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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童文学 外语学习 视点采择 行为主义
说到儿童文学,人们常常将其与图画书或是讲故事等相提并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明确指出,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18岁。”而儿童文学,其定义却不像儿童的定义这样简单清晰。
一、儿童文学的定义与划分
虽然儿童文学一直是文学研究者热衷的话题之一,然而到目前为止,针对儿童文学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Nancy Anderson认为儿童文学指“所有为儿童而创作的书籍,但不包括漫画书、笑话书、卡通漫画书,以及一些非小说类参考读物,如字典、百科全书等”(wikipedia)。
广义上讲,儿童文学指一切适用于儿童的读物。其划分主要有两大依据:著作类型和读者。但《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全书》明确指出,儿童文学著作类型的界定并不固定,存在很多争议。比如由英国女作家J. K. Rowling创作的《哈利波特》,尽管作品本身起初是为儿童量身定做的,但在市场上却赢得了很多成年人的欢迎。由此可见,不论是儿童文学的定义还是划分,都没有统一的、具体的结论。但是,儿童文学在生活和教学环境中被广泛运用,且承载着多种文化、教育和社会意义。本篇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儿童文学的社会意义,即:外语教学和承载视点采择、行为主义的儿童文学。
二、外语教学中的儿童文学
使用文学原著有利于外语学习者有效地掌握外语,提高其语言能力。多位学者也在他们的科研中多次证实真实文学作品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Chen, 2012)。然而,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文学本身相对较复杂。通常情况下,藏在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元素距离语言学习者所处的时期较遥远,且多数作品篇幅较长。因此在实际学习中,教师经常从作品中节选出一部分或者一些片段,或是对原著中的词汇、风格以及形式进行简化后再在课堂上使用。这样一来,节选的或是简化后的文学作品只能片面地构成一个缺乏真实性的语境,打破了原著中语言的表现形式,对学生语言的掌握带来消极的影响。
多项科研结果证明:儿童文学具有语言简单明了、话题大众广泛、形式易于掌握,以及信息情景化和插图精彩丰富等特点。而这些特点使得儿童文学成为一种形式丰富且有效的学习工具,尤其是对于初级和中级的成年英语学习者。理论上讲,儿童文学是一种有效的外语学习材料是因为儿童文学作品以简单易懂的信息向读者传递语言的内容和形式。Chen (2012) 也曾明确指出:想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学习者需要在有效的、有意义的语言环境中了解并掌握语法形式。同时,研究也证明对于任何一个年龄阶层的学习者,儿童文学都是有效的学习材料。对于那些成年学习者,英语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或是第一外语,使用儿童文学作为他们的学习材料可以极大的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在英语阅读教学中使用儿童文学作品,使得阅读不再枯燥无味,学生对于阅读树立一种积极的态度,学生可以在愉悦的环境中、真实的语境中接触、了解、掌握英语最地道的表达方法。Khodabakhshi 和 Lagos (1993)的科研结果证明“对教师和学生双方而言,让学生大声朗读儿童文学作品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同时还兼顾学习乐趣的学习材料”。
三、承载文化和社会意义的儿童文学
上文对外语教学中儿童文学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实践证明,儿童文学可以积极地鼓励学生,为学生营造一种真实的、完整的语境,提高学习结果。然而语言早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交流工具或符号,其本身就是一个集合概念。语言承载着一个国家文化,一个民族的特性,语言传递着多种社会意义。
儿童文学与视点采择。视点择选指的是在持有自身视点的同时也能接纳他人不同的观点。在人际相互理解中,在跨文化交流中,视点采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一个具有多种语言、多种民族、多种文化的社会里,视点采择就显得尤为重要(Gaskell,2006)。先前教育学者在研究中发现(Bhavnagri & Samuels,1996),采用儿童文学及其相关的活动可以提高学生的社会认知,其中包括视点采择。采用儿童文学让学生能够很好的融入故事情节,从故事主人公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的为人物思考,感触作品中人物的情绪,理解他们的抉择,从而可以更好的了解不同的文化。在此基础上,搭配一些活动,比如角色扮演、角色互换等,这样学生会以一种更理性、更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和自己不同的视点、不同的文化。在作品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观察插图中人物的表情和手势。在角色扮演中,学生可以跟老师及同伴进行语言和社会的交流。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社会能力,增强学生的包容和接纳,有利于学生具备更好的视点采择。
儿童文学与行为主义。儿童文学的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传递有效的信息。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是将抽象的故事具体化的一件工艺品。而故事本身是一个行为主义,是一种文化向导,故事通常对政治和个人层面上的人性有鼓励、吸引、创造和改变的作用(Bruner, 2004)。因此,我们可以说儿童文学从多个方面阐明、体现了行为主义。很多儿童文学作品就像结缔组织一样,连接着个人与团体、人与社会。儿童文学通常也被认定为行为主义者生活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需要读懂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文字,更需要读懂它的世界”。儿童文学“既是一扇窗户又是一面镜子”(Bishop,1990),让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同时也看清自己的世界。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见,儿童文学不再是单纯的为儿童创造的文学艺术作品,儿童文学本身在社会中活跃地扮演着多种角色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影响着不同年龄阶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参考文献:
[1]Bhavnagri,N.P. & Samuels, B. G.(1996)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activities promoting social cognition or peer relationships in preschoolers.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11(3).
[2]Bishop, R.S.(1990). Mirrors, windows, and sliding glass doors, Perspective: Choosing and using books for the classroom,6(3), ix-xi.
[3]Bruner, J.(2004). Life as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7l(3).
