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的基本原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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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博弈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 博弈论； 混合策略均衡； 上市公司； 财务舞弊； 管理舞弊

一、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背景分析

财务舞弊又称为财务欺诈，是指为获得非法利益采用不法手段所实施的故意行为。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一般表现为有目的的欺骗或故意谎报重大财务事实的不诚实行为。根据舞弊层次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非管理舞弊（Employee fraud）和管理舞弊（Management fraud）。非管理舞弊是公司内部的雇员以欺骗性的手段不正当地获取组织的钱财或其他财产的行为。管理舞弊是管理当局蓄谋的舞弊行为，主要目的是虚增资产、收入和利润，虚减负债、费用，通过公布的误导性或严重扭曲的财务报告来欺骗投资者和债权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主要是以管理舞弊为主。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至今有二十年的时间了，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市场规模，积累了一些证券市场交易的经验，但是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的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中国证券市场还非常年轻。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其市场体系和相关的证券交易法律法规制度还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现象比较突出，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比较典型的有银广夏。银广夏公司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进行财务舞弊，通过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伪造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主营业务收入，虚构巨额利润7.45亿元。其中，1999年为1.78亿元，2000年为5.67亿元；隐瞒下属公司的设立、关停情况，虚假披露配股资金使用情况及对外投资情况等违规事实。通过对各种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综合分析，引发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舞弊行为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环境因素、内在机制和外在因素等。

二、博弈论分析的基本原理

博弈论是二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以达到取胜的意义。博弈论思想自古有之，如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可以成为最早的一部博弈论专著。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博弈论基本原理，宣告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博弈论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1950年，纳什提出纳什均衡概念及存在定理，加上塞尔顿、哈桑尼对博弈论进行的完善和补充，今天，博弈论已发展成一门较完善的学科。

一般认为，博弈主要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它们的区别在于相互发生作用的当事人之间有没有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如果没有，就是非合作博弈。由于合作博弈论比非合作博弈论复杂，在理论上的成熟度远远不如非合作博弈论，所以非合作博弈应用比较广泛，经济学家们所指的博弈论一般是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又分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四种，其分别存在相对应的均衡概念为：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贝叶斯纳什均衡（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perfect Bayesian Nash equilibrium）。

三、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博弈分析

（一）上市公司与证监会之间的博弈

1.基本假设

假设1：证监会的目标是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进行监管；理性假设，假设证监会和上市公司都是理性人，上市公司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假设2：在上市公司财务行为博弈中，参与双方为证监会和上市公司，各有两种战略选择：监管与不监管，舞弊与不舞弊，两者之间存在着混合纳什均衡，上市公司对证监会的监管方式是可以预测的。

假设3：假定上市公司为风险中性者，监管的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证监会和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假设4：证监会和上市公司所采取的行为具有可测性，对所获得的收益是能估计的。

假设5：本模型只考虑现行制度下的公司监管情况，并排除了上市公司用舞弊收益贿赂政府人员等特殊情况。

2.博弈模型的建立

上市公司对于财务报告可以采取两种行为，即“财务舞弊”和“财务不舞弊”两种策略，证监会也有两种可选择的结果：“监管发现上市公司舞弊”和“不监管上市公司舞弊”。如果证监会的财务监管制度是完备的，则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和“财务不舞弊”总能依法鉴别。但目前中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证监会的监管制度并不完善，所以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也有未发现的时候。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一次博弈会出现以下四种结果：一是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证监会没有监管；二是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证监会监管发现舞弊行为；三是上市公司没有舞弊，证监会产生监管行为；四是上市公司没有舞弊、证监会没有监管。

假定上市公司以p概率进行财务舞弊，证监会以q的概率进行监管。上市公司的正常收入为R，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所获得的额外收益为f，政府监管所产生的监管成本为C，上市公司舞弊被政府发现所处罚的成本为B，M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所产生的道德成本,S为上市公司舞弊带来的社会损失。

可以建立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模型如图1：

3.博弈模型的求解

对支付矩阵进行分析知，该博弈过程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现从定义出发求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假定上市公司以p概率进行财务舞弊，则不舞弊的概率为1-p。假定证监会以q的概率进行监管，则不监管的概率为1-q。

企业的期望盈利函数为：

U0=p〔q（R+f-B-M）+（1-q）（R+f-M）+（1-p）（qR+（1-q）R〕

=-qpB+pf-pM+R（1）

企业目标是实现期望盈利最大化，对（1）式求导：

5.博弈结论解析

对上市公司而言，对p进行分析可知，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概率与证监会的检查成本成正比，当证监会不容易进行检查（比如检查成本很高）时，上市公司多倾向于财务舞弊排污；上市公司的舞弊概率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处罚成本、道德成本成反比，即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处罚加大、或者道德成本增加时，上市公司倾向于减少财务舞弊。

对证监会而言，对q进行分析可知，证监会监管概率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收益成正比，即财务舞弊收益越高，上市公司倾向大于财务舞弊，则证监会更倾向于监管；证监会监管概率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处罚成本、道德成本成反比，即上市公司舞弊后所受处罚越重、道德成本越高，上市公司越不敢舞弊，证监会也就可以相应降低监管力度。

四、针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上市公司与证监会之间的博弈理论分析，根据得到的结论以及分析的结果，为了更加有效的预防和减少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发生，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上市公司通过建立有效的制衡、约束和监督检查机制，如公司治理结构来完善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上市公司还可以通过完善监事会组织结构，增强监事会的独立性，同时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程序和事后检查程序，强化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减少财务舞弊的机会。

（二）提高证监会的业务水平，减少监管成本

根据模型的分析结论，上市公司可以知道证监会的监管成本高低，如果证监会的监管成本较高，则上市公司管理层可以理性判断，证监会将会减少财务监管的概率，将促使上市公司想方设法进行财务舞弊，获取经济利益。证监会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提高证监会的管理效率，降低成本，才能有效促使上市公司减少财务舞弊。

（三）提高财务舞弊的处罚成本

模型结论表明，随着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处罚金额的增加，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将降低。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经验，上市公司一旦发现财务舞弊，则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会计事务所等相关负责人员及机构将有可能被处以非常重的处罚，包括巨额罚款、刑事处罚等，我国证监会可以借鉴相关经验，在法律范围内进一步提高财务舞弊的处罚力度和成本，减少财务舞弊的发生。

