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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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流派；自由放任；政府干预；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003-03

西方经济学始于重商主义，自重商主义以来，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没有哪一个学派的理论能够做到让所有学者都认同。虽然诸多学者意见各不相同，但是从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来看，西方经济学说主要分为两大学派：一个是注重以个人欲望满足为归依，分析经济问题建立体系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另外一个就是主张个人欲望某种程度上服从社会利益社会需要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简而言之，政府干预为国家的行政机关通过采取经济计划和财政金融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必要而合理的干预；而自由放任则相反，主张尽量的少干预甚至是不干预经济，通过市场自行对经济调节。

纵观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可以发现，政府干预和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一直都处于此起彼伏、相互交替出现的状态。这种现象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关，根据时代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社会性质以及呈现出的相对应的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说史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一、早期的经济思想（从远古至中世纪中叶）

这一时期是各种经济观念、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期，此时经济学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较为突出的经济思想便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以前的经济思想处于一种“萌芽”状态，所关注的问题更像“家庭管理”方面的问题，比如治水发展农业、等级和阶级的观点等。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封建社会晚期，国王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以及满足王室的大肆挥霍，铸币无法满足王室的需求，于是当时出现了一股以追求金钱为目的的学说——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财富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财富，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统统归结于截取金银。之后蒙克莱田上书路易王朝，极力主张国王积极干预管理国家经济，将重商主义推向了。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国家获得荣誉和不断致富，因此政府应执行有利于本国商人的政策。蒙克莱田可以说是早期重商主义向晚期重商主义过渡时期的人物，也是较早将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上升至国家层面的人。到了重商主义晚期，詹姆斯·斯图亚特继承了蒙克莱田的思想，在他看来，政府的每一项措施都是按照人民的精神加以审查，政府已构成人民精神的一个部分，因而依靠政府管理已成为人民的一种习惯，人民离不开政府。

重商主义时期的政府干预思想相对狭隘，此时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进行中央集权以获得金钱来巩固地位，这也是重商主义政府干预的唯一目的。即便蒙克莱田将政府干预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也仅仅是为了使国家不断获取金银。这种体现出了当时封建社会特征的“唯利是图”的经济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遭到了后来大批学者的反对。

在詹姆斯·斯图亚特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进行总结的时期出现了一批经济学家，他们反对重商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主张经济应该遵循自然秩序，这种经济思想被称为早期古典主义。法国的古典经济学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他有着重农的观点和自由放任的双重思想，其中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体现在他认为，由于买卖人都是为自己打算，因此社会经济秩序就需要整顿，这种整顿经济秩序的权利只属于大自然不属于国家政府。作为重农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创立者，魁奈主张经济自由。在他看来，在不妨碍别人的情况下实行经济自由是增加社会财富和私人财富的重要条件，其著作《经济表》描述了一个理想、自由竞争经济的商品与货币的循环流动的过程。此时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主要是主张遵循自然秩序，不要人为的打破自然规律。他们还没有认识市场规律，因此，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放任也是狭隘的。

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不论是主张政府干预的重商主义还是主张经济自由的重农主义，其大部分的经济思想都是围绕奴隶主与奴隶，农田水利等方面，这些理论相对分散而没有融会贯通，此时的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而只能算是“萌芽”。

二、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

这一时期是经济自由主义盛行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在某种程度上，亚当·斯密受魁奈的影响颇多，重农主义的学说让他觉得耳目一新，但斯密并不是完全赞同重农主义的学说。在理清他与重农主义者争辩时所产生的思想后《国富论》诞生，经济自由主义形成了具有说服性的学说体系。亚当·斯密主张经济自由的思想可以从他的“经济人”假设、 “看不见的手”、政府充当国家经济的“守夜人”这些理论中体现出来。“经济人”假设即认为参与经济生活的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且参与经济生活的人对自己的经济活动能够做出比其他人更正确的决策。除此之外，斯密认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幕后组织管理着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处理及时又有效，因此在经济方面国家的职能非常有限。在他看来，经济根本不需要政府部门来干预，政府只需要保证企业和个人的天赋自由权得到充分实现即可。在斯密看来，国家的作用不过是“守夜人”，个人理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然使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

古典经济学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那里发展到了最高峰。李嘉图批评、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主张自由贸易并废除强制干预农作物价格的《谷物法》。李嘉图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利润的下降是一种“自然趋势”，人为干扰反而会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因此他主张废除《谷物法》。同时他又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贸易学说——比较成本说，这种理论为自由贸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嘉图认为，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换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干涉对外贸易、实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作为保护贸易论倡导者，李斯特并不十分赞同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忽视了各个国家的区别，同时他对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做出了改进。李斯特认为，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太绝对，在比较落后的国家是无法实行自由贸易的，因此实质上李斯特并不是绝对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坚持者。李斯特反对斯密关于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说法，在李斯特看来，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要靠国家政府的努力。与李斯特一样，穆勒也是一个折中主义者而非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起初他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放任的基本观点，在《论自由》中他提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但是同时他也看到了市场制度存在的缺陷，因此他认为自由放任不是绝对的，政府干预适当需要，政府干预应以不损害自由市场的效率为限度。

这一时期是古典经济学盛行与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和研究方向各有侧重点，但是他们的经济思想中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占主导地位，反对重商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这一时期经济自由主义发展由自然秩序转移到了市场规律，实行经济自由变得更有理可循。

三、西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

古典经济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后已不再受到人们热烈的追捧，它体系中的一些被多数人认为是错误的理论和思想引起了一批经济学家的反对。这些反对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爆发了号称“经济学思想变革”的边际革命，同时也意味着古典主义的结束。边际主义者中有三位杰出的代表人物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他们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各自独立发表著作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并非一致，也不属于统一体系，但是他们都在继承了古典主义的政府对经济的最小干预的主张后，反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强调消费效用和需求，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资源的合理使用或最优配置方面。边际主义者捍卫市场配置分配，反对政府干预，谴责社会主义并阻止劳动者工会主义，认为它们是无效的或有害的。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边际效用学派的发展逐渐转变为新古典经济学。它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思想的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志性人物，他将古典经济学、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学说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学派的理论兼收并蓄，集中了其中的所有精华，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而建立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完整体系。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处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和学说。

新古典经济学还有另一位代表人物——庇古，同时他也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虽然他是主张经济自由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政府干预占有一定地位。庇古认为应该通过税收和津贴来克服外部影响所造成的边际私人净产值对边际社会净产值的背离。庇古也主张运用间接控制手段来消除或限制垄断以克服各种形式的垄断对资源配置造成的不利影响。

边际主义出现后，瑞典学派的主要创造人威克赛尔也对经济理论进行了大综合，但是威克赛尔的综合理论体系更偏向于边际分析方法，与之后的凯恩斯经济学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但是由于威克赛尔并非英语世界的人，因此他的学说被埋没了。

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奥地利学派也主张经济自由，其中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就发表了《自由主义》一书来全面的概括他的观点。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纲领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私有制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领域，成为个人自由和自治的基础，同时他强调，是资本主义中的自由导致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主义。米塞斯主张自由劳动，自由贸易以及自由迁移。奥地利学派的继承人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与米塞斯等经济学家一起反对，也反对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竭力鼓吹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势力而诽谤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自由竞争时期后期，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开始大规模的积累资本和扩大生产规模，垄断自然形成，并逐渐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受垄断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所出现的经济思想不再坚持彻底的自由放任，而是认为适当的国家干预十分必要。可见这一时期虽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大部分的经济学派也坚持经济自由。但是相比18世纪中叶至19世级中叶，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那种自由主义一边倒的情形，此时经过多数经济学家的补充和发展，政府干预主义开始占有一定地位。

四、当代西方经济思潮（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

以马歇尔和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许多经济学家都是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下熏陶成长。但是一场“凯恩斯革命”将新古典主义从西方经济学正统派宝座上拉下，政府干预主义取代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成为主流。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凯恩斯和凯恩斯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严重的西方经济大萧条让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无所适从并逐渐被人诟病，不再居于西方经济学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正好符合时代背景的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逐渐衰退。凯恩斯思考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例如失业和公共工程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表明，单凭私人企业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的利润驱动已经无法解决这一危机，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宣告了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交易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终结。凯恩斯在《通论》中体现出来的政府干预经济思想都是针对自由放任的私人企业制度的弊端及其成因所提出的。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不仅描绘了客观存在着向国家干预型私人企业制度发展的可能趋势，更重要的是它加强了这种可能实现的概率。自此，国家干预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作为临时的危机时课的应急措施，而是以后将长期居于经济思想正统地位。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多数西方国家出现严重的滞胀问题，当时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一难题，受此影响，凯恩斯主义的正统经济学地位产生动摇。加上当时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问题，而只是将问题延缓了。此时，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学中不再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宏观经济学中出现了很多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派，呈现出了群雄并立的局面。其中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应学派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等为代表，主张经济自由的流派不断地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挑战。

五、总结

综上所述，整个西方经济学说史可以说是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相互交替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与该时期相适应的经济思想，有些可能是在反对前人的基础上成立的，有些则是继承了前人的经济思想，但是我们无法肯定的说后产生的就要比之前的好，每一种思想都有它的合理性与闪光点。弄清楚这两种经济思想在不同背景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参考。中国经历过由政府完全掌控经济的计划经济时代，目前正处于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初期，在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对当代西方这两种经济思潮的演变和实践，应该进行理性分析和准确把握。我们应当既要看到西方经济思想中适合中国的长处，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又要吸取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经验教训；既要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又要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总之，在强调实行国家干预的同时，应充分保护和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在强调实行经济自由的同时，又必须发挥国家的经济调节职能，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平等竞争，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序性。

参考文献：

[1] 何正斌.经济学300年[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7.

