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调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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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观经济调控范文

对于一个成熟而且完善的市场经济体来讲，一旦出现经济过热，市场性调控手段理所应当成为首选，行政性调控手段只应当起到辅助作用。然而对于已经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来讲，这种选择却根本行不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本文对引发2002年底开始的这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完全由市场性因素引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加根本不可能成为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政府部门的扰动才是导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决定性因素。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提升城市档次、扩张城市规模而大肆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由此引发的直接投资需求和由此拉动的其它关联的投资需求，是运用市场性调控手段所很难调控的，最终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只有采取“一刀切”的行政性调控手段才能抑制这种宏观经济过热。

直接性的行政性调控手段虽然抑制了政府部门的投资冲动，但是同时也限制了市场经济微观部门的投资需求，不同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我国微观主体的投资需求并不是拉动宏观经济过热的主要元凶，这样，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投资需求同时被调控下来，也就重伤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元气，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进程。而宏观经济调控的出发点原本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所以，为了更好地完善宏观经济调控，防止政府部门今后可能再次推动宏观经济过热，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急需进一步明确。

一、引发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分析

近两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一直在持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统计公报，2003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1090美元。而由国际经验可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突破了1000美元的门槛以后，该国的消费结构就会升级，人们消费的基本方向由满足温饱转向享受和发展，从而会增加对住房、汽车、高科技电子产品、旅游产品、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在2002年和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6029．88亿元和6510．94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分别为1834．3l亿元和1943．30亿元，在人们的消费需求增加、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以后，不同产业之间的盈利机会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企业投资的方向也相应变动，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相应升级。

产业的升级在现阶段主要体现在汽车业和房地产业等一批产业的蓬勃发展上。当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以后，私人购车的需求也随之不断扩大，这是促进汽车Tql,高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2002年我国汽车工业的产量为325．1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90．9万辆，增长幅度为38．81％，2003年我国汽车工业的产量为444．3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119．27万辆，增长幅度为26．85％，汽车工业不仅产值在不断增加，而且产业效益也在不断提高。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长，对于住房的消费需求和房地产的投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见表l，房地产业在近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

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增加了对于钢材、水泥和电解铝的原材料的需求，同时也拉动了相应上游原材料能源产业和下游服务行业的发展。当跨进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门槛以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相互作用，两者螺旋式的上升，从而共同推进了宏观经济的加速发展，这种纯市场因素是构成此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之一。

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纯市场力量在此次宏观经济过热中所起到的拉动作用，然而政府部门的力量才是导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各地政府纷纷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市规模，提升城市档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任何地方政府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政绩考察的压力，但是它们却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开办国有企业或是上新的投资项目了，因为在已经开放的竞争领域中，国内的民营企业都已颇具规模，政府新建的国有企业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和这些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进行竞争，所以，摆在地方政府部门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开展市政建设工程。另外，某些地方政府非常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应的政府官员可以从中获取寻租的机会，在当前的社会监督机制还不甚完善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大肆开展低等重复建设，通过投资大规模的市政工程建设，他们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从中渔利，中饱私囊。这两方面重要原因共同促成了政府部门的投资过度。

然而很多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能力却非常有限，但是即使这些政府部门面临缺乏资金的实际情况，它们仍然各尽其能地筹措资金，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投资活动。另外，除了地方政府自身进行的直接的投资活动以外，它们还间接地影响到其它企业的投资活动，吸引其它企业扩大了投资，可以说，政府部门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拉动了本次宏观经济过热：

第一，政府手中的土地使用权和征用权是它们开展投资的重要依赖。

地方政府拥有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和征用权，因此它们能够以非常低的土地价格从农民那里征用土地，农民获取的补偿在很多时候可以说只是象征性的。大批的土地转手就能够以几倍、几十倍甚至更高的价格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是其它企业，地方政府由此获取巨大的利差，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也就等于获取了大肆开展投资的资金来源。另外，地方政府也可以直接以极低的价格征用来土地，从而大大节约了开展投资项目所需的成本，也就可以顺利地开展更多的基础设施工程，满足它们的投资膨胀。

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当土地被征用时，一旦应有价值被低估以后，不管它是被转手卖出，或是被地方政府自己作为投资所用，都相当于增加了地方政府本

不应有的巨额财政收入。这就为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提供了可能，也就成为本不应有的推动宏观经济过热出现的因素了。

第二，地方政府部门仍会常常依赖银行信贷以获取投资登金。

货币供给M2在1998年到2001年这四年之间大约增长了74％，政府部门在银行体系中的净债务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61．6％，四年一共累计增长了581．4％，而企业在银行体系中的净债务年均增长速度是10．4％，四年的累计速度只有48．6％，信贷增长明显偏向了政府部门，企业部门获取的银行信贷支持明显不足。

一般来说，除了一些特殊原因，政府部门不能够直接从商业银行贷款，那么政府部门又是如何获取大量的信贷资金呢?政府部门绝大部分具体的基础建设投资活动，比如供水、电力、供气、电信和铁路等等，都是由相应的国有企业所从事的，由于国有企业的改制尚未完成，它们和政府部门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地方政府设定投资指标或是发展任务以后，它们一般才是具体的完成者，所以在政府的投资活动中，它们起着决定性作用。当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投资资金时，这些国有企业的资金也就无法到位，很多时候只能通过向商业银行贷款而开展经营活动。由于国有企业的最大股东就是国家，国有的性质决定了国家的信用在其背后给予担保，所以，这些国有企业就可以扭曲地使用到政府信用，比较容易获取银行贷款。而且，在目前的现实情况下，即使是商业银行在审批过程中出现某些困难，地方政府也能够给予商业银行施加一定的压力，从而帮助这些国有企业获取银行贷款。

可以说，在这些信贷活动中，虽然政府部门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其中，但是政府的信用却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国有企业可以通过银行信贷而不计成本地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很多时候只是完成行政任务，投资项目的投入――产出比值对于它们的约束作用也不会很大，那么投资异常膨胀的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目前，国有企业由于从事政府项目和政府工程而拖欠银行贷款的情况，并不只是个别现象。

第三，地方政府也希望最大可能地吸引到非国有企业的投资。

在当前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约束下，他们的目标就是发展地方经济，提升自己的政绩，因此，在设定国有企业的投资任务之外，各级地方政府一般都会制定具体的招商引资计划，吸引非国有企业在地方上的投资。

然而非国有企业都是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微观主体，它们的运行机制不同于国有企业，一般只有当投资项目有盈利可能时，它们才会予以投资，所以，为了吸引投资，很多地方政府都颁布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性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增加投资，而土地优惠政策是其中最为频繁使用的一种优惠手段。当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获取土地时，投资成本无疑下降了很大一块，这样，一些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根本不会有获利可能的项目也变得极具吸引力，而且有地方政府在背后做支持，只要配合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这些非国有企业就可以顺利地扩大企业规模，间接扩大了正常的投资需求。

