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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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范文

    [关键词]天人合一 以道驭术 经世致用 止于至善

    一、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起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而后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中的这种礼仪被称为“周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影响巨大,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用其毕生的心血诣在呼吁恢复周礼,足见对其重视。虽然到了近代,“礼”开始束缚人的发展而变成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礼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礼文化是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它从萌芽生成之日起便一直都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中华民族也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也源于对天地秩序的模仿。礼文化其实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物质外化。

    从汉字“天”的写法中可以窥测出,“天”本来就是和“人”相通的,在“天人合一”思想中,“天”并不单指天空,更指的是天地万物,指包罗万象、天长日久的自然母亲。人类从自然中来,是大自然孕育并养育了人类文明,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

    人类从自然中来,最终还要回到自然中去,所以天人合一首先指的是天人的共通性,中国传统文化很早便对此有着一致认同。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点。文化上的主导所带来的效应是巨大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是不可超越的存在。

    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包含了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互相联系、休戚与共的整体,亦即“万物一体”。在天地万物的整体结构中,诸个体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首先,天地对人和万物有养育之恩;其次,中国古代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类才知道应该关爱自然,善待自然界中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自然物,真正做到“与万物合而为一”。

    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不仅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三大学科农学、中医、天文学中,而且还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与发展与国民性格的形成,这里不做赘述。

    二、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以道驭术

    道在中国文化中最为着名的意思是“道德”,对于这个词语的解释可以追溯到道家元典《道德经》,道家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并不亚于儒家,如果说中国文化有着儒家的翩翩外衣,那么道家的思想则是中国文化的深邃灵魂。我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重视农业,对待“百工”等手工业者或者商业的态度则有所限制。以道驭术思想在道家那里体现为“道法自然”,强调劳动者与工具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李约瑟曾经这样评论先秦道家的思想:“他们看到,用以统御无生命界的工具可以转过来对付工具创造者的血肉之躯。他们的洞察力是人与机器的整个关系史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有时是增进人的健康的,有时是压抑人的,有时又是致人于死命的。这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公正论断的社会主题之一。”   纵观中国传统科学技术长期发展的历史,以道驭术始终是贯穿始终的伦理指导方针,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医学、算学、天文学四大学科领先于世界,陶瓷、丝织、建筑三大技术成果的美名远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这些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辉煌见证,也体现了以道驭术的科技伦理思想对科技发展所起的积极指导作用。

    以道驭术的思想与西方用伦理道德约束技术活动观念不是等同的,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和“德”的理解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区别,从老子《道德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三、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之经世致用宋元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开始慢慢落后于西方,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也由于种种阻碍而进程缓慢,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价值观也出现曲解和滥用,逐渐体现出其不利于文化交流与科技进步的方面。

    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四、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中关于善的释义

    “止于至善”语出《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我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在中国传统文化萌生的先秦时代,礼乐文化是整个文化的主流,礼乐文化中包含着孕育生灵的大自然的崇敬,反映人类刚刚脱离蒙昧时期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止于至善”思想的具体体现。

    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追求,科学追求真,道德追求善,艺术追求美。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把真放在第一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把善放在第一位,中国传统科技伦理观把善作为科技发展的最高价值评判标准。

    止于至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度”有很好的启示,现代社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并行,但是其引发的问题却令人堪忧,追求利润是既是人之常情,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国传统文化中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体现了经济良性发展的一般原则。同样,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和利益为代价。

    参考文献:

    [1]吴国盛.科学的历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第2篇：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范文

理性是指在感性认识基础上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等把握事物内在规律和本质的思维活动，是人类精神希望超越有限性、特殊性和虚假性而追求无限性、普遍性和实在性的一种明智合逻辑的思维状态。科学理性是指以批判反思和严谨实证来指导科学技术研究过程的思维活动。其表现为：科学家以反思为前提，运用不同历史阶段下发展和充实着的思维方式，去探索经验与现象世界背后的规律和秩序。“反思”一为质疑常在的现象世界和常识，二是用反推方式力求寻找经验世界背后的根源。古希腊科学哲学家试图用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情怀质疑变动着的世界，追溯万物存在的原因，以归结成某些规律。在近代自然科学开始崛起的17和18世纪，为“追求内在结构”，那些富有哲学研究成果的科学家们承袭并丰富了古希腊的“理性”内涵———以自然科学为范式，尤其是利用数学、物理学和实验科学等手段，省察并试图描述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方式，甚而扩展到寻求社会合理性存在的隐蔽物。而在反思自然的同时也在审视人和社会自身内外的存在，找寻存在的根基。霍布斯用数学发展的成果来精确地计算人与财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制定社会规则，以取代以往的“君权神授”规则。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务实认真、严谨实证地变异旧结构，推出新结构，整合科学思维手段，促成坚实的科学技术操作和实在的科学技术成果，研究出各种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产品，方便人的日用生活，或以艺术的表现形式将科学技术成果愉悦人的心灵，扩大生活的视野。这个过程就是科学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科学发展史。目前，科学技术参与社会发展的力量日益增强，科技发展衍生出来的危险已经威胁着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与民主意识也应成为科学理性的内在要素之一。现代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科学与技术的研发活动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基本上是服从于各自民族、国家和地方经济利益的追求，与国家发展目标联系密切。1994年美国克林顿总统与戈尔副总统发表《科学与国家利益》，1996年美国国家技术委员会发表了《技术与国家利益》，美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持续上升趋势，就是对冷战后世界知识经济新时代挑战的积极反应。政治家们在试图扩大统治规模基础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

