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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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范畴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流通、生产成果、商务经济

一、流通与流通经济学

流通，从本质上讲其可以说是一种流动，但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其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宽泛，例如对于研究人体结构，我们可以说人体血液的流动也是一个流通的过程，对于研究大自然的环境变化，我们通过研究空气的流动、海水的流动等等，总而言之，所有的物质流动都可以称为流通过程，而本文所研究的流通是基于经济学的范畴来进行。

从经济学范畴来讲，流通是一种商品或产品的流动，从传统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流通只包含了商品的交换与流动，商品指的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而流通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么一个交换的过程。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信息时代的到来，流通不仅仅指的是商品的流动，而包含了资金流通、人才流通、信息流通等等，同时也不仅仅是指一种实物流通，也可以是一种无形服务流通。但这一切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点，即流通是将产品从生产范畴过渡到消费范畴这么一个过程。

流通经济学就是以流通为根本的一个学科，其反映了产品流通的本质，当然，这里所说的产品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是有形的商品，如穿的衣服，吃的米饭，住的房子，行的汽车等等，二指的是无形的产品或者说是服务，特别在这么一个时代，这种服务日渐明显化，如衣服的退货服务、汽车的保修服务等等。因此，流通经济学应该把流通作为其核心概念来进行产品流通研究，如何进行产品的资源优化，通过什么有效途径把产品流通出去，如何做好保修保障等等都是其研究的范畴，这就要求我们从产品的购置、加工、运输、营销等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实施。

二、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重构流通经济学

上文说到，对于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应以流通作为核心的概念来进行，但其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流通经济学究竟属于哪个范畴，政治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难以界定，其次，流通一词比较含糊混淆，其难以与贸易、商业、营销等等词汇区分开来，因此难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这些词语都可以用一个行内术语――商务来表示，因此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重构流通经济学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

商务，简单来说，是一种交换活动，这种交换活动与商业行为和服务行为相关，而商务经济学正是研究这样一种商业行为与服务行为的运作规律的一门学科。商务经济活动是包括了所有流通经济和服务经济的一种活动。商务经济学不仅研究的是国内的经济行为，同时也兼顾国外的经济行为，同时也把国内外的行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分析。商务经济学首先是覆盖整个流通和服务领域的经济学。商务经济学首先要研究商业活动的规律。包括商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运营规律。除此之外，商务经济学还要研究与服务有关的经济理论。服务作为无形产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研究生产业和生活业的发展演变规律，研究服务业发展与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流通经济学，扩宽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传统的流通经济学，研究的只是一种有形商品的实物交换过程，从商品生产出来流通到消费者的手中，期间并无太多的交集，但商务经济学则从一个新的范畴来研究，即服务，特别随着电子商务这一概念的出现，我们买卖的交易不仅仅强调产品的质量与功用，同时也强调一种服务的态度，服务的意识，服务的精神，而如今的淘宝网、当当网等这些网站的出现，正是很好地体现出来这一点，对于服务态度好的商家，显然我们更乐意也更愿意去购买他们的产品。因此，拓宽了研究领域的流通经济学不仅仅局限于商品的交换，也应强调服务意识。其次，我们也越来越了解到一种变化，即我们交易方式的改变，传统中的交易一般都是面对面的交易方式，如今，我们可通过网上交易，以前走几公里路给的一个东西，如今一个快递明天便可到达，省了很多人力物力，流通方式的改变也要求我们的服务精神尽善尽美。因此，商务经济学的电子商务研究，无疑给流通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巨大的流通生产力。

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流通经济学，拓展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空间。传统的流通经济学研究的空间只局限于国内的流通与贸易，比较缺乏对于国际间贸易流通的研究。而商务经济学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的研究，同时也能够兼顾跨国流通的研究，实现了国内外流通与贸易的结合与统一。比如对跨国公司商务行为的研究，把国内的公司、国外的公司和跨国的公司的流通手段、贸易功能结合起来进行对比分析，可得出比较全面的流通信息，特别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流通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国内的产品服务，也要研究国外的产品服务，才能很好地把自身的产品流通到消费者的手中。

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流通经济学，明确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向。在以前众多的研究流通经济学的过程中，流通经济学这一概念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正确的定义，从而也使得其研究方法和方向也层出不穷。但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我们可以以其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唐・埃思里奇曾把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描述为以下一般步骤： （l） 识别问题；（2） 限定研究目标；（3） 提出假设，提出预期结果以及研究方法；（4） 设计研究程序；（5） 获得适当信息；（6） 解释结果并得出结论。我们在研究流通经济学时，要分析研究的问题是属于专题性的？学科性的？还是为研究其对策。显然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构建流通经济学应将其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应按照唐・埃思里奇这种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来进行，从而才能明确流通经济学以后的研究方向，提升流通经济学的学科地位。

三、从商务经济学中得出研究流通经济学的框架

基于上文分析了商务经济学对于流通经济学的重要性，以下我们探讨出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流通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一，研究流通与流通经济的核心概念。其主要包含流通的内涵与外延，流通的本质，流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历程。第二、流通的要素与分类。如可将流通可分为商品流通，资金流通，信息流通等等。第三，流通的功能、结构、渠道。具体是流通可带来怎样的影响，可通过什么方式渠道去促进商品的流通。第四，流通经济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理论。流通的经济学理论与管理学理论的联系。第四，流通经济行为的运作规律。第五，基于不同空间的流通经济行为。如可研究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间的流通经济行为特点。第六，流通经济的规范与政策。对于流通经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有怎样的规章制度和运作条例。

四、结语

随着经济、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流通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流通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不可或缺的部分，流通经济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本文是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下，去探讨研究流通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以及其研究的框架。既是为流通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也提出了把流通经济学当成一门学科去进行研究，希望能通过对商务经济学的研究去促进我们对流通经济学的认识与理解，同时希望给日后研究流通经济学的学者做一个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冉净斐.重构流通经济学：基于商务经济学的视角[J].企业活力 2012

第2篇：经济学范畴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经济博弈论 语义分析 经济学方法论 实证分析 语言转向

“囚徒博弈”、“智猪博弈”、“懦夫博弈”、“协调博弈”等许多经典案例，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决策论、管理学等各学科领域；而这些虚构的案例能否用来说明博弈理论引发了学者们激烈的争论。直至今日争论看似逐渐平息，经典案例仍在使用，但争论其实仍是无果而终或只是暂时表面的平静，而相类似的讨论不断在经济科学的其他领域重演。必须认识到，这场争论归根到底是方法论问题。按照传统方法论提出的规范与实证二分法无法处理这一问题，本文试图从语义学的视角进行分析。

争论双方的观点

（一）质疑者的观点

较为温和的批评者认为，“囚徒博弈”等所谓的“案例”不真实，只是一个故事或寓言，不在现实中发生。激进的批评者指出，不仅上述案例是虚构的，经济博弈论中一些所谓真实的案例，也包含有假设和抽象的成分。极端反对者不仅把焦点放在质疑案例本身，而且通过分析案例与模型、现实与理论的关系，进一步对博弈论的整体研究方法提出质疑。

从理论角度看，博弈理论和模型中包含有假设的变量，这些变量无法在现实中进行观察。从案例角度看，在案例中被忽略掉的变量对结论不一定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可能是必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此整个博弈论漠视了变量可观察的重要性，无论理论建构还是案例实证都需要做出改进。

（二）支持者的观点

对案例使用的辩护者则直接从研究方法出发，首先强调博弈论研究中使用假设和抽象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门科学研究都需要假设和抽象，抽象和假设并不是博弈论的局限性，而是任何理论的局限性。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同物理学、生命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样，通过抽象和假设从万千变化、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找寻本质的经济规律，经济学家使用博弈模型的目的是试图完成一种可解释不同经济现象的一般理论或机制体系的建构，通过博弈模型抓住诸多现象的本质机理。