[2] 蒋自强，张旭昆，等.经济思想通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3] [美]斯坦利·L.布鲁.经济思想史:第6版[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第2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以“社会人”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制度分析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本质上可被看作是一种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研究是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特点。他把制度看作一种内生变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逻辑主线阐述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在西方经济学看来，马克思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他把非正式制度看作上层建筑范畴，讨论了它们与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没有对非正式制度下过定义，但其对经济伦理、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多项内容，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诞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较晚，它们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通过劳动能动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经常具有集体性质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协调集体成员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在原始社会，作为对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动是一种制约、凝聚集体力量的行为。马克思还发现，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非正式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时候会滞后或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其文化繁荣至今令人赞叹。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他看到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非正式制度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从根本上阐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他还认为道德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实践中的各种关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马克思把社会制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并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表现为上层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发展。二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当二者相融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规范等积极作用；否则，非正式制度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1.3非正式制度变迁

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为了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来阐释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律和演变走向。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承担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当中，这种矛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一般是革命式演变。人的全面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变化发展的规律，说明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2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经济人”为出发点，以主观效用价值论等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以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阐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派，限于篇幅，每个学派仅选择若干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来介绍。在诺斯以前，已有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但是它们一般被隐含在对制度的研究当中。

2.1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受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等人伦理、美德、仁爱和同情等思想的影响，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国民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将慎重、勤勉、节约、同情、良心和自爱等看作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乏的伦理道德基础，认为社会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应该由拥有相同点的习俗和政府来管理。穆勒阐述了习俗、惯例对市场竞争、产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响。韦伯采用历史演绎的方法论，阐述习俗、历史、语言等非正式制度与体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理论体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认为的虔诚是人们在感性层面的理性选择，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2.2新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认为经济人是一种脱离现实观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价格机制作为核心，采用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论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马歇尔较早意识到社会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经济主体，彼此间信任程度较高，有利于实现高度合作，地区经济发展是区域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合作的结果。

2.3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2.3.1旧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该学派主要采用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等方法论，强调“历史演进”，重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冲突，看到了技术变化引起的社会、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作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历史是进化或演进的，受到非经济因素制约的经济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他认为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思想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种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样，经历多个阶段动态的且不可预期结果的演进。非正式制度不是个体选择，而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源于对人类习惯和本性的考察，他认为经济变迁中以技术和利益集团对抗为主要原因的推动导致不总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变迁。作为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芒斯认为制度起源于强迫的社会关系和自我意识。他首次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这一正式制度的观点来阐释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由多种交易组成，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三个方面的交易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冲突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得到解决。虽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他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关注。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指出传统、习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约集体行动，并把美德和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关键。他重点探讨了习俗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阐释了集体行动控制力的执行者问题，当执行者改变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

2.3.2新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采用制度和技术二分的方法论，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他认为科学事实指引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由过去的态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制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思想习惯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们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物，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非正式制度。各种非正式制度经过演变，会形成固定的文化。这种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术进步和源于文化、习俗的制度是社会中存在的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的影响更加深远。技术发展推动制度变迁，但其中的关键应该是形成一种把技术发展看作经济发展核心的新的思维方式。

2.3.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等假设，并以利润最大化、主观效用和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该学派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一个立足经验史实的理论体系，把技术、市场规模、人口和产品等外生变量看作诱因，认为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功利的结果，以此来解释经济绩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但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产力技术分工经济活动方式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称非正式约束）的概念由诺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包含风俗习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他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关键，人们的行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约，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长期性、渐进性、遗传性等特征，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需要较长时间。因为作为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路径依赖的主要来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响下与现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努力去维持现状，这是路径依赖的两个主要原因。诺斯和凡勃伦都认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遗产一样被继承或发展，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非正式制度较难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较难变迁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诺斯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经验学习、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为桥梁，探讨了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力图分析人在面对不确定时进行选择并经常相信自己的行为的原因。

2.3.4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诺斯意识到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性质是制度变迁渐进性的主要原因，但是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论思想，采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对诺斯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探讨了文化传统、路径依赖和制度绩效的交互关系，深入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指出文化传统、家族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发展演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论视角，青木昌彦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界限，侧重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他把制度阐释为参与人自发实施的在策略互动中选择的内生变量，认为参与人集体修正自身的信念，他们的决策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制度。他还从理论、实证及政策等层面，阐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制度在个人选择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两大理论体系不是对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说，二者都立足于现实，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标都是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少差异，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3.1比较

3.1.1方法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及其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其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逻辑和深度。西方经济学是在假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对某些表象的、阻碍经济运行的非正式制度进行修正，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预先假设若干既定条件，通过逻辑演绎，不断修正得出的结论，以使其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分析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经济功能发挥的动态、辩证关系，使其理论体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质和起源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基于经济利益对非正式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的科学规定与现实分析，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因此，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西方经济学脱离社会现实，把人界定为抽象的、单个的经济人，仅仅偏重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积极追求，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历史演化或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理性选择或历史的演化，其本质是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规则或契约等。

3.1.3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和剩余权均应归属于劳动者拥有；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等要素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剩余权应归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拥有。两个理论体系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以此得出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和走向。西方经济学把效率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认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显得比较肤浅。

3.2启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补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发展的重要保障，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方向。经过变迁，有些非正式制度会转化为“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会消失或继续演化。除了“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还有一类是人们有意识地直接设计的“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和经济发展。当二者相容时，会约束、激励个体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将发挥消极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中，正式制度变革一般通过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较快地强制实现，而非正式制度变革很难同步进行。当旧的非正式制度与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时可能较难融合甚至互斥，有时候旧的非正式制度甚至会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带来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应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变革前构建缓冲机制，尽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时带来的消极影响。

3.2.2积极推动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现实中，人并不总是单单追求利益，还追求在集体或国家中的认同与归属。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时候它是通过人在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由于无形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非强制性的渐进式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有时候会滞后或者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和渐进式特点，一般来说，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进行引导，通过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资等途径，促使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形成，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推动非正式制度变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提高经济绩效。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3.2.3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经济功能的发挥一般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与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习俗、习惯等多个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总是积极的。如中国拥有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习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强调并引导个人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服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励个体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占有权力的差异等原因，政治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不当的农村宗亲观念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内涵、潜力，注意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少其消极作用。

3.2.4借鉴两大理论体系的科学之处，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理论基础、方法论等差异，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两大理论体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为例，马克思侧重宏观动态层面，忽视了微观静态层面，导致其分析框架的现实操作性受到质疑。诺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科学地评判、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有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4结语

第3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古希腊城邦经济正义思想

古希腊城邦以小国寡民为其鲜明特征，在希腊古典时期，城邦之间的战争和城邦内部的争斗，不可忽略的贯穿着古希腊的奴隶社会。贵族与工商业奴隶主是城邦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中轴和主宰，与奴隶平民追求自己的权利的公民向往共同交织，推进整个人类社会探索历史进步的进程。古希腊城邦在矛盾和冲突中找寻生活安定、经济秩序和谐的城邦因子。经济正义成为古希腊思想家关注与调和城邦危机的实践需要。

梭伦的经济正义思想也是他作为执政官的城邦治理理念和政治理想。梭伦认为城邦内部贫富差距过大是城邦稳定岌岌可危的原因之一。在他的经济正义思想里体现的主要核心是“制衡”。无论是奴隶主还是贫民都要求“适可而止”的追求财富，有“度”的限制和情操。古希腊城邦的经济正义是以城邦政治生活为依托，经济活动受到了一定的约束，缺少相对独立的色彩。

中世纪经济正义思想

古希腊城邦经济正义观过渡到神学色彩浓厚的中世纪。中世纪的经济正义是以中世纪政治经济为背景，其正义思想也体现中世纪的政治经济的需求和历史特征。经院哲学的经济正义观认为，私有财产和经济正义之间的关系存在冲突和背离。中世纪的经济正义主张乐善好施，将上帝赠与人们的财富共享。将大量的财物据为己有定义为非义的行为。仁慈和利他丰富着中世纪经济正义思想的内涵和特征。

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经济正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自己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认为商品是可以进行流通交换的，一种交换是建立在满足生活需要的交换。另一种交换是以物谋利的商品交换。他不支持第二种交换的选择和方式。这种建立在获利基础上商品交易，将会带来人们无止境的欲望追求。“从商品交换流通中低买贵卖获利是缺失公道的，因而是非义的。”财产权利不能独立于自然法和神圣法之外。但他主张私有财产存在的合法性，相对于神权紧紧束缚下的财产权利，他的观点是历史的进步。也为近代私人财产权的合法性作了证明铺垫。中世纪经济正义思想显示出封建传统和神权权威对新兴商业社会的限制，防止自由市场摆脱传统社会秩序。

近代西方经济正义思想

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使得经济正义获得进一步解放。财富带来了经济生活和经济交往的独立化突显，“市民阶级变成一个高度特性的合法阶级。”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启蒙思想家们思想荟萃，对经济正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和探索。为经济化进程正义和谐，社会良序发展献谋出策。

近代以来经济正义思想以契约论为代表的霍布斯洛克，以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促进共同体公共利益经济正义。体现人们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思量和关注。探索经济正义更深层次的应有之意。扩展和充实着经济正义的效用内核。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功利主义正义思想中具有同样的地位。以能否给人们带来功用作为衡量是否正义的标准。寻求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和谐，同时对个人利益予以肯定，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权提供合理性的辩护。功利原则为个人权利的实现提供有力的理论保障，为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个人，创造一个可以获得权利的正义环境。是继启蒙思想人性解放的又一次升华。但在追逐个人利益的权利背后，体现的是为大工I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市场激烈竞争的正当性作出说明。