[键词]和谐社会:主流文化;科学发展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个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和交流日益增多。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之一。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例外。主流文化就是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能够在诸多文化中起到主导地位,并能整合和引领其他文化的文化。在当今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就是以为指导,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具有先进性并体现时代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包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同时也更加集中、简洁地表达了我国当今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内涵。
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构建和谐社会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使先进文化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持、道德基础和文化条件。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表现其人本性,先进性和时代性。先进的主流文化是先进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什么样的文化建设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以先进主流文化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文化方向:要发展和谐文化,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基础。从而确立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
三、坚持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典型特征是我国正面临着“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上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次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将中华文明看做“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足以说明中华巨大的精神内涵和发展潜力。中国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汉语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工具。贴在巴黎街头的一则醒目的海报这样写着:“学汉语吧,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内的机会和财富。”中国文化已经走向全球。然而中国并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善体系。比如在儿童语言教育方面,所谓的“双语”教育正在打压、矮化汉语教育,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教委竟然明令禁止幼儿园推行幼儿识字教学。数典忘祖、破坏民族文化传承的举动在复兴本土文明、珍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信念的大潮前,多么愚昧可怕!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不理解我们的文字,谈不上教育进步,更谈不上发扬民族精神!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需要构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并坚持其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四、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中国文化的缺失导致西方文化日益侵蚀,我们所经历的种种困境无不在呼唤中国文化的崛起,中国主流文化的崛起!但如何科学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呢?
首先要坚持以为指导核心,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只有坚持贯彻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以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延续,又是中国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贯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文化改革,注重法制、效率、公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主旋律。
其次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本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支撑,而一味地鼓动崇尚“崇洋之风”,那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而丧失了灵魂的民族必然会日渐衰亡,走向没落。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再次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占领网络阵地。网络社会作为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延伸,形成了“虚拟世界”中多种文化并融交错的格局。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从直接涉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的高层次的理论论战到低层次“娱乐至死”的消费文化甚至黄、毒、赌等丑恶社会现象,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网络优势。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网站开展优质的政府公众信息服务,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优秀的传统文化信息资源上网,把中国博大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文化成果转制成数字化的包括中文和外文界面的信息文化产品,拓展先进文化信息的辐射空间,提高中华文明在互联网上的文化地位。
最后要批判的接受外来文化,使之与本土文化相辅相成。和谐共存。当今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使我国面临着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必然要验证其可借鉴性。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可贵的民族文化,而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旗帜鲜明地张扬着本民族的精神。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是基于本国的民族精神而形成的,是历史传承的,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总结的。所以。对外来民族文化的借鉴与吸收要经历一个辩证扬弃和自觉内化的过程。不能不加选择地生搬硬套,要有选择地使两者达到辩证统一,内化为适用于我国实际情况的文化继承。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社会学前卫/大众文化/微观政治/当代艺术
【正文】
在2005年7月9日举行的第2届成都双年展座谈会上,评论家李公明教授与王林教授对展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李公明认为展览具有嘉年华的特点,但艺术家还是对社会提出问题太少。他强调了艺术与政治的内在相关性,认为当代艺术应该有对世界的积极回应,承担对社会进步与公平的责任,从而继续寻求对宏大叙事的营造的可能性。
王林则对展览中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和展览策划提出了批评,他的观点与李公明有相近之处,即“当代艺术家距离问题太远”。他认为不能说新一代艺术家年轻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性不能回避,中国的前卫艺术从来没有回避过政治问题,而一个不触及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展览是缺乏学术性的。对于两位评论家的批评,展览策划人范迪安教授回应说:“当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相关联是我们讨论的问题,说我们没有考虑学术问题是不对的,技术和学术我们都要考虑。”(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
范迪安的简要回答提出了“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这一重要问题,即对于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具有浓厚大众文化特征和个性化日常经验的艺术表达,应该如何认识?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宏大叙事之外,当代艺术有没有可能从其他方向切入当代社会?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对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当代流行艺术的文化判断,也提供了一种对过去二十年来由“八五美术思潮”所形成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的机会。判断一个展览是否具有学术性,不在于一个展览是否涉及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而是看这个展览与当代社会的视觉关联,以及这个展览以何种方式组织和表达这种艺术与社会的视觉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观察并表达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呈现,正是新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课题。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处在不算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商业环境中的中国的大众艺术,会有怎样的特殊表达方式和视觉形态?这是我们作为策展人不能不关注的艺术趋势。
