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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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
政策取向需从短期目标转向长期目标
2009年,我国难寻先例的经济刺激计划,全年高度宽松的信贷高增长,是中国经济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复苏的主要动力。目前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预定的成果。中国经济已扭转了此前的下滑趋势,实际产出正逐渐回到潜在产出值附近,2009年12月高达10.7%的GDP增速也证实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之所以较世界各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超出预期30%的银行信贷增长,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按照政府的政策逻辑,面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得经济刺激政策可以适当矫枉过正。但中国经济度过难关之后,目前的当务之急或许也是最大的困难,可能在于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中长期发展的问题。
在探讨中国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顾一下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过程。可以发现,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于资产负债表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大量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中,由于资产方迅速缩水而负债方不由市场定价而固定不变,这导致了众多金融机构与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实际经营中账面上的巨额亏损和家庭财富的巨额缩水,引致金融机构贷款的大萎缩、企业投资的崩溃,以及家庭消费的下降,并进一步导致市场流动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溃。可以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主要传导机制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这或许就是这场危机发生以来最本质的因素。这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乃至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的机理完全一致。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欧美发达国家救市的基本脉络。应该说,美国次贷危机从性质上来看,既不是政府财政收支危机,也不是国际收支的危机,而是发源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创新的危机,同时这场危机的规模是私营部门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必须由政府力量大举介入来克服危机。事实上在明确了这场危机的本质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财政部增发国债购买有毒资产,政府直接注资于即将破产的金融机构,美联储印发钞票,财政部出台的公私合作计划等等,这些措施的基本逻辑就是用美国的国家信用为担保,用发行债券和印钞所获资金注资于金融机构,注资于金融市场,以此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其最终目的就是把有毒资产从金融体系中剔除,帮助金融体系恢复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动经济的复苏。
中国基本上遵循了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同的路子,在稳定的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下,2009年政府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短期来看确实促进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考虑到经济刺激政策总是有一定限度,经济的增长不能总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观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将是最终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连续实行了几个经济刺激计划,希望通过公共建设项目和贷款计划来迅速振兴经济。但从1996年到2002年,日本经济依然停滞不前,人均GDP只实现了0.2%的微小增长,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最终并没有提高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着眼于单纯依靠经济刺激计划来推动经济增长,而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因素重视不足,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转换成通过服务业和消费来拉动,导致刺激经济的政策实际效果不佳。一般来说,经济复苏初始阶段最大的推动力通常是政府,但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私人资本必须取代政府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恢复和增长。探讨中国什么时候撤出经济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将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转移到保证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的实现上来。
根据我国过去数年的经验,如果货币流通量年增长率超过20%,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反映到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上面。而在2009年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M1和M2分别增长了32.35%与27.68%,远超历史平均水平。此外,在政策出台初期,M1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长速度,但随后两者在2009年9月出现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经扩大到4.6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形成,国民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和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化的双重危险。从价格指数来看,12月CPI为1.9%,PPI为1.7%,也初步证实了上面的推断。中国宏观经济之所以出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形成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增长模式的问题。鉴于中国长期采取依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出超)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经济刺激政策无法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问题。而长期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坎。只专注于短期目标并通过注入流动性救市而忽视长期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向国民经济注入流动性的短期政策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采用增加海量投资和贷款的办法来增加总需求,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使用的,最终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可能持续太久,这是以往的经济危机给各国提供的经验教训。当前必须尽快将政策取向转向长期目标。具体而言,应重视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如在经济政策退出的同时逐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促进经济结构优化,避免经济对重型工业的过度依赖,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民营经济,以便保证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
可将汇率作为脱钩美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各种组合而言,选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紧或者双松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经济金融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实施的。例如当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时往往选择双松政策组合,包括增加财政支出、减税、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货币供应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性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必然的选择,相对而言,中国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尤其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宏观刺激政策导致我国面临资产价格膨胀与通胀预期加强之后,如何找准合适的时机退出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
从货币政策的运行来看,政策的退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现行框架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鉴于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钉住美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能在短期内给中国货币政策退出的方式和节奏形成约束,这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大打折扣。从美国方面来看,虽然在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下美国经济触底反弹,但目前连续数月10%左右的失业率和充满变数的房市表现,仍然使美国未来的经济复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为加速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美国政府和联储局向经济注入了大量流动性,2009年三季度美国GDP开始转正。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失业率对美国选择何时加息更为关键,鉴于“无就业复苏”的现实,美联储将在货币政策上维持当前0～0.25%的联邦基金基准利率水平,且短期内至2010年下半年可能不会调整利率水平,已经成为市场共识。甚至可以判断这一政策基调仍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目前美联储采取“数量型放松”工具微调货币政策,例如通过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购协议的方式,回收市场上庞大的存量流动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联储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个技术性工具,更大的问题在于它对银行资产的担保实际上难以退出。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使美联储目前面临政策选择上的两难困境。如过早启动退出政策,可能会延缓经济复苏进程,甚至导致经济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胀又可能失控。综合起来分析,目前美联储更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规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在美联储这种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下,中国需要做的是与美国的货币政策脱钩。
