我们全副武装在这儿泅渡过岸/不小心呛进的河水都像日子苦涩刺喉/朝气透过身体河水一样汹涌澎湃/漂流物撞破的伤口浑然不觉……有一年一位抢救儿童的战友被水流带走/不知不觉使我们对河流怀有/一股不安的敬意”（《营区边的一条河流》）。职责使命使军人与峡谷相依为命却又超越峡谷：“都说车过峡谷后死亡不会成为迷团/而轻松地活着成为峡谷地带最美的梦想/有一年在山头拐角滚下一部给养车/峡谷深处的呜咽从此彻夜不停/像冒雨登山的哨兵气势经久不衰/在南方以南常年有车飞越峡谷云层”（《车过大峡谷》）。星辰将军人的心和祖国紧紧相连：“漆黑之夜一颗星划进t望孔/一看便知那是祖国/在你心坎点灯啊”（《t望孔》）。

“风景不仅成为感官的栖息之地，更重要的是，风景还是精神的艺术。风景为记忆深层――正如地壳中的岩层――所建构。风景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才是自然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均有想像性的建构投诸其上。”[3]“风景是一种意象、一种心灵和情感的建构。”[4]风景是文化的产物，没有单纯的自然风景，只有存在于文化背景中的风景。军人眼中的军旅风景是其心灵和情感建构的产物，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实体，更是一个文化载体，成为军人爱国情怀、精神品质的“想象的共同体”。[5]

诗集中也表现了军人“小写”的一面，即思乡怀人、孤独寂寞等个人情愫。诗人借景抒情，将这些个人情愫通过军人对小草、松树、石山、飞鸟、枯叶、香椿、槐花、苍鹰、枫叶、、菜园、晨风、铁树、松鼠、黄鼠狼、月光等军旅风景的体认呈现出来。

那些与故乡相同或相似的风景物象总会勾起军人对家乡的思念：“这些不弃不舍的小草来自何方/是遥远的故乡还是梦中的天边/新兵们总是支支吾吾无人能说清”（《那些低矮的小草》）；“这是唯一与故乡血脉相连的良辰美景/每一棵松树都比孩提时高出一头……来自故乡的灯盏挂满夜空峰峦/我们在哨位上轻声哼唱一首童谣……故人在月光深处翩翩起舞一言不发”（《月悬头顶》）；“包括对面山头的蝙蝠石/有人叫他爷爷夜里也不停嘴/想起故乡是一种罪过/时间会搅混脑海的画面”（《山中隐者》）。天空飞翔的鸟儿也成为了思乡的媒介，成为了军人自我的象征物：“可那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儿呢……它从江南故乡来还是北国草原/对哨所和枪枝怀着什么样的深情/没有一个哨兵说得清白”（《似乎与鸟有关》）。强烈的思乡之情甚至使军人产生“亲人欢聚”的幻景，然而这脆弱的幻景很快像“枯叶在北风中消失”：“恍惚中我们幻变成一片枯叶四处飘零/在夜里周游列国踏梦故园/把亲人欢聚一堂的场景一一复原/事事相违的缺憾随风飘散……握过的器物体温荡然无存/故人总是在不经意中随风散失”（《枯叶在北风中消失》）。

如果说思乡是一种淡淡的哀愁，那么怀人则是一道浓浓的伤痛：“去年探亲的嫂子今年没有再来/哨长凄怆地说她在远方已病入膏肓……去年今天我们尝着她精炒的香椿蛋卷/说来年春天要让满坡的枯枝发芽/长出一山喷香的蛋卷/列兵小梁这样回顾时泪流满面”（《香椿发芽了》）。复苏发芽的香椿与病入膏肓的嫂子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更让人感伤：“而崖上的香椿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发芽了/一片一片地舒展着自由/一树一树地延伸着坚韧/新的一天就这样无遮无拦地开始了”（《香椿发芽了》）。家书让军人如槐花一样充满希望，也让他们如苍鹰桉树一样充满忧伤：“我们想象排长看着槐花走下了病床/泪水涟涟的家信换成了喜报”（《期待亮过槐花》），“一些枯叶应声垮落下来/羽毛一样在山谷缓缓飘扬/它们一定带走了苍鹰的忧伤/也许是桉树的前世烦恼/哨长一直这样喃喃自语/用新收的信封拍打着芭芒/鲜血染红了一颗短小的黄毛草”（《一些苍鹰飞来飞去》）。

而思念女友则是另一种心痛。或许是不堪军人驻地的艰辛危困，或许是担心将来无法承受作为军属的孤独寂寞，或许是其他种种原因，来队女友不辞而别、别后不复的情形成为了军人无法遗忘的痛楚记忆。因此，来队女友曾经触碰过的每一个事物，与之去过的每一处地方，都成为了触景生情的对象：“那片女友曾经拍过的枫叶荡然无存/它脉络清晰的扇形条纹亮过梦境/却在枫树的枝杈上了无踪迹……这是秋天的约会啊枫叶红透掌心/错过一片枫叶的山路斑驳不堪/一茬又一茬故人姗姗来迟/又匆匆随风散去”（《在深秋错过相遇一片枫叶》）；“那片石峰上曾经盛开一坨/现在凝望已是荡然无存/只剩一绺雾纱忽东忽西/偶有苍鹰停歇片刻便惊慌飞走/此番景象使人扑朔迷离/像来队女友突然失踪一样隐秘”（《秋天是一片忧伤的叶子》）；“排长说是时间在上面流失太多/还是不辞而别的女友走得太多”（《他们喜欢在夕照里浇菜》）。而军人能做的只是或化伤痛为力量，或羡慕他人，或梦回故乡：“那些过去喜欢牵手路口的哨兵/他们在坡上的菜地里大汗淋漓……对面山路上悠闲地走着邻国情侣/安泰的神情使人羡慕思绪活跃……梦里他们常常在故乡砍劈木柴/从前一起散步的朋友不知所终”（《他们喜欢在夕照里浇菜》）；“晨风绵和/比梦中的女人缠绵冷酷”（《石山向西》）。

与思乡怀人相伴的还有孤独和寂寞。在诗集中，驻地军人变成了“一棵与花无关的铁树”：“哨所的铁树年年独摇空干/落寞少成一如守山的老兵/没有如花笑容也无累累果篮/沉默寡言一如崖边灌木”（《一棵与花无关的铁树》）。为驱赶寂寞，他们开辟“高地上的生态菜园”：“我们吃下自己种收的红辣椒/在斑驳的炮台流下幸福的泪花/司令员说我们是革新菜肴的功臣/给养员说我们是应急补缺的救星/其实我们只是一群不甘寂寞的士兵/在百无聊赖的守山时光里/偶尔调和一下丛林荒地的色调”（《高地上的生态菜园》）。在这寂寞中，松子被想象成终结寂寞的钻戒，他们甚至羡慕有松子相伴的松鼠：“在乌鸦的鸣叫中/松子不时掉落一地/仿佛坠下一颗巨型钻戒/我们的心里掠过一丝阴影……每当松鼠走过时就有松子散落下来/可是我们迈步哨所高地时/却没有一颗寂寞的果实掉下来”（《松鼠在树上一晃而过》）。他们想象黄鼠狼像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还要寂寞：“一群黄鼠狼与我们四目相视/表情温顺地走过身旁/像久别的朋友心照不宣地点头致意/这样的场景让我们惊讶不已/我们猜测这群寂寞宠坏的小精灵/其内心的孤独痛苦是否超越了我们的忍耐”（《灌木中的黄鼠狼》）。最后，他们的寂寞在月光下“蓬勃发展”“泛滥成灾”，如月光一般凄冷：“其实你没有看到深处的月光/没有看到月光背面的孤独山一样沉重/那种凄冷透过月光四处寻找伴侣/那种荒凉比冰川更加刺骨……黑暗中我的寂寞与它的凉意不谋而合/随夜色掀起一场蓬勃发展运动……在这小小哨卡我的寂寞无处藏身/只在我的内心泛滥成灾/却包含了月光里面的所有凄冷”（《你不知月光里面的凄冷》）。