（四）健全相关索赔机制，减少财务舞弊的收益

模型结论表明，财务舞弊收益越高，上市公司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大。证监会只有通过健全相关索赔机制，对发现财务舞弊的上市公司进行索赔，比如鼓励和支持广大股民或投资者获得合理赔偿，降低股民或投资者的索赔成本和难度，将公司通过财务舞弊获得的既得收益吐出来，减少财务舞弊的经济收益，以降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

（五）提高财务舞弊的社会道德成本，同时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模型结论表明，随着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社会道德成本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可能性也将降低。政府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等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在企业界内部形成企业主和公司管理层诚信经营、诚信财务的良好社会风气，对财务舞弊的企业主、管理人员形成强大的社会道德压力，使其在业界难以立足，无法发展，以此促使企业主、管理人员减少财务舞弊的可能性。

企业主和管理层的道德因素在上市公司舞弊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健全职业道德体系，应在建立职业道德规范和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对企业主、管理层、会计师遵守职业道德情况的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进行相应的表彰或惩罚。可以将奖惩机制与会计师职业道德要求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体现了义利统一的原则，使职业道德具有某种强制性，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财务舞弊事件的减少。

（六）强化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加强注册会计师的外部监督

相关政府部门如财政局、审计局等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更换机制，建立由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和监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制度；优化执业环境，使注册会计师在实质上能够保持独立；加强各级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力度，建立对监管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 苗润滋,崔元鹏.博弈论视角下的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研究[J].技术与创新管理，2009（1）.

［2］ 程春晖.博弈论与财务报告研究[J].会计之友，1998（6）.

［3］ 刘一天,张大为.基于博弈论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5（5）.

［4］ 张佩.基于博弈论的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分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9）.

第2篇：博弈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GMP实施；药品生产企业；食药监管部门；博弈论

GMP，即《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它是一把标尺，既规范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同时也衡量药品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1]。按国食药监安[2011]101号文件要求，所有药品生产企业均应在2015年12月31日前达到《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要求。GMP认证后，GMP能否持续稳定实施才是关键，才能有效控制药品的安全与质量。

药品飞行检查，是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针对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等环节开展的不预先告知的监督检查。近年来，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CFDA）飞行检查中，被检药品生产企业GMP实施情况不容乐观，更有甚者GMP证书被收回，仅2016年全国收回药品GMP证书就高达171张[2]。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性[3]。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博弈论在金融学、证券学、生物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都有广泛的应用。本文将利用博弈论研究药品生产企业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食药监管部门）的博弈，得出影响药品生产企业GMP持续稳定实施的众多相关因素，并分析出关键因素，从而促进药品生产企业持续稳定实施GMP。

1 研究方法

以博弈论为基础、为依托，借助其他科学方法分析研究药品生产企业持续稳定实施GMP的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

1.1 调查法

通过查阅文献、收集资料发现我国现有药品生产企业数量为8702[4]。2016年全国收回药品GMP证书数量为171[2]，约占总量的1.97%；跟踪检查后发回药品GMP证书数量为104[2]，即未发回药品GMP证书数量为67，约占总量的0.77%。这些数据既给药品生产企业敲响了警钟，也敦促各级食药监管部门加强对辖区药品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尤其是相较于其他省份数量偏大的河北、吉林、安徽、广西四省。

1.2 数学建模法

由于博弈论可以比较深刻地反映出各参与方利益的冲突与一致问题， 以及参与方的决策过程， 所以通常被用做政策制定和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为了分析我国的GMP持续稳定实施， 基于泽尔腾（1995）“小偷与守卫”[5-6]博弈模型，建立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来讨论博弈双方的决策。

1.2.1 模型假设

GMP持续稳定实施相关的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设有以下方面。

（1）理性人假设

假定博弈主体为我国食药监管部门与药品生产企业，博弈主体均符合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药品生产企业和食药监管部门都会在博弈过程中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于药品生产企业来说，以较少的成本支出和良好的企业形象（即无形资产）收获丰厚的企业利润是其追求的目标；而对于食药监管部门来说，依法执法、科学监管、为人民服务，国家稳定和谐，国民用药安全与质量得到保证，是其追求的目恕

（2）非合作博弈假设

为了利于分析，假定药品生产企业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持续稳定实施GMP，即GMP实施存在缺陷，属于违法行为；食药监管部门为了追求国家稳定和谐、提高国民用药安全与质量，随时准备对群众举报、投诉的药品生产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药品生产企业和食药监管部门的关系类似于“监管模型”中的小偷和守卫的关系，设定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共谋”“串通”的行为，将其视为非合作博弈来考虑。

（3）完全信息静态假设

完全信息博弈指参与者对所有参与者的策略空间及策略组合下的支付有充分了解；静态博弈指参与者同时采取行动，或者尽管有先后顺序，但后行动者不知道先行动者的策略。就GMP监管与实施决策双方的行动从逻辑顺序看，药品生产企业决策在先，食药监管部门决策在后。对于药品生产企业来说，只要不想持续稳定实施GMP，就不存在技术障碍；对于食药监管部门来说，假设其具有完全检查能力，即只要检查就可以查出药品生产企业实施GMP是否持续稳定，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因此，可以将该博弈设定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4）策略选择的假定

博弈双方均有两种策略选择：药品生产企业可以选择持续稳定实施GMP和不持续稳定实施GMP，食药监管部门可以选择检查和不检查。

1.2.2 决策组合分析

通过博弈论相关方法可得到药品生产企业和食药监管部门的决策组合。

（1）组合一

食药监管部门检查，药品生产企业不持续稳定实施GMP时，假设食药监管部门因对群众的举报、投诉积极检查而提高社会稳定性、增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健康的总和为B，其单次检查支出的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在内的所有成本为C；药品生产企业因违法被查处所受惩处为A。故而食药监管部门的收益为B-C，药品生产企业收益为-A。

（2）组合二

食药监管部门检查，药品生产企业持续稳定实施GMP时，对于食药监管部门来说，其收益仍为B-C；对药品生产企业而言，相当于接受例行检查，无损亦无收，因此收益为0。

第3篇：博弈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盈余管理；博弈；风险偏好；管理者；股东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2）08-0027-06