“铁本事件”就是地方政府吸引民营企业扩大投资的一个案例。铁本公司仅以自身的两亿资金，能够绕开中央投资项目的审批，投资了一百多亿的大项目，如果背后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铁本公司是当地的利税大户，而且能够解决当地的部分就业问题，所以才能够得到地方政府关于资金和土地等等方面的优惠，从而可以一路绿灯放行，而使地方政府可以甘冒风险违背中央政府规定的原因，无疑就是它们对于政绩的渴望。

第四，政府部门投资的示范效应也吸引了众多企业跟风涌入相关盈利领域。

由于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膨胀，大批基础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项目纷纷上马，由此增加了对于钢材、水泥、电解铝等等原材料的需求，煤、电、油、运等等能源供给部门出现全面供不应求的情况。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扩张给上下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出更多的市场机遇，企业是市场经济这个有机体中最为基本的细胞单位，只要出现市场盈利机会，它们肯定不会放过。

在地方政府的“示范效应”和“导向效应”的影响下，众多企业也随之跟风涌入这些出现盈利机会的产业，它们的投资需求也跟着地方政府投资需求的扩张而节节攀升，共同导致不必要的投资过度。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分析大致估量出政府部门力量在本次宏观经济过热中的大小。衡量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一个标志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而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政府部门的实际投资，在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43499．91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国有投资额18877．35亿元，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3．40％，同比增长7．2％；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55566．6l亿元，同比增长27．70％，其中国有投资额21661亿元，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8．98％，同比增长4．70％。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政府部门在推动本次宏观经济过热中的力量，见表3，在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可以说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门推动的，而在更新改造投资中，中央项目更新改造投资额和地方项目更新改造投资额两项，在2002年分别为1953．46亿元和4797．09亿元，在2003年分别为1915．96亿元和6708．90亿元。房地产行业中，2002年房屋施工面积为304428．15万平方米，其中国有经济占了63874．61万平方米，2003年房屋施工面积为343741．65万平方米，其中国有经济占了66758．04万平方米。

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地计算出政府部门在投资中究竟占了多大的比例，但是由这些数据可以大致分析得知，在本次投资需求迅猛增长中，政府部门的推动可以说成为最主要的原因。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次宏观经济过热，政府部门应当负起最主要的责任。出于政绩的压力和腐败的动机，地方政府部门大肆进行城市规模扩张、提升城市档次，即使面临资金缺乏的现实，它们也毫不节制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开工了一批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从而拉动了投资需求。另外，它们大势铺张地从事大量的低等重复建设所间接带动起来的各种投资，完全超越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的投资需求，这成为导致这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二、历次宏观经济过热主要也都是由政府部门所推动的

除了2002年底开始的这次宏观经济过热，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出现过四次宏观经济过热，这里我们再次对它们进行回顾，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政府部门在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中都起到了最为主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79年，结束于1983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起源于1978年的“洋冒进”，当时引进了22项成套设备，增加了财政支出和外汇支出，出现了财政赤字和外汇逆差；第二个原因就是在1980年开始实施“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当地方和企业的财权扩大以后，它们纷纷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开始兴办自己的加21532业，盲目地上项目，增加投资，掀起了小企业纷纷上马的，致使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同时也由此拉开了各个地方经济的重复建设的大序幕；第三个原因就是，价格体制实施初步改革，调整了部分产品的

价格，引起了价格总水平的上涨；第四个原因，为了偿还对群众的所年欠债，国家大幅提高了职工的工资，使得工资增长率大大高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样，包括财政赤字在内的很多因素共同迫使银行增加货币投放量，造成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然而投资过热是造成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84年，结束于1986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是各地的投资失控，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随着价格体制改革的深化，价格总水平随之提高，原来隐形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但是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信贷资金增长过猛、工资奖金增长过快，依然是造成本次通货膨胀的元凶。国务院在1984年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要注意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管理不严等等突出问题，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比赛增长速度，然而各地盲目上项目的现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第三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87年，结束于1990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主要起因仍然是预算外投资规模增速过快，消费需求膨胀。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明显，地方办企业的热情异常高涨，各地攀比增长速度，全国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过多，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承担的可能，财政支出大于收入，信贷规模过大，导致货币发行过多。虽然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宏观经济过热而采取了限制投资规模的做法，甚至不息停建、缓建一批生产性的建设项目，把该上的项目也暂缓处理，但是地方政府也马上推出相应的对策;这就出现了大量的所谓钓鱼工程，导致预算外投资规模膨胀得非常厉害。

第四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92年，结束于1996年。金融体制不合理是造成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体制原因，主导因素是当时实施的利率双轨制，专业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发放的几乎都是高利率贷款，企业很难获得低利率贷款。而这些高利率贷款的投向却是风险大、盈利高的投机性行业领域和奢侈消费品领域，比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生产性行业领域的企业很难获取生产发展所需的资金。而且很多银行往往一两个季度就用完了全年的预算，货币管理失去控制，当需要银行拿出资金用作收购棉花、粮食等用途时，却无资金可用，中央银行就面临着要么打白条、要么发行货币的两难选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仍然是地方上的投资冲动，各地政府又一次大肆开展重复建设，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达42．6％，1993年更是达到了50．6％，投资需求的过度增长导致投资品价格大幅上涨，继而带动消费晶的价格也随之上涨，财政赤字增加，信贷规模扩大。对此，199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固定资产投资要量力而行，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

在分析了这四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导致因素以后，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导致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一个共同的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所导致的投资需求过快增长。地方政府纷纷设立高的经济发展指标，不顾财力、物力的实际现状，盲目地上新项目、开办新企业，强行让企业扩张，争相攀比发展速度，重复设点、重复引进、重复建设。这一方面导致各个地方政府争抢投资的资源和能源，造成原材料产品的供需关系紧张，但是同时又没有合理地利用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一个方面无疑也使财政支出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导致财政赤字，扰乱了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由于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无法达到稳定货币的目标，在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要求下，中央银行最终都会被迫让步，超额发行货币，这就形成我国独特的“投资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的现象，从而引发经济过热，迫使经济管理部门实施“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措施。

三、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就在于让政府部门退出具体的微观经营活动

既然政府部门的投资渴望在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中都是最主要的扰动因素，那么为什么直到今天这种情况还没有得到改善呢?而且，由此前的经验可知，在治理此类宏观经济过热时，中央政府最终只有采取“一刀切”的直接性行政手段调控，才能够将过热的苗头压制下来，因为面对占据投资主体地位的地方各级政府的投资欲望，间接性市场手段是失灵的，唯一有效的选择只能是行政手段。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成熟，各种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日益壮大，“一刀切”的做法虽然压制住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投资冲动，但是同时也会对非国有企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从而伤害到经济的元气。

