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经济学的基础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既然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意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如果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 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关于对财产占有的尊重与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 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认识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关于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 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 solidarity ,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p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 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赖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赖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作用。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问题认识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
在英美思想传统中,我们还想不出有思想家例如启蒙时代的洛克、休谟、斯密这样的人,在重要的文章,重要的语句中涉及到现代性危机,也就是道德瓦解的危机问题。这可能因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稳定,没有发生与法国大革命相似的动荡使然。英国是通过习惯法的健全逐渐取代君主法庭(royal court)和宗教的法庭(church court)而形成一种非常灵活的习惯法体系(case law),来解决日常的问题。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case by case 。法官遇到问题,先看看前面有没有案例,如果没有就按自己的理性、公益来点一点解决。可见这是典型的演进秩序。这使人们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很稳定,用不着一次性的革命。就像没有大的地震,完全是小震。因此,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家们感受不到革命和推动革命的道德基础的危机。在道德基础开始瓦解的时候就会有革命,革命无非是道德共识不能达成的产物,是一种极端的手段。
关键词:垄断;反垄断法;法经济学;经济学基础
前言
在当代社会中,经济和法律开始了较为全面的渗透和融合,法经济学逐渐兴起。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用微观经济学理论,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以及未来发展的学科。运用经济学研究、分析、评判法律问题,带给我们更多新的启示。垄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问题,而反垄断又是一个法律势在必行必须规制的问题,法律与经济的融合在反垄断中有很充分的体现。因而,在反垄断法中,处处体现着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一、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垄断的社会损失
市场竞争是否有效率,关键在于边际收益是否接近边际成本。为了使利润最大化,经营者必须高效率的合理组织生产要素、最有价值的利用资源。企业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是合理的经济学假定,这是市场机制正常有效运转的结果。只有竞争均衡出现时,市场中的资源才得以优化配置,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之和才能达到最大,社会总财富才能达到最大。如果市场中出现垄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寡头们会通过价格大于边际成本的手段攫取垄断利润,从而造成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小于自由竞争的收益,不仅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减少了社会总财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损失。
(一)生产者剩余的损失
如果仅仅限制产品价格而不限制产量,垄断成员为了增加利润就会竞相扩大生产规模,这样垄断价格就难以维持,所以数量垄断总是与价格垄断联系在一起的,寡头们通常在维持垄断价格的同时减少产量。产量的减少会造成生产者剩余损失,导致社会得到的产品达不到它应当得到的数量;而垄断高价又同时引起互补品的价格上涨,会压低互补品的消费量,导致互补品需求量下降,生产互补品的行业也会萎缩。
(二)消费者剩余的损失
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分两种情况:第一,部分消费者放弃购买垄断产品转而购买廉价的替代品,这部分消费者剩余的损失无法从垄断者的垄断利润中得到弥补,这是社会净损失。同时,消费者购买廉价替代品刺激其他经营者利用稀缺社会资源生产劣质产品,花费了更大的成本。第二,垄断者提高价格后,部分消费者仍然购买垄断产品,消费者多付的价款,转化成了垄断者的垄断利润,此时社会财富总量并未减少。但是在此种情况下,以垄断利润的形式获得有利可图的转移支付这种机会,会把真实的资源吸引到销售者谋求垄断的努力和消费者避免支付垄断价格的努力中去,在这些努力中所消耗的资源的成本,其实是获取垄断所造成的损失,这也是垄断的成本。
(三)其他损失
除了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损失之外,垄断还会造成其他的社会损失。为了获取垄断地位,经营者可能会利用投资游说立法机构和管制当局;为了维持垄断地位,经营者也可能采取广告等非价格竞争形式耗费资源;虽然从长期来看,垄断能促进创新,应当鼓励,但经营者很可能滥用垄断势力造成反效果。垄断造成的这些损失,虽然不是现实的、有形的物质财富损失,但是整个社会的实际收入会低于自由竞争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潜在收入,这一损失长时间累积也是相当巨大的。
二、反垄断法的法经济学分析
从自由竞争到垄断,再到对垄断行为进行限制,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经济学为反垄断法提供了很多理论基础,比如交叉需求弹性理论为如何划定市场提供了经济学的思路;供给和需求理论支配了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条件下的市场均衡;效用最大化理论解释了垄断者在博弈过程中将会如何抉择。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使得我们在反垄断法的制定、实施过程中能够寻求到最佳点,更容易找到最适合反垄断法实施的方式。
(一)反垄断法上垄断概念的经济学分析
垄断一词来源于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垄断通常是指少数大企业或若干企业的联合独占市场。这种联合的或者独家的企业,控制着某一个甚至几个部门的生产和流通,在该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占统治地位。经济学中的垄断是一种利弊兼有的经济现象,判断垄断适度与否,应该比较它带来的利弊大小:如果垄断没有导致市场结构失去有效竞争或者有可能失去有效竞争;垄断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没有导致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垄断符合国家利益和广大消费者利益的需要,这些垄断就不应被认为是过度垄断,而是适度垄断。
反垄断法所禁止或者限制的垄断,理所当然应当是经济学中的过度垄断。经济学的概念,决定了反垄断法的对象。但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应该在于过度垄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结合经济学基础,从反垄断法的角度,我们可以分析垄断的含义:垄断主要是指以单独或合谋以及其它方式,凭借其经济优势,限制、支配他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在一定范围内限制竞争的有效展开,违反规模经济的要求,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学中的垄断,侧重于判断市场的状态;反垄断法中的垄断,侧重于市场状态下经济主体的行为。构成反垄断法中垄断的要件是:以特定的行为和方式--单独、通谋或其他方法,达到特定的效果--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有效竞争的开展,违反了规模经济的要求,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制定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
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都有相似的经济学基础,即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民主主义两大经济学理论基础。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相辅相成,反垄断法对经济民主和自由的保护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在于:自由、公正、竞争的市场既是自由的,又是民主的,反垄断法在维护自由、公正、竞争市场的同时,就维护了经济的自由和经济的民主。
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始于亚当・斯密,他主张建立一种使"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这个机制归纳起来,就是一种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他在《国富论》中提出著名的"垄断弊害论":垄断将导致产量减少、资源浪费和效益降低,破坏"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这一观点迄今仍支撑着现代微观经济学对垄断的基本看法。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基本特征是推崇市场经济的作用,倡导国家应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主张给私人经济活动充分的自由,同时它也强烈反对各种经济力量对竞争的禁锢,以避免效益损失。这样,经济自由主义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制定反垄断法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基础。
经济民主主义以经济机会均等和经济平等为主要内容,其基本观点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民主,国家必须尽可能的保障企业自由,为企业提供开业的平等权利,并尽可能的保障企业之间无论大小、强弱都平等的拥有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垄断势力以及垄断力量的滥用全部或者部分的取消了相关市场中的经济机会均等和经济平等,是违反经济民主的,国家应当以法律为手段,对垄断力量予以有效的控制。因此,经济民主主义同样成为了制定反垄断法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基础。
(三)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经济学思考
西方发达国家的垄断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中、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经济垄断,而我国存在行业壁垒、地区壁垒、政府限制交易或者强制交易、政府专有交易等垄断行为,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垄断,这些垄断都有政府"行政力量"在背后支持,于是中国学者借用了行政垄断这个概念。我国传统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反垄断法》是在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台的,竞争不充分使得《反垄断法》在某些领域的生存基础先天不足。我国同样也存在经济垄断,但是行政垄断较之更为严重,更亟待解决。
行政垄断在我国已经根深蒂固,许多垄断行业基本上都是在政府的直接或间接庇护下生存的,因此他们会采取各种措施对抗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各种反垄断政策,以保护自身的利益。相比于经济垄断,我国行政垄断的数量和危害程度都更大,但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仅简单的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此外,没有任何其他针对行政垄断的有效措施。
随着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垄断有抑制作用,也利于抑制行政垄断数量的增加。但是,要想彻底的解决我国行政垄断的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进一步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光靠《反垄断法》想要对行政垄断进行有效规制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不能期待这部法律能单独解决行政垄断的问题,它只是一部有关微观经济的法律。
三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反垄断实践中的冲突解决
现今的反垄断的实践过程仍充满了冲突,比如许多学者主张大部分甚至完全废除反垄断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反垄断法或相似的反垄断政策;在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越来越提倡采用"理性原则"时,根据"本身原则"来执法的情况还是到处可见;即使在同一套法律或者同一份反垄断案件的法庭判决内,仍然常常找到自相矛盾或含糊不清的论据。利用经济学的成果,可以调解反垄断在实践过程中的冲突,通过对反垄断司法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使这些冲突能够在诉讼和抗辩过程中自发的得到解决。
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美国判例的趋势表明"本身原则"无法识别哪种商业行为是肯定有害的,然而根据"理性原则",试图通过考虑某种商业行为的综合社会效果来判断其是否有害,也不能解决问题。原因如下:
第一,反垄断诉讼中的不同角色,对所谓的社会效果,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而反垄断法的目标本来就是多元化的。如反垄断法的立法者会担忧低价对垄断竞争的小企业造成伤害,也担心歧视性定价的问题,他们还担心高价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然后他们对高价的担忧主要是认为垄断性定价会造成财富分配不公,而不是担心垄断性定价会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保护竞争者免受低价的伤害与保证消费者免受高价的伤害--这是不相容的政策目标。
第二,司法会出现两种错误,一种是把本来是促进竞争的行为错判为反垄断违法;另一种是把本来具有反竞争效果的行为错判为合法。法庭如果把本来是促进竞争的行为错判为反垄断违法,即错杀了无害的商业行为,会对社会造成持久的伤害;法庭如果把本来具有反竞争效果的行为错判为合法,即放过了有害的商业行为,这种错误可以由市场力量来纠正,不如第一种错误造成的损害严重,所以重要的是第一种错误。在实践中,法官的出错率是比较高的。
由上可知,在反垄断的司法实践中,"理性原则"仍然是一套含糊不清和自相冲突的诉讼程序,不可能得到很好的适用。此外,司法过程会出错,错杀无害的商业行为这种错误会由于法律的强制力而放大它对促进竞争的商业行为的抑制,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解决反垄断实践中的冲突的方法:为了慎重起见,反垄断司法的"理性原则"应该解释为让反垄断的原诉人承担这样的举证责任,即证明其控诉的经济学基础不仅是逻辑自洽的而且是具有现实性的。
结语
反垄断法应当以效率为优先的价值目标,同时兼顾公平,这在我国现阶段尤为重要。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有效发挥其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提高社会总体福利,需要竞争和企业这两个工具。反垄断法的目的是使企业经营的结果与竞争市场运转的结果协调一致,即企业运转的结果符合自由市场运转的结果。在法学和经济学逐渐渗透和融合的今天,运用经济学理论解决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问题,在我国的反垄断法实践中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薛兆丰.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基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
[2].关立新,杜江.反垄断法: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解析[J].商业研究,2008(8).
[3].尹德洪.反垄断法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8(6).
