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宏观经济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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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内宏观经济范文
关键词：扩大内需 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 IS-LM模型
一、政策出台的背景
始于次贷危机的美国金融危机像传染病一样，从2008年9月开始向外传播，并迅速蔓延至日本及欧盟各国家，演变成世界金融危机。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表现出经济衰退的一些典型症状，如投资率下降、消费不足、失业率上升等。尤其进入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工业生产、出口、财政收入、CPI和PPI等经济指标显著下滑，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显现。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国政府果断出台了经济刺激的方案。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十项措施》，这十项措施是：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从2008年9月，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开来。在11月初中国政府就出台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财政政策。为什么政策的出台需要如此之快?面对经济的衰退，增加政府购买和减税等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为什么能拉动国内需求?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两个问题，让我们把目光从政策转向背后的宏观经济学原理，看看通过简洁的经济学模型，我们能否对国家的政策有更清晰的理解。
二、扩大内需政策的宏观经济学原理
我们首先用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来说明金融危机使我国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的表达式为：
GDP=C+I+G+NX
其中，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NX表示净出口。
现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失业率上升、人均收入减少导致消费减少，再加上投资下降等原因，我国GDP的增长率明显减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2008年第一季度、前两季度、前三季度和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2007年同期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分别为10.6％、10.4％、9.9％和9.0％。
这说明名义产出PY比预期的在减少，又由于在短期内物价水平P是固定的，这导致名义收入Y的减少，也就是说需求曲线在朝预期需求曲线的左方移动。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当经济出现短期波动时，国家可以出台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学中，把旨在降低短期经济波动严重性的宏观政策行为叫做稳定政策。我们首先利用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来说明国家迅速出台扩大内需的稳定政策的必要性。
(一)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
根据货币数量论，我们可以得到向右下方倾斜的总需求曲线AD1；由于在长期中，生产的产出取决于固定的资本和劳动量以及可获得的技术，而不取决于物价水平，因此长期总供给曲线LRAS为一条垂直的直线：在短期中，一些物价是黏性的。我们用一条水平的短期总供给曲线SRAS来代表这种情况。一开始。长期均衡位于总需求与长期总供给曲线的交点A。价格调整实现了均衡，因此，当经济处于长期均衡时，短期总供给曲线必定也在这一点相交。整个模型见图1。
现在，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实体经济衰退，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到AD2，如图1所示。在短期中，物价是黏性的，因此经济从A点移动到B点，产出与就业下降到低于其自然水平。如果政府对经济放任自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会对低需求做出反应。工资与物价下降。物价水平的逐渐下降使经济向下沿着新的需求曲线AD2移动到C点，这是新的长期均衡。这说明经济能够自我恢复，但其代价却是经历一个长时间的衰退期。现在。中国政府迅速出台扩大内需的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增加政府购买和减税刺激居民消费等一系列财政政策拉动总需求，使总需求曲线AD2尽快恢复到原先AD1的水平，避免经历一个较长的经济衰退期。这正如《经济》杂志社在采访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时，李主任所说。“财政政策是一副猛药，这副猛药下去后，它对经济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问题在于你这个猛药要快，如果你慢的话，等经济体已经热起来了，已经自己走出低谷的时候，你再起作用的话，劲用反了，就不起作用了。”
(二)IS-LM模型
我们已经说明了政府出台政策的目的是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接下来，我们利用构成总需求曲线理论基础的IS-LM模型，来看看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到底是怎样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的。
1.财政政策
在本文，我们以增加政府购买为例，减税等其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讨论类似。
现在，假设政府购买增加了G，那么在凯恩斯交叉图(图2)中，计划支出曲线向上移动G，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由于政府购买对收入有乘数效应，收入从Y1增加到Y2，其中Y2-Y1=G／(1-MPC)，MPC为边际消费倾向。
由于在任何给定的利率上，政府购买增加G使收入水平增加G／(1 MPC)。因此，正如图3所示，IS曲线向右等量移动，经济的均衡点从C点移动到D点。收入从Y1上升到Y3，而利率从r1。上升到r3。由于利率的上升，企业削减其投资计划，投资的这种减少部分抵消了政府购买增加的扩张效应。因此，在IS-LM模型中，政府购买增加引起的收入增加Y3-Y2小于凯恩斯交叉图中收入的增加Y2-Y1。
最后，由于IS曲线的移动是针对给定的物价水平而言的，这说明在任意一种既定的物价水平，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Y3-Y1。
2.货币政策
现实中，政府在出台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出台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使LM曲线向右移动，导致利率下降。于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利率并不上升反而下降，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我们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为例来讨论扩张性货币政策讨论。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相当于增加了流通中货币的数
量，于是货币的供给M增加。因为在短期物价水平P是固定的，M的增加使实际货币余额M／P增加。根据流动偏好理论，对于任何给定的收入水平，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因此，正如图4所示，LM曲线向下移动，均衡点从A点移动到B点。
由于货币供给M的增加同时提高了产出PY的名义值。对任何一个给定的物价水平P而言，产出Y增加。因此，货币供给的增加同样也使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
三、政策效应的决定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实能使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现在的问题是，当局在采取政策时，如何把握政策的度?或者说，采取扩张性政策后，IS-LM曲线会移动到什么位置?直观的分析告诉我们。它取决与IS、LM曲线的斜率。
如图5，当IS1曲线向右移动到IS2位置时，收入Y1移动到Y2。现在假设LM曲线是一条更平坦的曲线LM2，则要使Y1移动到Y2，只需使IS曲线移动到IS3即可。这说明，在LM曲线更平坦的条件下，只需采用较小的政策力度，就能达到增大同样产出的效果。
对于IS曲线，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当IS曲线更平坦时，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只需采取比IS更陡时较小的货币政策力度。
四、中国的IS-LM模型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IS、LM曲线的斜率决定着政策作用的效果。为了更好地分析当前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我们需要知道中国的IS、LM曲线的斜率。
任太增(2000年)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但我国投资对利率的反应没有一般市场经济敏感等原因，使得中国的IS曲线虽然已经具备了市场经济条件下IS曲线的一般特征，即向右下方倾斜，但在目前，它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IS曲线更陡。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预防性货币需求的无限膨胀，投机性货币需求在整个货币需求中所占的比例下降，这时LM曲线的斜率主要由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函数决定，是一条相当平坦的曲线。
由于现阶段中国的IS曲线的斜率较大，LM曲线的斜率较小，由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在相同的政策力度的条件下，我国采用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要更有效。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当前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与中央的决策是一致的。
五、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前经济明显下滑的情况下，我们确实要迅速采取扩大内需政策。而且由中国IS、LM曲线的斜率知道，在当前我们应主要采取财政政策，并辅以相应的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具体来说：
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赤字，增加发行国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在增加投资总量的同时，更应该关注投资的方向：要进一步增加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等“民生”行业投资：此外，要增加农村投资，释放农村消费能力。
