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风险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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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执法风险论文范文

一）执法效能不高体制调整改革后，全省工商系统案件数、罚没款数均呈明显下降态势。从全省情况看，全系统年、年、年一季度查办案件总数分别为件、件、件，罚没款数分别为、、亿元；从市级局情况看，宝鸡、榆林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影响相对较小，关中绝大部分地区和陕南经济欠发达地区影响相对较大，其中渭南市工商系统办案数和罚没款数分别下滑和，安康市下滑和从县级局情况看，整体处于下滑趋势，以延安为例，幅度最大的黄陵、吴旗县罚没款数分别下滑和，全市平均下滑幅度为。总体来看，全省工商系统办案工作滑坡较大，其原因：一是体制变化后，部分县级局取消了罚没款建议指标，办案工作没有考核压力；二是职能划转后，工商部门不再办理涉及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的案件，流失了部分办案工作领域；三是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市场准人门槛降低，使得注册登记方面的案件数量大幅下降。

二）执法风险增大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对工商行政执法透明度、规范度和公信力提出新要求，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公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社会各界对工商行政执法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因行政不作为、行政许可等具体行政行为弓丨起的复议诉讼案件明显增多，工商行政执法风险呈增大趋势。从近两年受理行政复议诉讼案件的情况看，弓丨起复议诉讼的行政行为类型主要集中在行政不作为、登记许可和信息公开这三个方面。年度全省工商系统共办理行政复议、应诉案件件，被驳回件、撤销件、确认违法件，其中行政不作为案件件，登记许可案件件，信息公开类案件件。年一季度全省工商系统共办理行政复议、应诉案件件，被驳回件、撤销件、确认违法件，其中行政不作为案件件，登记许可案件件，信息公开类案件件。行政不作为、登记许可和信息公开这三类案件的增加，外因在于行政相对人——特别是职业举报人法律意识的增强，内因在于执法人员思想素质、业务素质不高，内外因素都增加了工商行政执法风险。

三）执法面临新环境实行分级管理后，工商行政执法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环境影响，导致基层工商干部存在着“不敢为”、“不愿为”、“不能为”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商部门职责履行。非本职性工作任务干扰行政执法。管理体制调整后，一些地方工商部门除了履行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等本职工作外，还承担了一些非职责职能内的工作任务。市容整治、招商引资、卫生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扶贫包村、新农村建设等工作也成为县级工商局的工作任务，使得原本有限的执法力量难以集中到市场监管和执法办案上来，更无时间和精力进行行政执法工作分析研究。发展与执法的矛盾比较突出。有的地方政府从保护本地区经济利益出发，把服务发展与监管执法对立起来，认为服务就是放宽政策、降低门槛，就是要少检查、少罚款。有的领导认为我们对企业的例行检查，对违法企业依法实施的行政处罚，影响投资人的积极性，影响投资环境。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对行政执法的态度模糊，支持的力度不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执法。行政干预妨碍行政执法。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追求或政绩的考虑，要求工商部门突破、放宽法律政策限制，对一些严重违法违规的市场主体实行变通处理；有的地方政府要求工商部门超越权限提供服务，承诺“首次不罚”、“先上车、后买票”等，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

四）工商职能发挥不到位执法力度不大。执法领域不宽，案件类型单一，基层执法办案仍局限于对传统集贸市场、个体案件、无照经营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对生产资料市场、生产要素市场、新兴网络市场等领域的监管不到位，商业贿赂、制假售假、违法广告、商业欺诈、公用企业不正当竞争、侵犯消费者权益等一些严重违法案件得不到及时立案查处。执法资源分散。目前，工商机关仍按照个体、企业、商标、广告、合同、市场、公平交易等条线实施分头监管、分散办案。随着工商体制调整改革的不断深人，现行执法模式难以适应跨区域、跨业务的精细化监管要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商机关查办大案要案的空间。执法力量薄弱。基层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员老化、短缺，断代的现象比较严重；基层监管对象点多、面广、线长，监管执法任务繁重；基层执法人员缺乏高质量的培训，学习培训机会少，视野不宽，执法办案仍习惯于低端领域的案件查处，对查办高端领域违法案件经验不足。

二、加强工商行政执法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坚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对行政执法机关的基本要求。面对工商行政管理改革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要强化“抓好依法行政工作是本职、不抓是失职、抓不好是不称职”的理念，坚持依法行政生命线地位不动摇，树立法律授权意识，做到“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要增强公共权力意识，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必须行使，不能放弃，否则就是失职不作为，法无授权的，行政机关不得为之，否则就是越权、乱作为；要加强执法监督，强化执法责任，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促进依法行政、阳光行政。

二）明确执法依据加大立法立规和制度建设力度，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制度保障。一是继续推动《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的修改工作，为工商行政执法提供有力依据。二是及时清理公布法律法规，明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三是抓好《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及总局五部配套规章的学习宣传培训，使工商执法人员人人学习《条例》、人人弄懂《条例》、人人善用《条例》。

三）提高队伍素质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需要高素质的执法队伍作支撑。一是抓好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培训，提格执法、规范执法的能力和水平，定期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岗位职责纪律教育，培养严格履行法定职责的自觉性，树立廉洁奉公、秉公执法的品质与作风。二是配强执法队伍，把那些敬业精神强、思想好、素质高、业务精、善于学的同志作为好钢用在刀刃上。三是培养执法人员爱岗敬业精神，这是一个精神状态问题，没有对工商事业的追求和热爱，没有好的精神状态，就不可能有较髙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四）规范执法行为一是规范行政许可行为。认真落实《行政许可法》、《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优化登记注册程序，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挤压权力寻租空间；按照“谁许可、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行政许可责任，有效防范和纠正以许可权力趋利、谋利的违法行为。二是规范行政处罚行为。认真执行《行政处罚法》和《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杜绝滥用行政裁量权行为；规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提高执法透明度和公信力。三是规范监督检查行为。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做到依法、严格、规范、文明督查，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改革市场巡查制，实行“随机抽查、一巡多查、职能涵盖”的市场督查模式。

五）强化执法办案一是开展执法改革试点。整合执法办案力量，充分发挥经检机构査办案件主力军作用，推行“一支队伍办案”模式。“一支队伍办案”对于提高执法办案效率，规范办案的裁量权，有效克服多头办案的随意性，解决指挥紊乱、唯利争案、相互推诿的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二是建立健全执法办案激励机制。完善执法办案奖励机制和重大违法经营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对办案突出集体给予经费补贴，对办案有功人员给予奖励。三是开展“亮剑”行动。每年就某个重点领域组织开展专项清查整治，全省统一行动，查处一些有影响力、有代表性的案件，总结办案经验，为各级工商机关执法办案工作做好示范。

第2篇：执法风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机构监管

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是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按照一定程序采取有关措施对证券公司风险进行释放、控制、化解和防范的过程。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对于提高金融制度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2年以前，我国高风险证券公司被处置属于个案，被处置的证券公司主要包括万国证券和君安证券，另外，还有几家高风险的证券兼营机构被处置。证券公司因重大违规行为受到处置的事件更多地发生在2002年8月以后。2001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持续低迷，证券公司的经营环境持续恶化，证券行业连续几年出现全行业亏损，证券公司多年积累起来的风险集中爆发。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加大了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力度。200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证监会《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方案》，提出了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基本思路、原则、近期和远期目标，当年处置了12家高风险证券公司。至2006年7月，不足四年时间就处置了34家高风险证券公司，可见风险处置力度之大。

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几种主要模式

证券公司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存在着经营失败和市场退出问题。但证券公司又是一种特殊的市场主体，其经营失败会波及到数量众多的个人和机构客户，甚至中央银行和财政，其市场退出与一般的生产企业相比具有特殊性。所以，各国（地区）对证券公司风险处置都会采取与一般生产企业不同的模式。总的来看，各国（地区）对证券公司风险的处置模式主要取决于证券公司的风险程度及其对市场及社会的影响程度，主要包括政府救助、并购重组、破产清算、行政处罚和接管等模式。

我国有着与其他国家（地区）不同的国情：我国证券公司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受政策保护；证券公司数量多而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差；证券公司对风险没有清醒认识，几乎所有证券公司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因此，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模式和程序必须适合我国国情，才能真正化解风险，降低风险处置成本。在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监管机构首先要求高风险证券公司进行自救，对于不愿自救或难以自救的证券公司，监管机构采取强制处置措施令其退出市场。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模式主要包括政府救助、并购重组、停业整顿、撤销或责令关闭、行政接管、破产等模式。

一、政府救助模式

规模大的证券公司倒闭可能会重创证券市场，甚至会危及金融系统的稳定，直至影响社会安定。一般来讲，政府对出现危机的证券公司进行救助主要是对暂时出现困难的证券公司尤其是对社会影响较大的证券公司，通过注资、贷款等方式帮助其渡过难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证券公司可以永远受到政府保护，如果已到了无法救助的地步，大证券公司也同样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2005年6月以前，我国央行对证券公司的救助主要以再贷款形式进行，如对鞍山证券、新华证券、南方证券、闽发证券的再贷款。后来央行救助证券公司的思路有所改变，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中国建银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建银投资”）的注资模式取代了央行的再贷款。对于被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划分为需要国家救助的重组类证券公司，由汇金公司或者建银投资出面，以股权或债权形式注资，进行阶段性的市场化财务重组。同时，央行还给承担清算关闭证券公司后续工作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运营资金。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汇金公司、建银投资分别对银河证券、申银万国、国泰君安、南方证券等数家证券公司进行救助。