1939年,格林柏格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现代主义理论名篇《先锋派与庸俗艺术》,在这篇文章里,他注意到在同一社会可以并存着看起来似乎并无关系的不同事物,例如艾略特的诗与锡锅街乐队的流行音乐,勃拉克的画与《星期六晚邮报》的版面,也就是所谓的“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差异与并存。问题在于这种差异是否就是诸多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新出现的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格林伯格认为,讨论这一问题必须考察这样一种关系:特殊个体经历的审美经验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由此,格林伯格讨论了先锋派艺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批判与历史批判的不妥协态度。这种对现实的勇敢批判却导致了现代派艺术家对社会的自觉疏离,它既排斥革命的政治也拒绝资产阶级的政治(当然,它无法拒绝资本主义的市场)。因此,先锋派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寻找一条途径,在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激烈冲突中保持文化的运行。“先锋派艺术家和诗人完全从大众中退离出来,通过把艺术局限于或提高到表现绝对来努力保持自己高水平的艺术,在这种对绝对的表现中,要么解决一切相对性和矛盾,要么对这些问题不予理睬。于是,‘为艺术而艺术’和‘纯诗’便应运而生,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题材和内容”(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先锋派艺术将注意力关注于艺术语言和表达媒介自身,将经验还原为“为表达而表达,表达比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这种专业上的专门化、精英化和对题材、内容的冷漠,疏远了许多不能或不愿了解他们技艺奥秘的人。大众对精英文化的漠不关心使先锋派在当代文化的发展中由于缺乏群众和市场基础而受到生存的威胁。
在对先锋派艺术在总体文化中的处境日渐艰难感到忧虑的同时,格林伯格注意到了工业化所带来的另一种“后卫”艺术——庸俗艺术。根据格林伯格的归纳,它包括流行的商业性的艺术和带有彩色照片的文学、杂志封面、插图、广告、通俗黄、喜剧、流行音乐、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在今天,我们还应该加上电视娱乐节目、数码影像、动漫、电脑游戏等),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流行艺术与大众文化,是一种为城市市民和住在城里的乡下人所需要的消费文化,这些市民与民工对正统的文化价值无动于衷而又渴望某种文化娱乐,借以打发无聊与排遣城市生活的压力。
格林伯格对庸俗艺术的生产模式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并且痛斥它对于志在创新的前卫艺术的巧取豪夺:“庸俗艺术为了自身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成熟文化所发现的东西、成果和完善的自我意识。它从这一文化传统中借取技法、诀窍、策略、经验方法和主题,并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体系,抛弃不需要的成分。它从历史的积累起来的经验库存汲取自己的生命血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今天的通俗艺术和文学曾是昨天属于创新深奥艺术和文学的真正含义。”(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今天,大众文化已成汹涌潮流,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日益紧密,本雅明所预见的复制性艺术对传统的手工技艺的经典艺术造成极大冲击。我们对待大众文化与流行艺术已不能再持一种简单的批判与声讨,而应该更深入地研究当代艺术与当代社会的复杂的美学关系。
在我看来,格林伯格对于流行艺术的全面否定(虽然他也承认庸俗艺术有时也制作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某种带有真诚民间风味的东西)是站在美学前卫的立场上反对流行艺术对艺术语言的资源掠夺与形式上的自由挪用。但是格林伯格没有注意到当代流行艺术对大众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青年一代是如此重要与深远,与之相比,一些知识分子在专业刊物上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与声讨就如同在大海中扔进几个石块。社会生活的潮流激变使我们和8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青年之间日益陌生,而他们正是当代艺术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与接受者。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北京“798区”举行的艺术展览和活动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陌生的年轻面孔,他们对艺术的定义和态度与我们已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对于当代社会的切入与表达,有关艺术语言和技术表达的问题不再居于中心,而是让位于对于现实生活和个人经验的综合性表达。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寻找当代艺术中的前卫性,那么这不再是一种专注于艺术语言与媒介的“美学前卫”,而是一种重视社会生活变迁与个体感受的“社会学前卫”(注:关于这两种前卫的概念与历史,请参阅我的论文《前卫》,载《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注重艺术语言的阶段后,在某种意义上又一次回到80年代后期新潮美术对于社会、政治的关心与表达(注: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有一句著名的话“重要的不是艺术”,说明了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社会学性质而不是美学性质。)。区别在于,80年代青年艺术家对于社会、政治的变革热情是在历史与传统的背景上所产生的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而今天的青年艺术家更多地从个体经验出发,在微观沉潜的层面上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剧烈变化。
借用语言与文学的概念,如果说,80年代的前卫艺术还具有一种古典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情结,它的表述方式更多地像一种演说与宣言。这种演说与宣言,具有古典主义的宏大叙事特征,是一种单方面的自我表现,它所面对的,是艺术家想像中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叛逆与革命的对象,艺术家在自己的实验艺术中象征性地完成了对传统的批判与摒弃。
当代艺术中的价值观发生了转换,当代青年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更多地具有一种自语与对话的特点。观察成都双年展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艺术家的普遍状态。这一代与80年代新潮美术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没有那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英雄主义与救世理想,而是将个人的生活和大众文化与影像图像作为重要的艺术表达资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用异样的眼光观察物象,从中获得异样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没有前辈画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由坚定的理想与价值教育所形成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性,我们在这一代青年画家的作品中看到若干游离与恍惚,暧昧与自恋。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会流露出无言的茫然和对前景的困惑,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在作品中对于闲暇与享受的表达更具有一种对世俗生活的体验、认同与投入。而他们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已经由于当代艺术信息的丰富来源和材料的多样化,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与综合性。
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奥利瓦在《超级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热超前卫”(HotTransavanguàrdia)和“冷超前卫”(ColdTransavanguàrdia)的概念,这大概是借用了现代艺术中的“冷抽象”与“热抽象”的概念。他所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不是平行的共时性概念,而是先后的历时性概念,即“热超前卫”的一代人以使用语言的方式来利用强调艺术价值的机会,这种语言求助于历史,以此作为其分离于日常用语的标志。而当前的一代人却采用一种综合的、或然性的方法,即对材料和语言选择中的固有难题做出直接的反应,哪怕这些材料和语言是根据同样的疏离以及折中的能力来加以使用,奥利瓦称之为“矫饰主义者的模仿”。他指出“时下的艺术家们按双重意向来操作,即首先选用可辨认的事物,并将其加工处理,使之在与观众的目光相遇时起刺激作用;其次是采用形式化的场所和建设性方式,使之能够以新近精炼出来的距离感和意图来环绕其作品”(注:奥利瓦:《超级艺术》,毛建雄、艾红华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在这里,他实际上区分了早期现代主义的精致语言的前卫艺术与后现代时期受到大众文化影响与渗透的缺乏修养的流行艺术。