虽然驻地艰辛寂寞，但是一旦要离开这块厮守多年的土地，军人们心中又生发出无限的留恋与不舍：“记得去年哨长在这儿说要转业返乡/这时小草就剧烈地摇晃起来/那上面的小草一直抽泣般起伏着/像哨长的肩膀不由自主地耸动……后来很多下山的战友都被小草绊回来了/每一年我们站在小草中间/浑身摇得比小草还要激动”（《那些低矮的小草》）。离开后驻地的一切物象在他们记忆中越发清晰，似乎在呼唤他们归来：“回到平原的哨兵坐立不安/公园里的白鹤多像哨所的鹅群/出差城市的士兵人人怀揣一提灯盏/那是丛林放飞的一个个小月亮……卧床多年的老兵突然整装起身/他听到了一种荡人心魄的召唤/比林涛亲切绵长比山雀悦耳动听”（《丛林深处的呼唤》）。

在诗集中，我们看到了军人复杂、矛盾的“恋地情结”。“恋地情结”是指“人与地方或环境之间的情感联结”，主要内涵表现为风景，以及环境“不仅仅是人的物质来源或者要适应的自然力量，也是安全和快乐的源泉、寄予深厚情感和爱的所在，甚至也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重要渊源。”[6]身处驻地想家乡，返回家乡思驻地。这是军人恋地情结的写照。这种复杂、矛盾的“恋地情结”通过军人对军旅风景的感知与体认鲜明而生动地呈现出来，也使得军人形象更为真切感人。

周承强军旅诗的风景叙事既让我们感受到了军人“大写”的一面，又让我们看到了军人“小写”的一面，勾勒出了立体饱满、真切感人的军人形象。笔者认为，这是周承强军旅诗的最大特色。周承强军旅诗还有两个显著特点，即口语化和叙事性。这两个特点在诗集《远山如梦》中，甚至在周承强整个诗歌创作中都一以贯之。特点既非优点，也非缺点，关键在于尺度。如果过度口语化和叙事化，就可能陷入诗歌语言和结构的危机。

参考文献：

[1]熊辉.涂抹着橄榄绿的边地情思――读周承强诗集《背对月光旅行》[J].当代文坛，2003（3）：69-70.蒋楠.邀山入梦揽景畅怀――周承强诗集《远山如梦》印象[N].黄石日报，2016-04-02.王若冰.面对灵魂的抒写――序周承强诗集《远山如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16：1-3.

[2]黄继刚.“风景”背后的景观――风景叙事及其文化生产[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105-109.

[3][英]西蒙・沙玛，著.胡淑陈，冯樨，译.风景与记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5.

[4][美]段义孚，著.张箭飞，邓瑗瑗，译.风景断想[J].长江学术，2012（3）：45-53.

[5][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比耍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

第4篇：爱国诗大全范文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代直隶博野（今属河北省）人，是我国十七世纪伟 大的思想家和爱国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特别是他的体育思想和实践，在我国教育史上，开创了使受 教育者得到全面发展的光辉先例，对我国近代乃至于现代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就颜元教 育思想体系中的体育思想和实践，做一粗浅探讨，并以此就教于学界前辈。

一、颜元体育思想的形成

颜元体育思想的形成，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自身对生活经历的体验；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 是他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与批判后的感悟。

颜元自8岁起就学于吴洞云先生，吴先生虽然不是什么教育家， 但他多才多艺，除对传统的经、史、子、 集有较深的研究外，还擅长骑射、技击，通晓医术、术数，对神机兵法等亦有独到研究。在吴先生门下近3年的 时间里，颜元受到了比较全面的教育和锻炼。 虽然颜元没有沿着启蒙先生所引导的路数笔直地发展下去，但这 段求学经历，无疑对他后来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颜元从11岁起，由于受社会时尚的影响，开始学 习八股文，致力科举，用心仕途，并于19岁考中秀才。20岁时，家道衰落，颜元在家“耕田灌园”，“劳苦淬 砺”[1]， 挑起了全部生活重担。21岁时，颜元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研究国家兴衰之迹，生民休戚之 事，常废寝忘食，遂厌弃八股，废弃举业，绝意仕途。颜元在22岁时，为了赡养年迈的双亲，同时也更为了掌 握更多的“经世致用”、“扶危济难”的本领，开始学医，并鉴于“宋儒不知兵法，终至屈于辽、夏，辱于金 、元”，从23岁时起，开始研究七家兵书，并学技击之术，研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24岁时，颜元开设家塾，教授生徒，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并从这一年开始为人治病。

艰苦的生活实践，虽然使颜元意识到了读书静坐的危害性，但他却未从此而远离宋明理学，相反，在一段时期内，他竟被理学所迷惑，倾倒在理学家的脚下。

在颜元24岁的时候，偶读陆九渊、王守仁的语录，“始知世有道学一派，深悦之，以为孔、孟后身也”[2 ]。可在他26岁时， 又得《性理大全》一书，“见周、程、张、朱语录，幡然改志，以为较陆、王二子尤纯粹 切实，又谓是孔、孟后身也。”[3]从此以后， 颜元“进退起居，吉区宾嘉，必奉《文公家礼》为矩yuē＠ ①；奉《小学》、《近思录》等书如孔子经文”[4]，甚至当听到别人对诸子存有疑义时，便“忿然力辨，如骂父母”[5]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了。 直到颜元34岁时，他的思想才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颜元34岁时，他的养祖母病逝，颜元不胜哀痛，他一丝不苟地按照《文公家礼》为其守丧，结果使得颜元连病带饿，几乎致死 。

颜元根据切身的体验，“颇觉有违于性情，已而读周公礼，始知其删修失当也。及哀杀，检性理，乃知静坐读讲非孔子学宗，气质之性非性善本旨也”[6]，认为理学家们论学参杂佛学，支离破碎， “空言无用”。 颜元深“痛尧舜周孔三事三物之道亡，而生民之涂炭至此极也”[7]，愤然作《存性编》、《存学编》，后又作 《朱子语类评》，除系统地阐发其思想外，更对理学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

颜元的体育思想，也正是在他的切身经历和感悟中，在他对宋、明理学进行研究、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形成 并完善的。

二、颜元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概括起来，颜元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为“文武相济”，全面发展；“习行”、“习动”，强国强身。

颜元从他“目击身尝”中深刻体会到宋、明理学是一种“害心”、“害身”、“害国”之学。理学家们喋 喋不休地告诫人们要“知学”，要“关了门，闭了户，把断了四路头”[8]，钻进故纸堆里“穷理”。而为了“ 穷理”，则又告诫人们必须“主敬倡静”。“静者，谓心不妄动”[9]，“敬，……内无妄思，外无妄动”[10 ]，一言以蔽之，就是“非动”。理学家们把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打球、踢球、放风筝等体育活动与恶棍赌博 、纨绔笼养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都是“不可为”的“无益之事”，并在学规中明确规定，绝对不允许打球、 踢球、放风筝等体育活动跨入校门（见郑端所辑的《朱子学规》），也就是不要运动，要“静坐”；不要体育 ，要“读书”。其结果，严重损害了人体健康，使一个个活泼可爱的红面少年，都变成了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 ，好端端的身体被理学折磨得筋弱骨脆。

颜元对此曾气愤地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11]， 并严正指出：“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号）为之也”[12]。

颜元还进一步列举实例来论证读书静坐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吾尝目击而身尝之，知其为害之巨也。吾友张石卿，博极群书，自谓秦汉以降二千年书史，殆无遗览，为诸少年阐发书义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复 起讲，力竭复偃息，可谓劳之甚矣！不惟有伤于己，卒未见成起一才。祁阳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之学，昼 诵夜思，著书百卷，遗精痰嗽无虚日。将卒之三月前，已出言无声。元氏一士子，勤读丧明。吾与（王）法乾 年二三十，又无诸公之博洽，亦病无虚日”，并痛切地说：“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 笑者，此岂男子态乎？”[13]

