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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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典文学研究范文

一、寻根讨源，理脉清晰

陈旭霞这部《元曲与民俗》，在著作过程中参考了200多部中国历史、元史与民俗、元代文学及其研究的各种著述，包括马可·波罗、道森、阿布·赛义德等外国来华者的见闻性著作。这样就形成了对元代历史文化和元曲所有研究成果的一次再研究和全面的继承，形成了一次立体的古典文学与民俗学研究的交叉融汇与集成。也可以说陈旭霞进行了一次马拉松式的文学寻根，同时也进行了一次民俗文化的寻根，是用“另一只眼睛”，即民俗学视角和方法进行了一次深入详细的学术巡礼。作者以其丰富的学识和资料占有，以其学术提炼和概括能力，对元曲中的民俗文化进行了沿波讨源式的探索，让我们感到每一种民俗事象的论述都头绪明了，脉络清晰。

在前言中，作者开宗明义，引用郑振铎关于元曲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论述，肯定古今元曲研究的重大社会历史意义，认为“在一幅幅流溢着浓浓的极具动感的农耕文化的风俗画中，在一曲曲流动着极具悠扬的市城村野小唱中，不仅再现了元代人民的许多原生态的生活场景和人生百态，记录了大量民间风情、市井情趣、闾巷习俗、社会掌故，补充了《元史》的缺笔……”；认为诗化的元杂剧与散曲对社会生活与风尚乃至文化心理做了“原汁原味”而有趣的描摹，艺术地再现了当时民俗文化“生产场域”的具体形态，以及各民族在风土民情上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作者总体性地对元曲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并且要解密元代民俗的“庐山真面目”，力求找到法国丹纳所说的“艺术品的最后解释”和“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作者也正是这样做的。从宏观到微观，从大格局到纤细处，以其逻辑性解析引导着我们在元曲文化渊薮中进行开掘和观赏。比如在第一章“元曲里的饮食”中，作者切入于“塌了酒楼，焚了茶肆”，追述元代初期蒙古人铁蹄踏遍中原造成的空前浩劫，但它建立了疆域空前的大元帝国，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空前大融合、交通大发展和史无前例的中外文化大交流，催生了元曲并使中国文学出现了由雅而俗、雅俗交融的大转折，进而阐述元代饮食上的多种继承与创新。蒙古人豪爽喜饮的习俗与当时杂剧、散曲中的有关表现，以及各种宴会、饮食的风习变迁。作者在分门别类研究元代面肉蔬果、酒俗、茶俗等食俗过程中，都一一进行了有关食品食俗的历史追述。比如馒头的来历，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又叙述三国时诸葛亮在蜀地禁止用人头祭江神而推广面蒸的馒头，从此四川一带的人头祭变成了相似于人头的面食祭，由于“蛮”与“馒”谐音，也就渐渐叫成了馒头。这是一种大大提高了当时文明程度的祭祀和面食用途改革。还论述了煮制面食包括重罗面、细索面、饸饹、馄饨、饺子等食品在元曲中多姿多彩的表现。

在第二章“元曲里的服饰”中，作者又从中国服饰史的角度追记古人穿戴御寒而又审美的漫长历程，然后进行元代服饰与它们在元曲中的反映，突出了蒙古族、汉族等民族服饰的不同特征。并且引用俄国作家果戈里关于服装“具有民族的精神”，要“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它”的观点，进而论述元代劳动人民重视服饰的实用性和创造美，体现他们的劳动美和心灵美。还条分析缕地论证了元代服饰的传承性、融合性、多元性、抑女性和礼仪性，认为这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反映了元代人民的审美精神和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原型心理。各小节从服装质料、形制到发型与装饰、佩饰等逐一进行论述。这是从广到深又见微知著而顺理成章。

二、穿越大元，丰富多彩

虽然这部《元曲与民俗》只写了四章，突出了元代的饮食、服饰、节俗和游艺，却又是囊括了元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了当时元人物质生产、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和各种精神的民俗事象，显示了元曲作品与汉赋、唐诗、宋词相比，其具有罕见的民俗文化包容量。在节俗中，作者从一年的元日开始，若报花名一般地展现立春、元宵节、龙头节、射日节、上巳节、清明节、端午节、夏至日、观莲节，到下半年的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腊八节、祭灶王和除夕日的各种节俗在元曲里的艺术表达，做了全程的描摹与论述，让我们看到元人全年性的节日文化生态。作者又从各节的祭祀、饮食、服饰、游乐等方面进行交叉性论证，形成了全方位的元代节俗的活的视频。我们犹如穿越到七百年前的大元社会中，与元朝先民一同享受昔日的节日快乐。正因为如此，作者在对元曲的民俗文化巡展中，揭示了元曲的可贵与不朽。

在每一章里，作者也都通过元曲作品的引述和分析，突出了元代习俗与元曲创作的人民性、民族性、世俗性和草根性，体现了关汉卿他们的创作贴近时代、贴近现实、贴近百姓，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

三、激情阐述，诗意表达

陈旭霞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她面对的又是诗意盎然的元曲，又与元人作品气质相合、心理同频共振，也便激情满怀，写起来自然若行云流水一般，气势顺畅，得心应手。例如关于服饰中的帕巾，作者这样写道：“在元代社会风俗中，帕巾既有实用价值，又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其原因，除了继承汉地固有习俗之外，还可能与草原游牧生活旧俗有关”。“据《析津志》载，每年冬月‘宰相于至日，亲率百辟恭贺，上位根前递手帕、随贡方物’。元曲中关于手帕的记载主要反映了元代社会生活中以下实际和象征性的用途……”下面引用分析王举之小令[仙吕·一半儿]《手帕》：“藕丝纤腻织春愁，粉线轻盈惹暮秋，银叶拭残香脸羞”和乔吉小令《手帕呈贾伯坚》的“对裁湘水穀波纹，挪皱梨花雪片云”，以说明元代的帕巾是服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作者还陈述了元人的包头，在引述马致远杂剧、张可久小令等作品中的有关描写，证实了包头既实用、必备，又可以充作“爱的使者”。

