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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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范文

    税法体系中按各税法的立法目的、征税对象、权限划分、适用范围、职能作用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类型的税法。

    （一） 按照税法的基本内容和效力的不同，可分为税收基本法和税收普通法 税收基本法是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在税法体系中起着税收母法的作用。其基本内容一般包括：税收制度的性质、税务管理机构、税收立法与管理权限、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税收征收范围（税种）等。我国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就具有税收基本法的性质。税收普通法是根据税收基本法的原则，对税收基本法规定的事项分别立法进行实施，如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统一税收基本法，随着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完善，将研究制定税收基本法。

    （二） 按照税法的功能作用的不同，可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 税收实体法主要是指确定税种立法，具体规定各税种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税目、税率、纳税地点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就属于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是指税务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税收管理法、纳税程序法、发票管理法、税务机关组织法、税务争议处理法等。《中华人民共和同税收征收管理法》就属于税收程序法。

    （三） 按照税法征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

    1.对流转额课税的税法，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税法。这类税法的特点是与商品生产、流通、消费有密切联系。对什么商品征税，税率多高，对商品经济活动都有直接的影响，易于发挥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2.对所得额课税的税法。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法。其特点是可以直接调节纳税人收入，发挥其公平税负调整分配关系的作用。

    3.对财产、行为课税的税法。主要是对财产的价值或某种行为课税。包括房产税、印花税等税法。

    4. 对自然资源课税的税法。主要是为保护和合理使用国家自然资源而课征的税。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土地使用税等税种均属于资源课税的范畴。

    5. 按照税收收入归属和征管管辖权限的不同，可分为中央（收入）税法和地方（收入）税法。

    中央税一般由中央统一征收管理。地方税一般由各级地方政府负责征收管理。1994年我国实行新的财税体制改革，把现行18种工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三类；其中，消费税为中央税，增值税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其他税一般为地方税。按照主权国家行使 税收管辖权的不同，可分为国内税法、国际税法、外国税法等国内税法一般是按照属人或属地原则，规定一个国家的内部税收制度。国际税法是指国家间形成的税收制度，主要包括双边或多边国家间的税收协定、条约和国际惯例等。外国税法是指外国各个国家制定的税收制度。

    五、税法的作用

    由于税法调整的对象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与国家的整体利益及企业、单位、个人的直接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建立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将通过制定实施税法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因此，税法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正确认识税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准确地把握和认真执行税法的各项规定是很必要的。我国税法的重要作用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税法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法律保障我国为了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必须筹集大量的资金用于大规模工农业基础建设和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对资金的需求，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我国经济能否腾飞发展的关键。中国的实际情况证明，单靠私人或某些企业的投资，不可能筹集国家建设资金的最主要渠道。为了保证税收组织财政收入职能的发挥，必须通过制定税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企业、单位和个人履行纳税义务的具体项目、数额和纳税程序，惩治偷逃税款的行为，防止税款流失，保证国家依法征税，及时足额地取得税收收入。1994年我国实施新税制改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法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逐步提高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此保障财政收入。

    税法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手段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重要的改革目标，就是从过去国家习惯于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经济，向主要运用法律、经济的手段宏观调控经济转变。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通过制定税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之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以法律的平等原则，公平经营单位和个人的税收负担，鼓励平等竞争，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例如：1994年制定实施新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暂行条例，对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商品的生产、流通，适应市场竞争机制的要求，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税法对维护经济秩序有重要的作用由于税法的贯彻执行，涉及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每个单位和个人，一切经营单位和个人通过办理税务登记、建帐建制、纳税申报，其各项经营活动都将纳入税法的规范制约和管理范围，都将较全面地反映出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这样税法就确定了一个规范有效的纳税秩序和经济秩序，监督经营单位和个人依法经营，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同时，税务机关按照税法规定对纳税人进行税务检查，严肃查处偷逃税款及其他违反税法规定行为，也将有效地打击各种违法经营活动，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稳定的经济秩序。

    税法有效地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由于国家征税直接涉及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如果税务机关出现随意征税的现象，就会侵犯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影响纳税人的正常经营，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因此，税法在确定税务机关征税权力和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相应规定了税务机关必尽的义务和纳税人享有的权利，如纳税人享有延期纳税权、申请减税免税权、多缴税款要求退还权、不服税务机关的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权等；税法还严格规定了对税务机关执法行为的监督制约制度，如进行税收征收管理必须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事，造成纳税人合法权益损失的要负赔偿责任等。所以说，税法不仅是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纳税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依据。

第2篇：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范文

摘要：技术创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和主要驱动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心环节，税收法律制度在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现行税收优惠制度，分析存在的问题，比较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力图找出激励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制度。

关键词：技术创新税收优惠制度税法体系

关键词：技术创新税收优惠制度税法体系

当今世界科技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日渐凸显，技术创新已成为支撑和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经济腾飞的源动力。充分运用税收优惠制度来促进技术创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重要策略。如何发挥税收制度的激励引导作用，在企业成长的各个阶段驱动创新，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当前我国税收制度研究应该解决的重点问题。

当今世界科技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日渐凸显，技术创新已成为支撑和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经济腾飞的源动力。充分运用税收优惠制度来促进技术创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重要策略。如何发挥税收制度的激励引导作用，在企业成长的各个阶段驱动创新，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当前我国税收制度研究应该解决的重点问题。

1 税收优惠制度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分析

1 税收优惠制度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分析

首先，税法中最为重要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能够缓减企业技术创新中资金瓶颈，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以及信贷体制的弊端，很多企业特别是私企和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而本身又无法通过上市去融资，资金短缺是制约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发展的重要障碍。政府通过税收间接优惠法律制度对企业资金的积累起基础作用，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刚性和稳定性可以为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融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提供企业原始创新动力，不断推动企业集成创新及引进吸收再创新。

首先，税法中最为重要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能够缓减企业技术创新中资金瓶颈，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以及信贷体制的弊端，很多企业特别是私企和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而本身又无法通过上市去融资，资金短缺是制约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发展的重要障碍。政府通过税收间接优惠法律制度对企业资金的积累起基础作用，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刚性和稳定性可以为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融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提供企业原始创新动力，不断推动企业集成创新及引进吸收再创新。

其次，合理的税法制度能够克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市场失灵”现象。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实质是技术知识的投入和产出过程。无论是以新产品还是以新工艺形式出现的创新，其中都包含了新的技术知识。技术创新正是由于包含了新的技术知识而具有一定公共物品的特征，其他人可以搭便车，获取并且享受公共物品的利益，而公共物品的制造者却无法要求这些享用者支付费用。简而言之，当一个企业通过艰难的研发过程完成创新活动后，同一行业的其他企业往往可以进行模仿并且应用到产品中，创新结果迅速在行业内扩散，削弱了研发企业的技术领先优势，削弱了企业创新活动的战略意义，导致企业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凸显。[1]即使是通过知识产权来保护创新成果，但过了法律的保护时效，企业对于使用自己的创新成果行为也没办法维权。为了克服这一市场失灵，税法可以通过税收征收环节计税依据的选择特别是税收激励措施来影响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活动。换言之,税法通过有效的税收政策的运用，用法制化的方式可以直接降低技术创新活动的成本提高他们的利润，以实现政府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目标。

其次，合理的税法制度能够克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市场失灵”现象。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实质是技术知识的投入和产出过程。无论是以新产品还是以新工艺形式出现的创新，其中都包含了新的技术知识。技术创新正是由于包含了新的技术知识而具有一定公共物品的特征，其他人可以搭便车，获取并且享受公共物品的利益，而公共物品的制造者却无法要求这些享用者支付费用。简而言之，当一个企业通过艰难的研发过程完成创新活动后，同一行业的其他企业往往可以进行模仿并且应用到产品中，创新结果迅速在行业内扩散，削弱了研发企业的技术领先优势，削弱了企业创新活动的战略意义，导致企业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凸显。[1]即使是通过知识产权来保护创新成果，但过了法律的保护时效，企业对于使用自己的创新成果行为也没办法维权。为了克服这一市场失灵，税法可以通过税收征收环节计税依据的选择特别是税收激励措施来影响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活动。换言之,税法通过有效的税收政策的运用，用法制化的方式可以直接降低技术创新活动的成本提高他们的利润，以实现政府促进技术创新活动的目标。

2 技术创新税收优惠制度立法模式的国际化比较

2 技术创新税收优惠制度立法模式的国际化比较

税收是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许多国家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激励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制度，但是基于不同的国情选择与不同的立法目的，税收优惠制度立法模式存在着一定差异。如西班牙相对创新能力较低，把税收优惠作为最重要的激励手段，一般以综合性法律的形式来保持优惠激励的稳定性和普遍性；而有的国家税法激励与财政投入并举，多采用行政规章或政策的形式，可及时修正保证优惠的灵活性，如欧盟多国；有的国家兼顾税收优惠制度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多采用法律形式，但适时修正，如美国、英国。[2]

税收是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许多国家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激励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制度，但是基于不同的国情选择与不同的立法目的，税收优惠制度立法模式存在着一定差异。如西班牙相对创新能力较低，把税收优惠作为最重要的激励手段，一般以综合性法律的形式来保持优惠激励的稳定性和普遍性；而有的国家税法激励与财政投入并举，多采用行政规章或政策的形式，可及时修正保证优惠的灵活性，如欧盟多国；有的国家兼顾税收优惠制度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多采用法律形式，但适时修正，如美国、英国。[2]

3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制度考量

3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制度考量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鼓励性税收政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作了具体和详细的规定。随后又出台了对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管理办法》、《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2006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等，这些政策虽对促进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仍存在诸多问题。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鼓励性税收政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作了具体和详细的规定。随后又出台了对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管理办法》、《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2006年，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关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等，这些政策虽对促进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仍存在诸多问题。

3.1 立法技术不高。我国现行税制中针对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主要是以暂行条例、通知、补充说明方式出现的，政策零散，缺乏规范性。

3.1 立法技术不高。我国现行税制中针对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主要是以暂行条例、通知、补充说明方式出现的，政策零散，缺乏规范性。

3.2 制度缺乏内在统一性和全面性。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兼顾营业税、增值税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体系，但相对完整全面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体系并未得到有效建立。技术创新税收规范缺乏一个总体系统规划，表现为自主创新存在什么问题就相应的出台税收政策性文件，不同时期，不同部门颁布的相关规定缺乏必要的协调，经常出现遗漏不全或重复交叉的情况，执行中容易出现偏差，导致政策效果不理想。

3.2 制度缺乏内在统一性和全面性。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兼顾营业税、增值税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体系，但相对完整全面的促进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体系并未得到有效建立。技术创新税收规范缺乏一个总体系统规划，表现为自主创新存在什么问题就相应的出台税收政策性文件，不同时期，不同部门颁布的相关规定缺乏必要的协调，经常出现遗漏不全或重复交叉的情况，执行中容易出现偏差，导致政策效果不理想。

3.3 税收优惠的对象及政策导向不尽合理。现行的优惠政策不是以产业优惠为主导而是偏重以区域优惠为主导，主要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企业技术创新实行优惠，这种“特惠制”使得即使其属于技术创新企业，也因区域限制难以享受优惠。这种做法，会造成企业趋之若鹜挤往开发区，甚至弄虚作假骗取准入资格，有悖于税收公平原则，违背了国家运用优惠法律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初衷。此外，各地为了促进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纷纷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及变相的税收优惠政策。[3]这样削弱了全国整体产业性的政策导向造成了地区的政策优势，从整体上影响了国家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实施。而且企业技术创新税收优惠的对象也往往仅仅局限于高新技术企业，忽视了对投资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机构的税收优惠，这不仅给企业技术创新税法造成空白和漏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家科技进步的发展。

3.3 税收优惠的对象及政策导向不尽合理。现行的优惠政策不是以产业优惠为主导而是偏重以区域优惠为主导，主要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企业技术创新实行优惠，这种“特惠制”使得即使其属于技术创新企业，也因区域限制难以享受优惠。这种做法，会造成企业趋之若鹜挤往开发区，甚至弄虚作假骗取准入资格，有悖于税收公平原则，违背了国家运用优惠法律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初衷。此外，各地为了促进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纷纷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及变相的税收优惠政策。[3]这样削弱了全国整体产业性的政策导向造成了地区的政策优势，从整体上影响了国家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实施。而且企业技术创新税收优惠的对象也往往仅仅局限于高新技术企业，忽视了对投资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机构的税收优惠，这不仅给企业技术创新税法造成空白和漏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家科技进步的发展。

3.4 所得税设置与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不协调。在法人所得税方面，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在按规定实行100%扣除的基础上，允许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可以在企业以后年度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结转抵扣，但结转抵扣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这种规定事实上缺乏发挥实际作用的现实基础。技术创新企业在投资创新项目时往往在相当长的期限内有大量投入而无盈利，尤其是对于一些亏损期较长的技术密集型创新企业，5年的时间技术开发费用可能仍然无法扣除。虽然规定了若当年新增所得税不足抵免可以向后延续5年抵免的政策，但也是在企业所得税比投资当年实现新的增长的基础上来讲的。对于那些己经具有较强实力的企业自然可以成为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而那些正在进行技术研发及新产品试制、需要政府政策扶持的技术创新企业却得不到应有的税收法律制度支持。同样，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企业颁发的科技进步奖重大成就奖以及个人投资技术创新企业获取的个人所得没有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这样事实上就形成了双重课税，很容易挫伤企业高新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积极性，阻碍技术创新成果的取得。

3.4 所得税设置与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不协调。在法人所得税方面，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在按规定实行100%扣除的基础上，允许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当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可以在企业以后年度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结转抵扣，但结转抵扣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这种规定事实上缺乏发挥实际作用的现实基础。技术创新企业在投资创新项目时往往在相当长的期限内有大量投入而无盈利，尤其是对于一些亏损期较长的技术密集型创新企业，5年的时间技术开发费用可能仍然无法扣除。虽然规定了若当年新增所得税不足抵免可以向后延续5年抵免的政策，但也是在企业所得税比投资当年实现新的增长的基础上来讲的。对于那些己经具有较强实力的企业自然可以成为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而那些正在进行技术研发及新产品试制、需要政府政策扶持的技术创新企业却得不到应有的税收法律制度支持。同样，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企业颁发的科技进步奖重大成就奖以及个人投资技术创新企业获取的个人所得没有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这样事实上就形成了双重课税，很容易挫伤企业高新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积极性，阻碍技术创新成果的取得。

