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艺术的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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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典艺术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古典艺术 审美特征 稳健 庄重

沃尔夫林以“古典艺术”一词来表征盛期文艺复兴艺术，也即 16 世纪艺术。与之相对应，他以“古风艺术”一词来表征早期文艺复兴艺术，也即 15 世纪艺术。“古风艺术”和“古典艺术”是借自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中发展而来的艺术史分期概念，沃尔夫林也籍此表明他所坚持的论点：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文艺复兴盛期是艺术发展的巅峰期，其独一无二的价值可以与古希腊艺术比拟。这种观念是与人类长久以来的普适价值观相联系的，它反映了人类自古以来最习以为常的观看世界的方式。

沃尔夫林认为，“古风艺术”拙朴天真，富于生活气息，于描绘中显现出对生活的热情，其表达是远未完备的，但又预示了在巴洛克艺术中将要展现出来的东西：运动。而“古典艺术”精炼集中，于理想化的艺术形象之中反映成为“完美的人”的生活理想和相应的审美理想，平静而高贵，庄严而持重。古典艺术的完美性源自对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精英人士的生活理想的认识，而社会精英人士的代表就是拉斐尔、卡斯蒂利奥内伯爵等。

沃尔夫林在盛期文艺复兴――古典艺术中，不仅发现了“新的形式”，也发现了“新的理想”和“新型的美”。 ①他认为，相对于 15 世纪的早期文艺复兴艺术，这样的美更为平静、厚实、宽阔，所描绘的空间和其间所布置的物体间建立起新的关系，坚实的刻画形成鲜明的体量感，庄严持重。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诠释了堪称完美的“古典艺术”相较于文艺复兴早期“古风艺术”所表现出的不同审美体验。

一、古典艺术的审美特征

1、稳健简单的尊严美。与15世纪将人物动作处理得优雅、矫饰以及过分讲究不同，16世纪艺术体现的是一种稳健、简单体现人的尊严的审美风格，在绘画中，“人物的姿势越发稳重，那些过度装饰、生硬造作和立脚不稳的缺点已被克服。”②除此之外，16世纪的艺术恢复了古典艺术中对“体现坚强气质的有力动态的兴趣”③，在艺术表现中注重力量和生命力的表现。

《自画像》是拉斐尔作于 1506 年的一幅作品，是他早期创作的典型风格。与其他几幅成熟期的肖像画相比，这幅作品轮廓线缺乏变化，尤其是肩膀、帽子、脖子，不能很好地形成圆润过渡，略嫌生硬单薄。而其成熟期的《一个妇人的肖像》，通过强烈的明暗对照，形成了鲜明的视觉焦点，这个焦点就是眉宇和鼻梁的明暗转折处，我们可以感觉到，寥寥数笔就能将眼窝和鼻梁连接起来。在 16 世纪，这样的连接所形成的强烈对照总是得到强调，艺术家将表情线索汇聚于一个单纯的整体，这或许就是 16 世纪艺术稳健风格的秘密所在。沃尔夫林指出，这种美是以人的尊严观念为基础的。

2、丰满厚重的成熟美。在16世纪，丰满、厚重成为新的审美理想。15世纪，人们崇尚纤细、轮廓清晰的青春美，而到了16世纪，从前那些纤细处理的部分，被更丰满、更强壮的表现手法所替代。沃尔夫林认为，15世纪艺术体现的是青春美、而16世纪艺术则是一种成熟美的表现。这个时期，“美见于体现古想的丰满躯干的宽大臀部上，而且视觉追寻的宽大而统一的各个面。”④

16 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开始发展比之 15 世纪艺术更纯粹、更强有力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形象的鲜明突出和空间延伸是同步展开的，对于 16 世纪的艺术家来说，其画笔仿佛就是最小的“光圈”，其画布就是最大的“景深”。人们偏爱紧凑、坚实、厚重之美，这并不与雄浑开阔的图像空间的要求相抵触，因为重要的是表现得充实，而不是题材的实际面积如何广大。

15 世纪的趣味是画得“漂亮”，16 世纪的趣味是画得“结实”。而且，主体形象之间开始更为紧密地联结，形成统一的整体。譬如拉斐尔的《圣母和圣子》，画面的水平线被压低，三个人物间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团块，其充盈的体量感，通过与波拉约洛《圣塞巴斯蒂安的殉教》纸片一般的人物相比可以一目了然。

3、稳重庄严的细节美。在细节的处理上，16世纪绘画在对人物的细节的刻画上，相较于15世纪而言更为工整，给人一种稳重庄严的审美感受。比如在对人物的发饰的处理上，15世纪时期“趋于划隔分股的发型和细致的装饰倾向”，以及“改变前额的自然框架，超出原来的发际线而扩大前额的面积”，而16世纪则“更喜欢单一体块的简单发式的欣赏趣味”，“头发表现为梳得光滑服帖、有条不紊的体块”，并“以清晰的水平线作为前额与发型的分界线” ⑤，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就造成了前者娇揉而后者自然的视觉感受。在16世纪，艺术家在创作时追求“重量感和节奏感”，15世纪人物画中修长的颈脖，在这个时期由戴有沉甸甸的项链的粗壮脖子所替代，而原本那些“编织复杂图案的衣料”则变成了“具有重量感的能产生大效果而不必近观细察的衣料”，由此来凸显人物尊严而高贵的神采。

4、简朴庄重的空间美。古典艺术对垂直和水平轴向的强调是始终如一的，它赋予图像空间构成以稳定感、重量感和毋庸置疑的明确视域，引导欣赏者仅从一个唯一被作者确定好的角度去观看最能够反映形体常态的效果。

藏于乌菲齐美术馆的委罗基奥的《基督受洗》，是具有代表性的15世纪艺术，人物和各部分的景物都像剪纸一样，整个图像空间像是拼贴出来的，尤其是背景，就是一块紧贴在人物背后的幕布。右边中景那棵树，下半部像是和远处的山石紧挨在一起，而其上半部分由于刻画得过于清楚，似乎已经跑到前景里来了。主体人物刻画得筋脉毕露，近乎平面装饰图案。而左边的残垣断壁又压在人物背上，再次令人物嵌入背景之中。一个开阔的场景，由于缺乏有秩序的表现而显得平板拥塞。同时，人物的动作也过于局促，慌慌张张，尤其是耶稣基督被表现得像是凡人，他的身体几乎是在瑟瑟发抖，画家似乎仅是粗略地将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排列在一起而已。

