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名言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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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德川家康名言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国经济消极影响
文化以经济为基础，并能动地影响经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文脉传承，早已静静流淌在国人血脉之中，深深沉积在国人骨髓之中，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国人的思维和行动。不可否认，它所蕴含的许多优秀价值观念、伦理精神和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其“出身”小农经济，有些先天因素还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要求，进而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积极有益的经验值得继承发展，消极负面的影响亟须克服改进。惟此，中国经济才能在“趋利”与“避害”的统一中更好地倚重文化优势、实现科学发展。本文试就其消极影响作些具体分析。
一、宗族观念影响经济民主思想的进步
宗族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家族是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它所蕴含的超越功利性的天然伦理亲情对人际关系和社会发展影响巨大，以至于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宗族观念不仅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而且随着“忠”、“孝”思想的高度交融，“忠君孝悌”逐步固化为其核心理念，并超越家族范围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
在以家庭内部分工为经济体系的传统小农经济时期，宗族观念对于维护家族稳定、协调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分工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经济交流合作广泛深入，其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出来，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它极易形成经济管理模式上的集权化。宗族观念对经济领域的主要影响，在于它所衍生的宗法等级制度，这一制度突出强调要树立“家长”的权威。受此影响，一些企业的领导层在管理上实行高度集权化的模式，个人专断作风严重，主观武断、唯我是从，严重压抑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去年发生的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13名员工跳楼事件就是典型例证。“深圳总工会对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调查认为，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管理层级的‘壁垒化’和‘把人当作机器’的刚性管理手段，“对员工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是明显的”，客观上也是导致员工由于个人问题选择自杀的一大诱因。”1另一个是它极易割裂付出与所得、能力与地位的密切关联。这在多数家族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比如，家族企业普遍缺乏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不是广纳群贤，而是任人唯亲，经常出现庸才领导良才、小学生领导大学生的现象，导致企业内部缺乏竞争、人心浮动，严重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2000年，曾在4年内一手将创维电视销售业绩从7亿做到43亿的创维中国区域销售部前总经理陆华强，携150多名精兵强将投奔竞争对手高路华，这对创维集团的致命一击，起因却只是一次简单的人事调整。特别是“在企业做大、家庭富起来以后，经济利益往往会压倒血缘、亲情，家庭围绕利益和权力的斗争也会激烈，这种‘豪门恩怨’自古到今从来没有断过。”2所以说，宗族观念和宗族等级制度，从思想观念、人际关系和制度机制等多个方面，都严重压抑、禁锢和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使现代经济所需要的民主精神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二、“人治”思想阻碍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进程
“人治”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唐律疏议》中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也就是说，“人治”是用“德”、“刑”两手管理社会的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刑”罚只是一种“治人”的手段，而绝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西方法律以自然法为基础提出“天赋人权”的思想，强调法律面前人与人的绝对平等。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4卢梭倡导人们：“我要这样地服从法律，不论是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的束缚。”5而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人治”思想则相反，它重个人意愿轻公共规则、重随心所欲轻约束限制。在“人治”的面前，法律只是被个人权力随意支配的附庸品。