此外，由于我国证券公司多数是国有企业，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我国政府对证券公司的救助除了采取与其他国家（地区）相同的央行注资、再贷款等措施外，还采用更换管理层、主导证券公司的合并重组等行政手段。

二、并购重组模式

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并购重组是处置高风险证券公司的一种常用方式。目前，在我国大多数证券公司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并购重组也成为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一种较为可行的模式，这也是加入WTO之后我国证券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一批高风险证券公司被关闭、托管，以中信证券等优质证券公司、汇金公司和建银投资等银行系公司及以瑞银集团等外资系为代表的三大力量在我国证券业的并购重组中起着主导作用。

中信证券是优质证券公司的一个典型代表，力图通过兼并将自己做大做强。近年来，中信证券频频收购重组证券公司，曾收购万通证券和金通证券，又联手建银投资重组华夏证券等。中信证券还曾要约收购广发证券，虽然未果，但仍有进步意义。一系列大规模的重组行动使中信证券的证券业务得到迅速扩张，力量不断壮大。海通证券、长江证券、广发证券、光大证券、华泰证券等创新类证券公司也加快了并购重组速度，通过托管、吸收、兼并问题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和证券营业部等优质资产，进行低成本扩张。

从2005年开始，汇金公司和建银投资在我国证券公司重组和证券业整合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成为主导力量。汇金公司通过注资、重组等手段控股了银河证券、中金公司、申银万国、国泰君安等一线证券公司；建银投资通过建立新证券公司受让老证券公司的证券业务和相关资产的方式，参与重组了南方证券、华夏证券，通过注资控股了若干家证券公司。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知名的外资金融机构对于国内证券公司重组都兴趣浓厚，积极参与，其中，瑞士银行集团（UBS，简称“瑞银集团”）收购北京证券20%股权。北京证券重组模式是外资重组我国高风险证券公司的第一例，到目前为止也是惟一的一例，表明我国证券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正在深化，同时对外资进入我国证券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停业整顿模式

停业整顿属于行政处罚的一种。一般意义的停业整顿是企业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责令被监管企业停止对外营业、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并纠正的行政处罚措施。由于证券公司业务特别是经纪业务不间断的特殊性，证券公司被停业整顿并不一定丧失其法人格或业务资格。证监会对证券公司实施停业整顿通常是针对投行、咨询、受托理财等业务，证券经纪业务通常继续进行，客户的正常交易不受影响。如2002年9月9日，大连证券停业整顿工作组公告，指出：“停业整顿期间，大连公司下属的证券营业部由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继续经营。”2003年4月3日，证监会关闭了处于停业整顿中的大连证券。

四、撤销或责令关闭模式

《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中规定，“撤销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对经其批准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终止其经营活动，并予以解散”。《证券法》中仅有撤销业务许可的概念，对证券公司则使用关闭的概念。在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撤销和责令关闭的内涵是一致的。目前仅鞍山证券被证监会于2002年8月9日宣布撤销，当时的依据是《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因为鞍山证券是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机构。

与停业整顿不同，责令关闭必然导致证券公司法人资格的消灭，并且具有法律依据，《公司法》和《证券法》中都有相关规定。

自2002年8月以来，对于问题严重的证券公司如鞍山证券、大连证券、佳木斯证券、新华证券、大鹏证券、南方证券、汉唐证券、昆仑证券、武汉证券、闽发证券等20多家证券公司先后被取消业务资格，并被撤销或责令关闭。

五、行政接管模式

行政接管是指当金融机构出现财务危机时，由监管当局以及政府强制性接管其经营管理的政府行为，是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业务经营机构实施的强制性行政干预措施。行政接管的典型案例是南方证券被证监会和地方政府联手行政接管。2004年1月2日，证监会、深圳市政府联合对南方证券实施行政接管，并派驻行政接管组进驻南方证券，全面负责南方证券的日常经营管理。

由于南方证券规模巨大，当时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证券公司有实力托管南方证券，而且南方证券的风险底数不清，如果直接关闭南方证券，又会对市场产生较大震动。如何处置南方证券这样巨无霸型的证券公司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研究，因此，监管部门最终选择了行政接管的方式。

六、破产模式

对高风险证券公司采用停业整顿和责令关闭的处置模式都可能引发证券公司破产，而证券公司破产又涉及一些特殊的法律问题，与普通企业破产在受理条件和清算程序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大鹏证券是第一家通过破产方式退出市场的证券公司。

大鹏证券风险处置的步骤是：先将其经纪业务托管给长江证券，而后责令大鹏证券关闭并处理其证券类资产，组织行政清算组全面接管公司。在厘清大鹏证券资产状况的同时，妥善安置其员工，处理好个人债权及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收购相关事项。最后步入法律程序，申请破产。2005年1月14日，大鹏证券因挪用巨额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被中国证监会取消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2006年1月2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大鹏证券破产还债。

通过司法程序破产对大鹏证券进行风险处置是一次积极探索，标志着我国证券公司的市场退出已开始步入法制化、市场化轨道。

2006年8月16日，南方证券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深圳市中级法院宣告南方证券破产还债。

除以上六种主要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模式外，还有一些其他模式，如转实业公司模式、取消证券业务许可模式和外资捐赠模式等。

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对高风险证券公司的处置都非常重视。经过长期探索，他们已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且行之有效的处置机制，积累了丰富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经验，主要包括建立相对完善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基于资本充足性的证券公司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采用多种化、市场化的处置方式以及配套的投资者保护制度等。

在我国，证券监管机构自2002年开始的对证券公司的风险处置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系列适应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实际的规则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并不断完善。但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短，制度建设跟不上，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包括风险处置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处置过程中的行政手段多于市场化手段，过多行政干预加大了处置成本和道德风险等。

一、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我国有关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规定分散于《公司法》、《证券法》以及《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自营业务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撤销条例》、《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和《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专门法规。近年来被撤销、关闭以及被托管的高风险证券公司公告中均没有指出其具体的违法行为和适用的法律条款。而且，相关规定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很不完善。

有关证券公司停业整顿、撤销或关闭等风险处置的相关法律法规虽然得到法律的确认，但相关规定十分简单、粗略，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此外，在已有的法律框架下，一些概念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例如，责令关闭和撤销是否为同一概念？有待法律明确界定。

而境外成熟证券市场已形成一套完善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法律法规体系，立法相当完备，基本上包括了证券公司退出的各个环节，使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不仅可以提高风险处置效率，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给投资者以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行政化手段多于市场化手段

在我国证券公司的风险处置实践中，政府的行政干预过多，使用更多的是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而境外成熟市场在处置高风险证券公司时主要依赖市场化手段。

由于没有证券公司破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对技术上已经破产的证券公司处置方式的选择上，监管部门只能动用行政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和市场化手段，即只能选择撤销、关闭等行政破产的处置方式，而无法采用破产法中的和解程序、重整程序，使本来有希望通过和解、重整获得新生的问题证券公司失去了重组的机会。政府在证券公司的并购和重组中过度保护，管得太多太细。我国规模日盛的证券公司兼并、重组体现出行业发展的行政化、官僚化和特权化倾向[8]。一些地方证券公司遭遇生存困境时，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将省（市）内的机构重组以解危难。1996年，在上海市政府的干预下，地方财政鼎力挽救，将万国证券并入申银证券之中；1999年同样在上海市政府的干预下，国泰证券与君安证券合并，并成为具有37亿资本金的证券公司。另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和证券公司产生的历史较短，在《企业破产法(试行)》、《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等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制定任何条款来规范对证券公司的行政接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能以行政力量为主导，透明度不高。

行政垄断权在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特定制度环境的产物，是由我国证券行业特殊的产权结构和背景决定的。

三、过多行政干预成本高昂，助长证券公司道德风险

过去几年里，我国政府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问题上一直起着“最后保护人”的作用，通过提供再贷款来填补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缺口。自2002年8月以来，在处置高风险证券公司的过程中，央行先后向鞍山证券发放40多亿元再贷款，向新华证券发放14.5亿元再贷款，向南方证券提供80多亿元再贷款，向辽宁证券提供40亿元再贷款……据统计，央行向近20家被关闭或托管的证券公司提供的再贷款资金达数百亿元。从目前情况看，这些再贷款已无收回希望，最后买单的将是中央财政——由全民承担证券公司违规经营的后果，这不仅加重了中央财政负担，而且还助长了证券公司的道德风险。

政府干预下的证券公司并购重组也付也了高昂成本。为了国泰证券和君安证券的合并，上海市政府注入18亿元资产，其中现金14亿元。而当年申银证券与万国证券的合并究竟耗费了地方财政多少纳税人的金钱无从知晓，也不知道申银证券究竟从万国那里接受了多少坏帐。但有一点非常清楚，这个在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的第一次证券公司合并却助长了中国证券公司作为官办企业尤其是官办金融企业的道德风险[5]。

