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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节日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习尚和风俗。在节日期间,广告主往往巧妙利用消费者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消费心理,有针对性地设计广告诉求的内容。本文针对节日期间广告传播习俗现象展开了具体的文化分析,并从中得出了一定的结论。
节日习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物质和文化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人类自身活动在一定社会层面上的文化反映,也反映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大的风俗习惯和传播活动。同时,从文化形态的构成方面来说,节日习俗的种种广告行为和传播方式也有着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正是由于民俗的基础性地位和巨大的包容性内涵,这也使得它在基础文化形态领域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因此,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习俗,得出其中潜在的社会心理和文脉关系无疑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随着传播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手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被拓展开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虽然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活动却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始终伴随着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倾向和习惯—传播习俗形成了。”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传播习俗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也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是具有着基因性意义的。
节日习俗及其传播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采用学科式、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对节日习俗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从而也对蕴含其中的文化概念和民族心理进行重新评价与定位。事实上,节日习俗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节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节日习俗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具体形式的确立和内容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具体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其整个的操作过程和民俗内容都是在节日广告的运作范畴中实现的。
节日广告其实就是指在各种节日期间(包括传统节日和其他由官方确定的庆典日、纪念日等)针对某一节日特有的习俗而的有针对性的各类广告。在这个过程中,广告主利用消费者在节日特殊氛围中的消费心理大做广告,就会有众多的受众被打动,其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当然也是惊人的。并且,众多的节日广告业主还根据这一商机的特点专门设计广告诉求的具体内容。
我们将通过诸多节日期间特殊的广告现象来对这一传播习俗进行分析,同时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和受众两个方面进行类型化解析,以期获得更为明显的结论。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若干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便被积淀在了节日的传统风俗中,同时也使得这些节日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众多的传统节日也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并不时召唤起人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和地域文化心理。因为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说,文化心理是隐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最隐秘的情感,甚至连深处于其中的本人都是无法察觉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早就指出“这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意识到的。并且它不是通过生物性的遗传而继承下来的,而是以社会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在一个巨大的文化模式中对被指定的文化符号不断接受、置换和变形而形成的。并且,一个民族和生活在相同地域中的人们是有着相同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这也正是节日习俗中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时期的图腾崇拜到铁犁牛耕时代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恶月”“恶日”的禁忌和众多的神鬼崇信等,这些富含中华文明的古老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都是形成传统节日的源头。
从远古时期起,先民的各个氏族就会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来崇拜,如对蛇、牛、鱼、树木等的崇拜。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对龙的崇拜,这也最终演变成了全民族共同信仰的图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事实上,龙图腾不仅仅在许多社会文化领域中起着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它还是一系列传统民俗民间节日形成的来源。例如民间农历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活动,以及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日也是与此有重要关系的。
