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经济研究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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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洋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SSM分析法；灰色预测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9-0084-05

一、引言

海洋经济是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1]。随着海洋经济的开发利用，海洋经济已成为近现代经济发展的重点，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拥有近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18 0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海洋经济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53%。环渤海地区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丰富的海洋资源和便利的交通运输，不断提升自身的海洋经济建设水平，使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 271.76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2 015亿元，成为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

海洋经济与区域经济存在着直接、具体的联系，海洋经济的发展壮大直接推动了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海洋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为了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实力。目前，中国的海洋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规模和总量不断壮大，已经形成了13个主要海洋产业群，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2]，为区域海洋经济提供了发展平台。在此，笔者重点研究影响海洋经济的12个海洋产业，通过SSM分析法得出环渤海地区结构优劣和竞争力强弱，为更好地发挥海洋经济在环渤海地区经济中的作用提供借鉴。

二、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概况

（一）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区位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北部沿海的黄金地带，位于东北亚经济区的中心位置，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协调南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其向北与俄罗斯、蒙古相连，向东则与日本、韩国相连，向南与中国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连，向西是中国亚欧铁路大陆桥的起点地区。环渤海经济圈辐射了大连经济圈、沈阳经济圈、京津唐经济圈、胶济经济走廊和胶东经济圈，并一直延伸到内蒙古和山西等省区，各个区域通过便利的交通网相连接。京津唐地区的高科技人才密集，为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渤海、黄海还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为环渤海地区提供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中国海洋经济最新隆起地带。环渤海地区凭借着区位优势成为中国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又一重要经济发展带，为北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二）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现状特征

为了全面地了解环渤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概况，笔者应用纵横比较法[3]分别从横向上将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与全国海洋经济进行比较，从纵向上将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近几年的发展相对比，进而得出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特点。

1.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在全国的地位。从表1可以看出：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总产值是全国海洋经济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说明环渤海地区是中国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第二产业是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对环渤海产值的贡献最大，第一产业相对第二、第三产业来说产值最低。除了产业贡献之外，在海洋经济中环渤海地区还为全国提供了32.97%的就业率，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

2. 环渤海地区历年海洋经济增长情况。图2清晰地表示出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2001―2008年的产业发展状况和各年份所占全国海洋产值的比重。总体上看海洋产值不断增加，占全国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01―2005年海洋第一、二、三产业产值都处于平稳上升阶段，海洋第一产业是支柱产业。2006年以来，海洋产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一产业的产值急速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迅速上升，尤其是第二产业取代了第一产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成为三大产业中产值最多的产业。

三、研究过程

研究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的发展应重点研究海洋产业的发展，殷克东[4]应用熵值法、灰色关联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Kendall一致性检验方法构建了评价海洋产业竞争力的测度模型。谢奉军[5]和刘克利等应用层次分析法研究海洋产业，张耀光[6]等将偏离―份额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相结合分析海洋产业。在此，笔者通过SSM分析法分析未来海洋产业的结构优劣和竞争力状况，通过灰色模型预测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未来发展情况，从而为该地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出战略性建议。

（一）研究方法

1. SSM研究分析法。SSM（偏离―份额分析法）是研究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B.克雷默[7]最先提出的。运用该方法将需要分析的区域经济与整个国家的经济作比较，得出份额分量（the national growth effect）、结构偏离分量（the industrial mix effect）和竞争力偏离分量（the shift share effect），可比较准确地对该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劣和竞争力强弱进行分析，进而制定出该区域将来的经济发展目标。

SSM的数学模型[6]是：假设某个区域在经历了一段时间t之后，经济总量和结构均已发生变化。设初始期区域的经济总规模为b0，末期为bt。同时，依照一定的原则，把区域经济划分为n个产业部门，分别以bj0，bj，t（t=1，2，...，n）表示研究区域第j个产业部门在初始期和末期的规模，并以B0，Bt表示该区域所参照的上级区域在相应时期初期与末期的总规模，以Bj，0与Bj，t表示在参照区初期与末期第j个产业部门的规模。则有:

（1）区域与参照区域第j个产业部门在[0，t]时段内的变化率分别为:

rj= Rj= （j=1，2，…，n）

（2）以所参照的上级区域各产业部门所占的份额按下式将研究区域各产业部门规模标准化可得：

b′j= （j=1，2，…，n）

这样，在［0，t］时段内研究区域第j产业部门的增长量Gj可以分解为份额分量Nj、结构偏离分量Pj和竞争力偏离分量Dj三个分量，表达式依次为:

Gj=Nj+Pj+Dj Nj=b′j×Rj Pj=（bj，0-b′j）Rj

Dj=bj，0×（rj-Rj） Gj=bj，t-bj，0 PDj=Pj+Dj

Gj=bj，t-bj，0=Nj+Pj+Dj

其中，Nj=b′j×Rj Pj=（bj，0-b′j）Rj

Dj=bj，0（rj-Rj）

引入Kj，0= Kj，t= L=/

K为所研究区域j部门在初期与末期占同期所在参照区相应部门的比重，则研究区域对于所在参照区的相对增长率为L。将L分解如下：

L==×

将L分解得到结构效果指数W和区域竞争效果指数u，且0≤L≤1：

W= u=

L=W×u

2. 灰色预测模型。灰色预测特别适用于因素众多、结构复杂、互补性好、涉及面广、层次较高、综合性强的社会经济系统及其主行为特征量的预测，诸如总人口、总产值、总产量、国民收入、消费水平、生产效率等。GM（Grey Dynamic Model）模型是预测、决策和控制的基础，是灰色系统的心脏，能较真实地描述客观事物、反映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预测未来”本质上是个灰色问题，因为一个未出现的、没有诞生的未来系统，既有已知信息又有未知信息，且处于连续发展的动态变化之中。

GM模型的微分方程为：+aX(1)（t）=u，系数向量a=［a，u］T 方程中X(1)（t）为X(0)（t）的依次累加值，求微分方程的解，得到时间函数：(1)（t+1）=（X(1)（0）-）e-at+，再还原便得到：(0)（t）=(0)（t+1）-(0)（t），这两个方程即为GM（1，1）预测的基本计算公式，本文利用SPSS软件中的GM（1，1）对近十年的各海洋产业数据进行预测。

（二）研究结果

1. SSM分析结果。根据SSM分析法可得表2、表3、图2和图3。

（1）环渤海地区海洋产业结构Shift-share分析。根据表2可知：从产业结构来看，滨海旅游、建筑工程、海洋油气、交通等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增长速度，说明这些产业与全国相比具有增长优势。但造船和海盐落后于全国，存在明显不足。Pj的值越大，说明产业部门结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越大。从12个部门结构来看，对环渤海经济总量增长贡献较大的是海洋化工、造船、交通等产业；海水利用占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的比重非常小，严重制约了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的发展。Dj的值越大，说明区域部门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从表1可知环渤海地区旅游的竞争力最强，海盐和造船与全国相比不具有竞争力。综合分析可得，在增长速度、结构贡献率和竞争力方面均较强的部门是滨海旅游和海洋交通，较弱的海洋产业是海盐产量和海水利用。环渤海地区应根据分析结果深入了解各海洋产业的具体情况，调整产业结构，使海洋产业均衡发展。

（2）总体效果分析。根据shift-share分析表，笔者分别计算出环渤海地区海洋产业部门的结构效果指数W、竞争力效果指数U、总的结构偏离分量P以及总的竞争力偏离分量D，借以判断环渤海地区总的结构效果和竞争力（见表3）。

表3数据显示，环渤海地区12个部门的总经济增量（G）很大，且L>1，说明环渤海地区总体海洋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构偏离分量（P）较大，且W>1，说明环渤海国民经济中朝阳的、增长快的产业部门比重大，在未来海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优势；竞争力偏离分量（D）数值很大，且u>1，说明环渤海地区的海洋部门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综合来看，环渤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在全国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3）绘制Shift-share分析图。绘制Shift-share分析图，可以使结论清晰直观，环渤海地区各海洋产业部门所属类型显示明确。如图2所示，首先把坐标系平均分为8个扇面，然后标出环渤海地区11个海洋产业部门在坐标系中所处的位置，大多数海洋产业集中在A类地区，属于部门优势增长产业。图3反映了环渤海地区海洋产业部门偏离分量情况，从扇面中可以看出：交通、油气位于扇面1，表示环渤海地区这两种产业基础很好，竞争力很强；建筑工程分布在扇面2中，说明该部门基础较好，竞争力较强；制药和造船位于扇面4中，说明这两个部门是环渤海地区基础差但是发展较快且具有后发优势的部门；海盐位于扇面5中，说明其属于基础较好但竞争力较差的部门，海水利用位于扇面6中，说明该产业是基础很差但发展较快的部门。环渤海地区应根据其所处的不同扇面位置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2. 灰色预测模型分析结果。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涉及因素多、结构比较复杂、综合性较强，对其未来海洋经济的发展预测方法选择需谨慎。张晋清、张耀光[8]应用灰色关联度对海洋产业进行分析，刘思峰[9]在其著作中详细介绍了灰色系统理论的应用。笔者通过灰色预测模型对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进行预测分析，图4反映了通过灰色预测后环渤海地区海洋产业的未来发展状况，从总体上看趋势是不断上升的，海洋渔业、旅游、交通等仍占主导地位并推动着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的发展。

四、对策建议

（一）构建完整的海洋产业结构

根据以上对环渤海地区海洋各产业部门的具体分析可知：交通运输和滨海旅游等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强势产业，但海盐产量、海水利用等产业仍处于劣势，导致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环渤海地区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海洋第三产业，积极调整海洋第二产业，稳定发展海洋第一产业[10]，构建环渤海地区的海洋经济产业集群，达到优化海洋产业结构的目的，最终使环渤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成为全国的“龙头”。

（二）增强海洋经济综合实力

环渤海地区应凭借其丰富的海洋资源、便利的交通运输，加强国内外的经济合作，以中国海洋局、科技部联合的《全国科技兴海规划纲要（2008―2015）》中将环渤海地区定为重点发展区域[11]为契机，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借鉴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避免海洋资源的低效率运行，提高海水利用效率，提升环渤海海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加强多层次的科技、信息等人才的培养，建立各个省市之间的海洋信息交流平台[12]，实现资源共享。

（三）加强各省市政府之间的合作

环渤海地区由三省一市构成，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其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各省市之间必须加强联系，突破产业壁垒，打破区域界限，在政府的领导下发挥各自优势，支持各省市优势海洋产业的联合发展，共同带动劣势产业的发展。积极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发展海洋经济的政策目标，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引进先进的海洋技术，加大海洋产业发展投入力度，共同制定适应区域发展的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协调整个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将环渤海地区建设成为全国最发达的海洋经济发展基地。

参考文献：

［1］曹忠祥，任东明.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演进特征分析［J］.人文地理，2005，（86）.

