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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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脱贫攻坚概念范文

打有准备之仗，是取胜的法宝。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精准脱贫理论是对我们党的共同富裕理论的发展和延伸，开创了新时期脱贫工作的新思路新境界。“精准”就是打胜仗的“准备”。

如何做到“精准”二字，“知”和“行”则是其核心要义，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认知不清，则行无径。

推进精准脱贫，前提是认知的精准。

要认知贫穷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不可轻易战胜。联合国的数字表明，有10亿的世界人口目前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是世界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经过多年的脱贫工作，使数亿人实现温饱，走向富裕，目前，仍有7017万贫困人口，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自然条件恶劣的西部地区和边疆地区。他们的贫困程度更深，脱贫的成本更高，难度更大。解决这些人的贫困问题，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而且事关区域的社会稳定和边疆的安全。无疑，西部地区成了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要认知数十年的脱贫成就辉煌，使我们对实现未来目标充满自信。更要清醒认知我们面临的困难和艰辛。目前，西部地区致贫因素多，返贫压力大，既有富民产业发展滞后、就业岗位需求不足、防灾抗灾能力弱的问题，更有因病、因残的突出问题。破解这些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又不能久拖时日。同时，还要认知具体工作层面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一些数字虚假问题，资金虚报冒领问题，扶贫人员不接地气问题，尤其是优亲顾友等不公平不公正问题，亟须加以解决，切不可懈怠，否则，脱贫工作将事倍功半。

要认知精准脱贫不是普惠性的社会福利，而是补齐全面小康的“短板”，必须做到脱贫对象的甄别和分类，才能有的放矢。比如什么是贫？贫者，“分贝”也，即“钱财从一家转移到多家，家室空空”之谓也。从这种意义上说，贫与穷是有区别的，贫与弱的概念也有所不同。简言之，“贫”是有潜在能力或现实能力的，是需要辅以一定的条件以使其实现转化而已，“穷”则比“贫”的困难程度要深得多，是达到极限之意，多数是因为自身历史原因抑或是自然条件不允许所致，对其扶助之力度比“贫”显然要更大。相比于“贫”与“穷”，“弱”则是最深层次的，是近乎于无能或低能的群体。正所谓没有区别，就没有对策，既然要精准脱贫，当从区别入手，那种眉毛胡子一把抓兼口号连天是没有多大出路的。

所以，只有认知精准到位，行动才能有所遵循，才能富有成效。比如给贫者以机会，给穷者以帮扶，给弱者以保障，就是行之精准的开始。

行之主要路径，中央明确提出，是全面实施“五个一批”，各地应因地制宜，灵活施策。通过资金技术之扶持，给贫者以发展特色产业或转移就业之机会，为贫者打造造血能力。通过异地搬迁安置，确保穷者挪出穷窝，斩断穷根。或者通过生态补偿，让有劳动能力的穷者就地转移为生态保护人员，增加收入。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技术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使贫穷者有更广阔的脱贫渠道。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保障弱者这个最困难的群体，一个也不掉队。

这是“行”的一方面，“行”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工作要做，比如，不同地域、不同人群脱贫的精准规划，帮扶措施的扎实可行，帮扶项目的可持续性，帮扶资金使用的合理科学，帮扶人员的优选落地，考核管理工作的简便有效，达标验收的真实可信等等，都需要下功夫来梳理、安排和落实，都需要苦干、巧干和实干。

第2篇：脱贫攻坚概念范文

一、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依托的内源发展观

“内源发展”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出现，而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进入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务领域，并引起各国关注的原因，是20世纪的80年代初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一项研究计划：“对促进适应各国社会实际和需要的内源发展和多样化发展过程的社会文化条件、价值体系以及居民参加的动机和方式进行研究”。这一研究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总结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对各种关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对它们的局限进行分析批判，特别是在各种现代化的话语系统下，后发现代化国家追赶型社会发展模式带来的不良后果进行反思而提出的新发展战略和政策思维。按照这种新发展观，“一个社会不能完全照搬另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每一个国家都应根据本国的资源、需求、文化特性、思维结构和行动方式”，“找到适合其发展的模式和风格”［1］来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政策路径，运用内源发展战略来解决自己发展中的问题。而所谓“内源发展”的理念强调的是“发展是人民的发展。人民的发展最核心的是人民的创造力和自主性的提高，它们必须是来自于人民的生活、自己的文化和从中形成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2］因此，“内源发展”的理念，是把发展看作“生长的人自己的一种行动（一种努力、一种创举等等）”［3］，强调各民族在解决发展时，应该是一个“由人自己并为自己来完成的发展过程”，“把发展的各种目标、道路、方法和所使用的技术等方面的考虑都归集到人的整体和统一体中去”［1］。内源发展观的提出，将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焦点，集中到了人的主体性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上，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反贫困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哲学理念。对发展中国家摆脱他们对西方现代国家的依附性，探索自主发展道路产生了重要启示。但是，过于哲学化的讨论，使这一理念往往陷入逻辑应然的理想状态，而在实践上限制了内源发展理论对人们开展政策思考的社会想象力。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出版，以发展人的真实自由为目标的“可行能力”理论，使内源发展的抽象观念能够具象为由各种“工具性自由”，即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护所组成的个人主体性所需要的实质自由，使这一发展观念的内涵得到了极大充实，其外延也扩展到实现人的主体能力的获得所需要的条件。在他看来，“这些工具性自由能帮助人们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整体能力。”［4］而获得了这些“工具性自由能直接扩展人们的可行能力”，并通过它们的“相互联系及互补性”而“相互强化”［4］，能够增强人们应对现代化背景下市场经济体系不断扩张挑战的主体性。这将使我们在考虑发展政策时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并在建构以内源发展为内涵的反贫困行动体系时具有更深刻的实践意义。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中，发展型社会政策形成了由众多理论观点和实际行动支持的研究谱系。这个谱系既包括了前面所提及的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也包括了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投资战略、詹姆斯•梅志里（JamesMidgley）的可持续生计理论、迈克尔•谢诺登（MichaelSherraden）的资产建设理论、艾伦•沃克（AlanWalker）的社会质量理论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政策创新意义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论。这些理论的焦点都集中在以积极的社会政策干预穷人的生计过程，围绕着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培育进行投资，消除对穷人的社会排斥，减少其脆弱性，以增加他们的机会，增强他们的能力，形成可持续生计能力来促进他们的社会发展。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研究的谱系中，以梅志里为代表的整体性社会政策思维，在关于农村发展模式的探索方面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发展政策框架，“把那些在传统上一般被主流现代化政策忽略的乡村群体的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将“焦点集中于老百姓身上……以更好地解决农村人群的迫切需要。”［5］这是一种把民众置于政策议程中心的思路，但又不是那种目光短浅和为实用主义所驱使的“民众需求第一”［5］的民本主义（或许某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它是一种基于整体性社会政策思路的社会投资行动，这一政策思路不同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规范性社会政策的国家主义、市场主义或平民主义思路，而是融合这三种思路，针对个人、家庭和社区面临的困境，建立国家、公民社会、民营商业部门和国际发展机构等政策行为人结合的共同行动，去增进他们的福利，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的竞争力，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抗击社会排斥的能力［5］。按照这样的政策思路，农村发展中的可持续生计策略应统筹考虑“所有与生计维持相关的机遇与制约因素”。既要强调受益人的参与，也要协调政府部门、营利性机构、发展机构、社区和志愿者组织等的行为。要采取社会投资的方式去发展农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他们增加各种资产性积累创造条件。“因此，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讲，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实行传统的福利项目（诸如教育、健康和住房）或者以在关键性的非福利部门（诸如农业和资源保护部门）进行社会投资的方式来实现。”［5］在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框架的陈述中，梅志里也特别提醒到，尽管整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单一机构来解决农村发展问题，而必须将多重行动者考虑在内。”但是，“善加组织”，注意协调不同机构、不同参与者的行为，以产生“整体大于部分”的结构性效果，也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历史的经验证明，由于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的问题，不同的参与者和发展政策往往会相互竞争，彼此抵牾，导致农村发展计划的失败。譬如“有关受益人（或称‘利害关系人’）参与的说法常常有高估现实的问题。”“要想把那些在社会层面上矛盾重重、在空间上七零八落的人群纳入发展工程和项目之中，会存在很多操作上的困难。”“一堆机构不恰当地凑在一起，各个组织以一种恶性的方式进行竞争并且毫无必要地重复行动（就像在‘整合性农村发展项目’的案例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不仅会使扶贫计划失去预期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会破坏人们对发展的信心和对各种发展计划及其行为者的信任，使农村发展失去社会基础。因此，在可持续生计计划的工具性运用中，既要充分肯定国家在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中“独一无二的作用”，也应注意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服务供给领域“容易与草根阶层打成一片”，调解他们与政府关系的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地方社区“经常拥有极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关于地方生态和自然资源的地方性知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实现发展目标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国际发展组织对地方社区所提供的财政支持和服务起到的工具性作用，也推动了社会政策的变革。而私人部门作为可持续生计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可以为农产品拓展营销渠道，也可以通过特殊的安排为小农产生者提供贷款。”总之，组织协调各个行为体之间的行为，与受益人进行充分的协商，“确定正确的先后顺序和建立最为恰当的制度安排，都是通向成功的关键环节。”［5］