[4].高桂林,肖彦山.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和法理基础[J].广西社会科学,2005(12).
关键词:审计;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技术经济学
中国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一、审计理论的制度经济学基础分析
制度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它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它将人和组织放在种种制度约束之下加以考虑。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规则和规范认为在所有的约束之中,制度是最为紧要的。其中契约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契约经济学在审计中的体现有以下几方面:
1 从委托-理论方面来看:
契约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包括受委托经济责任,是将委托-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依据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委托人和人都是最大效用的追求者,而各自利益目标的不一致,导致了行为上的偏差。也就是说,委托人要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成本。因为人不仅有自己的利益,且其利益通常与委托人利益不一致,使得委托人须“通过人进行适当激励,以及通过承担用以约束人越轨活动的监督费用”来“使其利益朝着自身利益的方向努力”。外部监督则是能够降低成本、维系关系的有效手段。监督正是体现了审计最根本的思想,成为审计最基本的职能。
2 从审计制度建设方面来看:
从本质上讲,审计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经济控制的同时,也是一种特定的契约安排,是对审计关系相关各方权利、责任、利益及基本行为规范的约定。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契约经济学就成为了审计制度建设的理论依据。我们可以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契约经济学在审计中体现。
首先,从契约经济学本质角度来理解审计的独立性,可以看到,审计只有保持客观公正,才有可能被委托-相关各方所接受;其次,从契约经济学中的契约费用与成本角度来分析审计制度合理化,可以看到,只有设计合理的激励制度以及适当增加激励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来有效降低审计监督的成本。最后,从契约经济学原理来看,审计质量控制机制的基础是信息披露。审计收费、审计规范、重大审计决策、审计质量检查结果等,都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予以公开。
因此,现代的契约理论研究的成果,丰富了审计理论基础的内容,使我们可以更科学地认识审计发展的规律,更全面和客观地考虑我国审计制度的建设问题。
二、审计理论的产权经济学基础分析
产权经济学,又称产权理论,是60年代以后流行于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它主要研究在一定制度框架下产权的界定以及社会制度和经济秩序(包括企业制度、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运行中的交易费用如何对稀缺的社会资源配置产生影响的问题。
现代产权经济学向审计领域的延伸促进了现代审计的进一步发展。具体体现如下:
1 从审计基础来看,审计是随着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与扩展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所以审计产生与发展有深厚的产权经济的基础。因此,可以说受托经济责任学说是现代审计理论与实务发展及变更的产权理论基础。
2 从审计的本质来看,审计实际上是以协调财产所有者与财产受托管理者间内在的利益冲突关系的一种外在社会保险机制,它既要保护委托者的利益,又要体现财产经营人的利益,按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则是满足不同产权主体的平等要求,审计理论就是在这种矛盾中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
3 从审计的发展来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有可能影响着同时期的经济制度及其所体现的经济责任关系。经济运行机制与产权制度之间有着严格的逻辑对应关系。而审计在监督与评价经济的运行的同时,它所鉴定、揭示的经济信息同样反映该时期的产权关系现状。也就是说,单一的产权关系往往只需要简单的审计监督,而多元的产权结构则需要较为严谨与完善的审计制度来支持。随着产权关系的变化及产权结构的变革,审计理论及其实践必定会向更深层次的领域发展,其表现之一便是现代审计的产权博弈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审计的产生本身就是产权博弈的结果和进一步博弈的工具。因此,现代审计理论中不断体现着产权经济学的内容。也就是说产权经济学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审计理论基础的内容,开阔了我们对审计理论研究的视野。
三、审计理论的技术经济学基础分析
在1930年,由格来梯教授编写的《工程经济原理》初步建立技术经济学科的体系。技术经济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技术科学与经济科学相交叉的边缘科学,是经济应用科学。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所谓广义技术经济学,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根据特定的政治、经济、技术、资源等具体条件,研究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寻求技术与经济的最佳组合,以保证所采取的技术政策、技术方案、技术措施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一门应用经济学。
审计技术方法中的技术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充分体现了技术经济学的原理。审计中的技术分析方法,是指对于不同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进行计算、分析、评价,并在多种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的分析技术,简言之,就是从经济的角度,对方案进行比较为最佳决策提供依据。为实现某一特定目标,都必须采用一定的技术,而采用任何技术都会消耗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花费代价,但不管怎样这种代价应该是适宜的。也就是说要求在采用技术的同时考虑其经济效果。如果脱离了经济效果,某项技术是好是坏,是先进还是落后,都难以准确衡量。
因此,在经济效益审计中,需要运用技术分析方法对被审计单位的有关活动进行评价,从而提出使效果最佳的各种改进建议。这些均体现了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审计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基础,并且极大丰富了审计理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傅殷才,制度经济学派,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
2 埃瑞克・G・菲博顿,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5
3 冯均科,中国审计体系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315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金融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1-0092-02
西方经济学作为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其教学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经管类其他专业课的学习。从目前一些高校教师和学生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现状的反馈来看,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已是共识。本文拟依据自己多年的教学体验,针对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面临的问题,就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路径及措施作一番具体的探讨。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面临的问题
首先,教学管理制度机械、僵化。当前各高校在教学管理方面,普遍追求模式化、齐一化、量化式管理模式。不论是对教学计划的制订、设计,教学过程的监督,还是对教学质量的评价等等,广大教师都被排除在外,成为被动的行政命令的执行者。体现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上,即教师受学校制定的教学大纲和考试标准的限制,授课时只能照本宣科,满堂灌,考试时,由于教学覆盖面的要求,只能是面面俱到,缺乏特色。学生学习过程也只能是死记硬背,不求甚解。这种只注重完成教学和考核任务而不顾教学质量的应试型教学模式,是当前高校机械式管理模式的直接结果。
其次,教学方式陈旧、呆板,难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多是通过比较抽象的理论模型和数学推导来加以论证,加之受课时和教学考核要求“填鸭式”的灌的限制,导致许多教师都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授课,着重理论阐述,不能也没时间和精力联系实际和补充课外的信息。特别是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思想交流,从而使原本应该是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课堂,变成了教师的“独角戏”,由于不注重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即使把有关理论解释得再细致,公式推导得再熟练,也达不到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听得满头雾水。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除了会死记硬背一些知识性的概念和纸上谈兵外,别无所长。
第三,理论脱离实际,教学缺乏针对性。
经济学理论是来自于生活并指导生活的理论。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使用的教材,其内容是以西方国家的具体经济体制和具体经济实例为依据的,研究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书上讲述的例子大多是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许多经济现象不同于西方社会,也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因此,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将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紧密结合,有的放矢地阐述经济学理论。但在实际教学中,一些教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模式、新思想把握不透,不能紧密联系实际阐发经济学原理,导致理论与社会现实相脱节,教学缺乏针对性。以致学生学习了经济学的课程之后,谈起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运行方式头头是道,论起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则茫然不知所措。
二、改进和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基本思路
首先,改革僵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实施管理创新。
当前,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以集权制、行政命令式和强制性的教学管理模式,已经成为高校推进教学改革深化的重大阻碍,因此,突破旧的管理模式,实施管理创新,是改进和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的首要选择。具体说来,就是要使教学管理者从传统的“大权独揽”转变为加强引导和服务,将教学管理权下放到院系,充分发挥一线的教学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的教学管理积极性,促进教学管理的良性和高效运行。同时,应依据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就西方经济学教学来看,应允许教师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学生,因材施教,在保持必要的统一性的前提下,注重教学的个性化要求,这样才有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其次,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实行多样化教学。
授课方式僵化,教学手段单一,是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主要弊端,也是学生反映强烈的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创新,提高学生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和认可度。具体的教改方式可以通过情景化教学、研讨式教学、多媒体运用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特别是在网络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教师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及时解答学生的疑问。可以运用QQ群、博客和微信等网络工具,直接进行“网上答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网络来安排作业,学生可以用电子邮件回答教师的问题。运用这些信息手段,可以强化学生的科学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对理论问题的理解和把握程度。
第三,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授课水平。