目前,中国已经或多或少启动了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人民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部分放贷银行征收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连续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据发行利率引导市场预期;银监会对部分商业银行实现贷款规模控制,甚至针对个别银行进行信贷的窗口指导等等,均预示中国正在考虑退出经济刺激计划。这些措施对于引导市场预期,合理约束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是较为有效的方法。但同时还应注意,目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退出还只是局限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一些价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尚未使用,这导致政策退出的效果受到一定质疑。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在货币汇率政策上进行适时调整,当下的各种宏观政策将难以真正实现紧缩效果。面临美联储当前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中国需要做的是尽快与美国的货币政策脱钩。这需要引入汇率因素作为重要的政策变量使用。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长期借助于出口拉动,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目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考虑自身因素,资源逐步枯竭,劳动力成本也逐渐增加;考虑外部因素,各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等等。这些因素将难以保证中国出口额继续增长。中国在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向内的对策给以支持,而汇率则是个重要的工具变量。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工具,汇率可成为紧缩政策的一部分。需要改变目前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加大市场力量在这一机制过程中的成分。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对汇率完全不干预。实际上现实中大多数的国家政府也关注汇率政策,我国可以学习加拿大等国的做法,允许汇率在长期内大幅度变化,允许长期内升值。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对每日的超常浮动进行干预,如果短期内变化太大,可以通过调整利率以影响汇率,稳定市场。当前需要作的就是推动人民币恢复缓慢升值,可以开始人民币有序、渐进的升值进程。人民币升值的启动也就意味着短期性反危机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长期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成功转型。
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之路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太长,便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过去几十年间也在这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以往的经验还表明,即便通胀相对稳定,产出实现增长,也不能防范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目前我国的资产泡沫问题已经有所抬头,价格指数也在节节走高,这对于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中,主要是拉动总需求的短期性货币财政政策。在实行了一年多的刺激政策,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应根据形势择时启动这些短期性反危机政策的退出机制。
鉴于目前我国人民币钉住美元,中美利差的变化将影响中国的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调整必须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和美国货币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目前,美国刺激经济政策的退出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临时性经济刺激措施将逐步停止使用,危机时的临时性刺激经济政策不再扩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呈放缓态势,为刺激经济政策彻底退出做准备。其次是货币政策收紧呈现渐进的态势,并逐渐从数量型工具向价格型工具转变。最后是美国正在削减财政赤字的规模,并逐步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减轻此前的膨胀局面。中国的经济刺激正常退出很大程度上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时机选择来看,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时机的选择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世界经济的复苏情况、国内私人投资的启动情况、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和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退出的情况。从目前观察到的世界经济复苏迹象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可以考虑退出,具体实施上可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是采取措施使政策从过度刺激向正常刺激转化。在这个阶段,财政政策暂且可以按兵不动,但应考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适度的减税等。对于货币政策,这个阶段可以将“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作为核心内容。对于这个核心内容需要切实贯彻有关的具体要求情况。如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和控制资产泡沫需要清晰的政策目标,这有助于市场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否则可能导致预期的紊乱以及对市场的冲击。考虑到操作层面,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设定一个清晰的信贷增长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目前看来,要观察宏观政策的退出,关键的指标还在于信贷增长。综合各方考虑,可以将信贷增长仍然维持在20%左右,稍微高过此前正常年份的15%～18%。我国在政策实施中需要避免一个问题,即由于政策目标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可能的信贷紧缩而大规模提前发放贷款,引起信贷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实际上这从2010年1月的信贷数据已经可以看见这种端倪。各家金融机构与贷款赛跑,1月份的前三周即已达到1.5万亿元,距离2009年同期的1.62万亿元不远,生成这一现象归根结底是政策目标不清晰。
此外,提及控制资产泡沫,要求货币政策从操作上不仅要紧钉住CPI指标,还应考虑资产价格的变化情况。尤其是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可从此次危机中的美国、英国、冰岛、阿联酋等国得到一些启示。即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还需要对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作出足够反应。尤其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量。因为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和公众预期变化更为敏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早期和直观预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同看法,似乎倾向于暂时不予考虑的态度。这种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维,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时中央银行对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进行救援。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就印证了“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目前我国中央银行需要重新定位货币政策的角色,应将资产价格纳入政策范围之内,使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从操作的可行性上看,可以编制广义的包含资产价格在内的价格指数。考虑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相对稳定,且与经济周期变化较为吻合,可首先探索将房地产价格变动纳入整体物价指数中,央行加以监测并定期反映到货币政策操作中。
第2篇：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
人们可通过对经济信息的接收、收集、传递与处理,实时、动态的了解各方面经济的变化情况,并根据其变化,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控与管理,保证经济发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从广义上来讲,经济信息具有分子化、数字化、虚拟化、全球化、中空化、互联型、创新型、整合型、知识型、紧迫型等诸多的特点,而从实际的应用功能上来讲,经济信息主要具备有预测功能、控制功能、选择功能、增值功能、开发功能等。通过对经济信息的多角度、多方位分析,我们也可看出,将经济信息应用于宏观或微观经济管理中时,对整体的经济管理水平,具有着十分积极、深远的影响。
二.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于宏观经济管理中应用经济信息时,主要具有以下几点比较突出的作用:
⑴推动性作用。将经济信息充分利用地应用于宏观经济管理中时,可以使管理方式更加合理。例如,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人力、资金、设备、产品等,均可通过经济信息紧密的联系与组织起来,最终使各方面能够更加协调,得到统一性的管理和发展,从而对推动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实质性帮助。
⑵决策性作用。通过经济信息的整理与统计,将宏观经济曾经的运行情况,当下的运行情况进行科学性、综合性、全面性的分析,并根据实际的分析结果,预测出未来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再根据预测,制定出相应的经济管理计划,并放心地将这些管理计划付诸于行动。这种方式,也就是指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起到的决策性作用。
⑶指导性作用。在编制宏观经济管理方案时,如果未能充分地了解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则容易出现管理方案编制不合理、不实用、不正确等问题。而将经济信息应用于宏观经济管理方案的编制当中时,便可得到大量可靠、准确、有效的经济信息资料,这对于管理方案的编制将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进而保证管理方案编制以及后期方案实施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三.基于宏观经济管理的经济信息应用措施
通过对经济信息应用于宏观经济管理中作用的分析,再结合当前经济信息存在的一些弊端,笔者认为,应该通过以下几点有效性措施,促进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应用的充分性与合理性:
1、建立完善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
于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建立完善、全面的经济信息系统,可以使经济信息的内容更加详细,并使其整体运行更加正常,进而有效的提高宏观经济的管理水平。而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⑴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原则。首先,必须要保证所建立的信息系统与宏观经济管理完全配套,紧密联系,保证其能够发挥充分的作用。其次,建立此信息系统时,必须严格遵循“独立性、目的性、经济性、可靠性以及系统完整性”等原则,以促进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应用的合理性、有效性与正确性。再次,综合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科学地把握宏观经济信息,在综合考虑、分析的基础上合理地建设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以便能更好地推动宏观经济管理的有效性。
⑵网络化信息系统的建立。要想保证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应用的时效性与合理性,就必须保证所收集的信息及时、合理、重要。这种形势下,使得宏观经济网络化信息系统的建立已是必然。而网络化信息系统在应用时,也需注意三点重要事项:其一,经济信息的收集必须及时,充分地体现出时间观念,以保证各项宏观经济管理决策的合理性。其二,信息收集必须要突出重点,切勿一杆子全捞,贪多求全,盲目进行,要做到就重避轻,有的放矢。其
三,收集经济信息并应用时,应该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收集于宏观经济管理中可起到重要作用的信息资料。
2、以经济信息为导向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大力开展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主要是期望其能够对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为了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实现,将经济信息作为导向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经济信息在我国宏观经济的整体发展中一直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这个影响又分为正反两方面,如果经济信息应用得当,则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意义,反之,经济信息应用不合理,也会对发展造成阻碍性的影响。因此,于实际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必须将经济信息摆在首要位置,并以经济信息为导向,来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长效发展。例如,通过对每个局部经济信息的整合、分析,来探究其对整体经济发展起到的影响,再以这些经济信息作为依据,应用科学、合理、有效的宏观的经济调控政策,来促进局部经济与整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均衡性,规避两者在发展中出现的冲突,使局部经济发展能够积极地促进整体的宏观经济发展,满足宏观经济的有效性管理目标。