［2］国家海洋局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09）［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3］，张耀光.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布局及沿海经济带构建［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8.

［4］殷克东，王晓玲.中国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价的联合决策测度模型［J］.经济研究参考，2010，（28）.

［5］谢奉军，王文祥.基于AHP方法的中部地区主导产业选择［J］.决策与统计，2006，（17）.

［6］张耀光，韩增林.辽宁省主导海洋产业的确定［J］.资源科学，2009，（12）.

［7］CREAMER D.Shifts of Manufactring Industries， in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National Resources［M］.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

［8］张晋清，张耀光.灰色关联度模型在海洋产业分析中的应用――以辽宁省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0，（2）.

［9］刘思峰.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1999.

［10］刘洪斌.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与海洋产业结构调整［J］.东岳论丛，2003，（1）.

［11］陈小弟.中国海洋工程行业最新发展与规划研究报告［EB/OL］.，2009-06-08.

［12］孙加韬.中国海洋区域经济格局亟需深度调整［J］.开放导报，2010，（3）.

Marine Economic Optimization Development Analysis of Bohai Bay Area

Wang Li, Wei Daiping

（Studies Center of Marine Economy and Sustaintial Development,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第2篇：海洋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 军队工程 投资 低碳 措施

加强军队工程投资低碳管理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真正地实行低碳管理，就要将低碳措施落实到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从决策阶段到施工阶段再到后评价阶段都需要严格把关，实行精细化管理，将低碳管理应用到军队的工程建设上来。

一、重视决策阶段低碳控制

项目投资控制的重点在于施工之前的投资决策阶段。项目决策的正确性是工程投资合理性的前提，能否合理选择关系着项目的成败，决定着工程投资合理与否。项目决策阶段影响工程投资的主要因素有：项目建设规模、建设地区及建设地点、技术方案、设备方案、工程方案、环境保护措施等。要加强军队工程项目投资的低碳管理，必须重视项目决策阶段的低碳控制，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

1、建立减少碳排放费用指标体系

工程项目全寿命周期的费用包括项目决策、实施、运营和报废处置阶段等的全部费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用低碳技术所减少的碳排放费用。建筑全寿命周期减少的碳排放包括实施阶段的低碳材料、低碳机械、区内交通、绿化等降低的碳排放量;使用阶段节能、节水等降低的碳排放量;报废处置阶段采用低碳施工方法拆除、回收低碳材料和设备等降低的碳排放量。在评估工程全寿命周期费用过程中确立减少碳排放费用主要考虑到多方面的效益，一是促使建设单位从长远角度来考虑运营成本，应用低碳技术来减少资源和能源的使用，节约资金，提高经济效益;二是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增加了生态效益;三是通过建立减少碳排放费用指标体系，是对国家节能减排措施的贯彻落实，也为军队建设在低碳领域树立了良好形象，为国家低碳经济发展做了进一步的推广，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2、量化工程投资生态效益评价

生态效益是投资效益中关乎到人类生存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个角度反映投资的宏观效益，比用单纯的经济效益指标更为全面和客观，但生态效益评价的指标难以量化，这制约着投资效益评价方法的发展与完善。为了能量化生态效益评价，我们可以引入模糊数学和不定性方法，即不确定性数学方法处理，将成本的定性估算结果表述为可以直观判断的数据结果。

3、进行科学论证，设定低碳目标

前期决策阶段是首要环节，建设单位与相关咨询单位对低碳项目开发的必要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和社会环境合理性进行分析论证，设定项目的低碳目标，最后做出投资决策。比如可以根据项目所在的环境条件，选择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式，确定建筑围护结构的性能指标、绿化方式等主要措施和控制指标等。低碳项目的开发要求开发商从全寿命周期角度来设定低碳建筑目标，按此目标分阶段实施低碳控制。

二、加强设计施工过程低碳技术应用

1、实行低碳设计

由于设计费用占工程投资份额小，但对工程今后建设产生的影响巨大，在工程设计中必须处理好经济合理性和技术先进性之间的关系，设计方案必须兼顾建设与使用、近期与远期的要求，还要考虑项目全寿命周期成本费用，更要注重环境、生态、建筑、能源、材料和设备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如可持续的场地规划与设计，整体区域多绿地少硬化、铺装的规划，节能墙体、低耗门窗、保温屋面的节能设计，雨水收集系统和地热供暖系统等在建筑中的利用，节水设计等，都可以大量地减少因为加热和冷却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如果在规划设计阶段不注意建筑能耗的影响，在运营维护阶段就会出现能耗大、室内通风采光不好及在拆除报废阶段部分建筑材料不能回收利用等不良现象。规划设计阶段是低碳建筑总目标实现的主要阶段，使其具有可控和可操作性，同时也为后续工作的进行做准备。其次，实行限额设计，按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项目经费概算控制设计。建设单位要与设计单位签订限额设计合同，防止超限额、超标准设计，把初步设计及概算、施工图及预算控制在批准的项目经费概算之内。凡超过设计限额的，设计方案不予采用，设计费用不予支付。

2、实行低碳施工

低碳建筑是指在建筑材料与设备制造、施工建造和建筑物使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低碳建筑是今后建筑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军队有些项目也陆续开始建设低碳建筑，而施工阶段是对设计的实施，是形成低碳建筑的实体阶段，也是最终形成低碳建筑产品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质量控制及减少施工能耗（如建筑垃圾、噪音、粉尘、材料及劳动资源浪费等）来实现，根据绿色施工要求，编制施工方案，我们可以通过施工工艺、施工技术方案及施工组织设计的合理安排，施工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是否合理，能否达到预期的质量及建筑物的低碳节能要求，能否做到施工过程中的人员、材料、机械的合理安排。比如施工中我们可以采用钢模钢管架取代木模板木支撑，减少木材的使用量;采用滑模施工取代传统的定型模板，减少模板的使用量和人员的劳动量;进行材料、设备选型时，优先采用技术成熟、能源消耗低的材料和设备及当地可利用的材料，尽量使所有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减少外地采购材料的运输耗能。同时在施工中要严格加强低碳建材的质量控制，目前低碳建材虽然有一定的发展和应用，但是很多低碳建材市场还不规范，用非低碳建材冒充低碳建材，从而给低碳建筑的施工及使用留下隐患。

3、建立低碳施工评价体系

为了推行低碳施工，积极引导承包商与建设单位建立低碳施工评价体系，对低碳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进行综合评判。低碳施工评价体系的建立同绿色建筑、生态建筑评价一样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方面。实施低碳施工评价，需要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因此，首先需要回答诸如哪些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因素需要在建筑施工过程中予以监督和评价？哪些应在招投标文件及工程合同中予以要求？在此基础上，根据低碳施工发展现状，需要明确选择哪些评价指标，各指标需要利用何种模型进行评价以及现阶段可接受的评价标准是什么，从而最终建立低碳施工的决策支持系统。其次，以低碳施工应用示范工程为切入点，建立完善激励机制。推行低碳施工应用示范工程能够以点带面，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引导低碳施工的健康发展，制定引导企业实施低碳施工的激励机制。还要对低碳施工应用示范工程的技术内容和推广重点做进一步研究，实施激励政策，以示范工程为平台，促进低碳施工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多更快地应用于工程建设。此外，要在相关的工程评优中，加入低碳施工的内容要求，强化激励作用，激发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三、工程运营融入低碳理念

在运营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单位的节能意识、对日常的维护管理以及低碳建筑拆除后的回收和循环使用技术的发展。例如定期对低碳建筑主体及设备的合理使用进行维修和养护以保证其正常运行。低碳维护和管理对低碳建筑的运行有着很大的影响，传统的维护主要是针对故障处理，是一种被动式的管理，仅考虑经济效益，很少注意到设施设备的碳排放。低碳建筑的维护要求低碳管理，需要管理工作参与到项目全寿命周期的建设当中，进行主动管理。维护管理人员应参与到节能设计和决策阶段或将信息及时地反馈其中，因为他们对项目运营过程中的能耗问题十分清楚，可以弥补决策和设计人员的不足，为运营阶段的低碳排放打下基础，将设计方案精品化。如营区的绿化建设以低碳排放为指导，优先选择吸附二氧化碳能力较强的乔木、灌木和自然生态绿化，尽量减少使用人工草坪等吸附能力基本为零的绿化方式。在旧营区维护管理中可以通过一些低碳改造，实现绿色节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此外，在运营管理的过程中一些低碳建筑的拆除报废，尽量做到废旧建材的回收循环利用，减少生产材料时的碳排放。

低碳经济是继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之后的一次绿色产业革命，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我国能否在未来几十年里走出“高碳”时代，真正实现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取决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对于低碳经济政策的落实。建立与低碳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创建基于低碳的工程投资管理方法，推广低碳技术，定能实现军队的低碳后勤保障。

【参考文献】

[1] 李先君、罗远洲：工程项目管理[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2] 陈军：低碳管理[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

[3] 解生涛：工程项目投资控制应该注意的几个环节[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4（4）.