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应当着重的是对宏观经济总量的调节，通过对财政收支、货币供给、税收、利率以及汇率等等变量的改变，最终达到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不是让各级政府部门去审批每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是否合理，以及限制总的投资规模等等这些微观层面的事情。投资项目是否合理完全应当由银行、企业这些微观主体在市场上相互作用来决定的，最终由市场所检验，政府部门应当退出具体的微观经营活动。

政府部门的职能应当合理定位，政府官员越位的现象必须得到有效解决，政府部门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外，应该从经营性项目中逐步退出来，不应当再从事具体的经济活动事务。所以，相关体制改革的力度应该加大，政府部门的功能其实就在于创造并且维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促使市场经济稳定运行，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相应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才使用各种政策调控手段来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使得市场机制和国家调控能够形成合理的互补。但是，如果各级政府政绩考察的指标始终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如果法律体系对于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情况始终不能够有效监控的话，地方政府仍然会继续想方设法地强化自己手中的资源配置能力，类似于这五次宏观经济过热的经济波动仍然还会出现，因此，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然而，就当前而言，政府扩张投资需求所采取的方式比较前四次中采用的方式已经有所变化，以城市档次提升和城市规模扩张为特征的本次宏观经济过热中，政府部门不再是单纯地办企业、上项目、搞工程，而是通过运用手中的土地审批权和间接使用政府信用进行信贷这两种手段，来完成自己的投资愿望。因此，这两种手段所凸现出的问题也应当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1、政府运用土地审批权所出现的问题。

政府手中所掌握的土地审批权，可以使得它们以很低的价格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征用来土地，通过转手将土地倒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是其它企业，由此增加财政收入，满足自己的投资需求，或是直接降低自己投资项目中的土地成本，以最小的成本扩张自己的投资需求。

但是这种扩张投资的手段存在着诸多弊病，第一，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如此涸泽而渔的短视行为仅仅考虑了即时的利益，根本不可能支撑起政府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一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增加了，却为今后各界政府提出了难题；第二，就征用土地和转卖土地这两个环节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首先就是在土地的征收阶段，严格保护耕地是征收土地的前提，在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中，约有60％的农民还是依靠从事农业而生存，并且我国的现实国

情就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再肆意征用耕地不只是会断绝一些农民的经济来源，

而且也会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在征收土地时，一般都是一次性支付给当前的土地使用者一定数额的金钱，由于土地的价格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所以，农民获取一次性补偿的数额是否合理很难得到考证。另外，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一次性付清一定的补偿金这种方式对于农民而言也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农民都是依靠土地而生存的，不管土地究竟能够给农民带来多少收入，拥有土地依然会是农民最后的心理依靠。我国的农民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当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以后，他们就失去了立身之本，虽然他们可以一次性获得一定的补偿，但是不管是突发的意外事件所致，还是不恰当的挥霍所致，一旦这些收入被他们消费精光，或者人民币贬值的情况出现，他们就会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当政府部门需要征用土地时，可以尝试其它的补偿方式，比如说将土地从农民那里租用过来，政府每一个月都支付给农民相应的地租租金；或者从农民那里征用土地以后，将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障名单，每一个月都支付给他们最低的社会保障金，等等。这些做法可以在每一年都给予农民一定的收入，使得他们有一个长期生活保障的预期，由此可以消除社会生活中不稳定的可能。

其次就是土地使用权的转卖阶段，如何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土地价格这个问题再次被摆到政府的案前。正因为目前政府在批租、转卖土地时手中掌握的权力，才会导致寻租现象的可能，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很难明确界定，比较合理的做法应当是根据市场的供给需求情况而制定。所以，为了控制地方官员腐败的现象，在今后的土地转卖或是招租的过程中，一定要摒着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尽量公开竞标，规范、公正地选择土地所有权的受让人，由市场上的供给需求关系来决定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在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后，地方政府仍有责任跟踪管理，防止土地在利用中用途、权属发生变更。

2、政府信用不应该再进入信贷活动中。

很多地方政府部门通过让相关的国有企业部门大规模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宋满足自己的投资需求，投资主体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其实可以说就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在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来满足投资要求的，在它们背后，政府信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要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那么就应该让地方政府从具体的经营活动中彻底退出来。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但这不是说政府一定要进行具体的投资活动，政府应该从财政收入的具体情况出发，量力而行地安排公共产品投资项目，当政府自身的财力不足时，可以尝试与民间资本合作，共同提供公共产品。

其实，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供水、电力、道路与桥梁、垃圾处理等等公共事业部门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不仅公共产品的提供数量急需提高，而且服务质量也亟待增强。而只有当这些部门的投资主体不再局限于国有企业，能够让民间资本进入以后，相应的困难才可以逐步解决。

首先，通过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够提高投入产出比，提高公共事业项目的效率，也会有利于解决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由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有企业在很多时候只能是服从地方政府的投资愿望，根本不会考虑项目的效益如何，政企不分、盲目投资的现象在我国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目前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还很多，改制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相关的公用事业部门放开以后，也就引入了竞争机制，由此可以打破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垄断状况，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政企分开。而且只有当政府部门退出投资主体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平等地竞争。民间资本投资于公共事业是必然要求有回报的，新上项目的可行性也会得到更深刻的论证，这样就能够防止政府部门的投资膨胀，提高投资效率和公共产品的服务质量。

第2篇：微观经济调控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

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企业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这是它赖以生存、求得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财政资金和增加积累的源泉。因此，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企业和企业职工的利益之所在，同时也是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力之所需。何为企业的经济效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产量和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人则认为是市场畅销或上缴利润，也有人认为是产值。笔者认为这些都是考核企业的单项经济指标。马克思曾经说过，“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即低限度的，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产成本，但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这一论断完全反映出现代管理中有关“投入产出法”的实际运用。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指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有目标、有规则、有计划地按着“优质、低耗、高产、安全”优化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目标，有程序、有系统地组织企业的生产技术，分配销售等环节的工作，通过产品销售回收资金。在此基础上根据多方面的数据运用现代数学方法计算其投入、产出比例，以最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从而体现企业的经济效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在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真正形成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两个基本层次。对此，分别研究建立它们各自的管理规律和管理途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上述认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八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抓好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经济体制改革上述三个相互联系的任务提出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向，又提出了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管理体制所必须具备的市场条件和微观基础。这标志着我国对于在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问题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二者之间虽然没有天然的鸿沟，但也决不仅仅是范围的区别、量的区别、层次的区别。

一、从内涵上划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有两个标志

第一，是否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一个企业、公司，它的范围再大，产值再高，但它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属微观经济范畴。而县、乡的经济，它的范围再小，产值再低，由于它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因而属宏观经济范畴。在旧的体制下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国家统负盈亏，企业实际上是国家政府部门的附属物，而全国实际上也是一个大企业，也就很难区分宏观与微观经济。第二，是否是经济总体。一般说宏观经济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而微观经济则表现为一定的经济个体或经济系统要素。据此，不难得出结论，宏观经济就是指一定范围的经济总体及其总体运行。其外延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总体、地区、城市、部门、县、乡镇总体等。微观经济则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及其活动，其外延包括企业、公司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基本经济单位。因此，单从管理主体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国家政府机构发挥其应有的经济职能所进行的管理则是宏观经济管理。这一点也是划分宏观、微观经济管理的显著标志之一。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宏观经济管理就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大体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对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所进行的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等过程。在这里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是宏观管理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是它的客体，取得较好经济效益是目的。规划、调节、监督、服务则是它应发挥的主要经济职能。