从传统上说,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最基本特征就在于重视伦理观念和礼教作用。人们每年在年节、清明、中秋、腊八等节日举行的祭祖活动即是重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祭拜活动传沿下来,就演变成了节日期间要对长者和亲友进行拜访和馈赠礼品的活动,这无疑对当今的节日风俗也有着巨大的现实影响。
从一种文化心理上来判断,中国人很早就对现实中的数字表现出了自己的禁忌和喜好,这表现为人们对于双数的喜爱对于单数的嫌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讲究双日双月、成双成对的,人们普遍认为双数吉利会带来好的运气并且厌恶惧怕单数的日月,将单月单日认为是“恶月”“恶日”。人们在一些“恶月”“恶日”就要有所禁忌,并且要举行一些仪式来达到冲淡和抵御的作用。如:元旦日要燃放爆竹驱鬼,五月五日要用具有特殊香味的篙草除虫驱邪,九月初九则要登高望远,以避灾病等。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结论,出于“心理补偿”的缘由,人浦门对于一些人力不能克服和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因此要通过一些仪式或活动来达到驱除鬼怪的目的,从而也在主观上起到了抵御的心理补偿作用。远古时期的这些仪式和活动虽然有着迷信的成分,但其中一部分却在民间节日的流传中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节日习俗,如人们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挂桃符(今天已经演变成贴春联)、张贴门神以防恶鬼纠缠等。
新的时代,随着一部分传统节日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人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其核心的内容,而是一些比附于这些形式之中的民俗文化,以及以此作载体所折射出来的民间文化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当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后流传下来,但已经蜕去了其原有的不科学的成分,而具有了更多的新时代风貌。并且在新型的社会历史时期中,传统节日也成为了人们寄托美好愿望,孝敬长辈,走访亲友,沟通信息,协调关系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欢聚团圆的重要习俗。而过去的许多民俗节日内容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和改变,特别是其中一些标志性的元素,如过去传统节日里用以驱鬼辟邪的活动和物品则转变成了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春联、门神、爆竹等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更多地已经演变成人们营造欢乐祥和气氛的工具,成为节日文化的特殊符号。
另外,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庆典日、纪念日也被规定为法定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这些节日虽然没有传统节日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质和特别意义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并逐渐具备了其特有的节日文化和习俗。
广告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传播领域中的产物,而它在现实形态的描述上也充满着文化的意味。事实上,在每一则广告的背后均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其背后悄然隐藏着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形态。自古至今节日习俗的运行轨迹也是这样的,就是在以广告传播为其具体征象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大量具有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也以现实的内容反映着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内容和重大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进行认识的各种心态。随着时代的变迁,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团圆欢庆,休闲放松并借以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契机。每逢这些节日,人们必然要互相致电送去祝福,拜访长辈和亲友,当然更少不了相互馈赠礼物。而节日期间互赠礼品的行为,往往使那些适合作为礼物的商品的销售量大增,这种情况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圣诞节期间送礼拉动年零售量的百分之二以上。
正是在这样的契机和条件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转型,今天各种节日习俗的广告传播活动也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它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从原先纯粹的民间节日风俗转变成为今天大规模的广告策划和广告营销活动,其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直至今日,众多的广告业主也已发现了节日销售这一商机,在节日到来之前就制定详细的广告宣传战略,展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期利用欢愉的节日气氛取得优势的商品营销。同时广告主也发现“商品被作为礼品馈赠时,其质量并不很重要,倒是部分由广告塑造起来的有关该产品地位的文化意蕴更为重要”。因此广告业主在利用民俗节日商品广告时,大都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形象、色彩、意象等符号元素,在营造出节日里欢乐祥和的气氛的同时也营造出产品中包含的文化韵味。这从而使得自己的营销策略在众多的广告市场中脱颖而出,能够搭上文化的“便车”实现商品的销售,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 通过对近几年我国的节日习俗中出现的大量广告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初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是众多的广告形式采取了对我国传统节日符号的重新加工和利用。如人们大都习惯于过年要贴春联、剪纸窗花、贴门神、燃放爆竹、扭秧歌;元宵节就得闹花灯、耍龙灯、吃元宵;端午节还要悬挂艾草、戴香囊、吃粽子;中秋如果不全家团圆赏月、吃月饼就不像节,如此等等。这种节日文化一经形成,它的约定俗成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它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的氛围,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现实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节日习俗也与其他文化样式一样,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使人们对节日的认识观念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形态,这也从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节日广告的特定接受心理。
