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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投资学;教材建设;基本原则;思考
1引言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除了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定位和培养总体目标的确定外,教材建设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它是体现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一本好教材的问世意味着一门好课程的出现,也预示着一批优秀学生的成长.为此,本文将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证券市场的现状,对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证券投资学教材建设做一思考。
2经济管理类专业证券投资学教材建设的基本原则
专业教材建设是院校正常教学的基本条件,是深入教学改革和提升学生素养、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环节之一。高校教学建设要密切结合社会经济实际,深入研究高校学科特点,编写出高质量的教材,笔者认为,经管类专业证券投资学教材建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2.1通俗适用的原则
证券投资学起源于西方,不少概念和理论都是从国外教科书中引进,教材编写者对于涉及的比较专业的术语、概念和理论,要尽量通俗的表述,让学生能够领会和贯通。同时,教材编写必须考虑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以及本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教材内容的深度、广度和侧重点要合理,应适应各院校确定的教学时数和教学目标要求,教材的字数规模要适应学制、学时的需要。
2.2整体性原则
教材的体系结构要完整和成系统,一般地说,证券投资学教材要至少能够涵盖六个主要方面的内容:证券投资工具、证券市场知识、证券投资基本分析、证券投资技术分析、证券投资方法与交易技巧、证券投资风险防范与管理。这些内容缺一不可。
2.3新颖性原则
教材建设一定要体现编、著相结合,不断纳入国内外最新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成果,同时要不断的结合我国金融行业、证券行业改革的实际,总结提炼出一些能上升为理论成果的东西编入教材中,增强教材的创新性,使学生既能够了解该学科知识前沿,又能够紧跟改革时代潮流,不断增进知识。
3目前高校证券投资学教材建设面临的问题
高校证券投资学教材一经编定成型,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较快,教材建设如何与之适应,适时修订推出新版与变化了的实际相匹配,成为教材建设面临的一大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和金融改革向纵深推进,新的实践、产生一些新生事物,例如优先股的重启、个股期权制度的实施等等。经济实践和改革需要理论指导,同时又需要把新兴实践提炼和上升为理论。此外,我国经济已经步入全球化轨道,金融市场的发展也要吸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好的机制、制度、模式和经验,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使得教材建设以及教材的再版修订要不间断的吐故纳新。解决这一问题,要求高校教师和教材建设者们,一是要走出校园,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向以及我国证券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的进程,必要时实地进行一些考察和调研,增进认识;二是要不断总结与思考,提炼出或借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融入教材建设中,使教材不断更新,知识更加前瞻,体系更加全面。
4目前经管类证券投资学教材建设应注意的问题
4.1教材编著要强化宏观基本面分析方面的内容
证券投资学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涉及证券市场,证券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而经济发展总是受制于宏观基本面的变化,因此,在教材建设中,强化宏观基本面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宏观基本面分析当然首先要完整介绍宏观经济分析,包括宏观经济基本面分析的方法,如总量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等,以及宏观经济指标及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及对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其次,要进行产业分析、行业分析,领会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现状;再次,要进行微观基本面——公司的分析,包括公司的财务分析、价值分析。目前出版的教材,有的对宏观基本面分析编著内容不够充分和深入,比如,缺乏行业分析、板块分析、热点分析,有的对微观基本面诸如公司价值分析很不细致,使得教材内容体系不尽完整。
4.2证券投资学教材要精简投资模型和量化分析方面的内容
证券投资学教材中,一些诸如马科维茨选择资产组合方法、投资组合管理业绩评价模型以及量化分析交易等内容,对于金融、投资类专业学生来说是必要的,这毕竟是他们的核心专业课程,应该也必须掌握这些现资组合与分析理论。但是,对于一般经贸和管理类专业,证券投资学不是其专业核心课,开设这门课程目的只是培养学生必须掌握的金融证券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投资意识和一定的投资水平,而不是执业能力。因此,没有必要大量介绍一些西方投资学中的看似高端的模型分析和量化分析理论,这些较为复杂的投资理论,学生学习起来难度很大,一般不易学懂,如果学得似懂非懂,反而难以正确指导其投资理财活动。
4.3教材建设应紧密联系市场经济发展实际,内容方面不断推陈出新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中,不断涌现出沪港通、深港通、熔断机制等新事物。沪港通,即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指两地投资者委托上交所会员或者联交所参与者,通过上交所或者联交所在对方所在地设立的证券交易服务公司,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股票,沪港通包括沪股通和港股通两部分。沪港通下的股票交易于2014年11月17日开通。深港通,是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的简称,指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建立技术连接,使内地和香港投资者可以通过当地证券公司或经纪商买卖规定范围内的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开通。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实施,有利于投资者更好地共享两地经济发展成果;促进内地资本市场开放和改革,进一步学习借鉴香港比较成熟的发展经验。熔断机制(CircuitBreaker),也叫自动停盘机制,是指当股指波幅达到规定的熔断点时,交易所为控制风险采取的暂停交易措施。2015年12月4日,上交所、深交所、中金所正式指数熔断相关规定,后于2016年1月8日暂停。熔断机制虽然目前不适合我国国情,没有坚持下去,但是它控制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功能还是值得肯定。对于这些新兴知识和内容,教材应该予以介绍,一般可以有两种方法处理:一是增加教材附录,通过附录加以介绍;二是在相关章节增加专栏,介绍这些内容。学生了解和学习这些内容,可以增强适应证券市场活动的能力。
4.4增加案例分析方面的篇幅
案例是指对某一具体现象的描述、总结和分析。一般可以在投资、管理实践和教学中运用。案例有真实性;典型性;有效性;完整性;可读性五大原则,案例易于被学生接受和理解,具有指导作用、借鉴作用和经验积累作用。证券投资学是一门应用型极强的学科,为了使学习者增进投资分析能力和投资活动的实践能力,教材编写中适当增加案例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投资学教材内容体系中,产业与行业分析,公司财务分析,K线、均线、技术指标等技术分析章节以及风险防范和组合管理等章节均可以编附案例,通过案例及其分析增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把握。已近出版的教材,案例方面的内容不太多,再编时,适当增加案例篇幅很有必要。总之,在改革深入推进,证券市场不断发展的今天,突出重点,精心组织,追求教材建设的高质量,已经成为当今证券投资学教材建设的重要任务。高校教师既要教书育人,更要地做好教材建设工作,使学生真正能够学到系统、新颖的理论知识,并由此提升应用技能,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十二五”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若干意见[Z].教职成〔2012〕9号.
[2]曾贵,王超.应用型高校《证券投资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湖南学院学报,2015(2).