一、前 言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以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姿态融入了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后，职业经理人逐渐取代企业所有者实施企业管理，从而造成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Jensen和Meekling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委托关系，即一个人或一些的人（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或一些的人（人）根据委托人的利益从事某种活动，并把某些决策权委托给人[1]。由于委托关系中的双方都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而两者的效用函数往往并不相同。拥有信息优势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管理者）就有可能运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谋求私利从而导致委托人的利益受损。同时，会计准则存在的“公共领域”是因为商品产权界定存在交易成本，导致商品有价值的属性因没有明确的归属而处于“公共领域” [2]。管理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在准则范围内的多个备选方案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从而，会计准则的“公共领域”的存在就为盈余管理行为创造了外部条件。

外部环境为盈余管理产生提供了温床，而管理者期冀通过盈余管理行为获得超额收益的三种动机，即资本市场动机、薪酬激励动机和债务契约动机，才是促使盈余管理行为最终实现的内因。首先，在资本市场中，财务报告中的盈余数字往往是企业从资本市场中获取资金最为重要的限制性条件，因此，盈余管理往往成为企业管理当局融通资金的工具。Richardson发现企业为了以更低的成本取得外部融资、取得更高的市盈率、从权益市场筹集资金，以及向外部呈现更平滑的收益曲线，而被迫重做财务账户 [3]。其次，基于股票的薪酬越来越成为高层管理者酬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司的财务绩效，特别是净利润数据通常被用来评价管理层的努力程度，因此管理人员有可能选择将报告盈余（reported earnings）从未来期间转至当期的会计程序。Watts和Zimmerman[4]的研究就指出，管理者就为骗取股东信任并获得超额报酬而进行盈余管理。第三，大多数债务契约都备有借款人在债务期间必须遵守的保护性条款，为了防止或拖延违约情况的发生，管理层会改变会计政策来提高当期收益，特别是当公司即将或者实际已经违约时，更是如此[5]。

盈余管理的主体主要是企业的管理者，而企业管理者也是通过盈余管理而获益最大的一方。另一方面，虽然盈余管理是一个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复杂的博弈过程，除股东外，还可能波及雇员，甚至政府[6]，但股东往往是盈余管理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因此，本文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角度，仅对管理者与股东的非合作博弈进行分析，探讨影响股东与管理者盈余管理博弈的因素及其约束问题。

二、盈余管理博弈的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于盈余管理博弈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部分学者通过对盈余管理特征和分类进行阐述，并分别进行博弈分析。赵息和刘国城从合理性盈余管理与投机性盈余管理策略选择的角度出发，依据博弈论原理，对企业管理层、审计机构、中小股东三方主体之间冲突的产生以及均衡形成的过程进行分析[7]。刘长青和彭数学从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及其博弈分析的角度讲盈余管理分为效率型盈余管理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两类：效率型盈余管理是正和博弈，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是寻租行为、具有会计后果的常和博弈 [8]。还有学者着眼于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条件、影响因素及其动机等方面。例如蔡吉甫就运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系统分析了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效用和动机，并通过假设变量建立管理者与股东的博弈模型，并求解得出二者最优反应模型[9]。邓春华则在分析国内外盈余管理概念的基础上，根据盈余管理的特征和博弈论的实质，提出盈余管理是其管理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行为，并据此得出“只要存在通过博弈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条件，就一定会发生盈余管理的结论”[10]。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也是盈余管理研究的一个视角，刘炜松等从经营者与监督者的动态博弈入手，讨论了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提出治理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11]。

第4篇：博弈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庇古税是传统的价格控制手段，其税收模型不断完善，主要有庇古(Pigou)税模型及古诺（Cournot）模型和斯坦克尔伯格(Stackelberg)模型等。

一、 原始的庇古税模型

为了阐述便利，本文将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环境税模型称为原始庇古税模型。按照庇古税原理，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私人边际成本曲线与社会边际成本曲线不重合，相差外部边际成本不由经济主体承担，那么最佳私人产出和最佳社会产出存在着差异，从私人决策角度来看，是最优决策(私人边际成本=边际收益)，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并非是最优的。社会最优产量与私人最优产量间存在着差值，造成资源浪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不会自发地减少产量和使用量，进行污染治理，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因此，庇古提出政府可以以税收的形式进行 “非常限制”，迫使经济主体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这种对单位污染征收等于污染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害的税收即为庇古税。

从理论上说，庇古税可以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使污染减少到帕累托最优水平。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社会净效益应等于由产生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总效益减去私人成本，再减去外部成本。庇古得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最优的污染税应该等于污染的边际破坏的结论。它能使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并成为研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理论基础。

二、经典庇古税模型

双足寡头竞争模型,可以说是纳什均衡最早的版本，即引入纳什均衡后的经典庇古税模型。在古诺模型里，有两个参与人（两个企业），每个企业的战略是选择产量；支付是利润，它是两个企业产量的函数。每个企业在选择自己的产量最优时，只考虑对本企业产量的影响，而忽视对另一企业的外部负效应。

如果把古诺均衡可以看作纳什均衡的第一个版本，斯坦克尔伯格模型则是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最早版本。在斯坦克尔伯格模型中，企业的行动也是选择产量。不同的是，在斯坦克尔伯格模型中，企业1首先选择产量q1≥0,企业2（一般称为尾随企业）观测到q1,然后选择自己的产量q2≥0。因此这是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古诺模型的分析结论是：企业1有“先动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均衡产量1/2(a-c) 相对古诺双足寡头竞争模型时的均衡产量1/3(a-c)有所增加。而企业2拥有信息优势却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的均衡产量q*2 低于企业1的均衡产量q*1，利润也随着产量相应的下降。

三、最优庇古税模型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联谊会Damania R. 2000年通过对古诺寡头竞争模型的研究，在原有的经典模型基础上，考虑了开征庇古税对企业带来的负效应，假定环境税收政策的变化会对企业的产量水平产生影响。他的主要结论是：污染税的征收使企业产品的成本上升，导致原已供给不足的垄断产量进一步减少，从而消费者剩余大幅下降。罗云峰等在线性逆需求函数和常数规模报酬条件的假定下，建立了寡头垄断条件下的环境污染税收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古诺模型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斯坦克尔伯格模型。认为提高税收标准会进一步拉大企业产量的差距。从市场的集中程度来看，提高税收标准将使产品的市场份额更加集中在领先企业手中。最优产量随税收标准提高而减少的原因是，税收增大了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提高税收标准将使企业产品的市场价格提高，使该产品的消费者剩余减少。

