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经济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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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 传统经济； 新经济理论； 财务报表

进入21世纪以后，一种崭新的经济运行模式开始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以网络、信息、知识和高新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新经济”。新经济给传统经济理论带来很大的冲击，比如，描述失业率和通胀率反向关系的“菲利浦斯曲线” 已不再适用，资源要素已不再局限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效益递减的供求也受到质疑。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会计信息系统暴露出陈旧、低效和不适应的缺陷，作为会计信息系统输出结果的财务报表更是集中反映了这一问题。本 文拟从对新经济理论的着手，试图找到新经济条件下财务报表改进的突破口。

一、传统财务报表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财务会计的主要目标在于提供一个主体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动等信息，以帮助各类使用者评估管理当局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并进行经济决策。财务会计提供信息的主要手段是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通常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这也是国际流行的会计惯例。然而，长期以来，财务报表一直受到会计理论界、实务界以及政府管理部门的指责和批评。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在不断地改进财务报表，但始终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我们认为，人们在改进财务报表时，将注意力过于集中在财务会计自身的理论及 上，而未从经济学理论方面进行，是制约财务报表改进的主要原因。

那么，传统财务报表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一，传统经济学理论把资源定义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类要素，并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基本前提。资源的稀缺性要求通过制度安排（市场机制或经济计划），使每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地方，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传统的财务报表正是以这一理论为根本出发点，以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相对不变为假设，披露资本在各间的流动和配置。在资本的流动中， 财务报表正是担当了信息载体的角色，它通过向外部提供财务信息，使资本所有者通过阅读和分析报表，了解资本的投入产出率，然后作出趋利避害的决策，即把资本投放到有盈利或前景的企业，或是将资本从财务状况恶化的企业里撤出，最终实现社会资本的有效流动和最佳配置。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资本是资源的核心要素，土地和劳动力只能借助于资本发挥作用，这就决定了资本所有者是财务报表信息使用者的主体，从而财务报表的目标也定位于向资本所有者提供有关“资本流转”的信息。

其二，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是企业编制财务报表的基本理论依据。不对称信息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之一。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信息，存在着信息的供给和需求。编制财务报表的目的是为使社会资源达到合理、有效配置，而信息的不对称又会导致市场失灵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在传统经济，信息产业不发达，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落后，资本所有者获取相关财务信息的来源渠道较少，这就必然要求使用资本的企业（经营者）定期地向资本所有者提供财务报表 ，这也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主要手段。

其三，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供求法则决定了企业财务报表反映的物质资源是属于企业独占的、排他的。如企业的一项固定资产是属于企业独自使用和控制的，在同一时间内，别的企业就不能与其共享，而且此项资源是逐渐消耗的。也就是说，如果一项资源正在被别人使用，那么你就无法得到使用它的收益，即资源的边际收益递减。这一法则为财务报表反映的信息提供了一种基本前提，即企业的资源状况是属于企业独有的，不能与别的企业共享。边际成本递增的供给规律还是企业产品定价、确定销售收入乃至确定利润及利润分配的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传统财务报表无论从其组成内容上，还是从其目标、编制时间和信息含量上看，都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密切相关。由于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性定理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那么毫无疑问，财务报表正是这一理论推演的结果。

二、新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的区别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高增长、高收入、低通胀和低失业率的目标。虽然尚无法给新经济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大多数人认为，新经济的实质是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形态，其运行规律和发展模式都与传统经济迥异。

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学构成了现实挑战。

其一，资源的构成要素具有了新的内容。新经济所用的资源与传统经济不同，传统经济强调的是物质资源，并把资本作为推动企业成长与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在依靠知识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而发展的新经济中，知识无疑成了传统三要素以外的第四要素。在新经济条件下，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是信息，物质资源仅是辅助部分。资本尽管仍然还是重要资源，但其重要性趋于降低。资源的差异导致企业生产对象的不同，新经济下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信息价值含量高的产品，这就决定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与以往有很大不同。

其二，资源的稀缺性被赋予了新的涵义。传统生产函数的三要素（土地、劳动、资本）都有数量的硬约束，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新经济中，知识和信息取代了传统的劳动力与资本而成为经济发展的要素，这一生产要素的最大特点便是其充裕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因为 知识与信息的使用具有外溢性、可重复性，而且在使用中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因使用时间的持续而累计相加。 资源的这一新特性，使得新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扩大到了全球范围，配置效率也更趋于有效和合理。

其三，新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供求均衡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供给曲线向上倾斜，供求曲线相交，形成市场均衡。由此还推出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法则。但人们在新经济条件下发现，经济将某些产业的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特征推向极致后，最终似乎否定了供求规律。比如，一旦为开发软件、设计芯片、铺设光缆投下了高固定成本，此后多一个消费者还是少一个消费者，几乎不会产生成本上的变化，因为信息产品的复制成本很低，甚至为零。也就是说，生产第一个信息产品的成本非常高，但此后生产产品的边际成本可以接近于零，这种成本结构从根本上否定了建立在边际成本定价基础上的供应曲线。从需求曲线上看，也是如此。比如，在一定限度内，软件产品的使用人数越多，消费者对其口碑越好，就越是愿出高价来购买，即 需求越多，需求者出价越高，这就使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失效。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网络的外在性”。

其四，在新经济条件下，信息经济学的信息不对称假设也受到了冲击。新经济创造了大量的与信息有关的产业和从业机会，从而形成了专门从事信息开发、交易和咨询的新型市场。信息和知识已不再具有专有性和独占性，信息被作为商品进行开发、采集、筛选和处理，并借助于网络技术，实时、快捷而又全面地传达给使用者。人们获取信息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大大减少。总之，强大的信息网络和信息技术产业，弱化了信息经济学的原有假定。

三、新经济理论对财务报表改进的启示

其一，财务报表不应再局限于为传统的资源配置服务。在新经济条件下，由于占有的资源由过去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转变为现在的知识和信息，因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不再是企业拥有的实物资源（如固定资产、存货等），而是那些掌握知识与技术的“知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财务报表仍然只是重点反映有形资产信息，而轻视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源的披露，排斥新兴业务进入报表系统，只反映资本的投入产出率等，就不能为知识与信息在企业间的高效流动提供清晰、准确的信号，无法适应新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要求。另外，知识与信息资源具有共享性，而传统的财务报表却以资源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为前提。因此，财务报表如何既能正确反映企业真实的资源状况，又能显示企业独特的竞争力，也是我们要认真和探讨的。

其二，财务报表的目标应转向为知识的所有者提供信息。财务报表的目标主要是解决谁需要财务报表、他们需要哪些信息等问题。在新经济条件下，信息和知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核心要素，知识所有者可以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来控制企业，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而且知识所有者和企业是同位一体的关系。因此，财务报表的目标应由过去向股东、债权人提供信息，转为计量企业主体资源和权益的变动情况、收益的形成过程以及有效控制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企业主体型财务报表目标模式。报告的信息类型也应由企业创造未来现金流量的能力转变为企业知识资本拥有量及 其增进能力。