（三）观点比较及本文的思路

通过以上双方观点分析可以总结出双方的三点同识和一点分歧，如表1所示。同识在于：第一，双方都同意博弈论属于实证分析而不是规范分析；第二，无论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认同博弈理论的正确性需要在现实中得到验实；第三，真实的案例有证实或证伪博弈理论的作用。而分歧主要在于：虚构的案例能不能用以论证博弈理论？支持者表示同意，反对者坚决抵制。

传统的经济学规范和实证的二分法并不能处理关于博弈论案例使用的争端。而如果将博弈论作为一类知识，从知识论的角度对实证知识的语义进行分析，则实证知识可进一步划分为综合知识和分析知识，它们都属于实证知识的范畴，但有着不同的命题性质。本文旨在介绍实证知识二分法，阐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命题性质与逻辑关系，论证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命题的范畴，划清了博弈论案例使用的合法范围，以避免研究中的方法误用。

经济学实证知识的二分法

（一）经济学实证与规范二分法

经济学以实证方法描述经济事实、发现经济规律。实证与规范二分法最早追溯到休谟（D.Hume），休谟砍刀（Hume`s guillotine）提出不能从是中推出应当，经济学实然知识与应然知识是截然不同的，需要分别采取各自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穆勒（J.S.Mill）、韦伯（M.Weber）、西尼尔（N.W.Senior）和凯恩斯（J.N.Keynes）的著作对这个划分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与运用。弗里德曼（M.Friedman）著名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再次提出，并且对它进行了详细地讨论，“斯诺命题”加深了人们对两类知识差异的认识。当前关于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二分法，在经济学领域是被普遍接受的。

（二）经济学实证知识二分法的提出

将经济学知识视为整体知识体系中的一类，则按照研究方法将经济学实证知识划分为分析知识和综合知识。在第一个层次，经济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是通过命题语言来表达，命题语言既包括文字语言，也包括符号语言、数学模型或公式。在第二个层次上，按照传统划分，经济学分析划分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在第三个层次上，经济学实证命题可划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同时根据实证原则将命题划分为无意义的实证命题和有意义的实证命题。

经济博弈论实证知识类型证明

（一）从主词指称上

从语义学上看，命题的主词是概念词或是专名。概念词表述某类事物或属性，专名表述个体事物。弗雷格对命题主词的涵义与意谓做出明确划分，指出在数学中，a=a和a=b之间的差别，只是表达形式上的差别。前者使用相同的符号，后者使用不同的符号。由于它们表示相等的数量关系，所以可以用a代替b，或者用b代替a，等式仍然成立。但是在命题语言中情况就不同了。在命题中要考虑语义的关系，即同时要考察主词的意义与意谓，这不像代数的等式中那样只考虑数量间的相等关系。

主词的意义是主词表述的思想，主词的意谓是主词指称的对象。“苹果”是有意义且有意谓的概念，“理性”是有意义但无意谓的概念，“地球”是有意义且有意谓的专名，“智猪”是有意义但无意谓的专名。对于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命题，主词必然有意义，但不一定都有意谓。有意义的命题，主词一定有意义，但不一定有意谓。综合命题的主词必须同时有意义与意谓，即在实现中的相对应的对象。

根据命题主词指称分析，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命题。从博弈理论看，理论的真与主词的意谓无关；从案例看，如“智猪博弈”中用任何一个概念代入x或y，或替换“大猪”和“小猪”，案例结论仍成立。

（二）从命题与现象的时空关系上

在命题与现象的时空关系上，又体现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根据不同。引用张庆熊等学者说明赖尔（G.Ryle）“范畴错误”所使用的五个命题：“（1）一只苹果正挂在树上。（2）苹果服从万有引力定律。（3）我剪断了它的柄。（4）苹果因为万有引力掉到地上。（5）苹果掉到地上因为它的柄被剪断了”。

分析命题具有超时空性，分析命题的真包含一切可能的世界，求证分析命题的真与时空无关。时空是综合命题真的必要条件，综合命题描述的对象一定位于现实世界。时间、空间是综合命题必然的、普遍有效的形式，是因为综合知识如果是可以理解的话，或者说如果是综合命题的话，就必定带上时间、空间和因果性的印记。空间、时间和因果性是综合命题的可能性的条件。

于是，句（1）、（3）与句（2）在逻辑上是不同范畴的实证命题。句（1）和（3）属于综合命题，它们报道发生的事情，人们可以提问句（3）在什么地方剪断苹果柄，它在什么时候发生，它花了多少时间等。句（2）不是综合命题而是分析命题。句（2）是理论或假设而不是一个事件，它并不发生，它假设命题在一切可能世界都为真。对这样的句子不能提问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它是理论或假设。根据命题与现象的时空关系分析，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命题。从博弈理论看，命题的真与时空无关；从案例看，案例的发生与时空无关。

（三）从命题间的因果关系上

从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上分析，用分析命题作为原因的命题仍是分析命题，用综合命题作为原因的命题是综合命题。句（4）和（5）都在解释苹果掉到地上的原因，都属于实证分析范畴。用句（4）作为苹果落地的原因，再用句（2）作为句（4）的原因，是采用逻辑演绎方法进行推理，因此句（4）是分析命题。用句（5）作为苹果落地的原因，再用句（3）作为（5）的原因，是通过经验观察获得的知识，因此句（5）是综合命题。尽管句（4）和句（5）中都有“因为”这两个字，都属于实证分析的范畴，但是这两个“因为”在各自的句子中所起的逻辑上的作用是不同的。但前者是分析知识，后者是综合知识，不能犯“范畴错误”。

与此相联系，分析知识的真是必然的，综合知识的真是偶然的。用句（2）作为句（4）的原因是必须的，它的反面是不可能；用句（3）作为句（5）的原因是偶然的，它的反面是可能的，即苹果有“我剪断了它的柄”之外的原因落地。分析命题的真假通过逻辑规则推论出来，综合命题是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其真假通过经验加以检验。

根据命题间的因果关系分析，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命题。从博弈理论看，命题间的因果关系是必然的；从案例看，案例的结论与前提的关系是必然的。

（四）从命题的验证方法上

从命题的验证方法上分析，分析命题通过逻辑规则，综合命题通过实际观察。分析命题依据矛盾律从一些先天的概念、原则演绎出来；综合命题通过归纳一类事物的性质或事物间的关系得到结论。验证分析命题，只要看看它们是否在逻辑上自相矛盾；验证综合命题，则要看看它们是否与现实中情况相符合。

对此托马斯·谢林（T.C.Schelling）也指出，博弈论是抽象的和推论的，而不是一门研究人们如何决策的经验主义科学，但它是一种附有以下相关条件下的演绎原理，即参与者的决策必须是“理性的”、“一致的”或“非矛盾的”。

根据命题的验证方法分析，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命题。从博弈理论看，它不能被综合命题证明或证伪，因为它的检验不依赖于经验事实而依赖于逻辑规则。从案例看，无法被经验观察所证明或证伪，因为它的检验来源于理论模型内部的正确性。

通过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的五个性质区分（见表1），本文证明了博弈论及其所使用的案例均属于分析命题的实证知识范畴。

结论及启示

（一）结论

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知识。根据传统方法论分析，经济博弈论属于实证知识而不是规范知识，是关于“真”的知识。而根据语义分析，在知识类型上经济博弈论属于分析知识而不是综合知识。如图1所示，分别用实线框和虚线框表示属于和不属于经济博弈论的语言区域。在求真方法上，经济博弈论通过演绎、推理获得，而不是通过经验观察从现象中获得。

不仅是虚构的案例，任何案例运用于博弈理论研究中，既无效又无益。本文业已证明博弈论知识属于分析命题范畴，博弈论的真与案例无关，试图用空想的案例或抽象的案例来“实证”博弈理论的做法是无效。用案例去论证博弈理论，是用综合知识的研究方法去处理分析知识，是对博弈论研究方法的破坏，对整个博弈论研究是无益的。