第2篇：国内宏观经济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宏观经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9-0086-03
一、引言
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破产、“两房”被政府接管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深化成金融风暴波及全球,宏观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在此国际背景下,国内经济亦不容乐观,现在金融危机也已经开始逐渐渗透到实体经济领域,直接导致了外贸出口下滑,外贸顺差减少,与国内房地产周期演变重叠,从而影响工业和投资下降的结果,造成经济迅速下行趋势,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幅回落至9%。为了稳定经济,我国政府决定采取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的方式,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国内消费不振、外贸出口急剧下降的形势下,政府出台了旨在扩大内需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其中32%与房地产行业直接相关,包括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等措施。
从2008年10月下旬开始,政府连续出台救市政策,这不仅为购房者提供了更多的利好,最为重要的是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购房者的市场预期,这对于促进楼市的回暖具有积极作用。2008年11月份,土地成交量出现回暖迹象,比2007年同期分别增加了8.3%和159%,比上月成交土地面积也增加了37.8%。同时,伴随着商品房住宅量的成交量、成交面积的增加,经济适用房、限价性住房等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增加了46.2%,成交面积增加了49.3%。目前,市场上房地产开发土地供给依然充足,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在稳步回升;房地产供给将出现结构性差异,商业地产出现过剩,保障性住房供给力度不断加大;房地产价格持续调整;房地产市场体系将逐步完善。
由此可见,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房地产价格有着重要影响,而房地产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势必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从理论上,对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进行分析的文献很多,但从实证角度具体检验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文献还不是很成熟。本文将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对研究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进行综述,以期进一步探讨影响房地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同时对相关文献所采用的模型进行归纳、整理,期望能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
二、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房地产价格是指房地产市场上供需双方所形成的价格。从各国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情况来看,房地产价格一般具有阶段性、城市差异性与协同性、泡沫性三个特点。就阶段性而言,房地产价格的阶段性或周期性与宏观经济波动是密切相关的,有时宏观经济波动表现为房地产价格波动,同时又会引起宏观经济波动。根据经济周期理论,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基本变量存在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的一个或多个经济变量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同时房地产行业的变化也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在变化过程中两者形成相互加强的互动机制。从各国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宏观经济基本变量主要包括收入、消费、利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建筑成本、房地产供给等基本变量。
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变化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宏观经济变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房地产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来实现的;二是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表明,学者们主要是从房地产价格是否影响总消费和总投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的。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房地产业在国外许多国家已是成熟的产业,有关房地产业的地位作用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从国外的文献来看,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对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均衡理论的角度出发,在传统的回归分析模型的基础上,更多地运用独立线性系统、数量经济模型、技术经济评估模型等来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会影响投资需求,进而通过利率影响房地产的供给,而经济增长会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对房地产的需求,根据均衡理论,市场竞争机制最终会通过房地产价格出清市场。Clapp和Giaccotto(1994)利用简单回归分析,认为宏观经济的变化对于房地产价格有着很好的预测能力,不符合有效市场的假说。而Quigley(1999)采用供求平衡确定价格的模型,对美国1986―1994年41个都市区域的年度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对住宅价格的解释能力在12%～30%之间,各变量的显著水平超过了99%,说明美国经济基本面可以解释美国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同时,Iacoviello(2002)通过建立SVAR模型研究来6个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英国)过去25年的影响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因素,研究发现在利率上调之后,各国的房地产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Miki Seko(2003)通过利用SVAR模型分析出日本各地区的住宅价格和经济基本面有着比较强的相关性,可以预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同时,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Chirinko,DeHaant和Sterken(2004)运用SVAR模型对13个国家进行研究,研究了13个发达国家的情况,发现对一国而言,房屋比股票对消费、产出等实际经济有更大的作用,房价上涨1%之后,消费上涨0.75%,房价上涨1.5%之后,GDP上涨0.4%。
其次,对房地产的需求而言,受经济增长影响的居民收入是主要影响因素,而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收入度量是此类文献关注的主要内容,如永久收入假说。Geoffrey Meen(2002)通过对英国、美国住宅价格的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无论是暂时性收入还是持久性收入,对房价的弹性都很大,尤其是在美国对于供给弹性欠佳的市场上,长期收入的弹性更高。而GcofKenny(1999)利用协整技术,利用VECM模型,来对爱尔兰住宅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建模,他的研究表明,持久收入增加会引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并对住宅的需求有一定比例的增加。同时,Abrahma和Hendershott(1996)利用了一个考虑滞后过程在内的住宅价格变化模型,该模型提示了住宅价格上涨与住宅建设成本、就业率和收入直接相关,住宅价格上涨幅度和利率上升成负相关。
最后,对房地产的供给方面而言,宏观经济的变动通过对利率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实际的房地产投资。在这一方面,Giulindori(2005)通过建立一系列VAR模型,研究发现利率上调之后,9个欧洲国家(比利时、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的房地产价格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Case和Robert(2003)验证了房地产价格与投资回报存在正的自相关。房地产价格和回报的高度自相关会产生正反馈交易行为, 并推动房地产价格向预期的方向发展,在上升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价格泡沫。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外文献主要基于均衡理论、收入假说等经济理论构建模型,如SVAR模型。采用的数据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而具体的计量模型主要集中在传统的OLS回归、SVAR模型、协整分析等。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我国房地产市场相对国外来说,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房地产行业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房价问题不仅关系到城市的发展和金融的安全,更关系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房价问题的重要性和房地产价格的敏感性吸引了国内大量学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从国内的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大都从理论上来进行分析,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比较少,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鉴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对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影响,采用合适的数据、模型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沈悦,刘洪玉(2004)利用1995―2002年我国14城市的中房住宅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相关变量的平行数据,运用混合样本回归以及添加城市、年度哑变量等分析方法,对住宅价格与经济基本面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基本面对住宅价格水平的解释模型存在着显著的城市影响特征。姜彩楼、徐康宁、李永浮(2007)运用2003年3月至2006年8月的月度数据,通过协整方法、Granger检验研究了上海市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房地产投资力度是影响上海市房地产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空置面积等反映市场供需关系的指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较小。张益丰(2008)利用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我国房地产销售价格和经济发展、居民人均收入以及上地拍卖价格等变量加以实证分析,指出单纯依靠降低土地价格来遏制房价上涨政策是不可行的;提出加大农村投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地域之间的经济差距等一系列能够平抑房屋价格快速上涨的政策建议。