在充分利用节日习俗进行广告传播的众多案例中,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可口可乐公司抓住了我国人民重视节日习俗的心理,积极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将可口可乐的春节广告与中国传统春节习俗结合起来,在2001年春节期间推出“春联篇”电视广告,2002年推出“剪纸篇”宣传广告,都起到了不错的广告效应。2004年是我国的农历鸡年,该公司就应时性地推出了“金鸡舞新春”的广告,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无独有偶,中国移动公司也在2004年春节期间推出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厂告,运用独创剪纸形式的门神形象,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也达到了很好的广告宣传效果。
在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中,上述的节日民俗符号也被大量运用,以此来渲染出节日的热烈氛围。如在“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期间,一些商场就会在店内的招贴画上大量使用中国结、对联、财神、福字等具有明确代表性的传统节日符号,契合喜庆而有文化韵味的节日气氛,从而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特点,也达到了广告促销的宣传目的。
二是在利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配合使用我国传统上喜好的色彩元素,如红色、黄色(金色)、绿色等等。这些色彩元素与形象符号的完美结合,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厚,文化韵味也从中更好地体现出来。以红色为例,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对日神的崇拜,先秦周代都有崇尚赤的习俗。按照大致的划分,后来凡是遵从周礼崇赤的人们也都被称为“华人”,这些“华人”也大体上发展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红”的文化情结也由此流传下来。直到今天,无论在电子媒体还是纸质媒体的节日广告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色彩元素。从春节的红春联到剪纸窗花,从大红灯笼到爆竹,从红色的“中国结”到压岁钱的红包,从舞龙灯的红绣球到扭秧歌的红绸子,无不洋溢着富有中国民俗传统的节日气氛。而这些民俗广告中对于红色的使用则更是对中国传统色彩观念的巧妙延伸和利用,并且使得广告本身也具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然,某些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也并不一定采用上述传统形象符号,但对传统色彩元素的喜欢仍然可以从人们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如红色宣传版、红标语、红黄相间的图文表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传统色彩元素仍然是节日广告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元素之一。
三是节日广告对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特定意象的借鉴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是族群集体智慧和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们在历代为人们传承使用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其中许多还与传统节日结合起来,具有了另一重的文化内涵,如月亮、倒“福”字、龙的形象、中国结等。从古到今月亮负载着许多美丽的传说也具有着深刻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品味的具体表现,所以每当中秋节到来时的月饼广告中,就自然少不了一轮明月。有些广告业主更是独出心裁,将月亮团圆的意象运用在广告中:圆圆的月饼象征中国,而从月饼上切下的一角则代表台湾岛,一块月饼一轮圆月,将祖国统一的情思表现无遗。
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如古有“春祭日,秋祭月”之说。现在的中秋节则是由传统的“祭月节”而来。据考证,最初“祭月节”是定在“秋分”这一天,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圆月。而祭月无月则是大煞风景的。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由“秋分”调至中秋。
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坛。分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清皇帝祭月的地方。《礼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这里的夕月之夕,指的正是夜晚祭祀月亮。这种风俗不仅为宫廷及上层贵族所奉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影响到民间。
竖蛋
在每年的秋分那一天,世界各地都会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在做“竖蛋”试验。这一被称之为“中国习俗”的玩艺儿,何以成为“世界游戏”,目前尚难考证。不过其玩法确简单易行且富有趣味:选择一个光滑匀称、刚生下四五天的新鲜鸡蛋,轻手轻脚地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虽然失败者颇多,但成功者也不少。秋分成了竖蛋游戏的最佳时光,故有“秋分到,蛋儿俏”的说法。竖立起来的蛋儿好不风光。
吃秋菜
在岭南地区,昔日四邑(现在加上鹤山为五邑)的开平苍城镇的谢姓,有个不成节的习俗,叫做“秋分吃秋菜”。“秋菜”是一种野苋菜,乡人称之为“秋碧蒿”。逢秋分那天,全村人都去采摘秋菜。在田野中搜寻时,多见是嫩绿的,细细棵,约有巴掌那样长短。采回的秋菜一般家里与鱼片“滚汤”,名曰“秋汤”。有顺口溜道:“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一年自秋,人们祈求的还是家宅安宁,身壮力健。
拜神