3、加强经济信息应用下的宏观经济体制改革
基于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的应用意义,相关的管理部门还应该在充分考虑经济信息应用情况的同时,重视对宏观经济管理机制的建设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其一,我国相关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应该撤销或是减少直接参与微观经济管理的部门,在考虑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差异性的情况下,逐渐落实“政企分立、政资分开”的管理对策,以保证经济信息的精准性与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还应该通过人才整合、精兵减政等有效性策略,使经济信息的的应用更加合理,为提高宏观经济的管理效率以及推动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打好基础。其二,在经济信息的合理应用下,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还应该结合当前发展形势,加强对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具体为:
⑴在考虑到宏观经济长效发展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当前的体制进行分析,并采取针对性、个体化措施加强对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
⑵基于我国当前经济体制的发展情况,可大力倡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便能起到推动国有经济健康、良好发展的作用。
⑶通过对国际金融形势的分析,加强对我国现有金融体制的改革,使国内金融体制能够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四.结语
第3篇：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
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状况是一个“悖论”，即从微观财务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不断恶化，是非效率的，但全要素生产率（TFP）却一直处于正增长状态，是有效率的；从微观竞争和经济比重的变化来看是没有效率的，但从宏观经济影响来看却是有效率的；从生存竞争指标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来看却是有效率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这种效率状况被世界银行称为“效率悖论”。许多学者对这种效率状况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一是世界银行的早期解释，认为是中国市场竞争的加强促使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而产权的残缺和相应的委托关系导致了国有企业财务效率的恶化；二是李培林等人的解释，认为是国有企业过高的社会成本导致了这种效率状况；三是《中国工业发展报告（1999）》、诺顿、江小涓、卢获和陈鸿文、张军对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进行的解释，认为是规模经济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卢获，2000）；四是Yoshio Wada的解释，认为“管理成本和融资成本的过高侵蚀了国有企业的赢利能力，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与财务效率的背离”（Yoshio Wada，1998）。
上述四种解释都存在着问题。第一种解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竞争既然可以通过压力改变市场主体的行为，使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但是，竞争的效率为什么没有反映在财务状况的改善上呢？产权的残缺使资源配置无法达到最优，但为什么产权残缺的资源配置效应只体现在财务绩效的恶化上，而没有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上呢？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与财务效率的改善为什么没有直接的关系呢？第二种解释可以利用社会成本过高来解释国有企业财务恶化的原因，却无法解释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正增长的原因。因为社会成本过高并不能构成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原因。第三种解释有它的新颖之处，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否能够完全归结于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宏观经济的恶化是否是国有企业财务恶化的直接原因？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宏观经济的恶化很可能就是国有企业效率恶化的结果。同时，企业的规模经济为什么没有反映在财务效率的好转上？企业规模经济的形成与财务指标的恶化有何联系？这些问题都是该种解释无法回答的。第四种解释在本质上只给出了国有企业财务绩效恶化的部分原因，它与前几种解释一样没有给出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以及“效率体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国有企业“效率悻论”依然是一个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问题。
二、 理论解释框架
上述四种解释之所以无法正确地说明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浮论”的形成原因，其关键在于它们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着问题：①在“次代世界”中不能简单地以新古典效率标准为准，不能只从微观的角度来处理效率问题。因为“次代世界”中的各种外部性不但决定了帕累托效率标准的失效，而且也决定了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的不一致。而上述解释中的“竞争论”和“产权观”从本质上都是以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为基础，所采取的财务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也都只是微观指标，并隐含了帕累托效率判断标准。②国有企业的制度性质决定了我们在处理国有企业效率时不能把它放在一般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分析，必须从中国的特殊环境出发，充分考虑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和效率定位，才能对其效率状况做出全面的理解。因此，充分考虑中国转型期、过渡期和后赶超期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定位才是解释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悻论”的关键所在。
我国国有企业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在理想经济状态下的国家所有制企业，必须把国有企业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下进行分析。而这意味着：①必须将国有企业与在生产力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施赶超战略相联系；②必须把国家所有制当作一种全面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而不是西方社会派在先进生产力水平下推行简单社会竞选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工具之一；③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持不变，而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化的过渡时期，必须把国有企业与现代生产力发展模式的变革以及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
1． 后赶超战略时代国有企业的定位
乔安·罗宾逊夫人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性质做出过精辟的概括。这就是，社会主义不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一种没有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可以用来效仿产业革命的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一套不同的游戏规则中进行快速积累的手段”（Joan Robinson，1960）。一套不同的游戏规则主要是指国家控制下的计划体系，它肩负着实施“技术效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的战略任务。但是，当这些国家初步建立工业化体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进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现代高新技术的模仿、移植和赶超时，社会主义计划体系已经不能胜任这种“后赶超”任务了。因为落后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效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不再像传统的技术赶超那样，其方向和发展都具有严格的确定性，国家只需要集中各种资源，通过计划控制以克服“技术移植”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就可以快速建立工业化体系。知识经济时代的高新技术模仿、移植以及赶超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它需要良好的激励机制、信息传导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以克服国家计划体系在激励、信息传递和风险分散方面的缺陷。但是，政府主导下的技术赶超体系的失灵并非就意味着单纯地利用一般的市场体系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因为赶超中的技术移植、模仿虽具有不确定性，但它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有着本质的差别，有相当部分的技术发展依然具有确定性，依然带有强烈的公共品属性。如果依赖一般市场机制又会产生大量的市场失灵问题，具有确定性的技术就会因为其公共品或半公共品的性质而不会得到有效的供给。如何解决“市场失灵”与“政府计划失灵”在知识经济时代实施后赶超战略所面临的两难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最好的制度适应性创新，而其核心就在于国有企业制度安排。利用国有企业作为“技术移植、技术模仿、技术赶超和技术扩散”的主体，有利于克服“国家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利用国家与市场的各自优势实施后赶超战略。一方面可以利用国有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把技术投资和技术发展作为“半公共品”提供给社会，以克服一般市场的提供公共品不足的缺陷，推行国家的产业政策，促进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引入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克服单纯政府控制公共品和分散风险方面的缺陷。
2.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效率的定位
W·布鲁斯曾经论述过应当将社会主义所有制从整体层面来进行把握的思想。他谈到，“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把互相分离的经济活动单位一体化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这里起着首要的作用。奥斯卡·兰格一直特别注意社会主义的这种属性，认为它会提高从个体到社会规模，或者换句话说，从微观水平到宏观水平的合理行为的标准。这种联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外部性的内化’，即不仅仅在于有可能把微观单位活动之外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在内，而且在于可以消除由于追逐只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才合理的目标而引起的宏观范围无效率”。“通过把合理行为的标准从微观经济水平提高到宏观经济的水平，社会主义被假定应当显示出较之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Bruce，1998）。因此，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定位的立足点按照经典理论的解释就不仅仅在于微观的资源配置，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更重要的是要克服微观经济组织配置资源的非效率问题，从整体上达到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