颜元尤其对宋、明理学家重文轻武，从而给国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感到深恶痛绝。他曾感慨地说：“ 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14]又说：“朱子 重文轻武，……，其遗风至今日，衣冠文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 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15]在颜元看来，按着理学家们的教育思想所培养出来 的人，只能是“弱人”、“病人”、“无用人”，而绝不会培养出“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16]。

颜元作为爱国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深深为国而担忧，他之所以放弃举业，潜心教育，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国 家培养“经世致用”、“扶危济难”的有用人才，因此，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仅要博学多文，又必须掌握治国 理财的真实本领，同时还要有一副健壮的体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建经世济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 世运，奠生民”[17]，为此他提出了“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主张，他说：“一学校也，教 文即以教武”[18]，即除了教授学生经史子集之外，还必须教之以射、御及兵、农、钱谷之事，这样所培养出 来的人才，在平时可以“修己治人”，在战时则可“持干戈，卫社稷”，成为能够“出将入相”的文武全才， 在“文武合一”、“兵学合一”的教育过程中，达到文武相济的目的。

在颜元看来，这样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正如他所说：“论周公之制度，尽善尽美。盖使人人能兵，天 下必有易动之势；人人礼乐，则中国必有易弱之忧；惟凡礼必射，奏乐必舞，使家有弓矢，人能干戈，成文治 之美，而具武治之实。无事时，雍容揖让，化民悍劫之气；一旦有事，坐作击刺，素习战胜之能”[19]。

宋、明理学“主敬倡静”，颜元反其道而为之，又提出“习行”、“习动”的体育思想。他说：“宋元来 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动”[20]，在“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使“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的 东西能够得以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而另一方面，是使人的身体在“动”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即“健人筋骨，和 人血气，调人性情，长人信义”[21]。颜元更为可贵的是，他把强身和强国连在了一起，强身的目的是为了更 好地服务于国家，从而使国家强盛。他说：“动，小之却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为其动生阳和，不积痰 郁气，安内捍外也”[22]；又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 天下强”。[23]

三、颜元的体育实践

颜元在他长达近50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终没有忘记实践他的体育思想。他在招收生徒时，便提出了要求， 即“凡欲为吾徒者，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24]，不仅要 学文，而且必须学武。颜元除教学生读书作文以外，还经常督率学生“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 拳，率以肄三为程”，并经常和学生“讨论兵农，辨商今古”[25]。

颜元晚年应邀主持漳南书院时，则进一步将其体育思想付诸实践，他除将学院划分为文事、经史、艺能等 斋外，还特设有武备斋，专“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同时，在书院外还专设有“马步射圃”，专供练习骑马、射箭之用。颜元还在“讲习暇，偕诸子或履桥，或拿 舟入（院内水池），弦歌笑语，作山水乐”，[26]将体育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

与此同时，颜元还十分重视其自身的体育锻炼，对养生之道颇有所悟，他说：“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 寐，振起精神，寻事去作，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并说：“常动则筋骨竦， 气脉舒”[27]。他从 幼年时起即学会骑马、射箭，从青年时起研究兵法，学技击，直至晚年，一生习武，从未间断，而且技艺很高 。在他57岁时，曾与武术家李木天折竹为刀，比试武艺，结果“不数合，击中其（指李木天）腕”，至老年仍 经常练习举石、击拳、比赛射箭等，因此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壮，直活到“古稀”之年。

总之，颜元是我国古代比较重视体育的教育家。他将体育和其它学科放在同等的地位来加以重视的体育思 想和实践活动，超出了古代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教育家们，是他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的最为闪光的部分，至今仍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颜习斋先生年谱》。

[2][3][4][5][6][7]《习斋记余》卷6。

[8]《朱子语类大全》。

[9]朱熹《大学注》。

[10]《朱子语类辑略》。

[11][12]颜元《朱子语类评》。

[13][15][16]颜元《存学编》卷三。

[14]颜元《存学编》卷二。

[17]《习斋记余》卷三。

[18]颜元《存治编》。

[19]《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

[20][21][22][23][26]《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24]《颜习斋先生年谱》。

第5篇：爱国诗大全范文

【学习对联】

诗社兴邦崇国学;

天工造物利民生。

书无虫蛀因常览;

笔有神传赖苦研。

处世无才难立足;

为人有德易兴家。

做人做事留余地;

教子教孙重德行。

瓜田纳履冤难白;

李树扶冠事慎为。

学海畅游能启智;

书山攀越可医愚。

人之初学习文化;

性本善育培德才。

读书须做回头客;

行路搀扶失足人。

最强回文对联大全

雪放梅花梅放雪;

春苏柳絮柳苏春。

地利天时天利地;

春来福满福来春。

客等车开车等客;

车乘客去客乘车。

夜郎寨美寨郎夜;

新晃城兴城晃新。

乐后忧先忧后乐;

甜来苦尽苦来甜。

花有重开日;

人无再少年。

读书投绛帐;

弄斧拜班门。

吹牛坑己药;

拍马杀人刀。

无德常欺众;

有才不骗人。

学勤劳榜样;

讲礼貌文明。

知足心常乐;

贪财富不安。

礼乐传家宝;

诗书继世珍。

才大生洪福;

心宽出少年。

德从宽处积;

福向俭中求。

立家庭美德;

树社会新风。

欲知天下事;

须读古今书。

子孝双亲乐;

家和万事兴。

正人先正己;

知面后知心。

思得先思德;

取财早取才。

穷不过三代;

富唯了一生。

审美当观表里;

做人须重德行。

认认真真做事;

堂堂正正为人。

凡事皆因忙里错;

好人多受苦中磨。

忍让宽怀心自乐;

谦恭谨慎事常安。

书山迈步黄金屋;

学海追求博士冠。

持家兴业勤为本;

处世为人德在先。

事要成功多努力;

学无止境在虚心。

吃饭穿衣来不易;

读书学习莫贪玩。

学海酬父愿;

程门立雪谢师恩。

青春有限休虚度;

学海无涯可畅游。

应知自己才能少;

莫忌他人地位高。

克勤克俭持家计;

惟读惟耕教子方。

吃饭当思父母苦;

读书应报国家恩。

育才培德传科技;

教子课孙学读耕。

少小须知勤学好;

老年觉恨读书迟。

兴家创业针挑土;

赌博浪打沙。

人能知足心常乐;

公不谋私体自安。

为有才华翻蕴藉;

但从朴实见风流。

英雄自古多忧国;

雅士从来不拜金。

忍一句风平浪静;

让三分地阔天宽。

胸怀有志江河改;

心底无私天地宽。

每遇人非而鉴己;

常思国事应关心。

有真学问穷非久;

无好儿孙富不长。

事不躬行终是梦;

书能自悟始通神。

有志有为勤补拙;

多才多艺学求精。

胸中有法国家大;

心底无私天地宽。

鸟欲高飞勤练翅;

人求上进苦攻书。

勤俭兴家穷不久;

吃穿玩乐富无长。

文明礼貌时时讲;

道德诗书代代传。

统观自己难全是;

细论他人未尽非。

世事洞明皆学间;

人情练达即文章。

书山自有成才路;

学海岂无渡仕舟。

酒能乱性常寻衅;

茶可清心好益神。

读书明理知天下;

攻史求真鉴古今。

莫随世俗争铜臭;

闲坐书斋品墨香。

金钱岂是成才药;

棍棒并非教子方。

富在勤劳穷在惰;

成由奋发败由奢。

做个好人天理近;

行些善事德仁亲。

少年慢说读书苦;

浅学须知就业难。

教子须珍文四宝;

读书莫负饭三餐。

好好读书兴大业;

天天向上步青云。

发家致富勤和俭;

教子成龙德与才。

兴家创业当年效;

教子成才化日长。

书山启步奠基石;

学海开航定目标。

泛舟学海心胸阔;

立马书山眼界宽。

家藏财宝未为富;

室有诗书不算贫。

酒绿灯红欢有度;

诗工联妙乐无穷。

有关家国书常读;

无益身心事莫为。

敬老尊贤循道德;

睦邻亲友讲文明。

仁人眼里民为本;

志士心中国是家。

创业须由自己干;

成才不靠别人吹。

追求学历无能力;

