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共同债务法律规定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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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债务法律规定

第1篇：夫妻共同债务法律规定范文

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为维持家庭共同生活以及为共同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1]夫妻共同债务因其形成时间和作用用途与婚姻家庭紧密联系，而与离婚诉讼密不可分。

在具体的离婚诉讼案件中，如果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一方当事人会提出诉请。为证明和实现该诉请，当事人一般会采取列举的方式提出夫妻共同债务的具体构成。对此，法院处理的要点有二，一是查明债务是否客观存在，二是确认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主要是审理查明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之间有无共同举债合意。[3]此问题主要是解决离婚时夫妻双方债务承担责任问题，并不直接涉及债权人权益。因为在离婚诉讼中，不管最终认定该共同债务是否用于共同生活或夫妻之间有无共同举债合意，债权人的债权只要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都可以向夫妻任何一方或双方主张清偿债务的权利。

而债务是否客观真实，不仅直接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存在，而且会因债权人没有参加诉讼而难以查明，因而涉及到债权人的权益。

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债权人权益时如何把握，审判实务中具体承办者在观念、做法上有很大差别，坚持一并处理者有之，主张另案处理者有之，通知债权人后视情况再决定处理者有之。如何客观审视和准确定位离婚诉讼中的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问题，是摆在审判实务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二、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问题的现行立法解读

（一）《婚姻法》相关规定解读

《婚姻法》第四章对涉及离婚诉讼和一些附带诉请等内容的处理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按此章规定，在离婚诉讼中，法院除了要对婚姻关系是否解除作出决定，还要依据第三十六条至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离婚诉讼中涉及到的子女抚养、抚养费的承担、探望权的行使、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对生活困难一方经济帮助等相关内容一并处理。因此，离婚诉讼属于复合之诉，解除婚姻关系的诉请是前提和基础，其它诉讼请求是从属之诉。在离婚诉讼中，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处理，是现行《婚姻法》的应有之义和原则要求。

（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相关规定解读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六条涉及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四条分别涉及婚前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负个人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认定问题，并没有规定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具体如何处理。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和第二十六条也规定的是夫妻共同债务责任承担的方式，而且非出现在离婚诉讼中，属于处理债权债务案件范畴。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中，只有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涉及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但该款具体的表述是夫妻财产分割问题。即使认为夫妻财产分割问题包含了具体夫妻共同债务问题，该款后半部分也直接否认了人民法院在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问题上对债权人的约束力，赋予了债权人另行请求的救济权。

基于对现行《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分析与解读，笔者以为，离婚诉讼中提起的夫妻共同债务诉请，按照法律规定，需要进行处理，但具体怎样处理，应该审理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审判实践中亦难以把握。因此，如果既要符合法律规定，又要符合审判实践要求，有必要对离婚诉讼中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视不同情况区别处理。

三、涉及债权人权益时夫妻共同债务不宜在离婚诉讼中处理

离婚诉讼中，当事人提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诉讼请求时，因情况不同而对债权人有不同影响。如果只是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这属于债务在夫妻双方的内部划分，不影响债权人的权益；但如果涉及债务是否客观真实，则对债权人的权益产生根本影响。笔者认为，后者不宜离婚诉讼中进行处理，因为如果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涉及到债权人的权益，如果在离婚案件审理中进行处理，存在以下问题：

（一）不符合离婚诉讼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目的

如前所述，夫妻共同债务因其形成时间和作用用途与婚姻家庭紧密联系，在离婚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往往会在起诉的时候，提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诉讼请求。但当事人提出该诉讼请求，追求的目的是为了明确夫妻共同债务偿还在夫妻双方之间的责任分担，而非对具体债务本身的清偿[2]。而具体债务本身的清偿，债权人根本不可能依据离婚诉讼中对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结果申请执行，自然还需要债权人另行主张权利。如果债权人因主张清偿债务的权利而引起诉讼，则属于债权债务类案件，不属于本离婚诉讼案件调整的范畴。所以，从当事人诉讼目的的角度来看，涉及债权人权益时审理具体夫妻共同债务，已经超越了本诉的范围。

（二）不利于保障债权人权益

离婚诉讼是以离婚为前提和基础的诉讼，其本质是身份关系的诉讼，当事人主体限于夫妻双方。但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不可避免涉及到债权人。在离婚诉讼中，因对当事人主体的特定限制，债权人无法作为当事人加入离婚本诉。特定情况下，债权人可以证人身份出庭，但此时其不能参与作证之外的其他庭审环节，也不能以当事人身份向法庭主张权利。因此，离婚诉讼中涉及债权人权益时，如果对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作出处理，无疑不利于债权人权益的保护。[4]

（三）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是否存在的证明标准难以把握

离婚诉讼中处理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关键在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和确认债务是否存在。前者不影响债权人权益。如果涉及后者，则对审判实务中的证据问题提出了巨大挑战。债务是否客观真实存在，举证一方要举证到何种程度，审判实践中很难把握。比如，在离婚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提出存在具体共同债务，另一方予以否认，举证一方有欠条为证，是否完成举证责任？如果没有，那么举证一方申请债权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是否完成举证责任？如果也没有，那么排除举证一方与债权人串通情形之后，是否完成举证责任？……如此看来，在离婚诉讼中一方究竟要举证到什么程度，才能证明债务存在，实难把握。

（四）现行立法为债权人另行规定了充分的救济途径

夫妻共同债务，其性质是连带债务。对于连带责任，无论当事人内部约定责任如何承担，都不影响债权人向任何一方债务人行使清偿债务的权利。《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更是明确了在离婚诉讼结束后，不管在该诉讼中是否处理了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债权人仍然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夫妻双方主张权利，赋予了债权人另行起诉的救济权利。可见，在离婚诉讼中，对夫妻共同债务责任分担方式的处理，仅仅约束夫妻双方，而并不对抗债权人。既然债权人合法权益能够通过另诉的方式得到实现和保护，那么，在离婚诉讼中，对一些难以查明的涉及债权人权益时的夫妻共同债务，法院进行处理，意义不大[5]。

四、离婚诉讼中处理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的实务思考

综上所述，离婚诉讼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是相关法律的要求，但如何处理夫妻共同债务，却留给了具体案件承办者非常大的裁量权，以至于不同的审判者认识非常不一致。那么，审判实践中，审判者如何达到认识的相对统一，笔者试图区分不同情况作如下设想。

第一，如果以调解结案，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予以确认。在离婚诉讼中，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债务没有异议，而且就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偿还已经达成协议，这种双方当事人真实、自愿、合法的意思表示，法院应予保护，并在调解书中进行确认。

第二，如果双方对债务是否存在和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没有分歧，只是就责任分担方式没有达成一致，则可在判决中列明夫妻共同债务的具体组成，并明确夫妻共同债务在夫妻双方之间的具体分担。

第三，如果双方对债务的客观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存在分歧，此时未涉及债权人权益，案件的审本文选自《法制与经济》，版权归原作者和期刊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在线客服，本站将第一时间删除，谢谢。理主要是解决夫妻双方对债务的承担。如果查明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依上处理；如果查明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则可在判决中列明债务的具体组成，并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依实际情况进行责任分割。

第四，如果夫妻双方对债务的客观真实性存在分歧，由于此时已涉及到了债权人的权益，则如前所述，审判者不宜在此离婚诉讼中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1]马荣、刘洋主编：《婚姻家庭纠纷新型典型案例与专题指导》[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2]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M]，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3]张驰：《我国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与清偿论》[J]，《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6期。

[4]刘亚林、刘世杰：《离婚诉讼中一并审理夫妻共同债务质疑》[J]，《现代法学》1997年第2期。

第2篇：夫妻共同债务法律规定范文

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婚姻法

夫妻共同债务作为消极夫妻共同财产，其理论基础在于婚姻的契约性和伦理性。基于夫妻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夫妻双方互享家事权，家事权制度也成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重要理论渊源。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不仅关系到婚姻当事人的财产利益，而且涉及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因此，在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处理时，必须始终贯彻私法自治原则、保护交易安全原则、保护弱势群体原则，恰当地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尽可能地实现实质公平。我国现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弊端。基于此，当前对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行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规定的弊端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约定为夫妻分别财产制，以及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该规定对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并非完美无遵循现行法律规定，即使夫妻一方恶意举债，只要夫妻双方未约定实行夫妻共同分别财产制，未举债一方也不能证明恶意方债权人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恶意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均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非举债的无辜一方在未享受负债利益，甚至不知悉所负债务的情况下，仍应对另一方所负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这种判决结果将给夫妻中的非举债一方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害和感情伤害，甚至给社会带来惧怕婚姻的不良现象。显然，这样的处理方法和处理结果与婚姻家庭法的立法精神也是相违背的。可以说，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做法虽易操作，但也存在天然缺陷，关键在于相关配套制度未能合理地兼顾到夫妻双方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对于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两种例外情形，以下分别讨论：

