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基本制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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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税收基本制度范文

摘要：本文所分析的特大型企业集团税收政策筹划是一种高层次的对税收政策的筹划。本文依托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税收政策筹划的可行性、逻辑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税收政策筹划的基本策略。

0引言

本文所说的特大型企业集团是指资产雄厚、实力强大，且产品生产具有高投入、高技术、高风险特征的大型企业集团。我国石油、钢铁、电力等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就符合上述特点。由于这类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一般处于基础地位，举足轻重，其兴衰成败关乎国计民生，因此，这类企业除进行一般性的、技术层面上的税收筹划以外，还应该在不违背税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结合自身生产特点和产业特征，积极从事税收政策层面上的所谓“税收政策筹划”，争取有利于自己的税收制度安排。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某些大型企业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这种税收政策筹划实践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但对这种特殊的政策层面的税收筹划的理论分析，还没有充分引起人们的关注。基于此，本文在下面的论述中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我国特大型企业集团税收政策筹划的可行性进行理论论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税收政策筹划的逻辑路线和筹划策略。

1税收制度非均衡:税收政策筹划的起点

同一般性的技术性税收筹划不同，特大型企业集团实行的税收政策筹划是一种高层次的税收筹划，其筹划的对象是“税收政策”，即在对国家税法或税收政策合理筹划的基础上，探索既符合自身特点又能促进国家和企业双方利益怕累托改进的行业税制，推进国家税收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税收政策筹划得过程是一种以新的更有效率的税收制度来改进、替代另一种税收制度的过程，其实质上是一种税收制度的创新活动：特大型企业集团发现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从而产生的税收制度创新需求，政府根据这一制度需求对税收制度的供给进行调整，以实现新的税收制度均衡。

特大型企业集团税收政策筹划的起点是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税收制度均衡是指税收行为主体对既有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意状态。与此相反，税收制度的非均衡则可理解为税收博弈的参与人对现行税制的不满意状态，从供求关系看，它是指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不一致的一种状态。在税收政策筹划的实践中，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主要表现为税收制度的需求缺口，即对新的税收制度需求的产生先于该制度实际供给的形成，从而造成税收制度有效供给的不足。特大型企业集团对税收政策的筹划实际上就是对税收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应。

税收制度非均衡的原因主要是源于税收政策实施中的统一性与行业执行特殊性的矛盾。众所周知，国家层面上的税法与各种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基于全国“一盘棋”的考虑，它强调全局性、统一性、整体性。但从现实的情况看，由于国民经济中各行各业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就使形式上公平的税收法律和政策在实施中出现了结果上的不平等。以石油行业为例，1994年的税制改革确立了生产型增值税作为我国流转税的主体税种，这一税收制度安排虽然对于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它忽视了行业间的差异及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的特殊性，导致石油企业的税负大幅度上升。1993年石油企业的税费总额为65.1亿元，1995年上升为178.9亿元，上升幅度为173.5％。显然，这种不平等压抑了行业生产的积极性，势必会影响到该经济主体的利益，导致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失去同其他同类企业竞争的公平性，从而导致效率损失。因此税收制度的非均衡必然意味着现行税制安排的净收益小于另一种可供选择税制安排的净收益，而基于行业特殊性的对原有税法与税收政策的部分的修正和改进，正体现了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由于这种改进符合公平与合理的税收原则，国家的利益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因为行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将大幅度增加，这就形成了税收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导致新的潜在的制度需求，从而构成了税收政策筹划的逻辑起点。

2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变迁：税收政策筹划的逻辑路线

税收政策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税收制度的非均衡表明了潜在收益的存在，而这种潜在收益在现存制度中是无法获取的。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这种潜在收益。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轨迹就构成了税收政策筹划的逻辑路径：税收制度非均衡潜在收益税收制度需求税收制度供给税收制度新的均衡。

根据这一逻辑路径，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税收政策筹划的出发点，并意味着税收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进而导致对新的税收制度的需求，政府和税务部门应该在这一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变迁。

总之，税收政策筹划反映了特大型企业集团对新的更合理的税收制度的需求，进而推动了税收制度的创新，这个过程是潜在收益化为现实收益的过程，是国家和企业双方受益“双赢”的过程。另外，税收政策筹划承认了上述特大型企业集团在税收制度形成和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即这些大型企业集团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家既有的税收制度，作为市场竞争和国民经济建设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它还是我国税收制度创新的主体。近年来我国某些特大型企业集团（如中国石油集团）税收政策筹划的实践，就体现了这一点。而这正是税收政策筹划可行性的基本依据。3特大型企业集团税收政策筹划的基本策略

由于特大型企业集团的税收政策筹划是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筹划，它要改变不合理的、与行业特征不适应的税收政策，实现税收制度创新，与一般性的技术层面税收筹划相比，税收政策筹划实际上是特大型企业集团与国家税务部门在基于双方利益共同改进前提下的博弈过程。根据上述税收政策筹划的逻辑路径及特征，特大型企业集团对税收政策筹划的基本策略如下：

（1）研究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把握税收制度的变革方向。进行税收政策筹划的企业首先要深入研究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准确把握税收理论的前沿和税收制度演进的规律。只有准确把握税制完善的方向，才能为税收政策筹划营建一个成功的平台。

（2）善于发现国家现有的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性。国家的税收制度的设计均是从全局和宏观的角度出发，这是由政府所处的地位决定的。而国民经济的各行业却是具体的、特殊的。只有善于敏锐地发现并深入研究国家现有的税收政策对行业生产的非均衡性，才能提出合理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建议。

（3）提出税收政策筹划的理论依据。作为一种特殊的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筹划，不能将税收政策筹划片面地理解为向国家“要政策”，税收政策筹划要遵循“有理”的原则。我国石油企业在进行石油增殖税筹划时就提出石油全生产过程理论作为其筹划依据，成功地进行了石油增殖税的筹划，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

（3）加强与国家税务机关的交流与沟通，形成税制改革的基本意见。企业要向国家税务机关如实地反映情况，强调现有的税收制度由于对行业生产的不适应性，最终会损害国家利益，从而提出兼顾企业和国家双方利益格局的税收制度的改革方向。

（4）形成具体的国家税收修正政策的实施细则。作为税收政策筹划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在国家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形成既体现国家利益，又反映行业特殊性的具体的国家税收修正政策的实施细则。实施细则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税收政策筹划的完成。

4简短的结语及意义

上述分析表明，特大型企业集团的税收政策筹划是一种特殊的、高层次的税收筹划，它具有一般性税收筹划的所有的特点，但又具有一般性税收筹划不具备的特征。首先，筹划的重点不同。一般性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投资及其生产经营过程中，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税法所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对企业经营、投资、理财等事项中的纳税活动进行事先安排和筹划的一项会计工作。而特大型企业集团税收政策筹划的重点是对国家税法或国家的税收政策的筹划，即在对自身生产特点和产业特征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既符合自身特点又能维持国家和企业双方利益格局的原有税收政策的修正和改进方向，从而实现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其次，筹划的目标不同。一般性税收筹划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自身的纳税支出为目标，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负税相对最小化，实现企业税后利润最大化或股东权益最大化。与此不同的是，由于进行税收政策筹划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生产经营的特殊性，税收政策筹划的目标是在对国家税法或税收政策合理筹划的基础上，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行业税制，同时推进国家税收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第三，筹划的层次不同。一般性税收筹划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税收筹划，是在现有的或不改变税收制度前提下，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节约税收成本，获取税收收益。而税收政策筹划是高层次的筹划，它要改变不合理的、与行业特征不适应的税收政策，推动国家税制的改革与创新。