博弈论案例使用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是对的。反对者绝不允许用虚构的案例去论证实证知识的做法是正确的，是对实证精神和实证方法的捍卫。支持者绝不允许实证知识只停留在抽象思维的层面，坚持用案例证实或证伪理论的做法是正确的。产生争论的真正原因是误把作为分析知识的博弈论当作综合知识。如表2所示，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是对的。

第3篇：经济学范畴的概念范文

从实体存在论到辩证存在论，黑格尔辩证法实现了对于资本逻辑存在论基础的哲学批判。黑格尔为《资本论》冲出资本逻辑的牢笼，实现彻底的资本逻辑批判提供了哲学先导。列宁指出:“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4］可见，《资本论》及其所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是透视黑格尔哲学合理价值及其理论局限的重要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1］112。这里所说的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与马克思的早期论断是一致的:“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5］320可见，辩证法思维方式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以独特的视角表征了人类固有的过程性和矛盾性存在方式。正如科尔纽所说:“不幸和努力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深刻的生活。基督的形象就是这种结合的象征。这一思想构成了黑格尔体系的基础。”［6］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功绩，就是强调了辩证法思维方式能够突破以往哲学对于人的实体化理解，而把人看作是过程性高于实在性、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特殊存在者。辩证法这种充满张力的思维方式无疑对于资本逻辑的实体存在论基础具有内在的哲学批判力量。马克思在充分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功绩的同时，也揭示并扬弃了黑格尔辩证法在批判资本逻辑方面的理论局限性。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5］320可见，揭示黑格尔辩证法对于资本逻辑批判的局限性，必须深入反思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保守性体现在:它始终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来看待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下的矛盾关系。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明显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有着高度的理论认同感，“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7］204“这门科学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到了规律。在这里，一切的联系怎样地起着反作用，各特殊领域怎样地分类并影响别的领域，以及别的领域又怎样促进或阻挠它，这些都是有趣的奇观。”［

显然，在黑格尔看来，国民经济学找到了隐藏在经济生活中的矛盾规律，进而显现了“思想”，并且使“思想感到荣幸”。这种“思想”就是黑格尔非常注重的矛盾发展原则或辩证法思想。因此，黑格尔在赞叹国民经济学的“天才发现”的同时，也自然暴露了自己与其理论立场的一致性。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有着深层的合谋关系。黑格尔“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表面上是还原了被国民经济学家实体化为商品的人类劳动的过程性，但是“人—帽子—观念”的三位一体模式隐藏的实体存在论模式却从未被真正突破，因为对于商品的观念式批判必然预设一个最高的实体性观念形态作为终极目的，本来欲加以过程性诠释的人在这个终极目的面前必然被再度实体化，观念化的人最终变成逻辑化的理念。结果，辩证法最具个性的否定性品质被黑格尔引向了非批判的纯粹概念思辨。因此，在把具体的人实体化的意义上，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只不过国民经济学家是把这一实体看作是商品，而黑格尔则把这一实体看作是观念和自我意识。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5］269。这种被“掩盖”了的“抽象劳动”的抽象性表现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5］270－271同样，黑格尔把具体劳动及其异化抽象为自我意识的劳动及其异化，但是这种劳动如果离开了其所依附的具体的人，就只不过是“无人身的理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维的普通个体，而正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8］“用这种方法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9］所以，国民经济学的经济批判和黑格尔的哲学批判分别以实证和思辨的隐蔽方式“再现”了资本逻辑。国民经济学家们以经济学视角“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人类艰难生存状况，即活劳动被商品化为死劳动。黑格尔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再现”了人类正在被抽象理性统治这一时代精神状况。但是，当他们或者把人看作商品化的存在、或者把人看作概念化的存在时，两者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隐蔽“合谋”关系。不管是经济学批判还是哲学批判都没有真正触及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的根本差异，这也就没有从根本上对于资本逻辑展开真正的存在论批判，从而也就不可能跳出资本逻辑所构造的同质性的“物体系”。因此，拯救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创新辩证法在资本逻辑统治时代的批判精神构成马克思哲学的重要任务。

二、马克思辩证法对于资本逻辑的存在论批判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开始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社会关系从借助温情脉脉的情感加以维系转变为借助冷冰冰的利益加以维系。于是，黑格尔时期“批判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过渡到马克思“批判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而马克思强调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所指认的就是资本逻辑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剥削体系。黑格尔对于人的本质的辩证诠释无疑对《资本论》的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决定了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研究没有仅停留于对资本的发生现象加以科学的描述，而是始终保持着对资本逻辑的存在论批判。因为《资本论》对于资本逻辑的叙述不是科学实证意义上的经验陈述，而是哲学批判意义上的辩证叙述。所谓“辩证叙述”是指《资本论》的每一个概念都不只是抽象和孤立的经济学范畴，而是在经济学的外表下隐匿地表征着人类辩证存在方式的哲学范畴或存在论范畴。正如捷克哲学家卡莱尔•科西克所说:“政治经济学显然是一种存在哲学，它只把经济范畴看作某一隐蔽本质的信号或符号，看作人的生存状况的信号或符号。”［10］12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资本论》中经济学概念及由之所构建起来的经济学批判体系，其理论实质是建基于马克思新型存在论基础之上的哲学批判体系。如果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实体存在论的革命是近代哲学的基本趋势，那么在求索后实体存在论的存在论形态问题上，马克思给出了与德国古典哲学不同的解决路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诠释的存在论是一种新型存在论，它的提问方式和诠释模式与传统存在论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在《资本论》的手稿中，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来展开他的新型存在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关系背后所隐藏的是人的社会关系，或者说，经济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问题，只有把人看作是社会性的存在，关于的人的经济存在才获得了解释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11］49可见，经济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存在，这说明《资本论》的经济存在批判的动力来自于其背后的社会存在批判。马克思对于社会存在的强调是对于传统哲学所遵循的理论逻辑的颠覆，是对于社会存在论所遵循的实践逻辑的充分高扬。如果说哲学的旨趣在于建构关于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可能性理解，那么马克思哲学所追求的“可能性”是通过实践地批判和瓦解“现实性”来达到新的“可能性”的。传统哲学对于可能性的追求是通过理论化的概念系统重塑“现实性”，从而让不光彩和不神圣的“现实性”在哲学对于“可能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变得光彩和神圣，而这正是由传统形而上学固有的理论逻辑框架所决定的。面对现实世界的“不纯粹”和“不光彩”，马克思没有选择形而上学的理论逻辑路径，而是选择了挖掘“不纯粹”和“不光彩”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是生产过程中的根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本来应该让人富有尊严且让世界“光彩”的人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审美向度，劳动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中变成了可以买卖的物，劳动所固有的感性对象性和内在超越性被商品、工资、资本等冷冰冰的理性实存所遮蔽，而后者作为实体存在论的现实形体，其本身就暴露了看似“光彩”的劳资关系背后所隐藏的“不光彩”的存在论秘密。

在《资本论》的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只能通过人的社会存在论基础来回答。“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1］25。可见，马克思总是通过社会关系和生产实践活动来理解人的存在，物质生产活动对于马克思哲学而言具有存在论意义，它使得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存在得以可能，而马克思对于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强调，更是对西方以知识论为主导的存在论“视轨”的变革。当马克思以“社会观点”和“实践观点”去诠释人的存在方式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时，按照美国哲学家蒯因关于存在论划分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开创的新型存在论已不是传统哲学回答“存在何以可能”的实体存在论，而是一种存在论的承诺。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存在论承诺”是对人的“自由与解放何以可能”的“形而上性”承诺，从这一承诺出发，马克思重新审视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及其非自由状态，批判一切阻碍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羁绊。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及其辩证法的“实践逻辑”形态为理解马克思辩证法“解放旨趣”的“形而上性”提供了内在支撑。通过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理论地“言说”世界的存在“何以可能”的传统，马克思把人对存在的“言说”转变为人对自身存在方式的“承诺”。哲学存在论是人对自身理想性存在方式的守护和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超越性寻求。这种“守护”和“寻求”并不是书斋式的哲学思辨，而是不仅去现实地揭示现实生活中“资本的逻辑”对人的物化，同时去现实地批判和扬弃这种物化，从而把人的“形而上性”所“承诺”的理想存在方式在现实革命活动中实现出来。