虽然现在的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基本手段，但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样决定了它宏观经济效率的定位。而实施这种宏观效率定位的途径就从传统的计划资源配置方式让位于国有企业这种介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制度安排。国有企业制度安排依然是国家对整体宏观资源配置效率实施控制的根本手段之一。在过渡时期和转型时期这种宏观效率的定位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市场的不完全和经济结构的转换决定了以较为完善的市场制度为实施前提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缺乏实施的基础和传导机制。所以，国有企业的效率定位不仅仅是单个组织的微观效率，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宏观效率。其具体体现是，国家利用与国有企业的特殊关系把它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政策的直接传导工具。
第4篇：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
1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就是从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其实质就是扩大抵扣范围，即允许抵扣当期购人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我国现行增值税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及时入库和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增值税作为我国税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之一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固有的弊端，从经济层面来看抵扣范围狭窄不利于刺激企业投资，从政治层面看为政府提供了“印钞机”导致众多的经济犯罪。鉴于此，增值税转型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减税，为此供给学派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固定设备的更新，从而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每单位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够产出更多的商品和劳务，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供给学派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更多的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是否有活力，是否有投资的积极性。
2我国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
从国内外的经济环境看，“华尔街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减速，外需急剧收缩。出口受到重创。同时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内出现经济的周期性回调都反映出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面对我国目前内外夹击的经济形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转型无疑是雪中送炭，在供给方面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将是巨大的，巨大的投资乘数效应将会弥补转型后政府财政的税收收入，提高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带动企业固定设备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从而带来较高的就业率和生产率，最终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消除这次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阻碍。
客观地说，增值税转型的契机已成熟。经济过热的风险悄然降温之际。减税呼声中的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改革已浮出水面。我国目前减税呼声此起彼伏，国内外减税潮流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等备受期待，这些减税政策无疑比政府投资更能够促进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和效率，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关头更能带动经济的增长。
此外，我国目前的财政承受能力也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完全可以消化增值税扩大抵扣范围所减少的收人。在2003年到2007年五年的时间里，我国财政收入连续上了几个台阶，较轻松地实现从2万亿元到5万亿元的大幅度跨越。同时，新企业所得税巳于2008年1月1日在全国实行，增值税全面转型也错开了企业所得税这项大的税制改革，大大减轻了财政压力。
3我国增值税转型的效应
从供给学派的观点来推断，在我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具有拉动投资的效应，对微观层面的企业和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都会产生深远的意义。
3.1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微观主体的影响
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全国范围内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彻底抵扣固定资产所支付税金，这一转型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影响最为剧烈。对劳动密集毅企业的影响较为平缓。
同时，增值税转型对不同规模企业所产生的意义有着天壤之别。适用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对象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改革后这些纳税人的增值税负担会普遍下降，而规模小、财务核算不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个体工商户)，由于是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且不抵扣进项税额。其增值税负担不会因转型改革而降低，因此需要相应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扶植小规模纳税人健康成长。
3.2增值税转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从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看。增值税转型对宏观经济的意义表现在增值税转型后，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而投资的增加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增长导致了更多产品的供给，而更多的供给会导致更多的需求和消费，当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会增加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因此增值税转型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和市场环境的稳定。
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增值税的转型也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增值税转型后。固定设备购人方可用进项税额抵扣销项税额，间接降低固定资产取得的成本，提高企业盈余水平，这将带来企业所得税的增加和投资拉动GDP两方面的正效应。从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根据8005年统计数据显示，东北地区国内增值税收人为955.8亿元，而增值税转型试点直接影响东北地区增值税收人减收32.36亿元，占东北地区全年国内增值税收人的3.4％，只占全口径税收收入的1％左右，并没有造成税收收入的大幅下降，实际上税收总量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速。
3.3增值税转型对市场稳定的影响
用菲利普斯曲线来分析宏观市场的稳定，可以发现增值税转型对于宏观市场稳定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首先从失业率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增值税的转型从总体上会降低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成本，促进企业的投资的增加，而投资的增加则代表着更多生产单位的出现，从而增加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了失业率。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固定设备的更新换代，对于劳动力索质的需求也会上升，也许在现阶段来看对于失业率并不会起促进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并不仅仅会是对失业率有促进，同时还会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且会促进我国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过度。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增值税的转型不仅仅是给我们带来失业率的下降，而是在失业率下降过程中，带来了劳动力素质的上升。
第5篇：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
一、传统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及其缺陷
传统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的核心表现为IS-LM模型及其基础上的总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称IS-LM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帕廷金认为它是凯恩斯的“主要信息”,托宾和索洛称为经济学专业的“受过训练的直觉”。因此,IS-LM模型曾经长期居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并成为经济学家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框架。传统IS-LM模型的基本内容在于两个关键要素和一张图。两个关键要素是:产出(收入)是由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利率是影响产品需求(C+I)及货币需求的内生变量[1]。经过希克斯表述的《通论》所发展起来的传统IS-LM模型的一个简单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为货币需求,均衡时L=M,M为货币供给。i为投资,s为总储蓄,y为收入,r为名义利率。由于固定价格假设,变量的名义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视作收入决定模型(包含了供给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为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决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简单框架,模型集中关注的是利率在联系两个市场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张图如图1:其中IS代表IS曲线,LM代表LM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可以决定经济的均衡状态E,所对应的就是均衡收入y*与均衡利率r*,它是经济在实现产品市场供求一致与货币市场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财政政策,LM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货币政策,因此,总需求管理就可以通过IS-LM图形中曲线的移动来分析经济状态的变化和预测内生变量的变动方向。传统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学作用。它是分析经济的实际与货币部门相互作用的最简单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张图使经济分析与政策分析的含义直观化,宏观经济学家与广大公众(记者、官员等)更易交流。可见,IS-LM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对经济理论的诠释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论比较中能够澄清某一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因而成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各流派辩论的共同基础。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释或预测某种经济的绩效,进而发展出了政府和企业进行政策评价与经济预测所使用的非加总宏观经济学计量模型,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规约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来选择一定时期绩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这些影响下,IS-LM模型成为绝大多数入门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核心。国内出版的教材也沿袭了这一思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及代数形式,并使用IS-LM图形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