因此，科学共同体或科学研究机构背后的推动力已不能归为纯粹的寻求真理的兴趣，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在推动力方面承担着重要分量，科学权威的社会效用大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团体的权威和经济利益集团的权威。哥本哈根大会关于减排的协议难以协调一致，就体现了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发展标准的合理性问题的复杂性。现代社会关于“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成为科学技术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波普尔的“科学是批判性的”观念使部分人产生了科学（道德和思想的）自治原则来回应这个标准。自治原则本能地排斥外部权威，那么，“合理性”标准就需要强调每一涉及科学技术工作的公民的思想警察———责任和良心。作为公众心目中的知识精英，科学技术人员的知识权威奠定了他们的行为与主张往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然而，另一方面，今天的科学共同体已经是相当强大了，它们和政治团体、经济世界相互链接，修整与外部世界的人际关系和回应它们的要求，然后用自己的方式阐释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问题。大多数科学家的自治原则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的利益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研究与使用者的思想警察———责任和良心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扭曲。所以在强大的科学团体中，若要坚持批判与反思意识和严谨实证意识，那么责任与民主意识作为它治原则的核心是很有必要的。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强大，人类逐渐膨胀了征服自然和干预自然的野心和能力。但与此同时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越来越重。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风险也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无法一时确定其发展利弊，有时要经历一两代人后才能见到端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做科研想问题就要从全局出发，尤其在重大科研项目上要以人为本，尊重民众意见，发挥民主作风，让民众有知情权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而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要有责任率先听取民众，尤其是人文社科学者们的意见。毕竟科学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在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与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未来发展无法脱离的状态下，只有将批判与反思意识、严谨实证意识、责任与民主意识构成有机的统一，才是科学理性在现代社会的完整诠释。而这三者有机统一下的科学理性才能引导科技人员完成科学技术活动的四个层面：求真———介于实在与表象之间提高真理的程度，一步步地接近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求智———探求各种思维手段和方法；求善———以分析、处理和解答诸多现象满足诸种便利，借能力上的自由支撑主体精神的自由；求美－－以富有艺术美感的满足各种视觉需求的成品呈现科学探索的成果。这样，无论个体还是共同体，其科学行为目标才可自始至终都朝向科学技术文化的内在价值：在求真求智求善中得以最终完成与周遭世界的和谐一体，并自由开展活动，脱离科学生命的盲目性，即通过获取确定性知识与思维手段来促进人挣脱各种外物枷锁，以各种科学思维手段把“我透过科学技术可以期望什么”的意愿与“我应当做什么”的行动相互统一，使科学技术人员的自由从精神的领域走向现实的世界。

二、人文艺术特质：科技文化的灵性元素

科学技术始终受到社会人文文化氛围的无形塑造和潜移默化的滋养。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活动已经无法脱离由社会意识形态、伦理观念、行为方式、艺术性符号等构成的整体性人文知识环境。20世纪下半叶，高科技是伴随着批判性人文文化的兴起而出现的。这种批判性人文文化以个体人和人类为本，通过预测科学技术发展的风险来规范和约束着科学技术发展的规模和方向。这也导致人的“克隆”至今都是各国严禁之事。正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和中国的三峡工程建设那样，整体性人文环境深刻影响着大型科学技术工程的形成和发展规模。目前文化产业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推动下日益成为国家利益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学技术文化作为反映真实世界的猜想和验证，一直是由专门的解释共同体所制订或约定的产物。

一系列的科学术语其实是在社会环境、政治观点、经济刺激、军事利益和意识形态气候等构成的复杂人文环境网络中创造出来的。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者和技术使用者的科技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技术制度与伦理等内容是在基础性知识一统化趋势下构建的。现在具有创新力的科学技术队伍也呈现出多学科人员共处局面，科学研究活动日益呈综合性发展，研究过程采用会诊方式考虑方方面面，研讨对象是自然界、人、社会三者的复杂关系，研究路径的突破以交叉学科为基础，这种整体化人文环境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人性和灵性的滋养，构筑了和谐的科学技术文化。人文特质赋予科学技术文化以人性化特点，满足社会和个人精神层面的终极关怀，是精神境界和未来发展的基础。1918年在《北京大学学刊》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之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自然科学者，局于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乎科学，即最超然玄学亦不能与科学无关。”［1］169对于科学技术活动主体来说，人文修养回答了“如何做人做事”的问题，这是衡量人格高低的一把尺度，体现了个人度量涵养的深浅，影响主体对本研究领域、社会、国家，甚至对全球范围的见识远见。对主体思维的物质基础来说，人的右脑掌管语言知识和形象思维，人文底蕴对右脑的使用与开发具有直接的生理激发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了思维的智慧与愚钝。对于科学技术产品来说，其外在形式和内在寓意唯有具备符合社会进步及人类整体需求的人文因子才能促进事业发展、社会文明和人心和谐。对于高科技事业来说，唯有充满人文的活力，以人为本，处处考虑人的需要，才能被社会高扬，充分发挥其全面作用而非单纯的工具性意义。反过来，人文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内容依托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技术产物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方面的反映，是对时代科学技术生活的再理解和再塑造。人文作品直接关注人生与社会现实，着力挖掘日常科学技术生活表层下涌动的各种潜流，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催促人类用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与结果影响社会。虽然科学技术研发活动及其成果对国家与民族的综合实力具有提升作用，但是有时也会具有震撼性的破坏力。这种推进或破坏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文化之人文特质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影响到社会的进退，国际地位的高低，甚至直接关乎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存亡。

艺术特质赋予科学技术文化的灵性内容，贯穿在科学技术活动的主体、客体和过程的始终。“科学就是一种发明，一种与艺术同样意味深长、同样神秘的创造行为”［2］。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是无法分离。首先，它们两者之间具有共同性：都具有事实和假想两重性特点。无论多么逼真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假设和想像的成分，否则就丧失了美感；无论多么奇异的艺术创作都是具有真实的情感、内在思想和理性的操作过程，否则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科学技术也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既定的原理公式与现在的事实间存在着差距，促使人们去假想有新的原理存在以吻合现实，然后在理性指导下实实在在去追寻想象之新理论。正因如此，“想象力才能转到新的轨道上，以一种类似艺术创作中的审美要求，在科学创新中作出选择”［3］260。其次，在两者活动过程中具有互补性。艺术感强的人往往具有敏锐的捕捉力，对附在科学技术上的和谐性美感能快速把握，这常常能引导有意识的科学证明与技术革新。这其实就是大脑的无意识活动（灵感、直觉等）。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认为科学的探讨和研究本身就包含着至美。没有美感的人其实很难成为发明家和科学家。在科学技术实践中艺术的美学标准和科学的逻辑标准、技术的经验标准总是一起参与真理的探索，使科学真理与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3］260。

技术又有技艺之名，这本身就体现了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尤其对实用技术或应用技术来说，艺术的各种形式与元素从没有被忽略过。“应用艺术，或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与其说接近于高雅艺术，不如说更接近科学”［4］339。现代建筑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产物，但是它们中最出类拔萃的设计却更接近艺术。在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现代物质财富丰裕化的社会里，人们越来越强调实用向审美、真实向虚拟、理论中心化向离散化多元化方向转化，人类更加需要“穿过实在世界之门，进入科学幻想、艺术建构和神思遐想的空间”［5］。从更高层次来说，艺术是解除大自然对人的束缚，因而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解放最终被归结为浪漫的艺术革命。马尔库塞受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启发，提出科学技术人员要在艺术因子的参与下联合科学技术力量，将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自然的解放”就是要恢复自然中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复与生活相异的、消耗在无休止的竞争中的美的特性，这些美的特性表示着自由的新的特性［6］。如今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的关注领域涵盖社会学领域的相关问题、生命科学中人与自然物的生存问题、技术操作和艺术的表现形式的关联研究、社会科学技术与自然科学技术的融合性研究等问题。这样的研究需以丰富且奇异的想象力突破常规思维，在比较全面的范围内实现人、自然、社会的解放。