[4] 肖俊华、柏红川、唐明雄：军队工程投资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措施[J].军事经济研究，2011（4）.

第3篇：海洋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10月31日,经过近5年的建设,投资超过126亿元的世界最大的隧桥结合工程――上海长江隧桥正式通车。“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就此结束了没有陆路通往上海市区的历史。

同时,去年8月,横跨崇明岛与江苏启东市的长江大桥――崇启大桥也已正式动工,预计2011年建成通车。两桥相衔接,将进一步打通上海与苏中、苏北的交通,给长三角经济格局带来深刻影响,加速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从1999年江阴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掀起长三角地区大桥“热”,到2005年润扬长江大桥、东海大桥先后竣工,从去年杭州湾跨海大桥、苏通长江大桥,到现在上海长江隧桥的建成通车,加上已经建成尚未通车的舟山跨海大桥,近年来长三角已建和在建的大桥多达数十座,粗略统计耗资上千亿元,其中不少都能排入世界前十,其数量和规模均为仅见。长三角已然步入“大桥时代”。

北部区域经济新开局

据媒体报道,上海长江隧桥由隧道工程和大桥工程组成。全工程采用“南隧北桥”的建设方案,总长度达25.5公里,包括8.9公里的隧道、10.3公里的斜拉桥以及6.3公里的公路连接线。该工程开通后,驱车从上海浦东五号沟经隧道抵达长江口的长兴岛,再过大桥北上崇明陈家镇,仅需20多分钟。

其中,直径达15.43米的长江隧道,是当前世界最大直径隧道;主通航孔跨径达730米的长江大桥,是继苏通长江大桥、香港昂船洲大桥、日本多多罗大桥以及法国诺曼底大桥后的“世界第五大斜拉桥”。桥面还预留了轨道空间,将来有条件开通城市轨道交通。桥体可抗7级以上地震以及12级台风。

上海长江隧桥结束了崇明岛1300年来没有陆路通往上海市区的历史。陆域面积1267平方公里的崇明岛,是世界最大河口冲积岛,也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和海南岛的第三大岛。其连接长三角南北两翼,被称为“上海最后一块真正的生态净土”。但这座生态条件极佳的岛屿,一直是上海经济的“洼地”,土地占上海1/6,GDP却不及上海全市的1/70。崇明岛“上岸”后,将成为上海最具发展潜力的生态产业和中国重要的海洋装备业聚集区。

长江隧桥的贯通,其意义远不止对崇明一隅。“上海长江隧桥工程的竣工,使上海增加了一条向苏中、苏北地区辐射的通道,使长三角的经济格局发生更加积极的变化,必将有力促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联动发展。”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说。

长三角地区城市密集,经济实力雄厚,但其发展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南京、上海、杭州、宁波构成的“之”形经济带上。由于大江的阻隔,上海与江苏的公路交通仅限于苏南地区,有3条高速公路,共20条车行道。与苏中、苏北地区没有直接的公路交通设施,经济互动受到很大制约。苏北经济发展因此相对缓慢,南北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近来,与苏州市一江之隔的江苏南通市发展势头迅猛,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于苏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苏通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这座大桥,彻底改变了“南通南不通”的历史,与苏南和上海的车程由以前的3个多小时一下缩短为不到2小时。

目前,崇启大桥建设进展顺利,该项目投资逾75亿元,其将连接崇明岛与南通市下属的启东市,与上海长江隧桥相衔接。崇启通道开通后,上海至启东的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长三角北部大通路将畅通无阻,区域经济效益将迅速提升,对区域辐射、产业战略布局影响深远。

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表示,“这条大通道的建成,实际上加深了苏中、上海、浙南、浙北等区域的联系,上海作为中心的辐射效应更加明显,也为上海创造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装备、化工、电力、钢铁等各大产业将沿这条新经济带实现更合理布局。”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刘志彪也认为,长江隧桥开通,乃至将来崇启通道的建成,将不仅为上海拓展经济腹地,带动长三角扩容,也为从北部对接江苏沿海开发的国家战略做好了准备。这种效益是双赢的,长三角北部经济圈得到上海的辐射,而上海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能源基地、土地资源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撑。

长三角“造桥热”

事实上,在上海长江隧桥建造的前前后后,长三角地区已掀起了一股“造桥热”,造桥速度呈现出“井喷”现象。长三角16座城市在乐此不疲的大桥建设竞赛过程中,以接受上海辐射和产业转移为目的,正面临新的洗牌。

1999年9月,投资35亿元、当时“中国第一、世界第四”的悬索桥江阴长江大桥竣工通车。这座连接江阴与靖江、继南京长江大桥之后江苏省境内跨越长江南北的第二座大桥,成了长三角地区大桥“热”的“排头兵”。

此后,2005年4月润扬长江大桥(镇江-扬州)、2008年6月苏通长江大桥(苏州-南通)的建成通车,继续改善了苏南、苏北之间的交通阻隔,改变苏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尤其耗资64.5亿元、主跨1088米、世界排名第一的斜拉桥苏通长江大桥,直接把南通从上海辐射圈的外缘拉入上海经济区的核心圈,使其顺利成为上海1小时经济圈的成员。南通也对自己展开了全新的定位,承南(上海)启北(苏北),积极承接上海及苏南辐射,分流上海核心城市功能,着力建设“北上海”。

2008年5月1日,投资118亿元、全长36公里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全线通车。自此,宁波至上海间的陆路距离缩短了120公里,杭州湾区域路网布局从横“V”字形变为横“A”字形,正是因为“A”字中间的一“横”,上海、杭州、宁波之间形成了“两小时交通圈”,宁波从长三角交通末梢一跃成为海陆交通枢纽和节点城市。

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沈玉芳教授说,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通车,将影响整个长三角的区域经济格局。宁波将因跨海大桥而成为长三角核心副中心,和南京、杭州、苏州一起,与上海形成功能匹配。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醒民表示,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通车,使包括宁波、温州、台州等在内的长三角南翼地区与上海的关联度和紧密度得以提升,也使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16个城市群的空间距离更加接近,从而催生继巴黎、伦敦、纽约、东京、芝加哥5个国际级大都市圈之后“第六个国际级都市圈”的加速形成。

而宁波的野心还不仅限于此。今年11月,投资约115亿元的舟山跨海大桥已经建成,待通车后,舟山群岛和大陆间舟楫往来的历史将从此结束。这个中国规模最大的岛陆联络工程由5座跨海大桥及接线公路组成,其中,连接舟山金塘岛和宁波镇海的金塘大桥全长约27公里,跨海大桥长18公里,是继杭州湾大桥、东海大桥(连接上海浦东新区的芦潮港与外岛的洋山港)之后中国已建成的最长一座跨海大桥。

专家表示,金塘岛大桥、杭州湾大桥和东海大桥将串起长江出海口江海连运“T”字形黄金海岸,舟山港-北仑港-芦潮港-洋山港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群。而北仑港与上海港在竞争中更多的是互补,上海打造国际航运中心的基础和潜质将更加雄厚。

憧憬之外的隐忧

对于大桥,除了憧憬,亦有一些担忧。

早在2004年,有专家提到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南京长江大桥,因其净空高度仅有24米,丰水期仅能通过3000吨级船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长江黄金水道作用的发挥。当时,更有人撰文发问:南京长江大桥该不该拆?文章说,国家先后投资数十亿元在芜湖、安庆、九江、武汉、城陵矶、重庆等港口建成的数十座5000吨级外贸码头和集装箱码头,由于巨轮无法通过南京长江大桥而基本闲置。

当时另有报道还透露,未来10年内,长江大桥很可能将突破100座,3000公里的长江干流上,平均30公里就有一座桥。这些桥梁的建成尽管解决了两岸的交通问题,为长江经济走廊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规划、设计和选址等原因,一些桥梁也给这条黄金水道的航运、防洪等带来了诸多麻烦。据说一些新建长江大桥的净空,均“将错就错”地比照南京长江大桥24米的净空高度建设。一位在长江航运战线干了一辈子的专家痛心地说:“照这样下去,等于给黄金水道判了死刑。”

不过,当年交通部就制定了相关办法,对建设大桥之前的论证和审批程序,尤其是对大桥的净空尺寸予以明确。上述办法出台以后,近年建造的长江大桥,净空基本都能够保证,为今后的航运发展预留了空间。

“造桥热”还引发外界对于会否导致重复建设等的担忧。比如,杭州湾宁波通道和绍兴通道先上之争由来已久,2000年浙江省政府常务会议一锤定音:宁波通道先上,绍兴通道随后上。根据《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的预可性研究报告》,宁波杭州湾大桥在建成后的第七年即2015年,车流量才能达到基本饱和,日通车8万辆;如绍兴大桥通车,势必分流宁波大桥的车流量。“如此,则两桥的重复建设问题就无可置疑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判断是否属重复建设取决于绍兴大桥何时启用。实际上,两桥相距不足40公里,又有高速公路相连。不能因行政区划而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绍兴通道投资至少60亿元,能否带来相应效益还有待检验。一旦决策失误,损失不是小数字。

对于超前建设的担忧,专家则表示,比照当前长三角的经济状况和交通面貌,造桥修路热有其合理的一面。“长三角是一个产业集聚区。在这个狭小的区域里,产出了全国25%的国民收入,人均水平是全国的2.5倍以上,单位面积的产出是全中国最高的。与之相对应的,单位面积上的公路铁路密度也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才对。”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表示,就目前的状况而言,长三角的交通设施不足还是比较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而言,建大桥比建隧道要经济一些,而在一些官员眼中,往往大桥更气派更容易凸显政绩。对于这种“桥隧之争”,有关专家认为,“应当要统筹考虑,宜桥则桥,宜隧则隧,二者各得其所。”