第一种情形：第三人知道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前面已经分析过，夫妻双方对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以第三人知道与否为判断标准，凡第三人事先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第三人事先不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仍为夫妻共同债务。这对限制夫妻双方滥用权利、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十分有利。但由于夫妻财产契约属于内部契约，具有较强的隐秘性，而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的约定仅要求夫妻双方采用书面形式，不要求履行公示程序，通常情况下第三人无从知晓。况且，司法解释还把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约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非举债的夫妻一方，非举债方如果不能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对婚后所得实行分别财产制，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就一律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这对婚姻关系中的无辜者实属不利，只会纵容恶意夫妻一方擅自举债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还应优先于债务人的利益，因为就权益受害者的防范成本来看，债权人方法风险的成本小于婚姻当事人。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债权人处于优势地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交易，而且完全能够通过选择实力强信誉好的交易对象；但生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配偶一方则不一样，其已经被束缚在婚姻之中，无法再行选择。因此，从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在保护第三人交易安全的同时，法律制度的设计也应该对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予以关注和保护。

第二种情形：非举债一方能够证明举债方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可否认，其立法的本意在于尊重交易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此制度设计缺乏生存土壤。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往往是以一方个人名义进行的，对于夫妻任何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另一方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负债一方与债权人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约定，都必须按照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夫或妻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向外负债时，很少有人会明确约定所负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即使夫妻一方想约定，与之交易的债权人一般也不会同意。根据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人具有完全的理性，都会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现实交易中债权人为了增加自己的债权担保，一般都不会与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假使夫妻一方的确与第三人约定为夫妻个人债务，要求未参与交易的夫

妻一方对“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进行证明，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有违举证责任分配时应遵循的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因为将某一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加在远离证据材料又缺乏必要的收集证据的条件与手段的当事人身上，而占有或者接近证据材料、有条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反倒不负举证责任，势必造成不公平。其后果是，一方假借夫妻之名，行个人事务之实，以期行为的后果由夫妻共同来承担，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利益。

总之，婚姻法进行利益衡量和制度安排时，表现出了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和对配偶的不信任。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表现为，只要借钱给已婚的债务人，不论其用途，不论恶意善意，只要没有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声明对债务人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一无所知，法院均奉送法定连带保证人一名；对配偶的不信任表现为，推定夫妻为利益共同体，一方对外负债而另一方必将受益，即使喊冤说确不知情或确未受益，均视为狡辩或推定为借钱不还之同谋。

二、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策略

（一）确认家事权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家事权的行使是夫妻共同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十分频繁，为保护夫妻双方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和交易安全，国外许多国家立法明文规定夫妻互有家事权，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日常家事权，导致夫妻共同债务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撑。故笔者建议在婚姻法必要明确规定日常家事权，包括家事权的范围、权利行使的方法和限制、对夫妻及第三人的效力等。法律设立日常家事权，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利于对夫妻行为进行界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负担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是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降低其债权落空的交易风险。

（二）明确界定夫妻共同债务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者夫妻双方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夫妻共同财产是维护夫妻共同生活的基础，而夫妻共同债务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减损，在本质上为消极夫妻共同债务。在婚姻生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从夫妻共同债务的特点来看，必须符合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对此，债权人负有举证责任。但是，如果非举债方可提出相反的抗辩来否认，即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非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且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除此以外，如果夫妻双方明确认可夫妻一方所负个人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有共同财产的，共同财产应优先清偿夫妻共同债务，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夫妻双方以其个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夫妻任何一方清偿全部债务。夫妻内部份额的分担由夫妻双方协议或法院判决承担责任的份额的，不能对抗债权人，夫妻双方对清偿共同债务达成的协议和法院对夫妻双方共同债务所作的承担份额的判决，其效力不及于债权人，即夫妻离婚后债权人仍有权向原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完全债权，任何一方有有完全清偿义务，以使夫妻双方对清偿共同债务永远承担连带责任。

（三）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公示制度

夫妻共同债务作为消极夫妻共同财产，与夫妻财产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来说，夫妻共同财产所产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相反，夫妻个人财产所引起的债务则为个人债务。我国《婚姻法》采用了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并存的夫妻财产制立法模式，并且规定如果非举债方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得，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通常情况下，第三人对夫妻财产制的约定难以知晓，要求债权人对此予以证明更是强人所难。解决此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公示，这也是目前国外立法中普遍采取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法国，夫妻在对财产进行约定时，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形式要件，不仅需要采用书面形式，而且还需经公证人进行公正，在完成公证手续后，还必须履行登记手续才能对抗第三人。《法国民法典》第1394条规定：“夫妻间有关财产的约定不仅需要采用书面的行使，而且应在公证人面前订立；订立协议时，夫妻双方以及有关的当事人，如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监护人等，或者其委托的人必须在场，并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财产协议做成后，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同时免费向各当事人提交一份未印花的白纸制作的证书。”纵观各国的立法，公示程序分为登记和公正两种。采取登记程序的有德国、日本、韩国及我国澳门、台湾地区；要求双方在办理婚姻登记时一并办理财产契约登记。采取公正程序的有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要求夫妻财

产契约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并经过公证。根据我国的国情，笔者建议对夫妻共同债务的约定采用登记的形式，以便对第三人产生公信力，也从而也相应地减轻了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同理，我国还可以尝试设立夫妻债务登记制度，尤其对经营性债务，应当事先进行登记，以避免在发生债务纠纷时，出现夫妻对债务履行的不公平、不公正，甚至还会避免逃避债务的情形。

第3篇：夫妻共同债务法律规定范文

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界限

婚姻法第41条，对共同债务的形式认定标准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但是如何理解其含义，有学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者一方为维持共同生活的需要或出于为共同生活的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务。”还有学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是因婚姻共同生活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履行法定抚养义务所负债务。”从以上两个定义，可以了解对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些学者意见，而我国现在的婚姻家庭关系已经不适合单纯的用“共同生活”为形式标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同时我们可以结合婚姻法的第18条和借鉴一些国外的先进理念，对夫妻生活的一些共同债务进行原则性的分类，确定夫妻共同债务。例如我们可以将夫妻生活的债务划分为共同生活之债，生产经营之债，赡养、抚养之债等视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对于其他债务，夫妻双方或者第三人能有证据证明为用与家庭关系的维系的除外，都推定为个人债务，夫妻双方也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完善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婚姻法的第19条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并未有具体的细则加以确定和规范。而笔者认为，夫妻对财产的约定不仅涉及个人财产的权属问题，也关系到夫妻之间消极财产的分配，即债务分配的问题。而夫妻之间债务的分配，可能是现时已经存在，也有可能是未来发生的，潜在的债务。所以以时间为分界点，婚前的财产约定和婚后的财产约定，因为发生时间的不同需要的方式也不一样。在婚前财产约定时，夫妻之间婚姻关系尚未形成，夫妻双方可以通过公证或者协议达成对财产权属以及债务分配的合意，这样事先已经存在的法律证明效力，夫妻之间债务的分配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关键在于婚后的财产约定，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具有隐蔽性，对于家庭外的第三人一般很难知悉，这样就会造成一定潜在的风险，所以在夫妻存续期间，夫妻在约定的对外效力上，立法上可以规定夫妻双方告知的义务或者经夫妻双方的同意，进行财产的公示，当然对于此项建议，也不意味着对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一概而论”式的履行告知义务和财产公示，而是可以区分对待，对夫妻一方或者双方从事个人合伙或者私营企业，因为两类性质的民商事活动，往往会产生无限连带责任，所以我们可以将此类型的夫妻财产约定规定必须履行告知义务或者选择财产公示，而其他情况则采用自愿的原则。