而在拉斐尔的《圣母子与小圣让・巴蒂斯特》中，远景的白云与天空融为一体，自然地向后伸展。前景圣母子和圣约翰的轮廓总的来说是清晰的，但在阴影旁边的部分相对会模糊些，使形体与气氛融合。同样，相对锐利的边缘也并非象刀刻出来的那样，而是有一个巧妙的圆转过渡，仿佛形体沐浴着空气，在委罗基奥《基督受洗》中的生硬效果被避免了。在形体与形体相接的地方，相互交搭的线条总是穿插避让，形成多种变化。其中最基本的变化就是刻画靠下、靠后形体的线条在即将与压在其上的线条相交时，会稍稍变淡，隐去刻露的痕迹，并形成图像空间局部近实远虚的空间推移。形体绷紧的一侧，边缘轮廓清晰光滑；形体松弛的一侧，边缘柔和微妙。在拉斐尔的作品中，有了明确的前景、中景、近景划分，色调对比、形体刻画的清晰程度也相应逐层递减，使形体自近处的平面向远方伸展，这样，平静与开阔联系在一起，简朴庄重的空间美感油然而生。

结语

肯尼斯・麦克利什曾说：“尽管古代社会可能是专横的，但它所提供的典范作品的情感丰富性和风格多样性，常常使它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在艺术中表现得格外强烈，因为它们所反映并使之不朽的文明的宏伟成就，赋予它们内在的生命。”⑥因此，人们总是对“古典艺术”表现出趋之若鹜的向往情怀。

沃尔夫林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研究，不仅仅是关于艺术风格的，也是关于我们如何观看这个世界的。通过沃尔夫林的古典艺术理论，我们将清晰地意识到科学作为一个文化过程，既负载了人类对真理的永恒追求，也负载了人类永无止息的批判精神。

如果把文艺复兴艺术的全过程归纳为一个观看造型艺术历史发展的基本图式，那么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这样说，艺术的进程既是连续变化的，又是循环发展的，在连续变化中，存在草创期、成熟期的渐次发展。无论如何，无论是15世纪早期优雅、轻盈、娇柔的艺术表现，还是16世纪盛期庄严、稳重、厚重的艺术形式，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都是珍贵的艺术体验。

注释：

①沃尔夫林，潘耀昌译.古典艺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 ：2.

②同上：第270页. ③同上：第275页. ④同上：第281页. ⑤同上：第312页.

⑥[英]肯尼斯・麦克利什，查常平等译.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上）[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71.

参考文献：

[1]曹意强.时代的肖像：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巡礼.[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第2篇：古典艺术的特点范文

一、中国古代较少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是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的主要原因。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战士与运动家。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纪念像。如此形成传统，在西方世代相传，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都不同于古代希腊。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例如一般欣赏教材中都会列举的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一般教材都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欣赏教材多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因为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佛教造像有宗教上特殊的造型要求，它们和古希腊那种以人为范本的真实自然的神象有所区别，在欣赏时需要了解经规仪轨的种种规定，如佛象两耳垂肩，手长过膝等等，否则很容易认为比例不准确，解剖有错误而加以否定。纯粹的雕塑一般以纪念性雕塑为代表。中国古代重视绘画艺术，纪念性人物和事件，通常以绘画来表现而极少使用雕塑，例如汉唐功臣和历代帝王像，都是画在壁画和卷轴画里。纪念性雕刻在帝王上大夫染指绘画之前的西汉时代偶有创作，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欣赏教材都有介绍的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此外，东汉四川都江堰李冰像和五代前蜀主王建坐像，也是现存的古代纪念性雕刻，实属凤毛麟角。中国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也有其艺术的特殊性。我们不能因为纯雕塑品少就不承认带实用性的雕塑品，也属于雕塑艺术而拒绝认识它们、理解它们和欣赏它们。

二、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

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转贴于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八、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中国画和雕塑都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性雕刻，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

风格上必然强调崇高、庄严、重穆和典雅。明器艺术中的俑和动物雕塑多属后一系统的风格，它们和生活关系密切，风格上追求自然，朴拙可爱。两者各异其趣，各有千秋。西方古典雕塑风格比较接近前一系统，却少有后一系统的风格特征。希腊古风时期的古拙是艺术技巧幼稚阶段的自然产物，不是刻意追求的风格。中国画和雕塑却有意返朴归真、退熟回生，追求一种内在美，一种原始美，一种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这些追求是难于站在西方艺术角度来理解的，所以一般习惯欣赏写实性雕塑的人，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总有障碍。这就需要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从根本上来认识中国艺术，否则欣赏也好，创作也好，都很难进入堂奥。

第3篇：古典艺术的特点范文

一、青海蒙古族民歌的基本特点

民歌是我国蒙古族在形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产生的最早的一种语言艺术，原始歌谣同人们的生存斗争直接相关，即或标志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再现狩猎的欢快，或祈祷万物神灵的保佑等等。青海蒙古族的原始民歌也如此，由于历史上的频繁迁徙、征战，青海蒙古族进入了青藏高原，在青藏高原近千年的生存斗争中，不但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独特的精神财富，为青藏高原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把青海蒙古族民歌同我国其他地区的蒙古族民歌歌词在表达方式、修辞手段等方面进行比较，青海蒙古族民歌有以下几个比较显明的特点。

（一）词语的地域性特点

青海蒙古族所操的语言，属我国蒙古语卫拉特方言，在语音词汇等方面表现出地域性的特点，如阴性词中的[x]辅音在青海蒙古语里读作[k]，把[d3]读作[dz]等，在词语方面也有许多特点。长期以来，青海蒙古族由于与藏族、汉族等兄弟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频繁往来，在饮食、服饰以及其他生活资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吸取了藏族和其他民族的一些成分。而标记这些成分的词语，除借用以外，主要是用自己语言的构词材料和构词手段独创的一些国内其他地区蒙古语言中所没有的一些地域性很明显的词语，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性特色，成为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蒙古族语言特色和文化特色的重要标志。如《巴音杭盖》这首民歌翻译成汉语就是：把那精灵的枣骝马/拴在了蒙古包的外边/ 和那幼小的兄弟们/ 高高兴兴去会面。其中的“拴住”就是一个方言词，即：arxlna (口语)，arxalan-a (书面语)；还有“外边”：gadza (口语)， gadan-a(书面语)；“幼小”：kendz(口语) ，nilx-a(书面语)。

（二）比喻的地域性特点

青海蒙古族民歌歌词中的比喻十分夸张而形象鲜明，几乎将夸张对象推向了极致；有的表现出了一种既浪漫又滑稽，带有诙谐的讽刺意味；既表达出真情实意的情感特征，又有极强的叙述性，如《嘎斯湖畔的白笈笈草》，翻译成汉语就是：“吹掉毡顶的风，算什么大啊！浸透了皮袄的雨，算什么大啊！叫天鹅迷路的酒壶，不算大啊！叫野骡疲惫的路，不算远啊”。用“风”，“雨”，“酒壶”，“路”等具体事物来比喻满清统治者的恶势力。这种隐喻的比喻手段，使喻体直接在本体的位置上，虽不用比喻词，但寓意形象深刻，能启发听者（读者）的联想，激起蒙古族人民对满清统治者镇压蒙古族人民的愤怒的感情，同时表现了青海蒙古族人民的生存环境的艰苦，求生路途之遥远，更折射出青海蒙古族人民的勇敢和顽强。这首歌曲腔调悲壮，语句短促，节奏低缓，装饰音较少，带有鲜明的渲染性特征。