作者一直向我们进行着诗意的描述与论说。比如在第四章“元曲里的游艺”中，关于当时游戏、旅游的习俗便这样写道：“行走在元曲描写的出游路上，那‘晓来雨过山横秀’的山景，那‘一江烟水照晴岚’的水景，那‘百十里街衢整齐，万家楼阁参差’的街景，那‘琪树暖青山鹧鸪’的生态景观，那‘凝翠霭亭台楼阁’的建筑景观，都令元代人‘信步闲行走’，更令我们凝眸细赏。”又言“沿着元曲行旅的路线逶迤走去，扑面而来的是活泼清新、自然闲适的气息”，接着评价卢挚小令《寒食新野道中》是“用清丽的笔法、温和的色彩，表现出曲中人陶然忘机的情怀”，还引用小令中“柳濛烟梨雪参差，犬吠柴荆，燕语茅茨……”赞美这是“一帧没有任何雕饰的水彩画”。

第2篇：古典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命名、类型、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王仁湘先生是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学专业的知名学者，对其著作进行研读，对我们的学习、研究具有极强的指示作用。王仁湘先生在史前考古研究领域有极高的造诣，对仰韶文化的研究更是有其独到之处。故选择论文集中的《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精读。三篇文章分别从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及考古学文化命名三个问题展开。这三个问题，无论是在考古学理论研究还是在田野考古实践中都是时常碰到的核心问题。本文分别从文章的主要内容、观点等方面做介绍。

一、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曾发表于《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系统的介绍了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文章第一部分，详细介绍夏鼐先生对考古学文化命名这一问题做出指导意见的具体论述及相关背景。文章第二部分，列举了各家看法，并提出独到见解，如：指出应在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中应强调陶器群的量化问题。文章第三部分，介绍各家对考古学文化“三要素” 的观点，同时指出考古学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文章第四部分，是本文创新之处，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

二、区系类型问题的研究―《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

《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文物》2003年第4期。该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文章主要围绕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确立及关系问题展开论述，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1959年，类型划分问题的提出，及半坡早于庙底沟、后者早于前者、两者同时并存这三种说法的提出。文章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庙底沟早于半坡这一最初的简单论证，安志敏、马承源学者的观点。文章第三部分，又介绍了一个完全相反观点的提出即半坡是老者，196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一个简要的地层关系报告，它对两类型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第四部分，又是一个新论证，即同时并存（犬牙交错的两个类型）。

三、对考古学文化渊源的解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

《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曾发表于《考古》2003年第6期，从文章题目可知该文重点探讨仰韶文化“渊源”，即仰韶文化的“源头”问题。该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叙述。第一部分，80年代确定仰韶文化源头的历程。安特生将河南、甘肃发现的彩陶，同中亚土库曼的安诺文化彩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梁思永先生发现了安阳后岗“三叠层”，尹达先后多次撰文否定了“西来说”、“六期说”。但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第二部分，从多源观到一源观。“分源”问题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突破。严文明、张忠培先生发表了相似的“分源”观点，严文明先生建议将仰韶文化“一分为二”，将后岗―大司空和半坡―庙底沟作为两个不同系统区分开来。第三部分，关于仰韶文化与仰韶体系。王仁湘先生指出，研究仰韶文化的来源，追本最为切要。目前学界构建的大仰韶文化体系内涵并不是单一的，内涵不同、源流不同。王仁湘先生将陇东―关中―陕南―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即典型仰韶文化。北首岭下层划为前仰韶文化。周边分布区分别命名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等。第四部分，前半坡来源问题。王仁湘先生在文中指出白家村文化（大地湾、老官台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来源。同时“北首岭类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一个中间类型，是已知仰韶文化最近的渊源，但北首岭类型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缺环。第五部分，前仰韶：20世纪没有完全破解的迷。

四、几点思考

1、王仁湘先生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一文的第四部分（“命名确认”程序）中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并详细的阐述了“命名确认”的程序。这是他的创新之处。

2、通过这三篇文章的阅读，发现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出发点分别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渊源的探索问题。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自始至终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在考古实践中常常遇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将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呢？

3、欲对一个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应当首先把握住它的空间范围和时间幅度。这项研究中通常要用到类型学的方法。其次就是考古地层学的运用。

4、同样的地层，为什么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王先生在《半坡与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一文中指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证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为何出现这样的局面，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怎样解决，现在似乎还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在前人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来。在考古学研究中，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基本理论，关于这两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基本内容上文已做详细阐述，但是如何正确熟练的运用这些理论却是一个较难的问题。

5、通过阅读王仁湘先生的三篇文章，我对考古学文化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会发现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是这也是我们不断改进研究方法的动力，前人在探索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他们长时期的坚持等等，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2]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8期。

[3]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4]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

[5]马承源：《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问题》，《考古》1961年7期。

[6]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1期。

[7]苏秉琦：《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文物》1982年4期。

[8]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第3篇：古典文学研究范文

一、把握背景，导入情境

“诗言志”，作者的人生经历不同，他通过诗词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也就不同。因此，鉴赏时不妨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其生活经历突破。古诗词鉴赏课之前，应该首先鼓励学生搜集诗词的创作背景资料，只有在了解相关背景后，学生才能丰富对于诗词作者、社会现象、历史背景等的认识，真正体会诗词的内涵，积累诗歌知识，为自己赏读诗歌奠定良好的基础。教师要研究的是如何引导学生进入诗歌的情境，达到“神与物游，心与理合”的境界。应该说每篇诗歌，如果仔细研究，都能找到调动学生兴趣的突破口。如有些诗歌可以利用背景知识和诗人的魅力来调动学生的兴趣。