二、“精准扶贫”中的内源发展战略

“精准扶贫”是中国政府根据到2020年国家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以及“到2020年让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既定目标”①的要求而提出的扶贫政策新思路，也是国家在总结以往扶贫工作的经验，针对目前扶贫开发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如对贫困人口的“底数不够清、指向不够准、针对性不够强”，“不同程度存在‘大水漫灌’的现象”②而提出的工作方针。它把“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必须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切实提高扶贫成果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获得感”③作为现阶段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基本方略之一，明确了“精准扶贫”的目标和方法，成为各地开展“脱贫攻坚”行动的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在这一政策方针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大量机关干部“入村包户”，订立目标责任制，举地方财政之力，实施“脱贫攻坚”的“三年计划”、“五年计划”，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精准扶贫”攻坚行动来落实中央决策，并取得了一系列明显的效果。但是，在这一重大的国家行动战略的落实上，如何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实现“扶贫成果的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获得感”的目标，一些地方的做法却需要进行反思。比如“谁来扶”和“怎么扶”的问题，许多地方采取的是领导干部做表率，干部职工总动员，入村包户，一对一，面对面地开展扶贫行动。这些措施以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为特色，以政府机构为主体和行动者，在精准扶贫的力度上也显得非常有力，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贫困人口的关心和负责任的态度。然而，我们知道，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有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到了脱贫攻坚的阶段，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中西部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绝不仅仅是靠政治行动和经济干预措施就能解决贫困，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包括贫困群体在内的更多的行动者参与，以复杂的方式去应对复杂的问题，才能切实提高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实现现有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目标。因而，所谓“谁来扶”的问题，实质是谁是扶贫的主体和行动者的问题，而“怎么扶”则是如何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让包括贫困者和专业发展工作者在内的相关主体也参与到“脱贫攻坚”的行动中来的问题。按照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分析框架，反贫困行动是由多个行动者组成的行动体系。其中，政府和行政体系固然是居于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专业人员和专业队伍的参与也是重要的保证。但是，“真正的扶贫是以小的增量投入激活巨大的存量，是帮助贫困者提升‘自主性’的一个过程”，要在增强“贫困者的主体性上下功夫”④。从这一基本的方法论要求来理解精准扶贫，我们必须明白，过多的政府干预，过大的物质、技术和资金投入而又缺乏贫困者在脱贫过程中的责任担当，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使贫困群众、贫困家庭、贫困社区产生依赖性，削弱他们自主解决问题的主体性和意愿。因此，“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继续推进开发式扶贫，处理好国家、社会帮扶和自身努力的关系”的原则①，对于解决好“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具有从战略到实践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政策指向性。从内源发展的观点看，“精准扶贫”应该瞄准贫困者的主体性培育，通过激发他们的内生性动力，培育可行能力，形成内源发展的主体，使之能够参与到脱贫行动中，才能以内源发展的社会政策思维助力“精准扶贫”——最终实现可持续的脱贫发展。从发展可行能力的视角来理解“增强贫困者的主体性”，我们首先要把主体看作是一个由个人主体和社会系统组成的社会主体。它的内核是由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思想观念与价值观组成的主观世界。然而，这种主观性又是来源于它所处的生活世界：一个由它所生活的环境、文化、习俗、教育、制度和体制组成的社会系统。个人主体由这个社会系统所形塑、改变和再造。因而，任何主体的发展，能力的改善和提升都应从其所处的生活世界的改变入手，通过制度体制的改革、教育的完善、社区的移风易俗和文化创新、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资本的培育等一系列的活动来实现。也只有如此，“增强贫困者的主体性”才不是单纯乐观主义的浪漫理想，也不是唯意志论的主观意念，而是可望可及之事，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也才能成为贫困地区通往全面小康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增强贫困者的主体性”又是和“扶持谁”这一前提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为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当前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和贫困人口的构成及其特点。这是在精准扶贫中培育贫困者主体性，推进内源发展的前提。在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资源、机会和财富的分配不公带来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异和个人家庭收入差距扩大变得越来越严重，农村贫困格局也发生了新变化。李小云最近提出，农村贫困格局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下，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催生大量的贫困人口，从贫困特性上看，可见这种贫困称之为转型贫困”。这一部分贫困人群中的一部分有机会在转型中获得发展机会而摆脱贫困，另一部分则会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而避免陷入贫困，还有一部分则会落入贫困陷阱，形成贫困的增量。“二是原来一直没有摆脱贫困的，而且处于贫困代际传递状态”［6］。这两部分贫困人群构成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主体，增强他们的主体性，激活他们的内生发展能力，就成为精准扶贫的关键议题。在增强贫困人口的主体性、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内源发展过程中，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能力是两项彼此关联的实践性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冲击下，农村社区的原子化和空心化使农民失去了社区依托，变成脆弱群体。近年来，国家加大对农村开发扶持的力度，出台大量涉农政策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遏制了农村社区衰落、农业生产力的下降和农民增收乏力的趋势，一些区位、交通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社区，在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中甚至反超城市，成为富裕农村。但是，在中西部脆弱程度较深、贫困人口存量较大的地区，社区衰落、劳动人口流失、资源匮乏，且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社区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基本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社区建设来夯实基础，借助“脱贫攻坚”计划和“精准扶贫”措施，通过扶持农民合作组织、建立社区发展机构、发展农村教育、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等社区重建措施，激活社区潜能、整合社区资源，重建农村自组织体系来推动农民的组织化，增强社区、家庭和个人抗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各种生活风险的能力，形成以“社区能力建设为基础的内源发展”［7］新格局。在这个过程中，贫困者的主体性将由个人主体联合为社区主体，生存方式也将由原子化的个体生存转变为组织化生存，自主性及主体能力将得到极大的提升。在农村反贫困的行动中，通过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来提升贫困地区农民经济能力，一直是扶贫工作的主要议题。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通过提供政策、资金、技术，以项目化的方式扶持产业，建立专业合作社等方式来激活农业生产潜力，发展农村经济，开发式的扶贫政策在实践上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中第二、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经济增长的主要领域越来越远离贫困人口所能从事的产业……长期以来一直具有很强的减贫效应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6］，发展农业产业的减贫效果逐渐降低，靠开发式扶贫政策解决那些受脆弱性影响较大的贫困人口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解决贫困人口生计能力不足为主要目标的“可持续生计发展”政策框架就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作为发展型社会政策主要支柱之一，可持续生计的发展思路，“其具体的工作一直集中在诸如贫困、脆弱性、农场体系、参与性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5］它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生计维持系统包括人们所拥有的能力、资产和维持生活的各种活动。对于可持续的农村生计而言，它追求的目标是多重的，既追求人们收入的增长，也要考虑增加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减少脆弱性和规避风险的社会保护与能力提升。而要实现这多重目标，就必须对人们进行社会投资：投资于教育、健康、从事各种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技能，以及改善环境和改变生活态度的能力与方法。通过这种社会投资，形成对他们有实际意义的可行能力，即拥有自主开展生计活动的财政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资产性资本，为推动他们的内源发展提供支持。但是，内源发展并不是仅仅由社区和个人单独的行动构成的，尤其是处于困境中的贫困人口和贫困社区，其资源的短缺和能力不足，需要有外部力量的介入来激活内生动力，也需要有政策体制的支持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因此，内源发展战略并不排斥外部力量的介入来帮助贫困人群和他们的社区改善环境，为他们的生计发展提供支持。通过外因激发内部活力，为农村社区的内源发展提供协助，就构成关于内源发展战略的完整内涵。

三、通过农村社会工作推动“内源式”精准扶贫

农村社会工作是以“促进农村社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发展，改善村民的生活品质，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村民的发展能力，达到农村社区的公平、公正、生态、和谐的可持续发展”［8］为目标的社会工作样式。专业化的农村社会工作是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引导下，以社区为基础，以促进农村人们的自主发展为目的，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技巧去协助村民以自我发展的方式，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实现农村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在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的转变与发展。在近二十年的探索中，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出一系列以反贫困和社区能力建设为基本议题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并在实践中开展了以促进社区参与、改善社区治理、提升社区能力、发展社区文化、推动社区建设为内容的策略和方法探索，围绕扶贫、生计发展、能力建设、文化建设、城乡互助、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社区服务、农村生态与环境保护等不同议题，为个人、家庭、社区提供服务，在所开展服务项目的农村社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极大地改善了这些社区的状况。在这些实践经验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社区内源发展，激活人的潜能及其身边资源，支持村民自主发展，作为农村社会工作的基本经验与核心价值，对反贫困及社区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践价值。总结这些经验，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将对“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在“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中，以促进农村社区内源发展的理念为指导的农村社会工作，首先将人置于战略的中心地位，把精准扶贫的重点放在人身上，以培育和激发贫困社区、贫困家庭和贫困者的主体性与自我发展责任能力为基本着力点，关注他们的生活形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愿，发现他们的优势及局限，分辨和澄清他们的真实需要，用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助人方法去影响、改变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促进其发展动机的形成。我们之所以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精准扶贫的重要性，是因为在以往的“扶贫”实践中，尽管也谈“以人为本”的原则，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只是把贫困群众的物质需要当作工作的重点，把技术、项目和资金的投入当作主要的措施，而忽视受助者的想法和内心感受，忽视生活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和制约，以及他们在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与知识，在各种压力和挑战中所形成的策略和技巧。因而，在扶贫行动中，农村社会工作从优势视角的观点出发，“致力于动员村庄及村民的力量（资源、智慧、知识、能力等）来实现他们目标和愿望，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9］而社会工作者则以协助者、陪伴者的角色开展服务，运用助人自助的方法去培育和发展贫困者的主体性，通过发掘他们的潜能，活化社区、家庭及个人的资源，来促成贫困社区的内源发展格局。农村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中的另一个基本策略和方法，是以能力建设为重点开展精准扶贫。按照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观，真实的自由是建立在人们所具备的可行能力基础上的行动自由，即对生活中的挑战和风险能够做出积极的回应，从而使他们摆脱困境，得到发展。在这里，社会工作所倡导的能力建设，不是简单地培养和发展某种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技能的问题，它也是一种态度、一种价值观和一种理解力及批判精神的培育与发展的过程。它是一个新的技术、方法和技巧的掌握与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世界观的转变相结合的整体成长过程。因而，在反贫困行动中，农村社会工作必须把“精准”放在人的转变上，以“助人自助”为出发点，“自助助人”为归宿，把“授人以渔”和“授人以鱼”结合起来，开展以能力建设为重点的精准扶贫，把扶贫的着力点放在社区能力、家庭能力和个人能力的激活培育上，针对贫困社区的社会环境、文化特质、生计方式、生活习俗、经济状况，以及贫困人群个人和家庭的具体困难，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技巧，不仅给予他们资金、技术、信息、生产经营、市场营销等技能层面支持、辅导和培训，也针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不适应农村发展和现代化的缺陷和不足，开展观念更新和行为改变的社区教育、个别辅导。增强他们应对困难和挑战的能力，提升他们抗御生活风险、发展生计的个人家庭能力和社区集体行动的能力。农村社会工作推进精准扶贫的第三种策略和方法，是针对当前农村社区组织化水平低，生产的个体化和社区生活的原子化导致的社区衰落，开展农村社区的组织建设。组织是人类应对自然和社会压力与挑战的最有效方法。通过组织化，人类摆脱了自然生存的状态，以各种形式的组织联合起来，进行合作交往，建构出形态多样的社会生活方式。对于贫困社区和贫困人群来说，组织化或再造组织化的社区及其个人的生产、生活形态，对实现他们的脱贫发展及政府实施的“精准扶贫”目标，具有关键战略的意义。诚如德鲁克所说，“现代社会，经济和社区的核心不是技术，也不是信息和生产率，而是作为‘生产’成果的社会器官的管理有方的组织机构。”［10］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市场经济不断向农村扩张，农村地区个体化的生产方式和原子化的社会状态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要求不协调、不适应的矛盾愈加突出，社区的组织化也愈加迫切。在这样的背景下，贫困地区的农民不组织起来，会使他们“在面对有组织的市场力量和变化莫测的市场风险与社会风险时，变得非常脆弱和无能为力。”［11］因而，推动农村贫困社区的组织化，以有组织的方式去解决贫困问题，也就成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工作，协助农民脱贫发展的重要内容。从以往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来看，运用社区组织的社区工作方法和沟通协调、互助合作的技巧去组织农民开展自助互助活动，帮助他们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和社区协调组织，引进社会组织为村民提供解决他们生产和生活问题的协助和支持，对凝聚社区共识，激发社区活力，完善贫困治理结构，实现社区的内源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除了上述三方面的策略和方法外，农村社会工作在参与“精准扶贫”的攻坚行动中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移风易俗，推动贫困社区的文化建设。