秋分前后的民俗节日有二月十五日开漳圣王诞辰:开漳圣王又称“陈圣王”,为唐代武进士陈元光,对漳洲有功,死后成为漳洲守护神。二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诞辰,每逢诞辰,信徒多茹素齐,前往各观音寺庙祭拜。二月二十五日三山国王祭日:三山国王是指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的独山、明山、巾山三座山的山神,早年由潮州客家移民秋为守护神,因此信徒以客籍人士为主。
送秋牛
秋分随之即到,其时便出现挨家送秋牛图的。其图是把二开红纸或黄纸印上全年农历节气,还要印上农夫耕田图样,名曰“秋牛图”。送图者都是些民间善言唱者,主要说些秋耕和吉祥不违农时的话,每到一家更是即景生情,见啥说啥,说得主人乐而给钱为止。言词虽随口而出,却句句有韵动听。俗称“说秋”,说秋人便叫“秋官”。
我爱家乡的节日习俗
每逢过年过节,小孩子们和大人们都高兴不已,因为是那习俗,才使我们这样的欢喜。
说说过年吧,看那家家户户的门上贴满大红大绿的年画,墙上挂着一对有一对的对联,环顾四周,白色的房子上添上一番红红的景象,颇有几分情趣。
储蓄也是最热闹的,家家的肘子都摆放这一碟又一碟的耗材,一家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谈话。不是还举杯畅饮。吃过晚饭,大伙儿围在电视机旁边,靠着暖炉,手握已被热腾腾的茶,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有的家庭环境比较赋予,便自己也开起一联欢晚会,把亲戚们都叫上,大家尽情地玩,尽情地笑,嘻嘻哈哈的多热闹!一眨眼,新年的钟声即将来临,人人都把一大捆一大箱的爆竹拎出来,待到新年来临的哪一科,“三,二,一!点火!”一大串红红的鞭炮“噼里啪啦”的,红红的爆竹碎纸落在人们的头上,脸上的笑容无比灿烂。一阵雷鸣般的鞭炮声过后,便是喝上一杯新年的饮品,大家把手中的杯子高高举起,“叮”的一声,大家干杯,一口气把它喝完了。便回想祝福,“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顺利!。。。。。。”一串串真挚的祝福萦绕于耳畔。
不知不觉的有过了一天。“有红包咯!”小孩们欢叫。。。。。。
春节是中国最传统、隆重的节日,也是历时最久的。从腊月二十三的祭灶王爷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红红火火地让人热闹了一个月。
广州美称花城,以种花为业者,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现如今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市,已为世人所瞩目,更成为广州的一大民俗。每年春节前夕,广州的大街小巷都摆满了鲜花、盆景,各大公园都在举办迎春花展,特别是除夕前三天,各区的主要街道上搭起彩楼,扎起花架,四乡花农纷纷涌来,摆开花市,售花赏花,人潮涌动,十里长街,繁花似锦,人海如潮,一直闹到初一凌晨,方才散去,这就是广州特有的迎春花市。广州新春风俗,在人际交往中,必备利是。当然,所谓利是,即为红包,亲朋相见,大人要给小孩利是。广州市民中,市民阶层十分讲究,要给双封,而内包多少纸币则不拘,但没有利是即为无礼,所以春节期间到广州人家里做客,要多带几个红包为好,免得麻烦。甚至商场门口,也会在金桔树上挂满利是,任人摘取,以求吉利。
合肥人过年有两点与全国不同:一是要打香炭;二是鞭炮通宵达旦,节日气氛非常热烈。打香炭即在大年三十扫尘后,家家都要在屋内用醋浇红木炭,刹时,浓烟滚滚,烟雾缭绕,这时闭上大门,以求净化空气,去邪避灾。吃罢年饭后,开始燃放鞭炮,从晚上到次日早上,连续不断,炮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大有千军万马攻城之势。如今,此风虽有所消退,但较全国而言,仍属数一数二。
2022年端午节是几月几日星期几
2022年端午节是6月3日星期五。
今年的6月3号是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我国不同的地区,叫法有而不同,比较常见的有端午节、端五节、端阳节、地腊节、菖蒲节、龙节、正阳节、天中节等,还有一些地方则叫女儿节,浴兰节、五蛋节的,等等。在日本,端午节还被称为男儿节。相传,端午节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2022年端午节是哪一天
2022年端午节是6月3日。
端午节是哪一天试试下很多人闲聊的时候都有经历的,不过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是在农历的五月初五。有些地区又将五月十五称为端午节。为了区分,便将初五定为小端午,五月十五定为大端午。端午节又叫端五节,重午节,端阳节,天长节,解粽节,五月节,龙船节,粽包节,女娲节。古人于这天以兰草汤沐浴,又称浴兰节;道教又称此日为“地腊节”。唐宋时此日午时为天中节。时,曾被称为诗人节。在古代,又是特龙图腾崇拜民族祖先的祭祖活动日。吃粽子便是端午节的习俗。
2022年端午节有啥风俗习惯
[关键词] 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MRI成像;显影诊断
[中图分类号] R816.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7210(2011)03(c)-144-02
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PVNS)是发生于关节、腱鞘或滑囊的一种慢性滑膜增殖性疾病,传统X线平片及CT检查缺乏特征性,诊断主要依靠病理。本文回顾性分析10例经病理证实的PVNS的MRI资料,旨在探讨MRI对PVNS的诊断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2004年1月~2009年12月行MRI检查,并经手术(或关节镜)和病理证实的10例PVNS资料,其中,男5例,女5例;年龄18~56岁,平均38岁。病变均为单发。病程3个月~15年,平均2.5年。10例患者均表现为患侧膝关节肿胀伴有疼痛,活动不同程度受限;浮髌试验阳性9例。
1.2 检查方法
6例PVNS行MRI平扫,4例同时行MRI平扫及增强检查。仪器采用1.5T超导MR机(Siemens Symphony)。检查序列及参数为:平扫行SE T1WI矢位,FL T2*WI矢、轴位,TIR T2WI冠位,增强扫描行SE T1WI+FS矢、冠、轴位,层厚4~5 mm,层间距0.8 mm。增强检查采用钆喷替酸葡甲胺(Gd-DTPA)作为对比剂,剂量为2 ml/kg。
2 结果
2.1 滑膜增厚部位及信号特点
本组10例均为弥漫型PVNS,表现为关节滑膜不同程度肿胀、增厚,呈绒毛状、结节状,位于内侧关节囊5例,外侧关节囊2例,内外侧同时受累3例,髌上囊6例。4例增生的滑膜结节突破关节囊,进入窝。增厚的滑膜T1WI呈等信号5例、稍高信号1例和低信号4例;T2WI呈高信号2例,高、低混杂信号8例,T2*WI低信号更为明显。增强扫描增厚滑膜及结节呈中度至明显增强,部分信号欠均匀。
2.2 骨质侵蚀性改变
本组8例显示相邻骨结构侵蚀性改变,表现为关节软骨被压迫变薄或侵蚀中断,边缘毛糙;6例并发关节面下单发或多发大小不等的囊状骨质破坏区,边缘见线状短T1短T2信号,邻近骨髓显示为斑片状水肿改变。2例骨质形态、信号未见异常。
2.3 关节积液
本组9例伴有膝关节积液,关节腔积液在T2WI呈明显高信号,以髌上囊尤为明显。1例无关节腔积液。
3 讨论
3.1 PVNS的概述及病因
膝关节色素沉着绒毛结节性滑膜炎(PVNS)是一种病因不明的良性滑膜增生病变,较少见[1]。有人认为本病具有肿瘤及炎症双重性质[2]。关于病因有学者认为与外伤后反复出血、脂质代谢紊乱有关,近期亦有学者提出本病与7号染色体呈三体阳性有关,但真正原因尚待研究。临床主要表现为受累关节进行性肿胀及血性关节液。30~40岁为发病高峰期,无显著性差异。通常为单关节发病,以膝关节最常见,其次分别为髋、踝、肩关节。根据病变范围可分为弥漫型和局限型两种:弥漫型主要为滑膜不规则广泛增生,长满大小不等结节或绒毛状突起,易出血导致含铁血黄素沉着,增殖的绒毛可侵入关节软骨或骨端关节面下,亦可突破关节囊,侵犯周围软组织,出现软组织结节。局限型以滑膜单个结节状肿块为特征。PVNS恶变较罕见,可能与反复多次发病有关,可出现远处转移。