二、理解、掌握宏观经济管理的本质特征

综观我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即一是要坚持搞活企业，搞活微观经济；二是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这两个基本方面是相互统一、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国民经济就不能协调稳定地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管理体系，这是由它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首先与微观经济管理相比，它的特点主要是：（1）管理主体的行政性；（2）管理客体的总体性；（3）管理方式的间接性；（4）所需信息的综合性；（5）管理目标的全局性。其次，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也有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1）指导思想不同；（2）管理主体与客体不同；（3）管理内容不同；（4）管理方式不同；（5）管理目的不同。

总之，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观经济体系不同于过去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系，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在指导思想、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变化。从指导思想上说，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而宏观调控体系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力求做到计划与市场即价值规律调节的统一。从管理的内容上看宏观调控体系则以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为前提，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混淆一起，统包统揽。宏观调控体系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国家政府部门以对整个宏观经济的长远和全局发展进行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上。从管理方法上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主要运用间接管理的方式，运用指导性计划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方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间接的调节和引导，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运用直接管理，指令性计划、行政手段为主的方法进行直接的全面的控制。

三、完善探索实现经济管理结构规律

第3篇：微观经济调控范文

针对发改委的批判，在推崇市场化的经济学家里已屡见不鲜，在去年9月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张维迎即指出“自从成立发改委后，中国改革的步伐就大幅放缓”。而此番许小年的“解散发改委”言论，其字面逻辑则显得更为彻底一些。

不可否认，自2003年5月发改委成立以来，其对宏观经济的统筹、区域经济的平衡，以及产业分布的调整上功不可没。而其在快速应对2008年次贷危机带来的冲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更是一度让包括非洲等落后国家、甚至欧美在内的市场化国家奉为榜样。

但是，在承认发改委部分功绩的同时，我们不宜“一白遮百丑”，从而忽视其巨大的负作用。发改委的负作用，最为核心之处即是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之于当下而言，发改委不仅主导物价调整、项目投资、产业补贴、企业债发行的审批，而且还参与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并且直接管理国家粮食局和国家能源局。

发改委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全面渗透，以致其一直被戏称为“小国务院”。而其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不仅已造成其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冲突，还大幅增加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成本，更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以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冲突为例，物价调整本应商务部最具发言权，企业债发行证监会应更具专业性；再以加大经济运行成本为例，当下项目投资走完全部审批流程，最快也要10个月时间；最后再以违背市场经济属性为例，由发改委主导包罗万象的物价审批，尤其是事关食品、消费品等价格的审批，不仅阻碍了市场的充分竞争，而且还使近两年的通胀治理已然进入“治乱循环”的轨道。

从市场主体的事实层面看，正是因为发改委具有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力、且在资源配置的实施中过于向国企倾斜，从而导致当下“国进民退”的日渐严重，而以民资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体，自去年以来“倒闭潮”更是频频发生。

从宏观经济的现实趋势看，发改委作为应对次贷危机冲击的主导部门，在其快速应急取得短期巨大成效之后，不仅使当下地方债务（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府）高达近20万亿元，而且近年来，我国的通胀水平亦高企在5%上下。

之于发改委经济运行层面权力的过度集中、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参与，以及资源配置对国企的明显倾斜，其实质呈现的更多是“计划”的影子，而非真正彰显“改革”的功能。当然，如果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全称进行字面解构，也许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其对市场化改革的事实阻碍，可能在其10年前成立之日起即已注定―通过“发展”在前、“改革”在后的全称解构，不难看出当初成立时“改革”为“发展”服务的逻辑设定，亦即是说，只要“发展”这一终极目的得到实现，“改革”可以相对忽视、乃至阶段性反向行之。

但是，缺乏真正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能够长久存在吗？依赖行政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能够不带来隐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之于当下而言，我国经济增长不仅已趋下行通道、出口顺差更是4年来降幅最大高达47.5%，而且已经形成地方债务、银行潜在坏账率、通胀水平的“三高”困境，更为严重的是，在行政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下，市场自发主体的创新活力已经持续萎缩。此外，过于违背市场化的微观经济干预，亦已严重弱化发改委之于宏观调控的核心职能，比如，近年来，其调控通胀，物价却屡屡攀升，其调控房价，房价却企高难降，其调整产业结构，真实成效却微乎其微。

之于当下而言，发改委大一统的权力结构亟须改变，在其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水平的同时，应彻底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其与其他职能部门的权力交叉，应逐渐向具体职能部门过渡，其与微观经济牵涉的具体事务，应尽快纵向转移至地方政府、甚至可以转移给市场中介组织具体操作。

第4篇：微观经济调控范文

当前我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突破这个最大的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加速农村的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进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去广东一些偏远农村考察，发现农民的发展观念非常落后，一直处于经济滞后，生活贫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出去的困境。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成了制约农村发展的枷锁。按照“分类指导，重点突破”的原则，笔者深入调研，发现农村发展的潜力和空间非常大，只是缺乏科学技术的指导，于是提出了“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在正确引导和鼓励城市企业走入农村的同时，还大力加强提高农民自主创新的意识，这样一来，城市的企业，通过利用农村廉价的剩余劳动力，获取了更多的经济效益，而农村不仅解决了劳动力转移不出去的问题，还开拓了农民的视野，更新了他们经营发展的观念和思维，实践证明，这样的经营模式，既降低了成本，也提高了产品质量，同样也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要促进农村的和谐发展需要切实做到统筹兼顾。为此，我们不仅要从宏观上着眼，还要从微观上入手，不仅要从横向上布局，还要从纵向上破阵，不仅要全面统筹好，还要重点兼顾到。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宏观经济调控首先和主要是总量调控，维护宏观经济的协调与稳定，也就是说宏观是研究大范围的，如国家、社会问题。微观是研究小范围的基层问题。实践证明，宏观调控总是要通过一个个微观调整，才能得以实现，而微观调控也离不开宏观调控的指导，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切不可分裂或对立。

我国农村面广人口多，相对于中央和省市来说是微观，而相对于乡、镇、村，社区以及个人来说是宏观，因此农村也就成为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交汇处，在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问题上，不能只强调宏观而忽视微观，也不能只强调微观就忽视宏观，只有通过落实科学发展观，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协调，综合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重点兼顾，切实解决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和矛盾，充分调动农民谋求科学发展的积极性，获取更多的综合经济效益才能全力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的新发展。