从总体上看，税收筹划在我国起步较晚，而特大型企业集团对税收政策进行筹划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更是新生事物。上述表明，税收政策筹划是一种特殊的、高层次的税收筹划，对税收政策筹划的含义、特征及筹划的策略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不但可以丰富我国税收筹划的理论，对于税收筹划的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可以实现公平税负的目标，为提升我国特大型企业集团国际竞争力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对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诺斯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李庚寅，胡音.我国税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4.3

第2篇：税收基本制度范文

铜仁地税作为地区的一大经济管理部门，面对铜仁地区蓄势待发的改革发展大潮，是主动融入参与搏击，还是被动卷入随波逐流，这是每个税务干部都应深刻思索的问题。我想，每个税务干部选择的都应是前者。因此，铜仁地税要完全适应新形势提出的工作要求，必须夯实基础。

一、铜仁地税系统全体税务干部都要努力做到“八个基本合格”，即基本程序规范，执法严格公正；基本职能清晰，岗位职责明确；基础税源清楚，管理监控到位；基本制度健全，工作衔接紧密；基础管理牢固，纳税服务优化；基础资料齐全，信息数据准确；基本手段齐备，应用准确快捷；基本技能达标，人员素质过硬。

二、扎实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我们要全面推进人才兴税战略，把提高地税教育培训质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培训首先应从最基本的法律法规和计算机运用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努力实现规模和质量、效益的统一。

三、整合税收征管资源，积极探索建立税收分析、纳税评估、税源监控和税务稽查的互动机制。一要扎实推进企业纳税评估，认真贯彻落实纳税评估管理办法，建立科学、实用、细化的纳税评估指标体系，有针对性地对重点企业开展纳税评估；二是依托信息化进一步落实纳税人户籍资料的“一户式”管理，及时归纳、整理和分析户籍管理的各类信息，加强与国税、工商、银行、公安、统计等部门的协作，构建纳税人户籍管理的信息网络；三是计统部门要充分发挥数据库的优势，对各税种收入增减变动、各征收单位收入变动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为征管部门提供工作切入点参考；四是征收管理部门和稽查部门要通过定期信息交换、专题工作会等工作形式，及时传递税源变动、税源监控等情况，从中找到薄弱环节，及时将税源转化为税收；五是税政部门则根据所管税种政策的变化和收入增减进行调研和分析，及时向计统、征收、管理、稽查提供调查分析成果。

通过上述几方面工作的开展，我们就有把握全面完成铜仁地税“十一五”期间的预定目标：一是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确保税收收入随经济发展平稳较快增长；二是税收制度改革和税收行政管理改革取得新的进展，各项税收政策和征管制度进一步落实，使税收制度、征管体制和内部管理机制逐步完善，税收调节经济和调节分配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三是各级领导班子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意识有较大增强，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大为提高，广大税务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明显提升。（作者系铜仁地区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第3篇：税收基本制度范文

人权入宪也使得中国的人权成为宪法层面上的最高法规范、最高法价值与基本立法原则。各有关部门法的制定、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都应遵循人权保障原则，尊重人权、保障人权。税法部门自不例外。从实证的角度来看，税收作为一种以法律为支撑的行政权力，是对私人财产的合法剥夺；从宪法层面来看属于侵权法，是对纳税人利益的侵犯。作为税收之法律规范载体的税法与人权具有天然的、历史的关联性。税收立法、税法制度应充分尊重人权、强力保障人权，责无旁贷。税法法域涉及人权保障的方面林林总总，本文只就税收征管立法及其相关法律制度如何体现与完善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进行探析，并期冀能为我国《税法通则》的制定提供借鉴。

一、税收保全、税收执行措施中纳税人生存权的保障

尽管自古至今，对于人权的范围与种类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在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的这一点上，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大致已达成了共识。生存权，是人自由、独立、尊严的生存的权利，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剥夺。

就税收征收法律制度而言，如何尊重与保障纳税人的生存权，如何防避威胁与危害到纳税人的生存权，主要表现在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等税收征收保障制度上。实际上，我国2001年修订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在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等制度的安排上已经体现出了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保障。只是不无遗憾的是，就笔者所见的资料范围而言，尚未有见到有关的论述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说明。该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范围之内。”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并在第四十二条中进行了总括性的重申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不得查封、扣押纳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又用排除法从反面规定了“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的范围，其第五十九条规定，机动车辆、金银饰品、古玩字画、豪华住宅或者一处以外的住房不属于《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所称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税务机关对单价5000元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不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其第六十条界定了“个人所扶养家”的范围，是指与纳税人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直系亲属以及无生活来源并由纳税人扶养的其他亲属。

从保障纳税人生存权以及其所抚养的未成年子女的受教育权的角度考量，立法还应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个人储蓄、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养老保险金以及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储蓄，也不在税收保全措施与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

二、延期纳税制度中职工生存权的保障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延期纳税制度，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一条所称特殊困难：(一)因不可抗力，导致纳税人发生较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较大影响的；(二)当期货币资金在扣除应付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后，不足以缴纳税款的。该条的第二项体现出了对企业纳税人职工生存权的保障。

三、税收优先权制度中生存权的保护

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税收优先权制度，它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

从人权保护的角度，这里需要探讨两个问题。

第一，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体现了作为公法上的税收债权优先于无担保的私法债权获得保障，但它只是一般适用的原则，而非绝对普遍适用的原则。本着基本人权至上的原则，基本人权，尤其是生存权则要优先于税收债权。因此，出于并仅仅限于保障基本人权的正当目的，在其他法律另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税收债权应当劣后于无担保债权。例如在企业破产清算时，税收的清算位次要劣后于体现人权保障目的的职工债权。我国2006年出台的《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同时，新《企业破产法》出于对破产企业职工生存权的特殊保护目的，还特别规定了在新法公布之日前的职工债权甚至要优先于担保债权。该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本法施行后，破产人在本法公布之日前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清偿后不足以清偿的部分，以本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特定财产优先于对该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受偿。”

另外，为了体现对基本人权的保护，未来的我国《税法通则》在确立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原则的情况下，还应当用“但书”规定：“税收不得优先于纳税人购买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用品所形成的无担保债权。”从而更充分地保护作为普通债务人的纳税人的生存权。

第二，关于税收优先于在欠税后所形成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担保物权的问题。从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角度，立法作这样的规定有其根据与必要性。但假如某个担保物权是担保物权人为了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而与欠税的纳税人进行交易所形成的，此时税收债权还要优先于担保物权获得实现，不仅有损担保物权人的生存权，不符合保障基本人权的正当目的性，还有违“物权优于债权”的民法原则。因此，本着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与国家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在起草中的《税法通则》中可作如下规定：“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但不得优先于担保物权人为了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而与欠税的纳税人进行交易所形成的担保物权。”

四、税务检查制度中纳税人隐私权与机密权的保障

第4篇：税收基本制度范文

关键词：企业；年金；税收；支持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6-0055-02

1 企业年金的含义与特点

1.1 企业年金的含义

企业年金，也称为职业年金、私人养老金、或者雇主发起退休计划。我国将企业年金的概念定义为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建立的，旨在为本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的制度。企业年金制度既不同于养老社会保险，也不同于商业保险，是现代多支柱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补充，其直接目的是提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水平。

1.2 企业年金的特征

1.2.1 主体的非政府性

企业年金主要是由企业或行业举办的计划，举办的企业是计划的主体，政府对企业年金不承担最终责任。政府给与一定的指引和政策的指导，但从年金的缴纳到年金的运营和发放，政府都不是主体。企业年金的这一特征决定了能举办企业年金的社会必须具有相对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氛围，同时政府行为能对经济的发展给与正确的引导。