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市场经济体，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已经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人治”思想根深蒂固，它往往导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出现忽视或违背制度的非理，影响了公平竞争市场机制的建立完善。当前的突出表现有两个：一个是“权力经济”大量存在。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权力经济”模式本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完善而退出，但由于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始终是在政府主导下展开的，政府与市场还难以保持“适度距离”，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些政府部门和官员为了满足私欲，将手中的权力作为“资源”，以“寻租”方式直接介入市场活动而从中牟取暴利。‘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目前已经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垄断性既得利益集团。”6这在某些地方的煤炭和房地产行业中表现尤为凸显。《中华工商时报》披露，广西北海土地开发商从政府手中最高出价115元/平方米，每亩约10万元，而二级市场转手出去每亩最低价70-80万元，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从中管窥蠡测足见“权力经济”现象之甚。另一个是“搭便车”问题层出不穷。受“人治”思想的长期濡染，经济人和市场主体依法经营的意识淡薄，加之目前市场监管机制极不完善，他们为了追求短期利益、降低“生产成本”，往往会在经济活动中潜意识地产生强烈的“搭便车”动机。以当前中国普遍存在的债务拖欠问题为例。据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信用管理调查组调查，截至2003年11月底，仅全国规模以上(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间形成的不良债务拖欠就高达18624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16.9%。而且其中很多债务拖欠并不是因为资金紧张，而是故意拖欠。
经济活动的法治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市场经济体制成功的基础在于市场主体之间权利平等的契约关系。“人治”思想不克服，“权力经济”现象就会屡禁不止，“搭便车”问题也难以遏制，这必然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市场竞争不公平等问题长期存在，也必然会影响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的深入发展。
三、“好古忽今”的意识制约经济的创新发展
早期儒家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碰撞中，总能同化、融合周边文化。随着这种文化强势的不断推进，儒家文化逐渐变得“自我圣化”、“唯我独尊”，渐渐地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型文化演变成为封闭保守、睥睨其他的内向型文化。长此以往，“好古忽今”也就深深植入了国人头脑当中。正如前人所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8
“好古忽今”意识对现代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在表现两个方面：一个是容易导致创新精神的缺失和创新型人才的匮乏。“好古忽今”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这在很大程度上禁锢了人们思想和行为，安于现状、囿于成规、裹足不前。这从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经费的投入上便可见一斑。“2008年，中国的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52%，而主要发达国家都在2.5%以上，日本2006年就高达3.39%。从企业R＆D投入强度看，2008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为0.61%，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在2.5-4%。”9创新精神的缺失必然导致创新人才匮乏。另一个是增大了生产边际成本、降低了产业竞争力。创新能力的不足，必然导致关键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少，产业边际成本过高，从而导致核心竞争力不强。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透露，我国仅有1.1%的企业获得授权专利，其中仅0.17%的企业获得发明专利权。这导致我国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至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个人计算机每台平均利润不到5%，DVD机每台售价不到30美元，交给别人的专利费接近10美元，生产企业的最终利润只有1美元。据有关资料显示：“虽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融入了全球生产网络，但出品的产品相当一部分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并返销母国的，目前中国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占进出口的比重仍在50%左右。由于处在国际产业链低端，企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非常高，随时面临生存危机。”10