在学习柳永的词时我这样介绍柳永：有一位词人不仅是个风流才子，还是个屡试不中的补习生，常喝常醉的酒鬼，出没秦楼楚馆的浪子，仕途坎坷的小官，“奉旨填词”的中国第一位专业词人，浪迹江湖的游客，自命不凡的“白衣卿相”、“歌楼”的铁哥，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市井街头的自由撰稿人，惹怒皇帝的笨蛋，敢恨敢爱的汉子，无室无妻的光棍，创新发展宋词的巨匠。这些生动的介绍使学生情绪立刻高涨起来。有时可以利用和诗作有关的感人的故事创设情境，当然也可适当地利用直观、形象的视听手段来激发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当学生鉴赏的热情被点燃后，教师还需要引导他们深入感悟作品，这样在实际的教学中才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朗读感受，深化理解

朗读是学生走进诗歌殿堂的一把钥匙，也是一个深入体会诗歌内涵的过程。在琅琅读书声中，学生可以亲身体会到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沉郁、苏轼的旷达、辛弃疾的雄浑、李清照的婉约。诗歌是感情高度凝结的文体，必须以读者细腻的体会来感受作者所表达的情感。因此，教师需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去咀嚼、品味诗歌，而朗读恰恰是捕捉诗歌所表现的微妙情感变化的一种好方法。“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诗歌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只有在朗读中，才能充分感受诗歌的韵味；只有在朗读中，才能使学生有效赏析和理解诗歌。教师可以在诗歌教学之前让同学们聆听名家配音朗诵，以此作为新课的切入点，然后让学生自己模仿朗读，在朗读中激发学生赏析诗歌的兴趣。

通过朗读，学生可体会诗歌所蕴涵的超越时空的喜、怒、哀、乐，在感情上与诗人产生共鸣。如杜甫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表达的是喜悦之情，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表达的是忧思之情；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透露的是激愤之情；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放之情言于溢表。只有通过朗读，而且是大声朗读，才能体会出诗歌中无限的意味。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可以通过对经典诗歌的点评，针对诗歌的特点设计一些问题，引导学生作更深入的思考，指导学生汲取更多的优秀诗歌的养分。并不断地鼓励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反复朗读，这样既有助于学生强化语感，又可以帮助学生记忆，让学生终身受用。

三、感悟意境，领会意象

感悟意境是指将诗歌整体作为对象来深入体会独特的意境，体验诗歌的思想感情，进而对诗歌作品的艺术特色、作品意义等方面给予正确的评价和欣赏。诗歌的美是通过意境的渲染和营造来得以展现的，在高中古典诗词鉴赏教学中教师就要十分重视引导学生体会意境带来的情景交融的境界。以杜甫的《登高》为例，诗篇前四句描写登高闻见之凄清的秋景。首联借风、天、猿、渚、沙、鸟六种景物，并以急、高、哀、清、白、飞等词修饰，指明了节序和环境，渲染了秋风萧瑟、败叶纷扬、长江滚滚的浓郁的秋意。诗篇后四句抒发登高所生的羁旅之愁和孤独之感。又比如以王昌龄的《长信秋词五首（其一）》为例，诗中首句用“梧桐”、“秋叶”这些带有凄凉悲伤的意象来渲染萧瑟冷寂的气氛，第三句中的“熏笼”又进一步烘托了深宫寒夜的环境。结合末句便知，这是由于诗人心境凄清、愁恨难眠，才感到来自南宫（皇帝的居处）的漏声凄清、漫长。

四、掌握技巧，事半功倍

1.从诗词的标题突破

标题是文章的眼睛。有的标题概括了作品的重要内容，有的标题揭示了作品的线索，有的标题奠定了作者的感情基调。以李益的《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为例，标题中的“闻风”二字是全诗的线索，也是理解全诗内涵的关键。首、颔两联写临风而思友、闻风而疑友来；颈联写风吹叶动，露滴沾苔，用意还是写风；尾联入幌拂埃，也是说风，是遐想，期望风至寄思友之意。可见，全篇紧紧围绕“闻风”进行艺术构思，通过微风形象，表现诗人孤寂落寞的心情，抒发思念故人的情怀。

2.从诗词中所暗示的关键词突破

诗词是诗人“缘情而发”的产物，有时如能捕捉到诗词中那些最能显现诗人感情的字眼，便找到了鉴赏该诗词的钥匙。以赵嘏的《江楼感旧》为例，首句中一个“思”字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也成为我们窥视诗人内心世界的窗口。诗人为何而“思”？思的对象又是什么？联系下文方知，诗人是由于见到与去年相似的景物而触发了对友人的思念。

第4篇：古典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献学》 教材 启发式 实践教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同时它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为了增强该课程的实践环节，我们在教材选择、课堂教学方法、课外实践活动和毕业论文写作指导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具体增强其实践性的方式和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效。现略述体会如下，祈同道指正。

一.《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中体现的实践性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材林林种种，各有特色。华师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是以张三夕教授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为教材进行讲授的。该教材2003年初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后被教育部列入普通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教材，国家级精品教材。2007年出版第二版后，大约每年重印一次，每次印刷1万册，可见其广受欢迎。我们之所以选择该教材进行讲授，是因为该教材体例新颖，立足于传统理论，又面向现代化，体现了很强的实践性，与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和特征相匹配。该教材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教材章节内容设置上，除了重点讲述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五个分支外，还“突出地将标点、注译和检索这三类大众应用型知识纳入教材之中。”[1]“标点、注释、翻译和检索，是本科生和普通读者阅读和利用古典文献时遭遇的最直接的问题。它关系到古典文献的基本效用。”[2]如第七章第二节介绍了古籍标点致误的类型和原因以及古籍标点的几种方法，便于学生在阅读古书时，正确地句读、理解文章意思，提高学生阅读古典文献的基本功。第八章第二节详细介绍了注释的名称及其术语，这对于学生选择和阅读注书类典籍同样有很大帮助。另外，古典文献的检索包括传统的纸质文献检索和电子文献检索。第九章第一节按检索的对象从书名检索、人名检索、地名检索和字词句检索四个方面作了详细介绍。并提供了各种工具书索引书目，便于学生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参考使用。传统纸质文献的检索学习也有利于学生学会如何充分利用华师图书馆八楼古籍藏书处的古籍文献资料。除了传统纸质文献，“在电子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电子文献已成为学生和普通读者经常阅读和利用的文献，但是电子文献资源也是良莠不齐的，这就需要文献工作者及时给予指导，推介一些资源优异而稳定性强的最新电子文献。”[3]该教材从光盘数据库和网络数据库两大方面介绍了目前使用率比较高的几种大型数据库，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四部丛刊》电子版、古籍书目检索网络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检索网络数据库等，并详细讲解了检索方法和注意事项。特别提出“不论检索光盘还是网络中的数据，如果要正式引用，务必要校核书籍的原文。”[4]这也体现了文献学的严谨性。古典文献检索的介绍便于学生在学习中快捷、有效地查阅文献数据，进行实践性学习。