当代艺术的传播越来越依赖于艺术信息的获取和艺术活动的配套操作,大众媒介、收藏与市场日益成为具有评论价值的重要因素而发挥着影响力。当代艺术家已经意识到通过展览与大众媒介建立自己的符号系统即商品品牌识别系统,从而增加艺术神话的附加值的重要性。为此,选择社会熟悉的大众文化符号并对已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加以挪用,是一个与大众和传媒建立紧密的消费联系的公关策略。
美国艺术史家T·J·克拉克注意到前卫艺术的这种复杂性,也就是前卫艺术与“现代性”的关联:“在1860年—1918年间作为艺术的一些前后联系,前卫艺术的丰富性可以依赖它给予平面性的这种复杂和兼容的价值——必定从其他地方而不是从艺术中得出的价值——而重新得到描述。它将使那种平面性作为‘大众化’的同义词——因而将某种东西精巧地、清晰而显著地构想出来。或许它表示了‘现代性’,因为平面性意味着用幻觉召唤出的广告、商标、时髦画片和照片的纯粹两维性。”(注:T·J·克拉克《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艺术理论》,见《波洛克及其之后》,纽约哈珀与劳出版公司1988年版。)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与大众文化具有血缘关系的流行艺术?还是在成都双年展的座谈会上,陈瑞林教授的观点对我们可能会有启发,他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艺术家提出过多的要求,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消解,家长里短也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改变社会的还是大众艺术。改变社会思维方式的还是流行艺术。我对大众艺术、实用艺术比较感兴趣。让民众感受艺术,也是好的。大家不要太刻意,现代艺术是很宽松的。”(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这一观点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中国知识界与艺术界的影响,流行艺术已经并且将会获得更为宽容的发展环境。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今天已经不再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先锋派,也就是说,不再有令人震惊的艺术和受震撼的社会之间的那种张力,这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它证明了在西方社会,先锋派已经取得了胜利,社会本身已经接受了创新与变革,但这恰恰导致了“前卫”的制度化,并赋予它不断推陈出新的任务。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注意到西方艺术经过现代主义的前卫洗礼,已经获得了一种文化冲动力,即艺术“已呈现出一种追求新颖和独创性的主导性冲动,以及寻求未来表现形式与轰动效果的自我意识,这就使得变革与创新的设想本身遮盖了实际变革的成果”(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9页。)。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前卫已经死亡,理由是在当代艺术中,形式革命的空间已经发掘殆尽。而前卫艺术极端强调的个性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很大的虚幻性,个人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福柯认为,现代主义强调的主体性并不存在,所有的主体性都是虚幻的,个人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存在,为这种关系所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以及规范化,个体接受社会权力的制约和社会规范,自觉内化,这是一种被动的“生产性的主体”。但福柯也强调个人要从被他人改变转向自我转变,从而发展出以分散、多元对抗统一性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是反体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是强调主体行动的自觉性的,“必须把政治行动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救出来,通过繁衍、并置和分离,而非通过剖分和构建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注: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在福柯的著作中,主要讨论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如何被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和规范化,个人处在全方位的社会权力网络体系中,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是一种权力关系,个体似乎处于悲观的无助地位。但在福柯的晚期,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强调“统治技术”转向强调“自我技术”,即强调个人如何被他人改变转向强调如何实现自我改变,他呼唤一种在社会微观层面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用一种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学概念。通俗地说,当分散的个体不具有对整体社会中心权力的控制权时,他可以通过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来获得对自我的控制权。这种“微观政治”以两种反话语形式获得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一种是“话语政治”,即边缘群体通过抵制将个人置于规范性约束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自我,获得自由;一种是“生物性政治”,即个体摆脱规试性权力的束缚,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形式来重塑躯体,从而颠覆规范化的主体认同和意识形式。将“”与“欲望”提升到一种文化与政治的高度来切入社会,是当代艺术对于传统价值的一种和平颠覆的后现代策略,这就要求我们对当代艺术中的“”和“欲望”从社会学的角度还原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行为艺术与身体艺术的一个切入点。
展览现场
在我看来,当代艺术对于社会的切入,正是从个体与微观的层面上,对传统价值与观念的解构与重建。由此,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当代青年艺术家在认同、参与、体验甚至享受当代生活的外表下,正在发展出一种对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具有解构性的艺术图像系统。以卡通一代、张小涛、杨帆、UNMARK、曹静萍、陈可、罗丹、吴雪莲、孙皓、牟柏岩、陈昕等人为例(更早一些时期,四川的陈文波率先使用塑料式女性形象表现商业复制对当代生活与个人情感的模式化塑造),他们的作品都反映出我们时代的社会变迁与卡通文化、数码影像对当代青年的深刻影响。在与青年艺术家的交流和对话中,我注意到,正是通过流行文化的符号,他们的个性化日常生活经验得以表达,在这种表达的背后,是一代青年价值观与伦理观在微观层面的张力性冲突,以及他们在这种冲突中试图重塑自我的努力,福柯在《论伦理学的系谱学》一书中说“我们必须像创造艺术品一样创造我们自己”,也许我们可以将这句话转换为“我们必须在艺术创造中创造自我”,这种重建主体性的努力是为了争取个体的自由,所谓“自由”,是指个体可以摆脱对一个已逝世界的怀恋,或者说可以不必在今天重新复制过去的规范模式。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荣辱观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具体反映,支配着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情感,是社会风尚形成的伦理底线和价值基石,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体会到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适应我国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事业的迫切要求。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地揭示和确认了当代中国公民共有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自我认同的基本点,既指出了社会道德建设的伦理底线,又指明了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伦理目标。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方针。荣辱观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明确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在本质上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内容和要求是相统一的。加强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不仅关系到他们能否健康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给予他们正确的荣辱观教育,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是非、善恶、美丑观念,对于他们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荣辱观从如何对待国家和人民、如何对待科学和劳动、如何对待他人和义利、如何对待法纪和生活的角度,全面阐明了“培养什么人”的重要标准,明确了在“培养什么人”的过程中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精神,为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指明了方向。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本质要求。办学育人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丰富和完善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解决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了科学的道德标准和鲜明的思想旗帜。我们要着眼于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学生“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最终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的目标。坚持德育为首,做到“四个结合”,扎实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坚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同党员先进性教育结合起来,发挥党员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办学的根本性问题。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着力点要放在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上,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教职工和学生头脑,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要通过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把学生党建作为“龙头”,推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局。