其三，利润表反映的收益形成过程与分配过程也要发生变化。传统的利润表只反映货币收益，即按收入与费用的配比结果得出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在新经济条件下，损益表已暴露出其局限性。一是利润的形成并不一定完全是资本作用的结果，利润的形成部分甚至全部来自于人才和知识的投入产出效果。二是信息产品的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使得企业可能只发生一次性的投入，以后生产的产品成本可能大大低于售价，甚至为零。这种信息产品的一次性高固定成本是不能按传统确认作为无形资产的开发成本而资本化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损益表编制基础的配比原则怎样来加以贯彻？能否因某项产品的成本为零或不能可靠计量而不予确认收入？三是在新经济条件下，利润的分配不再由资本所有者专有，掌握知识和技术的活劳动也将参与到利润分配的过程中，与资本所有者共担风险，共享利益。

第2篇：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电力企业；经济理论；对策研究

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是一种生态经济，即发展绿色经济，做到可持续生产。讲述了发展电力企业的经济目前的现状，并给出了电力企业发展中今后的经济形势以及对策研究，　更多还原对我国的稳定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我国电力企业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电力设备国产化程度与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　当前，我国电力企业的经济发展已取得了显著成就。我国从最早之前在发电设备方面就开展了　十几万千瓦的亚临界机组成套设备的引进与消化吸收工作，对其设计、制造与控制的技术进行了全面的掌握；我国的　500　千伏输变电设备在输电设备方面，已基本实现了国产化。　并且，在二次系统微机的保护与控制、自动化与数字仿真等领域，已经进入了世界领先行列；在环境保护方面，电力企业通过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结合，也能够开始承担大型机组烟气的脱硫脱硝工程。　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性特征与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内在要求以及电网发展的客观实际，电力企业需要明确建设智能电网的发展目标，在进行关键技术与设备上实现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的同时，确保自身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实现企业自身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电力企业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2.1　电力企业经济发展的服务手段

电力企业的经济发展对策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依照“保增长、抓建设、强基础”的要求，实现“增供扩销”的工作目标。　因此，在组织领导、客户管理、停电管理、用电检查，知识普及等几个方面，需要优客户关系管理，提升服务水平。实现以客户服务为中心的供电资源调配机制　。　客户服务效率与品质的提升，需要指挥中心进行监控调度来实现，就此解决电力企业部门之间以及分县局间存在的沟通协调不便的问题，并且有利于为市场分析、预测提供信息数据支持。客户停电管理是指通过监控　，减少供电方出现超时　、重复性以及临时性的停电几率，　避免客户由于停电时间造成的不便与经济损失，电力企业可以开展停电低压统计的到户工作。　与此同时，与“家电下乡”工作相互结合，引导城乡居民采取科学用电的模式，并且有助于农村电力市场的开拓。细分客户需求，促使营销系统的更新换代，客户关系信息化管理的开展，开展第三方客户的满意度测评，以及服务模式的创新，有利于建立其日益完善的客户满意度的评价体系。用电检查与营销检查力度的加强　。　通过检查制度，不仅可以大大减少电量的跑冒滴漏，同时又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与服务风险。

2.2　采取学习型管理模式完善经济理论

（1）以组织学习作为学习型管理的基础　，是企业经济与技术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电力企业对于员工学习环境与学习型组织的引导创建，可通过对于学习平台进行有效地知识管理，从而达到员工与企业知识的积累与提高，达到强化学习的目的。　电力企业必须首要制

定全员学习任务的固定制度，　同时用完善与严格的规程来保证与规范，通过学习型组织的创建来建立起网络化的组织结构。

（2）企业学习门户的建立以及经验知识的储备　，需要拥有专门的数据库进行知识的存储与调用。　员工需要学习的内容包括企业的各项规程、制度、指标、标准以及文档等，同时积累此过程中的管理知识以及经验。　通过此种方式，将有利于员工运用先进的通信、网络等计算机技术，为客户提供高效与全方位的优质服务。电力企业需要通过激发员工对于企业制度与操作层面的学习热情的同时，创造有利于实践经验接受的环境氛围，实现经验与知识的

双重共享。　为此，企业可以通过构建专家网络等手段，使员工快速与准确的地获取所需经验以及知识。　与此同时，有能力的企业也要建立起经验知识库系统，以实现资源共享。

（3）电力企业作为电力市场的主体，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需要促进学习团体的建设，促进团体中的员工对于共享的知识资源进行不断的集成与创新，提高积极性与参与感，另一方面使得企业达到经验分享的效果，从而有效的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电力企业可以通过设立学习型团体的负责人，　来进行学习型管理的有效控制与监督。学习型社团负责人的职责，主要是使成员对于公司及其环境有一定了解，对于公司内的信息需求做到明了，从而领导团体进行高效的学习与积累，并且保证信息共享。

（4）加强合同管理　。　首先　，电力企业领导要在思想上给予高度重视，紧抓施工合同管理同企业的计划管理、生产管理、组织管理。　其次，要完善相关制度，建立合同实施保证体系，把合同责任制落实到具体的工程和人员。　然后需要配备专人，对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合同草案及合同风险进行全面分析与管理。　并且，要健全合同的文档管理系统，除施工合同外还要对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合同变更、预付款保函、工程保险等资料进行统一的收集、整理与存档，形成专业、系统的工作。

总之，我国正步入工业化中期，在看到中国经济呈现高增长态势的同时，这种建立在高能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日见其弊。　中国的经济增长凭借高投入、高消耗、低劳动成本在全球化浪潮中日渐蹒跚。　电力企业应该依托政府提供的试验区以及基地等技术平台等，提高主观能动性，　制定出积极有效的激励制度，　鼓励企业勇于探索与创新，提高本行业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郭景玉.　基于循环经济理论下的电力企业经济管理[J].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2，（12）.

[2]张道亮.　物资管理在电力企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J].　沿海企业与科技，2012，（3）.

[3]陆琪睿.　新经济形势下的电力企业融资[J].　现代企业，2012，（3）.

第3篇：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信息经济;信息管理;创新;互联网;会议综述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交叉性学科，为了更好地促进信息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由国家级学会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主办、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28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暨第9届博士生论坛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包括中国杰出学者论坛、博士生论坛以及学术年会3个主要议程，颁发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奖、理论贡献奖、青年创新奖和最佳审稿人四个奖项，表彰优秀贡献个人和团队34个。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的200多名信息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同三和国家发改委的张长春在大会上分别就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了我国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交织呈现，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驱动力创新。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是我国信息经济学界展示学术前沿成果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届年会以“信息经济理论创新与中国问题”为主题，聚焦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经济与信息管理创新研究，顺信息技术发展之势而为，应我国数据驱动型经济而谋，体现出重塑行业结构新思路的智慧韬略。为了帮助学界了解在本次学术论坛上各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精准把握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动态，本文以“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和“用户信息行为研究”4个方面为主题综述此次论坛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成绩和存在问题，指出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

1.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研究

信息经济学较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是关于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的研究，即通过对涉及信息活动有关的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统计测算，从宏观上分析信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情况。中山大学的谢康、廖雪华和肖静华利用随机前沿非参数估计模型，分析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质量和路径以及融合路径对企业规模扩张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其结果指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路径对企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是递增的;同时，南开大学的李坤望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对中国企业在地区－行业－企业层面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探寻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和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信息化密度高的企业具有更好的出口绩效，并且在其他相同条件下，这种效应会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放大。前述两项研究均采用了面板数据集，较好地测算了趋同和演化过程，有助于理顺企业信息技术投入和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之间的结构关系。此外，重庆大学的朱安明等利用优化权重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2014年39个工业行业的综合效率和优化权重，略显不足的是，信息化的投入指标仅用其所拥有的计算机数和网站数来表示，指标选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完整代表性，建议还可以考虑信息系统应用覆盖率、信息资源覆盖率、信息技术贡献率等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跃洲和张钧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细致分解，以此分析了信息通讯技术(ICT)的替代效应和渗透效应，结果表明ICT在2010－2012年间的平均贡献率已经接近10%，同时，ICT的使用能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宏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已经非常显著。本研究的缺憾之处在于结论中表明ICT渗透效应的体现需要5年时间，该时间周期略显过长。前述可知，多位学者从宏观上计算了ICT对国家或行业的经济增长贡献情况，为我国的信息化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定依据。未来研究还可以采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从微观上分析ICT对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1.2信息经济预测研究