现代经济发展呼唤创新，而好古忽今意识否定创新。如果不重视创新、不善于创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将难以转变，企业生存发展也将会经常受到于国际市场的冲击，中国也难以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的跃升。
四、“义”、“利”对立观弱化推动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义”、“利”之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其基本主张就是“重义轻利”。如，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11，“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2将对“义”、“利”的追求作为评判“君子”和“小人”的主要标准。孟子宣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3更是将道义置于生命之上。古代先贤关于“重义轻利”的观点，以及后人对其无休止的解读，致使“义”、“利”对立的观念被无限扩大，并深深地植根于国人头脑当中，这种“把道德绝对化，甚至脱离现实的要求，片面地夸大道德的作用，强调把人的道德修养放在首位，作为人生的最高需求，从而造成了道德与现实的二元对立”14。在一定程度上讲，“义”、“利”对立观念人为地在“义”、“利”之间造成一种割裂，进而缺少一个从道德上将其联系起来的纽带，以至于在“义”和“利”之间国人常常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改革开放至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义”、“利”之辩就成为我们每时每刻都要面对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一种规范经济，要求市场行为主体必须始终保持理智、审慎和自律，而“义”、“利”对立观却往往导致人们做出非理性的利益选择，使求利行为难以符合社会公认的准则。这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就是“两个缺失”：一个是商业契约精神的缺失。市场的竞争性决定了市场行为主体的逐利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对于任一企业来讲都无可厚非。但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义、利之间的关系，而是一味地追求利益的获取，见利忘义、舍义取利，人们的经济行为就会失去道德约束、无视法律存在，肆意践踏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有人曾经对美国次贷危机从文化角度作过剖析，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就是：“在道德和利益的博弈中，丧失道德自律，从而使道德风险暨文化危机触发金融危机的产生。”15另一个是社会责任的缺失。有人认为，“经营者有三个层次：生意人、商人、企业家。而从‘人’到‘家’是其本质上的跨越。所谓企业家就是不仅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他还要有社会责任感。”16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北大商业评论》副主编叶坪鑫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做好事有好报，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企业”，他曾用研究成果证明这一观点：“通过对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其中60%的公司向汶川灾区进行过捐赠。相对于没有捐赠的企业，捐赠企业当年销售增长率要高出3.6%个百分点，资产回报率高出两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能获得人们对其社会合法性的支持。可见，社会责任对于企业的最大价值，就是能够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在社会主义经济大发展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对立思想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精神动力，致使国人无法认识到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本文难以详尽剖析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但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很深，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要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实现腾飞，一方面必须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中错误观念、陈旧思维的束缚，另一方面要在深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因素，使中国传统文化很好地实现与现代企业理念的对接，以此更好地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
注释：
1 2010年5月20日人民网载文《深圳调查组进入富士康调查员工连续跳楼事件》
2经济观察网.梁小民.《商帮中的家庭家族与宗族》
3《论语・颜渊》
4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5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62010年9月15日《中国青年报》载文《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7《论语・述而》。
8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9 2010018期《人民论坛》刊文《“十二五”挑战与对策》
10 2010018期《人民论坛》刊文《“十二五”挑战与对策》
11《论语・阳货》
12《论语・里仁》
13《孟子・告上》
14李瑜青等.人本思潮与中国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第62页。