第3篇：脱贫攻坚概念范文

 

农村扶贫工作心得体会1

 

用心扶贫

 

对贫困的群众，我们心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很多的基层干部也是从贫困中走过来，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加增强我们抓好扶贫攻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这是用心扶贫的必要条件。在一家一户的走访过程中，太多的卧榻病床的老人、太多患有绝症的病人、太多渴望走出困境的村里人，这些更加的驱使我们用心去帮扶他们。

 

扶贫攻坚对各村都有任务、有指标，还要纳入最终的年终考核。如果仅仅把扶贫当作任务，为驻村而驻村，敷衍了事的填写扶贫手册;为入户而入户，表示我来过、我见过，然后纸上谈兵，这些被动的扶贫、被动的工作，没有一丝的责任感，如何能够用心。在奋斗在一线上的党员干部，从内心深处怀着对弱势群里的关爱、对困难群众的同情，坚持行善向善的信念，变任务为责任，变压力为动力，充满激情、充满爱心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扶贫攻坚战中。

 

用新扶贫

 

扶贫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在实施项目之初要尊重群众，积极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了解他们对未来的规划。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党员干部要有扶危救济的担当和准确的自我定位，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而不是自我标榜道德高地，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不断的反驳群众的意见。

 

在扶贫工作的过程中，把贫困群众当作亲友，倾听他们的诉求和想法，设身处地的谋划、实事求是的规划，维护他们的人格尊严，保护他们的脱贫愿望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以白塔畈镇项冲村为例，镇村两级干部白天走访入户，在田间地头、山场茶园等处与贫困户交流，结合实际，与帮扶结对的万盛集团制定养鹅计划、发展光伏扶贫、通过村里种养殖大户带动群众、与石料厂签订协议雇佣具有劳动能的贫困户等切实可行地措施帮扶贫困群众，同时以大病救助、民政救助、雨露计划等方式帮助生病的群众和学生渡过难关，让贫困户对生活充满希望，充满正能量去面对现在的问题，加大智与志的帮扶力度，永久脱贫、直奔小康才不会是一句空话，不是遥不可及的愿望。

 

用没用心和新，群众是有感觉的;被动扶贫和主动帮扶，群众是心知肚明;有没有将工作落在实处，群众是看在眼里的。只有真心付出、真新帮扶，扶贫工作才会取得实效，而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群众路线教育的成果会更加巩固，在攻坚战役中会取得绝对的胜利，更加会体现出基层干部的自我价值。在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引擎下，尤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驱动下，精准扶贫的车轮跋山涉水，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开启了十三五新一轮精准扶贫大计。

 

美丽娄星更是走在了精准扶贫的前沿。4月12日，区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全区精准扶贫工作，研究下发《娄底市娄星区关于开展千名干部下基层，解难惠民促发展统筹推进扶贫攻坚和群众工作的活动方案》，力求经过在全区开展百个单位驻村、千名干部包户、万名贫困户脱贫的百千万活动来统筹推进扶贫攻坚和群众工作。

 

扶贫是一项持久战，更是一场攻坚战。根据区委目标要求，要想在2016年实现娄星区12000多人脱离贫困，贫困群众必须在弱鸟先飞理念的指引和滴水穿石精神的激励下，开启理解输血、艰难换血、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经过授人以渔的智慧、技术、信心，真正让困难群众脱离贫困，掌握生存技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输血先输智。扶贫好比看医生，对症下药必须精准到位。一是提升教育水平，从智慧的源头上摆脱贫困。教育是强国之本，更是拜托贫困的根本，针对贫困地区，要完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全方位教育结构体系，针对贫困群众，要结好教育帮扶对子，有的放矢。二是开阔群众视野，培育致富意识，构建致富思维，增强支付本领，构建可持续内在动力。三是进驻专业团队，精准识别贫困群众、仔细研判贫困原因、正确选择扶贫项目，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区环境资源特征的特色产业。

 

换血当换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攻坚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既要知民情，又要仔细分析，精准规划，在全区贫困地区实现三个覆盖：一是产业项目覆盖贫困地区，抓住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契机，将绿色、环保、生态新兴产业想贫困地区倾斜，将产业链链接到贫困群众家庭，解决贫困群众无处可去、无处可发挥的问题，以兴新产业的新技能带动贫困群众技术提升和创新;二是公路基础设施覆盖全村，要想富，先修路，仅有发动群众筹资筹劳，共同把自家门口的道路硬化中单担当起来，才能为当地的发展、当地人的发展扫除外部障碍;三是技能培训全覆盖，统筹农村资源，以党建为龙头，发挥党员的优势，带动当地技能培训的发展，开展农业技能和非农技能培训，解决农民不会干的敢为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难题，实现人人有一技之长，人人有用武之处。

 

造血当从心。心，最关键的就是信心。扶信心是扶贫的关键。仅有把贫困群众的信心扶起来了，才能让大家看到未来的期望，才有足够强大的内因驱动有力的外部行动。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只要有信心，铁杵磨成针，唯有在心灵的源头改变人的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原先等、靠、要的被动思想，才能真正帮扶群众脱离贫困，逐步实现小康。

 

娄星区作为扶贫攻坚的先驱，干部群众必须上下团结，齐心协力，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创新工作思路，因地制宜，精准发力，确保如期啃下全区脱贫这块硬骨头，确保全区民众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农村扶贫工作心得体会范文2

 

扶贫工作就是一项解决民生实际问题，联系群众最直接最根本的工作。开展扶贫工作，实现贫困地区脱贫奔小康，离不开党的关心与支持，更离不开地方自身凝心聚力，不懈奋斗。

 

我是x年3月县局安排到子良镇铜锁岗村参加扶贫工作的。子良镇铜锁岗村位于石门县东北部紧临xx松滋曲尺河村，属典型的山区村落，山上树木多耕地面积少，没有工厂，环境优美。县局给我分配有三户扶贫对象，都是x年建档立卡户，其中1户扶贫对象、二户已脱贫的后扶对象。二年的对口帮扶工作其主要收获有以下几点：

 

一是带着细心去走访，做到有的放矢。走访户前，要认真了解全村的基本情况以及走访的群众类型(五保，低保，扶贫户，劳动力情况等)，群众对政策的知晓了解情况。记得第一次走访扶贫对象康某某时的情景历历在目，40多岁的汉子一人操持这个家，土坯房，家中一90多岁奶奶生活还能自理，60多岁的母亲瘫痪在床。由于要照顾家人原因，不能外出打工，只种2亩地，生活相当艰苦，不敢乱花一分钱，是一个大孝子贤孙，我深受感动。因病残导致家庭贫困的现实在走访时我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并持之以恒开展帮扶。针对母亲瘫痪帮助解决残疾人轮椅;帮助申报房屋改造资金3万元;针对农业生产缺少运输工具，帮助销售花生、油菜等农产品;帮助申报90岁以上人员高龄补贴、低保补助等，焕醒他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二是带着诚心去走访，做到将心比心。在走访过程中，尽可能地到群众家中看一看，听一听，重点了解群众家庭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如走访后扶对象养牛专业户向某某，我深入牛栏了解黄牛生长情况、饲料供应、疫病防治等情况，帮助打扫牛栏卫生、清理牛粪，老人很感动，同我拉起了家常。原来两老身体多病，因缺少生产资金，空有一身养牛技术无处示展，两个儿子40多岁了还单身。我同驻村扶贫组联系，继续帮扶。争取产业奖扶资金3000元、小额信贷50000元、脐橙苗100株;带着他的老伴到县残联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并积极帮助落实残疾人补助。现在向某某一家干劲实足，养牛发展到50头、养猪8头、养鸡30只、种地20亩、有一人外出广东务工，他们一家正走在奔小康的路上。

 

三是增强对贫困山村的感情，提高认识，转变工作作风。作为一名扶贫干部，要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去与村里的干部和群众接触、交谈、拉家常，要抱着我是人民的公仆这种心态去工作，这样才能接近群众、融入群众，使我们更好地开展工作。在处理困难群众问题时候，要结合有关政策的基础下，要有耐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遍不行，要讲两遍、三遍。一次不在家，就走两次、三次来调查处理解决问题。

 

看到扶贫对象家的变化，感受着他们对国家、对政府溢于言表的感激，我知道我这个帮扶责任人没有辱没党的使命，我将更深入、更扎实为帮扶对象做实事、多做事，尽自己一分心，为党的富民政策尽绵薄之力。

 

农村扶贫工作心得体会3

 

本学期我与**三位老师结对帮扶工作已经结束了。透过这学期的结对活动，我体会较深的是：这是一个同事相长的过程，在共同的教研活动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忙，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共同获得很大的提高。

 

一、结合教师的原有水平，制订师徒结对帮扶计划

 

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特长、优势，也各有需要提高的地方，我认真分析三位老师的特点，对于不足的地方，提出来一齐学习，使其在原有的基础上能够得到必须的发展、进步。最后根据这些，制订出了本学期的结对计划，并根据计划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很多地方还是需要虚心学习的。所以，本学期我把提高自身素质作为我本学期的工作目标之一。首先，我经常向其他教师请教，努力使自己在课题教学等方面有进一步的提高。其次，在其他老师上公开课时，我总是尽量安排出必须的时间前去听课学习，并仔细记录、认真评课，使自己在评课方面有必须进步。再次，在平时的休息时间里，我经常寻找有关资料、多看相关书籍，使自己的专业理论也有必须的提高。

 

二、结对帮扶，重点抓住这几个方面

 

1、认真钻研教材，对教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每句话、每个字都弄清楚，深入了解教材的结构、重点与难点，掌握知识的内在逻辑，明白应补充哪些资料;深入了解学生原有的知识技能的质量，学生的兴趣、需要、方法、习惯，学习新知识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及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精心设计教学方法，解决如何把已掌握的教材传授给学生，包括如何组织教材、如何安排每节课的活动。

 

2、精心组织课堂教学，关注全体学生，注意信息反馈，调动学生的有意注意，使其持续相对稳定性，同时，激发学生的情感，使他们产生愉悦的心境，创造良好的课堂气氛，课堂语言简洁明了，克服了重复的毛病，课堂提问面向全体学生，注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课堂上讲练结合，布置好家庭作业，作业少而精，减轻学生的负担。

 

