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体系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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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体系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方式;采购理论

建立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是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建立廉洁政府的需要。由于政府采购制度在我国发展的时间不长,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因而,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加入WTO后政府采购市场需要进一步开放的实际,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一、国外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比较

国际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伴随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形成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在国际政府采购法律规范的推动下,一些发达国家纷纷修订或制定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一)国际组织采购法律制度

1.《WTO政府采购协定》(简称GPA)。GPA的内容包括24条正文、4个附录和5个附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指参加国之间就政府采购法律、规定和惯例等所达成的框架协议,仅适用于签字国家。基本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措施方面的权利与义务的多边框架,实现世界贸易的扩大和更大程度的自由化。通过扩大政府采购的竞争,促进政府采购透明、客观、经济和高效。GPA对缔约方政府采购实行三大基本原则:第一,非歧视原则;第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原则;第三,透明度原则。GPA的采购范围是由采购实体和采购标的两方面来确定的,每一个缔约方均需在协定附件中以清单列举其境内拟按照GPA的要求给予境外供应商国民待遇的政府采购实体和采购标的及其最低限额。GPA规定的采购方式包括公开招标采购、选择性招标采购、限制性招标采购、谈判式采购。GPA的质疑程序是各项质疑应由一家法院或与采购结果无关的独立公正的审议机构进行审理。

2.《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它是联合国关于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方面制定的较为完善的法律文件,它包含了几乎所有的政府采购活动,反映了在政府采购领域内较为合理、易为各国接受的实践性做法,内容凝聚了通行于世界大多数国家政府采购立法的精华。

《示范法》是一部框架法律,有待以采购条例做补充。对正在进行采购立法和使其采购立法现代化的国家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示范法》的目标是尽量节省开支和提高效率;促进和鼓励供应商和承包商参与采购过程和竞争;给予所有投标人以公平、平等待遇;促使采购过程诚实、公平,提高公众对采购过程的信任。《示范法》只规定适用的采购实体的最低限度,采购实体系本国从事采购的任何政府部门、机构或其他单位。适用于以任何形式进行的货物、租赁、租购甚至易货采购。《示范法》的采购方法有招标方法、两阶段招标、征求建议书和竞争性谈判、限制性招标、邀请报价、单一来源采购;对于服务采购规定其主要方法是征求建议书。《示范法》的审查程序为采购实体自我审查、上级行政机关审查和司法审查。它向投标商提供一条审查途径,使采购法律和制度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我监督和自我实施功能。

3.欧盟《公共采购指令》(以下简称《指令》)。它规定了一个法律框架,成员国必须使政府机构和公用事业公司的合同授予程序符合这一法律框架,并把它上升为国家法律。《指令》的目标是:在欧盟范围内增加采购程序的透明度;促进成员国之间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改善公共供应和服务合同有效竞争的条件。《指令》的原则是透明度原则、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性原则。《指令》的适用范围为中央、地方和地区政府机构以及公法所管理的或由《指令》所规定的其他公共机关。《指令》规定了公共采购程序:包括公告、招标公告、合同文件的提供、技术规格、授予合同的标准。《指令》规定的救济程序是复议程序。同时还创设了两种供当事人选择的程序:证实程序和调解程序。

(二)各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本文选取英国、美国、韩国作为政府采购国别立法代表,其原因在于:英国是最早开始政府采购的国家;美国政府采购的发展较完善,其政府采购份额也十分巨大;韩国是我国的近邻,同为亚洲国家可以为我国提供借鉴。

1.英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英国有比较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形成了以《英国公共工程合同规则》、《英国公共设施供应的公用事业工程合同规则》、《英国公共服务合约法规》、《采购政策指南》、《采购实施指南》为核心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内容涵盖政府采购的各个方面。其政府采购的政策及核心分别是“物有所值”和竞争,通过竞争实现政府采购“物有所值”。

英国政府采购实行比较松散的管理体制。从政府采购的机构看,中央各部的预算部门和地方政府都拥有自行采购权力,独立承担本部门、本地区采购事务。财政部是政府采购的协调和牵头机构,起到管理作用。另外,英国还有许多采购机构和采购行业协会,协助政府采购的实施。采购方式主要有:竞争性投标、公开招标、协商和竞争投标相结合、竞争性协商谈判、单方投标以及投标后再协商的方式。政府采购的法定程序主要包括:制定采购计划、指定采购总负责人、在指定刊物采购信息、采购信息的咨询、供应商资格的审查、招标或者是直接采购、采购的履行、采购的审计。

2.美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美国是较早建立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之一,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美国先后颁布了《合同竞争法案》、《购买美国产品法》、《武装部队采购法》、《服务合同法案》、《贸易协定法案》、《联邦采购政策办公室法案》、《小额采购业务法案》、《合同纠纷法案》、《1993年联邦采购程序合理化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法制原则、竞争原则和申诉原则是美国政府采购法律三大基本原则,其中竞争原则是最基本的原则。采购方式主要有小额采购、大额采购和电子贸易。小额采购一般采用货比三家的程序,而大额采购一般采用公开招标采购和协商采购的方式。有效保护政府采购市场,是美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最具特色的地方。《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必须优先购买美国产品。

3.韩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韩国先后颁布了《政府作为采购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法令》(也叫《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法令》、《关于特定采购的(政府采购法)的特殊实施规则》、《地方政府财政采购法》和《政府投资企业会计规则》。韩国政府采购管理手段较为先进,采用电子招标方式,制定有《电子交易基本法》和《电子签名法》。这样,韩国有较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韩国政府采购原则包括透明公正原则、诚实和信用原则。采购方式有公开竞争合同、有限竞争合同、指名竞争合同、随意合同,即采购金额在2000万韩元以下,按规定可以用直接洽谈的方式签约。采购厅是韩国财政经济院政府采购的专门机构。韩国政府采购基本上按照国际惯例并依照本国法律规定进行。

(三)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1.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特点

第一是明确的政府采购目标及原则。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皆以促进政府采购经济有效性目标的实现作为其使命。遵循透明、竞争、公平、公开原则,并贯穿于整个采购过程,成为管理政府采购活动的灵魂。第二是完善的政府采购程序。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采购法律都对采购的主要方式作了明确规定,将招标采购作为政府采购的首选方法,规定在一般情况下采购机构必须采用。同时考虑到采购环境的复杂性及公开招标的不完全适用性,又设计了适用于其他采购环境的一系列程序,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适用各种采购环境的采购程序,既保证了政府采购的竞争、公开、公平、公正,又最大限度地促进了政府采购经济有效目标的实现。第三是完善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国际经济组织和各国都制定了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由于政府采购数额巨大,许多国家政府采购规模一般占年度GDP的10%～15%,政府采购法相应的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第四是完善而有效的救济程序。各国政府都在其政府采购法律中规定了救济程序,允许双方通过司法、行政手段对不当采购行为提出异议,为法律制度健康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第五是受国际或区域政府采购立法影响越来越大。如欧盟的政府采购政策对成员国政府采购约束越来越大,而欧盟成员国的政策影响力越来越小。在各国的立法中,还注重与政府采购国际规则衔接。

2.各国同国际组织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接轨与差异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国家能够及时根据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本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积极与国际规则接轨。但由于国际经济组织与各国政府在政府采购上的价值取向不同,因而不同国家立法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如欧盟与世贸组织是以“自由市场”为本位的“经济理性论”为其立法的价值取向,强调政府采购必须绝对地适用商业标准,其目的是促成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消除歧视措施,推进国际贸易发展。相反,各国政府则以“干预主义”理念的“工具性或再配置使用论”为立法的价值取向,注重政府采购的工具性使用,目的是为了极力保护本国政府采购市场,以更好地实施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各国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实现与全球(区域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真正接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同类型国家对待政府采购的国际规制采取不同态度。发达国家愿意加入GPA,其主要原因是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水平还不具备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条件,他们认为加入GPA会大大减弱政府为促进本国产业发展而使用政府采购政策的灵活性,若全面开放将造成巨大冲击,因而对参加GPA不积极。这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是政府采购的国际规制发展遇到的最大挑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这种立法价值理论的对立会渐渐缓和并最终消除。

二、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一)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现状

自1998年起,我国的政府采购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到2008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到了5990.9亿元。[2]我国《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分别于2000年1月1日和2003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已逐步进入法制化轨道。同时,我国已形成报纸(《中国财经报》)、网络(中国政府采购网)和杂志(《中国政府采购》)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信息体系。在政府采购规则国际化方面,我国在1996年承诺最迟于2020年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成员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并在加入WTO时承诺,要在入世后尽快开始加入GPA的谈判。

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按性质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法律类。包括《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以及《行政复议法》、《合同法》、《行政诉讼法》中有关政府采购合同、政府采购活动质疑与诉讼的规定都属于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的内容。第二层次是法规类。包括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和地方人大颁布的地方性法规。第三层次是规章类。包括国务院部委和地方政府颁布的规章。第四层次是规范性文件,是我国数量最多的政府采购制度,规范着大多数的政府采购行为。

(二)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在西方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与国外相比,我国政府采购开展的时间太短,实践与立法经验不足。与WTO框架下成熟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相比,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显现出许多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

1.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尚不健全。《政府采购法》出台近8年,尚未出台细则,可操作性不强。部分地区根据自身实际制定了一些规章和制度,但很不完善。此外,政府采购的法律体系存在法律真空,例如:面对电子化政府采购的发展,缺乏相应的电子政府采购的法制环境,《政府采购法》、《合同法》、《招标投标法》都需要做相应的修订。

2.适用范围不广。一是我国将政府采购适用客体范围定位于货物、工程和服务,并用“集中采购目录”予以限定,而集中采购目录范围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可见,《政府采购法》适用客体范围具有不确定性。它的不确定性与政府采购国际规则的适用客体范围的确定性相悖。二是在适用客体范围排除方面,《政府采购法》除了对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的采购、军事采购、利用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采购予以规定外,对其他情况的排除缺乏规定。三是政府采购的主体偏窄。如从事公用事业的交通、电力、电信等国有企业没有纳入采购单位。四是采购的客体与国际规则相比显得不宽。

3.采购方式的规定存在不足。《政府采购法》规定的采购方式包括: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国务院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相应的适用条件。但从采购方式的选用排序来看,除对公开招标规定为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外,对其他方式的主次选用未作具体规定,为采购实体有意避让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寻求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留下潜在的操作空间。我国《投标招标法》规定的招标方式包括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与GPA规定的四种招标方式相比,选择余地小,对政府采购市场不利。

4.采购程序规定简单或缺乏规定。一是公开招标程序规定过于简单;二是对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等招标文件应载明的内容未作规定,导致招投标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三是缺乏对中标原则的一般性规定和中标的详细商业标准,可能导致采购实体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四是对采购合同授予程序规定过于简单,绝非“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一个简单条文所能解决的;五是没有投标及履约担保的规定,忽视了采购实体权益保障;六是缺乏年度招标预告程序规定,不能使供应商较早地了解政府采购信息,难以形成广泛有效的竞争。