第4篇：经济学范畴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经济分析法 法律 实践 不确定性

一、法律的经济分析之学理概念及其在中国的界定

（一）法律的经济分析之学理概念的界定

从学理上讲，法律的经济分析又称为法律经济学，其主要作用在于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律的形成和发展。由于这门学科是由经济学和法理学两大学科相互融合的新型课程，因此归类到边缘学科的范畴。要对法律经济学进行界定，需从两方面入手，其一，从经济学角度讲，法律的经济分析属于经济学的拓展分支；其二，从法理上讲，法律经济学通过不同的视角，对法律进行了更加透彻的观察和研究，从而形成了法理学领域的新型流派。

（二）法律的经济分析概念在中国的界定

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一概念是由国外引进，可是，国外的专家学者对其具体概念尚未达成共识，我国在引进这一概念时难免受到一些影响。但是，通过结合我国的实际状态，与国外理论和概念相结合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经济分析体系概念，由以下四点形成：

第一，它是一种研究方法。由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导致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对法律分析的同样适用。因此，经济学适用于法律的分析方法之本质是研究方法的优越性。

第二，它是一个交叉学科。之所以产生法律的经济分析这门学科，是因为人们经常运用经济学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律的结果。因此，法律的经济分析是处于法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第三，它属于经济学范畴。在早期，经济学的众多学者就已经把法律的经济分析归为经济学的一个旁枝，从而纳入经济学范畴。

第四，它属于法学范畴。法律的经济学分析虽然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手段，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法律。

二、法律的经济分析在中国运用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的经济分析在实际运用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只有通过充分的研究和分析，才能理清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理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法律的经济分析之缺陷与局限

1.可能会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

在经济分析中，理性假设可以实现财富的最大化，但是对于法律却不适用。建立法律的基本目的在于确定行为准则，增强做事的可预测性，提高对合法性的认识。如果完全引用经济学分析，就有可能导致人们的日常规范随着价格波动变化，对于相同的行为做出不同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影响司法判断的公平性。

2.有时会将问题理论化

经济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运用到法律问题中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表面的形式，因为法律问题涉及到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和社会活动规则，必须从现实考虑出发，并非依靠纯粹的理论体系就能够解决。

3.范围难以确定

在学理界一直有两个相反的问题。第一，自从法律的经济分析创始以来，就涵盖了整个法律体系，几乎涉及到法律的各个部门，这很可能导致一些法律领域无法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进行解释。第二，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某些领域视角过于狭隘，过于追求“法律中心主义”不能自拔。以上两种问题充分说明了法律的经济分析范围很难确定，两个问题也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要解决法律范围问题，就必须确立合适的价值取向。

（二）法律的经济分析在中国运用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无法避免的缺陷和局限，我们通过引入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得出其在中国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1.目前，法律的经济分析已经运用于中国的法律界研究工作，但是，由于其过于理性的方式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逐渐多了起来。中国的法律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比如传统的细想、道德、伦理、信仰等各个方面，这些因素本身就带有很多感彩，很难完全用过于理性的经济分析法去判断。

2.理论多于务实。在我国，法律的经济分析长期处于一种理论研究的位置，对于帮助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没有太大意义。就像一个花盆，摆在那里很漂亮，但是没有具体左右，是一个完全可有可无的东西，法律的经济分析同样如此，这些年很多学者花费大量经历研究，但是对于服务社会很难做出具体贡献，这也是近些年人们批评它“华而不实”的重要依据。

3.缺少定量分析方法。 定量分析法能够更加客观、真实的诠释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4.尚未理清其分析范围。法律的经济分析在国际上还没有形成公认的定论，在我国同样如此，我国还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对其确切的范围无法确定，导致在实际运用中经常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

三、针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在中国运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根据上文所述问题，可参照以下观点提出解决办法。

（一）关于法律的经济分析理性假设导致的不确定性问题解决办法

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理性假设和现实情况经常发生冲突，为了防止过于理性而产生的不公平性，可以效仿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根据实际情况加入“感性”因素，一方面由理性法律做后盾，另一方面根据事物具体情况做出判断，既提高了法律的确定性，也防止了“过分理性”的发生。

（二）关于理论多于务实的解决办法

由于我国法学界深受注释法学的影响，因此对法律条文的合理性通常依靠单纯的逻辑角度评价，一旦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就会产生很多实际性问题。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理清，注重法律的务实操作。

（三）关于缺少定量分析方法问题的解决

受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法学研究通常比较重视言辞，而忽视了数据的重要性，其产生的结果就是定量分析方法的低落。因此要消除偏见，提倡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

（四）关于如何理清法律的经济分析之范围

根据我国目前法理界的实际情况，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宪法及部门法；第二，反垄断法和政府规制问题；第三，法规和具有约束力及规范性的政策。对于前两个方面，可以纳入法律的经济分析范围，后者等我国理论更加成熟后可以考虑纳入分析范围。

参考文献：

[1]张玲燕.法律的经济分析理论探析[J].法制现代化研究（第五卷），2009（5）：667-668.

第5篇：经济学范畴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资源诅咒；资源型经济；经济转型

作者简介：曾传晖（1972-），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资源型经济与稀土资源开发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2-0082-05

对资源型经济而言，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理论界总存在着一个“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性问题。短期来看，天赋的资源毋庸置疑是资源丰裕地区的“红利”。但就世界范围的资源型经济而言，大量的资源型经济体却先后陷入内外交困的“资源陷阱”，出现类似“荷兰病”的经济现象，即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存在反向关系。在国外“荷兰病”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1993年，奥蒂(Auty)首次使用“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来解释这种现象，从而掀起了资源型经济的研究热潮。

一、资源与经济关系的认识演进

古典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学的最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问题。怎样促进经济增长，什么因素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探究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诸种因素和条件即寻找增长的源泉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焦点。而对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最广泛的研究方法是全要素生产率法。那么什么是生产要素？哪些资源能成为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如何形成？生产要素的国别分布差异如何形成？在解释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时，理论的切入点在于通过生产要素概念的衍生和延伸，引入资源。

资源与生产要素两个概念并不能等同。资源在经济学指对人有用或具有直接、间接经济价值的自然存在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价值恰恰是以资源成为生产要素为前提。资源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资源概念包括自然资源或禀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公共秩序与法律乃至信念和价值观。狭义上的资源则指自然资源，尤其是自然界的集中型资源，比如煤矿、金矿、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作为一切生产要素来源和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是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近现代工业化发展史的轨迹说明，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通常蕴含了更大的发展潜力，现实中也往往更为富足。为此，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传统的理论认识以及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国发展历程都认可：自然资源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具有重要且关键的作用，即经济发展会受益于资源禀赋，这是资源正效应即资源红利的初始表现。

理论界对资源作用的系统认识最早要追溯到威廉·配第、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在所有自然资源中第一个被给予肯定的自然资源是作为“万物之母”的土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价值分析中，肯定了土地资源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分析了土地资源有限性及拥有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后来的李嘉图在强调土地资源对经济的影响关系时都主要是基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所导致的资源产出递减趋势。边际革命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研究方向，仅仅关注不同用途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而资源在经济中作用的研究，则逐渐淡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而成为“生产力”研究范畴。与新古典一脉相承的当代主流经济学派则在忽视资源作用的路上渐行渐远。