[3]孙兆明.非金融专业《证券投资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9).
关键词:资本账户开放 金融危机 资本控制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2-052-04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巴西货币危机、阿根廷经济危机都伴随着危机之前危机发生国资本账户的大幅开放,因此很多人认为资本账户的开放是促成危机的一个因素而由此提出应谨慎开放资本账户,甚至提倡采取较严格的资本控制来避免危机的发生。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逐渐开放资本账户已是大势所趋。究竟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危机的发生与传染的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已成为当前政策制定者、投资者以及广大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
国际上对资本管制、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的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大量的文献讨论了资本管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是否应该放松资本管制既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但关于资本管制的利弊至今仍无定论。而且这些研究对资本控制和金融危机的关系也存在着分歧,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实行资本控制可以限制国内私人部门参与国际资本市场交易,控制资本流的规模和组成,从而减少投机攻击发生的可能性,延迟甚至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另一类认为实行资本控制会导致资本的低效运作,不利于一国的经济长远发展,甚至还可能引起公众以为不利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导致资本控制政策的实行,从而促进自我实现危机的发生。
本文重点围绕资本账户开放在金融危机发生和传染中的作用,从资本账户开放的利弊以及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做一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利弊,并对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提供相应的建议。
二、资本账户开放支持论
认为开放资本账户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危机发生的学者主要从两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从理论上看,资本账户开放可使全球储蓄获得有效分配,导致储蓄流向生产效率最高的经济体,提高全球的福利水平。通过开放资本账户,可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便利资源的分配,促进一国的对外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从许多方面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大大改善一国的经济基本面,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另一方面,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资本控制并不是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也不是防止危机发生的必要条件。相反地,资本控制可能会造成一国的经济低效,资源配置不当,降低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从而不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还会加大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
(一)相关的理论分析
有的文献研究表明,资本控制不但不是防止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且会给一国的经济带来很多危害,损害一国的经济基本面,从而更易引发金融危机。多利和伊莎德(Dooley, Isard, 1980)认为资本管制并不是防止金融危机所必须的,资本管制的弊大于利。他们指出,虽然资本管制可以有效地防止投资者随意撤回资金,但另一方面将会导致该国外来资本的减少。戴拉斯和斯德克曼(Dellas, Stockman, 1993)研究表明,实行资本控制可能会使公众预期政府实行资本控制政策可能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等原因引起的,从而导致私人部门的资本外逃。因此,可预期的将实行的资本控制政策增加了自我实现攻击的可能性。格雷利等(V Grill, GM Milesi-Ferretti , 1995)研究了一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认为虽然一些国家在国内利率低的情况下用资本管制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套利,但同时资本管制对国际借贷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多利(Dooley, 1996)认为资本控制在产生收益差,掩盖汇率风险上有效,但却无力阻止市场上不连续的投机攻击。
还有些学者认为资本控制并不是避免危机发生的原因,不能因此放慢资本账户开放的脚步。爱德华兹(Edwards,1999)认为,智利在1990年代避免了货币危机的原因在于它严厉的银行监管而不是资本管制政策。费希尔(Stanley Fisher,1997)甚至认为,资本账户开放的好处大于其潜在成本;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和银行体系的稳健性敏感,开放资本账户可对资金内流国的宏观政策施加纪律约束。
(二)相关的实证分析
采用多国的时间序列或者面板数据对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危机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的论文也很多。格利克等(Glick, Hutchison, 2000)通过对69个国家1975-199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与习惯相反的是,对资本流实行控制不是减低而是增加了一个的投机攻击概率。波顿等(Bordo et al. , 2001)通过分析了21个国家1880-1997年阶段以及51个国家1973-1997年阶段的数据,认为金融危机更容易发生在实行资本控制的国家。
勒布朗(Leblang, 2003)使用probit模型对90个国家1985--1998年之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本控制使货币危机更可能发生。格利克(Reuven Glick et al, 2004)通过采用配对和倾向打分的方法来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得到的无偏估计表明资本帐户开放的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较低。
三、资本控制支持论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取消资本控制有可能造成资本大量外流,国内金融市场容易发生动荡,而且容易受到别国危机的传染从而引发本国的经济危机。而实行资本控制可以防止短期资本的频繁、剧烈流动,杜绝汇率的不断波动,维持正常的对外经济秩序,保障本国银行系统安全。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管制能有效地防止金融危机,在一国的金融市场尚未完善之前,盲目地开放资本账户将会引发金融危机。
(一)相关的理论研究
一些研究表明资本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迟危机的发生。庞克等(Wyplosz ,1986; Park, Sachs, 1987)是最早表明资本控制对于延迟危机是有效的。他们认为存在资本控制时,私人部分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交易是被限制的,而且中央银行只有在满足私人部门的商业目的时才兑换国内货币为外国资产。因此资本控制减缓了经济中实际货币拥有量的调整过程,从而延迟危机的发生。
众多研究论文主张在一国金融机构及相关监管机制还不成熟的条件下,应谨慎开放其资本账户开放。威廉穆森和德瑞贝克(Williamson and Drabek,1999)发现,有无发生金融危机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取决于是否开放了资本项目。在审慎监管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开放资本项目会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或加重其影响,尽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的基本面不佳。斯蒂格利茨(Stiglitz, 1998)从实行金融自由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和条件尚不具备时实现金融自由化增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加剧了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严重时导致危机的发生。巴哥瓦提(Bhagwati,1998)也指出,亚洲金融危机是与亚洲各经济体放松资本账户的控制,从而使银行和企业能够在国外融资并由此引发大量国外短期资本的介人分不开的。
(二)相关的实证研究
德米古奇坎特和德特齐奇(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 1998)在对53个国家1980-1995 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研究后发现,在国内银行体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资本账户放开及实施其他金融自由化措施之后,银行容易受到外部冲击。
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 2005)使用一个广泛的多国数据集分析了资本控制与外部危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些证据对加大的资本流动性会引起宏观经济脆弱性的增加这一论断提出了质疑。他们发现没有系统的证据表明,比起资本控制较严的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更高的国家发生危机的次数更多或者面临更大的发生危机的概率。但他的结果表明,一旦一国发生了危机,资本开放力度更大的国家会面临更高的增长下降。
四、有关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的研究