“大桥经济”双刃剑

更深层次的则是,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问题已经耳熟能详,但具体政策落地与实践的层面则常常不能满足预期,原因涉及地方部门利益、管理体制等,这可能也是在交通一体化过程之中以及之后都会面临的问题。

比如,上海长江隧桥建成后,崇明实现了与浦东的陆路连接,打开了上海北向的交通门户,使这一地区的投资环境得到整体提升,但崇启大桥的开通也会给崇明甚至上海带来压力。一位研究者指出,几条大通道的建成会迅速提升南通和宁波的地位,这在近期,对上海航运中心的战略地位和崇明生态岛建设不无挑战。“很难防止一部分上海的资金和企业向南通流动,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南通工业用地、商业用地都比较便宜。而且,由于崇明定位为生态岛,能否将‘生态约束’变成‘生态契机’,就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另外,“大桥经济”会不会使得两端同等受益,这并没有百分之百的胜算。正如此前靖江市对于江阴大桥通车充满期待,但通车后,靖江并没有达到预期值。

第4篇：海洋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1.1水循环经济的概念

关于水循环经济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并未明确提出，大多数是在循环经济的概念基础上，从城市或产业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近似的概念。

陈琨[1]从实施水循环经济的模式方面，提出水资源循环经济应该至少包括两层内涵：一是在用水环节，对于跑、冒、滴、漏、污实现最小量化，最大限度地实现水的净化、回收、循环利用，达到或接近水的零排放；二是尊重自然界水的循环规律，在区域范围内，通过经济、工程技术、立法等手段调整水的时空合理分布和利用，维护水的自然循环系统，使水资源得以永续利用。张钡[2]从社会水循环的角度，提出了水产业循环经济的概念，他认为，水产业的循环经济应是一种在对水资源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中污水处理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是水产业循环经济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标志。

正确而又合理的水循环经济定义是水循环经济系统分析、核算与制定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综上所述，在对水循环经济及其应用这一研究过程中，虽然各位学者给水循环经济所下的定义，规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等都有所不同，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研究成果的大量问世，彼此间的差异将逐步缩小。本文认为，水循环经济首先是一种先进的水资源经济发展模式，它是建立在社会水循环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遵循循环经济的思想，按照水资源节约、水环境友好的原则，在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在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始终贯穿“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重视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并以完善的制度建设、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为保障，提高水的利用效益和效率，最大限度地减轻和降低污染，来实现社会发展的最终可持续性。

1.2水循环经济的特征

根据水循环经济的定义，通过传统水资源利用模式和水循环经济模式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水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1.2.1发展目标上追求效率、效益和可持续的统一性

水循环经济模式在发展目标追求水资源利用的效率、效益和可持续性三者的统一，要求水资源利用模式必须按这三大目标进行重新构建。

（1）效率特征要求水资源利用注重节水，节水应在不降低人民生活质量和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前提下，在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撑下，采取综合措施减少用水过程中的损失、消耗和污染，提高水的利用效率，高效利用水资源。

（2）效益特征表现在中观上水资源配置的高效益，要构建节水型经济系统和节水型社会系统。例如，非农产业的用水效益大大高于农业，低耗水产业的用水效益高于高耗水产业，经济作物的用水效益高于种植业，这要求通过结构调整优化配置水资源，将水从低效益用途配置到高效益领域，提高单位水资源消耗的经济产出。

（3）可持续性是指水资源利用充分考虑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是水循环经济模式追求的最高目标。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要求区域发展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塑造持续发展型社会；要求一个流域或地区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打造与当地资源禀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要求通过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精心管理，协调好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的关系，将农业、工业的结构布局和城市人口的发展规模控制在水资源承载能力范围之内。

1.2.2管理环节上追求供水、用水和排水等环节的健康循环

发展水循环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提供健康的水资源生存环境，水循环经济要求水资源利用的各个环节和途径都应追求健康循环，且贯穿于整个水的社会循环过程中。水循环经济的健康、良性循环特征体现在水资源利用的各个环节中，需要贯彻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1）输入端的减量化原则（Reduce）。要求在供水环节，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水资源量，即用较少的水资源投入满足既定的生产或消费需求，在经济活动的源头就做到节约水资源和减少污染。在生产中，要求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节水技术和节水实践，从而减少生产过程中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在生活中，要求人们使用节水器具和采用节水实践来减少对水资源的过度需求，从而达到减少废水排放的目的。

（2）过程控制的再利用原则（Reuse）。为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要求从上一工序或过程排出的水资源能够直接为下一工序或过程所用，水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尽量多次重复利用。在生产中，要求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和先进技术，以便于排出的水能够不经任何处理就能为另一用途所用；在生活中，鼓励人们采取措施将生活水重复使用后用于冲厕、灌溉等用途。

（3）输出端的再循环原则（Recycle）。要求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水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无用的废水。废水资源化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水资源循环利用后形成与原来相同的产品，二是水资源循环利用后形成不同的新产品，废水资源化后形成不同的产品可用于不同的用途。再循环原则要求水资源相关者将失去功能的废水恢复功能，从而可以再利用，以使水资源整个流程实现闭合。

1.2.3利用手段上追求科学技术、经济与行政手段的一体化

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循环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没有先进技术的输入，水循环经济所追求的经济和环境多目标将难以从根本上实现。水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持体系由五类构成，包括替代技术、减量化技术、再利用技术、污水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等。

有效的经济政策是水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必要保障。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要求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水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充分利用价格、税收和财政等各种经济手段，包括建立征收水资源税制度、上下游生态补偿制度、污水资源化税收优惠制度等，从而实现符合水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3R原则。

法律和法规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可以有效地推动水循环经济的发展，也是所有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重要手段。从目前法制建设的需要来看，我国在水循环经济立法中存在着很多立法空白，极大地影响了水资源循环利用的顺利进行，迫切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各种水资源利用的行为，例如：建立《节水型社会基本法》、《污水资源化利用管理条例》等法律和制度，是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管理手段上的重要特点。2水循环经济国内外研究进展

在水循环的研究与实践应用方面，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结合自己的实际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纳米比亚、日本、欧盟成员国以及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Asano等[3]认为水资源需求的数量和调配的范围随着人类生活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扩展水资源的调配范围；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提高了调水的经济和技术实力。Metcalf[4]从污水再生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污水处理、处置和回用的基本原理。Beekman[5]从节水减污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水体保护、循环利用的基本原理。Lund[6]对调水的成本与风险交易以及对自然、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Glenn-Marie[7]建立了国家层面水资源循环体系和水实物量核算投入产出表，并用于南部非洲国家（如纳米比亚）的水资源核算，进而分析水资源对各部门经济的影响，提出产业发展政策。

其中，澳大利亚无论在水循环研究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颇为成功。从1977年开始，澳大利亚有关部门便开始着手再生水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为了成功举办2000年悉尼奥运会，澳大利亚政府相继出台了《国家水资源管理战略框架》和《NSW城市和社区循环水利用导则》，并建立了相应的循环水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和标准；目前，在澳大利亚大约有500个污水处理厂，其中有一半从事循环水的开发，每年大约有150GL到200GL的废水被循环利用。2004年，在澳大利亚国会资助下，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学院出版了《澳大利亚的水循环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介绍了澳大利亚当前水循环利用情况，主要强调生活和工业废水的处理程度和循环利用问题。报告讨论了一系列问题，既有国际的，又有国内的经验，并提出了未来水循环利用和管理的24条建议：水循环的定义、水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循环水的水权问题、相关制度和标准的修订和建立、循环水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循环水成本与价格方案与操作办法、对污水处理过程的技术创新、循环水项目的投融资方式、国家水资源管理机构改革、公众参与循环水项目的必要性等[8]。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紧缺，在中国，许多城市将废水循环利用作为满足日益增长水资源需求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对于水资源节约利用、社会经济系统水循环利用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深度不够，成果较少。代表成果主要有：陈志恺[9]的“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研究”，贾绍凤[10]的“社会经济系统水循环研究进展”和陈琨[1]的“我国实施水循环经济模式的途径”等，这些成果对节水型社会的建立、社会经济系统水循环的研究方向、社会经济系统水循环的评价、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在实践方面，废水循环利用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农业灌溉，同时改善河流质量；作为工业冷却水；市政用水，如草地和树林；酒店和居民区冲洗厕所；经过处理的废水再利用于城市景观绿化；为了更加明确再生水项目执行的可行性，许多水资源短缺和污染严重的城市，如北京、天津、太原、大连和青岛，已选择部分地方和工业园区作为试点。

综上所述，随着水资源危机逐渐加剧以及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追求，传统的以“扩大水资源供给”为目的的工程水利管理方式以及对水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要求。传统的单一管理方式逐步向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利用的循环经济方式转变，水资源与社会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逐步由过去的单一水文学向多学科交叉延伸。

3水循环经济研究的新理论支柱

关于水循环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物质代谢理论以及产业生态学理论逐步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柱。

3.1可持续发展理论

产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两重性愈加明显，随着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即全球问题的提出，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也成为全世界二十一世纪发展经济的主题。这就要求要将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高到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共同协调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可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将推进水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并由此构成未来水资源管理的新理论。

首先，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水资源利用要关注流域尺度或区域惊尺度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水资源与水环境系统以流域尺度为基本单元，可持续发展在协调水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时，必须以流域整体思想为指导。恢复和逐步改善流域水资源环境系统的功能，是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次，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定量描述并分析水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使得水环境核算研究成为当前水环境经济领域的最前沿课题。水环境核算包括实物量核算与价值量核算，实物核算是建立在水循环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用实物单位描述经济系统与水资源的输入输出关系；价值核算集中在水环境价值的内涵、类型及量化方法上，水资源价值核算将为水权、水价、排污权等水环境保护市场机制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