尽管，资源的作用都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肯定，但自然资源却一直未能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为此，无论是哈罗德—多马模型，还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仅限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尽管，现实中资源对一国尤其是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经济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分析和研究中资源和环境都未能构成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约束条件。资源往往被主流经济学家假设为定值或无约束量，这种研究方法实则是将资源置于经济增长研究以外。从而，类似于古典经济学对自然资源的讨论基本上消失了。

相对而言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则真正走出了“资源即土地”的古典经济研究束缚。纳克斯和罗斯托认为，一切自然资源都存在潜在收益，有与“地租”一样的“经济租”或“资源租金”。租金进一步转化为资本，从而达到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则认为，缺乏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资源出口、提高资源出口价格获得资源型收益。且资源越是丰腴资源带来的收益就越高。当然，资源的作用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一切经由工业化起步的国家均无不受益于资本积累时期因丰腴而廉价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Wright和Czelusta认为美国工业化和快速崛起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采掘业的作用是分不开的。Dasgupta和Heal等人分析了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Hartwick提出了著名的Hartwick-rule投资规则，即只要将不可再生资源的Hotelling租金全部用于投资，即生产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就可以保证持续消费的可能。

第6篇：经济学范畴的概念范文

    1)由静态向动态,由计量过去到计量未来;

    2)由重视企业内部成本向重视内、外部成本并重;

    3)计量由简单的加减向综合化和数学方向发展;

    4)以货币计量为主向采用多种综合计量手段并存的阶段发展。

    关键词:会计成本;成本概念;传统成本;现代成本

    一、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

    会计学的成本是根据实际成本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的要求,按照成本计算对象受益的情况汇集和分配所发生的生产费用,所计算出的一定数量产品或劳务的个别劳动耗费的补偿价值。它可以用来计量企业生产经营性资金耗费、计算企业损益、考核企业耗费水平、限定生产经营性耗费补偿的范围和数量等等。会计学上的成本具有以下特点:

    (1)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重点研究生产成本。不涉及企业与外界和企业内部组织之间的费用。

    (2)是对历史的反映。只关心实际发生的成本,不关心未来的产出。

    (3)能够以货币加以计量。只核算企业成本中可以在货币支出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部分,不包括应计入而不能在货币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成本。

    (4)只计量实物资本成本,不计量人力资本成本。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作了透彻剖析,揭示了成本概念的经济内涵。他指出: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每一商品的价值W,用公式表示是W=c+v+m,公式中(c+V)这个部分即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用的劳动价格的部分对于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

    马克思从耗费和补偿两方面对成本进行论述。成本从耗费的角度看,是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中必要的劳动价值,即(c+v)部分,它是成本最基本的经济内涵;成本从补偿的角度看,是指补偿商品生产中资本消耗的价值尺度,即成本价格,它是成本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即成本是已耗费又必须在价值和实物上得以补偿的支出。马克思的企业成本理论揭示了成本的经济内涵。

    (1)从成本的经济性质上看,其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劳动耗费的价值度量,体现了成本的可计量性。

    (2)从成本经济内容上看,成本是商品价值(c+v+m)中的前两部分。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成本是生产该产品的个别劳动耗费,体现了成本的个别性。

    (3)从成本经济本质上看,成本是为生产一定数量和质量劳动成果发生劳动耗费的价值补偿,体现了成本的可补偿性。

    三、西方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

    (一)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概念

    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理论主要是从厂商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在生产经营中如何通过比较各种成本支出方案,最终作出生产决策,即以最小成本支出获得一定利润或以一定成本支出获得最大利润。也就是说,传统成本理论是以企业的生产经营为出发点,主要研究生产成本问题。传统经济理论中主要包括生产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几个概念及核算方法。

    1.生产成本。由于生产过程本身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因此生产过程中所投入和使用生产要素的价格就是生产成本,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生产成本的分析一般具有如下基本内容:

    (1)短期成本。是指在生产者来不及调整某些生产要素的情况下,生产一定的产出数量所花费的成本。短期成本(TC)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TVC)两部分,前者不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后者可随产量变化而变化,呈现递减、不变、递增的态势。短期成本有两个重要概念:平均成本(AC)和边际成本。平均成本又可分为平均固定成本(AFC)、平均可变成本(AVC)和平均总成本(AC)。平均固定成本(AFC)随产量增加而递减:平均可变成本(AVC)、平均总成本(AC)、边际成本(MC)随产量的增加而经历递减、最小、递增三个阶段。

    (2)长期成本。是生产者在可以调整所有的生产要素数量的情况下,进行生产所花费的成本。长期成本只包括可变成本,它是短期成本从长期角度看由那些最低值的成本所组成。长期总成本曲线(LC)、平均成本(LAC)曲线分别是短期总成本曲线(SC)、平均成本线(SAC)的包络线。企业可根据长期成本曲线来作出生产规划。

    2.边际成本。它是成本计量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边际成本就是指由于厂商产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成本费用。它可以通过总成本增量和总产量增量之比表示出来:MC=dTC/dQ.

    由于边际成本即厂商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成本,完全是可变成本增加所引起的,而单位可变成本又存在着先减后增的变化规律,因此作为它变动的结果,边际成本(MC)也必然是一条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边际成本作为一个动态成本的概念,对平均成本(AC)的水平及其变动趋势有着重要影响,表现为:当MC<AC时,AC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当MC>AC时,AC随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当MC=AC时,AC为最低。

    另外,边际成本分析,也可用于长期所有生产要素同比例变动时,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同机会成本一样,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家系统地考虑各种可替选择成本的关键性概念之一,其重要性甚至高于机会成本。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所言,我们最难以做出的决策不是做某事还是不做某事,而是多做还是少做些。

    3.机会成本。经济学一般着眼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故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从事某种选择所必须放弃的最有价值的其他选择。"机会成本不是实际的支出,而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度量,表达了稀缺与选择之间的基本选择。其具有以下特征:不是实际的支出,不关心已经发生的成本,而关心未来的产出,是对未来活动结果的预见。

    把机会成本作为现实的重要因素,其意义在于:

    1)有助于决策者全面考虑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法,以便为有限的资源寻求最为有利的使用途径;

    2)有助于人们理解货币成本和真实经济成本之间的差异,从而也就解决了资源的使用在会计上是盈利,在经济学上是否有效的问题。

    (二)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几个重要的成本概念

    现代成本理论突破了传统成本理论仅仅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的局限,更注重研究企业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细胞与外界以及企业内部组织之间发生的成本费用。

    1.社会成本。所谓社会成本是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的进行生产的代价,它既包括各项私人成本,又包括各种各样的外在成本,后者是指由于单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整个社会利益的损失。比如厂商生产经营中排放废气或污水,会引起空气和水资源的被污染,造成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引起社会环境治理投资或费用的增加。这一部分投资或费用尽管是由于厂商的生产行为引起的,但它并不或不完全直接由排污厂商承担,而是社会来承担。这种成本就叫外在成本。外在成本和"私人成本"的总和构成社会成本。

    2.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西方学者对交易成本定义众多,但并无质的差别,只是其侧重点或范围不同而已。科恩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支付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签约的交易费用;二是签约后的事后费用。最后交易费用概念扩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等等。阿罗使交易费用的概念,更具一般性;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都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

    交易成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交易成本是发生在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离开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交易活动不可能发生,交易成本也就不可能存在,即交易的社会性。

    2)交易成本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即交易成本不等于生产成本。

    3)在社会中,一切经济活动成本除生产成本之外的资源耗费都是交易成本。

    关于交易成本的计算,人们还没有达到像传统成本价格的计算那么精确的程度,但不少新制度经济学家正在完善对交易成本的计算。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恩,计算了美国1970年交换部门的交易成本,占美国GDP的45%。张五常估计的香港交易成本占香港GDP的80%,交易成本数额巨大。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说亚当。斯密时期的经济学家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费用的话,那么现代的经济学家再也不能忽略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了。"