1.2.2 计划性

企业年金在职员退休后为其提供长期津贴，用于保障退休后适当的生活水平。这一计划操作比较透明，职员可随时了解个人账户信息。职员离职时可以对己归属金额申请转移，也可继续保留个人账户。同时建立企业年金的初衷就是对公共基本养老保险进行有效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在实际操作中，不应该在不成熟的市场环境和经济条件下盲目的开展企业年金计划。企业年金的存在和发展不能妨碍基本养老保险的发展。

1.2.3 公平性

职员在计划中的缴费越多，在退休后的发放中将会收到与缴费成正比例的收入。同时只要是参加计划的职员都会分享基金的增值，基金投资收益实行完全分配。

2 企业年金与税收政策的关系

企业年金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可以降低公共养老金的替代率，减轻政府在筹资、管理和支付等方面的负担，缓解政府的社会养老保险压力。当企业年金仍处于初期阶段的状态下时，大部分企业缺乏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动力。作为举办年金的主体，企业是否有内在激励和外在压力是影响企业年金发展的关键。税收政策作为国民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对企业年金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国外企业年金计划的迅速发展，都与这些国家采取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政策密切相关。从企业年金的法律关系和运行管理来看，它是一个长期承诺的、受法律保护的延期支付合同。通常情况下将企业年金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缴费阶段、投资收益阶段和领取阶段。实际上，企业年金的三个阶段都受到税收政策的影响。在缴费阶段，涉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年金投资收益阶段，涉及利息税；在领取阶段，涉及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因此，企业年金的发展受税收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和深远的。

但是建立企业年金制度意味着增加企业的成本，在没有强制要求的前提下，企业一般不主动建立年金制度；同时员工对工资的需求大于对福利的需求，往往成为企业制定人力资源激励制度的依据。企业宁愿以货币方式支付报酬，而不愿建立企业年金制度。总体来说，我国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建立企业年金的直接动机，如果没有优惠政策，就更加不愿为员工建立企业年金。在这种情况下，最具有激励作用的举措是：政府对开办年金计划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比如美国著名的401(k)计划，为雇主和雇员都提供了税收方面的优惠。税务机关，既向年金出资者提供税务优惠，又通过税务政策调整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出资水平，避免向高收入雇员过分倾斜，还被赋予执行养老金计划最低标准的责任，以保证计划有足够的资金支付雇员津贴。为此可以看出国家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对推动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和规范企业年金的运作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税收政策。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税收优惠，这种自愿性的企业年金计划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对企业来讲，如果国家允许雇主向企业年金计划的缴费在税前扣除以及对企业养老储备基金取得的投资收益免税，那么就可以达到鼓励和激励企业建立该计划的目的。对员工个人来讲，由于个人所得税使用累进税率，所以对员工向企业年金计划缴纳的保险费给予免税的税收优惠措施，可以使员工避免在工作期间按较高的边际税率缴纳个人所税。由于员工在退休期的整体收入水平下降，这种养老金适用的边际税率会大大降低。在个人所得税制度下，员工取得的工资不仅要纳税，而且将税后工资进行储蓄所得到的利息也要缴纳所得税，如果政府对企业年金计划的投资收益免税，那么即使国家同时还规定退休员工从企业年金计划领取的养老金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不考虑推迟课税给员工带来利益的情况下，员工最终也能够从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优惠中获益。

3 我国年金税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企业年金的税收政策不统一

由于各地对企业年金缴费的税收方式不统一，有的优惠多，有的优惠少，有的干脆没有，这样，从企业角度看给那些在不同省市有分公司的跨地区大型企业带来了实际操作中的困难。从国家角度看，有些地方规定企业年金免税缴费率过高，造成国家财政的损失。此外，由于政策模糊及监管不力，一些企业在地方法规没有做出税收优惠的情况下，违规将企业缴费甚至将个人缴费部分全部列入成本，呈现出各企业各行其是的混乱状态。

3.2 税收优惠政策缺乏

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政策规定上看，2000年国务院出台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规定，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可以从成本中列支。但试点工作目前仅在辽宁省和极少数试点城市进行；少数非试点地区出台了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而全国大多数地区尚没有正式出台针对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缺乏建立企业年金的动力；二是从涉税环节上看，在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及各地方政府的有关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政策性文件中，对投资运营阶段，没有税收优惠政策，相应的投资收益仍需纳税；对缴费阶段中的个人缴费基本上也没有税收优惠，个人的缴费仍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也使企业年金计划的吸引力大打折扣。税收优惠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现行的税收优惠中的最高免税比例过低，且灵活性太差。在少数实施税收优惠的地区，如深圳、大连，不少经济状况较好的企业抱怨目前的最高免税比例过低，不能满足其实际需求。

3.3 缺乏有效的企业年金财税监管制度

尽管我国有些地区己经出台了相应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但由于企业年金财税监管制度的不健全，并没有都真正落实。税监管制度的不健全，并没有都真正落实。比如浙江在2003年就在全国率先推出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规定补充养老保险在不超过本企业工资总额5%的范围内，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但这一好政策在浙江却因缺乏条件，难以施行。主要原因在于目前企业年金的操作很不规范，如果一旦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一些企业很可能会借机找空子逃税，而目前还没有切实可行的堵住漏洞的办法。企业年金操作的不规范，财税监管制度的缺位使其成为了企业洗钱、逃税的工具，而企业职工根本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福利。

4 完善我国企业年金税收支持政策的措施

4.1 确立年金税收支持政策的原则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企业年金发展，应构筑有利于兼顾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利益关系的、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成本节约的企业年金税收政策，从而完善我国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减轻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冲击，在我国全面构建公平和谐的社会。(1)鼓励企业年金发展原则。要推动企业年金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必须要充分调动企业年金需求方即企业和个人参加该计划的积极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及完善的税收政策体系是最有效的政策措施。对企业来说，允许其向企业年金计划缴费税前扣除的政策及投资收益免税政策可以使企业以较低的成本举办和运营企业年金计划，有利于企业年金制度的建立；对个人来说，对其缴费实行免税及延税政策又会在事实上增加个人福利，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激励个人接受并参加企业年金计划。(2)考虑财政负担能力原则。国家在通过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同时，也减少了税收收入，给财政带来一定的压力。因此，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制订必须要考虑财政负担能力，应当具有适度性，税制设计既要能够保证有利于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又要避免过度的税收优惠增加财政负担。(3)效率与公平相统一原则。企业年金基金实行的是完全积累制，由于其不像公共养老金那样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而显得更注重效率而非公平。因此，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的制订方面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应兼顾公平，既要有利于扩大企业年金计划的覆盖面，又要避免对高收入者的过度优惠；既要继续激励效益好的企业举办企业年金计划，又要避免因税惠政策的实施而人为拉大不同效益企业之间的差距。只有站在公平角度考虑，针对不同雇员、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税收政策，才有可能解决效率与公平间的矛盾，给不同的退休员工以较为公平合理的企业年金待遇，从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4)减少征管成本原则。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体系建设既应注意全面性、具体性，也应注意税制的简化，使之易于理解和执行，从而减少征管成本；而且考虑到举办这一计划本身也会增加企业及税务部门的费用支出，所以税制设计方面也要本着费用节约原则，将不必要的开支减至最低限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为征缴双方提供便利，促进企业年金制度发展。