经济预测是通过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计算过程预测经济的未来发展状况，从事信息经济研究的人员积极探索“互联网+”情景下的经济分析手段，取得了一些较为显著的成果。中国科学院的汪寿阳介绍了“TEI@I”方法在复杂经济问题预测中的应用，该方法用传统计量模型处理经济活动中的主要趋势，用文本挖掘和专家系统处理现实对象中的突现性和不稳定性，最后基于集成的思想，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技术对其进行非线性集成，从而获得一个更为精确的预测结果。该方法用情境知识引导经济预测过程，将一些难以显式出现在预测模型中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在发生随机事件冲击时预测误差较大的难题。此外，清华大学的刘涛雄和徐晓飞提出了“两步法”预测宏观经济，该方法先穷尽结构化数据，再引入互联网搜索行为的非结构化信息进行变量挑选，一共使用6种模型，比较了采用不同类型信息的预测效果，经过不断的比较和挑选过程，从而确定最优模型。其结果表明对于宏观经济预测而言，单纯使用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由于大量信息噪音的缘故，其预测效果并不理想，而在结构化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增加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则可以帮助改进预测效果，证实了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并不能替代现有的结构化统计数据，而是其有益的补充和完善。由此可见，上述两个研究均是针对宏观经济总量预测的复杂问题，分别强调了不同预测方法的结合和互联网情景下的非结构化数据与传统结构化数据的结合。值得拓展的是，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深度开发其他互联网在线信息，用于如公共卫生、房地产市场需求预测等方面，从而进一步检验其预测效果。

2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

2.1政府契约设计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有效使用并分配信息资源，契约是进行市场交易的前提，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属性的差异性决定了契约机制设计的多样性。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针对中国政企合谋的现象，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3层博弈模型，论证了从政府合谋到政企合作的路径，该研究聚焦中国现实且敏感的话题，解释了普遍的政企合谋和中央对地方生产活动的周期性干预现象，为合谋理论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学的马滔构建了一个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平台方如何通过机制设计规制需求方行为，以解决供给方资源共享激励不足的问题，结果指出政府平台方通过建立保证金与保障金机制，可以有效提高资源共享效率。委托理论运用中，重庆邮电大学的万晓榆和龙宇运用委托理论构建了第三方公众参与下的激励－监督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监督惩罚机制和公众评价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务商的努力水平，有助于引导服务商提高信息服务水平。此外，中山大学的陈斌、北京大学的翁翕团队等基于契约设计，分享了中国政府如何激励创新的系列研究成果。上述可知，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共同点均是聚焦于中国的现有现象和现存问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从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优化了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政府与各个共享经济平台合作共治的机制，以及在政府架构的设计过程中如何平衡物权、人权、契约、效率等关系。

2.2政府社会化公众服务研究

互联网的技术创新成果和理论成果已经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之中，催生了较多的社会化公众服务平台。在我国，社会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多方治理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社会化服务平台为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学的周莎和刘征驰提出了私人力量协同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内在逻辑，创新了社会化电子商务模式与传统政府职能之间的合作，充分挖掘了其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可能性，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众筹领域社会价值挖掘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关于众筹能否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化公众共同管理事务的新模式，其实施的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证明。

3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

3.1ICT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新常态下，“互联网+”给实体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力，企业纷纷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流程再造和价值链重组。中央财经大学的吴溪等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的企业战略选择、市场反应和转型业绩，对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战略的动因和后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销售费用率较高的公司更有动机选择“互联网+”战略，而上市公司采用该战略后，并没有显著提升公司的会计业绩，由于仅使用一年的数据，忽略了信息战略投资回报的周期性，因而研究期限过短是造成结论经济贡献不明显的因素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陈猛、刘和福利用资源优势理论和服务主导逻辑理论，通过制造业和服务的对比研究，研究了IT能力如何影响服务创新和财务绩效，发现IT探索能力对利用式服务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北京大学的董小英等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从资源观、服务观、价值观、交互观和系统观对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归纳了共性，对比分析了企业间的差异性，区分出了互联网企业、高转型度企业和低转型度企业的差异。文章略显不足的是仅对6家企业实施了调研，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验证。可见，在“互联网+”背景下的企业绩效研究中，学者们的关注对象从上市公司、传统企业到企业IT能力，体现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方法既有定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定性的案例研究。未来研究可以从前述的研究融合中入手，如可以关注非上市公司的研究和其他业绩表现因素的影响，研究IT能力如何影响财务绩效中，除了可以关注效用的变化，也可以从成本等其他视角去考量。

3.2ICT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

现代市场竞争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能否与供应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密切联系，因而供应链绩效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地质大学的朱镇分析了企业如何利用IT使能的整合能力提高分销渠道的敏捷绩效，并进一步探究了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上述关系所起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平台整合和知识整合对敏捷绩效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然而研究中采用问卷形式研究绩效问题值得商榷。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均从不同角度拓展了现有ICT对企业管理研究的范式和内容，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的获取仍需完善，如应考虑用纵向数据替代截面数据，用实验法替代问卷法等，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效度和科学性。

4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用户行为是用户有意为之的主体性活动，用户行为的研究也是信息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周军杰研究了老年人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具体比较了其知识贡献和知识接受行为的异同，识别出社会氛围、认知因素和老年人特征3个因素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知识参与行为。其研究价值在于重视了老年人群体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和知识贡献行为。中南大学的朱张祥等针对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研究了对移动慢病管理服务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采纳行为存在经验距离的差异，该研究对移动慢病服务提供商的推广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同时，中南大学的曹仙叶等也研究了在线医疗的相关行为，具体为线上咨询的信息质量和边缘信息对其线下就诊采纳意向的影响，结果指出医生回答的相关性、信息量、简洁性以及医患的在线交互因素均能影响患者的线下就诊决策，但研究样本只针对少数几种病种，也并考虑患者特征。山东财经大学的李旭和刘鲁川基于心理契约的视角，研究了用户对社会化阅读APP的不采纳行为，即忽略和退出行为，研究发现系统本身的质量对用户的影响程度已经逐渐减弱，阅读内容和社交性的功能则对其影响正逐渐增大。该研究对运营商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用户活跃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华侨大学的王伟将众筹项目的文本语言依据说服风格进行分类，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建立了语料库，并构建了语言说服风格对项目筹资影响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认知过程和心理状态同时调节投资行为，并且语言说服性可以对这两个变量产生影响。该研究通过向筹资者提供最适合的说服风格指导，从而提高平台的总体筹资成功率。但研究只考虑了项目摘要的小部分文本信息，并未细致考虑详细描述文本的语言说服风格。综上，用户行为是信息管理领域研究的重要领域，深入研究有助于信息服务提供方准确把握用户行为特征，从而更好地改进系统或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