吴伟、陈明义等人在2003年根据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以古诺双头垄断市场为前提，在古诺模型的假设条件中考虑到了企业的负债水平。讨论在政府和企业的序贯博弈中，政府总体的环境管理政策(特别是污染物的税收水平)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和政府的角度说明，适度环境管理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结论是，政府总体环境管理政策的松紧，对企业的资本结构将产生较大的影响(负债的比重变化)；负债水平的变化方向与污染税变化的方向相同。在总体环境政策松紧适度情况下，特定的污染税收政策影响企业负债水平的高低。

上述的模型均基于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原理，其研究主要思路是：首先构造利润函数，然后根据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到各企业的纳什均衡最优产量应该满足的条件。以此，解得最优产量以及最大的利润，而后对于污染税与其它变量的关系分析。求出最优产量以及最大的利润，而后对于污染税与其它变量的关系作以研究。最优污染税的得出，是通过构造社会总福利的函数，一般来说社会总福利包括企业的利润、污染税收收入、污染对环境的破坏等因素，而后总福利函数对污染税t求一阶导数，即为dW(t)/dt，其中W(t)代表社会总财富，t代表税收收入。若使社会总福利最大，则有dW(t)/dt=0。求解这个方程，即可得到最优污染税收以及最优污染税率。这里的目标是社会总福利最大。

从上述基于博弈论思想的几个庇古税模型中可以看出，此类模型均属于微观经济行为的分析，核心在于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而且较多的文献是对古诺双头垄断市场模型的进化，最终目标是社会总福利最大。从模型参与者的最终博弈结果看，最优的污染税在不同的假设环境下，有不同的结论。但是，由于古诺模型本身的分析是寡头垄断，它的参与者数量太少。当它的参与者数量足够多，或者假设的情况过于复杂，最优污染税的确定会变得格外复杂。

第5篇：博弈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偷逃税博弈论，信息不对称，预期效用理论，文献综述

一、国内部分

总体来说关于偷逃税的文献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

1.纳税人心理行为的角度：张琳（2002）从纳税人的心理因素出发，结合勒温的行为学模式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分析了我国纳税人行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并在行为修正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引导和规范我国纳税人行为的方式和途径。分析了纳税人逃税的内在动机和外在激励。并且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解决偷逃税的解决办法。

2.从政府、税务机关的角度：造成目前我管偷逃税严重的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税务机关的管理不到位、效率低下，查处力度低。周广仁（2006）从我国的税收征管制度、税收体制、队伍素质、管理手段、税收环境、税务征管能力的国际比较等多方面全面的阐述了我国税收征管造成税收流失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3.博弈论的角度：马拴友 （2001） 从财政交易制度框架内看，认为税收流失其实是一种交易成本。纳税人与税务当局的非合作博弈，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但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即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分别以一定的概率随机选择稽查和逃税。由于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或税务执法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才会产生逃税现象。李国锋、李丽（2005）认为，国内部分学者对该博弈行为都假设为“税务机关一旦检查，逃税就会被发现”。现实中，这一假设过于严格。他们引入税务机关一旦检查，纳税人逃税被检查出的概率变量以及逃税的社会信用损失的机会成本变量，利用博弈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税务监督博弈做进一步的分析。

4.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许建国（1999）针对不对称信息和优化税收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内在联系做了比较详尽和准确的评述。孙亚（2000）主要从税收征管实践的角度，强调了在税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建立激励机制的问题，并以某一特定行业的征管措施为例来佐证这一思路的可行性研究。刘颖（2002）从如何缓解不对称信息对税收征管制约的角度探讨了税务信息化的基本机理，对我国税务信息化实践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国内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从不对称信息角度研究税收这一思路的简单评价上，而开始强调运用这一方法来具体分析我国税收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5.基于预期效用理论的纳税遵从研究：袁国良（1995）在比较阿林厄姆和桑德姆“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和斯里尼瓦桑“预期所得最大化”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效用最大化个人偷逃税模型，并据此分析个人所得税偷逃税的原因并提出建议。杨碧云、易行健、易君健 （2003）综合述评西方个人所得税逃税理论模型的演进和最新发展，并提出要进一步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征收办法，提供良好的纳税服务，同时要增加逃税风险与成本，减少逃税收益。谷成 （2009） 在A - S 模型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委托-和博弈理论模型对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探讨。在受到稽查的范围内，高收入纳税人的申报收入将处于或接近界定稽查分隔点的临界值；相反，在博弈理论模型的序贯博弈状态下，很多受到稽查的纳税人的申报都是不诚实的。即稽查概率的确定、稽查策略的选择和处罚力度等要素对模型的结果具有重要影响。

二、国外部分

美国经济学Cagan（ 1958）是现代最早研究偷逃税问题的学者，他在《Demand for currency relative to the total money supply》一文中首次运用现金比率法估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偷逃税申报收入几乎占到申报总额的 23%。因此，他提出税收流失的主要途径就是偷逃税。

1972 年，阿林厄姆和桑德莫在贝克尔关于犯罪经济学研究和阿罗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最早提出利用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来分析税收遵从问题。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纳税人追求收入最大化，纳税人是风险厌恶者。这样得到的结论是提高处罚力度和检查力度可以减少偷逃税，而税率变化对偷逃税的影响不确定。他们的模型将对纳税人的偷逃行为所处的罚款看作是关于纳税人偷逃收入的函数，即罚款额为纳税人偷逃收入额与罚款率的乘积。这与现实不符。

从道德的角度分析，Baldry（1986）发现一些个人因为道德原因不骗税。Erard and Feinstein（1994b）在税收遵从的研究中采用了内疚和羞愧两个心理学理论。并据此说明这些道德情感对纳税人的税收遵从的作用；Marta Orviska和John Hudson（2003）在 A-S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公民责任和守法公民这一对社会变量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公民责任和守法公民在提高税收遵从方面有关键的作用。Lewis（1982）研究个体纳税心理发现，只有在纳税人感到就他的收入而言税收政策是公平合理的，才可能自觉地缴纳税款，否则就会逃税；Spicer 和 Becker（1980）在一个实验中发现那些被告知他们的税率比其他的人高的纳税人会逃相对更高数量的税。Spicer 和S.B.Lundsted（t1976）和 Kent W.Smith（1992）指出：当一个纳税人认为其交的税款没有被合理地开支，就会感到被欺骗并可能拒绝履行他全部的纳税义务；We-bleyetal（1991）通过实验检验了纳税人对政府满意状况对遵从的影响。实验显示对政府的疏远或对法律的消极态度的被试者，他们在实验中有非常大的可能会逃税。