青海蒙古族民歌经常用珍爱之物作为喻体来表达自己的理想与爱憎的感情。如：马、鸟、树等。通过这些动植物表现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历史上，马是蒙古族人民草原上最基本的交通工具，也是蒙古人最忠诚的终身伙伴。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每个蒙古人都是离不开马的。所以对马的赞美成为青海蒙古族民歌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如《蓝色草原的马驹》：“有十匹马的价值/ 是白嘴枣骝马啊/ 有二十匹马的价值/ 是青灰色的马驹啊！”；《百灵鸟》也是一首表达人们愉悦心情的反映蒙古族生活特点的感情热烈的民歌，歌词的汉译是：“百灵鸟唱起歌来/我们该回家了/ 带着幸福和快乐/一路欢笑一路歌”。这是在宴席快结束时最年长者开始唱的，预示着宴席即将结束。

二、衬词的运用及其作用

衬词是一种虚词。它是原始人类在语言产生之前，迸发于胸中的各种情感的外显,当人类的语言更加丰富和发展之后，这种衬词在歌词中却变成为行文优美、活泼，成为表达感情、协调节奏的重要手段。而添加的这些陈词，在歌词中不但起着衬托作用而且成为表达情感不可缺少的语言成分，尽管它是虚词，但它能使歌曲旋律更加生动、优美，更加生活化。如《美丽的马鞍》的歌词汉译是：“咋哪都，它背上有美丽的马鞍/咋哪都,给它五颜六色的光环/在喜庆的日子穿的/咋哪都,有花边的皮袄”。在《左旗的马驹》里唱道：“左旗的马驹/哎达拉马尼是米黄色的一群马/ 左旗的阿哥/哎达拉马尼是我最尊敬的人”这些衬词有不同的节奏和不同的情感表达。从表面来看，衬词在歌词中虽然没有实在的意义，但它在增强歌曲语感，烘托歌曲的气氛,增强感染力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深沉的内容，明快的表现

民歌是艺术，又是文学作品。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也承载着民族地域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所以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青海蒙古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环境里，又承受过历史上的种种社会遭遇，在艰辛的历程中，期盼着平等、平安、吉祥和幸福，而且他们特别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少民歌都体现着这种精神。因此，顺乎自然法则，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成为青海蒙古族民歌的主旋律。

歌词题材主要以歌唱故乡、骏马和英勇的先辈为主，赞美劳动，祈求幸福，也有追求幸福爱情的情歌。歌唱时腔调多变，词语较少，节奏悠长，语言精炼，表现出青海蒙古族人民在追求幸福和美好愿望的激昂情感中蕴含的忧伤、思念、怀古等深沉的思想感情。如《嘎斯湖畔的白笈笈草》、《巴音杭盖》、《百灵鸟》、《查汗赛的柳树》等。

四、形象的比喻表达，质朴的情感诉求

在历史上，马是蒙古族的主要交通工具。蒙古族在游牧生活中离不开它，他们把马当做美好的事物进行歌颂，创作数以万计的赞马歌，在歌中对马的崇拜表现得十分丰富。青海蒙古族民歌的这些基本构思和主题，既是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美好心灵的自我彰显，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和美好未来的追求，倾诉他们最纯真精神理想和精神世界，也是蒙古族人民生存、发展、鼓励自己和教育后代的最重要的精神养料和动力。青海蒙古族生活在辽阔而高寒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环境严酷，要在那里生活下去，而且要生活的好，必须主动地去适应自然，利用自然。他们的许多民歌就突出地显示出这种思想和情感，而且表现出一种面对困难乐观，豪迈的气魄。如《青云马》的歌词汉译是：“把那心爱的青云马/拴住在蒙古包的门前/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啊/与你共饮欢歌心相连/ 在多雾的水湾草坪上/绊住了放牧的骏马/ 只有水湾的丰美好牧草/是骏马觅食的地方”。

五、小结

青海蒙古族民歌内容丰富，种类繁多，语调悠长多变，感情深沉、真切，充分展现出蒙古族民歌的语言结构特点和语调跌宕起伏的艺术魄力。而这些特点源于青海蒙古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实践，并用自己的语言表现出来。因此，才能形成了青海蒙古语言特有的地域性特点的民歌。当我们在聆听民歌手的歌唱时，也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感染，进入到那种空旷、豪迈的境界中去，体验那种孤寂、安静、悠长而又豪爽、豁达的蒙古族牧民的精神世界的崇高和伟大。

参考文献：

[1]纳・才仁巴力，宫日格玛搜集整理.青海蒙古族民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10.

第4篇：古典艺术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醉了千古爱》 艺术特征

歌曲《醉了千古爱》是由陈道斌作词，栾凯作曲的一首艺术歌曲。作品一经推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受到了广大歌曲爱好者的欢迎。

歌曲的词作者是陈道斌，擅长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选取一些非常具有意境的歌词，结合现代的诗歌语言，创作出具有古典感觉与现代时代音乐相结合的歌词。所以他的歌词都非常具有特色，深受歌者与音乐人士的赞赏与喜爱。他的经典代表作品有：《醉了千古爱》、《兵马俑》、《鹿回头》。

歌曲的曲作者栾凯，是我国著名的音乐人、作曲者。栾凯从小就开始接受音乐教育，后来他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进行作曲的学习，在作曲系的学习时，栾凯就尝试进行歌曲的创新，所以从栾凯的音乐作品来看，极具创新精神。他的经典代表作品有：《牡丹亭》、《今夜星光》、《大羽华裳》、《我和祖国》、《千手观音》等。

这两位音乐人士合作，创编出了《醉了千古爱》这一首优秀的声乐作品，带给人们新的听觉享受。作品歌词格调优雅，雍容华贵，意境深远，精美雅致，曲调优美、婉约动听，成为民族声乐教学、演唱和各种声乐比赛的一首必选曲目。[1]

一、歌曲《醉了千古爱》歌词格调优雅，雍容华贵

《醉了千古爱》这首歌的歌词，具有浓郁的古典艺术特征。作词者陈道斌曾经说过：“一首歌的歌词就如同散文诗，既具有散文的优美，又具有诗歌的韵味，才能够创作出朗朗上口的歌词。” [2]所以在创作《醉了千古爱》这首歌曲的时候，陈道斌就运用了古典与时代相结合的手法，使得歌词非常的优美，古香古色。其次，《醉了千古爱》这首作品的歌词是根据音乐旋律所谱写的，而且歌曲经过了陈道斌的精心设计，使得每一句歌词都和音乐旋律相互配合，让人只听歌词就能够感受到音乐之美。除此之外，一些独特的作词手法，更是给这首歌曲增色不少。