4 完善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制度思考

4 完善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制度思考

税收优惠制度能否有效扶持和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及其有效程度，关键在于制度的设计、执行和监督管理的完善程度。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税收优惠制度能否有效扶持和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及其有效程度，关键在于制度的设计、执行和监督管理的完善程度。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4.1 立法模式选择

4.1 立法模式选择

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兼顾税法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由国务院单独制定专门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条例，把散见各处的技术创新税收政策集纳、整理，统一颁布执行是现实的选择。

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兼顾税法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由国务院单独制定专门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条例，把散见各处的技术创新税收政策集纳、整理，统一颁布执行是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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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完善技术创新的税法体系

4.2 完善技术创新的税法体系

我国技术创新税法体系的完善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公平原则，即保障对所有的技术创新企业一律平等对待，对创新主体采取统一的税收对策；全面系统原则，完善的税法体系应该涵盖技术创新的整个阶段包括：投入、研发、推广、运用等；防止滥用原则，我国技术创新税法应当明确技术创新企业税收优惠的申请条件、程序和批准部门，加强对批准享受税收优惠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动态监督，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取消相关税收优惠。在以上原则指导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体系，应该涵盖所得税法、增值税法、营业税法、风险投资税法、关税法等。在现阶段已有法律的基础上，以税法和科技进步法为框架主干，辅之以相关法律及法规中有关税收优惠的规定，同时出台各种配套政策和措施，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技术创新税收法律体系，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进行统一、规范调整，使整个技术创新产业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税收有法可依。税法等。在现阶段已有法律的基础上，以税法和科技进步法为框架主干，辅之以相关法律及法规中有关税收优惠的规定，同时出台各种配套政策和措施，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技术创新税收法律体系，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进行统一、规范调整，使整个技术创新产业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税收有法可依。

4.3 科学界定税收优惠对象，优化制度导向

4.3 科学界定税收优惠对象，优化制度导向

从法律实体方面，科学界定税收优惠的对象，增强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产业的支持促进力度，就要扩大税收优惠对象，企业技术创新是经济活动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技术创新在每个企业都可能会发生。企业技术创新并不仅仅指企业发展纯高新技术，也包括企业对传统工艺的技术改造等。因此，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只要其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也同样应该享受同等的税收支持。另一方面，为优化制度导向，对于从事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外的企业应视同区内的企业，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促进区内外企业技术创新的共同进步，均衡协调发展，实现国家运用税收法律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初衷。

从法律实体方面，科学界定税收优惠的对象，增强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产业的支持促进力度，就要扩大税收优惠对象，企业技术创新是经济活动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技术创新在每个企业都可能会发生。企业技术创新并不仅仅指企业发展纯高新技术，也包括企业对传统工艺的技术改造等。因此，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只要其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也同样应该享受同等的税收支持。另一方面，为优化制度导向，对于从事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外的企业应视同区内的企业，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促进区内外企业技术创新的共同进步，均衡协调发展，实现国家运用税收法律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初衷。

4.4 完善所得税法律制度

4.4 完善所得税法律制度

针对前文谈到的问题作者认为：首先，要改变现行法的规定即5年的抵免扣除期，应从实际出发考虑技术创新企业的免税年度从企业的赢利年度开始计算，免税期限过短起不到有效的激励作用，适当延长技术创新企业所得税减免的期限，并采取费用扣除、加速折旧和投资退税等方式降低企业的所得税支出，以鼓励起步阶段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发展。其次，逐步实现由技术创新企业所得税单一优惠方式向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优惠并重的双重方式转变，着力加强对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比如对个人成果的技术转让费等收入减免个人所得税，可以在目前20％比例税率的基础上再予以减征,以减少其税负支出；对科研人员从事研究与开发技术创新活动取得的特殊成就和贡献所获得的奖金及津贴补助免征个人所得税；[4]。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和鼓励各类科研人才创新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科研人员从事研究与开发技术创新活动取得的特殊成就和贡献所获得的奖金及津贴补助免征个人所得税；[4]。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和鼓励各类科研人才创新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新企业所得税法重推自主创新》，载《科技日报》，2007年4月.

[1]《新企业所得税法重推自主创新》，载《科技日报》，2007年4月.

[2]袁晓东.《激励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2]袁晓东.《激励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3]陈秀艳.《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探讨》，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3]陈秀艳.《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探讨》，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4]周庆文，王彬.《税收――股权激励的核心问题》，载《上市公司》2002.

[4]周庆文，王彬.《税收――股权激励的核心问题》，载《上市公司》2002.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2009KRM34）、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科研计划项目（09JK163）阶段成果。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2009KRM34）、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科研计划项目（09JK163）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梁雪玲（1987-），女，湖北襄阳人，西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梁雪玲（1987-），女，湖北襄阳人，西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张晓玲（1972―），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科技法。

张晓玲（1972―），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科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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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完善技术创新的税法体系

4.2 完善技术创新的税法体系

我国技术创新税法体系的完善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公平原则，即保障对所有的技术创新企业一律平等对待，对创新主体采取统一的税收对策；全面系统原则，完善的税法体系应该涵盖技术创新的整个阶段包括：投入、研发、推广、运用等；防止滥用原则，我国技术创新税法应当明确技术创新企业税收优惠的申请条件、程序和批准部门，加强对批准享受税收优惠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动态监督，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取消相关税收优惠。在以上原则指导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体系，应该涵盖所得税法、增值税法、营业税法、风险投资税法、关税法等。在现阶段已有法律的基础上，以税法和科技进步法为框架主干，辅之以相关法律及法规中有关税收优惠的规定，同时出台各种配套政策和措施，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技术创新税收法律体系，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进行统一、规范调整，使整个技术创新产业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税收有法可依。

我国技术创新税法体系的完善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公平原则，即保障对所有的技术创新企业一律平等对待，对创新主体采取统一的税收对策；全面系统原则，完善的税法体系应该涵盖技术创新的整个阶段包括：投入、研发、推广、运用等；防止滥用原则，我国技术创新税法应当明确技术创新企业税收优惠的申请条件、程序和批准部门，加强对批准享受税收优惠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动态监督，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取消相关税收优惠。在以上原则指导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体系，应该涵盖所得税法、增值税法、营业税法、风险投资税法、关税法等。在现阶段已有法律的基础上，以税法和科技进步法为框架主干，辅之以相关法律及法规中有关税收优惠的规定，同时出台各种配套政策和措施，形成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技术创新税收法律体系，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进行统一、规范调整，使整个技术创新产业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税收有法可依。

4.3 科学界定税收优惠对象，优化制度导向

4.3 科学界定税收优惠对象，优化制度导向

从法律实体方面，科学界定税收优惠的对象，增强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产业的支持促进力度，就要扩大税收优惠对象，企业技术创新是经济活动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技术创新在每个企业都可能会发生。企业技术创新并不仅仅指企业发展纯高新技术，也包括企业对传统工艺的技术改造等。因此，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只要其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也同样应该享受同等的税收支持。另一方面，为优化制度导向，对于从事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外的企业应视同区内的企业，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促进区内外企业技术创新的共同进步，均衡协调发展，实现国家运用税收法律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初衷。

从法律实体方面，科学界定税收优惠的对象，增强税收优惠对技术创新产业的支持促进力度，就要扩大税收优惠对象，企业技术创新是经济活动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技术创新在每个企业都可能会发生。企业技术创新并不仅仅指企业发展纯高新技术，也包括企业对传统工艺的技术改造等。因此，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只要其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也同样应该享受同等的税收支持。另一方面，为优化制度导向，对于从事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外的企业应视同区内的企业，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促进区内外企业技术创新的共同进步，均衡协调发展，实现国家运用税收法律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初衷。

4.4 完善所得税法律制度

4.4 完善所得税法律制度

针对前文谈到的问题作者认为：首先，要改变现行法的规定即5年的抵免扣除期，应从实际出发考虑技术创新企业的免税年度从企业的赢利年度开始计算，免税期限过短起不到有效的激励作用，适当延长技术创新企业所得税减免的期限，并采取费用扣除、加速折旧和投资退税等方式降低企业的所得税支出，以鼓励起步阶段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发展。其次，逐步实现由技术创新企业所得税单一优惠方式向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优惠并重的双重方式转变，着力加强对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比如对个人成果的技术转让费等收入减免个人所得税，可以在目前20％比例税率的基础上再予以减征,以减少其税负支出；对科研人员从事研究与开发技术创新活动取得的特殊成就和贡献所获得的奖金及津贴补助免征个人所得税；[4]。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和鼓励各类科研人才创新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针对前文谈到的问题作者认为：首先，要改变现行法的规定即5年的抵免扣除期，应从实际出发考虑技术创新企业的免税年度从企业的赢利年度开始计算，免税期限过短起不到有效的激励作用，适当延长技术创新企业所得税减免的期限，并采取费用扣除、加速折旧和投资退税等方式降低企业的所得税支出，以鼓励起步阶段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发展。其次，逐步实现由技术创新企业所得税单一优惠方式向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优惠并重的双重方式转变，着力加强对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比如对个人成果的技术转让费等收入减免个人所得税，可以在目前20％比例税率的基础上再予以减征,以减少其税负支出；对科研人员从事研究与开发技术创新活动取得的特殊成就和贡献所获得的奖金及津贴补助免征个人所得税；[4]。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和鼓励各类科研人才创新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新企业所得税法重推自主创新》，载《科技日报》，2007年4月.

[1]《新企业所得税法重推自主创新》，载《科技日报》，2007年4月.

[2]袁晓东.《激励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2]袁晓东.《激励技术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3]陈秀艳.《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探讨》，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3]陈秀艳.《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探讨》，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4]周庆文，王彬.《税收――股权激励的核心问题》，载《上市公司》2002.

[4]周庆文，王彬.《税收――股权激励的核心问题》，载《上市公司》2002.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2009KRM34）、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科研计划项目（09JK163）阶段成果。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2009KRM34）、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科研计划项目（09JK163）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梁雪玲（1987-），女，湖北襄阳人，西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梁雪玲（1987-），女，湖北襄阳人，西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张晓玲（1972―），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科技法。

第3篇：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范文

个人所得税法是经济法的子部门法，其价值追求应符合经济法根本的公平价值取向。然而，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本身制度的设计存在一些弊端，导致公平价值在这部法的实施过程中没有得以真正地实现。本文拟对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内容以及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中公平价值的应然目标和实然状况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一些矫正之见。

一、经济法公平价值之解读

我国法学界对经济法的价值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学界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一元价值说、二元价值说、多元价值说，这些观点各有其理，对我国经济法价值的确立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综观这些论述，多数学者都认为公平价值是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或是其中之一）。以下仅从众多阐述中分别就一元说、二元说、多元说代表性地列出，旨为笔者好在后文加以分析。“公平说”认为公平是经济法的真正价值所在，效益是经济法追求公平价值的客观结果。 [1] [1] “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说”认为经济法是法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同一般法的价值一样，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经济法的中心价值环节应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总体的实质经济公平。 [2] [2] “社会公平与经济民主说”的学者认为社会公平包括竞争公平、分配公平和正当的差别待遇。 [3] [3] “社会整体效益与公平说”认为经济法作为政府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的法律，从法律角度而言，是以公平为宗旨，兼顾社会整体效益和公平，实现两者的统一。现代经济法赋予了公平以更加丰富的含义，其内容包括了现代意义上的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等内容。 [4] [4] 另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为发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 [5] [5]

从上面的各学说的观点中，尽管我们没有看到对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究竟是什么或是包含些什么持一致的认识，但是，都基本将公平作为价值取向（或之一）。从经济法在我国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以及实际的地位来看，公平价值应该是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经济法是在公法对私法的介入、以国家之手对市场失灵的干预中产生的，以社会为本位，在其产生之前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孟德斯鸠、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从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现，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在经济学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认为，人是自身利益最大限度的追求者，是理性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从而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所以认为人为干预市场调节的行为越少越好，即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为此，那个时期里民法得到长足的发展和重视。而社会发展的现实证明，市场调节根本不能解决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必须借助于国家之手的调节才能使社会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经济法便应运而生。

在民法那里，是以抽象的人格平等和个人自由为条件，将作为民事主体的个人看成是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视客观存在的环境以及个人本身特质的差异，法律给予同等的保护，可以说，民法上的公平是一种形式意义的公平。实质中，恰好是形式的公平带来的却是结果的不公平，经济法恰恰重视个体的差异，将市场主体按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同种类别给予同等对待，以实质公平为更高的价值目标。由于形式公平只能保证每个主体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性，有均等的机会进行生产、经营和交易活动；而实质公平所指向的是结果公平，社会生活中因为个体的地位、经济实力和禀赋能力存在诸多差异，导致每个主体实际上处于潜在的不平等地位上，为此，国家干预经济之正当形式——经济法可以使最终结果趋于公平，从而也体现整个社会的公平。尤其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经济的发展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实质性的公平。而传统民法强调经济自由、机会公平，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着眼于效率，可见，要增进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益，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最终达致结果的公平，任务当然就降至经济法之上。当然，经济法并非否定形式公平，而是既追求形式公平又追求实质公平，二者是统一的，因为没有实质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标最终也不能实现。概言之，公平价值特别是实质公平价值是作为新兴法域之经济法的根本价值目标。