最后，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水资源利用从循环经济的角度考虑。循环经济作为生态效率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经济生产模式，在全球范围受到广泛的重视，是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

3.2物质代谢理论

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是物质生产和消费方式在不同时期的动态演进，也是人类对自然世界不断进行改造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曾注意到城市迅速发展导致养分循环代谢断裂的问题（MetabolicRift），并且指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重要生态关联[11]。但这以后，很少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物质代谢研究的重要思想或分析方法。

直到20世纪60年代，Kneese与Ayres以及Leontief等经济学家重新意识到现代经济社会中物质代谢过程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应当尽早开展关于物质流系统的研究，并且基于经济学理论和投入产出方法分别提出了物料平衡分析的初步方法，用以解释经济系统的生产与消费以及外部性问题，从而推动了物质代谢研究开始逐渐应用于识别产业经济结构及其导致的环境影响。1988年Ayres首次提出物质代谢（IndustrialMetabolism，也叫产业代谢）的概念，并且指出所谓物质代谢就是现代经济体系运用劳动力要素将原材料转化为产品与废物的一系列物质过程的集合，这标志着物质代谢研究范畴正式确立并得到广泛认可[12]。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产业生态学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为物质代谢理论和成果应用提供了切实的理论依据，促进了现代物质代谢分析技术的发展与繁荣，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现有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模式，即物质社会代谢的结构与组织形式，是导致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尖锐冲突的本质根源。由此，以优化或重组物质代谢过程为目标，从根本上转变现行经济结构使之更加符合自然生态规律，已成为实践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主流方向之一。同样，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也需要分析生产、消费等环节的水资源物质流代谢过程，从根本上提出符合水资源节约、高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物质代谢理论成为了水循环经济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

3.3产业生态学理论

产业生态学主要以物质和能量代谢为主要研究内容。其主要采用物质利用强度、物质生产力、循环利用率三种指标分析社会经济的物质代谢效率[13]。以生产部门的水资源为例，物质利用强度通过分析部门水资源消耗强度与其相应的经济产出在整个经济系统中所占比例，识别水资源利用效率；物质生产力则将水资源投入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采用单位水资源的产品或产值指标来衡量水资源生产力水平。水资源利用强度越低、水资源生产力水平越高，说明经济体系对于水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越小，系统的封闭性越好；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则用于表征经济系统内部产生的“废水”或“水污染物”的再循环、再利用程度，循环利用率越高，说明耗散损失进入环境的水污染物越小，经济活动对水资源、水环境的压力就越小，而系统的稳定性也越高。

应当指出，虽然自然生态系统的构成与运行模式为重新组织现代经济生产方式与消费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但是到目前为止产业生态学并未提出标准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来保证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目前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包括：（1）自然生态系统的资源代谢过程的组织和协调机理如何？对于现代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以及污染物的循环利用有哪些现实意义？例如，水资源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代谢规律如何进行定量描述？如何提高废水循环利用率？（2）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分解和再利用的方式有哪些？它们对发现水循环利用的新途径有哪些启示？例如，如何避免经济系统中污水回收和再利用过程本身也可能导致的环境污染？尽管产业生态学理论尚未发展完善，但是其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方法为水资源的社会经济系统分析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使水资源循环经济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运行规则重构社会经济系统成为可能和可行。4水循环经济研究新方法与手段

在对水循环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的方法上，由于水的流动与循环，水环境系统与水社会经济系统在不同时空尺度下进行能量、物质的交换并交互影响，现代水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研究水环境系统与水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行为、演化规律及其相互作用，从区域、流域方面加强水资源循环、定量分析。为此，物质流分析技术（MaterialFlowAnalysis,MFA）与投入产出分析技术（Inputandoutput,I/O）成为了水循环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

4.1物质流分析技术（MFA）

物质流分析是根据工业代谢和社会代谢的概念，依自然环境为经济社会系统提供的物质输入，通过加工、贸易、使用、回收、废弃等过程形成的系统内存储，以及返回到自然环境中的物质输出等环节过程进行各类物质统计。根据物质守恒定律，整个系统中的输入量应等于输出量与存储量之和。物质流分析中，主要衡量的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物质投入、产出和物质利用效率，只考虑通过研究系统边界的物质输入/输出流，而对系统内部的物质流动结构不再细化反映。物质流分析提供了关于环境与经济体系运行机制的整体理解，使得决策者能够确定关键问题所在、选择优先控制目标和相应政策方案，从而通过改善整个经济体系的物质代谢效率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物质流分析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管理和政策制订的重要技术方法，广泛为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用[14]。

从物质流分析和水循环经济的相互关系来看，物质流分析的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减少水资源供应总量。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需水的多少直接决定水资源的供应量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水资源消耗的减少意味着水资源供应的减少，其对整个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通过物质流分析，可以发现各部门、各环节水资源输入量的多少，进而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增加水资源循环利用量。

（2）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水资源利用效率反映了水资源消耗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中生产技术和工艺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核心。通过物质流分析，我们可以分析和掌握水资源消耗和产值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技术、工艺改造和更新，减少水资源的消耗定额，达到尽可能少的水资源消耗获得预期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3）增加水资源重复利用量。通过对生产过程的水资源利用的物质流分析，寻求提高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的途径，可以增加水资源的循环使用量，延长水资源的使用寿命，减少水资源的初始投入，从而最终减少水资源的投入量。企业内部、产业间的水资源重复利用，中水回用，雨水和污水资源化利用等都是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的重要内容和形式。

（4）减少最终水污染排放量。实际上，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增加水资源循环利用量，不但可能减少水资源投入总量（新鲜水量），同时也可以实现减少污水排放的目的。因此，在发展水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循环利用率，实行节约用水，达到减少水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4.2投入产出分析技术（I/O）

投入产出分析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列昂惕夫1931年开始研究“投入产出分析”，主要用于研究美国的经济结构，1968年联合国把它推荐为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现已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应用。我国于1974年开始编制了部分产品的1973年投入产出表。一些省市和一些大中城市也编制了投入产出表。1988年底完成了国家1987年的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工作。同时，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也都编制了本地区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这些投入产出表不同程度地为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应用于管理、决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15]。

投入产出模型应用于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Leontief和Ford[16]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空气污染问题，Carter和Ireri[17]用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加利福利亚和亚利桑那州的水资源调配问题，Thoss和Wiik[18]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水资源管理问题，Hendricks[19]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水资源的供需平衡问题，谢梅等人[20]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北京的城市水资源系统，陈锡康[21]建立了山西省水资源经济投入产出模型并研究水资源价值问题。

将水资源和环境问题纳入投入产出模型中进行研究，为观察经济活动的水资源消耗强度和水污染物排放强度（即计算水资源消耗系数和水污染物排放系数）提供了前提，同时也为进一步利用投入产出表的消耗系数，将水资源消耗和水污染物排放置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普遍联系之中，为水循环经济的物质流分析和价值流核算、循环水价格的制定等提供了良好的分析工具；此外，可以将投入产出模型与计量经济模型相结合，预测社会经济各部门未来水资源消耗量和水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根据水循环经济发展目标，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化建议，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5水循环经济研究的重点问题

水循环经济研究的目标首先是建立科学的水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其次是技术体系适宜，经济保持适度发展；第三是选择合适的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第四是要建立良好的水循环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这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水循环经济需研究的重点问题。

5.1水循环经济理论体系构建的研究

水循环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是水循环经济走向实践的重要基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不断地寻求理论创新，建立起符合社会经济规律的水循环经济理论与方法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水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践；（2）加强对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和经济学分析，从而不断提高水循环经济模式的运行效率，促进水循环经济模式的推广；（3）加强对于流域、区域、城市和工业园区等水循环经济发展的长期分析，探索水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并逐步试点示范，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水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制订；（4）加强对于水循环经济运行的多角度分析，如市场、价格、技术、规划、法律等，从而不断充实和完善水循环经济的内容体系；（5）加强水循环经济与相关学科的对比与借鉴研究，从而不断推进水循环经济理论的完善与发展。

5.2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选择问题的研究

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体现在水循环体系的各个环节之中，包括供水、生产和生活用水、污水资源化、雨水利用等。其目的很清楚，一是节水，减少对自然水资源的索取，二是减少排放，减少对自然水生态的扰动。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人类实践中早有应用，如节水器具，节水的绿色建筑，还有各种中水的回用等。总体来看，对这些模式的研究和分析还不够深入，没有更好地提炼总结，尤其是从经济学角度的分析还有待加强。由于水循环经济概念出现的时间较短，还难以评价各种模式实施的效果，这也都需要加以系统分析[1]。

（1）节约用水模式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农业采用大漫灌的灌溉方式，用水量大，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可见，我国农业节水潜力相当可观，应大力研究和分析农业节水模式，通过节水灌溉和节水农业相结合的办法实现农业节水。要加强对工业行业节水的经济学研究，通过产业布局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水资源节约利用和水环境污染控制的目的。在城镇，要加强水的循环利用研究，控城镇生活的用水浪费，减少城市给水管网和用水器具漏水损失，充分发挥节水的潜力。要研究和分析各种节水模式的成本和效益，通过成本和效益的比较，选择最优的节约用水模式。

（2）清洁生产模式研究。近年来，世界上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广泛采用循环利用经过处理的工业废水。由于采取这一措施，20年来，日本和德国的工业用水的数量没有增加。美国钢铁业在每吨钢需要的280t水中，只有14t是注入的新水，其余用的都是循环水。至2000年，我国工业废水的重复利用率已经达到70%以上，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90%～95%相比，还有不少的差距。根据我国目前的工业用水效率预计，2020年我国工业的年用水量将由现在的1100亿m3增加到2000亿m3，增加用水量约1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工业用水过程的研究，多角度地选择清洁生产模式，改进工艺和流程，进一步提高多次重复循环用水，提高用水的效率。

