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

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建议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1

美国会计学家戴维·F·林诺维新在1968年提出“社会责任会计”概念，指出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在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揭开了社会责任会计研究的序幕，随后，法国、德国、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也开始普及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社会责任会计的出现又使人们实现了新的跨越，传统会计只是为微观服务，只注意投资人和会计主体的经济利益，社会责任会计则把人们从“狭隘”的利益中解放出来，它告诉人们，企业与周围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应该对它为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包括资源的耗费）负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理论基础

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社会化大生产既生产了大量物质财富，又生产了垃圾和污染，致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面对日益恶化的人类环境，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以敏锐的目光觉察到了它的危害。英国经济学家沃德等人1970年在《只有一个地球》一书中也提出：我们要承担保护人类环境的责任，学会明智地管理地球。此后人们相继提出了“无破坏情况下的发展”、“生态的发展”“、连续的或持续的发展”等概念，联合国最后选择了“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并将其界定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总之，人类必须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活动，必须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协调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20世纪年代形成的新福利经济学派提出了一些新的经济思想，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说”为理论基础，只强调企业个体的利益，提出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这是有失偏颇的。企业作为社会的经济细胞，企业主管人员尤其是大型企业主管人员应代表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只代表本公司的利益。例如新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庇古，他在1920年著作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外部效应”一词，指出“外部效应”的内涵是：某一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动直接影响到另一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成本（效用），有害的外部效应称为“外部不经济”，有益的“外部效应”即“外部节约”。

正是这些新的福利经济思想和“社会成本”、“社会效益”、“外部效应”“、外部不经济性”等新概念的提出，不仅把企业的目标由“利润最大化”推进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且也对20世纪70年代社会责任会计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它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社会责任会计的对象和性质

社会责任会计的对象就是企业或组织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方面的经济活动。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方面：（1）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如污染控制治理与赔偿的经济活动（增添污染控制设备和装置、污染检测与监督费用，固体废弃物的回收与处理，应付排污费等）；绿化园林活动；清洁卫生活动；保护自然资源活动；动植物检疫活动；其他环境保护方面的活动如参加环保会议及环保知识培训、森林保护、水土保持、沙漠化防治等活动。（2）矿产开采与保护、使用活动。如矿产开采权申请；矿产保护活动；矿产勘探活动；开采活动；矿产使用责任。（3）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活动。如人力教育与培训活动；少数民族教育与雇佣；残疾人录用及设施购置；妇女雇佣与女干部选拔；福利设施购建；生产安全设施添置；吸收就业人员；就业人员工资及培训；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疾病防治与健康检查；其他有关活动。（4）公益性经济活动。如城市公共工程建设活动；公园建设与管理活动；防洪活动、防风灾活动；大江大湖治理活动（如我国的太湖治理、淮河治理等）；残疾人利益保护活动。

社会责任会计在性质上是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结合运用，换言之它既有财务会计性质，又有管理会计地位。因为从它运用的基本方法来看，要设置必要的科目体系和报表体系来反映社会资产、社会成本、社会负债以及环境绩效，这是财务会计的内容。从其目标来看，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反映和控制社会资产的目的在于加强对社会资产的管理，因此又必然要用到管理会计的预测（矿藏勘探实质上预测）、决策方法，因而它又有管理会计的性质。

三、加速推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工作

在我国推行社会责任会计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核算内容还较模糊，计量方法缺乏标准，社会责任量化信息披露较少，在我国普遍实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

政府应在加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上有所作为。政府应转变观念，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和优良的发展环境，使企业能够不断生成和积累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能力。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帮助减轻了政府来自于社会公众的压力，如减少失业、治理污染和投资公用事业等，因而政府应该对企业的社会参与行为给予认同，在制定和实施政策上向其倾斜。

应加强社会责任会计的教育由于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新分支，无论是它的理论基础还是核算对象、方法均与传统会计区别很大，一些传统会计概念、原则、方法已不适用于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因此，会计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上的欠缺，从而也影响了社会责任会计在我国的应用情况。因此，建议我国高等教育在各层级会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应相应提高对社会责任会计的重视程度，规范这一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1]廖洪.会计理论及其应用分析[M].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01.

[2]胡承德.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研究[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

第2篇：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知识属性问题的一条重要进路。近来，ssk的认识论抱负，关于知识的观点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鉴于此，在与传统认识论的比较中阐释ssk的认识论抱负，通过比较ssk与传统认识论一脉相承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进路上的差别，表明其对知识研究的重要意义。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自8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从其称谓来看，ssk与社会学有着天然的联系，其思想渊源可以直接追溯到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传统，因此在科学 哲学 家看来，ssk的社会学抱负是显而易见的。同时，ssk最初进入

    自启蒙运动以来， 哲学 家一直将 科学 知识视为“ 自然 之镜”，这种观点在科学知识和世界的关系上持一种反映论的实在论观点，认为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认识之外的客观世界，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真命题的集合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既然科学知识与世界之间是一种真实摹写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对科学知识(关于世界的表征)的证明和辩护达到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和把握，而对作为世界表征的科学知识的辩护则需要运用一种语言分析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正是在这种科学观的影响下，认为科学知识的发现及辩护语境是相分的，科学哲学所关注的仅是科学知识的辩护语境，于是逻辑经验主义采取一种语言分析的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逻辑分析和合理性重建。

    罗蒂、库恩和奎因等人在批判了传统科学观，使科学知识的认识论特权地位受到威胁的同时，也使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知识的研究方法受到了质疑。既然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不可分，那么对科学知识本性的考察必然要回到科学知识的发现语境中。从本质来看，发现语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发现”一词仍然暗含了一种反映论的假定。按照ssk的观点来看，科学知识并非被发现、而是被生产和制造出来的，因此回到发现语境事实上是回到科学实践中，不仅研究客体，包括科学家本身都成为考察知识所不能忽视的内容。

    同时，ssk继承知识社会学的传统，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将知识看作存在于一定社会文化之中的信念系统。既然语言本身已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生活形式，那么由语言所组成的知识不仅是一种实践的表征，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因而对其本性的考察正如对语言意义的考察一样，要在具体的使用中，即具体的实践中进行。因此，ssk的研究或是回到某一科学争论 历史 中，从历史、文化、 政治 、 经济 等多方面对争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或者以局外人的身份深入实验室对某一具体知识的产生过程进行人类学考察。

    4.语境主义策略:用知识产生的地方性代替知识辩护的普遍性

    ssk在实现以经验社会学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因果性分析的构想时，已经暗含了一种拒斥科学知识客观性和普遍性、将知识还原到具体语境中的假定，可以说一种语境主义的策略已经暗含在ssk的理念和方法中，“在讥讽着前辈们执着于追求纯粹的客观知识和普遍伦理的幼稚的同时，一批人在大呼‘理性缺场’的情境中，义无反顾地转向了语境主义和相对主义”。

    语境主义策略本质上取决于ssk对知识的看法。ssk继承了库恩将科学知识看作一种集体财产的看法，认为“知识是文化或亚文化成员的共有财产，作为各自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代代相传，其可信性依赖于集体的权威，对它的使用和应用决非服从于抽象的逻辑术语的描述，它只能从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特定行为的关系中被理解”。因此，为了理解知识的产生和 发展 ，“就必须参与它的使用语境，必须关注它的使用者的特定的实践目的”。在ssk的视野中，科学知识并不因其对客观世界的符合而获得可信性，事实上，在他们看来这种符合论是不可能成立的。科学知识的可信性源于集体的权威，那么知识并不是惟一确定的，对知识的理解也不可能是脱离语境的，因此我们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评价必然要回到产生它的语境中，将知识置于特定语境中，置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进行。

    这种策略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境思想之间有很强的连续性。后期维特根斯坦主张语言分析应回归日常语言，回到生活实践，从而使语境的涵义从原来逻辑结构层面扩大到行动领域、实践领域，他强调了一种语境对意义的规定性。语境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中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在具体的使用中，句子间上下文的关系，包括对话人正在谈论的主题;其二是使词或句可以被双方理解的共同的生活背景、语言习俗和社会建制。语境主义策略表明，科学知识的产生是与语境相关的，这一方面表明知识并非具有普遍性和反映论意义上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表明知识并非主观、任意的。因为语境中的各种因素为科学知识提供了规则和约束力。

    我们发现，“语境”在ssk学者那里至少包括了以下两层涵义:其一，知识产生时，科学家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构成科学家背景信念的社会文化因素。比如在巴恩斯和麦肯奇对19世纪英国遗传学争论的分析中，皮尔逊和巴特森各自所处的阶级、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利益构成了我们理解这场争论的语境。这种涵义的语境在一定意义上是外在于知识的。其二，实验室中，科学研究的索引性，即科学活动的境况偶然性，包括科学家选择的偶然性、实验室操作的地方性等特征。