然而,这种传统教学范式已经受到经济学界的猛烈抨击。激烈的争论和研究表明,传统IS-LM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静态性质。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静态的同时均衡框架来处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调整问题[3],这使得再次反馈过程与初次发生过程变得同等重要。这会造成对实际的动态时序经济行为的错误认识[4-5]。事实上,经历了历史时间、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和结构变迁之后的经济体系,其反馈过程只能部分为经济个体所认知。IS-LM模型没有引入时间和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以动态时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确定性。传统IS-LM没有考虑宏观经济世界中不确定性(尤其投资方面)和预期的重要影响,因此就不能体现宏观经济的结构不稳定性。许多原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这是凯恩斯贡献的真正本质,而不确定性和预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冲突。
第三,模型的逻辑不一致性。一个表现是IS曲线作为流量均衡同LM作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个表现是传统IS-LM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它是总量的特设关系,而不是从明确的理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而来。而按照卢卡斯批评,IS和LM曲线代表的函数在经济政策规则变化时并非保持不变。因此模型的政策评断往往不可靠。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传统IS-LM模型逐渐衰落,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IS-LM模型“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笔者对国外流行的中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作了一个初步调查(见表1):可见,尽管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糅合在一起的萨缪尔森式的新古典综合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学范式已经不再流行。因此,国内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者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的一种体现。由于国内教材普遍更新较慢,老师就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IS-LM模型。更进一步来说,在权威期刊上的理论研究与研究生宏观课程教学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关了。据笔者所了解,察觉到这种转变的教师还比较缺乏。许多教师仍然在用IS-LM图形来讨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含义。这种教学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对简洁性及教学惯性。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新范式:动态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这样,课堂教学是否应该完全抛弃IS-LM模型呢?如果抛弃传统的IS-LM模型,宏观经济学教学还剩下什么?笔者的教材调查表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求模型和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中心环节。问题在于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同微观经济学严重脱节,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张皮,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初中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同高级宏观经济理论及专业性的宏观经济研究也是脱节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给出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新动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宏观经济学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微观基础;主流的意见则主张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观基础。这种动向在近年来达到高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研究框架,具体表现为从拉姆齐模型到新新古典综合的发展。事实上,新新古典综合以另一种面目使得传统IS-LM模型借其扩展形式得到复活。因此,IS-LM模型还没有死。
大体上,动态一般均衡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私人所有权经济所有时刻的整体动态系统的简称。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预期与代表性主体的结合。动态一般均衡以市场作为协调机制、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偏好、预算/资源约束、禀赋、可得技术与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体的当前和未来期望福利的现值总和(因而是一种涉及现在和未来变量的跨期决策行为),结合所有市场上的市场出清(一般均衡)条件,经济行为可以被简化为几个定义了经济运动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这样就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态最优化来解释总量现象,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观经济建模应从微观经济主体作出的选择出发来加总成经济整体,所以必须重视个体对其经济环境实际或预期变化的反应行为。DGE体系中,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连续不断地最优化以致经济总是处于某种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给定可获取的信息,人们应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最优决策,并且不会犯持续的错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出现错误,被归因于信息差距,如对经济未预料到的冲击。经济的最终运行趋势是一种长期均衡。它是当所有的过去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发生作用下的最优经济运行路径。它可以是各变量均为常数的稳态,也可以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相同增长率的平衡增长路径。
然而,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观方程或差分方程、动力系统与最大值原理及动态规划等复杂的数学工具,因此并不适合宏观经济学的初中级学者。笔者所主张的是,在传统IS-LM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其加以扩展,这就是由新新古典综合发展起来的新IS-LM模型或最优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个代表来自McCallum(1989: 102-107)[7],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线)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线)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线)其中y为实际产出,P为一般价格水平,R为名义利率,M为名义货币供给。a0,a1,a2,b0,b1,c0,c1,c2为参数,ut,vt,ηt分别代表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零均值随机变量。
显然,新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供给行为的说明,新IS曲线和新LM曲线则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需求行为的说明。新的总供求模型同理性经济人的跨期最优化行为协调一致。这一点同来自传统IS-LM模型的总供求方法明显区分开来。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因素:价格调整成本,价格调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预期价格设定,垄断竞争。价格水平已经内生化了,它是受外生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影响的内生变量,结合货币供给规则,即使个别价格有短期粘性,价格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货币存量的外生持久变化作出反应。
新IS-LM模型的参数来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及价格调整过程的结构性参数,已经充分考虑了政策变动对理性主体的预期的影响,因此模型大体上可以经受住卢卡斯批评。这就使得使用它讨论宏观经济活动的决定和货币政策设计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结合泰勒规则,可以得到一条宏观经济政策(MP)曲线或总需求(AD)曲线[9-10]。它表明产出缺口与超过目标的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当通胀率上升超过目标通胀率时,中央银行会提高名义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胀率上升幅度,以使当通胀率上升时,实际利率也上升,这就会减少投资和净出口,降低实际产出。MP曲线的移动来自通胀率以外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政府采购、货币政策、国外出口需求、税收、消费者信心的变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线则代表经济的总供给行为,或称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对于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通胀率是前定的,因为它取决于滞后的GDP缺口而非当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条用来表示在任意时点上经济中通胀情况的水平直线。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时,IA上移,反之则相反。因通胀预期和原材料价格变化而移动,因此可以反映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现实经济状况。
我们把向下倾斜的MP曲线和水平的IA曲线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解释经济波动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模型,如图2所示。这个模型可以较为精确地描述货币政策的实施原理。例如,初始经济处于长期均衡E0,如果没有外部冲击,这个经济就是通胀比较稳定的经济。当一个外生的需求冲击使得MP0右移到MP1,则实际产出会超过潜在产出,从而通胀率会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银行就会提高名义利率以使实际利率上升来应对通胀率的上升,直到经济达到新的长期均衡E1。这时产出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稳定通胀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银行认为新的稳定通胀率过高,则它可以通过泰勒规则来使MP左移以实现目标通胀率。
上述见解常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新共识(NCM)。它是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综合。这种综合表明,在短期,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产生的名义刚性和真实刚性有效地增加了产出水平波动对总需求冲击的持续性。总需求对产出和就业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在长期,总需求没有实际影响。均衡的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工资谈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
新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够在短期稳定产出与就业,但长期只能影响通货膨胀。货币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识提升了货币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财政政策作用。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突显了通货膨胀的决定作用。通货膨胀可以影响短期产出并决定名义利率,但不能影响潜在产出水平。由于货币存量内生决定,因此新的货币政策无法控制货币供给,但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来有效地实现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均衡。当然,货币当局对实体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是有限的。它只能影响长期通货膨胀率,但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把通货膨胀作为新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成了自然的选择。这种政策称为“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 Targeting)”。它要求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执行(从而保证政策的可信性),预先公布一个能实现经济长期均衡的通胀目标值,然后通过泰勒规则来调整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之间的偏差。这种政策目前已经在各国得到相当程度的实践。