参考文献：

第6篇：博弈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当1994年博弈论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我们不妨宣称，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达到了它的顶峰。在“完备理性”假设下，经济学家用博弈论语言重写了当代经济学。所谓“完备”理性的假设，概言之，就是假设每个人都是上帝。举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我走进茶馆，看看茶经，点一壶茶，坐两个小时，付款，走出茶馆。按照“完备理性”假设，我必须知道附近各个茶馆同类茶叶及水质、茶艺和服务的种类及格调，甚至室外氛围和街道上的交通状况――因为我必须知道由等价交通费所界定的“可选择集”内每家茶馆的情况，以便选择一家“最优”的茶馆，从而我刚刚坐了两个小时的那家茶馆，就应当具有“最优选择”的各种可验证和不可验证的性质。在理论上，经济学家甚至不愿考虑交通费、信息费或任何其他种类的交易费用的限制，他们只是简单地假设人们永远有能力在任何两件事情当中作出抉择――所谓“偏好的完备性”。

只要能够对未来事件作出准确预测，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符合现实情况。这是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论立场，它在半个世纪里，受到主要来自“卡内基－梅隆”学派的管理科学家们，例如西蒙教授的抨击。后者因提出“有限理性”而闻名经济学界，并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奖。所谓“有限理性”的假设，概言之，就是假设每个人都是动物。根据行为学的基本原理，某一行为，只要它给行为主体带来的回报超过了行为主体记忆所及其他行为所带来的回报，该行为主体就会选择该项行为。或者，某一行为，只要它能够给行为主体带来与“预期”效果相比更“满意”的效果，它就可以成为理性选择的行为。显然，随着我品尝过的茶馆的数目逐渐增加，我对每一价格上的茶的“预期的效果”便越精致，从而我的选择也越具有“最优”的性质。但我的选择似乎永远也无法达到全局最优，因为我始终处于“学习”的过程中，我的选择不断地精致化。由于“有限理性”可以通过学习过程而不断获得完善，它也被西蒙教授称为“过程理性”。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主流经济学不愿意接受西蒙教授的“动物人”的看法，他们宁愿推行“上帝人”的看法，后者具有强烈的数学诱惑力，从而经济学家可以“先验”地推导出现实生活里的人类行为，并且可以“六经注我”般地从经验数据中发现支持他们的先验假设的“事实”。

这一情形在2001年有了突然的转变，分享那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首要的一位是阿克劳夫，他对诺贝尔委员会发表的演讲，题目叫做《行为宏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行为》。用这么一个反常的题目，阿克劳夫立意要把行为学和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引进经济学里来，旨在解释以往经济学难以解释的六类宏观经济现象。

如果大多数经济学家忽略了2001年诺贝尔奖传递的上述信号，那么我相信，他们绝不会继续忽略由2002年诺贝尔奖传递出来的同样的但却清晰得多的信号――当代经济学正在发生一次“行为学转向”。

卡尼曼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用他和他的前辈茨沃斯基（已经去世）1994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总结性论文的题目来表示，就叫做“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这里，决策者没有完备的理性能力，每次决策的时候，他只是从记忆所及的案例当中检索出与当前场合最相似的那些案例以及相应的决策所带来的后果。根据“相似系数”，决策者可以大致判断类似的决策在各种相似场合可能带来的类似的回报，然后由概率加权求得预期的回报。显然，这一思路正是西蒙教授所倡导的“过程理性”或“有限理性”假设的思路。

不同于卡尼曼的行为心理学思路，史密斯是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从张伯伦的一次课堂实验，领悟了实验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以研究垄断竞争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伯伦，在1930年代后期的一次研究班上，把学生们分为两组――买方与卖方。每位同学，或以现金，或以实物，参与模拟的“市场”竞争过程。后来，史密斯在亚利桑那大学坚持进行实验经济学研究，终于把“亚利桑那学派”变成了实验经济学的同义语。他取得的研究成果如此显著，以致分享了1994年博弈论诺贝尔奖的德国经济学家希尔腾，最初正是从史密斯那里借鉴实验方法的。

因此，我倾向于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做一种双重的承认：首先是对心理学家卡尼曼和茨沃斯基长期倡导的“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的承认，其次是诺贝尔委员会1994年承认博弈理论之后，顺理成章，对实验经济学的承认。诺贝尔委员会的双重承认指向同样的方向：经济学正在从“上帝人”立场的先验理论转变为“动物人”立场的经验理论。

经济行为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最重要的一种。人类行为的另一种，同样地重要，通常叫做“宗教行为”。马歇尔曾经说过，决定了人类行为的两种最根本的力量，一种是经济的，一种是宗教的。马歇尔进一步认为，单纯地把人当做“经济动物”来研究，那是已经被证明了失败的思路。

第7篇：博弈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水利水电工程；索赔；不对称信息；博弈

中图分类号：TV2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683（2013）03018504

1研究背景

索赔通常是指工程合同在实施过程中，因一方不履约或未能正确、全部履行已生效合同文件中所规定的合同责任和义务时，合同另一方认定自己的合法权益已受到损害，向对方提出赔偿要求的行为[1]。

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其施工过程具有时间长、涉及专业多、技术复杂、施工过程不确定、合同管理难度大等特点，给承包商寻找或创造条件进行索赔提供了可能[2]。在实践中，承包商往往首先采用先低价中标，然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千方百计提出各种索赔请求的策略。

施工索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承包商向业主方提出的索赔，即通常所称的“索赔”；二是业主方向承包商提出的索赔，可称之为“反索赔”。业主方加强施工索赔管理的目的就是尽量防止和减少索赔，积极实施合理的、必要的反索赔[3]。目前，国内外对索赔的研究多是针对承包商对业主的索赔。因此相对于索赔经验丰富的承包商而言，业主方的索赔管理水平要落后很多，业主方的这一缺陷往往被承包商所利用，扰乱建筑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对业主方的索赔管理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法。

近几年，在索赔问题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方面，神经网络模型[4]、决策支持系统等计算机技术及一些新的决策方法不断地被应用到索赔研究中来，并取得了大量成果。特别是博弈论[56]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经济管理学中的应用，给索赔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和平台。运用非合作博弈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索赔问题中索赔主体间的对策关系，极大地丰富了对索赔问题的定量研究方法，促进了索赔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本文正是基于博弈论的基本思想，探讨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中业主如何进行合理、必要的索赔管理的问题。