二、经济法公平价值在个人所得税法中之应然目标

经济法价值是经济法法律秩序的目标，它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应遵循的方向。在经济法的整个大系统中，作为子系统的各部门法都必然统一于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之下，这也是建构现代经济法体系的内在要求。简言之，只有追寻和服从共同的经济法价值目标，才能使经济法体系中的各部门法可以在价值目标同一的基础上相互配合和作用，不致因价值的紊乱而互相冲突，近而有助于我国现代经济法的理性运作。 [6] [6] 个人所得税法作为经济法的部门法，其法律价值的确定，应受制于经济法公平价值之下，其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动态层面的实施均不能弱化公平价值。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他的《赋税论》中，比较深入地研究了税收问题，第一次提出了税收标准理论，即围绕公平负担赋税观点来论述。他认为，“公平”就是要对任何人、任何团体“无所偏袒”，税负不能过重。英国古典学派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每一个国家的臣民应当他们各自的能力尽可能地为维持政府作出自己的贡献，也就是应该根据他们在国家的保护下所享受的收入按比例作出贡献。” [7] [7] [p.529] [p.529] 即衡量一种税是否公平的重要标志是纳税人税负的轻重是否同其享受公共利益的数量相适应。当代着名的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在对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的税收原则理论进行了理论总结归纳后，认为：“每个纳税者应对政府费用承担他‘合理的份额’。” [8] [8] [p.230] [p.230] 尽管确定“合理的份额”可能有很多标准系数，但可以清楚看出马斯格雷夫对税收分配的主张是应该以“公平”为价值取向。

政府的使命是履行公共职责，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而社会的每个成员又必然受益于公共产品，甚至为了更好地、安全地享受自己的既得或是期待利益，他们强烈呼吁政府提供更完善的公共产品，这必然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尽公民的义务，向政府缴纳税收，承担公共产品的成本，以维护政府的有效运行。在现实中，那些收入高、来源多的人在社会中无形受益会更多（尽管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他们理应较多地分担公共产品的成本，近而才能体现实质上的公平。另外，任何法律都有她生存、运行的环境，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威胁社会和谐的警戒线，作为秩序维护手段的法律当然应该发挥其价值，个人所得税法通过对个人社会收入的分配调节，以尽力缩小贫富差距，维系社会安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细之，就要求公民赋税上的公平，每个公民（除那些残疾人等外，应对他们给予不征或少征的关照）都应纳税，同时，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不平等的收入实行干预，如规定累进制税率等，使收入越高的人纳税的比率越高，收入低于法定纳税水平的公民则不纳税，即采取“劫富济贫”来实现结果公平。这种貌似不公平的设计恰好是个人所得税法应追求的实质公平价值目标，毫无疑问也是个人所得税法身为经济法之子部门法所必须遵从的价值要求。

三、经济法公平价值在个人所得税法中之实然弱化

我国于1980年《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以来，经历了五次修正，不管是扣除标准的改革，还是超额累进税率制度的设计等，都体现出了对税收公平的考虑，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模式以及存在征管漏洞等的缺憾，工薪阶层成为了个税的主要来源，那些收入渠道多且高的人很多都没有足额纳税，在纳税个体之间形成一道隐形的不公平屏障，使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也远未得到发挥，经济法基本的价值取向——公平价值在个人所得税法的静态和动态层面都被弱化了。主要表现在于：

1、扣除不合理。现行个人所得税采用定额、定率和简单综合扣除的方法，忽略了我国家庭复杂的人口结构与支出结构等重要因素，由于我国领土面广、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广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小城镇、农村地区，很多家庭只是一个人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其他成员均靠唯一的收入来生活，即使是在城市双收入家庭，很多是来源于农村，面临的是要赡养双方没有收入的老人。所以，这种不区分纳税主体的差异，实质上是加重了一些纳税人（有同样的收入但实际必要的支出过多的人）的负担。以工薪所得项目费用扣除为例，即便是现在将扣除额提高到 2000 元，但由于住房、医疗等市场化项目的支出急剧升高，而且正如前面所说，很多纳税人要用工薪所得的较大一部分来赡养老人和抚育子女，甚至一些家庭就靠一个人的薪金来维持生活，这种整齐划一的2000元扣除标准很难保障开支需要，进而造成潜在的不合理、不公平。

2、分类征收模式难以实现公平。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所得税制模式，将应税项目划分为11大项，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采用了不同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同时又采用源泉一次课征的办法。正如此，在两个收入总额相同的纳税人之间，一个是收入项目较多，每项收入都未达到或微超扣除额，其在分类征收的弊端下或恶意利用该弊端，在分类扣除制度下多次正常扣除或恶意将一项高收入分解为多个项目的收入，就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或逃避纳税；而另一个收入项目单一、薪水固定的纳税人，只要收入超过了扣除额就要纳税，这就致使收入相同的人却缴纳不同的税，产生不公平。另外，不同项目所得的计征时间规定又有所不同：有的按月征收，有的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有的则按次征收，不能反映纳税人的真实所得，很难按个人收入总额确定总的税负水平。这种税制模式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少交税甚至不交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比较集中的人却要多交税的现象，导致实质不公平。

3、征管存在漏洞。如前所述，对于所得来源单一、收入固定的纳税人而言，从源泉上即可扣缴，必然是足额纳税；而对收入来源渠道多、甚至包括以实物形式表现的福利和职务消费等实质性收入名目多的纳税人，其个人收入隐性化、多元化，加上在个人汇总申报纳税时，出于各种原因通常是申报不实或隐瞒不报、漏报，又不具有一个有效完整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因而征税不足。这就导致了所得来源少只有固定所得的纳税人税负重于所得多或来源多的纳税人。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中的上述设计缺陷，使作为“经济人”的纳税个体有了可乘之机，利用这些制度设计上的不足或良性或恶性地少缴或不缴应该承担的税，不能体现“多得多征，公平税负”，显然弱化了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价值取向。

四、矫正个人所得税法中经济法公平价值弱化之路径

兼具公、私法性质的经济法，是既能满足公权调整需要又能满足私权调整需要、能对市场运行和国家干预进行控制的法律。 [9] [9] [p.227] [p.227]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各项制度的设计都要在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与享受该产品的个体（即纳税人）之间做利益权衡，旨在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最终体现结果之公平，进而使经济法公平价值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得以具体化。前文中对公平价值被弱化的情形也做了分析，既然个人所得税法是经济法大系统中的子部门法，其实然之价值已渐趋偏离经济法基本的公平价值追求，那么就有必要对其中的缺陷制度加以改进，从而使应然之公平价值真正得到实现。针对上述对个人所得税法中存在的缺陷之剖析，未来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可以通过如下的设计或改进来矫正经济法公平价值被弱化的状况。

1、完善费用扣除方法。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薪收入者和承包经营者实行单一标准的定额生计费扣除办法，未综合考虑纳税人的自然状况。这种办法虽简便易行，但很不合理。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可以考虑确定一个基本扣除额，以工薪为例，考虑到现在各类物价都已经涨到很高的水平，确定2000元的标准显然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可提高到3000元。并结合各地收入及消费水平再确定一个浮动幅度，如在上海、北京及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实行不同的幅度。另外加上必要的抚养、赡养、住房、教育、医疗等特别费用支出，经过这样调整后的扣除额作为扣除的依据。这种个税变“家税”的办法既考虑到不同纳税人所负担的家庭人口的多少，又考虑到住房、医疗制度改革等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实际上，就是把对个人表面收入分配的调节体现在对净余收入的调节上，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2、将现行的分类征收模式改为混合征收模式。各国个人所得税有三种模式：一是分类所得税制，该税制指对同一纳税人在同一时期的各种所得，按其不同来源，将他们分为不同类别的所得，如工资、薪金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等，并对每一项所得按单独的税率计算其所得税的制度。二是综合所得税制，是指归属于同一纳税人的各项所得，无论其来源如何，都作为一个所得总体来对待，并按一个税率计算纳税的税制模式。三是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制（即：混合征收模式）。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我国是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对个人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的。实行分类税制，课税简便，能够进行源泉控制，能防止偷漏税，但不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难以实现公平税负，所得来源多、分项收入少、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缴或少缴税。为了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的作用，并充分结合我国征收管理还比较低的情形，可考虑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改为混合征收模式，即对个人经常性的、同属于勤劳所得的项目如工薪所得、个体户生产经营所得、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实行综合征收；而对非经常性的、较难控制的其他所得项目，实行分类征收。这样可以较好地解决当前加强收入分配与征管水平之间的矛盾，待条件成熟，再过渡到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实行的综合所得税制模式。

3、调整税率设计。税率是税法构成要素的核心之一， 科学、合理的税率设计直接影响到税收负担和征管的难易程度。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在税率结构上，既有比例税率，又有超额累进税率，同时还有减征、加成征收的设计，种类过多且比较复杂。尤其是对工资、薪金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致使那些收入越多的人税负越重，诱发纳税人的逃税欲望；同时，工资、薪金的勤劳所得与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等非勤劳所得相比，勤劳所得征税偏高，引起税负不公，也有违税法的公平价值。为了简明、合理、实用，可设计两种税率。一是对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实行20%的比例税率，对于其中一次性收入畸高的，可以实行加成征收。这考虑到既要让每个纳税人负担一定的税额，又要兼顾我国现在正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激发公民全身心尽力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二是对除稿酬所得、劳务报酬外的各项所得实行 5%、10%、20%、30%、35%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这种设计，使在扣除标准提高的情况下，可以有效降低低收入者税负，同时又取消了在实践中极少采用的两个高档税率 40%和 45%，并使得最高边际税率 35%与国际水平相当。实行低税率、少档次税收法律制度， [10] [10] 也体现了对相同性质的所得实行同等的税率。

4、征管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可分为按月计征和按年计征，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业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特定行业的工资、薪金所得，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实行按年计征应纳税额，其他所得应纳税额实行按月计征。在具体征收中，实行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并用法，注重源泉扣缴，但因税务机关人员、装备、素质等因素制约，还有纳税人自行申报意识的薄弱，致使征管中漏洞很多。为此，可将个人所得税划归中央统一征收，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的纳税人税务号码，借鉴美国的做法：采用统一的纳税代码对纳税人进行登记，如果没有纳税代码就不能在银行开户，就无法享受社会保险，交易合同没有纳税代码也无效。这样一来，使隐性收入显性化，有利于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打击偷逃税行为，为工商、司法等部门查清公民财产状况成为现实。而且通过建立起严密的收入监控系统，加大对个人收入的控管，可增加财政收入，公平税负，调节分配，同时与国际个人所得税征管方式接轨，使每个应税公民都平等地按其所得负税。

第4篇：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范文

关键词：韩国：《国税基本法》；税收基本法的制定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8-0013-04

税收基本法的制定是一套纷繁复杂、涉及面广的系统性工程，对我国的税法体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需要强大和完善的税法学理论体系的支撑和借鉴国外有利经验。目前已制定税收基本法的国家不多，??大概可概括为3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发展式”的俄罗斯《联邦税收基本法》，篇幅较小，结构简单，规定比较原则，其实施依赖其他配套立法；第二种模式是“发达式”的德国的《租税通则》，内容包罗万象，不仅注重程序方面的规定，而且具体细腻，无需另外配套立法即可实施，相对的结构也较为复杂；第三种模式是韩国的《国税基本法》和日本的《国税通则法》，相对于德国税法通则来说，规模较小，但对程序等规定也较为重视，操作性比较强。德国模式尽管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都没有像德国那么完善，我国的立法惯例和经验又不像德国那样善于法典型法律，因此不能照搬德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太简单，按照其模式又满足不了我国现阶段的需要。权衡之下，韩国、日本模式则值得我们借鉴（当然3种模式我们可以综合吸收借鉴），而且我国与韩国文化相近，经济往来密切，韩国《国税基本法》在规模、结构、主要内容、规范化等方面都与我们对税收基本结构的要求相近，因此，研究韩国《国税基本法》对我国税收基本法的制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结构和规模

韩国《国税基本法》于1974年12月21日实施，历经8次修订，共8章19节86条9个附则。译成中文约2万字。其不像日本《国税通则法》完全以税务机关为线索进行编排，亦没有对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加以明确，只是简单地排列了税法领域的基本问题。具体包括：总则，国税征缴和税法适用，纳税义务，国税和一般债权的关系，课税，国税还给金和国税还给加算金，审查和审判以及补充规则和9个附则。采用章、节、条、款、项、目的体例。其总体特点是篇幅适中，体系完整，立法技术相对简单，可操作性强。

二、框架和内容

第一章总则，包括立法宗旨、基本术语定义、同其他税收法律的关系、期间和期限、文书的送达以及人格等六部分（1-13条）。总则规范税法体系的基础性内容和税收原则性问题。规定关于国税的基本事项、共同事项和对违法或不当的国税处分之不服处理程序等，“使关于国税的法律关系明确，谋求课税的公正，对国民圆满地履行纳税义务做出贡献。”明确定义基本术语，有利于厘清相关概念，有利于法律的适用和实施。比如第二条明确了国税征收的13个税种（后又有所增加），有利于界定中央税和地方税的征收范围和明确管理权限。在与其他税收法律的关系上本法贯彻基本法优于普通税法和国际税法优于国内税法的原则。对于期间和期限：除本法或其他税法有特殊规定外，按照民法，并对特殊规定作了明确。文书的送达包括送达的场所、方法和受送达人以及送达的生效。送达的场所包括住所、居所、营业厅或事务所。受送达人包括名义人、代表者或财产管理人。送达方法有面交、邮寄和公告送达。关于人格：没有法律人格的社团、财团以及其他团体，将其视为法人并适用本法和其他税法。

第二章国税征缴和税法适用。本章分别规定了国税征缴原则和税法适用原则。前者涵盖实质课税原则和诚信原则，后者包括税法解释的基准和溯及课税的禁止 (即重旧不重新)。实质课税原则是指以课税对象事实上的归属人为纳税义务人，关于课税标准的规定不要拘泥于名称和形式，按实质内容适用之。诚信原则指纳税人和税务公务员应讲信义，诚信地履行各自的义务或职责。税法解释的基准是指在税法的解释和适用上，应以考虑课税平衡和条文本意，维护纳税人的财产权益为基准。溯及课税的禁止是指税法效力以纳税义务成立时的税法或已被纳税人接受的税法解释和国税行政惯例为标准，禁止溯及新税法、新解释和新惯例。