第6篇：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
我国存量资产规模已居世界前列
2014年，做出了我国经济正处在“新常态”的重要判断，这无疑揭示了现阶段我国经济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国务院总理在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复苏乏力，作为与国际市场密切关联的经济体，我国不可能独善其身，现在总的走势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但稳中有难。
那么，究竟难在什么地方？其中最难的恐怕是存量资产不断增加，经济的流动性严重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眼下我国金融资源存量巨大。2014年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122.84万亿元，金融机构总资产达172万亿元。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增长放缓的压力，而这种压力首先反映在金融企业信贷状况恶化，不良率上升。根据银监会的监管指标， 2015年上半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长2493亿元，占比达1.5%，较年初增长0.25个百分点，创出近年来的新高。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业不良率进一步上升的态势不会改变。
同时，实体企业存量资产规模也非常庞大。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仅25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就达2.7万亿元。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危机传导频繁，市场更加变幻莫测，微观经济难题的生成机理不仅长期存在，而且生成机理造成的难题将越来越复杂，这决定了企业在创造增量的同时，也将长期创造存量。我国企业总数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创造存量资产的“机器”也将不断增多，尤其是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存量资产规模已居全球前列。面对我国经济新常态所带来的挑战，该如何破解？笔者认为，需要在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同时，建立市场化的微观经济金融救助机制，从而让结构优化起来，让存量资产流动起来，进而激发微观经济活力，为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创造基础。
其实，微观经济金融救助能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能力。我国经济的微观经济金融救助能力还比较弱，使得那些值得救助的企业无法获得救助，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新业态的形成。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有力的
微观经济金融救助商
当今，我国经济发展不需要再增加规模化类型的金融机构，而是需要能够解决微观经济复杂难题的金融救助机构。对我国微观经济而言，锦上添花固然需要，但更需要雪中送炭。银行可以锦上添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则能够雪中送炭。
全国每年大约有40%的企业在困境中挣扎，渴望着有人雪中送炭。实际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一直在充当微观经济金融救助商的角色。
曾名噪我国股市，简称为“渝钛白”的重庆渝港钛白粉股份有限公司，因其全部投资来自银行贷款，财务成本过高，从上市的那天起就开始亏损，无力偿还银行贷款，银行也不再为其提供贷款，导致资金链断裂，最终不得不停产，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上首批8家“PT”（特别转让）公司之一。当时该公司7.48亿元不良金融债权被剥离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后，通过股权重组、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结束了长达4年的恶性亏损，摘掉了PT帽子，越过ST，一步到位恢复上市交易，成为我国第一家恢复上市交易的PT公司，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作为特别承销商，是我国第一家成功将PT公司恢复上市交易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民们也第一次分享到了PT股票直接恢复上市交易的喜悦。从此，我国股市便掀起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概念股”的投资浪潮。
相关资料显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在此后的10多年里，累计收购处置金融不良债权本息合计近1万亿元，帮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数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数百家农村信用社和信托公司化解了金融风险、盘活了信贷资金，解决了100多万家企业的债务链问题，安置职工就业6.5万人。其中，通过开展并购重组业务，化解了196亿元的金融债权风险，帮助60多户企业免于破产，成功拯救了天一科技、上海超日等10多家面临退市风险的上市公司。
笔者认为，所谓微观经济金融救助服务商，其使命应当专注于微观经济的发展，用特殊而又综合的金融手段来解决微观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其他金融机构无法解决的复杂难题，借此推动微观经济健康发展，从而为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创造良好的微观基础。
目前，政府也非常期待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挥微观经济金融救助的作用，使其成为微观经济金融救助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有媒体报道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管理办法》已经下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仅可以开展金融不良资产收购与处置业务，而且还可以开展包括企业应收账款在内的非金融不良资产业务，这将保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更好地发挥微观经济金融救助商的作用。
那么，转型后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已经不再是一个政策性的金融机构，更不是慈善机构，还能够一如既往地发挥微观经济金融救助作用吗？能够解决经济新常态下的微观经济难题，从而为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微观基础吗？
笔者认为，这要取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构建的商业模式如何。也就是说，其商业模式的构建，是否具备救助的对象、功能、方式和策略，能否通过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资源整合而形成价值创造、价值获取和利益分配的组织机制及商业架构。
笔者认为，拥有这样的商业模式的金融机构，就能够充当我国微观经济金融救助商的角色。
第7篇：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供给学派；必要性；效应
1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就是从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其实质就是扩大抵扣范围，即允许抵扣当期购人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我国现行增值税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及时入库和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增值税作为我国税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之一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固有的弊端，从经济层面来看抵扣范围狭窄不利于刺激企业投资，从政治层面看为政府提供了“印钞机”导致众多的经济犯罪。鉴于此，增值税转型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减税，为此供给学派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固定设备的更新，从而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每单位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够产出更多的商品和劳务，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供给学派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更多的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是否有活力，是否有投资的积极性。
2我国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
从国内外的经济环境看，“华尔街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减速，外需急剧收缩。出口受到重创。同时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内出现经济的周期性回调都反映出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面对我国目前内外夹击的经济形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转型无疑是雪中送炭，在供给方面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将是巨大的，巨大的投资乘数效应将会弥补转型后政府财政的税收收入，提高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带动企业固定设备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从而带来较高的就业率和生产率，最终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消除这次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阻碍。
客观地说，增值税转型的契机已成熟。经济过热的风险悄然降温之际。减税呼声中的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改革已浮出水面。我国目前减税呼声此起彼伏，国内外减税潮流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等备受期待，这些减税政策无疑比政府投资更能够促进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和效率，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关头更能带动经济的增长。
此外，我国目前的财政承受能力也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完全可以消化增值税扩大抵扣范围所减少的收人。在2003年到2007年五年的时间里，我国财政收入连续上了几个台阶，较轻松地实现从2万亿元到5万亿元的大幅度跨越。同时，新企业所得税巳于2008年1月1日在全国实行，增值税全面转型也错开了企业所得税这项大的税制改革，大大减轻了财政压力。
3我国增值税转型的效应
从供给学派的观点来推断，在我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具有拉动投资的效应，对微观层面的企业和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都会产生深远的意义。
3.1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微观主体的影响
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全国范围内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彻底抵扣固定资产所支付税金，这一转型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影响最为剧烈。对劳动密集毅企业的影响较为平缓。
同时，增值税转型对不同规模企业所产生的意义有着天壤之别。适用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对象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改革后这些纳税人的增值税负担会普遍下降，而规模小、财务核算不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个体工商户），由于是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且不抵扣进项税额。其增值税负担不会因转型改革而降低，因此需要相应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扶植小规模纳税人健康成长。
3.2增值税转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从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看。增值税转型对宏观经济的意义表现在增值税转型后，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而投资的增加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增长导致了更多产品的供给，而更多的供给会导致更多的需求和消费，当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会增加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因此增值税转型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和市场环境的稳定。