1.“立象以尽意”手法的运用

在《醉了千古爱》的歌词中有“巫山”、“沧海”、“天涯”、“春风”、“长亭”、“古道”、“雁”、“梅花引”，这些歌词都是非常具有古典诗词特色的，塑造的环境优美悲凉。 而且歌词中的“巫山”、“沧海”、“天涯”、“春风”，都是用虚词来进行景物描绘，会让人联想到唐代诗人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句诗。借鉴这首诗词里面的“沧海”与“巫山”，使得整首歌曲诗意更浓，在美妙的意境之中，让人沉醉其中。

在歌词中还有“长亭”、“古道”，与歌曲《送别》对比可以发现，两者中都有“长亭”、“古道”，而《送别》这首歌曲蕴含了淡淡的送别时的感伤，所以也使得《醉了千古爱》的情感中具有一丝离别之情。

2.“押韵”手法的运用

在《醉了千古爱》中，歌词书写采用押韵手法，使得歌曲朗朗上口。每一句歌词的最后一个字：“外”、“海”、“改”、“哀”、“排”、“猜”、“怀”、“待”、“在”、“爱”，这些字全部的韵脚都在“ai”上面，唱起来郎朗上口，让人听过之后，过耳不忘。

二、歌曲《醉了千古爱》曲调优美、婉约动听

《醉了千古爱》的旋律优美抒情。歌曲为六声羽（加变宫）调式，是我国传统的民族小调式，所以整个音乐具有极其浓郁的民族特色。

在歌曲的开始，音乐旋律是以二度级进和三度小跳来进行的，音乐线条较为平稳，如回忆般倾诉。但是在作品的第十五小节开始，音乐旋律从小幅度的起伏开始变为大幅度的起伏，带动了情感的传达。而且在第十五小节的小字一组的d和第十六小节小字二组的f，两个音之间形成了十度音程的大跳，使得音乐旋律忽然出现转折。将内心的苦闷与挣扎表现的淋漓尽致。

歌曲旋律中还添加了大量的装饰音，使得音乐旋律在变化中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倚音与波音的使用，使得音乐旋律非常的生动、活泼，旋律与歌词结合的更加贴切，增加歌词的语言性，使得歌曲情感表达更为细腻。

这首歌曲的音域没有特别宽，作曲者正是借用这些最简单质朴的东西，向听众传递最真实感人的情感，使听众感受到了声乐作品中所蕴含的意境。歌曲的曲式结构也并不复杂，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栾凯在为这首作品谱曲的时候，为了使得歌曲能够便于传唱，便使用了单二部的曲式结构。整个乐曲一共有九十九个小节，分为AB两段。在歌曲的两部分作曲家分别使用了#d羽调式（加变宫） 和e羽调式（加变宫），音乐曲式转换的同时，采用了类似西方歌剧中由宣叙到咏叹的方式，营造出了不同的音乐情境，给人不同的音乐感受。

《醉了千古爱》这首新古典民歌作品，在旋律创作上，使用简单的结构类型进行音乐旋律的谱写，在简单中，能够让人感受到歌曲的魅力。在歌词的创作上，运用诗歌与散文的结合，使得歌词极具古典韵味。词曲作者对于该曲情感的表达十分真挚激昂，让听众跟随歌曲感受如泣如诉的爱情。演唱者要对歌曲的情境进行深入的理解，然后结合自己的思想进行艺术的表现。一首成功的音乐作品离不开词曲作者完美的书写，更离不开演唱者完美的二度创作。只有演唱者深刻理解作品的内涵，知道词曲作者所要传达出来的精神内涵，进而对于歌曲进行细致的演唱分析，才能够更好的带给听众完美的听觉盛宴。

【参考文献】

[1]王升典. 浅谈歌曲《醉了千古爱》的创作分析及演唱处理[J]. 通俗歌曲，2015，11：24.

[2]词作家 陈道斌[J]. 歌曲，2015，06：2.

[3]梁琼. 栾凯声乐作品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5

第5篇：古典艺术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古代艺术；女性绘画；时代特点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5-0078-02

中国古代悠久的绘画历史，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作品。其中，不乏有各个时期的女性形象出现。魏晋以前的卷轴仕女画今已无存，我们所能见到的迄今最早的“仕女画”是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在这幅帛画中，出现了以为战国时期的女贵族。她虽然身材窈窕、衣着华丽，面部表情却显得十分肃穆。再参看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中所绘女墓主的形象，她年纪稍大，体态肥硕，虽然在外形上与《人物龙凤帛画》中的女人大不相同，但也是一幅尊贵冷峻的样子。为何这两幅帛画中的女人都显得如此庄重严肃？因为魏晋以前，中国绘画尚未进入自觉状态，这类帛画的创作多是带有明显巫术礼仪性质的。它们被应用在丧葬仪式过程中，起着某种神秘的作用，比如是引魂升天，或是作为死者的符号代码等。这样庄重严肃的用途决定了这类帛画中女性形象程式化的肃穆。

魏晋南北朝是仕女画的早期发展阶段。描绘的女子主要是古代贤妇和神话传说中的仙女等，这类形象的原型一般来自于诗、赋等文学作品和世间传说。画家在表现这些远离现实生活、带有理念化色彩的女性时，最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对女性外在形体的表现，张扬出其内在的精神气质。从目前存世最早的卷轴仕女画，东晋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诗意创作的《洛神赋图》（宋人摹本）中对洛水女神的描绘，可见典型的魏晋美女瘦骨清象，气度高古的风姿。洛神面型椭圆，眉目清秀，体态纤丽淑婉，轻盈修长。她没有因在洛水边与曹植巧遇而显现出欣喜欲狂的神态，也没有因与曹植离别而流露出伤感悲愤的情绪，她绐终以淡泊平和的表情面对事态的发展，从而成功地昭示出洛神超凡脱俗的高逸美，这种美与魏亚时期人们崇尚玄学、关注人的内在精神气质，追求超脱的时代特征相吻合。