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很多学者通过分析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及金融体系的现状认为中国应该谨慎开放其资本账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 1998)认为目前中国不应该开放资本账户,开放资本账户的成本会超过其收益。卡顿(Cordon, 2002)则认为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将会减少外汇风险、交易费用以及交易投资的不确定性,为外来资本的长期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果中美贸易在两国总贸易额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两国从中得到的收益也会增加。俄若炎(Arroyo, 2003)认为,完善的国内市场并不一定能消除资本账户开放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因为当一国放松资本管制,它必须放弃汇率稳定或者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放弃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宏观的管理将变得更为艰巨。目前中国正面对着失业和社会保障低等宏观问题,政府还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
麦金农等(Ronald McKinnon, Gunther Schnabl , 2003)引用了日本在1980年代早期的经历,分析并说明了由政治压力而改变汇率政策最终会毁了本国经济,警告中国可能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引起通货紧缩(当时日本屈从了美国的压力为了平衡贸易而使得日元迅速升值,给国内经济带来了通货紧缩,导致了货币流动陷阱)。同时,他还指出资本项目的放开必须在改革进程的最后,在国内金融自由化、银行改革和贸易自由化完成之后才能进行。罗娟和唐文进(Juan Luo, Wenjin Tang, 2007)建立了一个存在多重均衡的金融传染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基本面处于存在多重均衡的薄弱区,如果受到投机攻击和流言等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则极易发生危机,故应审慎开放我国的资本账户。
五、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众多的文献研究表明,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十分复杂。资本账户开放并不一定会引发金融危机,开放的时间和力度不同,它对经济的影响大小及方向也不同;研究还表明,资本账户的开放过程既伴随着收益又伴随着风险,具体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取决于本国经济的基本面、政治文化状况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账户开放是否会加大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度。具体到我国究竟该实行怎样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需要认真权衡比较资本账户开放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利弊,才能制定适当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确保我国经济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收益
就我国实际来看,资本账户开放后的收益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提高国内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资本管制的解除会修正生产要素流动的扭曲机制,使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一方面减少了资本流动的成本,促进资金在全球的流动,进而使得整个经济体系的资金使用效率得以提高。另一方面,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商品劳务的国际流通,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开展,从而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2、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资本账户的开放将使外汇市场趋于完善,国内外金融业的共同竞争有助于降低国内金融市场的成本,而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效率。资金的国内外合理分配也有利于分散资金风险,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
在资本项目开放带来许多收益的同时,开放资本项目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由于三角悖论的存在,开放资本账户会导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两者的冲突。虽然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由于出口需求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汇率的频繁大幅浮动增加了进出口的风险,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对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开放资本账户势必会削弱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2、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国际资本的流动,特别是大量短期资本的频繁流动,增加了我国金融经济发展中的风险。一旦受到国内外的冲击,容易引发金融危机或受到别国危机的传染。
(三)制订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应审是度势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由于资本账户开放的两面性,是否应该开放我国的资本账户应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的具体分析的基础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也应因时而变。现在结合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可以肯定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步开放资本账户最终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是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资本账户开放存在很大的风险,资本账户开放必须先达到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些文献总结的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成功的产业结构调整;国内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完成;对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
入世以来,我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实行资本管制的成本也越来越大,我国逐渐加快资本开放力度的压力越来越大。逐步放松资本管制,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目前我国主动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因应入世要求的客观选择。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经济基本面仍处于多重均衡的薄弱区(罗娟,唐文进,2007 ),离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开放还有一定的距离。再加上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日益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银行机构风险威胁着我国金融稳定。若贸然大幅放开对我国资本账户的管制,引起资本的大量流动,若再加上此时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美国利率变化、投机攻击、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发生危机等),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极易受到危机的传染并引发危机。
因此,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要采取审慎的态度,要与深化国内金融机构改革同步进行,增强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稳妥、有序地放松资本管制,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进一步改善宏观经济形势,使得经济基本面得以改善而跳出多重均衡区域,防止金融危机在我国的发生和传染。
参考文献:
1.Dellas, H., Stockman, A. 1993. Self-fulfilling Expectations, Speculative Attack, and Capital Controls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No.25: 72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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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artolini, L., Drazen, A. 1997. Capital-account Liberalization as a Signal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87: 138-154.
4.Leblang, D.. To Defend or to Devalu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xchange Rate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J], 2003, No. 47: 533-559.
5. Luo Juan, Wenjin Tang. 2007. Capital Openness and Financial Crises: A Financial Contagion Model with Multiple Equilibria [J].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Vol. 10, No. 4: 283-296.
摘要:本文对过去十年债市走势进行回顾和总结后发现,通胀而非经济增长是影响债市走势更为核心的因素。展望未来十年经济基本面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未来经济增长或替代通胀,成为债市的核心驱动变量,未来长期看债市机会大于风险,加大配置仍是主题。