在古代大科学时代，科学和哲学、艺术的身份很难单独拆分开来，它们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大凡西方世界研究科学技术的人常常在艺术氛围中寻求灵感。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和科学家达芬奇就是运用视觉原理开拓绘画事业的辉煌，同时又不乏对人类的关注和生活的思考。“爱因斯坦在思想自传中坚定地明确表达了对背景知识方面作出贡献的几个人的感激之情，他在神话般的研究中利用了这些知识。其中，他提到了莫扎特。”音乐激发了科学研究。“爱因斯坦称玻尔的第一个突破非常具有音乐性，……天文学家开普勒声称他听到了天籁之音”［4］262。爱因斯坦和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不约而同地把小提琴的演奏当作终身之好。钱学森结合自己成长的经历对总理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7］。1982年他就提出“科学和艺术相结合，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实现”［8］426。1994年他专门写了《科学的艺术和艺术的科学》一书，把科学和艺术这一冷一热的结合誉为创新之路。1999年钱学敏在《艺术与科学相辅相成》一文中评价钱学森：“心目中，不仅拥有一个广泛无垠的科学世界，而且还拥有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在艺术世界里，他对文艺理论、音乐、诗歌、戏剧、绘画、书法等等，都用心体会并有独到的见解。”

第3篇：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天人合一；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160-02

依据的观点，生产力“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年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及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文化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辩证统一的。科学技术决定社会经济基础，进而决定上层建筑的文化的发展。相反，文化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文化通过影响经济基础，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如今全球化影响下的科学技术与民族文化软实力日益彰显其重要性，也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中华民族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具有稳定的特征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1]11。数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伴随和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不断通过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及时吸收来自各方各家的时代精神要义，长期领先于世界。

中华民族传统的社会生产经济形态是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农业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基本的衣食之源，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最基础最深厚的经济基础便是农业。与此同时，周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冲突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有各种表现形态，居中心地位的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以儒家伦理中心主义为出发点的信念。”[2]337这样，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研究自然科学知识而注重人伦关系、道德原则，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中国传统文化把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认识对象，同具有人伦情感的整体进行体验，从而“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与“以人为本”，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体现。由于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比较自由并没有屈从于独立王权，这是“天人合一”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的适应、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的顺从与崇拜”[1]71。在封建时代“天人合一”思想得到了以儒学文化为主流的时代的成熟发展。汉代时儒家讲的“天人合一”建立在人的外在行动自由的宇宙模式中，这里的“天”即“理”，是精神、心性，这种“天人合一”是现实的行动世界。东汉王朝的经典《白虎通》中便反映了这种思想：“天子至尊”，精神与天地相通”，与董仲舒所说的：“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而魏晋人追求的“天人合一”是一种心灵的世界，是对整个世界做出的心灵上的情感肯定，是一种主观意识的反映，将伦理作为本体，与宇宙自然相和而合一。“天人合一”的观点虽说是一种人与宇宙的关系，但中心却是“人”是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考虑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3]70圣人不只是符合“天道”之求，更应力行实现“天道”，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宇宙大化的流行，体现人在宇宙生活不是消极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便是实现理想的“大同世界”，为实现这一理想，人们便要求自己，并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而“天地造化之功”中体现的便是实现理想应有的创造力，表现为人的精神境界。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整体相关”观念，整体思想由来甚远，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尤其在《易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全书的编排上，整体的观察世界为后世留下了深刻影响。另外，在八卦中，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八种自然事物。《易经》从整体中把它们列为宇宙的组成部分。“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1]93作者从所闻所见所感出发整体上进行思辨感知，形成了一种观察与思考问题的重要方法。

变化运动的规律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黄帝内经》中清晰描述了人体全身结构和经络的运行情况，“从饮食、起居、劳逸、寒温、七情、四时气候、昼夜明晦、日月星辰、地理环境、水土风雨等各个方面，确立了疾病的诊治方法，并详细地谈论了病因、病机、精气、藏象及全身经络的运行情况”[4]1。反映了我国古代哲学与医学的结合，是古代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部深奥的精辟反映。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黄帝内经》中揭示了“宇宙及天体运行规律与人类社会活动及生理活动规律的密切关系”，这不仅适用于今天，值得今天中外人士探索学习，而且已经被称为“人类的一门新兴的现代科学”。事实上，我国古代认为气分阴阳，以及所说的“道”，也揭示了自然界变化发展的规律。直到汉代的王充，唐刘禹锡，乃至北宋张载，明清的王夫之等众多唯物主义哲学家都主张这种学说，可以说，中国古代人文、农学、医学、物理学、化学等，都建立在这种朴素辩证法、运动变化规律的指导下。用整体的统一的运动变化规律看待自然，把自然看成是不断变化发展按照规律运行的统一整体。

近代西方科学作为后发之势领先世界，但西方传统文化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心性与知性的背离，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西方文化，解决西方难题的重要结合点，也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下人性道德背离以及科技发展中需要追随的文化精神。“天人合一”、“天人关系”正是从唯物唯心方面强调了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重要性。从先秦的“性天同德”到宋明的“性天一理”，充分显示古代思想家对人与自然主客体之间，以及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辩证的思考，促使人类道德不断追求自我完善，现代科技使工业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日益严重。“‘个人’、‘阶级’、‘家庭’曾经是指还没与已确立的生活条件一体化的那些领域和力量――紧张和矛盾的领域。随着工业社会日益发展的一体化，这些范畴正在丧失它们的批判性含义，而趋于变成描述性、欺骗性或操作性的术语”[5]5。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成员避免不了的选择。“在相对的需要、欲求和愿望不再由统治和匮乏中的既得利益者来组织（这种组织使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破坏性斗争形式永恒化）的条件下，‘生存的和平化’意味着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斗争的发展”[5]15不仅是个人、社会，“从思想领域看，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的流行也标志着单向度思考方式、单向哲学的胜利”[5]206。在马尔库塞看来，由于人们批判的、否定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内心向度的丧失，要从单向度的整体跳出解放出来是十分黯淡的前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学逐步走向整体化和复杂化。如李约瑟分析“机械论产生于西方人所特有的几何形抽象思维，而整体性则根源于中国人所特有的代数性抽象思维”，“中国的伟大贡献或许可以通过恢复基于一切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社会准则，而从这种死亡的躯体之上解救我们”。