（3）污水资源化模式研究。工业废水资源化的观念是对传统工业废水末端治理的革命，是工业废水治理的努力方向；城市生活污水的处理可以考虑变集中处理为分散处理，分散处理的主要场所是居民住宅的屋顶。通过在城市建立中水系统，将生活、生产污水处理之后再次使用，从而节约大量的日常用水。经处理过的回用中水，主要可用于冲厕、体育场馆、高尔夫球场、浇灌花草树木、清洁道路、清洗车辆或基建施工、设备冷却、工业用水及其他可接受其水质标准的用水。我国90%以上的城市水域遭到污染，城市污水（包括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以每年6.5%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20年城市污水产生量将达到600亿t以上。因此，污水资源化应是我国21世纪城市水循环经济的着眼点，需要大力研究污水处理技术水平和污水资源化应用的方向。

（4）雨水资源化模式研究。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在我国北方地区，尤其是西北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极度缺水。按可利用水资源统计，当地人均可利用水资源占用量只有110m3，是全国可利用水资源占有量720m3的15.3%，是世界人均可利用水资源占有量2970m3的3.7%。目前在我国的西部地区有近1000万人的饮用水极度困难。数百年来，西部地区居民积累了丰富的雨水汇集和利用的经验，使他们得以在这里生存。面对发展的需要，这种传统的集水方式受到了资金短缺的制约。为此，今后需要大力开展对西北地区雨水利用方式、雨水利用投融资方式等方面的研究。

（5）海水淡化模式研究。我国拥有1万8千多公里的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管辖区，海水利用和淡化是解决淡水紧缺问题的有效途径。据测算，中国城市的用水中约80%是工业用水，工业用水中约80%是工业冷却用水。如果能够用海水替代现有工业冷却用淡水总用量的30%，就可以使沿海城市节约近20%的淡水资源，同时减少冷却水对环境的污染。我国的海水淡化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目前在技术上还不够成熟。今后，需要加强对海水淡化技术、海水对工业设备的腐蚀、海水淡化成本与效益、海水淡化产业化等方面的研究，使海水淡化利用成为我国解决缺水问题的重要选择之一。

5.3水循环经济技术创新问题的研究

“节流”与“开源”是解决水资源短缺的两个主要途径，在水资源供应不断减少的今天，其核心在于水的循环利用，即通过污水资源化、雨水资源化、节约用水等措施，增加水资源的间接供应，尽量减少水的使用量，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无效需求，减轻供水压力，还可以相应减少污水排放和污水处理的负担，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为此，循环用水可以说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战略措施。循环用水需要采取工程、技术、经济和管理等各项综合措施，特别需要不断更新的污水处理技术、节水技术与设备的支持。

技术创新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系统目标，考虑系统内外客观因素的制约，对各种可能得到的技术手段进行分析比较，不断研究和寻找新的最佳方案。对水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研究，主要是从事技术科学的学者，要将水循环经济的理念与思路引入水的供应、输送、使用、排放、处理和回用等过程中，通过对循环过程中水资源消耗、水循环利用、污水处理、水污染排放的分析，提出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工程流程或技术建议。

例如，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用水部门与行业中，各用水部门与行业都存在节水技术与相关设备；在污水处理厂，要实现污水的资源化利用，必须不断更新处理设施和技术，以提高污水的处理水平；同样，要实现污水的循环利用，需要对饮用水、循环水的管道系统进行技术改造。从经济学的角度，还需要考虑不同技术项目的成本与效益，如引入新的生产流程与工艺以提高水循环利用效率所需要的投入及预期产出。对于企业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来看，还要对比分析采取水循环技术的长期成本和短期成本，从而确定水循环技术的可行性。这些工作，需要根据各地的水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科学技术水平等因素，对各类循环水的技术和设备进行系统的分类，并提出相关的技术识别评价指标，以为水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5.4水循环经济管理体制及经济机制问题的研究

第5篇：海洋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社会保障

2001年，户籍改革的一声“炸雷”在石家庄响起，一大批中小城市纷纷“附义”，耸立多年的城乡壁垒似乎就要坍塌了；经济学家们更是为翘首多年即将实现的城乡统一市场而兴奋着。然而，与此“不谋而合”地同步的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在一片雷声中被“清理整顿”、以至于停顿了，渐进式改革又一次让经济学家们尝到了政策间相互挚肘的苦涩。

忆往昔“蹉跎”岁月

长期以来，务实的农民们之所以羡慕“城里人”的“非农户口”，是因为“非农户口”的背后有一大堆“农业户口”所不能企及的实惠，这其中就包括着“城里人”的“公费养老”，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2月，政务院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暂行条例》，对城镇职工的生、老、病、死、残、伤做了保姆式的关怀；改革开放后政府又对城镇职工的失业和贫困给予特别关照，直至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镇全面实施。而在“城里人”享受这一切的时候，农民们正在享受着他们的“义务”，有关表明，从1952年到1990年，农业通过税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储蓄方式为化提供资金积累总量达11594亿元，其中，通过税收方式提供1527.8亿元；通过“剪刀差”方式提供8707亿元；通过储蓄方式提供1359.2亿元。1952年到1990年，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l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可见中国农民对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的负担有多么沉重(冯海发，李薇，1993)。社会公平在此被严重扭曲了，农民只有贡献的权利，没有享受公共产品的权利，据1998年的统计资料，在居民家庭收入构成中，从国家和集体获得净转移支付的部门在农村是“净税负”，即净转移支付为负，农村贫困和非贫困人口来自国家或集体的转移收入分别占收入来源的-3.56%和-1.13%。社会保障在农村的缺失，与农民所做的牺牲性贡献是极不相称的。

当被改革开放的大潮启发了“觉悟”的农民们涌入城市的时候，政府逐渐意识到“民工”已是城市不可或缺的部分，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终于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于是，国家在“七五”计划中设想“抓紧研究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并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试点，逐步实行”。“八五”计划又进一步指出“：建立和健全养老保险和待业保险制度，在农村采取积极引导的方针，逐步建立不同形式的老年保障制度”。1986年，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开始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并于1992年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至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终于既有了“实践”又有了“”；此后，这个方案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截止2000年底，全国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达6172万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195.5亿元。

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广，实践中逐步暴露出一些。首先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采用“完全积累制”——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政策扶持相结合，政府不承担直接财力支持的责任，集体补助常常落空，社会保险演变为“个人储蓄保险”，从而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其次，参保农民的缴费水平低，现行的缴费标准为2元/月——20元/月，共设10档，但执行中多数农民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这样按民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表》，10年后每月可领取养老金4.7元，15年后每月可领取9.9元，这显然不足以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实践中出现了“保小不保老”倾向，据山东社会院的调查，19岁以下的投保者占全部投保人数的60%以上，这显然与我们制度设计的初衷相悖。根据这些事实，一些专家发出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难度大而作用小”、“为时过早”的呼吁，政府“因势利导”而采取“清理整顿”措施也就不足为怪了，可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还没有来得及成长时就已面临夭折的危险！

与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建设成就相比，我们的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显得那样的苍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千呼万唤般的姗姗来迟、一波三折的蹒跚步履，不能不使人感叹岁月蹉跎！

看今朝谁能“风流”

或许有人指望农民们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但清醒的人们应该认识到，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尤其是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已不仅仅是农民们的愿望和要求，而是市场发育本身的客观必然。换言之，如果农民做不了“风流人物”，那么我们大家都有可能成为“瘪三”。

最优的市场应该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畅通无阻的市场，市场的城乡统一很地就是它的题中之意了。事实上，我们已经为这种不统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根据美国统计学家库茨涅兹的研究，改革之初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强度（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国民收入之比）达到了6.08，比同期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最高水平4.09还要高出48.7%。要实现市场的城乡统一，就必须要使作为生产力基本要素的人力能够自由流动，而人力的自由流动要以完善的社会保障作支撑。进城的农民为什么“离乡不离土”呢？因为“漂浮”于市场海洋中的农民们感到，“无论何时、无论离家多远”那“二亩三分地”都是他们“最可靠”的安全岛——尽管那岛已经被海水浸泡得岌岌可危、冲刷得越来越小！

正因为农民们死死抓住“二亩三分地”不放，把土地视为他们的“命根子”，使得按市场经济应该出现的农业产业化升级在我国农村无法实现，农业“规模经营”、“适度规模”变成了经济学家们的文字游戏。我国现有2亿多承包土地的农户，户均耕地只有0.46公顷，农业劳动产出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70，美国的1/84。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对我国最早商品化、农民兼业化最为普遍的苏南农村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即使是在工业化相当发达的苏南农村，土地让渡经营也只有15%左右；他们的研究认为，“苏南农民的恋农情结其实是一种‘风险最小化’行为，即农民耕种土地不是因为家庭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而是因为种田解决了家庭吃饭问题，虽然他们对于耕种土地的态度可能是非常不认真负责的，但土地具有生活最低保障的价值，因此，构成了农民心理的支持力。”他们无奈地称这种农业为“最低生活保障形态农业”。由这个研究结果推而广之，我们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宁愿蚀本经营、甚至撂荒也不愿放弃土地的“不明智”就可以理解了！

如果农民不脱离土地，即使他们住进了紫禁城，那他们也还是农民。不能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有效转化，则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必然受阻。按市场经济规律，随着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的上升，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和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应该随之下降；专家们公认，我国当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工业化中期应有的水平，而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和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却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的水平。显而易见，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被城乡壁垒因素人为地拖后了，而在这所有促退因素中就包括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

林毅夫先生积极倡导的“新农村运动”已经在全国的大多数地区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对农村的电网、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了加强和改造，以便为农民们提供更好的“消费条件”，从而启动农村市场，刺激内需增长。高质量的农村电网建设起来了，农村电价也降下来了，可是家用电器在农村的销售量并未象林先生想象的那样大幅度飙升。农民们为什么不愿意享受眼前的“幸福生活”呢？因为农民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乐观限制了他们消费倾向的提高。即使农民手中有几个闲钱，他们也不会“听话”地拿出来消费，在他们不知道社会保险为何物时，他们会“聪明地”选择储蓄来购买“安全”。