2业主方索赔管理博弈分析

业主方施工索赔管理的宗旨是：索赔发生前尽量减少索赔事件的发生；索赔事件发生时努力降低损失值；索赔事件发生后公正地对待承包商提出的索赔，并在自己因索赔事件遭受损失时，合理地向承包商提出索赔。在索赔事件发生前，有些业主对索赔问题非常重视，会专门组建机构对索赔的防范及对策进行研究，有些则不重视。索赔事件发生后，承包商首先就合同约定的损失向业主提出索赔，可能会如实向业主申明自己的实际损失，也可能向业主夸大自己的损失，即存在欺诈索赔的可能（超额索赔，夸大实际损失等）。由于在上述过程中承包商存在一些对方不知道的私人信息，即所谓的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该博弈为不对称信息动态博弈[7]。

2.1参数假设

（1）A={a1，a2}分别表示业主的行为空间：a=a1表示业主进行索赔管理，需投入费用为m；a=a2表示不进行索赔管理，则没有任何投入。

（2）B={b1，b2}表示承包商的行为空间：b=b1表示承包商向业主如实进行索赔（索赔数额相对较低），设赔偿额为s1，由于该赔偿额是比较理性的，业主很容易判断出承包商没有采取欺诈行为；b=b2表示承包商向业主进行超额欺诈索赔，设赔偿额为s2，一般而言，试图进行索赔欺诈的承包商通常都采用较为隐蔽的欺骗手段，业主不容易发现承包商采取的索赔欺诈行为，其中，s1< s2。

（3）若承包商进行高额索赔（索赔数额相对较高），这时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二是存在欺诈性超额索赔的。业主通过审查，如果认为承包商提出的索赔请求符合实际情况，则履行合同约定的赔偿条款，进行s2的赔偿；如果发现承包商存在欺诈行为，则承包商就要受到处罚，假设受到的处罚为f。由于目前索赔事件不直接进行经济处罚，而是进行反索赔来降低或拒绝承包商的索赔请求。这里把f理解为承包商因欺诈而触犯刑律所受到的法律惩罚，或因欺诈行为败露而给其名誉造成的损失，以及业主因此而拒付实际损失费用等其他负效用[8]。

（4）业主如果之前进行了索赔管理的研究，具有成熟的索赔经验，因此业主能够及时判断出承包商的行为是否带有欺诈性，并对其进行处罚；若没有进行索赔管理的研究，能否发现欺诈行为则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若未能发现而履行合同约定的赔偿条款，使承包商骗赔成功，其骗赔所得记为s=s2-s1。

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博弈树见图1。图中得益数组的第一组数为业主得益，第二组数为承包商得益。

2.2模型分析

当发生索赔事件后，承包商已知事故发生的级别及应索赔的数额，但业主只知道承包商行动策略的概率。设承包商如实索赔的概率为x，欺诈索赔的概率为1-x，1≥x≥0。在业主没有进行前期索赔管理研究的情况下，当承包商提出高额索赔后，承包商也不知业主是否能发现其欺诈行为，此时假设能够发现的概率为y，不能发现的概率为1-y，1≥y≥0。

2.2.1业主的策略行为分析

（1）业主未进行索赔管理也能发现欺诈索赔。此时，建立业主的成本矩阵，见表1。

2.2.2承包商的策略行为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当业主进行索赔管理时，承包商如实索赔的策略显然优于欺诈索赔。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业主一定会对欺诈行为有所发现，并对承包商处以高额罚金，理智的承包商一定会选择如实索赔的策略。

当业主不进行索赔管理时，承包商选择如实索赔的期望得益为0，选择欺诈索赔的期望得益为：

Eb=y（-f）+（1-y）s=s-（s+f）y（4）

令：dEb1dy=s+f =0（5）

得：s=-f（6）

由于s= s2-s1，s2>s1，f≥0，那么要想公式（6）成立，必须存在

s=s2-s1=f=0（7）

公式（7）表明，欺诈索赔的索赔额与如实索赔的索赔额相等，且当业主发现了承包商的欺诈行为时也不会给与任何打击或“反索赔”，这与前面的假设和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承包商不能获得欺诈索赔时的最大期望得益。下面对公式（4）做进一步的分析：

当f≥s，y≥05时，Eb≤0。这种情况下，业主发现欺诈行为的概率较大，且处罚额度大于骗赔所得，承包商则应理性地选择如实索赔。

当f

当f>s，y

研究结果表明，行业的整体规范程度及项目索赔发生率将直接影响业主是否考虑进行科学的索赔管理研究，业主的策略选择反过来能够有效地制约承包商在索赔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同时也发现，对欺诈索赔事件的罚金f（即打击力度的大小）的合理取值也能极大控制住承包商在建设过程中欺诈索赔的发生。

3算例分析

为验证模型应用效果，以某水利水电项目为例按照前述模型进行业主和承包商的策略选择。

在现行建筑市场体制下，业主一般未进行索赔管理就不能发现欺诈索赔，此时取m=3，s1=30，s2=80，f=100，可得业主策略选择的最优解为φ=28%，x=98%。若再取f=10，φ=56%，此数据表明当实际索赔额为30，欺诈索赔额为80，处罚值为100时，业主进行索赔的概率为28%，当处罚力度降为10时，此概率变为56%。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市场监管力度的大小对业主策略决策的影响。当f∞时，φ0，x1，此时承包商一定会选择如实索赔，业主不用进行索赔管理为其最优策略。

反之，对于项目承包商来说，在m=3，s1=30，s2=80，f=100的情况下，业主以φ=28%的概率选择进行索赔管理，那么业主发现欺诈索赔的可能性非常低，令y=03，s=s2-s1=50，f>s，此时承包商没有最优的策略选择，只能根据自身的偏好及对欺诈被发现的承受能力做出自己的策略选择；当f=10时，φ=56%，此时业主发现欺诈索赔的可能性非常大，令y=06，f>s，这种情况下承包商则应理性地选择如实索赔。4结语

索赔是工程施工中经常发生的正常现象，从实践中看，几乎每个工程都会有索赔发生，特别是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索赔事件的发生频率非常高，有些项目的索赔额甚至会超过合同额。在这种情况下，对索赔进行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对于业主来说，防止索赔事件发生或进行反索赔，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必要手段。由于我国业主索赔管理尚属薄弱环节，关于索赔的预防和管理措施还需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