3、要提高教学质量，还要做好课后辅导工作。初中的学生爱动、好玩，缺乏自控潜力，常在学习上不能按时完成作业，有的学生抄袭作业，针对这种问题，就要抓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并使这一工作贯彻到对学生的学习指导中去，还要做好对学生学习的辅导和帮忙工作，尤其在后进生的转化上，对后进生努力做到从友善开始，比如，从赞美着手，所有的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和差生交谈时，对他的处境、想法表示深刻的理解和尊重。

 

4、用心参与听课、评课，虚心向同行学习教学方法，博采众长，提高教学水平。听课是提高自身教学潜力的一个好方法，只有多听课才能够逐渐积累经验。所以对每一次听课的机会我都十分珍惜。这一个月，我听了十多节课，逐步掌握了一些驾驭课堂的技巧。我听完课之后，把那些教师上课时讲到的记在听课记录上，然后对我自己的备课设计进行参考，将其他教师很多优点和长处应用到我的课堂教学当中去。

 

5、及时做好课后反思，加强课堂教学效果。所谓反思是指新教师应善于总结学习及实践中取得的成果和出现的问题，不断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实践方式，以获得持续的终身发展，到达成长的质的飞跃。

 

三、做好示范，做好指导，共同提高

 

在这个学期里，我把每一节课都当成示范课，充分准备，不管是教具、教学过程都会精心设计，尽量把最好的方面展示。交流时，我们三人阐述备课的构思，备课时会个性注意围绕授课目标安排教学活动。发现教学设计有问题及时改正，上汇报课或公开课时，尽力分析教材，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教学环节，精心设计有层次有弹性的作业，并试教，尽量把优秀的教学活动汇报出来，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另外，透过听课、评课发现一些自己难以注意到的问题，及时改正。我评课时，会反馈很多她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优点和缺点。比如上课时和学生互动、小组讨论、关注全体学生等比较好等优点我都给予肯定;对自己的缺点加以改正;还有一些，如重点难点知识的不够突出、课堂上缺少激情，评价语言较少，整堂课时间分配得不够科学等，我都直言不讳地指出来。

第4篇：脱贫攻坚概念范文

关键词：大数据；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20日

我国目前适用的贫困线是2014年确定的，即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2，800元可判定为贫困人口。按照此标准，我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2.8万个贫困村，很多贫困地区属于历史极贫地区。除京津沪3个直辖市外，其余28个省级行政区都存在相当数量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众。

2015年6月到贵州省进行考察，强调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那么，如何在扶贫过程中做到精准呢？这就需要借助大数据来深度了解地区贫困状况，做出精准的决策。

一、大数据概述

（一）大数据的内涵。“大数据”的概念最早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库克耶在编写的《大数据时代》中提出，指对采集到的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而不是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对数据进行随机分析。人类可以花费更低的成本，通过更加便捷的方式获取数据中隐藏的价值和信息，也可以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大数据时代给人类深入探究事件的规律，获取潜在知识，得到更有价值的商业信息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大数据有4V特点，即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

（二）将大数据应用于精准扶贫的原理。在传统的数据分析阶段，我们一般是采用抽样方式进行数据分析。这也就是说数据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样本选取的随机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做到样本选取的随机性。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避免了数据样本选取随机的缺陷。“大数据”放弃了随机抽取样本的方式，而是将所有的数据充分利用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运用这种思维，在掌握所有贫困人口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贫困人口选取多重角度进行分析，深入、透彻的研究贫困人口状况，做出科学、精准的判断和决策。

（三）将大数据应用于精准扶贫的技术支持。将大数据应用于扶贫，首先要有关于贫困地区的人口具体情况、经济发展状况、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交通便利程度等信息。上述信息的取得则依赖于网络、计算机和遥感测量等技术的应用。在信息采集过程中要求所收集的信息具有准确性、全面性，还要考虑到实用性和重要性。贫困信息采集工作结束后要将信息进行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以便后期使用时便捷。

二、利用大数据实现精准扶贫的过程

（一）利用大数据确定贫困对象。做到精准扶贫的关键点是确定精准扶贫的对象。粗放式的扶贫是通过样本数据的分析，确定贫困标准后再选取合适对象，这种方式的弊端在于样本的选择不具有严格的随机性，容易产生偏差。大数据下的精准扶贫避免了粗放式扶贫在样本选择上的弊端，其利用新技术摒弃了样本分析的方式，转向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以数据的全面性和精准性为支撑。扶贫对象的确认原则是“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在传统的粗放式扶贫阶段，只有县级或村级政府对扶贫对象才有了解。大数据时代下的精准扶贫可以为每一村、每一户的贫困人员建档，将贫困人员的基本信息、动态变化录入平台，建立动态化的贫困人员信息平台。当然这种平台的初设阶段明显存在工作量繁多的弊端，采集的信息全部需要录入到平台绝非轻巧。这就需要我们做好基础准备工作：第一，建立信息录入小组，按照层级分工进行数据的录入；建立监督检查小组，对采集的信息进行分析、核实，确保初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第二，可以发动群众的力量，形成自下而上的申报、监督制度。民众可以按照国家颁布的贫困人员认定标准自行识别并确认自己、他人是够符合标准，发挥民众的自治性、监督性。这种监督管理可以提高信息录入的精准性，也提高信息录入的效率。

（二）利用大数据对贫困对象进行动态化监管。第一，利用采集的数据、信息建立贫困人员管理平台并进行信息化管理，建立标准识别系统对贫困人员是否仍符合贫困标准进行动态化监管，提高系统的精确性、准确性，避免贫困人员认定的滞后性、静态性的缺陷。在动态化的监管过程中，要做到对贫困人员的基本信息动态变化的全面把握与管理；第二，在平台上建立资金管理系统，全面监督贫困资金的流动情况，确保资金的专项专用，确保每一笔资金能够发放到每一个贫困家庭手中；第三，平台要做到贫困人员有进有出，体现扶贫的动态变化。不可能每个贫困人员永远都是贫困人员，平台动态化的监管可以准确监控到已经脱贫的人员、仍处于贫困中的人员。实时更新或定期更新可以省去统计这项琐碎的工作，也节省了人员设置。

（三）利用大数据对贫困人员进行预测。依靠对贫困人员的动态化监管可以做到工作重心从信息采集向信息分析的转变。大数据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贫困人员的确定、平台的建立，更重要的应用于对贫困人员的预测，这也是将大数据应用于精准扶贫的核心作用。将贫困人员基本信息、贫困地区基本情况运用数学、统计方法进行计算，对尚未发生事件进行可行性、可能性的预测。通过这种科学的预测，准确把握扶贫工作的实施效果，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数据的预测结果只是作为扶贫工作开展的辅工具，真正行之有效的扶贫政策和形式还有赖于因地制宜的政策设置和决策实施。

三、精准扶贫工作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建立工作责任制。2015年五中全会提出脱贫工作责任制理论，要求强化脱贫工作的责任考核制度，重点关注贫困地区脱贫工作实施效果。中央、省级政府加上财政支持，贫困地区积极进行商业性融资，整合财政支持和自筹资金研究开发和利用贫困地区的资源、为扶贫工作的进展提供新思路。工作责任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脱贫工作的开展，还有利于上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领导班子工作的监督、检查。工作责任制的建立有利于对资金的流向进行观测，确保资金不得私用或滥用。

（二）调动贫困人员脱贫的积极性。有些贫困人员已经习惯处于生活的底层，也没有积极性和上进心自我脱贫。这就需要领导班子鼓励贫困人员积极采取一切方式进行自我脱贫，增强贫困人员脱贫的内在动力。首先领导班子应该鼓励贫困人员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结合优势进行互补；其次领导班子可以建立富足人员带动贫困人员的互助制度。

（三）扶贫工作要彻底，切勿虎头蛇尾。扶贫工作的开展不能一蹴而就，应该细水长流式的抓住重点坚持不懈。随着“十三五”的到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迫在眉睫，扶贫工作进入了冲刺阶段、攻坚阶段。前期工作做得好，也需要后期系统的工作和政策来延续和支撑。政策制定要连贯，保障措施也要与时俱进，针对工作中出现的新状况不断地修正和调整。

（四）精准扶贫也要涉及到城市贫困人口。每当提起贫困人员，多数人想到的是贫困县、贫困村，而忽略了在城市居住人口中也存在一定比例的贫困人员。城市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员、无业人员、残障人员，他们虽生活在城市中，但依旧有可能生活在温饱的边缘，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生活都达不到。这就需要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涉及到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设立专项基金，对丧失劳动力的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对残障人口提供医疗救助保障，做到真正的精准扶贫。

（五）扶贫战略思想的转变。传统的粗放式精准扶贫采取的战略思想是普惠式，这种陈旧的方式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扶贫效果差。为了提高扶贫工作的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精准扶贫要求我们转变普惠式扶贫为适度竞争式扶贫。这种方式充分调动了贫困人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贫困人口积极寻找致富途径，使贫困人口自立门户、自力谋生、自力更生，这样才是帮助贫困人口脱贫最有效的方式。

主要参考文献：

[1]公衍勇.关于精准扶贫的研究综述[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5.3.

[2]罗江月，唐丽霞.扶贫瞄准方法与反思的国际研究成果[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第5篇：脱贫攻坚概念范文

关键词：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历史文化名村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14日

一、概念剖析

（一）扶贫。“扶贫”即为“扶持贫困地区”，贫困具有相对性，是一个历史和时代的概念。在我国，结合国家政策与当前国内环境，扶贫强调以政府行为为准，通过政府决策、资金下拨及基层援助等行为，对国内被判定为贫困的地区进行扶持，以达到贫困地区基本脱贫的目标。

（二）精准扶贫。1978年开始，我国开始进行贫困治理，贫困治理包括以农村制度改革减少贫困的阶段、以贫困区域为主要对象的有计划的推进扶贫、以解决温饱问题的“八七扶贫”攻坚阶段、改善贫困地区基本生活，巩固温饱成果以及新扶贫开发纲要和精准扶贫的提出，历经的这五个阶段反映了我国扶贫任务艰巨，扶贫困难之大。

在我国，“精准扶贫”的提法发端于我国广东地区。2007年，广东结合本身实际情况最早提出扶贫要“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登记造册”，明确要求集合全省的力量进行“精准扶贫”。

完整的“精准扶贫”内涵是提出来的，核心要义是“扶真贫、真扶贫”，改变过去粗狂扶贫的状态，强调扶贫的精准度，从2013年提出的三个精准到2015年6月所提出的六个精准，扶贫政策是在不断地走向精确化。精准扶贫是由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构成的体系，四项内容有层次、有顺序的开展。（图1）

二、历史文化名村的分布与发展现状

（一）概念。历史文化名村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

（二）数量、分布特征及原因。到现今为止，我国已经于2003年、2005年、2007年、2008年、2010年、2014年先后公布了六批历史文化名村，每一批相比前一批，数目都有所增加，体现了国家对历史文化名村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现总数目已达到276个，依据分布情况，将分布区域划分为7个片区，现各片区中，以华东地区分布数量最多，东北地区分布数量最少。（图2、图3）