取德文凭欠水平。

事不三思终有悔;

人能百忍总无忧。

学海无涯勤是岸;

书山有路志为梯。

纸上得来终觉浅;

胸中悟出始知深。

读书岂为名传世;

做事唯思利及人。

有知莫道他人短;

当众休夸自己长。

竹是虚心先有节;

梅能傲雪早逢春。

黑发未知勤学好;

白头始觉读书甜。

读书勤似衔泥燕;

治学诚如酿蜜蜂。

千勤天下无难事;

百忍堂中有太和。

勤劳节俭兴家计;

礼让谦恭处世经。

事业终归勤学者;

工夫不负苦心人。

为民衣食勤耕地;

爱国科文苦读书。

勤俭人家先致富;

书香子弟早成才。

克勤克俭兴家业;

正己正人教子孙。

妻贤子孝孙伶俐;

人旺家兴事吉祥。

启迪儿孙行好事;

精耕田土夺丰年。

知人其难九德贵;

闻过则喜一生清。

两扇门窗常纳福;

一庭花木又逢春。

苦读西窗棠棣秀;

勤耕南亩稻粮丰。

逸士乐山犹乐水;

贤人忧道不忧贫。

少年总觉为人易;

立志方知创业难。

不以金钱为富有;

常循道德讲文明。

勤劳父子家长富;

和睦夫妻爱永甜。

静向书山寻哲理;

巧从事物悟玄机。

当仁不让仁人让;

见义勇为义士为。

一穷二白有人笑;

三教九流无自羞。

笑赌笑贫莫笑;

欺人欺老小无欺。

有书莫道读书苦;

守业须知创业难。

苦读方知书是宝;

勤耕坚信地生金。

怒发冲冠须九忍;

临头大事必三思。

勤俭持家先致富;

德才教子早登科。

教子不求官禄贵;

读书唯愿子孙贤。

人之初要学文化;

性本善须培德才。

凡事皆因忙里错;

好人多自苦中来。

生财有道凭勤俭;

处世无欺守信诚。

自学成才登大雅;

勤劳致富取真经。

荆树有花兄弟乐;

砚田无税子孙耕。

非因报达方行善;

岂为功名始读书。

天地间诗书最贵;

家庭内孝悌为先。

惟勤惟俭传家宝;

苦读苦耕教子方。

忠厚传家安且乐;

和谐处事吉而昌。

千古文章传道德;

一堂忠孝享天伦。

春风大雅能荣物;

秋水明清不染尘。

忠厚一生嫌善少;

健康二字值钱多。

义则居先利则居后;

恕其所短敬其所长。

乐苦安贫还可取;

见钱忘义不能为。

损人利己行为丑;

敬业奉公品德高。

业成实绩方酬志;

第6篇：爱国诗大全范文

［作者简介］ 刘觅知（1974―）， 女，湖南龙山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

［摘要］ 晚清时期湘军集团的将领们大多十分推崇王船山的学行，船山人格精神里几个突出的特质，如以坚贞之遗臣所体现的民族气节、集豪杰与圣贤一体的醇儒气象和经世致用的实学所体现的济世情怀，对湘军将领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船山人格成为湘军的精神动力，成就了湘军将领们 “内圣外王” 的儒家理想人格。

［关键词］ 王船山;湘军将领;人格精神

［中图分类号］ B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2―0015―05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huanshanism

on the Generals of Xiang ArmyLIU Mizhi，ZHU Hanming

(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410082，China)

Abstract:The majority of the generals of Xiang Arm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romoted Chuanshanism, whose marked characteristics were found in unflagging patriotism inherited from the faithful lateministers, Confucianism integrated with heroism and sainthood, and the ambitions to change the society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life of the ordinary people with their knowledge of the world. Therefore, it had great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generals of Xiang Army and gradually become the soul of the army guiding the generals, winning one victory after another in the battlefield. These marked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immortality of the Xiang Army, they also embodied the ideal personality sought by Xiang generals that the way of the king is to be armed with the contents of sainthood.

Key words:Wang Chuanshan; generals of Xiang Army; personality

王夫之（1619-1692）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人称船山先生，谭嗣同谓“五百年来学者，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非过言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船山全书》第16册，第729页，岳麓书社1996.。王船山一生以明遗臣自居，终身不剃发、不易服，个性十分鲜明，他曾自题画像的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第73页，岳麓书社1996.其孤高耿介的个性当时少有。船山先生一生潜心学术，著述很多，但“在当时，在当地，一点声光也没有，然而在几百年后，或在外国，发生绝大影响”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船山全书》第16册，第737页，岳麓书社1996.。船山殁后二百多年，其人格精神与学问思想果然得到了湖湘士子的钦佩和颂扬，尤其是晚清时期湘军集团的将领们大多十分推崇船山学，而船山先生的人格精神对湘军将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

王船山一生有48年时间生活在清朝统治下，然而王船山自题的墓志铭却称自己为“明遗臣”：“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于永世。戊申纪元后三百年十有年月日。”王：《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第76页，岳麓书社1996.这既是王船山对自己一生的政治抱负和学术活动的总结，又是其独特人格精神的体现。其人格精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以坚贞之遗臣所体现的民族气节、集豪杰与圣贤一体的人格理想和即事穷理的求实精神。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上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满洲入关后颁布了发令，希望从发型服饰上磨灭满洲与汉族的界限，从而达到彻底征服汉族的目的。因此发肤之全归，被赋予了象征民族尊严的特殊含义。王船山为此不惜改姓名，换装束，自称瑶人，藏匿于湖南苗瑶山区荒无人烟的山洞，蓄发明志。其子王所作的《行述》中有一诗道出了其为存皎然志节，漂泊流离的状况：“荒郊三径绝，亡国佚孤臣。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差足酬清夜，人间一字无。”王：《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第76页，岳麓书社1996.。王船山坚贞的民族气节，也是“身任天下”精神的体现。从青年时期与友人组织匡社，“莫拟津难问，谁言枉可寻”王之春：《船山公年谱》，《船山全书》第16册，第294页，岳麓书社1996.，到中年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勇抗清；再到晚年誓不剃发、不易服、不出仕直至最后“全而归之”。船山立身之坚决，气节之刚烈，在晚明的遗民中也是不多见的。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第2期刘觅知，朱汉民:船山人格精神对湘军将领的影响追求集豪杰与圣贤一体的气象，是王船山作为湘籍儒者最为突出的精神气质。王船山有感于国家兴亡、民族孱弱时，“内圣”型的圣贤人格难以在现实生活中挺立，于是对这种道德虚无之弊进行了反思和修正。遂倡导树立“经天纬地、建功立业”的豪杰精神，融豪杰精神与圣贤气象为一体，创立更加完善的理想人格。作为明之遗臣，王船山对明朝的覆亡有切肤之痛，他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 《俟解》，《船山遗书》第12册，第479页，岳麓书社1996.这就是说，只有首先具备了豪杰精神才能成为圣贤，豪杰具有非凡的气概和独立的人格，能够“以身任天下”、“救人道于乱世”，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置流俗之毁誉和身家性命于不顾。他指出“义” 与“勇” 是豪杰精神最明显的特征，“义以生勇，勇以成义，无勇者不可与立业，犹无义者不可与语勇也”，只有“义”、“勇”双全的豪杰之士才能成就非常之功业。他感慨“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就是要以刘琨的豪杰精神激励鞭策自己，特别是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勇抗清，就是其以豪杰精神所贯注的圣贤气象最为突出的体现。正如有学人所说：“他是一位虽与灰俱寒而不灭其星星之火、虽与烟俱散而不荡其馥馥之馨的真豪杰。……其人格，其思想，皆如‘孤月之明，炳于长夜’，令今日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生无限敬仰之情。” 萧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7-378页