第4篇：夫妻共同债务法律规定范文

在法院执行实践中，对执行依据没有明确债务是否属于被执行人夫妻共同债务，在执行程序中如被执行人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能否追加被执行人的夫或妻为被执行主体？该类案件在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为数不少，尤其在基层法院中更是常见。长期以来，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和理解的分歧，各法院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其中一种做法是，要求申请执行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通过审判程序确定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后，再追加债务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另一种做法是，由执行机构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过执行听证程序直接裁定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主体。

两种不同的做法实际上反映出了法院在处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发生的债务的清偿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利益保护侧重点：前者只有在执行依据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下才追加执行，更倾向于保护非举债的配偶方的个体利益；后者则更侧重保护交易安全和债权人的利益，通过执行听证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直接追加执行，提高执行效率，减少了债权人的讼累。

笔者以为，由执行机构直接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追加执行，不仅具有法理和法律上依据，同时也更符合节省司法成本、侧重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和交易安全的立法潮流，体现了民事执行的效率优先价值。

一、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的基础

（一）理论基础

1、执行力的扩张理论

民事执行的依据是生效法律文书，其中大多数是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当事人以生效的法律文书为依据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依据该法律文书的内容行使权力，实施执行和履行义务。因此执行主体原则上应当限定在执行依据明确的主体范围之内，然而基于民事执行的效率原则，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降低司法成本及减少当事人的诉累的考虑，生效法律文书效力的主观范围会产生一定的扩张性。这种扩张可分为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和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两个方面。

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是指执行依据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或者一定范围内对于那些生效法律文书主文没有明确的主体产生赋予力和规范力。这些主体可以不需要经过实体审理程序，被追加为赋予承担被执行人的应尽的义务。执行力的主观范围扩张为没有实体权利义务裁判权的执行机构和人员裁决变更或者追加执行当事人奠定了基础，即执行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是民事执行过程中变更或者追加当事人的程序法理基础。

执行效力主观范围的扩张除了程序法的原因（如诉讼系属后当事人的继受人等可以直接追加为被执行人），实体法的原因同样会导致执行效力主观范围的扩张。从实体法的角度，如果案外人与执行名气确定的义务主体之间存在法定的连带责任关系，即使作为执行根据的生效法律文书没有明确案外人担连带责任，但只要法律明确规定执行依据中的债务人应当与案外人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案外人就有义务与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由于连带责任的不可分割性，案外人即使没有被纳入裁判程序，也可在执行程序中将其纳入程序，责令其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法定连带责任的不可分割性是执行承担的实体性原因之一。而根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发生的债务，除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外，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只要是夫妻共同债务，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执行机构有权追加依法追加其配偶为被执行人并依法强制执行其财产。

2、责任财产的恒定性

责任财产的恒定性是指生效法律文书在确定债务人财产责任的同时，其实也明确了承担该裁决义务的责任财产。就法院裁判而言，其对责任财产的判断具有对世的效力，未经法定的程序与方式，责任财产的属性不会发生变化。在法院判决的债务被清偿前，除非该财产依法失去责任财产的属性（该财产已经不是责任财产）均得用于清偿债务。因此，即使责任财产的所有权主体发生变化（如被继承或者被赠与），只要其没有失去责任财产的属性；同时裁决确定的债权没有实现，就应当被用于清偿债务。责任财产的新的所有权主体拒绝以该责任财产清偿债务的，执行机构可直接裁决变更或者追加该新主体为执行当事人。因此，无论是夫妻任何一方以个人名义所欠的债务，如果债务的性质是夫妻共同债务，其共同财产就是责任财产，不论该责任财产在夫妻哪一方的名下，都可以依法强制执行。从责任财产的恒定性的角度分析，只要所欠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执行机关有权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并依法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

（二）法律基础

1、执行机构的执行裁决权

在传统观念中，执行权与审判权是截然分开的，执行机构只能有“纯净”的执行权，对当事人实体争议的判断只能是审判机构的“业务”。事实上，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在执行工作中会面临着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把执行权与审判权完全分开，执行机构不应具有一定程度可以对当事人实体争议进行裁判的权力不能很好地解决实际生活中面临的诸多法律问题，因而不具有科学性。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3条赋予了人民法院执行机构一定程度的裁决权，即执行机构有权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对是否追加被执行主体作出审查和判断，在程序上也是由执行机构对追加被执行主体作出裁定。因此执行裁决权决定了执行机构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有权对夫妻共同债务予以认定和判断。

2、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18条、第24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债权人就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只有两种情形例外：（1）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且债务人或债务人的配偶对此能够证明的，应当由债务人本人承担清偿责任；（2）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的，如果债权人事先知道该约定，并与夫妻中的一方建立债权债务关系的，应当认定为个人债务，用债务人的个人财产清偿。根据此规定，可以发现：（1）夫妻对共同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是一种法定的连带清偿责任，这种连带清偿责任不论执行依据是否明确都是存在的；（2）在涉及到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下，法律对婚姻债务的性质采取的是“共同债务推定”的标准，即原则上都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只有在法定例外情形下才能认定为个人债务。因此，在执行程序中，有关执行依据确定为夫妻一方的债务，除了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外，都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负连带清偿责任，并与夫妻之间是否已离婚或对夫妻共同除财产作出分割，以及离婚后另一方是否再婚无关。执行机构可以在执行程序中应执行申请人的申请，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

（三）现实基础

民事执行程序的价值目标在于以低廉的成本高效地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人权利由法定状态转变为现实状态，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民事执行程序偏向效率价值。为了高效地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除了要求执行机构及其人员迅速地采取执行措施并穷尽一切执行措施迫使债务人履行义务，还应当赋予执行机构在一定范围内追加执行当事人的权力，使应当承担义务的主体加入执行程序履行义务，尽快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实现民事执行的效率优先价值。

此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力义务关系，尤其是明确了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中责任财产的范围，必须确保其权威性，维护其稳定性。如果一旦当事人所变化，就简单地将案件推回裁判程序，必然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如果在符合法律和法理的范围内，由执行机构通过一定的正当程序，直接变更或追加执行当事人，必然有利于一次性解决纠纷，节省社会成本、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二、程序构建——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程序及其救济

1、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程序的启动

（1）追加程序的启动方式

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程序的启动方式应当为“依申请启动”。因为该程序处理的是民事私权，申请执行人如果明知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的情形存在，而不要求追加执行，表明其放弃了对被执行人配偶追究的权利，人民法院应尊重申请执行人对私权的处分。

（2）申请追加的主体

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的实质是省略了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配偶依法应取得的执行依据。另外被执行人配偶在其后的执行异议之诉中须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因此，仅得以申请执行人为申请的主体而不允许以被执行人为申请的主体。

2、执行机构的审查

（1）审查的组织和审查的形式。由于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对有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影响重大，在对申请执行人的追加申请进行审查时应当由3名以上奇数的执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至于审查的形式，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即可，但在必要时应当询问有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为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追求的就是执行效率价值和程序效益，况且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的裁定并不具有终局的效力，有关利害关系人可以对之提起许可执行之诉或执行异议之诉，所以不需要采取审理或者类似审理的听证程序进行。

（2）审查的方式。由于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被执行人配偶被追加为被执行主体时，执行机构依据的是实体法或程序法的规定。但申请执行人的主张是否成立，则需要执行机构进行审查，并在审查时要允许被执行人及其配偶对之提出抗辩。否则，虽然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并不具有终局的效力，但仍会因其不当适用甚至滥用而造成对有关当事人权益的侵害。故笔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须由执行机构进行实质审查。

（3）审查后的处理。第一，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的追加申请。经审查，如果执行机构认为申请执行人的追加理由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的适用情形，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适用情形的存在，则执行机构应当以裁定的形式驳回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裁定作出经送达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不允许申请执行人提请复议，申请执行人对之不服的，则可提起许可执行之诉。第二，裁定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主体。经审查，如果执行机构认为申请执行人提出的追加申请符合法定的情形，且证据确实充分，则应当作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主体的裁定。裁定作出经送达当事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不允许被执行人配偶提请复议，被执行人配偶对之不服的，则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3、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的救济程序