    这一策略具体表现为两种研究进路，一种是回到历史，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中讨论科学理论与一定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将某一理论归因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通常是一种宏观的进路。另一种是回到现场，以一种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人类学方法对科学知识形成和接受的实践过程进行描述。前一种进路主要代表是爱丁堡学派在“利益模式”引导下对历史上科学争论所作的研究，后一种进路主要以拉图尔、伍尔加、诺尔一塞蒂纳所做的实验室研究为代表。

ssk主旨是倡导一种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的方法对知识进行描述性研究。在这种主旨下，一部分理论家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研究的纲领，另一部分学者则在此纲领的引导下进行了大量实践研究、案例研究，这些案例涉及多个自然学科，从时间来看，既有对科学史上著名案例的还原式研究，又有对当代科学实验室的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给学术界带来巨大反响的同时也受到责难。原因在于ssk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科学哲学大相径庭，结论往往被看作是反科学客观性的。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遭到大量批判甚至是漠视。一些传统科学哲学家并不把ssk作为竞争对手，这样的一种批判和漠视事实上并没有看到ssk在社会学方法背后的认识论抱负，因而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它关于知识的思想。

    ssk中蕴含着丰富的语境思想，在历史主义消除了发现语境(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语境(context ofjustification)二分的影响下，ssk更加重视知识的语境性，爱丁堡学派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以及实验室研究都说明科学知识何以是语境依赖的，知识在动态维度中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知识问题一直是哲学关注的中心话题，从什么是知识到人如何认识，对知识的提问方式尽管发生了改变，但人类对知识本性的探索从未有过变化。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对知识的研究转而成为对知识的载体语言的研究，因而，当代主流认识论是采取一种语言分析的方式研究知识属性问题，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也是沿用这一思路对科学知识进行分析。

    长期以来主流的探究知识问题的学派忽视了ssk的成果，正像英国学者库什在《哲学与知识社会学》一文中指出的:一直以来，英美分析哲学并没有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看作是自己的对手而加以足够重视，这样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以分析哲学为主的认识论学者都忽视了证明是知识的一种来源;他们忽视了诸如集体信念或集体证明和集体认识这样的现象;而且他们没有关注认识活动的组织过程。这种奇怪的无视已经使认识论无法阐释科学知识的生产和维持了”。而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作的工作正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一种校正与补充。

第3篇：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

【英文摘要】From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culture is an imp ortant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new century .It will not only contribute to change fundamentally the narrow orientatio 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us extricating itself from the existing pred icament，but also widen greatly the field of vision in the research of phil osophy of science，thus opening up very broad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关键词】科学/文化/哲学

science/culture/philosophy

【正文】

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领域里，逐渐出现了不少新的亮点。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就是科学文化哲学的孕育和产生。

所谓科学文化哲学，大致可以看做为这样一种学科或研究方向，即将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只不过是它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做认识论的研究，因而它既区别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又区别于一般的文化哲学；其二，科学文化哲学研究依然是一种哲学研究，因而它比科学历史学、科学社会学等元科学更加靠近传统的科学哲学。如果说，我们将传统的科学哲学理解为是一种狭义的科学哲学的话，那么，科学文化哲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广义的科学哲学。更进一步说，科学文化哲学将是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的深化和拓展。

2

科学文化哲学的孕育和产生，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它是在20世纪末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势下孕育和产生的，可以说是对科学哲学的一种重大突破与发展。

众所周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即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然后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然而，这两次重大转变不但没有使西方科学哲学从根本上摆脱理论困境，反而使其大伤元气，逐步从兴盛走向衰落，甚至趋于解体。

那么，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困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有何途径可以使其解开症结，从而摆脱现有的困境呢？笔者认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困境的症结在于，原有的科学哲学的学科定位或框架过于狭隘，以致无法应对和解决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所固有的深层矛盾和问题。因此，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则是一条使科学哲学摆脱现有困境的重要途径。

具体说来，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基本框架是认识论的和分析哲学的。它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其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领域内，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分析（或分析哲学）的方法，因而它所研究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几乎等同于“科学的逻辑”。这在约翰·洛西所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将《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写成了“科学方法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要”。在他看来，科学哲学的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1]。逻辑实证主义对“世界的逻辑构造”也许可以看做是所谓“正统的”科学哲学的最高成就。

然而，随着20世纪60和7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经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然后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科学哲学的主题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显然，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研究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逻辑结构，历史主义者所关注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则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

随着科学哲学主题的重大转变，人们不难发现，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实质上已经大大拓宽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把科学哲学看做是“经验科学知识论”，也就是看做认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或分支[2]。而历史主义者不仅将研究“科学（知识）的逻辑”拓展到研究科学（知识）发展的合理性问题，从而大大拓宽了“经验科学知识论”的研究，而且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等学科联系在一起，使得科学哲学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于是，他们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对科学的影响和作用，强调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它与其他文化并不存在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以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已经从认识论延伸到了科学文化哲学的范畴。

至于后现代主义者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则更加宽泛了。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科学，倒不如说是“文化的整体”，特别是人文文化。他们反对将“科学的整体”从“文化的整体”中区分开来，强调在“文化的整体”中来理解科学，特别是以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理解科学，用模糊主义的整体论来彻底模糊科学与艺术、政治乃至宗教的区别。于是，他们不仅将科学消解于整个文化（特别是人文文化），而且还将科学哲学消解于一般的文化哲学（特别是人文哲学）。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其症结就在这里：

一方面，随着科学哲学的重大转变，科学哲学的主题和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仔细考察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所研究的每一个重大问题，例如，科学与价值问题、科学进步问题和科学合理性问题等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所能应对和解决的范围。它们所涉及的领域从根本上说不仅是认识论的，更是科学文化哲学的；而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方法当然不仅仅是分析的，更须是综合的、辩证的。

另一方面，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被约翰·洛西看做是“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它的视野要比逻辑实证主义宽阔得多，但是，很明显其基本定位还是认识论的，而不是科学文化哲学的。他们只是提出了科学与价值（文化）相关联这个重要问题，但并没有对此做深入的研究。在许多情况下，历史主义者们，例如，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人往往回避各种复杂的文化因素去建构自己的科学进步模式或科学合理性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关注的依然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它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逻辑，而历史主义关注的是科学发展变化的逻辑（例如“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进步模式”与“科学合理性模式”等等）。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逻辑构造与实际的科学知识严重脱节的话，那么历史主义的各种“结构”、“逻辑”和“模式”与实际的科学发展也有很大的距离。

后现代主义者似乎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及其症结所在，于是，费耶阿本德不仅“反对方法”，而且还“告别理性”，宣告科学哲学行将终结。费耶阿本德观点的合理因素在于：在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框架内，要使科学哲学走出困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费耶阿本德之所以走向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和非理性主义，关键还在于他并没有超越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思维框架：在他那里，既然一切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那么，惟一幸存的法则就是“怎么都行”；既然一切科学合理性模式都有其缺陷，那么，就应当干脆“告别理性”。罗蒂实际上也采用了与费耶阿本德相同的逻辑：在他那里，既然科学与其他文化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那么，科学与其他文化就没有任何区别；既然科学与其他文化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就可以用文化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哲学）来消解并代替科学哲学。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后现代主义的后果只能导致科学哲学走向真正的终结。然而，随着科学哲学的主题的重大转变，科学哲学的确需要有一个重大转变，那就是打破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框架，使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从而从根本上解开使当代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推动科学哲学进一步向前发展。

3

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有助于使科学哲学走出现有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还将大大拓宽科学哲学研究的视野，从而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颇为广阔的前景。

首先，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从认识论拓展到价值论。

事实上，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已经深深地触及到科学价值论的内容。例如，库恩解释科学变化发展所使用的最关键的概念——“范式”，其核心内容就是“价值”。在库恩看来，每一个范式都带有自身的价值标准，并且不同范式的价值标准是“不可通约的”。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做出选择，如同宗教皈依一样，是“一种在不相容的共同体的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选择”，在这里并不存在一种可依据的客观的合理的价值标准[3]。而劳丹为了克服库恩的相对主义，写了一本重要著作，书名就叫做“科学与价值”。为了避免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劳丹做了特别的限定，强调他所讨论的价值只涉及“认知价值”（即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标准和规范）。尽管劳丹对库恩的范式理论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提出了一种比库恩模式更渐进的科学发展动力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科学变化的连续性问题，但是，他对科学进步的解释依然是“赫拉克利特式的”，最终无法摆脱相对主义[4]。可以说，价值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一大难题。要使科学哲学走出困境，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价值做零碎的、抽象的研究，而应当对其做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如果说传统的科学哲学的侧重点是对科学做认识论的研究的话，那么，科学文化哲学的侧重点则应当转向对科学做价值论的研究。

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视野里，科学价值论的研究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一方面，它将科学看做是一种具有丰富价值内涵的文化或文化活动，而不仅仅只看做是一种认识或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它强调对价值的研究也应当是全方位的，而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研究“认知价值”。总的说来，科学价值论大致包括以下两大块内容：一是研究价值对科学的影响及其作用，目的是真正将科学放在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来研究，从而揭示科学的动力、目的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块内容与传统的科学哲学有关，但其视野要比传统的科学哲学广阔得多。二是研究科学对人与社会的价值，包括科学的技术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等等，从而揭示科学对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块内容显然已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范畴，因而往往被排除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之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科学哲学在本质上是认识论的，而不是价值论的。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着日益增长并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因而对科学价值论的研究其重要性就显得越来越突出。杰罗姆·R·拉维茨指出：“现代自然科学活动已经改变我们的知识和关于我们对世界的控制，而在这个进程中，它也改变了自己本身，并且造成了诸多单靠自然科学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在他看来：“在当代，在关于对科学的理解方面最深层的问题是社会的，而不是认识论的。那些到达真理之类的较老的问题已经让位于对科学的健康发展的关注和对其应用的控制的关注。”[5]尽管拉维茨的观点似有可商榷之处，但它的确从一个角度（即从科学对人与社会的影响这个角度），揭示了研究科学价值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将最大限度地整合元科学各分支，从而使科学哲学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正如前面所说的，传统的科学哲学充其量只是对科学的认识论研究，而不是对科学的全方位的哲学研究（尽管认识论也是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无疑哲学要比认识论广阔得多），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至少不是完备的科学哲学。由于科学哲学的定位过于狭隘，因此，对科学的全方位的哲学研究很难有恰当的学科归属。按照现行的做法，只能将认识论的部分划归于科学哲学，而将非认识论的部分分别划归到科学社会学、科学历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伦理学、科学美学等元科学各分支，这样一来，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事实上处于一种非常松散的状态，有些研究（例如科学价值论的研究）甚至没有一个恰当的元科学分支可以对应。显然，这种局面不仅有碍于对科学做全方位的哲学研究，而且对于推进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不仅有助于将对科学的哲学研究从认识论拓展到价值论，而且有助于将渗透在元科学各分支当中的哲学思想挖掘出来并且整合起来，从而建构起更加完备的科学哲学，并使其朝着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迈进。