学者们对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更加突出社会网络的应用情景，如众筹、虚拟社区等，研究对象也从活跃的中青年用户向老年用户转向。不难发现，信息技术大跨度地实现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创新和经济共享，为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平台。未来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拓展，如可以从多视角研究老年人参与各种社群平台的行为特征，可以对照不同的语言平台，探索众筹项目发起者在说服风格使用上的差异等。但也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在量表开发上不能一味地模仿国外量表，而应针对我国现实情况，开发适合本土化的量表;在数据采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搜索平台等互联网产生的客观数据，正如清华大学的陈国青提出的大数据驱动的研究思考，即必须同时重视模型驱动和数据驱动，尤其是多源数据的融合和外部视角的引入。此外，在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等领域，本届论坛也呈现出了一批成果。如在信息系统开发的成功因素探寻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高勇和毛基业采用单案例的研究方法，发现用户的参与行为可以消除和开发者之间的各种差异，确保需求的准确传递，促使系统的成功开发;在电子商务服务补救质量研究方面，山东财经大学的马良从商家和消费者的双重视角，探究了服务补救质量对于消费者感知公平和补救满意的影响，检验了消费者涉入的调节效应和感知公平的中介效应;在IT能力转型研究方面，中山大学的刘意运用单案例研究的方法，从企业和消费者交互的视角出发，探讨企业IT能力转型的实现机制，弥补了IT能力转型实现路径的研究盲点。

5结论

本届年会重点关注互联网环境下中国的信息经济理论创新和管理实践创新，与会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根植于本土企业，围绕经济预测、制度设计、电子商务和信息管理等议题展开，许多方法和视角都极具创新，不仅深化了信息经济学的现有研究，也开拓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本届年会呈现的诸多学术成果，其研究方法逐渐趋向规范化和多元化，并在此过程中追求理论贡献，尤其在用户行为研究方面，依据了丰富的理论模型，如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理论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组织行为学的跨边界理论等，丰富了信息行为情景化的研究成果;同时研究重视文献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对话，特别强调复杂情景下的多视角和多方法的结合，特别是为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客观数据并结合传统的信息分析手段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需要指明的是，未来研究中，还要进一步注重样本选择、概念界定、操作化测量、数据呈现和解释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以期提升现有的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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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伟，陈伟，祝效国，等．众筹融资成功率与语言风格的说服性———基于Kickstarter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6，(5):81－98．

第4篇：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

在经济学界，克鲁格曼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著名学者，他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早在1991年，年仅38年的克鲁格曼就获得了被视为诺贝尔奖重要指针的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因偏好历史和社会学，经济学的专业课反而修得不多，这也形成了他独有的分析视角和行文风格，更被誉为自凯恩斯以来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1996年克鲁格曼出版《流行的国际主义》并大胆预言亚洲金融危机，使他获得巨大声望。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

作为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克鲁格曼强烈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主张。他认为市场并不完善，因此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当消费和企业开支难以前进，就只剩下了一种填补缺口的办法：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进行刺激性开支，美联储必须推行指向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为经济提供第一推动力。

克鲁格曼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特别是国际经济学领域进行了大量富有影响力的研究。在国际贸易方面，他建立了新贸易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尤其是经济特征相似国家的同类产品的贸易，代表了这些国家根据规模收益递增原理而发展专业化的结果，与国家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关系不大；在经济活动区位方面，他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提出了他的核心—外围模型，把厂商和消费者的区位选择内生于模型中，较好地解释了一个两区域经济如何形成工业核心和农业边缘区模式；在国际金融方面，他建立了一个汇率目标区理论的规范模型，使汇率目标区超出原来仅作为汇制改革方案而存在的范畴，形成一个有特色的理论框架；在宏观经济方面，他提出了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较好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对1998年俄罗斯货币危机也有一定的解释力。2008年，克鲁格曼因创立新贸易理论和开创新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界的争议永远存在，一些学者对克鲁格曼的理论和观点一直就有质疑。例如，克鲁格曼认为当前的美国失业并非结构性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研究报告则认为美国的长期失业人口中有40%属于结构性失业。克鲁格曼认为是经济增长迟缓导致了债务水平升高，而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的研究显示，当一个国家的债务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达到或者超过90%），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缓。尽管在一些观点上有不同的质疑，但克鲁格曼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在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等方面所做的许多有价值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本书就是克鲁格曼对应对当前危机的一系列带有十分鲜明的凯恩斯主义色彩的建议和看法。也可以视为此次危机中关于凯恩斯主义争论的代表性著作之一。

寻找金融危机中的免费午餐：当前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中凯恩斯主义及其争议

在经济学中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在克鲁格曼看来，在大衰退和金融危机冲击下，“只要我们伸出手，就有免费午餐，因为这时候大量的闲置资源就有用武之地了”。 这是典型的克鲁格曼的政策基调。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积极应对，大致看来，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是出台金融救助方案。如美国最早强调购买不良资产，美联储还推出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向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先后采取了量化宽松和扭曲操作等措施；欧洲则在尝试降息等政策刺激的同时尝试通过注资获得金融机构股权来稳定金融体系等措施。

二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美国的刺激方案主要包括减税和扩大公共支出，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新能源技术方面。日本出台多个经济刺激计划，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向全国家庭发放补贴、通过政府担保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学校建筑防震、环境保护、儿童和老人护理等社会福利计划。

三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在危机之后均大幅度降低利率。另一方面，当利率进入零利率区域后，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均以不同方式采取了“数量宽松”政策，通过购买金融资产，继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四是产业发展政策。美国在新能源、环保政策等方面较为高调。欧洲提出发展“绿色经济”。日本重点发展商业航天、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医疗与护理、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

总体来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程度不同地在凯恩斯主义旗帜的影响下，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对于这些凯恩斯主义色彩鲜明的危机应对措施，各种批评也一直不断，本书就可以视为克鲁格曼对这些批评的回应。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的互动更为紧密，在危机冲击下，除了推出一系列应对危机、刺激内需的政策举措外，更为关键的还是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转型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主导下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不平衡性逐步显现，全球资源以贸易顺差的形式源源不断流入美国，而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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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的金融资产以资本项目顺差的形式持续流向全世界。特别是21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一方面，美英等发达国家加速推进全球化进程和资本输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另一方面，美国为刺激经济长期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高杠杆、高风险、低透明度且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导致本国房地产泡沫急剧膨胀、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扩张、金融体系的杠杆水平显著提高。2005年以来，伴随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崛起，全球资源供应格局打破，通货膨胀压力高企，美国进入加息通道，直接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007年年底次贷危机正式爆发。本次危机爆发不仅是国际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集中反映，更是布雷本文由收集整理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和金融监管缺失的必然结果。危机打破了原有经济金融结构和格局，美欧等经济体或经济区域面临巨大的调整成本，经济陷入衰退或缓慢复苏；新兴市场国家面临通胀高企—政策收缩—经济放缓的调整时期。可见，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关联性日趋紧密，相互影响加大。