第三章纳税义务。本章规定了纳税的成立、继承、连带以及纳税担保。1.纳税义务的成立。第21条根据税种的不同分别规定纳税义务成立时间。2.纳税义务的继承。法人合并时，合并后继续存在的法人或因合并而设立的法人，负有因合并而消灭法人所应缴纳的国税加算金和滞纳处分等义务。3.连带纳税义务。第25条规定共有物、共同事业或者属于该共同事业的财产有关的国税、加算金和滞纳处分费，该共有人负有连带缴纳的义务，并参照民法的相关规定适用。4.纳税义务的消灭包括5种情况：缴纳、充当拍卖的中止、课征的消灭（消灭时效）以及缺损处分等。课征的消灭即国税征收权的消灭时效，如果自可行使之时起5年未行使，则为完成消灭时效，时效期间可因纳税的通知、督促、交付请求和扣押等处分而中断，并重新起算。5.纳税担保。第29条规定了纳税担保的种类，可分为财产担保和人保；第30条规定了担保物估价方法；第31条规定了纳税担保提供方法；第32条规定了担保的变更和补充，税务署长在征税权利难以保障时，有权作出变更担保人或追加担保物的决定；第33条规定了按照担保的缴纳和征收；第34条规定了担保的解除。当被提供担保的国税、加算金和滞纳处分费已经缴纳时，税务署长应立即办理担保解除手续。

第四章国税与一般债权的关系。实行国税优先原则。国税优先于一般债权，有担保之国税优先于其他未担保的国税。本章第二节明确规定了第二次纳税义务，可分为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第二次纳税义务以及物品的第二次纳税义务。人的第二次纳税义务是指纳税义务人的财产因实行滞纳处分，仍不足应征税额时，纳税人的关系人（清算人、出资者、法人、事业受让人）以其相关财产为限负有第二次纳税义务。物品的纳税义务是指纳税人的财产不足于应征税的税额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国税征收法的规定，用其让渡担保财产来征收纳税者之国税、加算金和滞纳处分费。但从其国税缴纳期限算起，一年前用以担保目的的让渡担保财产可以例外。目的是防止纳税人担保人不当转移资产，避免国家税收流失。

第五章课税，规定了管辖机关、修正申报以及加算税的课征和减免。第43条和第44条规定了课税标准申报和决定以及更正决定的管辖机关，即为管辖该国税纳税地的税务署长，向其他地税务署长提出申报也不影响其效力。如果纳税人在申报后发现有遗漏、错误等事项时，准许在限期内对课税标准提出修正申报书。加算税为政府对于违反税法规定的义务者，按照税法规定课征的国税项目。

第六章国税还给金和国税还给加算金。国税还给金是指纳税义务者缴纳的金额中有超过、误纳的金额或根据税法应还给的退还税额。税务署长可根据总统令的规定将国税还给金额充当应交纳的国税、加算金和滞纳处分费，所余数额应退还给纳税人。国税还给加算金是指税务署长支给或充当国税还给金时，参酌相关期间和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等或按照总统令规定的利率计算的补偿给纳税人的金额。

第七章审查和审判。为了合理解决税收征纳双方的争议，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解决税务争议的法律制度是必不可少的。本章是关于解决税务争议的程序法内容。包括通则、异议申请、审查、审判四部分内容。纳税人的权利和利益因税务机关的违法、不当的处分或行政不作为（没有受到必要的处分）而受侵害时，可提出审查请求（即我国所说的行政复议），请求撤消或改变其处分或者做出必要的处分。可见韩国《国税基本法》采用了复议前置原则，必须经过税务行政复议才可提起税务行政诉讼。异议申请（申诉）应向做出该处分或未做出处分的税务机关法定代表人（税务署长或通过税务署长向所管辖地方国税厅长）提出，由收到异议申请的税务署长或地方国税厅长做出决定。审判请求有相对独立的裁决机构――国税审判所，隶属于财务部长。国税审判所设所长和国税审判官，所长为特别职务，部长助理级。非所长的常任国税审判官，为二级或三级一般职务国家公务员或特别职务国家公务员，非常任国税审判官，按总统令规定委任。国税审判官享有质问检查权，在一定条件下，可对审判事件相关的人或物进行检查。审判请求的结果由国税审判所长按照国税审判官会议的决议做出。韩国《国税基本法》在规范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时遵循“不停止执行原则”，即有争议的税务行政行为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在对审判请求做出决定时，该行政厅应根据决定的宗旨立即做出必要的处分。

第八章补充规则以及9个附则，主要规定本法未尽事项。

三、对我国税收基本法制定的启示

（一）加快推进税收基本法的制定进程

良法善治是依法治税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宪法》与一些单行税法之间形成空档，各个单行税法群龙无首，缺乏在整个税收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并统率其他单行税法、决定国家税收立法、执法、司法活动的基础性法律规范。改革趋前、立法滞后的矛盾阻碍我国税务法治化进程。在这方面，韩国《国税基本法》的制定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借鉴。该国税收基本法的完善也并非一步到位，一蹴而就，但他们重视框架结构，突出核心内容，经过补充和修改最终形成相对完善的税收基本法。我们也可以着眼于未来的远景规划和战略部署，确立重视框架结构，突出核心内容的立法指导思想，对税法的立法宗旨、原则、治税思想、税务机关的组织机构和权利义务、纳税人的权利义务，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税收诉讼、税收中介等做出明确规定，使税收分配活动的整个过程做到有章可循。

（二）理论依据的启示

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可谓税收基本法制定的理论与逻辑起点。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西方税收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说：一种是权力关系说，一种是债务关系说。前者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众关系，国家以优越的权力意志主体的身份出现，这是较为传统的对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描述;后者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即公法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对应关系。前一学说抓住了税收是基本利用政治权力强迫纳税人服从这一核心问题，突出了国家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但其有自身局限性：一是难以解释税收法律关系的经济属性；二是将税收法律关系视为以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强调税收中的命令服从，不注重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后一学说针对税收是一种金钱的给付，而将其作为一种基本的债务关系来把握，以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为中心构筑理论体系。其揭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经济属性，即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国家在这一法律关系中作为债权人所具有的优越地位，是税收所具有的公平性和公益性的要求，因此国家的税收权力必须限定在法律规范的范围之内。韩国《国税基本法》深受这一学说的影响，在具体规定中不乏这一学说的具体体现：如纳税担保、纳税人的债权、纳税人财产的扣押和拍卖，纳税人债权偿还顺序、国税优先权等等。尽管“从实证的角度看税收法律关系的二元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即税收实体法律关系属于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而税务程序法律关系属于权力服从关系”，但“债权债务关系说”对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意义不容忽视。从理论层面来说: “债务关系说照亮了法律学上的一直被忽视的公法上的债务这一法律领域，使运用客税要件的观念就可对公法上的债务――税债务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体系化成为可能，因此债务关系说对税法的概念给以了全新的界定和独立的体系……”从实践层面来看，我国在具体法律制度设计上更多的是规定纳税人的义务，而对基本权利的规定相当不足，由此产生的是税收立法的失范和变更无序以及财税执法的随意和恣意。这造成纳税人对税收法律制度的认同感低，税法意识淡薄。在此背景下以“债权债务关系说”作为我国税收基本法制定的逻辑起点，将程序权力置于实体法的制约之下，有利于去“国库主义”和“义务本位”，有利于人本税法观观念的匡正和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重申，有利于税收法治由肇始的随机和无序逐渐实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而日渐成熟。

（三）合理协调与税收征管法及其他法律规范的关系

韩国税法由《国税基本法》、《国税征收法》、《租税犯处罚法》、《租税特例制限法》和《所得税法》、《法人税法》、《继承税法》、《印花税法》、《特别消费税法》以及各种地方税等实体和程序法构成。韩国《国税基本法》是有关税收问题的基本法和普通法，而《国税征收法》主要是有关税收征收程序，特别是有关滞纳处分程序的规定。税收基本法承上启下的作用十分突出。正如一位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我国将来也应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税收基本法与税务征管法的关系。即税收基本是基本法、综合法、上位法，《税收征管法》将缩小和纯化为主要规定税收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的专门法、下位法，《税收征管法》及其他单行税收程序性法律以及各种实体性税法有关特别程序的规定不得与税法通则的规定相抵触，即税收基本法优先于其他法律适用。韩国《国税征收法》第2条规定的方式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同时，我国在制定税收基本法时可借用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范的成果，促进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谐共进，既可简化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过程和内容，又可增加税法与其他法规的统一，避免在执法、司法中产生法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四）“不溯及课税”原则的确立与信守

如前所述，韩国国税基本法中明确确立了“溯及既往课税禁止”的原则。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税法建设上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一些税收法规和规章的公布执行方式上存在“同时公布和执行”、“后公布先执行”、“文到之日执行”的现象，不符合不溯及既往课税的法律原则。众所周知，法律制度一般是适用于将来的，若后公布先执行，税收执行的法律依据不充分。没有法律依据就进行课税属违法行为，纳税人有权拒绝纳税。因此，在未来税收基本法的立法中可以借鉴确立不溯及既往课税的原则。

除此之外，韩国《国税基本法》在体例结构、条文设置、立法内容的排列、概念术语的运用（如第二次纳税义务这个全新概念）、纳税人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设计以及借鉴吸收他国经验等诸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在税收基本法的制定中多加学习。

注释：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制定税收基本法的国家有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克罗地亚、蒙古。各国对这部法的称谓也不一致。德国称《租税通则》，日本称《国税通则法》，韩国、俄罗斯、克罗尼亚、蒙古则冠以“基本法”称谓。参见刘爽、殷俊：税收基本法出台难在哪《中国财经报》 2006年11月21日。

参考文献：

［1］ 刘剑文.WTO体制下的中国税收法治［J］.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03） :119-128.

［2］ 汤贡亮.对制定我国税法通则的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报，2003，（03）.

［3］ 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M］.中国出版社，1997.

［4］ 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M］.法律出版社，1997.

［5］ 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第5篇：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范文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项目“民营企业转型中风险规避与生存对策研究”（W2011117）

作者简介：吕海宁（1980-），女，辽宁大连人，讲师，主要从事国际商法研究。Email：haininglv@126com

摘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是一种成熟的投资模式。为鼓励投资者采用，各国都通过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加以鼓励和支持。笔者的分析和论述跳出税法本身，从商法的视角研究了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税收制度，提出了与商法相契合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增值税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1007305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是指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募集设立的对非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提供增值服务的非证券类投资基金（包括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简称PE）是发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的一种投资工具。在商法领域里，它的法理基础源自于信托制度，即PE的主体通过签订法律协议，投资人将货币资产转移于管理人并交由其进行管理，形成信托法律关系，而信托的精髓就在于它转移并分割所有权的设计[1]，PE作为一种基金财产具有信托财产独立性，投资人根据协议可以指定自己或第三人为受益人，享有基金财产的收益权，管理人对投资人负有高度信义关系。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以财产转移为基础的现金流转，就理所当然成为现代税法课税的对象。然而PE的运作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如何确定课税对象避免重复纳税就成为税法和有关PE法律制度共同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有些相关法规存在明显的问题，还有一些重要法律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使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金融投资领域中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基于此，本文通过对税法和商法的差异与互动为思路加以分析和研究。

一、税法与商法下PE制度间的差异与互动

1税法和PE制度在理论上的差异

PE税收的核心问题是课税要素，此乃重中之重，课税要素是国家征税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国家有效征税必须具备的条件[2]，一般包括征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目和征税依据、税率、税收特别措施、纳税时间和纳税地点等。PE是非常复杂的商事行为，其全部过程包括财富增加时、财产权转移时、财产持有及特定使用时等情形。笔者认为 ，清晰界定PE税制中的课税要素，并在实践中严格参照执行，是完善信托投资税收理论司法实践的关键和重点。同时，也应当考察商法中有关PE法律制度的特殊性。

PE的法理基础是信托原理。信托行为是以信托财产为标的，由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共同组成[3]。信托关系产生后，信托财产在法律上的所有人与财产的

受益人相分离，换言之，信托财产的转移并没有发生，信托财产的收益属于受益人，当然受益人是由委托人指定的。信托法律制度来自英美法系，其本质特征是双重所有权。PE是在信托原理基础上的一种变形，目的在于实现资金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和资本的专业化运作，是在追求最大化财产收益的同时尽最大可能地降低风险的一种投资模式。投资人将资金作为信托财产转移给公司或合伙组织，但这种转移仅仅是名义上的转移，他们作为受托人以所有者的身份管理财产，所获得的收益归属于投资人指定的受益人。由于名义上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相分离的独特的法律构造，使得作为信托财产的股权在当事人之间流转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超越了大陆法系中传统的“一物一权” 原则，信托财产形成后无法在大陆法系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因此导致信托财产和信托行为的法律性质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一直争议不断。信托行为中的财产转移是一种形式上的财产转移，受托人取得了财产但并未获得信托财产的收益，我国台湾学者将其称为形式上之转移，指行为人有财产处分行为，但财产取得人并未真正取得经济利益，其转移仅为名义上或回复财产行为[4]。作为PE的投资公司或有限合伙组织也仅是投资资金的名义上的所有权人，不享有收益权。

根据税法的基本原则和课税机理，税法上纳税义务的发生仅考虑经营行为的表象，仅以经营者的行为外观作为判断标准，即只要发生了财产转让的经营行为，就认定为具备了课税要件，发生了纳税义务。但商法中的信托制度产生的初衷是为了避税，其模式不同于普通商事行为，呈动态形式存在，运行极为复杂且灵活多变，涉及很多不同的税种。以所得税为例，税法中的所得税顾名思义以所得额为课税对象。税法下的PE所得税中的“所得”显然与商法下的PE制度中的股权基金所有权和收益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税法以直观的角度确定纳税主体为受托人投资公司或合伙组织。这样，税法与商法的差异就显现出来。在商法中更强调股权和收益的法律性质，从性质上判断权利的主体，以商法上的私募性质判断PE的真正所有者确定纳税义务人，与税法视域里的纳税义务人是不同的。总而言之，基于相同的经营行为或法律行为，商法上的所有权主体与税法上的所有权主体不是同一主体，必然会导致重复征税。