5.质疑和投诉机制不健全。《政府采购法》也专门设立了质疑投诉程序,但与国际规则相距甚远。GPA质疑程序要求缔约方以书面形式规定一套保障供应商获得采购活动中期待利益的“非歧视的、及时、透明且有效的程序”,并由法院或其他公平、独立的审查实体来确保程序实现。《政府采购法》将质疑作为审议的前置程序,并且在中间还添加了投诉,就使得供应商对质疑不服必须先进行投诉,投诉不服方可提讼,这大大延长了政府采购救济程序。同时,受理投诉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在性质上与GPA所要求设立的独立审查实体完全不同,供应商的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6.政府采购监督机制不健全。《政府采购法》规定各级财政部门是政府采购的监管部门,《招标投标法》规定监管主体是各级发改委,造成我国政府采购监管主体不统一。此外,法律尽管赋予政府采购主管机关享有政府采购的监督检查权、集中采购机构的考核权及投诉的处理权等,但与有效履行职能的要求相比仍较窄,需要扩充和完善。

7.法律条款模糊,难以操作。《政府采购法》有多处规定模糊:一是“财政性资金”的概念及范围模糊不清;二是“国货”的概念和标准不明;三是《政府采购法》规定属于地方预算的政府采购项目,其集中采购目录由省一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确定并公布,但“其授权的机构”没有明确规定,致使各地集中采购目录的管理机构不统一;四是机构概念不清,《政府采购法》对机构使用了“集中采购机构”和“采购机构”两个概念,他们的关系无法区分。

三、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思考

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为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有利于国家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要加快制定《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配套法规。针对电子政府采购的发展,加快制定电子政府采购程序、合同管理、信息、电子认证、安全保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各地应以《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细则为主要依据,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办法,构建较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政策功能。一是完善政府采购竞争、公开、公平的原则。坚持竞争性原则,通过竞争,才能形成政府采购的买方市场,从而形成对政府购买更有利的竞争局面。坚持公开性原则,包括采购程序、采购标的公开,接受投标方的质疑和申诉,接受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审查和监督。坚持公平性原则,促进政府采购经济、有效目标的实现。包括为所有竞争者提供均等的机会;资格预审和投标评价使用同一标准;对所有投标者提供应该提供的全部信息等。二是应更好地体现我国政府采购政策。首先,丰富优先采购本国产品的内容。其次,充分考虑未来加入GPA所带来的影响,利用GPA中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规定,逐步调整国内政府采购政策,保证在加入GPA后,既能够履行加入义务和利用GPAA所带来的机遇,又能够继续实现通过政府采购扶持国内产业发展等政策功能。

(三)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一是完善适用主体范围。首先,完善采购单位的相关制度。界定采购单位应从资金性质和财政性资金使用的数量上进行规定,避免采购单位规避《政府采购法》。其次,从事公用事业交通、电力、电信等国有企业,其经营涉及公共利益,可借鉴国际经验纳入政府采购制度调整范围。二是扩大适用客体范围。首先,扩大我国政府采购范围。根据我国的法律,除了通过采购获得货物、工程、服务外,还可以通过征用、征收、继承等方式获得。GPA规定,政府采购客体包括任何契约方式进行的采购。《示范法》也规定,采购是指以任何方式获得货物、工程和服务。GPA和《示范法》规定的采购客体都比我国的广泛,这样的规定有利于杜绝采购单位表面上利用其他方式获得货物、工程和服务,实际上却是使用有偿方式以规避政府采购法律制度适用的做法。通过规定采购单位以任何方式获得货物、工程和服务都使用政府采购规则,来扩大采购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其次,科学界定货物、工程和服务范围。借鉴《示范法》,将货物的附属服务归属于货物采购的制度规则之内,因为将附属于货物的服务排除在政府采购规则之外,会对采购货物的质量造成损害,也会破坏采购的效果。对于“工程”,《政府采购法》的规定与国际规则和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都不一致,具体表现为将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排除在工程的范围之外。因此,对于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应该在重新规定工程的范围中予以完善。

(四)完善政府采购方式。采购方式对于采购目的的实现非常重要。《示范法》和《指令》的采购方式值得我国修订《政府采购法》借鉴,重点应对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详细规范完善,形成以公开招标为主要形式的采购机制。同时,也要针对不同采购需求,发挥其他采购方式的效用,包括电子采购、框架协议采购等采购方式。

(五)完善政府采购法律程序。借鉴国际组织政府采购法律程序规定,结合我国采购实践,构筑科学的招标程序规范体系。包括详细规定供应商资格预审程序;构建招标文件内容确定、提供、澄清和修改程序;增加年度招标预告程序;规范投标的提交、修改、撤回和担保程序;规范投标的评审程序;规范采购合同授予程序等。

(六)完善政府采购监督机制。一是统一监管主体。招标投标是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应当从立法和司法上做好《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的衔接工作,将政府采购的监管主体确定为财政部门。二是应赋予政府采购主管机关更多的监督权,包括事前审查权、特别调查权等。三是建立多层次的外部监督体系。可考虑设置三重监督机制:各级财政部门的监督,各级监察、审计的监督,社会、舆论监督。

(七)完善政府采购救济机制。《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这样就将政府采购合同纠纷纳入民事诉讼范畴,排除了行政诉讼救济。在美国,解决采购合同纠纷由政府机构内部设立的合同申诉委员会受理,且对合同申诉委员会的决定还可以请求司法审查。GPA要求成员国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对政府采购及政府采购合同纠纷进行司法审查。可见,我国行政诉讼将政府采购合同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与行政法治发展趋势不符,应将政府采购合同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同时应设立政府采购质疑、投诉独立审查机构,确保质疑、投诉程序的实现。

(八)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立法技术。相关法律条文的含义应该明确、具体。一是建议将“财政性资金”的内涵界定为财政预算资金、纳入财政管理的其他资金,以及以财政性资金作为还款来源的借贷资金和以国有资产作担保的借贷资金。二是明确“本国货物”的概念和标准。它指在中国境内生产、且国内生产成本超过一定比例的最终产品;国内生产成本比例=(产品出厂价格-进口价格)/产品出厂价格。三是《政府采购法》规定:属于地方预算的集中采购目录由省一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确定并公布,其中的“其授权的机构”需要明确规定。四是厘清《政府采购法》中“集中采购机构”和“采购机构”的概念,避免采购机构概念用语上的混乱。

第2篇：法律体系论文范文

关键词：量刑建议；法律监督；量刑裁判

量刑建议权是指检察机关在量刑裁判前的某个诉讼环节,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认罪态度和社会危害程度等,提出建议,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法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请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刑罚的权力①。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正式将量刑建议列入检察改革项目,并部分试点,但时至今日,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量刑建议的性质仍存在争议,并直接影响到量刑建议制度的全面推行。笔者拟从分析量刑建议权的本质属性为出发点,就如何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量刑建议制度提出建议。

一、量刑建议权本质上属于法律监督权

(一)量刑建议是公诉的应有之义,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重要权能之一

公诉权是指法律规定具有公诉职能的国家机关为追诉犯罪而向国家审判机关提讼的权力②。公诉权“依据权利内容可以包括定罪请求权、量刑建议权、程序适用权等权能”③。检察机关通过向法庭提出指控犯罪证据,请求法庭对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进行确认,在此基础上进而请求法庭对犯罪人进行刑罚制裁,前者为定罪请求权,后者即为量刑请求权,两者构成完整的公诉权,缺一不可,量刑请求权是定罪请求权的必然结果。完整的公诉权不仅要求法院对事实进行确认,还需提出具体的量刑请求。目前,通说认为公诉权本质上是一种法律监督权,那么,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量刑建议权当然也是一种法律监督权。

(二)量刑建议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表明其具有监督制约的特质

刑事公诉中,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求刑权,请求法庭对犯罪人科以刑罚,揭示刑法的不可违反性,使犯罪人意识到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危害的同时,也使自己受到制裁,从而强迫犯罪人感受到法律的威严,自觉遵守法律,进而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同时,通过特殊预防,还能教育和威慑一切社会主体自觉遵守法律,保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因此,从促进法治建设的角度来看,量刑建议权具有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维护法律尊严和促进法治进步的社会功能。

(三)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模式来看,量刑建议应当具有法律监督的价值取向

现代刑事诉讼结构中,权力制衡是基本价值取向,只有以制衡为基点才能寻求和实现社会正义。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我国刑事诉讼庭审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对抗主义转变,但这种转变是渐进性的,至少目前尚未形成完整和规范的当事人对抗主义庭审模式,奉行实体真实原则和“犯罪控制”优先的职权主义的意识和因素仍不时影响庭审活动,再加上我国刑法中关于刑罚适用的条款过于疏松,同一罪名涉及的刑罚种类和幅度跨度太大,导致法官在刑罚适用上难以得到有效监督。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全程参与刑事诉讼,有必要也有可能赋予其必要的监督权力和措施,以制衡审判权。事实上,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量刑“畸轻畸重”的判决提出抗诉,就是监督刑罚适用的措施之一,只不过在以往的庭审中,其量刑建议权归于“隐形”而已。

(四)从量刑建议制度设置的目的来看,应该赋予其法律监督的性质

量刑建议权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审判权的制约,其通过提出具体的量刑种类和幅度,限定了刑罚适用,而且对审判结果依法进行监督,进而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的学者认为“并不主张检察机关提出之量刑建议是在行使所谓的笼统的法律监督权,而是在依靠程序角色分化、程序功能按角色分别配置的前提下所实施的当事人权力(利)制约”④,笔者认为有待商榷,因为如果只将量刑建议权定位为一般诉权,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一般当事人,则有可能导致检察机关为了追求胜诉而不顾法律是否正确实施、当事人合法权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此举势必否定其职权的监督性质,削弱监督能力,导致刑事诉讼权力结构失衡。实际上,检察机关行使公诉职权时,其不应仅将自己视为刑事诉讼一般当事人,还应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尽力维护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和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量刑建议制度的具体构建

量刑建议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权,是强化刑事公诉法律监督属性的要求,也是强化审判监督之必然。构建量刑建议制度,必须以规范量刑建议的提出和采纳为出发点,以体现和强化量刑建议的法律监督属性为宗旨。

(一)确定量刑建议权行使的时间和方式

首先,对于公诉机关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在时提出明确的量刑建议。此类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且被告人自愿认罪,公诉人对案情、证据程度和量刑幅度等有了充分的了解,证据程度在审判阶段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此类案件检察机关一般不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因此,在提起公诉时一并提出量刑建议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笔者认为不宜在书中直接写明量刑建议,因为存在被告人当庭翻供或法院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可能性,量刑建议在庭审过程中可能会作出修改,如此一来,书的稳定性和严肃性会遭到质疑。因此,单独制作一份量刑建议书并随案移送较为符合客观实际,即使被告人当庭翻供或法院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人也能根据庭审情况及时、有针对性地发表变更后的量刑建议,从而避免损害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其次,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可以在庭审过程中根据查明的具体案情和被告人的辩护意见提出明确的量刑建议。因为此类案件一般案情比较重大、复杂,案件事实的认定有可能随着庭审的进程发生变化,公诉人在法庭调查完毕后,综合已经质证的证据程度和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等全部因素,在法庭辩论阶段向法庭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会更加全面和准确,也更具有说服力,法官和被告人更易接受。需要说明的是,为使量刑情节得到充分的论证和交锋,笔者赞同在法庭辩论阶段提出量刑建议,但对于被告人在最后陈述阶段才表示自愿认罪的案件,有必要综合考虑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因素,对之前的量刑建议做出修正。总之,量刑建议权行使的方式和时间不能完全模式化、程序化,而应根据具体案件的不同作出相应调整,以达到监督制约法官量刑、维护量刑公正的目的。