改进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当前,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中青年教师,多是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型人才,他们从校门到校门,理论功底扎实,但社会经验缺乏,不善于把理论问题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显示出完全的不适应性,照本宣科成了他们教书的主要方式。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他们运用中国经济实例阐述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能力。同时,要注重教师课堂语言的使用技巧训练,使其在教学过程中能熟练运用经济学的“生活语言”,营造趣味昂然的课堂氛围。要善于用生活的语言阐释经济学道理,并能熟练地将生活语言和经济语言进行比较和转换,使学生们从生活中品味经济学,这样可使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变得比较形象、直观,易于学生理解,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
首先,教学内容的改革。
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而言,西方经济学从最基本的层面阐述在理想状态下的经济学理论,使学生在思考过程中形成考虑经济问题的思维模式。因此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应结合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特色教学,对课程的教学区分、侧重知识点,有针对性地应用于不同专业课,与专业课核心知识衔接起来。
国际贸易专业应主要注重宏观经济部分,对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而言,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教导方面,重点侧重宏观经济的知识教导和应用,着重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内外经济波动和国际间贸易的影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包括的理论内容、措施实施等。使学生在宏观经济政策下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和把握,并能在现实经济中趋利避损。
财政学专业应着重向学生介绍微观经济学中的企业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及宏观经济学部分的宏观经济政策等等内容,并为学习其他专业课奠定基础。
金融学专业的教学内容的重心放在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分析及政策内容、通货膨胀理论及经济增长理论上。一方面为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掌握这些知识使学生能够独立地对经济形势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以适应将来复杂的经济社会。
会计和财务管理专业应着重讲授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和要素理论,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学到足够的基础理论,并使二者有机地结合,真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面对未来复杂的工作环境。
工商管理专业应重点讲授与管理经济学相关的内容,尤其是其中的需求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结构和战略理论、博弈论等,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知识,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知识更新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和创新能力,以适应未来不同的工作。
其次,注重互动教学,提高学生的理论兴趣。
为了达到高效教学的目的,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被经济学的魅力吸引,应改变以往以教师为中心,代之以从学生学习的主体出发,确定教学方式。教师可根据学生特点,对一些重要章节采取讨论式教学。教师可列出讨论纲要发给学生,让学生广泛收集资料,要求学生进行小组资料准备、观点交流,提出疑难问题最后共同探讨。这种教学方式的优点是,学校真正把课堂还给了学生,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作为教学的引导者,帮助学生答疑解惑,提高其理论水平。这样的学习方式能够使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明显增强,思考问题的深度增加,语言表达更为流畅,达到事半功倍的理想教学效果。
第三,本着够用、管用、适用的原则,合理选用教材。
应建构与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匹配的教材体系。地方高校应根据本学校的专业培养特点,建设具有独自特色的教材体系。在教材选用上,摒弃以往追求权威教材、国家规划教材的虚荣心理,在培养人才上使学生的独特性与学校的培养方法相融合,重视培养结果的实用和应用能力,选择与现实接轨的教材。对此详细叙述就是:在不影响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以即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大前提,舍弃对经济理论晦涩难懂的部分,更加注重实用性,贴近生活和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对现代经济的敏感性,保证学生能在就业和日常竞争中存在优势。
总之,对于学生应该如何教、导,将所学知识良性应用在经济学研究中,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对此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黑板经济学”的教学模式,通过理论知识问题化,理论问题现实化,培养学生经济信息捕捉灵活运用能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和工作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一、引言
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经济学的各种现代版本,除了新增加的数学描述,基本上是从阿尔佛莱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那里传承下来的。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①并且由于二次大战(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各国经济学家介入政治经济政策的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制度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沿着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思路行进。除了韦伯研究过的例子外,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目前正在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过程中迅速兴起的期权交易制度。在期权市场上,人们几乎完全按照伯莱克-肖尔斯(两位沿袭了经济学主流学派的金融理论家,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定价理论来买卖期权,偏差一般不超过理论价格的5%。相应地,1997年以来,其它衍生工具交易制度也围绕这一理论迅速发展(汪丁丁,1997a)。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它地方。由此可以声称: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大部分制度经济学家,虽然站在经济学主流之外,也仍然抱持着理性主义信条)。
由于对“理性”一词的诸多不同理解,我必须在阐释“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涵义之前,简要地把这一解释按其推理步骤列举出来:(1)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2)经济学是“经世之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经济学家必须对每日每时发生着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释,而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统计性的,只能是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事件。(3)在对所有那些服从“众数原则”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持久的两种力量是:(甲)人的自利本性;(乙)人的宗教倾向。(4)经济学理性主义坚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A.Smith)《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里程碑的贝克尔(G.Becker)1976年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看法》的核心思想。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类社会的演进发生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三大重要变化,迫使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经济学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必须提出足以解释这些变化的理论。这些变化是:(1)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方式、动力、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有了极大的改变;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物质资本投资,正在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动力,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所谓“知识社会”(汪丁丁,1994)。经济学家必须解释由此而来的问题:教育,家庭,婚姻,移民,技术演变路径,知识产权,…;(2)前社会主义经济以及非洲和亚洲经济不发达地区各国普遍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而构成这一“过渡”的不仅仅是经济制度,还有,甚至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心理、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结构)的大范围变迁(汪丁丁,1992)。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解释发生于这些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主旨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及社会整体变迁过程,必须研究此类问题:新的行为规范的形成,心理偏好的演化,企业家能力的积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自组织过程,革命与宗教行为,…;(3)首先从发达市场社会里提出来的,并正在成为所有市场社会(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不得不思考和处理的“未来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未来)问题,如环境与增长极限的问题(汪丁丁,1991,1997b),经济学家必须(或试图)理解这一人类基本生态过程的前景,并研究相关的问题:矿产以及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使用”,人口代际间的“公平”,对个体“理性”的重新理解,对“人性”本身的重新理解,对“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与道德和审美问题有关的“权利”界定。这些问题大部分已经超出经济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它们的提出或发生是基于上述三个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人们自然要求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
当经济学家给出某种“经济学的解释”时,这一解释的实质必须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否则就谈不上是“经济学解释”。于是,当代经济学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坚持经济学理性主义,但是也许不得不放弃对上述许多重大问题的解释;要么修正经济学理性主义,而由此不得不导致对经济学基础的怀疑甚至动摇。
对于社会学理论来说,胡塞尔(E.Husserl)毕生与之纠缠而不得解决的哲学问题———“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始终以其社会学形态折磨着社会学家们———“人类行为的私人性与社会性”。古典社会学家们(黑格尔,迪尔凯姆'E.Durkheim,韦伯M.Weber,帕累托V.Pareto)发现了现代社会(道德共识方面)的危机;近代社会学家们(帕森斯T.Parsons,米德G.H.Mead,舒茨A.Schutz,高夫曼E.Goffman)提出各种“主义”(行为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符号交流主义)以图解释社会危机的各个方面;而当代社会理论家们(哈贝玛斯J.Habermas,吉登斯A.Gid-dens,以及法国学派诸家)则宣称“本体”消解之后,“社会”(各种制度的集合)本质上应当被理解为在个体与其他个体交往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和再生产的“历史形态”。正如吉登斯以“反唯物主义宣言”姿态宣称过的那样,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历史情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对当代社会的人来说不再有效。当我们转向当代思想家们从“认识论过渡到新本体论”的视野时,我们无法忽视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的批评: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就西方传统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1)亚里士多德传统;(2)奥古斯丁传统;以及(3)苏格兰启蒙传统。此外,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印度吠陀学派,佛教,禅宗,伊斯兰,波斯,…)。处于不同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它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论域里研究文化冲突固然有意义,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整体性的(卢曼式的但不是“设计性的”)解决框架,也许哈贝玛斯的“交流理性”显示出最光明的前景。但是正如我在第三节里要讨论的,社会交往或博弈过程的“多均衡”可能性使得上述麦金太尔的批评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至少“多均衡”意味着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性。于是,在我看来,社会学家们,至少是那些理论社会学家们,不得不像当代经济学家们(或者理论经济学家们)一样,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追问的那个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