关键词:核心驱动变量 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影响过去十年债市走势最为核心的驱动变量——通货膨胀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影响债市走势的关键因素无非有三大方面:一是长期方面,看债市供给层面;二是中长及中期方面,看需求层面,即经济基本面;三是短期方面,看货币政策实施及资金面供需层面。其中,经济基本面是最核心的影响因素,不管是供给层面,还是货币层面,最终都是围绕经济基本面演变的。而且经济基本面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也更直接、更明显,尤其是在“经济增长+通胀”核心驱动因素对债市走势的影响分析中,百试不爽。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基本面是影响债券市场的最根本、最关键的因子(如图1所示)。债市走势基本与经济基本面保持着一一对应的影响关系,虽有经济基本面与债市相脱离的情形发生,但这一点可以解释为政策面的滞后效应所致,或者说政府行为与市场预期出现了偏差,从而对经济形势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是短期的,不会改变债市的整体运行轨迹。
从市场的运行周期来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2002-2004年,经济基本面即经济增长与通胀共同主导阶段,乘着加入wto的春风,我国经济增长迅速,而且世界经济也在互联网等it技术因素的推动下,进入高速增长期,社会需求不断得到夯实,进而带动通胀中枢大幅上移,致使债市收益率中枢显著上移;第二,2004-2005年,背离阶段,此时通胀下行,经济下移,但收益率继续上移,这与政策的滞后效应有关(经济体自身会对抑制经济过热的紧缩政策产生部分“免疫”效应),背离持续的时间和空间相对较小;第三,通胀主导阶段,自2005年以来,债市走势与通胀走势吻合程度最高,就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特殊时期,这种“如影随形”的关系也得到了市场的印证。
沿着上述思路继续向下探讨,纵观十年来的债券市场走势,不难发现,相比经济增长,通胀对债券市场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当前市场基本都凭借对通胀的走势来判断债市行情的现象。从图1至图3中可以发现,相比基本面变化,债市行情较基本面变化平均滞后3-6个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市对经济基本面的反应越来越敏感,尤其是2011年以来,债市的滞后周期平均已在1-2个月之间。而从目前的市场行情来看,债市基本与经济形势保持同步,甚至可以提前反应出经济基本面的部分特点。笔者认为,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市场预期的有效性大大加强,这种市场预期的偏差效应正在逐步削弱。
但如果将考虑问题的角度拉到更精细的周期层面,债市也在寻找收益率与基本面之间的平衡。以2012年的行情为例,债券市场呈现出先抑后扬再抑的态势,分阶段来看,第一阶段是通胀高于预期,收益率中枢上扬;第二阶段是经济增长低于预期,通胀低于预期,政策面配合,收益率中枢下移;第三阶段是经济增长超预期主导行情。由此,债市收益率中枢的波动主要是在修正预期偏差,是对预期透支、未兑现的一种再消化。
沿着上述探讨逻辑,在承认上述猜测的前提下,反观近十年债市走势,为什么是通胀而非经济增长是影响债市更为直接的因素?是否可以考虑,扰动通胀的因素太多,通胀预期偏差过大,而2002年以来,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8%-10%的高速增长,预期偏差幅度不大,尤其是政策面对经济增长的保障较为可靠(基建+房地产对经济增长推动更为有效与简单),而对通胀的控制力度较弱,政策面滞后效应的负面冲击还很强,致使通胀对债市收益率的影响更为凸显。
换一个角度,从“债市收益率”概念反映的经济学意义来看,这种影响似乎更加容易被理解。经济增长与通胀对债市收益率的影响,可形象地体现在对收益率中枢运行区间上限与下限的影响上。从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率来看,经济保持高增长的黄金态势(基本维持在9%以上),市场对经济增长预期偏差影响的边际效应不显著,而通胀波动范围较大,其对债市收益率中枢运行区间下限的影响显著是不言而喻的。通常,债市收益率中枢对上限的敏感性相对较弱,而对下限的敏感性更强,因此通胀对债市收益率的影响也就更为显著。
债市核心驱动变量由通胀向经济增长转移
以当下作为界点,将过去十年与未来十年的经济基本面特点作一比较,或者说将过去的预期修正与未来的预期偏差作对比:过去十年,相比黄金态势的经济高速增长,通胀预期的不断修正是扰动债市的最核心因素;而未来十年,结构转型引发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中枢下行似乎更难预测,其产生的预期偏差应该更为显著,而结构转型期,政府继续优化资源配置,央行货币政策不断完善,通胀压力不大,超预期风险或将愈来愈小。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被推到了更高的政策层面,以“城镇化”为主题的经济改革正在重塑国内经济增长模式,而且收入分配深化改革、城镇化推进、培育内需新增长点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再次被推到幕前,“没有水分”的概念范畴要求国内经济消除不利的泡沫因素,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增长速度。
(一)经济增长下移有超预期的风险
在国内财政扩张的刺激下,2013年经济增长反弹基本没有悬念,这其中有基建投资增长、房地产市场回暖以及外贸增长等方面的因素推动,更有“城镇化”的概念推动,但在国内经济缺乏内生增长性的背景下,经济就算恢复高增长,还是产能拉动产能的过程,长此以往,势必形成资产泡沫,甚至发生经济危机。所以,中央提出“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笔者相信政府作为,城镇化只是作为缓释经济下滑风险的重要工具与载体,而不是再以gdp为纲的经济发展理念,按照经济学的产出理论,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定是以经济增长下移来换取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为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夯实基础。
如果上述猜测正确,那么财政扩张一定是有序的,不会像以往那样全面铺开,始终要淘汰一些高耗能的产业,要削除风险愈来愈大的资产泡沫。考虑到政策面在增长与转型的平衡选择上,会有一些时点风险,经济增长下移的超预期概率较大,也许2013年经济增长会有8%以上的速度,但2014、2015年经济增长的下移幅度可能将大大出乎市场的预料。如果再保守一点来看,一旦政府投资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有效性出现回落,那么今年四季度,甚至下半年,可能重新燃起市场对经济下滑的预期。同时考虑到资产泡沫的风险敞口问题,政府已经不会再有像以往那种大规模投资的冲动,而且还有收紧的可能性,所以,可预见的未来,经济增长下移幅度超预期要比上移超预期的概率更大。
此外,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化,央行稳健货币政策的主题不
会改变,虽然央行逆回购政策以及sol政策的逐步落实,有意压低市场利率,但像以往那样短周期内大幅度降息、降准的政策不会再出台了。因此,央行政策出台只是在完善利率制度(利率双轨制向银行间市场利率单轨靠拢),市场只能期待中性偏宽松的市场利率状态,不要过度期盼央行政策的大幅放松,或者市场利率的大幅下降,中性偏宽松应是最理想的调控状态,这也对经济增长的单边上移形成较大压力。
(二)通胀涨幅可控,超预期概率偏小
在经济潜在增长率中枢下移的前提下,通胀并不具备大幅抬升的条件,而且政府一直在强调要加大供给,改善物流,因此笔者认为,只要不出现极端的天气情况,或者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物价不会出现明显上涨。同时,央行数据显示,一年多以来,货币供给m1始终在个位数徘徊,说明企业财务账面现金流量不足,生产端经济属性异常不活跃,也从侧面说明社会需求风险很大,这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显示的情况基本一致。所以,供给端在增强,需求端在减弱,通胀涨幅基本可控,超预期概率愈来愈小(一年多以来,通胀基本在预期之内,而且低于预期次数明显偏多)。
值得注意的是,最大的风险在于输入性通胀压力。近期外围出现量化比拼的货币环境,欧、美、日三大经济体不断放大货币供给,容易引发风险偏好升温,特别是对新兴市场国家会造成不可预期的通胀压力(变相承担世界经济衰退成本),如我国外汇占款已经出现了明显回升。但这种不可预期甚至不可控的输入性通胀对我国造成的冲击应该不具备可持续性,除了政策层面会有防范的举措外,美国、日本此轮的救助方案依然有其局限性,不如前几次的量化宽松政策冲击那么大,整体对国内通胀的负面影响也属可控范围之内。
整体来看,经济增长中枢下移超预期的可能性更大,就算用投资可以“砸出”一定的gdp增长,但也不具备可持续性。如果政策按照“健康城镇化”的概念模式推进的话,2013年经济增长将在8%附近(如果抛除政府投资以及其他形式推动的“有水分”的经济增长,国内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中枢不会高于7%),而2014、2015年经济增长势必要沿着下移的趋势运行,结构转型力度大一些,超预期下移的幅度就会大一些。而且从政府态度来看,中央表现出可以容忍经济增长出现一定幅度的下移,如2012、2013年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均为7.5%,以后的政策目标或将下移至7.0%甚至以下,而这是市场在过去十年间没有经历过的,市场难免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预期偏差,就像前期对通胀产生的预期偏差一样(主要对社会需求、经济结构缺乏深度认知)。而且这种新的预期偏差刚刚开始,有增大的趋势(市场由于惯性思维,往往不愿意接受新的经济周期与运行轨迹,需要相当时间的磨合期),需要市场不断反复修正与完善。
根据上述解释,中长周期层面,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成为周期性主题,需求面累积风险持续放大,政策边际效应持续下降,经济潜在增长率中枢下移不可避免,而通胀因素弱化显现,由此可推断,影响债市的最核心因素正在向经济增长层面过渡,也就是说,由通胀主导的债市行情将让位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驱动因素的行情。
未来债市机会大于风险,加大配置仍是主题
立足当下,“潮头再立”或许能更恰当地形容当前的债市态势,配置盘应顺势而为,果断建仓、加仓。
结合成熟债券市场的运行态势(见图4)来看,我国债市收益率中枢还有更大的下降空间,这主要因为:一是最大的预期偏差——经济增长下移推动;二是利率市场化政策框架推动。当前,利率市场化还处于初级阶段,若要为结构转型周期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必须要降低融资成本,为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持。严格来说,在结构转型周期的关键期内,经济体需要债券市场的支持,以度过攻坚期、困难期,完成空前的产业升级,反过来说也成立。如果债券市场不经历一个大的牛市周期,承担起必要的改革成本,那么经济也不会好起来。
对于中国乃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者来说,2008年是痛苦的一年,全球股市都经历了大幅下跌。这的确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给人们带来的教训却永远值得牢记!