第5篇：微观经济调控范文

信号一：政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统计显示，目前，中国95%以上的商品资源由市场来配置，国家定价的商品不足5%，社会主要商品供求平衡和供大于求的已超过99%。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达到73.8%，早已超过市场经济临界水平（60%），毫无疑问属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说：“由计划向规划转变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又一个历史坐标。规划的特点就是从具体、微观、指标性的产业发展计划向宏观的国家空间规划转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从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中跳出来，转为对经济的宏观调节。规划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具体活动不具有约束力。可以预见的是，对于大多数行业来说，规划将主要运用市场机制，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投资效益将成为引导资源流向的决定性因素。在发挥国家规划对资源配置的指导性作用的同时，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将得以充分发挥。

信号二：过多过细的量化指标将被淡化，政府更加注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调控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要通过计划逐一配置重要资源，所以各项指标定得非常细。陈耀认为，过去我们制定的微观具体产业发展计划，更多属于市场、企业和资本自我调整的内容。而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今天，规划将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规划指标少而精，而且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从“计划”到“规划”，体现了从微观向宏观、从直接向间接、从项目管理向规划管理的突出转变。

专家预测，“十一五”规划将凸显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调控，比如以科学发展观为红线，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调考虑资源承载能力，为谋划中国未来五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提供一幅清晰的“路线图”。

信号三：克服“越位”和“缺位”，政府职能转变迈出新步伐“‘十一五’规划将强化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方面的指标，并成为配置财政、税收等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这是政府转变职能，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需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如此评价这种变化。

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的内容减少了，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内容充实了，规划侧重点的这一变化，对应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由计划到规划，表明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陈耀说。

第6篇：微观经济调控范文

（一）聚敛功能

由于资源和资金分配的不均衡，在任何时刻都存在着资金的盈余方和资金的短缺方，资金的盈余方有很强的投资需求，资金的短缺方有很强的筹资需求，金融市场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以及其灵活多样的交易形式，高效的运作机制满足了不同的投资者和筹资者的需求，金融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使众多的闲散资金闻风而来，经过金融市场的运作以后，投资者的资金转化成了筹资者的资本，小规模的闲散资金转变成了大规模的生产资金，金融市场的聚敛功能使资金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进行分配，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约了交易成本。

（二）配置功能

中国有句俗话说的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里的水可以看成是资金，资金的逐利性使资金总是寻找价值洼地，以便获得高额利润。所以说资金总是“流向”那些最有发展潜力，最能为投资者带来最大利益的产业和行业。以货币资金为交易对象的金融市场在利率机制的引导下，在交易者的互相竞争中很好的放大了资金的这一特点，金融市场的配置功能使有限的资金在利益的驱使下被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硅谷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科技聚集区的代名词，很多年轻有为的创业者们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风险投资者们对于这些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仅仅靠着创业者的一腔热血与热情，是缔造不了硅谷神话的，正是由于风险投资者们大胆的对于未来的投资才换回了一个又一个创业奇迹。中国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就是在风险投资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2005年8月百度已经成功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

（三）调节功能

调节功能。首先，金融市场具有直接调节作用。在金融市场大量的交易中，投资者为了确保获得高额的回报，在进行交易之前，一定会利用一切信息对投资对象进行客观的分析，从而做出投资决策，只有符合市场需要、效益高的投资对象，才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而且，投资对象在获得资本后，只有保持较高的经济效益和较好的发展势头，才能继续生存并进一步扩张。否则，它的证券价格就会下跌，继续在金融市场上筹资就会面临困难，发展就会受到后续资本供应的抑制。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总是能够通过证券价格的上升与下跌准确反映出企业的盈亏状况，进一步引导投资者的资金流向效益好、有增长潜力的微观经济部门，因此，金融市场通过其特有的引导资本形成及合理配置资源的机制首先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影响，进而形成一种对宏观经济的自发调节机制。例如，2011年，中国的双汇集团因为“瘦肉精”事件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其违背社会道德的做法，也在金融市场上得到了体现，其股票价格连续两天跌停，使双汇集团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也逼迫双汇集团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进行挽救。其次，金融市场的存在及发展，为各国政府实施对本国宏观经济的间接调控提供了条件。当一国经济出现过热或者过冷的现象时，中央银行就要通过实施货币政策来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进行影响，主要依靠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和利率等政策工具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这些政策都必须要借助于金融市场才能发挥效果，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才能对各微观利益主体产生影响。此外，财政政策的实施也越来越离不开金融市场，政府通过国债的发行及运用等方式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加以引导和调节，并提供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也对宏观经济活动产生着巨大影响。

（四）反映功能

第7篇：微观经济调控范文

一、区域总量性货币政策的理论分析

对货币政策的研究由来已久，早期的货币数量论、威克塞尔、凯恩斯、后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及理性预期学派都提出了各自的货币政策的理论和思想，但以上所谈到的货币政策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货币政策看作是一种总量性宏观经济政策，认为货币政策作用的直接对象是社会经济总量，因而对货币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是否能够系统地影响产出，货币供给与产出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联系，货币当局能否如愿地适应经济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控制货币供给总量、社会物价水平能否稳定等方面，通过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来解析货币供应量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

这些理论一般认为货币政策是一种总量目标调节，一般情况下不考虑结构问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成熟的间接宏观调控体制下更是如此，这一观点中所指的货币政策是狭义角度的货币政策，即中央银行通过对“钱袋子”口径的控制，提供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量，而对于一国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结构性问题，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中央银行货币供给调控的目标，因为中央银行货币供给调控不能控制货币在各行业、各区域等的具体流向。

区域总量性货币政策要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可控性及中央银行的行政独立性。中央银行要通过货币政策对全社会进行总量性调控，首先必须能够有效控制货币供给，根据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投放货币，继而货币在有效利率价格机制的指引下，流向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去，引导社会资源达到优化配置，在这一过程中，中央银行应该能够自主地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控，因为中央银行具有行政独立性，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

2．健全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货币政策的调节对象是货币，通过对社会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进行调节以适应实际需要的货币数量，从而稳定社会的总体物价水平，区域总量性货币政策离不开健全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货币政策传导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的“主动性”货币政策行为，而且取决于企业、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如何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作用呢？联系其中的是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在内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起“金融中介”的作用。货币政策通过金融市场改变各种金融资产的相对价格，改变和调整经济主体的资产选择行为，最终影响社会消费、投资和出口。

3．市场化利益导向的微观基础。区域总量性货币政策作用过程是一个间接作用过程，其作用的发挥不仅仅在于中央银行如何调控，更重要的在于金融机构、企业、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中央银行的行为如何做出反应，只有当这些微观经济主体是真正的市场化的利益主体，才能产生真正的金融市场，才能产生真正的价格机制，否则货币政策的作用无从谈起。