    四、会计学成本与经济学成本之比较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赋予了成本本质的规定性,体现了成本的个别性和可补偿性,揭示了成本的经济性质,它对于研究对比会计学成本和西方经济学成本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2.会计学成本重点研究生产成本,其与传统经济学中的生产成本,边际成本范畴相同。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成本和边际成本概念已经比较成熟,其理论也广泛地运用在会计学实践上。

    3.会计学成本与机会成本。在传统会计学上,成本只是企业实际发生的,但忽略了机会成本,经济学则关心企业如何作出生产和定价决策,衡量成本时就包含了所有机会成本。在会计学中引入机会成本的概念有助于使传统会计在现有以核算为主的基础上加强参与决策,实施适时控制和开展经济分析等功能。例如,目前有学者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主张计量股权资本成本,将其视为真实成本,纳入会计核算中来。机会成本不是对传统会计成本的否定,而是对传统成本分析的补充,扩展了传统会计成本的内涵。

    4.会计学成本与社会成本对比。根据马克思的成本概念,成本的经济实质是价值消费和补偿的有机统一体。为此,人类的劳动消耗需要补偿,自然资源的消耗同样需要补偿。而传统会计所依赖的成本概念是立足于企业微观本身来处置成本补偿。若单个企业的生产行为造成自然资源的无偿占用和污染破坏,而不计入社会成本,就会以牺牲社会环境质量为代价而虚增企业盈利。社会成本概念告诉我们,应从可持续发展实际要求出发,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待成本耗费和补偿问题。为此,众多学者提出将社会责任会计和与之相应的环境会计纳入会计核算体系。在成本中反映企业生产商品对社会资源消耗和损失程度,求得实际成本的真正补偿。

    5.会计学成本与交易成本。传统会计学成本重点研究生产成本,但在社会中,一切经济活动除生产成本之外的资源耗费都是交易成本,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就存在交易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相关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点,是契约联结的网络。企业不仅与人力资本的提供者(雇员、经理)、实物资本的提供者(股东、债权人等)缔约,也与原料供应者、产品购买者缔约,还与政府缔约政府管制契约,与社会缔结有关社会责任的契约,故形成了人力资本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等一系列成本范畴,这些成本范围随着各种条件的成熟,会最终进入会计成本的研究范围。

    会计从来是服从和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的状态决定着会计运行的方向。传统会计学成本是适应于传统工业经济,在新的经济下,要求会计模式也要进行相应变革,而经济理论恰恰为会计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通过会计学与经济学成本之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学成本的发展方向,从中可窥视出会计未来的发展趋势。

    (1)传统会计成本正从单纯计量过去信息,正向能动地运用信息参与决策,提供未来信息的方向发展,即由静态向动态,由计量过去到计量未来。

    (2)会计成本由重视企业内部成本向重视内部成本与外部成本并重发展。

第7篇：经济学范畴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 李嘉图恶习 休漠的铡刀 经济学

THE TWO CLASSIC METAPHORS IN ECONOMIC METHODS

——review its apocalypse to Marxism Economics study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tract method and concrete metho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method and normative method are the two main questions in economic methods， which always induce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and ” Hume’ s lever-knife ” are the two famous metaphors， which are used to illum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meaning of the two economic method metaphors and review the apocalypse of them to the study of Marxism Economics.

KEY WORDS: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Hume’ s lever-knife; Marxism Economics.

导言

经济学方法论是一门有关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规律或规则的学问 。经济学方法论是有一定的层次性的，它既包括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如有关实证和规范之间关系的讨论，关于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讨论等都属于一般方法论的内容；又包括反映着经济科学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具体方法论，如借用物理学概念而发展起来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论，主张经济理论必须着眼于个人态度和行为或者集团行为而形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或整体主义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作用在于它具有独特的导向功能。如果没有个人主义方法论在19世纪末的广泛传播，微观经济学中的诸多理论就难以在当时产生和得到深化；如果没有建立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制度主义这一经济学“异端”也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另外，一种学说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总是会受到某种方法论的制约或支配。虽然很多经济学者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抱有否定的态度。

但是，在对西方经济学 引进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观点和学说，而在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辩论双方基于各自的方法论基础和前提假设进行讨论，已经在我们的实践中造成了太多本不应该存在的争议和概念的模糊。这种因为缺少对方法论研究而造成的智力方面的浪费是惊人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在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基础上，对劳动价值论的探讨，不能脱离“生产总体”及其不同的环节和过程，另一方面也要十分清楚这个环节和过程在整个经济关系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理论界争论较多的生产要素分配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分配环节和分配过程的问题。发生在生产环节和过程的价值形成，决定的是可供分配的价值总额，生产要素所有权等规定决定着对既定价值的分配份额。从价值的形成到价值的实现、再到价值分配，存在着系列的转化过程，这是总体内的辩证运动的过程 。不能对马克思总体方法论有深刻的理解，必然会造成对劳动价值论的重大争议。

这个例子的引入并不是为了比较某种方法论的优劣，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比较是必要的。因为对于不同的分析对象毕竟存在与之更加契合的分析方法。这里想突出的是，方法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的根本目在在于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经济学方法论中两个隐喻“李嘉图恶习”和“休漠的铡刀”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的过程中引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对这两个隐喻所涉及内容持有的态度，在此种意义上，后面的分析含有比较介评的意味，但是我们并不把某种态度作为标杆，而是在这种比较分析中，让各种方法自己显现出它的优势与不足。

一、“李嘉图恶习”

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 。1817年4月，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这是一本标志着英国古典经济学最后完成的著作。全书共分三十二章，马克思指出，他的理论完全包括在前六章中，而主要在第一、第二章（“论价值”，”论地租”）中，除货币一章以外全书其余各章只是这两章的补充和附录。确保李嘉图在经济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是他锻造了一般分析体系的能力，这种分析体系基于相对少的原理而获得广泛的结论，他的“体系”是演绎推理过程的一个纪念碑 。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有了他，经济学丧失了以亚当·斯密的方法为特征的经验倾向而变得严格和抽象了，从而经济学变成真正自治的东西。即它基本上不依附于除了从它本身的思想体系的内部逻辑中产生的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他的写作风格的特点是要缩小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运用之间的区别。李嘉图擅长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解释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进行诠释。熊彼特把李嘉图这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熊彼特，1954年）。

李嘉图拥护一种抽象的演绎方法是独创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李嘉图创立了许多抽象的名词来观察经济也具有独创性。没有比李嘉图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但也没有人在考察所涉及的原理时更忠实于“奥卡姆剃刀 ”这样的逻辑了 。李嘉图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他严密推理的分析体系显示了一种方法论的严密性，这种严密性是他的前辈和他的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所不及的。抽象在经济学中是必不可少的。“经济人”假设是一个最普遍、最重要的抽象了，即使是现代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鲁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等也都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之上。这些“参照系（reference）”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 。李嘉图的这种抽象方法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有相似之处。韦伯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使用“理想类型”的概念。虽然名称如此，但是它并不指任何规范的或者值得称赞的东西，而与现代经济分析中所使用的“模型”有亲缘关系。一个“理想类型”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构造，它并不描绘现实，而是通过夸张它的某些特征并丢弃其他的特征而从中抽象出来的。它简化了对经验上观察到的物质的假说、系统化和分类的形式化。

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这种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李嘉图研究经济现象运用抽象方法，以逻辑推论来发现其中的“法则”，即经济现象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这一方法给以高度评价，并做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明了李嘉图采用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 。这种方法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主要表现在，“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此亦有经典的评价，“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比例交换鱼和野味......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 。

第8篇：经济学范畴的概念范文

我认为，古今中外，财政就是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也是公共财政，它们是同义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演进，不同的国家财政又会有不同的模式（类型）。现在大家所说的“公共财政”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把它作为国家财政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突出它是一种市场型财政，却又有着特殊的意义。