虽然夫妻共同债务的追加执行提高了执行效率，体现了程序效益价值，但是由于在作出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的裁定时可能对有关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或者程序权益造成不当侵害，因此有必要从程序上赋予可能受到不当侵害的利害关系人以救济的权利。从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编写的《执行文书样式》中关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异议裁定文书样式的规定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认为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裁决是程序性裁决，对人民法院的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裁决不服的，应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提请执行复议。

但笔者以为，虽然在执行复议程序中也有攻击防御等程序以保障有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但是这些程序不如审判程序中的攻击防御等程序更能保护有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容易造成对执行案件当事人和案外人权利的侵害。同时，对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要先对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认定，这本身就是对有关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进行的判断，这种裁决应是实体性裁决，应该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解决。具体讲，可以采取许可执行之诉和执行异议之诉来解决。

a、许可执行之诉

（1）许可执行之诉的概念和性质。在一般情况下，许可执行之诉是指依据执行力的扩张，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为被执行主体而被执行机构驳回时，申请执行人以该第三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的诉讼。其性质有三种观点：给付之诉说、确认之诉说、形成之诉说。笔者认为，许可之诉的性质应为给付之诉。申请追加执行的实质是省略了申请执行人对第三人依法理应取得的执行依据，而许可执行之诉的实质是在申请执行人的追加申请被裁定驳回时，赋予申请执行人提讼的权利以“复圆”被省略的诉讼。故此，从本质上讲，许可执行之诉是申请执行人要求第三人对其承担清偿义务的给付之诉。

（2）许可执行之诉的程序。

第一，诉讼当事人。在申请执行人申请要求将被执行人配偶追加为被执行主体而被执行机构裁定驳回时，许可执行之诉的当事人应以申请执行人为原告，以被执行人配偶为被告，以被执行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二，管辖法院和适用程序。许可执行之诉应当由执行法院管辖，审理机构应为审判机构，适用程序与一般的诉讼案件相同。第三，期限。期限的设定是为了督促申请执行人尽快提讼，从而使法律关系处于稳定的状态。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第14条之一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依据执行力的扩张提起追加申请而被执行机构裁定驳回时，申请执行人应于裁定送达后10内向执行法院提起许可执行之诉。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该规定，规定申请执行人应在收到驳回申请裁定之日起10内向执行法院提起许可执行之诉，否则不得并丧失申请对被执行人配偶进行强制执行的权利。第四，法律后果。申请执行人提起许可执行之诉并获得胜诉的确定判决后，被执行人配偶不得声明不服，也不得再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如果申请执行人败诉，则不得再以被执行人配偶为被告另行诉讼。

b、执行异议之诉

（1）执行异议之诉的概念和性质。在执行过程中，第三人以执行行为已经侵害或将要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而向执行法院提讼，此为通常意义上的执行异议之诉。其性质有三种主张：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笔者认为，在夫妻共同债务追加执行的程序中，设置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赋予被执行人配偶有主张执行依据中的债务非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权利，故异议之诉的性质应为确认之诉。

第5篇：夫妻共同债务法律规定范文

钟惠

Q:你不必承担偿还责任,因为上述债务系黄某的个人债务,而非夫妻共同债务。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有上述规定,但并不能就此认为凡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对外所负债务均为夫妻共同债务,因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有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之分,而只有当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时,才能依法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如果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应当由个人承担。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为了满足共同的生产、经营、生活需要,互相履行和享有夫妻权利义务,或为抚养子女、赡养老人所负的债务。即判断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尺,有且仅有是所负债务是否因夫妻共同之需所负,而不能仅仅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该司法解释中的“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同样离不开“为夫妻共同之需”这一前提。

本案中,对黄某向谢某借款你并不知情,且发生在你们一直分居生活、彼此无任何经济来往的情况下,自然不能认为是“为夫妻共同之需”,也就不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值得提醒的是,如果你们之间因此发生诉讼,根据有关司法解释,你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为黄某个人所负或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

多头就业致残,工伤找谁买单?

W:我因丈夫患病多年,为缓解家中经济拮据状况,同时兼职了3份工作。早上给一家公司送牛奶,白天在超市当收银员,晚上在一家歌厅做领班。4个月前,我在送牛奶时,由于三轮车刹车失灵,致使我在避让汽车中,连人带车跌入街旁水沟,除已经花费近万元医疗费用外,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近侧指间关节已经离断,经鉴定为7级伤残。我要求公司按工伤处理,但公司提出,其并非我唯一的用人单位,不能由其独自担责。而超市、歌厅则表示我受伤期间从事的工作与其无关,当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请问:多头就业时导致工伤,究竟应当找谁买单?

吴蔷

第6篇：夫妻共同债务法律规定范文

摘要：随着2004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颁布与施行，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发生了变化，在立法选择偏向于对债权人的利益进行保护的同时，大大增强了法院审理案件的操作性，提高了司法效率，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损害了婚姻关系中配偶一方的利益，难以有效化解纠纷，做到案结事了，一些案件更引起了当事人不断申诉和检察机关的抗诉最终重审原判决。因此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有必要对其认定标准进行反思，本文拟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的现实及举证责任的规定，反思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并试图重构举证责任以衡平债权人和非举债方的利益。

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举证责任分配及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与薛剑强成为夫妻，后于2010年离婚，在婚姻关系期间薛剑强多次举债用于赌博，并因此欠下100多万元的赌债。债主钱某等人提讼要求夫妻共同偿还债务。法院一审查明，被告薛某在2010年7到9月一共向钱某借款100万元，并有借条为证且借条上有其夫妻二人的签名，但的签名经鉴定，并非其本人所签。而借款实属薛某赌博所欠，并未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1]尽管如此，一审、二审法院都援引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判决由和薛剑强共同偿还债务。

幸运的是，在薛剑强在二审期间因诈骗罪在监狱服刑时，向法官承认了所借债务系用于赌博，同时也不断申诉，之后武汉市检察院向湖北省检察院提请抗诉，并最终使得该案得以再审。最后的判决结果支持了检方的观点，因薛某借款系其个人用于赌博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该债务系薛某个人债务，同时因赌博形成的债务属于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最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引发的热议也使得更多的案件在审理时更应注重对夫妻共同债务的理解以及对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审慎适用。

二、夫妻共同债务

司法实践中对于处理这类案件的争议焦点就在于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何谓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共同债务在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核心含义相当，是指基于婚姻关系，由一方或双方为了夫妻共同生活或是承担法定的义务以及夫妻双方约定为共同债务而负担的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清偿，对外负连带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仍有较大争议，特别是适用法律上的争议。

主要认定标准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时间论

持该种观点者不在少数，尤其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后，司法实践中，依据第二十四条①进行判决的占了大多数。根据司法解释二颁布时举行的新闻会上最高院副院长的解读即“以时间为节点，婚前的债务原则上认定为个人债务，除非债权人能举证证明用于婚后共同生活。婚后的债务原则上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出现解释二中规定的两种情形。”[2]但在适用时很多法院出现了认识偏差并陷入了极端。认为只要合法有效的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就一律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余的都交给被告方来证明，无法证明是两种例外情形即可判决。并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的本意就是如此，更有甚者借该条否认夫妻共同债务需要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为了家庭利益更不用考虑有无夫妻之间的合意。

（二）用途论

持该种观点者的主要依据是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财产分割若干意见》第17条规定②、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第41条规定③以及解释二第23条的规定④，根据以上法律规定，要将一方个人名义举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除了考虑该债务是否发生在婚姻关系期间，还须考虑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履行法定义务。这也与法律基本原则相适应，符合权利义务一致性的要求。要认定一方举债为夫妻双方共同债务则需举证证明非举债方在举债后获得了相应的权利或利益。如果一方并未享受任何利益而要求其为此承担债务显然违背公平正义的要求。持该种观点者往往回避解释二第24条，并要求债权人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若无法证明则认定为举债方的个人债务。