4.2 实行企业向企业年金账户缴费的个人所得税减免

根据国外大多数国家如德国、奥地利、丹麦、瑞典等的规定：“雇主缴费并不构成雇员应纳税的附加福利”，也就是说，对于雇主缴费部分，可以从雇员应纳税所得中扣除，完全免征个人所得税。借鉴国外经验，我国要鼓励企业年金的发展也必须给予雇员个人以同样的免税待遇。我们知道，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雇员的拥护。假如企业向雇员个人增发工资或现金福利，雇员需就总体工薪收入超过免征额的部分当期缴纳所得税；而若企业向企业年金账户的缴费仍需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话，那么个人从这一计划中不仅无法得到任何税收方面的好处，而且还会因延迟得到收入推迟消费而使效用水平降低，因而会坚决抵制这种制度的建立。所以对于企业年金计划中企业缴费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个人无需当期纳税，相对当期现金收入来讲就会产生既得利益，雇员个人也就会更赞同企业举办企业年金计划，而这无疑对于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4.3 实行个人向企业年金账户缴费的个人所得税减免

我们认为，对企业年金账户的个人缴费既不应当完全免税，也不应当完全征税，而是应采取折衷的办法，实行部分免税政策，即允许个人缴费部分在工资的一定比例范围内进行税前扣除。对个人缴费部分不易实行完全免税政策的原因在于：虽然实行这种政策能够极大地刺激个人对企业年金的需求，鼓励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但是总体上讲，最先举办和最愿意举办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往往效益较好，个人收入较高，那么若再对这一高收入群体的缴费全部免税的话，必然会加剧社会不公现象，而且还有可能导致高收入者通过向企业年金账户超额缴费来避税的情况发生，

所以完全免税政策不可取。同时，对于个人缴费部分全额征税也不是最优选择。因为企业年金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还并不为大多数人所认知和接受，其个人缴费仍有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强加的乱摊派性质的政府行为；况且就目前基本养老金缴费的收缴情况来看，即便是全部免税，也存在难以全额征缴的状况，所以现实中对于需求弹性较大的企业年金个人缴费部分也需要给予以适当的税收减免激励。而且考虑到此时对个人缴费部分全额征税后再对企业年金领取阶段征税，有可能导致重复征税情况发生，所以部分免税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种状况。在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的情况下，允许个人缴费部分在多大比例范围内税前扣除，可结合企业缴费部分共同加以考虑。

4.4 对企业年金领取阶段进行征税

对退休人员在领取阶段领取的企业年金需征收个人所得税，这种选择不仅是基于我国年金模式自身优势的考虑，而且还有其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首先，从企业年金的性质来看，企业用于企业年金缴费时的资金来源基本上都是出自增发工资或福利费用，实质上也就应属于个人的工薪所得，只是从个人领取的时间方面看，它相当于一种延期支付的就业所得，应该征收个税。其次企业年金应税所得额的确定由于企业年金作为基本养老金的一种补充、提高，应当在个人退休后逐月随基本养老金一同发放，那么企业年金是否设置免征额，设置多高的免征额，就应与基本养老金发放水平结合加以确定。目前，我国对于基本养老金领取阶段实行免税政策是由我国当前实行分类所得税制且短期内不会改变这一国情所决定的，这一规定实际上就相当于给养老金设置了一定的免征额，在此之上再依法对额外的利息、股利收入征税，所不同的只是各地区之间由于养老金发放数额不等而相当于免征额不同而已。在为企业年金确定免征额问题上应结合基本养老金发放数额并参考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水平加以考虑。其基本思路是：当基本养老金发放数额高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时，说明个人退休后生活能够达到一定水平，就不需要再对企业年金设置免征额而应全额征税；相反，基本养老金水平低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时，应就该免征额与基本养老金发放数额之间的差额作为企业年金的免征额，超过该免征额部分的企业年金收入应作为应纳税所得额。

参考文献

[1]许谨良.保险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4).

[2]劳动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中国企业年金制度与管理规范[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6).

[3]杨燕绥.养老金市场必须警钟长鸣[J].中国社会保障，2006，(8)：16-18.

[4]许玉红.企业年金会计问题探讨[J].会计研究，2004，(1)：27-29.

第5篇：税收基本制度范文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我国10多年税收管理改革实践，在解析主要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税收管理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及对策措施，以加-陕实现传统税收管理向现代税收管理转变。

伴随着新税制的实施和税收征管改革的不断深人，我国税收管理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税收管理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加人WTO后，传统的税收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正面临新的挑战，迫切要求加快税收管理的改革创新，实现传统型管理向现代型管理转变。

一、税收管理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创新税收管理理论是变革税收管理的前提。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对税收管理理论研究不够重视。税收管理理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税收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也落后于其他一些重要社会科学领域。

我国税收征管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走了10多年。税收征管改革从一开始就缺乏科学的理论准备和理论指导。税收征管改革基本上是凭经验和直觉进行。在解决改革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徘徊。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的“征、管、查”三分离或二分离的摸索，还是新税制实施后，对传统专管员制度全面改革，所形成的“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征管模式，以及进人21世纪后，采取科技加管理措施，以信息化推进专业化的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未能从理论上对税收管理改革目标体系进行深人系统地研究，在科学把握税收管理的本质、规律、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税收管理改革的基本理论框架，给予税收管理改革坚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因此，在改革的目标方向上，缺乏准确清晰的定位。目标设计缺乏系统论证，征管改革的框架和基本模式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对征管改革的方向经历了反复探索和较长时间的认识过程；在改革的思路上。始终循着相互制约的指导思想，沿着职能划分的思路。把分权制约过多地寄望于征、管、查职能的分解上。追求税收征管的模式化；在改革的范围上，侧重于税收征管的改革，忽视税收行政管理的改革。未能把对以纳税人涉税事项为主要管理对象的税收征收管理和以征税机关、征税人为主要管理对象的税收行政管理作为改革的整体进行系统设计，忽视人力资源的配置管理和开发利用；在改革的进程上，对不同地区制约征管改革的因素研究不够，缺乏整体规划。常常处于走一步看一步，造成各地改革进度不一。带来征管业务的不规范、信息技术应用的不统一。由此导致税收管理改革走了一些弯路，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增大了改革成本。

当然，税务部门在改革实践中也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但主要还是停留在对改革方案的修修补补。疲于寻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措施上，缺乏在税收管理改革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解决税收管理改革中的问题和矛盾，加快建立现代化税收管理体系，提高税收管理水平，必须创新税收管理理论。

推进税收管理的理论创新，首先要转换传统税收管理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注意在改革实践中进行税收管理的理论探讨，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把成功的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其次，要注意研究借鉴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和工商管理领域发展起来的管理理念、原则、方法和技术，结合我国税收管理的实际，创造性地加以吸收和运用，形成适合中国税收管理特点的新思想、新方法、新体系，并在指导税收管理改革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发展；还要注意不断研究税收管理的内在规律、原理和发展趋势，善于抓住揭示税收管理内在客观性的发现性认识，创造税收管理科学的前沿理论。通过寻求税收管理理论突破与创新，推动税收管理的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彻底改变我国税收管理改革目标不明、方向不清的被动局面，彻底改变税收管理理念僵化、管理方式陈旧、管理手段单一的落后局面，实现传统税收管理向现代税收管理的根本转变。

二、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

科学技术是税收管理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创新税收管理离不开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撑。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税收管理正产生着革命性的影响，为创新税收管理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创新税收管理技术，以信息技术和通迅技术为基础，实现税收管理信息化是深化税收管理改革，提高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伴随着税收征管改革的深入，我国税收管理信息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人脑到电脑、从单机运作到网络运行的历史性跨越，信息技术对税收管理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税收管理技术有了重大突破。但不容忽视的是，我们不惜重金投入，购置相当数量和一定档次的计算机技术装备，与应达到的应用程度和应用效果仍有相当差距。在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税收信息化建设缺乏总体规划，软件开发应用杂乱无序，信息系统平台不统一，数据处理缺乏层次性和综合性，形成许多“信息孤岛”；信息资源利用不充分，集中分析监控能力不强，导致高技术与低效率并存，高成本与低产出共生，造成人财物的极大浪费。对此，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和吸取过去在税收信息化建设中留下的深刻教训，从战略高度推进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加强对信息化建设工程组织学的研究，克服盲目性和随意性，加强对税收管理技术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彻底改变机器运作模拟手工操作的状况，挖掘信息网络技术的潜在效能。