2、坚持把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同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为和基本的道德情感。
树立“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理念,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纳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努力拓展新形势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在课堂教学的主阵地、主渠道中重点突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积极主动地把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入教材、引入课堂、引入学生头脑,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同时,通过开设形势政策教育课,开办以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的专题讲座、报告,努力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入耳、入脑、入心。
3、坚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以创建优良校风学风为重点的校园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校园结合起来。
1.引领方式的转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要始终贯穿于大学生日常教育实践教学环节,把握时代特征,把握大学生的特点,用大学生最喜欢的交流方式和方法,引领青年、组织青年和服务青年。当前,大学生具有个性张扬、好胜心强、自尊心强、渴望表现、希望认可、抗压力弱等特点,这对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审时度势,从单一教育方式转变为互动教育方式,从生搬硬套的理论教育转变为网络新媒体互动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从视角导向转变为与时代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精神追求当中。
2.引领途径的变化。
伴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应用与微博、微信时代的到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引领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不断提高和拓展工作能力和视野,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运用新媒体网络的传播力量,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途径,促使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教育内容“进网络、进课堂、进社区、进头脑”,使大学生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并将其寄予自身的成长、成才过程当中。
3.引领内容的拓展。
当前,随着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多变性的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思潮也发生了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根据社会主义思潮发展变化的规律,按照社会主义思潮发展的要求,本着“立德树人”的理念和学生发展的需要,通过创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内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拓展延伸到大学生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应用于日常实践教学环节之中,使大学生丰富自身的知识理论素养,做坚定社会主义发展的践行者和促进者。
4.引领内涵的深化。
要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效性以及针对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校园文化、教育教学、日常管理等方面的内涵建设,不断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与理解,不断拓展其教育的深度和广度,帮助大学生提升思想素质和综合素养,使大学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育人目标的功能
1.自我教育功能。
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要紧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本着“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工作理念,在尊重大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主动培养大学生的认知行为,引导大学生提高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大学生道德判研水平的发展,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针对性,使其永葆生机与活力。
2.自我管理功能。
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容要“贴近生活、贴近实践、贴近师生”的原则,要强化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践环节,使之内化为大学生日常的行为习惯,不断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正确的思想与情感,提高在参与实践活动过程当中正确的行为导向,促进大学生自我认知的合理行为。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善于把握大学生时代的特性,根据不同的对象、年级,分层次进行教育和引导,确定不同的教育目标和内容,讲究教育的层次性、渐进性,启发大学生在实践过程当中的自我管理能力,提高在实践过程当中的认知水平。
3.自我服务功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功能在于通过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人生观、世界观,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使大学生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能够得到更好的认知与锻炼,而大学生只有在日常的学习当中,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才能不断地提高理论素养,自觉的把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过程当中;才能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变化,使自身的自主意识、自我意识增强,进而提升自我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方法,不断提高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在实践过程当中达到自我服务的目的。4.自我表现功能。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要充分把握和挖掘大学生的性格与特点,从尊重个性发展和育人的角度出发,加强大学生自我认知的培养与发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真正能让大学生愿意接受、主动接受。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实践过程当中,有针对性、时效性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尤为关键,要分析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满足大学生个性发展,在彰显他们个性发展和满足他们个人需求的同时,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思想和行动。
三、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路径的建构
1.创新教育体制机制,确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合力。