我们不妨以比较成熟的元科学分支即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历史学为例，来探讨一下整合元科学的哲学思想的可能性。

在笔者看来，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的理解既是社会的，又是文化的：它既将科学看做是一种社会体制，又将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活动。于是，科学社会学的定位从一开始便带有交叉的性质：一方面，它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因而毫无疑问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因而它与科学文化哲学密切相关。一般说来，科学社会学的实证研究部分基本上属于社会学的范畴，而它的理论思辨部分则带有很浓的科学文化哲学的色彩。事实上，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在理论层面上不仅是交叉的，而且还有许多重叠的地方。例如，默顿关于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科学的精神气质等多项主题的研究，显然是理论思辨的，而不是实证的，因而与其说属于科学社会学范畴，倒不如说属于科学文化哲学范畴。从更深层次上说，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两者之间其深刻的关联在于：一方面，要对科学文化进行社会学研究，离不开对科学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就是离不开科学文化哲学；另一方面，要对科学文化进行哲学研究，同样也离不开科学社会学，因为科学文化活动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可以说，科学文化哲学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而科学社会学又为科学文化哲学提供强有力的社会学的实证支持。

我们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文化哲学的深刻关联中，不难看到整合元科学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至少在科学社会学那里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有待我们去挖掘、整理、概括和总结。除了有助于深化科学认识论研究（因为认识活动在本质上也是社会的）以外，科学社会学对科学文化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将在科学价值论这方面。例如，通过对科学这种社会体制的内部结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研究（科学“内部的”社会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科学文化活动内部来深刻地理解科学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科学“外部的”社会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科学文化活动的外部来深刻地把握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和社会对科学的影响，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和把握科学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毫无疑问，离开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科学价值论将会变得非常空洞。

科学哲学同科学历史学的关系似乎要比科学社会学更为密切，以至拉卡托斯强调，“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就科学编史学与科学哲学应该怎样相互学习这个问题，拉卡托斯的观点是：“(a)科学哲学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做出合理的说明；(b)借助于（经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c)对历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经验的（社会—心理学的）‘外部历史’加以补充”[6]。这个观点无疑具有启发性，但是，它将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的关系，在本质上仅仅归结为“规范的方法论”与“内部历史”之间的关系（“外部历史”仅仅是一种补充），未免太狭隘了。

如果我们将科学哲学拓展为科学文化哲学，而将科学史理解为科学文化发展史，包括科学本身的发展史（内部史）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史（外部史），那么，科学哲学与科学历史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比拉卡托斯所理解的要深刻得多和紧密得多。

事实上，许多科学历史学家（特别是乔治·萨顿）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史的。只要打开萨顿所写的科学史或科学史论著，我们就会感受到十分浓郁的文化气息，体会到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逻辑，而且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同哲学、艺术、宗教等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科学史不仅能够为科学认识论或方法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历史学的线索，而且也将为整个科学文化哲学研究提供取之不尽的史料和素材。当然，科学历史学与科学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也绝对不是简单的史料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应当看到，科学历史学本身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例如，萨顿的科学史观，包括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科学与艺术相互关系的观点等等实际上已经明显属于科学文化哲学的范畴了。可以说，科学历史学对科学文化哲学的贡献将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认识论，也包括价值论、科学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研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科学社会学，还是科学历史学，都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其涵盖面都非常宽，然而，传统的科学哲学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种“内部的”科学哲学，似乎并不存在“外部的”科学哲学。这种状况不仅导致科学哲学研究过于狭窄，而且也使得元科学各分支处于比较松散的状态。如果我们将科学哲学拓展到科学文化哲学，那么，后者也将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其结果不仅将大大拓宽对科学的哲学研究，而且也将使元科学各分支得到最大限度的整合。

最后，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有助于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真正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

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几乎是整个元科学共同的使命。科学史学家萨顿说：“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7]在他看来，科学史学家的使命也就是建造桥梁。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也认为，“科学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之间的桥梁”。在他看来，“从哲学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然而，尽管不少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做了巨大的努力，但离完成上述使命仍有很大距离，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鸿沟依然很深。当然，导致两种文化分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是，应当看到，对于科学哲学来说，的确也有其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特别是科学哲学的狭隘的定位及其与此相关的狭隘的科学观颇值得反思。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就体现了某种狭隘性。它不仅没有设法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桥梁，反而在两者之间划了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表明科学与人文分别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

毫无疑问，上述狭隘的科学观与科学哲学的狭隘的定位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狭隘框架，遮蔽了人们的视野，使之看不到科学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看不到科学与其他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联系，而将其“看成为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做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8]这样一来，关于科学的观念就被大大狭隘化了。

显然，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对于沟通两种文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其一，它将彻底打破传统的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狭隘框架，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的科学哲学的定位，从而有可能真正从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中来理解科学，理解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价值，也有可能真正拉近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距离，深入考察和研究两种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两者之间架起相互理解的桥梁。其二，更重要的是，它将真正肩负起元科学的共同使命，促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尽管有的科学哲学家早就提出，要使科学哲学成为沟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桥梁，但事实上在传统的科学哲学的框架里，几乎很难实现，因为探讨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的科学哲学范畴，因而不可能成为科学哲学的重要课题。然而，科学文化哲学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它将真正把探讨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当做自己的重大课题，特别是通过揭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深刻关联，来促进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从而推动整个人类文化的普遍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序，2.

[2]　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5.

[3]　 T 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93.

[4]　L Laudan.Science and Values [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64-66.

[5]　Jerorne R Ravetz.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Problems [M].New Brunswick，1996.9，71.

[6]　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41.

第4篇：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

关键词： 科学史 科学知识社会学 内史 外史

Abstract: Since 1930s， most of change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western history of science related to the definition， pision， and evaluation of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 About that problem， many Chinese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ternal history”， and， even some scholars who focus the “external history” would insist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However，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SK， the premise of these opinions and controversies is the opposi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It insists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a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ask for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this view of science， there is no such independent “internal history” that is free from any social factors. In that way， the demarca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is eliminated.

Key words: history of science SSK internal history external history

科学史中的“内史论”与“外史论”已经是科学史界和科学哲学界十分熟悉的概念。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构成了科学编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对于一阶的科学史研究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从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的立场出发，指出这种划分实际上是可以被消解的，而且这种消解又可以带来科学观和科学史观上的新拓展。

一、科学史“内外史”之争

在讨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内外史”划分的消解之前，我们先且按传统的标准和划分方式对“内史论”与“外史论”的含义及“内外史”之争做简单的回顾与分析。

一般而言，科学史的“内史”（internal history）指的是科学本身的内部发展历史。“内史论”（internalism）强调科学史研究只应关注科学自身的独立发展，注重科学发展中的逻辑展开、概念框架、方法程序、理论的阐述、实验的完成，以及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等等，关心科学事实在历史中的前后联系，而不考虑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默认科学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科学史的“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指社会等因素对科学发展影响的历史。“外史论”（externalism）强调科学史研究应更加关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认为这些环境影响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在研究科学史时，把科学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背景中。[ ]（p24）

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科学史研究（包括萨顿的编年史研究在内）基本上都属于“内史”范畴。直到20世纪30年代默顿和格森发表了有关著作之后，科学史研究才开始重视外部社会因素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与传统“内史”研究不同风格的编史倾向。这才出现了科学史的“外史”转向，并引起了所谓的“内外史”之争。

具体而言，“内外史”之争的焦点在于外部社会因素是否会对科学的发展产生影响，或者说，在科学史的研究中，这些外部影响是否可被研究者忽略。其中，“内史论”者认为，科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是不断趋向真理的过程；科学内在的认知概念和认知内容不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且科学的真理性和内在发展逻辑往往使得其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也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反，“外史论”者则坚持认为，尽管科学有其内在的概念和认知内容，但是科学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往往是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其看来，社会的、经济的、宗教的、政治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无一不对科学研究主题的变化和科学发展进程的快慢产生重要影响。