二、经济学“理性”的涵义
在前述已对经济学的“理性”涵义做了简要的推理逻辑的解释后,在此引述结论性的看法如下:(1)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甲)自利性(self-interest),(乙)社会性(socialaffectivity)。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里面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J.A.Schumpeter,其巨著《经济分析史》最初是为韦伯《社会经济年鉴》卷一写的社会学论文)和社会学家韦伯(其主要教授职称都是经济学职称)。但是,对目前最重要的一批经济学家(例如贝克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艾智仁A.Alchian)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所谓“启蒙了的利己主义”,(theenlightenedegoism)。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2)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 极小化原则”)。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参阅冯·米塞斯VonMises,《人类行为》)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着边沁(J.Bentham)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相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马歇尔(1902年《经济学原理》第十版的序言)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在萨廖尔逊(P.Samuelson,1947年版FoundationsofEconomicAnalysis)看来,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结底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3)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经济学由此与社会学面临着共同的基本问题。
首先讨论上述的第一个涵义———自利性假设。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这一假设,不论是被当成符合众数现象的假设,还是被看做“工具主义”的假设,都与达尔文进化论和后起的社会进化论以及当代的“社会生物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人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并且,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但是现代经济学家对“自利性假设”的这种看法已经与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发生了相当大的分歧。
英国经验主义的登峰造极者大卫·休谟(D.Hume)在《人性论》及《人类理解论》中都说过: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这种动物的高度想象力所导致的种种欲望,大大超出了自然环境所能给予满足的程度,所以才发生了“财产权利”这件事。在休谟看来,人类社会界定“产权”关系,是为了给每一个个体那有限幸福的来源提供保护,免于他人无限物欲的侵占。休谟关于动物心理学和动物伦理学的论述,其晚年公开表示的“无神论”立场(即以经验论来检讨“神”的存在性),以及一生坚持的彻底的怀疑论,足以使他成为一百年之后的达尔文思想的先驱。尽管如此,古典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经济史家认为斯密的国际贸易和货币流通理论,以及他的道德哲学,都深受休谟经验论的影响)那里仍然不具有进化论的形式。斯密在《原富》中阐释了两个主要思想:(1)一国劳动总量的年度产出可以大致做为一国国民财富的宏观度量;(2)人的自利性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分工演化的各种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解释一切价格(在私有产权制下)的决定过程。其中第一个思想被研究者们公认来源于法国经济学家奎奈(Quesnay)的“经济表”(被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誉为与文字和货币并列的人类三大发明之一)。斯密的第二个主要思想———人的自利本性做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据考证分析,应当是受到当时不见经传的经济史家孟德威尔(Mandeville)的一本小诗集《蜜蜂传说》(TheFableofBees)的影响,其中歌咏的是邪恶如何成为维持了蜂巢社会长期繁荣的唯一动力。作者在1714年重印诗集时增加了一倍的篇幅,增加的部分名为《蜜蜂传说:或私己的邪恶,公众的福利,以及关于慈善和慈善社团的论文,以及关于社会的本质的探讨》;而在1729年又为这本小书增加了第三个部分,是关于蜂巢社会的长篇对话。其中明确提出:“…借了这个故事我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既非我们天性中的友爱性情,亦非我们克己所得的各种美德,而是我们在道德世界或自然社会里称之为‘邪恶’的东西,它是使得我们成为社会性动物的首要原则,是一切交易与就业机会的无一例外的坚定基础,是它们的真实生命与护持。正是在那里,我们必须去探究一切艺术与科学的真确起源。正是邪恶,一旦消失,我们的社会必然随之瓦解…”。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两个相邻的篇章分别批判了他的导师哈奇森(F.Hutcheson)关于人性本善和“仁者爱人”的论说,认为其教导中缺少“己爱”(self-love)的成? 郑灰约懊系峦??摹靶岸瘛惫勰睿?衔?浯砦笤谟谌稀白园?蔽?岸瘛5?牵?抟傻兀?姑芙邮芰嗣系峦??讶说淖岳?匀献錾缁岱⒄苟?Φ目捶āVゼ痈绱笱ё杂墒谐【?醚?傻牧煨洹⒁压实呐当炊?钡弥魉沟俑窭眨ǎ牵?樱簦椋纾欤澹颍??冢保梗罚赌辍对?弧贩⒈矶?倌曛?实闹ゼ痈绱笱С霭嫔缭侔媲把灾兴担骸啊?獠⒉灰馕蹲牛?姑苋衔?说男形?ㄒ坏乇蛔岳?砸?甲拧J率瞪希??牡谝槐局?鳎?兜赖虑椴俾邸肪椭荚谔教帧??樾摹?鑫?赖碌暮?濉??还?楦?岬祝?姑芟嘈牛?歉鲎钅芄岢故贾盏模?钇毡槭视玫模?佣?彩亲羁煽康娜死嘈形????侨硕宰晕依?娴淖非蟆!被痪浠八担?颐遣荒芫痛巳衔?姑艿牧⒊∈且匀说淖岳?拘越馐鸵磺猩缁嵯窒蟆J率瞪希?颐欠⑾郑?姑茉??诼凼鋈说淖岳?宰鑫?缁岱⒄苟?Φ耐?保???懦腥系笔彼崭窭际忻裆缁岬闹种趾侠砬疤幔ǚ?傻模??蔚模?缁岬模?赖碌暮臀幕?模鑫??梅⒄沟幕肪场R桓龈崭沾幼诮躺缁崞裘煞⒍说淖时局饕迳缁幔?鑫??淖杂墒谐【?谩⒂绕涫亲杂擅骋桌砺鄣奈赖朗康乃姑埽?茏匀坏匾?康魅说淖岳?拘裕??皇茄叵?诮檀?车乃到汤春胙锶说牡赖履诤??nbsp;
斯密对人性所持的双重态度在现代经济学家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首先是理论演化的结果:对立假设之间的争论最终会把对立面推到极端。在近代学术中,这表现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前者日益极端地坚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则,后者日益极端地坚持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原则。此外,理论要求以最少的公理解释最多的现象。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是经济学必须走的一步。这在1950年初由两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完成了。艾智仁是最早提出“自利性”做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的经济学家。有了进化论做理论基础,艾智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芝加哥观察从洛杉矶出发向着芝加哥行进的一群赛车,我们不知道它们中途会走哪条路,不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从而不知道这些赛车哪些能够到达终点。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到达了终点的赛车必定是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这些赛车手可以是盲目地选择路径,但是那些到达终点的一定是路过了加油站的。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所有在芝加哥被观察到的赛车都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这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假设,它不一定符合现实。这涉及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内部曾经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过长期的论战,最著名者如本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M.Friedman,因货币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华盛顿大学的西尔博伯格(Silberberg)的争论(TheMathematicalStructureofEconomics,“导言”)。前者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但一定要有预测能力。后者则坚持经济学基本假设应当受到现实检验,否则从太阳黑子的周期波动来建立预测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就是合理的了(18世纪大经济学家杰文斯曾建立太阳黑子变动周期的模型以预测经济波动)。后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R.Coase,因研究社会生产的制度结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采取了西尔博伯格的立场。
不论如何,弗里德曼的立场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艾智仁的进化论论据则为这一立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辨护。弗里德曼曾经提出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最终(如果能够生存下来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话)会被迫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初点上停下来。这说明我们可以工具性地假设一切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这样,从进化论的论据出发,经过上述重要的方法论转折,经济学理性主义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假设,或更一般的“极大化原则”。在数学表述上,“最大化”不同于“极值”;后者只是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极大化原则使经济学家可以建立理性行为的数学描述,并且提出定量命题用于经验检验。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从而都是经济理论为“真”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坚持西尔博伯格的立场,那么我们的经济理论就不仅仅是工具性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求理论的基本假设与现实经验相符合,那么从理论导出的各种命题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正确描述(除非人类思维的逻辑不符合现实世界的逻辑);在这里,一切命题(只要推导逻辑正确)都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有的命题尚未从“现实可能”变成现实。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仅仅要求理论有好的预测能力。你可以观察太阳黑子,只要你能够准确预测经济波动。这种认识论立场包含着深刻的经验主义意识,或者,我可以说,包含着深刻的“怀疑论”意识,即怀疑一切牛顿式的、企图构造宇宙结构的理论努力。这种经验主义坚持认为人类理性顶多只能从统计方法来预测未来,至于统计关系后面隐藏着的构造关系,那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认知的。这不是说主流经济学没有理论,正相反,主流经济学充满着各种理论,各种以精确数学描述的经济理论。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工具性”的,与现实经验相比,都必须处于被检验的和可以随时修改或放弃的地位。芝加哥学派的这一立场使得主流经济学当代文献中,除了数学模型以外,还充满了统计数字和模型检验过程。从亚当·斯密的人性假设,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这一转折(通过“极大化”原则)造成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可能。
我们看到,没有进化论论据,这一转折在认识论上就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在经济学以外的各种社会科学中,进化论立场与理性主义立场几乎总是发生冲突,总是反映着两种相反的认识论。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自利性”假设,其解释力(从而预测能力)的根源在于: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当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非常接近社会学里面的行为学派的方法,后者的极端形式就是把人假设为只有“条件反射”学习功能的动物。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最单纯的假设下,行为学派确实获得了很大的解释力(GeorgeHomans,1987)。
关键词:内涵不变性;外延无关性;完全可替代性;关系论转向;描述性转向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4-0003-08
在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对选择行为的分析中,决策者基于给定的心理法则――偏好关系公理假设――进行判断和选择,在资源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正统经济学理论范式隐含了三个基础性假设:
1.偏好或主观效用的内涵不变性假设。决策者有预先得到完备界定的选择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在行为过程中,这些偏好关系只是被显现出来,但内涵不会发生变化。
2.偏好或主观效用的外延无关性假设[1-14-21]。当决策者追求主观效用的最大化时,他是在基于预先给定的选择集和选择集上的偏好关系进行理性计算。这意味着,决策者在面临具体的选择时,偏好关系与选择的描述方式无关,也与选择的引出方式无关。
3.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设。决策者把给定的资源配置到各种商品组合的过程中,用于购买各种商品的资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无差异曲线给出了资源完全可替代性的形象说明。
在行为经济学推进的心理现实化过程中,价值载体从状态量转为变化量,正统经济分析中隐含的绝对价值判断被相对价值判断所替代,而这一隐含的技术假设既适用于决定性世界的效用理论,也适用于非决定性世界的预期效用理论[5]。这个基本原则的转变,使得行为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的反对迅速从非决定性世界扩展到了决定性世界,从技术层面扩展到了基础层面。正统经济学选择理论隐含的基础性假设――偏好的内涵不变性假设、外延无关性假设与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设――与现实的严重背离逐渐凸现出来。
一、结构化效应与相对价值判断
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正统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存在一系列与心理现实背离的假设,包括:偏好关系的基准无关性,即财富总量的微幅波动对偏好关系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偏好关系不受选择问题表述方式变化的影响(描述不变性假设)。预期效用理论对风险选择行为的描述功能的缺陷被系统揭示后,在与人类感知系统的类比中,行为经济学完成了相对价值判断的系统建构[5-10]。对相对价值判断更加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构成了结构化效应[11]的实质性内容。
我们先看看几个结构化效应的行为实验。
1.亚洲疾病案例[8]。设想美国准备应付将要爆发的一场不同寻常的亚洲疾病,预计将杀死600人。决策者面临A、B两个应付该疾病的方案。
(1)积极框架下的方案表述及相关试验结果如下:
如果方案A被采用,200人将获救;如果方案B被采用,有1/3的可能,600人都获救,2/3的可能没有人获救。你将选择哪种方案?实验表明,绝大多数被试会选择方案A,表现出风险厌恶。
(2)消极框架下方案表述及相关试验结果如下(在两种表述中被试不同):
如果方案A被采用,400人将死去;如果方案B被采用,1/3的可能没有人会死,2/3的可能600人会死。实验表明,大多数被试选择方案B,表现出风险追逐。
注意,仅仅改变对同一个问题的陈述方式,却引起了偏好逆转。
2.背景效应(context effct)。在Tversky(1969)的试验中,许多被试选择(06,$8)①(03, $18),(1,$4)>(0.6,$8),但是却选择了(03,$8)>(1,$4),出现了偏好循环。实验表明,在第一次、第二次比较中,人们更加关注概率比较;而在第三次比较中,人们更加关注彩头。就理性选择而言,被试应该充分利用概率与彩头的信息,实现概率与彩头的平衡。但从试验结果来看,被试在试验中大多基于单一属性进行比较,而忽略了其他属性的影响,由此导致多维属性选择的偏好关系循环②。SimonsonandTversky[13]指出,对某一特定选择子集的偏好顺序常常受选择子集被置于什么样的选择集中的影响,这违背了标准偏好理论的假设――对特定选择的偏好独立于不相关选择的假设。
3.锚定效应(anchoringeffect)。在ArieLy,LovewensteinandPrelec(2003)的试验中,对被试提出是否 愿意接受以他们的社会安全号后两位作为购买价格的问题后(无论回答是或否),在对无线键盘的定价中,社会安全号后处于00-20的被试的平均定价为016.09,而处于80-99的被试的平均定价为855.64。行为实验表明,由于被试对无线键盘的价格信息了解不充分,在与无线键盘定价不直接相关的陈述中,被试会形成赖以进行判断或选择的基准――就像抛锚形成的基准位置,从而影响了价值判断。
对上述案例的分析表明,选择问题被呈现于决策者的方式,将影响决策者对选择赖以评价的参照系的选择。在亚洲疾病案例中,两种陈述给出了不同的参照系:在救人的表述中,隐含地假设了以现有人口减去600以后的人口总数作为基准,将两个方案的结果转化为收益;而在死人的表述中,隐含地假设了以现有人口总数为基准,将两个方案的结果转化为损失。在背景效应中,不同的选择背景突出了价值评价的不同维度,实际上改变了选择被评价的参照系的结构,有的以概率为主,而有的以回报为主。而在锚定效应中,随机的锚定却实质性地影响了评价基准的选择,引起了决策者偏好关系的系统偏移。
结构化效应揭示了偏好对选择问题呈现方式的依赖性。选择问题的呈现和决策者认识选择问题的结构隐含了一个重大的事实,决策者评估和选择的对象并不是现实世界中自在的客体,而是经由我们的智力转化并呈现的客体③。因此,决策者在选择的时候并不同时产生一个关于选择问题的客观的、中立的陈述。决策者和选择问题呈现方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决定了决策者对选择问题进行陈述的基本框架。而这个基本框架永远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它可以将收益结构化为损失,也可以把损失结构化为收益,甚至改变各种因素的相对关系。结构化效应揭示了一个对正统经济分析的基础构成重大挑战的事实,不同的问题呈现方式将为选择者提供不同的参照系,从而将选择问题映射为不同的问题。选择行为与选择问题的形式、背景高度相关,离开决策者所处的背景,离开选择问题呈现的具体形式,是无法讨论偏好关系和选择评价的。
由于选择问题的不同陈述隐含地假设了不同的参照系,决策者在分析选择问题时,应该首先解决参照系的选择和转换问题,才能进行比较。就正如在地球上称重量与在月亮上称重量或者在水中与真空中称重
注解:
① (0.6,$8;0.4,$3)表示结果集为{$8,$3},各结果的发生概率对应为{0.6,0.4}的选择。当结果。时,简记为(06.$8)。
② 这与Tversdy(1967a,t967b)对概率与效用的独立性研究结果相吻合。研究表明,概率与效用的独立性得到溯支持。作为判断和选择的两个核心变量,概率和效用满足独立性,隐含了一层不可忽略的含义:决策者进行概率判断时,不进行效用判断,也不考虑效用判断;反之亦然。这为在不同的背景下突出不同的决策维度提供了可能。
③ 这与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的观点完全一致。普罗察戈拉由于看到感觉世界不存在永恒性、普遍性而转向了怀疑论,而行为经济学家则从没有一对敌的心理世界转向了描述性。
量,在对两个重量进行比较时,必须首先进行引力参数或浮力参数的调整。忽略隐含的参照系假设问题,势必导致正统经济分析与行为现实发生系统偏差,在考虑参照系问题后,无论决策者是否采用同样的参照系,这种偏差都会不复存在,决策者需要讨论的是他们该选择何种参照系,然后才是做何选择。
二、偏好关系的程序依赖――偏好的引出效应
在早期关于偏好逆转的研究中,SlovicandLichtensteint[15]较早注意到偏好引出方式对偏好顺序的影响,揭示了人们在比较选择(makinschoice)和匹配定价(settingprice)过程中价值判断和偏好顺序的矛盾:在比较选择中被偏好的选择却在匹配定价过程中被给予了更低的价格。此后,行为经济学家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行为实验研究确认了偏好关系对偏好引出过程的依赖性①。
在中东高速公路方案民意测验案例12中,方案A(投入1100万美元,交通事故人员伤亡从每年的600人减少到570人),方案B(投入5500万美元,交通事故人员伤亡从每年的600人减少到500人)被两种不同的民调方式进行比较。第一种民调方式是进行直接比较,结果2/3以上的人更加偏好D;第二种民调方式是价值匹配,方案B的投入被隐去了,要求被调查者在方案A基础上对减少100人员伤亡的方案B所需要的投入进行评价,结果90%以上人的投入估价低于5500万美元。按照价值匹配的方式,将会有更多的人偏好A。
在随机世界②的选择情形中,正统经济学家遭遇了同样的偏好逆转。将P赌局(8/9,4$)和$ 赌局(1/9,$40)按照两种方式进行比较。采用比较选择时,71%的被试选择了P赌局;而在要求被试作为赌局的提供者对两个赌局进行匹配定价时,67%的被试对S赌局的定价高于P赌局[36]。Tversky,Slovic,andKahneman(1990)提供了涉及时间的选择情形:L(2500$,在5年之后兑现)与S(1600S,在1.5年之后兑现)。当进行比较选择时,74%的被试选择了S;而在进行匹配定价时,75%的被试就L给出了更高的现值。
上述案例中的偏好逆转可能被归于三种原因:标准经济分析的偏好传递性假设,或者标准经济分析对程序不变性的隐含假设,或者回报安排独立性假设。为了确定导致发生偏好逆转的主要原因,Tversky,Slovic,andKahneman[20]进行了实验研究,研究表明,程序不变性假设是导致偏好逆转的主要原因③。这样,选择问题的引出过程对偏好顺序就有实质性的影响。人们在比较选择(好比用天平比较两个物体的重量)时做出的选择却在匹配定价(好比用弹簧秤分别称重)中被赋予更低的价值。这些偏好逆转对标准的经济学理论隐含的程序不变性假设提出了严重质疑。
为什么人们会高估低概率、高回报的$赌局,而在进行比较选择时却选择高概率、低回报的P赌局呢?Slovic,Craffin,andTversky[16]基于刺激一反应相容性④概念的扩展提供了解释,即度量相容性假设⑤:外部刺激对人们判断选择的影响力受到其与人们反应模式的相容性的实质影响。当外部刺激与反应模式不相容时,建立对应关系的额外思维操作将削弱其影响力;而人们特有的反应模式则提 供了结构化外部刺激的框架,这使得具有相容性的刺激被突出。我们可以在SmithandWdker(1993)提出的认知劳动理论⑥中看到类似的分析:思维活动就像体力劳动,而人们好逸恶劳,因此不喜欢努
注解:
① 需要指出的是另一偏好引出方式导致系统偏差的研究――通过正统经济学预期效用理论内蕴的确定性等值技术确定效用函数。根据预期效用理论,可以采用链式确定性等值技术导出效用函数。但是Kannarker(1974;quoted from Camerer,1995)、MeCord andde Neufville(1983;quoted from Camem,1995)、Hersjey and Sehoemake,(1985)发现,使用概率p和确定性等值所导出的效用函数存在系统偏差。
② 中东高速公路案例屑于决策性世界的选择问题。关于决策世界的分类,参见(冯燮刚、李子奈,005)。
③ 在Tversky,slovic,abd Kahneman(1990)的实验研究中,不可逆转性能够解释10%的偏好逆转,而程序不变性则能解释66%。 Loomes,Starmer,and sugden(1991)则表明,不可逆转性能够解释20%的偏好逆转,如Loomes and Taylor(1992)则得到了25%的 偏好循环。这样,不可逆转性或过程依赖性在偏好逆转的解释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④ 比如一个具有四个燃烧器的炉子,若四个燃烧器按照方阵排列,那么按照方阵对应排列控制按钮要比按照直线排列控制按钮要便 于控制(Tveeaky and Thaler,1990)。
⑤ Tverky,Sattath,mdSlovic[21]对比较选择和价值匹配两种过程的比较研究中,揭示了比较选择的字典排序特点:即两维选择中更 突出的维度在比较选择过程中比在匹配过程中产生更大的影响。显著性效应实际上是度量相容性原理的一个推论:某一维度的权 重将由该维度与反应模式的心理相容性决定。
⑥ 值得注意的是,Camerer对认知劳动理论持谨慎态度。在他看来,把所有的认知过程细节都压缩到高度概括的“努力”(effort), 是从认知心理学范式(将大脑比作计算机的信息处理范式,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主导心理学范式)向行为主义心理学范式 (将人比作一个刺激一行为反应器,主要研究人对各种刺激的反应,人的大脑被比喻为黑箱,而认知过程的细节则被忽略了)的 倒退(1995)。
力思考。更多的思维努力总是服务于更强的刺激,更大的思维投入将降低反应的可变性。在上述赌局 选择的案例中,当进行赌局定价时,由于需要确定赌局的现金价值,按照反应模式相容性原理,赌局 的回报维度被突出,而概率维度被弱化,因此低概率、高回报的$赌局被突出。而在进行赌局选择 时,获得的可能性则由于同样的原因被强化,因此高概率、低回报的P赌局被选择。同样的原理可 以解释高速公路建设方案与延时回报选择案例。
总的来看,这些偏好逆转以及其背后的反应模式相容性机制是标准经济分析无法面对,也是无法忽视 的。选择问题的启发程序会改变选择各个维度属性的权重,这使得“决策者有一个固定的偏好顺序”的传 统假设受到了严重质疑。正统经济分析中程序不变性假设的取消,直接产生了值得深思的结果:偏好的程 序依赖性意味着决策者并没有事先确定的偏好关系,偏好关系是在问题展开过程中被塑造的。
三、动态演进的偏好――占有效应
行为经济学对结构化效应和引出效应的系统分析,取消了正统经济分析中关于偏好关系外延无关 性的假定。偏好关系对于选择问题被呈现的背景框架和呈现过程的依赖,正是偏好关系在特定背景 下、特定过程中被塑造的间接表述。这取消了正统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有一个预先界定好的选择 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关系。行为经济学对占有效应(Endowmenteffect)的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取 消了偏好关系事先得到完备界定的可能性。
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对给定的商品,决策者的买价和卖价应是同一的。但许多实验研究表明,在买 价和卖价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环境经济学家HammackandBrown[6]在上个世纪70年现了买卖价格差 距。他们发现,猎鸭者愿意支付2478以保持某一湿地适于鸭子生存,但却要求1044$作为放弃该湿地的 补偿。Thaler[17]给出了著名的例子:一个消费者以$5单价购买了一箱葡萄酒,几年后,葡萄酒商愿意以 $100单价回购但被其拒绝了,尽管他现在决不会以高于$35的单价购入新的葡萄酒。
Thaler利用局部选择理论[10]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购入新的葡萄酒的价格在经济学上被解释为 葡萄酒的机会成本,而出让自己收藏的葡萄酒的价格却不是机会成本,而是让渡成本(out-of- pocketcost)。前者对应葡萄酒的获得,后者对应葡萄酒的损失。根据局部选择理论,消费者将是损失 厌恶的。因此,由于消费者购进葡萄酒后,改变了消费者资源配置的初始状态,将葡萄酒的增加或减 少转化为收益或损失的基准发生了变化。与获得的机会成本相比,放弃的让渡成本必然被赋予更高的 价值,即放弃带来的痛苦要大于获得带来的快乐,此即占有效应。换句话说,人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 的估值要高于他们不拥有的东西,占有效应将改变人们的喜好。由于让渡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不同,占 有效应取消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无差异曲线的可逆性,这同时意味着两条无差异曲线可能相交[9]。 Tversky and Kahneman[19]的研究揭示了由于占有效应的影响形成的基准依赖的偏好结构,并对科斯定 理提出了质疑:即使交易成本为零,由于占有效应,相对其它没有获得的物品,人们提高对已经获得 的物品的评估价值。这样,资源的最初配置状态引起经济主体内在喜好的变化,引起无差异曲线的系 统移动,对资源最终配置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上述案例中,占有效应主要通过改变消费者对占有物的价值评估,而改变了对占有物的偏好, 从而引起消费者对特定商品空间相对偏好关系的变化。