通过本文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承包商与业主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且一个理性的承包商总会想方设法获得最大利益。业主应根据索赔管理的成本、索赔金额、惩罚力度计算出策略概率进行实际操作，做到科学的管理方法，极大降低实际损失，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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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雷进生，易光辉，樊永华.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承包商施工索赔实践[J].水运工程，2009，（5）：58（LEI Jinsheng，YI Guanghui，FAN Yonghua.Practice of Claim for Contractor in Large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J].Port and Waterway Engineering，2009，（5）：58.（in Chinese））

[3]孙建强.建筑工程业主方施工索赔管理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2.（SUN Jianqiang.Studies on Construction Claims Management of Building Project Proprietors [D].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2002.（in Chinese））

[4]熊熊，张维，王元璋.工程索赔管理的神经网络法[J].天津大学学报，2001，34（3）：400402.（XIONG Xiong，ZHANG Wei，WANG Yuanzhang.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Claiming Based on Neural Networks[J].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2001，34（3）：400402.（in Chinese））

[5]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XIE Shiyu.Economic Game Theory[M].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2008.（in Chinese））

[6]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格致出版社，2008.（ZHANG Weiying.Game Theory and Information Economics[M].Shanghai：Shanghai Renmin Press，Shanghai Sanlian Press，Truth and Wisdom Press，2008.（in Chinese））

第8篇：博弈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关键词】文学 经济学 教学 应用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6-0028-01

经济学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其课程的理论程度和难讲程度在高等学校教学中已得到普遍认识，内容的前半部分主要探讨家庭、企业等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模型、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一般均衡、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等；后半部分内容主要围绕资源配置展开，从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开始讨论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从封闭型经济扩展到开放型经济，再到宏观经济政策，以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认为其中的理论、概念、原理晦涩难懂，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太强，对经济学抱有畏惧感。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将文学手法应用于课堂教学过程，采用多种形式将理论语言和文学语言相结合，比如借助形象化的语言描述谷贱伤农的经济原理，借助诗词歌赋描述生产论、成本论，借助悬疑推理描述博弈论等等。理论是抽象的，文学是形象的，利用文学语言将抽象的逻辑语言表达成形象的状物语言，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一、疑团的铺垫

经济理论的阐述是一种叙述性的阐述方法，是按照事物内在规律、内在的逻辑层次一步步阐释。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枯燥的理论可以进行前期铺垫，提出悬念先让学生尝试着揭秘，将理论以设置悬念、设置疑团的方式展开，由于“探秘”心理的驱使，学生往往积极性很高。学生在解决经济困境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得出理论结果，最后由教师进行揭秘，老师要不紧不慢地给出谜底答案，并且要对学生揭秘的结果一一作出点评，对于荒谬之处要加以指出。

悬念小说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从根源讲，就在于人类的“好奇心理”的驱使。层层制造的悬念使得读者欲罢不能，沉醉于其中、痴迷于其中。此法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加以应用，在经济学授课过程中把握学生的“好奇心理”的心理规律，掌握恰当的时机有意识地设置悬念，比如在讲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设置风云突变的经济环境，增加学生宏观经济环境的分析障碍，学生在探索答案的过程中增强了学习兴趣，收到很好的学习效果。

对于结果公布的形式教师可以延续到下一节课，吊足学生的胃口，在等待揭秘的时候，在学生聚精会神盼望答案揭晓的时候卖个关子，以“下节课公布结果！理论下周揭晓！”等方式将内容延续到下节课，既增加了学生互相讨论、研究分析的时间，又使学生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巩固了所学内容。

二、幽默的风格

经济学是探索个人、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学科，追求的严谨的理论，是科学的真理，所以，经济学教材表达的也是庄重、严谨的科学思想。但教师不能受困于教材，庄重、难懂的语言并不助于学生的理解。

诙谐幽默是智慧的展现，严谨庄重的经济学并不排斥在解读它时采用幽默的风格。亦庄亦谐的教学艺术手法，会收到较好的讲授效果。纵观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无不在演讲时体现出其幽默诙谐的一面，学生在笑声中既学习到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又直观的领悟到其中蕴涵的思想。教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学生在笑声中学习，笑声可以调节课堂气氛，缓解学生听课的疲劳，可以拉近学生和老师关系，增强好感，形成愉快教学，在笑声中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三、浅显的表达

经济学中有些理论比较苦涩难懂，采用浅白易懂的方式解读深奥的理论，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解读成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才是真正高水平教学的体现。然而，现在很多教师认为讲的理论越难懂，越深奥，越体现学术水平高、教学水平高，这是很荒谬的想法。就连经济学界最高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回归了现实，201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尤金・法玛、拉尔斯・皮特・汉森以及罗伯特・J・席勒3位因“资产价格问题的实证分析”而获奖的学者，他们属于微观实证范畴，研究本身就包含着对人类命运的关怀，通过踏踏实实的实证分析把科学道理告诉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可见谁玄而又玄，谁能将浅显道理演绎成复杂高深的数学公式，谁的水平就越高的想法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将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复杂的经济模型用通俗的语言、易懂的形式阐释出来是教学的关键所在，为此教师应下苦功夫，深入钻研理论蕴藏的道理，在充分理解和掌握知识理论的前提下，用口语化的、通俗的语言表述高深的经济学知识，要引起教师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中有很多欧化的语言，教师在授课时要尽量不要使用这些欧化的书面用语，尽量使用浅白的语言讲解其中内容。

同时要理论联系实践，将理论模型与现实生活案例结合起来，教师根据自己对相应知识的理解和把握，组织和积累一些案例，例如可结合席卷全球的美国次贷经济危机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并结合实际生活，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实际经济问题为题材而进行的客观描述，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描述，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从而在学习中能够形成开放型的学习氛围，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了学生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昆仑.试论提升授课艺术水平的“十个结合”――以经济学教学为例.贵州师范学院学报[J]，2013（11），52-56.