在20世纪30－40年代，因为格森和默顿等人的工作，“外史论”在科学史界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二战后期直接源于坦纳里、迪昂、迈耶逊、布鲁内和黙茨格的法国传统的观念论纲领开始流行。正如科学史家萨克雷所说，由于观念论的哲学性历史占主导地位，在50－6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人们很自然地注意远离任何对科学的社会根源的讨论。即使出现这种讨论，那也是发生在一个明确界定的领域，并由社会学家而非科学史家进行。[ ]（p55）在这一时期，柯瓦雷关于伽利略和牛顿的经典研究奠定了观念论科学史的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外史论”在另一种意义上又重新发挥了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势头，这与科学哲学中历史学派的出现不无关系。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发展，对科学的社会学分析开始兴起，其中，不但科学的形成过程和形式，连科学的内容也被纳入了社会分析的范围，科学知识的内容因其社会建构过程，也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科学既被看成是一种知识现象，更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可以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史家在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上的一些变化和争论，大多是围绕着界定、区分和评价“内史论”与“外史论”，是在这两者彼此对立存在（虽然也有认为两者可以综合融通的看法）的前提下展开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内外史”研究的变化与争论进行分析，可以窥见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史研究侧重点和范式变化的历史脉络。

二、国内学者的态度及其前提假定

对于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内外史”演变和争论，国内学者的态度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种是埋首于个人的具体研究，不去关心和讨论这个编史学理论问题，但潜在地却基本同意“内外史”的划分，这类学者占大多数；另一种是对该问题做了专门的研究和讨论，当然这些学者在人数上不是很多。在这类学者当中，通常极端的“内史论”和“外史论”都不被他们同意，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坚持的二者的综合运用。

具体而言，在第一类学者看来，具体的一阶研究更为重要，讨论“内外史”之争问题往往是“空谈理论”，对于实际的科学史研究没有多大意义。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国内科学编史学研究相对来说一直是较为薄弱的环节，其价值和意义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值得注意而且也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这些一阶的研究中，“内史”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外史”。在许多学者看来，科学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科学史描述的就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规律。少数“外史”研究也大多停留在描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对科学发展的速度、形式的影响上，把社会因素作为科学发展的一个外在的背景环境来考虑，尚未触及到社会因素对科学内容的建构与塑型的层面。

在第二类学者中，80年代末就已经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指出科学中的多数重大进展都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促成的，认为在“内史”和“外史”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 ]（p39-47）随后一些学者较为系统地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研究的“外史”转向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们通过对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自1913年到1992年的论文和书评进行的计量研究，发现科学史的确发生了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向，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内史研究为主，80年代之后以外史研究为主。[ ]（p128）此外，他们还就“内史”为何先于“外史”、“内史”为什么转向“外史”、“内史”与“外史”的关系究竟如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国外学者关于“内外史”问题的观点，并认为“内外史”二者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 ]（p27-32）其理由在于“极端的‘内史论’会使科学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动力和基础，无法解释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极端的‘外史论’又会使科学失去科学味，而显得空洞。”[ ]（p6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虽然未对“内外史”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但从不同的关注角度出发，大多都认为科学史的“内史论”与“外史论”必须进行某种综合。[ ]（p14，p97-98）

无论是不去讨论“内外史”问题，还是总结国外学者的观点并主张“内外史”综合，第一类学者和第二类学者都默认了“内史”与“外史”的划分方式，且大多更为看重“内史”。如果对他们的观点做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在背后支撑着这种划分及侧重的仍然是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对实在的揭示和反映，它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不受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科学的历史是一系列新发现的出现，以及对既有观察材料的归纳总结过程，是不断趋向真理和进步的历史。这种科学观指导下的科学史研究就必须揭示出科学发展的这种“内在”发展逻辑，揭示科学的纵向的“进步”历史。例如，有学者在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科学、科学史的发展来谈“内史”先于“外史”的合理性时，提到“科学史一开始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科学史事实在（包括科学家个人思想、科学概念及理论发展）的内部因素及产生机制的研究。而这一科学史事实在内部机制的研究构成了科学史区别于别的学科的特质和自身赖以存在的基石。也就是说内史研究是科学史的基础和起点；”“外史是在内史研究的基础上随着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增大而非研究外史不可的地步时才逐渐从内史中生长出来的。”[5]（p28）这些观点大致包含了这么几层含义：首先，科学史事实在内部蕴含了科学发展有其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内部机制、逻辑与规律；其次，对这些科学发展规律、机制及内部自主性的研究构成了科学史学科的特性；最后，注重科学内部理论概念等的自主发展的“内史”研究先于“外史”研究，“外史”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内史”的补充。尽管一些作者坚持一种“内外史”相结合的综合论，但仔细分析起来，其“外史”仍然没有取得与“内史”并重的位置。而且，其强调的“外史”研究也只是重视“分析科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如哲学、社会思潮、社会心理、时代精神以及非精神因素诸如科学研究制度、科学政策、科学管理、教育制度、特别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科学发展的阻碍或促进作用。”[5]（p32）此外，从一些学者的总结性论文中可以发现，在那些围绕着“李约瑟问题”而讨论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诸多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p110-116）在这里，种种社会因素只被看成是科学活动的背景（尽管可能是非常重要乃至于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其构成因素。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科学方法、程序以及科学结果的可检验性保证了科学本身的客观性，对科学的历史的研究，必然要以研究科学本身的内在逻辑发展为主要线索，科学史仍然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有其独立的内在发展逻辑科学活动的历史。

由此可见，对“内史”与“外史”的传统划分的坚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综合”运用，都是以科学的的一种内在、客观、理性及自主独立发展为前提假定的，只有基于这样的科学观，才可能使得“内史”研究和“外史”研究分别得以成立，“内史”与“外史”的划分才成为可能。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科学史界“内史论”与“外史论”的争论之所以长期持续，原因可能恰恰在于这种科学观本身。它使得研究者或者片面强调“内史”，完全否认“外史”研究的合法性；或者虽偏重“外史”，却仍只将社会因素作为科学发展的背景来考察；或者虽强调“内外史结合”，却仍以“内史”为主，“外史”为辅。要结束这种争论，就必须在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层面进行超越。科学知识社会学正是基于对这一科学观和前提假定的解构，消解了传统的“内史”与“外史”的划分。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内外史”划分的消解

科学知识社会学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英国，它以爱丁堡大学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爱丁堡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巴恩斯、布鲁尔、夏平和皮克林等。SSK明确地把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要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其中，巴恩斯和布鲁尔提出了系统的关于科学的研究纲领，尤其是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四条“强纲领”原则。除此之外，SSK的学者如谢廷娜、夏平和拉图尔等，在这些纲领下做了大量成功的、具体的案例研究。

“爱丁堡学派”自称其学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是为了与早期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以及当时占主流地位的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相区别。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能做社会学的分析的，因为它们只受内在的纯逻辑因素的决定，它们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的因素。[ ]（p68-69）在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中，科学是一种有条理的、客观合理的知识体系，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社会活动，科学的发展及其速度会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科学家必须坚持普遍性、共有性、无私利性等社会规范的约束。[ ]（p267-278）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首先不赞成曼海姆将自然科学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的做法，他们认为独立于环境或超文化的所谓的理性范式是不存在的，因而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不但可行而且必须，布鲁尔对数学和逻辑学进行的社会学分析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p133-249）由此也可看到，SSK与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进一步将科学知识的内容纳入社会学分析的范畴。在SSK看来，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它们不是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达，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局域知识。通过各种修辞学手段，人们将这种局域知识说成是普遍真理。科学知识实际上负载了科学家的认识和社会利益，它往往是由特定的社会因素塑造出来的。它与其他任何知识一样，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9]（p2）

SSK与传统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上述区别直接反映在其相关的科学史研究上，表现为对“内外史”的不同侧重和消解。传统知识社会学在自然科学史领域仍然坚持的是“内史”传统，科学社会学虽然开始重视“外史”研究，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时至今日它只讨论科学的社会规范、社会分层、社会影响、奖励体系、科学计量学等，而不进入认识论领域去探讨科学知识本身；在其看来，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环境和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是两回事，后者超出了社会学家的探索范围。[ ]（p38-39）可见，传统的科学观在科学社会学那里仍没有被打破，科学“内史”与“外史”的划分依然存在，二者的界限依然十分清晰。但SSK却坚持应当把所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当作调查研究的对象，主张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12]（p38）这样一来，因为连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那种纯粹的所谓科学“内史”便不复存在，原来被认为是“内史”的内容实际上也受到了社会因素无孔不入的影响，从而，“内史”与“外史”的界限相应地也就被消解了。正如巴恩斯所说，柏拉图主义对于科学而言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柯瓦雷本人的观点也含糊不清。[ ](p150)又如布鲁尔就开尔文勋爵对进化论的批判事件进行分析时指出的那样，该事件表明了社会过程是内在于科学的，因而也不存在将社会学的分析局限在对科学的外部影响上的问题了。[ ]（p6-7））。

SSK关于科学史的内在说明和外在说明问题也有直接的分析。其重要代表人物布鲁尔在对“知识自主性”进行批判时，就对科学自身的逻辑、理性说明和外在的社会学、心理学说明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过讨论。他指出，以往学者一般将科学的行为或信仰分为两种类型：对或错、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并往往援引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原因来说明这些划分中的后者，对于前者而言，则认为这些正确的、真的、理性的科学之所以如此发展，其原因就在于逻辑、理性和真理性本身，也即它是自我说明的。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往往认为这种内在的说明，比外在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说明更加具有优先性。[14]（p9）