(二)确定量刑建议权的种类

目前实践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种类有三种,分别为:概括性量刑建议,即建议适用某一刑法条文规定的法定幅度刑;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即在某一法定幅度刑内压缩一定的量刑空间;绝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即确定、具体的刑种和刑期建议。概括性量刑建议因为未对法定刑的幅度进行任何压缩,不具有任何参考意义;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虽然压缩一定的量刑空间,提出了较为具体量刑幅度,但相同犯罪事实和情节的案件可能由于具体承办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量刑幅度,而且,量刑幅度的范围可大可小,由此给人产生一种模糊界限、“和稀泥”的感觉,法官有时也无所适从,而且也不利于就此展开量刑辩论(因为该量刑幅度可能符合被告人或其辩护人的量刑预期)。据此,笔者认为,应采纳绝对确定的量刑建议模式,因为,首先,经过庭审,案件所有证据均得到质证,犯罪事实和各种量刑情节已经查明,公诉人应当而且能够提出具体确定的量刑建议。其次,量刑建议是一种具有法律监督性质的司法建议权,只有具体确定的量刑建议才是法官量刑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检察机关也只有以具体确定的量刑建议作为监督制约法官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标准和依据。再次,有利于控辩式庭审模式的确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更易接受具体确定的量刑建议,因为其可以据此展开具体的、有针对性的量刑辩护,不会觉得无的放矢。

(三)明确量刑建议的法律效力,明确检察机关量刑抗诉权

检察机关依据查明的犯罪事实和法律规定提出的量刑建议,既是提供给法院作为量刑的重要参考依据,也是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依据。如果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不仅表明承担不同诉讼功能的检、法两家在量刑上取得了一致认识,同时也表明法院接受了检察机关的量刑监督;如果法院未采纳量刑建议,则必须说明不采纳的理由,不能说明理由或理由不能成立、符合抗诉条件的,可以提起抗诉。不符合抗诉条件但确属量刑不当的,可以依法提出纠正意见,这样完全可以发挥量刑建议的审判监督作用。

在此,有两个问题存在较多争议,亟待解决,第一,法院未采纳量刑建议的那些案件可以抗诉?量刑建议权性质上毕竟是一种程序上的司法请求权,如果未采纳量刑建议的判决都可以抗诉,未免有干涉审判权之嫌。笔者认为,目前可以将法院降格或升格量刑的案件作为提起抗诉的主要对象,例如,量刑建议判处死刑的,法院判处了无期徒刑或以下。第二,实践中,基于认识的不同和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虽然法院未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但其量刑绝大多数并不存在畸轻畸重的情形,充其量只是偏重偏轻,不符合抗诉的条件,对于这些个案的量刑如何监督?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探索、创新的“量刑宏观监督”的模式。在该模式下,该院将量刑监督由个案监督转为宏观监督,将监督的重心放在促进法院内部量刑标准的统一上,公诉部门注意围绕被认为存在问题的个案判决,有针对性的收集判例并加强调查研究,最终集中与法院沟通交流,从而引起法院对统一审判标准问题的高度重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⑤。

同时,量刑建议并不是简单地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其对于检察机关也有约束作用,主要表现在:如果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一般来说,检察机关不能再以自己对案件的认识发生变化为由,对法院的判决再进行抗诉,这对于检察机关正确、准确地行使公诉权和抗诉权都有积极的效果⑥。由此可见,检察机关不能无约束地行使量刑建议权,而应不断完善、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提高量刑建议质量。

正确认识量刑建议权的本质属性是构建量刑建议制度的前提,尽管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还面临法律规则和法治意识等多方面的制约,但强化法律监督、保障法律正确实施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主旋律,应不断完善量刑建议各项机制,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量刑建议制度。

注释:

①王志刚.量刑建议制度全面推行的障碍及其破解.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5).第68页.

②张穹主编.公诉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③姜伟,等主编.公诉制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④欧卫安.检察机关对刑罚裁量的合理模式研究.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第111页.

第3篇：法律体系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公共场所 控烟 经营者

随着大众对吸烟危害的认识深化，以及对健康的日益关注，公共场所吸烟控制，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公开征求对《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的修改意见，这无疑是公共场所控烟工作的一大进步，但就目前而言，公共场所控烟的立法与执法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一、 法律问题

（一）法律体系不完善

法律体系不完善，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国家没有相对应的法律，甚至连有关公共场所卫生的法律都没有，只有一些条例，适用时难免繁琐混乱，而公共卫生关系民众日常生活与健康，意义不可谓不重大，理应有权威、统一的法律来支撑，而公共场所控制吸烟作为公共卫生的重要部分，理应体现在法律之中。

另外，在此送审稿出台之前，我国已多部有关于此方面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但这些规范之间互相不协调，与现在的送审稿之间也多有不统一之处。如上海和杭州的有关公共场所控烟的地方性法规都规定了餐厅、宾馆等部分公共场所的室内可以设立吸烟区域，这与卫生部于2011年公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及现在的送审稿中的“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条款相悖，适用时难免会出现问题。

由此可见，公共场所控烟缺乏上位的法律，相关规范之间互不协调，法律体系还有待完善。

（二）范围界定不清晰

公共场所控烟，顾名思义，针对的范围应该是公共场所。但是何为公共场所，现有的规范中并没有统一的认识。

如1987年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列举了28类“公共场所”：宾馆、饭馆、旅店、招待所、车马店、咖啡馆、酒吧、茶座、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影剧院、录像厅（室）、游艺厅（室）、舞厅、音乐厅、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公园、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商场（店）、书店、候诊室、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此中并没有学校、社会福利机构、机关单位等明显应列入的场所，显然是很不完善的。

2009年《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同样通过列举的方式定义了“公共场所”，将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办事场所等列入，定义更为完善具体，相对更好操作。

而在《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中，一方面，对公共场所只做了非常笼统的定义：公众可以进出或者使用的场所、工作期间使用的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另一方面，通过禁止性规定，实质上将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也纳入公共场所范围，这在以往的规范中是没有的。送审稿的规定太过笼统，实质上不利于民众以及执法人员真正区分何为公共场所。

现在送审稿的模糊定义，相关规范各不相同的定义，使得公共场所的范围界定十分不清晰，令人困惑，难以对人的行为产生真正的指导和预防意义，难以实现条例设置的初衷。

（三）经营者作用难发挥

吸烟行为发生频率大、速度快、范围广、场所多，如果只靠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无疑是鞭长莫及，难以应对。所以说公共场所控烟，关键其实不在行政机关监督，而在于经营者负起责任。但是纵观现有规范，虽然看似规定了经营者的责任，但是其作用难以发挥。

一方面，只规定了经营者的责任，对经营者的监测不够。以送审稿为例，其规定了“鼓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采用烟雾报警、浓度监测、视频图像采集等技术手段，加强对本场所的管理”，对于安装监测设施只停留在“鼓励”阶段。可想而知，对于餐厅、宾馆等公共场所经营者而言，取悦于消费者远比控烟更重要，如果没有安装监测装置，再加上行政部门时间与人员有限，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前来监督，可谓是“天高皇帝远”，他们真的会冒着冒犯消费者的风险，老老实实地履行法条中规定的控烟劝阻行为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就如同与环境相关的排污行为，如果不对每个排污口都进行监测，恐怕偷偷排污、瞒而不报者大有人在，治理排污、总量控制只能是一纸空谈。同样的道理，如果不对每个公共场所安排监测设施进行监测，经营者的责任就难以得到真正有效的履行。

另一方面，即使经营者有心去做，他们所能做的也达不到控制的力度。还是以送审稿为例，经营者面对吸烟的人，可以“劝阻”，劝阻不听可以强制其离开。但是吸烟行为发生频率大，速度快，来不来得及一一劝阻且不说，等劝不成，强制其离开了，恐怕一支烟也抽完了，损害后果也已经造成了，抽烟的人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下回还照抽不误，那么这样的控制究竟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处罚是一种较好的控制方式，但是送审稿中，只有相关行政机关有处罚权，“天高皇帝远”的行政机关，每天面对如此多的场所如此多抽烟的人，恐怕也难以一一应对，对公共场所吸烟行为的真正控制，还是困难重重。

可见，对于经营者而言，虽然规定了责任，但是一没有对履行责任的有效监测机制，二没有赋予履行责任的有效手段，经营者的作用难以真正发挥。

二、解决建议

针对以上法律问题，笔者试提出以下几点解决建议：

（一）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方面，推动有关公共卫生法律的出台，并在法律中设条款甚至专章来规定公共场所控制吸烟问题，使得这一问题有更权威、统一的规范。

另一方面，各地方应加强对有关这一问题的地方性法规的审查、修改、制定工作，使之与最终出台的关于公共场所控烟的条例相互协调。

另外，各部门可针对最终出台的条例出台更细致的实施细则，而各地方也可针对最终出台的条例，结合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台更细致的相关规定。这样，才能使有关公共场所控烟的各种位阶的法律规范形成一个互相协调、互相衔接的体系，真正地发挥作用。

（二）以列举+概括的模式明确范围

针对“公共场所”范围界定不明，各规范的定义互不协调的问题，建议可以通过修改条例，或是出台实施细则，通过列举+概括的立法模式，对公共场所进行一个更明确的范围界定。试设计如下：

本条例所称公共场所，是指以下几类场所以及其他公众可以进出或者使用的场所、工作期间使用的场所、公共交通工具。

（一）托儿所、幼儿园、大中小学及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教学场所；（二）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三） 体育场馆；（四） 图书馆、影剧院、音乐厅、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科技馆、档案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馆；（五） 国家机关提供公共服务的办事场所；（六） 公用事业、金融机构的营业场所；（七） 商场、超市等商业营业场所；（八） 歌舞厅、游艺厅等娱乐场所；（九） 经营场所使用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或者餐位在75座以上的餐饮场所；（十） 宾馆、旅馆等住宿场所；（十一） 电梯及其等候区域；（十二） 公共汽车和电车、出租汽车、轨道交通车辆、客渡轮等公共交通工具内及其售票室、等候室和设置在室内的站台；（十三） 机场、铁路客运站、港口客运站；（十四） 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十五）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场所。

通过列举+概括的模式，既确认了哪些场所是经营场所，给公民和经营者、执法者以行政指南，同时又给公共场所的界定预留了空间，执法人员在具体裁量时，如果遇到新型的、未列入条款的但又明显应该属于公共场所的场所，可以通过“以及其他公众可以进出或者使用的场所、工作期间使用的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的规定找到裁量的依据，使得对公共场所的界定可以随时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对接。

（三） 强化经营者责任

一方面，强制要求符合“公共场所”定义的各经营者必须安装相关监测设施并申报备案，定期报送监测数据，有关部门定期抽查监测视频，强化对经营者履责情况的监管。甚至依靠科技手段，参照交警和环保的电子监测执法，实现实时、远程监管。