其次,在我国,由于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从而银行利率的变动对房地产投资有重大影响,因而会影响到房地产供给及其价格变化。例如,梁云芳、高铁梅、贺书平(2006)利用协整分析和HP滤波,计算了房地产均衡价格水平,以及房地产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波动状态,得出结论: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偏离只是受部分地区的影响。通过利率来调控房地产市场,成效不大,但信贷规模的变化对房地产投资有较大的影响。而崔光灿(2009)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1995―2006 年31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房地产价格明显受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且房地产供给、收入等基础性宏观经济变量在中长期也决定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价格明显影响到宏观经济稳定,房地产价格上升会增加社会总投资和总消费,房地产投资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始终明显,对社会总投资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最后,随着我国房价的连续上涨,住房支出成为居民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居民的生活压力上升,居民消费支出受到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扩大内需的实现,是影响房地产需求的主要因素。姚玲珍、刘旦(2006)在生命周期假说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城镇居民资产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78―2006年的数据,分阶段实证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住宅资产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宋勃(2007)在考虑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利用我国1998―2006年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季度数据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和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短期而言,两者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长期来说,房屋价格上涨是居民消费增加的Granger原因。
由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重要作用,使得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成为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因素,例如,房地产信贷政策将会直接影响房地产贷款利率,而宏观财政政策则会影响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对房地产的需求。周京奎(2005)利用中国4个直辖市房地产价格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运用单整与协整检验方法及误差修正模型,对住宅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住宅价格上涨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紧密的联系。
可以看到,国内文献于国内文献相比,除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之外,还采用了面板数据,从而可以使用更多的信息,相关的计量方法主要包括:协整方法、Granger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也是国内文献重点关注的问题。
三、总结
国外在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研究上要早于国内,并且重视在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结构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这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近年来,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对房地产价格和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并且大量采用了相关计量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但是,对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
(一)宏观经济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但是,现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理论分析方面,缺乏全面的实证分析。如果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对稳定经济、促进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进行定量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对相应的政策效应和实施效果进行预测、评估。
第3篇：国内宏观经济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企业发展;影响;对策
一、宏观经济环境对现代企业发展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企业筹资的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足够的资金支持是企业生产经营发展最基本的保障，而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现状下，国内外的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融资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从国际环境来看，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着我国企业融资环境。如2008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席卷全球，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我国很多企业融资困难，甚至导致部分过分依赖国际资金的企业惨遭破产，可见，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到我国企业的融资发展，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部分企业筹资渠道单一、过分依赖国际资金的弊端。
从国内环境来看，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着我国企业融资环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以利率为核心的调控机制，政府如果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银行等金融机构就会放出更多的货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就会更加多样化、贷款渠道也会更加顺畅。
（二）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发展方向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对企业发展方向的引导虽比不上计划经济政策那样明显，但政府进行的很多宏观调控政策都会给企业或多或少的带来一些指向性影响，促使企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二、紧跟宏观经济走势 创新企业发展战略
宏观经济是企业发展的指向标，未来企业的发展战略与宏观经济走势密切相关。面对日益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企业应保持清醒头脑，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积极调整企业发展战略，不断推动企业战略转型，促进企业与市场经济的融合。
（一）保持清醒头脑，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宏观经济环境，宏观经济态势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因此，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者要想做好自己的企业，首先要成为宏观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的分析家，同时保持自己企业的机制灵活，对市场反应要灵敏。
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应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密切关注国际宏观经济形势与国内宏观经济态势，依靠冷静而理性的分析，确保企业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尽可能降低企业风险。为此，企业重大决策应尽量集体进行，吸收有关人员的参与决策，这是确保企业决策科学性的有效途径。比如，青岛著名品牌海尔集团，改革开放以来，海尔总裁张瑞敏就敏锐的嗅到了多元经济的新气息，从单纯制作冰箱，逐渐扩展到洗衣机、冷柜、酒柜等其他产业，大大扩展了其影响力。海尔从最初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今天全球家电第一品牌，与历代经营管理者的与时俱进、紧跟宏观经济形势不无关系。