第2篇：德川家康名言范文
(注: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国家“985工程”“科技伦理与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卿（1971－ ），女，汉，福建霞浦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硕士，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史论。)
摘 要：后工业时代来临时，自然物象与中国传统山水画创作者之间存在着既依存又疏离的关系，虽然拥有数字化时代给山水创作带来的技术上的支持，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视觉的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相差甚远，久而久之会钝化观看者的感觉，进而影响其创作。
关键词:后工业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山水画；地域；自然物象；数字化；关系
中图分类号：J20-05
文献标识码：A
Dependence and Estrange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and
Local Natural Landscape in the Post-industrial Period
ZHANG Qing
一、疏离――数字化时代提供了自然物象
与中国画创作的疏离条件
在数字化的信息时代，信息的获取量俱增，画家的艺术创作思考、感受和艺术表达无疑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的局限，那么地域的自然物象是否对现代中国山水画画家影响还具有像对古代山水画家那样的意义吗？因为，不同的时间段和历史时期对地域自然的理解、要求及对它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地域性的差异，随着地球一体化，而逐渐支离，地域文化特征正因信息密集趋于点化而逐渐削弱，(注:景阳《南阴北阳》，厦门：厦门大学，2002年。)科技的发展已经使我们进入了一个“e邦托”的时代，地球因互联网而变得如村庄之小。古人爬黄山、华山，骑驴观景需要大量的时间，如果想深入观察不得不久居山里，而现在凭借便捷的交通工具，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与自然物象近距离接触，最南与最北的距离只需几个小时，地域约束减弱了，一切都由于后工业时代的物质保证而变得很容易得到。景阳在他的论文《南阴北阳》中说：“节奏加快，地域性约限的减弱，使人对自然的写生凡数万本，方如其真的深层感受外化为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而变得浅薄。而且数字仿真技术的加速发展也方便了画家对于信息的获取，数码相机使画家可以把自然的影像带回来，反复研究。这样，就使很多画家逐渐偏离了近距离接触自然的轨迹，所以，当代传统山水画的地域自然特质带有一定的泡沫成分，正是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导致了文化深度的消解。
事实上，画家通常是被自然气象激活其创作心态后，才会诉诸笔端，如黄宾虹上青城山后变“白宾虹”为“黑宾虹”，其一生游览过无数名山大川，见多识广，较重写生，一生中，九上黄山，五上华山，四上岱岳，从画面上分析，他的山水并非是青城、黄山、雁荡、漓江，但每幅画中似乎又有青城、黄山、雁荡、漓江的痕迹。这也正如他所说的：“写生只能得山川之骨，欲得山川之气还得闭目沉思，非领略其精神不可。”当然，山水画也有的是根源于对特定地方实景的描绘的，而潘天寿则笔下的石头都是“雁荡石”的，黄山塑造了弘仁的画风……，如此看来，地域的真山真水是第一性的东西，是决定艺术中“第二自然”的本源的东西，自然里面的万物万象，取之不竭，用之不完，一个艺术家不到自然里面去，不可能提炼出能够感动人的东西的，现当代的一些画家远离了山野、河流和田园牧歌，只是呆在画室里翻阅画报，看看电视、录像，认为这样也可以感受生活，殊不知间接的经验与直接的经验相差甚远，久而久之就会使自己的情感处于一种麻木或漠然的状态，心中没有冲动，其笔下流露的东西是苍白无力的，当代诗人艾青曾说过：“为什么我眼里时常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所以，对艺术家而言，应该对自然有一种感恩的心态，艺术发展的真正动力，还是要到生活的空间和自然中去寻找。如果一个艺术家缺乏对生活和自然的爱与激情，他是会慢慢枯萎和老化的。“外师造化”和“中得心源”的关系如果想协调得好，必须把前者放在第一的位置。这种态度当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写实主义的基本方法与立场。
二、依存――中国画自身传统使其与
自然物象保持近距离状态
英国的风景画家康斯太布尔曾指出：“在文学和艺术上有两条道路可以使艺术家出头，一条道路是研究其他艺术家的完美作品，模仿他们，选择和重新组合他们所创造的美；另一条道路是在美的原始源泉中―在自然中寻求完美。在第一种情况下，艺术家是模仿者、拾人牙慧者、折衷派，在第二种情况下，艺术家才走上了一条广阔得多的道路，他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研究题材和无人探查过的美的泉源，而由于他是首先发现它们的人，因而，他就能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能够给艺术带来新的感受。”以康的观点看，自然物象可以给观看者的创作以无限可能性，而研究中国古代绘画，会发现此类理念也颇多，，而中国古代也有画家认同自然山水对绘画起了关键性影响的理念，例如王覆曾言“摒弃旧习”、“不再为诸家畦径所束”，也正是上文康斯太布尔所说的“第二条道路”，他主张“以意匠就天”，其此类论述有：余学画余三十年，不过纸绢者辗转相成，指为某家数，以剽其一二，以袭夫画者之名。安知纸绢之外，其神化有如此者！始悟笔墨之不足以尽其形，丹碧之不足以尽其色。然是游也，亦非纸绢相成之故吾矣！若久客还家而不能以遽出也。余少喜画山，模拟四五家，常以不得逼真为恨。及登华山，见奇秀天出，非模拟者可模拟，于是摒弃旧习，以意匠就天出则之，虽未能造微然天出之妙，或不为诸家畦径所束。虽然，李思训果孰授欤？有病余不合家数者，则对曰：‘只可自怡，不堪持赠！’” (注:［明］王履《宿玉女峰记》及《帙成书此自讥》诗跋。)他还指出像李思训那样被认为创造了某种山水画法的古代画家，并无古人的作品可以照搬，亦无前人的成法可循，他们的“家法”是在师造化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王覆以探究医理的精神探索与一定时代的人们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自然环境，并提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这种精神为倾向于写实的画家所尊崇。