另一方面，可以创新执法方式。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因此，可以出台规章，允许有关的行政部门通过委托执法，将这方面行政处罚的职能委托给医院、学校等符合条件的组织，使得相关经营者不需要报告行政部门就可以自己代为执法，大大加强了监管力度，对公共场所吸烟行为起到更大的控制和预防作用。还可通过定期报送视频，由行政部门对视频中屡教不改的吸烟者进行处罚，使得吸烟者不再抱有侥幸心理，执法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第4篇：法律体系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法律英语 特征 法律文体翻译理论 方法

1. 法律英语的特征

法律英语就其文体来说属于职业专用英语，是一种正式的书面语体，是应用语的一个分支，也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一种语种。其行文庄重、结构严谨、表达准确。作为一种专用英语，法律英语在词汇的使用、句法的安排、文体的选择上都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具体来说：

1.1 句法特征

句法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包括惯用长句，分词短语使用普遍（为了清晰地表达句意，法律英语往往更多地使用分词短语来代替从句做定语、状语或宾语），介词和介词短语使用频率高，条件从句使用率高。法律英语句法的这些特征是我们研究和对其进行翻译时所必须深入考虑和分析的。

1.2 词汇特征

词汇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分为使用法律专门术语（法律英语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法律语言）；拉丁语频繁被使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拉丁语在英美法律实践中频繁被使用）；相对词义的词语大量涌现；普通词语被赋予法律含义，如Party在法律英语中被理解为“当事人”等。

1.3 文体特征

法律英语属于书面英语。在起草法律文件时，严密准确是法律英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特征。只有严密准确的法律英语才能保障法律的权威性，才能更好地反映立法意图并体现立法原则，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律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才能更好地便于对法律进行解读和执行，从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法制水平。

2. 法律文体翻译的理论

法律翻译的目的，是产生一个和原法律文本在功能和传意方面都尽可能对等的文本，从而维护某个法律文件在不同语言国家和地区在理解和应用方面的统一和协调。

2.1 对等理论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 “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2.2 翻译目的论

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学者汉斯·弗美尔提出了翻译目的论，强调译者的目标决定翻译行为过程。目的论注重的是翻译的互动及语用层面，主张目的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接受者的不同而变化。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是目的决定手段。图里则将目的论描述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以目的为中心的翻译策略。

将此理论与法律翻译实践相结合，那就是说，翻译预计要产生的法律文本决定一切。如法律问题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普法宣传及教育，则应该尽量采用前线的语言翻译出一个一般民众易于接受的文本，翻译出学术性强、有深度的译品。

3. 法律文体翻译的方法

法律文本的翻译，必须达到一个对等的标准，及语言学层面的法律概念，思想体系方面，在此节当中，我们将不在讨论此方面的习得，而主要讨论法律文体翻译方法。

3.1 术语及专业词汇的翻译对等

一个科学领域内，一个术语只表达一个概念，同一个概念只用一个术语来表达。术语最突出的特点是词义单一而固定，每个专业术语所表示的都是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在使用时其他任何词语都不能代替。例如：“termination（终止）”不能用 “finish”代替；“invoke（援引）”不能用“quote”代替；“peremptory（最高）”不能用“supreme”代替；“a material breach（重大违约）”不能用“a serious breach”代替.其他，burden of proof（举证责任），cause of action（案由），letters patent（专利证书），negotiable instrument（流通票据），reasonable doubt（合理的怀疑），contributory negligence（与有过失），等等。

3.2 词类转化

在翻译法律文体词汇的过程中，应该结合英汉语言在词类方面的异同，因地制宜的采取不同策略处理英汉或汉英翻译中的词类文体。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代词、动词和名次等词类的翻译，英语有动词名词化的倾向，而汉语多用动词，法律文体也是如此。英语法律文体中选择重复名词性表达，而不像其他文体那样用代词来代替，除非带词的使用决无引起歧义或所只没有不明确的可能。避免使用带感彩和夸张涵义的形容词及副词。

原文：禁止抢采掠青、毁坏母树（《种子法》第24条）。

译文：Plundering of unripe seeds and doing damage to other trees are prohibited.

分析：原文采用否定祈使句来表示对人人都适用的禁止性规范，“抢采”和“毁坏”都是动词，译文将它们分别译成带有名词性质的动名词“plundering”和“doing damage to”就是通过名词化手段模糊和隐藏了动作的行为者，从而弱化了法律行为主体，扩大了法律适用范围，而且使语言更加简练。

3.3 具体语境具体翻译词意

准确理解法律文体词汇，是翻译法律文书的前提和基础。在这里具体语境具体分析具体词汇的翻译就显得由为重要。

首先，要注意词义在上下文中的一致性。

例如：“对本协议在解释上若有分歧，应以……文本为准。”“解释”一词，可以翻译成explanation， explication， expounding， interpretation.但该句中的“解释”是指对法律条文的正式解释，interpretation恰好符合这样的含义，故一般翻译成“In case of any divergence of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agreement， the…text shall prevail。

其次，要注意同义表达在译文中的不同含义。

例如：草签文本：一个缩略的文本，译成 initialed text草签合同：对合同条款的初步认证，但尚不具备法律效力，译成referendum contract。

再次，要从法律概念上理解词义。

例如：诉讼参加人：不译成litigant（仅仅指“诉讼当事人”）而译成litigant participant，因为它指参与诉讼活动的人，包括：当事人，第三人，共同诉讼人”等。

最后，正确选择结构词，不能从源语字面来翻译术语。

例如：合同双方：both parties to the contract这里的介词to不能用of代替，因为to是指“作为一方参加某个机构”。

3.4 长句的翻译

法律英语在句法方面，长句、复杂句比较多，把错综复杂的信息通过各种连接有逻辑地安排在一个句子当中；为了准确完整地表达一个法律概念和法律事实，排除错误的可能性，条件句、定语从句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在翻译复杂的长句时，要先简化句子的结构，剔除定语、状语等修饰语，寻找主谓宾，抓住中心意思。如下例：Subject to the provision of Article 12，the General Assembly may recommend measures for the peaceful adjustment of any situation，regardless of origin，which it deems likely to impair the general welfare or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nations，including situations resulting from a violation of the provision of the present charter setting forth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该句独立成段，句子主干部分占不到全句的三分之一，其余皆为限定和修饰成分，短语有“subject to the provision of Article 12”和“regardless of origin”，从句有“which”从句，“which”从句还有它自己的修饰成分，由“including”引导。我们只有理解了这些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才能正确的进行翻译。当然，前面所谈的状语的翻译技巧在翻译长句时也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译文：“大会对于其所认为足以妨害国际间公共福利或友好关系之任何情势，不论其起源如何，包括由违反本所在联合国之宗旨及原则而其之情势，得建议和平调整方法，但以不违背第十二条之规定为限。”

第5篇：法律体系论文范文

[关键词]行业协会；法律剖析；法律适用；模型假想

伴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努力地进行着自我调整。为了达到内力与外力共同作用，中国加入了WTO。入世的外力要求中国在WTO的规则下，使自身体制结构的调整趋于协调状态。对于被西方国家称为“行政国”的中国而言，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地成为首要问题。然而，政府职能转变后，原来的政府的部分权力如何分配，或者说，政府原来的行政职责由谁承受呢？有学者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后，一部分权力还给企业，一部分权力交给市场，一部分权力则放给社区组织，一部分监督职能转给社会中介组织。[1]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行业协会，①通过协调行业内部、行业之间和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监督协会成员的社会经济活动，以追求整个行业或集团的总体利益。因此，行业协会作为新的历史条件和市场氛围下的新型组织体（对中国而言），在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市场主体相互之间搭起一道沟通的桥梁，行业协会充当着组织协调的平等中立者角色。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探讨行业协会的有关问题已凸显出紧迫性与必要性。并且中国目前存在的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不合理、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直接影响着行业协会作用机制。

一、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考察

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追求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共同作用，我国的行业协会的生成出现了多成分、多形式的发展，并且有体制内的政府督办到体制外的自发自愿组建。然而，源于我国行业协会发展模式的弊端②：先发展，后管理；先繁荣，后规范；先规章，后法律的推进模式．我国现行的协会的成立绝大部分是依托行业主管部门。一方面，行业协会自身还没在市场中找到应有的坐标，缺乏被行业内部企业广泛承认的基础；另一方面，行业协会被设制为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分流人员的＂过渡组织＂．浓烈的行政色彩必然直接影响了行业协会的经济职能，然而经济职能是其存续的价值所在．相应地，大多数的行业协会在职能定位上多偏重于为政府服务，有的则被视为所谓＂二政府＂，并不能真正反映行业的问题和要求．[2]以下笔者将对行业协会有关法律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在法律上对行业协会作初步的解析。

二、关于行业协会的法律剖析

㈠、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问题

对于行业协会的性质认定，直接关系到行业协会的法律适用及其本身的市场定位。认定其性质之前，首先应对其外在特征进行分析。根据行业协会在一个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并且结合对行业协会发展趋势的探讨，其性质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自愿性。各国的大部分行业协会均采会员制，即行业成员可以自愿申请入会，同时会员也有退会的权利。自愿原则是行业协会作为民事团体的本质特征所在。

2、非营利性。行业协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并不以营利性为目的，它以追求整个行业的总体利益为己任，通过指导而不干涉，协调而不强制，监督而不管卡的原则服务于整个行业。

3、责任的有限性。行业协会在整个行业的管理体制中起着政府与行业、行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由它的非营利性与社会服务性决定了它的责任有限性，即行业协会以法人的身份承受着法律上的权利义务。

4、自律性。行业协会通过各自的章程和规章制度实现着行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保护。

5、国际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国际间的互通往来将通过享有部分行业监管职能的协会组织实现。

从行业协会的法律特征中，可以归纳出行业协会的本质属性：社会团体法人。然而，从我国现有的行业协会设立、职能和组织形式等方面考察，如行业协会的“二政府”性质。我国的行业协会似乎是应属于事业单位法人。③该问题的辨析直接关系到行业协会是否具有法律法规授权形式行政权的主体资格，同时利于引起司法实践中关于行业协会的主体资格认定的尴尬局面得到重视。事业法人是指为了社会公益事业目的，从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新闻等公益事业的单位。[3]事业单位的显著特征是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因此决定了事业单位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国家财政。而行业协会以整个行业的总体利益为追求，似乎也应具有公益性特点，但形式上的公益性，仅限于某一行业利益的狭义公益；事业单位的公益性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点的广义公益，包括文化、体育、卫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而且在实践中，行业协会的组成人员并没有列入行政编制。另一方面，从社会团体法人的角度考察。社会团体法人是指自然人或法人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④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社会团体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即非营利性要求。第3条第二款又规定，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即责任的有限性。同时根据民政部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问题通知》的规定，行业性社会团体法人是社会团体法人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行业协会的外在特征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内在吻合出发，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可以从法律上进行认定：行业协会属社会团体法人，对于行业协会在中国的表现形式，行政依赖性，那只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完善的体现，并不能以静止的观点对其定性。

㈡、行业协会的类型和管理模式

纵观各国行业协会的生成于运行，存在着两种管理模式。第一种是“民管”模式，即纯粹的民间组织体。该模式是上自由结社权的充分展现，但它建立在稳固的经济基础和成熟的市场条件下，以美国为代表。⑤另一种是“政社共管”模式，即以民间社会管理为主，辅以政府行政监管。此模式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这些国家的行业协会分为“民办”和“官办”两种，但以民办为主，并逐渐实现着“官办”向“民办”体制的转变。该模式是“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双重因素整合的结果，它体现了行业协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政府管制和法律规制之间的错综关系与权衡选择。