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2]338。也许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契合了当代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用整体的联系的眼光看宇宙、看世界万物，避免和弥补了现代科学技术一些形而上学的不足。一种先进的文化观念，必将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使现代科学技术获得长足发展。

哲学家怀特海曾说“在创造的过程中，蕴含了两类终极存在，即这些永恒的形式具有双重性的存在：一个在潜能的欲望，一个在现实的事实中，而且现实的事实也具有双重的存在方式，一种是存在于现在中的过去，一种是存在于现在中的当下性。现在的当下含了指向尚未实现的未来的欲望。思想者如何对待这四种经验方式，决定了哲学的面貌及思想对生活实践的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自然观的存在方式是对“一种潜在的欲望”的限制，重视“存在于现在中的过去”，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对“尚未实现的未来的欲望”采取长远的观点。西方文化传统则不同，对“潜能的欲望”采取放任自由发展的态度，更多的考虑“存在于现在的当下性”，忽视“对未实现的未来的欲望”。

马克思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杠杆。”[6]47反过来，精神的文化对科技发展的前导不容小觑。在今天世界众多著名科学家也重新回过头来，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宝贵价值重新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成果在一些学科已初见成果，必然在21世纪推动科学发展，从而实现东方文化理念的价值转移，使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借鉴作用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3]邵士梅.大学・中庸[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4]呈茹芝，邵士梅，蒋筱波.白话黄帝内经[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第4篇：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范文

关键词：互联网+；发展；新兴文化业态

新兴文化业态指的是近年来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网络技术等创兴科技给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旧的文化产业在走向衰败，从而顺应时代要求产生的以多媒体、移动网络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产业。本文主要就新兴文化业态要利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发展的具体措施进行了论述。

一、利用“互联网+”发展新兴文化业态的重要性

1.新兴文化业态的的创新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支持

在我国，文化产业是运用科学技术最广泛的产业之一，同时也是科学技术创新最迅捷的产业之一。科学技术的创新在文化产业各个方面的应用，也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产业中文化产品的创造与更新，使得文化产品紧跟时代潮流。而且，文化产品生产的各个阶段都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其中就包括各种书籍、杂志、报纸、期刊等出版物的出版以及广播、游戏、电视节目的产生、传播，等等。除此之外，互联网以及多媒体的普及，使得人们的消费方式产生了巨大变化。消费形式以及消费手段的创新、文化产生以及文化传播的多样性，都需要网络技术的支持，因此，新兴文化业态的创新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支持。

2.新兴文化业态在多样化基础上融合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新兴文化业态的产生是在原有文化业态的自我融合和扩张的基础上形成的，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运用，旧的文化业态不断创新、与科学技术的联系越发密切，逐渐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比如：电视、游戏、出版方面与互联网科技的融合而逐渐产生的网络视频、网络影音、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出版业等新兴文化业态。又例如：以上这些传统文化业态与移动网络所融合、接洽而产生的移动视频、手机阅读等新兴文化业态。

3.新兴文化业态的集群化发展离不开“互联网+”技术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新兴文化业态的集群化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而如何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新兴文化业态的集群化，是每个成功企业都应掌握的必备技能，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论企业是否能够有充足的竞争力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存活下来并取得成功。利用好“互联网+”技术，促进新兴文化业态的集群化不仅可以整合各类新型文化产业，还能够提供良好的创新氛围，使得文化产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利用“互联网+”发张新兴文化业态的措施

1.解放思想，增强人才创新能力

想要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要解放思想、提高人们的创新精神、增强人们的创新能力。新兴文化业态的创新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创新，然而科学技术的创新同时也离不开技术人员的创新精神。因此，应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民创新意识不强的观念，要加强对人们创新意识的教育，努力提高人们对于创新的积极性。例如：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多举办一些科技创新比赛，鼓励同学踊跃参加，让同学们多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只有改变了以往保守的思想，在科技工作中积极地发展创新理念，才能更好的利用互联网发展我国新型的文化业态。

2.加快促进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步伐

新兴文化业态发展和创新的基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只有加快文化产业与科学技术的融合、创新出文化的新内容和新形式，才能更好的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在如今的社会生活中，可以运用新型的技术手段来改变影音图像、报纸书刊的传播方式，这不仅使文化传播的方式变得多样化，提高了当前的文化格局，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使得文化产品的附加价值增大，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效益，这是科技与文化完美结合带来的重要作用。

3.推动机制改革，构建新兴文化产业价值链，促进新兴文化业态规模化发展

发展新兴文化业态，需要大力推动当前的体制机制的改革，构建文化产业价值链，以便促进新兴文化业态的规模化、正规化发展。不合国情、不合时代的体制的改革是文化创新的重要环节，也是新兴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只有国家在关于文化方面的老旧制度的创新，才能够解放文化生产力，实现企业文化资源的合理分配及应用，通过互联网引进和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构建文化产业利益价值链，以此促进“互联网+”技术下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结语

通过“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使得我国新兴文化业态积极、健康的发展与创新，对在信息时代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努力发展新兴产业文化将是我们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 吴建平，林嵩，徐恪，刘莹，朱敏. 可演进的新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研究进展[J]. 计算机学报，2012，06：1094-1108.

[2] 陶娅娜. 互联网金融发展研究[J]. 金融发展评论，2013，11：58-73.

第5篇：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范文

关键词：高职教育；人文价值；发掘

一、当下我国高职教育的“人文价值之问”

在20世纪90年生在我国思想界的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大讨论，在教育界主要集中在关于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价值的大讨论，其实，这正是我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要走向现代化必然要面对、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这一讨论已经形成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就是整合论。

所谓整合，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协调、统一。一般来讲，整合论反对具有片面性的科学技术教育或单纯的人文学科教育，指出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应该进行整合。整合论的观点也得到了广大高职院校很大的认可和赞同，就其最简单的原因而言，高职教育培养的是直接走向社会，用自己的适用性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教育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从教育理念的层面看，在高职教育中进行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两方面整合的观点无疑也是非常正面、积极的。要求高职教育的学生既学习科学技术，又学习人文学科对于我国现阶段的高职教育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面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紧张和对峙，高职院校对整合论的认可和赞同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对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具有一种方向性的、前瞻性的意义。