（二）结合企业实际，积极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在当前宏观经济态势下，企业应注重联合重组，走集团化发展之路。美欧债务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大调整和大重组的新动向。为此，企业应结合企业实际，积极顺应宏观经济发展大势，突出强强联合，在联合重组中优化自身结构，走集团化、集群化发展是未来企业发展的必然态势，如黑龙江省的哈电集团就是在与国外企业的兼并重组中趟出了新路子，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此外，现代企业还应积极顺应宏观经济形势，注重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走创新发展之路。创新是新时代宏观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现在和未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自于市场对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认可和支持，因此，企业应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积极研发新产品和新技术，依托于科技创新体系，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推动企业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
（三）不断与时俱进，推动企业战略转型发展。要想促进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就必须不断与时俱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推动企业战略转型发展，只有这样，企业才会永葆青春活力。比如，传统的医药化工企业对环境污染较大，但在建国之初，国家将国民经济的发展放在了第一位，那时的医药化工企业高度重视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产量，以满足日益庞大的医药消费需求。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认识到了环境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不再提倡牺牲环境式的经济发展，此时，具有前瞻性的很多医药化工企业积极顺应宏观经济走势，高度重视提高技术含量，严格控制污水污气的排放，比如通过对甲基多巴等产品的技术革新，大大降低了废污的产生，有效的保护了环境，促进了医药化工企业的发展进步。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要紧跟宏观经济走势，积极推动企业战略转型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主义市场宏观经济形势，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坐标定位，创新企业发展战略，自觉趋利避害，抓住宏观经济发展机遇加快发展，早日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第4篇：国内宏观经济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 波动 信用风险 影响
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之间关系
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还需以以往的宏观经济波动为研究的基础。拉美国家、日本、亚洲等国纷纷经历了一个经济急速增长，资产快速升值、涌入，信用与杠杆化快速扩张，而后外部经济撤出，自身金融体系遭遇严重衰退的宏观经济波动。现在已经有人意识到很多经济体在经济扩张的时候都会为之后的系统性危机留下种子。在经济乐观时，信用风险看起来很小，而此时银行对于前景过于乐观，会更倾向加快资金的流转速度，不稳定因素也会在此时悄然产生，如果金融体系不稳定，那么在经济扩张之后，经济在顶部区间或衰退的时候，这种不稳定就会释放出来，宏观经济将会遭到重创。而商业银行天然具有这种性质，会让经济周期产生更大的振幅，在宏观经济好的时候，信贷质量会很好，而在宏观经济下行的时候，信贷违约就会显著增加。
根据人们以往对宏观经济的看法，通常都有增长期、繁荣期、下降期、萧条期四个周期，而信用风险在第一阶段事实上非常小，因为增速普遍大于成本及银行的利率，在第二阶段信用风险开始来临，但此时人们会更加疯狂的增加自己的信贷额度，而第三第四阶段就是泡沫的破灭，大量利用泡沫和炒作形成的虚假繁荣相继破灭，给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实体经济最后一击。而由于大量的信贷危机产生的复合效应，拉美国家、日本、亚洲等进入萧条期之后至今无法重现当年的盛况。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信用风险的蔓延，再加上上述的情况严重损害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在不可控的宏观经济波动中，发展中国家的信用风险问题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宏观经济波动对于信用风险的影响
拉美国家：上世纪40年代中期，阿根廷经济学家提出发展主义理论，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中心和。而造成他们不同的原因就是技术进步和应用均衡的原因，中心国家科技进步快，应用普及，国家技术进步慢，应用不普及，一些稍稍先进的技术则要依赖进口，而且只生产中心国家需要材料的廉价部分。中心国家贸易条件优于国家，原材料出口便宜，成熟工业商品进口价格高。拉美国家要摆脱现有处境就要改变当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提出进口替论，把国家战略定位内向的工业发展，发展民族经济，面向国内市场，扶持民族工业，这个政策持续的三十年时间，拉美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速都达到5%。而在1973年之后，欧美经济停滞，通胀并发，大量资金融入拉美，为保住经济增速，拉美一些国家提出债务发展模式，通过外债来实现国内的现代化，该模式主要内容是借钱来扩大再生产，增加出口，增加收入，然后还债并进行资本输出，上世纪70年代，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都走上了这一模式 。
而后，阿根廷等国家实现了全面私有化，大量的美欧资金一波一波的进入阿根廷，他们廉价收购了阿根廷所有战略行业及廉价出卖的产业，然后推高本地股市，让阿根廷本地投资者疯狂追捧，把并购来的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兑现，当他们把财富掠夺的差不多的时候，这些资金带着丰厚利润大规模撤离，导致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从其中，我们不难看到宏观经济波动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宏观经济波动越大，可能带来的信用风险就越大。
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迎来了新一轮的增长，实际GDP增长达到5%以上，而个人住房投资和随之而来的家电消费也迎来了一个繁荣的新时代。而且，当时的物价水平并没有跟随货币供应量而迅猛的上升，一直处于较低的状态，这点有些像今天的中国，高增长、宽货币、低通胀。但是不能掩饰的是，当时日本的经济爆发引发了西方市场的恐惧，于是通过操纵汇率，使日元进行升值，以此让热钱涌入日本，炒高日本本土房价股价。
而后，资产价格上升无法支撑实体经济，一些投机者失去了投机的热情，土地和股票的价格下降，导致账面资本亏损，由于很多企业和投机者将上升的账面资本考虑在内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融资和投资，从而带来大量的信贷问题，随着金融缓和政策的结束，日本国内资产已不可能维持原价。而大幅度衰退的可怕之处在于各种投资标的都存在大量的信贷问题，从房屋、土地到股市、融资都有人或公司大量破产，之后产生的恐慌心理使得消费和投资紧缩的加乘效应，不只毁掉泡沫成分也砍伤了实体经济，且由于土地与股市的套牢金额通常极大，一般都超过一个人一生才能积累的财富，导致许多家庭发生悲剧，而多数的高价买房的一般家庭则成为背债者，对以后长达一代人的日本社会消费萎缩经济不振种下了因子。
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GDP每年的增速平均达到了8%以上，而近年来，人民币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实现更集中的货币政策，也表达了政府已经关注到了信用风险。根据我国目前的信用风险形式我有以下看法，国有银行主导的政府债和国企债可能会产生较大的逾期风险。我国的银行将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级，而其中大量的本应该是次级可疑甚至是损失级的贷款被分为正常和关注中，银行这么做毫无疑问会让账面的信息更好看，但是其中借给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很难在预期时间还上。于是银行就会把债务整体出售给信托公司，然后由信托公司把债务分割为理财产品在银行等地销售，而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信托类的理财产品通常周期很短，并且很多都是非保本类型的，而信托公司的资产是持有一些银行的股份等标的，有些信托公司会把手中某些股份作为质押标的质押多次，而信托类理财产品也沦为地方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也就是我国证监会主席肖钢所说的理财产品就是庞氏骗局。
另一方面：按揭房贷也在国内占据了很大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对房地产市场一直实行放松的经济政策，长时间的政策惯性助长了房地产投机商的高回报预期，致使房价一张再涨，而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假按揭造成了银行的不良资产，而早期的宽松制度更让一些投机客用一套房子的贷款再买一套以此来推及更多房源来推高房价，而这种由于信贷扩张所推动的畸形房价上涨也在近年来问题凸显，去年各地政府分别限制第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就是政府的应对之策，而在房价上升时这种高杠杆比例的信贷暂时不会有问题，但房价一旦停止上行，就会由于高利息等产生更多的信贷违约问题，信用风险凸显，会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大的冲击。
2014年3月4日是中国债券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ST超日当晚公告称，公司因资金原因无法按时支付债券的到期利息，中国债券市场首次实质性违约宣告诞生。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代表着我国债市的刚性兑付就此终结，政府不再兜底，其中的信用风险会得到释放，而信托募集量将会下降，导致民企债券价格下降，这会进一步地增加企业债券的兑付风险。很多人对我国的债务有一种乐观的估计，而这种乐观的估计是建立在虚幻的资产价格基础之上的，如果资产价格发生下挫，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则必然导致系统性风险。2014年2月，我国罕见的出现了贸易逆差，这预示着更多的出口企业将会面临较大的风险，而其中的债务风险将会逐步得到释放。国企与地方政府债务则由于2014年国内部分城市将会面临的土地价格下降而出现兑付风险。2014年，美国政府会逐渐退出量化宽松，其下一步必然是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例如加息，一旦加息资金会加速回流美国，国内债务成本上升，企业个人实际债务上升，消费者不敢消费，进一步增加经济困境，这会引发更大的宏观经济波动。
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整体信用风险的因素
（一） 政府宏观调控因素
为减少在宏观经济波动中整体市场经济受到的打击，国家会基于自身的国情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危害程度降低到最小。与此同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信用风险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辅相成的，并且随着宏观经济发展不断调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幅度调整对于信用风险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和挑战。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决策，如若在根源上就不合理，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银行处于一个不可知的经济环境中，任何风险值都在上升，信用风险也不例外。宏观经济波动带动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同时，不理性的政府宏观调控会加剧信用风险。