当前全球经济和各国国际收支面临再平衡的过程；“去美元化”、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议题也被提上日程；国际金融监管架构和制度在压力下正在经历大刀阔斧的修改和重塑；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面临重大变革。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如何评估本次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影响，如何准确把握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结构变化的趋势、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处理好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关系，对于迅速崛起并处于转型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种调整过程中，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环境，关注着类似的矛盾和问题，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的决策应注重体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内部经济增长回落等压力下，当前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欧债危机等外部因素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中枢或已阶段性下移；内部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退。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内需政策来应对经济周期性回落是有必要的，但是更为关键的还是促进经济转型，促使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将转向内生性，制度性红利的释放和经济系统的结构性转变。大致来说，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始终面临资本、土地、能源、矿产资源等要素价格长期管制的瓶颈，由此造成了公用设施、环保和安全的高成本，并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推动要素价格改革，即从管制下扭曲、低估的价格转变为市场均衡价格，将使投资和生产的成本和回报更真实、国民财富的分配更合理，市场机制的合理运用将进一步激励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二是体制改革释放的红利。首先，收入分配改革，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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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方向通过减税、完善社保等举措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加大对社保、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其次，投融资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对民间资本开放垄断行业，打破垄断，促进社会要素不同行业的市场化流动。最后，推进结构性减税，逐步降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引导经济结构的优化，释放居民和企业的消费意愿和提高居民和企业的消费能力。

第5篇：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

一、新的运行机制中国家、市场、企业的三者关系

大家一致认为，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新的运行机制，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论断的深化和发展。它既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又指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运行机制的提出，摆脱了长期以来计划和市场什么为主、什么为辅以及在两者结合方式上的争论，是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对国家和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是双向调节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目标模式的运行不是线性的、单向的、单纯以国家调节主体的简单模式，而是非线性的、双向的，市场具有反调节效应，这时调节的主体是市场，客体是国家。“国家调节市场”这一环节，表现为二元调节主体的双向调节，不能认为国家调节就是经济运行的主导环节。另种观点是国家主导论。这种观点认为国家是宏观调节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环节，市场是联结企业和国家的枢纽，国家行为和企业行为的“祸合点”，是实现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相协调的中介环节，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是经济运行的基础环节。在经济运行中，国家和市场虽然都可以构成调节的主体，但是由于市场功能的内在缺陷及其局限性，国家调节始终处于综合平衡的位置，从宏观、总体上把握了市场运行方向。因此，可以说国家调节是经济运行“双主体”中的主导环节。它的地位是肯定的。

上述两种观点都认为，国家与市场关系，应该是国家通过经济参数的适时输入，向市场渗透国家计划的意图，使市场运行保持在预定的轨道。这里，调节的主体是国家，调节的客体是市场。同时，国家调节行为大量的、主要的是通过市场而发生，但有些调节行为也可以直接作用于企业不通过市场。然而国家计划必须建立在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它不仅不能破坏市场机制的运行，而且受市场机制的制约和校正。市场只运行的内在规律构成计划的外生约束，通过市场信息反馈环，要求计划机制的运行保持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既定的轨道上。在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上，一种意见认为，首先是企业在调节市场，因为企业是生产部门、是基础。市场上的商品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对市场起着非常直接的调节作用。在这里，企业应被视为调节的起源。因此，.市场与企业的关系也是二元主体的双向调节。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市场运行中，渗透着国家意图的市场活动，通过利益的诱导，使企业行为合乎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这里，调节主体是市场，调节客体是企业。由于企业目标是微观的、多元的、互相区别的，不可能让场沿着某个企业的目标轨道运行，因而企业难以调节市场。因此“市场引导企业”表现为一元调节主体的单向调节。

二、新的运行机制是否是不同杜会制度

下商品经济运行的共有机制一种观点认为，新的运行机制是发达的或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所具有的一般的、共有的运行机制。因为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市场具有自动调节功能，必然受市场引导，否则就无法生存。但是市场又具有盲目性、局限性、时滞性、短期性和不稳定性的内在缺陷，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必须对市场进行干预。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调节系统的“宏观主体”、“市场中介”和“微观基础”均殊异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式的市场调节体系，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利益制衡、约束机制与资本主义的根本不同，相形之下具有优化的传递链条和调节效应，与以往商品经济社会制度比较，是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因为从有计划商品经济制度的确立那天起，国家就从宏观、总体上规划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实行自觉的有计划的调节。只不过我们经过30多年的探索，找到了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运行机制罢了。

三、“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实现条件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按照新体制框架中的三个层次—企业、市场、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实现，需要一些基本条件。首先，企业要成为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企业是国民经的细胞。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企业作为基本单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直接承担者。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成果。与会同志提出，目前国营大中型企业80%以上搞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看，效果不错。但是相应地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承包墓数如何科合理问题，如何解决企业包盈不包亏问题，如何遏止承包企业产品涨价趋向以及承包期间产业结构调整问题，都须有完善的解决办法。如果企业不能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那么，新休制框架中市场和国家这两个层次就无从谈起。一些同志指出，微观基础的构造，特别是在保持公有制条件下，使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是向新体制过渡的最大难点。

其次，要有一个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市场，企业才能在市场参数的引导下，顺利实现生产调整和资金转移。只有通过市场，国家才能把宏观意图传递给企业。目前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低，新机制的运行必须有生产资料、资金等生产要素市场，否则市场在国家与企业间起不到中介作用。有的同志进一步指出，向目标模式迈进，在总体上必须有一个较宽松的市场环境。第三，国家要搞好宏观管理。与会同志认为，目标模式要求国家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通过经济杠杆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行政性的东西不撤销，市场机制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当然，行政性的东西撤销了，市场体系不完善，间接调控手段也不能完全发挥作用。

目前，国家原有的控制手段的效用大大降低，而间接控制手段因其作为依托的市场机制尚未健全，企业还没有成为完全的商品生产者而不能生效，这是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弱化的阶段。如果想尽早走出困境，那么按照目标模式进行改革，首先就要放开价格，而这又是社会所承受不了的。现在改革处于“两难”的境地。怎么办?一些同志认为，下决心塑造一个比较宽松的、良好的市场环境，“忍痛割爱”，关、停、并、转一些效率低下、亏损的企业，特别是市场上多年没有销路的产品，不能再生产了。搞好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解决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总量的失衡、结构的失衡问题，解决改革目标要实行宏观控制与现实运行由于“两个失衡”又不得不依赖直接的行政干预的矛盾。要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经济运行必须从“两个失衡”中走出来，创造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的经济环境，这是保证推进改革，从根本上稳定经济生活的基本条件。否则，我们的改革只能在“企业进入市场”环节上兜圈子。

有的同志特别指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对推进经济改革的基础保证作用问题。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目前大规模的还是小生产，与市场缺乏联系，市场信号的短期性玉可能使他们的生产发生巨大而频繁的波动。我国农业生产经受不起这种折腾，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四、国家宏观调控的内容、手段问题

第6篇：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

（世经评论·北京）举世瞩目的“新经济”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带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为龙头，具有明显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特点，从多方面形成了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笔者认为，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充其量只是旧理论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而不是标志旧理论的否定和终结。下面我们举三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经济周期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已经连续9年保持2－4％甚至更高的年增长率，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超过二战以后20世纪60年代106个月的繁荣，这与经济学家预测的经济周期现象已大相径庭。这样，经济周期理论，尤其是短周期理论是否还成立，或者说是否还适用？