但是，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在高职教育的实践中，往往认为整合就是表征科学技术的专业学科和表征思想文化价值的人文学科的简单相加，或者在进行科学技术教育时适当增加人文学科的教育，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更重要的是，从思想倾向性的角度分析整合论的观点，就会发现它存在着内在的局限，即没有充分认识到当代高职教育的本质特性，因而也就没有充分发掘这种特性所蕴藏着的丰富的人文价值。

二、当下我国高职教育的人文价值特质

美国的杜威先生在其所著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从事职业工作做准备的教育；而斯内登认为，凡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都可以称为职业教育；梅斯在《职业教育的原理和实践》中指出，职业教育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特定职业做准备的教育；而《国际教育辞典》指出，职业教育是指在学校内或学校外为提高职业熟练程度而进行的全部活动，它包括学徒培训、校内指导、课程培训、现场培训和全员再培训。这些界定虽然大都是从广义上展开的，但是都紧扣“职业性”这一特性。因此，职业性是高职教育的本质特性，它是由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决定的，它是培养能够掌握从事某种社会职业必备的科学技术知识、专业技能和一定文化知识的应用型人才的教育。

高职教育发展到了今天，为满足全球化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高职教育在强调人文学科教育的同时，对科学技术的教育也进一步加强，与学术性课程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当代高职教育的职业性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高职教育的职业性更加突出，必然推动当代高职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包括高职教育在内的我国近现代教育是植根于封建主义及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土壤之上的，没有西方国家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深厚的人文主义背景。长期以来，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等方面对高职教育的功能存在着极为功利的认识，片面地追求高职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强调科教兴国，凸现的主要还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价值。而忽视了高职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功能。使得凸现高职教育特性的职业性教育即在很大程度表现出来的科学技术教育处于一种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层面，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目的仍然停留在为谋生而掌握一技之长的层次上，不利于促进学生的终极性发展。科学技术不是缺乏人文价值，而是缺乏对科学技术人文价值的发掘。因此，从更高的层面上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高职教育的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能促进人多方面的精神发展。科学技术本身和它所具有的丰富的人文资源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在高职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除了要加强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来为社会发展服务外，还应该发掘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来为我们的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科学和技术日渐走向融合；科学目益呈现出技术化的趋势，技术更加自觉地以科学为指导。凸现当代高职教育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原本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科学技术活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理性精神是其灵魂，更是人的本质，富有理性精神的科学技术活动能促进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逐步养成科学的理性精神，如谦逊的态度、进取的心理、理智的怀疑等，而人的这种理性精神又推动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拥有科学理性精神的人运用科学技术对迷信、日常生活经验、已有陈旧科技进行批判的过程，是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创新的过程，也是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意识的过程，它彰显了人超越现实和自我的一种本质力量，这种促进人的终极性发展的人文价值是难以替代的。

三、充分发掘人文价值特质。体现高职教育自身的“价值”

人文价值肯定的是人的价值、地位、尊严、个性发展、幸福和命运，体现的是人性在社会中真、善、美的完美融合。善和美能给人以终极性的关怀，真同样能给人这种关怀；善和美给人的关怀主要由人文学科的教育来实现，而真给人的关怀则要由科学技术教育来实现，并且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给人善和美的关怀，因为真、善、美是统一的。因而，充分发掘当代高职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的人文价值，对于凸现高职教育的本质特性，完善高职教育的功能，提升高职教育的价值。使高职教育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为此，我们在教育理念上，应该兼顾高职教育为社会和为人的发展服务的两大基本功能。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快工业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逐步实现现代化仍然是当务之急。这就决定了在高职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大量的应用型人才是时代的要求。但是，不应该把加强高职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停留在工具和技术的层面上，只是通过科学技术教育来加强学生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而忽视学生作为人的目的性和人文性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而应该站在教育理念的高度去充分认识和发掘高职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只有在教育理念上完成这种改变，才能带来高职教育的思想、价值观、功能观、制度和课程编定等方面的改变，才能在高职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的时代要求下，去实现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而不只是科学技术教育在工具和技术层面的价值。

而与此同时，在教育实践上，高职教育应该进行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教育，才能实现科学技术教育自身的人文价值。在科学技术教育的教的层面上，应该把教学为学生实用的思想变成教学为学生求真的思想，树立开放的课程观念，开展研究性教学。科学技术是整体，科学技术教育也是整体，各个层次的高职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除了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外，还应该包括科学思维教育、科学方法教育、科学精神和科技美的教育。只是停留在教学为实用的思想上，教给学生的就只是科学技术知识，而缺乏科学思维的训练、科学方法的掌握、科学精神的认识和科技美的体验，而这四个方面正是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的核心所在。科学思维有着严密的逻辑，能促进人的思维前后的连贯性、一致性，减少错误。科学方法是取得成功的前提。科学精神是求真的精神，求真除了探究世界客观存在的功利价值外，也具有人性的价值，很难想象人性中没有了真正的存在意义。科技美则是科学技术教育的更高层面。相应的在科学技术教育的学的层面上。也应该教育学生把求知为实用的思想变成求知为求真、完善自我的思想。

四、结论

人文价值其实是考量当下我国高职教育自身“价值”的试金石。充分发掘我国高职教育自身的人文价值，我国的高职教育才会有更加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论教育[A].爱因斯坦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第6篇：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范文

1科技文化的内涵

“软实力”(SoftPower)这一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早提出并开始使用的。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由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力量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和民族凝聚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能提供让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的特殊力量。它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外交政策和机构体制的吸引力。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软实力、政治软实力和社会软实力等。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为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政策提供价值观基础。

在我国科技文化的研究,最初源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理想,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对科学技术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定位,而这都有赖于良性的科技文化作为依托,也是科学技术本身的内在要求。科学技术和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文化,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及民族心理积淀。科技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知识体系,属于文化的范畴。科技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以不同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法、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吕乃基认为,科技文化是指科技不仅是一种认识活动,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科技文化即科技之精神本性的理论表现或理论形态。潘建红认为,广义的科技文化是指人们运用科技,变革、适应自然和社会的方式以及实际成果。从其内容来看,科技文化包括科技知识、科技思想、科技教育与传播、科技体制、科技法规和科技道德及科学精神等方面的内容。从其结构层次看,科技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三个层次。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生产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加强科技文化建设。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构建科技文化创新体系,充分发挥科技文化对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

2科技文化建设的当代价值科技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高级的形式,也是先进文化生产力的体现,其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水平,促进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传播和普及科技文化知识,弘扬科技精神,加强科技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2.1科技文化是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养的有效途径公民科学文化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加强科技文化建设,传播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有利于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养,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各国都非常重视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但一个国家仅靠几个高科技人才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通过传播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培养一批科技人才,科学精神和科技创新能力才能得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从而使国民的科技素质得到整体提高。公众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是一个国家科技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因此,必须把传播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传播科技思想,加强科学文化建设,作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