无论是时间论还是用途论都存在不足，时间论者忽视了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极端的案例如同引文中出现的案例，盲目适用该条款不仅会导致法律适用错误还会产生很严重的社会后果，使得非举债一方的未来若干年的生活陷入困境，引发不断申诉，并对司法正义产生强烈质疑。不但无法发挥法律的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纠纷的功能，反而会激化矛盾。因为对于一方举债用于赌博，、犯罪等活动即使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显然应当由其个人承担法律责任而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理应是合法受法律保护的债务。而用途论者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尽管夫妻共同债务需要考量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将举证责任完全归于债权人也将债权人置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债权人对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被动的，往往难以举证，这既不利于交易安全也不利于市场交易秩序的维护。

在考虑适用解释二第24条时应当确定其前提，对该条款的应用并非无条件适用，不应陷入绝对化。在夫妻离婚后债权人要求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责任。理应是基于夫妻共同生活依据是《婚姻法》第41条。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对于举债的原因，借款的过程，借款的去向、用途还款情况及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等进行充分调查与审查。将借款以外的一切证明责任推给非举债一方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无益于纠纷的解决。

（三）举证责任分配及重构

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颁布并非未经过严格的论证，在其颁布之前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存在争议的，法院几乎无一例外的认定为个人债务。因为债权人往往无法取得有效证据证明其借款用于借款人夫妻共同生活而不得不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当时出现了较多案件夫妻通过假离婚的方式将债务约定为一方承担而财产则归另一方所有。以至于债权人追偿时经常面临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困境，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得保障。基于这样的背景最高院出台了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二，其本意是：“既要保护夫妻的共同财产，也要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既要保护夫妻的共同利益，也要维护男女双方的个人利益。”[3]司法解释二出台的初衷固然是好的，但其举证责任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背离了初衷，逐步形成了对债权人利益保护力度有余而对非非债一方利益保护严重不足的局面。使得虚假债务的机会主义行为大大增加，即举债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严重损害非举债一方利益的行为。更出现了如引文中极端的案例。

笔者查阅了法律文书网上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后的多起各地法院审结的案例，绝大多数案例都是离婚之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夫妻双方共同偿还债务。而判决几乎无一例外的支持了债权人的请求。由非举债方承担连带责任，深受其害的往往是女方。在我们这个以男主外女主内为传统的社会即使在现代社会这种情形依然是主导。借款一方几乎都是男方而依据解释二的规定女方不得不承担巨大的风险，因为男方有很大动力实施侵害女方利益的行为尤其在夫妻感情不好的时候。而很多案例中举债发生在离婚之前的几个月，大都已经是夫妻感情破裂期间且常常在夫妻分居后一方对外举债。此时显而易见举债方的债务应当由其自己承担，采用形式主义的标准直接适用解释二第24条不考虑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是为了家庭利益是不恰当的。

两种方式的立法选择了不同的价值理念，由债权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是侧重保护夫妻财产利益，保护夫妻关系和睦，稳定。而由非举债方承担举证责任则是侧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选择哪一张价值理念本身不是冲突形成的关键，冲突的根源是在审理案件时，法官一味采取一种标准，要么适用当事人主义，要么适用形式主义判断，只要出现举证不能就给出相应的判决。而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形才使得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处理上不能很好的解决纠纷，难以实现实体公正。如何更好的适用法律，促进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化解，还当事人以公平公正。关键是科学合理的分配举证责任并在此基础上调动法官的积极性充分查证案件事实并形成内心确信。

要科学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就需要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对第三人发生债务时，重构其举证责任。首先要考虑债权人，举债人和非举债人三者的举证能力。之所以无论是当事人主义标准还是形式主义标准将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债权人或是非举债方都存在很大弊端，不可避免的将损害另一方的权益。

在夫妻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中，举债一方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与第三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一方又是夫妻中的一方当事人。因此存在三种可能：其一，举债人与债权人一方相互串通，借虚构债务损害配偶另一方的利益。其二，举债人与其配偶相互串通，通过假离婚的方式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其三，举债方并不存在与任何一方恶意串通的情形，但用于个人娱乐、个人消费或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却坚称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尽管几种风险同时存在，但显然对借款最为了解也最易收集证据的是举债方。

显然《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最大弊端在于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举证能力最弱的一方即非举债一方，显然不符合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而“公平正义原则是分配举证责任的最高法律原则，它是分配举证责任最初的起点和检验分配是否适当的最后工具。”[4]无疑这样的分配将让非举债一方陷入不可控的巨大风险之中。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非举债一方，而其并非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无法对举债一方进行限制，而往往诉诸法院的纠纷相对于普通人都是数额很大的纠纷，且诉诸法院以解决债权人借款纠纷大多是夫妻关于处于名存实亡的期间要么是在分居期间，要么是在协议离婚或诉讼离婚之后。在这样的非常期间，寄希望于非举债方举证证明该债务并非是用于共同生活显然强人所难，且当事人对消极事实不负举证责任。这就好像是刑讯逼供时要求他人交代自己犯罪事实一般。几乎是将还款义务强加给非举债方，因非举债方对举债的真实性，举债的数额，举债的用途很难举证，在未举债的情况下，怎么能举证证明举债的用途。与债权人比较而言，非举债方更处于弱势地位，并不会因为是举债方的配偶而更有优势，同时也无法控制相关信息。另一方面，直接推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会产生举债方恶意举证、非法举证或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的责任转移给非举债一方导致实体不合理的债务承担。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第三人将夫妻作为共同被告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件中，承担主要举证责任的一方应当是举债人一方。因为举债人作为与第三人订立借款合同的主体其对举债的事实最为清楚。对所借款项的去向，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最了解。从证据的收集角度来看，举证方相对于非举债方和债权人也有明显的优势。更容易收集证据，若其借款确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履行法定义务，能取得相关证据证明，则非举债一方应当共同承担还款义务，否则应推定为其个人债务。因此时存在两种情形，一种可能是其所称的债务是虚假债务，根本不存在相关证据。另一种是债务是真实的，但其用于个人不正当消费或非法用途，难以提供证据。

同时应当指出的是，举债一方不能提供相应证据时，是否一律推定为其个人债务，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为这还涉及到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对于举债一方难以提供足够证据证明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时，应当分配给债权人适当的举证责任，即由其承担补充证明责任。若债权人能举证证明非举债一方对该借款系明知且未反对或者是能举证证明借款用于举债方夫妻的共同生活、经营等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若不能证明则认定为个人债务。之所以将补充举证责任或次要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而不是非举债一方基于以下考虑：债权人作为借款合同的一方，在对外借贷时对债权的安全性应当持审慎的态度，特别是超过日常生活所需的大额债务。在借款之初就应当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并且作为债权人一方完全有条件控制风险。在发生大额借贷的关系中债权人与债务人夫妻往往是较为熟悉的，其完全可以通知举证方的配偶进行确认，或通过双方在借条上签字或取得其授权委托书或要求举债一方提供担保等方式来规避将来举债方与另一方串通逃避债务的行为。

从举证的难以程度角度考虑，债权人相对于非举债方因其是直接参与到借款的交易中的人，相对于非举债一方而言，债权人属于内部关系人，而非举债一方无法预见和控制;债权人对于借款合同的信息掌握较非举债一方更多，对风险的控制更容易。从举证规则看，主张积极责任一方应当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而非举债一方是主张消极责任一方，从这个角度看也应当有债权人一方承担补充的举证责任。

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制度上还有许多不足，包括但不限于婚前财产公证制度、日常家事权制度、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夫妻之间内部追偿制度及分居期间的共同债务的认定等方面。而本文着重考虑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举证责任，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基于上述重构的思路。笔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当基于由举债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并由债权人在借款人不能承担举证责任时承担补充证明责任，只要能证明是由债务人用于夫妻共同利益的或是属于法定事项的应由夫妻双方承担责任，不能证明则认定为举债方个人债务。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注解：

① 《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

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

③ 《婚姻法》（2001年修订）第41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

④ 《婚姻法解释二》第23条“债权人一方就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

⑤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

参考文献：

[1] 花耀兰、周晶晶.一方赌债是否夫妻共同债务[N]检察日报2014-05-08.