我们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多次出现过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经济学家从各个角度对此作出解释和描述，形成了种种经济周期理论。这些理论，有的从内在因素，有的从外在因素去寻找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其中，从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角度说明波动的理论特别引人注目，而投资波动和技术创新又有着内在联系。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往往会带来新的投资契机和需求，进而逐步形成新一轮经济高涨和繁荣，一旦创新热潮过去，投资会减少，经济会衰退。如果用这种理论思考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长盛不衰就不难理解了。原来，美国经济这么多年高增长，是科技进步在生产增长中作用日趋增强的结果。从1994年到1998年，高科技部门占美国GDP比重已达到27％，预测21世纪初将达到50％。正如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在1996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要问，为什么今天美国的高科技能如此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应当说风险投资的制度创新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认为，新经济与其说是高技术催生的神话，不如说是硅谷技术与华尔街资本市场联手导演的结果。风险投资通过一定机构和方式向各类机构和个人筹集风险资本，然后将它投入到不确定性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并以一定方式参与所投风险企业或项目的管理，期望通过实现项目的高成长率并最终出售股权获得高额中长期收益。尽管所投企业或项目大多失败，但10项中只要有1项成功，除了能弥补失败的损失，还能给创业投资者带来巨额回报。在美国，1996年创业投资回报率为19．7％，近5年来的平均回报率为18．4％。风险投资主要投向高科技中小企业，包括生物工程、电子工程、医疗技术、现代通讯、计算机等。正是这种风险投资机制，不断推动美国生产率提高，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生产率这样不断提高，使美国经济的调整在快速增长中完成，改变了周期性波动的局面，但并没有表明传统周期理论对这种现象就毫无解释力。一旦风险投资遇到重大障碍，经济波动也许仍不可免。

二、菲利普斯曲线

有人提出，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显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而事实上，美国经济增长率从1996年至今已连续四年保持4％左右，失业率从1992年的7．5％降至目前的4．1％，而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则在3％以下。“新经济”使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三者之间的兼容度前所未有地增大，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又一次失灵了。还有人提出，“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持续增长，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表明了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已经消失。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下如此结论。众所周知，菲利普斯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之间负相关的关系是以下面两条件存在为前提的：第一，经济增长引起失业率下降，而失业率下降导致货币工资率上升，即货币工资率上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函数，而失业率是劳动市场超额需求的一个负函数；第二，工资是产品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从而是价格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只有当货币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上升时，货币工资上升才会引起物价上涨，否则，货币工资变动并不会立即引起物价变动。这是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道理。然而，在美国新经济中，正是这两条件都不存在，因此，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关系当然就不存在。

让我们先考察这些年来美国经济高增长有没有引起货币工资上升的情况。确实，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15年内由于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了30％，失业率下降到4．7％，但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1999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数年中工资出现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为什么会这样？这与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这一点分不开。在工业化时代，劳动与资本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在新经济时代，知识这一要素取代了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点给企业的收入分配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知识具有外溢性，掌握了知识的人容易把知识从本单位拿到别的单位运用。为了稳住那些掌握了知识和专门技术的员工，防止把技术和知识外传，除了给工资报酬，还要给以股权激励，使员工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把自己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从而改变了工业时代劳资关系对立的局面，即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企业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不希望提高工资这种局面。在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制度中，工人并不一定要求提高工资，甚至不反对降低工资。因为，降低工资可降低产品成本，增强本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企业有利，自己从股权中分得红利收入会增加。于是，新经济时代的工资增加并不快甚至不增加；第二，新经济以知识为基础，因而企业家和高级技术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与传统的工业时代相比是进一步提高了。在新经济时代，一个企业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作用，而股票期权成了对他们最重要的激励手段。因此，新经济时代，由于能干的企业家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他们的收入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自股票期权，但这不构成工资成本，因此，在美国新经济中，经济的高增长、低失业率，并没有带来工资和物价的高增长。

再考察生产率变动和产品成本变动的情况。这些年来，在美国，随着信息产业发展，企业纷纷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对企业的生产技术设备更新改造，使生产率大大提高。近10年来，美国生产率每年增长平均为2．2％。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快，别说这些年来工人货币工资没有多少提高，即使有显著增加，也不会引起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率并非与货币工资上涨同步，二者差额即生产率增长。如果生产率增长3％，货币工资也上升3％，则成本从而产品价格并不会变化。

这样，在新经济中，一方面低失业并没有使货币工资有显著上升；另一方面，生产率却有所上升。这样，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就是显然的了。因此，不是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不成立了，而是这条曲线赖以存在的条件不具备了。如果这些条件仍具备，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负相关关系仍会存在，尤其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货币工资上升幅度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则这条曲线所表明的失业与通胀间交替关系一定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即使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工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更快，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在4％左右，当劳动力十分紧张时，工人们就可能要求提高工资。近年来，美联储一次又一次提高利率，主要就是想抑制增长势头，防止通胀抬头。 三、信息经济学

第7篇：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盲动性；群体心理

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个人能够脱离经济的束缚而独立存在。

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在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之后，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也变得空前热烈起来。

现实世界中，人们的思维方式纷繁负责，各不相同，从而导致没有一种经济学理论能完美地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譬如说，当经济危机来临时，人们便会由于担心货币贬值而大量购物，购物的结果又导致货物涨价，货物涨价的结果又进一步促使货币贬值。如此恶性循环下去，直至经济完全崩溃。

一套先进的经济理论必然符合人、尤其是一个较大范围的人群的心理需求，必然对人群的心理变化有一定的预测，并结合这种预测来提出相应的对策。

人的心理有一种盲动性。也就是说，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而沿着别人的思路走下去。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绝大多数人不能把握，而总是亦步亦趋，盲从盲动。因此，当社会经济稍有变动时，他们便无所适从，而更容易跟着、照着别人的路子、方法去做，于是就很容易产生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从而导致了较严重的后果。人总是有趋利避恶的本能，在法不责众的思想蛊惑下，明知不对，多数人总还是要继续去做。笔者于2008年至2010年3年间，在西南、西北、中南等多个省区，做了相关调查和验证。在西北某县流行栽种苹果，可是该县绝大多数地方土质并不是非常适合栽种苹果。笔者采访了近50位农民，问明知栽种苹果收入并不高为什么还种，38%的人认为，栽种苹果是领导们需要政绩，所以只要种了，领导会给补贴，还有54%的人说不知道种什么好，看到有人种了，也就跟着种了。在西南某市，一度有很多店铺都打上电脑维修的招牌，仅某一个区，最多时有70余家专业电脑维修店，但是能从事专业芯片维修的仅有1家。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需要维修电脑的找不到地方修，绝大多数电脑维修店却无事可做。于是，有的仅靠零星的电脑硬件销售艰难度日，有的又转入其他行业谋求发展，社会成本便在这转型与等待中大量消耗。

研究经济理论，提出经济发展策略，首先要考虑到这种盲动性。要尽量避免这种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根本出发，在研究社会发展需求和市场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宏观政策控制，尤其是通过政府调控和引导，引导经济的发展，引导行业的发展，从而引导社会经济形成良性发展，使经济现象的变动受到良好控制。人是一种群体性动物，大多数人的经济行为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研究社会群体的心理需求和心理变换，结合现状，对社会人群体进行指导，使人们明白社会发展趋向、社会需求、环境条件，从而导引社会选择，使经济走向良性发展，这样的经济研究才有实际意义。