LoewensteinandAdlerL[19]进一步对人们是否能够预知占有效应对他们自己喜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在预知自己的喜好变化上存在系统偏差。第一,占有效应引起的 喜好变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人们无法预期,这阻碍人们从长期的获得、占有、放弃实践中了解喜好 是如何变化的;第二,仅当面临放弃占有物的情形时,人们才会表现出对占有物的迷恋,而获得和放 弃通常具有时间间隔,人们一般无法获得迷恋占有物的反馈。对最初评价的遗忘进一步对这种反馈产 生了干扰。这样,人们在无意识中受到占有效应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自己选择的陷阱,对自 己选择的可逆性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选择问题呈现的特定背景(结构化效应)和特定过程(引出效应) 的不同会引起决策者的偏好关系发生逆转,这就好像具有特定面貌的人在不同的哈哈镜中看到了不同 的影像。决策者经过学习、训练后,可以让选择问题背景隐含的参照系、让不同的引出过程透明化, 确认哈哈镜之间的转化关系,外部环境对决策者偏好关系的影响可以因此被削弱直至消除。但是占有 效应的影响却是实质性的,它通过改变决策者的资源边界条件,对决策者选择用以感知收益和损失、 痛苦和欢乐的参照系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从而改变了决策者的偏好关系。占有效应不像外在的哈哈 镜,而更像生物体的生长过程,对特定商品的选择和放弃,就好像生物体的消化吸收和排泄活动一 样,对消费者的内在的偏好关系结构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这样,预先界定的偏好关系被显现的内涵不 变性假设遭到了行为现实的根本消解。
这样,在决策者与其所在的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随机性的选择背景和引出过程使决策者暴露在一 个高度不确定的选择环境中。在随机性的结构化效应和引出效应的作用之下,决策者的现实行为是高 度随机的。但随机性的选择行为却会产生实际的选择结果,而实际选择结果将进一步因占有效应对决 策者的喜好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样,偏好关系不仅是动态演进的,而且完全是一个随机过程。我们既 没有预先给定的偏好关系,也无法对动态演进的偏好关系进行预测,人类喜好或偏好并不是人们主动 选择或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在与环境之间的高度随机的获得、占有、放弃实践中被塑造。这样,占 有效应、结构化效应和引出效应的结合,完全取消了正统经济学的内涵不变性和外延无关性假设,正 统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受到了致命的质疑。
四、经济资源的不可替代性――思维会计
在正统经济分析中,用于购买各种商品的资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这意味着,就决策者千差万别 的选择评价或行为描述而言,尽管每一个决策者的主观感受不同,但却可以由中性的经济资源去客观 度量,完全可替代的经济资源提供了一个客观度量主观感受的经验框架。在这个经验框架下,我们只 需要关注经济资源的配置情况。描述性转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在于揭示了决策者在处理各种交 易活动时的思维会计原理,对经济资源的完全可替代性提出了无可辩驳的质疑。
根据Thaler(1999),思维会计(mental accounting)是指个人或家庭为了跟踪资金流向,控制支 出,而像财务或管理会计那样,在思维中将个人的财务活动进行记录、总结、分析和报告的会计活 动。思维会计由三个部分组成:思维会计系统为决策者知觉或经验事件结果、进行事前或事后的成本 一收益分析提供基础;像真实的会计系统一样,思维会计会将资金的来源和使用进行分类,归入不同 的思维账户;思维会计系统会以不同的频率评估各种账户,使账户每天、每周、每月、每年或以其他 频率,在较宽或较窄的范围内进行平衡。对各种交易活动而言,把交易行为归入思维账户的过程,实 际上就是确定该交易行为赖以进行评价的参照系的过程,从而决定了决策者如何把交易行为结构化为 损失或收益,对实际的选择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我们看看两个行为试验:
1.驱车购物案例[11]
情形1:你打算在附近某个商店购买一件价值125$的衬衣和价值15$的计算器。你被计算器销 售员告知,在车程20分钟以外的分店,计算器价格为10$。你是选择在附近商店买,还是驱车去分 店买?试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选择去分店购买。
情形2;你打算在附近某个商店购买一件价值15$的衬衣和价值125$的计算器。你被计算器销 售员告知,在车程20分钟以外的分店,计算器价格为120$。你是选择在附近商店买,还是驱车去 分店买?试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选择就地购买。
2.看戏案例[11]
情形1:你购票以后前去看戏,但在快动身前,你发现票丢了。你是重新购票前去,还是放弃? 试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选择了放弃。
情形2:你打算前去看戏,但在快动身前,你发现丢了部分钱(恰好可以买一张戏票)。你是购 票前去,还是放弃?试验结果表明,大多数人选择购票前去。
在看戏案例中,人们在丢失了票的情况下,比在丢失了同样数额的钱的情况下,更不愿意重新买 票。思维会计原理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购票支出被归入看戏思维账户之下,丢失票的损失记入了该账 户,而丢失同等数额的钱则没有归入相应的账户。因此,戏票丢失后,重新买票,则使看戏变得非常 昂贵;而丢失同等数额的钱,则与看戏无关。在驱车购物案例中,购买计算器和衬衣的支出以及驱车 前往成本被分别记人了不同的思维会计账户,在第一种情形中,在计算器的思维会计账户中,就近购 买计算器价格要高出33%,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交易①;而在第二种情形中,就近购买计算器价格仅仅 高出4%,是可以接受的。
在上述案例中,消费者的行为与正统经济分析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在正统经济学范式中,预算 内各种账户的钱是完全可替代的,时间也是可以完全替代的,也就是说在任何活动上的时间投入的边 际价值都应该是相等的。在思维会计分析中,人们可以发现这两种替代性都是站不住脚的。在看戏案 例中,人们丢失了票与丢失了同等数额的钱,却产生了差异很大的选择行为,前者不愿意再购票,后 者则愿意。在驱车购物案例中,人们可以为了一件小商品驱车20分钟以节约5$,但却不愿意为了 大宗商品驱车20分钟节约5$。
Camemreld.[3]则在对出租车司机工作时间的研究中发现,正统经济学关于工作时间和薪酬的替代性假设是存在问题的。研究发现,司机们一般根据租车费等设定每天的工作目标,一旦达到目标, 就停止工作,这直接导致他们在生意好的日子里工作时间短,而在生意不好的日子工作时间长。这违 背了正统经济学关于工作时间和薪酬关系的标准解释:薪酬越高,工作时间越长,人们愿意放弃更多 的闲暇。从思维会计的角度来看,出租车司机每日确定目标的工作方式,实际上是一天进行一次思维 会计账户的评估。
就思维会计而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决策者何时启用某个账户,何时关闭它,即选择归并问 题:决策者何时把某一思维会计账户中的交易活动进行归并。经过归并后的思维会计账户的状态将为 后续交易活动的评价提供参照系,先行选择的结果由此才会对后续的选择行为施加影响。与选择归并 相关的著名案例来自于股票投资之谜(Mehra,Prescott,1988)。从美国的数据来看,股票投资和国债 投资之间的收益差距是非常巨大的,从1926-1998年的70年间,股票投资的年收益率约为6%, 1926年的10股票投资到1998年变成了1800$;而与此对应,1G的国债投资只能得到15$(一半 被通货膨胀吃掉了)。风险厌恶并不足以解释股票投资之谜;BenartziandThaler[3]利用思维会计原理提供了说明。人的风险态度将取决于他们重新设置评价基准的频率,即他们多么频繁地重新评估他们 的资产组合②。他们的研究发现,投资者一般每13个月评估:―次他们的资产组合③。这样,股票投资与债券投资在长期中的巨大差距被忽略掉了,这正是行为经济学家对股票投资之谜的解答④;
综合来看,思维会计原理反映了决策者在进行选择评价时的几个重要特点:(1)决策者进行选择评价的参照系是多维参照系,同一个选择问题的不同方面补归入了参照系的不同维度,在参照性的不同维度上被结构化为收益和损失。由于参照基准的不同,结构化后的结果不同,不同思维会计账户中的经济资源失去了可替代性。(2)决策者以某种频率不断地进行思维会计账户的选择归并,从而不断地调整参照系,选择问题的评价基准因而发生持续的变动。(3)决策者参照系的调整周期是不定的,被特定的情形决定。
在局部选择理论[16]中,价值载体从正统经济学的财富状态量改变为财富变化量,由此引入了一维的参照系。作为行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思维会计研究表明,不同背景、不同过程、不同形式的财富变化量
注解:
① Thaler(1999)引入了交易效用(tramactionutility,被定义为实际支付价格与参考价格(通常价格)的差距)概念,来解释人们对交易公平性的偏好。对同一物品(比如价值10的啤酒),人们可以接受在高级酒店中的高价(4$),但不会接受在杂货店中超过2$的高价。
② 注意在局部选择理论中,由于人们基于一定基准确认收益或损失。与此相伴的必然还有财富状况评估的频率,或者决策者评估富状况的周期。每一次新的评估都将确定新的基准。另外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基准本身的相对性。按照Thaler(1999)对归并行为的研究,赌博赢家不会在一天之内根据当天的输赢调整基准。
③ Benartzi and Thaler关于资关组合评估周期的研究说明什么呢?不是投资者的思维会计法则决定了人们一般会以年为评估周期,而是地球季节变化的周期性,与此相关的人类活动的周期性决定了年度的评估周期。
④ 这种思维会计行为被他们称为短视的损失厌恶(myopic loss aversion)。Kahneman and Lovallo(1993)给出了一个更加一般化的解释――狭隘的结构化(narrow framing):决策者一次只处理一个问题,而不是把该问题作为一部分纳入一个全面的、完整的分析框架。这样,由于基准置频率的影响,在长期来看可行的投资策略在短期内却被忽略了。
所承载的价值并不相同。思维会计实际上是多元的结构化过程①。多元结构化效应对正统经济学分析是破坏性的,一向被视为中性的、可以相互替代的货币或时间等经济资源的可替代性被取消了。
五、结 语
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现代风险决策理论是从赌局的逻辑分析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从风险和价值的心理分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现代决策理论所建构的是理想决策者的规范模型,而不是对真实决策者行为的描述[19]。行为经济学研究在心理现实化方向的深入,逐渐触及到了正统经济学的基础性假设,为我们揭示了偏好关系的动态演进图像――偏好关系在决策者与其身处的环境之间高度随机的互动过程中被塑造,取消了偏好关系预先得到完备界定并在行为过程中保持一致的可能性。行为经济学由此跳出了正统经济学设定的基本框架,放弃了正统经济学先入为主的规范性理想。
从经济学及心理学创建以来,学者们关于实体意义的心理基础一直处于永无休止的争议之中。在单极化的本质主义思想传统[5]之下,行为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及心理学一样,试图通过心理现实化在决策者一极确定普遍永恒的行为依据。这样建立的理论,要为决策者和其身处的环境之间关联互动的行为现实提供说明,理论解释与行为现实之间必然产生系统偏差。事实证明,行为经济学家心理现实化后建立的理论并没有取得比预期效用理论更加好的行为解释力[7]。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行为经济学放弃了先入为主的规范性理想,在描述性转向的形成过程中,开始远离不可观察的心理世界,越来越接近我们生活经验的现实世界。
虽然行为经济学放弃了找到永恒普遍的心理法则框架――完全理性的自我――作为选择行为终极依据的规范性理想,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放弃规范性理想,他们追寻的仍然是某个具备描述的心理法则框架――有限理性的自我。只是在描述性转向后,行为经济学放弃了完全理性,而转向了有限理性[12];放弃了事先完备界定心理法则的先验玄想,而在决策的背景中、过程中去确定。描述性也好,规范性也罢,一颗观察、判断、选择的心,仍然是经济学微观理论的基础。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中已经清楚地看到,心理现实化和描述性转向真正指向的并不是心理,而是现实,即行为现实化。经济学理论在向现实世界开放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了现实世界,更加深远的经济学理论范式变革――关系论转向[5]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在决策者和其身处的环境互动过程中发生的行为的依据,既不可能单一地来自于自我(无论是完全理性的自我还是有限理性的自我),也不可能单一地来自于自我所处的现实世界,更与自我和现实世界之外的第三者(某种结构的本质实体,比如意志、直觉、潜意识、心灵、灵魂、上帝等)无关,而必然在自我和现实世界的关联互动过程中被确定。 决策者不是设计者,也不是观察者或自动机或理解者,而是参与者,决策者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联互动构成其行为的全部。在关系论转向后,正统经济学的微观心理基础问题乃是在根深蒂固的单极化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下提出的虚假问题,既无法界定,也无须界定,更不必回答[4-5]。
参考文献
[1] Arrow K. J. (1982). Risk perception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J]. Economic Inquiry, 20, 1-9.
[2] Benartzi S. and Thaler R. H. (1995). Myopic loss aversion and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 conomies, 110:1, 73 -92.
[3] Camerer C. F. , Babcock L , Loewenstein G., and Thaler R. H. (1997). Labor supply of New York cab drivers: One day at a tim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es, 112:2,407 -41.
[4] 冯燮刚,向现实世界、未知世界开放的新哲学[J].学术论文,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NO. 200410.
[5] 冯燮刚,李子奈.行为经济学的心理现实化与正统经济学的微观心理基础[J].经济学动态,2005, (10).
[6] Hammack J. and Brown Jr. G. M. (1974). Waterfowl and wetland: Toward hioeconomic analysis [ M ]. Baltimore: Johns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7] Harless D. W. and Camerer C. F. (1994). The predictive utility of generalized expected utility theories [J]. Econometrica
注解:
① 根据Kahneman and Tversky[17],当面对多属性的选择时,决策者会基于多个维度的参照系(multiattribute reference state), 建立多个思维 账户(mental account)对选择的利弊进行多个维度的分析。
62:1251-89.