唐代作为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也是仕女画的繁荣兴盛阶段。画家们以积极入世的行乐观密切地关注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尤其热衷于表现贵族妇女闲逸的生活方式，单调而悠闲的生活情调。张萱、周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仕女画家。周笔下的《挥扇仕女图》代表了唐代宫苑仕女画在形神兼备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画家在造型上注重写实求真，女子脸型圆润饱满，体态丰腴健壮，气质雍容高贵，展示出大唐盛世下皇家女性的华贵之美。这种美以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迎合了中晚唐时期大官僚贵族们的审美意趣，而备受瞩目，并成为唐代仕女画的主要艺术特征。继唐代之后的五代是个政权交替频繁的时代，画家们在仕女画的创作上，即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又有所变革。如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笔下的女伎与唐代的仕女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歌伎丰腴的肌肤因缺少唐代宫女臃懒的体态，而更具健康之美。阮郜《阆苑女仙图》中仙女们修长的身材更是越出了唐代仕女丰满肥胖的造型程式，一改唐代即使画仙女，也始注重表现女性身段线条的曲线美及娇媚之姿。

宋代作为政权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时代。在仕女画的创作上承袭了唐、五代兴盛之势而又有所创新，尤其是在题材方面，其表现范围已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宽泛地步。除宫廷贵族妇女、神话传说中的女子仍被描绘外，生活中最低层的贫寒女子也开始为画家们所关注，如王居正《纺车图》中的女性，她们与晋代顾恺之、唐代周笔下的仕女相比，没有娇美的相貌、诱人的身材、华丽的服饰及尊贵的地位，她们仅是生活中最为普通的农村妇女。衣裤迭经补缀的老妇面容憔悴动作迟缓，艰辛的生活令其相貌充满沧桑感。作者以写实的艺术手法不加美化地表现她们，意在赞扬她们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及朴实无华的个性美，同时也表达了对她们贫苦生活的同情。图中反映了宋代仕女画的艺术特点，人物造型严谨，形体比例准确，体态生动自然。

元代作为蒙古贵族统治时期，特殊的社会现状和民族冲突，令画家们避居山野，倾心于抒发隐居情怀的山水画创作，由此而导致元代仕女画呈衰退之势。画家们在题材的选取上，没有继承宋代积极地表现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各样处境下诸多女子的传统，而是，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在历史故事和文学作品中寻找表现题材，人物造型上则继承了盛唐人物“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的遗风，如周朗所绘《杜秋图》中的杜秋，她与周《挥扇仕女图》中的人物形象相仿，既圆形脸丹凤眼，高鼻梁，嘴唇小而丰满，面部没有过多的表情。躯体丰腴肥胖并着以直筒形长裙，遮掩住了女性腰身的曲线美。

明代是封建社会的政权稳定时期，仕女画在文人画家的积极参与下获得极大的发展。在题材上，除肖像外，戏剧、小说、传奇故事中的各色女子则成为画家们最乐于创作的仕女形象。人物的造型由宋代的具象写实逐渐趋于带有一定唯美主义色彩的写意。仕女身材婀娜匀称，面容端庄清丽，举止间流露着女性文雅恬静之美，尤其，他们怡情于亭台之间，身着贴体紧身的明服，更增强她们体姿的修长与典雅的风致。明代作为仕女画的艺术成熟阶段，这时期，不仅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仕女画家和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而且在表现技法上亦丰富多彩，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如吴伟的《武陵春图》代表了明前期白描仕女画的最高水平。武陵春以细匀的淡墨线绘成，画面清雅、秀润，更贴切地表现出女主人的纤弱文静之气。

文徵明的《湘君湘夫人图》代表了淡彩仕女画的最高境界。人物以朱砂白粉为主调的浅彩设色，表现出女神温柔娟秀的美感。仇英的仕女画有“周复起，亦未能过”之评。其《贵妃晓妆图》，充分地展示了他工笔重彩仕女画的深厚功底。图中所塑造的杨贵妃及宫女虽然是唐代宫苑仕女，但实际上她们已完全是明代文人心目中理想美女的形象。她们修颈、削肩、柳腰与周笔下曲眉丰颊、短颈宽胸的宫女有着全然不同的审美意趣。

清代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仕女画发展至此，被抬高到居山水、花鸟诸表现题材之上的至尊地位，正如，清代高崇瑞《松下清斋集》所言“天下名山胜水，奇花异鸟，惟美人一身可兼之，虽使荆、关泼墨，崔、艾挥毫，不若士女之集大成也。”这时期的仕女画在创作上日益脱离生活，成为一种概念化，程式化的表现题材，画作中的女子无论是贤妇、贵妇、仙女或从军习武的花木兰、梁红玉等皆拥有着修颈、削肩、柳腰的体貌，长脸、细目、樱唇的容颜，“风露清愁”、暗然神伤的小家碧玉般韵致等。因为，不论是宫廷画家焦秉贞、冷枚，还是文人画家改琦、费丹旭等，均以表现女性“倚风娇无力”的仪态为他们的审美追求。这种程式化“病态美人”状，直至海派画家任颐等人的出现，才有所改观。画家们热衷于女性形象的创作并不表明对她们人格的尊重，女性只不过是被用来展示的艺术观赏品而已。因此，女性题材画在清代画坛中的地位的提高，折射出来的却是女性社会形象的日益低落。

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女性形象好比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色和时代特色。观照她们能使我们窥见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特点及其演变轨迹。这是一个老话题，又是一个不断出新的话题。我相信通过从各个角度不断的深入、不断扩展的研究，我们对这一领域还会有新的理解和认识。古代的仕女，终将撩开她神秘的面纱，向我们讲述有关她的更多故事。

参考文献：

[1]廖雯.绿肥红瘦―古代艺术中女性形象和闺阁艺术[M].重庆出版社.2005.

第6篇：古典艺术的特点范文

中和大雅

“中和”的概念最早见于《礼记》。《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唐孔颖达疏：“未发之时，澹然虚静，心无所虑，而当于理，故谓之中，……情虽复动，发皆中节限，犹如盐梅相得，性情和谐，故云谓之和。”总的说来，所谓“中和”有这样几层意思：首先，它是指那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状态；其次，它是指人的性情状态、心理状态，朱熹注“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就是说，喜怒哀乐之情尚未被激发之时，还只是一种情感倾向尚不明确的本性，不喜也不怒，不哀也不乐，无所偏倚，所以称为“中”；而当这种喜怒哀乐之情被激发出来时，则合乎规矩，有所制约，所以称为“和”。再次，“中和”囊括了人的全部精神发展历程，“中”是“天下之大本”，即人的本性，“和”是“天下之达道”，即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前者是起点，后者是终点。第四，“中和”也就成为天地万物赖以存在和生长的理由和根据，天地以此而各安其位，万物以此而化育生成。

《礼记》是汉儒的著述，后被奉为儒家经典，它所提出的“中和”一说昭示了儒家的道德理想和审美理想，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郑玄注：“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可知在孔子看来，“中和”是最高的美德。同时，“中和”也概括了一种极具东方色彩的思维方式，即守持未发之情那种无所偏倚、无所乖戾的状态，达到各种不同事物的协调和整合；在对立两极之间取恰到好处的中点；肯定事物的变化发展，但将其限囿在不失中正的限度之中。而这种执两端而用其中，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和之境也就是美的境界，需要得到美学的确认和论证，进而在此基础上凝结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种思维定势、思维特征。