认清目前的困境
美国房地产市场暴跌并由此而引起的次贷危机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然而毫无疑问,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仍将会时时感受到它的影响。我们正在经历着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市场动荡,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短期内也许我们仍然无法走出困境。然而,请各位切记:市场研究应当着眼于它的发展前景,因为在全球经济基本面完全走上正轨之前,股票市场往往会提前复苏。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股市所受的打击更加严重。站在目前的时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07年中国股市极度过热,支撑股市上涨的动力更多的是人们的投机心理而不是对经济基本面的关注。即使这样,牛市过后熊市下跌的严重程度仍然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政府采取了人们盼望已久的救市措施,但由于全球性的经济低迷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面临着一些问题,加之投资者信心崩溃,市场下跌幅度超过了70%。
尽管股市还在熊市中徘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虽然中国面临着许多挑战,但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仍将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短期来看,股票的市场价格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偏离长期的经济发展趋势,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趋势一直决定着而且必将继续决定股市的发展。
寻找未来的机会
在习惯了2007年股市的高歌猛进之后,投资者对突如其来的市场下跌感到迷茫甚至失望。但是,我们也看到通过瑞泰进行长期投资的客户的收益仍然是可观的。截至2008年9月底,瑞泰的成长型投资账户自成立以来净值增长了127%,优于比较基准。投资风险较低的稳定型账户净值增长率也已达到近50%。也有一些瑞泰客户在这段时间内将资产转移到风险较低的投资账户,从而避免了股市投资的重大损失,这就是瑞泰投连险产品的优势所在。
股市何时才能止跌回升?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在股市长期剧烈下跌的今天,更是如此。然而,我们几乎可以确信,今天的股市比2007年的任何时间都更具有投资价值,坚持长期投资理念的投资者可以逐步增加投资。
选择权在你手中
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投资资产配置方面采取“要么全要,要么全不要”的方式可不是一个好办法。太多的投资者急功近利,他们总是根据自己对投资市场一知半解的短期分析做出投资决定,要么空仓,要么满仓。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者都无法准确预测加仓或减仓的最佳时机,相当程度上靠的是运气。你也许会碰到一两次好运气,但运气是靠不住的,运气不会永远只眷顾你一个人!
不要将所有的投资都集中于高风险账户,应当采取一种更稳妥的循序渐进的办法。如果你对股市的持续动荡感到忧虑或者着眼于短期投资领域,你可以同时分别投资于稳定账户和平衡账户;当你有了更多的信心时,可以增加对股票类产品的投资,比如转换更多的资金到成长型账户。
2011年8月后新兴市场急跌
然而,由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编制的投资市场指数指出,2011年MSCI新兴市场指数下跌19.5%,跌幅远超全球平均跌幅指数7.96%;尤其是MSCI金砖国家指数2011全年下挫23.14%。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急速下跌主要体现在2011年8月份之后,主要新兴市场股市整体震荡下行,“金砖国家”股市遭到重挫,其中巴西BOVP指数跌4%,上证综指跌18%,印度孟买综指跌15%,俄罗斯MICEX指数跌20%。
“金砖国家”货币除了中国人民币之外均出现大幅贬值。2011年8月至12月,印度卢比对美元贬值约18%,比2008年9月雷曼破产之后危机最深重的时期贬值还要多。由于对本币的迅猛贬值感到紧张,印度已经决定取缔卢比的远期交易。巴西雷亚尔对美元贬值约17%;俄罗斯卢布对美元贬值约13%;南非兰特对美元贬值约21%。实际上自2011年8月欧债危机加剧以来,几乎所有的新兴经济体货币都基本呈贬值趋势。
资本外流是祸首
新兴经济体集体出现的货币贬值、股票市场下跌,直接缘于资本外流。根据美国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EPFR)数据追踪的全球专注于新兴市场投资的基金资金变动情况,2011年新兴市场股市、债市等资产遭到海外投资者大规模抛售,部分地区遭受的抛售规模逼近甚至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2011年净流出比例达到4%,而这个数字在2008年是7%。其中拉美新兴市场股市基金资金净流出11%,逼近2008年的净流出12%;EMEA(欧洲、中东和非洲)新兴市场股市基金资金净流出9%,已经超过2008年的净流出8%;亚太新兴市场股市基金净流出6%,已接近2008年净流出9%的程度。对于新兴市场债市基金而言,虽然2011年至今整体维持资金净流入状态,但相比2010年净流入54%来说,仅仅7%的净流入已显示出海外投资者正在大规模降低对新兴市场债市的投资额度。
几乎在一夜之间,“金砖国家”从国际资本流入的热土变成主要流出地。但我们应看到,资金流出事出必然。总的来说,此轮动荡有“一个根本,两剂催化剂和一条导火索”。根本是“金砖国家”自身实体经济发展不足,导致无法提供良性运转、具有持续发展力的内部市场;而其国际经济金融地位有限,导致缺乏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力和掌控力。在美债危机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和欧债导致的经济衰退、需求下降的催化剂下,被全球资本流动性收缩这条导火索点燃了。
资金外流的根本原因
首先,“金砖国家”自身的发展遇到瓶颈是基本原因。一方面内部架构不稳定,产业结构不合理,实体经济发展较弱;另一方面经济盲目扩张,恶性通胀,社会改革滞后,使得市场在一段时间的增长后必然会暴露矛盾。事实上,“金砖国家”都是对外依赖严重,内需严重不足;都存在经济发展不均衡,过于依赖某些行业。新兴经济体的基本面不稳、动能不足这两大问题,使得“金砖”的市场动荡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2009年美联储开启量化宽松政策、推高全球资产市场价格之后,新兴经济体出现被动的集体通货膨胀。虽然有些已经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但是并不足以控制通胀发展的趋势。“金砖国家”基本通货膨胀水平都一直在高位运转,货币对内贬值成为常态;此外,欧元区危机严重打击市场信心,全球对新兴市场制成品及俄罗斯、巴西等资源国的矿产需求随之减弱,未来经济增长必将放缓。面对双重挑战,经济政策面临两难。遇通胀?恐陷入紧缩。促增长?又投鼠忌器。市场上的避险情绪加重,因此新兴市场出现资金外流。