[8] Kahneman D. (2003). Map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Psychology for behavioral economic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3, December, 1449-75.
[9] Kahneman D. , Knetsch J. L, Thaler R. H. (1991). Anomalies: The endowment effect, loss aversion, and status quo bi-a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 5, No. l (winter), 193-206.
[10] Kahneman D. and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J]. Econometrica, Volume47, Issue 2 (Mar,), 263-292.
[11] Kahneman D. and Tversky A. (1984). Choice, Value, and Frames[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4, 39:4, 341-50.
[12] 李子奈,冯燮刚,经济学知识的性质与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J].经济学动态,2005, (4).
[13] Simonson I.and Tversky A. (1992). Choice in context: Tradeoff contrast and extremeness aversion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9(3), 281-295.
[14] Slovic P. (1991). The construction of preference[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50(5), 364-71.
[15] Slovic P. , Lichtanstein S. (1968).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robabilities and payoffs in risk taking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78, 1-18.
[16] Slovic P. , Griffin D. , and Tversky A. (1995). Compatibility effects in judgment and choice. In Hogarth, Rabin M. ed. ,Insights in Decision Maki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 Thaler R. H. (1980). 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39-60 1980.
[18] Tversky fi. (1967b). Additivity, utility and subjective probability[J].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4:175-201.
[19]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91). Loss aversion in riskless choice: A reference - dependent model[J]. The 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 106:4 1039-61.
[20] Tversky A. , Slovic P. , and Kahneman D. (1990). The causes of preference reversal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80.
[21] Tversky A. , Sattath S. , and Solvie P. (1988). Contingent weighting in judgment and choice [J]. Psychology Review,95:3,371 -84.
[22] Tversky A. , Thaler R. H. (1990). Anomolyies: preference reversals[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 4,No. 2 (Spring) 201-211.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Orthodox Microeconomics
FENG Xie - gang, LI Zi - nai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jing 100084, China)
关键词:导数;边际分析;需求弹性;Logistic模型
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数学这门学科与各行各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作为高等数学基础内容之一的微分学,它在经济领域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也是经济工作者和决策者进行实践和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在这里从导数的概念出发介绍了边际分析和需求弹性分析,然后介绍了Logistic模型在微观经济应用。
1导数的概念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
导数的概念反映了因变量随自变量变化的快慢,把导数这一概念放到经济学中,就是边际函数的概念,在经济学中涉及到边际成本,边际效益,边际利润等。y=f(x)在x=x0处可导,该点的导数定义为,当x=1时,即x0改变了一个单位,且x=1相对与x0是一个很小的量时,近似得到f(x0+1)≈f(x0)+f '(x0),可以看到边际函数反映了一个经济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后会引起另一个经济变量变化f '(x0)个单位。例如,已知总收益函数为R(Q),Q表示销售量,边际收益MR=R'(Q),在Q=Q0时,MR|Q=Q0=R'(Q0)表示当销售量为Q0 时,再销售一个单位的商品总收益会改变R'(Q0)个单位。
函数y=f(x)在x=x0处可导,函数值的相对该变量与自变量的相对该变量之比 ,称为f(x)从x0到x0+x两点间的平均相对变化率,也称为两点间的弧弹性,当x0时, 的极限称为f(x)在x=x0处的相对变化率,也称为x=x0的点弹性,记为 。因为y=f(x)在x=x0处可导,且f '(x0)≠0,有
当自变量变化1%时,因变量近似地变化了,从中可以看到,弹性反映一个变量随另一个变量变化的灵敏程度,它是微观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作为生产者在进行生产时他会考虑商品价格对消费者需求量的影响程度来判断当价格上涨或下跌时,总收益会增加还是减少来安排下一步的生产。例如商品的需求函数Q=Q(P),P为价格,Q表示消费者的需求量,因为Q=Q(P)是随价格P的单调递减函数,所以Q'(P)
当价格为P0时,若η|p=p0
2Logistic模型在经济上的应用
微分方程在经济理论研究上经常用到,在这里只讨论Logistic方程在经济上的应用。Logistic方程描述了一种阻滞增长模型,是荷兰生物数学家Verhulst于19世纪中叶提出的。
方程右端的因子rx体现了变量x随时间t增长的增长趋势,而因子 体现其他因素会对x增长的阻滞作用,显然x越大,前一个因子越大,后一个因子越小,而x的增长是两个因子共同作用的因子。用分离变量法求解得到
。
Logistic模型不仅能够大体上描述人口及物种数量的变化规律,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例如信息的传播、耐用消费品的销量、新产品的推广等。比如某种品牌的生活耐用品,t时刻总销售量为Q(t),由于该商品的性能很好,每件商品都是一个宣传品,所以t 时刻销售量的增长率与总销售量Q(t) 成正比,另外考虑到商品在市场中的容量N限制,销量的增长与尚未购买该商品的潜在购买量N-Q(t)也成正比,于是有
解之得
图1商品销售的Logistic曲线
从图1中可以看出,当Q(t)
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以及一些定量分析中应用到微分学的地方还有很多,它为经济研究工作者和决策者的具体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对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很多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龚德恩,范培华.微积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 姜启源,谢金星,叶俊.数学模型(第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 杨光,李传志.微分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7,14(2):40-42.
【关键词】研究性教学;人才培养;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
一、引言
培养创新性人才是当今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传统教学强调的被动学习、填鸭式教学成为制约学生创造性的障碍。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认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产品”。其强调学生非被动的、消极的接受知识,而是主动的、积极的探究知识。研究性教学模式就是基于布鲁纳的“发现学习模式”构建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该模式强调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学生学习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记住教师和教科书上所讲的固化内容,而是要参与建立该学科的知识体系的过程。相应地,教师的作用在于形成一种学生能够独立探究的情境,而非提供现成的知识。因此,教师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创设类似科学研究的情景和环境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教学的过程就是让学生在独立的探索、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理解知识、吸收知识、应用知识,从而实现创新人才培养的一种教与学互动的实践活动。
不同学科课程的研究性教学需要有不同的模式。对于理工类学科,可能实践导向的创新性教学下培养的学生应用理论的能力最有效;对于管理学科,或许案例或项目导向最能激励学生主动学习;而对于经济学,学习的首要目的并非经邦济世,而如萨缪尔森你所言,“要解释问题,而非解决问题”。因此,与传统教学相比,经济学的研究性教学的特色和优势在于其更能激励学生主动学习从而更科学的理解经济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学的研究性教学模式不能简单的限制为项目或实践驱动。熊彼特认为,要想更好的理解经济现实,必须掌握三方面的知识:历史、统计与经济学理论。据此,经济学的研究性教学目标应该是启发学生更主动的掌握这三方面的知识,而教学模式应该围绕这三种类型的知识来设计。
二、文献综述
尽管研究性教学在中小学教育的某些课程教学中有一定程度的介入,比如英语和数学课程。Peter Sullivan(2011)指出澳大利亚学校数学学习的目标、对学生数学学习的评估以及有效研究性教学的几个原则。但是,一般认为,研究性教学的主要实施阵地还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研究性教学最早出现在美国,关于研究性教学的广泛关注是在近20年。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教学和研究之间的联系(Benson&Blackman,2003)。研究性教学将教师为中心的学习转变为学生为中心的学习(Kember&Kwan,2000)。此后,Finkelstein(2016)以研究性教学的原则为基础描述了教和学的方法,这些教学原则能够对学校产生实践和理念性的影响,并对不同听众的思考空间提供一个框架,这个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共享目标、语言和价值。这些原则包括:学术挑战、与同伴一起学习、与教师的互动、学校的文化环境以及高强度实践。这些教学原则主要是针对传统的教学模式,传统的教学模式由教师的“讲”和学术的“听”为主要内容,学生缺少主动、积极的参与。
国内的研究性教学也同样是针对大学教育。吴攀升(2012)对研究性教学进行了理论梳理,审视人文地理的学科和教学特征,对人文地理实施研究性教学的理念、原则、研究性教学内容选择、实施过程进行了理性分析、思考,对人文地理实施研究性教学的教育特征以及产生的教育意义进行了深入的评估探析,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人文地理研究性教学模式。研究性教学有多种实施方案,伍国勇(2012)论文阐述了专业写作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专业写作课程的开放式研究性教学内客,与教学组织方案,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2007年学生为对象,进行实践应用探索。陈灵、彭成红(2010)结合金属材料专业本科生实验教学中研究性实验的开设情况,探讨了研究性实验对本科生在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素质培养的作用和意义,说明了研究性实验的设计思想、宗旨和实施过程等。
国内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探讨研究性教学的意义和思想、或者某一模式的具体实施方案,总体上缺乏对某一专业研究性教学的实施进行系统说明。本文针对经济学类公共基础课,探讨实施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必要性和思路、实施方案以及评价体系。
三、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教学现状及实施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必要性及思路
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程的绝大部门内容的教学都采用了课堂上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以《公共经济学为例》,该课程涉及的内容主要是政府活动,包括如何配置资源、如何进行收入再分配以及如何调控宏观经济。但从实际教学效果来看,最终学习完这门课,学生仍然是以掌握概念及理论为主,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理论与现实的联系都有所欠缺。更严重的是,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事实上,该课程与历史、统计与实践方面的知识关联程度很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改革都离不开财政与税收制度的改革,通过对税收知识的学习至少可以激励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对欧洲发展史与美国发展史有浓厚的兴趣,当然,对于中国的朝代更替与“黄宗羲定律”也应该会有更深一步的理解。更具体一点,为什么西方社会和中国的个人捐赠差异很多,这其中就有税收激励的考量。遗憾地是,通过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很多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没有被预期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状态往往是为了考试而学习,这样的学习就与培养创新性人才有一定差距。
传统教学方法中,教师讲的理论很少和实践结合起来,不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维度和深度。学习维度会提供给学生一个更好的选择平台,有利于学生选择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深度有助于学生加深对相关知识点或知识面的理解。目前,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的部分内容通过课后习题的形式巩固。与欧美国家的习题设计相比,中国经济学相关课程的习题设计对于知识的运用大多都是直接测试,缺少多个知识点综合运用的测试以及对现实环境的模拟,习题的“练习”特征很明显。因此,改革教学方法,从传统教学转向研究性教学已是刻不容缓。首先,研究性教学方法能够拓展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励学生找到感兴趣的具体领域和具体问题,随着学生进一步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理解,其对该问题的认识程度直接决定了将来进一步研究的深度或者走向社会参与工作的行业选择以及创业的领域选择;其次,对于未来直接参加工作的学生来讲,研究性教学对于学生更容易的适应社会,熟悉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和具体工作大有裨益。综合来讲,研究性教学提供了使用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更多“武器”。有了这些“武器”,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当代经济现实。
既然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是通过这些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综合学习,最终实现对经济现实的更好解释,而解释现实需要的工具有历史、统计和经济理论。因此,研究性教学方法的设计思路就应该是让学生更好的掌握这三个工具。掌握这三个工具的前提是要让学生更有兴趣选择更偏好的其中一种或几种工具。如何在研究性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兴趣?根据不同的课程和具体的学习内容设计不同的模式,有的学习内容可能设计一种模式,而有的学习内容就可以设计成多种模式。设计模式后,教师应当把教学模式具体模块化,然后将学生分组,细分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实现对具体学习任务的完成以及最终掌握这些解释现实的工具。
四、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研究性教学的模式与内容
(一)知识点―跨学科理论学习