在中国古代，北宋时期山水以写实为主，就是在北宋以后，“写实”传统也一直没有断过，中国地大物博，有相当大的地质、气候上的差异，便有了样貌殊异的山水样式。李成以齐鲁原野为写生对象，范中立以终南山、太华山为写生对象，荆、关、董、巨也各有家山。古代山水画家，多以当地山水为描写对象并形成自家风格，而且是在经过了几世纪以后，才在五代和宋代的大师手中，一变而为体现宇宙宏观的主题。然而，即便是这些大师所作的画，也不全然偏离山水的地理特征，相反地，他们是根据自己所在地域的特有地形，经营出各成一家的表现形式；后来，这些自成一家的表现形式成了区分不同地域派别的指标，譬如属于南京的董源风格，或者活动于山东的李成画派等。到了元代，多数的地域派别均已式微，绘画上创新的潮流，主要集中在江南的一小块地区。” (注: ［美］高居翰《气势撼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当然，元以后也有致力于地方风景描写的，“自15世纪末，亦即沈周的时代以来，便一直是苏州画家之所长。他们描绘苏州城附近的湖光山色，但这些画的构图极可能因为未能对这些地方的实际景致提供足够而明确的描写，因此，即使是当地的居民也可能认不出来。但这些风光是当地文人绅士常常朝拜并游览的古迹，可以唤起人们对历史、文学和宗教的联想，” (注: 同上，第6页。)对于这一点，高居翰说：“绘画因此超越了仅仅再现景物的层次，而充满了意义。” (注: 同上，第6页。)
当然，在承认地域山水对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时，也必须要认识到，中国古代绘画有自己的技巧套路，而且讲师承，绘画不只是对地理事物的“客观”展现。它也是意志、精神、传统的产物,有时候是可以偏离自然物象而进行创作的，而信息化的时代的到来，也似乎带来偏离的方便条件。并没有存在什么尺度给地域的自然环境或前人传统对绘画的影响程度进行定量分析，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进行一些案例及经验性的研究，这正是本文的意图所在。高居翰所言“如果我们想要探讨地区风景如何影响画家的风格，其困难在于吾人应如何去区分画家究竟是直接仰赖自然风景而作画，抑或是受到了同一地区画派的前辈画家影响。一般人很容易以为：在画家的心灵世界中，这两种形象是共存不离的，只有艺术史家会用尽办法来区分其不同。” (注:同上，第100页。)高的言论肯定了自然物象与传统的共同作用，实际上图式、笔墨并不是具有非此即彼式的严格的泾渭之分的。中国画虽然受地域自然外貌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和西方写实风景画一样按照实景写生，虽然中国古代画家非凡的能力使绘画中出现了‘图真’的‘真实’山水；写实，虽然目的象荆浩所说的是‘图真’，可是由于涉及自然的‘图真’观念没有得到方法上的支持，绘画材料的传统以及材料后面的知识系统完全不能将画家引向观察自然的物理面貌，” (注:吕澎《溪山清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页。)而且即使在数字化时代，中国画的创作工具及理念也基本上坚持了下来，即使外面的要改造中国传统中国画的声音很多。
三、数字化时代自然物象之外的因素对中国画的作用
可以说描写地域风光的山水画都缘于对地貌的描绘，即使信息时代也如此，但纵观中国古代史会发现古代的知识阶层是没有“改造自然”的“革命思想”，他们不以”科学之眼”对自然进行解读的，而当下的为数众多的中国画创作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正如德库宁的名言：“我喜欢中国画，在于他们所画的世界并不存在。”“自然”、“造化”在中国古代文人画家的画作中，呈现出与“自然”这一“模本”相异，但又出于这一“模本”的特征。中国画写意，取山水神貌，但又有具体的出处，即“来源于生活（自然），又高于生活（自然），”是系带的游离，而不是完全的脱离，只不过，画家的思想与感觉不断地被引向内心、修养、品德，而且至高精神境界的实现也需要抛弃“形”的物质表面，“绘画是否表现‘像’外之‘意’，成为品位、身份、教养等级的依据，” (注:吕澎《溪山清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页。)北宋后文人画家面对自然时，山体特貌映照独语心灵，经过了复杂的文化内化，悠然自生“写意山水”并且逐渐形成标准的中国画形制，进而深深影响到数代山水绘画的历史，但不论写实还是写意均体现了画家对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认识，可以这么说，在创作过程中。“写意”文人画家以超能量的智慧体系把自然“形而上”化，地貌虽是起因，但中国画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摆脱具体地貌的束缚，它不以简单描绘具体地貌为主要任务，而往往是描绘某一类具有共同特点的地貌，它放弃了单一视点，而采取了多视点、多角度、多层次的手法，营造出“可游可居”的境界，也许艺术本来就不应是自然的模本，而是在个人心灵内按照自然的形象去一定程度的歪曲自然的意愿，如果这样做可以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话，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画家领悟自然的功能不是被动的和感受性的，而是建设性的，这种建设性的领悟蕴涵着艺术家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和独特的观照立场，所以，写意山水和写实山水的在描绘自然当然是有区别的，而且，中国水墨画的重要特性是程式化，它的工具材料特性是画家意象长期冶炼的结果。但程式化既是中国水墨画赖以生存的独特魅力所在，又是影响它继续发展的致命障碍。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真有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味道。虽然写意和写实的意图不一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是在利用自然达到自己的目的，只不过，写意是重在利用自然打动人的心境，而非直接反映自然。
第3篇：德川家康名言范文
关键词：创新型人才；校园文化