实际上，布鲁尔所要批判的这种观点代表着SSK理论出现之前，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里的某种介乎于传统实证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过渡性科学编史学思想。其中，拉卡托斯可以被看成是一位较具代表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将科学史看成是在某种关于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理论或科学发现的逻辑的理论的框架下的“合理重建”，是对其相应的科学哲学原则的某种史学例证和解释，也就是说科学史是某种“重建”的过程，而非科学发展历史的实证主义记录或者某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历史；另一方面，拉卡托斯又认为科学史的合理重建属于一种内部历史，其完全由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只有当实际的历史与这种“合理重建”出现出入时，才需要对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出入提供外部历史的经验说明。[ ](p163)也就说，科学发展仍然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理性和真理性，科学的内部历史就是对这种逻辑性和合理性方面的内部证明，它具有某种逻辑必然性；而社会文化等方面因素仍然外在于科学的合理性和科学的逻辑发展，仍然外在于科学的“内部历史”，是科学史家关注的次要内容。但这种历史观内在的悖论在于，那种纯内史的合理重建，实际上又离不开科学史家潜在的理论预设，因而是不可能的。

正如布鲁尔所说，考察和批判这种观点的关键首先在于认识到，它们实际上是把“内部历史”看成是自洽和自治的，在其看来，展示某科学发展的合理性特征本身就是为什么历史事件会发生的充分说明；其次还在于认识到，这种观点不仅认为其主张的合理重建是自治的，而且对于外部历史或者社会学的说明而言，这种内部历史还具有优先性，只有当内部历史的范围被划定之后，外部历史的范围才得以明确。[14](p10)实际上，布鲁尔强调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建构性，恰恰是基于对这种科学内部历史的自治性和随之而来的“内史”优先性假定的批判，而这一批判又导致了科学编史学上“内外史”界限的模糊和“内外史”划分的消解。

四、其他相关分析与评论

SSK之于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以及随之可能带来的科学史“内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引起了国内少数学者的注意，但他们对此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STS研究，就其个人看法，缺乏思想的深度，偏重了科学外部的社会性分析，如能注入科学思想的成分和哲理性的分析会更好些。[6]（p63-64）此外，还有些学者肯定了SSK研究的价值，并从中看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和默顿学派对待科学合理性和科学知识本性的态度的不同，但认为在一定意义上SSK是用相对主义消解了在科学理性旗帜下“内外史”观点之争。[ ]（p47）实际上，认为社会学的分析缺乏深度，本身就是在对科学知识、科学理性与内在逻辑性不可做社会学分析的观点的一种认可，并潜在地赋予社会学的“外史”研究以较低的地位。认为“内史”与“外史”的划分必须存在，认为SSK对“内外史”之争的消解来自于其相对主义的科学观等等，实际上都反映了对传统的科学理性、客观性、价值中立性、真理性与实在性的坚守，这种坚守又意味着对科学内在的发展逻辑做“内史”考察是可能的，并且是第一位的。

然而，在国际学术背景中，后库恩时期研究的整体趋势确已开始走向了将“内史论”和“外史论”相结合的道路，只不过这种结合更多地是将“内史”与“外史”的界限逐渐模糊和消除。例如，除了SSK的理论可以消解传统的“内史”与“外史”的划分之外，类似地，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同样可以对这一划分进行解构。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被政治家误用或滥用，而是社会政策的议程和价值已内在地包含于科学进程的选择、科学问题的概念化理解以及科学研究的结果中。[ ]（p81）因而，科学本身即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为此也就不存在着对科学内在独立逻辑的某种真理性的挖掘，也不存在关于社会因素加于科学发展之上的某种作用关系的考察。正如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哈丁所认为的，“内史论”与“外史论”之间的界限是人为的，两者之间的共同特点是赞同纯科学的认知结构是超验的和价值中立的，以科学与社会的虚假分离为前提，因此他们并没有为考察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和延续对科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留下认识论的空间。[17]（p82）

这种整体趋势在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也有实际的体现。在李约瑟去世后，2000年，由研究中国科学史的美国权威学者席文负责编辑整理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第6分册“医学”得以出版，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此卷此分册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其它已经出版了的各卷各分册有明显的不同。席文将此书编成仅由李约瑟几篇早期作品组成的文集。对于席文编辑处理李约瑟文稿的方式，学界当然存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席文的做法确也明显地表现出他与李约瑟在研究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他在为此书所写的长篇序言中，系统地总结了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的研究成果与问题，并对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全面的综述，提出了诸多见解新颖的观点。在他那篇重要的序言中，席文明确指出：“由于对相互关系之注重的革新，内部史和外部史渐渐隐退。在80年代，最有影响的科学史家，以及那些与他们接近的医学史家，承认思想和社会关系的二分法使得人们不可能把任何历史的境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p1-37）

“内史”与“外史”的划分、“内史”与“外史”何者更为重要以及“内史”与“外史”二元划分的消解，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科学观，在这些不同的科学观下又产生了科学史研究的不同范式和纲领。“内史”的研究传统在柯瓦雷关于16、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人的研究那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外史”的研究方法则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科学技术的互动方面，找到了合适的落脚点；而SSK的案例研究则充分体现了打破“内外史”界限之后，对科学史进行新诠释的巨大威力。尽管科学哲学领域对于SSK的“相对主义”、“反科学”以及围绕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仍在持续，但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SSK对“内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可以被看作是打通了“内史”和“外史”之间的壁垒，形成了一种统一的科学史。在这种新的范式下，科学史研究能够大大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给予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诠释。

[1 ]刘兵.克丽奥眼中的科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2 ]吴国盛编.科学思想史指南[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

[3 ]邱仁宗. 论科学史中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间的张力[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1）.

[4 ]魏屹东，邢润川.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1913-1992年）内容计量分析[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2）.

[5 ]魏屹东. 科学史研究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

[6 ]魏屹东. 科学史研究的语境分析方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5）.

[7 ]江晓原.为什么需要科学史——《简明科学技术史》导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4）；肖运鸿.科学史的解释方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3）.

[8 ]胡化凯. 关于中国未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的几种观点[J].大自然探索，1998，（3）.

[9 ]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0 ] R.K.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11 ]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M].艾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12]刘华杰.科学元勘中SSK学派的历史与方法论述评.哲学研究[J].2000，（1）.

[13 ]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M].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14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15 ]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6 ]赵乐静，郭贵春.科学争论与科学史研究[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4）.

第5篇：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

在传统观念中，芝加哥学派一般被归属于社会学领域。它是指1893年至1952年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一批卓越的教师与学生，其成员主要包括库利、帕克、杜威、米德等。在传播学领域，芝加哥学派尽管并不为建立传播学学科体系的施拉姆所推崇，但其宏大的理论研究成果及质化研究的方法传统对于传播学的学科构建及后来的理论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的贡献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理论上，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原则得到后来几乎所有美国学者的认同和应用，甚至最终被认为是美国民族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理论象征；库利的“镜中自我”理论和“首属群体”概念成为内向传播和人际传播研究重要的理论贡献；帕克的城市社会学和人类生态学理论从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找到了人之社会化的传播形态；米德提出并为其弟子布鲁默所继承和倡导的“象征性互动理论”系统地阐述了人际、人内传播过程的实质和揭示了人的社会化进程的符号本质。二是在实践上，参与传播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佩恩基金会研究，实地考察美国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众多现实问题，特别是其城市移民的调查和研究成为美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作为其理论成果的《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称得上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的经典型著作。三是在方法上，保存、充实发展了实用主义的哲学原则和方法，最早以定性研究的广阔视野结合定量研究的具体精确。对美国当时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系统和实用的研究。运用实用主义的哲学原则观察美国社会，终于将传播置于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和核心的位置，为后来传播学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芝加哥学派的繁盛之路

芝加哥学派历经斯莫尔领导的勃兴走向帕克领导下的鼎盛，利用30年的时间在美国社会学领域便牢牢占据领头羊的位置。这种鼎盛既体现在学术思想的高峰和学术人才的涌现，也体现在具体的人才和刊物的垄断上。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是全美培养博士最多、开设课程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学系，单在1893年至1935年间，它就培养了109位博士，硕士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美国社会学的翘楚。”毋庸置疑地成为美国大学中最成功的社会学系。

正如一切伟大的思想都离不开时代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的需要，芝加哥学派诞生以后正是顺利和巧妙地适应了美国当时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社会需求。首先，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移民问题和城市化问题，当时“恶行、犯罪和疾病进入城市。城市也破坏了家庭住宅，而代之以旅馆、公寓、分租房屋等。腐败滋生、政治受到损害，以致许多人对民主丧失了信心。”由此才会诞生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视角。

其次源于芝加哥这座城市的特点。这座城市“像一个被剥光了皮的人，你可以看见他的肠子在蠕动”，可以说集中了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一切社会问题，诸如贫穷、社会无序化、犯罪以及人口拥挤等，成为芝加哥学派开展研究的天然试验场。

芝加哥学派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它成功地吸引了一大批当时在美国富有学术影响力的大师汇集于此，这其中米德是社会心理学的巨擘，帕克是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保存者、倡导者和发扬者。受其影响，来此学习的学者中，有拉斯韦尔、英尼斯以及一大批著名的学者。

此外，实用主义哲学为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成果也成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载体。同时，由于实用主义哲学成为“自19世纪末以来在美国流行的一个哲学流派，也是现代美国各派哲学中对该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也使得当时的美国社会学界不得不接受芝加哥学派的领导。