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经济正义观，承上启下。继承与发展了休谟的效用观念。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私人财产权获得解放中，更加关注社会全局的利益和整体的福祉，实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

西方经济正义思想的当代启示

在追逐财富扩张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公正与显失公平的市场秩序的无序。竞争良莠不齐，道德无力的现象。例如财富扩张过程中以获得利润最大化，投入最少化，追求经济效率作为至高的目标。以市场优胜劣汰，市场自由竞争作为积累财富、占有财物的手段原则，并以财富和收入的多寡作为人生价值的限定标准。“不义不昵，厚将崩”。

地球村，人是制造危机的主导者，同时也是化解危机的解铃者。当人们意识到危机时刻时，也是有出危机的起点。回顾2008的经济危机，涉及全球化的经济灾难。现代经济存在方式、资本化和人本性之间共同存在所产生的“摩擦”危机。经济正义理念的不明确没有与经济存在方式同步发展。人在超越自我本性的同时，忽视了它们的建构。人们的现实境遇为经济正义理念创造了一个恰当的存在契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让经济正义转化为主导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原则。

第4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西姆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萨金特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教授，他们两人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曾经是同学，都是在196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后来，他们在明尼苏达大学当了好几年同事，但那时他们获奖的研究工作都是独立进行的。由于对宏观经济中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萨金特和西姆斯将分享150万美元的奖金（此奖项的正式说法为“瑞典皇家银行经济科学奖”）。

在物理领域中，多数因果关系是明确的，如：推动一个球，它就会滚动。相比之下，像减税这样的政治措施跟经济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通常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原因在于，个人、企业和政府所做的决策，都基于对其他各方的未来表现所怀有的预期。例如：对决策者行为的预期会影响公司对新企业的投资力度。同样，当政府制定增加税收等政治措施时，也会受到预期的市场反应、投资者反应和消费者反应等因素的影响。

西姆斯和萨金特都致力于研究经济政策和其他事件所发生的短期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例如：中央银行宣布利率上涨或者打压石油价格是如何影响经济的。萨金特帮助人们理解经济政策的系统变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例如：他研究过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如何实施有利于促进通货膨胀的政策，然后又为何转变为以减轻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政策。萨金特的研究表明了公众和银行如何通过逐渐的学习过程来适应政策变化，解释了为什么通货膨胀需要经过长时间才能平息下来。

该奖项一宣布，两个获奖者都在不知不觉地回答各自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解释自己的研究为一个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世界可能提供的教训。两个人的回答都很谨慎，不肯谈及政治问题。“根本不存在简单的解决办法，这需要通过观察数据来进行漫长的研究，”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宣布该奖项的新闻会期间，西姆斯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的家中通过电话告诉记者说，“我所采用的方法和汤姆（对托马斯・萨金特的昵称）所提出的方法，对于摆脱这种糟糕局面来说是最重要的。”在跟诺贝尔基金会官员的会晤中，萨金特是这样描述自己和共同获奖者西姆斯的：“我们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型的人物，我们靠观察数字来努力搞清楚正在发生的问题。”

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大卫・巴克斯（David Backus）称，萨金特和西姆斯对数百名学生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多数是他们作为明尼苏达大学员工时共同指导过的学生。巴克斯说，两人都以热心辅导学生而著称。“即使在当今，他们研究的领域仍然处于现代经济学的最前沿。由于几十年以前所做的研究而获奖，这是很稀有的事情。”巴克斯说。当接到斯德哥尔摩的来电时，西姆斯正在睡觉。他告诉记者说：电话第一次响起的时候，他的妻子没有找到电话上的“通话”按键，因此他们又开始睡觉了。当最终接到电话时，他听到电话另一端传来了瑞典口音的话语，这时他意识到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在想：‘噢，也许是诺贝尔奖的事。’”西姆斯说。大概，这就是理性预期吧！

事实上，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总是有其理论依据的，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到今天博弈理论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和理论经历了一系列演变。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处在大萧条时期，当时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解决不了大萧条问题，而且几乎使资本主义覆灭的大萧条被认为是政府自由放任的结果，这为凯恩斯需求管理思想提供了现实基础，凯恩斯需求管理思想开始被社会所认可。因此，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当时在西方得到迅速传播。后来，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还将凯恩斯的学说和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形成“新古典综合学派”，并在战后20余年的时间里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支配地位。在该理论指导下，财政政策被认为是最有利、最直接的调节手段。通过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西方经济出现较快增长，通胀率和失业率并不高。然而到了70年代，西方国家通胀率节节攀升，西方国家想用“微调”或者“斟酌使用”的政策来抑制通胀，而同时又不想使经济陷入萧条，结果虽然使衰退得以减缓，但物价却继续猛涨。到了70年代中期，多数国家出现了滞涨的局面，即通胀率和失业率并存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新古典综合派在理论上无法解释。理论上的困难和政策上的无能为力，使新古典综合学派受到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的攻击。货币主义学派认为，政府应当实施的唯一政策就是控制货币供给量。然而，在货币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又比货币主义更具经济自由主义色彩的，就是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它以自己独有的理性预期理论反对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并使西方宏观经济学在理论结构、分析方法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理性预期理论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被看成是近年来西方经济学重要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之一。

理性预期学派对西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微观经济学中，由于引进理想预期的分析，将对传统的帕累托最优分析作出适当的修改；在宏观经济学中，由于引进理性预期、货币中性、自然率假说，将改变传统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并将否定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互相易位关系，即菲利浦斯曲线；在经济学方法上，将会较多地采用经济计量方法，论述随机变量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

就理性预期假说而言，理性预期的主体是一个个具体的经济活动当事者，正是一个个具体的经济活动当事者的理性预期，以及其在理性预期基础上所做的经济决策，构成了整个社会最优先的经济活动基础。因此，要探讨整个社会最优先的经济活动，就必须首先探讨具体的经济活动当事者的理性预期行为和决策，这样也就必须进行微观经济分析。使宏观经济微观化，宏中有微、微中有宏，这正是理性预期学派的伟大之处。正因为如此，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为理性预期学派研究者萨金特和西姆斯所获得，毫不意外。

从宏观经济理论这一演变来看，无论那一种理论，都有其产生的客观环境和因素，只要人们尊重客观规律，并善于分析和研究，就不难发现经济活动中对国家和个体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换言之，对经济发展有价值的理论，就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客观实际中。就像伟大的经济学家萨金特和西姆斯一样，从微观处得到宏观政策依据。（编译自：美国《科学》杂志网站）

第5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论文摘要:主观价值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根源—反和微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本文还对主观价值理论的产生发展历程和理论缺陷进行了简要的探讨，并提出应该批判与借鉴主观价值论，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理论渊源

主观价值观念，即效用价值的思想早已有之，在近代大致与劳动价值思想同时出现。边沁的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是主观价值论的哲学基础。17世纪英国的巴尔本就认为商品价值是由效用决定。18世纪中叶，瑞士数学家伯努里提出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里安尼于1750年在《商业与管理》中，从物品的稀缺性论述效用，他认为效用随物品的稀缺性而变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为边际分析开了先河。西尼尔则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效用，把效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受，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商品供求关系，效用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意大利经济学家孔迪亚克在1778年出版的《谈商业与政府关系》一书中，就提出了效用价值观，他认为价值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效用则是价值的源泉。孔迪亚克所谓的效用是消费者基于商品消费所得的满足感而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可以说孔迪亚克是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开山鼻祖，孔迪亚克的这种经济思想迅速地传播到法、德、英等国，并得以深人和发展。重农学派的杜尔哥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都在不同程度上把价值看成人们对产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不过，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30年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占支配地位，效用价值论仅缓慢发展。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经济学的衰落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刺激。英国的劳埃德被认为是明确以边际效用来说明价值决定的第一人。爱尔兰的朗菲尔德提出了边际成本和边际需求的概念。法国的古诺较多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并且是数理经济学的鼻祖。德国的屠能也使用了边际分析法，并对马歇尔产生重大影响。戈森被视为边际学派的直接先驱者。他1854年发表的《人类关系法则及人类行为规范》中提出了“戈森定律”，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规律(边际效用相等规律)，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主观价值理论体系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法国的瓦尔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乎同时并独立地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效用价值论，该理论首先从价值理论开始，然后推进到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进而引发了几乎整个西方经济理论的变革。他们认为价值具有主观性，从而把经济财货的价值归结为主观价值，并提出用主观价值(即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观交换价值(即购买力)来替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主观价值决定客观交换价值。奥地利学派在考察价值尺度或主观价值量的测定时，出了边际效用量决定财货价值的规律。边际效用学派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效用价值论包括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个边际效用学派都是在基数概念的基础上建立效用理论。帕累托第一次清楚地区分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这两个概念，并系统地提出了序数意义上的效用理论，即假设商品效用能用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序数来计量，从而使边际效用理论“摆脱”了“主观感觉不可计量的批评”。而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则标志着边际主义学说的完成。20世纪初边际学派已从异端和支流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宗和主流。

均衡价格论的创立可看作是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发展。马歇尔在其供求论基础上对各种相关的价值论进行了综合:他将效用价值论当作需求的基础，通过需求价格的引进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转化为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推导出需求曲线;将生产费用当作供给的基础，把实际生产费用看作是劳动的“反效用”和资本的“等待”的总和，通过货币生产费用的引入，在边际生产成本递减的基础上推导出供给曲线;然后，由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来解释价值决定问题。后来，希克斯利用序数效用论推导出需求曲线并扩展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而最终的集大成者是萨缪尔森。