船山先生一生治学，重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虚说，倡导即事穷理的求实精神。他力倡“言天者征于人，言心者征于事，言古者征于今”的为学之道，“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姜斋公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第81页，岳麓书社1996.王船山的后半生，是在艰苦卓绝的治学之中度过的，其子王在《行状》中说：“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廿一史及朱张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暮年，年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扰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第73页岳麓书社1996.，在湘西草堂的17年，王船山刻苦撰著，为后人留下了极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著名的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等，后人将其著述编为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船山遗书》。正如学人评说，“夫之荒山弊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艰贞以遁世无闷,因为生民立极。其茹苦含辛,守己以贞,坚强志节,历劫勿渝。”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长沙，岳麓书社,1985.此论十分中肯，王船山实现了开《六经》之生面的理想，建立起了深博无涯的学术体系，其人其学至今仍给予世人有益的启迪。船山的学说并非单纯的横渠之学，他借重张子完全是为了“慨明统之坠也，自正、嘉以降，世教早衰，因以发明正学为己事”王《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16册，第73页，岳麓书社1996.。船山艰苦治学也是立志长远的，希望通过学术明了“上下古今兴亡之得失”，为有志于民族复兴的仁人志士提供经邦济世之学说，以扶长中夏于后世。王船山治学崇尚经世，这既是对南宋湖湘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传统的继承，又是当时特殊的时代所造就的，他认为阳明学派空谈心性轻视务实乃导致明亡的原因，他治学崇尚经世就是希望挽救这种空疏学风。二

湘军集团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集团，而是由一群饱受儒家文化熏陶，期望建功立业的湖湘士子组成的政治集团和文化集团。湘军将领里有一大批人都是湖湘学子中的精英，都是“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的儒将。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在其奏折《拟请王夫之从祀文庙析》中，就船山史论对湘军的作用做了详细的叙述。他指出：“至所著史论，具于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严尊攘，斥党援，深切著明，使读者悚然引为法戒，更以之师千百世而有余。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居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出兴戎机，遂能削平大难。”孔祥麟《拟请王夫之从祀文庙析》，《船山遗书》16册，第686页.长沙：岳麓书社1996.由于湘军集团将领大多由湖湘士子组成，作为湘军集团首脑的找到了一个团结和凝聚湘军将领的纽带，那就是船山学术和船山人格精神。湖湘士子对于乡贤大儒王船山尤为推崇，他们不仅把船山思想看作是儒家正统思想的传承、理学程朱思想的发挥，而且认为船山思想明体达用，追究民物同原的道理，可以戡世乱于未形之时。把船山学发展成湘军集团的思想武器，使船山的人格精神成为湘军的集体人格精神，成为湘军驰骋疆场的精神动力，既推动着湘军集团建立不朽事功，成为支撑晚清政局的柱石之一，也成就了湘军将领对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实现。

船山人格精神的三个方面，即坚贞的民族气节、豪杰与圣贤一体的人格理想和即事穷理的求实精神，对湘军头号统帅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船山人格精神之中坚贞民族气节对产生了重要影响。认为王船山与孙奇逢、顾炎武、黄宗羲一样都是志行高洁的人，“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陈仲鸾同年之父母七十寿序》，《全集诗文》第213页时过境迁，在颂扬王船山的民族气节时，不可能再含有满汉之分的民族思想，然而，当晚清政府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王朝岌岌可危时，他也想挽救清王朝的衰落之势。因此在宣扬民族气节，强调“夷夏之辩”时，显然具有鲜明的爱国色彩。王船山曾经遭罹亡国之痛，而何尝不是饱尝了倾国之忧，他二人忠贞爱国的拳拳之心，即使隔着两个世纪也是相通的。是促成船山学成为 “显学”的关键人物。在之前，船山学处在早期传播阶段，船山学的影响也仅仅局限在湖南境内，并没有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什么影响。自从力倡船山学之后，伴随湘军的崛起而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 更加坚定和提升了湘军将领对船山学的景仰使船山学成为指导湘军行动的一面思想旗帜。及其领导的湘军集团逐渐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曾是一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学者和官员，他之所以能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投笔从戎，除了湘人普遍具有的坚毅顽强、踔厉敢死的强悍之气之外，作为乡贤大儒的王船山，其学说和人格精神对无疑会产生至深至远的影响。

其次，船山的豪杰与圣贤一体的人格理想对产生重要影响。很早就具有追求儒家圣贤气象的崇高理念和经邦治国的志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如是说:“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全集・书信》卷一，第12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恭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全集・家书》（一），第39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认为王船山是承续孔孟圣学命脉的一代旷世大儒，在《船山遗书序》中他说：“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外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者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操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船山遗书序》，《船山全书》16册，第418至418页.长沙：岳麓书社1996.。通过序言我们可以发现借刊刻《船山遗书》表达了自己救世的意图和方法，即传播孔孟“育物之仁、经邦之礼”，以达到“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从而拯救日渐病入膏肓的清王朝。为此也像王船山一样满怀豪情地投入到社会斗争中去。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一名文官的他，为何投笔从戎加入到镇压的战争中。因为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利用西方基督教，否定和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恐“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册一旦扫地荡尽”，则“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讨粤匪檄》，《全集》第1 4册，第232页可见虽是满清大臣,但他骨子里却浸透了孔孟的血脉，济世传道，扶长中夏的情怀与王船山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就可以很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他会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里，还那么热衷于刊印《船山遗书》。

提出“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全集》第14册,《诗文》第442页，认为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圣贤”必须具备开拓事功、创建伟业的阳刚之气，这种思想与王船山提倡的豪杰精神，如出一辙。人格中的劲悍血性还堪比船山，强调“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只要有志气，艰苦奋斗，任何目的都是可以实现的。因而奉行“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在厄运中求出路，在苦斗中求坚挺“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在《与州县公正绅耆书》中如是说：“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以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全集》第20卷，第841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战斗中，船山学说在很多方面成为了他的行动指南。在组建湘军时，他提出选将的标准:“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持”。经过精心挑选，胡林翼、彭玉麟、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王鑫、杨昌浚等儒学人士聚集在他的帐下，成为了湘军将领，而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热衷于研究船山学说，无形中，船山成为凝聚湘军将领的思想武器。此刻船山思想除了肩负承接孔孟“道统”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更成为凝聚湘军、鼓励湘军英勇战斗的一面旗帜。

其三，船山的即事穷理的求实精神对产生重要影响。在船山哲学中，理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船山进一步阐述了宋儒关于“即物穷理”的命题，船山认为理是天下万物的属性，它蕴含在万事万物中，离开了事物就没有了事物的条理。因此船山认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 《士文伯论日食》，《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船山全书》第五册，第586页，岳麓书社1996.，人们只能从事物本身去探究和发现其内在的规律和法则，而不能事先预设一个理，来限制事物的发展。因此船山提倡躬行践履，坚持世界可知论，主张按照客观规律去探求事物的理。一生也提倡力行，不喜空谈，在为官、治军、治学甚至处理家族事务方面，都透出他务实、求是的价值理念。例如：为政方面，曾在多个部门任职，他“每绾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 黎庶昌《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6.体现了他务实、求是的态度；治军方面，他主张“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 《全集・家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体现其谨慎用兵，稳扎稳打的风范；治学方面，从其调和汉宋之争，将“实事求是”从一考据学命题演变成哲学命题，就可以看出曾氏的务实风格。“实事求是”原本是用于考据学的，指的是考证经典的真假对错，是一种治学的风格与宗旨。对“实事求是”注入了新的解释，他明确提出：“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即物穷理者乎”， 《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66页他将理学提倡的“即物穷理”与此联系起来理解，认为“实事求是”中的“事”，就是“即物穷理”中的“物”，而“实事求是”中的“是”，也就是“即物穷理”中的“理” 王兴国《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三个贡献》，《求索》1996年第2期，以此证明汉学和宋学根本就是相通的，可以共存。以后实事求是作为哲学命题在很多方面被人们所使用，经此改造，让这一古老的命题在近现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三