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一定的社会共识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环节。一方面,通过科学合理的分工,确保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逐步形成“责任明确、协调配合、运转高效、上下联动”的教育合力机制。另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立体网络,高校要齐心协力与各二级学院和教学单位建立起联动机制,努力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师生共同参与”的格局,努力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工作体系。
2.创新教育实践理念,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理念。
要重点突出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教育的思想引领,在教育实践环节充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细化到工作的各阶段,把握大学生成长发展的规律,为每个大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以大学生主体需求和身心健康成长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将“我们想怎么做”变成“学生需要我们怎么做”。要在做好大学生实践教育工作的同时,结合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做好服务工作。同时,要充分调动大学生参与学校和自身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坚持把大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检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得失的试金石。
3.创新教育实践内容,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化。
创新教育实践内容是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展的需要,每一所高校都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办学风格。坚持将创新实践内容“主干”教育和实践“支干”教育相结合,在实践阶段不断提高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体系的认同。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改革教学方式、手段、方法,如运用讨论法、问答法、辩论法、咨询法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头脑。同时,加强实践环节,如组织新生军训、社会调查、参观考察、勤工俭学、社区服务和公益活动、生产劳动、青年志愿者活动、红色之旅等,让大学生了解社会实情、增长见识,在实践中学习和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多样化的发展。
4.创新教育实践载体,发挥网络正确舆论导向的引领作用。
充分发挥网络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积极作用,认真研究校园的互联网建设,在借鉴新技术网络新媒体上下功夫。在创新教学实践载体上,要充分把握在大学生当中流行的微博、微信、腾讯QQ、人人网、飞信等新型媒介网络平台,以生动事实为依据,结合生动形象的案例,做好虚拟网络和现实教育的相结合教育实践平台,充分发挥网路新媒体的作用,主动抢抓占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路径,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熏陶上有新的突破,为校园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5.创新教育实践坏境,营造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主渠道功能,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任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普及和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在以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贯穿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有利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教育成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学实践环节,分步骤、分阶段,逐项推进与落实。同时,要结合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广泛开展文体娱乐、学术科技、报告讲座等活动,使教育载体多元化和价值观念直观化,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有效解决“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价值导向问题。
6.创新教育实践效果,促进大学生的思想素质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文艺社会学;中介论;审美心理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231-01
一
1800年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发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这成为文艺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标志着文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直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共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实证主义经验派、批评辩证派、发生学结构主义以及苏联的艺术社会学。这四个流派,究其理论而言,都清晰地指明了文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即文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是似乎又都没有说清文艺与社会的关系究竟如何,正如约翰・霍尔所说:“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的主要弱点之一,是不能确定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确切联系。”要确切弄清文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首先要从本质上分析。文艺,就其根源来说应属于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因此文艺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它的各种要素身上都充满了社会的气息,但是,文学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忠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它作为人类思想领域的存在,需要通过各种中介环节反作用于社会,因而更显现出与社会变迁不相同步的相对独立性。
二
中介,指的是在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对立两极之间起居间联系作用的环节。中介概念最早由黑格尔提出,他在《逻辑学》里说:“不论在天上,在自然界,在精神中,不论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同时包含着直接性和间接性的。”他认为作为事物之间联系环节和事物转化、发展中间环节的中介,是普遍存在的。的确,在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就大量存在着这种中介因素,因此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线性因果关系,从而构成了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和文艺问题。
在文艺与社会之间的诸种中介因素之中,审美心理是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中介之一。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性的审美实践活动,是一个主体全身心参与的过程,在整个审美活动过程中发挥效能的主要机制就是心理因素。
审美心理,即人在审美实践中以审美态度感知审美对象,从而获得审美体验的心理过程。它主要有两个方面内容: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和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通过情感、想象等因素促使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审美品味及审美经验创作出具有自我独特风格的作品;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则通过感知、理解等因素,对审美活动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和取舍,以丰富自我的审美经验。就审美心理的产生而言,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接受主体,他们的审美心理都是社会性审美实践的结果,是社会生活内容在思想领域形成的心理准备,这包括感知、想象、情感、理解等因素。
三
人类的审美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心理过程,是各种审美心理要素彼此交融制约、综合作用的心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审美心理“三要素”:感觉、情感、理解发挥着最基本的作用。
审美感觉因素。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里对人的审美感受有一段论述:“只是由于属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觉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由此看来,审美活动是人的本质能力,而审美感受则是人在此社会性活动中的最初表现。人们往往通过审美感受对审美客体进行价值判断,因此审美感受直接推动着文艺实践活动的发生与发展。