当然，并不是结合了整个群体心理的经济理论就一定是正确的，任何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是不能成其为真理的，至少暂时是不可信的。实践，也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提出的经济理论都还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然后，才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各种事物包括科学理论的更新换代都非常快，似乎让人觉得难以适应。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我们能抓住这个“宗”来看待、把握和处理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认为，用经济理论解决问题的根本就在于用活学活用的方法，把经济理论和人们的思维方式紧密联系起来，从人们内心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不但使经济理论有了实践的依托，而且还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因为：一、任何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把经济理论和人们的思维方式紧密联系起来形成的解决方法，就是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得到的结果，是通过了实践检验的正确的解决方法。二、经济理论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的总结，是广大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把经济理论和人们的思维方式紧密联系起来，也就是把理论用于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理论不但用于改变现有的经济状况，还通过对人们思维方式的把握而更大程度的影响着未来的经济发展，这就使得经济理论的作用扩大了很多，从而也就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转贴于

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只会看到事物的表面，而往往忽略了它更深的、更大的作用。他们只会从经济理论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忽略了一个根本的事实——再完美的经济理论也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出它巨大的作用。随着时间滚滚前进的车轮，历史终究会告诉他们，把经济理论和人们的思维方式紧密联系起来所得到的结果是正确的。

第8篇：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

[关键词]环京津贫困带-区域经济-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孟元新（1972-），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区域经济专业，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理论和政策。

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公布了《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提出“环京津贫困带”一说。“环京津贫困带”包括：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的32个贫困县、在京津以北地区21个,京津以南地区11个，面积8.3万平方公里，涉及3798个行政村，人口272.6万，人均年收入不足625元，有一些县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比全国贫困县平均水平、西部贫困县都低，甚至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定西、陇西、西海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些指标甚至比“三西地区”还低。2001年，环京津贫困带24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为京津远郊区县的1/3、1/4和1/10，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看，环京津贫困带24县与“三西”地区5个县相比，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 “环京津贫困带”提出后，立即引起了京津冀三方和国内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本文拟从区域经济理论角度分析“环京津贫困带”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关区域经济政策思路，不吝请教于大家前辈和同仁。

一、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回顾

（一）区域经济政策简述

区域经济政策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制定的相关政策与措施的总称。根据制定区域经济政策的政府机构等级和适用范围不同，可以把区域经济政策分为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和地方经济政策两大类。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指由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及其所属有关机构负责制定，通常适用于一国之内具有一些相同特征的特定地区。地方经济政策指由一级地方政府或特定被授予一定经济管理权限的地方政府负责制定，通常只适用于本地方政府所管辖行政区范围。区域经济问题可分为三类：落后、萧条、膨胀。落后常表现为：经济、社会、技术、人民生活水平都低，失业率高、教育文化不发达，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等；萧条指经济状况曾经很好而现在由于种种原因陷入困境；膨胀指经济发展以较高速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出现人口与经济活动过度集中、空间拥挤、主导产业技术含量下降、增长速度趋缓等现象。对应三类区域问题，问题区域一般也可分为三类：即落后区域、萧条区域、膨胀区域。根据制定区域经济政策的政府机构等级和适用范围不同，可以把区域经济政策的适用范围分为一国之内具有一些相同特征的特定地区和地方政府所管辖行政区范围两大类。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一般分为三种：区域发展援助，区域协调发展，区域优先发展。地方经济政策目标一般较单一：为促进地方政府所管辖范围内的地区经济发展。

（二）解决区域经济问题的相关理论

1.极化－涓滴效应学说和中心－模型：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率先在发展条件优越的区域发生，并对欠发达区域产生支配作用，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极化效应、回流效应和中心区向区的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因此，国家应当从多个角度干预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通过营造（不是改变）有利于扩散或回流效应的环境，加强发达地区的涓滴效应，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积累，缩小区域差距；同时，欠发达地区市场需求的扩大也有利于发达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

2.梯度推移理论：指出区域间存在经济与技术发展的梯度差异和产业与技术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扩散与转移的趋势，区域经济发展的兴衰主要取决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及转移，产业的适时转移是高梯度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当转移的趋势出现后，政府应制定适宜政策加以诱导，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合理的区域分工与合作能够提高区域内所拥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和福利。

3.输出基础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增长由输出部门的发展所决定，取决于区外需求的扩张，通过发展输出部门来积累资本，可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按此推论，当一国政府采取相应的区域经济政策引导相关要素向特定区域集中，可以调整或优化该区域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扩大区际联系，积极发展输出部门，促进其经济增长。

4.新增长理论：认为拥有更高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发达区域，因资本的收益递增将进一步加强它们最初的优势从而变得更富有，而那些落后区域由于人力资本缺乏而可能陷入贫困陷阱；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技术外部性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知识（或技术）与人力资本外溢效应的存在是经济持续增长不可或缺的条件；税收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等政府政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政府对研究与开发（R&D）和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5.其他理论： 增长极理论主张在受援地区培植“增长极”，以此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 可持续发展理论主张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重视区域生态治理和综合规划；绝对优势假说认为区域应该按照其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区域间交换；比较优势假说则强调各区域应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区域分工；要素禀赋假说解释了在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具有替代性的前提下，各地区相对密集地使用其较充裕的要素生产产品，通过区际贸易，各自都可以获得比较利益，从而有利于消除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和提高整体福利水平；新竞争经济学家波特则指出产业集聚能够加快市场信息的交流，从而增强产业集群的活力，进而提高区域竞争力。

二、 国外区域经济政策实践分析

美国的田纳西流域和阿巴拉契亚、意大利的南方和西西里岛、日本的北海道等地区曾经是该国贫困人口集中和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地区，美意日等国通过采取系列区域经济政策使上述地区消除了贫困，改变了区域生态环境，实现了良性循环发展，最终缩小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其区域经济政策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

1.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减免税收、出口退税、税收返还、加速折旧等方式，对受援地区的税收给予优惠。

2.财政补贴、补助、平衡政策：对边远、落后或低收入地区进行财政补贴，对在特定地区就业的人员提供补助，政府对在特定地区投资的企业提供补贴或优惠贷款，中央同地方以及地方政府间平衡财政收支，保障各地区生活水平相对平衡。

3.政府采购政策：通过分配政府的商品和劳务采购合同及研究与开发经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4.产业与投资政策：中央政府对产业活动的投资和经营进行直接或间接控制，形成符合中央政府意愿的区域分工格局。综合分析观察以上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实践，其最大特点在于依法实施：依法建立区域开发机构，颁布法律规范区域经济政策体系的运作。

三、环京津贫困带成因分析

环京津贫困带形成的原因有历史因素、现实因素、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孤岛效应”和“空吸”现象。“大树底下不长草”，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吸附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索取远大于给予。首都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着一种“孤岛效应”，拉大了贫富差距。北京对天津和河北的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了“空吸”现象。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发展相对迟缓。

（二）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恶劣的沉重历史和雪上加霜的现实。 环京津贫困带属农牧业交错地区，脆弱的自然条件使这一地区成为自然灾害的多发区。历史上，“环京津贫困带”多处于半干旱和半湿润过渡气候带，分别为沙化严重的坝上高原、石化严重的燕山和太行山区、盐碱遍地的黑龙港流域，要么河流泛滥，要么干旱少雨，要么就是战争连绵，几百年来一直就是穷困地区。到现在，自然资源经过了多年的过度采挖，草场开始退化、江河已经断流、风口和风道遍及各地，沙尘暴多有发生。有统计显示，在环京津贫困带，适应人类合理开发利用的土地不足总土地面积的30％。