最终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领导地位以垄断的形式得以体现。这种垄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人才培养的垄断；二是对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统治；三是对社会学文献成果的统治，由芝加哥学派主办的《美国社会学杂志》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杂志。

芝加哥学派由盛而衰的背后

1933年，帕克从中国返回芝加哥不久就退休了。帕克的退休不仅是其个人学术生涯的结束，也预示着芝加哥学派的衰落。之后，芝加哥学派的统治地位开始不断遭到冲击和挑战。1935年，先是一群不满于美国社会学协会和《美国社会学杂志》永远由芝加哥大学把持的社会学家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的领导权。紧接着，由包括帕森斯在内的东部几个常春藤联盟大学中的职业社会学家所创办的《美国社会学评论》掀起了对芝加哥学派学术统治的反叛浪潮。在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顶峰之后，特别是随着二战的结束，当历史的脚步迈人50年代以后，芝加哥学派仿佛已经销声匿迹。此时正是传播学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脱离出来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架构之时，这种社会学母体的变革对于诞生之中的传播学毫无疑问地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其结果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传播研究范畴被确立为传播学研究的正统而摒弃了由芝加哥社会学派所创立的传统，其社会学主流地位被此后兴起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所取代，从而最终宣告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在社会学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同时，传播学自诞生之日，便沿着结构功能主义的主流走下去而将芝加哥学派创建的传统抛到脑后了。

经历了二战洗礼的美国社会，移民浪潮已经回落，城市生活也开始变得井然有序，人口拥挤、犯罪和社会无序化等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伴随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称雄世界，美国人口的贫穷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作为芝加哥学派学术主题的社会问题显然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同时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兴趣发生了转移，结构功能主义在二战中迅速崛起，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并逐渐取代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取向，成为美国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的主流。

与此同时，在研究方法上，芝加哥学派侧重实地参与和定性研究的经验研究，已经无法迎接标榜科学和精确地定量研究方法的挑战，反而显得粗鄙和简陋。“冷战中美国需要大型宏观理论来论证现存美国社会的合理合法性，同时需要一般的、普遍的理论来论证美国价值的普世性”，强调实证的定量研究天生带有工具性色彩，在二战后以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取代质化研究，而成为主导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和方法。

在决定学术生命力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原则的根本性问题之外，芝加哥学派的衰落，还有着一系列看似偶然的表面，但却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命运的因素。

首先，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在于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存在明显的非学科化取向。尽管像斯莫尔、帕克等在当时的美国为了与传统的欧洲名校相抗衡而为授予社会学学位大开方便之门的情况下，有些幸运地获得了社会学的学位头衔，但他们几乎没有人受过系统的社会学训练。“斯莫尔先前是教授神学的，而他的博士学位则是福利经济学：法里斯先是传教士，后来受的是心理学训练；帕克本人则是哲学家和新闻记者……”而且他们更加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而忽视建立系统的社会学理论。另外，其所倡导的定性研究方法已经暴露出其不足之处，但大部分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并没有在方法论系统的完善上下工夫，而且固执地排斥定量的研究方法，使得在后起之秀的结构功能主义系统、科学、精确的研究方法的崛起面前，显得不堪一击、粗鄙简陋。

其次，过度的繁盛也为其迅速的衰落埋下了危险的种子，那就是人才结构的平衡和多元化上，芝加哥学派走上了近亲繁殖的不归之路，很明显，这样的错误是致命性的。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前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的统治性地位。它在向美国各大学的社会学系贡献诸多师资的同时，其自己留用的新的教职人员也常常是自己系里培养的博士，这种多样性的缺乏和综合活力的丧失却使得它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且，自己系里留任的教员总是与系里的某个或某几个教授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从而加深了教师之间的不和。

第6篇：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

通过史料加深印象

历史教学中，丰富形象的v史史料总能为学生创设一定的历史情境，而这种情景更容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容易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更容易让学生从历史事件中得到人性的自我反省。涉及到战争史时，历史教师尤其要引导学生反思。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战争始终是一个对社会发展影响极为深远的因素，战争既可以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消毒剂、助推器，又可以对社会发展和进步起破坏和遏制作用，所以战争史是历史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历史战争的剖析，从而让学生正视暴力和战争的残酷，进而让学生树立起反对战争、珍惜和平、珍视生命、维护和平的观念，这是历史学科育人价值的重要体现。

例如：在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这一课时，笔者选取了大量的国外素材，让学生用当事人的眼光来审视欧洲参与的这一战争，如英国学者安德里森的著作《影像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BBC纪录片《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纪录》等，这些内容有机地穿插于教学过程中，配合翔实的资料讲解，给学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如同站在欧洲战场，时而紧张，时而悲伤。当一幕幕战争的惨烈跃入他们眼帘的时候，也在无形中让学生产生了对战争的厌恶，让学生知道战争是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摧毁与重建，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和巨大的灾难，给世界造成巨大的损失，进而认识到无论哪种战争，就战争本身而言都是人类的不幸。

选择不同的战争史料，会得到不一样的感受和认识，甚至是不同的结论。在教学中，应教会学生如何分析战争史料的价值和真伪，如何从不同角度看待战争。教师要引导学生根据当事人记录者的立场考察历史信息的背景，辨别真伪，更要培养学生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宏观的对待历史问题，更要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更可信的历史，纠正以往对历史的一些片面认识和错误了解。还要设置一些问题，让学生带着思考去领悟历史。培养学生从相关资料的解读中进入历史情境，学会理解时代背景和人物事件并去重建古人的行为动机与意图；让学生从不同角度和立场的“史料”中了解真正的客观的“战争”。

通过比较分析加深学生感受

在2011版《初中历史课程标准》中，历史课程所具有的育人价值被首先强调。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人，现代教育强调学科的育人价值，而历史本身就是育人价值系统学科的一个分支，在人文性方面理应更加关注。在历史教学中还可适当地进行比较教学，收到烘托的教育效果。将战场上这些形形的历史人物进行对比分析，可使学生明白如何做人的道理。

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课中，笔者设计了讨论环节：“我们应如何看待普林西普的刺杀行为？他的个人冒险行为能不能解决民族冲突问题？”让学生通过讨论和思考，知道使用暴力的手段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将矛盾激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强烈的爱国之情可以理解，但是这种不理智的行为是不应该受到推崇的，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又如：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一课，指导学生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大国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制作成时间表，比较内容及分析其对战争进程和战后国际格局的影响，理解二战后雅尔塔体系建立的历史背景和对战争的作用及影响。

在实践中增强鉴赏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达成是需要长期学习的，不可能用一两节课就能培养好学生的某种情感、态度、价值观。所以，在把握好每节课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深入时，创设各种情境，激感体验也变得至关重要。

例如：在课堂中，笔者设置了一些符合当时战争背景的情境，让学生设身处地的思考历史的发展。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可以借鉴，避免重蹈覆辙。学生们可以作为前线的指挥官，后方的补给官，军营里的司令官，甚至当时的一名普通老百姓，设想自己能为祖国贡献什么，自己会为战争带来什么？如一战法国前期被动的局面和法国军装的关联，美国人眼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情境，由学生自行探究其意义和影响。在课后，适当布置访问或拓展的任务，由学生结成小队去了解历史人物的成长道路、英雄事迹、豪言壮语等。

第7篇：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

关键词：李格尔；《风格问题》；形式主义理论；艺术史

李格尔的早期著作《风格问题》谈的是装饰艺术的历史，他在书中不仅系统阐述了几何纹样与植物图案等装饰艺术形成、演变、发展的历史，而且将一向来被视为次要艺术的工艺美术纳入到了美术史的视野之中。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装饰艺术的这一演变的历史有着从未间断过的连续性，并且同样的纹样也在进行着不断的创新。这说明装饰艺术是完全独立与外界条件和人类活动之外的。在李格尔的理论中，存在着一个作为核心的基本纹样，这个核心具有从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这证明了艺术的自由与独立性。更近一步说，主导这种自由与独立的不是别的，正是极端自律而绝对的“艺术意志”。“艺术意志”推动着艺术朝着一个既定存在的目标发展着（这在李格尔后来的著作《后期罗马的工艺美术》中有更详细的阐释）。

由于李格尔将工艺美术的发展上升到历史的高度，他的这一学说也就进入了艺术史书写的视野之中，即（包括装饰在内的）艺术，都是独立于生活、社会、政治等人类活动而不依附于任何事物的；（装饰）艺术史是存在目标并不断向着这一目标发展的过程。

在李格尔的这一理论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早期美术史家瓦萨里、哲学家黑格尔的影子，也可以嗅出未来的形式主义的味道。

我们知道，瓦萨里在他的《著名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传记》将艺术史的发展进程形象地比作人类的生命周期：从产生、成长、衰退到消亡。在他看来，从契马布埃到米开朗琪罗，即从14世纪到16世纪，正像人类的婴儿期、青年期、成熟期三阶段一样，契马布埃、乔托代表着艺术的再生，而米开朗琪罗则代表了艺术的理想和完美。我们可以看到，这正是一个绘画与雕塑的艺术史在不断发展、不断向着某一个目标在前进的模式。