4．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交易离不开货币，货币政策的作用在于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所需要的货币，保持币值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货币离开中央银行以后，将进入金融体系，通过金融体系的中介作用进入实体经济中，为保证社会化商品经济的正常平稳运行，不仅要求商品供求均衡，而且要求货币供求总量和结构均衡，也就是说使货币流向最需要货币的地方去，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以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为前提，否则，会出现一方面货币流通到不需要的地方去，另一方面需要货币的地方却无货币流通的现象，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通。

二、区域总量性货币政策在我国的适用性研究

（一）区域结构性货币政策逐渐引起关注

货币政策的实际运行与理论分析过程不一样，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时间过程，现实生活中的中央银行的货币调控与理论上的分析存在差异。近几年来，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促进了对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效应的研究。

1．经济理论界对信贷市场不完善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所起作用有许多新的见解，货币政策“信贷观点”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关注。货币政策“信贷观点”认为传统的“货币观点”主要关注货币政策变动对实体经济的最终影响强度，而在影响时间和影响构成等方面研究存在很多的不足，而且都是注重货币市场的作用而忽视金融机构和信贷市场的影响。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理论试图弥补这些不足，更加重视对结构因素的分析。

2．在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前后，统一货币政策是否会在成员国产生不同的影响引起了极大的关注。（1）Carlo Altavilla(2000)，[1]Volker Clausen,[2]Bernd Hayo(2002)[3]对EMU统一货币政策进行研究，认为EMU国家存在结构性和周期性差异，通过运用SVAR模型进行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在成员国内存在非对称性冲击。（2）受这一研究主题的影响和启发，国外有学者开始研究比较货币政策在欧盟成员国以外的国家所产生的差异化影响，Bernanke B, Gertler M(1995)，[4]Cecchetti S(1999)[5]以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为例，研究了企业结构和银行结构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认为以小企业和小银行为主体的国家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比较大，相比德国和英国而言，在意大利货币政策产生反应的时间要慢，强度也小。Hallett and Piscitelli(1999)[6]以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3）也有学者开始研究货币政策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差异化影响。George Georgopoulos(2001)[7]考察了加拿大统一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差异，Michae T. Owyang ，Howard J.Wall(2004)[8]运用区域VAR模型进行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冲击在美国各区域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二）我国尚不具备实施区域总量性货币政策的条件

1．我国货币政策必须服从于“渐进式”经济转轨的需要，货币政策依然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工具，它不完全是一种市场化的经济调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财政性质和功能。出于“渐进式”经济转轨的需要，我国的货币政策必然要承担消化巨额社会资金损失这一改革成本的职责，同时兼顾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在理论界一直存在“单目标论”与“多目标论”之间的激烈争论，问题的焦点在于货币政策到底要不要将“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从我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我国货币政策一直将“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最终目标，当我国出现经济滑坡时，中央首先想到的是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的政策独立性和信用独立性都不理想，并没有获得独立于中央政府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主要是执行中央政府的货币政策决定，货币政策委员会也只是咨询议事机构，没有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中国人民银行难以避免成为政府追求其它目标如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等方面目标的便利工具，中国人民银行行为目标的多重性、拥有的部分财政职能和不合理的外汇管理体制弱化了其独立性。

2．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发展不健全。（1）银行间市场发展较快，但票据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使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的货币政策行为只能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产生反应，而对企业、居民等经济实体的作用十分薄弱，货币政策工具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力。（2）货币市场各子市场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不同经济主体被限制在不同的子市场，货币市场各参与主体不能在银行间国债回购市场、交易所国债回购市场、外汇市场之间自由进出，各子市场分别只允许指定的特定主体参加。（3）我国在货币市场上，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的利率确定开始采用市场化的方法，但作为金融市场主体部分的银行存贷款市场利率依然是由行政方式确定，这使货币市场利率的基础导向性作用下降，不能真正反映整个社会资金供求情况，大大降低了区域总量性货币政策的效果。

3．我国缺乏市场化利益导向的微观经济主体基础。（1）从我国企业的情况来看，产权改革的滞后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现象依然存在，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因而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比较低下，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融资，资产结构单一化。同时我国存在一个突出现象是众多民营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贷款，银行信贷结构与产出结构不对应。（2）我国居民资产、负债单一，金融努力程度不高，缺乏金融风险、收益意识，使总量性货币政策不能充分发挥其“指示”作用。从金融保险业对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和金融保险业对GDP的贡献率这两个反映金融努力程度的指标来看，发达国家这两个指标一般为30%和8%，从2005年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除北京、上海的金融发展较快以外，绝大部分地区包括东部地区金融业发展依然滞后。（3）我国金融机构的主体部分是国有金融机构，受政府管制程度较高，金融机构行为“政府”导向现象普遍，不良资产的存在也限制了利率发挥作用的空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的变化不完全按照“三性”原则进行，金融机构行为调整是否符合货币政策的需要难以确定。

4．我国目前区域经济、金融存在很大差异。（1）无论是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人均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各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也存在很大差异，东部地区不仅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行所在地，而且是11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所在地，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数量也要多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我国绝大部分的外资银行分行也设在东部地区（如上表所示）。（3）东部地区也是我国股票交易市场所在地，企业、居民的金融意识、金融观念要比中西部地区浓厚，对金融发展参与积极性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我国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巨大差异必然与区域统一性货币政策产生矛盾，对总量性宏观经济调控产生挑战，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外资银行分行的区域布局地区分行地区分行上海45珠海 3北京 22福州 2深圳 20南京 3广州15武汉 2天津 15成都 1厦门 9海口 1大连8昆明 1青岛4苏州 1汕头 3西安 1重庆 1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统计年鉴》（2004）。

三、我国区域总量性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比较：一个模型分析

(一)模型的假设条件

本文运用一个宏观经济模型来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结构问题，模型通过考虑不同区域的菲利浦曲线来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非对称性，菲利浦曲线为：

其中i表示不同区域；μi表示区域当前的失业率；μi表示区域的自然失业率；αi表示不同区域未预期的通货膨胀对失业率的影响因子；εi表示不同区域受到的货币政策冲击，由于本文的目的是研究我国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的非对称性效力，在不同的区域εi是相等的；πi表示区域当前的通货膨胀率；πei表示区域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另外，假设货币政策的实施者中央银行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主体，由于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都是现代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对该国来说都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中央银行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尽量减少货币政策的实施给国家带来的效用损失，[9]效用损失函数可以定义为：

为了研究的简便，本文定义i预期的通货膨胀率πei为0，预期失业率μei与自然失业率μi相等，因此，效用损失函数可以重新定义为：

(二)区域总量性与结构性货币政策比较分析

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实施方式：一种是中央银行区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实施货币政策时考虑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另一种是中央银行实施区域总量性货币政策，以全国的整体情况为出发点。

第一，假定中央银行采取第一种货币政策策略，在实施货币政策时考虑各区域的实际情况，此时由n个不同区域组成的国家总体效用损失函数为：

(三)我国实施区域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

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目的在于实现效用最大化，要分析我国实施区域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必须证明区域结构性货币政策能使国家的效用损失减小。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非对称性的增大，实施区域结构性货币政策更加能使国家的效用损失减少，有利于实现效用最大化。