（二） 主体因素
宏观经济波动会影响信用风险的主体因素在于商业银行应对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做出的信贷政策不同，它体现出一种亲周期的态势，带来的后果是信用风险增加，并容易陷入信贷紧缩时不良贷款增长的窘境中。如若商业银行没有掌握住整体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规律，就很难制定出正确的信贷政策，同时也很难调整资质较好的放贷对象，这些不确定性已经增加了信用风险。在经济过热时期，实际上增加了风险的指数，相比较下，经济紧缩时期，受宏观经济波动较大影响的周期性行业的信用风险剧增，又由于部分的中小企业的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使得银行层面的信用风险暴露出很多问题，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整体的信用风险提升。
（三）客体因素
宏观经济波动会影响信用风险的客体因素在于借款人在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下偿还能力与借款数量的不平衡，如在经济上行的周期内，随着经济的上行信用风险呈现逐渐增大的态势，而一旦宏观经济停滞上行或有所减缓，那么由于借款者对于之后宏观经济盲目乐观所造成的大量信用风险堆积就会成为压垮借款者的稻草，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且借款者们普遍存在互相担保的情况，如果有一部分借款者违约，那么就会对整个信用风险体系产生"蝴蝶效应"般的系统性风险。
研究总结
（一）不同经济阶段违约距离或违约概率不同
通过实证性的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违约距离随之变动，并且总的来说违约距离表现出一种继续拉大的态势，这表明信用风险存在着持续下降的可能。而此种现象与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周期在大体上保持了一致。分析宏观经济的运行，首先从违约距离与它相关的关系进行分析。因为GDP 对宏观经济与违约距离的关系有重要影响，所以对其分析：信用风险与GDP总量呈现出负相关，也就是说违约距离与其存在正相关；信用风险与GDP增长速度呈现出负相关，进一步解释说违约距离与其呈现负相关。
（二）不同信用等级受经济周期影响不同
实证研究表明，不同信用等级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不同。信用等级越高，对宏观经济变化的反应越不敏感。 与此同时，不同信用等级的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依据上文对于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之间关系的分析，又深入探析了宏观经济波动下影响信用风险的各个因素，从宏观角度入手得出在日益波动的宏观经济下，要掌握好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国家经济的大方向是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匹配的，反之会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对信用风险造成巨大危害，从而需重视国家的政府宏观调控；再者，影响信用风险的主体和客体因素也应引起注意，调节好之间的关系，加强防范信用风险的意识和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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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窦玉进.陈国华.宏观经济波动对信用风险的影响[J].当代经济，2009年12月（下）
第5篇：国内宏观经济范文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挑战有多方面，特别是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能够逐步具备，财政金融政策要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性能，需要依靠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反应程度以及通畅的传导机制。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囊括了内、外平衡两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内外平衡之间产生冲突，有必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思路。从封闭经济条件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与作用机制已经有较大的改变。到现在为止，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仍然是分析与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中，比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货币政策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固定汇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财政政策这个有力工具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大多数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是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现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动汇率。一般情况下，需要达到一定就业率的国家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实现就业率的前提下，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才能稳定经济政策。由于这一点涉及到需要实现内、外平衡，需要调控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国内的需求量满足就业量视为内部平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与贸易出超保持均衡状态视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货币政策[1]。
二、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挑战
目前的全球经济处于失衡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宏观调控模式过于重视调整内部平衡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以及国际间经济被动传递，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而造成中国财政金融政策产生内、外部矛盾。
首先，我国现在市场调节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升值在面对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出口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国内需求，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顺差虽然使国际储备数量保持增长，通过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大而扩张国内信贷量，促进国内需求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的状态下，顺差会使国内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要政策调节顺差与汇率。
其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递的速度、质量与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下，微观经济主体增强了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具有趋于理性的预期行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会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完全无效。为了改善二者之间动态不能保持相同的情况，政策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政策信誉。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则用信誉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由动态不能保持相同转向动态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避免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对信誉产生冲击。
再次，WTO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了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WTO组织约束国际收支调节，不允许采取直接管制办法，禁止直接补贴原则，不能随意提高关税的方法限制进口，调节国际收支运用汇率与外汇管制要符合WTO组织规则。另外，针对国内财政、金融、科技、税收、环保等方面的实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组织的要求与规范。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组织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因此，中国要改变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适应WTO组织的规则与要求[2]。
最后，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积累知识、技术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积累知识、技术是循序渐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而成。在全球知识信息量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过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知识积累，则不能适应全球知识信息量发展的需求，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知识增长速度，重视科技与教育的增长模式。全球竞争以知识为基础，就需要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知识与技术的快速积累。