创新税收管理技术，实现税收管理信息化，是科技与管理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推动税收管理发展，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的过程。目的是要使人工管理与机器管理组成的整个管理体系效能最高。实现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推进税收管理信息化应突出四个重点：

其一、坚持按照一体化原则，遵循“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突出重点，分步实施，保障安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完善优化信息化建设的总体方案和具体规划，逐步实现业务规程、硬件配置、软件开发、网络建设的一体化，在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整体推进上求得新突破。

其二、从管理思想、管理战略上突破传统观念和管理方式的束缚，适应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要求，实现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互动，在现代技术和科学管理有机结合上求得新突破。通过税收管理的技术创新，改造管理流程，重组职能机构，变革管理方法，优化资源配置，规范权力运行，把整个税收管理工作有机地联系和带动起来，形成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的互动响应机制，构建起与信息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平台。

其三、利用先进的通讯和网络技术，建立多层次有针对性的税收服务技术体系。一方面大力推进网上申报、电话申报、磁盘申报、银行卡申报等多种电子申报方式，大力推进税、银、库联网，实现纳税申报和税款征收信息的网上流转，最大限度方便纳税人及时快捷申报纳税，为实现集中征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全面建立税法咨询、税收法规、涉税事项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包括提供电话自动查询和人工查询系统，电子化的自动催报催缴系统；利用电子邮件向纳税人定期提供税收政策法规信息，向特定纳税人进行有针对性的纳税辅导。利用互联网提供税收法规查询，与纳税人沟通交流，实行网上行政，网上办理涉税事项，接收对偷税违法行为和税务人员廉政问题的举报、投诉等等，使信息技术在方便纳税人，提高办税质量和效率，降低税收成本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四、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依托，把税收管理全过程纳入完整、统一、共享的信息系统，实施全方位的实时监控。一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数据处理系统。在统一数据结构和标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征收信息向地市局和省局集中，进而再向省局和总局两级集中，克服信息传递中封锁、变异和沉淀，提高征收入库操作的规范度，实现数据管理效率和质量的全面提升。二是建立以信息收集分析利用为重点的税源税基监控系统。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管理薄弱是与信息获取能力不足相伴而生的，只有信息完备才能实施有效管理。因此，在加强纳税申报信息采集管理的同时，要加快与工商、银行、技术监督、海关、公安等部门的信息交流和共享，以增强税务机关获取外部信息的能力。三是建立以依法行政为重点的管理流程控制系统。在将税收管理全过程纳入计算机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利用信息技术控制业务处理流程，减少自由裁量的环节和幅度，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参与税收管理质量的控制和改进，实现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制约，使税收管理全过程每个环节责职、每个权能行使、每项工作绩效，都能通过网络透明地呈现在管理决策平台上，提高依法行政的透明度。

三、税收管理的组织创新

税收管理机构是根据履行国家税收职能需要，围绕税收行政权力设置、划分和运行而形成的组织体系。设计科学的税收管理组织结构是有效实施税收管理的组织保证。税收管理组织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能否履行好国家税收职能，能否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影响到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的高低。

回顾我国税收征管改革历程，有关方面一直在寻求建立一个科学高效的税收管理组织体系。每次征管改革几乎都离不开对征管组织机构的撤并调整，特别是新税制实施后，征管组织机构处在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有的撤销税务所，按区域设置全职能分局；有的在分局下还设有中心税务所；有的很快又取消全职能分局，按征、管、查职能外设征收局、管理局和稽查局等专业局；有的仍留存着一直游离于机构改革之外的外税局、直属局。总的说来，这些改革措施始终没有打破原有征管机构的层级，没有跳出按征、管、查设置机构的框框，没有冲破地区行政管辖范围的界限，没有发挥运用网络技术构造组织结构的优势。税收管理组织机构庞大臃肿，管理层级环节过多，机构设置不统一，职能部门交叉重叠，权力结构过于集中，管理组织过于分散，资源配置不讲成本效益，组织结构效率低下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有些更为突出。

要从根本上解决征管组织结构问题，提高税收管理组织合理化程度，必须大力推进税收管理机构的改革创新。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税收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日益提高，税收管理机构改革创新的着力点应放在依托信息网络技术，打破部门约束和层级限制，根据税收管理的内在规律，优化管理资源的配置，使传统封闭的机械式组织向现代开放的网络化组织方向发展。一要减少管理层次，收缩征管机构，确立税收管理机构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现代管理组织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要提高组织结构效率，必须减少行政管理层次，精简管理机构，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我国目前税收管理组织结构，从总局、省局、市(地)局、县局到基层分局有5个层级，除基层分局外，有4级行政管理层。世界上很少有这种5级架构的征管组织体系。要创新税收管理组织结构，必须打破这种僵化的5层“宝塔”结构，冲破行政区划的约束，根据经济区域、税源分布、规模大小，设置税收管理机构。从改革的渐进性考虑，税收管理机构改革的近期目标可以定为实行总局、省局、市局、县局4层组织结构。今后条件成熟时，对省级局还可以进一步考虑打破行政区划，根据经济区域进行撤并，设置跨省大区局，如像人民银行跨省设置分行机构。

二要统一征管机构设置，实现基层征管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根据企业组织理论学的研究，企业管理组织机构设置通常有四种模式，即以产品为基础的模式、以职能为基础的模式、以客户为主的模式和融合前三种的矩阵模式。按照前述税收管理机构的改革目标和国外税收管理机构设置的做法，适宜采用按税种类型和职能分工相结合的模式设置内部机构。在基层局(县、区局和将来实现征管实体化的地市级局)适宜按职能分工和纳税人类型相结合的模式设置机构，除稽查局可作为外设机构外，其它专业局都应全部转为内设机构，同时还应撤销过去外设的直属局、外税局，实现对内外税、不同行业、不同预算级次企业的统一管理。基层局的主要职能是对辖区内税源税基的控管。分类管理是专业化管理的基础，对纳税人实施分类管理是国际上许多国家的成功做法。

三要构建与信息化相适应的税收征管运行机制，实现税收征管的信息化。利用信息技术改变税收管理的流程和组织结构，建立一种层级更少基层管理人员权责更大的管理体制。在县(区)局内部，根据税收征管和信息化的内在规律，重新设计和优化税收征管业务和征管流程，将咨询受理等纳税人找税务机关办理的涉税事项集中到前台办税大厅实行全方位服务，解决纳税人多头多次跑的问题；将纳税评估、调查执行、稽查审计等税务机关找纳税人的所有管理事项，集中到后台实施分类管理，解决税源税基控管薄弱的问题。

四、税收管理的制度创新

深化税收管理改革，既需要消除不适应现代税收管理发展要求的制度，更需要针对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制度安排。优化税收管理制度设计是税收管理改革与发展重要内容，也是从制度层面解决当前税收管理存在问题的必然要求。税收管理的制度创新应当紧紧围绕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和税务机关管理效能，降低税收风险即法定税收与实际税收之间差额这一税收管理目标，在税收管理制度体系优化设计上求得新突破。