3.2 PVNS的病理基础
早期病变表现为滑膜肥厚充血,表面绒毛增生、聚集,形成海绵垫状改变。有的绒毛融合成结节样,内有含铁血黄素沉着及脂质、纤维基质和多核巨细胞等,并具有丰富毛细血管,易引起关节内反复出血。从而使得含铁血黄素在增生的滑膜内沉积,刺激滑膜进一步增生,局部血供更为丰富,出血量亦有增加,而反复的出血使滑膜增生加剧,形成恶性循环。病变继续发展,增殖的绒毛可破坏关节囊,侵犯周边软组织,并通过关节软骨、骨与关节交界部或沿韧带附着处侵犯骨组织,形成关节周围异常软组织影及局部骨质缺损。
3.3 PVNS的MRI表现
3.3.1 滑膜增生表现
PVNS局限型表现为局部结节或片带状异常信号,相应区域邻近结构受压变形,本组无局限型病例。弥漫型较常见,本组10例均为弥漫型,MRI主要表现为关节滑膜弥漫不规则增厚,呈结节状、绒毛状。增厚滑膜可突破关节囊,突入周围软组织,于软组织内形成结节状、团块状异常信号影。由于PVNS易反复出血,决定了其病变信号的不确定性。单纯滑膜增生在T1WI上呈等/低信号,T2WI上呈等/稍高信号。增生的滑膜内通常有含铁血黄素沉积,导致局部磁场明显不均匀,产生顺磁性效应,在T1WI、T2WI上均表现为低信号,该征象是诊断PVNS的可靠依据,梯度回波序列更明显,表现为极低信号。增强扫描增生的滑膜和结节均显著强化,呈线状、羽毛状及结节状,强化欠均匀,其内可见点状或结节状低信号影。韧带表面增厚的滑膜及其混杂的信号可使韧带显示欠佳,在外伤患者中易误诊为韧带损伤,这在前、后交叉韧带区尤为明显,增强扫描可更好、更完整地显示交叉韧带,利于鉴别。
3.3.2 骨质侵蚀性改变
关于骨受侵多数认为滑膜结节在关节腔内生长,导致其压力增高,在膝关节屈伸过程中,滑膜结节通过血管间隙孔道进入骨内[3-4]。滑膜结节骨侵蚀主要表现为软骨及骨局限性缺损。关节软骨受累多从关节边缘部位开始,增生的绒毛结节逐渐形成血管翳样团块,侵蚀关节软骨,造成软骨边缘毛糙,呈长T1长T2信号,TIR呈明显高信号[5]。关节软骨的破坏常见于股骨关节面与髌下脂肪垫相接触及与膝后部脂肪垫相接触的部位。骨皮质侵蚀表现为边缘性骨皮质受压凹陷、皮质变薄,以股骨内、外髁明显,呈长T1长T2信号。较大的骨侵蚀可见其内的滑膜组织与关节滑膜相连,二者MRI信号一致。本组有8例膝关节发生骨质侵蚀性改变,占80%。
3.3.3 关节积液PVNS通常伴有关节腔积液,大多为血性积液,T1WI信号可升高,与出血时间相关。
3.4 鉴别诊断
本病需与其他引起滑膜增生、关节积液、关节软骨破坏的疾病相鉴别,①滑膜肉瘤:多发生于四肢大关节,表现为关节周围软组织肿块,边界模糊不清,T2WI信号明显高于肌肉,内部无含铁血黄素沉着导致的显著低信号区;邻近骨质可有溶骨性破坏、骨质疏松及骨膜反应等。②血友病关节炎:亦为关节内反复出血,继发含铁血黄素均匀沉积于关节囊内壁,而非结节样改变;DR平片关节面变平是其特征性变化;结合性别、病史及血液检查可与PVNS鉴别。③关节结核:多有骨质疏松,主要累及关节的非承重面,滑膜内无含铁血黄素沉着特征改变。④滑膜软骨瘤病:关节内可见多发游离体,若游离体发生钙化,X线平片显示清楚,具有特征性;滑膜增厚不如PVNS明显,亦缺乏含铁血黄素沉着的特异性低信号。
总之,结节状滑膜增生及其内含铁血黄素沉着,在T1WI、T2WI呈明显的低或中等信号为PVNS特征性MRI表现,具有定性诊断作用。MRI具有良好的软组织分辨力及可任意方向成像的优点,可更好地显示病灶及其与邻近结构的关系。特别是PVNS早期无骨质破坏,关节活动未受限时,MRI亦能明确显示增生的滑膜和含铁血黄素沉着,为定性诊断和手术治疗提供重要帮助。因为MRI的无创伤性,应成为PVNS术前检查及术后随访的首选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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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肺癌术后;呼吸衰竭(RI);危险因素
[中图分类号] R7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5)06(a)-0003-03
Analysis of the Common Risk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Respiratory Failure (RI)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Surgery
ZHANG Hong-wei
Yixing People’s Hospital, Yixing, Jiangsu Province, 214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mmon factors causing postoperative respiratory failure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surgery. Methods 89 cases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after lung cancer surgery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1 to Jan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group. And 178 cases underwent lung cancer surgery without postoperative respiratory failur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respiratory failur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tudy group had older mean age and greater average amount of smoking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32.58% (29/89) of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had previous history of respiratory disease, while 2.81%(5/178) in the control group had that(χ2=16.785, P
[Key words] After lung cancer surgery; Respiratory failure (RI); Risk factors
呼吸衰竭是肺癌术后患者较为严重的并发症,根据相关的文献报告,肺切除术患者急性呼吸衰竭的发生几率为6%左右,且肺功能较差和老年患者为多发人群[1-2]。一般在肺切除术后拔除气管插管24~48 h之间患者已发生呼吸衰竭,若得不到及时救治,将危及患者生命安全。因此,该研究通过对2011年1月―2015年1月收治的89例肺癌术后发生呼吸衰竭的患者为研究的对象,分析肺癌术后发生呼吸衰竭的常见因素,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整群选取该院2011年1月―2015年1月收治的89例肺癌术后发生呼吸衰竭的患者为研究的对象,同时选取同期手术治疗的178例肺癌术后未发生呼吸衰竭的患者作为对照组,研究组:男性59例,女性30例,手术类型:全肺切除术患者29例,肺叶切除术患者50例,姑息切除术患者8例,开胸探查术患者2例。对照组:男性108例,女性70例,手术类型:全肺切除术患者58例,肺叶切除术患者100例,姑息切除术患者16例,开胸探查术患者4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入选和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所有患者的诊断均符合呼吸功能衰竭诊断标准,PaO250 mmHg,并伴有呼吸困难症状;排除标准:合并其他脏器功能衰竭患者予以排除[3]。