其次,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并未能与发达国家市场“脱钩”,缺乏有力的世界经济地位和话语权,使得“金砖国家”在经济与金融上仍极易受以美欧为首的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当初在美国信贷危机冲击之下,新兴市场经济一度保有韧性,获得喝彩。然而信贷危机后续的副作用却让新兴市场投资形势急转之下。原物料价格与资本流动的迅速反转向下,不仅让良性经济循环转为恶性循环,也让过去那些光鲜亮丽的新兴国家股市与明星企业转眼间黯淡无光。反而随着欧债危机的泥沼越来越胶着,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剩余产能正在耗尽,美元、美债重拾“避风港”地位,联袂充当了终极避险品种。美国上市公司业绩相对较好,就业市场也峰回路转,以美国为代表的成熟市场靠着较为坚实的经济架构和尚好的基本面,有望走向复苏,这种预期使得全球资金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
与此同时,金融货币市场的流动性趋紧压下了最后的稻草。银行相互之间信任度下降,借贷更为谨慎和紧缩;由于市场不稳定,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减少了商业票据的购买量,而商业银行通常是通过发行商业票据从美国货币市场获取美元;欧洲银行也有出售美元资产的迹象,这也会抑制其对新兴市场的放贷;去杠杆化的过程更导致投资人被迫出售高质量的公司股票,以填补低质量公司股价急挫时所产生的资金缺口。
“金砖国家”前景分化
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金砖国家”增长或将减缓,在磨砺中从高成长的青春期迈向成熟期。这也是经济运行周期和运行规律的必然结果。但前途是成熟还是衰退,将由各个国家内部调整的方向、力度等所决定。
从中短期来看,资金将出于对市场的避险态度处于观望状态,继续呈现撤离趋势。一些新的新兴国家,如在去年表现强劲的印尼,可能会有更良好的增长表现和对投资的吸引力。但是“金砖国家”的地缘政治、人口优势、市场规模等因素,决定了其在各地区的地位是不易被替代的,因此从长期来说,资金仍将重回“金砖国家”。但资金何时回重返市场,则主要取决于各国的改革政策如何调整。最重要是保持基本面的平稳。如果改革措施滞后或者不当,经济失去动力,则可能被看空,犹如上世纪60年代的巴西,强劲增长但后继乏力,一遇到震荡,就进入衰退。比较利好的消息可能是世界经济因为美国的复苏而回暖,因而能够提供相对宽松的大环境。
当然,“金砖国家”本来有相似之处,但实际发展各有倚重,目前各国内外部状况各有特点,其优势和软肋以及市场风险的诱因都有所不同,因此结果也会不同。“金砖国家”未来发展前景产生分化的可能性较大。
俄罗斯今年主要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稳定政局。另外,欧洲天气变暖,石油、煤炭等能源需求减少等内部因素影响使卢布汇率走弱。鉴于俄罗斯的基础建设发展较为良好,并且其为资源出口型国家,只要有贸易顺差就不会衰退。相信俄罗斯能较快恢复平稳。
中国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的经常项账户盈余,收益项所占比重较
小。因此中国人民币汇率相对坚挺、国际资本并未大规模撤出中国。此外,中国已经预计经济增速将减缓,并大力进行结构调整。长期还会是国际投资的方向。但是从中期来说,这次转型备受关注,2012年上半年会有一个僵持状态,投资可能会比较犹豫。但只要2012年保持经济平稳着陆,下半年市场可望转暖。
巴西储蓄率过低、居民负债过高、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经济过度依赖大宗商品,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但是外汇储备很少,很容易受外部影响。但是巴西曾经历过一个高速发展和低潮的时期,采取更审慎的宏观经济策略,并实施了一些改革,加大社会财富再分配。目前社会面临转折,2012年的改革成果至关重要。
印度相对基本面较差,实业萎缩,基础建设落后,贫富差距较大。由于经济基本面恶化,工业生产正在快速陷入萎缩,导致投资吸引力下降。而且,印度固有的国际收支模式具有极高风险。印度庞大的贸易逆差导致国际收支中经常项账户大规模赤字,必须依赖资本项账户盈余来填补,而其主导权在外部。国际资本大进大出,使得印度资本账户波动剧烈。这和印度的政治历史环境都有关系,如何能够改变现状将是一道难题。
中长期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是考验
7年前,奥运经济还是一个新词,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但若问起什么是奥运经济,回答还是比较模糊。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史利国认为,奥运经济,就是与奥运会有关的经济。这是一个广泛被接受的说法。奥运经济的内涵包括奥运营销、奥运商业推广、赞助商活动、广告、场馆建设、门票收入、转播权收入等。据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的专家匡算,北京奥运经济内涵意义上的总收入大约为20亿美元,外延则涉及奥运与经济相联系的各个方面。
数据表明,奥运经济对北京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市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提供的报告显示,在2005~2008年的“奥运投入期”内,北京市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将达到11.8%,较“十五”期间提高了0.8个百分点,其中2007年受奥运影响GDP的拉动幅度增长最大,达到1.14%,2008年则为0.85%。2004~2008年间,奥运因素共拉动北京GDP增加1055亿元。
对全国经济来说,奥运经济作用十分深远。根据北京体育大学体育经济与产业教研室主任林显鹏的研究成果,奥运产生的间接经济影响大约为2500亿元,再加上直接经济影响3467亿元,奥运总体的经济影响大约为6000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陈小洪认为,奥运给中国经济送来的“蛋糕”实际上会突破这个规模。
带来活力也带来挑战
奥运经济,是中国发展的又一个跳板,因为奥运经济给中国发展带来并创造了新活力。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凯说,新活力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首先,奥运经济直接体现在拉动GDP、提供就业岗位上,奥运结束后,仍会对旅游、物流等行业产生较大的带动作用。其次,奥运经济对改善经济结构有推动作用。北京及全国现代服务业的水平将会得到提升,规模将会扩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再次,奥运有利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奥运不仅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奥运筹办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和文化影响是长远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说:“奥运会将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开放。”事实上,开放既是中国经济30年来不断取得新成就的经验,更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成长的动力。