2.2科技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科技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科技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同时也表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使社会和谐真正的实现。通过科技文化建设,提升国家科技文化软实力,这对增强和发挥国家硬实力的作用及其重要。科技文化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实现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动力。塑造科学文化、坚持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和基础,是特别是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应该是适合中国国情,满足时代要求,有利于科技进步和民族进步的一种文化形态。

2.3科技文化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智力支撑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科学技术显示着神奇的力量,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文化的智力支持作用显得更为明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生产力,科技文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虽不如政治、经济那样显著,但其作用却不容忽视。科技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技进步的载体,它影响着科技的生成、发展与传播。科技文化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改善的杠杆和动力。科技文化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科技文化是推动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智力支撑。

3文化软实力视角下科技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3.1传播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养传播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普及力度,是科技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加强科技文化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科技文化素质是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体现,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是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的核心,一个国家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一方面取决于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整个社会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解和国民的科技文化知识水平,以及建立在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基础上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的公民科技文化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整体的科技文化素质仍然偏低。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适应的,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我们必须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加大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让广大民众参与科技文化建设,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养。

第7篇：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范文

[关键词] 近代中华科学文化；衰退；制约因素。

中国社会五千年历史中有过辉煌的创新与发明，四大发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极大推进了各国发展的步伐。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过：“中国在公元3 世纪到13 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 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有着卓越的贡献，“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1]萨顿在厚达4000 页的专著《科学史导论》中，从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 世纪，他列举了大量的科学家名字，而中国科学家就有249 人。但是，中国的科学文化的繁荣只是相对的，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落后于曾向自己学习的西方。中国人开始摆脱“一向以自己为中心”的姿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中国的科学文化为什么得不到持续的繁荣呢？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繁荣的同时，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严重地束缚着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一、传统文化“重政务，轻学术”的传统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虽不绝然否定科学和技艺的作用，甚至还包含了某些科学方面的知识，但却是贬低科学的实用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国家政务，轻视对自然的探索。儒学事实上就是如此，它认为科学和技艺只是“小道”，“雕虫小技”，解决不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君子不可沉溺其中，君子应潜心于仁义道德的研究。《新唐书·方技列传》说：“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2]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且认为技艺会使人玩物丧志，于国事无，并把它归于不道德的功利行为，从而也抑制了技艺的研究发展。而中国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以来，儒家经典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历来的统治者又都把科学技术诬为“下九流”、“奇技巧”。道学也具有反科学主义的特点。道学追求回归自然，但它不主张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这就必然不推崇科学技术。可以说道学创始人老子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反科学、反理性主义体系，他的“无为而治”看似进入超脱一切的境界，本质上这是一种“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3]的蒙昧主义的纲领和“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4]的愚民国策。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蕴涵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想，但是，基本上具有非理性本质。禅宗吸取老子“不言之教”的思想和道家悟性直观思维传统，主张以悟性思维顿悟本真的佛性并且不立文字地去洞察世界的本质，从而具有浓重的非科学特质。[ hi138\Com]

二、逐渐教条化的科举制度和封建制度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产物的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生了重要作用，但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所以只能培养出背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闭门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且做学问只是注释、考据先贤的著作，极少创新。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埋于古籍堆中，只继承不创新，只完善不突破，思想受古经束缚很大。到了元明之际，科举考试内容仅限于八股文，内容局限于“四书五经”，完全排斥了科学技术内容，使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得不到继承和发展。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终生致力于国家政务，自然知识、生产技术等科学技术为他们所不齿。这不仅摧残了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更严重的是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程朱理学”的兴起，更加深了对人们心灵的摧残。封建的纲常名教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也束缚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我国古代是官本位的社会，除了做官，大部分游散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士）和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们由于行走于国家政权之外，科学研究是得不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的，所以很大一部分研究开展不下去。比如说墨家，墨家的阶级基础是手工业生产者，除了一部分手工业者积累起了充分的财富而参与政治生活等之外，另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则因拥有财富而有条件从事与手工业、商业等有关的独立的学术研究，进而推动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惜的是，战国之后，手工业者由于社会地位低下，经济上没有大的实力，所以，已无能力研究与他们手工业有关的科学了，这样，墨家及其传统在后世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况且，墨家一直受到儒、道、法诸家的摈斥，在中国传统文化演进中几乎中断、绝响。

三、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与他们科学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西方科学注重分析，在研究一个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时，总要把它从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分离出来，独立地考察它的实体和属性。中国传统科技则与西方科技截然相反，注重整体思维缺乏个体逻辑分析，是注重综合，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这一整体思维方式是以忽视部分乃至否认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区别而强调由整体分解出部分、进而由整体的性质来决定部分的性质，这就必然要以思辩和直觉来维持。人们往往不通过逻辑推理的过程来看待自然界和自然现象，而是借助于直觉洞悉自然，而这种直觉往往与日常经验或类比推理联系在一起。一旦对自然现象提出的疑问与人们的直觉相悖，或者超出了人们所能直觉的范围，这时人们往往就会否定这一疑问，而不是进一步加以研究。

这种整体性在中国的医学、农学、天文学，甚至中国的逻辑学中，则表现出一种没有经过逻辑分析的总体观念。所以中国科学文化中对大自然的理论性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古代科学一直也没有形成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中国传统科学研究往往由于缺乏形式逻辑及其分析的研究必然带有思辩性和猜测性，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古代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化。

四、中国科学研究重实用不重理论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科学的繁荣是应用技术和理论研究的共同兴盛，近代西方科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重大的科学理论被发现有关。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等三大理论的发现，揭起了近代西方科学大发展的序幕。但是中国的研究往往与生产、生活密切联系，而进一步的理论则是无人问津。中国古代注重对人与社会的研究，忽视对人、社会以外的大自然的研究。儒家始终抱定一种坚定的态度，“认为只有人与人的社会才值得研究。”[5]道家甚至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只有彻底地杜绝机械、机事、机心，才能使全社会还朴归真。墨家虽然研究了大量的光学、力学、数学等问题，且这些工作大都是开创性的，但是，它也不重视对自然的一些普遍问题的研究，而注重的是社会上发生的实际问题，如技术问题，这就是说，它也没有自己的自然哲学，即对自然界根本性问题进行研究的哲学。同时我国发达的兵、农、医、艺四大实用科学传统，都是为现实的政治伦理和社会生活服务的。如天文学的研究，历代王朝都设立专官观测天象，修改历法，而历法的制定和修改与皇权神授的政治目的相联系，把天象作为社会人迁的重要征兆。科学著作基本上也是看到什么就记下什么，对看到的事可以想些什么就很少有人去探究了。农学著作主要是记述生产经验，很少提出规律性的认识；天文学主要是记载观测数据及观测到的现象，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因就不再追究，以至于哈雷慧星从春秋到清末被记录31 次，但发现其出现平均周期的却是十七世纪科学家哈雷；医药学也是经验的汇编，缺乏自身的理论体系；而《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重要著作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实用科学著作，对科学理论却极少涉及。