二、主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根源

(一)主观价值论的政治根源

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主观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产生的政治根源。19世纪70年代，在政治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由于未能合理地解决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和平均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两大难题，已远远落后于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并且最终全面崩溃，经济学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而萨伊的客观效用价值论也已经不能满足大资本家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纪末，由于的广泛传播，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资产阶级急需一种和劳动完全脱钩的价值理论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西方经济学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际革命。以边际效用学派为代表，在理论内容上把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作为商品的价值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他们借助于当时的心理学的发展成果，将心理分析引人经济学研究领域，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所谓边际效用，按照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观念是:消费者在消费某种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或每增加消费一个单位商品或劳务时)所获得的满足程度。是一种主观心理上的东西，商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的评价，从而形成一种主观效用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边际革命”时期西方经济学乃至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继承了其辩护性的固有传统，表现在更加敌视和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们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观定位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上。这样一来，商品的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资产者得到的部分是对工人的掠夺和欺诈。边际效用价值论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经济学全部理论的基础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

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古典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很好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劳动价值论的产生与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对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资本主义己经向世人充分地证明了其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种种优越性。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来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光大。即如何搞好经济建设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人获得最大的产出(对消费者来说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这一问题实际上又是微观经济管理问题，即社会对既定的资源量，企业(个人)对既定的资源量如何进行管理。要实现这一点，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往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无法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而边际效用价值论可为这种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于是以理性经济人和资源稀缺性的假设为前提，研究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始终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目标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它从需求和效用角度，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原则，研究为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资源和产品在生产与配置中的最优数量和途径问题;从微观层次，通过对个人消费者、单个厂商的行为分析，寻求单个产品市场的均衡问题。 总之，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价值理论，从其发展、演变的轨迹看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功利目的，以效用取代劳动，以效用解释价值。边际效用价值论旗帜鲜明地表现出西方庸俗经济学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发展服务和辩护的特征。

三、对主观价值论的评价

(一)主观效用价值论的错误与缺陷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一笔抹杀了价值范畴的社会规定性和客观性，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性和剥削性。不仅被用来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具有强烈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色彩。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缺陷深植于其理论体系中。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人对物品的效用(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的主观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稀缺性为前提，其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价值由其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的市场价格是供求双方物品主观评价达到均衡的结果。效用价值论研究的重点是商品的主观的使用价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财富的效用到边际效用，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等。其缺陷主要有下列几点:(1)效用不能计量。效用价值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违反了确定交换比例的原则。因为，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是消费者对物品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心理感受和主观评价。不同的人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是千差万别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也是千差万别的。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通常没有也不可能用基数或序数来计量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是无法计量的。(2)效用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因而不能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生产中耗费的价值应在交换中得到补偿，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是多少，劳动耗费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转移。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它的生产要素的效用，相应地，产品的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这在现实中显然是不成立的。(3)效用不能在交换中决定。价值理论的任务是要解释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价格的确定。现实情况表明，凡是参与交换的商品，都必须有明确的价格，不存在没有交换比例或价格的交换活动。但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却不能在交换中确定，只有在消费者实际开始消费商品后才能做出评价。至于边际效用，更要等到消费足够数量的商品之后才有结果。但事实是，消费者在消费他通过交换而得到的商品之前，已经支付了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边际效用价值论将边际效用混同于商品价值的基础和实体，并以此错误的理论基础来证明其系统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这就使整个理论推理过程充满矛盾、混乱，使得“边际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走人了死胡同。

(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借鉴作用

第6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 经济学专业 《经济学说史》 教学方法

一、课程特点

我国高校财经管理类专业普遍开设了西方经济学课程，但学生在这些课程（包括微观、宏观和国际经济学等）的学习过程中，只接触到了教材编者为学生展现的本专业课程的一些“知识片段”［1］P1，从这些片段中，学生不知道经济理论产生的过程，事实上对经济学理论无法形成系统的认识。因此，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必要通过专门的课程来了解经济理论如何产生、演变和发展。应当说，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绎，更需要通过理论学说史的系统考察来完善。

《经济学说史》的核心是研究经济理论的形成、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等等。如考察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何人采用何种方法，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思想、概念、学说，乃至理论和规律，等等。再就是介绍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于决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总而言之是阐释经济理论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的一门学科。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以及思想主张，等等。

《经济学说史》研究内容也非常丰富。自古希腊罗马时期起至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的新发展止，时间跨度很长，以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派别的主要经济思想和观点为主要学习内容。其中包括西方早期经济思想、重商主义学派、重农主义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空想社会主义学派、庸俗经济学派、经济学派、边际效用派、新古典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派、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多个不同的经济学派，内容极其丰富。同时，《经济学说史》的内容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各流派面对不同的历史背景，相互继承和发展构成了系统性较强的知识体系。

二、教学现状分析

（一）教材选用。

《经济学说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之一。国内各大学的经济学专业都有开设此课程，因而教材很多。目前采用较多的主要有姚开建主编的《经济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以下简称“人大版”）和尹伯成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市场经济视角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下简称“复旦版”）。其中人大版教材的主要特点是内容系统，细节充实，并且便于学生课后自主学习。人大经济学院在经济学教材编写方面的权威性，影响了几代经济学子。很多首开经济学课程的院系多采用此版本。但这本教材内容体系过于庞杂，纲领性不强，课时安排较少的院系只能在教学中作适当调整。复旦版的教材观点新颖、体例清晰，其中对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行了理论反思，但对于本科阶段的经济专业学生来讲，教材内容过深，不易理解和学习。综上，对于《经济学说史》这门课程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教材体系庞大而课时安排普遍较少；二是教材编者的主观认识有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对某一经济学说的客观理解和接受。

（二）教学内容。

因教学内容多、体系庞大，学生在学习教材时也会感到内容多，学习困难，产生畏难心理。客观上讲，本门课程教材多厚达四五百页，内容有三十四章之多，多数院系仅安排54课时，这给教师授课带来了不少问题。首先，课时少，教学内容多，在授课中如何利用有限的学时来完整、详细地讲授教材内容，这给教师备课提了较高要求。其次，《经济学说史》是一门介绍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体制下，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各位经济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分析，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提出的各种不同的经济学说和理论，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如何把理论性和实践结合起来，如何正确分析和评价经济理论，能够让学生既理解课程内容，形成正确认知而不教条理解，又激发学习的热情，这对教师提出了挑战。最后，《经济学说史》亦是一门介绍经济理论发展的课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了解不同经济学家的不同经济学说并不困难，难点在于如何能让学生把握经济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认识。从学生平时学习和期末考试结果来看，这三点是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学生学习情况。

从学生背景来看，经济学专业多为文理科学生兼收，根据学生素质和学习基础，学习《经济学说史》课程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经济学说史》课程的学习需要多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如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高等数学等学科。例如根据教材体系，这门课程实际着重介绍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历史过程，因而课程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经济思想开始。学习这部分内容要求学生对欧洲中古时期的历史必须有一定了解。从实际授课来讲，对理科生而言，历史学恰好是他们欠缺的部分。因此，在学习过程中主讲教师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介绍相关知识背景，这对有限的课堂学习时间提出了要求。而文科生对数理经济学派的相关理论又难以理解。第二，学生在学习《经济学说史》课程之前，已经系统学习过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宏观两部分）、高等数学等相关课程，这是学习本门课程的必备基础。然而从上课情况来看，学生的西方经济学基础和高数基础不够扎实，往往在经济理论推理过程中要停顿下来了解相关基础知识，这严重限制了学生对本门知识的理解。第三，经济学经过数百年发展，如今分支众多、学派林立。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与许多学科交叉的庞大的学科体系，要想全面了解经济学说的发展，仅靠教师课堂讲授是远远不够的，学生普遍反映课程内容过多，学习困难。

三、教学方法改革思路

（一）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思考。

启发式教学是指学生与教师平等探讨问题的教学方法。通过老师的设问、提问，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最后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学习、研究的能力，适合于和学生已有知识关联性较大的内容。比如在讲到边际效用学派时，可以让学生思考价值的形成与人的心理有什么样的关系，人对事物价值的判断与人需求的大小及事物的稀有性之间的关联，并从自身考虑，是否也存在这种心理。以这种启发式的提问，引导学生从自身出发思考、分析问题，从而理解边际效用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为何会提出效用决定价值这一命题。

（二）把经济理论和生活实践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把经济理论与生活实践相结合既便于理解书中的基本概念，又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但是理论联系实际要与时俱进。例如在讲到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时，可以让学生思考：现实中的国际间贸易是如何发生的？按照绝对优势论，没有资源禀赋的国家无法参与国际贸易，但事实是否如此？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把经济理论的提出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激发学生了解经济理论提出、形成过程的热情，以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用经济学家构建经济理论体系的方法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的构建经过严密的逻辑思维，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学生锻炼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严谨的逻辑思维很有帮助。但这在以往的教学中往往被忽略。经济学家逻辑框架非常严谨，思维独特非常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这对学生们以后科学思考经济问题大有裨益，同时也能帮助学生将以前学习的知识片段联系起来，了解其所学经济学知识的来源。

（四）借助影像资料。

学习《经济学说史》的目的，不仅在于了解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过程、经济理论构建的逻辑过程，而且在于要让学生了解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本科阶段的学生，应增加其对经济理论的感性认识。基于这一点考虑，主讲教师应给学生延展、搜集书本外的学习资料，如一些优秀的影像资料，将20世纪人类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本世纪经济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起来，为学生展现一幅生动逼真的经济画卷，让学生将课堂所学书本知识与人类经历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本门课程内容，同时也帮助学生了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使学生认识到经济学不仅是书本上的一纸理论，而且是真正贴近生活，实用性非常强的一门学科，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和热情，以及对人类经济活动本身的思考。

参考文献：

第7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生产函数；经济增长；储蓄率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9&ZD01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0BJY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9015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11B05)。

作者简介：李学林（1974-），男，江苏沛县人，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与模型研究；李晶（1977-），男，陕西西安人，华北科技学院管理系讲师，经济学硕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3-0001-06收稿日期：2011-07-04