当前税收管理制度创新应当突出两个重点。

(1)要着眼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促使其如实申报纳税，解决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要建立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税收服务制度。税收服务是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的重要条件，必须按照新征管法的要求，尽快将税收服务从过去的道德范畴上升到行政职责，构建起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税收服务制度体系，为纳税人提供享受各种税收服务的制度保障，包括设立多渠道政策的制度，确保所有公民享受和获得税收知识的权力，使纳税人有能力自觉、及时、准确申报纳税，减少无知性不遵从；设立以客户为导向的程序制度，确保办税公平公开，程序简便规范“一站式”服务到位，使纳税人减少“懒惰性”不遵从；设立完善的权益制度，确保客观公正开展行政复议，主动实施行政救济，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减少情感性不遵从。

二要建立以纳税评估为基础的纳税信用等级制度。纳税信用度的高低直接体现着税法遵从和税收管理水平的高低。实施纳税信用等级制度，根据纳税人纳税诚信度实行差别管理，对信用等级低的纳税人严加管理。制定鼓励诚信守信，制约惩处失约失信的政策措施，促使纳税信用成为与纳税人生存发展紧密相联的无形资产。让依法纳税者受到社会广泛尊重，使诚信纳税者得到实惠，增强忠诚性遵从的荣誉感；让失信违法者付出利益代价和荣誉代价，促使纳税人诚信纳税。同时要把建立纳税信用等级制度与建立纳税评估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建立起科学的纳税评估机制。

三要建立“轻税重罚”的违法处罚制度。增大违法成本是强化税收管理的重要举措。对外要健全偷逃税处罚管理制度，增大偷税成本；严惩知法违法者，对不按规定履行纳税义务，该罚的要罚，该判刑的要判刑，减少纳税人自私性不遵从，增加预防性遵从。

(2)要着眼提高税务机关内部管理效能，约束税务人员寻租，对工作业绩进行有效激励，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要建立科学的税收管理绩效考核制度。考核税收管理绩效是促进税收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手段。税收管理绩效考核导向至关重要。要彻底扭转过去绩效考核重收入轻管理，重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轻机关内部考核的倾向，从组织收入型向执法保障型转变。要以正确实施国家税收政策，降低税收风险为目标，将绩效监控和评价贯穿税收管理全过程，使绩效考核成为加强管理的有效手段。可以考虑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和机关内部两个层面建立绩效考核制度。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绩效考核，应从税收风险、执行政策、服务质量、人力资源利用、成本效益等方面，通过客观科学地制定考量目标和指标体系，准确评价下级税务机关税收管理的成效和不足，激励先进，鞭策落后，使之明确税收管理的改进方向。对机关内部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应重点围绕行政行为、行政过程和行政结果等方面进行考量，可采取事项与岗职相结合的绩效考核办法，通过定岗位、定职责、定事项、定人员、定目标、定指标、定奖惩等方法，充分运用计算机网络对税务人员工作业绩进行有效的监控和评价，使个人工作绩效与集体组织绩效高度关联，激发个人和群体奋发向上的活力。

第6篇：税收基本制度范文

关键词：分税制改革 地方税收 诸多影响 应对策略

一、引言

相关学者对分税制度改革对我国地方造成的影响持有两个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认为我国地方经济和地方财政在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过程中以此为重要的基石，分税制度中的规范化和合理化也因此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以此对地方政府官员起到一个重要的激励作用，地方的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能够以此为保障，他们认为是将权利划给了地方政府，地方经济在今后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能够拥有更多的发展和改革空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另一种对此持反对意见，地方财政因为分税制的改革在地方上失去了先前的地位，地方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实际建设过程中的那些重复、浪费的建设是这种观点中列出的重要实例。他们认为资源分配效率低下的问题没有通过分税制改革得到解决，而认为分税制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实际的问题，还使市场被分割，地方政府也显著加强了对企业的控制力度，造成经济增长停滞的现象，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改善，造成了人们的实际收入中越来越复杂的经济来源，地方政府对财政在实际预算过程中的约束并没有因为分税制的改革被强化，仅仅加深了预算过程中的软约束。

二、分税制的基本概念

分税制实际上是一种财政管理的体制，其主要特点是分级分税的预算管理模式，其本质可以理解成中央与地方在分配财政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具体是国家根据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情况，以事、财两权为基本依据进行分配；并将其中的税种进行统一定的划分，以此保证中央返还地方税收的制度能够得以迅速的建立，其中税收的支付制度在建立过程中也依据地方财政的实际需求来建立；最后再结合地方财政的实际情况将预算制度建立起，以此保证各级财政在支出和收入的全过程中都能够被监管。

三、分税制改革对地方税收的影响

分税制度从1994年改革至今，主要对中央和省政府之间财政关系进行了确立，但省级以下在税收分配上的制度没有得到根本的确立。在实际调查中发现，省级以下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分配制度，地方政府自主的收入权以此被剥夺，地方政府的实际收入也因为缺乏合理的分配机制不能够得到预算，导致了地方政府收支能力大幅度下降，税收在征收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秩序。如下三点是分税制对地方主要影响：

（一）对营业税收入的分配

我国对营业税征收方式实行了属地征收的基本原则。但是实际征收过程中并没有遵循这一原则，税收征收制度缺乏执行力度，使地方政府的利益受到很大程度的损耗，政府在提供了大量的服务之后却不能够得到基本的税款，导致了税收税源存在明显的误差。而这些税收问题一般都存在于省级以下政府中导致了政府的服务和税收分配存在差异，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分配也会因此变得更加混乱。同时还会因为很多企业自身的机构所在地不在当地，营业税收也会以此大量流失，地方政府也会因为提供了服务却得不到税收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

（二）对增值税收入的分配

增值税这一主体税种一直属于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种，每年增值税都占了45%比例。但是由于征收制度的不完善，税收在分配过程中出现了不均的现象。1.增值税中的价外税逐渐将税收向购买者身上转移，产品的价格中并不包含价外税，其自身税款的计算是将商品的价值和税率相乘，因为由消费者承担，导致税款逐渐被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其中因为实际交易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跨地交易，各地政府之间的税款也因因此变得更加混乱，甚至造成税款的流失；2.管辖权在实际征收过程中没有进行合理的划分。但从行业领域来讲，制造业是我国增值税的主要存在的主要领域，依据现今税务法中的条款和规定，商品的增值税被当地政府征收，但消费者却承担了这笔税款，若在进行东西部之间的交易过程中，例如税款被东部政府收取，税收却由西部缴纳，税款流失的现象也变会因此出现；3.在税收返还制度中没有对地域之间税收的转嫁情况进行充分的考虑，返还的基数仍旧沿用1993年的返还基数，超过的技术则按照其标准进行递减返还。地方的增值税在这种体制下增长速度越快，上缴的税务金额也会更多，返还增值税的数额也会因此得到明显的增加。所以我国部分地区会因为自身地区的高税收获得大量金额的返还税务，返还税务的金额和当地的税务基础有直接的关系，当地的税务基数高，税后返还也会因此变得更高。

（三）对企业所得税的分配

从2002年我国税收改革之后，传统的按照隶属关系的分配方式已经被打破，分项税收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分配方式也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除了一些特别的企业和机构需要将税收直接上缴给中央之外，分配方式都是企业和中央隔得40%。但是在实际征收税务时，仍然脱离不了先前那种划分征收的方式。造成了地方政府应得的企业所得税大量流失现象的出现。

四、实际应对策略

现今地方政府面临分税制改革造成的诸多不良影响应该从根源上分析税务流失的原因，采取合理的措施改善这一局势，设立起地方征税的制度，相关企业单位和个人商家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来缴纳税务，对于异地交易过程中的税务流失现象要进行明确的规定，保证政府获得的税收能够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邓宏乾，徐松明.改革房地产税制重构地方主体税种[J].学术论坛，2010；33