我国现存的行业协会，按期地位与职能不同可分为协调服务性组织和监督服务性组织，与此相对应，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协会组织的生长途径，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方式。体质外的乃由市民社会中自下而上的自发形成，以期通过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而实现整个行业的总体利益，如作家协会，中国家具协会等；体制内的是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在政府的授权和委托下，分担政府的某些职能，主要体现为对行业内部的监督与服务，如消费者协会。[4]事实上，我国行业协会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诱发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推动下正蓬勃发展，然而明显的表现出不合理之处：“官办”与“政管”成了行业协会生成与运营的主流。该模式扭曲了行业协会的存在价值。行政权力的触角在行业中过于发达，将影响行业协会社会价值的发挥。因此在行业协会的发展过程中，“模式效应”是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其次我国行业协会生成途径的不同，决定了行业协会的合法性不同，也决定了立法所应采用的区别对待的态度：体制外生成的符合行业协会的本质与发展趋势，法律应侧重于确认、扶持和保障的功能；而体制内生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转轨与过渡的不合理性，法律应侧重于规范、治理与整顿的功能。[5]以期实现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良性转向。

三、行业协会法律适用探讨

对于行业协会特征与性质的认识与法律评价理念的建立是法律应用的思想基础。我国现行关于行业协会立法较为零乱、分散，并主要体现为行政法规与规章，如《社会团体管理条例》（1998年12月30日）、民政部《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经贸委主管的行业协会管理意见》等；同时在一些单行法律特别就某些特殊行业协会作出规定，例如律师协会（《律师法》）、证券业协会（《证券法》）。立法的无序必然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以至影响司法实践中法律的权威性，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行业协会的发展。

关于行业协会的统一立法成了解决行业协会法律适用问题的必经途径。但是首先得明确行业协会是哪一部门法的主体，即行业协会法律关系作为调整对象的归属问题。缘于“政府——市场”完全平行、对立对等缘于“政府——市场”完全平行、对立对等、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和分析框架，[6]行业协会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典型代表是政府与行业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因此可以假设“政府——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组织）——市场”的三元社会结构的成立，与此相适应是以之为基础的“公法——经济法（社会法）——私法”的法律三元结构。[7]从一定意义上说，行业协会组织的发展是对经济法主体理论的补充，经济法的社会理论发展必须以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作为新型的主体。所以经济法的不断拓展性发展与完善将是关于行业协会统一立法的曙光。

四、行业协会发展阶段模型假想

事物发展规律一般是从逻辑与经济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从法律的视角研究经济现象的发展阶段将更加接近社会学的理想——合法性。以下，笔者将应用法律原理从立方因素和行业协会设立发展考虑，设计一个阶段模型，行业协会发展假想，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社会合法性。社会合法性包含社会责任的承当、社会责任的忠实履行和社会公认的实现三个层次。行业协会作为法人是社会中的“人”，因为特定的社会宗旨和社会目标而设立、生长。所以行业协会的章程中是否把社会责任的承当作为根本的宗旨，是否把社会责任的记载作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这是行业协会创会理念的直接体现，是衡量社会合法性的硬性标准。模型的理论架构在引入社会责任理论之时开始形成：政会分开促进的协会运作的自主性，自主办会实现了整个行业利益的优益，进而在社会责任框架内的本行业利益本位是社会责任忠实履行的见证。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必然意味着社会的公认，而社会公认的实现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责任的分配合理化、公平化。因此社会合法性的三要素构成了理论模型的三角结构。

第二阶段：“行政”合法性。行业协会自身自治性与自律性运营构成了第二阶段的重点。为什么称协会自身管理为“行政”呢？因为模型作为一贯整体，犹如一个国家或集团，他的有效性运营离不开“行政”手段，“行政”是对管理因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以达到组织结构的合理程度，行业协会的组织因素包括人员的组成、机构的设置、资金的运营等，组织因素通过“行政”手段的管理与整合，有序地、固定化地充实着模型三角结构的每一个空间。

第三阶段：法律合法性。法律合法性是对模型结构的最终完善，也是社会合法性与“行政”合法性的抽象与总结。它建立在法律对社会、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的法律关怀的基础上。作为整个模型的最高追求，法律合法性使模型由理论向实践转化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丁玉霞：我国市场中介组织若干问题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2年第三期。

[2]行业协会尽快走出“二政府”误区，2001-09-10

[3]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余晖：寻找自我：转型期自制性行业组织的生发机制/Academia/neib001-yuhui.nem

[5]雷兴虎、陈虹：社会团体的法律归制研究，法商研究，2002年第2期。

第6篇：法律体系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衍生产品；虚拟经济；法律问题

从2007年初开始，由美国抵押贷款风险逐渐演变出的一场次贷危机，不仅瞬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而且不同程度地扩大和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已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从各国政府首脑到金融监管部门、从金融机构到学术界，都在匆忙而审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应对、渡过难关。就法律界来讲，同样面临着反思与应对的迫切任务，应当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准确把握成因，进而做出科学判断和合理建议。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善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目前，中国金融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证金融活动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大法不少，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却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规普遍缺乏科学定量，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如上所述，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尚有不足，其完善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尽快完善主体法律，加快制定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步伐。同时，制定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并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

综上所述，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形势，面对金融危机教训，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金融体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防范金融风险、预防金融危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信心——“面对危机，关键是要鼓起勇气和信心，这比黄金更重要。”一方面，要坚决贯彻法制化金融建设方针，厘清相关法律问题，边借鉴边反思，用理性的思维和务实的精神，力争将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从而使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机自美国肇始，而后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国家，其原因，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国内因素外，对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视。就法律角度讲，外在因素，其实质就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国际金融法对各国以及经济实体的制约性不强。这是各种国际金融关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安全方面功效最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条约数量稀少、内容抽象，不能为金融危机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虽然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进国际货币稳定的宗旨和监督国际金融运行的职能，但对于IMF如何促进国际货币稳定、如何实施金融监管、是否有处理金融危机的权能等，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金融危机治理实践中产生有关IMF越权、救助时机延误、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措施失当等种种纷争和问题。第二，与金融危机治理密切相关的金融监管双边文件的强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仅仅是各国金融当局之间签署的一种意向性声明，因而在实施时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种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协助条约，其虽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且它们大多在发达国家之间签订，处于金融危机震中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较少签订，因此在金融危机防范与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的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们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各国监管当局推荐采用的一些金融监管原则、标准、建议和做法，同时，这些规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及其活跃银行的监管，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事实上很难得到确定的和同步的实施。

另一方面，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问题：第一，缺乏维系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惩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确而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政策与制度的协调机制。第四，缺乏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第五，缺乏针对金融危机的一整套彼此联系的法律应对机制。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手段

(一)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使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两面性，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电子化、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形式下，风险也在逐步增强。据有关人士统计，在过去10年内，因衍生交易产生的亏损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风险。对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监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轨，这是西方舆论公认的催生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交易的主体资格和授权、交易的、交易的避险性规定及其认定、交易的净额结算在破产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的建议主要是：首先，要进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制。我国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监管模式。这种三级监管结构可以实现对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其次，应当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市场准人条件、信息披露、交易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公布与衍生交易有关信息。在监管立法中，可以参考国际组织指导性文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体系中，使风险监管与国际社会接轨。最后，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间金融法律领域的协作，切实提高有关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对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查漏补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资源并促进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加强其相互间金融信息及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金融监管标准的法制化和统一化，建立包括跨国资本流动监督机制在内的有相当约束力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其次，围绕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进行有关制度设计。例如：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复合性，加强国际金融法制的协调性建设，包括国际货币法制、国际银行监管法制、国际证券监管法制等国际金融法制的内部协调及其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刑法等的外部协调，使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制度实施或其国际行动产生正向叠加效应，而非反向抵消效应。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组织可以考虑相互借鉴与交流经验，建立反应灵敏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改革和完善IMF贷款条件，建设危机救援的绿色通道。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应开发和利用国际金融法制的救济功能，赋予IMF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强化其制裁能力，依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建立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中的责任制度，严格并完善危机处理的国际纪律和程序，研究和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债务重组制度等危机处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升级。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公共资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说我们应当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的话，与此同时，对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措施的探讨也显得极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控制和尽快摆脱危机困扰。而其中较为直接的补救方式就是公共资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临时抱佛脚时，大家才发现，自己的制度设计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致使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综合考量后，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公共资金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进：首先，从指导思想上，主管当局应当明确，所谓的公共资金援助不是万能的，其授予条件必须建立在客观标准之上，政治因素绝不能作为救助破产金融机构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救助手段，充分调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主管当局要敢于让金融机构破产，让失败者自负责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贷款救助。

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须明确国家提供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具体包括：该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受到威胁，如果不提供资金援助就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等。第二，公共资金救助形式可多样化，除了央行紧急贷款外，还应建立与地方财政、其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头救助机制，尤其应积极提倡并引导私人主体参与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机构股东、其他私人投资者注入新的资本等形式。第三，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稳定专项基金，使公共资金救助成本分担社会化等。

(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促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时，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重点明确确立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权的行使是一国的反映，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中，应针对金融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确金融监管的原则，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和审慎经营，化解风险隐患，杜绝不良经营行为。要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为监管工作重点，以维护本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贯彻WTO下的互惠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增强法律在适用上的权威性，同时也要善于运用WTO规则中的保障措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等条款及原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第四，加强对外国金融机构的谨慎监管。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既要切实履行人世的承诺，也要以金融机构的母国对该金融机构有无足够的监控手段、能否获取其经营信息、能否对该金融机构实施检查、审计等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以双边、多边条约等方式建立金融机构母国、东道国协调监管机制，在制度设立上既要包括对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活动中的监管，也要涵盖我国金融机构在外国从事金融活动的监管。

第7篇：法律体系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地上权 债权 物权

一、地上权的概念

地上权是指支付地租利用他人的土地建筑房屋而使用的权利。地上权是对于土地之上的建筑物的权利，权利人占用、使用、出租、转让、继承、抵押、设定役权等权利。权利人虽然对于土地之上的建筑物拥有诸多权利，但是并不对于建筑物之下的土地拥有权利。地上权最初是以债权的形式出现的，后来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出现了地上权令状，即通过授予地上权令状的保护，地上权人不仅有权长期对地上之建筑物使用收益，加以处分和继承，并且能够直接对侵害第三人提起对物之诉而不必再向所有权人转让诉权。此时地上权已经不单单是—种债的关系，而具有了物权的性质。

二、各国对地上权制度的规定

（一）意大利

这主要以意大利民法典为代表。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在第二编第三章以一章的内容规定了地上权。在952条规定：“土地的所有人可以允许他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保留建筑物并且取得建筑物的所有权。”在956条规定：“禁止将地上植物的所有权与土地的所有权分开，进行权利的设定和转移”。可见在意大利民法典当中，是比权严格的遵守了罗马法中关于地上权的规定。地上权的设立仅存在于土地之有建筑物和建造建筑物的情形，规定禁止地上植物与其土地的所有权分开，也就排除了因竹木等植物的存在而设立地上权。