第7篇：夫妻共同债务法律规定范文

关键词：婚姻法；夫妻财产制；财产法

一直以来，婚姻法回归民法是当前法学界基本共识，而在论婚姻法如何实现回归及其具体思路上，往往又流于形式，对婚姻法进行纵向的改革，是当前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从宏观角度分析，在调整对象框架内，婚姻法和民法所涵括的基本是趋同的，其法律性质无明显差异。故而，婚姻法从属民法本质上其实属既定事实，不存在回归现象。

1 婚姻法与民法的关系

《婚姻法》是保障婚姻秩序的基础，有着严肃的公正性、公平性。追本溯源，婚姻法的实质其实是在于对夫妻双方的调节功能，其中包括婚姻中双方及其亲属间的诸多问题[1]。调节内容涵括了人身与财产关系。《民法》就是市民法，是保障民众各种不同权利的法律法规，法律的使用对象是所有人，因此，民法法律有着广泛的适用性。民法的实施性质，就是为了创造无等级的社会法律。

对比之下，婚姻法绝非是独立于民法体系之外而存在的，反而婚姻法更需要完全融于民法体系中来。究其原因，每一个家庭、婚姻，其形式本职上都属于“小与私的关系”。而“小与私的关系”在民法的性质上，是其大纲中的一个支流，因此，让婚姻法回归民法，从法理依据上是理所应当，不存在矛盾。并且，质的回归，即从社会形式转移到社会体制，也进一步实现了法律价值的最大化。

2 夫妻财产法的基本原则及夫妻财产法的保护原则

2.1 夫妻财产法的基本原则

说明法定夫妻财产关系问题，是研究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基本问题和原则。任何时代、任一家庭，夫妻财产活动都需要实施严格界定。夫妻财产伴随着时代变化在体现在各个方面上，从古时的道德约束发展到了法律约束，之后再从立法的基本原则层面上，就需要体现夫妻财产绝对平等。法律是对夫妻财产的重要支持，法律规范以外的夫妻财产可以说是静止。婚姻关系与家庭关系需夫妻共同维持，而夫妻婚姻中的共同财产就变成了法律争议。夫妻财产法不仅有规范社会的功能，更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也是夫妻、家庭、以及社会关系的体现。

2.2 夫妻财产法的保护原则

夫妻双方在法律的约束下平等的，对于财产法保护原则也基于双方平等、尊重当事人以及保护弱者利益等。不难看出，即便是夫妻而言，在法律原则下依旧属于独立的个体，而非以一体而论。当前，对于夫妻财产怎样进行保护已经成为社会的热议话题。在我国婚姻法法规持续调整的关系中，家庭关系特别是亲属关系，成为了其中重点。换言之，就变成亲属间的财产关系只是依赖于家庭维系，而假如婚姻关系消灭，则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学界争执也会随之消失。

在我国法律规定中，关于夫妻财产共同制规定是明确的，夫妻婚后的财产为共同财产。基于此可见，共同财产也就能够粗算为夫妻婚后的所有的共同财产。对此，笔者认为学界可以通过不同物权方案施以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把夫妻一方的财产，划分为另一方。而让被划分的一方，在婚姻中变成共同拥有财产的另一人。那么在夫妻面对离婚或是继承的法律情景时，夫妻理论上就需要划分、分享夫妻共同的婚后财产。

3 夫妻财产利益

3.1 共同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夫妻的婚厚财产，其中包括薪酬工资、各类奖金，个体生产与经营所产生总体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与获利[2]。

婚姻法规定中，工资和奖金是并列存在，非附属关系。国家或单位所给予的优秀奖励，皆属于奖金。但婚姻法又强调，奖金属个人所得，并非工资。由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奖金一般来说都属夫妻共同财产。只要处于婚姻延续时间内，都是夫妻共同所有。

对于个体创业夫妻，婚姻法强调，夫妻双方的劳动收益、收入与工资性质一样，同样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一部分。随着婚后财产的共同制，夫妻投资债务也是由夫妻双方一起偿还。其中，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投资和共同财产投资没有区别。

3.2 债券方案与物权方案

就婚姻法中夫妻内部关系来说，物权方案与债权方案基本一致：无论在涉及离婚、继承等法律情境，夫妻均能在经济上实现财产分享；在婚姻存续期，夫妻又都没有作为空间。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债权方案并非等同于分别财产制，债券方案对分别财产有明确的实质修正；第二，夫妻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所得财产，也许是婚姻存续期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分享，涵括以夫妻双方按份共有或共同共有的形式，以及一方要求另一方的债权请求权形式，但这些都并不能当成证成物权方案。究其原因在于，债权方案下，考虑下财产法规则，例如民事合伙、雇佣合同等因素，在婚姻存续期同样可能发生；第三，夫妻婚后财产属于夫妻共同所有，但这不意味着在婚姻存续期，夫妻相应财产也会在婚姻法中属于夫妻共有。因为无论通过何种方案，相应财产在离婚、继承等法律情境下皆会在经济上为夫妻分享，这也是伦理或观念上的共同“所有”。其完全可能有别于物权法上“所有”要义。此外，如果实施物权方案，婚后夫妻所得财产在婚姻存续期为夫妻所有，就更加“符合”原本模糊的伦理或观念。

3.3 债务归属

夫妻债务归属是我国的司法实务中的重点问题，但在具体规定上又显得错综混乱。这主要是基于我国现行《婚姻法》第41条对于夫妻债务部分非常简陋、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表述，这也直接显现了我国实务与学说环节对这个问题的要旨一直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换言之，《婚姻法》、《合同法》、《侵权法》等债法在调整夫妻债务归属时，相互间是属于何种关系？只有解决了这点，才有可能直指问题的本质。概而言之，本文提出两方面的法律解释思路：一是基于外部关系：夫妻的共同债务必定需要被规定成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债务人的夫妻个人财产”承担的债务，抑或是说债务人配偶及其所拥有的夫妻共同财产为限，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债务人配偶的夫妻个人财产不为夫妻共同债务负责。二是，基于内部关系：夫妻的共同债务、夫妻个人债务需要进行有别区别即分别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债务、夫妻个人财产债务。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婚姻法成立至今并在持续修正过程中，学界均有争执的声音。怎样维系婚姻存续期的财产安全，怎样规定财产自制，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中不断演化的法律问题。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基本思路，绝大部分上是婚姻法和物权法、合同法、侵权法等财产法协调的一个过程。而这种协调，必然会由婚姻法独力承担，这注定是婚姻法的一场独角戏。这也是婚姻法和财产法的调整范围所决定的：婚姻法重视是力在调整夫妻内部夫妻的财产关系，而财产法则是在调整任何人与任何人的财产关系。因此，财产法也并没有去考虑夫妻这一层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婚姻法却也无法真正兼顾与财产法规则下适用性原则。可以明确，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除了间接的、债权性质的手段、重点还是物权性质的手段。

参考文献

第8篇：夫妻共同债务法律规定范文

对于夫妻一方作为被执行人,能否追加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一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中的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对追加夫妻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的情况及程序作了规定,当然由于该规定为征求意见稿,并不具备现实的法律效力。但我们可以依据上述征求意见稿为骨架来设立如何在执行中追加夫妻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以解决执行实践中所存在的大量类似问题。与夫妻财产相关的其他规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所作的两个解释。

如果被执行人为夫妻二人,则可以直接执行夫妻的财产,而不管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这种情形比较简单,所以在此不再论述。当生效依据上记载的义务人仅仅是夫妻一方时,执行中就面临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该债务虽然在生效法律文书中仅仅为夫妻一方负担,如果生效法律文书没有明确该债务为个人债务时,是否可以推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如果可以,其程序如何设定?其次,夫妻一方债务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夫妻财产?再次,对夫妻财产的处理过程中,如何区分夫妻个人财产及共同财产以及家庭财产?