作者简介：蒲勇（1972-），男， 四川省南充市人，西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教育与管理；易联树（1974-）男，西南石油大学教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4－0067－02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1]。培养创新型人才是高等院校面临的重要任务。校园文化环境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塑造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校园文化虽然不可以直接触摸的到，但生活在其中的同学时时处处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它会在不知不觉中启迪学生、感染学生。
一、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社会意义
（一）从宏观层面看，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之所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明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思想，争取用1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国经济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培养出大批具有一流创新素质的人才。近年来，中国的SCI论文数已居世界前八名，但其中原始创新的极少。中国的发明专利就更少，而中国所拥有的高新产业中的核心技术则几乎是空白。我国的在校大学生总数2005年就已经超过2300万，居世界第一，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也居首位，不缺一般人才，关键在于我国未能培养出大批具有一流创新素质的人才[2]。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归根到底要落在高等教育的重要承担者高校的肩上。
（二）从微观层面看，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学生成长成才的迫切需要。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对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大学生创新也是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现实，实际上也为大学生成长成才指明了方向。因此，做好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努力提高他们的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创业精神，造就一代适应新时期要求的高素质人才就显得特别重要。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应当重点培养青年学生的一下能力：第一，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注重训练他们的发散性思维和聚合性思维，最大限度的激发他们求索创新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其次要培养他们的创新人格，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教育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创新型人格则是创新人才的必备素质；第三，要培养大学生的个性，人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社会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只有具有独特个性的人才可能成长为创新型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创新都必然带有创造者的个性特征，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3]。此外还应注重对团队协作精神、洞察力、求知欲等品质的培养和训练。
二、校园文化环境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影响
(一)校园文化环境对大学生创造性思维品质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4] 。”恩格斯的话，即是强调思维品质的重要性。大学时期是人一生中极其重要的系统学习阶段，是大学生系统的掌握科学知识、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重要时期。大学民主、开放、宽松环境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和独特的见解与思维， 提倡师生通过平等的探讨和自由的交流共同研讨问题，能够带来思维的活跃和思想的交锋，有利于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新型人才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创造潜力，从而产生创造成果。同时，大学校园里多姿多彩的科技文化活动为大学生训练自己的思维方法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在活动中，大学生可以像锻炼身体一样在科技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创造性思维。
(二)校园文化环境对大学生创新人格有重要的影响。创新人格是创新型人才的基本特征。大凡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无一不是非智力因素和智力因素同样超群的人。一些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与智力因素相比，创造能力受诸如兴趣、爱好、情绪、意志、动机、进取心、等非智力因素明的制约更大。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正是训练大学生这些非智力因素的重要舞台。比如，全校各类学生社团将在某方面有共同兴趣地同学聚集在一起，为同学们培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搭建了很好的舞台；各类文体竞赛活动既可以充分展示同学们的才华，又能培养他们自信心、意志力；而大量的科技活动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引导着他们探求真理，激励着他们迎接挑战，形成创造型的人格特征。