2税法与PE制度在实践中的互动

尽管作为独立财产的PE的商法性质在我国商法学界乃至大陆法系都存有较大争议，一直未能形成主流观点或学说，但并未对PE的商事实践以及税收造成明显的影响。事实上，有关PE的商事法律与税收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

鉴于商法中信托制度的高度灵活和天生的避税功能，同时又存在与税法的差异而导致重复征税的问题，因此西方国家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信托投资实践，创设出了信托税制的基本原理，解决了重复征税问题。基于对信托及信托财产定位是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单纯的财产输送管道，还是除输送作用之外还包含它的财产积累或增减之功能定位不同，对于信托存续中信托财产的取得或增减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5]。一种为“信托导管论”，另一种为“信托实体论”。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的是实体论，根据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641节（b）项规定：“除本部分另有表述外，遗产或信托的应纳税收入计算方法应与个人的情况相同。”可见，在美国将信托本身作为纳税人，课税计算也是在毛所得基础上扣除宽免、折旧与损耗等可扣除项目后，按累进税率表的级别分别计算应纳税额的。但是在计算信托应纳税额时，信托在税率表、宽免额和慈善减免等方面和个人均有不同，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J节中确定了分配减免制度，完成受益人和信托之间所得税义务的分配。以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引进信托制度时，采取的“信托导管论”，主要区别是将信托仅仅作为财产转移的一种通道，信托本身作为纳税主体。两种理论都是在各自的法律体系内，从商法角度对信托制度的定性后创立的税法原则。在英美法系双重所有权体系下，信托本身和受益人就能够同时成为纳税主体，当然为避免重复纳税，美国税法也规定了“分配减免”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日本在绝对所有权法律体系框架内，仅将信托看做是财产转移的导管，不作为纳税主体。

此外，以有限合伙模式构建的PE中，关于有限合伙人所持有份额是否应被视为在某国设有机构、场所的问题，我国和美国的税法都没有具体规定，但对当事人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以我国税法为例，根据《企业所得税法》有关规定，一个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有机构、场所，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境内和境外所得全部以净所得作为基础进行纳税，适用25%的税率，但是，如该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没有机构、场所，而有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其所得则以毛收入为基础征收预提所得税，法定预提税率为10%，且中国已经同很多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进一步降低了预提税率，有时甚至免税。美国也同样存在类似情况，美国的纳税人、法院，甚至立法者面对合伙企业的税法问题时，都会很自然地求助于税法框架外的合伙法，以寻找答案[5]。显然，税法和商法的边界已经有些灰色地带，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

二、PE税收制度与商法原则的统一

为保证我国的PE制度更加符合国际通行惯例，实现税法和商法在原则和法理上的一致性，鼓励投资人选择技术性强的成熟投资模式。PE的受益人负担纳税义务与其商法性质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作为二者统一的突破口。

受益人负担原则是指实际受益获利者为纳税人，不实际受益获利者不负税，避免对名义获益者、名义应税行为进行征税。本着“谁受益、谁纳税”的理念，作为名义信托财产的所有人地位的基金公司或有限合伙组织的受托人，因为不是最终信托利益受益者而不承担信托投资产生税负，相反，作为PE利益的享有者以及基金终止后的所有者，受益人理应成为最终的纳税人。有人认为受益人负担原则是“信托导管论”的具体体现，只有“信托导管论”将信托和信托财产定位为委托人与受益人间单纯的财产输送管道，信托中增加之利益被认为已直接由受益人享有，受托人的信托运作不过是信托利益输送的媒介，信托所产生的所得类别即为受益人取得的所得类别[6]，笔者认为略有偏颇，采纳信托实体论的英美法系，信托投资的所得税也是由受益人负担。分析美国的《国内收入法》（Internal Revenue Code，IRC）A部分的第1章的J节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虽然美国的税法将信托视为实体，但为了避免重复纳税，信托可以将其纳税义务通过分配减免（Distribution Deduction）的形式全部或部分地转移到它的受益人的身上，受益人对从信托获得的所得或者是已经确定的权益的所得按照普通方法支付税款，信托仅仅对尚未分配的所得支付税款。由此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受益人负担PE的所得税是公平合理的，无论是学理上还是实践中都无争议。

笔者认为税法中受益人负担所得税对于商法中PE的定性问题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虽然在大陆法系的商法中，如前所述，有关PE的商法性质的争议由来已久，以物权和债权的二分原则、一物一权原则构建的大陆民商法体系是封闭的，对于来自于异域的信托模式均由债权和物权复合而成，于是无法在大陆民商法体系中落户。大陆学者们都尝试着用各种法学方法和理论来解释，至今仍未形成学界主流观点。民（商）法与税法，若对同一经济事实加以规范，民（商）法虽较税法提前适用，但其只有时间上之先行性，并无评价上之优先性。税法虽然属于公法，但其与作为私法的商法均在统一于法律秩序之中，公法与私法为相邻平等的法域，统一在宪法价值观下[7]。如果以商法之外的税法对PE受益人课征所得税为逻辑起点，可以推出PE作为一项财产，其所有权人为投资人作为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彰显税法与商法的差异中的相互回应。

三、我国PE税收制度现有政策及存在问题

税收负担是影响PE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现有的税法以及相关政策体系中，从当前企业应当缴纳的税收种类分析PE税收问题，当下PE涉及的主要税种是流转税和所得税。具体而言，PE涉及的税种主要有所得税、营业税和印花税。

1所得税

在我国的实践中，PE的设立与运作主要有公司型和有限合伙型两种类型。企业所得税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就其来源于境内、境外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但是，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亦会导致税负差异，同理，PE的不同组织形式将会导致其税负有着很大的差别。

公司型的PE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当然根据公司从被投资的公司、企业中所获得的收入的性质不同，其税率也不同。根据2007年《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股息、红利等权益性的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转让股权所获收益，则应并入基金的应纳税所得，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外，股东还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投资者获得的收益，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视为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适用20%的所得税率；机构投资者的所得税率如低于或等于基金公司的税率，则应纳税所得额无需缴纳所得税；但如果高于公司基金的税率，机构投资者的税后利润应按规定补缴所得税。如此一来，公司型PE事实上存在双重征税的问题。

修改后的《合伙企业法》则明确规定，合伙企业不缴纳企业所得税，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这样，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的税负相对较轻，且不存在双重税负问题。

然而，公司型PE虽然存在着重复征税的问题，但是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章《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凡符合下列条件的，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显然，如果公司型PE符合该《通知》中所称的创业投资企业，就可以享受到巨大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学者提出，同样情况下，只对公司型PE给予大幅度的税收优惠，对于其他类型的PE如有限合伙型而言不公平，但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商法中，有限合伙型PE所依托的组织形式是合伙企业，基于商法理论，合伙企业是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需要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共同承担，因此它本身不能作为缴纳所得税的主体，故它比公司型PE的税率低的多，投资人从合伙企业中分得的收益明显要高于公司。

2营业税

营业税是对规定的提供商品或劳务的全部收入征收的一种税，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是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

投资机构作为提供各种投资服务的专业金融机构，按照现行的税收法律制度，需要按其营业额缴纳营业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转让无形资产要缴纳5%的营业税。但是，由于PE中的资金财产的运行过程非常复杂，可能会经过多次所有权的变动，而现行的营业税则是以应税财产的流转额作为课税依据，每一次的转让均缴纳营业税，这必然就会导致PE在整个运行过程中被重复征收营业税。

3印花税

一般来说，印花税是以经济活动中签订的各种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和权利许可证照等应税凭证文件为对象所征的税。PE设立时，本质上属于产权书证转移，因此涉及立据人缴纳印花税。在作为受托人的投资机构进行投资运作和管理过程中，受托人就管理、处分信托财产时所形成的应税凭证（包括信托业务管理账簿）要缴纳印花税。信托投资终止环节，受托人将信托财产交还受益人时，也会发生产权转移书据的印花税义务。

如前所述，委托人在PE设立时，将资金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即投资公司或合伙组织，在PE终止时，受托人再将资金财产转移给受益人，导致两次转移都被征收印花税。换言之，同一笔所得将被征收两次印花税，如此便加重了信托的税收负担。事实上，依据信托导管论可推知，PE这种表面上的两次转移，一次是形式上的转移，另一次是实质上的转移，实际只相当于一次真实转移。

PE的现有税收政策法律中并未考虑到商法中基于信托制度设立的PE的所有权二元性特质，导致重复征税问题严重，主要表现在两个环节：一是PE设立时，就投资人资金财产转移产生的纳税义务与PE终止时的纳税义务重复；二是PE存续期间产生的所得税纳税义务与收益分配时产生的所得税纳税义务相重复。此外，税收优惠政策的单一，也不利于鼓励投资人充分利用已经成熟的技术性投资模式，导致其在投资市场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四、完善我国PE税收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税制应当考虑商法中其独有的特殊性质，从法律技术上的改良入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而构建一个相对稳定和完善的私募股权基金税收制度。

1消除PE中的重复纳税

对于PE税收法律制度而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重复征税，亦可谓重中之重。世界各国将投资税制，尤其是以信托制度设立的投资模式的重点都放在避免投资的设立、存续和终止等诸多环节发生多重征税上，均有明确的税法规定，将纳税义务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以最终实现税负的“无增无减”，契合现代税法的精神。各国都围绕避免重复征税做了详尽的制度设计。例如，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以收益是否归属于受益人为标准，将投资收益区分为受托人（或信托）收益与受益人收益两种，由受托人和受益人分别负担所得税义务，从而避免重复征税现象。日本则直接在信托税收法律中规定：“信托财产不属于受托人的财产，由信托财产所产生的信托收益，在税法上直接视为是受益人的权益。”因此，对受益人课税而不是对受托人课税，也不是对信托课税，有效地避免了重复征收所得税现象的出现。

可见，从各国的经验看，对于所得税的重复征税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坚持受益人负担PE所得税的原则。无论是公司型还是合伙型的投资机构，投资人以合同形式将资金转移给投资机构，由投资机构负责运作管理，并依照合同收取服务费，所获得的收益归属于投资人指定的受益人。因此PE仅是一个虚拟的主体，依前述导管论解释，它仅仅是一个连接投资者和投资机构的 “中介”而已，根据实质课税原则，由受益人就所得税缴纳税收，重复征税即可避免。

信托财产转移过程中还可能涉及契税、印花税等，仅凭受益人纳税原则无法消除课税环节重复的问题。依据“一元所有权”原则，委托人在信托设立时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在信托终止时受托人再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益人，两次转移都应当缴纳相关的税收，加重了信托的税收负担。从信托导管论可知，信托资金这种表面上的两次转移，实际上只相当于一次真实转移，因此应当避免对名义转移行为的课税，当委托人与受托人订立资金信托合同时免于缴纳，仅在受托人与被投资企业签订合同时缴纳税收，从而消除重复征税[8]。

2扩大税收鼓励政策的范围

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局限性明显，我国目前仅有对公司型PE的税收优惠政策。笔者认为应当扩大鼓励政策的范围，扩及到投资人，给予投资人一定的税收优惠或减免税负，调动投资人的积极性，以税收优惠鼓励投资者或自然人投资人参与这种技术性强且成熟的投资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民间投资中出现的问题。高利息的放贷是一种低级的投资模式，加之没有法律保障，风险非常大，国家的监管难度也非常大。而科学化、技术性较强的成熟投资模式，能够将投资风险降到最低。美国税法对参与私募股权投资的投资人给予了很多税收优惠，如对于风险投资中遭到的任何资本损失，都可以冲抵其一般收入，从而减轻投资人的税收负担，降低投资风险。这一鼓励性的税收政策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3适时将征收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尽管还没有扩及到金融投资行业，但是势在必行。本文不从技术层面讨论和研究关于PE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面临的问题，仅从应用角度论证。

首先，对PE改征营业税为增值税避免重复征税。PE中的资金财产在其运行中两次所有权的变更中，其中第一所有权变动仅是形式上的转移，并且就资金财产本身来说对于企业投资人或个人投资者没有增值或赢利。

当然，有学者提出营业税重复征税的方案：信托终止环节，在自益信托情况下，信托财产分配不属于销售或视同销售行为，因此无论受托人还是委托人均不负有流转税纳税的义务。在完全让渡信托的情况下，信托财产向受益人的分配仅仅是赠予行为的完成，其流转税已按照发生主义原则在信托设立环节征收完毕，因此财产在此环节的转移也不应缴纳营业税或其他流转税[9]。对于这个观点，笔者不能苟同。这仅是对于信托类投资的权宜之计，从PE的基本原理以及长远发展看，改征增值税是彻底解决之道。

其次，可借鉴各国的成功经验。在英国，如果受托人经营企业并提供应缴纳增值税的应税货物或劳务，如果应税收入额超过49 000英镑，则应缴纳增值税。在日本，其消费税就是国际上通常意义上的增值税。信托财产从委托人到受托人的转移本身不征消费税；由于信托财产被认为属于受益人所有，所以用实物方式收到的收益也无须缴税；支付给专职受托人的报酬应缴纳消费税[9]。有鉴于此，我国也应当遵循这一国际上的新规则。

最后，从金融投资行业的整体视角看，如果金融业改征增值税，则前面环节税款得以在金融业中抵扣，而金融业作为生产业，也还会使增值税抵扣的链条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1]方嘉麟信托法之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