汇金公司和建银投资对证券公司的重组模式比简单的行政注资是一个进步，但汇金公司用于重组和救助的资金来源、获得渠道并没有明确披露。汇金公司作为国有资本的代表人行使股东权利，同时帮助央行行使金融稳定的职能，如果不加限制地参与证券公司救助，可能会在客观上助长证券公司投机冒险动机和不承担投机失败责任的风气。

由于证券公司存在很强的外部性，当证券公司陷入危机时，政府对危机证券公司进行一定程度的救助和干预是必要的。但是，过多的行政干预即使使濒临破产的证券公司通过行政手段而非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生存下来，但这些公司却永远成长不起来。而且，证券公司将应承担的风险完全转移到政府身上，道德风险的积聚最终将转化巨大的金融风险。由于违法违规经营的成本远低于收益，促使证券公司为追逐一己私利的最大化铤而走险，过度从事高风险的业务或者违规经营，导致证券市场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境外成熟证券市场监管当局对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进行的各种干预都是建立在市场和法律基础之上的，其基本行为准则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并充分尊重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

完善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的政策建议

境外成熟证券市场已建立了市场化的证券公司退出机制，并不断完善。相比较而言，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还存在着较多问题。因此，为完善我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相关立法

为使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规范运行，迫切需要建立并完善一整套有关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法律法规，即建立健全证券公司市场化退出的法律机制，使证券公司的退出有法可依，也使管理层的干预建立在法律与市场的基础之上，这是做好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的根本。

应尽快出台与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密切相关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明确证券监管部门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的行政处罚权力和行政执法程序，指导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工作顺利开展。

应制定《金融机构托管接管法》，对托管和接管证券公司的实施方案、退出托管接管的方案选择，托管接管中各利益方的权益保障以及托管接管的程序、期限、后果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减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做法，降低随意性。

应尽快制定《公司并购法》，在其中对证券公司的并购做出具体规定，同时完善《公司法》中对公司收购的规定，为证券公司之间的收购提供更具体和可操作的程序设计，形成一个完善的并购法律体系。

应尽快完成对现行《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破产法》的修订，对证券公司的撤销关闭作专门规定，或者制定《证券经营机构撤销条例》，对证券公司停业整顿、责令关闭等制度做出具体规定。建议在《破产法》中针对证券公司破产做出特别规定，或者直接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使证券公司破产有法可依。

应研究修订《刑法》相关条款，加大对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并积极探索建立金融特别法庭和金融仲裁机构。

此外，要借鉴成熟证券市场的做法，尽快制定《证券投资者保护条例》，使投资者的利益得到法律保护。

二、不断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从我国目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来看，在证券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后，缺乏对控股股东及其高管人员追究责任的规定，也缺乏对有关人员追究民事责任的规定。而不断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证券公司处置中的个人法律责任，以实际控制人为主线，全方位地追究有关责任人（尤其是自然人）的法律责任，是防范风险的重要保障，是逐步建立健全防范证券业风险的长效机制的重要环节。

首先，要加强监督，实行高管问责制。公司高管人员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负有重大责任，其职业道德、业务素质、遵规守法意识对公司的依法合规经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公司的责任追究如果不能同时落实为高管人员的个人责任，其惩戒和约束的效果将是有限的。因此，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相对于严厉处罚查处证券公司违法违规行为，对涉嫌违法违规的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尤其是追究公司高管人员的责任，显得更加重要。

其次，在日常监管中，应逐步构建“以责任监管为核心”的证券机构监管体系。可以借鉴香港证监会的做法，推行高管及从业人员“公示”机制，将高管及从业人员任职资格的取得、丧失和变动情况，尤其是处罚情况，在网站、报纸等媒体进行持续性地公布，将高管人员置于包括广大投资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监督之下，增强高管人员的自我约束意识，建立社会监督体系，防止高管及从业人员“东家违规，西家就职”的现象。

再次，要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一经发现立即查处，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要针对责任人过错的轻重对其进行相应处罚，责任人过错严重，已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三、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

政府对证券公司监管的目的是通过法律法规建设和违规处罚措施建立良好的市场运作环境，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的系统风险和提高市场整体运行效率。监管和证券公司的创新与发展并不矛盾，相反，监管应为证券公司创新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从各国（地区）的经验来看，宽松的监管环境对证券公司创新至关重要。政府在证券公司管理中的职能是制定法律法规等游戏规则，监督规则的执行情况，并对违反规则的证券公司进行处罚。政府是证券市场的裁判，不应参与证券公司具体的业务管理。从证券监管角度讲，政府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既要防止监管缺位，又要避免监管过度。

而在我国，证券的发行、定价、上市交易等等各环节一直由政府行政主导，证券公司只是充当一个配角。近几年来，我国整个证券行业面临生存危机，表面上看是违规经营问题，而实际上导致证券公司目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制度设计中对证券公司的定位存在问题，没有通过制度安排为证券公司提供业务创新的机制，在对证券公司的监管中，政府的行政干预过多，存在监管过度问题。

因此，为规范我国证券公司的业务发展，应减少行政干预，为证券公司的规范发展和创新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减少证券发行审核以及交易过程中的行政干预，并不是弱化和否定政府的监管职能，而是让政府回到裁判的位置，使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在风险可控、可测、可承受的前提下，努力开展组织创新、业务创新和经营方式创新，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

四、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

2005年9月，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投资者保护制度建立起来。作为证券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建设，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建立将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证券公司风险处置问题，取代“券商谢幕，政府买单”的行政关闭模式，有利于建立证券公司风险防范和处置的长效机制，促进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机制的形成。各国（地区）建立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和基金运作模式均是市场化的应对市场风险的制度安排，但由于我国相关制度缺失、资金缺乏等，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短期内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应加以完善。

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应充当自律监管体系的补充，充分发挥对证券公司风险的监控作用，加强对会员公司财务状况的监控，当发现某证券公司出现可能危及投资者利益和证券市场安全的重大风险时，应向证监会进行汇报和提出处置建议。对于有希望扭转的证券公司，帮助其重新安排组织经营，甚至给予资金援助；对于无法挽救的证券公司，则通过法院对其宣布破产，负责制定财产接管人，全面清理证券公司资产，并保障投资者利益，充分发挥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HarvardResearchGroup.2003.HRGAssessment:RiskManagementintheSecuritiesIndustry-ChallengesforDataManagement.HarvardResearchGroup.

[2]RichardHerring,TilSchuermann.2003.CapitalRegulationforPositionRiskinBanks,SecuritiesFirmsandInsuranceCompanies.OxfordUniversityPress.

[3]安启雷,陈超.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国际比较与我国的制度选择[J].金融研究，2003,（10）.

[4]陈共炎.证券公司治理—机制与对策[J].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5]高辉清,巴曙松,赵晓,钟伟.1000亿巨亏：如何拯救技术上已破产券商[J].财经界，2004－09－13.

[6]伍永刚,梁静,许立军.“我国证券公司退出机制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前沿问题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第3篇：执法风险论文范文

一、银行会计电算化设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银行会计电算化从发展过程看，通常分为会计核算电算化、会计管理电算化、会计决策电算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由低到高的递进过程。每一阶段电算化的实现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电子计算机系统，包括硬件、软件。所谓银行会计电算化设计风险就是指在实现会计电算化过程中因考虑不周而形成的风险，这种风险具有弥补困难、花费大、有一定潜伏期、影响全局等特点。设计风险表现的形式、反映的问题多种多样。有的反映在硬件上，比如内存不足，这主要是当初会计电算化仅考虑某个部门、某种业务，而没有用发展的眼光从战略的角度来选择使用硬件设备。有的反映在软件上，比如软件设计功能欠缺，这主要是程序开发人员不熟悉、不把握业务人员实际需求或业务人员对电脑所提需求被遗漏、监督认定不够造成的。

在实际中，反映在软件上的设计风险要比反映在硬件上的设计风险更常见。以某行开发使用的信用卡业务核算系统为例，该行应用程序的开发是委托深圳一软件公司，开发时由于仅从信用卡业务考虑，结果造成该系统会计核算的“单腿跳”，所出的账表无法满足会计核算的规定和要求，给信用卡业务会计核算和监督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并被政治修养不高的员工钻了空子，造成了该行经营的较大损失。再比如全球都在关注的电脑“2000年问题”，这也可以归入设计风险，如果解决不好，将直接对银行会计核算造成重大影响，给银行经营带来直接或间接损失。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控制和防范会计电算化的设计风险，重点应放在事前。实际工作中，我们一是要注重硬件选择的长远性，必须经过技术论证、业务发展论证；二是要注重会计软件开发的规范性，必须在符合现行会计法规的前提下满足实际业务需要；三是要注重会计软件开发的前瞻性，必须充分估计以后可能出现的变动，必须考虑解决可能出现问题的方法，必须提供灵活多样的参数维护手段；四是要注重会计软件开发的科学性，必须有编制规范及内容齐全的文档资料，必须留有必要的数据接口和程序接口；五是要注重会计软件开发、推广的程序性，必须有开发需求认定，已完成软件理论认定、已完成软件实际测试等环节和手续。