船山人格精神对湘军集团的其他重要成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湘军集团的重要成员郭嵩焘是船山思想的发掘者之一。在他和其他湖湘学者推动下，曾氏兄弟终于下定决心刊刻《船山遗书》，为以后船山学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1870年，郭嵩焘执教长沙城南书院，特地在书院旁，建船山祠堂，亲自作碑记、撰祠联，盛赞王船山为“继廉、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1876年，出使英国前，他又专门向朝廷上了一道《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称：“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所著经说，言必证实，义必切理，持论明通，确有据依。……实能窥见圣贤之用心而发明其精蕴，足补朱子之义所未备。生平践履笃实，造次必依礼法，发强刚毅，大节懔然。”《郭嵩焘奏稿・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船山全书》第十六册，583页，岳麓书社1996.积极为船山争取官方认可，期望借此抬高船山的社会地位。为船山从湖湘地域走向全国迈开了坚实的一步。奏请从祀未果，郭嵩焘没有气馁，他在长沙召集同仁成立了禁烟公社和思贤讲舍，每年在屈原、周敦颐、王夫之、等四人生日之时举行祭祀及讲演活动，“禁烟公社与思贤讲舍相附丽。初定章程岁凡四集,以屈子、周子及船山先生及曾文正公生日,略志景仰先贤之意。”《郭嵩焘日记》第4卷第27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郭嵩焘认为，“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认为“自朱子讲明道学，其精且博，惟夫之为能恍怫。”《郭嵩焘奏稿・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船山全书》第十六册，583页，岳麓书社1996.他尤为推崇船山的史论，认为船山的史论“论通古今之变，尽事理之宜，其论人与事，务穷析其精微，而其言不过乎则。”远胜于东阳葛氏和崇安胡氏。甚至认为船山的史论“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说“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船山一生为学尤为重视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虚说。郭嵩焘也继承并发扬了船山这种关注社会民生、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并积极投入到拯救社会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的改革方案和济世的措施，为湘军集团的发展和晚清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然正如20世纪初杨毓麟在《新湖南》中写道：“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杨毓麟《新湖南》《船山全书》第十六册，806页，岳麓书社1996.郭氏是学习西方的先行者，他的很多理念和设想超出了当时晚清政治体制的承受范畴，也超出了晚清世人的理解范畴，遭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最后导致了郭氏仕途坎坷，最终被晚清政局边缘化。船山“七尺乞天从活埋”的悲壮情怀，郭嵩焘应该是最能理解的。

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与王船山是同乡，较早地接触到了船山的学说，对王船山的人格和学说有着深刻的认识，曾“亲读其书，私淑其人，”彭玉麟.彭玉麟集（上册）第44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船山大儒的人格气象深深地影响了他。彭玉麟在为船山立传时说：“人臣当破国亡家之际，莫不欲矢忠以报君，仗节以自处。屈原放逐，眷眷于怀王，顷襄昏愚之君，至于怀石沉湘，以得死为登仙。夫之于永明王，非有图议国政之亲；永历之势，无倾襄全楚之强，明社先亡，无沅湘江潭之可游。崎岖五六十年，褒衣峨冠，銮坏而居，闻人声则心悲悼，见访问则神怵惕。语曰：“谁为为之，就令听之！天之穷民，谓之何哉！”彭玉麟.彭玉麟集（下册）第242-243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彭玉麟在此给予船山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同时也深受船山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彭玉麟坚贞的人格自有渊源，往大处说即为湖湘文化的熏陶，往小处讲，则船山的影响不容忽视。1885年，彭玉麟在他上奏朝廷的《改建船山书院片》中，再次对船山学说进行了高度赞扬，并由服膺船山之学而推服船山之人。他说：“（夫之）所著书四百余卷，其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尤神契张载之说，作《正蒙释义》，与所著《思问录》内外篇互相发明。论者谓我朝巨儒辈出，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古、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而夫之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不愧命世独立之君子。”彭玉麟.彭玉麟集（上册）第44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由此可以推之，彭玉麟特立独行的处世态度乃是学习船山的圣贤气象，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以期塑造自身成为“醇儒”。王运就曾经称赞彭玉麟：“爰起孤幼，有志功名。及履崇高，超然富贵。然其遭际，世所难堪。始则升斗无资，终则帷房悼影。恒患咯血，惟怀纵酒。孤行畸意，寓之诗画。但耻于傺，一从豪宕。其当寇也，众所疑畏，飘然赴之。其辞官也，世所踌躇，倏然去之。恒恐后人，故能娇志。客或过其扁舟，窥其虚榻，萧然独处，终身羁旅而已。不知者羡其厚福，其知者伤其薄命。君子论之，可谓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者已。”彭玉麟.彭玉麟集（下册）第529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中国文人常借物咏志，船山晚年以所居寓所外的石船山的顽石自喻，“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可以之名。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斋文集》卷二，《船山全书》第15册，第128至129页.长沙：岳麓书社1996.以凸显自己耿介不阿的“抱独之情”。彭玉麟则“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 显示出他高洁、清幽、孤标脱俗的品性。虽相隔二百多年，但两人的节气、情操异常相似，令人生无限钦佩之情。

第7篇：爱国诗大全范文

一. 天文学研究的历程

朱熹对天文现象的思考很早就已开始。据朱熹门人黄义刚“癸丑（1193年，朱熹63岁）以后所闻”和林蘷孙“丁巳（1197年，朱熹67岁）以后所闻”，朱熹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 ]可见，朱熹从小就关心天文，直到晚年仍对此难以忘怀，并孜孜以求。

然而，朱熹在其早期的学术生涯中，并没有进行天文学的研究。朱熹早年除读儒家经典外，“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 ]。绍兴三十年（1160年，朱熹30岁），朱熹正式拜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开始潜心于儒学，并接受李侗以“默坐澄心”于“分殊”上体认“理一”的思想。

据《朱文公文集》以及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 ]，朱熹最早论及天文学当在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41岁）的《答林择之》，其中写道：“竹尺一枚，烦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测其日中之景，细度其长短。”[ ]

测量日影的长度是古代重要的天文观测活动之一。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地上直立一根长八尺的表竿，通过测量日影的长短来确定节气；其中日影最短时为夏至，最长时为冬至，又都称为“日至”。与此同时，这种方法还用于确定“地中”。《周礼地官》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意思是，在夏至日中午测得日影为一尺五寸的地方，此地便是“地中”。而且，从“地中”向北，每一千里则影长增一寸；向南，每一千里则影长减一寸。这就是《周髀算经》所谓“周髀长八尺，勾之损益寸千里”。这一说法到南朝以后受到怀疑；唐朝的一行和南宫说通过不同地区日影的测量，进一步予以纠正。朱熹要其弟子林择之协助测量日影，显然是要比较不同地区日影的长短，其科学精神可见一斑。

在同年的《答蔡季通》中。朱熹写道：“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 ]

蔡季通，即蔡元定（1135～1198年）；建阳（今属福建）人，学者称西山先生；精于天文、地理、吕律、象数，著作有《律吕新书》、《大衍详说》等；为朱熹“四大弟子（ 蔡元定、黄干、刘爚、陈淳）”之首。蔡元定的年龄仅比朱熹小5岁，并在天文学等科学上有所造诣，很受朱熹的器重。从以上所引《答蔡季通》可知，当时朱熹正与蔡元定讨论天文历法，并且认为，研究历法必须用科学仪器进行实际的天文观测。

淳熙元年（1174年，朱熹44岁），朱熹在《答吕子约》中写道：“日月之说，沈存中笔谈中说得好，日食时亦非光散，但为物掩耳。若论其实，须以终古不易者为体，但其光气常新耳。”[ ]显然，朱熹在此前已研读过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并对沈括的有关天文学的观点进行分析。胡道静先生认为，在整个宋代，朱熹是最最重视沈括著作的科学价值的唯一的学者，是宋代学者中最熟悉《梦溪笔谈》内容并能对其科学观点有所阐发的人。[ ]

淳熙十三年（1186年，朱熹56岁），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写道：“《星经》紫垣固所当先，太微、天市乃在二十八宿之中，若列于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当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几度，尽某宿几度。又记其帝坐处须云在某宿几度，距紫垣几度，赤道几度，距垣四面各几度，与垣外某星相直，及记其昏见，及昏旦夜半当中之星。其垣四面之星，亦须注与垣外某星相直，乃可易晓。……《星经》可付三哥毕其事否？甚愿早见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颇不错，其说虽浅而词甚俚，然亦初学之阶梯也。”[ ]可见，当时朱熹正与蔡元定一起研究重要的天文学经典著作《星经》和以诗歌形式写成的通俗天文学著作《步天歌》，并就如何确定天空中恒星的位置问题进行讨论，其中涉及三垣二十八宿星象体系。