中国古典美学提炼出了“以和为美”的原则大法，将其确立为审美和艺术活动中的普遍准则和最高要求。早在《尚书》所记载的远古时代，就有“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的思想萌芽，在春秋时期，“和”已是非常流行的说法，见于典籍的季札、医和、晏子、子产、单穆公、伶州鸠、史伯、伍举等人的言论中，几乎是言必谈“和”。孔子也赞同这样的说法：“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董仲舒更是将“中和”之美擢拔到了“天地之道”的高度“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地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具体到艺术，如古人普遍认为档次较高的艺术样式“乐”，亦复如此，《国语・郑语》曰：“和乐如一”，《荀子・乐论》曰：“乐也者，和之不可变也”，《乐记・乐论》曰：“乐者，天地之和也”，如此等等。那么，“和”所指何谓呢?古人也有说明，《国语・郑语》曰：“以他平他谓之和。”《左传》就说得更具体了：“和如羹焉”，羹是用水火醯醢盐梅与鱼肉调和烹制而成，音乐亦然：“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这就是说，“和”是由多种不同的要素相融相济而成。

古典艺术中“和”的审美意识无疑带有儒家与道家艺术思想的痕迹和渲染，有着儒道互渗兼容的特点。当然，在这种互容之中，儒家“中正平和”艺术观的影响是主要的，“中和大雅”始终是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审美境界。

宁静致远

“意象”与“意境”是中国古典艺术中蕴含的两个审美物质，如果说“意象”是标示艺术本体的概念的话，那么意境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哲理性和广阔性，所以，中国古典艺术应该是一种具有独特构成方式的意象而又追求深远，无限而又超时空的意境的风格。这种在“宁静”的艺术本体上对人生，宇宙等的追求和感悟，正是与中国古代哲学“道”的追求相联系的。

中国古典艺术中的“意象”一词不同于西方文化中“意象诗派”的意象，它讲求的是“情”与“景”的统一，古典美学家们认为审美意象是在直接审美感性中产生的，正是审美感性决定了审美意象的整体性、真实性、多义性和独创性。但在西方艺术中的“意象”不仅仅和审美有关，而是属于某种事物的意识，绝非绝然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物，是意象性活动的产物。西方艺术中的“意象”比中国古典艺术中“审美意象”要宽泛。

中国古典艺术将“情”和“景”统一起来，强调这两者在艺术作品中的不可分离性，这种特征实际上是在描述审美主客体之间的意向性结构，所谓“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虚景，景总含情”，这样情景交融才能构成审美意象。

“意象”是中国古典艺术的本体。不管是创造的目的，艺术欣赏的对象，还是艺术品自身的同一性，都会归结到“意象”上来。而“意境”，我认为则是中国古典艺术所共同致力追求的一种物质。

中国古典哲学中老子的道家思想统治中国文人思想几百年，道家中主张对一切事物的观照应归到“道”，一种“无”和“有”，“虚”和“实的统一，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都是无限广阔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古典艺术家们在创作艺术中对这种无限广阔的外延空间的追求，这便是古人所说的“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的“象”的突破，中国古典艺术家认为只有这种“象外之象――境”，才能体现那个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气”。

第7篇：古典艺术的特点范文

以贝尼尼的代表作《阿波罗与达芙妮》为例，人物形体舒展，动态激烈，但是人物的表情依然恬静，嘴巴微张。这种处理手法让人不禁想起希腊化时期的雕塑《拉奥孔》，同样是描写一种“奋力”的动势——动作夸张，体态扭曲。但在人物面部表情的塑造上，都表现出一种相对“肃穆”“端庄”与“崇高”的情怀。唯一不同的就是在衣纹的处理上，《阿波罗与达芙妮》展现了衣纹在运动中的飘逸感，强调雕塑整体的动势，而《拉奥孔》还原了摆在室内一组静物的台布，强调雕塑的永恒与稳固。前者更多地表现韵律和节奏，后者更多地表现庄重和温雅。但这并不能磨灭两者的承传性，两者在力求表现艺术造型的清晰、庄重以及崇高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用“风格”两个字是很难将其“分裂”的。

如果说古典主义强调再现的话，那么现代主义强调的就是表现。古典雕塑为了审美可以抛弃一切多余的轮廓和块面，贝尼尼雕塑为了表现真实而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传统雕塑严谨的轮廓和稳重的体量感都可以不顾。从贝尼尼雕塑衣纹处理形式及其风格特点分析，不难找到现代雕塑的某些特征。首先，贝尼尼塑造的衣纹总是处于运动当中，这就决定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不可能像古典主义艺术家一样从模特那里得到肯定的形象和结构。在西方，自古以来，艺术家都借助特定对象完成形体塑造，因此运动中的人体可利用模特再现，为创作者提供真实的、直接的、可以长期观察的素材。但是，在没有相机的17世纪，布纹瞬间的飘动是不可能再现的，也不可能长时间保持固定的状态。而崇尚运动与激情的贝尼尼只能凭借印象中的布纹进行创作，这种对物像认识的“印象”，往往是现代艺术形式发展的一个契机，也符合了现代艺术注重表现的精神内涵。贝尼尼尽可能地表现运动中的布纹，在布纹的处理形式上，尊重自然，极力表现飘动状态下最真实的衣纹，这与“现代雕塑之父”罗丹所说的“我完全服从自然，从没想过去支配自然”③的创作理念是一致的。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衡量，贝尼尼雕塑作品中布纹的处理方式更具备现代雕塑的“原创”性，它不再是某种形态的再现，从这点看，贝尼尼雕塑衣纹的处理方式对现代雕塑发展有重要启示。另外，贝尼尼雕像的衣纹处理方式对现代艺术具有诸多启示，这点尤其表现在现代装饰与艺术设计上。虽然其雕像衣纹的处理手法个性鲜明，布纹的处理松散，结构走向自由随性，不拘泥于人物形态。但不同雕塑之间的差异性并不大，并形成一种特定的格式。以其后期作品《捧书的天使》这座雕像为例，天使的衣纹细节处理尽管写实，但总体上看并没有古典衣纹的“包裹”感，布纹与回旋叶式装饰浮雕纹样极为相似。这种处理方式追求一种豪华、运动的视觉享受，使雕像与室内装饰关系更加密切，并逐渐形成一种“格式化”。这种装饰手法对后来的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以及装饰艺术运动产生影响。如蒂夫尼（1848—1933）的玻璃艺术、拉里克（1860—1945）的金属艺术等，都带有明显的巴洛克装饰风格。贝尼尼雕塑衣纹处理的装饰性特征也是后人评价贝尼尼雕塑走向程式化倾向的理由。从雕塑与环境的整体设计上来看，贝尼尼雕塑作品也具备了现代设计雏形。在《圣德莱斯的痴醉》这组雕像当中，整体构造以及衣纹的处理更能体现贝尼尼雕塑的“现代性”。