二、银行会计电算化技术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几十年来，计算机始终保持着高速发展的趋势。这不仅表现在电子计算机主要内部元件经历了真空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发展阶段，而且表现在CPU、BUS等内在功能的提高以及各种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不断更新换代和升级。同时，电子计算机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认识和使用电子计算机的人员越来越多。所谓银行会计电算化技术风险就是指在实现会计电算化过程中因技术水平不足或过高而形成的风险，这种风险具有阶段性、时期性、变动性、局限性等特点。

银行会计电算化技术风险主要反映在软件上，尤其是应用软件。以手工和电算化账务处理数据流程为例，可发现因技术水平不足而对核算的影响。

上述两个结构框图见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的《基层单位会计电算化》(经济科学出版社，第54页、55页)，书中将电算化账务处理数据流程图视为“打破了原有手工业务流程的框框”。事实上，会计手工核算依据同一会计原始凭证进行综合和明细二条线核算是会计不断发展和实践经验的总结。相反，按照电算化账务处理数据流程图实现的会计核算电算化，虽然也生产出类似手工核算的综合和明细核算账表，但它生产出的综合和明细核算账表会始终保持一致，因为它已失去一条线，因此也就失去了明细核算账表对综合核算账表通过两条线记账所实现的核对监督作用。

会计电算化技术风险还表现在因电子计算机使用人技术水平提高而利用软件设计、开发者技术方面的局限、漏洞等作案，比如破译电算化系统本身的防卫功能，在账户系统中盗用他人账户资金，在自动提款机上盗取他人资金等等。

控制和防范银行会计电算化的技术风险，贯穿于电算化工作的始终。我们一是要不断采用新技术，不断提高使用程序版本；二是要不断改进、变换和提高系统本身的防卫功能；三是要不断提高数据加密水平和手段；四是要保管好重要的文档资料。

三、银行会计电算化操作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有效的管理计算机软件资源和硬件资源的软件。在会计电算化系统中，各单位应根据硬件的结构体系选择适合本单位需要的操作系统。我们在这里所讲的银行会计电算化操作风险是指依附于电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因操作应用软件不当而形成的风险，这种风险具有多发性、普遍性、多样性等特点。

银行会计电算化摆脱了传统的手工核算方式，同时对会计人员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操作上看，要求业务人员必须经过一定的岗位培训才能胜任交付的工作，同时上机时必须依规程进行操作。从思想上看，要求业务人员必须有高度自觉的安全防范观念和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如达不到上述要求，就会出现银行会计电算化操作风险。

由于银行会计电算化操作风险具有多发性、多样性、普遍性的特点，因此，操作风险的表现形式和危害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属于无意操作风险，如因工作粗心大意误输机、漏输机、重输机等，这种情况下常常会造成结算事故或给银行经营带来损失。有的属于有意操作风险，这主要是银行内部犯罪分子通过窃取他人密码或本人通过某种操作方式，单独或内外勾结达到侵吞国家财产、占用或骗取银行资金的目的。操作人员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操作风险，是一种犯罪行为，通常给银行造成的损失巨大。

控制和防范银行会计电算化的操作风险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操作控制方式来实现。目前，最常见的控制方式是特殊业务通过授权完成，这种方式的缺点是不能涉及全部业务。，另一种方式是二次录入，这种方式的缺点是监督发现问题滞后，容易失去防范有利时机。笔者比较倾向于机上覆盖式复核同授权及二次录入三者相结合的方式控制操作风险，所谓机上覆盖式复核就是电脑操作也分为经办人、复核人两个岗位，经办人员进行业务录入后不能进入复核系统(会计系统)，复核人员不能进入经办系统，经办人员的业务只有经过复核人员的要点式覆盖，并经确认后才能进入会计系统。

四、银行会计电算化管理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建立健全银行会计电算化管理制度是贯彻执行会计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保证银行会计工作有序进行的重要措施。良好的管理制度可以维护银行各项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发生损失和跑冒滴漏，防止失误和及时纠偏，是弥补设计风险，技术风险，操作风险的重要手段。所谓银行电算化管理风险就是指银行在会计电算化应用过程中因管理不善而形成的风险，这种风险具有无意性、依赖性、诱导性和广泛性等特点。

银行会计电算化管理风险的无意性，主要是反映这种风险的产生是管理者主观愿望所不希望的，管理者是无意的。依赖性主要是反映这种风险的产生是管理和操作者在主观上缺乏管理控制意识，过分相信和依赖程序的逻辑检查功能。诱导性主要是反映这种风险产生后如果不吸取教训，如果不立即堵塞漏洞，就会有新的诱犯者。广泛性主要是反映管理风险可能产生于任何一个环节，从人员分工到部门划分，从前端工作站到机房主机，从常规操作到意外情况处理，从备份磁盘保管到机房防火、防潮、防盗、环境等，忽视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给银行经营带来严重的后果。

第4篇：执法风险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结合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现状，阐述了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制的完善，探讨了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效率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一、 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风险在本质上是一种引起损失的可能性，具体指的是经济主体在从事资金融通过程中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而金融监管是指政府及其有关机构代表社会公众，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及相关金融市场实施的监督管理。

金融监管的产生与金融风险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首先，金融风险使全社会增强了金融风险意识，金融风险又证明了我国金融改革是艰巨且复杂的。同时，金融风险使中央银行的监管意识大大增强，监管理念不断更新，在监管意识和手段上有较大进步。通过全过程有效的金融监管，限制了金融机构的盲目扩张、促进金融机构作出合理规划，对于经营业务及风险度和处理办法进行充分考虑，以减少风险；对日常业务经营的监管可以规范金融机构业务经营，限制金融机构不必要的冒险。

二、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现状

（一）银行监管权责不明确。

实现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之一，是要有一个监管责任和目标明确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充足的、能独立自主运行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很不健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四大监管机构虽然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互相之间仍然存在职责不清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上配合不力，从而降低了整个监管效率。监管机构内部各监管部门之间难以协调，各职能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各自为政，难以统筹安排监管任务，这种做法会使得监管力量分散，不利于金融机构进行全面持续的监管。

（二）我国监管理念存在滞后的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滞后，例如，在我国有这样一种普遍观念，认为金融风险仅仅是金融业内部的问题，其实，金融监管仅是促进金融稳定各项安排的一个组成部分，监管本身不宜绝对保证不出现金融机构倒闭。在缺乏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条件的情况下，金融监管的任务是很难完成的。又如，许多人一提金融监管就等于监管机构的金融监管，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全部归于监管机构，而事实上，监管机构更多思考的是整个金融系统的情况和问题，主要职责是制定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的行为准则，督促金融机构加强自身内部控制和管理。 　（三）我国监管机构监管执法力度偏弱。

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国是由一个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直接过度进入到一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官本位思想没有从根本上消失，使得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多方面存在漏洞，在金融业体现的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我国监管人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不高，在监管过程中不能严格依法办事，有的甚至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另外我国有些监管法规不够清晰明确，导致执法的随意性很强，我国应加大执法力度，从严执法，以法律武器加强金融监管。

三、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设立国家金融管理局，提高监管效率。

国务院设立国家金融管理局，在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履行央行制定和执行的货币政策，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的全部职能。该局将设立专门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在监管方面，国家金融管理局将从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的角度出发，对各类金融机构和各种金融产品交易进行全面监管。此外国家金融管理局还将设立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来执行中央银行对银行业务的监管职能；将证监会纳入国家金融管理局的领导之下，负责对证券业的监督，将保监会纳入国家金融管理局的领导之下，负责对保险业的监管。国家金融管理局还可以依据国外监管的成功经验以及我国具体国情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以防范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

（二）完善中央银行法律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法》有其自身的缺点，就是稳定性和灵活性不足。但对《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和完善反过来会对其他法律法规提出新的要求，如2003年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给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定职责赋予了新的内容。首先，在金融服务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正致力于建设现代化支付体系，推动信贷证信体系的建立，努力建设与金融体系相适应的金融基础设施。其次，在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正致力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重树货币政策微观基础，鼓励金融产品创新，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最后，在金融稳定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正积极推进金融生态改善，促进对金融犯罪的防范和打击，推动建立金融风险的防范、预警和处置体系。为此，中国人民银行需要密切参与和关注《企业破产法》、《物权法》、《公司法》、《证券法》、《反洗钱法》、《刑法》等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积极推动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存款保险法律制度，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等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设。

注释：

第5篇：执法风险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醉驾入刑，对全社会酒驾行为起到了较为有效的遏制。然而本文认为，在这些表面成效背后，醉酒驾驶行为的入刑依然存在较大的风险，对将醉酒驾驶行为以刑法规制问题的讨论仍有意义和必要。面对醉酒驾驶行为已经入刑的现状，笔者从其背景出发，深究醉驾入刑存在的问题，理性看待醉酒驾驶行为的入刑，以期给醉酒驾驶行为的规制寻求更合理的方式。