同年，朱熹在《答蔡伯静》中写道：“天经之说，今日所论乃中其病，然亦未尽。彼论之失，正坐以天形为可低昂反复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间随人所望固有少不同处，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于弹圆之下以望之，南极虽高，而北极之在北方，只有更高于南极，决不至反入地下而移过南方也。但入弹圆下者自不看见耳。盖图虽古所创，然终不似天体，孰若一大圆象，钻穴为星，而虚其当隐之规，以为瓮口，乃设短轴于北极之外，以缀而运之，又设短轴于南极之北，以承瓮口，遂自瓮口设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于梯末架空北入，以为地平，使可仰窥而不失浑体耶？”[ ]在这里，朱熹设想了一种可进入其中观看天象的庞大的浑天仪。

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57岁），朱熹在《答廖子晦》中写道：“日之南北虽不同，然皆随黄道而行耳。月道虽不同，然亦常随黄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时，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则日月极远而相对；其上下弦，则日月近一而远三。如日在午，则月或在卯，或在酉之类是也。故合朔之时，日月之东西虽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远，于日则不蚀。或南北虽亦相近，而日在内，月在外，则不蚀。此正如一人秉烛，一人执扇，相交而过。一人自内观之，其两人相去差远，则虽扇在内，烛在外，而扇不能掩烛。或秉烛者在内，而执扇在外，则虽近而扇亦不能掩烛。以此推之，大略可见。”[ ]在这里，朱熹对月亮盈亏变化的原因作了探讨。

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59岁），朱熹在《答蔡季通》中写道：“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 ]在这里，朱熹试图通过比较各地北极星的高度及其与地中岳台的关系，以证明大地的运动。

朱熹在一生中最后的十年里，在天文学研究上下了较多的功夫，并取得了重要的科学成就。南宋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和卷二“理气下天地下”编入大量朱熹有关天文学的言论，其中大都是这一时期朱熹门人所记录的。例如：《朱子语类》卷二朱熹门人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迟速。天行较急，一日一夜绕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进过一度。日行稍迟，一日一夜绕地恰一周，而於天为退一度。至一年，方与天相值在恰好处，是谓一年一周天。月行又迟，一日一夜绕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强，恰与天相值在恰好处，是谓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质常圆，不曾缺，如圆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对，受光为盛。天积气，上面劲，只中间空，为日月来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边空。……”[ ]

《朱子语类》的其它卷中也有此类记录。例如：《朱子语类》卷二十三黄义刚“癸丑（1193年，朱熹63岁）以后所闻”：安卿问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间无星处，这些子不动，是天之枢纽。北辰无星……。”义刚问：“极星动不动？”曰：“极星也动。只是它近那辰后，虽动而不觉。……今人以管去窥那极星，见其动来动去，只在管里面，不动出去。向来人说北极便是北辰，皆只说北极不动。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极只是北辰头边，而极星依旧动。又一说，那空无星处皆谓之辰……。”又曰：“天转，也非东而西，也非循环磨转，却是侧转。”义刚言：“楼上浑仪可见。”曰：“是。”……又曰：“南极在地下中处，南北极相对。天虽转，极却在中不动。”[ ]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熹所著《北辰辨》（大约写成于1196年，朱熹66岁）以及卷六十五朱熹所注《尚书》之《尧典》、《舜典》（大约写成于1198年，朱熹68岁）都包含有丰富的天文学观点。《北辰辨》是朱熹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论文；在所注的《尧典》中，朱熹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所注《舜典》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浑天仪结构。

这一时期朱熹所编《楚辞集注》（成书于1195年，朱熹65岁）之《天问》中也有一些注释反映了他在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和造诣。

二. 天文学的成就

就朱熹研究天文学的方法而言，其最根本的研究方法是[ ]：

其一，细心观察各种天文现象。朱熹是重视亲身观察、善于观察的人。他经常运用仪器观察天文现象；并运用观察所得验证、反驳或提出各种见解。

其二，用“气”、“阴阳”等抽象概念解释天文现象。朱熹所采用的这一方法与中国古代科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

其三，运用推类获取新知。朱熹经常运用“以类而推”的方法，用已知的东西、直观的东西，对天文现象进行类推解释。

其四，阐发前人的天文学研究成果。朱熹研读过包括沈括《梦溪笔谈》在内的大量科学论著，对前人的天文学观点均予以评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朱熹的天文学研究方法，固然有其不足之处，这主要是由于古代科学所处的阶段而导致的。在古代科学的范畴中，朱熹的天文学研究方法应当属于合理。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运用这些方法在天文学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朱熹在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成就主要反映在他最后十年里有关的言论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朱熹曾经说：“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 ]这里描绘了一幅宇宙演化途径的图景。

在朱熹看来，宇宙的初始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气团。阴阳之气的气团作旋转运动；由于内部相互磨擦发生分化；其中“清刚者为天，重浊者为地”[ ]，重浊之气聚合为“渣滓”，为地，清刚之气则在地的周围形成天和日月星辰。朱熹还明确说：“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水之极浊便成地，火之极轻便成风霆雷电日星之属。”[ ]他根据直观的经验推断认为，大地是在水的作用下通过沉积而形成的，日月星辰是由火而形成的。

将宇宙的初始看作是运动的气，这一思想与近代天文学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有某些相似之处。175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1796年，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也独立地提出星云说。星云说认为，太阳系内的所有天体都是由同一团原始星云形成的。然而，在他们500多年之前，朱熹就提出了类似之说；尽管尚缺乏科学依据和定量的推算，但其通过思辩而获得的结果则是超前的。

对此，英国科学史家梅森在其《自然科学史》一书中予以记述：“宋朝最出名的新儒家是朱熹。他认为，在太初，宇宙只是在运动中的一团浑沌的物质。这种运动是漩涡的运动，而由于这种运动，重浊物质与清刚物质就分离开来，重浊者趋向宇宙大旋涡的中心而成为地，清刚者则居于上而成为天。……”[ ]

第二，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朱熹赞同早期的浑天说，但作了重大的修改和发展。早期的浑天说认为：“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 ]但是，当天半绕地下时，日月星辰如何从水中通过？这是困扰古代天文学家的一大难题。朱熹不赞同地载水而浮的说法，他说：“天以气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气。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天以气而运乎外，故地搉在中间，隤然不动。”[ ]这就是说，地以“气”悬空在宇宙之中。

至于地如何以“气”悬空在宇宙中央，朱熹说：“天运不息，昼夜辗转，故地搉在中间。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惟天运转之急，故凝结得许多渣滓在中间。”[ ]又说：“地则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但以其束于劲风旋转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坠耳。”[ ]朱熹认为，宇宙中“气”的旋转使得地能够悬空于宇宙中央。朱熹的解释克服了以往天文学家关于宇宙结构学说的弱点，把传统的浑天说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 ]

关于地之外的天，朱熹说：“天之形，……亦无形质。……天体，而实非有体也。”[ ]“天无体，只二十八宿便是天体。”[ ]又说：“星不是贴天。天是阴阳之气在上面”；“天积气，上面劲，只中间空，为日月来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边空，”[ ]这显然是吸取了传统宣夜说所谓“天了无质，……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无止，皆须气也”[ ]的思想。

第三，提出了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朱熹认为，屈原《天问》的“圜则九重”就是指“九天”，指天有九重。事实上，在朱熹之前，关于“九天”的说法可见《吕氏春秋有始览》：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颢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曰阳天；后来的《淮南子天文训》等也有类似的说法；直到北宋末年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其中《天文章句》对“九天”的解释是：东方皞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變天，中央钧天。显然，这些解释都不包括天有九重的思想。