第9篇：博弈论的基本原理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从交易费用理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协同学理论的不同角度，对供应链生成机理进行了经济学诠释。研究供应链管理，不能脱离经济学理论基础。

研究供应链管理，不能脱离经济学理论这个大环境。国内外学者在供应链管理的理论研究中，运用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有委托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系统理论、协同理论、并行工程等。如，对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管理寻求理论上的解释，以委托理论最为常用，其次是交易费用理论；对供应链中的供应商加盟、选择、评价及开发供应商的问题，寻求理论模型的分析及指导，博弈论是最主要的分析工具；对供应链的结构模式的重组和优化问题，是利用系统理论、协同理论、并行工程等理论思想加以阐释。下文将分别从交易费用理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协同学理论的角度对供应链生成加以理论阐述。

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是1937年科斯（Coase）在其代表作《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科斯是最早开始关注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和边界问题的学者，他认为企业组织与市场可以看作是两种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制度，只不过企业组织是通过内部监督管理来实现资源配置，市场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资源配置，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产生的交易都要发生交易费用，企业组织内部的交易费用就是监督管理成本，市场的交易费用就是寻找价格的相关费用，两者的相等之处就是企业的边界所在。交易费用理论为分析企业与市场组织的替代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架构。针对将企业简单的看作资源配置的制度，而忽略企业的本质是进行生产和销售的观点，迪屈奇指出，企业制度存在的基础是企业组织、市场和中间组织这三种不同制度带来的效益比较。这一观点是对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框架的有益补充，他认为中间组织是一种既可以节约单独利用价格机制或单独利用行政权威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又能够使收益达到最大化的常见的资源配置结构。

交易费用理论为解释介于单纯市场交易机制和企业科层管理体制之间的中间组织形式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供应链这种依靠稳定的交易关系所形成的企业合作模式就是一种中间组织形式，它是一种涵盖了不同的过程和活动的由上、下游企业链接而成的网络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是纵向一体化和市场之间的中间状态，利用一体化的长期关系性合同取代利用市场交易的短期合同，达到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作为一种既节约单纯利用企业机制可能产生大量的组织成本，又节约单纯利用市场机制可能产生大量的交易成本的一种更能够节约总成本的治理结构，供应链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天然合理性。

企业核心能力理论

企业核心能力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理论—企业能力理论的一个分支学派，它又被称为企业能力学派，另一个分支学派是企业资源学派。企业能力学派是由以普拉哈拉德和Robert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来的，逐渐发展成为战略管理理论的主流理论之一。

企业核心能力理论是一种强调以企业生产经营能力和过程中的特有能力为出发点，来制定和实施企业竞争战略的理论思想。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主要观点有：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能力集合体，能力是分析企业的恰当切入点。企业拥有的核心能力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核心能力呈现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状态，随着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企业目标的变化，能力持续不断地积累、培养、开发、运用、维护和扬弃，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形成正反馈的增强回路。核心能力来自组织内的集体学习，来自于经验规范和价值观的传递，来自于组织成员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参与。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从企业的角度和层面研究竞争优势的问题，着重于企业内部的能力分析，认为企业内部条件对于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起决定性作用，企业内部的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是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

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为阐释供应链上的相关企业的选择和确定提供了理论依据。选择合适的企业来组合成供应链，能够创造出比组合之前单个个体所带来的利益之和更多的利益，是因为这些被选定的厂商将各自的业务集中于其所具有的核心竞争能力上，而它们的核心能力对于供应链的需求来说是最匹配的，在供应链运作中也是最有效率的。这种组合保证了整个供应链运行的协调有效性和高收益性。

价值链理论

在最初的基于制造业的观点中，价值链被看成是一系列连续完成的活动，是原材料转换成最终产品的一系列过程，这些活动和过程分为基本价值活动和辅助价值活动。价值链思想认为企业的发展不只是增加价值，而是要重新创造价值。在价值链系统中，不同的经济活动单元通过协作共同创造价值，而价值已不再受限制于产品本身的物质转换。

Hines把波特的价值链重新定义为“集成物料价值的运输线”。Hines把原材料和顾客纳入价值链，从而大大扩展了价值链的范围。在Hines定义的价值链中，价值活动沿着价值链的流程比较合理的建立，而不只是存在于生产作业之中，还包括信息技术的应用等。Rayport提出了开发虚拟价值链的思想，认为当今每个企业都在两个世界中竞争，即管理者可感知的物质世界和由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两条价值链的增值过程不同，实物价值链是由一系列连续的活动构成，而虚拟价值链是非线性的，有潜在的输入点，形成网络状的结构。虚拟价值链在任一阶段的价值创造过程中都包含五项活动：搜集、组织、选择、合成和分配信息，通过这些活动，收集的原始信息就可以增加价值。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价值链的形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逐渐向价值网的方向发展。

传统价值链理论的思想就是让企业中的不同经济活动单元通过协作共同创造更多的价值，随着价值链理论的发展，企业间的协调思想、信息和信息技术等共同推动了价值链理论由传统的价值链发展到虚拟价值链，并进一步向价值网的方向发展，价值链理论的范畴也扩展到所有价值网的理论模型描述的企业所构成的集合，其理论思想扩展为，让所有的企业成员在基于各自的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紧密合作，利用彼此的互补优势和资源同步协作。因此，扩展的价值链理论能很好的解释各相关企业被选择从而组建成供应链的原因。

协同学理论

协同学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1977年正式问世，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HermanHaken）。哈肯在研究激光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为数很多的这类系统在从无序过渡到有序状态时，其行为中显出一些惊人的类似，这一点有力地表明，这些系统的功能服从一些相同的基本原理”，这里所指的“相同的基本原理”就是以协同效应原理为核心的。协同学认为：系统总是要达到一个稳定状态，即有序结构，这是系统的目标，一旦系统离开了目标，就不稳定，就要通过其内部的序参量的作用重新达到一个稳定状态。这表明系统具有整体性，是一个相互链接的有机整体，它不是内部各子系统简单加总的结果，而是产生“1+1>2”的效果。

因此，只要存在这样一个系统，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都要达到各自的目标，当它们通过合作，更好地实现整体目标或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同时更好地实现子系统目标时，即符合协同效应理论。协同效应可以广泛的应用于优化资源配置研究。

结论

价值链理论则为人们指明了这些具有不同的核心竞争能力的载体之间通过关系（契约）而长期稳定的连接起来，是因为这些不同的核心竞争能力可以组成一条能够创造无限价值的流程，这个流程以链条的形式展现出来，各个合适的核心竞争力相互合作，协调一致，同步运转，从直观上理解是供应链，而从本质上理解就是一条价值增值链。供应链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通过合作，更好地实现整体目标或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更好地实现子系统目标时，即符合协同学理论。综上所述，交易费用理论让人们认识到供应链是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中间组织形式，它是由多个企业通过某种关系（契约）连接而成的。企业核心能力理论告诉人们这些相关的企业实体是具有不同的核心竞争能力的载体。

参考文献：

1.哈肯.协同学[M].原子能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