论文关键词 醉酒驾驶 犯罪 风险社会

醉酒驾驶行为入刑两年来，学界对醉酒驾驶行为应否入刑的论辩已经渐渐淡出，近一年关于此话题的学术论文已鲜有耳闻，而且据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看，醉酒驾驶行为的入刑，对全社会醉酒驾驶行为起到了较为有效的遏制。但是笔者认为，醉酒驾驶行为的入刑依然存在较大的风险，应从其背景出发，深究醉驾入刑存在的问题，理性看待醉酒驾驶行为的入刑。

一、醉酒驾驶行为入刑背景

从根源深究问题所在，才能正确理性认识醉酒驾驶行为入刑的各种问题和风险。首先，醉酒驾驶行为入刑是由于国内形势。广州黎景全、成都孙伟铭、南京张明宝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以及杭州胡斌交通肇事案等特别典型、社会舆论影响甚大的一系列案件的发生，使醉酒驾驶成为舆论焦点，强烈的民愤诱导了立法者，他们依据所谓的“民意”，将醉酒驾驶行为列入草案继而入刑。然而这些看得到的“民意”，一大部分仅能被称作网民的意愿。网民一词，就把一部分不上网不会上网，或者上网没有发表言论的人排除在外了，这种民意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司机的意思。因而这种“依据人民群众反响强烈”也即是所谓的“民意”将醉酒驾驶行为入罪的标准，难以服众。

其次，醉酒驾驶行为入刑是由于国际形势。为了顺应国际立法趋势，我国立法者盲目支持将醉酒驾驶行为规制为犯罪行为，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犯罪概念在国内外的不同。很多西方国家将一些行政违法行为也纳入到犯罪的概念范畴，此范畴是个大范畴，而我国犯罪概念的范畴却仅仅指违反刑法规定行为的小范畴，不包括行政违法行为。如此盲目规制犯罪，让醉酒驾驶行为入刑的依据欠缺。

再次，学者及立法者对“风险社会”的不同理解甚至是误解，增加了刑法抽象危险犯的设立，醉酒驾驶行为即作为一典型抽象危险行为被列入刑法。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指在高科技发展推动下的工业社会，某些局部的或突发性的事件却往往引起或导致整体性的社会灾难”。该风险，是对人类整体的威胁，没有哪个群体或者个人可以避免。然而学者们认为醉酒驾驶行为是一种抽象危险行为，这种行为的存在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险，因而以此为由给醉酒驾驶行为入罪提供依据。张明楷教授指出，“‘风险社会’并不一定是社会的真实状态，而是文化或治理的产物，不应将‘风险社会’当做刑法必须做出反应的社会真实背景，刑法不应当盲目增加抽象危险犯。”笔者认为，醉酒驾车行为仅对特定区域特定路段内的人群造成一定危险，而其他区域内的民众不会造成任何危险，醉酒驾车行为不能被当作进入风险社会的典型。因而，我们不能将风险社会泛化理解，认为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或者处在风险社会之中而增加抽象危险犯的入刑，以免民众因为过度缺乏安全感而催生浮躁之民意，导致刑法频繁立法，加重刑法立法风险。

二、醉酒驾驶行为入刑存在风险

将一行为以刑事犯罪化处理，需要考量将该行为入刑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实效性特征。

（一）醉酒驾驶行为入刑的必要性

醉驾行为情节轻微的，依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不认为是犯罪，受行政法规制；醉驾行为情节恶劣，造成伤亡的，依法予以刑事制裁。现行刑法对醉驾的规定，没有情节限制，仅以存在该行为即为罪，进而导致即使没有对法益的实际侵害，也以犯罪处罚，笔者认为此规定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存在冲突。另外，我国法网存在厉而不严的情况，笔者认为我国行政法对醉驾的行为的规制已足够，可以加大行政处罚的打击力度，但不必以刑法加以规制，这样及严密了刑事法网，也保持了刑法的谦抑性的品格，所以醉酒驾驶行为入刑实在不必要。

（二）醉酒驾驶行为入刑的可行性

面对世界各国将醉驾行为犯罪化的趋势，我国照搬西方做法将醉酒驾驶行为犯罪化处理，然却忽略了中西方犯罪概念的差异性。我国实行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二元化惩治体系，而西方笼统地将所有违法行为犯罪化处理。目前西方正经历反对犯罪化的激烈论辩，非犯罪化已俨然成为国际形势政策发展的趋势，我们应该看到将不适宜犯罪化处理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弊端，保持我国二元化惩治体系。在使用民事救济或者行政制裁手段就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应当使用其他制裁手段，只有在不得不使用刑罚手段进行处罚的时候，才可以将该行为作为犯罪而纳入刑罚处罚的范围。刑法的这种谦抑性维护着我国二元化惩治体系。现代社会的刑法仍应体现其以惩罚为目的的最后手段性，醉酒驾驶行为入刑违背刑法谦抑性，破坏我国二元化惩罚体系，其可行性缺乏法理依据。

（三）醉酒驾驶行为入刑的实效性

根据公安部统计，自2011年5月至2012年4月，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35.4万起，其中醉酒驾驶5.4万起，同比下降44.1%。这说明我国醉酒驾驶行为入刑以来实施效果较好。但是，2011年5月至2011年6月，全国因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死亡105人，比去年同期下降33.1%。2012年1月至2012年4月，因酒后驾驶造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28%。此数据说明醉驾入刑以来的效果下降趋势变缓。我国台湾地区醉驾入刑第一年，酒驾案件下降三成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失，民众戒心松懈，此后酒驾案件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醉驾入刑以来，各地对醉酒驾驶的查处力度不一，个别醉酒者仍存在侥幸心理。虽然醉驾案件近年来下降了四成，但是这一良好效果能否继续保持，需要执法部门的全力配合。如若醉驾行为进一步减少，却没有良好的制度统一执法，相关部门势必松懈执法。民众的守法意识是否依然如初，刑法能否有其原本的威慑作用，醉驾行为的打击效果是否还会一样好，有待时间考证。另外，受到刑事处罚的醉驾者如何回归社会与醉酒驾驶行为入刑的实效性紧密相连。醉驾入刑让更多人有了“前科”，他们复归社会后的心理问题以及就业问题乃至生存问题都是醉驾入刑的风险，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将是对醉驾入刑实效性的长期考验。

三、醉驾入刑之完善

朝令夕改的法律不是好法律，不能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面对醉驾已经入刑的现状，笔者认为不宜过多讨论其应否入刑，而应立足现状，为其合理存在进行解释与维护。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规制，应当有以下几点理解和完善：

第一，刑法分则对醉驾行为的规制与总则“但书”并不冲突。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刑法条文对醉驾行为以行为犯规制，即行为者一旦实施醉驾行为即构成犯罪，认为该条文与刑法总则“但书”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存在冲突。但笔者认为，“刑法对犯罪行为有定性和定量规制，立法者已经依据‘但书’的指引，以暗示罪量要素方式，将罪量要素规定在法条之中。”“‘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危险驾驶定性描述与罪量要素的同体。”也就是说，对量刑至关重要的情节等要素，立法者已考虑，并作为暗示罪量要素在刑法条文中包含。裁判者必会对情节的轻重有所考量。

第二，醉酒驾驶行为不宜全部适用刑法规制。一则依梁根林教授的观点，即使存在与“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字面意思相符的事实行为，但该行为并未真正触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与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并不冲突，因而应当将其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进而不认为是犯罪将其出罪。这样的处理方式既符合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为醉酒驾驶行为出罪找到了路径。二则对醉驾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的人施以刑罚存在较为严重的后续问题。罪犯收监后的交叉感染，回归社会的心理障碍，生活压力，就业问题都与其轻微刑事犯罪行为不成比例，这样的刑罚对行为人来说太过严苛。笔者认为，刑事法网的严密性比严厉性更重要。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酒驾驶行为，将其出罪，以行政处罚予以规制，这样既不失刑法的威慑力，又维护我国行政惩罚与刑事制裁相结合的二元惩治体系，既保持严密的刑事法网，又打击轻微醉酒驾驶行为，可谓良法。

第三，对醉酒驾驶行为适用资格刑。我国刑罚处罚的资格刑常用的仅有剥夺政治权利，种类过于单一。笔者认为对醉酒驾驶行为增加资格刑的适用要比对行为人监禁刑的处罚更有效果。其一，醉酒驾驶行为者均为司机，对他们剥夺驾驶资格远比施以监禁效果好，剥夺驾驶资格即对醉酒驾驶行为起到遏制。其二，这样的非监禁刑的优点在于行为人有害行为受到遏制，但其他方面不会受到负面影响，可以避免收监后的交叉感染，还不会使行为人与社会脱离。资格刑的适用对社会治理效果有益无害，因此笔者建议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规制增加资格刑。

第6篇：执法风险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近年来，在财政部指导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一直致力于审计准则的建设工作，陆续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审计准则，这对于提升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质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专业化发展，以及服务于市场经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了中国审计准则建设的情况，以及审计风险准则问题。

过去十多年来，在财政部指导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一直致力于审计准则的建设工作，陆续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审计准则，这对于提升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质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专业化发展，以及服务于市场经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审计准则作为衡量与保障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的权威标准，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一、中国审计准则建设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自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重建以来，我国以规范行业管理和提高执业质量为目标，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规章制度，并在审计准则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审计准则建设以及准则体系的基本建立，有效地适应了注册会计师执业的需要。审计准则已经成为注册会计师执业的必备指南，成为衡量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的依据，成为理论研究、教学教材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还是有关部门执法、判断注册会计师执业罪错的依据。