审美情感因素。人是一种情感动物,拥有“七情六欲”。心理学上说,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往往关于物质生活,因而带有功利性、欲望性,而审美情感虽以日常生活情感为基础,却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审美情感非关审美主体个人的切身利害,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精神需要,因此超越了个人的利害关系和物质上的功利追求,蕴含着更为公正、深刻的社会思想。
审美理解因素。当代美学家蒋培坤认为:“审美活动中的理解,主要表现为对对象形式意味的直觉把握,近乎中国庄禅和诗学中的‘悟’。”在整个审美活动过程中,审美心理的各个要素都是贯穿始终,彼此交融综合起作用的,而不是孤立的分阶段发挥其功能的。当然,能否达到审美认识深层次内在的理解,仍然取决于人们体悟审美对象的水平,而这种水平又都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和深化的。审美理解的深入发展,可以使审美主体的感受、情感得以表现、陶冶和升华,从而真正提高自我的认识水平和感知能力。
关键词: 新闻学 理论体系 公共性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12]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为了解明“动态相对主义”是何理论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解明“相对主义”的概念。“相对主义”是指否定追求普遍的绝对的真理,真理仅仅是相对的,或者说真理不是唯一的,也可能有多个真理同时并存。而且,“相对主义”是通过与其他事物相比较之后才成立的,只有通过比较才有可能追求真理。但是,如果过于极端激进地理解“相对主义”,那么无论何种知识抑或是认知,只要合乎情理,就能说是正确的。这样,“相对主义”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妥协性”的部分产生,这是非常不合理的。由此,上田熏针对“相对主义”提出了如下见解:
“因为真正的相对化是断然不允许绝对化的,因此与人类诚实的态度,特别是强有力的主体性的保持是无法分开的。人类往往会误解为不承认绝对性的相对主义是一种随意的自暴自弃的生存方式,但是以不可能完全成立作为前提条件,不认同完全成立,坚持……”
以上,上田氏针对“相对主义”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无法得出一个普遍结论而被人随便对待提出批判。因此,上田氏指出,真正的“相对主义”是指,在承认普遍性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基础上,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寻找发现绝对性的东西而要不断地强烈追求。这里上田所谓的“追求真理”是以“作为公民的资质”为视点理解的,同时考虑可树立追求更好的社会及团体这样一个目标。当然上田同时指出,为了创造这样一个更好的社会和团体,有如下两种姿态是必要的:
首先是作为人类的诚实的姿态。这是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和沟通交流,对于和自己有着不同思想的人的意见,首先要真诚地倾听,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次是保持强有力的主体性。上田认为,所谓保持强有力的主体性必须在追求更好的社会和团体的目标前提下,独立自主地率先而且要不折不扣地去追求的一种姿势。
综上,笔者概括,上田所谓的“相对主义”是要实现创造更好的社会,而彻底追求更好社会的姿势便是其根本。为了贯彻实行这一姿势,“对话”等与他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交流,并主观能动地参与社会中去的同时,也必须倾听他人的意见。这才是上田所认为的真正的“相对主义”。
二、动态相对主义
笔者认为上田的“动态相对主义”与其教育观和课程观是密不可分的。如下引用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问题解决性的学习是将社会危机自觉作为根本的一种学习方法。但是当世界看起来太平顺利的时候,解决问题性的学习能做什么呢?很多人会认为只要教授规定好的定式的正确答案就可以了,这样只会令课程退化甚至颓废。因为如果这样,也就是将世界当作静止的事物来对待了。而现实肯定是不会按照人的计划发展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世界才有生气,事物才会发展”。之前所提做法自然是缺乏动态发展的眼光。
综上,上田首先针对静止性的课程进行评述。她认为,静止的课程是按照固定的模式把正确答案教给学生,所以她批判“静止的课程”。换句话说,“静止的课程”就是将教科书上所罗列的知识单方面地灌输给学生的一种课程,仅仅是对这个世界表面的一种认知,也可以说是对毫无变化的世界的一种认知。而且她同时认为,僅仅将教科书上罗列的社会结构等知识灌输给学生的话,学生最终也仅仅是表面性的理解社会,而无法充分理解现实发展变化的社会。
特别是针对社会实践性的课程,上田认为所谓的“动态”,是指“现实社会绝不可能事事都照着计划发展。正因为如此,社会才有生机,才会向前发展”。
综上,上田的“动”,即社会日益变化的状态,或是人类不断交流不同思想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动态”课程即通过与他人的“对话”交流沟通如实把握发展变化的现实社会。
比如,在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中,学生针对“用货运火车运货运费更低,可为何一般选用运费较高的货运卡车来运货呢”等比较现实的社火问题进行调研,锻炼自身如实把握实际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
以上,为了考察“动态相对主义”理论,笔者将上田的“动态”和“相对主义”分开进行了详细阐述。所谓的“动态相对主义”,概括起来可以认为是:将发展变化的现实社会导入到课程中,学生在与持不同意见思想的他人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加强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加深理解。将此“动态相对主义”理论具体化的手段之一除了上述将现实社会纳入具体课程外,非常重要且可行的一种手段便是大学里如今在实行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鼓励发动学生利用暑假,通过实地考察调研及和同伴他人的沟通交流了解现实社会。
比如笔者在所指导的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小组中,有“关于垃圾场设置的调研”这一主题。一般课堂上的教学往往是教师按照自身经验制订教学计划,结合自身认为应该教的内容和自己想要教的内容来制定教学目标,这往往忽略学生理解这一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按照课堂教学看,“关于垃圾场设置的调研”最终将是教师所设定的目标是“明确现今垃圾场设置是否合理?让居民生活舒适的垃圾场应如何设置”,然后教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在课堂上进行一系列的解释,这样的课堂是否忽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个性的发展呢?
但是社会实践是放手让学生调研—思考—实践的过程,学生的理解和发言等是出乎教师预测的,所以教师必须理解学生。也就是说教师在理解学生是如何看待社会的基础上,应结合学生的理解展开指导。上田指出若不将学生当作独立的个体理解,教师就远离了学生。只凭自身的预测上课教学生,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而你真正走进学生,就会发现每个学生都有微妙的差别。当教师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会意识到集体指导无非是独善的没有意义的指导。
三、暑期社会实践的特点及其指导思路
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对于指导老师来说,有着很多不得不应对的突发状况。结合上述一、二的内容,在三中,笔者从“教师应如何与学生相处”这一视点出发,论述暑期社会实践的特点及指导教师的指导思路。
首先暑期社会实践的特点在于“教师不教,放手让学生去做”。“教师不教”是指在指导过程中,教师极力控制自身的发言,这与所谓的“消极教育”存在一线之隔。教师不教的背后是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调研,积极展开合作交流。“尽可能地多教授一点知识给学生”,可以说是一般教师的通病。可是,教师说得越多,学生思考得越少,他们的理解自然就越浅。而且,教师对学生所传授的知识,学生并不一定能完全接受。因此,笔者认为,教授的量宁愿少,但是所教授的内容必须深刻充实具有一定的发展性。教师只说一点点,学生却能从中得到很多启发才是教育的关键。没有思考就没有理解,那么为了让学生理解,必须给他们必要的时间和场所。正如师徒关系,师傅一般不会直接将精髓的技术教授给徒弟,而徒弟是在不断的试行错误中慢慢习得更精湛的技术。
其次,针对暑期社会实践中的突发状况,一般可以考虑为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学生没有提出各自不同的獨具建设性的意见,而是一个团队一个结论或是一种意见;第二,部分学生有可能受教师的意见影响,因而无法发表独具个性的意见。这不仅无法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加深对社会的认识,而且极有可能扼杀学生的创造萌芽。那么,作为暑期社会实践的指导教师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针对第一点,一个团队只有一种意见或一个结论的情况,指导教师最好让学生困惑,让他们对自己提出的意见产生怀疑。为了让学生将平时有疑问的问题毫无抗拒心地提出来,教师应该创造“接纳学生”的环境。那么,“对话”便是这个环境里面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对话”不仅是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而且指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环境之间、学生与自我的“对话交流”。以“垃圾场设置”这一主题为例,通过讨论交流,笔者所指导的一个团队七个人针对设置场所提出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将垃圾场设在离住宅区或是繁华地带较近的地方,其理由是通过调查得知,无论是住宅区还是繁华地带,所产生的垃圾非常多,因此设在住宅区或繁华地带附近比较方便快捷经济;另一种意见是从环保的角度出发,认为第一种意见不仅会影响居住环境,而且在处理垃圾过程中势必污染居住环境,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垃圾场应如何设置关系到社会、民生和环境等多方面,用上田的“动态相对主义”理论解释,可一理解为将发展变化的现实社会导入到大学的实践类课程当中,让学生接触与自己持有不同见解的人,相互对话交流并理解,由此加深对社会的认识。
其次是针对第二点,部分学生易受教师意见影响而无法发表个性意见,指导教师该如何做呢?上田指出,在学生讨论时,教师若寻找合适的时机插入简洁的语言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何理解上田的主张呢?