一、法律文书没有明确为个人债务的,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的第四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除法律文书确定其为个人债务外,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可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问题是该规定尚出于征求意见的阶段,还不具备现实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将上述《征求意见稿》发送到地方各级法院,其意图自然是让各级法院在执行实践中探索试用,待条件成熟后再正式赋予法律效力。可见,上述《征求意见稿》事实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在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的一个倾向性的意见。至于其合理性,需要各级法院在执行中先行摸索,总结规律。

各地法院对上述意见的看法不一。有的法院认为,上述规定仅仅是征求意见稿,没有法律效力,在执行中不应适用。其理由为,无论是审批还是执行,均应依法进行,每一个程序都应有法律依据。对于没有法律效力的《征求意见稿》,法院在执行中不应适用。否则,于法无据,法院追加被执行人时没有生效法律的支持,是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也有法院在执行中开始大胆适用上述规定,经审查符合一定条件的,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从而执行夫妻共同财产或夫妻另一方财产。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对一般债务的处理,主要的难点在认定和执行环节上,而笔者就自己多年的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特殊”债务的类型,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以求共识。

一、法律文书没有明确为个人债务的,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本人认为,如果各个地方法院均不去探索适用,上述《征求意见稿》将永远是征求意见稿,永远不会具有法律效力。个别法院及法官出于自身保护的考虑,执行中对新方法新规定不做探索,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所有法院都这样的话,司法的改革和完善将成为一纸空文。即使《征求意见稿》暂时没有法律效力,但仍有物权法、婚姻法及其解释可以适用。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上述规定说明,夫妻对财产所得的约定,只是对夫妻双方当然具有约束力,该约定不能约束第三人,除非该第三人知道此约定。现实中,第三人往往无法获知夫妻双方有财产归属的约定,如果以该夫妻内部约定约束第三人的话,第三人在交易中的风险就实在太大了。当第三人不知道夫妻之间有约定时,对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就应当以夫妻各自所有的财产或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清偿。既然是以共同财产清偿,说明该债务虽然是夫妻一方对外所负,但只要债权人不知道债务人与配偶有财产约定,该债务的义务人就应为债务人夫妻双方,也就是说可以推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既然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夫或妻一方所负债务,如果该债务进入执行程序的话,法院就可以应债权人的申请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

具体追加的程序,一般应由债权人提交追加申请,法院不应主动以职权追加。因为是否追加被执行人,是债权人的权利,法院应尊重其在执行程序中的意思自治。当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向法院提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时,法院应当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听证。执行法官应将案件转交专门行使执行裁决权的法官组织听证,被执行人及其配偶可以在听证过程中提交证据,以证实该债务为个人债务而非共同债务。依据婚姻法的上述规定,被执行人或其配偶应当提交双方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书面约定以及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事实。如果被执行人或其配偶提交了上述证据,经质证及法庭审核,认可该证据,则应依法驳回债权人的追加申请。如果被执行人或其配偶无法提交上述证据,则法院应当依法裁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对于追加被执行人的裁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上诉到上一级人民法院。上一级人民法院的维持或驳回裁定为最终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如果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未提起上诉,则原执行法院的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被执行人夫妻的共同财产。

执行工作中,经常有被执行人的配偶对追加不服,其理由是婚姻法第十九条仅仅是规定了“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情形,如果夫妻双方没有约定的话,就不应适用该条规定而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法院仅仅因为当事人无法提供债权人知道夫妻之间有关于财产约定的证据而作出追加规定,是错误的理解和适用了婚姻法的规定。本人认为,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分别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分别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分别财产制为法定的夫妻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效力优先于夫妻法定财产制。夫妻之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而夫妻之间关于财产约定的效力,婚姻法规定的很明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第三人知道夫妻之间关于财产的约定,该约定才对其产生效力,而其效力就是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有其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反言之,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约定,则约定对第三人没有任何效力,该约定就只是成为夫妻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对第三人不产生约束力。既然该约定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对第三人来说,该债务人与其配偶之间所适用的就是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所规定的夫妻法定财产制。

如果梳理一下,就会发现婚姻法第十九条的逻辑是,夫妻之间可以对财产归属作出约定。约定的内容是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则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约定的当然效力,对夫妻均具有约束力。约定的扩张效力,第三人知道约定的,在债务履行中对第三人具有效力。婚姻法第十九条仅仅规定了夫妻约定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对第三人所产生的效力。事实上,该款省略了其余两种情形约定的规定,而该两种情形,约定财产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是可以很简单得从第三款中推理出的。如果夫妻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所得归共同所有,依据权利义务相一致、权利义务相平衡的原理,该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自然应由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所得为夫妻共同所有,而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却由夫妻一方的财产清偿的话,对第三人显然是不公平的。在第三人知情的前提下,夫妻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夫妻一方对第三人所负的债务由夫妻一方的财产清偿,则夫妻约定财产部分归各自所有,另一部分归共同所有的,自认是以夫妻约定所确定的一方的财产清偿。当然,该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既包括夫妻一方名下的财产,也包括夫妻一方在夫妻共同财产中所占的财产份额。

上述“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的规定,既可以是尚未经有权机关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也可以是已经取得生效法律文书支持的债务。在债权人向债务人行使债权时,其可以依据上述规定向债务人本人及其配偶行使,也可以在生效文书确认

二、法律文书明确债务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时,不可以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

事实上这种情况极少出现,至少本人从未发现哪份生效文书中确认某债务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与其配偶无关。但如果确实有生效文书这样确认债权了,则说明该债务具有人身属性,该债务应当责任自负,与其配偶无关。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既不能直接追加夫妻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也不能直接执行夫妻另一方的财产。但这只是问题的表明,执行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到底哪些财产才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是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来区分,还是按照婚姻法的规定来区分。区分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主要是确认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将其个人财产与其配偶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产加以区分。如果依据物权法关于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规定,则不动产,以登记为准,动产以占有为准,法律规定登记可以对抗他人的动产不登记就不发生对抗效力。那么,无论在夫妻之间依据婚姻法的规定是一方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对于第三人来说,不动产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该不动产就为该夫妻一方所有;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的,该不动产就为夫妻双方所共有。动产夫妻哪一方占有就归夫妻哪一方所有。对于特殊的动产如车辆、船舶等,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就为夫妻一方财产,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的就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如果依据婚姻法来区分夫妻个人财产同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就应适用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来区分夫妻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夫妻对财产归属有书面约定的,则还要适用婚姻法第十九条。两种区分方式均存在缺陷。

如果仅仅依据物权法来区分夫妻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婚姻法中有关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仅仅在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具备效力,对第三人不具备约束力。而现实是,夫妻之间出于各种考虑,其共同财产往往登记在一方名下,即使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也可能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或另一方名下。如果强制以物权法的关于所有权的归属原理来划分夫妻财产的话,有过多干涉夫妻内部财产划分的嫌疑。而且,夫妻财产及财产权益除物权之外还有债权、知识产权等等,该种划分方式未能涵盖上述财产权益。再者,严格按照物权法的原理来划分夫妻财产,会经常造成事实上对夫妻一方权益的侵害。也会增加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制造虚假债务而侵害另一方权益的情况发生。如果仅仅按照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来划分夫妻财产的话,第三人的权益往往被侵害。第三人往往无从知道债务人是否已婚,更不清楚其配偶为何人,也谈不上清楚债务人夫妻财产,而在执行程序中适用婚姻法的规定,则可能使第三人有合理理由相信为被执行人个人财产的标的突然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上述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保护夫妻双方的利益以及与夫妻一方产生债务关系的第三人,更进一步则可归结为如何确立夫妻财产权属对外的公示性以及夫妻双方能够行使的权的限度。虽然婚姻法用三个条文规定了夫妻财产制度,但这些规定都是直接约束夫妻双方的,对第三人并不直接具有约束力。如果夫妻对财产归属有书面约定且第三人知悉该约定,则约定对其有约束力。如果第三人不知悉该约定,则约定对其没有约束力。在约定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在第三人眼中,该对夫妻所适用的就是夫妻法定财产制。同样,夫妻对财产没有约定的话,也应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问题是,对于夫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其往往无法清楚的区分夫妻所有的财产中哪些是婚姻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情形所得,哪些是婚姻法第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形所得。第三人所获知的仅仅是上述财产的外在公示形式:登记或占有。而当第三人与夫妻一方发生债务关系时,如果对第三人适用的是婚姻法所确定的夫妻财产的话,那么其之前所面对的财产公示形式将只是一种水中月、雾中花。这样一来,第三人的利益无从保障,市场的交易安全无法保障。如果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夫妻一方擅自将登记在自身名下的或自己占有的财产,转让第三人,应用善意取得原理,第三人如果是善意且支付了合理价款的话就可以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同样,夫妻一方可以恶意造成一些债务,善意第三人仍可以向夫妻双方主张权利。上述两种情况下,夫妻另一方的利益将被侵害无疑。为了交易安全,第三人的利益一定要保护;为了家庭稳定,夫妻另一方的利益也一定要保护。折中的方式为,强化财产公示效力的同时,限制夫妻双方的权。即,夫妻之间财产的归属适用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以及第十九条前两款的规定,夫妻财产对外的归属效力以其对外的公示形式为准。夫妻之间仅仅对日常家事具有权,对于对外较大的举债等活动,原则是仅对行为人发生效力。这样,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应作修改,应将该款去掉,并在第十九条之后增加一条,为第十九条之一,“夫妻无证据证实第三人清楚某财产为本法第十七条还是第十八条所规定的财产范围的,该财产以其登记或占有形式对第三人具备效力。”“夫妻共同对外所负的债务由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由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三、对离婚诉讼前已生效的判决书、调解书、公正债权(债务)文书等所规定的给付金钱义务的处理问题