（三） 行政隔阂的影响。表现为两方面。第一、“各自为政”导致行政隔阂，行政区划的负面影响，层次众多的分散管理，自成体系的扶贫开发和环境保护，以及陈旧的合作机制，使得“环京津地区”陷入了一个难以遏止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大灾大返贫，小灾小返贫”；另一方面，为了寻找出路，环京津地区的人口大量向“京津”聚扰，使得城市这张饼越摊越大，给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带来更严峻的挑战。第二、“诸侯经济”对经济圈合作形成的刚性约束。从实践来看，“经济圈”内行政级别越多，往往也意味着越高的交易成本。

（四）“城市本位”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发展思维和路径都是“以城市为本位”，为了城市的快速发展，大规模向周边地区索取各种资源。作为京津的风沙源治理区，为保护京津大气环境而实施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也使得环京津贫困带的农业和畜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此结构之下，城乡对各种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使用存在着巨大的不公平性，从来都是优先保证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涉及城乡发展不平衡，还包括城乡人民的医疗、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

总之环京津贫困带的根源不在贫困本身，而是决策、管理、政策上如何协调一致的问题。在导致贫困带形成的众多原因中，决策管理者各执一方，政策单一、不协调是导致贫困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众多政策措施作用互相抵消，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区域经济政策建议

对环京津贫困带的治理政策思路反响较大的有《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方案和《河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方案。《研究》方案建议在环京津贫困带内，建立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生态与经济政策试点示范区，即“京津冀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纲要》方案筛选了1015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计划到2030年，投资4188亿元，将河北建成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的和谐大省。比较两方案，《研究》方案“京津冀生态经济特殊示范区”只是《纲要》方案规划的众多生态功能区中的一个亚区，强调更多的是区域内的三方协作，《纲要》方案更多涉及河北需要承担的义务。许多环京津县市也提出规划做北京的生态园、供应园和工业园等目标，如承德市联合环保部门，通过了《承德生态市建设规划》的专家论证。本文对环京津贫困带的治理政策思路基于区域经济学理论，不拘泥于生态问题，而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生态和其他问题，现实生态问题和发展问题都只是表象和结果，综合对环京津贫困带成因的思考和对国外区域经济政策实践分析，提出如下区域经济政策建议。

（一）政策原则：市场机制为主，行政调控为辅。限制与鼓励想结合，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最佳组合，以市场为主导，以区位利益为驱动，通过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区域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

（二）政策目标：充分就业，保障生态。保障生态作为环京津贫困带政策目标毋庸多言；就业在我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各地程度不同而已，对此各界异议不多，普通民众更是感同身受，相比我国其他许多地区环京津贫困带日益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笔者相信持异议者更少。

（三）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建议：区域援助、区域协调。

1.建立“环京津贫困带发展协调办公室”。可设在国家发改委下面，统一规划环京津贫困带的区域援助政策措施。加强制度建设，建立规范的管理体制。政策的目标体系、适用的具体区域、政策工具、资金的来源、使用、监督、效果评估等一系列保证政策有效执行的法律依据。

2. 鼓励企业到环京津贫困带投资。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专门规定对参与环京津贫困带地区发展相关的所有经济活动，包括创办工业和第三产业，制定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如对新建的公司和企业可享受全部或部分税收优惠，为加速资金周转，提高企业的折旧率等，鼓励外商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到环京津贫困地区投资。

3.支持环京津贫困带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政府财政加大公共投资支持力度，帮助高速公路、铁路、大型水利设施、大型航空港、通讯设施、重要桥梁、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来提升环京津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支持跨京津冀的基础设施建设。

4.支持环京津贫困带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开发。开发落后地区的人才资源是各国地区经济政策普遍重视的重要问题。可成立环京津贫困带教育人力资源基金，作为正常教育经费的补充以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完全保障义务教育，以及采取补贴等措施鼓励京津、河北其他相对较发达地区的高素质的人员向环京津贫困地区迁移，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经费来源可由中央政府、京津、河北三方各占其一。

5.建立“环京津贫困带”地区的发展权补偿和生态保障协调机制。可设立“环京津贫困带生态保障协调办公室”，设在国家环保总局下面。以协议规定各级区域利益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范围等一系列保证政策有效执行的依据。处理好国家要生态、地方要财政、公民要就业三方面的关系。环京津贫困带多处在上风上水位置，是京津冀平原地区的生态屏障、城市供水水源地、风沙源重点治理区。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作为京津的水源地，河北为了给京津提供充足和清洁的水资源，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加大对这一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在承德潮白河流域，迄今为止，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达800多项，造成每年损失利税10多亿；张家口赤城县从1996年至2002年间，因未上马的项目损失利税10亿元。同时，作为京津的风沙源治理区，为保护京津大气环境而实施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也使得环京津贫困带的农业和畜牧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近年来实施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要求区域内大范围的封山育林，客观上造成了区域畜牧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影响了农民发展。发展权补偿协调机制指在政府的主导下，一方面对环京津贫困带因资源开发和发展项目受限而产生的机会成本给予财政资金补偿，另一方面帮助群众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务工就业，减轻人口对于贫瘠土地的生态环境压力。生态保障协调机制指给与财政资金支持植树造林，恢复种草，涵养水源，在此基础上支持发展畜牧业，维护生态平衡，从整体上协调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保障生态环境和京津地区的用水安全问题。

（四）地方经济政策建议。

1.对北京天津市：区域援助-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发展。鼓励本地区的企业到环京津贫困地区投资，切实落实在财政支持环京津贫困带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开发和“环京津贫困带”地区的发展权补偿和生态保障协调机制中各自承当或承诺的责任和义务。京津的发展，如果没有周边地区的发展，就是一片孤岛，要长期、持续的发展不可能，而且它的稳定也没有保障。京津和河北应加强全面的合作，促进环京津贫困带的消失。

2.对河北和环京津贫困带地方政府：区域发展-立足充分就业、兼顾生态建设、共享环渤海经济区繁荣。

（1）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笔者实证分析了我国各省区1995至2004年间民营经济发展状况和区域经济差异状况、各省区域经济竞争力排名和分值，结论认为：我国民营经济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差异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对于我国中央政府而言，出台政策支持发展民营经济，特别是出台政策支持落后地方发展民营经济，是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政策考量；我国民营经济区域差异和区域经济竞争优势差异具有相当的相关性，对于我国地方政府而言，出台政策支持发展民营经济，特别是落后地方出台政策支持发展民营经济，是提升区域经济竞争优势，赶超较发达区域的良方。相关调研也表明：民营经济是增加就业的主渠道；民营经济已成为许多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经济增长率就越快；民营经济已是部分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民营经济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最持久的动力。

（2）加强城市化建设。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培育增长极。城市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聚集度高，基础设施好，政策环境相对规范，消费需求大，经济成本低，在吸引要素流入方面具有优势，较易承接国外或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技术扩散。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的积累和增长。

（3）加强公共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京津的补偿，把有限的资金投资于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居民福利等社会基础设施上。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生产率，提高对区域外经济要素的吸引力和消化能力，还可以通过改进区域的文明程度和思想文化观念，增强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从而改善环京津贫困带的整体发展环境。重视资源与环境保护，切实落实在 “环京津贫困带”地区的发展权补偿和生态保障协调机制中承当的责任。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资金和项目，逐渐培育起区域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郝寿义 安虎生 ，区域经济学（第二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第9篇：经济理论与经济范文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 （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 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 （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 （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