可见，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尤其是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与我国的城乡统一市场的早日形成、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农业的健康发展以及需求的合理增长这四个因素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四个因素关系到改革成败和国运民生！

今天对明天的呐喊

事实上，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重要性的认识，人们并无多大分歧；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主要分歧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该于何时、何地被建立起来。笔者认为，时不我待，已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不应停顿，应该使其在实践中继续完善，并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扩大覆盖范围。

维也纳世界老龄问题大会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称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根据这个标准，到1999年，我国已经进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而且，据预测，老年人口还将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5%，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的赡养比将下降到4:1，而农村老年人口又占全国老年人口的70%。“银潮”不仅仅会冲击城镇，也会更猛烈地冲击社保基础相当薄弱的农村。

面对日渐成长的“老龄社会”的挑战，许多人把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农村传统养老方式的“持续与顽强”。我国农村的传统养老方式是家庭供养，而且这也是我国农村的主要养老方式，根据1995年对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抽样调查，由家庭供养的农村老人占农村老人总数的94.7%。据1987年“中国老年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农村老年人收入的4.7%来自养老金，38%来自子女。可见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还是主要依靠子女或其他晚辈。但是，随着农村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农村的家庭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将日益弱化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据国家统计局1990年农村家庭调查中有关四川和辽宁的数据，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 73.25％，核心家庭的发展使得家庭保障在经济和感情交流功能上发生困难，家庭结构小型化，也使得老年人的家庭日趋缩小，辽宁省独自或只与配偶共同生活的老年人比例高达12.7％。又据国家统计局1995年对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不超过3人的老年人家庭，城市占 56.77％；县镇占50.36％；农村占19.69％。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显效，家庭中“儿子”数目的下降，独立或只与配偶生活的老年人的比例还会上升，很多农村老人会因此失去生活保障。

人们对养老所抱的另一种期望是土地对农民的“最终保障”功能“无限大”，人们设想，老年农民可以通过让渡土地来获得晚年保障。但是，这只是对农村情况不甚了解的人们一厢情愿。首先，农村养老难于完全依赖土地保障，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从1978年到1998年，全国农民平均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比重由91.5％下降到了57.2％，其中纯农业收入仅占总收入的42.9％。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大约40％来自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1／4左右来自劳动收入。来自转移性与财产性的收入约占纯收入的5.7％。由此可见，来自土地的农业收入已难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以之养老更是奢望。其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如何让渡也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此前发表的《赋予农民土地持有权 培养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一文中已有阐述，此处将不涉及），农民不拥有土地的完整财产权或相对完整的财产权，这一方面使土地让渡难以顺畅进行，另一方面又会使土地的让渡价格远远背离土地的实际价值，即没有完整财产权或相对完整财产权的土地是不值钱的，不足以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最后，根据有关专家的预测，再过15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将由现在的1.2亩下降到0.96亩，而30年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将会降至0.7亩，而那时也恰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0.7亩的“微小标的”的让渡所得能有几何？而且人均耕地0.7亩的水平已经低于联合国测算的土地对人类生存最低保障的警戒线，又怎能指望土地养老？

当然，纵观世界上各发达国家保障的历程，农村社会保险的发展滞后于城镇的现象几乎是普遍的。这或许就是有些专家“借鉴”外国经验、劝告人们不要着急的理由。但是，我的发现，这种“借鉴”是不合时宜的。其一，这种借鉴忽视了可比性基础，北美和西欧的这些发达国家农民相当于中国的“地主”，他们有数量颇丰且完全拥有财产权的土地，他们农业的产出率远高于在细小规模上“家庭承包”的中国农业，此外他们还有中国农民所不敢想的大量农机具等财产，这些国家农民的“幸福”程度不低于、甚至高于城镇居民，农村社会保险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种象征。其二，发达国家即使是在化以前，其农民的绝对数和相对比例都难望今日中国之项背，这意味着今日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要承受比发达国家过去大得多的养老压力，而且东方民族人口增长率“天然”地高于西方民族。更不凑巧的是，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完成于世界人口的低速增长期，而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将要完成于世界人口“爆炸期”，并且这种“爆炸”将在中国农村普遍开花，这已是妇孺皆知的事实。所以，中国农村社会保险的缺失对工业化和社会稳定的威胁远大于过去的西方。其三，就农村社会保险滞后于城镇社会保险的时差来看，中国农村社会保险“从现在做起”也恰在其时、甚至时不我待。以下是几个发达国家社会养老保险建立时间和城乡时差。

发达国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时间和城乡时差

国家名称 建立社会养老保险的年份 城镇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时间的差距（年）

城镇 农村

德国 1889 1957 68

日本 1941 1971 30

丹麦 1891 1977 86

美国 1935 1990 55

加拿大 1927 1990 63

五个发达国家社会养老保险的平均城乡时差为60年，我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立至今已有51年，再考虑到我们东方黄种民族人口增速高于西方白种民族，且日本的城乡时差30年、的城乡时差44年，以及我国农村的社会基础弱于西方等因素，笔者认为，在中国农村逐步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是时候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仅不能停顿，而且应该从现在做起，切实推进并逐步完善，以便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城市化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

①张太英 刘小姚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农村研究报告200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②任远 《关于苏南地区最低保障农业与农村保樟体系建设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8．3。

③王国军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初探》 中国社会发展网 2002年4月15 日

④王延中《如何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7月6日

第6篇：海洋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目前国内科普场馆在精细化管理实施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发展呈增长态势。本文采用市场调研的方法对我国科普场馆有关质量管理精细化实施情况进行定量分析，从中发现我国科普场馆建设与管理存在的问题，从而归纳出我国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发展与现状，并就此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科普场馆；质量管理精细化；调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今科技普及和交流的分支越来越细而且越来越突出。课堂外的非正规教育也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而成为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科普教育更加突出其全民性和终身性。科普场馆是担负起时代重任的新型社会教育阵地，致力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和素质的提高，造就符合时代要求的有科学意识、创造智慧、开拓能力的一代新人。因而，科普场将是适应新时代教育要求的最好场所之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普场馆教育资源的开发越来越丰富，功能的实现越来越多元化。科普场馆不再是一座单纯的科技展览馆，而是一个课堂，一个实验室，一个适合于时代和未来教育要求的特殊学校。它是学校等正规教育和正式教育之外的继续教育和补充。到科普场馆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在这知识的海洋中跳跃式地、自由地、积极主动地摄取科学的养分。科普场馆作为非正规教育的主力军，是以提高公众科学素质为目的、实施科普教育活动的常年开放场馆，主要的形式包括科学中心、科技博物馆、科技馆、专题科技馆等。在新形势下科普场馆要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对科技场馆的教育资源、队伍人才、展项研发、公众服务和场馆运营管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现运营管理的标准化基础上向管理精细化的迈进。精细化管理是标准化、精细化和人性化管理“三部曲”中的重要一环。实现质量管理精细化不仅能够提升科普场馆整体执行能力，更重要的是提高运营绩效，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但是，目前科普场馆的管理水平与具有更大社会化和更广普及性的公众服务需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弥补这些不足，科普场馆需要在运营管理中提供更多精细化、个性化、多样性和灵活性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公众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才能更有效地通过科技场馆的教育资源和教育产品激发公众主动自主去探寻科学奥秘，实现科学传播的功能，从而有利于科技场馆的长远发展。

1国内科普场馆实施质量管理精细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为了准确地全面了解目前我国科普场馆实施质量管理精细化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包括从质量管理认证、队伍建设、展项自主研究开发、服务管理、安全管理等方面，我们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间对国内的科普场馆开展了《我国科普场馆实施精细化管理现状调查》研究。本次调查主要通过对全国各地的科普场馆（以科技馆为主）的实地考察、电话调研和座谈会等方式进行抽样调查，在调查期限内最终共成功采集56个省、市级场馆和部分专业场馆的数据，其中省级场馆21家、直辖市场馆3家等。我们对数据进行了严谨的统计处理和分析后，形成《我国科普场馆实施质量管理精细化现状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中除了对接受调研的各科普场馆质量管理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外，还对科普场馆推进精细化管理总体状况进行了统计，因其内容较为繁复，故本文仅就与科普场馆实施质量管理精细化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论述。

1.1对各场馆在实施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的统计

在受访的科普场馆中，其中仅有5个场馆（约8.9%）完成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施工作并取得认证，而其余的场馆（约91.1%）则没有开始相关的认证工作。

1.2队伍建设精细化工作的统计

在科普场馆调研所设计的队伍建设精细化方面，我们从3个方向入手研究，分别是：岗位分级目标责任制、考核制度和评价机制及培训管理制度建设。首先，超过2/3的受访场馆实施了岗位分级目标责任制，即有41个场馆（约73.2%）有此项方面的相关制度或措施等建设，有15个场馆（约站26.8%）则没有；仅有1/3的受访场馆(19个场馆)同时开展了考核制度与评价机制建设，而约2/3的场馆（36个场馆，约占64.3%）只具备考核制度方面的相关建设，而有1个场馆则均无开展考核制度和评价机制建设（约占1.8%）；在培训管理制度方面，大部分的受访场馆（54个场馆，约占96.4%）都实施了相关制度或措施等建设。