四、我国货币政策应该考虑区域结构性因素

(一)在目前我国实际情况下实施区域结构性货币政策更加有利

因为我国存在的区域结构性矛盾对区域总量性货币政策效果的发挥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特别是目前我国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异较大，区域总量货币政策必然不利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中地区发展不平衡和行业发展不平衡势必要求制定和施行政策时注重结构调整。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当更加充分地考虑区域经济、金融差异的客观事实及其对统一货币政策效力的影响。

1．在确保货币政策国家权威性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调整现有中央银行高度统一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加强中央银行区域分行在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各区域分行可以通过对辖区内经济、金融形势进行分析研究，确定辖区内重点信贷支持对象；第二，赋予区域分行在再贷款和再贴现方面更大的权利，各区域分行可以在不违背总行货币政策指导方向的前提下，根据辖区内金融机构发展规模和结构状况，通过再贷款和再贴现进行支持，再贷款和再贴现规模只需要报总行备案即可；第三，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人员中应该增设各区域分行的代表，以反映各区域分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意见；第四，建立各区域分行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评级制度和指标体系，探索组建区域分行货币政策评委会，负责对区域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2．对某些可以实行区别对待的货币政策工具实行必要的区域差别化调整。从2004年4月25日开始我国已实施机构差异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应该逐步推行区域差异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欠发达区域的存款准备金率可以低于发达地区，从而平衡因货币乘数不同而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差异，各中央银行区域分行可以根据区域内预期收益，实行有地区差异的利率，在再贴现的使用上，可以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在实施区域性货币政策同时，应该强化中央银行总行“窗口指导”工具的约束力。

(二)从模型分析可知，在我国货币政策效力区域非对称性的情况下，有必要实施区域结构性货币政策

区域总量货币政策运作是一个以完善、发达市场为基础的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同时是我国货币政策发展的方向，也是整个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因此，不能用货币政策被动地去适应区域金融差异，区域化的货币政策调控不能损害我国向间接货币政策调控转型所需要的市场化基础和环境，应该努力完善我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金融体系建设，为货币政策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形成全国统一前提与区域特色有机结合的国家货币政策调控体系。[10]

1．完善我国货币政策运行的市场环境，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调控的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影响居民、企业及金融机构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最终实现对国民经济调控，这一过程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市场化的经济主体的存在，因而，应该加强企业、金融机构产权改革，让她们成为真正人格化的产权主体。

2．货币政策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总量性的政策，其目标在于保持物价的稳定，为整个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发展预期环境，区域性、结构性问题应该通过财政政策来解决，因而，政策性金融的建设显得十分重要。

3．目前，我国区域经济金融差异不仅体现在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布局的东部与中西部区域差异上，更主要体现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主体金融努力程度的差异上。东部地区经济主体金融努力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在塑造真正人格化的产权主体的同时，还应该培育中西部地区经济主体的金融意识和理念，强化金融收益和风险约束，提高金融创新意识，这样才能适应市场化货币政策的要求，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4．由于各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等存在差异，统一的货币政策调控有时会使某些地区利益受到损害，对此中央应该尝试建立货币政策调控的补偿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1］Carlo Altavilla． Measuring Monetary Policy Asymmetries across EMU Countri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Working Paper．May．2000.

［2］[BF]Volker Clausen & Bernd Hayo． Asymmetric Monetary Policy Effects in EMU.ZMI Working Paper.March.2002.[BFQ] Hayo,B.& B. Uhlenbrock .Common Money, Uncommon Region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forthcoming.1999.

［4］Bernanke B, & Gertler M. Inside the Black Box:the Credit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NBER Working Paper .1995.

［5］Cecchetti S .LegalStructure,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the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FRBNY Economic Policy Review.1999（5）.

［6］Hallett A., & Piscitelli L.EMU in reality: the eect of a common monetary policy on the economies with dierent Transmission Mechanisms,CEPR Discussion Paper .1998,2068.

［7］George Georgopoulos. Measuring Regional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 ,2001(7).

［8］Michae T. Owyang & Howard J.Wall. Structural Breaks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Polic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Working Paper. June .2004.

［9］De Grauwe P. and M.-A. Senegas.“Monetary policy in EMU when transmission is asymmetric and uncertain” CESIfo Working Papers, 2003.

［10］宋 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金融体系重构［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

On the Overall and Structural Regional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Zhou Mengliang1Ma Hao2 Abstract: China is a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enorm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which leads to differentiated effects of overall regional monetary policy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The marketization reform in China results in more market-orientation oper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With the great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economies and finance, monetary policy should not move back to administrative control,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structural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Key words: monetary policy; region; necessity

第8篇：微观经济调控范文

1.1工商管理的基本职能

在工商管理实务工作当中，工商管理的基本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1帮助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

一旦工商管理部门出现职能作用不到位或者执法力度不够的情况，市场经济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混乱，直接影响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最终效益，从而间接阻碍了国民经济的顺利平稳发展。

1.1.2保持市场经济的监管力度，保证市场经济有秩序的发展。

一直以来，工商管理部门是我国经济市场最好的管家，从这点可以看出工商管理部门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所以，工商管理部门要认清自身的重要性，不辜负国家与人民赋予的权力，承担起市场经济管理和秩序维护的任务使命。

1.1.3不断完善经济市场主体结构

引导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工商管理部门之间建立公平的合作关系，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这既能保障工商管理部门进行有效执法工作，也可以支持市场经济顺利有序的发展。

1.2工商管理的特点

1.2.1在我国，工商管理通过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

并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其他行政管理不同，工商管理部门不受资金限制，它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以促进创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环境为目的。在建立具有统一性、开放性和竞争性的市场大前提下，更是要体现我国工商管理部门的基本职能。

1.2.2工商行政管理的监管服务手段繁多。

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一般坚持行政奖罚与行政指导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值得注意的是，合理地利用社会舆论是展开行政调查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充分发挥其基本职能，加强市场的监管力度，从而更好地为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服务。

1.2.3工商部门与我国的经济市场主体以及消费

者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还直接代表着国家和政府的整体形象，因此工商管理能否完美发挥其基本职能，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1.2.4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具有较强的日常性，让工商管理工作趋于常态化，对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2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2.1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准入进行了规范

在我国，一般以层层审批、严于审查为原则的企业审批登记制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准入制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很多企业都主动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申请注册以获取市场经济的主体准入资格。尽管如此，工商管理部门也要严把市场主体准入的资格标准，做到层层审批、严于审查，同时还要规范审批的程序，对提高企业登记注册的管理质量、培养比较优良的市场经济主体都具有促进作用。工商管理部门需要不断完善在市场经济的主体准入制度，进而保障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最终使我国市场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