虽然奥运经济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明显活力,但任何高估奥运经济作用的看法都是不客观的。清华大学博士傅保华说,毕竟北京经济总量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小,投资总量在全国投资总量中所占比例也不大。正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表示的那样,举办奥运会往往对经济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对经济总量较大的国家影响没那么明显,经济发展的趋势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基本面。
行情或将持续拉锯
建信内生动力股票型基金(以下简称内生动力)拟任基金经理卓利伟表示,从国内经济形势看,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刚性上升与农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国内通胀的压力仍较大;由于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要求,对房地产行业与产能过剩相关行业的政策调控也将趋于长期化。这些因素都是影响股市的重要因素。“在这个背景下,四季度出现明显的系统性机会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阶段性的、结构性的行情特征仍将延续。而从股市流动性方面看,由于房地产行业的严厉调控可能导致企业与居民的金融资产部分转向证券市场的投资,这个因素的效应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有所体现。”
中小市值成长型与主题性投资的部分股票的估值仍较高,市场的结构性风险较为明显,再加上中小板、创业板限售股将逐渐迎来较大规模的解禁,这将对四季度的市场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卓利伟认为, “随着国庆节后周期类股票的相对估值水平得到较大程度上的修复,周期类与消费类股票的估值比较关系将逐渐趋于均衡,市场将重新回归到对基本面的把握上。“作为理性客观的投资者,我们不应该简单以周期或非周期、大股票或小股票、价值与成长的二元结构思维来指导投资。要基于基本面分析与估值比较,同时兼顾流动性与市场预期的阶段性变化,动态优化投资组合与资产配置,这才是合适可行的投资方法。”
抓住内生概念分享增长收益
基于这种判断,卓利伟表示,即将发行的内生动力会以自下而上的策略为主,着眼行业中观、精选个股,同时辅之以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策略,从更多维度优化资产配置和投资组合。他认为,内生性行业的特征是其需求在国内、对民生改善与城镇化建设更为敏感、行业与公司的成长性具备较好的持续性。根据各行业在国民经济内生性增长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将内生性行业分为以下3大类型:消费性、投资性及服务性内生动力行业。
消费性内生动力行业
居民收入增长等因素引领消费需求增加和结构升级,从而成为经济发展内生性动力的行业。从长期看,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消费支出比例也逐步上升,住房、车辆、电器、餐饮、旅游等各方面的消费将相应增长。此类行业包括农林牧渔、食品饮料、家用电器、纺织服装、餐饮旅游、医药生物、电子元器件和信息设备等。
投资性内生动力行业
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和民间投资的增加会带动上中下游行业的发展,从而成为经济发展内生性动力的行业。彻底摒弃资源型粗放型发展模式,必然会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对节能产品的支持,加快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此行业包括与新能源相关的自然资源、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与装备、以及与城镇化深入息息相关的投资品行业等。
服务性内生动力行业
在消费增长、投资增加的过程中,将有部分行业为经济的内生性发展提供配套服务。在稳定经济基本面、巩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将着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此行业包括金融服务、信息服务、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及公用事业等。
卓利伟表示,建信内生动力基金将努力在上述3个领域寻找更好的细分行业与优秀公司进行投资,力求获得较好的超额收益。
买基金要有一颗平常心
卓利伟称,共同基金的本质是普通投资者分享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普通投资者在投资共同基金尤其是股票型基金要有―个理性的、客观的心态。
一是合理预期收益率:买基金不会一夜暴富,对公募基金的收益率预期不宜过高。从欧美发达市场的历史看,股票指数的长期年化收益率在5%左右,而好的基金能在较长时期战胜指数,所以预期基金的长期年化收益率在E8%左右可能是合适的,而预期50%显然是不合适的;国内也有不少公募基金的长期年化收益率还是不错的。
二是合理分配家庭金融资产:基金投资同样是有风险的,尤其在中短期。基金投资应该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三是学会选择好的团队:选择较好的基金公司与能力强的投研团队十分重要,这是选择基金品种最为重要的因素。
四是着眼长期:从短期看,基金收益率的波动性较大,由于基金合同的约束(如股票型基金的股票仓位不低于60%),甚至在某个阶段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但从长期看,好的投研团队的投资能力会持续获得好的超额收益,其基金可能会获取较好的年化收益率。所以,基金产品不适宜短线交易。
个股:高质量的成长更为重要
在个股选择方面,内生动力更重视股票的成长性。卓利伟称,“我更喜欢定义为高质量的成长,即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是建立在长期竞争力与盈利能力的持续性提升上的。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一个消费升级、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口,相信一定有一些行业、子行业、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要远远好于整体经济的成长性,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国民经济中寻找到超过经济增速的行业,而又在这些行业中寻找到超越行业增速的公司,也即是在α行业中寻找α股票。大消费服务领域、具备产业化能力的新兴产业、具备国际定价权的一些资源产品、具备国际比较优势与较高行业壁垒的装备行业等领域一定会有我们说的这个双α特征的股票。”