（二）法国

法国民法典当中并未规定地上权制度。在法国古代法中，地上权是“复合所有权”的典型，允许不同的人对同一物享有不同性质的所有权。但在法国民法典中并没有地上权的规定，在第552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包括地上及地下的所有权。”法国民法典奉行所有权绝对的原则，就法国民法典编纂者的指导思想而言，他们认为：“或者人们对财产拥有完全所有权，他同时包括使用权和处分权；或者人们只拥有单纯的用益权而无从根本上对财产进行处分的权利。

（三）德国

德国物权法中关于地上权制度的法律渊源比较特殊。起初，《德国民法典》在第三编第四章专用一章规定了地上权制度，在L919年颁布了《地—亡权条例》，同时废止民法典中地上权一章的条文，但是由于地上权期限一般都很长，并且可以进行转让继承等，因此在1919年1月22日以前设立的地上权仍然适用原第四章的规定，因此第四章仍然具有一定的效力。由于民法典中关于地上权的规定过于简单，不能适应现代的需要，因此特设地上权条例加以规定。该条例中创设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制度，比如将地上权与土地所有权同等对待的原则、设立次地上权、地上权转让抵押等。此外在《住宅所有权和永久居住权法》中也攻关于住宅地上权的规定。

三、不同模式地上权的比较

（一）从对添附原则的例外到重土地之利用

从地上权历史发展的分析可以看出，地上权从最初一种对既存的现实状况加以确认发展到了一种当事人之间积极利用此项制度。因为社会的发展要求对土地加以充分的利用，而罗马法中产生的这样一种制度恰好能够用来满足这样一个需求。因此对此制度加以利用并对之进行所需的改造便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与此同时制度的运用所体现山的价值取向上也发生着变化，从被动的创设制度加以承认到主动利用制度。以地上权中地上权消灭的原出来看，罗马法中地上建筑物灭失，地上权当然消灭。而在现代各国民法当中，地上建筑物灭失并不当然导致地上权灭失。也就是说在罗马法中地上权依附于建筑物，而在现代民法中建筑物依附于地上权。

（二）对于地上权利认定的不同观点

注释法学派和评注法学派都认可了地上权类似于所有权的效力，称为“准所有权”或“使用所有权”，而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则被称为“直接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因添附原则仍然享有地上建筑物的“直接所有权”，而地上权人则拥有“实用所有权”。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库尔塔学派将地上权作为在他人之物上的物权。这虽然与罗马法中的地上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得地上权成为了一种对土地拥有的权利，这一点颇接近于现代地上权理论到了法国民法典，并没有规定地上权，其物权法中的地上权制度也是经历了一个从近乎死亡的状态到重新蓬勃发展。其发展的轨迹也与罗马法中的地上权制度如此相似。首先是出于对利用公地的状态的确认，此后由于现实的需要逐渐加以利用。不仅发展的轨迹相似，甚至法国物权法中的地上权制度与罗马法中也基本相同，地上权人对于土地并不享有权利，而仅仅是对于土地之上的建筑物的权利。

第8篇：法律体系论文范文

一、提单债权关系的确立

提单使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并非提单一产生，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之间就存在固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提单债权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渐确立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英国法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清楚。

早期英国法不承认提单能赋予其持有人对承运人的直接权利。在1845年Thompsonv.Doming一案中，Parke法官指出：“我从未听说过除商人法外一份合同可以转让。而没有什么能证明提单在任何商业习惯下是可转让的。提单只转让物权，它不转让合同。”（注1）这一判决被作为先例广泛援引，而在当时的英国法下，否认提单转让合同就等于否认了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之间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

但是提单持有人如果不能取得可以直接对承运人主张的权利，实践中会有很多困难。在发生货损货差，或承运人错误交货等情况时，真正受到损失因而有动力承运人的人一般是提单持有人。如果否认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之间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则他唯一的选择是以侵权诉承运人。但是侵权之诉首先要证明权利存在，在英国法下主要指有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如果提单持有人因为没有所有权或其他原因不能完成证明任务，就不能取得对承运人的诉权。这时托运人作为运输合同一方虽然有权，但往往没有动力为提单持有人的利益，结果导致无人，使承运人逃脱责任；而一旦提单持有人能证明对承运人的侵权诉权，承运人在侵权之诉中就不能享受运输合同规定的责任限制和免责等权利，结果加重了承运人的责任。另一方面，由于提单对国际贸易的重大作用之一就在于可赋予买方对承运人的权利以避免买方到异地卖方，如果这种权利不能得到保障，势必降低提单的商业价值。因此，否认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对当事人双方可能都不利，对提单的推广使用更不利。

由于意识到让提单持有人直接享有对承运人的权利的重要性，英国通过了1855年提单法。该法序言即说明制定该法的原因之一是：鉴于根据商业习惯提单背书转让时货物的所有权可能也随着转让给被背书人，但提单包括的合同的权利仍留在最初的托运人或货主处，而这些权利应该与所有权一起转让。为此，1855年提单法法规定提单持有人如果在受让提单时同时取得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则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的诉权也转让给他。这一法规在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避免了上述不利状况，但是遗憾的是它对问题的解决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在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之间建立的关系有一定前提条件，就是提单转让与货物所有权转让同步，而在实际业务中这种同步只是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这就使提单持有人能取得的权利也只能是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在没有取得时，提单持有人的状况依然如故。而且，法律的这一规定还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因为提单持有人很难确知他有没有取得对承运人的权利，在确知以前，他的权利义务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1855年提单法在实行一百多年以后，终因这一问题不能解决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而被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所取代。新法取消了对所有权的要求，而规定只要是合法提单持有人就有权承运人。直到此时，提单持有人才算是最终取得了对承运人的确定的权利。

英国是传统上的海运大国，其海商立法有很强的代表性，而且对世界各国的海商法有很大影响。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通过不同途径承认了提单持有人有权对承运人直接主张权利。如前苏联《海商法典》第121条规定：“承运人和收货人之间的权利关系，根据提单确定。凡提单内没有记载的海上运输合同的条件，只有在提单内载明引用上述条件时，对收货人才有约束力。”德国《海商法》第656条“提单的法律效力”第1款规定：“提单制约承运人与收货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第3款规定：“承运人与托运人间的法律关系受运输合同的制约。”台湾学者则普遍认为提单是一种债权证券。在我国法下，提单持有人也可以直接向承运人主张权利，因为《海商法》第78条规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但关于提单的三个国际公约（海牙、海牙/维斯比、汉堡规则）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把它留给各国国内法去处理。

二、提单债权关系的性质

对提单债权关系的存在，现在一般已经没有异议。但对这种关系何以会存在，或这种关系的性质如何，却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定论。

总结起来，对提单债权关系性质的看法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看法认为提单债权关系来自于运输合同，是一种合同关系。“提单合同”的提法经常见于海商法著作。这种观点又可分为以下三种：

1.说即认为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和收货人订立的，具体签订合同的托运人只是收货人行事。在1855年前，收货人为了能够向承运人进行追偿，他必须证明托运人是作为他的人签订运输合同。英国学者ChrisCashmore在其著作中写道：“承运人的合同推定是和收货人（推定他是货物所有人）签订的，托运人是收货人的人。”（注2）权威著作Carver‘sCarriagebySea中也写道：“当货物交与承运人运送时，除非另有约定，以违约诉承运人的权利归属于托运时货物所有权人，或承担海运风险的人。如果实际托运人是按所有人的指示行事，后者得视为订立合同的人，有权并承担支付运费的义务。但有特殊约定时，应考察约定的内容，如果显示出托运人是合同一方，则托运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即使他是为另一方利益行事，可能对货物毫无利益。”（注3）在国际贸易的初期，说是被普遍接受的理论。

2.合同让与说按照一般民法原则，合同主体可能发生变更。大陆法系称之为“债权更改”，而我国法律称之为“合同让与”。合同让与或债权变更的后果是债权债务的内容不变，但债的主体发生变化。有人主张提单转让使托运人和收货人之间也进行了一次“合同让与”，收货人因让与成为运输合同下新的主体。司玉琢教授主编的《新编海商法学》即持这种观点。该书认为：“严格地说，收货人不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但当提单转让到他手里而使其成为提单受让人时，提单所证明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转移，即收货人享有提单赋予托运人的权利，并承担提单加予托运人的义务。可见，提单的转让，使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规定的部分托运人的权利和义务发生转移，属于合同当事人变更的一种情况。”（注4）

合同让与说在有的国家如英国被立法所采纳。英国1855年提单法在认定提单持有人权利义务时即使用了合同转让的原理，取代1855法的1992年法也是沿用这一原理，规定“提单合法持有者、海运单收货人、交贷单收货人受让运输合同下的一切诉权，就如他本来就是合同一方。”。英国法的一般原则是认为债权债务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十分密切的关系，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能把他的合同权利或义务转让给第三者。而在提单问题上是以成文法为普通法原则创设了一个例外。

3.第三方受益人说此说认为当托运人与收货人不是同一人时，托运人是为收货人利益订立的运输合同。收货人作为第三方受益人，根据民法理论可取得以自己的名义直接请求承运人履行运输合同，以及承运人违约时请求损害赔偿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权利。我国不少教科书持这种观点，如《民法新论》称“在某种情况下，订约当事人并不为自己设定权利，而是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这种合同即是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例如，在托运人和收货人不一致时，托运人与承运人订立的合同就是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注5）而

《海商法基础》也认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通常都是为第三人（收货人）的需要而订立的合同。……收货人虽未参与合同的签订，但在合同成立后，便享有一定的权利，承担一定的义务。”（注6）

以上三种观点在我国都不完全适用。说对国际贸易初期的情况也许是适用的，现在这种理论在有限的范围内也许仍然适用，如记名提单情况下，可以认为记名收货人是真正与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人，托运人只是收货人的人。又如在FOB合同的三种形式中，“传统型”中卖方被视为代收货人签约，而收货人实际享有运输合同下的权利，承担运输合同下的义务。但除此之外，“说”与实际情况已完全不相符合。现在往往是卖方而且只是卖方与承运人订有运输合同，买方只对取得的提单有兴趣而不关心运输合同的缔结过程，与卖方不存在任何的意图。

“合同让与说”不能解释合同义务如何能在不通知债权人时就让与，而且收货人得到的权利义务又可能与托运人的权利义务不完全相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原合同另有约定，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海商法》对这一原则并没有另作规定，但实践中提单的转让一般都并不征求承运人的意见。法律规定收货人的权利义务依据提单记载确定，但提单记载可能与托运人签订的运输合同并不完全一致，这时很难说收货人是受让了原运输合同。另外在租船合同下，承运人签发提单给托运人，托运人又转让给第三方受让人时，由于承托双方之间的运输合同是租船合同，提单只是收据，而不是合同，甚至不是合同的证明，这种不是合同或合同证明的提单转让给第三方提单持有人后，承运人和提单持有人之间何以就能因提单转让而产生运输合同关系实在难以解释。最后，“合同让与说”也不符合某些提单持有人的希望，如银行在接受提单时往往只关注提单可能提供的担保，而不希望自动进入与承运人的运输合同关系。但“合同让与说”使他不能不成为合同一方。而对承运人而言，合同让与后托运人就不再是运输合同一方，不再承担本应承担的一系列义务，这是承运人很难接受的。采用合同让与理论的英国法是通过强制性法律规定解决了以上的某些问题，但也不能避免某些情况下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处境。