1.3 方法
采取Logistic回归分析两组患者年龄、既往呼吸疾病史、手术方式、血浆白蛋白、吸烟量、术前肺功能指标、术中输液量、术中出血量、术后当天输液量、术后当天进入量等相关因素。
1.4 观察指标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年龄、既往呼吸道疾病史、手术方式、血浆白蛋白、吸烟量、术前肺功能指标、术中输液量、术后当天输液量、术后当天进入量等相关因素。吸烟量是指每日吸烟支数与吸烟烟龄乘积。使用肺功能测定仪为患者术前进行肺功能检查,主要指标有FVC(用力肺活量)、FEV1(第1秒用力呼气肺容积)、FEV1/FVC值、FEF50%(用力呼气中段流量)、FIF50%(用力吸气中段流量)、IC(深吸气量)、MVV(第1分钟最大呼吸量)、ERV(补呼气容积)等。
1.5 统计方法
应用SPSS 15.0软件包进行本组数据的分析,以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采取χ2检验,及以(x±s)表示计量资料,采取t检验,以P
2 结果
2.1 肺癌患者术后发生RI与术前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
研究组患者的平均年龄、平均吸烟量均显著多于对照组,P0.05),研究者患者具有既往呼吸系统疾病史患者占(29/89)32.58%较对照组(5/178)2.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785,P
2.2 肺癌患者术后发生RI与术前肺功能之间的关系分析
研究组FVC为(2.02±0.67) L较对照组(2.75±1.32) L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肺癌患者术后发生RI与输入的液体量之间的关系分析
研究组患者术中输液量、术后当天输液量、术后当天进入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4 肺癌患者术后发生RI与手术方式的关系分析
两组在肺叶切除术发生呼衰病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全肺切除术中,研究组患者术后发生呼衰的几率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5 采取Logistic回归分析肺癌患者术后发生RI常见危险因素
将上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既往呼吸道疾病史、手术方式、FVC、FEV1及术后当天进入量是肺癌术后发生呼吸功能衰竭的常见危险因素。
3 讨论
笔者认为肺切除术后患者呼吸储备功能受损,肺的功能下降,致使气管内的分泌物不容易排出,瘀积在气道内,进而诱发患者肺不张或肺部感染,通气与血流之间的比例失调,肺间质水肿呈进行性加重,最终引起低氧血症,进而诱发呼吸衰竭。因此笔者也认为术前肺功能储备是致使患者术后发生呼吸衰竭的主要因素之一[4]。根据相关的研究表明[5],术后呼吸衰竭患者的病死率高达40%,因此,分析肺癌术后发生呼吸衰竭的常见危险因素,旨在采取适宜的治疗方法进行预防,提高患者生存率,提高治疗效果。
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加,呼吸功能和肺功能生理性下降,因此,老年患者肺切除术后更易发生呼衰,以往吸烟或具有呼吸道疾病史的肺癌患者由于手术切除,致使肺容量减少,该类患者更易发生呼衰,这可能与患者肺组织损伤致使其顺应性下降,增加气道阻力有关[6]。该研究表明,研究组患者的平均年龄、平均吸烟量均显著多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呼吸系统疾病不可缺少的一项检查便是肺功能检查,这对于气道病变、疾病评估、肺气道病变严重程度与预后情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陈伦元等人[7]的研究中表明,FVC和FEV1降低,说明术后患者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增加。该研究表明,研究组FVC为(2.02±0.67) L较对照组(2.75±1.32) L低,研究组FEV1为(1.39±0.56) L较对照组(2.28±0.83) L低,一般慢性支气管炎、COPD等以气道阻塞为主要特征的疾病,患者FEV1降低,同时也提示患者术后发生呼吸衰竭的风险更大。过多的输液更会加重患者或诱发患者发生肺水肿,特别是全肺切除患者,间接造成患者呼吸功能障碍[8-9]。
陈伟等人[10]的研究表明,肺切除术患者术后控制输液量能够有效减少肺血管外的体液含量,使肺脏顺应性增加。也有学者近年来指出血管成型术能够提高肺癌手术切除的成功率,降低剖胸探查的几率,减少并发症发生[11-12],该研究也证实了在全肺切除术中,研究组患者术后发生呼衰的几率高于对照组患者,研究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术中输液量、术后当天输液量、术后当天进入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根据上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既往呼吸道疾病史、FVC、FEV1及术后当天进入量是肺癌术后发生呼吸功能衰竭的常见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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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东盟直接投资 差异比较 面板数据模型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但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额迅速增长。2014年,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使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东盟国家又一次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战略目标。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由来已久,根据东盟秘书处相关数据显示,2011-2013年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累计额为563.2亿美元,是中国的2.83倍,是亚洲范围内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直接投资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并且,日本开始介入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利用与东盟国家合作的关系,抢占发展经贸的先机。所以,本文目的在与在激烈的大国竞争形势下,探寻适合中国自身的投资之路,提高中国在东盟地区的竞争力。
一、文献综述