尽管审计准则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以及企业经营环境的急速变化，中国审计准则建设面临着许多挑战:

1.行业面临的风险有日益增大趋势。管理层财务舞弊事件频繁爆发，如科龙事件等加大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风险，严重损害了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利益，动摇了社会公众对资本市场和审计有效性的信心。

2.现行审计实务不能有效应对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现行审计实务是建立在传统审计风险模型基础上，存在很大缺陷。注册会计师往往不注重从宏观层面把握财务报表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而直接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容易产生审计失败。

3.经济发展要求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经济全球化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打开国门，吸引外资，使经济的发展超越了国界。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依存度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二、以制定审计风险准则为重点，创新审计准则体系

1.关于审计准则的建设情况。根据行业面临风险的特点以及国际审计准则的新进展，我们对我国审计准则体系中涉及审计风险的项目进行了研究，并对我国的审计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借鉴国际审计风险准则的基础上，以审计风险准则为重点,完善审计准则。

2.创新审计准则体系。从目前看，我国注册会计师承办业务类型较多，其中既有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内部控制审核等具有鉴证职能的业务，又有代编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管理咨询和税务咨询等不具有鉴证职能的业务，还有特殊的鉴证业务，如司法诉讼中涉及会计、审计、税务或其他事项的鉴证业务。因此，独立审计准则体系已经不能完全包容注册会计师各类业务使用的执业准则，需要对此进行改进。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国际趋同的需要，新准则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体系”改进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以适应注册会计师业务多元化的需要。执业准则体系应当涵盖注册会计师所有执业领域，包括审计准则、审阅准则和其他鉴证业务准则，以及相关服务准则，其中审计准则是执业准则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国际趋同努力的重点所在。为了便于社会公众理解，在对外宣传时，我们将执业准则简称为“审计准则”。

3.改进执业准则名称。由于现行独立审计准则体系包含了部分非审计业务准则，因此，有必要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将非审计业务准则从独立审计准则体系中分离出来，按照其业务特性冠以适当的名称。转

4.完善执业准则编号。目前执业准则是按时间顺序编号的，看起来连续，但实际上是零乱的，没有内在逻辑。为了克服按时间循序顺序编号带来的弊端，我们拟按照会计科目编号原理进行编号。

三、审计风险准则着力解决的问题

审计风险准则进一步明确了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和基本原则、明确了注册会计师审计证据的内容、数量和质量以及为获取审计证据所实施的审计程序；进一步明确了注册会计师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程序；进一步明确了针对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实施的程序。与现行独立审计准则相比，审计风险准则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要求注册会计师加强对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了解。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程序，更广和更深地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各个方面。

2.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的所有阶段都要实施风险评估程序。注册会计师应当将识别的风险与认定层次可能发生错报的领域相联系时，实施更为严格的风险评估程序，不得不经过风险评估，直接将风险设定为高水平。

3.要求注册会计师针对重大的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列报和披露实施实质性测试。注册会计师对重大错报风险评估是一种判断，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存在固有限制，无论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结果如何，注册会计师应当针对重大的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列报和披露实施实质性程序，不得将实质性测试只集中在例外事项上。

4.要求注册会计师将识别、评估和应对风险的关键程序形成审计工作记录，以保证执业质量，明确执业责任。

审计风险准则的出台，有利于降低审计失败发生的概率，增强社会公众对行业的信心；有利于严格审计程序，识别、评估和应对重大错报风险；有利于明确审计责任，实施有效的质量控制；有利于促使注册会计师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提高整个行业的专业水平。

中国审计准则体系的，标志着我国已建立起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顺应国际趋同大势的审计准则体系。它的与实施，有利于提高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执业质量，提升财务信息质量，推动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泽霞:管理舞弊导向．审计研究，2004.5

第7篇：执法风险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信用证　信用证欺诈　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　禁付令

一、信用证的概念

信用证就是一种开证行根据买方的申请而向卖方开出的承诺在一定期限和条件下凭受益人提交的单据付款的书面文件。信用证以其是否附带单据，分为光票信用证和跟单信用证两大类。在国际贸易中主要使用的是跟单信用证，我们一般分析跟单信用证。信用证严格遵循单单一致、单证一致的原则。信用证的基本当事人有三个：开证申请人、开证行和受益人。其他关系人还有通知行、保兑行、议付行、付款行、偿付行等。

二、信用证欺诈行为

（一）信用证欺诈的表现形式

现在普遍认为信用证欺诈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1．伪造文件或签字、印鉴。在现代高科技的条件下，信用证的伪造极其容易。

2．涂改信用证欺诈。进口商将过期已经失效的信用证刻意涂改，如变更原证的金额，以骗取出口货物，或诱使出口方向其开立信用证，骗取银行融资。

3．盗用或借用其他行密押欺诈。这是诈骗分子在电开信用证中，谎称使第三家银行密押，但该第三家银行的确认缺无加押证实，试图骗取出口货物。

4．信用证“软条款”欺诈。

5．进口商不依合同开证的欺诈。信用证及其条款应与买卖合同严格一致。但实际上由于多种原因，进口商不依照合同开证，从而使合同的执行发生困难，或者使出口商遭受额外的损失。

6．进口商故设障碍的欺诈。进口商往往利用信用证“严格一致”的原则，故意在信用证中增加一些难以履行的条款，或者设置一些陷阱。

（二）软条款

信用证“软条款”欺诈是比较典型的。利用信用证软条款欺诈，是指诈骗分子要求开证行开出的信用证主动权完全控制在开证方手中，以此来制约受益人，且具备随时可解除付款责任条款的信用证，实质就是变相的可撤销信用证。常见的软条件欺诈有：

1．信用证生效方面的软条款。如信用证暂不执行，等到收到修改通知后才能生效执行。

2．涉及检验或者货运收据方面的软条款。如检验证由进口商出具、签署并由受益人会签，起印鉴必须由通知行证实等。

3．票据方面的软条款。如约定的票据应出具在有受益人名称的信笺上，注明全称和地址。

4．信用证规定的要求与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或有关部门规章不一致。实践中，卖方应该注意的是虽然信用证内容应经规定了对自己有力的条件，但有关国家或地方的法律不允许信用证上的内容得以实现的，应及时修改，不要受别国法律约束。

5．信用证规定的内容已非信用证交易实质。如信用证规定必须在货物运至目的地后，货物经检验合格后才付款。

（三）信用证欺诈行为发生的原因

信用证在国际贸易支付中的重要作用，源于它的独立性原则。按照独立性原则，受益人只要向银行提交符合规定的单据，银行就必须付款，即使受益人根本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而这一原则恰好是造成信用证欺诈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信用证欺诈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信用证独立原则，还有欺诈者的贪图利益心理、受欺诈的防范措施不当等诸多原则。但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信用证独立原则的存在的漏洞。

（四）如何防范信用证欺诈的风险

传统的信用证业务风险主要是卖家，买家运用单证交易的方式谨防卖家的欺骗，但是现如今，买家运用软条款等方式向卖方转移风险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为避免损失的发生，卖方和银行应在事前做好防范，事后做好应对。

1．卖方。卖方应慎重选择贸易伙伴，对买方和开证行进行必要的资信调查，遏制信用证欺诈发生的苗头。在寻找贸易伙伴时，尽可能通过正式的途径，在签订合同之前，委托咨询机构对贸易伙伴的资信进行调查，确保贸易的安全。

2．银行。银行和卖方还应携手协作，一致对外。要树立整体观念，互相配合增强防诈信息。一旦发觉诈骗分子的蛛丝马迹，立刻跟踪追击，并严惩不贷，以维护跟信用证业务的正常开展，确保贸易的顺利进行。

三、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

（一）欺诈例外原则产生的原因

各国为了弥补信用证运行机制的缺陷，努力寻找遏制信用证欺诈的措施，于是，欺诈例外原则逐渐的发展起来。信用证欺诈例外，简单的说，就是信用证受益人存在欺诈行为，则付款银行可以拒绝付款，开证申请人可以申请法院禁止支付。

信用证欺诈例外规则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由于信用证欺诈例外的情况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它是作为不成文的国际惯例而存在的，但各国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我国法院对信用证方面国际惯例的适用，一般持谨慎态度，通常不把欺诈例外原则作为国际惯例适用，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时才可以适用。

（二）禁付令的与滥用

信用证欺诈例外的最终效果是通过法院颁布禁付令来保障的。申请人声称欺诈的目的在于通过法院来阻止开证行对受益人的支付，如果法院认定实质性欺诈的存在，则需考虑禁付令的问题。禁付令的，实质上就要求法院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欺诈不存在或者欺诈不是实质性的，则法院自己要承担责任。

禁止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条件包括：（1）必须构成欺诈；（2）必须构成实质性欺诈。（3）必须是在受益人责任期间产生的实质性欺诈。（4）必须不是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可见，禁付令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