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来说，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最后要落实在不同的生产函数上。生产函数的构建，是经济增长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理论界一般认为，Harrod-Domer模型和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差异就体现在两者在生产函数构建时对生产要素是否可以替代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因此也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函数，就有什么样的增长模型。

我国经济增长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假设条件所决定的。基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假设条件构建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型时，就要寻找对我国经济增长基本假设条件最敏感的生产函数。

一、经济增长理论中生产函数形式

（一）经济增长理论中几种常用生产函数形式

1.Leontief生产函数

Leontief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为Y=min(AK,BL)，其中Y为产出，K为资本，L为劳动数量，A>0，B>0。该函数形式由Leontief（1941）率先使用，所以被称为Leontief生产函数，也称为固定比例生产函数。在微观经济学生产理论和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中常常使用。经济学界一般认为Harrod(1939)，Domer(1946)形式上就是应用它来构造经济增长模型的。由于比例固定，如果AK=BL，那么资本和劳动恰好都被利用。如果AK>BL，那么只有BLA数量的资本被利用，其余的成为闲置资本。如果AK

2.AK生产函数

这是简单的线性形式的生产函数。该生产函数的形式为Y=AK。AK生产函数的基本特点是不存在资本报酬递减。一般认为，如果资本是狭义的资本，完全不存在递减报酬是不大真实的，但是如果以一种包括了人力资本的更广泛意义来理解资本K，则确实不存在递减报酬。递减报酬不适用于更广义的资本概念的思想成为实现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化的一条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路径。

3.Cobb-Douglas生产函数

Cobb-Douglas生产函数是美国经济学家Cobb和Douglas基于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做的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生产函数，这种生产函数是幂函数，其形式为Y=KαL1－α，0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说，Cobb-Douglas生产函数既是希克斯中性的，又是Harrod中性的，为技术进步的数学处理提供了方便。在新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中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基础，引进其他因素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变形生产函数为数众多。其中包括：（1）Romer（1986）具有“干中学”和知识外溢的模型；（2）Lucas（1988）两部门人力资本模型；（3）Barro（1990）公共产品模型。

4.恒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 Function)

该生产函数一般写成：Y=A・{a・(bK)φ+(1－a)・［(1－b)・L］φ}1φ，其中，0

（二）对经济增长理论中生产函数设定探讨

经济增长理论或经济增长模型的差异往往通过设定不同的生产函数来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模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生产函数的变化是经济增长理论发展演变的表现。在理解和分析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增长模型中生产函数的设定形式时，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增长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是总量生产函数

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中设定的生产函数大部分是总量生产函数。设定总量生产函数的基本方法是建立总量资本、总量劳动和总量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这种总量生产函数的使用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型中对现实经济的纷繁复杂的结构问题采取了简化的做法。设定总量生产函数易于进行相应的数学处理。总量生产函数只涉及几个简单的总量指标，不需要针对结构性问题另设大量的数学指标，因而能建立经济变量之间的明确的数量关系。

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中总量生产函数建立了产出和各种投入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对于投入要素的处理是不同的。从生产函数的发展历程来看，一方面增长模型中的投入要素也是不断发展的。从单一的资本演化到资本的不同形式，从简单的劳动演化到复杂的劳动，甚至其他一些因素如政府和技术进步也被加入模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的差异也就体现在对这些投入要素的处理方式上。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模型中使用比较少的投入要素的种类，即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的种类远远少于现实经济运行中的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种类。因此经济增长理论是对现实经济运行的一种简单模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一个基本处理方法是使用比较少的经济变量来构造经济增长模型，从而将经济增长现象作为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来对待。

2.生产函数设定的不同体现了增长理论的差异

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发展经历了从Harrod-Domer模型，到Solow模型，再到新增长模型或者内生增长模型的三个阶段。Harrod-Domer所代表的第一个阶段将增长问题引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构造了凯恩斯风格的增长模型。Solow使用新古典主义的生产函数，在一个简单的模型中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这被广泛认为是解决了Harrod-Domer模型存在的关键问题。在Solow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外生的，Lucas和Romer所引领的新增长理论研究，将技术进步等问题内生化，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研究的新浪潮。

3.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与完全竞争的市场框架

Harrod-Domer经济增长模型采用Leontief生产函数显示出强烈的凯恩斯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非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但这种理论很快被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观点否定。新古典主义的Solow增长模型所依据的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而Cobb-Douglas生产函数因满足新古典主义的要求，常常用于对Solow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一部分新增长模型（内生增长理论）在某些市场环节如知识的溢出效应，新产品的开发等方面突破了新古典主义完全竞争的市场框架，但在包括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整体框架上还没有全面突破完全竞争的市场框架，这些增长理论（模型）更多的采取的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或者AK生产函数的种种变形形式。

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的主导性经济思想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充分发挥调节机制，使得市场中不存在严重结构刚性，完全竞争市场一定程度上描述了现实经济的运行。使得基于完全竞争条件下建立的总量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现实经济问题。

4.发展中国家不能照搬西方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的设定

由于各个地区和国家的情况差别很大，适合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适合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基于新古典主义理论框架所进行的研究，如Krugman（1994），Kim 等（1994）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增长是不能持续的。但是我国经济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种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预言基本上是失败的。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没有深入探讨这些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没有注意到这些假设前提条件是不是符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

所以我们不能照搬那些模型套用到我们的经济运行中。应该充分注意我国国情。在构建我国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时，要体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假设条件。

二、我国生产函数的设定

（一）对我国生产函数设定的理论探讨

1.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假设条件

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假设条件是由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引进技术进步机制和劳动力过剩以及政府的强控制力共同决定的。陈璋等（2008）对这些基本假设条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我国生产力呈现多元结构状态；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我国生产力的进步方式是一种主要靠引进或简单模仿发达国家成熟技术的“引进科学技术进步方式”；我国农业部门的技术引进能力较弱，技术进步慢，处于我国的低端生产力部门，其他产业，尤其是工业技术引进能力较强、技术进步快，成为我国的高端生产力部门；我国高端生产力部门吸收不了我国的过剩劳动力，过剩劳动力依靠政府的强制力以制度的形式储藏于低端生产力部门。

2.我国生产函数应该是结构性生产函数

在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假设条件中，我们提出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是我国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我国生产力演变过程中，生产力总体结构各部分间的水平明显具有质的差别，生产力演变的常态是多元结构状态，既有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生产力影响所形成高端生产力，也有传统产业所代表的低端生产力。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的存在性破坏了西方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假设条件，因此我们不能轻易使用西方经济学常用的总量生产函数。我们设定我国生产函数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我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所带来的影响。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决定，我们所设定的我国生产函数应该是结构性的，即针对高端生产力和低端生产力的区别，为高低端生产力设定不同的生产函数。我们认为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是我国的低端生产力部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是我国高端生产力部门。因此，本文所设立的低端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将是第一产业（农业）的生产函数，高端生产力部门的生产函数将是第二、第三产业（非农业）的生产函数。

3.我国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的种类

因为本文的目的是建立能够科学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因此，出于建立模型的精确性和严格性的要求，我们的模型中所能容纳的要素数量也将是有限。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常用做法，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只使用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等几个主要的变量指标。但我们建立的结构性的生产函数，在高端部门的生产函数和低端部门的生产函数中的要素之间的关系将有所不同。

4.我国生产函数中要素之间替代性问题

在各个要素之间关系的处理中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性问题。生产要素之间能不能替代，决定了我们设定的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

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来说，设定资本和劳动力可以替代的生产函数是不符合现实的。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太大，和资本的比例超出了当前我国技术水平下资本和劳动可以替代的范围。大量过剩劳动力通过种种制度和政策安排比如户籍制度限制在部分产业部门如农业中，形成隐形失业。通过建立劳动力市场，使得高端产业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可以从低端转移过来。在生产要素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产出水平是由短缺的要素数量决定的。总的来说，我国劳动力大量过剩的资源禀赋情况，决定了我国生产函数将是固定比例的Leontief生产函数。

5.我国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

引进科学技术机制决定了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以高端生产力部门技术快速进步，而低端生产力部门技术进步缓慢这样一种不平衡发展方式达到的。因此，在设定我国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时，应该体现出两个部门技术进步的差异来。

技术进步往往是通过投资实现的，现代经济学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如Arrow（1962）的“干中学”模型，就是把技术进步看作总投资的函数。对我国情况来说，因为我国技术进步方式基本上是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技术的引进主要是靠增加投资来进行，所以，我国的技术进步更应该看作是投资的函数。

（二）我国生产函数的设定

根据前面讨论的设定我国生产函数的要求，我们设定一个两部门的结构模型。其中技术进步较慢的低端产业部门产出Y1，技术进步较快的高端产业部门产出为Y2。假定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都是Leontief生产函数，且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投入。对于我国来说，引进式技术进步机制下，技术进步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所以，技术进步速度是投资所积累资本的函数。用方程表示就是，技术进步的速度x=x(K)，x是K的增函数，随着资本的积累不断增大。低端产业部门的生产所使用生产要素为资本K1、劳动L1。其生产函数为Y1=A1e∫t0x1(K1)dtmin(K1,β1L1)，其中A1是一个代表低端产业部门初始技术水平的常数；e∫t0x1(K1)dt代表的是低端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β1表示该部门资本与劳动的比例。高端部门所使用两种生产要素为资本K2和劳动L2，其生产函数为Y2=A2e∫t0x2(K2)dtmin(K2,β2L2)，其中A2是一个代表其初始技术水平的常数；e∫t0x2(K2)dt代表其技术进步状况；β2表示该部门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假定两个部门资本都具有专用性，一旦形成投资，就不能在部门间转换用途。假定总的劳动力数量L=L1+L2是不变的。另外假定两个部门都不存在折旧，这一假设不是必须的。只是为了方便模型推导而已。