第二，传统文献学知识叙述注重方法介绍和技能的培养。除了以上标点、注译和检索三章体现的实践性特征，在其他五个传统文献学分支的介绍中也突出了对方法的介绍和学生技能的培养。首先，“就方法而言，中国传统文献学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和辑佚等主干知识本身就是整理文献的方法，同时，这些方法本身也表达了一种学术观点，一种对古代学术的看法和主张，一种处理历史文化的技能。所以中国古典文献学并不是纯客观的学问，它本身就是方法、观点和技能。”[5]因此学生在学习这五部分理论知识的同时就是在学习整理古典文献学的方法和技能。如第三章第四节对“版本的鉴别和选择”进行了详细介绍。从版本形式、书籍内容和前人研究成果三方面介绍了鉴别版本的方法，便于学生鉴别古籍版本，选择善本进行阅读和使用。第四章“古典文献的校勘”第三节借鉴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总结的《校勘四例》对校勘的主要方法的叙述，从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对校勘方法进行详细介绍。第五章中也提到了辨伪的方法和要点。第六章古典文献的辑佚中提到了辑佚的基本方法：“从佚文献的认定、佚文献的搜辑、辑佚的主要资源、辑佚文献的整理”[6]四个方面作了详细的方法介绍。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该教材为学生提供了大量文献整理方面操作性强的实用技能。

第三，“在教材体例上的创新，体现了学生自主学习、师生互动、多元化培养目标的现代教育观念。”[7]教材在每一章正文后设计了“关键词、思考题、练习题和进一步阅读文献”。其中“关键词和思考题”，便于指导学生课后复习、巩固课堂所学内容，温故而知新。“进一步阅读”则为学生提供相关理论书籍，帮助学生扩充知识面，增长知识。而“练习题则集中体现了编者高度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师生互动的教学观念”。[8]如，教材“第二章古典文献的目录”这一章节后的练习题中要求学生“在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基础上，自撰一份专题书目提要（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兴趣或毕业论文选题确定专题，所介绍文献应自成系列，并不少于五种图书）”。[9]从这一练习题就可以看出教材在这一板块编写上，要求学生将课堂上所学知识运用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学习和研究，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强调学生的动手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再比如，在第七章讲解完“古典文献的标点”，我们配合教材后的练习题2，要求学生“利用《四库全书》电子版打印一部唐宋笔记小说发给学生标点（每个学生分几页），做完后合在一起就成了一部唐宋笔记标点本。最后请老师讲评。”[10]这一练习题充分体现了学以致用的理念，学生可以在做练习题的过程中实践课堂学习的标点古籍的方法，在老师讲评中又能更深地体会标点的重要性，更好掌握古典文献标点的理论知识；同时还能参与一部古籍的标点工作，可谓一举两得。

二.以问题为中心的启发式实践教学

作为一门专业选修课，“中国古典文献学”授课时间只有短短的36个课时，而这门课程的研究对象即古典文献的知识范围是很广泛的。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坚持理论和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原则，秉持“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避免教师单向性“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以启发式教学和研讨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采取教师课堂教授和学生课后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吸引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引导学生有效学习，最终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能对古典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理论知识都有清楚的认识并能实际运用，有利于日后的专业发展。

（一）教师课堂提问

我们在“中国古典文献学”这门课程的教授中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的启发式实践教学，这突出体现在“教师课堂提问”环节中。每堂课之后我们都会针对本堂课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根据课后关键词、思考题、练习题复习已学内容，有时也会列出一些重要的文献学著作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有选择性地亲身阅读古籍文本，第二次上课时我们会首先提问学生，了解学生是否自学，自学的效果如何，自学后有哪些收获，发现哪些相关问题等等。这种紧张而又活泼的带有研讨性质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不仅引导所有学生复习了已学内容，同时也促进学生养成带着问题学习的良好习惯。

比如我们在讲授完目录学一章后及时让学生课后自行复习目录学一章，第二次上课分别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叙录”、“六分法”、“四分法”、“史志目录”、“四家目录”、“《七略》与《别录》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目录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经部”等提问12位同学，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师点评补充的互动性课堂环节，学生不仅很好地回馈了自己的自学成果，也很好地复习了目录的定义、结构、历史演变、类别以及作用等理论知识，真可谓是取得一石二鸟的教学效果。

（二）学生亲身阅读古籍文本

我们不仅要求学生自行复习教材上的理论知识，更强调学生应该通过亲身阅读文本的实践活动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从而使学生能够真正将教材内容完全消化并内化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提高阅读古典文献的实际能力。比如，我们在讲授完教材“目录学”的理论知识后，便立即布置学生们完成相应的课后作业——根据个人兴趣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种目录书中任选一种阅读并写下阅读心得。第二次上课时我们发现有几位同学都阅读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小说家”部分，于是我们建议这几位同学在课堂上分享并讨论各自的读书体会，借此引导学生培养讨论交流的良好读书习惯。而且，我们也发现有同学将《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隋书·经籍志》的《楚辞类小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楚辞类小序》进行对读，从中基本了解楚辞的发展源流。可见这位同学是将所学目录学知识有效地运用到读书实践中了。其实，学生们通过自己的读书实践，不仅自觉地体会到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中国古代目录的分类沿革中各自不同的重要地位，也深刻地感受到古典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作用。总之，学生亲身阅读古籍是本课程教学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实践性环节。