“第三方受益人说”的问题是收货人作为第三方受益人，其权利义务完全取决于承托双方的约定；而且收货人的权利不是独立的债权，能被承运人对托运人的一切抗辩，包括托运人的违约所对抗。这不利于对收货人的保护，也不符合收货人凭清洁提单即可提货的航运习惯。

第二种观点也认为提单债权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但与第一种观点不同，它不认为提单关系是运输合同的派生，而认为是一种新产生的合同，这就是“默示合同说”。该说认为虽然运输合同是承运人与托运人签订的，但当收货人凭提单向承运人提货，承运人放货时，在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就形成了一份新的合同。收货人提示提单构成要约，而承运人放货则构成承诺，运费是收货人支付的对价。新合同的内容与提单证明的运输合同的内容完全一致，并有追溯到运输开始时的效力。这种理论自1924年Brandtv.Liverpool一案中适用以来，在英国时常被引用。

默示合同说的缺陷在于实际上是否能够默示出一个合同要视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缺乏法律应有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而且虽然英国法院常在需要时找出一个“默示”合同，这种在根本不存在合同时创造出一个合同的作法与我国的法律习惯并不相符。从法律原理来看，合同成立所需的双方合意，以及英美法下合同成立所必须具备的“对价”，在“默示合同”时都很难得到满足。

第三种观点认为提单债权关系并非合同关系。这种观点的代表有“法律规定说”和“证券权利说”等。台湾学者张东亮在其编著的《海商法新论》中指出：“载货证券乃指海上运送人与载货证券持有人为确定运送之特定关系之债权证券。……为何载货证券具有此种债权之效力，作为运送权义的根据，其基础乃因载货证券之具有要因证券性及文义证券性之两面特性。细析之，其所以影响债之效力，学说有下列三种：（1）要因说，（2）证券权利说（3）折衷说”（注7）。该书所说的要因说与前述合同让与说或第三方受益人说近似，折衷说则是要因说与证券权利说的折衷。证券权利说强调提单的文义性，因此又称为文义说，它认提单签发后，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关于运送事项应依提单记载，这是因为文义性是证券流通的基础，因此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范围都应依提单文义来确定。这里的证券权利说提出了提单作为一种文义证券的性质是承运人和提单持有人之间关系依提单确定的基础，但对于提单债权关系的具体性质还是分析不够透彻。

“法律规定说”也是由台湾学者提出：“受货人之所以取得权利，其法律上之根据，固有说、无因管理说、新契约说、转让说、第三人契约说之争。惟吾人以为受货人之取得权利，系基于法律之规定，受货人之取得权利，既非受让‘托运人’之权利，亦非出于契约之约定，故应以‘法律规定说’为是。……其实，托运人因运送契约所生之权利，与受货人因法律规定所取得之权利，并非两个权利，而是一个权利，仅受货人取得权利时，托运人对于运送人依运送契约所得行使与之有关之权利，处于休止状态，不能再予行使而已。”（注8）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认为受货人因法律规定取得的权利与运输合同所生的权利为一个权利。

总之，以上各学说虽然都能一定程度上说明收货人权利义务的来源和性质，但都不能与海运实际情况、当事人意图及我国现行法律结构完全符合。问题的根源在于收货人的权利义务是随着提单的流转性这一海运的特殊现象发展起来的，具有海商法的特殊性，不能套用民法中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收货人权利义务的性质。因此，笔者认为提单持有人对承运人主张的债权关系不应该用运输合同关系来解释，而应认为是因提单签发而成立的异于运输合同的独立的债权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在我国用证券关系说来解释较为妥当。

这里所谓的“证券关系”，是指这种关系是基于证券签发而产生，和证券本身结合在一起的。提单关系作为一种证券关系既包括物权关系，又包括债权关系。就债权关系而言，它主要指提单持有人对承运人的直接权利是基于持有提单的事实而产生的，要求承运人依提单记载的条件交付特定物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来自于承、托双方在运输合同中对第三方受益人权利的约定，而是来自法律规定，托运人不能随意取消；这种权利的转让也不是运输合同的转让，而是依据提单的可转让证券性进行的转让，提单持有人取得提单即取得权利，不用通知承运人，也不受托运人权利缺陷的影响。与上述台湾学者主张的“证券关系说”不同，笔者认为这种提单权利和托运人在运输合同下的权利是两个权利而不是一个权利。它和提单本身结合在一起，在提单签发时产生，注销时终止，持有提单才享有权利，丧失提单就丧失权利，除非依正当途径得到提单的补发或其他补救。

虽然各国立法很少直接规定提单债权关系是一种证券关系，但这种提法也并非毫无根据。韩国《商法》第820条明确规定提单准用提货单的提货证券性、当然指示证券性、文义证券性、处分证券性、交付的物权效力等的规定；希腊《海事私法典》第170条规定：“在指示提单情况下，现行有效的有关汇票的法律类推适用于对提单持有人的抗辩。”这些都表明各国法律对提单证券性的一定程度的确认。我国台湾地区和大陆部分学者一直将提单称为一种债权证券，

而债权证券本身的含义即表彰债权，以债权为证券权利内容：提单持有人持有这种债权证券即得主张证券所表示的债权，无需再借助于“第三方受益人”、“合同转让”等学说证明权利来源。

将提单关系视为一种证券关系不仅可以完善地解释提单持有人的权利，而且符合权利证券化的大趋势，有利于确认提单关系的独立性，保障提单的正常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提单的商业价值。

提单作为一种证券不是证权证券而是设权证券。正如提单表彰的物权不是货物所有人的间接占有权，提单表彰的债权也不是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或合同第三方受益人或合同受让人的权利。提单的物权和债权都是基于提单行为而产生的新的权利，和原有的权利的性质和内容都不同。

提单证券关系和票据关系一样都属于证券关系，但彼此之间又有很大区别。票据关系的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债权人的付款请求权与债务人的付款义务，另一类是债权人的追索权与债务人的偿付义务。提单关系则主要是债权人的交付货物的请求权和债务人的交货义务，追索权在提单上是否存在法无定论，但一般认为提单上的被背书人并不在承运人拒绝或不能交付货物时有向其前手或其他提单上的背书人追索的权利。美国《统一商法典》第7—505条规定：“对货物保管人签发的所有权凭证作出背书，不使背书人对货物保管人或前手背书人的违约承担责任”，美国1916年《提单法》第175条也规定提单背书人不为承运人或其前手的违约负责。我国《海商法》第78条规定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的关系依提单确定，但没有规定提单持有人和提单上其他背书人的关系也这样确定，因此应认为和美国法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来看，提单债权关系的确立使提单受让人及提单价值的保护得到了更多的保障，但提单的信用毕竟还没有发展到票据的程度。

三、提单债权关系与运输合同关系

要正确理解提单债权关系，必须分清提单债权关系与运输合同关系。

提单债权关系与运输合同关系首先是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提单债权关系的主体是承运人（提单签发人）和提单持有人，运输合同关系的主体则是承运人和托运人。提单债权关系从提单签发时产生，到提单注销时结束，运输合同关系则一般在提单签发前，在托运人和承运人就运输条件达成一致，租船定舱时就产生了。提单债权关系下承运人的义务是向持有提单者交付特定的物，运输合同下承运人义务是履行货物运输任务。提单债权关系的内容完全由提单记载确定，运输合同的内容则不仅体现在提单记载中，提单记载只是运输合同内容的初步证据，承托双方之间在提单签发前的约定永远可以提单记载。提单内容和运输合同内容不能

混淆，如在TheArdennes案中（注9），英国法院判决托运人不受未经其同意的提单上的绕航条款约束，而在另一案中，托运人知道提单记载不实，承运人却不能以此抗辩提单持有人。当然提单中也可载入一条“替代条款”，说明运输合同内容以提单记载为准，对这种条款效力如何，法院有不同判决。

但提单债权关系与运输合同关系虽然不同，却又并非毫不相干。提单关系是一种形式的或抽象的关系，即仅由承运人签发提单，提单持有人取得提单而形成。承运人之所以签发提单，提单持有人之所以取得提单，在经济和法律上必有一定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运输、买卖、抵押等。运输合同是承运人签发提单的原因，因此，运输合同关系可视为作为证券关系的提单债权关系的原因关系之一。

提单签发后，提单法律关系成立，这种关系的存在不依赖于运输合同的存在而有效，但它并不总是发生作用，它的效力和运输合同效力相互影响。这种牵联关系首先表现在运输合同对提单关系的影响上，当运输合同当事人同时又是提单关系当事人时，运输合同而不是提单关系发生作用。

当提单持有人是托运人时，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的关系依运输合同而非提单决定。关于这一点英国法有大量判例，还有的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如德国《海商法》第656条规定：“提单制约承运人与收货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由运输合同制约。”在我国，《海商法》第78条第1款规定，承运人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关系依提单的规定确定；第2款接着规定，除非提单另有规定，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不承担在装货港发生的滞期费等与装货有关的费用，而这些费用托运人往往是应该负担的。因此从第2款的规定可推出这一条的提单持有人不包括托运人，托运人和承运人的关系仍应依运输合同确定。

船舶可能是承运人自有的，也可能是从其他船东或租船人处租入的。一般情况下租船合同的存在并不影响提单关系，但当提单持有人是租船人时，不论他是作为托运人直接接受提单签发，还是作为托运人以外的人后来受让提单，它和承运人的关系都依据租船合同而非提单决定，当提单持有人是租船人以外的第三方时，则受提单约束。英国法曾对租船人受让提单和作为托运人直接接受提单的地位是否有不同有争议。如Carver‘s第11版认为租船人受让提单后就和一般托运人以外的提单持有人一样，与承运人的关系依提单决定。但该书第13版否认这种观点而认为只要租船人持有提单，不管是直接取得还是受让，他和承运人的关系都依租船合同决定。后一种观点现在是通说。其他许多国家的法律也有类似规定。对租船合同下签发的提单，我国《海商法》第95条规定：“对按照航次租船合同运输的货物签发的提单，提单持有人不是承租人的，承运人与该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提单的约定。但是，提单中载明适用航次租船合同条款的，适用该航次租船合同的条款。”当提单持有人是承租人时，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的关系显然应依租船合同确定。这里对“承租人”没有限制规定，提单持有人只要是承租人就要受租船合同约束，而不管他是直接从承运人处因签发而取得提单还是从其他提单持有人处因转让而取得提单。

提单债权关系既然是法定的独立存在的关系，本应与运输合同互不相干。但法律规定提单债权关系独立存在的理由是保护第三方提单持有人，从而保护提单的价值。而当提单由和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人持有时，这条理由显然不成立。相反，对签订了运输合同的人来说，他既然签订了合同，就应该受“合同必须遵守”这一基本原则的约束，提单的存在不应改变他的地位。

当提单是在托运人以外的第三方提单持有人手中时，提单法律关系发生作用，提单持有人依据提单享有对承运人的直接债权，不受与提单记载不同的运输合同的规定的影响。

提单关系发生作用后，对运输合同是否有影响，各国看法不同。有人认为运输合同依然成立而且不受影响，承运人向提单持有人交货正是履行了运输合同，如果在交货中有什么问题，不仅提单持有人可以诉承运人，托运人也可以依据运输合同诉承运人；反之，承运人也可以向提单持有人或托运人分别主张权利。也有人认为运输合同在提单关系起作用后就暂时中止了，承运人的一切权利义务都只能针对提单持有人，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不再有直接关系。还有人认为提单关系对运输合同有影响，但是是局部的，即提单关系生效后托运人不可再向承运人主张权利，但承运人仍有权要求托运人履行运输合同下的义务。