三、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宏观经济分析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每次争论的焦点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如何相结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追求完美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政策观点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存在质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需要谨慎运用这种经济学理论。这种抽象的均衡关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鉴使用，但在实践中则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与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对利率具有灵敏反应等等。如果中国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而采用这种框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会导致结论错误的情况发生。
中国现在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非国有企业属于微观主体，能对市场价格信息反应比较灵敏，国有企业虽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在行为上还是比较依赖市场与政府，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国有企业是体制外企业，而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企业。微观主体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理性反应，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畅通的政策传导机制。中国现在的利率可是说是由政府来确定，对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利率传导机制不存在市场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比较严峻，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存在很大的制约，需要灵活借鉴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的经验，总结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第6篇：国内宏观经济范文
关键词：总债务；宏观经济波动
一、 引言
经济波动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问题。纵观世界经济发展情况，从1929年美国泡沫经济引发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再到2010年欧元区成员国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是与债务相关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债务规模飞速扩大。我国总债务率从1997年的80.6%一路升至2013年的170.8%，总债务率年均上升7.4个百分点，债务累积速度不可谓不快。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总债务率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抬升。近些年来，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总产出又表现出下行的迹象，2008年实质GDP同比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10.6%下降到第四季度的6.8%。基于这种现象，那么我国总债务的快速增长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程度有多大？影响机制又是怎样？宏观经济水平对总债务又有怎样的影响？中国政府面对这样的情况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本文其他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债务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问题已做了较多的经验研究。通过对已有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债务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是从三个方面开展的：
（一）家庭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
Cynamon and Fazzari （2008）认为不断积累的家庭债务，为宏观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一个实质性的刺激。之外，Mian and Sufi （2009）对美国县巿级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家庭债务是解释宏观波动性的重要原因。Yun K. Kim（2011）构建了一个VAR模型考察了美国的债务增长率和GDP、GDP净值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短期内，总收入和债务之间存在着双向并且积极反馈的关系，但是在长期中，家庭债务和总产出之间存在着消极的关系。Rajashri Chakrabarti（2011）考虑到模型本身固有的缺陷，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美国2007年间家庭债务与储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家庭部门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消费者对整个信贷供应都持以悲观态度，以致于经济停滞不前。Stephen G Cecchetti（2011）不局限于对美国债务与经济的研究，视角转向全球。基于18个OECD国家1980-2010年间的家庭债务、非金融企业债务以及政府债务的数据，采用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分析了三种债务与GDP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债务与GDP之间存在着一个阀值，只要超过这个阀值，债务就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累赘。Finn E. Kydland（2012）构建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讨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住房在经济周期中的动力影响，研究发现：住房投资促进宏观经济的发展，非住宅投资阻碍经济的发展。郭新华（2012）发现家庭债务和宏观经济波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家庭债务增长1 个单位，GDP 相应增长0.03个单位，在短期内家庭债务增加促进经济增长。
（二）企业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
一些学者采用DSGE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Bernake（1999）and Carlstrom（1997）假设企业都是风险中性者，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违约均衡的DSGE模型研究企业债务与经济总波动的关系。Iacoviello（2005）and Gerali（2010）在Bernake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金融摩擦的DSGE模型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金融摩擦同时影响家庭债务水平和企业债务水平，最终影响到宏观经济波动。另外一些学者采用相对常规的方法来进行研究。Ogawa（2003）提出，对于企业来说，高债务负担会阻碍企业的发展速度和投资增长，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Hein（2006）在Lavoie（1995）的研究基础上，考虑了企业债务利息在neo-KaleckinAlan增长模型中的作用，研究了长期利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Charles（2008）探讨了在neo-KaleckinAlan增长模型中，企业债务可能会造成金融不稳定。
（三）公共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研究
Mickel（1991）考察了美国公共债务利息支付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公共债务规模扩大会导致更多的利息收入向高收入家庭转移。You and Dutt（1996）把经济增长、公共债务、收入分配等变量，纳入到其构建的后凯恩斯模型中，考察了公共债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债务的增加可能会提高工人的收入，且公共债务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确切影响取决于政策实施时的外部环境。Ramos and Roca-Sagales（2007）采用VAR模型，考察了财政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支出和直接税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间接税会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Nisreen Salti（2011）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公共债务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结果表明国内公共债务的增长与基尼系数的上升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发现学者关于债务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都取得了突破，从简单的VAR模型到当下最主流的DSGE模型，从分离开单独研究到结合一起来研究。但是他们的侧重点都在各种债务类别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上，对于总债务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涉及较少。在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上，发现目前关于总债务水平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成果几近空白，可能性原因是我国债务发展时间较短，学者忽略了其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影响，又或者是有学者进行了尝试，但是由于数据获取以及模型方法方面都存在着困难，因而进展缓慢。
三、 政策建议
面对日益严峻的债务问题，政府应当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从源头上厘清各种债务的风险类型，用政策来规范各种借贷行为；第二，制定债务风险防控标准，保证债务规模合理适当增长；第三，有选择、有差别的区分借贷类型，不能一概而论，让借贷行为程序化、规则化。（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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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ristiano L J，Motto R，Rostagno M. Financial Factors in Business Cycles[R]. Unpublished Manuscript，North western University，2007.