指导教师在发言的时候,应该尊重每个学生的发言并且使他们能感受到自己的发言即使没有被采纳也被接纳和尊重。比如针对“垃圾场”的设置,教师可适当插入“除了反对意见外,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吗”、“有没有哪位是持中立态度的”等问题。这样,除了赞成和反对的,那些认为设在居民住宅区和繁华地带虽然方便但不环保的意见也得到尊重,而也许正是这种处在中间犹豫不定的意见,最后才能规划出最合理的方案。
参考文献:
[1]广松涉.岩波哲学·思想事典[M].东京:岩波书店,1999.
[2]上田熏.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克服教育低迷之路[M].东京:玉川大学出版部,1999.
关键词 计量分析;科学史;ISIS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90-0001-02
0引言
国际科学史权威刊物ISIS是由科学家萨顿1912年在比利时创刊。1913年三月出版第一卷至今,已出版103卷。萨顿作为《ISIS》第一任主编,对《ISIS》具有巨大的贡献。萨顿在《ISIS》的首卷第一期《ISIS之目的》一文中明确指出:“《ISIS》是哲学与科学的哲学杂志;是历史与科学的历史杂志;是社会学与科学的社会学杂志。”[1]
很显然,ISIS是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于一身,熔科学史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于一炉,是一份综合性很强、内容丰富、水平很高的国际科学史权威刊物,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杂志[2]。本文主要选取ISIS(1913-2012)的研究论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计量研究。
1 ISIS研究论文的内容计量分析
根据ISIS的目录,本文主要选取研究论文按学科和断代进行计量统计。按学科可分为数学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地球科学、医学、技术、其他;本文以十年为时间单位并将分类的研究论文数占总研究论文数的20%作为划分热点的标准对ISIS研究论文进行计量统计,详见表1。
按断代分为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16世纪~21世纪和其他。详见表2。
从表一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ISIS(1913-2012)研究论文的领域统计分类所占比例分别为数学8%,物理科学28%,生物科学9%,地理科学4%,医学7%,技术4%,其他40%,总计1794篇。
很显然,在1913-2012年这100年中物理科学的比重平均超过20%,一直是科学史研究的热点,这与物理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研究热点关系密切相关。数学在1913-1922十年中,比重超过20%,可以称为是阶段研究热点。其他类所占比例远远超过20%,这是由于其中包括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受到更多的关注。
从表2ISIS研究论文的内容断代中得出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19和20世纪呈逐渐递增趋势,这说明这两个时间是研究热点。其他类仍占有最多比重,这是由于20世纪以来科学社会和人类学普遍受到关注。
从图表的数据显示上看,现代科学史研究趋势已超越古代科学史。从而反映出科学史的发展趋势已从近代科学的源头希腊科学向“现代性”型的科学通史转化。不同的科学观导致科学史的关注度不同,从而导致科学史的发展趋势出现变化。20世纪以来80年代以来,科学史的发展趋势已从科学思想史向科学社会史发生转变,科学社会史成为科学史的新的研究热点,备受关注。科学史的发展迹象也从实证角度向科学事实发生着更深层次的变化。
2结论
从上面对研究论文的计量研究判断出这一时间科学史的研究热点。依据图一,就ISIS而言物理科学都是这一时间段的研究热点,这说明物理科学就是科学史研究的热点。生物科学和医学都在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他们有望成为科学史的新的研究热点。依据图二,我们得出19世纪,20世纪的研究占一半以上,这说明科学史的研究已接近现代研究,而不是以古代和中世纪为主。
通过分析100年来科学史权威刊物ISIS在研究论文方面的统计数据,大体反映了百年来世界科学史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势。从科学史内在逻辑看,表现为从物理科学研究一枝独秀到多门学科并举;从科学史发展的社会与境看,交叉学科关注度的增加,反映了科学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对科学史的综合研究已经成了当代科学史的一门显学。正如袁江洋研究员所说,科学史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综合。
参考文献
[1]G.Sarton.Historie de la Science.ISIS,1913,1:4-5.
[2]G.Sarton.Le but d’ISIS.ISIS,1913,1:1.
[3]魏屹东,刑润川.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1913-1992)内容计量分析[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