（三）教师充分运用多媒体PPT图片展示和现场实物演示等手段辅助教学

古典文献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等知识都具有很强的专业理论性，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除了口头讲解以外还积极利用多媒体PPT图片展示和现场实物演示等手段，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果。

多媒体PPT图片展示给人以具象感，往往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活跃课堂氛围，改善教学效果。比如，我们在“第一章 古典文献的载体与类型”的PPT课件中就插入了刻有甲骨文的龟甲实物、《甲骨文字典》书影、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石鼓实物、唐代墓碑文、郭店楚简、马王堆汉墓《老子乙本》等多张图片，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加深了学生对古典文献甲骨、金石、竹帛、纸张等多种载体的印象。再比如，我们在讲授“版本的鉴别与选择”时提到“看版式”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但现在学生所接触的书大多是现代书，版式与古籍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在PPT课件中首先插入了“雕版文献版式示意图”，介绍版面、栏线、行款、版心等，我们还结合多种古籍的书影图片向学生演示版式中单鱼尾、双鱼尾、顺鱼尾、逆鱼尾的区别。通过这些具体的PPT图片，学生们真正认识了古籍的版式，而不只是靠教材上的理论知识和老师口头上的解释凭空想象。

如果说丰富的多媒体PPT图片为理论性较强的古典文献学课堂增添了生动具体的例证的话，那么现场实物演示则更加体现了我们授课的实践性特点。比如，在讲授完古籍纸书的装式这一节内容时。我们布置同学们课后动手，用现代人的材料还原古代纸书的装式，开展了一次手工制作纸书装式的竞赛活动。同学们踊跃报名参加。他们在课下制作了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七种纸书装式。在下堂课授课前，同学们一一展示了他们的杰作，我们选出了十位学生代表对这些作品进行投票，选出了制作最好的，最符合课本上介绍的各种纸书装式特点的前三名，并颁发了一些小礼品，以资鼓励。同学们兴致勃勃，课堂气氛十分活跃。这一活动，既让同学们在实践动手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了七种古籍装式的优缺点及其之间的区别，又增强了同学们对古典文献的兴趣，可谓一箭双雕。学生们对这种实物制作、现场演示和知识讲解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方式反响很好。

（四）文言文标点翻译训练贯穿课堂教学

要阅读古籍文献首先就是要对文言文进行句读并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因此我们在授课过程中始终重视学生古文今译能力的训练。教材当中已经适当地选入一些古典文献段落，这就为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文言文翻译实时训练提供了极大便利。比如，我们在讲授目录学中“一书目录”时，让学生朗读并翻译《易经·序卦》中的一段、《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选段、《汉书·叙传》中的选段[11]，之后我们会对学生的译文进行评点补充，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对古籍中“一书目录”的发展源流、体例等基本的理论知识都有了较深的体会，而且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渐提高文言文标点翻译的能力。

再比如，我们在讲完“版本学”的理论知识后，让学生翻译并解答第一道课后练习题：

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至廉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这则故事说明了什么？[12]

这则故事讲教官读的是麻沙本，里面是“乾为金，坤为金”，而诸生根据所读的监本记载的“干为金，坤为釜”提出质疑。“三舍法”是北宋王安石变法科目之一，即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它是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故事中的“教官”便是太学中的老师。麻沙是福建省建阳县的一个镇，其刻本粗制滥造，质量不高，因而麻沙本也就成为了劣本的代称。监本是指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刊刻的本子。可见读书时若是根据的版本不好，纵然是博学多识的太学教官也会犯错。由此，学生不仅当堂进行了文言翻译练习，也更加明白好的版本在读书治学中的关键性作用，而且还顺带复习了“三舍法”、“麻沙本”、“监本”等中国古代文献历史方面的基本知识。

（五）理论知识的讲授和具体实用的例证紧密结合，提高学生文献处理能力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秉着学以致用、与时俱进的原则，在讲解理论知识的同时紧密结合具体生动的实例，引导学生将古典文献学的理论方法和当代图书馆学、编辑学等学科知识融会贯通，有意识地提高学生对文献的运用处理能力。

比如，我们在讲授版本鉴别的方法之一“验牌记”时，便积极引导学生对比现代图书与古典文献在“牌记”方面的差异。古代版刻书的牌记，一般用一行或两行字，以说明刻书的时间、地点或刻书人、刻书铺号等，是刻书的一种版本记录，就相当于现代图书的版权页。我们以教材为例，当堂演示，引导学生们识读版权页，其中包括图书名、著者、版次、出版地、出版机构、出版时间、印次、国际标准图书编号ISBN、图书学科分类、中图分类号等详细信息；而从版次印次印数可以看出该书的畅销情况及其在学界的影响。由此，学生们学会通过图书作者、出版机构、版印情况等来初步判断图书的优劣，从而更好地指导读书治学实践。

再比如，我们在讲授完教材上的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基本校勘方法后便让同学们谈谈自己的校勘经验，其中有两位同学恰好是文学院主办杂志《桂风》的编辑，他们都表示这次在课堂上对校勘方法理论系统性的学习对他们的触动很大。一般来说，凡是投给杂志《桂风》的稿件都要经过实习编辑的一校、资深编辑的二校、主编的三校，但尽管经过了三次校审，稿件往往还是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面的原因除了编辑本身知识不足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完全掌握校勘方法。另外几位在杂志社实习过的同学也表示有同样的感受。最后，我们对同学们的发言进行总结，并让这两位《桂风》的编辑将电子版《图书编校细则》上传到班里的QQ群共享中，以供全班同学参考学习。同时，我们也强调当今大学生，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需要加强校勘能力的培养，这不仅对日后求职有益（特别是对于那些立志于做编辑的同学），更是当今高素质人才的基本素养之一。课后，学生们普遍表示此次课堂的收获极大，确实是深刻感受到了学以致用的快乐。