[2]张守文税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3

[3]中野正俊信托法[M]张军建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46

[4]郑俊仁信托税制与实质课税原则[J]月旦法学，2002，（1）：50

[5]邢成、韩丽娜信托税制及其建立原则研究[J]现代财经，2003，（9）：8

[6]LRC第641（b）节

[5]崔威外商投资境内合伙企业的税法分析[J]环球法学评论，2009，（6）：131

[6]余巍信托投资税收法律问题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3

[7]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62

第6篇：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范文

关键词：合作社；法人；国外合作社法人地位；无限责任；有限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2.4文献类型：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2-0047-04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通过与颁布填补了我国合作社立法的空白，基本确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的法律地位。然而农民专业合作社仅为众多合作社组织中的一个类别，作为一般意义的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社员的责任形式如何，未来一般意义的《合作社法》对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如何进行立法规定等问题理论界仍不明确，本文希望对以上问题进行抛砖引玉的探讨。

一、合作社法人地位的论证误导

近年来，学术界在探讨合作社的法律地位时，有不少学者认为国外的合作社法几乎都赋予合作社以法人地位，合作社在我国也理应获得这种法律地位（米新丽，2005；何黎清、邓声菊，2006；王静，2005）。此观点已成为我国理论与实务界将合作社界定为法人组织的重要佐证，大受学者们“青睐”。然而笔者认为，将来我国制定一般合作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时，若以此观点作为确定合作社为法人组织的主要立法依据未免太过牵强，该观点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未充分考虑各国的立法背景、立法传统以及特殊的法律制度等因素。

二、国外合作社法人地位的理论与实践考察

（一）英美法系合作社法人地位的“名至而不实归”

从英美法系来看，在美国各州，在合作社公司化的影响下，合作社一般是被作为普通公司登记设立的，因而具有法人地位无可争议。然而美国合作社的法人地位是不稳定的，有时仅具有名义上的法人地位，这从该国的税收法律制度可见一斑。

在美国，税法更注重区分普通法中的企业与税法中的企业的不同，同一企业在税法中的性质、构成要件、判断标准和法律地位与公司企业法中的规定并不一致，公司企业法中的法人组织并非全部是税法中的法人组织，税法中的法人组织也并非全部为公司企业法中的法人组织，二者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美国税法典第7701(a)节采用所谓的“公司相似标准”来判断某一企业是否为税法法人，具体包括四个方面：（1）成员是否对企业承担直接责任；（2）企业是否实行集中管理；（3）成员在企业中的利益是否可以自由转让；（4）企业是否可以无限期存在。然而美国的合作社并非完全满足上述条件，例如各州合作社法对合作社的社员资格转让设有严格限制，纽约州合作社法第40条规定，每个合作社应当在社员完全支付的基础上，向社员发放社员资格证书、合作社登记执照和章程，其中社员资格证书除非本章有其他规定不得转让。因此，依以上标准，纽约州的合作社并非全部是税法所承认的法人组织，多数属于税法的非法人组织，在税法上被视为管道实体，即允许其不缴纳公司所得税，而享受合伙企业或自然人的待遇。因此，合作社在美国虽然是公司企业法中的法人组织，但并非是税法上的法人组织，美国合作社的这种“名至而不实归”的法人地位与我国法律所承认的法人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大陆法系合作社法人地位的理论争议

从大陆法系来看，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对法人资格的界定各受其立法政策选择的影响。法国系列商事组织法认为，独立完整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经济组织具备法人资格的基本条件，经济组织有无法人资格与该组织成员承担责任的形式并无必然联系，基于此理论，法国商事法授予无限责任公司、合伙企业以法人资格。受法国商事法影响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均有类似立法规定，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对社员承担无限责任的合作社授予法人资格的缘由了（何黎清、邓声菊，2006）。与法国商事组织法相反，德国系列商事组织法认为，经济组织的法人资格与其成员承担有限责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特征表述，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其成员必然承担有限责任（李永军，2006）292。因此，在德国，成员承担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经济组织具有法人地位，同样，经注册登记的合作社也具有法人地位，同时被法律规定为形式商人《德国工商业与经济合作社法》第2条规定：合作社仅以合作社财产向债权人承担合作社之债务。第17条规定：（1）经登记的合作社具有独立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获得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在法院和应诉。（2）只要本法没有做出其他规定，合作社将被视为《商法典》上的商人。参见：《德国工商业与经济合作社法》，王东光 译，载于王保树：《商事法论集》（第12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页、326页。。

三、我国合作社法人资格的实质要件

在我国，关于法人资格的条件，理论界素有争议，争论最激烈的应属法人资格与成员有限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财产独立是经济组织取得法人资格的必要条件，但法人资格与成员的有限责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董学立，2001；虞政平，2001）；另一种观点认为，独立财产与独立责任是法人独立人格的两根基本支柱，而独立责任是独立财产的最终体现（尹田，2002），非法人团体与法人的实质差别，仅在于前者不具有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即非法人团体不能清偿债务时，应由该非法人团体的设立人或开办单位或上级承担连带责任（梁慧星，1996），成员的有限责任是法律赋予法人这种团体享有的一种特权（王利明，2003）。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各持其据。

笔者认为，在我国，成员对经济组织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是经济组织取得法人资格的必要条件。首先，成员的有限责任是经济组织财产独立条件的自然引申，要求一个经济组织取得法人资格以拥有独立财产为条件，其实就已经包含了成员的有限责任，如果不让成员承担有限责任，则经济组织的财产独立就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没有必要区分经济组织的财产与其成员的财产；其次，就立法实践而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以来，我国对经营性组织或商事组织授予法人资格均以其成员对组织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为前提，这已经成为我国的立法惯例；最后，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然而在大陆法系中，德国法体系与法国法体系在民法和商法的具体制度上存在较多差异，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历史上从体系到制度更多地借鉴了德国法，因此，在法人资格与成员有限责任的关系上，德国法更符合我国的私法传统，对我国更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在我国，成员对经济组织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应当成为经营性组织取得法人资格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由于立法理念、立法传统、立法政策选择以及具体法律制度的差异，各国对合作社授予法人资格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和立法条件是不同的，他国的理论基础和立法条件并不一定适合我国。在我国，合作社的财产独立与社员对合作社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是合作社具备法人资格的核心要件。在理论界对合作社的法人资格界定仍不明朗的情况下，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四、社员的有限责任与合作社的法人资格

从实践来看，合作社对合作社公积金与社员股金等财产享有完整的所有权，合作社的财产与社员财产之间存在明确的界线，因而合作社的财产具有独立性自不待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员是否能以其投入合作社的股金为限对合作社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此问题实质上是立法者的立法政策选择问题。

（一）社员有限责任的经济合理性

市民社会中的法人资格首先在于经济上的合理性而非哲学上的合理性（李永军，2006）196，因此，社员是否对合作社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也应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来考量。社员承担有限责任的社会效用和债权人利益保护力度是决定社员是否承担有限责任的主要参考权重，当前者的重要性或价值大于后者时，社员应该承担有限责任（或保证责任），反之社员则应该承担无限责任。

1．社员有限责任的社会因素考量。

当下，在充分考量无限责任的社会认同程度和商事组织立法价值的重大转变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社员对合作社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具有较强的社会现实基础。

首先，无限责任的社会认同程度。从《合伙企业法》的实施效果来看，我国旧《合伙企业法》自1997年颁布以来，社会反应不大，市场中合伙企业数量极少，合伙企业一般只限于专业性合伙的范围之内，鲜有其他行业登记为合伙企业的（宋永新，2001）；有限合伙企业对市场也缺乏吸引力，深圳市曾经制定了有限合伙企业的地方性法规，但自其颁行以来没有注册过一家有限合伙企业（甘培忠，2006）236。旧《合伙企业法》虽有众多不完善之处，但立法的缺陷不是市场拒绝合伙企业的主要理由，合伙企业的数量现状主要是由合伙企业的固有制度――合伙人的无限责任所造成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社会，即使投资人能从合伙企业本身获取到无不值得西方社会市民阶层反复考量的税收等毫无风险的现实利益，中国的市民阶层对合伙企业的经营风险仍然存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与担忧，合伙企业的无限责任所造成的立法后果尚且如此，遑论社员主要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合作社了，因为相对于合伙人的商人身份而言，合作社社员的风险承受能力更为弱小。在这种立法的前车之鉴影响下，如果《合作社法》仍然规定社员对合作社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无疑对目前全国轰轰烈烈的合作社运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可以预计，这样的《合作社法》的颁行之日，也即我国合作社运动的停滞之时。

其次，商事组织立法价值的转变。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将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最低资本金由先前的50万元、30万元等统一降低至3万元，债权人利益保护的考量权重在立法者的心中已大为折损，鼓励社会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则受到了极高的重视，商事组织立法的价值取向已由传统的安全价值转变为效益价值。在此种经济主体立法环境下，仍然要求具备社会弱势群体身份的社员对合作社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无异于给原本失衡的天平增添了新的不公平的砝码。

2．社员有限责任的社会价值。

法人是一种使自然人之集合体乃至于财产的集合体成为权利义务统一归属点的法律技术，将合作社的经济责任从其社员的经济责任中独立出来，一方面可以节省其他经济组织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人数较少的组织，其成立法人时所谋求的动机也主要是限制责任，甚至是单个的人往往也谋求这种责任限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私人财产与商业上的债务相脱离”（梅迪库斯，2000）。因此，法人成员的有限责任具有无穷的魅力，对于合作社而言，有限责任制可以极大地鼓励自然人或组织加入合作社，鼓励他们积极利用合作社所提供的服务，从而繁荣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合作社运动。

（二）社员的有限责任与合作社的法人资格

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决定社员有限责任的价值权重远大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价值权重，社员对合作社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具有较强的社会基础，同时，社员有限责任具有繁荣合作社运动的社会价值，因此，社员对合作社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合作社应由法律统一授予法人资格。

至于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一定的补救，例如立法可以规定：合作社的章程可选择规定社员是否对合作社债务承担数额确定的保证责任。当然，法定的社员有限责任也仅针对当前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社会现实，将来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我国市民阶层的风险承受能力大为增强，甚至有主动承担经营风险的需求，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联合组织时，立法对合作社社员规定无限责任或两合责任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参考文献：

董学立． 2001． 法人人格与有限责任 ［J］ ． 现代法学（5）．

甘培忠． 2006． 企业与公司法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36．

何黎清，邓声菊． 2006． 一些国家和地区关于合作社立法的一些规定 ［J］ ． 农村经营管理（3）．

李永军． 2006． 民法总论 ［M］． 北京：法律出版社：292、196．

梁慧星． 1996． 民法总论 ［M］． 北京：法律出版社：141．

梅迪库斯D． 2000． 德国民法总论［M］． 邵建东 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815．

米新丽． 2005． 论农业合作社的法律性质［J］． 法学论坛（1）．

宋永新． 2001． 关于我国合伙法律制度的若干问题 ［J］ ． 中国法学（4）．

尹田． 2002． 论非法人团体的法律地位 ［J］． 现代法学（5）．

虞政平． 2001． 法人独立责任质疑 ［J］． 中国法学（1）．

王利明． 2003． 民法总则研究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78．

王静． 2005．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分析 ［J］． 农村经济（9）．

Legal Person Status of a Cooperative and the Liability Form of Its Members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of Legal Person Status of A CoOperative

JIANG Huiyu Xu Shufe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第7篇：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范文

关键词：财产权；税收法定；课税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112-02

一、问题意识

现今社会，国家对于财富的需求与日俱增，其中税收又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显得越发重要。而税收作为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关于财富问题的手段，是国家利用其强制性对公民征收税款，进而保障国家的正常运转，调节社会矛盾。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额外加在国民身上的负担。因此，如果国家对税款规定不够合理，非法征收，其实就侵犯了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公民为使自己的合法财产权免遭侵害，提出自己的主张，从而推动税收法定主义的确定[1]，而税收法定原则也应运而生，逐渐兴起并流行。

税收法定原则以税收法定主义为原则，法定主义起源于英国，是由于封建内部斗争引起的。从1215年《自由大》，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慢慢地确立了国王不经过议会而任意征税是非法，只有国会通过法律才能向公民征税的规定，由此确定了具有近代主义的法定主义原则。

从税收法定原则对财产权的法定机制的保护出发和立法条款、宪法对于财产权的限制两个视角出发，研究与探讨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进而分析得出法定原则的“两面性”的缺陷，最后得出相应的经验与结论来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

二、法定机制对财产权的保护

税收法定原则的法定机制既赋予国家有权依法征税来分配社会财富，同时也要求公民的收入按照法律规定的税收条款进行缴税，不逃避应承担的责任。因而要求国家要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相应的保护，使其免受非所有权者的影响，仅归财产所有者所有。

税收法定原则与公民的财产权息息相关，而财产权作为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拥有与生俱来的受保障的地位，国家必须重视对财产权的保护[2]。国家往往通过税收法定机制来对财产权进行保护，其主要体现在对于正当财产权的保护与对非法财产权的没收,而税收法定主义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其核心就是只要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国民不得被纳税，国家不能课税。其具体内容至少有以下四点。

（一）适量征收原则

不管是国家需要财富去实行国家职能，还是公民需要收入去维持正常生活，都要遵循适量原则。国家征税要适量，进而来实现公民收入适量，进而减缓社会收入差距，早日进入和谐社会。

（二）征税要素法定

要素的法定不仅仅要求执法部门按照法律征收税款，而且要素一定严格齐备。其实可以从“要素”和“法”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认识，“要素”即国家征税时候必须满足的各方面条件，比如税收主体、征税客体等等；而对于“法”指的是税收要素的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或者国家其他有权修改税收的机关指定的法律[3]。总而言之，不管是税收实体上还是税收的程序上，一切事项和要素，均必须由法律规定。

（三）依法征收原则

依法征收原则在法律中是一个通行的原则，正是因为一切的征税和纳税都是需要法律直接去规定的，因此是否依法征收关系到法定主义的具体落实，影响其实际效果。按照法律规定的来征收税款是税收行政机关必须遵照的原则，并且其无权对税款种类和款项进行更改。

（四）征税条目明确

此规定要求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税款征收及其相应解释进行明确，不仅仅是指税收金额、项目明确，而且包括在税法体系中，凡是涉及创设税收权利义务的内容与规范的各种方面必须明确规定，从而使纳税人清楚知道纳税数目以及今后的趋势，以便其做好相应的纳税准备，同时也可以防止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