[2]赵志耘，杨朝峰.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税收努力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2

[3]王继广.浅谈完善地方税收体系[J].北方经贸，2013；7

第7篇：税收基本制度范文

税收代位权理论和制度得以成立的前提是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的成立,即将税收视之为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债,就其本质而言乃特定人之间的请求为特定行为的一种法律关系。虽然,债的概念主要存在于民法之中,并且在民法中围绕债的产生、变更、消灭总结出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债的概念并不一定为民法乃至私法所独有。就上述债的本质而言,债的特定当事人之间并无是否必须为平等或隶属、管辖关系的特别限制,公法上特定当事人之间的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亦可以认定为债的法律关系,也就是公法上债的法律关系。

税收债务关系说是与税收权力关系说相对应的,它们的分歧在于对税收法律关系定性的不同。税收权力关系说是以德国行政法学家奥托・迈耶(Otoo・Mayer)为代表,即认为税法是特别行政法的一种,税收法律关系体现的是国民对国家征税权的服从关系。税收债务关系说以德国法学家阿尔伯特・亨泽尔(Albert・Hensel)为代表,认为税收法律关系应当视之为国家向国民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法律关系,而这种债务的成立是严格依照税法而不是国家征税权确定的,因而认为税收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

对比两种学说的主要特点我们会发现,税收权力关系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权力关系,而债务关系说则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基本属性虽是公法上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具有和私法上的债务关系相类似的特性:税收权力关系说强调国家、征税机关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优越地位和法律关系的单方命令服从性,而税收债务关系说则强调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人民处于对等的关系。虽然两种学说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是认为税收实体法律关系为债务关系,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为权力关系的学者却是占大多数的。以往我国学者多持税收权力关系说的观点,乃至近期税收债务关系说才逐渐为税法学者所接受,同时《税收征收管理法》中亦有不少规定体现了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理论,税务、税收担保、税收代位权、税收撤销权的相关规定便是其中的代表。

笔者以为,纳税义务的发生关键在于法定课税要素的满足,而非税务机关的确认行为,因而其中所体现的法律关系确实与传统的权力关系有着较大的区别,如果完全按照传统的权力关系理论去调整税收关系确有不妥,同时也不符合公法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如若将上述税收所蕴涵的债的特性充分发掘,并立足于税收债务关系说理论来构造税法相关制度有可能更好地保护国家及纳税人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利益。

二、税收代位权存在的必要性――税收之债保障的周延性

在税款征收的实践中,常态情形是当纳税义务发生后由纳税人主动向征税机关申报纳税,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税款。如果在纳税期限届满前,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税务机关可采取传统的税收保全措施来保障日后纳税义务得到履行,如责令纳税人限期缴纳税款并按日处以滞纳金、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通知纳税人的开户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等额的存款、扣押查封纳税人等额财物等。如果在纳税期限届满后,纳税人仍不履行纳税义务,则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直接实现税收的征收,如书面通知被执行人的开户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变卖被执行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并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上述的传统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都被统称为税款征收保障制度。

认真考察,我们会发现,不论是税收保全措施还是强制执行措施所针对的都是纳税人已经实际控制的财产或财产性权利,对于纳税人所享有的一般债权等权利却不能采取任何措施。众所周知,企业组织作为最重要纳税人,在运营过程中每时每刻都是既作为债务人又作为债权人存在的,债权往往在企业的资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果不能对这部分可预期的财富采取有利于税收保障的措施将是税收之债保障链条中的一大缺失。税收代位权就是应对这样一种税收保障链条的缺失而存在的,当纳税人不履行纳税义务之时,对其怠于行使的债权等权利予以代位行使,从而增加纳税人可用于纳税的实际财产,并最终通过纳税人的自觉缴纳或税收强制执行措施予以实现。因而,在理论上,税收代位权使得税款保障的链条变得完整;在实践上,完善税收代位权制度设计将为税款征收提供更多切实的保障。当然,由于税收代位权只能在纳税期限届满后才能采取,因而与传统的税收保全措施是在纳税期限届满前采取的有所不同。

三、税收代位权的危险性

在借鉴民法代位权理论构建税收代位权制度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民法中债的代位权理论本身是突破债的基本特性而出现的一种理论,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债的相对性理论。

债的相对性理论,是指在债的关系中只有特定的债权人可以向特定的债务人请求给付。债权的这种特性也是其区别于物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物权具有对抗一般不特定人的绝对性。债的相对性作为债的基本特性,在债法的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债的平等性原则即由债的相对性推导而来,正是由于债权仅具相对性,无排他的效力,因此数个先后发生同时存在的债权,均具有同等的地位;再如,基于债的相对性理论,在由于第三人原因导致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之时,一般只由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损害赔偿责任,由于第三人并非债务关系的当事人不负有义务,因而其行为不构成侵害债权的行为,从而也不必负损害赔偿的责任。虽然,民法中诸如租赁权等出现了所谓“债权物权化”的现象,但是债的相对性作为债权的基本特性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了债的代位权制度的产生,成为了债的相对性原则的例外呢?一般认为,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有关。从债的角度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由无数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债务关系网所组成的,任何一个市场主体都同时扮演着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角色,这种人与人之间紧密的债务联系使得任何一个环节的债的实现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到另外许许多多债权债务关系的维持与实现。严格遵守债的相对性原则的债权债务关系虽然仅仅在当事人之间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在经济生活的实践中,市场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与该法律关系以外的其他人的利益高度相关,也就是说债的关系具有了较强的外部性。债的代位权以及撤销权理论正是在这种债的外部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形下产生的,也就是允许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有限度地突破债的相对性,使得债权人得以以自己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权利,从而修复断裂的债务链条,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使得社会经济的整个债务链条不致于因为某些债权人的懈怠与恶意发生断裂、产生危机。

税收之债作为债的一种,同样具有相对性的基本特性。特定税收之债的成立依赖于法定课税要素的满足,当税收之债成立以后,代表债权人――国家的征税机关只能请求特定的纳税人履行该债务,而不能向纳税人以外的人请求履行债务。然而同上述私法之债一样,具有相对性的税收之债同样可能因为纳税人对于自身权利的懈怠与恶意而无法实现,因而作为对债的相对性理论缺陷的补充的代位权制度应当是本质意义上的债可以普遍适用的制度。当然,正如民法中构建代位权制度时所持有的小心态度一样,毕竟代位权制度突破了债的基本特性,因而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危险的,税收代位权制度的构建同样应当谨慎小心,不应过分突破债的相对性理论,从而对私法制度的稳定性和私权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第8篇：税收基本制度范文

关键词：诚实信用；税法；适用

一、税法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所谓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必须意图诚实、善意，行使权利不得损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履行义务信守承诺和法律规定，最终达到所有获取民事利益的活动，不仅使当事人间的利益得到平衡，而且也必须使当事人与社会间的利益得到平衡。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范畴，它包括了公平、诚实和人权等价值内涵，是人们对经济生活中利益公平和道德文明的向往，它以其兼为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双重特征，调节利益冲突，维持社会公正。

现代社会，诚信原则十分活跃，随着契约精神的普遍贯彻和扩张，它的适用已越出了私法的界限发展到公法领域。税法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质，既有行政法，又有经济法、民法因素，这决定了税法对诚信契约精神的贯彻应当更为直接和深刻。

首先，在税法中倡导和实行诚实信用是现代税收本质的必然要求。诚实信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而税收活动蕴涵着等价交换的规则。按公共经济学的观点，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重要职能，而国家对公共产品的提供不是无偿的，作为对价，税收是社会成员获取或消费公共产品而必须向国家支付的价款和费用，国家征税和人民纳税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契约”。可见，税收实质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必然也应属契约精神所渗透的范围，诚信这一交易基本准则应内化在税法中。