实用理性的知识趣味，决定了中国人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主要是来自于那些经验的实用技术，以直接满足日常生活和政治统治的需要，但是并不热心于没有“急功近利”的公理系统，以及仅仅为证明理论的科学实验，这恐怕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重技术、轻理论的学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向高级形态的发展。

五、结语。

科学追求的是事物的根本道理，科学精神即自由探索的精神、理性的精神、追求真理献身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批判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西方近代科学精神赋予理性至上的权威，在科技方面表现为大胆假设，细心求证，而且科学发展重视以实验为主，所谓科学实验就是对假设理论进行检验。实验的过程不但可以检验其正误，往往还可能提升或推翻这个理论。正因为这些文化传统，西方人士比较习惯大胆假设，小心论证，因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革命性的成果。相反，中国科学的发展由于缺乏科学论证的态度而最终不能实现向现代科学的转换。

[参考文献]

[1] 钱兆华。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释[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 年（3）。55.

[2] 郭忠义。应当重视对传统文化中非科学主义因素的批判[J]. 新东方，1992（8）。

第8篇：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范文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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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第9篇：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范文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意识/科教兴国

【正文】

科学技术传播（TheTransmissonofScienceandTechnology以下简称科技传播）是指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它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哲学家培根早就指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传播的结果怎样，不仅直接影响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而且影响着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本文拟就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价值作一些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科技传播的社会价值是科技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形式。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既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智慧结晶，又是人类认识客观存在的武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是“对于事物存在价值的确认。……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知识，它不是对事物存在价值的断定。因为那样的知识没有反映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没有揭示宇宙联系和规定的丰富性，没有揭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因而也没有任何指导人的社会实践的能力。”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传播的可能与必要，才有了其社会价值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家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了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而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今天，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国家的强弱及其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及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对社会进步起决定性影响的思想深入人心。近20年来，许多国家和政府纷纷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如美国的“星球大战”，欧洲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技术立国”等，即是科学技术所具备的社会价值的表现。科学技术的传播过程，无论这种传播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有经过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科学技术才能内化为生产者的技能，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各领域的变化。重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作用，就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播。换句话说，科技传播是使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必要环节，其社会价值意义即在于此。

一、社会成员科技意识的提高及整个社会科技氛围的形成

日本森谷正规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之所以能在二战后获得飞速发展，就在于它使来至欧美的技术，适应了日本的环境，即取决于日本“技术性格”与“技术风土”的相适应。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道德人伦，轻视工艺技巧的社会民众心理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历史上不乏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给国人的贤仁志士，但终因没有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未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果。我国发展的历史及科学技术发展史都表明，社会及其所属成员对科技的认识、态度和评价是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能转化为制约或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社会条件。科技意识就是以这些认识、态度和评价为基本内容的。较高的社会科技意识，会使全社会自觉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价值，增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形成尊重科学技术劳动和科技劳动者，支持科技事业的社会环境，影响、吸引更多优秀的社会成员投身科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重视通过科学技术传播工作，将科学技术普及，进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形成全社会理想的科技氛围，如在英国的许多会议厅、甚至餐厅墙上悬挂的更多的是科学家的画像；我国特别行政区——香港仅科技传播的专门机构就有10几个；我国长春市图书馆也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院士厅”，厅内挂有许多院士的画像及生平介绍。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各种形式的传播将科技意识、科技思想、科技态度传递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影响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影响他们对科技的理解、重视、支持及内化为科技劳动的积极性。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只有依靠人的自觉的有意识活动才能实现，这种意识就是科技意识。科技意识的能动性是和它的超前性（相对于某一具体实践而言）、科学性不可分的。在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当今世界，对科技的传播会使科技社会一体化发展，这样，科技才能适应社会环境，取得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及社会成员所容纳，才能被劳动者主动地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变成生产工具和从事实践活动的武器。

社会成员的科技意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民众心理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社会民众对科技价值的基本判断和基本态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民众心理的产生是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著名社会心理学家DavidG.Myers所说：“社会心理的变迁更多地是基于文化而不是过程。不同文化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的主张，并具有相同的形成方式”。在Myers看来，人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态度，包括人的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等，这些社会态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会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人的社会行为，于是，在人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之间形成一种内在的关联效应。如果人的社会态度以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被民众所拥有，就会在人的社会行为中形成一种内聚力，表现为较为一致的社会行动；相反，社会态度的混乱或多样，也必然引致混乱的社会行为或多样化的社会行动，社会就失去了其整合力。Myers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联性用右图表示。附图

从这一图示可以看出，态度与行为的关联性具有内在的双向导引途径，态度可以决定行为，行为也可以决定态度。行为和态度的内在关联构造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说，行为态度的相互作用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进行，而通常我们对于态度的认识则主要是通过被表达出来的态度实现的。Myers认为，态度和行为的这种关联性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基本状况，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

根据Myers的结构模式，人们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即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社会成员在信念、意愿、好恶、目的、相信等社会态度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具有良好的判断，具有发展、推进、大力利用和规范科学技术的良好社会共识，即具有良好的科技意识或关于科学技术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态度，那么，人们在行为上就会做出发展、推进和大力利用科学技术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形成更好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氛围。如上分析结果表明，科技态度或科技意识在推进科技进步和发展中确实具有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必然要得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传播的角度看，并非所有科技成果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能内化为人们的社会态度，都能存在于人们的科技意识之中。事实上，只有被社会所承认的科技，才能引起其成员对它的重视、理解，才能真正变成民族的科技，才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贝尔纳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指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科技意识是理解科技的基础，科技意识的获得靠科技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科技知识的现实生产力转化