第8篇：古典艺术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古典艺术；抽象化；情感语言；自由的状态

中图分类号：J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181-02

一、古典艺术的创造性

注重艺术的创造性，寻找符合主题的技法语言。以及通过象征的寓意将作者的梦想启示于人的象征主义的涌入。从而促使了西方形式语言和东方哲理精神的融汇，传统的主导模式转换为多样化的人性表现，静态的视觉经验被动态的视觉语境所代替，使版画艺术语言在传统属性上得到延伸，体现当今社会的艺术主题。在传统版画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艺术的特定语言，在中国版画的当代语境中，多元与超越是其中最强烈的特征语汇。而版画不仅是作为一种载体，并成为这种思考的物化呈现和表述方式。关系着绘画作品的表现意识和整体综合的表现技巧。以变化多样的线条的丰富表现力达到表现物象、强化画家自身感受与激情的目的。

二、版画中抽象语言的运用

一幅感人的版画作品，以怎样的魅力去感染和打动观众呢？艺术观念的更新始终应是艺术创作首先所要考虑的。除内容、题材、风格等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者选取怎样的艺术语言。在诸多的艺术语言中，抽象语言是版画形式美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也就是说艺术语言是艺术家用以表达作品内涵的工具，抽象语言又是艺术家通过点、线、面等手段，来表现构成画面的一种最为单纯的形式语言，并具有独立的艺术审美价值，也是其他艺术语言所不能替代的有效方式。

（一）器之痕迹――元素的抽象

众所周知，版画是以“版”为媒介，包括木质、铜质、石质、丝网等。画家持器，用刀或笔，在版上产生凸、凹、平、孔等痕迹之后，印制而成。所以，当刀或笔等，接触版面时，无论是远视或是近察，总是以点、线、面来表达画家所希望传达给观众的意图。这个意图，是具象的在现，或是非具象的表现，最基本的结构，都离不开作为元素的点、线、面等。只是某些画面是物象的直接呈现，把抽象因素通过写实图画表现出来。点线面只作为某一单元的细节部位。反之，某些画面则把一些具体图像隐去，表露出来的仅是一些纯视觉的元素。版画艺术由于它自身的特性，在国际艺坛可以说是艺术探索较活跃的领域。从具象到抽象，从立体造型到新造型主义，运用这一古老的技术，综合高科技的优秀技术，艺术家以全新的理念，运用各种手法，使“凹”、“凸”、“平”、“孔”的各自语言更加丰富，创造了新的、独具个性的版画作品。当然，还存在介乎具象和抽象之间，或两者兼顾，因作者的风格差异所造成倾向的不同。但是，版画的艺术之趣――器味、版味、印味，却都是从这些基本元素中体现出来。艺术作品舍此，则有如做菜不放任何调味品，味同嚼蜡，观者兴趣索然。

（二）色之归化――构成的抽象

从微妙变化的色调，至走向色之两极的黑白，中间梯阶层次越少，两极分化越甚。所以，人们认为版画的黑白较之其他画种，更具抽象性和象征性。对于真实的景物，黑白所显示的只是带某种象征的符号。但是，无论是色块或是黑白，面积和位置永远是画家所关注的。明暗、色调、黑白等对画面的构成，是揭开物象的表皮，给作品以秩序的要害所在，艺术的魅力也正是蕴藏其中。较其他艺术形式，也许版画因为“版”的关系，需要表现得更为单纯，更要注意色调的归化，更考虑画面大的几何形块，在协调、节奏、韵律的制约下，求得构成的美感。

抽象绘画曾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是“二十世纪典型的艺术形式”。抽象语言是一种自然的骤然升华。人们在寻找绘画的原始语言时发现了符号和装饰，将一些带几何形的图像，从混乱无序中剥离出来。因此，当我们在观赏一些古典绘画作品时，仍然是在抽象的框架上建立起这些作品的基本构成。抽象只不过是把有形的图像遮盖起来，把形式的创造符号化了。

克里姆特对物象的符号化，结构空间的论述，对后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过去的一些版画作品，常常是被眼见之“实”所束缚，显得无趣和琐碎，就是缺少对构成形态的考虑。反观传统里，雄峻的范宽，圆浑的米芾等大家的画作时，老远看去，就能镇得住观众，产生一种高远的审视美感。

所以，在勾划版画作品时，是绝对不能轻视对画面的组合法则和排列秩序，在把握构成抽象的前提下，演绎出感人的画境。

三、创作中的情感表达

艺术所谓的语言就是让人去感受。艺术家情感的表达是版画作品的灵魂所在，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技术与情感的统一体。

为了使寻求幻象，表达主观精神和对世界再创造的艺术主张在作品中得以实现，表现主义作家往往运用把现实人物和事件变形的手法，塑造怪诞的形象来制造一种“陌生化”和“离间”效果，使读者的注意力跳过具象，凝聚幻象，去把握作品的抽象意义。为了达到“陌生化”和“离间”效果，作家往往把幻觉，梦境，神话，地狱，人间，天堂，过去，现在，将来混同交织成一种亦真亦幻，亦梦亦醒的场景和情节，形成怪诞的氛围和梦幻的色彩。表现主义变形怪诞的基础则内心的主观感受。

（一）意之游思――抒情的抽象

中国画论中有“得意忘形”、“象者出意”、“画气不画形”、“重意不重形”、“意在象外，立意为象”和“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等阐述。抽象绘画形式的鼓动奠基者康定斯基认为：“抽象绘画远非脱离大自然，它比以往的任何艺术都更密切地联系着大自然。”这些提示告诉人们，可以有理由将表层的感受和经验，向深层的抽象意味里延伸。

回溯历史，人类在从事艺术之初，首选抽象。从几何的抽象图像入画，有着用抽象几何形式来传达秩序法则的愿望。无论是以后出现的拜占庭式、罗马式或哥特式等都蕴含着抽象的原理。虽然抽象的观念和写实的手法彼此，且时而对立，时而互融。在方式上，部分作品把抽象因素通过写实的外象表示出来；另一部分作品则超越了特象的外形，把具体的物形淡出，直接传达的是某种心态下的视觉效果。

版画家面对版面，放刀直干恣意挥洒时全身心沉醉于图画之中，谓之意足，不求形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像指挥家陶醉在乐曲之中，凭借对乐曲的理解，其肢体的动作，即是会兴的借题，以此释放出他的情感语言。