三、生产函数在我国经济增长研究中的应用运用前面所构造的扩展的Leontief生产函数，我们可以推导出关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命题，这些命题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重要特征，构成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典型化事实。

命题1：我国经济增长中投资的潮涌现象

在我国劳动力过剩的条件下，产出水平是由短缺的要素K的数量决定的。设t时刻低端部门资本为K1,t，此时低端部门的产量为Y1,t=A1e∫t0x1(K1,τ)dtK1,t。低端部门的增长率为

Y・1,tY1,t=dY1,tdtY1,t

=A1e∫t0x1(K1,t)dtdK1,tdt+A1e∫t0x1(K1,t)dtK1,tx1(K1,t)A1e∫t0x1(K1,t)dtK1,t

=K・1,tK1,t+x1(K1,t)

其中，K・1,tK1,t是低端部门资本的增长率，x1(K1,t)代表了低端部门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率。

设t时刻高端部门资本为K2,t，此时其产量为Y2,t=A2e∫t0x2(K2,t)dtK2,t。同理可得，高端部门的增长率为Y・2,tY2,t=K・2,tK2,t+x2(K2,t)。其中，K・2,tK2,t是高端部门资本的增长率，x2(K2,t)代表了高端部门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率。

根据前面理论部分的探讨，高端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x2(K2,t)会高于低端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x1(K1,t)，所以一定有x2(K2,t)>x1(K1,t)。当x2(K2,t)>x1(K1,t)时，对于同样的资本增长率，即当K・1,tK1,t=K・2,tK2,t时，一定有高端部门的增长率大于低端部门的增长率，即有Y・2,tY2,t>Y・1,tY1,t。显然，有理性的企业选择投资时，在同样规模投资下，一定会选择技术进步快的产业进行投资，这样能获得更多的产出。即所有的企业都会选择投资技术进步快的高端部门，而不会投资技术进步慢的低端部门。所有投资都涌入高端部门这样一个产业领域，形成投资的潮涌现象。

命题2：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高速增长

由于假定资本具有专用性，所有资本在高端部门和低端部门间不能转移。在不考虑资本折旧的情况下，由于投资都涌入高端部门，所以低端部门资本保持在原有规模之上，即K・1,tK1,t=0，所以低端部门的增长率为Y・1,tY1,t=K・1,tK1,t+x1(K1,t)=x1(K1,t)。由于投资都涌向高端部门，高端部门的投资增长率K・2,tK2,t为正，所以高端部门的增长率为Y・2,tY2,t=K・2,tK2,t+x2(K2,t)。由于x2(K2,t)>x1(K1,t)，且K・2,tK2,t为正，更会有K・2,tK2,t+x2(K2,t)>x1(K1,t)，所以高端部门的增长率大于低端部门的增长率。因此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现象，即高端部门因大量投资及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而增长迅速，而低端部门因投资少，技术进步慢而增长缓慢。

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其增长率为

Y・tYt=Y1,tY・1,tY1,t+Y2,tY・2,tY2,tY1,t+Y2,t=λY1,tY・1,tY1,t+(1－λY1,t)Y・2,tY2,t=λY1,tx1(K1,t)+(1－λY1,t)［K・2,tK2,t+x2(K2,t)］

其中λY1,t=Y1,tY1,t+Y2,t表示低端部门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

由于Y・2,tY2,t>Y・1,tY1,t，所以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λY1,t=Y1,tY1,t+Y2,t逐渐减小，Y・tYt越来越接近于高端部门的增长率Y・2,tY2,t。高端部门的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大。所以伴随着高端部门的快速增长，也实现了总体经济的高速增长。

命题3：我国经济增长中高端部门要素收入分配中资本报酬的增长率快于劳动力报酬的增长率

前面提到通过种种制度和政策安排比如户籍制度和承包制将我国大量过剩劳动力限制低端产业部门农业中。这种制度产生造成低端部门农业的典型形态是以家庭为单位，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种要素的所有者是一体的。从这个角度看农业部门是非市场化的，从而农业的产出没有经过市场的途径分配给各种生产要素。又由于投资的潮涌现象，资本不会流入农业部门，我们可以将农业的产出全部看成是劳动的回报。从而在t时刻低端部门的人均收入或者工资为

Y1,tL1,t=A1e∫t0x1(K1)dtK1,tL1,t

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我们可以认为，一定时间内向高端转移的劳动力占低端部门劳动力L1的比重很小，是个微量，所以K1,tL1,t不变。因此低端部门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为x1,t。

高端部门随着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数量也逐步增加，这些劳动力通过劳动力市场从低端部门转换过来。按照一价定律，高端部门可以用Y1,tL1,t=A1e∫t0x1(K1)dtK1,tL1,t的价格雇佣低端部门的劳动力。所以高端部门的劳动工资的增长率为x1,t。t时刻高端部门的人均产出为Y2,tL2,t=A2e∫t0x2(K2)dtK2,tL2,t，其增长率为x2,t。高端部门的人均利润（资本报酬）为Y2,tL2,t－Y1,tL1,t。显然，如果Y2,tL2,t和Y1,tL1,t同比例增长，则人均利润也同比例增长。由于Y2,tL2,t的增长率x2,t大于Y1,tL1,t的增长率x1,t，所以，人均利润的增长率也大于x1,t。从而我们证明了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高端部门要素收入分配中资本报酬的增长率快于劳动力报酬的增长率。

命题4：我国经济增长中储蓄率持续上升

假定在t时刻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为L1,t；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为L2,t。在t时刻对于农业部门，每个劳动力的收入是Y1,tL1,t。假定两部门劳动力的消费都是其收入的函数，边际消费倾向是一个常数b。则低端部门的人均消费为c1,t=bY1,tL1,t。高端部门的人均消费c2,t=c1,t=bY1,tL1,t。两个部门产品中没有被消费掉的部分转化为储蓄。那么来自于两个部门的储蓄为

St=Y1,t+Y2,t－C1,t－C2,t

=Y1,t+Y2,t－c1,tL1,t－c2,tL2,t

=Y1,t+Y2,t－bY1,tL1,tL1,t－bY1,tL1,tL2,t

=Y1,t+Y2,t－bY1,tL1,t(L1,t+L2,t)

=Y1,t+Y2,t－bY1,tL1,tL

相应地，我国的储蓄率为

st=Y1,t+Y2,t－bY1,tL1,tLY1,t+Y2,t

=1－bY1,tY1,t+Y2,tLL1,t

=1－bλY1,τλL1,τ

因为Y1的增长率小于Y2的增长率，所以λY1,τ是时间τ的减函数。λL1,τ=L1,τL表示低端部门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随着高端部门资本的增加，高端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增加的，这样就有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λL1,τ也是时间τ的减函数。当劳动力大量过剩时，人口转移率很小，λL1,τ的下降速度将很慢；而高端部门技术进步率远高于低端部门技术进步率时，λL1,τ下降较快。在此条件下，λ=λY1,τλL1,τ将随着λY1,τ的减小而减小，st将逐步增大。

上述命题代表了我国经济增长中的部分事实，另外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理论框架下，采用扩展的Leontief生产函数推导出我国产出市场的出清依赖出口，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等命题，这些命题共同构成我国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

参考文献：

陈璋, 李学林. 2008. 中国式储蓄率波动趋势的实证研――一个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基本假设的结构模型［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11): 18-24.

ARROW K J. 1962.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 155-173.

DOMER E D. 1946. Capital expansion，rate of growth，and employment［J］. Econometrica, (14): 137-147.

HARROD R F. 1939. An essay in dynamic theory［J］. Economic Journal, (49): 14-33.

JONES L E, MANUELL R E. 1990. A convex model of equilibrium growth：theory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1008-1038.

KIM J, LAU L. 1994.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8): 235-271.

KRUGMAN P. 1994. Myth of Asias miracle［J］. Foreign Affairs, (73): 62-78.

LEONTIEF W. 1941. 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919-1929［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UCAS R. 1988.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3-22.

ROMER P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1002-1037.

SOLOW R M.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65-94.

(编校：育 川)

Setting of Production Function in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

LI Xue-lin1、2, LI Jing3

(1.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2.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70, China; North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1601, China)

第8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第9篇：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自然法则；均衡；整体性

中图分类号：F0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6―0091―08

一、引言：整体性与静态均衡的缺陷

西方经济学认为均衡就是“没有内生的变革现象”，趋向“稳定和静止”，因此，“人们还可以认为它是任何特定的经济过程倾向的结果，正是这种看法均衡概念首先应用于经济理论。”于是均衡就作为一种理论的构造工具被引入到经济分析当中。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以静态均衡为核心，逐步放宽市场结构、竞争、信息等前提和假设，使其理论的解释力不断增强，并向传统社会学领域扩张，经济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逐渐取得了“主流”地位和关于均衡的话语权。但是，静态均衡和边际分析采用还原论的方法论，抽象掉了部分与整体的联系，无法顾及市场以外其它的均衡机制及其相互影响。这一方面使得经济学的数理性和实证性得到空前加强，促使经济学的分工与深化，使之成为一门“精密的科学”；另一方面却丧失了对整体性的追求，失去了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形成了“封闭体系”。静态均衡的缺陷首先表现在西方经济学中的种种“加总”悖论中，致使微观经济活动无法通过“加总”以得出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这个不起眼的加总“技术问题”却造成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巨大困难。例如“资本加总”问题就引发了“两个剑桥”的争论，撼动了静态均衡和边际分析的基础，成为经济思想史中尘埃未定的“悬案”。而相对价格的加总也无法得到总量价格，这种矛盾不仅造成了“货币非中性”，使得宏观经济学失去了微观基础；同时还启示了凯恩斯直接采取了总量的分析方法，正如哈勃勒评论的那样，“一种说明整个社会经济过程为目的的理论，如果要使它易于处理，就不能避免使用集体性的平均值和综合值”。