“公共财政”一词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译。《美国传统辞典》对Finance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资金或其他财产的管理科学，二是指对资金、银行业、投资和信贷的管理。一般的英汉辞典则通常把Finance译为金融、融资或财务。因此，如果Finance一词单独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财务管理，而这种财务管理既可以发生在私人部门，如家庭、企业、银行的资金管理：也可以发生在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部门的资金管理。在Finance一词前加上限定词Public，此时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可见，单从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由于国家（或政府）是整个社会经济中最为主要、对社会公众有着最为广泛、持久而深刻影响的公共部门，因此，用PublicFinance来代表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是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所以，应当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因为财政就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我于1987年在把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编译为《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时，就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译为“公共财政”，有的学者认为那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不过，人们会问，如果PublicFinance是专指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的话，那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却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词呢？据张馨同志的考证，PublicFinance一词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国的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首次用来概括“财政（学）”这一范畴。而在PublicFinance被广泛采用的前后，财政（学）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数，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有之。这样，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那么将PublicFinance译为公共财政（学），用以特指市场型的财政，以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或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共性，不失为一个贴切的译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学者提出，自从1959年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为经典著作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经济（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别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别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念》和《公共经济学》，直接以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为书名。自此以后，多数财政学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称为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Economics）。而这种改名，绝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名字的改换，而是研究的范围、领域、方法、指导思想、所要说明的问题等等都有实质性的变化。照此说来，与西方国家财政学的发展现状相比较，“公共财政”的提法多少显得有些“滞后”了。

应该肯定，西方财政理论的研究的确在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也应当看到，尽管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对政府与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扩展、突破了原有的内容和方法，但是，对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最具份量的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不少财政经济学著作相继改名之后，却仍有许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财政”一词的提出和兴起，是在我国历经多年的财政经济改革，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之后，试图对逐步走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模式及其特征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在我国财政改革与财政理论发展的现实情况下，提出“公共财政”一词，并将其作为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类型），的确有助于标识我国财政职能转化的方向，有利于财政定位，是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近几年来，张馨同志撰写、出版了《公共财政论纲》等专著，发表了许多论述公共财政的文章，在财政本质与财政模式（类型）的关系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对国家分配论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了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肯定和重视。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国财经报》发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财政”一文，正式提出“为公共财政叫好”。总之，对于“公共财政’这一提法，我是持赞成态度的。

二、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我之所以对“公共财政”范畴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为它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正确把握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及其涵义、特征。不过，尽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并无姓“资”姓“社”之分，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就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可以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模式；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并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对我国财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顾及我国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因此，公共财政作为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的一种理论概括，固然不失其积极意义，但它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却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个概念才能正确把握我国财政改革的现状及其目标呢？我认为，从现实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角度考虑，还是要强调“国家财政”一词。一方面，国家与财政有着天然的联系，没有无国家的财政，也没有任何财政可以离开国家而存在，国家财政作为一个一般范畴，可以涵盖公共财政范畴。这样，在总括我国财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不至于因为强调国家财政，而忽视对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倡导；也不至于因为倡导建立公共财政，而脱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实。另一方面，和公共财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国家财政”一词，虽然看似有同义重复之虞——财政本来就是指国家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在财政前面加上“国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国家财政”一词却有助于反映我国财政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动推进的，对财政改革来说同样如此；第二，多年以来，我国财政一直存在“两个比重”偏低的情况，需要通过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对这种局面加以改观，以“建立稳固、平衡和强大的国家财政”（总书记为《领导干部知识读本》一书所作的批语）。由此可见，在现实情况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范畴，还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

在说明了坚持“国家财政”范畴的必要性之后，这里还有必要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经提到，国家财政与财政是一致的，财政就是国家财政，国家财政也就是财政；而公共财政特指市场型的财政，因此，国家财政包含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财政或国家财政的从属概念或者说是子概念。一般说来，公共财政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出发点，集中于从事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活动；但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现实中存在着的数量巨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运营，以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导致了在公共财政之外，还必须有一块活跃于经营性、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财政。而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这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就构成了我国国家财政的现实模式，所即谓的“双重结构（或双元）财政”（其中以公共财政模式为主）。

“国家财政”范畴的使用，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概括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张馨同志提出，人类历史所存在的经济体制有三种类型：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与之相适应，从财政活动的目的出发，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家计财政、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用“家计财政”来概括自然经济型财政的提法是否恰当，这里暂不讨论；但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我认为是欠妥的。张馨同志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国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个人只是企业或单位的行政附属物，整个社会以国家和政府为中心形成一个大企业，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与政府的经济计划来开展，从而财政也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的需要而活动的，这就具有了“国家”财政的性质。应当说，张馨同志对计划经济中的财政活动的总体状况的分析和判断大体是正确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的财政这一做法。我认为，财政与国家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这一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国家财政”这样一个带有“财政一般”意义的范畴来界定带有特定含义的计划型财政，很容易导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和人们的误解。比如，人们在否定计划型财政时，就会把“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从财政目的的角度划分财政类型，会在逻辑上产生这样的问题：既然家计财政服从于领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财政服从于公共需要，而国家财政服从于国家需要，要么，国家是公共性质的还是私人性质的？如果说国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说国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国家财政好像与家计财政又没什么两样。而如果这两种说法都不成立，那么国家就该是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混合体了。依据的国家观，国家财政的确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那么公共财政、家计财政又何尝不同时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无论答案如何，都将有违按照同一标准对财政模式（类型）进行划分的初衷。

因此，我认为，不妨根据计划经济下的财政大包大揽的特性，用“大一统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或许会更加合适些。

三、公共财政论的引进与本土化问题

我一向主张，对待，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既反对“僵化论”，又反对“过时论”。对待西方的东西，必须学习、分析、吸收、借鉴。既反对“排斥论”，又反对“照搬论”。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编译了马斯格雷夫的《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撰写并出版了《比较财政学》、《国际税收导论》和《财政学原理》等著作，为引进、吸收、借鉴西方财政理论做了一些工作。我认为，从财政活动的起因、客体、目的、模式和决策等五个角度看，西方财政理论是由市场失灵论、公共产品论、公共需要论、公共财政论和公共选择论等共同组成的。这些理论先后被引进我国，并得以论述和宣传。但近几年来，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财政论”这一提法上来，把公共财政论作为西方财政理论的总称或代称。

公共财政论是根植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土壤之上的财政经济学说。公共财政论的引进在我国已经有一段较长的历史，但是，它在我国的真正崛起和本土化却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受学说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土壤决定的。

第9篇：经济学范畴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观念价值 交换价值 使用价值 价值形式 市场营销

价值理论的内涵

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基础，它包括商品交换规律和收入分配规律。而商品交换规律是构成工商企业管理理论以及商品流通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因此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管理学科研究的重点内容。市场营销学作为现代工商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关注的消费者需求以及商品供应范畴，让研究者格外关注相关的价值判断和评价，因此价值理论成为市场营销领域一个重要内容。

从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的演变以及价值理论的研究对象来看，价值的内涵经历了从单纯的物的使用价值、效用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分离，这是人类社会商品交换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社会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商品交换的重要性以及交换价值的重要性，甚至产生了只有交换――贸易才能带来财富的社会主张。

古希腊的著名历史学家、作家色诺芬把财富定义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指出：“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来说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来说，只有在他们卖掉它时是财富。”（色诺芬，1961年）。色诺芬认识到了物品本身所具有的某种使用价值的属性，同时也注意到了物作为交换对象时给物主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种认识表明了财富本身所具有的直接满足需要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有利于交换的功能。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后来曾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二者都是鞋的使用价值，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谁就是利用了鞋”。亚里士多德把交换价值当作与直接满足个人需要的使用价值相对立的另一种使用价值来看待。