朱熹则明确地提出天有九重的观点，并且还说“自地之外，气之旋转，益远益大，益清益刚，究阳之数，而至于九，则极清极刚，而无复有涯矣”[ ]；同时，朱熹赞同张载所谓“日月五星顺天左旋”的说法。他进一步解释说：“盖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进过一度。日行速，健次于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进一度，则日为退一度。二日天进二度，则日为退二度。积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则天所进过之度，又恰周得本数；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尽本数，遂与天会而成一年。月行迟，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尽，比天为退了十三度有奇。进数为顺天而左，退数为逆天而右。”[ ]《朱子语类》卷二朱熹的门人在阐释所谓“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时说：“此亦易见。如以一大轮在外，一小轮载日月在内，大轮转急，小轮转慢。虽都是左转，只有急有慢，便觉日月似右转了。”朱熹赞同此说。[ ]

对此，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这位哲学家曾谈到‘大轮’和‘小轮’，也就是日、月的小‘轨道’以及行星和恒星的大‘轨道’。特别有趣的是，他已经认识到，‘逆行’不过是由于天体相对速度不同而产生的一种视现象。”[ ]因此李约瑟认为，不能匆忙假定中国天文学家从未理解行星的运动轨道。

在天文学研究中，朱熹除了提出以上新见外，还对沈括有关天文学的观点做过详细的阐述。例如：沈括曾说：“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 ]朱熹赞同此说，并接着说：“以此观之则知月光常满，但自人所立处视之，有偏有正，故见其光有盈有亏。”[ ]他还说：“月体常圆无阙，但常受日光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边明，人在这边望，只见在弦光。十五、六则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边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古今人皆言有阙，惟沈存中云无阙。”[ ]

三. 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大致包括宇宙结构理论和历法两大主要部分，尤以历法最为突出。宇宙结构理论自汉代形成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之后，也经历了不断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占主导地位的浑天说不断吸取各家学说之长而逐步得到完善。

朱熹的天文学研究侧重于对宇宙结构理论的研究。他通过自己的天文观测和科学研究，以浑天说为主干，吸取了盖天说和宣夜说的某些观点，提出了较以往更加完善的宇宙结构理论，把古代的浑天说推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应当是朱熹对于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但是，由于朱熹的天文学研究只是专注于宇宙的结构，对于当时在天文观测和历法方面的研究进展关注不够，在这些方面的研究稍显不足。因此，他的宇宙结构理论在某些具体的细节方面，尤其是定量方面，尚有一些不足之处，有些见解和解释是欠妥当的。

然而，他毕竟对宇宙结构等天文学问题作了纯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代表了宋代以至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宇宙结构理论研究方面的水平。而且，朱熹的宇宙结构理论在后来直至清代一直受到了不少学者的重视和引述。

朱熹之后宋末的重要学者王应麟(1223～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居士)撰《六经天文编》六卷，记述了儒家经典中大量有关天文学方面的重要论述，《四库全书六经天文编》“提要”说：“是编裒六经之言天文者，以易、书、诗所载为上卷，周礼、礼记、春秋所载为下卷。”该著作也记述了朱熹的许多有关天文学方面的论述。

元代之后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官定教科书。其中《尚书》以蔡沈的《书集传》为主。蔡沈（1167～1230年，字仲默，号九峰）曾随其父蔡元定从学于朱熹。他的《书集传》是承朱熹之命而作，其中包含了朱熹所注《尚书》之《尧典》、《舜典》等内容，涉及不少有关天文学方面的论述。另有元代学者史伯璿（生卒不详）著《管窥外篇》；《四库全书管窥外篇》“提要”说：该书中“于天文、历学、地理、田制言之颇详，多能有所阐发。”在论及天文学时，该书对朱熹的言论多有引述，并认为“天以极健至劲之气运乎外，而束水与地于其中”。这与朱熹的宇宙结构理论是一致的。

明初的胡广等纂修《性理大全》，其中辑录了大量朱熹有关天文学的论述。明末清初的天文学家游艺（生卒不详，字子六，号岱峰）融中西天文学于一体，撰天文学著作《天经或问》，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并流传于日本。该书在回答地球何以“能浮空而不坠”时说：“天虚昼夜运旋于外，地实确然不动于中……天裹着地，运旋之气升降不息，四面紧塞不容展侧，地不得不凝于中以自守也。”这里吸取了朱熹关于气的旋转支撑地球悬于空中的宇宙结构理论；在解释地震的原因时，该书又明确运用了朱熹的这一观点，说：“地本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束于元气旋转之中，故兀然浮空而不坠为极重亘中心以镇定也。”在论及日月五星的运行方向和速度时，该书说道：“日月之行，宋儒言之甚详”，并且还直接引述朱熹关于五星运行方向和速度的观点予以说明。

清代著名学者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榕村）曾奉命主编《朱子大全》，其中“卷四十九理气一”有“总论、太极、天地、阴阳、时令”，“卷五十理气二”有“天文、天度、地理、雷电、风雨雪雹霜露”，收录了朱熹有关天文学的不少论述。李光地所著的《历象本要》引述了朱熹所谓“地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天包乎地”以及“天有九重”等，用以说明朱熹的天文学思想中包含了西方天文学有关宇宙结构的知识[ ]。他在所撰的《理气》篇说：“朱子言天，天不宜以恒星为体，当立有定之度数记之。天乃动物，仍当于天外立一太虚不动之天以测之，此说即今西历之宗动天也。其言九层之天。近人者最和暖故能生人物。远得一层，运转得较紧似一层。至第九层则紧不可言。与今西历所云九层一 一吻合。”[ ]他的《御定星历考原》六卷，也引述了朱熹有关宇宙结构的言论，并且认为，朱熹所说的“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就是指“天浑圆地亦浑圆”，而与西方天文学的宇宙结构理论相一致。

李光地与被誉为清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1633～1721年，字定九，号勿庵）[ ]交往甚密，并且对当时的西方科学都持“西学中源”说。梅文鼎在所著《历学疑问》中多处引用朱熹有关宇宙结构的言论。该书认为，朱熹已经具有西方天文学所谓“动天之外有静天”、“天有重数”和“以轮载日月”的观点，并且说：“朱子以轮载日月之喻，兼可施诸黄、赤，与西说之言层次者实相通贯。”[ ]

除此之外，清代还有黄鼎（生卒不详）的《天文大成管窥辑要》八十卷，其中也包括朱熹有关天文学的不少论述。

朱熹是古代的大哲学家，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一座高峰。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在天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一直没有能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他在天文学上确实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他的宇宙结构理论对后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注释：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页。

[ ]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第九十四。

[ ]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四。

[ ] 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 《答林择之》，《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以下简称《文集》，卷四十三。

[ ] 《答蔡季通》，《文集》续集卷二。

[ ] 《答吕子约》，《文集》卷四十七。

[ ] 胡道静：《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朱熹与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 ] 《答蔡季通》，《文集》卷四十四。

[ ] 《答蔡伯静》，《文集》续集卷三。

[ ] 《答廖子晦》，《文集》卷四十五。

[ ] 《答蔡季通》，《文集》续集卷二。

[ ] 《朱子语类》，卷第二。

[ ] 《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三。

[ ] 乐爱国、高令印《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历史作用》，《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 ] 《朱子语类》，卷第一。

[ ] 《朱子语类》，卷第一。

[ ] 《朱子语类》，卷第一。

[ ] 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 ] 《晋书天文志上》。

[ ] 《朱子语类》，卷第一。

[ ] 《朱子语类》，卷第一。

[ ]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 ]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 ] 朱熹：《楚辞集注》，第51页。

[ ] 《朱子语类》，卷第二。

[ ] 《朱子语类》，卷第二。

[ ] 《晋书天文志上》。

[ ] 朱熹：《楚辞集注》，第51页。

[ ] 《朱子语类》，卷第二。

[ ] 《朱子语类》，卷第二。

[ ]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47页。

[ ] 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象数一》。

[ ] 朱熹：《楚辞集注》，第53页。

[ ] 《朱子语类》，卷第二。

[ ] 乐爱国：《李光地的中西科技观述评》，载《李光地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 ] 《榕村语录》卷二十六《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