中国历史名村逐年增加，从数据统计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历史文化名村的分布并不均匀，这里有片区所辖省市区比例不一致的因素，呈现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比重大，西部少数民族分布区相对比重小的趋势。（图4）

（三）发展现状。村落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村，让偏僻的村落走进人们的视野，部分名村利用现有的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如张谷英村、宏村等，但还有部分历史文化名村是地理位置偏僻、缺少可发展的资源，空有一个历史文化名村的虚名，如经济水平、基础设施等都是处于低水平层次，贫困问题成为部分历史文化名村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精准扶贫对历史文化名村产生的影响

自精准扶贫开始以来，现已在全国很多地方如火如荼地进行。历史文化名村作为中国村落中有自己特色的一部分村落，在扶贫项目进行中，应当作为重点进行帮扶。精准扶贫对历史文化名村产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扶贫中的十大工程来进行的，每一项工程都有一定的针对性。

（一）积极影响

1、对空间聚落分布的影响。精史銎墩攵云独Т宀扇〉囊椎胤銎栋崆üこ袒岣谋涓妹村原来的空间布局，对空间聚落进行重新的调整。易地扶贫搬迁是指将生活在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到其他地区，并通过改善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调整经济结构和拓展增收渠道，帮助搬迁人口逐步脱贫致富。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明显，如山西太原市的北社乡对秦家后7村共117户进行实地调查后，面对交通条件落后、上学就医困难等问题，展开搬迁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易地扶贫工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名村空间聚落的布局，对部分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的名村而言，移民搬迁也是相对较好的出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2、产业结构的调整。精准扶贫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具体名村的调查，发现真正贫困的原因，从根本上提出发展之计。旅游扶贫、电商扶贫、致富带头人创业培训等工程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旅游扶贫是指通过开发贫困名村丰富的旅游资源，兴办旅游经济实体，使旅游业形成区域支柱产业，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致富。如湖南省会同县的高椅古村，于2005年被确立为历史文化名村，之前经济发展状况一直不理想，通过旅游扶贫，将该村建设为一个综合性的旅游观光休闲胜地，不仅当地人们顺利脱贫，而且发挥了该村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基础设施建设，让高椅古村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电商扶贫开发包括将名村建设为“淘宝村”、“电商村”等，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产品营销，给偏远名村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指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逐步转化，提高产业值，让历史文化名村的村民逐步走出来，接收新信息，更好地在当地进行生产发展。

（二）消极影响

1、救急不救贫与返贫困现象的出现。精准扶贫政策主要是从物质上对名村进行帮扶，缺少对村民思想上的教育引导，物质的帮助只能暂时地缓解贫困。国家下拨的资金有限，在扶贫过程中，采取救急不救贫现象突出，不仅引发村民的不满与不配合，还会导致后期贫困程度加深。返贫现象是指当政策力度减弱时，该村又会恢复原来的贫困状况，只得到了暂时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无法根除贫困，扶贫工作的进行需要政府给予长期的关注与支持。

2、精准识别不足所带来的不公平现象。精准识别是进行精准扶贫工作的前提，识别的精度决定了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在识别贫困名村贫困户的过程中，识别精度低会直接影响政策的推进效果，在某些实施地，不免会出现贫困户未得到足够的资金补贴，而脱贫户得到资金资助的不公平现象。

四、精准扶贫在历史文化名村实施中的问题与解决途径

精准扶贫政策虽然已经在部分实施区域有所成效，但依然存在很多实质性的问题，在政策推进的过程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确保政策能真正地落实到人，落实到户。

（一）问题分析

1、规模问题。贫困人口规模的确定不是基于科学标准识别出来的，而是基于省级扶贫部门测算结果自上而下分配的，在这种格局下，各地、县、乡获得的贫困户的指标未必与实际贫困人口规模相一致。扶贫部门分配的贫困户指标与实际贫困人口不匹配，则会出现贫困人口与资金的问题，不利于扶贫工作的继续进行。

2、识别问题。识别问题是指在扶贫之前，通过调查的各方面资料来判定该历史文化名村是否成为扶贫对象的一个过程。识别问题主要分为过失识别问题与恶意排斥问题，过失识别问题是指在精准识别名村中的贫困村时，由于操作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而导致识别不准确现象的发生。恶意排斥问题是指承担精准识别的负责人为了私利优亲厚友，在识别过程中，不按照严格的要求进行贫困程度的判定，故意降低或者提高某地的人均收入，降低了扶贫的精准度。

3、资金问题。资金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源泉，包括资金投入的问题与资金用途的问题，随着精准扶贫政策进行的白热化，国家对扶贫资金的资助每年呈现上升趋势，但在项目的进行过程之中，每村每户具体能收到多少补助资金却是不确定的。近年来，物价上涨，很明显地消耗了投资的有效性，对特困村特困户而言，暂时的资金补贴只够人们用于一段时间的生活支撑。扶贫资金来源单一，主要是来源于中央和地方财政，没有足够的资金作为后勤保障，扶贫工作难以落实，微薄的补贴并不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二）解决途径分析

1、因村施策。扶贫中的十大项目是要通过对各个名村情况进行精准调查，深入分析贫困的原因。项目的实施不能粗放漫灌，要强调针对性，主要是进行“扶农”，逐步依村落实帮扶项目、帮扶资金与责任人。精准帮扶是扶贫政策的关键，力求帮扶的准确性，遵循宜农则农、宜工则工的原则，切实深入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因村施策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在对名村了解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去把握该村的贫困状况，然后从细节上进行细化调查，贫困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现象，力求在短时间内发生质的变化，其可能性是不大的，只能从大的方向去把握，在政府的帮助与在村民自身的努力之后，贫困情况有所改善。

2、资金到位。经济是扶贫的根本，多渠道的筹措资金会给扶贫工作带来多一份的保障，如项目中的扶贫小额信贷正是为扶贫资金来源“造血”的一种方式。在住房建设上，对历史文化名村现存的危房进行拆除重修，对破旧损伤的住房采取修复的方式；在教育的支持上，特困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资助，适当增加教职工的工资；在产业发展方面，可以通过现金、实物、股份合作等方式直补到户。扶贫工作需要在“人”与“钱”两个方面进行细化，确保实施的效果。

3、建立信息化的管理。精准管理是精准扶贫的保障，主要包括农户信息管理、阳光操作管理与扶贫事权管理。农户信息管理是指建立起贫困户的信息网络系统，将扶贫对象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录入到系统，实施动态管理。阳光操作管理是指建立扶贫资金信息披露制度以及扶贫对象、扶贫项目公告公示公开制度，避免暗箱操作导致的应扶未扶，保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在阳光下进行。扶贫事权管理是对各部门具体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明确划分，各部门应以扶贫攻坚规划和重大扶贫项目为平台，加大资金整合力度，确保精准扶贫，集中解决突出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王介勇，陈玉福，严茂超.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创新路径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

[2]潘帅.新常B下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6.

[3]刘解龙，陈湘海.精准扶贫的几个基本问题分析[J].长沙：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5.

第6篇：脱贫攻坚概念范文

关键词： 移民搬迁 扶贫 秦岭大巴山区

目前我国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到2020年要实现全部脱贫，任务难度可想而知。目前偏远山区农村的扶贫工作是脱贫攻坚工作中重点中的重点，本次调查报告以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高川镇秦岭大巴山脉贫困区为例，经走访调研、座谈了解的方式对扶贫前沿阵地观察，得到最新的扶贫信息。本文主要以移民搬迁这一扶贫主要方式展开叙述。

一、高川镇基本情况

（一）地理环境

高川镇位于西乡县东南部，距县城73公里，北与茶镇交界，东与马家湾乡接壤，南与五里坝镇、镇巴县相连，西与石泉县毗邻。下高川集镇是镇政府所在地，是高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设施便利，通信用电完善。

（二）经济模式

高川镇主导的经济模式以茶叶、生猪养殖、烤烟、劳务输出四个方面为主。

1.茶叶种植。高川镇地处高山，有连片的茶园，气候、光照条件适宜茶叶的生长。高川镇加大招商引资和融资力度，引进先进的茶叶生产和加工设备，提高茶叶技术加工水平。

2.生猪养殖。生猪养殖是高川镇的另一发展支柱，然而养猪并未形成规模，养猪的人较少，活猪卖给杀猪匠，供应镇上的村民食用。

3.烤烟种植。近几年政府在大力发展烤烟种植业，烤烟成为一条农民致富的切实可行的方式，高川镇成立烤烟新区，在各城镇烤烟种植中名列前茅。

4.劳务输出。高川镇作为全县劳务输出重点镇，输出至经济发达沿海地带及直辖市。由于经济不景气，国内的外贸加工等行业纷纷下滑，薪酬很低。

（三）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方面，从西乡县到茶镇的国道2006年开通，2011年修建茶镇到高川镇的公路，将来这条公路会加大加宽，公路修通了。近几年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改善，形成了以高川集镇、八角楼居民点、下高川集镇为重点，以茶镇碾子亚路为主线，“三点一线”的小集镇框架，基本消除制约高川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瓶颈”。争取筹措资金对薛河、红庙、五星便民桥进行了修复，解决了三村245户，632人的交通问题，完成了周家河饮水、五星大堰衬砌、集镇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沼气100口，小城镇集镇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

（四）灾后重建

2008年汶川地震，受地震影响，上高川受损严重，主要集中在红庙、老君、宝华、罗贯沟四个村。受政府重视，各村积极开展灾后自救、灾后重建，修建了一排排整齐的房屋，房屋外面也粉刷一新。全镇灾后重建292户，房屋638间，涉及1160人；维修房屋541户，房屋1131间、涉及1845人。经过几年的发展，至2016年，高川镇各村已经形成集镇式发展社区，高川镇的面貌也发生巨大的改变。

（五）人口分布

高川镇的整体人口情况，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总人口是14672人，其中男性比例52%，女性比例48%，各年龄阶段，14岁以下男性占12%，女性占10%，14岁至65岁的男性占34%，女性占32%，65岁以上男性占5%，女性占4.6%。总体来看，男性比例超过女性比例，女性少产生很多问题，青壮年比例相对较高，以外出务工和求学、在家务农为主。

二、调研情况反馈

（一）走访移民搬迁村民

以高川镇大树村和五星村移民搬迁点为例，大树村原住在河道及山腰容易发生不安全事故的村民，全部集中安置在位于大树村道路两侧的新修建社区中。大树村民在2012年至2015年三年时间，通过外出务工挣钱、银行贷款的方式在道路旁新建了房屋。新建社区共集中村民30户，共168人。房屋为一层两间，有一个后院，院墙外是其他村民的田地。房子内部大部分没有装修，很少购置家具，经走访了解大部分村民不愿意购置家具的原因，其一是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其二是常年在外务工，家具使用率低。房子多半为自己外出务工多年的积蓄所买，家庭贫困者也有在银行贷款的。