(三)校园文化环境对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有重要影响。创新精神是人积极追求创新的一种意识状态。这种意识状态会受到环境的强烈影响。在一个崇尚创新的环境之中，周围积极创新的氛围会感染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时刻提醒人们要努力创新。钱学森在谈到大学培养创新性人才的时候，曾经回忆过他在美国的经历：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5]
钱老谈到的这段经历，生动形象的说明了校园文化环境对创新精神影响。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对人们科学创新的引导。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学作为我国 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重要辐射源，尤为注重创新。在学校高品位的校园文化活动中，坚持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同学们自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创新目标，鼓励正当竞争，积极营造追求创新的校园文化氛围，旗帜鲜明地打击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的大学生必然具有高尚的道德责素养和良好的创新精神。
(四)校园文化环境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潜能。这里所说的创新潜能，是指大学生对于创新的一种潜在能力或本领，是大学生积极创新的一种准备状态。对于创新的现实需求或精神追求是大学生创新的必要条件和内在驱动力。与低级的需求和盲目的追求相比，高级的需求和远大的追求更能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欲，产生相对持久地的动力。因此，必须要善于通过提高大学生的创新需求和追求从而激活其创新潜能，使之处于高能的积极准备创新的状态，这种高能状态一旦释放能量就会驱动大学生积极创新。校园文化多姿多彩，追求创新，富于感染力，不仅为同学们提供了观察、思考的对象以及参与的机会和舞台，而且引导、感染和激励着同学们参与创新，使他们处于准备创造的状态。例如，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能够给激发起观众心中积极参与的向往和追求，学术报告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批判或持怀疑态度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的参与意识、独立个性、独立人格将会尽情显现，极大地激活学生的创新潜能。
（五）校园文化环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指人们在各种类型的创造活动中，对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进行科学的加工和创造，新颖而独特地解决问题，产生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新成果的能力。大学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社会组织机构，以知识的创新和传承为己任，具有优良的传统文化氛围和浓厚的人文环境。大学的所有教学、科研活动不仅对学生的智能开发有着催化作用，使其发奋苦读，自觉求知，努力成才，而且激发着他们进行脑力创造的热情；而学校组织的各类各层次的学术科技竞赛活动，则是大学生进行创新实践的重要舞台。以我校为例，最近四年来，在校大学生在参加课外开放试验项目、“康非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等活动中取得的成果，有33项获得发明专利或新型设计专利。校园文化活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中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三、创新型人才培养对校园文化建设的要求
（一）坚持以大学精神和校训凝聚校园文化。每所大学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会积淀、传承各自独具特色的一种精神，即大学精神。大学精神反应的是共同的群体心理特点、行为规范和精神追求。校训原本是学校校长讲话中的关键词语，因为既有底蕴又有实效，所以被一代又一代的教师和学子传递下去，时间一长，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话语。大学精神和校训都是无形的力量，对大学生的影响具有多样性、弥漫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呈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对于造就和培养教师和学生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既能用来激励和劝勉教师和学子们，同时也能体现学校的办学原则与目标。大学精神和校训大多都将创新精神明确的加以表述，比如浙江大学的校训是求是创新，南开大学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武汉大学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等等。大学精神和校训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对校园文化的各个层次都起着统领和引导的作用，能营造出一种独特的学术环境和校园氛围，如鼓励创新的氛围，积极上进的氛围，宽容失败的氛围，个性得以充分发展的氛围，等等。这种氛围形成之后便是一种巨大的无形力量，是最好的课堂，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有无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