其次，静态均衡专注于市场的单一均衡机制，认为均衡就是市场上的供求相等，而没有去分析社会经济系统中多重均衡机制的辩证联系，没有考虑到一种均衡的实现恰恰破坏了另一种均衡，因此也无法彻底解释现实中的诸多非均衡现象。尽管通过对理论“保护带”的不断修补和设置，博弈均衡、混合均衡、非瓦尔拉均衡、角点均衡(杨小凯)等等新的均衡思想层出不穷，体现了理论的发展与进步，但以静态均衡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内部仍然充满了缺陷与矛盾，并逐渐危及其公理性前提和“内核”，表现为理性假设、次优理论、囚徒困境等等不可逾越的障碍，最终使得西方经济学无法构成一个内洽统一的整体。因此，萨缪尔森无奈地宣称：“均衡概念是经济学中最难以掌握的概念之一”，“均衡概念具有诡辩性。”

本文认为，上述理论困境都可以追溯到静态均衡思想的固有缺陷――丧失“整体性”。正如科尔内在《反均衡》中诉说的那样，“从理论史的角度看，在适当承认这个学派(静态均衡)的贡献后，现在是把重点转向它的否定方面的时候了”。本文借助早期思想，沿着自然法则的线索，欲以从中彰显出整体性均衡思想的发展脉络，以便为静态均衡提供反思依据；同时试图讨论“一种适于新的开放的方法描述经济系统的理论”。当然，本文所做的只是初步的和非常粗浅的工作。

二、总论：自然法则与整体性思想

在早期思想中，经济学还没有取得独立地位，当然也没有关于均衡的明确、严格的定义，但是均衡思想却借以自然法则的形式朴素地表达出来。自然法则作为当时主流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认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同自然规律一样有一种客观趋势，可以克服人为的干扰自动地趋于理想状态。这就启示人们借助自然规律的形式来探究社会经济规律，并为之提供有力的哲学依据和理性支持。这样，自然法则思想中所体现的“事物本身性质”的稳定性和维持其稳定性的“自动趋势”，就是均衡思想的滥觞。

在其启蒙下，重农学派用“均衡”来表达“建立在自然本身之上的唯一而简单的规律”。这对后世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从中不难看到自然法则的历史遗痕。斯密的“自然价格”、维克赛尔的“自然利息率”、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以及当代经济学的许多思想都借助“自然主义”的均衡模型作为自身理论的构造工具。但自然法则中的整体性思想却被长期忽视了。什么是社会经济的理想状态，怎样达到和维持这种状态，人类很早就进行了探求，由此产生的早期经济思想往往体现了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更容易研究一些”，因此，早期经济思想往往是以社会经济的整体性为起点的。例如重农学派就直接以社会经济的“自然循环流”为考察对象，把“国民家计”看作是“相互依赖的可视为一个整体”，从此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这一点(丧失整体性)恰恰是不断分工细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所谓“整体性”并不只是单纯地“从整体出发”，而是一种系统方法论，即坚持整体对部分的优先性、坚持有机联系的普遍性、坚持事物的发展性的思维方式。它不是“不可言说”的神秘规律，而是能够通过现实中的具体联系和具体规律之间的互相作用来表现自身。就像生物的生长，有机体的发育一样，这种联系与相互作用也必然统一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因此，这三个特征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

自然法则中所蕴含的整体性思想在不同时代和社会背景中，还被赋予“公平”、“和谐”、“秩序”和“协调”等涵义，借以表达了丰富的社会理想、价值判断和文化取向。下文即在自然法则的逻辑线索下，探寻其滥觞与演化，并分析它与各种均衡思想所产生的理论勾连。

三、公平：社会经济中的多重均衡机制

中世纪的社会理想以“公正”为准绳。根据自然法的定义，“公正的等于自然的，而自然的等于正常的”。“公平”不仅是对社会经济的伦理要求，更是其常态和均衡的标志，所以人们对处于“正常”态的稳定的均衡的价格最早思考，不是斯密的“自然价格”，也不是配第的“政治价格”，而是中世纪的经院学者提出来的“公平价格”。在中世纪，宗教不仅主宰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且通过人们内省而成为行动准则，当然也规定了人们的市场行为。公平价格首先讨论的是“在买卖中所犯的欺骗恶行”的问题，具体要解决“你总想买得便宜些，而卖得贵一些”的矛盾。阿奎纳认为人们通过宗教的精神力量，自觉抵制了贱买贵卖，从而达到了谁都不吃亏的公平状态，人们的内心和灵魂获得了安宁与满足，价格也凭借精神的力量通过市场行为从而达到均衡。对此米克评论到：“中世纪公平价格的组成因素主要是生产者的各项成本――特别是所耗费的劳动……一般来讲，对成本与报酬问的平衡点的判断，被认为只是社会的

共同协议或评价。”这种思想不仅也赋予“公平”丰富的伦理涵义，也成为劳动价值论的渊源。

然而，“公平”具有多重涵义与标准。什么是“公平”与“正义”，一千多年来，人类始终没有找到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内涵明晰的标准答案。本文不打算对“公平”概念进行辨析，而是关注于在“公平”的多重涵义下，阿奎纳对“公平价格”的解释。

难能可贵的是阿奎纳折衷了价格形成机制中的各种现实情形，把神学教义拉回到人世间，这也是他的思想广为流传的原因。阿奎纳的公平价格具有多重的现实规定性：第一，他把公平价格同封建等级联系起来，认为公平价格是与卖主的等级地位相符合的价格，如此这般才是公平的。这样，等级制度就成为维持公平价格的社会力量。第二，公平价格包含有主观的价值判断，他认为“可出卖的物品的价格，不是取决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而是取决于它们对人们的用处。”这实际上是效用价值论的先河。第三，供求关系也对公平价格造成了影响：当很多人带来更多的小麦时，小麦的价格就会下降，而卖主得到的价格仍然是公平价格。这显然是市场供求的价格均衡机制的朴素描述。阿奎纳的公平价格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公平”的价值理想下，我们发现了对价格形成机制的多种描述和解释。宗教的感召、劳动的耗费、社会等级的制约、主观的效用评价以及市场的供求机制，都是维持价格均衡的力量，是公平价格的实现机制。

这就启示我们社会经济中的均衡是由多种力量来实现的，市场的均衡机制并非唯一，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均衡机制。经过时代变迁，各种机制的作用强弱和调节范围有了巨大变化。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市场均衡机制是唯一的万能钥匙，社会经济比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要远为复杂。社会经济系统中存在着多重均衡机制，多样性是构成整体性的前提，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正是探讨整体性规律的方法与途径。

四、和谐：普遍均衡的实现途径

科学的昌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宗教力量逐渐衰微，自然法则的价值涵义和社会理想的侧重点也从伦理道德的“公平”转向经济利益的“和谐”，“和谐”成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均衡标志。例如巴师夏就认为社会经济中“存在着一切伟大的自然规律的无可怀疑的音调和标志――和谐”，这是整体性均衡思想的朴素表达方式。

谈到和谐，不能不提到斯密。斯密深受自然法则的影响，至少三次用“看不见的手”作为隐喻，分别描述了天体运行机制、市场机制与分配机制。“看不见的手”所隐含的均衡思想被尊崇为现代经济思想的发祥地。静态均衡理论自诩对这只“看不见的手”做了完善的证明，但市场机制与分配机制的关系却产生了众说纷纭的“斯密问题”。正如萨缪尔森所承认的：如果按照斯密的原意，考虑到“道德上公平”以及“收入和财产的分配”，那么，“自1776年以来，就没有人证明过‘无形之手’的思想”。

有种流行的辩护观点认为两只手具有互补性，第二只手可以矫正前者的缺陷。然而，这两只手的界限在哪里，一只手的缺陷是怎样引起另一只手发挥作用，两者之间的调节机制又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远远没有得到回答，主张这种观点的新古典综合学派也因此被诟病为“拼凑”的理论体系。那么，是否有一只更为无形和强大的手在协调两只手的关系?答案是肯定的。在自然法则的影响下，斯密还说到人们就像是棋盘的棋子，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他们，使得每个人的行为都遵守一定的规则。马克思也提及经济关系“就象玩弄棋子一样玩弄这些人”。显然，处在一定社会关系的人都逃脱不了这只无形之手的摆布，其作用范围囊括了市场秩序和分配秩序。这就提示我们不能止步于“静态均衡理论的顶端(指新古典经济学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数学证明)”，而是要对人类的社会规则和秩序――整体性均衡，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那么，这种整体性均衡又是如何实现的?巴师夏认为社会经济中的“和谐”如同自然规律一样是凭借“天意”而自动实现的。他以凯里的“资本铁律”为依据，认为不论少数人加在多数人身上的“压迫多么利害”，不论资本“单凭占有的力量所产生的积累是多么巨大”，造成的不公正“多么惊人”，这一切都是建立社会平等所必要的，因而资本主义制度是有益的，它必然在“上帝的旨意”下，使“社会状况达到进一步的平等”，达到“普遍的和彻底的”均衡。巴师夏的这种天启式论证方法遭到马克思的强烈批判。马克思把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与冲突看作最基本的社会力量。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双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斗争与反抗，贯穿并推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恩格斯进而认为，各种利益主体的斗争，包括在现实中的各种暴力和非暴力、合法和非法形式的斗争，最后都会形成一种“社会合力”。这种“合力”恰恰也是各种利益主体在相互冲突中最终实现的整体性均衡。