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增值税的转型也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增值税转型后。固定设备购人方可用进项税额抵扣销项税额，间接降低固定资产取得的成本，提高企业盈余水平，这将带来企业所得税的增加和投资拉动GDP两方面的正效应。从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根据8005年统计数据显示，东北地区国内增值税收人为955.8亿元，而增值税转型试点直接影响东北地区增值税收人减收32.36亿元，占东北地区全年国内增值税收人的3.4％，只占全口径税收收入的1％左右，并没有造成税收收入的大幅下降，实际上税收总量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速。新晨
3.3增值税转型对市场稳定的影响
用菲利普斯曲线来分析宏观市场的稳定，可以发现增值税转型对于宏观市场稳定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首先从失业率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增值税的转型从总体上会降低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成本，促进企业的投资的增加，而投资的增加则代表着更多生产单位的出现，从而增加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了失业率。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固定设备的更新换代，对于劳动力索质的需求也会上升，也许在现阶段来看对于失业率并不会起促进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并不仅仅会是对失业率有促进，同时还会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且会促进我国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过度。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增值税的转型不仅仅是给我们带来失业率的下降，而是在失业率下降过程中，带来了劳动力素质的上升。
第8篇：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
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微观经济各自反映着国民经济不同特点。其中，宏观经济反应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态，随着时代的变化，生产力的前进，生产方式的变革，宏观经济在各个方面都体现着变化，宏观经济的变化是否能引导社会整体向上向前发展惹人注目，对于宏观经济发展方向的预测与把握显得尤为重要。众所周知，宏观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仅受到来自国内国外自然社会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发展过程呈现剧烈波动，因此对宏观经济的预警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国民经济整体处于探索阶段，进行宏观经济预警条件有限；改革开放到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阶段，宏观经济预警也处于萌芽状态；在我国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宏观经济预警，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各省市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经济预警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内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宏观经济预警的范围逐步扩大，对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实时监测经济运行动态的迫切要求。下表为建国以来宏观经济预警发展状态。
表一 1960-2016年经济监测运行动态
二、经济增长监测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研究现状
（一）建立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的原因
1.生产力水平或高或低，经济增长率忽上忽下是不可避免，并构成经济增长的常态，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经济波动。短期的经济波动通常称为经济周期，经济发展本身具有的不稳定性就决定了进行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的必要性。
2.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多层次、多元化的格局导致经济运动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容易出现失控的状况，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时期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决定我国正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时期，而高速增长的经济更容易出现波动，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着速度，也要求着质量。
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将会逐步提高.这使得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着微观经济的走势，为了使宏观经济能与微观经济有效配合，互相推动，对于宏观经济的监测预警必不可少。
4.随着经济建设需要，中国已经走过了初级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经济、政策制约经济、几大部类经济的历程，宏观经济发展越来越向有机的、复杂的经济系统发展，绝非几个简单数据就可以说清楚的了，宏观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分析水平的客观要求刺激着经济监测预警的成长。
（二）构建宏观经济预警系统的实证研究分析
1.指标的选取
指标的选取在整个体系的构建中是最基础的部分，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下，指标的选取各有千秋，宏观经济预警的方法，依据其基本思路和技术手段的不同，可分为三类，即景气指数法、预警信号系统和短期计量经济模型等； 依据预警机制， 可以分为黑色预警方法、黄色预警方法、红色预警方法、绿色预警方法、白色预警方法， 其中黄色预警是最常见的预警方法. 如果依据预警手段， 黄色预警方法具体可以分为指数预警、统计预警和模型预警， 其中的模型预警方法， 如果依据是否采用计量模型方法， 又可以分为计量模型预警和非计量模型预警。 下面我们将详细阐述各种方法下指标选取的原则，不同方法下选取的指标分为哪几类，各类指标在预警体系中的作用。
①指标选取原则
尽管在不同的文献中表述不同，但实质内涵是相同的，所以无论是哪种预警方法之下的指标都遵循以下原则。
规范性原则，即指标概念上与国际准则的规定保持一致，方便比较；操作性原则，指标的选取要具有可操作性，便于搜集运用；动态性原则，预警指标体系应随着不同时期进行调整；差别化原则（灵敏性原则），预警指标的确定要依据预警对象的客观实际；宏观性原则，强调经济涵义的重要性和全面性，指标要能反映经济状况；相对稳定性原则，指标变化幅度太大不利于研究；系统性原则，当选取指标具有好的循环波动性能时，对检验预警系统时很重要；指标的时效性，指标要能及时获得，不影响系统的构建；定性预警与定量预警相结合的原则，单一方向指标的选取会造成预警结果有偏差。
②不同方法下指说难∪。
选取合适的指标是成功构建预警体系的基础，构建预警机制选用的方法不同所选取的指标也会有所差异。
A景气指数法：景气指数法是指在宏观经济景气监测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扩散指数和合成指数所提供的预警信号进行预警的方法。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指标的选取都是不同的，体系包含三类指标。表二为国内常见指标，表三为国外常见指标（以美日为例）
B预警信号系统：预警信号系统的原理是首先选择一组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敏感指标，运用有关的数据处理方法，将多个指标合并为一个综合性指标，再根据这个综合指标来判断经济发展态势。
C计量经济模型常见预警指标：计量经济模型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随机方程式，它简洁有效地描述、概括某个真实经济系统的数量特征，更深刻地揭示出该经济系统的数量变化规律。理论模型的设计主要包含三部分工作，即选择变量、确定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拟定模型中待估计参数的数值范围。不同的计量经济模型在经济预警系统中起到的作用不同，所取得指标也不同。
综上所述，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对外贸易（海关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消费物价指数（CPI）、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外商直接投资（FDI）、外汇储备、货币存量或流通量都是预警系统中必然会选取的指标。
2.预警体系的构建
①建立宏观经济预警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宏观经济预警的方法有很多种，目前普遍认同的宏观经济预警的基本思路是：明确警义寻找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具体地说，又包括预警指标的确定、预警界限的确定、预警方法和警报等几部分。
预警指标体系构建分为三部分，即指标的选取，体系的构建，系统的检验，在体系的构建的方法多种多样，例如时差相关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AHP）、景气指数法、ARCH预警方法、基于概率模式分类法、判别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粗集--神经网络预警方法、概率模式分类。目前仍没有绝对正确的预警方法，但都是通过指数反映预警是否成功。
②预警指数在不同观点上又分为：
A景气指数：用来预报经济活动将要走向的景气状态，每一种景气状态都对应着一种经济运行状态，即供给与需求相互关系的状态。包括：扩散指数DI，分别计算先行、同步、滞后。先行扩散指数能在半年之前对经济衰退做出反应，缺点是不能反映景气指数，它不仅能反映景气变动的方向，而且能反映景气循环的振幅。
B产业预警指数：为了分析每个产业的景气度及未来发展趋势及前景而选出的与产业相关性较大的指标，对产业进行综合分析的评判标准。
C投资预警指数：企业在投资中遇到的风险一般可分为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前者是指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如所在省份的政治、经济、法律、金融等方面的变化，给企业投资带来的风险。后者是指投资决策以及项目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风险。对企业投资进行预警，首先必须确定项目投资的风险因素及其影响，即风险辨识阶段，在风险辨识阶段的前提下，继而对风险进行定位和预警。
3.宏观经济预警系统的检验
①进行检验的原因
传统的宏观经济预警分析要求对指标进行合理筛选，数据要求全面，特别是在选取指标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的主观性影响，预警指标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加上对经济指标数据预处理的单一化，从而使传统意义下的预警模型所得出的预警结果与实际结果存在很大偏差。尽管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宏观经济预警提出了许多可行的方法或模型，但由于各种方法和模型存在的局限性，以及事件发展的非线性或不确定性导致实际事件的预警精度不高，尤其是社会经济活动由于随机因素的复杂性，更是难以做出准确监测，迫使我们不得不深入进行思考和研究。通过合理选择预测模型，调整修正预测结果，实现对宏观经济"警情"及时准确地进行监测预报。预警不但要 "预"，更重要的是"警"，即预测是为了更好地获得警情，从而为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订提供可靠的依据。在预测支持系统的最后环节添加一个 "警"模块，就能及时地对宏观经济的警情提出准确的预报。
由于城乡经济在收入结构、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导致同样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这种差异条件下会被迅速稀释，从而达不到调控的初始目标，因此我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此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或知识积累等因素则通过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极大地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和速度，而经济制度变革和管理水平提高等因素则在另一层面上改变着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会对预警系统产生影响；在大环境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贸易状况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运行同样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此可见，宏观经济预警系统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检验十分必要。
②进行检验的方法
建立预警系统的方法各有千秋，但都离不开指数的构建，指数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是作为反映预警系统是否有效的标尺，因此，在系统检验这一方面，我们着重研究对指数的检验.