这一模式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黑格尔认为宏观的、无论装饰还是绘画的艺术史，其发展的目标虽然不为我们所见，但却是一个实际的存在，支配艺术前进的是高高在上的“绝对理念”，这正是李格尔“艺术意志”的“父亲”。李格尔将这一绝对的理念应用到了工艺美术乃至艺术史的发展之中，是对这一理念的延伸。他认为，艺术意志是（装饰）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风格演变的支配力量，也就是说，一部艺术史就是一部风格史。在这里，他动摇了瓦萨里的以艺术家生平与作品为主线的美术史编年制度，而将装饰与纹样、艺术家与作品置入了风格演变的长河之中，也就是说，李格尔继承、批判了瓦萨里的理论，发展了黑格尔的精神，同时又开启了艺术史书写的另一扇门。

上文我们提到，李格尔认为装饰艺术是独立于其他事物之外而自身演变发展的观点，已经属于早期形式主义的理论，但是，真正建立起形式主义美术史方法的人是沃尔夫林。与李格尔及其前辈一样，沃尔夫林也认为艺术史的风格演变背后有一个绝对的原则在主导，在他看来，这是早期阶段、古典阶段与巴洛克阶段的循环往复。他将这个原则或者规律，比作一块正在滚下山坡的石头，“根据斜面的坡度、地面的软硬等等而能够做不同的运动，但所有这些可能性都为同一个地心引力的规律所支配”。原则即是那个无所不在而又无比强大的“地心引力”。在这里，沃尔夫林更想借此建立起一套分析艺术作品的模式，如线性的与图绘的、开放的与封闭的、平面的与纵深的等。正是这些分析模式的建立，沃尔夫林体现出了与李格尔的区别：他更偏重于实证的、具体作品的形式分析，从而引伸出对风格的界定，设立出艺术史的整体框架，而不是如李格尔般从哲学的角度论证风格的历史演变。也正是因此，沃尔夫林真正建立起了形式主义的理论方法。

沃尔夫林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文艺复兴与巴洛克的艺术，而随着现代艺术的兴起，形式主义得到了继承与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成果由罗杰・弗莱完成。弗莱认为，艺术作品的形式是纯粹而独立的，是不受历史、社会、政治等因素制约而完全自律与自由的，这一点也符合李格尔的理论论述；而作为一位艺术批评家，弗莱偏爱于塞尚等艺术家偏重结构、构图等方面的作品，他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是否有创新的形式，而作品的内容只是吸引一般观众关注作品的“诱饵”，真正感动观众的，仍然是作品的形式，即结构、构图、色彩、材料等。在这里，弗莱隐含了反对再现性艺术的观点――虽然他本人并没有这样说过――至少是认为偏重纯粹形式的抽象艺术地位要高于再现性艺术，现代艺术也在形式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下形成了一股走向抽象的趋势。

罗杰弗莱的理论在美国的传播归功于格林伯格，他在继承形式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艺术作品的媒介，他的理论已更偏重于社会阶级、意识形态的解读，如他认为，现代绘画是前卫的文化，是由精英阶层领导的，这就决定了绘画自身的批判性，而这种批判性的具体表现为：绘画要独立于其他艺术形式，就要将自身独有的特点发挥到极致，这个特点即“平面性”。绘画在自我批判的过程中，会不断地抛弃三维空间的影响，并以此不断走向抽象。这种批判的极端结果，即绘画“平面性”的极致就是只剩可见的媒介。在他的理论影响下，极少主义在美国兴起。这种抽象到没有内容与主题，甚至没有形象，没有构图与色彩，只剩下媒介的艺术，确实是格林伯格理论的最佳实践者，却也暗藏着现代主义艺术在不知疲倦的追求风格与形式的创新所走向的另一个极端。

不同于罗杰・弗莱等人的形式主义，另一位艺术理论家帕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则更注重艺术作品的内容与意义。在图像学的理论方法中，帕诺夫斯基借鉴了形式的分析，作为他的图像学分析的第一阶段：前图像志分析；而区别于形式主义中形式重于内容的观点，他认为对于作品内容题材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即他的第二阶段：图像志分析；进入第三阶段：也就是最高阶段的图像学分析，帕氏认为作品的意义是由形式与内容组成的，而这个意义的赋予，来自作品产生的时代、历史背景、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等一系列的结构网络，作品的意义并非取决于形式，形式也并非独立于一切，相反，它是受以上诸多因素影响的。通过对作品的图像学分析，我们也可以重新认识这些历史、文化因素，也就是说，阐释这种文化意义，才是理论家与艺术史家真正的任务。

图像学方法可以看作对形式主义的纠偏之举，而社会学的方法则是对图像学的深入发展与补充：它更加注重艺术创作的社会背景、经济水平与意识形态，简单来说，如果面对同一幅作品，弗莱看到的是结构、色彩与线条；帕诺夫斯基看到的是作品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而作为社会学方法代表的克拉克、豪塞尔等看到的则会是左右这幅作品创作的经济条件、赞助人制度等。社会学的方法是艺术史方法论自身不断更新的结果，同时也更适于分析与社会关系更密切的观念艺术等。

艺术史的书写模式与作品的解读，后来还经历了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女性主义等等新的理论方法，而到今天我们已都在谈视觉文化与跨文化的艺术史研究。我们看到艺术史的历史是理论家、学者们对于前人方法的不断继承批判并进行自己合理的创新，可以说，艺术史书写本身也有一个“自律”的演进过程。

当然，“他律”的因素也有很多，有关艺术史书写的理论同时也是与当时的艺术相呼应的，它有时也是伴随艺术的演变而不断更新发展的，它的更新甚至还可能影响到艺术的下一步走向。如上文提到的沃尔夫林的理论专门用于研究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艺术，帕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更擅长研究再现性艺术，而社会学、视觉文化等则不会惧怕观念艺术等当代艺术的不断挑战；弗莱的形式主义使许多艺术家找到了走向抽象艺术创作的理论基础，格林伯格更是一手扶植了抽象表象主义与极少主义。另外，这一理论也受到社会思想的深远影响，如社会学方法之于思想，女性主义之于后现论。

李格尔的《风格问题》开篇即提出一个问题：装饰艺术也有一部历史吗？而在这里我们通过对本书方法论的分析，以及对这一方法的前身与后续的概况介绍，可以看到，艺术史书写方法的历史同样值得深入研究，它与艺术运动的关系也同样是复杂而有趣的。

参考文献：

[1]阿洛瓦・李格尔.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M].刘景联，李薇蔓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2]易英.学院的黄昏[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

[3]易英.纽约的没落[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4.

[4]乔治・瓦萨里.著名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传[M].刘明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曹意强，麦克尔・波德罗.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M].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

[6]安・达勒瓦.艺术史方法与理论[M].李震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

第8篇：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

关键词 语言 文化 文化背景 英语教学 贯穿

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学生学到了一些英语，心里非常高兴，如能有机会和一个英美国家的人交谈，往往会很兴奋地把所学用于实践，一股脑儿地问出：“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 Where do you live？ Where are you from？“ 没错，这都是老师教给的语句，可是被提问的老外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了，他觉得你没礼貌，仿佛他是受审查对象似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知道，文化背景不同，说不同语言的人在交谈时，常常发生下列的情况，由于文化上的不同，即使语言准确无误，也会产生误会，对不同的人，同一个词或同一种表达的方法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谈一个严肃的问题时，由于一句话不得体，可以使听者发笑，一句毫无意义的话，可以使对方不快。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国外演讲的人经常发现，听众对他讲的某个笑话毫无反应，然而在国内，同一个笑话会使观众前仰后合。这就是存在的文化差异性。那么，什么又是我们所指的文化呢？这里的文化有着他的特定的涵义，和中文的“他没文化”中的“文化”不同。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文化，包括一切人类社会共享的产物，它不仅包括城市、组织、学校等物质的东西，而且包括思想、习惯、家庭模式、语言等非物质的东西。简单地说，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方面，是文化主客观的表现形式。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交际工具，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角度来讲都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的载体，并在诸多方面体现文化。文化是语言活动的大环境，各种文化因素都必须体现在语言文字中。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有些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反映文化。可以说，语言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含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所以，语言与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外语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所学语言了解其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英语教学中贯穿文化背景知识呢？

学生刚开始学习英语时，首先接触的是日常招呼用语。在教学之前先介绍说明中国人和英美人士打招呼有什么不同，中国人见面通常爱说，“你去哪儿？”，“你吃早饭了吗？“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直译为“Where are you going？”“Have you eaten your breakfast ？”。外国人听来会很奇怪，不知道如何应对。其实它的作用就相当于“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此外两个中国人初次见面，没什么特定的或习惯的汉语，而多数英美人士初次见面，表示礼貌都要说”I'm pleased/glad/nice to meet you.“分手时还要说”It's nice meeting you.” 另外送客时的客套也不尽相同，中国人是把客人送出门外，主人说：“慢走，走好”，客人说：“留步”。这些话不能直接用到英语中去，如果说“Walk slowly”"Stay here"，听起来则很别扭，意义模糊不明，英语中只要一句“Goodbye”就行了。介绍了迎来送往的习惯，学生知道了这些习惯背景，就不会犯这些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错误了。