其次，在税法中适用诚实信用是公法秩序与私法秩序协调的需求。税收是政府为了获取财政收入，强制、无偿地向私人课征金钱的行为，是对私人财产权的无偿剥夺，体现了公权力对私权力的干预。加之，税法涉及领域非常广阔，对私法秩序影响非常大，这就产生了私人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税收法制与私法秩序之间的冲突。诚信原则是二者协调的重要桥梁，因为诚信原则在本质上乃是交易道德和利益平衡的结合，其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追求，恰恰可以弥补传统税法学理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义务性”所导致的不足和欠缺，改善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对立局面，使之趋向于和谐一致。

另外，在税法中倡导和实行诚实信用也是现代税收制度的必然要求。现代课税的理想形态是纳税人自我课税，即纳税人依法自行申报纳税，这是国民基础上的最佳的确定税额方式。按照这种制度，税务机关的准确课税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纳税人向纳税机关提供完整、准确、可信的税务资料。但国家征税不可避免地要使社会成员产生效益损失，即便宪法赋予国家至高无上的课税权，个人为追求私利最大化，也不都能自觉的纳税。尤其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短，偷逃税行为较严重，这些都迫切呼唤对纳税的诚信环境的进一步加紧营造，需要规定一系列制度和规则将诚信原则在税法中落到实处，这是建立公正、竞争、统一的市场秩序的重要内容。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税法中的适用

（一）税收诚信的内涵

纳税诚信、征税诚信，二者有机统一构成税收诚信完整内涵。首先，诚实信用是义务性规范，人民必须诚实信用地履行这一法定义务，纳税诚信。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最主要来源，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内在稳定器作用。其次，对征税机关而言，征税权要诚实信用地行使，征税诚信。合法和合理，是法治社会对一切权力运用的基本要求，为防止政府对国民财产恣意干涉，保护国民的财产自由，对税权的占有与行使要进行规范与制约，否则，它的不当行使会影响到纳税人的财产安全和生存的质量，造成纳税人反感与对抗，导致社会的动荡与革命，进而危及国家财政经济制度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所以，对税权的限制与规范是现代民主税法的发展方向。正当、合理的税收征纳关系应当表现为权力与权利平等，权力与义务对等，而诚信原则功能就在于制约征税权的滥用，在征纳双方之间实现利益的平衡。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在税收执法中显失公平的现象十分严重，故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彻底否定国家特权主义在税法中的遗存，诚信征税。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税法中的适用

1、在税收立法中确立诚信原则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行政程序法或税收基本法中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我国税收法没有将诚信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笔者以为应在将来制定税收基本法中加以确定。

2、以诚信原则为核心建构税收法制的基本框架

科学完善的税收法律制度是是公平税负的重要前提，我国目前税收立法过程中对税收诚信内容考虑不够或没有考虑，缺乏专门有关诚信方面的法律法规，造成对守信者保护不够，对失信者惩处不力，也使税收诚信体系的确立受到很大制约。另外，现行税收法律对涉税案件的处罚规定弹性过大，导致税收执法、司法自由裁量权和随意性过大，造成税收执法、司法不公。因此，我们应以诚信原则为核心，形成一套详尽的规范体系，为纳税人诚信纳税提供全面的税法指导，为税务机关依法治税、依法行政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证。

第9篇：税收基本制度范文

关键词：政策性；税收筹划；政策性税收

政策性税收筹划是指特大型企业集团在不违背税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与国家政府中的税务、财政等部门进行协商，试图改变现有对企业或行业不适用的税收制度，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财方法。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这种筹划实质上是一种税收制度筹划的创新活动。特大型企业集团发现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从而产生的税收制度创新需求，政府根据这一制度需求对税收制度的供给进行调整，以实现税收制度均衡。政策性税收筹划是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税收制度来改进、替代另一种税收制度的过程。这一基本论断是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透视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基本依据。

政策性税收筹划起点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税收制度的非均衡可理解为税收博弈的参与人对现行税制不满意状态，从供求关系看，是指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不一致的一种状态。政策性税收筹划实际上就是对税收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应。

从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实践看，我国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主要表现为税收制度的需求缺口，即对新的税收制度需求的产生先于该制度实际供给的形成，从而造成税收制度有效供给的不足。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源于税收政策实施中的统一性与行业执行特殊性的矛盾。因为现有的国家层面上的税法与各种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基于全国“一盘棋”的考虑，强调全局性、统一性、整体性。但从现实的情况看，由于国民经济中各行各业存在巨大差异，使形式上公平的税收法律和政策在实施中出现结果上的不平等，压抑了行业生产的积极性，势必会影响到该经济主体的利益，导致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失去同其他同类企业竞争的公平性，从而导致效率损失。税收制度的非均衡必然意味着现行税制安排的净收益小于可供选择税制安排的净收益，而基于行业特殊性的对原有税法与税收政策的修正和部分的改进，正体现了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由于这种改进符合公平与合理的税收原则，国家的利益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因为行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将大幅度增加，形成税收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导致新的潜在制度需求，从而构成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起点。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税收制度的非均衡表明了潜在收益的存在，而这种潜在收益在现存制度中是无法获取的。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潜在收益。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轨迹就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

这一逻辑路径的主要思想是，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出发点，政府和税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在税收制度创新过程中，参与税收制度创新的主体地位不同。政府作为税收制度的供给者，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税制设计和政策选择。同时，特大型企业集团作为税收制度的需求者，有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有利于自己利益的税收制度的动机。反映双方利益最大化税收制度的均衡既不单方面取决于税收制度的供给，也不单方面取决于税收制度的需求，而是由该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然而，由于国家追求税收政策全局性、统一性、整体性的目标导向和信息的不完备性，国家追求潜在收益的积极性相对微弱，相比之下，处于市场竞争的企业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对这种潜在收益的追求要强烈和持久。因此，税收制度主体是企业，而国家只不过是名义的税收制度的供给者而已。

政策性税收筹划反映了特大型企业集团对更合理的税收制度的需求，承认了上述特大型企业集团在税收制度形成和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即这些大型企业集团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家既有的税收制度，作为市场竞争和国民经济建设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它还是我国税收制度创新的主体。从近年来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实践看，我国的石油、钢铁、电力等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在税收制度创新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技术路线

由于政策性税收筹划是对国家税法制度的筹划，它要改变不合理的、与行业特征不适应的税收政策，与一般性税收筹划相比，政策性税收筹划要艰难得多。根据上述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技术路线如下：

深入研究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进行政策性税收筹划的企业首先要深入研究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准确把握税收理论的前沿和税收制度演进的规律。国家税收政策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取向，税收制度的改革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只有准确把握税制完善的方向，才能为政策性税收筹划营建成功平台。深入研究国家现有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性。国家税收制度的设计均是从全局和宏观角度出发，而国民经济的各行业却是具体的、特殊的。只有善于敏锐地发现并深入研究国家现有的税收政策对行业生产的非均衡性，才能提出合理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建议。

提出政策性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作为一种特殊的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筹划，不能将政策性税收筹划片面地理解为向国家“要政策”，政策性税收筹划要遵循“有理”的原则。我国石油企业在进行石油增值税筹划时就提出石油全生产过程理论作为其筹划依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加强与国家税务机关的交流与沟通，形成税制改革的基本意见。企业要向国家税务机关如实地反映情况，强调现有的税收制度由于对行业生产的不适应性，最终会损害国家利益，从而提出兼顾企业和国家双方利益格局的税收制度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