我国各级法院已经有很多涉及信用证欺诈问题的判例，但是一直没有形成规范性的体系。由于现实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在实践中出现了信用证欺诈例外适用不正确的情况。还有存在滥用禁付令的情形，不仅损害了我国法院的形象，同时阻碍了我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四、UCP600以及我国有关信用证欺诈问题的立法与执法的内容及完善

（一）UCP600

UCP600（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是国际银行界、律师界、学术界自觉遵守且全世界范围公认的信用证“法律”。1933年国际商会（ICC）推出第一个UCP以来，70多年来历经修改来满足不断发展的商业与贸易的需要。2006年10月25日，在巴黎举行的ICC银行技术与惯例委员会2006年秋季例会上新的修订本UCP600获得通过。全世界大多数的银行信用证上都会约定“本信用证适用UCP600”。

（二）我国有关信用证欺诈问题的立法与执法的内容及完善

我国正式开始引入信用证开始于1987年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按照国际商会第400号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条款开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5条规定如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由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由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1）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2）使用作废的信用证的；（3）骗取信用证的；（4）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

在我国，由于信用证欺诈没有专门的民法法规规定，法院一般都把它归于一般侵权行为中。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承担民事责任。”这里强调主观过错。根据特殊侵权行为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来看，没有明文规定的，当一般行为论处，所以信用证欺诈行为应为一般侵权行为。也就是说，我国法律要求信用证欺诈必须在主观上有过错，不管客观上有无过错。

为了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在注重信用证立法的同时，也应该着重强调信用证执法问题。执法，亦称法律执行，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贯彻和实施法律的活动。根据现实情况的需要，有必要完善我国有关信用证欺诈的执法对策。

综上，我国在信用证问题上，应该从立法以及执法方面加以完善。

1．制定专门法律，专项治理信用证运作事项，才能确保其有条有理的进行。但是与此相比，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之中加入信用证欺诈的条款显然更有可操作性。

2．成立专门工作小组或配备专门工作人员，因为信用证欺诈涉及较多的专业知识，所以必须由专门的人员来处理此类问题。

3．完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必要时可以将其转换成法规或法律，提高其效力。

4．设立专门的执法机构。使得在信用证欺诈行为发生后，可以迅速立案，并且可以有专业的人员开始专业的调查，以便严厉的打击犯罪分子。

5．加强国际合作。信用证的欺诈行为大部分是跨国进行，这就要求我们积极与国际接轨，争取在各方面得到别国的支持，发挥国际整体的作用。

第8篇：执法风险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会展业；知识产权；法律风险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08年公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更是开启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篇章，知识产权保护不受重视的局面大有改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与我国经济发展、国际竞争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会展业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中的重要方面，知识产权问题是影响会展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会展业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递增，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通过参加展览会来宣传企业、营销产品和推广技术。随之带来的是会展业知识产权问题集中爆发，严重阻碍了会展业的发展。

一、会展业知识产权的法律风险溯源

近年来，许多展览会都受到知识产权问题的困扰，知名展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在参加境外展会时，被投诉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例更是不胜枚举，跨国知识产权诉讼数量激增。会展业知识产权的法律风险主要体现在会展企业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和会展企业知识产权被侵犯两个方面。

（一）会展业知识产权侵权的表现形式

《中国会展经济发展报告》（2012）显示，我国2011年共有约6000个展会项目，许多展会中都遇到大量的知识产权纠纷。一些会展企业将他人的专利、商标、标识等略加修改就作为自己展出使用，仿冒他人专利、商标、软件、展台设计和图片，甚至采取仿冒展会品牌、展会名称、展会标志、展会主题、展会商业运营模式等方式复制知名展会本身。与此同时，许多参展企业在展览会举办期间，发现其他企业未经许可或授权，就使用自己的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有些展品和技术在展览会上刚刚亮相，就被复制、抄袭或模仿，而面对这些侵权行为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非常棘手。

会展业知识产权的法律风险还可能表现在商业秘密、广告宣传、产品说明书等方面。而且，不断有新的侵权形式出现，如网络侵权等。此外，冒牌展、骗展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会展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知识产权法律风险，成为制约会展业发展的法律障碍。展会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和能力也是境外参展商参展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我国目前的展会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会让一部分参展商有所顾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二）会展业知识产权侵权特征

会展业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具有明显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侵权行为的集中性。会展活动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会展活动期间各种资源、信息等高度集中，知识产权问题也十分集中，知名展会往往集中出现知识产权侵权现象；第二，侵权认定的紧迫性。展会具有公开性，且时间一般较短，对展会期间的侵权行为认定十分困难，要调查取证、解决纠纷都显得非常紧迫；第三，侵权解决的复杂性。展会名称、展会项目创意等是否构成知识产权权益存在争议和分歧，对这些侵权行为认定困难较大，在展会期间侵权纠纷很难结案，展会结束后，对侵权行为处理又于法无据。

二、会展业知识产权的法律风险解读

会展业是高效益、高回报的行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效应也十分明显。之所以在展会活动中频频出现知识产权纠纷，主要有法律层面、企业自身和知识产权本身属性等几方面的原因。

（一）法律层面的原因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会展法》，对于会展业的发展进行约束和调整的法律规范散见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之中，以《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主。可见，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范层级低、效力弱，权威性不够，对于展会知识产权侵权人的约束力不足，针对品牌展会或展品的重复侵权和大规模侵权屡禁不止。而纵观世界会展强国，在法律中对展会知识产权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办法》中对展会知识产权中的专利、商标、著作权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并未涵盖商业秘密、广告宣传、版权相关权益等方面，保护范围过窄。而且，《办法》中一些法律规范可操作性差，与司法程序不能有效衔接。如《办法》第六条规定展会时间在3天以上，展会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的，展会主办方应在展会期间设立知识产权投诉机构。我国目前有数量巨大的展览会展期不到三天，并且何种情形构成展会管理部门认为的“必要”，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实践中难以操作。由于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差，导致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行政执法效率低下，各执法部门职责分离，不能有效整合，一定程度上为侵权行为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和土壤。

（二）会展企业自身的原因

展览会是一个重要的宣传和营销平台，参展企业在展会中展出的展品和技术往往都是最新研制的成果，在展会中首次公开面世，很容易成为不法行为人仿冒的对象。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建立时间不长，社会上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普遍不强。会展企业受利益驱使，为了降低产品和技术的宣传、开发成本，在展出展品的过程中，很容易走“模仿”、“仿冒”等途径，一些企业对名牌进行复制，居然不知道是侵权行为，进而导致复制专利、商标、广告宣传、产品说明书等，甚至仿冒展会。同时，许多会展企业不清楚知识产权的内容，不注意对其商业秘密、产品宣传、广告创意、展板、宣传册等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保护，对许多知识产权利益并未向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申请法律保护，从而导致知识产权利益被侵犯。

三、如何防范会展业知识产权的法律风险

（一）进一步完善立法，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应尽快完善立法，建立逻辑严密、体系完整、高度细化、可操作性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建立与之配套的司法、行政执法制度，适时提高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层级和效力。完善《办法》中规定不明确的条款，增加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增加侵权企业的违法成本，进而减少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同时，扩大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将商业秘密、广告宣传、版权相关权益及展会主题等纳入保护范围，这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中规定的内容是一致的。从立法上明确全国统一的会展业管理机构，统一会展审批、会展企业准入门槛，规范会展业市场竞争秩序，为会展业的发展提供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明确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责、权限和分工，使原本割裂的执法成为一体，降低行政执法成本和诉讼成本，明确会展主办方严格按照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内容制定知识产权保护细则的义务。完善立法是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方面，也可以为会展业走出去，更好更快地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二）进一步提高会展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一方面，会展企业应认真学习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在展出展品、技术、展台设计、展会构思等过程中倡导自主创新、打造品牌，确保展出的产品和技术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防止侵权产品和技术的出现。明确作为参展企业的责任和义务，恪守企业责任。同时，为避免企业在参展期间被卷入知识产权纠纷，规范管理产品、技术的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另一方面，会展企业应提高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品牌保护意识，重视、珍视知识产权，正确认识知识产权的价值和功能，站在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积极申请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制定展会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对参展的新技术、新产品要向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对商业秘密、广告宣传、版权相关权益等知识产权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慎重展示产品的核心技术，只有在确定了明确的目标客户后方能展示。同时，在发现有他人侵犯自身知识产权时，及时收集、保存证据、积极维权，并向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投诉，保护知识产权。

（三）进一步规范对知识产权的管理

第一，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要求所有展会的管理部门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投诉机构，并由熟悉展会知识产权的专业人士组成，不因展会时间长短而有区别，对展会期间的知识产权加大保护力度，协调知识产权纠纷，监督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维护展会正常交易秩序，及时处理知识产权投诉，展会知识产权投诉机构应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做到职责分工明确、职能有效衔接，加强知识产权综合保护，共同为展会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供保障。

第二，建立全国统一的会展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监督、管理的作用，制定会展业行业规范，建立会展企业认证、评估体系，加强行业自律，这也是世界会展强国和会展业发达地区的普遍做法。