四、我的创作

创作是充满自由的状态，优秀的画作是自由状态的最终记载。作品中的我根据创作要求做了多种有关古典艺术与版画艺术融合发展的可行性试验。最后，我决定在毕业创作中采用版画艺术抽象符号与版画传统技法相结合的方式创作具有抽象表现意味的系列作品《祭・视觉》。我的创作是以新观念的融入，以实验性的介入完成的。主观性进一步强化了象征性。我试图从自然景象的基础上，用新的角度给予它新的内容，创作出一种新的视觉图像，演化出既符合现代艺术审美精神，又延续古典艺术意境的作品。创作以古典艺术抽象化为切入点，抒发了自己由简至繁的创作意识活动后，表现人们在物化后的内在状态。不过从那或简洁、或符号或复杂、或装饰的结构里，用一样的语言――心灵或者思想表现出自己对版画的情感理解。运用版画的艺术特点，通过巧妙构图，以丰满密集和萧疏简淡等不同风格来衬托表现主体。从而使作品既生动又不失版画的偶然随意性。现实即一种厚厚的表征，这其中表现性比清楚的表征更接近“真理”。

我在“拆解古典”系列则依然表现出贯穿在此前作品中的调侃的主观态度，试图在画作中将古典图像与当代流行图像搅拌在一个视觉空间里。这些作品对现实的直接主观态度逐渐抽象为面对人生的间接态度。

总体来说，使创作表现出新版画与古典主义的艺术，交融成一致的风格。

参考文献：

[1]陈铁梅.版画专业色彩教学浅议[M].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安滨.色彩教学新探―版画系色彩教学的改革与实践[M].美术教育.

第9篇：古典艺术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 复制；传统；灵韵；现代性

西方的艺术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遇了重大的挑战，即现代艺术对传统艺术的挑战。而艺术思想的变革在当时不是孤立的，它是伴随着西方社会思潮的来临而出现的。德国的现代著名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认识到了这种变化，并从摄影切入，从艺术制造技术的角度剖析了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区别，并预见机械复制导致大众文化的产生，这就是本雅明的技术复制美学。他的这一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1936年完成《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在本雅明的思想发展中，历史哲学、文学批评和语言哲学这几个方面是互相渗透，密不可分的。

本雅明把他所处的时代称之为一个“艺术裂变的时代”，在他看来，当手工劳动社会完成向机械工业社会的转变时，伴随而来的必然是与先前手工劳动社会相对应的以叙事艺术为主的古典艺术的终结。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与人之间的主要传播方式是叙说，与之对应的是以叙事性为主的艺术形式；而到了现代工业社会，机械制造所提供的便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也改变了艺术的生产方式，使复制的艺术完全摆脱了以往在艺术制造时所面临的技术局限，从而把艺术生产置于一个新的历史情景中。本雅明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感性认识方式是随着人类群体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改变的。人类感性认识的组织方式――这一认识赖以完成的手段――不仅受制于自然条件，而且也受制于历史条件”[1]这一见解显然深刻地贯穿着马克思历史观的影响，那就是把精神领域的一切现象放置在物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动中来加以理解。

时代在推演的进程中裹胁着技术、艺术、政治、经济诸多文化的变形或提升。就对艺术的影响而言，技术进步引发了文化传播方式和大众文化内容的变革。技术与艺术的密切关联，这一在美学思想史与艺术史中常为人所忽视的方面，成为本雅明艺术理论的主题。本雅明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艺术的可复制性在古典艺术时代就已经存在，如“木刻就已经开天辟地地使对版画艺术的复制具有了可能”，而随着石印术的出现，复制技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随后照相摄影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使复制的艺术从根本上取代了古典的艺术，由此导致了传统的仅仅依赖于个人体验和手工制作的“灵韵”艺术的崩溃，用他本人的话来说：“随着第一次真正革命性的复制方法的出现，即照相摄影的出现（同时也随着社会主义的兴起），艺术感觉到了几百年后显而易见的危机的逼近”[2]。这种危机的具体表现是，在机械复制的艺术中，传统艺术所特有的“灵韵”(aura)、“本真性”和“膜拜价值”均已消失殆尽。这是本雅明文章的中心论题,现代复制技术的发展对艺术作品造成很大的冲击。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期，这是西方近代社会重要转型期，在这一段时间内，工业技术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尤其是流水式作业打破了传统的人的连续性认识事物的方式，使人们认识的事物变得片段化。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因机器生产、经济关系而变得疏远。

在论述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价值差别时，本雅明认为，传统艺术主要体现为膜拜的价值，而现代艺术在主要体现为展览价值。本雅明从艺术作品接收方式进行探讨,他概括为两种:凝神专注和漫不经心。追根溯源，艺术作品是伴随着礼仪而产生，所以艺术品也充满一种神圣感，也就是本雅明称之为“灵韵”的新的理论术语。每一件艺术品都有它特定的独一无二的意义，从一产生就成为了历史的存在。从而也与人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在对艺术的接受方式上，人们采用的是一种“凝视”的方式，通过这种“凝视”达到全神贯注，达到冥思以感悟神圣力量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使艺术越来越摆脱崇拜价值，艺术作品的展示价值愈益压倒崇拜价值。”[3] 他认为技术复制取消了艺术的深度，并加大了艺术传播的广度和速度，艺术越来越体现出展览的价值和人们生活的消遣功用。艺术品被大复制而产生变化,成为普遍而平等的日常物品,与大众的距离因此近了。这样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消遣性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漫不经心。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又看到了技术复制的优势。“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观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对象以现实的活力”。我们不难看出本雅明对技术复制的肯定。 显而易见，技术复制能把众多艺术复制品带到“原作”本身无法抵达的地方，艺术的传统接受模式因此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不仅极大拓展了艺术的影响力，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众与艺术的关系，推进了艺术的“民主化”进程。如果复制机械没有影响作品的艺术质量而且当这种技术为艺术生产形式所必需的话，复制品同样可以被看成“真正的艺术品”。正因为如此，本雅明被某些评论家认为他的身份 “暧昧”。之所以暧昧是因为，一方面，他称“机械复制”使艺术形式产生了异化，成为“找消遣”；另一方面，他又兴高采烈地指出，机械复制时代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本雅明对艺术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是在他构建现代性社会理论的背景中进行的在本雅明的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洞见到科学对艺术的深远影响。本雅明重视并尝试从接受者角度来探讨艺术的特质价值与功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相当敏锐地体察到了传统艺术历史性转型，他对美的艺术与机械复制艺术特点的比较，的确触及到了后现代西方艺术变化的核心――灵韵的消失以及美的变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理论文本毫无抽象范畴的堆砌与晦涩特点，而是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和含蓄多义的思想给我们呈现了他对艺术不变的精神底色，通过本雅明我们倾听到了遥远的灵韵余音,它已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其生命力不可低估。

参考文献

[1]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