从各国立法情况来看，英国1855年提单法规定提单持有人如果在受让提单时同时取得提单项

下货物的所有权，则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的诉权也转让给他。学者解释既然是转让，则受让人取得权利之时也就是出让人丧失权利之时，因此托运人在提单转让后不再有运输合同的诉权。取代1855年法的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把这个问题规定得更明白，该法第2条第5款明文规定，提单权利转让后，则一方因为是运输合同的最初缔约方而取得的任何权利也因而被消灭。该条未提及运输合同当事方的义务，学者认为应解释为义务继续存在。这是提单关系对运输合同关系有部分影响的立法的例子。德国《海商法》第656条规定承运人和托运人的关系由运输合同制约，但625条规定承运人不得向托运人请求可向收货人主张的运费，除非托运人从中得益。这是提单关系对运输合同下托运人义务的影响。而前苏联《海商法典》第296条直接规定了哪些人可对承运人索赔和诉讼，其中对货损货差索赔的是出示提单的人，似乎提单关系排斥了运输合同关系，但该法接着又规定，提出索赔和诉讼的权利在收货人和托运人之间可以相互转让。法国1966年12月31日法令第41条规定：“托运人应交付运费。在到付运费的情况下，如收货人接受交付的货物，收货人也同样是债务人。”“同样”二字证明了提单关系不影响运输合同下托运人的义务存在。

台湾海商立法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规定，司法实践中做法似乎也不一致。台湾“最高法院”1977年度台上字第1615号民事判决指出，提单转让后，仅提单持有人与运送人间发生关系，“被上诉人系托运人，似无牵涉之余地”（注10），因而托运人无诉权。但此前“

最高法院“1974年度台上字第1417号民事判决则指出：”依民法第644条规定，于一定条件之下，固许受货人取得托运人因运送契约所生之权利，但受货人取得此项权利，为由于法律所赋予，非由托运人所移转，故托运人之权利，与受货人之权利，可同时并存，不因受货人之取得权利后，托运人关于运送契约之权利，即因而消灭。“〔11〕

第9篇：法律体系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学生在学校发生了伤害事故，尤其是体育伤害事故，学校是否应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学校和师生合法权益的保障。妥善处理学生体育伤害事故，正确认定事故责任，对于全面保障师生人身安全，维护正常体育教学秩序是非常重要的。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大中小学共有2亿多名在校学生，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群体。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全面发展学生素质的同时，学校体育更加受到重视，学生的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但是，近年来，随着学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参加体育课内外活动和锻炼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同时，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学校体育改革的不断完善使体育选项课日渐增多，学校体育教学活动日趋丰富，而体育教学经费投入却相对不足，导致了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缺乏、器械陈旧，难以满足教学的需求。加之教师责任心不强，或者专业水平偏低、教法不得当，或是课堂组织纪律松散等。使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日益增多，由此引发的纠纷及其索赔与日俱增，其事故不仅给学生及其家长带来不幸，也影响到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不利于学校素质教育向更深层次推进，将会影响一代人的成长。因此，学校为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采取?肖极措施：缩小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空间、时间，拆除部分体育设施，禁止学生参加剧烈的体育活动，取?肖有难度、有危险的体育项目等，学校进行“自我保护”的短视行为，对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诸多不利影响。为此，2002年9月1日教育部颁布实施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的实施无疑将会有利于保障师生双方的利益，从而有利于教学的顺利进行和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开展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研究与探讨，特别是有关法律责任方面的研究，对于澄清一些人的模糊认识，防范和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消除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概念、范围、类型与原因

2．1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概念

学生体育伤害事故，是指学生在学校体育活动中(包括体育教学、课余训练、运动竞赛和课外体育活动)，所发生的学生实质性的人身伤害或死亡事故。

2．2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范围

2002年出台的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2条明确了学生伤害事故的范围：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学校规定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也适用这一范围。学校体育是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重灾区，这是由于学校体育本身所特有的活动性、对抗性、冒险性等特点所决定的。作为学校，在体育活动组织、管理过程中正确履行了职责，合理注意应尽的义务，与学生发生的伤害没有因果关系。一般来讲，轻微扭伤、搓伤、拉伤、碰伤、摔伤等体育运动中常见的损伤，若非他人故意侵犯所致，都不应列入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讨论和研究范畴。

2．3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类型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在学校正常的体育教育教学活动中发生的伤害事故；(2)非授课时间(即课问休息或课外活动时)学生在校园内进行身体活动时的伤害事故；(3)由于学校管理不善造成的学生身体伤害事故；(4)由于教师的不当教育行为对学生身体造成的伤害事故。

2．4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原因

对于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第一，从观念层面来看，体育教学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学校体育管理人员，有关的教学人员，以及学生自身对这类问题的重视不够从而出现思想上的麻痹和疏忽，造成对教学中的一些关键环节的忽视，从而诱发事故发生。从大量的实例来看，很多体育教学伤害事故都与思想观念上的麻痹松弛有关。

第二，从制度层面看，目前我国针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尚不够完善，现实的针对性还不够。从目前体育教学中可以作为规范的法律法规来看，可以引以为据的仅有《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处理办法》。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体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宪法》等，虽然有部分条款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有关，但毕竟缺乏直接的现实针对性。这就造成了一旦发生体育教学伤害事故，很难找到强有力的法律法规的依据。这种状况，不仅对学术体育教学不利，而也对事故中受伤害者不利。此外，在学校体育事故的管理体制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不完善之处，还跟不上时代的要求。这在客观上为防范和处理伤害事故造成了障碍。

第三，从器物层面看，我国经过了20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国家对教育投入不断增加，教学的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随着各个大专院校不断扩招，有关方面对学校体育教学方面的投入就显得相对滞后，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体育教学经费投入的不足，导致了学校体育场地、体育设施缺乏，器械陈旧，难以满足教学的需求。在客观上，这形成了诱发事故的潜在因素。

3　过错责任原则是认定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责任基础

在我国民法理论中，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是由过锚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所构成的。过错责任原则是以行为人的过错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归责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法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是行为人因过错而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办法》第8条第2款规定：“因学校、学生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学生的伤害事故，相关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可以看出，目前学生伤害事故责任采用的是过错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学校对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发生有过错，才能负损害赔偿责任。那么，目前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法律、法规的界定，应根据民法及《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其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来认定事故的责任归属，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发生体育伤害事故，都一律由学校承担，这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对事故的发生，学校如有过错，应承担过错责任。如没有过错，一般情况下，不承担责任或分担责任。如因学生本人的过错，或其他学生对该学生的伤害有过错，而且学校不存在管理、教育不当的问题，学校也不承担责任，而由过错者承担。这符合民法的公平、公正的原则。

4　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

因学校在人员构成上有群体性，在教育活动安排上具有多样性，在教育时间上具有相对持久性，在教育群体构成上具有复杂性。学校教育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不可避免性。根据民法和《办法》的有关规定，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一般情况下大体有以下3种：

4．1学校直接责任事故

学校的过失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学校承担责任的客观依据。对于这类事故，学校要承担主要甚至全部责任：(1)学校有关人员玩忽职守，致使运动场馆、房屋倒塌；(2)体育教师体罚学生或变相体罚学生；(3)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学校未能落实安全保护措施，或教师违反教学大纲、教学常规；(4)在学校课外活动或组织的社会体育实践活动中，指导教师实施了错误的指导；(5)学校体育设备、设施陈旧老化，或处置使用不当；(6)学校体育物品堆放或悬挂不当；(7)在正常体育教学时间内，教育人员撤离工作岗位；(8)在学校组织的课外体育活动中，有关人员玩忽职守，没有履行教育管理职责；(9)学校体育活动中，组织者卫生工作不力，造成食物中毒。

4．2学校间接责任事故

这类事故一般不在学校内发生，而是在学生之间，或学生本人，或其它一些非学校因素等，但在事故发生过程中，学校由于某些过错或措施不力，客观上为事故的发生或伤害程度的加重提供了条件，对于这类事故，主要应由肇事方的法定监护人或肇事方承担主要责任，学校可视具体情况承担责任：(1)学校或有关教育人员在教育过程中有某些过失，但不直接导致学生伤害；(2)在正常的体育教学时间内，教师随意让学生中途离开；(3)在课外活动或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中，学校未安排有关人员值班．或有关人员不负责任，撤离岗位，这期间学生相互打闹、游戏失手或活动不慎引起伤害；(4)在学校组织的校外体育活动中，事故的直接责任为校外部门，但学校组织管理措施有不完善之处；(5)伤害事故发生后，学校没有及时将受伤学生送往医院，或采取其他必要的医疗救护措施，由此延误病情或导致伤害加重；(6)有关人员对活动场所内已发生的打架斗殴事件没有及时制止，致使伤害程度加重。

4．3学校无责任事故

学校在事故发生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因此不承担任何责任：①活动中不能预见、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情况；②学生体质特殊或疾病复发，学校事先又未得到家长和学生的通知；③学校和有关教育人员的教育方法完全正确合理，学生却在活动场所内自伤、自杀；④事故尽管发生在校内，但纯属学生违犯纪律引起．并在此事件中学校能证明没有任何过失；⑤学生在往返活动场所的路t：发生交通事故；⑥在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肇事原因纯属学校以外的其他因素，并且学校组织措施得力，有关人员尽到教育管理责任；⑦事故尽管发生在活动场所，但纯属校外人员私自闯人寻衅闹事，扰乱正常教学秩序。

4．4学生的责任认定

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在我国年满l8周岁的公民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建立从事民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未满18周岁的公民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是其法定监护人，由其代替未成年人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学生的责任承担者可分为未成年人学生监护人与成年学生两类。

学生在学校应遵守的规则，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6条规定：学生应当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在不同的受教育阶段，应根据自身的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避免和消除相应的危险。第7条第1款规定：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学生若未履行应尽的职责，违反了学校规定的“注意义务”，或未成年学生监护人未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未尽“配合义务”，则认为学生或其监护人有过错，应承担民事责任。学校若无过错，则不承担责任。未成年学生的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成人学生的责任则应由本人承担，但考虑到学生的特殊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1条规定，学生致人损害时年满18岁的，应当有本人承担民事责任，没有经济收入的，由扶养人垫付，垫付有困难的也可以判决或调解延期给付。

在学生的责任范围里，如果学生和学校双方都存在过错，也应按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都无过错的意外伤害事故，也同样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双方分担相应的责任。

5　结论与建议

5．1体育活动本身存在的危险性、对抗性，教师和学生的安全意识不强，场地器材条件差，缺乏必要的义务监督等等都是造成体育伤害事故的原因。

5．2学校不能以牺牲大多数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来避免个别学生发生一些正常的意外事故，这样得不偿失，对提升学生的素质水平毫无益处。

5．3学生参加体育活动应坚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量力而行、科学锻炼的原则，学校应真正加强对体育活动的医务监督和严密有效的组织管理，提高学生对运动危险的预见性，做到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