第7篇：国内宏观经济范文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目前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中国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第8篇：国内宏观经济范文
核算信息对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贡献作用财富分配状况直接影响要素投入的回报率，当前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分配想结合的政策，分配状况和结构调整直接影响着国民积极性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促进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增长，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国民劳动积极性具有重要的贡献作用。首先分配增长分析，需要运用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市场经济主体的收入指标为基本数据材料，并进一步做动态分析。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有利于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进行初次分配，实现收入结构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结构状况。
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用来衡量居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例如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调整后可支配收入使用账户、可支配收入使用部门综合账户等账户，这三个账户中，涉及到最终消费和总储蓄指标，是进行国民消费支出分析的基本原始数据，居民消费支出分析过程中，必然涉及到物价变动和各类价格变动的指标，通过对各类价格指标的结合，可以分析当前消费变动状况，实现消费的动态考察。在政府消费支出中，运用国民经济核算中部门综合账户，通过价格体系，可以分析政府消费支出在整个国民支出的结构和比例，还可以通过政府消费支出结构特点，分析社会消费支出的主要方面，更有利于进行国际消费支出比较。
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国民储蓄和投资的贡献作用实现我国货币供给和需求平衡，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国民储蓄和投资的宏观管理问题。国民经济核算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土地购置之和与储蓄总额相比，投资储蓄率等指标，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最需要的指标，通过这些相关指标的衡量，能充分了解当前货币供给和需求状况，当前投资形式，对指定投资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参考意义极大，同时通过时间变量的动态分析，可以了解其变化趋势，为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目标，制定可行的预期政策提供借鉴。
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作用很大。国民经济核算中，具有专门的投入产出表，1974年，中国有关部门编制了第一张投入产出表——实物型投入产出表。80年代初,国家统计局同有关部门合作开始编制MPS体系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先后编制出1981年和1983年全国投入产出表。80年代中期,适应改革开放以后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和制定第三产业发展政策的需要,国家统计局开始研究SNA体系的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有供给表、使用表、产品部门×产品部门表；供给表又称产出表，使用表又称投入表；其主表为产品部门×产品部门表。投入产出表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一个十分重要的参考表，投入产出表反应了我国各个经济部门生产要素投入的总量状况，投入结构状况，以及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状况。通过投入产出表，可以明确国民经济发展中各部门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形成过程，产品的初次分配方向，分配结构；还可以通过该表了解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情况，这对宏观经济管理中，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强产品分配和再分配提供基本管理信息；另外投入产出表不仅仅详细描述了各个产业之间的发展状况，他还能反映各个产业之间的间接联系，通过直接投入系数组合，可以完善可以明确产业之间的间接联系方式和密切程度；投入产出表还能描述产业部门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通入投入产出表描述了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之间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关系，以及总产出与中间投入的关系等等，这对我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整，制定产业政策，分配政策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民经济核算对经济增长分析的贡献价值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有利于分析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国民经济核算有利于加强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实现。国民经济核算采用平衡表、帐户、矩阵相结合的方法，能够全面地、系统地、结构层次分明地反映从生产、分配到交换、消费的全过程，科学地揭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和国内外经济往来活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间的经济技术关系，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信息，为实现我国经济的适度和均衡增长提供了有利的分析数据，我国经济增长过程必须以确保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更要实现产品供给和需求实现平衡发展，产业结构相互协调，产品技术实现不断进步和更新换代。我国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就是要求经济发展要按照客观经济发展要求，满足瓶颈部门经济增长速度需求；我国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就是要求积累和投资规模要是均衡发展，积累和消费之间均衡发展，生产和流通之间实现均衡，经济的发展满足生产发展，科技进步，人口发展需要。
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宏观经济效益状况反映了产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状况，是各行各业普遍关注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效益的追求是行业不断竞争的动力所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宏观经济效益分析十分重要，他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宏观经济效益的衡量是一个复杂的统计过程，最基本的是通过产出量与投入量之间的比值来计算的。宏观经济发展中，社会总产出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一个国家GDP大小代表国家各个部门产品和服务的增加值的大小。投入量一般用社会总投入来衡量，他是只全社会生产要素的总投入，包括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投入量。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可以通过社会劳动生产率、物质消耗系数等来评价。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中，越来越注意到，单独以经济财富来衡量GDP是存在问题的，例如以牺牲资源和环境来换取物质经济财富的行为，再核算GDP时，不能反映经济行为对资源和环境和破坏，因此，这样衡量的GDP实际上是加大了虚假的社会财富总量，而没有折算成本，因此当着很多学者提出，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要增加对环境核算的扩充，在国民收入减去对坏境的损害。当前已经有人提出绿色GDP的计算。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称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在联合国文献中称为综合环境经济核算。它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融入资源和环境因素的结果。它是人们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9篇：国内宏观经济范文
[关键词]上证指数；时变参数；状态空间； 动态影响
[DOI]10.13939/ki.zgsc.2016.16.068
1 引 言
2015年是中国股票市场引人注目的一年，A股市场开户数量在这一年达到了历史峰值，2015年也是中国股市不平凡的一年，投资者既经历了千股涨停，也见证了千股跌停。那么，在我国当前新的经济环境下，宏观经济因素对上涨指数的影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疑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多元回归的方法来对影响上证指数的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分析，这种从静态角度进行研究的方法，一方面只能体现某一特定时间段内宏观经济因素对于上证指数的平均影响程度，不能够体现出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内对上证指数影响程度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原有的固定参数模型可能已经不能充分解释新的市场环境下宏观经济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影响。因此，本文建立时变系数状态空间模型，研究主要宏观经济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过程。
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对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做过大量的研究。从变量选取方面，主要以CPI、失业率、利率、汇率、工业生产指数、石油价格等作为宏观变量，研究这些变量对上证指数的影响。其中，Girardin和Joyeux（2013）关注CPI，Bhargava（2014）关注失业率和利率，Altinbas和Biskin（2015）则关注利率、汇率、工业生产指数、石油价格、黄金价格等较为广泛的领域。国内文献相继则关注GDP、各类价格指数（CPI、PPI）、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汇率、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银行间7天内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货币供应量M0、M1、M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海证券交易所市价总值等19个指标。这些宏观经济变量与股价指数的关系，曾志坚和江洲（2007）的结论是股票价格指数的短期波动受到利率和储蓄的短期变化影响；但是工业增加值和货币供应量对上证指数的影响较小。孙洪庆和邓瑛（2009）认为股票价格指数与货币供应量之间有强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和GDP、投资之间完全没有协整关系。朱英姿和吴美等（2012）得到的结论是一些宏观经济因素对上证指数有较强的预测力，例如经济先行指数和商品房销售面积。从计量方法来说，Garch-Midas、不对称PARCH模型、协整检验、多元回归模型来检验上证A股指数受到多种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3 宏观因素选择
可能影响上证指数的宏观因素有许多，本文按照数据的可得性和国内外因素统筹兼顾的原则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宏观因素进行选取。选取的国内影响因素有反映整个宏观经济流动性的货币供给量M2、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及人民币汇率、反映美国经济状况的道琼斯指数5个指标。