科学技术总是最先被少数的科技工作者所拥有、掌握，而科技的发展要靠全社会的力量，科技对社会的作用也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必须变少数人掌握为多数人掌握。而要达到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科技传播。通过科技传播，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三要素相结合，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科学技术与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要素的结合。通过科技的传播，劳动者掌握了科学技术，从而提高了智力，提高了支配自然的有效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工具相结合，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工具“物化”出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劳动对象的结合，使得新的劳动对象不断被开拓出来。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劳动对象。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对象无一不是科技的“凝聚物”。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著名论断，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本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才、科技、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本。计算机与自动控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工具中增加了信息化、智慧化、网络化的新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引起了社会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及管理国家的方式。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一方面使得科技信息的传播、交流与共享速度、容量成倍地增加，人们能够很便捷的获得最新的科技、经贸信息，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人们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进行有效的合作，尤如一个单位。这样，科学技术在传播的过程中又促进了它自身的发展和其它学术的传播。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传播，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才能引起欧洲技术的变革、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变化。哥伦布的航海之行不能不说是指南针传播的结果之一。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提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时代，由于各种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已发生了变化，我们有理由认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象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今天的科学技术传播对于知识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拥有及拥有质量来讲起着“瓶颈”的作用。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尔所提出的那样，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科，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新的研究方向将服从潜在成果变为机器语言所需的可译性条件。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具备把他们试图发明或试图学习的东西转译到这些语言中去的手段。这也就是说，在科技高速发展及物化的时代，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还是科学技术的接受者，都必须掌握科学技术传播的知识或工具。

三、科学技术传播有助于塑造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

科学技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重要保证，它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结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广泛深刻地引起社会各领域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甚至从根本上影响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由于科学技术在其本性上具有深刻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功能，所以，科技传播必须在有效的和正确的社会控制之下进行。

新科技传播对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来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科技传播会深深地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正如美国哲学家Lowrance所说，“科学已经消除了大量的文化神秘，清除了许多谜信，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魔法的世界上，它把物质转化成毒气、体液、香味、惩具和生命力，重铸了身体和心灵、自然和教养以及古典的技术和手艺，展现了人类的那个大写的手。科学揭示了死亡、遗传和健康的原因、回答了人类的起源，指明了人类的趋向，使我们有能力理解我们所见所说的意义。科学不仅描述了特殊的文化，而且帮助我们精心制作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社会观念。”

其次，科技传播能够创造全新的公众认识，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在科技传播过程中，当利用大众传媒手段对最新科技成果宣传报道和分析时，往往会在公众中造成强烈的震撼，创造出全新的大众认识，从而形成全社会对某些科技成果的关注，形成新的社会透视热点，从而动摇、修正或重铸出新的道德的、伦理的、审美的、行为的或实践的、甚至宗教的规则，这些规则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变迁，对于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演进，都会产生推进或阻碍的作用。

第三，技术的社会传播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竞争社会选择的注意力，改造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在Lowrance看来，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和储存方法的不断跃进，意味着大范围内对太阳能电池的梦幻般的进步，不是基于更有效的制造业，而是基于科学的发现。太阳能的技术应用所具有的这种促进人们价值观念的状况，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技术传播的结果。

第四，科学的社会传播能够澄清和帮助分析人们的社会选择，帮助提高公众的注意力。科学描述因果现象，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态度是基于知识而改变的。因此，基于科学的认识和知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对此，前文已作了较深入讨论。

第五，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播同样具有改变人的现实价值体系的功能。

从如上几点讨论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社会传播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尤其是对于改变人的现实社会存在的观念或社会价值体系，是影响甚大的，之所以会如此，是由科学技术的基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知识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先导，科学技术对人的智力、思维方式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的综合渗透，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科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事务的必要成份，贯穿于社会及社会事务管理始终。科学技术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与变化条件。任何一种科技的发明与传播都会不同程度的引起人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不仅丰富、发展了物理学理论，而且导致时空观、运动观和物质观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改变了人们考虑问题的角度。资产阶级用科技这一物质手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反对宗教神学的封建的世俗权威。“在技术方面，蒸汽机的产生及其广泛使用，极大地刺激了整个社会生产领域，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交通动力业、冶金和化学工业等生产部门的迅速壮大，一个席卷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普遍展开，导致了世界性的工业革命，这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狂飙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广泛传播，才有了人的较为全面、较为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从而使人充分发挥其潜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使人的认识及其实践逐渐从宏观领域走向微观领域又走向宇观领域。科技价值观、科技思想和科技方法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工具。每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科技传播都在科技普及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解放了社会成员的脑力，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智力，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亨利·哈里斯所说：“在二十世纪里接受教育的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能够不受哈维、牛顿、达尔文、以至普朗克的学说所影响”。

四、科技传播有助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任何一种科学及其物化形式——技术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科学技术是为解决某个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产生的，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变成现实的武器，才能实现它的社会目的。由于社会的系统性，某一问题的解决，仅靠一门科学或一种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的。它一方面要依靠其它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需要所有参与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运用。如果离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这一客观行为，科学技术知识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力量。所以，就科学技术产生的直接目的的解决来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每一次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结果都是以后科学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科学家牛顿讲，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由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可传播性及其被传播，人类知识、人类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完善本身都是继承的结果。拿内燃机的设计原理来说，它是从汽缸内部产生热汽，这明显地区别于从汽缸外输入蒸汽的蒸汽机原理。但是，它同蒸汽机一样，都是靠热汽推动活寒在汽缸内运动而产生动力的，这是它对蒸汽机原理的继承和改进。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传播到吸收、继承，再到发展完善，然后再传播的过程，科学技术本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修正从而获得发展。

根据如上讨论可知，科学技术对人类及人类社会所引起的积极社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带来了一定范围的反功能、负价值。马克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渡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革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事实上，科学技术每将人类带向文明一步，人类都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却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能源为人类提供了动力，但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的破坏；原子核裂变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核能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危机，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就是铁的例证；电视使人们信息灵通，生活丰富；但却浪费时间，影响工作、学习及儿童的社会教育。克隆技术的发明、运用，克隆人的出现既能避免减少人类工作的负荷、损伤，却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犯罪。科学技术越发展，科技传播越迅速，科技消极的社会功能暴露得就越明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科学技术传播亦是如此。我们应在积极推进科技传播的同时，有意识地将科技传播的负面效益限制在最小范围，并利用其它科技知识加以彻底解决。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问题。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

总之，科技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增加了人类活动的半径；电视机的普及，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成为可能；航天技术的发展，开始了人类“太空旅游”的年代；电子计算机使人类信息共享。科技传播以其巨大的力量无孔不入地进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今天随着知识越来越成为新型的生产要素，科技传播的功能及其价值必将日益明显。科技传播的速度与质量将成为一个民族知识拥有与操作的基础环节。所以，加大科技传播力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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