国内起跑:投资青睐中西部
手握90亿美元的管理资产总额,惠理更加看好国内资本市场这碗羹汤,在短期、中期,长期市场战略上都各有跑道。
短期内扩大国内股票的私募规模。2006年,惠理和平安信托在发行了阳光私募,已经有五年的历史,惠理在短期要做的就是扩大阳光私募的范围,将其模式扩充到和国内的阳光基金一样的规模。现在市场上大多数都是公募基金出来的或草根基金出来的投资顾问进行管理,惠理区别于国内的普遍做法,以机构为背景作为阳光私募,也是国内唯一有外资背景的阳光私募。
中期的目标是申请惠理自己的QFII额度和QFII执照,会使通过二级市场从海外投入A股的规模会更大更强,灵活性也会变强,现在惠理是借券商的额度,受到一定的局限性。
第三个战略,惠理将最终在国内成立合资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现在正在找合适的合作伙伴,之后会正式向证监会申请,这个时间点会比较长比较难,涉及到批准比较难把握,同时在筛选合作伙伴上也比较谨慎。
2012年初,惠理在云南的投资公司将给惠理增添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也很看好未来在中西部投资合作的机会,未来筛选项目比较偏向中西部地区,我们会先期放自己的资本在里面,明年年初实际的开始投资。“惠理高级基金经理及研究副总监王焱东说。
“跨栏”障碍:资本管制成短板
从国内PE环境来看,资本管制已经成为外资透入中国市场的一个很大障碍。惠理在历史上做过中国PE投资主体都是海外主体,比如汇源果汁和中国高速传动。这些公司上市之前,已经设立了海外框架。作为海外PE投资者,惠理可以投入海外的主体当中,未来他的退出也是在海外或在香港上市,即资本没有进过中国,不受中国的资本管制。而在过去的两年,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选择在国内的A股市场进行上市,这也吸引很多国内以人民币为计价的PE资本,这方面如惠理一样的外资就很难投入。一方面是由于资产规模受到限制,目前在国内做投资的都是大的金融机构,人民币的PE投资机会都没法参与。另一方面,国内还没有适合的法律渠道和架构来做这方面的投资,这也是惠理为什么选择云南去寻求一个合资的方式,而非纯外资背景来做PE的投资。
对于外来资本的热情,王焱东介绍说这个现象短期之内无法改变,由于中国境内环境最大的担心就是热钱的流入,短期内将无法看出资本管制会有明显的放松。这也决定了惠理做PE项目无外平两个渠道,一条路是只能做海外的,这也使对公司的选择性就大打折扣,另外一条路就是通过合资公司做国内的PE项目。
慢速抢道:解读2011年A股投资
惠理的优势是在选股方面。现在企业对周期性行业的依依不舍的感觉,主要是考虑宏观政策的影响,很多资金投资受这些自上而下的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零售的增长被普遍看好,但这种投资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他们的增长稳定性是企业主导多一些,而政府政策影响能小一些。在惠理来看,现在存在国内市场的多家企业往往从一个极端到另个极端,有些投资者完全靠选时来投资,短时间仓位的控制波动非常大,有的投资者做趋势比较多,钟情于右边投资,即根据某个行业的趋势向好他会去投资,还有是靠一些消息面的东西,而惠理则对个企业盈利方面关注往往需要一两年的分析时间,这使惠理虽然在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未必是最好的,或是前十名的,但在任何的一个时间都能以最适合的方式,保持稳健的增长。
截止到四月底,惠理管理的A股产品回报超过7%,最高到13%,这是由于在四月中市场到了个高位,四月最后一周有所下滑。王焱东表示仍维持年初的意见,A股市场和港股市场依然有20%的增长空间,市场并没被低估,推动股价增长因素还是来源于企业的盈利增长。
今年上半年市场受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而波动,首先是风格上的变化。去年,小盘股跑赢市场,惠理在小盘股的参与却非常谨慎,去年很多的小盘股盈利表现远远低于市场预期,小盘股根本做不到一些市场想象的那种空间。同时从基本面上来看,今年上半年小盘股持续下滑,大盘股是有基本面的,同时他的股价也比较便宜,跑输了一年时间的大盘股下跌的空间和风险比较小,真正推动大盘股大幅上升也很困难。另一方面,他们的业绩增长比小盘股要好,从前四个月来看,也确实符合预期。
此外,惠理的配置也并非倾向于周期性行业,而是寻求均衡。周期性相关的企业还是结构性向好,行业基本面比较强劲的行业。比如水泥行业,趋势性向好的比如钢铁、有色这方面其实是没有强劲的盈利支撑的,只是宏观经济发展的一个预期,更多只是一种趋势性投资而已。资本可能看到现在经济可能放缓,政策未来会放宽,未来行业会复苏,所以去买钢铁和有色,而不是因为估值很好。水泥是行业基本面很好,企业的盈利能力很强,估值又合理,而事实也证明,很多钢铁股,有色股周期性一季度很强劲但是企业盈利很脆弱,甚至是下滑的,即使是一季度跑的很好的钢铁板块,一季度企业盈利业绩十分弱。
非周期的大消费也被普遍看好,消费行业已经在市场上调整了六个月时间,很多公司估值已经回到一个很吸引人的水平,他们盈利增长十分稳健,清晰度也很高。第三,四季度的预期从风险和回报来看,非周期性和盈利性的行业,像水泥零售、医药和物流,甚至汽车的子行业,都还有比较好的回报。
资本接力:“十二五”资金流动向西
基本面数据方面,最新公布的PMI数据的出现了0.4%的提高,升至51.9%,这是在过去2年来最高水平,该数据对商品市场利多。本周在欧洲时段公布的欧元区1月的服务业PMI初值48.3,预期48.0,前值47.8,数据好于预期与前值。美国上周首申失业救济人数33万,预期35.5万,前值为33.5万,受该数据的影响,美国各主要股指高开。
具体来看,我们知道,中国股市从2007年的6100多点跌至1600多点,初期上升主要是流动性过剩推高股价,但之后流动性变得不足,造成中国股市跌幅颇深。中国人行太迟抽紧银根,也太迟向经济注入足够流动性,造成中国股市狂升暴跌。2005年下半年起人民币开始升值,每天进入中国的资金多达百亿人民币,这些资金都投入股市、房市,造成流动性过剩严重。到了2007年,中国又推出从紧货币政策,中国式窗口指导额度制管理推出后,2007年首九个半月市场已用了3.12万亿元,即最后两个多月只有800亿元,10月起流动性几乎全部被绑住,银行只进不出。牛市有如一架上冲的飞机,发动机一下子停下来,便只有往下沉,而且一沉就沉了五年,股市失去了动力。虽之后不间断的有下调储备金和利率,但下沉中的飞机不可以一下子回升,再加上国际经济步入衰退期,发动机恢复需要的时间便更加漫长。
但随着时间的累积,A股市场寻底似乎已然开始,同美国不同,美国股市下跌是因为经济发展已到强弩之末,而中国的内需却在危机中逐渐发展起来,开始不那么依赖出口,进行转型,虽然过程中有诸多阵痛,但最终会令中国经济独当一面,逐渐走上恢复的路程。
表面上,中国经济似乎已经正步入了一个经济周期下行区,也就是说中国GDP增长率由过去10%以上增长转为8%甚至7%以下,但在全世界仍算是高速度,以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仍然前途无可限量,相信对中国股市来说也是长期的支撑,从2007年到2012年,此一绵绵不断的震荡起码已有五年寿命,在股指长期横盘之后,不排除在沉默中爆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