事实上，我们在这门课程一开始就以平时成绩加分来鼓励学生主动寻找《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中存在的错误，包括标点、错别字等。这也是实践教学的一种体现，既有利于学生仔细阅读教材，亲身参与文献校勘，也有利于教材本身的更新修订。

三.课外实践活动

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丰富学习生活、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我们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与课程相关的课外实践活动。

（一）参观湖北省博物馆《书写历史》展馆

我们在教授完“古典文献的载体形式”这一内容后，都会组织学生集体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的“书写历史”展馆。湖北省是出土战国秦汉简牍批次和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湖北省博物馆《书写历史》展馆陈列着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除此还陈列着甲骨文汉《朝侯之小子碑》拓片、石鼓文拓本等各种古典文献。其中竹简和板牍依次陈列着，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简和牍之间明显的区别，这有利于学生深切领会书本中的知识。在竹简旁边还陈列着竹简的制作流程，通过实物形象地向学生们展示竹简的制作成形过程，一目了然。

（二）图书馆查阅工具书

为了强调工具书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为了让学生学习怎样查阅、使用工具书，我们联系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张晓明老师，与图书馆合作，在周末组织同学们到图书馆亲自查检工具书，并及时解答学生在查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实践活动中，我们向学生讲解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讲解《说文解字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汉语大字典》等几部大型常用工具书使用法。很多学生反映到图书馆进行工具书查阅让他们受益匪浅，对他们后来论文写作和学习中的资料收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三）鼓励学生在QQ上创办文献学群展开互相交流

网络时代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即时性通讯工具如QQ群给师生学习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张三夕老师教的2009级和2010级同学，就在QQ上创办文献学群，群主由郑依晴同学负责，她把老师的课件及时上传给同学们，群内有什么学习资料就上传共享。老师也加入到群里，有空也在群里为学生解惑答疑。更多的时候，是同学们在群里互相交流学习心得，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种促进学习的很好方式。一些同学表示，即使这门课结束了，甚至同学们毕业了，如果有兴趣，大家还可以在这个群里互通信息，彼此交流，继续学习文献学的专业知识。

四.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相关的优秀毕业论文

正是因为我们课程的实践性改革，课堂教堂形式的转变，引起了很多学生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知识的兴趣。很多上过该课程的学生在他们毕业论文的选题和写作过程中，都选择了文献学方向。在我们指导的毕业论文中有几篇曾获得省级优秀毕业论文。如，2006届毕业生伍婧琳同学的《韦庄词汇校札记》、2008届毕业生李程同学的《明人选宋诗与〈宋艺圃集〉研究》、2010级毕业生田彧同学的《古诗部分校释》、2011届毕业生柯玲玲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校读札记》等等。这些学生在写作毕业论文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古典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等方面知识，并结合自己的专业，对古典文献进行了校释，在论文写作中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献学》课堂上学习的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的方法，进行论文写作，论得扎实，成果显著。这也是该课程实践性教学中的一大重要成果，学生学以致用的最好体现。

注释：

[1][2]彭红卫：《直探本源的理论品味，与时俱进的实践特征——评张三夕主编（新版）》，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1月第1期，第96页。

[3][4]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305页。

[5][6][7][8]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08—213页。

[9]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03页。

[10]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50页。

[11]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71页至第75页。

[12]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35页。

第5篇：古典文学研究范文

英文名称：Literary Heritage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0257-5914

国内刊号：11-1009/I

邮发代号：18-266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0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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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古典文学研究范文

20世纪以来，由于时代、政治等因素，学术研究也参与了百年来的文化建构乃至意识形态建构，这使明清章回小说的研究走上了一条“以现行意识形态解读作品”的途径；而大量套用外来文学理论（尤其是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也成为百年来古典小说研究的时髦路数。这种缺乏对古典小说作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对明清章回小说（其中尤以明清章回小说“六大奇书”为代表）的误读，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分。因此，如何发掘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自身的民族传统，已成为当今古典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吴光正先生《神道设教：明清章回小说叙事的民族传统》一著，正是立足于民族文化本位立场的一次成功尝试。

在全书的论述中，吴先生采取了“破”、“立”结合的方式。所“破”者，乃是20世纪以来的以现行价值观念（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粗扰文学研究、长期“搬运”或“套用”西方文艺理论进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研究思路与尴尬现状；所“立”者，乃着意于重建明清章回小说的阐释空间和个性空间，恢复明清章回小说创作意图的本来面目，从而凸显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特质，建立符合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叙事理论。因此，“叙事学”乃是吴先生所运用的方式，他真正的目的，在还原解读明清章回小说、复归民族文学文化传统。吴先生认为，神道设教的民族叙事传统早已内化为明清章回小说作家创作时的一种下意识，而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也恰恰表现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叙事的基本元素：明清小说作家成功地借助宗教神话的叙事手段和修辞手段来进行艺术构思和修辞编码；他们利用宗教描写来搭建时空架构，结构故事情节，确立叙事权威，传达创作意图，预设情节走向，完成人物设计；儒、道、释三教的叙事传统和叙事要素均自由驱遣于作家的笔端②。

本着这样的思想理路，论著对明清章回小说“六大奇书”进行了深入的、符合本民族传统的分析和解读。吴先生着力于阐发小说作者的创作心态，因为这对小说文本意蕴、人物形象甚至小说版本等诸多方面起着决定作用。论著首先分析了《西游记》。在典型理论的影响下，一些研究者认为“取真经全靠美猴王”、“真经就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上”，由此认定孙悟空为《西游记》的第一主人公。吴先生通过对《西游记》中宗教叙事的分析，指出孙悟空降妖“实际上是为了给自己赎罪”；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则有自我修行和点化唐僧的双重意义；而孙悟空所具有的赎罪者、修行者和叙事者的三重身份又都从属于唐僧的心性修炼。唐僧才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唐僧的心性修炼体现了作者对《西游记》的整体构思。在论著的第七章，吴先生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利用宗教叙事完成了情节架构、人物设计，确立了多元的叙事权威，传达刻骨铭心的生命意识的同时，“又成功地将诗性叙事嫁接到小说叙事中，用抒情文学的资源、笔法来写小说，为生命意识的传达创造了诗情画意般的境界，诗性叙事令《红楼梦》有别于通俗小说而成为抒情体小说的经典”。正是这种对明清章回小说作者创作心态的准确把握和对传统小说中宗教叙事的深入挖掘，使吴先生找到了一个欣赏并审视传统文学的新视角。