（二）走访大树村党支部书记

在2016年2月16日走访找到了大树村党支部书记，了解了关于大树村乃至高川镇的一些移民搬迁及扶贫情况。近几年国家扶贫力度比较大，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农民从较偏远、道路不方便的山顶、山腰地点，搬到山下统一安置。总的说来，国家的政策是很好的，希望将农民集中在一起，脱贫致富。然而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制约农民可持续发展，挫伤农民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如集中安置起来，吃喝问题怎么解决，土地远，怎么种粮食；无法发展养殖业，原有房屋废弃，买什么东西要去镇上买，没有经济收入；思想观念没有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也没改变；移民搬迁后垃圾多。

（三）走访大树村外出务工人员

除去社区村民劳务输出这一方式外，其他的如发展农业、副业显得苍白，务工常年在外，每年家里种地的人较少，因此发展农业不景气。另外还有其他几个方面因素，如地理环境原因、种地成本高、回报率低。每年水稻分两次种植，先培育种子，栽小秧，再栽大秧。一亩水稻的每年产量是1000斤稻谷左右，计算成本每亩1330元，而每亩收益卖谷子在1400元，卖成大米收益在1610元，还不算平时管理费用。从数据统计来说，种植水稻，确实不能赚钱。据分析，目前制约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式有城乡二元结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较低、涉农经济体制改革，这里三者兼有。

三、思考及对策

陕南是国家集中连片的贫困重点地区，地处秦巴山区，包括汉中、安康、商洛三市。其地势复杂、经济基础薄弱、自然灾害频繁、经济发展不起来，贫困率较高。移民搬迁能够有效缓减迁出压力，降低贫困水平，对发展经济、保护环境具有很大意义。移民与减贫的关系，不但决定移民工作的成效，还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精准扶贫，也是近几年扶贫工作采取的形式，要反复思考“贫困者贫困的原因是什么”、“贫困者通过扶贫得到了什么”、“贫困者通过什么方式致富”这样的问题，同时认识扶贫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一）建立贫困档案卡

目前党和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从基层来说，国家的好政策落实到困难的村民还是很难，真正精准扶贫意味着扶贫的受益群体必须是那些真正的贫困户。要真正落实扶贫的名额缩减工作，当务之急是对贫困户建立档案卡。高川镇扶贫的具体情况，要落实到实处，找到源头。

（二）因地制宜搬迁

理论上移民搬迁对象要坚持“避灾优先、扶贫优先”，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出现搬富不搬穷的问题，能搬出去的都是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本，反而那些优先搬迁的村民却得不到搬迁，因此尽可能防止扶贫不走样，不要只注重搬迁的数量、速度，还要关注过程、质量和发生的问题。

陕南秦岭大巴山区的移民搬迁，从山上迁到山下，配套基础设施，是否就是扶贫，有待考量和研究。对于政府来说，搬迁责无旁贷，如果搬迁100户，每户的代价是10万元，那么搬迁的总成本就是1000万元，后期还应该有一系列的帮扶措施，而搬出后的村民未必满意。这种搬迁工作不同房地产开发拆迁，需要巨量的净投入。针对这种情况，或许更好的方式是不搬迁就不搬迁，因地制宜，如属于自然保护区或确实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就要搬迁。如果实行大规模移民搬迁，中国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安置是个大难题。山区新开田，代价高昂，地方的培育需要时日，所以在中国真正属于移民搬迁的只占一小部分。

在整个扶贫中，移民搬迁远非主体，应当综合思考，因地制宜，适合用什么方式就采用什么方式。

（三）改善山区基础设施

最重要的是，要改善山区基础设施，许多深山区，在公路修通后，凭借山区的物产和资源条件，迅速变富的例子多的是。这些年，西南地区几次大旱，靠新建的公路和乡村公路和便道，山区的农民用打工挣钱的上千辆摩托，一边挂一支水桶，在运水上起了关键性的大作用。绝大多数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并不是不创造生存条件，靠建小水塘、小水窖，在几乎完露的石山上，一个村造出上千亩、几百亩良田，大大改变生存条件的例子比比皆是。贵州苗岭主峰的雷公山海拔1700多米高处的脚尧村，几乎没有什么水田，是苗岭海拔最高的村，这个村靠种茶叶等由穷变富，每到采茶忙时，山下的人还要到山上去打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村取水点太远，为一个村通电成本太高，即创造生存条件不如搬迁为好，才适宜搬迁，准确地说，搬迁是不得已才为之的方案。现在的村里，大批人员尤其是年轻人出去打工，客观上减轻了山区扶贫的压力。

（四）政府加强带动引领

扶贫工作不是一时就能产生较大的转变，当前的扶贫工作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上级政府在审批重大项目时应重点向贫困地区靠拢，使得贫困户真正受益。扶贫工作如果只指望贫困者自己发展脱贫致富是不现实的，贫困户受到资金、观念或者惰性的因素。要使他们摆脱贫困，需要加强指导和带动。带动和引领不是一对一的指导带动，而是通过村干部或者致富能手发挥率先垂范作用才行，将贫困户的脱贫需求、致富能手的发展需求和政府的领导支持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行。然而各方面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使得这三者不能恰到好处地结合，致富能手如果要壮大自己，肯定需要政府的帮助和群众的加入，但是致富能手眼光的局限性，会不会利益独享，是问题所在。当然，贫困户受落后观念的影响，生产经营的被动，需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但是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如果自我意识太强、不服从管理，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另外，政府的项目帮扶有可能会浮于表面，不够深入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强行完成任务，也是需要克服的方面。

参考文献：

[1]冯明放，彭洁.浅析陕南移民搬迁面临的几个突出问题[J].特区经济，2012.10.

第7篇：脱贫攻坚概念范文

一、苍溪县旅游精准扶贫概况

苍溪县地处四川盆地北缘、秦巴山脉南麓、嘉陵江中游，幅员2330平方公里，辖39个乡镇、802个村（社区）。总人口79 万，其中农业人口66.3万。截止2015年6月30日，全县有贫困村214个，贫困户23196户，贫困人口67946人。在贫困特征上，既有量大面宽、程度深的全省面临的共性问题，也有边远分散、底薄灾多、巩固脱贫成果较艰巨的个性问题。

二、苍溪县旅游精准扶贫SWOT分析

（一）苍溪县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

1.区位优势

苍溪县位于川东北深丘，跨东经105°43′―106°28′，北纬31°37′―32°37′，周邻5县（市）1区；处于广元、绵阳、巴中、南充四市的中心腹地，三小时内可达到成都、重庆，四小时内铁路、航空游可到达国内绝大多数省会城市，是四川旅游北环线上的重要节点。

2.资源优势

作为红四方面军出发的纪念地、黄猫垭战役纪念地的苍溪县，是全国百个红色旅游景区之一和全国性的领导干部党性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示范基地，这里物阜天华，生态优良，特产富饶，具有特色的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农业资源和水利资源。

3.文化禀赋

古有“玉女凿溪”、“火烧怪兽”的神话传说；近有唤马剪纸、川北灯戏的民间艺术；今有每年举办的 “中国・苍溪梨花节”。在境内留下过足迹的有杜甫、陆游、张道陵等著名历史文化人物，存有临江寺、云台山、西武当、白塔山等著名历史文化景点，其中文化更是享誉全国。

（二）苍溪县乡村旅游发展的劣势

1.产品过于单一，特色氛围不浓

乡村有乡村的气息，有乡村的人物，有田园的风光，有乡土的风情，要充分体现出人文、艺术、风土景观等乡村特色，并以乡村特色吸引客源，以乡土文化促进发展，以乡土风情提升魅力，推动乡村旅游多元化发展。

2.认识片面，主体作用不足

在旅游业扶贫开发的过程中，人口的参与度直接决定了扶贫效果的好坏。苍溪县在乡村旅游的特色资源和客源没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估，破坏了乡村旅游特有的乡土人情，失去了乡村性和乡村意识，更谈不上积极性。

（三）苍溪县乡村旅游发展的机遇

1.党政重视，旅游投入逐年增大

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若干意见》（国发z2014{31号）首次提出了“旅游精准扶贫”的概念；2015年5月，旅游扶贫被列入我国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近年来，苍溪县委、县政府也把旅游工作纳入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资金的投入上，每年都预算一定数额的专项资金，除此，还会对群众的投资采取奖代补的方式，充分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2.消费观念转变

以前，人们追求的只是简单的观光旅游，现如今，更多的是向休闲与度假旅游、体验旅游转变。游客流向也已从过去的全部涌入大城市逐步向回归大自然转变，人们更多的是向往生态享受和精神满足。

（四）苍溪县乡村旅游发展的威胁

1.旅游竞争压力大

广元市的四县中，剑阁县有着国家AAAAA级景区剑门关；青川县，唐家河、东河口、青溪古镇发展势头良好；旺苍县，有苍王峡、古城山等旅游品牌。三区中，朝天区有曾家山明月峡；利州区有皇泽寺、千佛崖；昭化区有昭化古城、平乐寺。而与苍溪县直线距离不到20公里的阆中市更是拥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四大古镇之――阆中古城。

2.资源环境压力大

目前，苍溪县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压力比较大。存在着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问题，所以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科学的开展乡村旅游，精准的进行旅游扶贫。

三、基于SWOT分析的战略制定

总体上来说，苍溪县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目前的发展情况是优势多于劣势，机遇多于威胁。因此要把劣势转化为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威胁，持续健康发展。

第8篇：脱贫攻坚概念范文

一、扶贫工作的二重性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边远地区。这些地区或是干旱严重，降水量小又主要集中在夏季；或是地表水源不能利用，喀斯特地形地表水渗透严重；或是高寒阴冷，有效积温严重不足，不适合第一产业农业的耕作；或是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灾害频繁。除此之外，贫困人口居住地义都较为偏僻，远离经济中心地区，交通受阻，缺水、缺电，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如果按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衡量，相当多地区都被认为是处于人类不适合生存的环境。同时贫困地区文化，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太低。据统计，贵州自1949年至1987年的人口平均增长水平比全国高16.7％。河北省贫困山区1949年到1988年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33％。贫困人口大多数居住分散、偏僻，办学条件差，教育设施落后，加之贫困户生活困难，无力支持了女上学，适龄儿童失、辍学率较高，青、壮年文盲比例偏大。许多贫困县的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分别达到10％和0.3％，比全国平均水平至少高出50％到100％，而在贫困乡镇和村庄，情况还要严重。

面对贫困地区的这种现状，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从1986年-2003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扶贫资金2245.7亿元，以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地区经济、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扶贫工作具有公共产品特征

政府主导并且以公共财政资金投入为主的扶持工作，是基于扶贫工作是一项公共产品的认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1．对于全社会而言，扶贫工作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的特性，消除贫困能够为全社会带来更多的正效用。