在离婚诉讼中,当事人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法确认的债权或者自己所负债务全部未履行或者部分未履行的判决书、调解书、公正债权文书提供作债权或者负债证据,请求法院按夫妻共同债权债务分割或分担。由于婚姻法和司法解释对此类债务如何处理并无明确规定,处理难度较大。未直接负债一方没有参与原案件的诉讼,特别是调解结案的案件,大多没有进行举证、质证、认证的程序,所以,对该类债务一概判为夫妻共同债务分担,对未直接负债一方显失公平,不利于防止离婚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虚假债务损害另一方的合法权利。所以,对该类债务的处理,笔者设想:1、离婚一方列举了判决书、调解书等所规定的金钱给付义务,另一方无异议的,该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分担处理,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2.离婚一方列举了判决书、调解书等所规定的金钱给付义务,另一方不认可的,应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民诉法证据规定第九条第一款并未将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所确定的事实作为免证事实的规定,为此,主张共同债务的一方仍应负举证责任,需要提供该债务的去向、用途的相关证据和事实予以证明,方可按夫妻共同债务分担处理,且负连带清偿责任。

四、对离婚时双方均认可债务司法文书的处理问题

离婚双方在法庭上共认的债务应当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原则则是按照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那么法院就双方共同债务所作出的判决书、调解书,仅是为解决离婚夫妻双方内部之间的债务分担问题,对债权人不具有约束力,但离婚双方应履行法律文书规定的金钱给付义务。同时,夫妻的共同债务虽作了分担,但并不改变夫妻共同承担责任的性质,双方仍对共同债务负有连带清偿责任。如一方在清偿全部债务后,仍然有权依据法律文书向另一方追偿。

因此笔者建议,制作法律文书的主文有关债务项目应当注明“如一方未履行偿还自己名下的债务,另一方不得以本法律文书的债务分担条文对抗第三人,拒绝承担共同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未履行一方不得阻止对方负连带责任。承担共同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后的一方,有向另一方请求追偿的权利。”这样的作法,一是给当事人一个普法的机会;二是使当事人知道自觉履行偿还债务;三是使当事人懂得,离婚后,双方都逃避不了偿还共同债务的义务。

第9篇：夫妻共同债务法律规定范文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日益增加。特别是那些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者，其债权债务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且数额也越来越大。负债公民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假借离婚来逃避债务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也难以防止这种借离婚逃避债务的情况发生。故笔者想结合我国目前现状，就在离婚案件实践中如何防止债务人假借离婚逃避债务的问题提出如下几点探讨意见：，（一）查明离婚目的，实行债务担保制度

夫妻双方不管是到婚姻登记机关协商离婚，还是通过法院诉讼离婚，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首先都应该查明他们离婚的目的。特别是婚姻登记机关更应查明夫妻离婚的目的。因为，法律规定在婚姻登记机关，夫妻双方只要自愿离婚，并协商好了对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等问题，便可领到离婚证。如果婚姻登记机关不查明夫妻双方离婚的内在目的，这很容易让那些有心借离婚逃避债务的人钻空子。婚姻登记机关只有在有确切证据证明离婚双方不是为逃债而离婚，且符合离婚的其他条件，才可发给离婚证。这些证据可以由婚姻登记机关自行去调查、访问离婚双方所在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和其他熟悉情况的人，由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证明。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或无法证明不是为逃债而离婚的情况下，双方坚持要离婚，又未申报债务的，婚姻登记机关应责令他们提供债务担保人（债务担保人应有一定财产且必须出具书面担保书）。如果夫妻双方离婚后，发现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负有债务或存在个人债务，债权人主张债权要求他们偿还时，而离婚夫妻因离婚原因无法偿还，担保人对该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如果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查明离婚双方的确是为逃避债务而离婚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不予办理离婚手续。人民法院则应判决不准离婚，并给予民事制裁。

（二）申报债权公告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在调查过程中，应注重了解离婚双方对外的债权债务关系。特别是对那些从事商业活动又经营不善的家庭，为了防止因当事人隐瞒债务不报或只报部分债务给债权人带来损失，办案人员可在审理期间发出申报债权人公告，作为查明离婚双方债务的一种手段，通知离婚双方的债权人及时前来申报债权。公告时间、地点、方式由办案人员根据所了解的具体情况而定。但应注意，公告时间须计算在审限内，不能因此而超审限。

（三）夫妻双方的债务分担应征询债权人意见

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处理离婚夫妻债务分担问题时，一般是先由夫妻双方协商对债务的分担，然后法院加以确认，协商不成时，再由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财产状况判决。这种做法，不管是当事人双方协商还是法院判决，都将损害债权人的权利。对于夫妻共同债务通过协商或法院判决由其中一方承担，实际上变更了债务人，从债权债务关系上说，债务发生了转移，形成了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在理论界称之为债务承担。债务承但的成立须由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之间达成债务承担合同或新债务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或法律直接规定。本文中夫妻共同债务的分担不管是法院根据夫妻双方协议加以确认，还是法院直接判决都是法律直接规定。但是债务承担成立的另一个关键条件是须经债权人同意方能生效。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夫妻分担债务的这种债务承担，并没有征得债权人同意，而由法院越权代替债权人处分债权，从而侵害了债权人的对债权的处分权。至于夫妻单方所负债务，当事人为逃避债务，协商将该债务转移给另一方，由另一方负责偿还，而不征得债权人同意，这更加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或转移单方债务时，应通知债权人到场，征询他们的意见。这样对离婚后债权人向法院起诉要求债务承担人清偿债务时，可以减少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四）追加债权人为第三人

对于那些债权数额大或自己要求加入债务分担纠纷的债权人，法院可将他们追加为第三人。离婚本来是夫妻双方的纠纷，不存在第三人，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把涉及财产关系的纠纷从人身关系的离婚案件中分离出来，另外立案审理。债权人作为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可以第三人的身份申请参加诉讼，或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离婚夫妻及债权人三方可自行协商债务的分担及清偿债务的方式、时间、期限。协商不成，人民法院视情况判决。这样，对夫妻双方的离婚纠纷、财产分割及债务分担清偿纠纷同时进行处理，可避免债权人在夫妻离婚后，因债权不能实现又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双方偿还债务而耗费人力、财力，也减少了法院的诉累。

（五）法院判决一方负清偿责任的同时应判决另一方负连带责任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可由人民法院判决承担。这说明人民法院既可判决共同债务由一方单独承担，也可判决由一方承担，另一方负连带责任。对于债权人同意债务由其中一方承担的，毫无疑问，法院应确认或判决该债务由债权人同意的一方承担清偿责任。对于债权人不同意共同债务由任何一方单独承担，要求夫妻共同偿还的，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应视情况判决由一方承担，另一方负连带责任。因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生活共同维持家庭，特别是那些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家庭，夫妻双方还共同经营。对他们为满足家庭的生活需要或因从事经营活动而负的共同债务，其性质与个人合伙的合伙债务相同。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也可以比照合伙债务进行处理，在离婚时，由另一方负连带清偿责任。另外，法院这样判决，也是为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家庭越来越多，其经营额也越来越大，因经营不善，所负债务的数额也随着增大。离婚时，其债务由任何一方单独承担都难以偿还，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出发，判决由另一方负连带清偿责任，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