“生成语境”对分析小说文本内部所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十分重要，它更能体现小说作品所代表

第7篇：古典文学研究范文

近年，我国的日语教育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新时期的日本文学教学研究也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是“日本文学史”课程与其他各科相比相对滞后，很难反映中日文学交流的实际状况。本文拟从日语学科建设的角度，从多方面对这些年来我国“日本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得失进行分析，探讨建立“东亚汉字文化圈”视域内“日本文学史”课程教学的新思路。

一.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文学史”

首先，日本文史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别文学史的特性，这和中日文化、文学交流的特性是密切相关的。关于中日的文化交流，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有段精辟的论述：“在将近两千年的日中交流关系当中，中国的影响在古代是压倒性的，那以后就一直强劲地波及日本。进入近代以后，虽然从日本到中国的影响有一些回流。但是中国对日本压倒性的文化影响，从文字，从建筑，从法律，从城市规划，在一切方面，都进入到非常深的层次。而这又是不带军事占领的。这样的例子恐怕是再没有的。”他还举出罗马帝国来与对照，指出古代罗马在征服整个欧洲的时候，就实行了军事占领，甚至连英国也是。由于罗马帝国统治了英国，当然文化上的强大影响也就进来了。就从语言上看，拉丁语进入了英语。然而，中国对于日本，并没有军事占领的企图。从我国汉魏时代就已经开始的中日文化交流，是两国人民共本文由收集整理同参与和推动的。从那时直到19世纪末，都可以算是古典型的中日文化交流阶段。中日文化交流在这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以单向交流为主的模式。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从“汉风讴歌”时代到“国风”文学的勃兴，从平安时代初第一个“汉文学高峰”到“五山汉诗文”，可以说日本文学发展的每个时期都与中国文学、文化的东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部日本文学史（尤其是日本古典文学史）就是一部中日文学的交流史、影响史，而且这种交流和影响往往又是单项的，她总是以日本文学、文化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摄取为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汉字在两千年中日文学交流乃至在整个东亚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媒介作用，从而形成了一个所谓“东亚汉字文化圈”。正因为如此，这使得中日两国人们至今还能很轻松地阅读对方一千五百年前的作品，而围绕两国文化、文学的某些误解也因为汉字的隐蔽而延长了破解的时间。

中日文学交流的特性也是古代东亚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我们应该抛弃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从整个东亚各国文化、文学发展的角度对“东亚国别文学史”做出自己的解读和阐释。只有建立在“东亚汉字文化圈”整体范围内的，反映这一汉字文化圈内部文学的横流与纵变的国别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才是适应当前世界范围内文学、文化交流碰撞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二.“日本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状况

目前我国“日本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它是否能与日本文学史的性质相适应呢？下面我们就这些问题做具体的分析考察。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日本文学教育和研究如枯木逢春，甘霖润物，进入播种希望的季节。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日本文学》和《日语学习与研究》的创刊，为热心日本文学教育和研究的学人准备好一块举趾扶犁的田地。为数不多的老学者余兴正高，初生牛犊的青年人乐在参与，日本文学研究迈出了学术化的第一步。

起步阶段的日本文学研究主要以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为中心。这一时期，关于和歌、俳句翻译的讨论，犹如百鸟闹春，为播种的季节带来了满天生机。其标志性事件便是八十年代初以《日语学习与研究》为阵地而展开的一场关于“和歌”、“俳句”的翻译和欣赏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持续时间之长，参加的日语教学与研究人员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可谓空前。从此开启了我国日本文学教育和研究的新时期。

与老一代日本文学研究者以翻译、介绍日本文学而开启的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的新篇相适应，三十年来，我国的高校日本文学教育也基本是沿着这样一条主线进行的。教材方面，起初以使用日本原版文学史教材为主，其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师资力量还不足以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编写出自己的教材，另外，处于早期的各地方政府都与日本地方自治体建立了友好关系，几乎所有高校都不同程度地接受日本的图书资料援助，其重点之一便是教材的援助。近年来，随着我国日语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情况有所改观，出现了一批自编教材，如《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日本古典文学赏析》等。但是，这些教材要么编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要么教材内容是以作者于上世纪八十年表于《日语知识》的“古典之心”系列文章为主改编而成，是我国早期受西方文史分科的学术方法和前苏联阶级文学概念影响下的产物，不能全面体现中日文学交流的全貌。

进入新世纪，随着日本教育的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不断回到国内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给我们的日本文学研究教育刮进了一股新风。他们把日本的学风引进国内，改变了国内日本文学长期以翻译、介绍为主的阶段。这一时期，一批中青年学者通力合作，编写出了新教材，如《日本古典文学入门》、《日本文学》等，这些教材以日本学术思想为指导编写而成，体现了国内日本文学研究的高水平。但也有与本土情怀结合不足而导致“水土不服”的情况。众所周知，日本学术以精细考证，深入分析见长，但缺点是往往见小不见大，“精深”而不“博大”。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实践来看，这一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可见，既要跳出翻译、欣赏层面而进真正的学术研究领域，又要做到日本学术的精深与中国情怀的相互关照，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我国当前日本文学教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三.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相互关照的日本文学教育模式探究