2．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扶贫工作重要内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性因素之一。调查表明，针对现有扶贫形式中修建道路、解决人畜饮水、解决农业灌溉、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增加教育设施投资，解决通电、通话，通广播电视信号等项目，排在贫困农民需求前三项的是：修建道路、解决人畜饮水、解决农业灌溉。以往的研究也表明，以工代赈资金投入的缓贫作用明显，可见贫困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对缓解贫困有重要作用。朱乾字(2004)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研究表明：以工代贩这种扶贫资金的投入对于增加农业总产值、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和、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和降低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比率所产生的绩效最好。而以工代赈资金恰恰是为国定彷困县提供了农村公共产品。

(二)扶贫工作存在私人产品特性

摆脱贫困归根结底是要贫困人口增加其自身经济收入，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脱贫，要依靠其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增加收入。贫困人口要通过稳定的生产经营活动，可持续地获得高于贫困线的收入，才能摆脱贫困，扶贫工作才能取得成效。我国扶贫工作的四个阶段当中，1978-1985年的第一阶段和1994-2000年的第三阶段贫困人口的年均下降速度分别为9.43％和13.07％，明显高于1986-1993年第二阶段的5.43％和2000-2004年第四阶段的3.42％。其重要原因在于第一阶段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出现了一轮超高速增长，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第三阶段则是政府采取了开发之扶贫新模式，改“输血”模式为“造血”模式，在提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等公共产晶的基础上，促进了贫困地区具有竞争性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使得农村贫困人口出现两位数的下降幅度。

以上分析充分说明扶贫工作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晶的二重性，所以扶贫工作的机制也要围绕扶贫的二重性构建。

二、反贫困工作中政府部门的职能

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但旧的计划经济模式和痕迹仍然处处存在，在许多经济活动中还保留着一些原有的习惯，特别是基层政府工作当中，政府部门在一些竞争性的经济活动中仍旧参与决策。长期以来，我同的农村扶贫工作是“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政府部门为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增加收入，作了大量的工作，政府部门利用国家扶贫资金在贫困地区进行农村道路、人畜饮水、基本农田建设、扶持产业活动，甚至替代农民决策、落实扶贫贷款、为贫困人口选择生产经营活动等。这些工作一方面取得了反贫围工作的巨大成就，但过多地参与竞争性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也抑制了贫困人口自身脱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影响了扶贫工作效率。

(一)现阶段扶贫工作中存在问题及其不良后果

1．政府部门替代贫困农户决策，抑制了农户脱贫的主动性。我国政府为帮助贫困农村人口摆脱贫困，不仅通过以工代赈的模式投资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以无偿的财政扶贫资金和贴息扶贫贷款的模式，为贫困地区竞争性的生产经营活动投入大量资金。中央政府不仅考虑了贫困地区公共产品的投入。还考虑到了生产经营性资会的投人，甚至还考虑到了贫困人口的生活费用支出。许多基层政府部门出于帮助贫困人口致富的愿望，主动积极地帮助贫困人口选项目、找资金、寻市场。久而久之，严重的抑制了贫困人口自身摆脱贫困的主动性，贫困人口，甚至部分贫困地区的干部产生了不思进取的“等、靠、要”消极思想观念，一切等待国家和政府，一切依赖国家和政府，形成了越穷越懒、越来越穷的恶性循环。

2．大量的无偿扶贫资金投入到竞争性生产经营活动当中，降低了扶贫资金效率。为搞好扶贫工作，扶持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产经营活动，国家财政每年都有大量的无偿的财政资金和贴息贷款投入 到扶贫工作当中。2003年国家扶贫重点县得到的扶贫资金达到277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扶贫资

金39.6亿元、以工代赈资金41.8亿元、中央扶贫贴息贷款累计发放87.5亿元。但是，在现有资金投入和使用的机制与模式上，上述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具体表现在：

首先，存在严重的资金漏出现象。焦国栋(2004)的调查认为大约有40％的扶贫资金没有用于扶贫，而据另一估计，扶贫资会的漏出率超过50％，甚至高达70％以上。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004年6月指出，审计署审计21个省(区、市))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扶贫资金，发现财政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问题比较突出，据国家审计署对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向全国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投入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发现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就达43.43亿元，占被审计扶贫资金总额的20.43％。

其次，导致扶贫资金的严重不足。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短缺经济”，由于价格约束机制，政府部门只能采用计划分配的手段配置经济资源，其结果就足长期的短缺与不足。我国当前的财政扶贫资金供给是无偿的，信贷贴息扶贫资金利率远远低于市场利率，其结果必然是资金供给严重不足，虽然国家每年的扶贫资金总量在不断增加，但永远无法满足贫困地区对资金的需求，各级政府职能采用传统的计划手段对资金进行层层配给。从而出现资金供给远远小于资金需求，影响了政府扶贫的效率；部门利益使政府扶贫开发出现多部门缺乏协调，降低扶贫工作效率；对扶贫资金的分配易出现平均化和权力寻租现象，从而导致国家在贫困地区投资重点不突出，难以形成生产上的拳头，也常常使最贫困的人口无法得到帮助。

再次，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长期形成的“等、靠、要”思想观念使得贫困人口缺乏脱贫的主动性，相当一部分无约束的财政扶贫资金用于生活消费；投资于生产活动当中的资金也由于贫困人口缺乏决策参与，在遇到市场问题、技术问题等的时候，缺乏主动性。一旦项目失败，不仅财政扶贫资金难以产生预期的效用，投入的贴息信贷资金也难以回收。中国农业银行对河北省张家口坝上四县(固定贫困县)的调查表明，1999、2000年发放的扶贫到户贷款到期收回率最高只有3％，最低仅为0.7％。

最后，单一的扶贫产业开发模式引起了市场的大幅度波动，严重损害了生产者利益。在一些地方的扶贫开发工作当中，基层政府为求政绩，片面追求“农业产业化”，追求“小生产、大规模”的生产效应，选择某些单一的生产项目在区域内大规模推行，往往出现市场的供过于求、生产的大起大落，生产者利益严重受损。这种事例在国内屡见不鲜。

(二)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在于向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制定相关政策、法律调控市场，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凡是竞争性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应当有市场调控，市场竞争能够调控的经营活动，政府就不应该直接介入。扶贫工作同样如此。贫困人口能够从事的牛产经营活动往往是分散的、小规模的、不具有垄断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在扶贫活动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应当主要表现在提供公共产品、为贫困人口从事的牛产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而不是直接介入到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当中去。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1．进行扶贫工作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任市场竞争中，由于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人员素质，技术水平、经营管理能力等多方面的制约，其生产经营活动竞争能力一般较差，因此，政府部门应当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方面向贫困地区倾斜，包括资金供给制度、税收优惠制度、产业进入标准等，从而有利于贫困地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2．基础设施建设。2003年底，我国贫困人口的60.8％分布在592个国定贫困县，在贫困人口聚集地，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严重落后，道路不通，缺水缺电、信息闭塞、教育落后、医疗卫生得不到最起码的保障。政府要把大量的扶贫资金和精力投入到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来。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既是最受贫困地区广大贫困人口欢迎的项目，也是对脱贫最具散用的政府投资形式。因此，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扶贫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项工作不仅仅可以使贫困人口受益，还可以惠及项目区全体居民，促进医域内经济发展，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3．提供技术、信息服务。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往往缺乏必要的技术技能，经营信息闭塞，政府扶贫部门应当加大技术和信息服务的工作力度，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提供帮助。

4．建立必要的社会救济体制。贫困问题是一个相对概念，但也有一定的绝对性，在现有绝对贫困人口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老弱病残贫困人口脱离于社会经济生活以外，经济发展以及开发式扶贫对他们毫无影响，其自身没有任何脱贫能力，这一部分人口就需要完全的社会救济。在我们的调查中，仅贵州一省现有的310万贫困人口当中，鳏寡孤独、呆傻痴残的107.6万特殊贫困人口，占绝对贫困人口的35％。同时，我国每年有相当一部分低收入人口因病、因灾等问题返贫，临时性的救济可以有效的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三、引入市场机制，促进竞争性产业健康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性经济活动必须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必须如此。政府部门对贫困地区的产业扶持也要引入市场机制，依靠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调动贫困人几脱贫致富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贫困入门的生产经营水平，起到缓解贫困，并最终脱贫致富的目标。具体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必须自负盈亏，自主决策

在许多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往往代替农户选择生产经营项目，并且投入了大量的财政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以支持这些项目，其结果大多数不尽如人意。一旦项目失败，政府部门无法负责，作为生产经营￡体的贫困农户无力负责。引入市场机制就要求农户自主选择脱贫的生产经营项目，并且要自主经营。政府扶贫部门可以为贫困农户提高信息指导，技术帮助、市场咨询，而不是大包大揽。

(二)减少对农户生产经营项目的无偿资金支持，培养其独立的市场主体意识

国内现阶段的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边远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长期以来经济文化落后，基础设施匮乏，文盲半文盲程度高，缺乏商品经济的竞争意识。特别是在政府主导扶贫的情况下，他们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的依赖，形成了一种对行政体系特殊的遵从心理和习惯，弱化了参与意识，并产生出对政府的强烈依赖和懒惰。同时，政府扶贫部门为完成上级部门任务，在政府扶贫资金的引导下，自觉不自觉地要求贫困人口的服从统一的生产部署，没有调动起贫困人口的脱旋主动性。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要减少以至停止对农户生产经营项目的无偿资金支持，引导贫困人口树直独立的市场主体意识，参与竞争意识，逐渐培养贫网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只有如此，才能促进贫困人口自主地发展商品生产，改善自身生活状态。

(三)建立符合市场机制要求的资金支持体系

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需要大最的资金支持，但是，我同长期的政府部门提供的无偿财政扶贫资金和贴息扶贫贷款支持，根本无法满足扶贫工作对资金的需求。对于基层政府和贫困农户而言，获得扶贫资金没有成本，因而也就不去追求资金使用效率，导致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低。同时，这种扶贫资金的投入模式永远满足不了贫围地区和贫困农化对资金的需求，使得扶贫资金永远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政府应当建立一套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又必须自负因亏的贫困地区农村金融组织，广泛地开展完全市场化的农村小额信贷，以满足贫困人几对资金的需求。茅于轼先生在山西的“茅式基金会”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作了有益的探索，该基金会成功地解决了村民的信用基础问题，确立并使得村民认同了游戏规则，他的做法符合经济学以及金融学基本原理，符合经济运行的规律。效果明显，极具中国特色(邹啸鸣，2004)。

第9篇：脱贫攻坚概念范文

（一）主要做法

1.充分发挥群众主体的作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其对象均是贫困户，到户受益也是贫困户。因此，我县扶贫工程坚持以群众为主体，把发挥群众主体作用贯穿于整个过程。