本文作者要提出的是：当色诺芬的笛子被不会吹的人收藏，没有卖掉；当亚里士多德的鞋子没有被穿也没有被换取其他东西的时候，该笛子和鞋子是否有价值？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为了说明价值问题，这里首先对相关范畴进行定义。

物务的定义及相关范畴

关于物务的概念

本文将一切可能为人们所使用或者享受的物品以及为他人提供的服务等统称为物务。它既包括人们的具体劳动成果，同时也包括非人类劳动创造的，但是为人们利用和享受的一切事物。例如，属于前者的计算机、食品；属于后者的被人们所留连忘返的大自然风光等。

关于观念物的概念

本文将基于人们特有的观念所形成的对外界事物的认知、态度、观点等称作观念物，它是人们在固有观念基础上，对外部事物思考的结果，反映了观念物持有者的基本思想与思维方式。例如人们对娱乐、人生以及死亡等的看法、观点都属于这个范畴。

关于观念产品的概念

本文把基于人们特有观念所形成的对外界事物的认知、态度、观点等的载体和表现形式称为观念产品。例如，针对企业或者家庭的理财方案、市场策划案，基于对市场认知的新型设计的有形产品以及服务等。如果说人们所持有的观念物是通过思考获得观念的直接产物，那么观念产品就是经过了具体的人类劳动以后所形成的观念物的具体表现形式。

关于观念价值概念

本文将人们对某种物务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感知称作为该物务的观念价值。这种价值基于感知者的观念、知识以及相关社会阶层对该物务的理解，并非一定能够换取相应的货币，当物务作为商品形态存在时，甚至与所包含的交换价值量差距很大或者是完全无法实现的价值。如果说使用价值是人类的具体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由人类的抽象劳动创造的，那么观念价值就是人的知识体系、观念体系累积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较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主观的产物，与作为商品属性的使用价值不同，任何物务都具有观念价值。

物务观念价值及其观念产品

本文所提出的观念价值，是基于人的认知的一种价值形态。它不同于物务的有用性的使用价值，也不同于商品交换中抽象的人类劳动创造出的交换的量上的关系和比例――交换价值，它是物务客观存在时为人们所感知的一种价值，即它是一种观念物。这种被认知的价值的高低一般会受到市场上对该物务的供求状况的影响，但不单纯取决于供求状况，甚至脱离了市场的供求关系作为人的感知对象，是人们对该物务的使用价值以及内在的交换价值的认知。如果说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关注是人天然产生的，属于自然属性，那么观念价值就完全属于社会属性。开篇所提到的色诺芬的笛子和亚里斯多德的鞋子，当它们不被物主所消费，即主人不吹笛子、不穿鞋子的时候，不同的人对这种时候物务价值的认知往往是不同的，有的会认为很有价值，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同时也会有人认为，闲置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其根源在于对物务认知的人的观念的不同。基于不同的观念的人对同一个物务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认知往往是不同的观念价值。同一个物务的不同人的观念价值可以不同，但是基于观念之上的知识而形成的价值上的认知，就成为了观念产品，成为了观念产品形态的观念价值是统一的。

中央电视台的《鉴宝》节目就充分反映了这种观念价值。持宝人将宝物进行展示，专家、持宝人和观众分别给出一个价格，三者之间往往差异很大，反映了三方对宝物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其中缺乏相关知识和能力的持宝者和观众给出的价格，属于观念物范畴，而专家凭借其丰厚的专业知识所给出的价格则属于观念产品范畴。三方同一事物观念价值上的差异，一方面，反映了三方所掌握的相关知识的多寡；一方面，反映了各自认知观念上的差异。一旦藏品到市场流通，实现的交换价值往往并非人们所给出的价格即并非各自差异较大的观念价值，而是会在买卖双方共同协商下得到一个共同认可的成交价格，而其中所包含的内在交换价值得以体现以及成交价格达成前提是买卖双方获得了对藏品一致的认知，即以双方的观念趋于一致为前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观念价值是以一定的观念为前提的，它与传统意义上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不同，但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物务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是物务存在观念价值的基础，正是物务存在着使用价值，人们才会从观念上去认知它的价值， 而这种观念价值在买卖双方之间的趋同过程就是该物务交换价格形成的过程。任何物务都存在观念价值，非商品仅仅表现为各种不同观念价值；商品所实现的价值量是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与人们不断趋同的观念价值所共同决定。

观念价值的营销学意义

观念价值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形态提出来，对市场营销学的发展以及企业的市场营销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拓展了价值理论的基本范畴和领域

将非人类劳动创造的物务引入到价值理论，从而为相关物务的营销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传统价值理论探讨的是基于人类劳动的价值范畴，而观念价值考察的对象包括所有能够给人们带来各种享受和效用的物务，这使没有经过人类劳动单纯由大自然作用产生的对人类有益的物务都可以进入到价值领域进行基于人类观念的价值考察。例如，人们对于环境优美的海滨城市的向往和留恋就反映了这种价值，正是这种观念价值的存在才导致了海滨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发展。

完善了物务的价值形态

观念价值描述了没有投入到使用也没有用于交换的物务的价值，为相关物务进入流通提供了价值基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深入，各种资产类物务的交易越来越频繁，对相关资产的估价成为一种常见的经济行为，观念价值以及观念产品概念的提出为这种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阐释方法，从而为相应的市场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专业人士提供的观念产品还是普通人对相关物务认知的观念物，都构成影响交易的重要因素。

提供了营销者考察消费者的崭新视角

观念价值是基于人的观念的认知的价值，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在营销活动中消费者是被关注的核心，本质上就应当是对其观念的关注。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的核心是消费者，消费者的认知、态度以及行为关系着其对企业所提供的观念、产品以及服务的认同程度与忠诚程度，而其中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消费者与产品、服务相关的生存方式与生活观念。因此，对于消费者观念的研究是当代企业营销工作的一个重点内容。消费者所认知的物务观念价值反映了其基本的相关观念状态，是其内在观念的必然流露，作为营销者只要了解了其外在的观念价值判断，就得到了深入研究其内在观念以及可能的对企业、产品、服务和品牌的态度和购买可能方式的途径。

观念价值作为基于人的观念的价值形态，随着人的知识结构、认知水平的发展、变化而发生演变，它为基于社会进步和发展而发展的行业、物务的价值评价提供了理论基础。例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市场营销学的发展，非盈利组织营销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由于非盈利组织的特殊性，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涉及的物务由于不进行商品的交易而不表现为交换价值，但是往往会存在很大的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能够通过人们感知的观念价值的形式来充分反映，并随人们的认知水平的提升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与此同时非盈利组织的经营者和管理者的观念价值也能通过相应的经营策略和战略体现出来。

提供了营销者细划市场的重要依据

观念价值的基础是当事人的相关观念，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对于同一个物务的价值判断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内在观念上的差异，为营销者制定科学合理的营销战略创造了注重消费者人文关怀的可能。企业的市场营销行为是以特定的消费群体为基础的，基于观念的市场细分更容易把握细分市场的基本特征以及变化的规律。根据消费者对相关物务的观念价值来划分市场的层次和范围，营销者就能够更为深入而快捷地了解市场的基本形状和发展趋势，从而有助于企业制定合理的符合市场需要的营销战略与策略。

此外，观念价值、观念产品以及观念物等相关范畴为观念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完整的范畴体系，从而为市场营销者对消费者进行消费观念研究提供了基本内容和方法思路。

观念价值作为一种基于某种观念所产生的对物务价值的认知，是市场经济时代人们对价值关注所需要的，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科学创新的需要，它解释了物务存在的第三种形态的价值描述。它对市场营销者的市场认知、营销决策提供了研究范畴和体系，有助于其对消费者的更为全面的认知，进而促进有效的营销策略的形成。

参考文献：

1.胡代光，周叔莲，汪海波. 西方经济学名著精粹[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2.蔡继明，李仁君. 广义价值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