前面我们主要介绍了30年来我国日本文学史教育的现状，所存在的问题基本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教材编写观念问题，受制于西方文史分科以及在前苏联阶级“文学”概念的束缚下的教材编写原则不适合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具体形态。二是师资水平，旧观念囿于日本文学史而教日本文学史，视野狭窄，反映不了日本文学的全貌。新的，既体现本土情怀又关照国际视野的日本文学教学新模式的建立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新的日本文学教学模式的建立，首先要立足于具体的中日文学交流的实际，努力构建反映东亚汉字文化圈范围内中日文学交流全貌的文学史学科的建设。汉字是“东亚文化圈”形成的物质基础，东亚文学交流，尤其是古典文学交流以汉字为中心展开。对东亚国家诸如朝鲜半岛、越南等国文学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对这些国家历史上曾经发达的“汉文学”陌生的。近年我国的“域外汉文学”研究正如日中天，如火如荼。这种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汉文学发展又与东亚各国的民族文学的“发生”紧密相连，因此，“东亚汉字文化圈”视域内的日本文学，甚至东亚各国别文学的探讨才是全面而有意义的。

第8篇：古典文学研究范文

从《芈月传》《琅琊榜》再到《如懿传》，一批历史类网络小说近来成了热门IP，改编影视剧频掀“古风”热潮。上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网络文学研讨会上，雷达、阎晶明、施战军等文艺评论家，围绕当下热门网络小说提出，网络文学长期以来就有对传统文学精髓的吸收；这些作品产生的人气投映出的恰是中国传统文化这块“磁石”对大众的强大“引力”。套用流行的说法，古典文学才是当下流行的网络小说背后的最大IP。

名著都读不下去

知名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起一项“死活读不下去前10名图书”的调查，结果《红楼梦》高居榜首，成为“最难读”之书。其他古代三大名著悉数上榜。

3000多位读者参与，而且他们还梳理出读者“难啃这些名著”的理由，以示有根有据。

这份榜单中，《红楼梦》排第一，此后依次是《百年孤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水浒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尤利西斯》。

除了《尤利西斯》等少数由于语法句式原因难以读懂的小说外，其余上榜小说理应毫无阅读障碍，“《西游记》也在其中？这本书很好读啊。还有《水浒传》也非常通俗，几乎就是白话文。怎么会成了读不下去的书呢？”

但现实就是如此。上海作协副主席王晓明说，现在即便是大学中文系学生也是不读《红楼梦》和托尔斯泰的。在正统文学研究者眼里神圣的世界名著，在现在很多青年读者眼里已经变得如此之轻。

“死活读不下去”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红楼梦》，有读者就抱怨书中人物关系太多，完全弄不明白关系。还有读者抱怨《红楼梦》中的诗词太多，妨碍了对故事的理解。至于《瓦尔登湖》，有读者表示基本不知此书所云，“第一页翻了十遍，内容依然陌生”。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上榜的10本书绝大多数都是被读了几百年，因为大家都觉得好，才成为名著的，而怎么到了今天读者手里就“死活读不下去了”呢？

结语：

读名著是个好习惯，但一不留神就可能遇到粗制滥造的译本，浪费买书的钱事小，浪费了你宝贵的时间才是最可惜的。好在互联网除了给译者偷懒提供了便利之外，也给读者鉴别版本创造了条件。通过搜索，根据口碑选出信得过的出版社、靠谱译者和经典版本，应该不是难事。总之，外国名著水很深，随便摸一本来读，吃亏的很可能是你自己，一定切记！

“碎片化阅读”让厚重之作走开

文学研究者郭庆红坦言，这个结果确实让评论界有点不知所措。“人物太多”也好，“诗词太烦”也好，“不知所云”也好，其实质都是现在的一些读者已经不知道如何“对付”厚重的名著了，“他们最好一目了然，浅显易懂。”

这就是常年“碎片化阅读”和“轻阅读”的结果。郭庆红提醒记者注意，参加此次网络调查的读者，清一色是网友，习惯的是网络阅读。而网上泛滥着大量碎片化内容。这些碎片化信息虽然短小精干，有时也能给人一种“智慧的闪光”，但相比经过时间检验的那些厚重之作，当然有不少还是流于浅薄的。还有一种阅读风气就是，认为阅读就是为了轻松，拒绝甚至鄙视读“费劲的读物”。而当这一切成为习惯，名著也就到了“死活读不下去”的地步。

读得下去的网文

在读不了名著的当下，中国古典文学却在与另一种方式进行转化式生存。

“我们的网络文学，正在跟传统文化、悠久的历史，产生非常奇妙的结合。”在文艺评论家阎晶明看来，这种“结合”不仅指历史的题材，也在于古典的叙述方式、对经典文学元素的应用。

此前就有不少网友戏称《芈月传》里的人物是在用《诗经》谈恋爱。芈月与黄歇约定私奔，用“交交黄鸟，止于棘”做暗语；芈姝春心萌动，说出“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秦王大婚时，则念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小说中许多提及历史风物的细节，比如当时的乐器有哪些、女子从几岁时开始学习演奏，以及古人如何行医、如何婚丧嫁娶等，评论家梁鸿鹰认为，这些细节增加了历史的还原度，更从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情景中，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活、瑰丽之处。

在贴着“叛逆”“新潮”等印象标签的网络文学中，其实“古典”“历史”一直是最为流行的题材之一，传统文化的精髓始终渗透其中。且不说《明朝那些事儿》这类直接聚焦历史的故事，“宫斗文”如《甄执》《如懿传》，“穿越文”如《步步惊心》《回到明朝当王爷》，都有史可循。就算是《花千骨》这样架空历史的“玄幻文”，里面的妖兽也大多出自《山海经》。

从一些优秀的网络历史小说中，不少专家学者还读出了古典小说的叙事感。情节的推进、氛围场景的铺陈、人物的说话方式，包括“章回体”式的结构，都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的历史演义小说一脉相承。

转化源自于文化精神的认同

“为什么《花千骨》《琅琊榜》等改编的电视剧影响这么大？ 这在整个中国文学的格局中，都是特别重要的现象。”评论家雷达提出的这个问题，也引发了与会专家的热议。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这些作品所传递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正是它们受欢迎的原因：“像四大名著这样的传统小说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它的核是什么？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文化精华的核又是什么？是仁义礼智信。没有这个，老百姓是不会喜欢的。”

第9篇：古典文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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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