4 变系数状态空间模型
影响上证指数的宏观因素有多个，这些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影响是不可测的，并且是随时间变化的状态变量。现有文献中的固定参数模型是假设在选取的样本期间内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得到的，描述的是宏观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平均影响关系。本文利用Harvey（1999）和Hamil-ton（1994）提出的状态空间模型构造出变参数模型来分析不同宏观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
变系数状态空间模型可以表示为：
5 实证研究
5.1 样本选取及数据选择
如上文所述，本文选取的上证指数影响因素有货币供应量M2、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以及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样本选取的数据为2008―2015年的月度数据，研究各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其中，对于上证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选取的是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数据，
为了方便研究，本文对上述变量重新定义，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5.2 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保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首先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在进行单位根检验之前，先对数据进行初步的处理。对上证指数、货币供应量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先进行对数运算（下文中的上证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均指的是对实际值求对数后的结果），然后对经过对数处理后的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得到的数据分别用dLsz、dLX1、dLX5表示。对于宏观经济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和汇率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得到的数据分别用dX2、dX3、dX4表示。
对处理后的数据运用Eviews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都表明拒绝接受“至多存在5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两种统计量检验结果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这六个变量之间存在6个协整关系。通过协整分析可以知道，货币供应量M2、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汇率、道琼斯工业指数和上证指数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5.3 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运用本文上述内容中介绍的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来具体研究货币供应量M2、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汇率、道琼斯工业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影响，模型建立如下：
量测方程：
5.4 结果分析
为了直观的表现各因素对上证指数的时变影响，本文利用Eviews产生状态序列，并选择滤波状态变量均值，得到变参数的上证指数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过程。由于在用卡尔曼滤波法求解状态向量的过程中，状态空间初始值的选取问题会对求解的早期时变系数造成影响，所以我们从2011年开始讨论。如下面各图所示。
由图1可知，2011年年初到2011年6月，货币供应量对上证指数的影响为负，并逐渐增加至-0.4。自2011年第三季度开始一直到2013年年末，M2对上证指数一直保持负向影响并趋于减弱。2014年前半年M2对上证指数影响稍微增强并产生正向影响，但是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到2015年年末M2对上证指数开始由正向影响减弱并转为负向影响，并持续增大，在样本区间内的2015年第三季度M2对上证指数的负向影响达到最大。
图1 货币供应量M2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
图2显示，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在2011―2014年第三季度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基本平稳，保持在0.03左右。自2014年第三季度开始一直到2015年6月，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对上证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小，在2015年3月变为负向影响，并且负向影响逐渐增大，并且在6月达到负向最大值，随后负向影响稍微减少。
图2 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
从图3可以看出，从2011年开始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直保持着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并且影响逐渐增大，特别是进入2015年之后，消费者物价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影响快速增大，并且在2015年6月左右达到最大的正向影响。
图3 消费者物价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
图4显示，在2011―2014年第三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趋于平稳，维持在稍大于0.4的水平，说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汇率增长1个单位，则上证指数对数值增长0.4个单位。从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汇率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大，到2015年6月达到最大正向影响，约为1.2，随后正向影响稍微减少。
图4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
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2011―2014年第二季度，道琼斯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影响虽然保持正值，但是逐渐减小。从2014年后半年开始到2015年，道琼斯指数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又快速增大，在2015年10月左右达到最大值，约为1.7。
图5 道琼斯工业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
6 结 论
观察这五项影响因素在样本区间内对上证指数的动态影响，可以看出各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影响程度都是变化的，但是变化的程度不同。运用传统的固定参数模型来分析各影响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平均影响，显然无法真实反映各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影响程度，特别是无法反映2014年第四季度到2015年各变量对上证指数的影响程度发生的变化。此外，对比现有文献中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采用最新的数据来研究各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影响得到的结论与以往采用较早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看，2011―2014年第三季度这段时间内，本文选择的宏观经济变量除货币供应量外，其他四项影响因素对上证指数影响的极性保持不变。其中，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对上证指数保持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即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越高，上证指数也越高；反之，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越低，上证指数也越低。说明这段时间内，上证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宏观经济状况。消费者物价指数对上证指数保持正向影响，消费者物价水映的是通货膨胀水平，说明通货膨胀水平增加，上证指数也上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对上证指数保持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影响程度大于消费者物价水平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即人民币升值阶段（直接标价法下汇率下跌），上证指数也在下跌。道琼斯指数对上证指数一直保持正向影响，但是在2011―2014年第二季度末，正向影响逐渐减弱，但是影响程度是这些影响因素里面对上证指数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货币供应量M2在此期间对上证指数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小，最终在2014年第二季度达到最大的正向影响，说明我国的股票市场上货币供应量M2对上证指数的影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与现有的研究结果相符。
2014年第三季度到2015年第二季度末，观察各影响因素在此期间对上证的影响可以发现，各影响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影响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可能是在此期间，上证指数出现了暴涨和暴跌的原因。其中，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影响在此时期为负值，并且负向影响逐渐增大，即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越差，上证指数反而越上涨，这与经济学原理不相符，一定程度上说明此阶段的上证指数与实际宏观经济情况相背离，并且背离程度随着上证指数的上涨而逐渐增大，换句话说此阶段内的股指上涨并不是宏观经济改善的结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在此阶段也增强，说明物价水平的上涨对上证指数影响程度增大，可能是随着物价水平和上证指数的上涨，投资者借助股市上涨来抵御物价水平上涨的意愿增强造成的。汇率在此期间对上证指数影响程度增加较大，达到前几年的3倍左右，远大于货币供应量、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影响，说明现阶段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影响上证指数的重要因素之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对上证指数的正向影响也在此期间大幅增加，说明我国股市与美国股市的联动性越来越大，可以猜测，A股市场在此阶段的涨跌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国际股票市场整体环境联动影响的结果。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新形势下宏观经济因素对上证指数的影响程度正在逐渐增强，尤其是对上证指数影响最大的汇率和道琼斯工业指数。投资者应更加关注宏观经济因素，特别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和美国股市的变动情况。此外，这些宏观经济因素对上证指数影响程度增强的趋势能否保持，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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