在现实社会经济中，普遍和谐必然通过不和谐的较量、冲突与妥协才能够达到。不仅马克思与恩格斯，许多思想家都萌发了这样的思想，例如斯宾赛说：“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存在着导向平衡的进化过程。从力的恒久性出发，不仅可以得到普遍进化的结论，而且还可以得到普遍均衡的结论。因为进化本身就是按照均衡的方式进行的，对立力量的普遍共存必然导致普遍的和谐，最终导致均衡的建立。”斯宾赛不仅认识到“普遍的和谐”是一种进化过程，而且还意识到“对立力量”的相互斗争与“普遍共存”的相互依赖是社会和谐的实现途径。这种思想与“社会进化论”相互融合，启发了康芒斯与他所开创的旧制度经济学派，并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的演化经济学。

五、秩序：均衡思想的溯源与其演进阶段

由此看来，社会经济的“和谐”是通过“秩序”来实现的，在“冲突”与“依存”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秩序”才是整体性均衡的生成标志。而自然法则作为“自然教给所有动物的法则”。本身就有秩序的含义，秩序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如果说“和谐”是自然法则自我实现的结果，那么“秩序”就是其展示的形式；如果说“和谐”表达了一种均衡状态和理想，那么“秩序”则更多地指示了均衡机制的实现途径。“秩序”作为一种“元概念”，对其理解不同，构造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通过对它的“语言分析”可以溯本求源地厘清许多理论纷争，匡正“诡辩”的均衡概念，并从中看到均衡思想的演进阶段。

秩序首先可以被理解为事物内部结构的有序排列，如同规则的结晶体一般。德谟克里特就认为世间万物是由原子及其排列顺序构成的；毕达格拉斯认为世间万物都合乎数学上的比例关系。而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社会经济的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着比例上的数学关系，用“正确的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显然，这种相对数量的关系表达的均衡也成为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思想的渊源。

其次，秩序还可以被理解为人们行为的一致性或社会规则。这种观点以哈耶克为代表，他对静态均衡理论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力图恢复苏格兰的自然法则传统，用“秩序”的概念来替代“均衡”。他认为“所有均衡分析的命题，都是关于行为之间的关系。就行为能被理解成某个人的计划的一部分来说，他

的行为就可以说是处在均衡当中。”因此，“秩序”指向一种“合作规则”而更适用于社会经济的均衡分析，生成“秩序”的长期、重复的博弈均衡也成为当前经济研究的前沿领域。

第三，秩序还可以被理解为事物发生的次序，如熊彼特所言：“自然法这一理想包含有这样一个发现，……如果不干扰社会状况方面的事实，让它们自由发展，它们就会决定事情发生的某种先后次序。”这样，均衡就不再具有晶体的静态稳定性而呈现出运动的轨迹，它的展开次序构成了“移动均衡”，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法则的历史规律。这种演化过程蕴含了社会经济复杂多样的现实运动和可被认识的展开规律，因而可以称为“演化均衡”，并兼有了“有机性”、“复杂性”和“发展性”的整体性特征，熊彼特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动态均衡思想的集大成者和演化经济学的先驱。

可见，单单从市场均衡的角度来看，它既能够用价格与数量来表示，又能够理解为人们买卖协调一致的行为；同时，市场本身也是社会经济在自然演化过程中生成的一种秩序。而就秩序的生成来看，既有事物静态的秩序，又有变化的秩序。不同理解可以构建不同的均衡概念与理论体系，这就促使我们对均衡的概念进行反思，以厘清所谓“诡辩”的均衡概念。容易看到，“供求数量相等”的市场均衡是“行为一致”的博弈均衡的一种特例。例如非瓦尔拉均衡学派证明了在更为一般的条件下，(意愿的)供求不相等也是一种买卖行为一致的“短边”均衡。而以“秩序”来表示的重复博弈均衡又是“演化均衡”的特例，因为演化均衡包涵了“秩序”连续变迁的内容，一些“不一致”的行为诸如“阶级斗争”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对立恰恰是形成“秩序”的内在驱动机制，从而构成社会经济的演化动力。

总之，通过对“秩序”内涵的挖掘，能够引申出供求均衡、博弈均衡和演化均衡三种理论体系。这是均衡思想自身演进的三个阶段，在西方经济理论发展中有着明显的脉络。当代的演化思想体现了自然法则中整体性思想的复归，反映了均衡思想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局部走向整体，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倾向，也反映了各种均衡理论在不断的冲突中进行综合与融通，走向统一的趋势。

六、协调：辩证均衡思想的东方启蒙

虽然地域和文化背景不同，古老的东方也产生了自然主义基础上的均衡思想。例如司马迁论述到：“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是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而更早的“道法自然”思想被考证流传到了欧洲，不仅丰富了自然法的内容，而且成为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更为重要的是，儒家还以独特的东方智慧赋予这种“自然均衡”以更深的内涵：均衡不仅标志着事物发展趋势的稳定性，而且还指事物的内部系统结构之间以及内部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和适应，均衡只有在辩证的协调过程中得以实现。

李约瑟曾经评价“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儒家思想强调“和而不同”，承认事物问的差异性。“物之不齐，物之性也”，然而“凡物必有合”，必有共同的发展趋势。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认为“和”只能是不同之“和”，完全没有差异的“同”，既不符合事物的基本状态，也无法真正地达到“和”。“和”既提倡了差别和统一，又要求事物在结构上达到协调和适度，即“允执其中”。“中”的对立面是“两端”，也就是极端的意思，“执其两端，用其中”的“中”，就表达了可贵的均衡思想，它强调了矛盾的消解，对“度”的掌握，从而达到内心的安宁与社会的和谐，这才是真正的均衡状态；另一方面，均衡也只能在“和”的辩证过程中实现，成为中国古代均衡思想的一大特色。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我国古代的社会经济政策自觉运用了辩证的均衡理念，例如管子的货币政策十分讲究“轻重相权”、“母子相权”。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我国古代君王历来非常重视“和为贵”，讲求用“和”的方法来消解社会冲突和矛盾，采用的方法是“宽猛相济”的“相权”政策：“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如此才能够“政是以和”。“政是以和”是社会和谐的标志，归根到底这是建立在利益分配基础之上的整体性均衡。儒家建议采用的方法是：“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匀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可见儒家的“均贫富”并不是简单的平均分配，而是企图通过相权政策来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矛盾激化，维持正常秩序的社会均衡政策，是古代均衡思想在治国安邦中的具体实践。总之，辩证均衡思想说明了，只有在相互冲突与适应的过程中，通过“相权”的协调机制，才能够达到“和”的整体性均衡状态。

单从对均衡的理解上看，中国古代思想讲求“天人合一”，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使得人们把天、地、人直接视为一体，均衡协调，不可相分。这样就产生了朴素和直观的整体性系统论与辩证法。在这个大系统里，各种规律互相影响，交互作用；世间万物都是互相生成，而没有变动不居的东西。所以均衡状态只能是“执中”，均衡机制只能在“和”的辩证过程中实现。在这个“天人合一”的大系统中，片面追求单一的“极值”的均衡，割裂各种均衡机制之间的相互影响，都必然带来系统的整体失衡，从而是不可取的。新古典经济学试图通过“物用其极”的效用最大化以及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来实现均衡；这与中国古代反对“两端”、注重适度与“物不用其极”，依靠审时度势的“轻重相权”的辩证过程来实现均衡的协调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七、推论：“两难选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

“还原论”与“整体论”本身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异向的方法论。毋庸置疑，整体论也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非科学性”和“模糊性”，孰优孰劣是从逻辑上无法彻底解决的悖论与难题。但是，我们可以摆脱无谓的理论纠缠，将这个难题交由时代来选择答案。“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只有认清不同经济思想的社会环境与时代土壤，才能厘清无谓的理论纷争，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近年来，我国在取得瞩目的经济成果的同时，社会各阶层收入逐渐拉大，特殊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社会公正遇到威胁。改革初期的“拿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不满情绪已经演变成诸多深层次的利益矛盾，反映为经济增长中日益产生的现代化进程的一系列悖论，例如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就业与物价、GDP与自然环境、长期发展和短期效益等等。这在当代有着突出的表现，产生许多焦点问题，牵涉到许多阶层和部门的利益调整，使得固有的各种矛盾日益复杂化。我们不仅要对当前的市场化进程进行反思，更应该洞察到这些复杂的社会矛盾是如何产生的，新的更为全面和综合的社会和谐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得以建立的。现实问题需要审时度势地协调解决，此时，整体性的辩证方法论就长于静态均衡的方法论，套用凯恩斯的话就是“模糊的正确胜过精确的错误”。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社会经济系统中存在着均衡的多重机制，这些机制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使得社会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其次，各种利益主体在冲突与依存的相互关系中生成的社会秩序，是整体性均衡的实现机制。最后，利益主体背后的各种均衡力量之间永远都在相互摩擦与适应，矛盾双方须臾不离、相生相克。这是一条普适性原理，我们身处这样的矛盾之中而无法回避，只能进行“轻重相权”的“协调”。

一些长期争论的理论话题之所以有着永恒的魅力，就是因为它们以“悖论”形式表达自己的运动规律。我们无法找到最终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只能根据现实情景进行“两难选择”式的相权协调。如“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失业与通货膨胀”等等难题莫不如此。这是因为它们的背后隐藏着分配均衡与市场均衡、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就业均衡与物价均衡之间的冲突与摩擦。一种均衡的实现必然要影响、干扰和破坏另一种均衡，这就使得社会经济系统永远都处在“矛盾与困境”当中：“如果你选这个，从某种观点看是好的，但从另一种观点看是坏的。现实充满各种矛盾，一个决策者就必然面对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