综上所述，税收法定原则从征税法定性、明确性和依法征收原则、适量征收原则这四大方面对财产权进行保护，使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得到保护，同时也使国家得到必要的财富来运转各种活动。

三、立法条款和宪法对财产权的限制

根据上文所论述的，财产权的保护需要各种机制的完善与构建，而与此同时，财产权的限制也十分关键。正所谓万物过之而不及，当公民只想享受国家对于其财产权的保护，而没有相应的限制措施去约束公民的行为，往往会导致一些违法乱纪的现象产生。我们在对公民财产权保护的基础之上，国家必须对财产权进行限制，防止公民利用其权利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进而危害国家利益，最终使公民的财产权无法得到相应的保护。一般来说，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宪法对财产权价值定义上的限制与各种立法条款对其财产权使用层面的限制。

《宪法》和其他法律条款从公民财产权以及财产价值的根本定义入手，又在具体的细则上通过各种法律条文来规定，使其限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方面，宪法条款从国家根本上规定财产权的价值，进而来限制其财产权价值。比如我国《宪法》保护公民的合法的财产权，但是没有规定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非法财产权，这就为国家调控公民的财产权留有余地；而在西方，1789年《人权宣言》中宣称财产权的价值，对财产权的价值做了一些限制。《宪法》中对财产规定，财产权并不是无限的，只要是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或者垄断性质的财产，国家是有权利进行征收并且征用为国家的共有财产[4]。这并不算是国家征收税款，往往按照征用或者出于公共利益对公民的非合法财产或合法财产进行租借。

另一方面，各种立法条款也对财产权的进行限制，使其财产权的用途明确，并在特定的情况可以被国家或者其他集体组织征用。比如《民法典》规定，财产权可以基于公共使用而被征用，并且特定的用途被禁止（比如，转让自然水源从而损害下游土地所有者），这是典型的使用权的限制。因为根据《民法》上的规定，财产权并不仅仅是占有权的一个表现，其实包括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等等。同时可以联想到早在12世纪的法国，对于承租人、重新调整农业和规划这三方面的立法都削弱了财产权的绝对、自然属性，从而达到限制的财产权作用。从自然属性方面对财产权进行限制，既可以使财产权得到一定的限制，又可以使公民的财产权进行相应的保护，不损害公民的合法利益。

因此可以看到，对于财产权的限制并非针对其合法的财产权，而是使用财产权不能超过一定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限制财产权是从保护他人的财产权的角度出发，限制自身的财产权才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人与自己的合法财产权。

四、克服法定主义的缺陷：两面性

税收法定原则是国家对于税收进行调控的根本原则，也是经济法或者民法体系中明确规定必须依法征收的原则，但是由于其蕴含一定的局限性，制定其法定原则时无法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现实情况，因而具有两面性。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税收条款，政府才有资格去征收，即意味着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才受到保护，对于没有限定的税收项是不是可以乱征税款？那么对于那些没有规定的是不是不受到保护？这其实是在税收征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税收法定主义两面性的弊端之所在。只有认识并且克服这个弊端之后，才能够更好地利用法定主义原则，在我国真正地贯彻欲落实法定主义原则，确实保护好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

法律既可以规定如何保护，也可以涉及限制。也就是说，国家依法保护，也依法限制，这给国家进行违反公民权利的行为留下空当。但是问题在于那些没有法律规定的和法律规定比较模糊的税收方面，会对整个法定原则体系造成损害。国家对于那些没有规定的财产是否不用去保护，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不可否认的是，税收法定主义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和限制，使革命的合法财产得到保护，也使国家的税收得以正常运行[5]。国家对财产权的管理必须有一个度所在，即要使公民觉得自身的财产得到保护，又要使国家能够有效的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使两者之间顺利沟通，达到一个和谐的地步，不偏袒一方，保护公民这个相对弱势的群体。

因此通过完善税法，真正确立起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在法律上的地位，并构建公民与政府交流机制，加强对税款征收的监管，从而达到完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克服其两面性的目的。当前，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正在逐步实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贯彻与落实；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真正要实现税收法定主义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和奋斗，政府和公民应该携手创造，对财产权进行保护和限制，使国家的权力无法乱用，而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

五、总结与完善

我国税收部分地区情况参差不齐，存在乱收税现象，而有些公民为一己私利，谎报、少报甚至是不报税款，导致国家无法正常收税，进而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而国家的正常运转是保证公民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最大前提，因而必须完善税收体制。

为了应对税收法定原则的“两面性”，国家应该完善立法体系，构建关于税收完整的监督机制，既要保证国家依法征收税款，又要使国家不得超出原有的界限危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1977年的151号大法官明确解释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初步性地探索与构建法定原则[6]，不仅在普通的法律条款进行规定税收的具体条目和细则，而且真正去实行与贯彻落实。

总而言之，要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保护，坚持适量原则、征收条目法定、征收要素明确与依法征收原则四方面来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另外在保护的基础之上，又要对财产权进行相应的限制，防止过分利用其权利来损害他人以及国家的权益，从法律层面去规范公民的财产权的范围，以免限定不清导致混乱。同时，要使财产权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必要的限制，不仅仅需要国家的努力、法律的完善，又要社会公民进行共同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J].法学研究，1996（6）.

[2]李光宇，徐伟，刘海春.论税收中的人权保障[J].当代法学，2005（6）.

[3]刘莘，王凌光.税收法定与立法保障[J].行政法学研究，2008（3）.

[4]胡锦光.外国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64-166.

第8篇：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范文

1.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从形式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都是33%，但两套税法无论是在法律效力，还是税前扣除项目标准和资产税务处理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外商投资企业的窄税基、多优惠和内资企业的宽税基、少优惠直接导致两者实际税负的差距，据统计，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平均税负一直在10%左右，而内资企业则在25%以上。实行内外有别的两套税法，既违背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税负、平等竞争原则，也不符合国际惯例，中国已经加入WTO，外资企业将进一步进入我国，成为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的企业也将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对企业所得税在内外资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实现统一提出了迫切要求。

2.税基界定不规范，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限制过严税法对税基的确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与企业会计制度的关系不协调，由于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在职能、目标和核算依据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近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会计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且不断处于调整之中，而税法没有建立一套独立的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有些规定甚至在沿用老的会计制度，如对销售收入的确认、对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二是税法对界定税基的一些概念比较模糊，如对业务招待费、支付给总机构的管理费都以收入的一定比例为计算依据，收入净额和总收入是会计概念还是税务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多大，并不明确。三是对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列支标准规定过严，如内资企业计税工资标准，广告性支出的限额、对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的严格限定等，使得为取得应税收入而发生的许多费用不能在税前足额列支，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规律，也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健康发展。

3.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明确，税收优惠形式单一一是税收优惠政策不能有效体现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内资企业的优惠比较少，且多属照顾性，或是替代财政支出性的优惠，税收优惠偏重于解决机制转换过程中的临时性困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不足。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其效果偏重于鼓励吸引外资总量，不能有效调节外商投资的方向。二是税收优惠方式单一，政策效果不确定，容易引起企业偷税、避税现象。所得税优惠政策以直接优惠居多，间接优惠较少，主要是减税、免税和低税率。这些优惠措施，容易诱使企业通过频繁注册新企业、人为安排获利年度、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定价调节企业间的利润水平，钻税法的空子。目前，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有79个，已经生效的65个，而有税收饶让条款的国家只有30多个，我国给予外商投资者的低税率和减免税等直接优惠措施，外方需要在母国补缴税款，实际转化成了投资者所在国的税收收入，并没有使投资者最终受益。三是优惠政策的实施主观性、随着性大。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每年都有一些优惠政策以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加上各地区为了本地区利益，无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用减免税优惠政策作为招商引资广告，随意扩大优惠范围，越权减免税，采用地方税先征后还、即征即退等形式变相减免税，搞低税优惠竞争，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我国已经加入WTO，这种有失公平、公正、多变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可能面临外国投资者的诉讼。

4.企业间税负差异过大，部分企业税负过重我国现行税制对同一经济行为在各类主体之间税收待遇上的差异性，尤其是在所得税上表现最为明显。如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上市与非上市公司、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公司之间在适用税率以及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税收待遇不公现象非常突出。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制所存在的上述弊端亟待通过所得税制改革来完成。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税制改革不能脱离国际主流税制的发展方向，不能莫视税制的国际惯例，不能莫视税制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所得税制的国际借鉴，对探讨我国所得税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及趋势分析

1.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一是纳税主体的认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司所得税，一种是企业所得税，国际上通行的是公司所得税类型，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改征个人所得税。在税收管辖权方面，以企业登记地或以实际管理机构或控制管理中心地为认定标准，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分别承担无限纳税义务和有限纳税义务。

二是税基的确定。在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的关系处理方面，在“不成文法”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会计准则通常是由会计师协会等民间组织制定，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差异也大，在“成文法”国家，因为会计制度以官方的法规为主体，应税所得和会计利润相当接近。

三是税率结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比例税率，有些国家仍保留累进税率，主要出于财政上的原因，企业所得税的大头由大企业缴纳，税率高了，小企业难以承受，税率低了，难以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在比例税率的运用上由于各国货币制度、政府政策及所得税的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有的国家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如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而更多的国家实行差别比例税率，主要是对小型公司的所得税采用较低税率。

四是对成本费用的列支。对存货的计价，许多国家都允许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多种方法之间选择，但要保持连续性。有些国家则明确不能采用后进后出法，如法国、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有不少国家还允许采用市价与成本孰低法，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在折旧的提取方面，各国为了鼓励资本投资，纷纷放弃传统的“直线法”计提折旧，实行“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采用高折旧率对固定资产进行第一年基础摊销，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通常短于实际可使用年限，有的国家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摊提额规定可以大于固定资产原值，许多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税收抵免，额外给投资者一笔税收补贴。

2.低税率、宽税基是国际所得税制改革的趋势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企业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功能与作用，通过规范、完善和调整税收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鼓励措施，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刺激投资，达到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美国于1986年进行了税制发展史上涉及面最广、调整幅度最大的税制改革，以“公平、简化和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以“拓宽税基、降低税率”为基本内容，美国公司所得税的基础税率实行15%、25%、34%三档累进税率，最高税率由46%降低到34%。美国的税制改革无疑对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奥地利、新西兰、荷兰、日本等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注：财政部税制税则司：《国际税制考察与借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在税率形式上，大多累进税率演进为比例税率，到1990年，除美国、荷兰外，经合组织的其余22个成员国都实行比例税率。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通过取消一些减免税优惠措施拓宽税基，如美国取消了净资本所得的优惠、股票回购支出的扣除、购买设备投资的10%的减免等。

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结果大大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总体税负水平。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在降低，这不仅体现在一般所得的边际税率降低导致的税负降低，而是整个税率制度决定的税收负担降低。因为，一方面是当代各国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当代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政府目标是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再一方面，公司所得税是直接对资本的投资所得征税，与投资报酬成消长关系，所以各国为了吸引外资，解决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都竞相降低公司所得税。

三、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几大原则性问题研究

1.企业所得税的功能定位问题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的设计、优惠政策的制定都不能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即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它涉及该税种在组织收入中的功能定位，还涉及该税种在调节经济中的功能定位。企业所得税在一国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多大为合理？企业所得税能征多少，既要看流转税已经征了多少，后面的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种还要征多少，相互间需要衔接配合。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水平、政府对公平效率目标的侧重点以及对经济管理模式的选择都会影响企业所得税占一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税种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有着不同影响，一般认为，选择性商品税和差别商品税是非中性，会影响资源配置，所得税和统一商品税是中性，不会扭曲资源配置。但是，中性的税收不一定有效率，非中性税收不一定无效率。如果一个社会市场功能十分健全，不存在垄断，不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那么非中性税收只会妨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现实情况是存在垄断，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需要政府的经济调节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这时，起矫正作用的非中性税收是有效率的。政府运用所得税税收政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发挥调节作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通过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投资报酬率，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而各国所得税制度和税负水平的差异，使得低税负国对资本、技术、劳务、人员等资源产生高吸引力，影响资源在国际间的流动。由此可见，我国企业所得税需要在与整个税收体系的协调中设计税负水平，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导向出发设计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2.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的原则性差异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都是企业收益额。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会计利润的计算依据是企业会计准则，它的服务对象是投资者、债权人和相关的经济利益人，应纳税所得额依据的是税法规定的各项税法条款，它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其功能是直接调节征纳双方的经济利益关系，两者对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对收益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存在差异。确定应税所得的原则与会计利润存在某些共同之处，如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划分收益性与资本性支出原则等，但也存在明显差别：一是税法不承认重要性原则，只要是应税收入和不得扣除的项目，无论金额大小，都需按税法计算应税所得；二是税法有限度的承认谨慎性原则，而强调确定性原则，如合理估计的或有负债允许在计算利润时扣除，而不得在税前列支。三是会计利润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外在的表现形式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实质时，应以反映经济实质为原则。这时会计利润的计算融入了人们的主观判断，从某些意义上修正了确定性原则。而确定应税所得时，有时更侧重于形式的规定，如计税收入和税前扣除的确认，税法必须以某种标志性的凭证取得为依据确定是否计入当期应税收入，是否允许税前列支，这也是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客观要求。四是税法强调合理性原则。税法规定各项成本费用的列支标准和对关联交易非公允价格的纳税调整实际上是对会计利润确认原则中实际成本原则的修正。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企业所得税法的设计，既要注意税法与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衔接，又要体现税法的相对独立要求。

3.设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目标与原则一是充分重视税收优惠在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WTO组织和制度的构建以尽量不干预市场机制运行为宗旨，同时，WTO也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对对外贸易的干预和对本国产业实行合理与适度的保护。我们在履行对WTO成员国承诺义务的同时，应充分利用WTO规则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例外条款和优惠待遇，培育和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区别税收优惠与财政支出的不同功能。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都能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但两者又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由于税法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对于一些时效性强的政策鼓励适宜使用财政支出形式来解决。三是注意税收优惠要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时效性和制度调整的适应性问题。