2.2对市场的监督工作进行了有效的强化

市场经济的运行中，监督工作必不可少，而工商管理部门对于监督工作起着主导作用。工商管理部门一般对市场竞争管理和商标注册管理等方面实施一些行之有效的监督措施，可以使得市场的主体在进行交易活动和经营活动的时候得到相应的规范，对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还可以开展一些针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工作，极力改善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环境，进而营造出一个公平、良性的市场投资环境。同时，一个企业的商标权能否得到完全保证，对企业将来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还可以维护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工商管理部门要能够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证企业商标权的归属正确的一方，严厉打击侵犯商标权和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使市场经济能够健康稳定发展。

2.3对市场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完善

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将会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工商行政部门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职能和权利，通过培育市场经济主体和对市场主体运行的严格监督，尽可能促进市场的成熟和发展以及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3.1促进资源有效合理的分配

资源对于市场来说一般都是比较珍贵的，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能够确保市场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合理有效的资源分配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的市场体系解决，依靠市场体系的作用，合理利用市场价格调控手段，使稀缺资源能够顺利流通至真正需要的地方。不但可以提升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对环境资源的保护也非常重要。

2.3.2积极配合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正确地指导和实施

站在微观的角度上来说，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是市场，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需要通过对市场的指导和实施，方能体现其意义和作用。由此可见，市场俨然成为宏观主体和微观经济的中介。我国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运用多种宏观调控手段，使得市场的商品供求关系达到平衡，与此同时合理地运用价格形成机制，将企业的生产经营引领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上，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不得不说，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确保了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顺利的实施，另一方面强化了市场监督部门的控制手段和执行能力，这对于市场经济健康稳定的运行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3结语

第9篇：微观经济调控范文

1996年以来，财政收入每年以14％－20％的速度增长，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心，认为会抵消扩大财政支出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重点由扩大财政支出向减少财政收入转变，即实行减税或所谓的供给政策的主张开始流行起来。那么实际情形到底怎样呢？

1996年以来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财政的结果，并非意味着我们实行了与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紧缩性财政收入政策。1994年以来，我国各项税种的税率水平并没有提高，法定税基也没有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是，分税制改革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使得它们都对收入归自己支配的税种加强了征收管理，偷漏税等现象显著减少。因此，实际税基比分税制改革前有所扩大，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到2001年也只是上升到15％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在这么低的税负水平下，如果微观经济主体仍然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说明现实条件下的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效益对税收并不十分敏感，进一步减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很大。

退一步讲，如果考虑到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实行减税，应该做的是选择若干税率较高、影响面比较大的税种进行规范的减税处理，即通过税法的统一变动调整国家法定税率和税基，比如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收入型或消费型，降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但是，真正能够对企业负担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税外负担的消除。一些主张减税的人正是考虑到我国税外负担沉重的现实才得出减税结论的。然而，因此就主张我国应该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民间投资，则是走错了方向。

既然我国企业正税负担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将重点放在减税上，而是应该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取缔政府的不合理收费行为。应该借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冲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尽快完成费改税、财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彻底解决企业的非税负担问题。

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当然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但是调整的重点不应该是减税，而应该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财政领域推行了放权让利式改革，这种改革对于打破传统财政体制的计划经济特征，促进市场机制发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当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候，财政体制改革就应该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了，继续简单地沿袭过去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经验已经不合时宜了。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放权让利式改革方式的结束，我国改革从此进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的高级阶段。继续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经验，坚持无原则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分权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事业也没有好处。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经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当地的经济事务，相反，形势的发展已经开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转换职能，企业尽快转变行为方式，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尊重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甚至寻租活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不再依靠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或者直接出面创办企业进行投资开发，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务，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笼统的“放权让利”。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改革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相互促进，不能因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放慢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财政并不包含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有负面影响的内容。相反，财政收入和预算管理方面的改革能够有效增强国家财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相对财力，从而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充分的国家信用保障，解决大规模发行国债可能产生的国家债务负担问题。

费改税和取消不合理收费实际效果等于减税。财政预算和支出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也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供了制度保障。当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也有利于加快财政体制改革步伐。潜在的国债还本付息负担逼迫我们不得不在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严格财政收入的征管，对国债融资项目的支出管理有利于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加上加入WTO对政府职能，特别是对地方政府职能的影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从事宏观经济调控的第一次尝试，客观上必然会提出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要求。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目的是缓解国民经济的通货紧缩困境，保障国民经济在困境中仍然能够维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现在，我国整体上仍然是个发展层次很低的国家，而且体制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不能维持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就有可能尖锐化，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自1997年以来，针对不利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持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使得国民经济勉力维持了7％以上的年增长速度。然而，不利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至今没有大的改观，通货紧缩的压力依然存在，内需增长乏力。加上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内需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增长比较快，一些人开始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和实施策略产生了怀疑。

1996年以来，财政收入每年以14％－20％的速度增长，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心，认为会抵消扩大财政支出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重点由扩大财政支出向减少财政收入转变，即实行减税或所谓的供给政策的主张开始流行起来。那么实际情形到底怎样呢？

1996年以来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财政的结果，并非意味着我们实行了与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紧缩性财政收入政策。1994年以来，我国各项税种的税率水平并没有提高，法定税基也没有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是，分税制改革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使得它们都对收入归自己支配的税种加强了征收管理，偷漏税等现象显著减少。因此，实际税基比分税制改革前有所扩大，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到2001年也只是上升到15％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在这么低的税负水平下，如果微观经济主体仍然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说明现实条件下的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效益对税收并不十分敏感，进一步减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很大。

退一步讲，如果考虑到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实行减税，应该做的是选择若干税率较高、影响面比较大的税种进行规范的减税处理，即通过税法的统一变动调整国家法定税率和税基，比如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收入型或消费型，降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但是，真正能够对企业负担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税外负担的消除。一些主张减税的人正是考虑到我国税外负担沉重的现实才得出减税结论的。然而，因此就主张我国应该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民间投资，则是走错了方向。

既然我国企业正税负担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将重点放在减税上，而是应该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取缔政府的不合理收费行为。应该借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冲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尽快完成费改税、财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彻底解决企业的非税负担问题。

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当然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但是调整的重点不应该是减税，而应该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财政领域推行了放权让利式改革，这种改革对于打破传统财政体制的计划经济特征，促进市场机制发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当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候，财政体制改革就应该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了，继续简单地沿袭过去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经验已经不合时宜了。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放权让利式改革方式的结束，我国改革从此进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的高级阶段。继续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经验，坚持无原则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分权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事业也没有好处。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经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当地的经济事务，相反，形势的发展已经开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转换职能，企业尽快转变行为方式，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尊重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甚至寻租活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不再依靠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或者直接出面创办企业进行投资开发，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务，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笼统的“放权让利”。“”版权所有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改革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相互促进，不能因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放慢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财政并不包含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有负面影响的内容。相反，财政收入和预算管理方面的改革能够有效增强国家财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相对财力，从而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充分的国家信用保障，解决大规模发行国债可能产生的国家债务负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