本文从两个方面总结了相关学者的研究,首先是中日分别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方面。学者乔慧超,沙文兵(2012)运用2005年至2009年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得出中国对东盟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状况、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均呈正相关关系,而对东盟的汇率、工资、税收均是呈负相关关系;魏占福(2014)研究指出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有投资水平偏低、来自中国的投资偏少、投资国别不均、投资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以及面临政府风险这几类问题。李皖南(2005)在研究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对东盟的投资规模、投资分布和投资行业都发生了变化,变为投资放缓,投资国别分布逐渐平衡但仍然集中于老成员国,投资产业中第三产业迅速增加,曾一度超过第二产业。李迎旭,田中景(2012)指出了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新发展,并且选取了2000年至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解释了产生这一类变化的原因,认为与东盟的经济规模、汇率水平、劳动历程成本、对外开放度、是否发生经济危机及其他国家对东盟的投资这几类因素有关。
其次是中日对东盟直接投资比较的研究方面,许丽华(2007)以冷战后为背景,通过阐明中日对东盟投资的特点、行业及投资出现的问题明确了中日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差异,并为中国借鉴日本的经验提供了相关的建议。王勇辉,周忆丽(2012)通过数据比较得出,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虽然在规模、行业等方面落后于日本,但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正在逐渐减少,并且有区别于日本“雁行模式”的“半拍”优势等。邓超正(2013)通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分别得出影响中日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东盟的资源因素和基础设施是吸引日本对其投资的主要因素;而对中国来说,东盟的市场开放度、制度因素及双边的共同语言对中国的投资更具有新引力。
通过查阅相关的研究文献,发现在中日对东盟直接投资方面缺乏实证分析与比较分析有效的结合,故本文希望可以通过比较研究中日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来提高中国的投资水平。
二、中日对东盟直接投资比较
(一)投资规模比较
图1 中日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存量 (2004-2013)
数据来源:UNCTAD数据库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在2005年后,随着中国与东盟的伙伴关进一步扩展而迅速增加,但与日本相比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规模仍然十分有限。如图1所示,从2004年至2013年十年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存量迅速上涨,由2004年的10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37亿美元,十年间资本扩张的平均速度为46%,说明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实力增强,作为东盟投资国的地位上升。同时,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存量在这十年间也呈现出递增的趋势,但其增长较中国缓慢,十年间资本扩张的平均速度仅为16%,这是由于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吸引了大量外资,日本也逐步加大了对于中国的投资,但是日本仍然是东盟的主要投资国。
(二)投资国别分布比较
本文以中日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流量来分别说明中日对东盟投资的流向变化情况。
表2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流量(2004-2013)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2004-2012年来自《2013年东盟统计年鉴》,2013年来自东盟秘书处数据库
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流量来看,新加坡长期占据中国对该地区直接投资的首要位置。其次是印度尼西亚,中国在2013年对其的投资达到64.6亿美元。2012年起,中国对泰国的投资呈额迅速增加,截止到2013年对其投资总额为11.84亿,成为了中国的重点投资区。在东盟新四国中,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柬埔寨、缅甸、越南。2013年,这6国共占中国对该地区投资总额的97%,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域。
从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流量来看,主要集中在更发达的东盟五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日本对东盟新四国的投资主要集中于越南,2004-2013年的流量总额达到105.94亿美元。由于中国对缅甸、老挝、柬埔寨的投资增加,引起日本对这些国家的关注,近年来对其的投资也逐渐增加。
表3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流量 (2004-2013)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2004-2012年来自《2013年东盟统计年鉴》,2013年来自东盟秘书处数据库
(三)投资行业比较
2013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排名前三的行业是:采矿业占17%,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新加坡等;批发和零售业占17%主要分布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老挝等;制造业占16.4%,主要分布在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从存量上看,投资占比最多的行业是能基础设施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位列第二、第三;同时中国制造业厂商为降低成本迁往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的东盟,因此制造业成为中国对东盟投资涉及国家最广泛的行业。此外,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的发展激发的各类企业对于金融的投资。