四、统一企业所得税法的政策选择

1.关于税率的选择目前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对于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来说是偏高的，应当适当降低，但从目前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看，不应使企业所得税的总量下降，企业所得税收入规模过小，会导致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空间非常有限，不利于所得税政策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同时，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应与国际水平，尤其是周边国家税率水平基本保持平衡，我国周边14个国家或地区，10个国家（地区）的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在30%以上，为了有利于吸引外资投资，我国应取中等偏下水平。综合上述因素，企业所得税税率应在25-30%为宜。

2.合理确定税基，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和范围，统一资产税务处理的方法和标准建立一套完整的独立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企业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税法应对计税收入的确定、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作出具体规定，形成统

一、独立的税法体系。具体来说：

一是计税收入的确定。由于会计利润旨在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理应严格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的实现，而纳税义务的发生，直接引起企业的现金流出，本着税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顺应企业发展规律，建议在应税收入确定时，适当兼顾收付实现制原则。如对应收未收的销售收入、对金融企业应收未收的利息收入、对接受非货币性资产的捐赠、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所取得的经济利益等项目，可以在限定条件下适用收付实现制。这里的限定条件很重要，如对金融企业超过规定的期限以上的应收未收利息才按实际收到利息计算应税所得，对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部分，金额较大的，可按期分摊计入应税所得。

二是提高内资企业税前扣除标准。办法是与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靠拢。如取消计税工资，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的限额；在融资利息方面，对不同的借款形式，如发行债券、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等，只要是合理合法，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选择的筹资方式，其发生的利息支出，理应得到足额补偿，不宜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加以限制，但对关联企业之间相互借款的利息水平应加以限定。

三是规定对资产的税务处理。调整对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政策，在折旧年限、折旧方法上采取更灵活优惠的措施促进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无形资产的实际有效期限将越来越短，原税法规定的不得少于十年的摊销期限应该调整；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开办费，一律规定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分期摊销不合适。

3.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和调整一是调整税收优惠的政策导向。税收优惠政策应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体现鼓励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税收优惠应从原来的地区性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倾斜为导向的税收优惠，考虑到产业政策具有政策性、时效性强的特点，税法只对税收优惠的原则加以规定，具体应由国务院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和产业政策制定，并适时调整。

二是减少税收优惠，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对原有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加以清理，取消政策目标不明确以及已经不合时宜的临时性优惠措施。如对发展第三产业、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对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的减免税转由财政支出解决；取消地区性优惠税率；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产品出口企业的特别减税措施。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否需要启动现在应该取消的经济特区所采用的“避税港”模式，值得商榷。

三是实行税收优惠形式的多元化。税收优惠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对技术开发费的加计扣除等多种优惠措施并举的多元化税收优惠形式。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应关注税收饶让条款，让投资者能真正享受到我国所给予的税收优惠。

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度性调整的适应问题。两法合并，必将带来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调整，直接影响投资收益水平。为了保持税收政策的延续性，为经济主体提供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需要安排制度变迁的过渡性措施。如对原税法规定的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对外商投资企业取消特定地区税率优惠后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超税负税收返还的过渡性措施等。

统一企业所得税法不是简单的两税合并，而是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过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需要与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的整合，需要与其他税种的相互协同，需要税收征管的配套改革。而所得税制的改革又伴随着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企业将面临税收环境的制度性变迁，并引起企业主体行为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1]沈玉平.所得税调节作用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

[2]唐腾翔.比较税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第9篇：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范文

一、有必要区分财务报表的目标、财务报告的目标和财务会计的目标

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都是财务会计对外传输信息的手段，但财务报表是财务报告的核心，两者并不相同。2000年7月，我国国务院颁布的《财务会计报告条例》规定：企业的年度、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其中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相关附表。应当注意的是，我国有关会计通常将财务报表称为会计报表。

1995年12月31日，中国证监会修订了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准则——《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与格式准则第2号》。根据准则的精神，可以得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构成如下：

严格意义上的财务报告＝财务报表（应符合财政部有关会计准则的规定）＋财务报表附注（应遵循中国证监会《财务报表附注指引（试行）》）＋审计报告（应由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并遵守《独立审计准则》）＋自愿披露的信息（应该经过注册会计师审阅并发表意见）。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认为：常见的财务报告，包括财务报表、其他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公司的年度报告，招股说明书以及呈报证券交易委员会（SFC）的年度报告等，此外还有新闻稿、管理当局的预测、计划或前景说明以及对社会环境的说明等（SFACNo.1par.7）。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财务报表提供的信息都经过严格的确认和计量程序，它已形成一套严密的体系和理论体系。因此可以归纳出财务报表的基本假设、财务报表的目标、财务报表信息的质量标准、财务报表的基本要素、财务报表项目确认和计量的原则和方法等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理论体系。财务报表的方法体系和理论体系使财务会计标准化成为可能，也为财务会计成为企业与外界利益相关者沟通的重要渠道创造了前提条件。但事物总有其两面性，财务报表的基本假设相其他概念同时也给财务报表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其中财务报表只提供已发生交易或事项的信息和货币性信息可以说是其局限性之一。为克服财务报表的局限性、满足资本市场对财务会计提出的要求，财务会计对外传输信息的手段由财务报表扩大到财务报告。财务报告由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报告构成。尽管其他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还没有经过像财务报表一样严格的确认，计量程序，也还没有形成像财务报表一样严密的方法体系和理论体系，但其他财务报告对信息使用者而言是有用的，所以作为财务会计发展的方向已得到会计界的认同。

财务报告是财务会计对外传输信息的手段。财务报告和财务会计，两者对外传输信息的口径是一致的，因此财务报告的目标出就是财务会计的目标。因为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是用以解释会计准则和指导会计准则制定的，而会计准则又是规范财务会计如何对外提供会计信息的，所以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中的财务会计目标应限于其外部目标。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财务会计的目标、财务会计的外部目标、财务报告的目标，在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中应是一致的。那么，财务报表的目标是否与财务报告的目标一致呢？

前已指出，财务报告包括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报告两部分，其中财务报表已形成较严密的方法体系和理论体系，它主要提供反映过去的财务信息，而其他财务报告主要提供面向未来的信息，并且已不限于财务信息，即使其他财务报告将来形成像财务报表一样的方法体系和理论体系，其基本假设也不可能与财务报表的基本假设相同。

财务报表目标与财务报表的要素、财务报表信息质量标准、财务报表项目的确认和计量、财务报表的披露等概念，是密切联系、逻辑一致的整体。如果以财务报告的目标作为财务报表的目标，财务报表目标与财务报表要素、财务报表项目的确认与计量等概念必定会脱节，从而造成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内部诸概念之间逻辑的不一致，进而影响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质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区分财务报表目标、财务报告目标、财务会计目标三个概念，对于构建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是有必要的。

二、从世界会计模式和中国的杜会经济环境看中国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受经济、法律、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尤其受各国不同经济体制的影响，各国财务会计的服务对象，即财务会计信息的外部使用者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按照财务会计服务对象的不同，各国会计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种不同的会计（目标）模式：1.面向投资者、债权人的微观会计模式；2.面向国家的宏观会计模式；3.面向国家、投资者、债权人的混合会计模式。

面向投资者、债权人的微观会计模式，其财务会计的服务目标基本是投资者、债权人、顾客等微观经济主体。属于这种会计模式的国家，一般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不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会计准则一般是在国家权力机构的授权下由民间会计职业团体主导制定，很少受国家经济政策和税收的影响；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相分离；强调会计职业判断和经济实质、重视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建设。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属于这一模式。

面向国家的宏观会计模式，其财务会计的服务目标基本是国家计划和税收。属于这一模式的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直接管理企业，企业是国家的行政附属物。在会计制度方面，国家制定高度集中统一的会计制度，并随着国家财政经济政策的改变而频繁修改；会计制度因满足国家征税的需要，所以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统一；强调法律形式与合法性，不重视会计职业判断和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建设。前苏联、改革前的中国、前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属于这一模式。

面向国家、投资者、债权人的混合型会计模式。其财务会计目标既强调为国家宏观调控和税收服务，又强调为投资者、债权人等微观经济主体服务。属于这一模式的国家，通常实行非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法国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一般较大。由于国家是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所以国家通常主导会计准则的制定；因为财务会计同时为国家征税服务，故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统一或适度分离；它们注重合法性，相对不太重视会计职业判断和经济实质；因为是国家主导会计准则，所以对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建设感到不迫切。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以及中国等，属于这一模式。

中国的经济、法律、等环境因素，影响和决定着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因此，通常对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尤其经济环境的，可以从理论上对中国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做出一般的推论。

1.投资者和债权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调节是经济运行的基础、是第一位的。国家不能任意干预企业独立自主的经营活动，它主要通过财政政策、政策、产业政策等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处于市场经济中的公司制企业，通过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融通资金，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进行经营，投资者、债权人，尤其未能进入公司董事会的中小投资者和债权人，必然要借助公司财务会计了解和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情况，从而成为财务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投资者和债权人既包括现实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又包括那些潜在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如果股票市场很发达的话，那么满足现实和潜在股权投资人的信息需求将是财务会计的最重要任务。

2.职工。职工作为企业的重要人力资源，其作用在知识经济愈加凸显。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发人的创造潜能关系到企业的成败、兴衰。作为具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市场经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应借鉴德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使职工在平衡劳资关系、监督公司运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职工是仅次于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财务会计信息使用者。

3.政府宏观调控部门。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顾效率与公平，注重社会福利，并且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必然较大，政府宏观调控部门成为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是理所当然的。法国、中国的会计制度都制定有统一的会计账户体系，这一特征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部门取得综合性的信息。进行宏观调控需要的信息，既可以是与投资者、债权人等相同的通用财务会计信息，还可以是专用的财务会计信息，如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增值表信息等。

4.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在向征税时需要以企业的财务信息为基础，所以税务部门必然是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国家征税的主要依据是税法，而税法与财务会计又有不同的目的，所以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分离是必要的，但会计准则不应过分迁就政府征税的目的，而是在满足投资者、债权人等信息需要的前提下，适度照顾政府征税的目的。故将税务部门排在上述财务会计信息使用者之后。

企业管理当局是不是财务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当然是。但在为制定财务会计概念结构而确定财务会计信息使用者时，不必将企业管理当局包括在内。

三、不能以决策有用性直接定位财务报表的目标

综观世界各国的财务报表，主要有三张报表，即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反映企业特定时点的财务状况，包括资产的总额、构成、流动性、权益的总额、构成、比率等。利润表反映企业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主要是以权责发生制确定的利润额及其构成。现金流量表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内现金（包括现金等价物）的流入额、流出额、流入流出净额以及现金流量的构成，该表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权责发生制反映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不足。进入财务报表的会计信息，都经过严格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程序，具有很高程度的可比性和可靠性。

财务报表有自身的逻辑。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在企业会计正式分化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以前就广泛于会计学之中了。它开始是满足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发展而来的。这两张报表均建立在财务报表基本假设之上。可以说财务报表的基本假设，使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编制成为可能，但它同时也给两表带来了局限性。现金流量表是财务会计产生以后诞生的一张新表，它同样建立在财务报表基本假设之上，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权责发生制给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带来的局限。三张财务报表在财务会计产生以后，经过会计的标准化，基本上满足了外界信息使用者通用的信息需求，尤其是投资者和债权人评价企业管理当局受托责任的需要。

关于财务会计目标的认识，有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大派别。

受托责任观认为，财务会计的主要目标是管理当局向投资者、债权人等报告资源的运用情况，即评价受托经济责任。受托责任观产生的经济背景，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且投资人与经营者之间有明确的委托与受托关系。作为财务会计核心的财务报表，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现实的投资者和债权人，是通过过去的、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评价企业管理当局对其投入资源的利用效果的。所以财务报表中的信息是反映过去的，并且为了保证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可比性和相关性，进入财务报表的信息都经过严格的确认和计量程序，并须经过审计的审核和鉴证。

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资本市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随着资本市场尤其证券市场的发展，数量众多的企业投资者和债权人遍布世界各地，委托关系变得不像从前那样清晰、明确。这种经济背景要求财务会计面向资本市场提供信息，不但提供给现实的投资者和债权人，而且应提供给潜在的投资者和债权人，以利于他们作出“购买一持有一抛售”企业证券的决策。这些人不仅关注企业过去和现在的经营业绩，而且更关注企业未来的经营情况，尤其是企业创造未来现金流量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财务会计目标的决策有用观的出现是合乎逻辑的。为了满足会计的决策有用性，财务会计对外传输信息的手段由财务报表扩大到财务报告。

可见，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并不矛盾。它们各有其产生的经济背景和依据。的财务报表体系是依据受托责任观发展起来的，就是说，它诞生于受托责任观产生的经济背景之下，而西方的财务报告体系则建立在决策有用观产生的经济背景之上。

如果财务报表的基本假设、尤其是其中“已发生交易或事项假设”没有根本改变的话，却以决策有用性去定位财务报表的目标，无疑是人为地拔高了财务报表的目标。

财务报表的目标，决定或着财务报表信息的质量标准、财务报表的要素、财务报表项目的确认和计量，以及财务报表的构成和披露。这些概念之间应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如果以决策有用性确立财务报表的目标，而现行的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确认、计量却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的话，那么以此目标构造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便会失去逻辑的一致性。FASB的概念结构，由于没有区分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的目标，所以其第一辑《企业编制财务报告的目的》与第三辑《财务报表的各种要素》、第五辑《企业财务报表项目的确认和计量》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

笔者认为，设定财务报表的目标，应建立在目前财务报表的现状以及有用性的基础之上，而不能盲目追求过高的目标。实践证明，目前的财务报表体系，已形成较严密的方法体系和体系，在信息质量上能做到相当程度的反映真实性和可核实性，所以它在评价受托经济责任方面是比较成功的。综上所述，可以将财务报表的目标界定为：为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情况的信息。

四、可以以决策有用性定位财务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