在课文的教学中，抓住典型的故事、对话介绍西方的风俗人情。这和我们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最明显表现在他们对个人隐私的尊重上。对大多数英美人士来说，打听陌生人或者不太熟悉的人的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是不得体的。此外，政治倾向、等，除非对方声明不介意，否则应该避免提问。例如有那么一段小对话，一个中国女孩问一个美国老太太“How old are you？”？老太太说“It's a secret.”上这课书的时候，我给学生讲了与英美人士交往时的禁忌，学生明白了这点后，就不会像个警察似的对别人盘问了。还有就是他们永远挂在口头的赞扬和感谢。我们中国人的美德是谦虚谨慎，而西方人则推崇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大方地接受别人的赞扬。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早造就了不同的社会观。因此，我们要教会学生赞扬别人，并接受别人的赞扬。接受赞扬时说“Thank you.”，而不要把中国人的“不，没那么好，你过奖了”（ No， not so good. You are over praising me.）直译表达出来。

在教学中还应注意把英美国家的人文、地理、历史知识贯穿其中。例如在课文中出现了“British”和“English”这两个词时，学生会不明白为什么两个词都指英国人。上这课书时，首先把英国国家的地理概况、国家的形成告诉学生，并指出这两个词的差异，当学生懂得了英国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岛组成，在历史上由英格兰统一了三岛，因此，人们习惯上把英国人称“English”，但更精确应该叫“British”，如你对一个苏格兰人或者威尔士人称“English”，就不如叫他“British”更好。又如，有一课文出现了一个小孩对大人直呼其名，这与我国的国情是不同的。我国对长辈小辈的划分明显，小辈对长辈要绝对尊重，一般都不会直呼其名。而英美国家中你对谁都可以直呼其名，大家显得很亲切，这并不是没礼貌的表现。

正确理解教材中的典故、谚语、习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词汇的结构、搭配、含义都打着语言社会文化的烙印。一般来说，教材所选的课文都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如果学生不了解或者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就会影响他们对文章的正确理解。所以教师在教授课文前需以文化旁白的形式进（下转第110页）（上接第108页）行文化背景介绍。比如，在分析英语习语时，可与其相关的传说、神话故事、宗教、寓言与历史背景相联系。例如，sour grapes 意思是“酸葡萄”，表示因得不到而被f成是不好的东西。该习语出自《伊索寓言》。一只狐狸见到高处的葡萄而垂涎欲滴，但数次设法摘取却没有得到，只得悻悻离去，临走时自言自语说那些葡萄是酸的。magpie（喜鹊），在西方文化中，此鸟是报凶不报喜的，所以，英语民族的人们认为此鸟是不吉祥的征兆，因而讨厌它。而在中国，却是真正报喜的喜鹊，人们听到喜鹊叫很开心。

由此可见，要想真正把英语学习好，不了解英美人的历史文化背景是不行的。如果不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不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在用英语进行交际中往往就会出现“义”与愿违。语言学习不仅仅是学习使用一种工具，同时也是学习一种文化。所以，学习英语不仅要掌握英语的语音、语法、词汇、句型、习语，还要了解他们的社会文化。作为一名英语教师，我们要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英语语言本身，还要把英美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贯穿其中，指导学生正确地使用英语，这样交流才会更和谐更融洽。

参考文献

[1] 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第9篇：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

关键词：微山湖端鼓腔 产生渊源 形态特征 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J61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1-0378-01

微山湖又称南四湖，位于苏鲁边界，隶属山东省微山县，总流域面积31700平方公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泊。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贯通了南北江河水系。以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文化为经，以本土独具特色的湖区文化为纬，以广大湖区劳动人民的心声、智慧为梭，织就了充满历史神韵的端鼓腔。

一、端鼓腔产生的背景渊源及历史演变

1.端鼓腔的背景渊源

中国的傩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傩由最初的傩舞发展成为兼有歌、舞的驱傩仪式，最后演变为傩戏。明末清初，随着各地戏曲的蓬勃发展，傩舞吸取了戏曲形式，发展成为傩堂戏、端公戏。微山湖区的端鼓腔就是傩文化在山东的一个缩影。

2.端鼓腔的历史演变

微山湖区具有浓厚的巫傩文化历史背景，这与渔民生产、生活及风俗习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发展流变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端鼓腔起源于微山湖，微山湖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为其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沃土。二是运河的开通使南北文化在此交汇产生端鼓腔。三是端鼓腔可能由江苏洪泽湖流传而来。

二、端鼓腔的音乐形态

端鼓腔内容丰富，包含说唱、音乐、舞蹈、戏剧、武术、杂技、绘画、剪纸等艺术表现形式。而巫傩音乐层面的端鼓腔是仪式过程中所演唱的整套唱腔，包含若干首曲调，这些曲调大都是历史故事、民俗生活的反映，有的曲牌唱词直接与祭祀内容有关，是民间巫傩音乐在今天的宝贵“遗声”。

1.表演与演唱

端鼓腔融法事和戏剧于一体，有生、旦、净、丑四个行当，行^有戏剧服饰和法事服饰，互不混用。具有“一人多角”的特点。表演的显著特点是自击、自奏、自舞，羊皮鼓既是打击乐器又是舞蹈的道具，演奏者同时又是舞蹈者，鼓点与舞姿融为一体，达到与神沟通和传达神谕的目的。演唱采用真声或以真声为主、假声为辅的演唱方法。其声音高亢嘹亮，透露着渔民淳朴直爽的性格。表演中使用本地方言，较多的采用说唱结合的演唱方法。

2.唱腔音乐

唱腔是戏曲音乐的主体部分，演唱讲究“定腔不定谱”，即运用固定的曲牌配以不同的板式和唱腔。端鼓腔用浑厚的鲁南腔调说唱，在唱腔的情感上因情绪的变化，旋律进行跳动幅度较大，拖腔长而委婉，独具水乡风格的特点。

唱腔丰富多彩，素有“九腔十八调”之说，端鼓腔的主要唱腔是以【十字韵】和【七子韵】两个曲牌为基础，这两个曲牌又因表达内容和情感的不同，可分为快、慢和一般速度的不同板式。其中七字句的基本组合形式为“二、二、三，在中速或较快的板式中变为“四、三”分逗，十字句则多为“三、三、四”结构。另外，端鼓腔的唱腔旋律多为波状式下行，起腔高于落韵，旋律线条的下行式发展，呈现出一种“波浪”起伏型的旋律走向，加以一领众合的演唱，给人一种层层水波涌动的感觉，是劳动号子最具代表性的特点。由于端鼓腔在演唱过程中，“一领众帮”的特点，领唱与合腔这两种声部的旋律走向基本是一致的，有时是交替唱，有时是合唱。

3.曲牌结构

端鼓腔音乐为联曲体，基本曲牌是【七字韵】和【十字韵】，也是端鼓腔的基本腔，代表了端鼓腔唱腔的突出特点。迄今为止，端鼓腔挖掘曲牌三十余种，在演出过程中，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场合所演唱的曲牌不尽相同，根据其性质可分为：一是基本曲牌，二是与民歌、小调交融的曲牌，吸收了当地甚至是流经本地域的民歌、小调作为补充。三是佛曲神调，这些音乐以口语性和吟诵性为主要特征，念白与吟唱交错进行，有时还在说唱中加入对唱和帮腔，字多腔少，富有庙堂音乐色彩。

4.伴奏音乐

端鼓腔原始的伴奏乐器是一面用羊皮蒙制的扇形单面羊皮鼓。80年代，随着端鼓腔曲目的改编，逐步健全了乐队，增加了扬琴、笙、二胡、笛子、琵琶、三弦、中阮等乐器，特别是以3―7定弦的高胡作主弦，为乐曲的主旋律作伴奏，音色比二胡更为清脆嘹亮，在乐队中较突出。

三、端鼓腔的演出曲目及传承发展

1.端鼓腔的演出曲目

端鼓腔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入了巫、道、儒、释的文化内容和历史、生活事件以及戏曲的内容和形式，但由于它自身的特殊性，导致这些曲目在划分上较为复杂。按题材可分为：经文、唐仟、小忏、闲书。按曲目的篇幅长短又可分为：六大项、八中项、十二小项。

2.端鼓腔的曲目特征

2.1浓郁的语言文化色彩

端鼓腔在曲目的形态上，保留着很多原始祭祀戏剧的雏形，融合了歌舞、民歌演唱以及地域性的民俗崇拜，很多曲目的唱词与渔民生活有关，文学性和地域性色彩浓厚。

2.2祭中有戏，祭戏合一

端鼓腔吸收了儒道释文化因子，表现方式为祭祀仪式与曲艺表演相互交融，曲目唱多白少，折射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影像。

3.端鼓腔的传承发展

3.1端鼓腔发展历程与现状

50年代至80年代，微山县文化工作者大力推进端鼓腔革新，利用近二十年的时间，深入湖区进行挖掘、搜集整理曲牌二十多种，改编、创作端鼓腔曲谱数十篇，并在文艺会演中获奖，使这以口传心授流传下来的渔民文化首次有了文字表述。2007年3月，在昭阳街道成立了微山县爱湖杨氏端鼓腔剧团和微山县新建加如端鼓腔剧团，因此昭阳街道被评为“山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3.2端鼓腔传承发展意义和价值

端鼓腔在音乐、民俗、美术、舞蹈等各个方面无疑是湖区人民集体创造的结晶。它依附于宗教祭祀而产生、体现了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儒家核心思想，为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类学科提供珍贵的史料。端鼓腔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丰富的文化艺术价值，是研究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端鼓腔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是山东省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流传于渔民之间，具有强大的鼓舞力和凝聚力，在历经几百年艰难的发展中，融入了多种文化艺术元素，显示出这一渔乡民俗文化独特的艺术魅力，顽强的生命力极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