（二）建立与创新型人才个性发展相适应的校园文化机制。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基本前提。校园文化建设应当致力于建设一种有利于学生个性充分发展的民主、进取、开放的文化氛围，将学生的思维、意识引向创新，将他们的好动转化为实际动手能力，将他们的好奇发展成敢于试验、不怕失败的创新精神，将他们内心渴望表现的希望发展成敢为人先、敢于表达的首创能力，从而形成一种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校园文化机制。要鼓励学生张扬个性，质疑问题，允许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校园文化活动进行质疑和批评，积极提倡学生自己来设计、规划校园文化活动。要充分重视学生提出的新创造、新方法、新体会。积极鼓励学生参加二课活动。大学校园是各种学术理论观点交汇、碰撞地方，校园文化生活从内涵和形式上都向着多元的方向发展，丰富多彩，是激发学生灵感的大舞台。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鼓励学生走出校园，让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走向社会，学会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危机干预，促进学生良好的个性和人格的形成。努力增强大学推崇创新、追求创新、以创新为荣的创新意识。鼓励大学生参与科研与创造发明，鼓励有条件的同学创业尝试，营造崇尚创新的氛围，在实践中提高创新能力。
（三）加强学风、教风和校风建设。学风主要是指学生的学习风气，是学生成长状态的内在和外在的表现，是学校的灵魂和生命。教风主要体现为教师的教学风气、学术风气、育人风气，以及教职工的工作作风。校风，是学校的风气，它是学校成员共同具有的富有特色的稳定的行为倾向，它是在一定教育条件下，经过长期培养逐渐形成的。优良的学风、教风和校风是校园精神文化的核心，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优良的学风、教风和校风能够在整个校园创设出一种潜隐、弥漫、浸染于学校方方面面的学术风范和价值导向，它们通过在校内形成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正确引导师生的价值取向，培育良好的校园精神，能极大地影响学校成员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学习风气、道德情感、人格塑造和价值选择等，对学生普遍具有较为持久的启迪和感化作用。
（四）充分发挥教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铁打硬盘流水的兵。尽管学生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最大参与群，是生力军和主体之一，但是它们是流动的。而教师是稳定的、非流动的校园文化主体，因此，教师更能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治学精神、态度、方法及做人原则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校园文化的主流。教师的道德情操、教学水平、教学风格、治学态度乃至为人处世、言行举止都能对学生起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果。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大量校园文化活动几乎都是学生在独立组织、实施、参与，普遍缺少教师的指导和亲自参加，这些活动虽有活力，但活动质量、文化底蕴不足，内容丰富，生动有趣，但却缺乏系统性和导向性，表面上轰轰烈烈，实质上对学生的帮助并不大，却收效甚微。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应充分调动二者的积极性，发挥好教师的主导作用，指导好学生开展活动，形成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格局。校园文化活动要充分延伸“一课”，紧密结合学生课堂专业学习，对其综合素质进行拓展，努力开阔学生知识视野，拓宽加深专业知识，提高学习兴趣，培养创新精神，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内在的保证。
（五）注重校园文化活动的学术性，努力提升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人类一切创造发明的源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精神，是做人做事的根本，有了科学精神，遇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决不轻信盲从，有了科学精神，凡事都会讲究准确，决不随波逐流。对于科学精神的具体内涵，众说纷纭。但一般都倾向于认为，其主要包括寻根问底、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独立思索的批判精神，实证、严谨、理性的治学精神，以及探求未知、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大学，向来被公认为是科学的殿堂，校园文化建设应当把科学精神的塑造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大力推进创新教育，努力倡导校园文化的学术性和创新性，积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促进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要善于通过全国层面、省市层面、学校层面的各种学术科技竞赛平台，诸如全国大学“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大学生数模竞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创新热情，提高创新能力，弘扬科学精神。
参考文献：
[1].关于创新的哲理名言[EB/OL]..
[2]朱清时.如何培养创新人才[EB/OL]..
[3]笪远平.大学生成才与创新能力的培养[J].中国青年研究.2004（07）：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