2.注重整合捆绑资金。贫困村整村推进涉及内容多，要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统筹安排，集中使用，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原则，扶贫、财政首先把产业化扶贫、劳务扶贫、残疾人扶贫等各类资金捆绑在贫困村内，其次县乡两级都要协调水利、农业、畜牧等农口部门和国土、民政、教育等涉农部门资金共建扶贫新村，壮大了到户资金规模。从项目的实施看，充分体现了各部门项目集中使用的扶贫效果，体现了大扶贫的理念。

3.拓展定点帮扶工作。以县“挂、包、帮”工作机制为平台，建立和完善市、区县、乡镇机关、企事业单位联系贫困村，领导、干部、党员1+1帮扶贫困户制度，把列入了年度扶贫解困目标的贫困户作为帮扶对象。并主动向领导汇报，为今年启动的每一个贫困村协调落实1名县级领导联系，1-2个县级部门帮扶，有牵头、有落实、有措施的明确了到户机制。

（二）经验

1.坚持扶贫首扶制。一是坚持“第一、特殊、瞄准、集中”安排扶贫项目资金，以贫困人口为首要对象，首先针对贫困人口的特殊困难安排部分资金解决；二把握首扶资金量和扶持贫困面。在落实首扶资金的基础上，关键还要把贫困户与一般户同等对待规划、落实项目资金。甚至在此环节也应充分考虑贫困户的困难给予倾斜，甚至是全额补助。

2.确立重点和标准。即确立了财政扶贫资金规划重点和标准问题，一是在规划对象上，重点是到户项目。新村扶贫资金重点规划贫困户到户项目，其次是村级公益项目。二是在建设内容上，重点是生产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坚持解决贫困户迫切需要问题的原则，尤其是重点规划如：贫困户危房、饮用水、连户路、沼气池建设项目。发展产业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区域布局、龙头企业的覆盖，新村扶贫资金对贫困户生产发展需要适量补助，产业扶贫项目优先安排到村，协调农业、林业、畜牧等相关部门资金扶持。另外劳务扶贫培训也优先选择新村内的劳动力培训输出。

3.推行公告公示。推行3级公示公告制，即在媒体上公告新村扶贫的政策、对象、资金、建设内容等。村具体公示项目资金申请、申报、审核、审批程序；公示扶持的农户和村级公益项目实施地点、建设内容、规模、补助资金，建设的标准等。入户张贴到户项目资金明白单。通过公告公示接受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真正做到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

二、扶贫到户工作取得的效果

探索完善了“扶贫首扶制”、“群众参与制”、“竞争比选制”、“项目监理制”等一系列扶贫开发机制，其中，前十年扶贫开发到户机制，客观上引领了项目村通过参与扶贫新建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示范片的推进工作。

（一）实现了“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的提升及优美环境“六到农家”工程雏形在当地的示范。

（二）扶贫政策概念在一定范围深入人心。例如，在前十年扶贫规划中，代湾村属省级新村改变最贫困、最闭塞的面貌，通过十年专项扶贫，交通有了极大的改善，基本实现了社社通泥结石路，基本消除了无房、草房等贫困现象，产业得到了发展，如小户型水果产业、其它养殖产业等；中桥村更是受益于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仅水泥路份额占全镇第一，关键是交通瓶颈的打开，也打开了群众致富的门路与激情，群众的精神面貌和前十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形成以獭兔、柑橘为主的特色优势产业，獭兔出栏数在全省居第一，是市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三、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入户调查63户贫困户（含扶贫户、五保户和残疾人户），涉及人口131人。以下是入户问卷分析的结果：一是从经济收入来源看，主要为种植业、养殖业、务工收入，经济收入来源较单一。二是从收入水平看，63户中有生产能力的48户2012年的经济总收入（毛收入，含生产成本和用功成本）每户在2万元左右，人均毛收入4400元左右，低于我县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7600元），无法满足正常的农业生产、看病、就学等需求，生活较困难。三是从家庭劳力看，有生产能力的每户有2－4个劳力，人均耕地1.1亩，生产工具落后，浅丘地貌决定了劳动强度大，用工投入多，生产率低下。四是从文化程度看，主要劳力均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文化不高，观念的落后，保守，不愿接受新技术，无技能资源，缺乏经济意识，是导致贫困的根源。五是从生产条件看，“靠天吃饭”现象严重，又地处长江以北，缺乏水资源，蓄水条件差，常受旱。困难和问题表现在：

（一）产业发展特色不明显，村级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家庭生产经营水平低。我县不少地方缺乏摆脱贫困的特色农业项目生产经营未形成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助农增收致富狭窄。由于生产经营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户联合与合作的组织化程度不高，规模化生产、专业化经营还在起步探索阶段，直接影响到农户家庭经营的水平与收入，若遇灾害，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农户收益流失的问题相当突出。

（二）致贫返贫因素复杂，存在农民温饱不稳定的问题。代湾、中桥村基本生产条件较为脆弱，仅靠扶贫开发单项投入和一般性投入很难形成脱贫减困的整体和持续效应。由于群众的收入低且不稳定，一旦遭遇天灾病患，极易返贫。据调查，正常年景下每年约有7%的农村低收入人口返贫，其中因病、因灾、因子女上高中大学、建房和婚丧嫁娶返贫和举债的占了大多数。

（三）劳动力输转水平低，劳务收入少。在我们走访的63户农户中，60%的农户都有一个劳动力在外搞劳务，工资性收入虽然占到家庭总收入的51%，但由于总体收入水平低，外出劳动力年均劳务收入仅在9000元左右。绝大多数劳动力由于文化程度低，缺乏一定技能，主要以干苦力活为主，且输入地和职业都很不稳定，经济收入偏低。还有少数地方由于家庭生产离不开强壮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少。

（四）整村推进任务大，投入不足。中桥村正值整村推进项目村，代湾村是整村推进项目规划村，根据目前进展，明显赶不上发展的需要。同时从整体上看，由于整村推进点多面广，村级项目需求量大，扶贫开发的效果有限，大部分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难以为稳定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水平奠定良好基础。

（五）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成为制约开发式扶贫的一个重要因素。大部分地区由于教育、卫生、文化等基础设施薄弱，人才短缺，观念陈旧，直接影响到社会事业的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在一些地方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许多“两后生”未得到及时培训，缺少一技之长。乡村卫技人员数量少，技术水平低，服务能力弱，很难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和保健的需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比较普遍。不少乡村各类文化设施几乎是空白，人居环境脏乱差现象较为普遍，实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

（六）许多已建成项目后续管理跟不上，直接影响到作用效益的发挥。在过去10年的扶贫开发和各类建设中，实施了一大批与群众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项目，一些地方存在着重项目争取、轻管理服务，重完成任务、轻效益发挥的现象。同时我们还发现一些扶贫济困的政策措施亟待完善。一些项目的实施违背了政策的初衷，比如农村危旧房改造，由于补助资金有限，特困户自筹能力低，自设门槛，项目很难落实到特困户。

（七）是扶贫开发工作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其它建设项目缺乏有效衔接，整合困难，全社会大扶贫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近几年来，虽然社会各界对扶贫工作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但由于缺乏有效制度和工作机制的保障，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单打一的现象。工作联系、项目对接、资金整合还做得不够，事关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如道路交通、农田水利、人畜饮水以及其它社会事业建设项目，时常出现各搞各的规划，各确定各的项目，各下达各的资金，相互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往往造成有的项目几家扶持而有的项目又无人扶持的问题，致使整村和整个片区推进效果不够显著。在行业、部门和社会扶贫方面，由于思想认识、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不一样，扶贫效果往往差异性较大。

（八）是乡村两级班子建设需要加强，干部队伍素质亟待提高。我们走访的2个乡镇中，多数干部的事业心、责任心都较强，有为贫困群众多办实事的良好愿望，同时也发现一些乡镇领导思想业务素质不高，管什么的不懂什么，学什么的不搞什么。还有少数乡村干部作风不扎实，一些扶贫项目的实施进度慢、质量差，后续管理服务跟不上，群众意见比较大。不少乡村干部存在着给多少钱办多少事，单纯依赖国家的思想，一些能够动员群众办得了的事长期搁置，这也是影响扶贫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对扶贫工作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当前扶贫开发已到了以重点贫困带片为攻坚任务的关键阶段，责任十分重大，必须将扶贫开发作为今后十年的重要任务继续抓紧抓好。充分认识打好未来十年扶贫攻坚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制定特殊政策，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全力开展扶贫攻坚，有重点、分步骤地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尽政府所能，倾全社会之力，多管齐下，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扶贫开发进程。

（二）结合我县实际，科学制定十年扶贫《纲要》和“十二五”扶贫规划，并制定好具体的分年度实施计划。根据我县扶贫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实际，正确处理好全面推进与重点扶持的关系，做到区别对待，突出重点，保主保重，特别要注意由过去单一、零星的扶贫措施向集中扶持能带动一方群众致富的区域性主导产业转变；由整村推进同时向特困片带的整体推进（包括道路、农田、水利、人饮、水土保持、农村新能源建设等）转变，集中力量解决好自然环境恶劣、基础条件非常差的特困地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切身的民生问题。

（三）把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放在扶贫开发工作的首位，其次加大整合力度。与贫困户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始终是决定和影响我县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必须把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农田和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作为打好扶贫攻坚战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在规划时，统筹各级各部门安排到县的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在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的原则下，打捆使用、重点投放到产业扶贫项目实施区域，形成整体合力，提高使用效益，真正做到以扶贫连片开发促进支农资金整合、以支农资金整合推动扶贫连片开发。

（四）把党在农村的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认真做两项制度衔接工作。通过开展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准确识别低保、扶贫对象，并对识别出来的贫困人口全部建档立卡，实行动态管理。针对贫困人口不同的致贫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对扶贫对象切实加大直接扶持的力度，努力做到对低保对象应保尽保、扶贫对象应技尽扶。一是要严格按照中央和省上的各项政策规定，规范操作，增强透明度，提高公正性，坚决防止基层干部非法占有和优亲厚友问题的发生，一旦发现坚决查处，从严处理。二是要科学划分扶贫开发和社会保障对象，加快推进扶贫政策与社会保障机制有效衔接。

（五）瞄准贫困切实履行责任和监管。扶贫项目规划必须瞄准贫困，根据年度项目区域、资金规模和其他具体情况和要求，按照一定比例或数量，由农户参与公开评选，把原建卡而已脱贫的户剔除，把新产生的贫困户纳入，经公示群众无异议的户即确定为贫困户。这样，才能瞄准项目区域“兜底”的农户（贫困户）扶持。扶贫实施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县、乡村和财政、扶贫部门要认真履职：财政、扶贫部门负责开展相应的培训。村要加强项目资金监管，采取定期检查（抽查）、村民内部监督、定期通报整改等制度，建立检查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认真做到户抽查，掌握农户对项目建设的知晓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