先行指数和一致指数应用效果的检验，通常运用VAR模型对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趋势水平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计量和检验，分析两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和脉冲响应函数。然后，运用非对称的GARCH-M模型分别对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时间序列波动的特征进行计量和检验，并在对先行指数波动和一致指数波动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的基础上，通过TARCH模型检验先行指数波动对一致指数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
A趋势水平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常见选择运用VAR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水平趋势之间的影响机制和因果关系。由于VAR模型要求样本数据必须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先行指数和一致指数序列都是非平稳的，需要采用一定的数据处理方法消除序列的非平稳性。在此，采用对数法、差分法、HP滤波法等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的方法。
B趋势水平之间的Granger因果检验
按照指数编制原理，先行指数理论上应该是一致指数的Granger原因，而一致指数在经过若干期的逐步传递后也会影响到先行指数。但是，实证分析结果是否与理论设计一致呢？因此，检验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是很有意义的。波动之间的关联性检验为了判断经济周期波动中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之间的关联性，需要检验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波动成分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而分析先行指数波动和一致指数波动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可以采用条件异方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首先，分别对先行指数波动和一致指数波动的特征进行计量和检验，以便清晰把握两指数波动的特征。然后，检验先行指数波动与一致指数波动的Granger因果关系。最后，检验先行指数波动对一致指数波动影响的非对称性，从而实现对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波动之间关联性的计量与检验。
C波动之间关联性检验
波动关联性检验模型可以x择TARCH模型或非对称的GARCH-M模型。首先，对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ARCH-LM和F检验实现先行指数波动特征的计量与检验。为了提高有效性，需要对模型方差的特征进行重新定义。建立非对称的GARCH-M模型来检验先行指数波动的非对称性。同时，对方程进行条件异方差的ARCH-LM检验。其次，对一致指数波动特征的计量与检验。和先行指数波动特征的计量与检验相同，在进行了ARCH-LM检验之后，运用非对称的GARCH-M模型对一致指数波动的特征进行计量和检验。第三，对波动之间的Granger因果检验。最后，对波动影响的非对称性检验。为了检验先行指数波动对一致指数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从而对先行指数波动和一致指数波动的关联性有个清晰地把握，选取TARCH模型对先行指数波动对一致指数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进行检验。
三、新形势下对山西经济增长监测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的思考
理论和实践证明，加强经济预警，从而建立经济预警与利益平衡机制，可以有效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预警指数的构建，不仅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而且更加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把握宏观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的关系。通过预警，政府可以改变工作的着重点，为政策的制定及经济未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山西经济增长景气监测预警体系的建立分为三个步骤：确定基准循环指标，筛选经济运行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体系，合成经济运行先行、一致、滞后指数。
对于山西来说，长期作为全国的能源基地，第二产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所以无论采取哪种方法去构建经济增长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工业指标的采集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山西GDP增长率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周期性特征相似，工业生产的运行状况基本上可以反映全省国民经济的景气状态。我们可以采用全省GDP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的对比来说明工业对山西省的影响，以此确定山西省经济状况。
（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IVA为工业增加值）
根据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工业一直是山西的命脉，但是2013年山西工业产值下降，表明我省近来经济活力不足，经济疲软。通过选择工业指标构建预警指数可以对我省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控制和预测，以便于加快我省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型，使经济平衡发展。
对此， 2012年山西省经信委公布全省各市前三季度工业经济增长目标预警指数，已经开始了预警操作。例如，2012年全省11个地市中，忻州、朔州和晋城三市完成了全年目标进度，工业发展较快；太原、大同两市获四级预警，目标进展形势基本顺利；临汾、阳泉、吕梁预警等级为三级，目标进展形势比较严峻；长治、晋中的全年目标为16%、17%，实际完成情况为12.5%、12.9%，目标进展形势严峻；运城市因工业经济增长速度与全年目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省经信委向运城提出一级预警。通过预警指标的构建使得山西的经济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规划与控制，为充分发挥经济运行工作预警纠偏作用，促进全省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效参考。因此，系统构建山西经济预警机制，必然将选取工业增加值的当期同比数据作为山西经济增长景气分析与预测的基准指标，通过考察山西工业增加值的周期性波动从而了解整个经济周期运行状况。
将工业增加值作为经济预警的基准指标后，将备选指标与基准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确定领先滞后关系，从而筛选出合适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研究备选指标包含942个相关指标，涵盖工业状况、能源生产、金融货币、农林牧渔、价格指数、外资外贸、居民收支、就业与工资、企业、房地产及建筑业、财政收支及国际经济数据等14个领域，既包括全国的各类宏观经济指标，也应该有山西省的地区性宏观经济指标， 将备选指标与基准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筛选出合适山西经济预警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基于筛选出的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构建合成指数和扩散指数，其中，扩散指数可以用来判断经济波动转折点，合成指数则可以用来分析经济变动程度的大小和速度。考虑到合成指数和扩散指数选取的指标是一致的，且合成指数不H能够刻画经济波动的趋势，而且可以刻画经济变化的程度，所以可以以合成指数为例验证山西经济预警景气指数的稳定性。一旦验证了所构建的景气指数是稳定的，就可以用其作为对未来山西经济增长的监测和预警。
山西作为我国重要的中部省份，是我国原煤、电力的重要产地，对全国的经济运行状况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山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呈现许多与全国经济周斯波动不同的特点。因此，本研究建立的山西经济增长研究景气监测预警体系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将为制定地区经济发展策略提供尽可能有效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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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
虽然每年都会产生数量惊人的宏观经济研究论文,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对宏观经济本质的了解仍然肤浅和矛盾。学者们在方法论层面莫衷一是,从未达成一致的看法。在此背景下,阅读斯诺登的名著《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了解宏观经济学思想从发韧到如今的观念分歧,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宏观经济学始终围绕凯恩斯的思想展开。凯恩斯是一座界碑,后来者不是顺着凯恩斯指出的方向继续向前,就是朝着反方向而去,却都离不开这个参照路标。目前,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可以分成两大流派:一支是新凯恩斯主义;一支是新古典主义,又被称为真实经济周期学派。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方法论基础。前者从经验出发,归纳总结当下经济的背后逻辑;后者则从逻辑出发,试图从简单假设中演绎出复杂现实。
经济学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兴起一股公理化浪潮。阿罗与德布鲁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许多学者据此认定,宏观经济学也应该重建微观基础,使它能与微观经济学完美对接,一同构筑系统性的经济学框架,变成真正的科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即在这个背景下逐渐兴起。
经过几代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共同努力,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日臻完善,已经能够为货币功能、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作出解释,为“看不见的手”作出有力辩护。与之相比,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始终未能建立起有说服力的微观基础,也不能同发展迅猛的微观经济学相互衔接,恐有空中楼阁之虞。
然而,有一个重要领域,却被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占了上风:失业。凯恩斯理论为大规模失业的现状提供了许多有力的解释,如工资刚性、菜单成本、内部人歧视等,都已为实证研究所证实。而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框架中,坚持“看不见的手”会协调各个市场出清,由于搜寻等原因导致的临时失业总会被消除,这一点却未能获得实证研究的支持。
因此,尽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大学教学中极受欢迎,但是,在实际政策研究时,它还不能完全压倒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析范式。两套话语已经暗暗较劲了许多年。本轮经济危机降临,表面看来,对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打击更大,因为它很难有效解释宏观经济何以如此严重地偏离均衡。但是,这一派学者也可能这样看问题,逻辑推演永远不会错,如“一加一等于二”一般。问题只可能出在“人是理性的”这一前提假设上。偏离了这个假设,就已不再属于经济学家所应关心的领域了。
好在还有很多经济学家不会这样撇清干系。宏观经济学者的主要使命是研究和解释宏观经济,而非画地为牢,圈起一块自娱自乐的理论小天地。故而本书作者没有一味沉溺于新、旧凯恩斯主义与真实经济周期两大学派之间的恩恩怨怨。他力图在更宽广的思想传统中,把握宏观经济系的发展动态。奥地利学派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作者的视野。
与奥地利学派相比,新凯恩斯主义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分歧,大概只好算是兄弟之争、内部矛盾。奥地利学派主张的是完全另一套观念。奥派根本就反对均衡概念,强调要把宏观经济视做一个动态、演化的复杂过程。当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还将宏观经济的希望寄托于保持增长、消除波动时,奥派学者干脆认为,经济周期才是经济活动的常态,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推动,绝不可能消除。经济增长是经济运行中的特例,只是一轮一轮周期性繁荣的特定阶段。
随着经济发展和研究手段的进步,经济学者中很容易出现“致命自负”的现象,认为能够解决经济中的盲目行动,也可以将创新转换为“研究与开发”,使之日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可是,熊彼特早就指出,被规范化的创新便已不是创新。那些几乎没有风险的“创新者”,如那些用复杂衍生产品拖垮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身上又怎么可能拥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而正是这些精神的匮乏,使得宏观经济失去活力,不知不觉陷入泥淖之中。
本书作者并不想引导我们追逐宏观经济学的前沿进展,这才能充分注意到各个学派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我们读书也应时时反思,经济思想发展与经济发展一样,不可能单向度地进步,只能在辩论和竞争中循环反复,默默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