第9篇：执法风险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施行背景下，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构建起监督主线明确、全面动态流程管理、关键环节重点监控和考核合理的内部监督机制作用，对切实保证检察机关更加有效地履行职责，提升公信力和社会形象至关重要。

[论文关键词]检察机关 自侦案件 内部监督

强化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立身之本，强化内部监督则是检察机关的发展之基，是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的基础和前提，是源头治腐，确保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的重要举措，而对自侦工作的监督是检察机关内部监督的重中之重。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背景下，必须坚持把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放在与强化法律监督同等重要的位置，对自侦工作构建起一套部门各负其责、全体检察人员共同参与的点面结合的内部监督工作体系，不断加大监督力度，增强工作实效，为检察事业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一、修正案对侦查工作和内部监督带来的影响

1.“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检察机关自侦工作发展模式的转变，同时也将改变自侦案件内部监督的方向和主线。

2.辩护权的扩展和律师行使辩护权“三难”问题的破解以及审判程序的完善，将打破检察机关侦查工作原有的系统内“相互配合”机制，控申、侦监、公诉等部门更多时候将以监督者身份面对自侦工作。

3.举证责任、证明标准、非法证据的排除制度和不能自证其罪原则的确定，建立完善刑事证据体系，既为侦查工作明确了取证方向和取证要求，也增强了侦辩双方的对抗性，同时也为自侦案件内部监督工作提供了具体的审查标准。

4.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完善以及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建立，为侦查机关提供了强大支撑，有力提升了侦查能力；但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笼统、操作性的缺乏，以及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规定和检察机关监督职责的明确，既为内部监督提供了必要性和法定性，也进一步扩展了内部监督的方式和内容。

二、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内部监督机制的构建

应建立健全一个监督主线明确、全面动态流程管理、关键环节重点监控和考核合理的内部监督机制，确保监督及时、监督全面、监督到位、监督有效。

（一）确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监督主线

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的内部监督也必须适应“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务必将其作为监督的主线和重要内容，成为监督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二）推动案件管理系统的全面流程管理

要推行网络化办案，实现对自侦案件侦办工作全过程进行流程监督和网上动态监督。一是案件管理系统。通过新成立的案件管理中心利用管理软体，通过控申、侦查、侦监、公诉、技术、监所等部门的信息录入，实现了对自侦案件从交办线索到初查、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法院审理的全流程管理；二是侦查指挥系统。通过该系统，由各级侦查部门填报每个案件各诉讼环节信息，实现对自侦案件的全流程管理。案件管理系统应侧重于对办案效率的监督，侦查指挥系统则侧重于对办案数量和办案质量的监督。

（三）实现对案件关键环节的重点监控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内部监督的监督重点是初查、侦查、和证据审查三个环节：

1.对案件初查环节的监督

通过对重要节点采取填报工作表格的方式，实现对初查环节进行深入细致的内部监督。

一是线索的管理。主要监督是否存在瞒案不报、压案不查情形。对举报、移送的案件线索，可由侦查指挥中心通过下级院填报《案件线索登记表》、《案件线索备案表》，整合案件线索信息，以定期跟踪分析线索办理情况的方式进行监督，或以集中开展专项行动来推动线索的查办；对查办案件过程中发现的案件线索，可要求办案人员填报《办案中发现职务犯罪信息登记表》、《办结案件发现犯罪线索汇报表》，通过院局领导的及时审批来依法进行督促查办。

二是案件信息的收集。要求侦查人员对每一起案件每一名涉案人员认真填报《职务犯罪信息情报表》，就涉案人员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成员及工作情况、主要社会关系、收入情况、财产情况、性格及爱好等信息进行登记录入，并由院局领导进行签字审核，确保信息的全面准确，利于掌握侦查方向和寻找案件突破口，也为监督初查工作提供书面资料。

三是执法风险的评估。主要是由纪检监督部门通过核查侦查人员在查办案件中制订的办案安全预案和填报《执法办案风险评估表》、《执法办案风险预警表》、《执法办案风险处置表》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

四是采取的初查方式。应由科室负责人和院领导通过文书审查和来访处理对初查过程是否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非经批准不接触初查对象和不准采取强制措施非法扣押、冻结公私财产的行为进行监督。

五是形成的初查结果。由举报中心对自侦部门形成的举报线索初查终结意见进行评判，重点审查自侦部门是否将举报人举报的全部问题查清，是否存在漏罪等情形；审查结果向院领导汇报并反馈自侦部门。

2.对案件侦查环节的监督

通过采取强化办案人员对执行办案纪律的自律和发挥检察机关系统内其他部门的职能监督等方式来实现。

一是执法办案的自律。可通过办案人员填报《办案告知卡》、《办案人员申请回避审批表》、《廉洁自律卡》等三个表格来实现监督。

二是法警部门的监督。应严格落实办案工作区的“管用分离”制度和审讯过程中的“看审分离”制度。工作区由司法警察部门管理，办案部门使用；办案部门经申请获批准后方可使用工作区和司法警察，司法警察部门在工作区应建立涉案人员出入登记制度和填报《移交涉案人员登记表》、《履职交接班登记表》，构建完整的司法警察履职“一案一卷宗”制度，通过值班司法警察对办案人员在办案工作存在的违纪违法行为的及时提醒、制止和报告，实现对审讯行为的全程监督。

三是技术部门的监督。应严格执行“审录分离”制度，通过技术部门对侦查人员讯问、询问涉案人员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录制工作来实现监督，包括对问话过程和对涉案人员进入办案工作区全区域视频监控的两种同步录音录像。

四是侦监部门的监督。在严格执行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上提一级的办案机制中，建立每起自侦案件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制度，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工作，核实相关证据，实现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实行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和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制度，核实证据了解案情，利于发现或者调查核实侦查人员是否存在违法情况，从而实现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五是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建立纪检监察干部作为安全督察员对办案工作区执法行为进行专门监督制度，建立办案部门扣押、冻结款物三日内将清单复印件和有关法律文书以及案件办结后十日内对扣押、冻结款物的处理情况报纪检监察部门备案制度，建立执行搜查时商请纪检监察部门派员全程监督制度，强化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工作。发现问题的，应当及时填写《案件现场监督报告表》，发出《案件执法监察通知书》进行纠正。

六是监所部门的监督。明确规定由监所部门执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监所部门可通过定期向在押人员发放维权书告知羁押期限和利用在押人员诉讼情况管理软件认真落实预警提前告知、到期及时催办、违法立即纠正三项环节，促进派驻检察室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七是控申部门的监督。对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提出申诉的案件由控申部门统一受理，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诉案件，控申部门应及时分流转交本院侦查监督部门查办，防止侦查部门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的滥用，避免各种违法行为，确保司法公正和保障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3.对案件证据的审查监督

面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证据所作的重大修改和辩护权的扩张完善，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应构建起严密的内部审查机制。

一是侦查过程中的备案审查。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执法活动的监督，在严格执行自侦案件不诉、撤案报上级院批准制度的同时，可建立部分特殊案件在下级院需作出立案决定前应向上级院请示汇报制度，同时利用侦查指挥系统落实专人对下级报备的案件进行审查并填报《立案备案审查表》，突出对立案、采取措施情况和具体案情进行全面审查。

二是侦查终结前的专门预审。自侦部门在确立案件承办人员的同时，应指定一名业务水平高的干警作为案件预审官。预审官在案件侦办过程中，不参与案件的侦查取证，但对形成的所有案卷材料实行同步审查、同步监督，及时提出审查意见；在案件侦查终结前，预审官应对全部案卷材料进行阅卷审查，并听取侦查人员意见，形成案件预审报告并经审批。只有经预审官同意和领导批准的自侦案件方可向公诉部门移送审查起诉。

三是侦结移送后的起诉审查。公诉人应保持最为“中立”的立场，以最严格的标准来审查案卷，确保案卷证据达到确凿充分的证明标准；应建立“快速”的审查机制，对存在瑕疵的证据，做到早发现早补证；应有“准确”的预测判断能力，对庭审对抗强度的增加做到应对有方。起诉审查的监督可通过审查报告及庭审笔录来具体体现。

（四）完善案件考核机制

设置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是内部监督工作作用和效力的直接体现，是强化内部监督的保障。

1.考核内容

一是执法规范。自侦案件是否严格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开展初查、侦查工作，做到法律手续完备，侦查程序合法，侦查行为文明、规范；二是办案效率。自侦案件是否做到办案效率高，从立案到移送审查起诉的周期短；内部监督制约是否做到职责明晰，协作通畅；三是办案质量。是否做到收集证据客观全面，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体系完整；四是办案效果。办案工作是否充分体现为大局服务，化解社会矛盾、服务社会管理创新，无因侦查行为不当引起社会不良反映。

2.考核流程

一是部门自评。由侦查部门就所侦办案件对上述四项考核内容进行自行评价，填报《案件质量登记表》，由科局领导审核；并由上级检察机关对口部门结合侦查指挥系统填报情况和备案审查结果给出审查意见。

二是监督意见。对自侦案件侦办流程中各个环节开展情况，由检察机关内部监督部门按其职能分别进行评判，出具监督意见，形成《自侦案件内部监督意见汇总表》，作为对自侦案件考评的重要参考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