1.3展项研究管理精细化的统计

在科普场馆调研所设计的展项研究管理精细化建设方面，我们主要以从自主研发方向入手研究，具体包括“有无系统成熟的展项研究管理办法”“有无自定年度展项研究计划”“有无跟进展项研究管理过程及时掌握研究情况”，以及“有无展项研究评价体系”。在受访的科普场馆中，1）在系统成熟的展项研究管理办法建设方面，仅有6个场馆（约占10.7%）有此项方面的相关制度或措施等建设。2）在自定年度展项研究计划方面，仅有11个场馆（约占19.6%）有此项方面的措施；同时另有5个场馆仅有展品的年度采购计划。3）在跟进展项研究管理过程及时掌握研究情况方面，有13个场馆（约占23.2%）此项的相关制度或措施等建设。4）在展项研究评价体系建设方面，仅有5个场馆（约占8.9%）具备。从上数据可见，受访场馆在展项研究管理方面举措较弱，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的目前国内科普场馆的展项展品开发还是以通过采购市场上现有的产品方式为主，缺少对结合自身展馆特色和展教资源的自主研发、二次开发或功能拓展等。

1.4在服务管理精细化的统计

在科普场馆调研所设计的服务管理精细化建设方面，我们主要以从3个方向入手进行研究，具体包括“有无系统规范的观众服务规程和指南”、“有无考核评价体系”“有无定期开展服务满意度市场调查”。从上数据可见，大部分受访场馆均较重视服务管理的精细化，有49个场馆（约占87.5%）具备系统规范的观众服务规程和指南建设；超过一半的受访场馆（31个，约占55.4%）具备考核评价机制措施；有44个场馆（约占78.6%）开展定期服务满意度市场调查，另有1个场馆开展了不定期的服务满意度市场调查工作。

1.5在安全管理精细化的统计

在科普场馆调研所设计的安全管理精细化建设方面，我们主要以从两个方向入手研究，具体包括“有无制定合适的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和指引”、“有无重大情况的应急预案”。以上数据可见，所有的受访场馆均重视安全管理，受访的56个场馆在制定合适的安全工作规章制度和指引建设、以及重大情况的应急预案方面，均制定了相关的措施。

2结论

从调查的数据发现，目前大部分的国内科普场馆都在场馆运营质量管理标准化方面花费大量的投入和创建工作，而在质量管理精细化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从目前全国各地科普场馆管理现状来分析，基本上都把场馆物业管理工作中常规性的公共服务部分对外完全社会化管理，即委托专业物业管理公司、企业负责该项目工作，科技馆仅对其完成情况进行目标考核。对于和科普场馆的安全运营管理有关方面，重视程度尤为突出，“安全第一”的意识在受访的所有科普场馆中都能充分体现。关注公共安全，充分利用人防、技防及物防等手段来提供公共场馆的安全服务，为科技馆与公众提供舒适安全的参观环境。在服务管理方面，对于来访参观公众的服务意识还是蛮重视的，大部分的科普场馆均按各馆自定的规范规程和指引来提供相应公共服务、科普服务及一些便民措施，使观众能舒心地感受科技馆这个启迪智慧，传播科普殿堂的独特氛围。在队伍建设方面，对于各岗位设置、岗位目标责任制、人才培养、管理培训等都下了大功夫，均制定了相应的制度措施。但在引入相关科学性或客观性的评价机制方面，如：队伍建设、展项研发、服务管理、服务效能和效率等，除了小部分的科普场馆已开始尝试性地自行开展此项工作外，目前大部分的场馆均没有开展此项工作。若从引进第三方机构和企业对场馆自身上述项目的建设，甚至从场馆管理和服务的效能、效率和效益（“三效”）三方面来进行相应评价或评估工作的考虑，目前基本上是还没有真正涉及或实施。在展项展品自主研发方面建设，对自身场馆教育资源的二次开发或深度开发还较为缺乏，资源的充分利用仍不足够。调查中发现，仅有极少数的场馆尝试自主研发展项展品。目前大部分的场馆主要是从市场上直接采购现成的产品为主。受访的大部分科普场馆对展项研发的评价机制的认知度普遍不高，缺乏对展项产品研发发展态势和国内外科技馆展项管理新方法等的常年性清晰准确的跟踪和关注。基本上他们都是根据过往采购展项产品的经验、或产品的欢迎程度作为评判和采购的标准。受制于多以展项展品采取对外采购来满足场馆自身的更新改造，故一般缺乏制定展项展品的年度研发计划工作措施。从对各馆开展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施工作调研情况来看，虽然标准化管理是第一步，但调研结果却不容乐观，仅有5个场馆实施并取得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的开展均与科技馆本身的体制、运营机制、财政支持度、管理层重视程度、运营经费投入和管理模式等有密切关系。认证工作的过程需要长期的人、财、物力投入和全程参与，同时也与场馆的各级部门和全体员工坚定和稳定的执行力有着长效性的关联。目前大部分的场馆对于《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的认知度和执行实施还是比较到位的，但对于在管理、服务和运营上标准化，以及质量管理体系实施精细化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更难以提及到实施人性化管理，这实际上很大程度也影响了我国科普场馆的发展和在可持续发展中的竞争力。

3对策和建议

现代管理已经进入精细化管理的时代，正想人性化管理迈进。如果说，科普场馆还处于比较粗放式经营管理的境地，那么现在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和实施精细化管理，使科普事业迈向新的台阶。科普场馆要在不断丰富展教内涵、在展示上创新的同时，在管理和服务标准化基础上也应不断拓展、提升科学传播职能。但是，由于质量管理精细化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科普场馆人、財、物力等，需要重细节、重过程、重基础、重具体、重落实、重质量、重效果以及整体执行力，而目前科普场馆在这方面的举措仍相当薄弱。基于对国内科普场馆的抽样调查分析，我们就科普场馆质量管理精细化开展提出以下的意见和建议。

3.1善于利用现有的展教资源和展研力量，开展展项展品的自主研发与管理

科普场馆作为学校正规教育的有效互补，以灵活多样、生动有趣的展教形式向公众提供传播科学知识，是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促进全民终生学习的科普教育基地。科普场馆通过对丰富的教育资源进行再次开发，展项展品自主创新开发，强化展项展品研发的学术理论和成果支撑，结合自身地域特点和资源优势创新展览的主题和内容，要在科普展览展示手段方面下功夫。尤其是科普场馆更新改造工程要注重科技创新集成的应用和展示，通过集成创新的传播方式、集成创新的科普内容、集成创新的运作模式，使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多的接触科学、了解科学，将科技馆打造成公众喜爱的最新科创成果集成展示基地。

3.2充分认识引入相关评价机制的重要意义，加强精细化管理

目前我国科普场馆对评价机制的理论基础缺乏深入的分析，评价的范围和层次界定比较混乱，更缺乏相应的标准和指标体系，导致管理和服务的效能、效率和效益并未充分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把精细化管理的评价机制引入应用于我国的科普场馆建设和运营管理中，甚至通过借助第三方客观的评价和评估，有助于分析与揭示科普场馆在运行管理中的不足，以评促管，落实以服务评价和合理奖惩机制促进改善服务水平,发挥以人为本的管理激励功能。同时通过研究出一套具有我国特色的科普场馆的精细化质量管理的理论、模式和实务操作流程、规范，探索建立长效的创新机制，以此创立形成一个交流学习平台，更好地实现科普场馆的基本功能和社会效益，同时也为政府和管理机构提供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意义。

3.3加强受众调查研究，准确把握科普场馆的角色演变与发展趋势，提高精细化管理前瞻性

科技馆事业发展好与否，其社会效益参考评价指标因素之一，就是公众对其喜好、参与度、特性和来访人流量如何等。科普场馆应联合相关的专业研究机构或委托第三方市场调研策划机构，进一步针对不同目标群体和公众的喜好和需求，细分各类群体，结合科普场馆自身资源内容亮点，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科学方法，科学的数据采集、复核、处理、分析，结合定量调查和定性调查结果进行深入研究。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市场调查和分析研究，了解国际上的新趋势、新理念、新技术、新经验，找出自身存在的不足，关注展教内容的社会效应和公众反馈，拓展教育功能的深度和广度，构建服务管理体制，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3.4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培养资源和专业化的人才评价体系，壮大精细化管理人才队伍

要在队伍建设上下功夫，发挥其专业优势。各科普场馆应建立一套专门的人才队伍培养和管理的评价机制或评估体系，通过对人才队伍其不同阶段发展和能力特性进行持续性的评价，实现动态化管理,从而适时调整和优化人才队伍培养和建设方案，加大青年专业人才队伍扶植力度、加强管理层和员工轮岗交流力度。同时利用各科普场馆各自资源、地区优势，探讨馆际间的人才交流培养深造合作模式，启动各馆间的人才交流，有助于科普场馆实现人才资源共享和推动整体行业专业人才链发展，打造科普场馆高端人才的蓄水池，为科普场馆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作者：萧文斌 梁皑莹 陈之明 单位：广东科学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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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龙金晶，刘玉花.世界科技博物馆教育的角色演变与发展趋势研究[J].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16（1）：27-34.

第7篇：海洋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 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 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 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 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着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 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 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着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着《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着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 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着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 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着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 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 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 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 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 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 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 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 society)的研究, 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 method)。 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 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着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着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 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着。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 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 虽然这一批着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 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着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着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着,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着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 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 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 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 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 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着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 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 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 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 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 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 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 and 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 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着,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 and 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 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 )〔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 studiesof scientific work), 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着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着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着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 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 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 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西藏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 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 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 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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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Bruno Lalour: Laboralorg Life PrinCETon UnicversityPress,1986,p.278.

    [12] Karin D.Knorr-CETina: The Monutacture of Knowledge,Pergamon Press,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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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韦伯、帕森斯、格尔茨》,《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p.106—110.

    [16] 格尔茨:《地方性知识》,《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91,p.93.

    [17] Slacie E. Zabushy: " Multiple Conlexts,  MultipleMeaning: Scientist in the Europea Space Agency, in "Knowledgeand Society, Vol.9.".

    [18] M. Collon and J.Law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o-technicee Networks: Content and Context Revisited",  in"Kowlege and Society, Vol.8,1989 Sludies in the Sociologg ofScience Past and Preseut, JAL Pres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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