随着多学科的融合,经济学类课程也逐渐出现了与其他社会科学交叉解释现实的趋势。行为经济学是经济学与心理学交叉形成的新研究领域,放松了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同时将心理学中实验的研究方法带入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的具体内容在很多学校里是在研究生阶段才讲授,但是很多行为经济学的思想却在本科阶段的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都有体现。比如,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决定理论中虽然假定消费者理性,但在现实中,有些消费者进行消费时的非理性消费就可以通过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进行部分解释。再比如,公共经济学中公共产品的提供一般是由政府征税来提供,但是有时候私人也可以提供公共产品。私人在什么情况下愿意提供公共产品?私人提供公共产品时会收到同辈人或周围邻居的影响吗?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可以借助实验经济学来进一步阐释。那么,在具体知识点的教学中,可以先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行为经济学的思想,激发学生对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产生兴趣,然后布置具体的文献任务要求学生阅读,再设计问题,通过课堂讨论来交换观点,进一步丰富学生对该问题的认识。跨学科的视角和研究一方面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丰富了对现实的解释。
(二)知识点累积形成的相关历史研究
在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程中,有很多与历史知识直接相关。相关历史研究的研究性教学方法的模式有效推行的前提是学生研读重要的相关历史文献与著作。在讲授具体知识点时,通过历史专著与历史文献的研读,使学生对整体经济学发展的脉络有一个清晰的理解,也通过对经济史的分析,对现实经济现象有进一步的认识。比如关于税收制度,在讲授这个知识点时,可以设置一些问题激发学生阅读欧洲经济史,或者英国历史。从相关历史知识中,学生可以把握英语预算制度的确立,明确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的关系,并能够比较中国改革开放前“量入为出”与西方“以支定收”的财政制度的差异,进一步明确市场与财政的关系。再比如,讲授经济危机的内容时,可以进一步引申历史上的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和郁金香泡沫,以此为基础,激励学生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21世纪初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并比较这两次危机的异同点,鼓励学生阅读《美国大萧条》以及《大萧条》,通过阅读,明确不同学派在解释经济事件的逻辑差异,最后要求学生撰写读书笔记并讨论。
这种模式看似好像没有后面要提到的参与项目等吸引学生,但是通过相关的历史研究,可以让学生明确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使真正对历史研究感兴趣的学生对将来研究方向有一个预备性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研究可以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目标。
(三)知识点与项目的耦合
通过一门课程或者一系列系统知识点的学习,学生可以参与相关项目的研究。参与项目的教学模式需要学生有一定的数据处理基础并能熟练掌握一些统计软件。这一模式最好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或三年级运用。在参与项目前,教师需要对项目研究的目标、方法、技术路线、数据来源等内容进行说明,很多项目还需要调查数据,因此,还需要对数据调查与处理进行培训,在此基础上,模块化项目,将学生分组,明确每一个小组的具体项目任务,具体项目任务包括项目研究思路、问卷设计与调查、数据获取、数据处理、稳健性检验以及最后的论文或研究报告的写作。定期要求参与学生进行进度汇报,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在项目结束时,每个参与小组就参与项目的具体内容形成报告,内容包括该模块的整体实施思路与方法、实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解决办法。不同小组选派代表汇报,并相互交流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而达到对项目研究的整体把握,最终实现对知识的综合运用。不仅如此,学生对于项目研究报告的撰写、学术论文的写作流程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掌握。在项目选择上,既可以让学生自愿参与到教师所从事的项目中,也可以鼓励学生组队申请学校或省级的学生创新项目中,在申请项目时,注意项目和所学知识的联系程度,尽可能选取能综合运用经济学知识的项目。
五、研究性教学实施效果的评价
教育是为了发现受教者的比较优势,经济学的教育也不例外。通过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实施,激励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将其感兴趣的领域筛选出来,成为“比较优势”,更有益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那么,如何衡量研究性教学的实施效果呢?
本文认为量表对于评价研究性教学效果一方面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对于具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势能够清楚显示并在量表中反馈,对于进一步优化具体教学模式以及改进原有模式中的问题都具有直观效应。量表的设计需要由学生的自我评价和教师评价共同构成。量表评价对不同的教学模式设计不同的测评内容,主要包括学习兴趣激励、学习主题、活动目标、学习方法掌握以及目标实现(包括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量表评价可以是定性评价也可以是定量评价,或者是二者的结合。
量表的设计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为了体现和反映当前研究性教学的效果,细化研究性教学比传统教学更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方面;第二,从量表测量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教学中不同研究性教学模式的优劣,以及比较学生自我评价和教师评价结果的差异。从不同研究性教学模式的评价效果中,可以发现某一模式的实施过程的问题以及改进思路,并且在今后的教学中可以继续实施效果更好的模式。从学生和教师评价的差异挖掘不同评价主体对同一教学模式产生不同认可的原因,在有差异的基础上,通过跟学生座谈交流发现学生在学习中的问题以及改进措施。尤其是某些模式会带来学生的工作量倍增,学生可能消极参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学生暂时“偏好”传统性教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需要与学生不断沟通,消除学生的疑虑,鼓励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效学习”。
研究性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学校期间学习专业知识,而且对于学生以后走向工作岗位,尽早适应工作环境、提升自我学习能力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兄武.应用型本科院校实施研究性教学的探讨[J].中国高等教育,2010(6):3839
[2]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6
[3]吴攀升.关于大学人文地理课程研究性教学的探索实践.沂州师范学院学报,012,10
[4]伍国勇.基于科研项目的开放式研究性教学改革探索,2011
[5]陈灵,彭成红.加强研究性实验教学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0,8
[6]Adam Finkelstein,Jennie Ferris,Cynthia Weston,Laura Winer,2016,ResearchInformed Principles for(Re)design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Spaces,Journal of Learning Spaces Volume 5
[7]Peter Sullivan,2011,Teaching Mathematics: Using research-informed strategies,Australian Education Review
[8]Benson,A.M. & Blackman,D.(2003).Can research methods ever be interesting? Activ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4(1),3955
[9]Kember,D.,& Kwan,K. P. (2000). Lecturers’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conceptions of good teaching. Instructional Science,28,469490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
(一)竞争与垄断产生的负面影响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竞争尤为普遍,这种竞争不仅仅存在于产业模式之中,更是对金融实力的竞争,很多互联网金融模式在碰撞的过程当中,最终产生了竞争性垄断,而这会直接影响到社会融资模式以及投资模式的单一性,从而不利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的稳定。例如在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支付手段已经逐渐产生了竞争性垄断的局面,这有可能会使得互联网金融格局出现服务同质化的现象,并且有少数金融机构垄断大部分市场份额的现象也不利于市场稳定。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但随着竞争产生的负面影响十分广泛,例如很多金融机构利用网贷产品,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加速了贷款公司的倒闭,而这种倒闭,由于受到服务同质化以及监管不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使得互联网金融发展出现竞争性垄断。
(二)资源重构过程中存款与贷款风险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资金的投放以及吸纳互联网资金的这一部分人群里也有存在对于金融风险意识相对较低的人,他们往往会在投资过程中产生一些非常不理性的行为,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性,这种现象涉及的人群数量较大,且会对社会产生十分不良的影响。很多贷款人群在对资金链条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一些银行无法获得小微企业或是个体工商户的融资,而一些传统商业银行在对资产以及风险进行评估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些用户存在着一定的经营风险,也无法较为顺利地完成最终的评估,因此互联网金融在对资金进行投放的过程当中,没有对客户的信息进行评估,这也会直接导致一些客户不能够正确使用资金,最终影响到互联网金融贷款偿还的及时性,不利于资金链条的运营。因此,如果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进行放贷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考虑各项因素,没有对经济周期进行探索,很有可能直接影响存贷款模式时期出现失效,进而影响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稳定性。由此可见,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很多运营者都应当正确判断贷款风险,有目的的提高客户的黏性,从而有效规避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与此同时,为了确保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对这一行业的监管力度。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产业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理论指导
在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过程当中,产品经济学理论无论是在范围经济还是规模经济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是一门较为成熟且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重要学科,而产品经济学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无论是理论思想还是发展趋势都与经济学趋于一致。产品经济学理论主要有以下两个元素构成,分别为需求方形成的规模经济以及供给方形成的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逐渐形成的过程当中,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尤为重要,在经济与当下互联网金融进行融合的过程当中,完成了资本与劳动力这两者的转换。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经济学的知识要素以及技术要素也在不断增强,在成本呈现递减趋势的背景之下,该理论所创造的收益却呈现着递增趋势,这也说明在互联网金融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传统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供给方规模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了突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盈利效益,提升了互联网经济的示范能力,因而互联网金融的价值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其次,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成本经济应运而生,互联网金融凭借着成本优势,在大幅扩大产品种类的同时,也使得利基市场得到了开阔,这与范围经济有着相似之处,与此同时,这也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无法用理论解释的现象。由于互联网金融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处于链条的长尾位置,因此也进一步衍生出了普惠金融这一类产品,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也凭借着这一形态在很多金融业务中获得了延伸,逐渐使得金融成本控制变为可能。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很多事物都可以通过信息复制来完成,这不仅仅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成本,还能够吸引顾客进一步占领市场份额。
(二)金融中介理论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理论与产业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理论中重要的部分,在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之中,金融中介理论也在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首先,金融中介理论在对信息进行筛选的过程当中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互联网信息具有繁杂、无序等一系列特征,这也不能够使得相关工作人员准确控制信息、完善信息对称等问题,因此很难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有效的信息以及时应对这一问题。金融中介理论不仅仅能够快速完成互联网金融主体的信息筛选、处理、判断,还能够运用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为顾客在进行判断决策的过程当中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顾客在对信息选择以及决策过程中的准确性,提升了顾客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信任程度,进一步控制成本交易。通过对金融中介理论的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两者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信息资源复制以及应用的影响,成本表现出了递减规律,因此想要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中选出对顾客有用的信息,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中介理论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应用一方面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提升信息筛选质量,提高成本控制效率。
(三)信息经济学对互联网金融理论的影响
通过将信息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无疑对互联网金融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应用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过程当中,在搜索理论以及声誉理论的共同影响之下,互联网金融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积极的影响效应,这种影响效应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进步,再者,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互联网金融造成十分行深远的影响,例如如果在互联网金融进行活动的过程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一情况,可能直接给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一定的经营风险,而通过应用信息经济学理论能够有效控制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经营风险,从而帮助很多贷款公司规定了逆向选择风险,在稳定企业发展的同时,又能够提升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整体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