日本对东盟地区的投资一直以来是结合本国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配合了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2013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的行业是制造业,占投资总额的69%,主要分布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分别占到42%、30%和10%。其中制造业以医药化学业、电子机械业和运输设备居多,三类行业共占到制造业总额的72%,主要流向新加坡、泰国以及菲律宾。日本对于非制造业投资的份额较少,主要分布于新加坡,占该地区投资总额的46%;其中对金融保险业和批发零售业的投资所占份额最大,是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到非制造业投资总额的61%。
(四)投资主体比较
国有企业一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国有企业的份额在2013年占到55.2%。而非国有企业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占比44.8%,较上年提升4.6个百分点,显示出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的特征,但国有企业和大型的股份有限公司仍然是投资主体的主要部分。
日本的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多以灵活性强的中小企业为主综合商社。其中,在商社内的大型企业为中小企业在欠发达地区投资建厂提供了资金技术方面的服务的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技术、资金和服务等支持。日本在东盟都分布有商社,尤其是以丰田和三菱为代表的汽车厂商,在东盟地区建有较大规模的生产基地,通过该地区的中小企业,形成密集的本国商业网络,中小企业为日本在该地区的投资进一步扩大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五)小结
从中国方面来看,第一,从投资规模看与日本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投资行业分布来看,由于中国企业所掌握的投资相关信息较少且科技水平较低,对服务业及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行业投资较少,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并且,从国别分布来看,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国别分布也很不均衡。第二,因与东盟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相似性,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此外,东盟一些国家地区冲突以及的发生使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东盟的直接投资投资面临风险。
从日本方面来看,第一,从投资规模看日本虽然在存量上占很大份额,但是与中国相比,其规模的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同时投资国别不均和行业分布不均同样是日本的投资问题,主要投资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并且对这些国家有着较多的产业转移现象。第二,伴随着产业转移的经济扩张使东盟经济较大程度的依赖日本,东盟地区的民众对此表现不满,影响了日本在该地区的投资。并且东盟部分地区的政局动荡使日本同样面临投资的政治风险。
三、中日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预期假设及来源
本文根据文献综述关于变量的选择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2004年至2013年十年间可能影响投资的8个变量,变量解释及预期如下:
因变量:中日分别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存量,分别以CFDI、JFDI表示。
自变量:实际GDP,用来衡量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因素。市场繁荣且发展速度越快吸引到的外资就会越多,故预期假设中日投资额与东盟GDP的发展方向均一致。
基础设施状况,以注册承运人全球出港量即航空运输量作为其变量,用AIR表示。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的国家会受到投资国的亲睐。但是中国对于东盟的投资在东盟的部分国家一直以来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行业,东道国基础设施行业发展匮乏反而可能会吸引中国的投资,故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额与基础设施的方向不确定。而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以制造业居多,对基础设施严重依赖,故假设日本对东盟的投资额与东基础设施的方向一致。
科技水平,本文用科技期刊发行数量作为变量,用TECH来表示。东道国的技术水平越高,投资国对该地区的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就会越多。中国对科技水平较高的国家的投资具有技术“学习型”的特征,故假设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与其科技水平方向一致。而日本对于高科技行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故其投资额与科技水平方向不确定。
劳动力成本,本文用人均国民收入作为其变量,用PGNI来表示。劳动力成本越低,越会吸引到劳动力密集型相关行业的投资。近年来中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升高,劳动力资源逐渐丧失优势,且日本国内劳动力资源匮乏,故假设中日对东盟的投资额与其劳动力成本方向均相反。
政治环境,本文用政治稳定性指数即政府可以有效解决暴力冲突的评价指数作为其变量,用PS表示。政治环境较差的国家会有较少的外资流入。但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对外投资偏好于政治风险较高的地区,如非洲、中东等,或是出于政治目的,或是减少成本。因东盟部分国家政局较为动荡,故假中国投资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稳定性指数方向不确定,日本投资与政治环境方向一致。
双边贸易联系程度,本文分别用中日对东盟的出口额作为变量,分别用CEX、JEX表示。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的贸易活动对投资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双边的贸易会进一步带来投资额的增加,其二是投资与贸易相互替代即贸易的减少带来投资的增加。故中日对东盟的投资与对其的出口额方向不确定。
能源产量,即各类一次能源和一次电力均换算成石油当量,用ENER表示。中国能源消耗量大,能源短缺问题逐渐显露,同时日本因其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国内能源缺乏。故假设中日对东盟的投资与能源的产量方向一致。
经济环境,本文用以通货膨占率衡量的GDP平减指数代表的物价变动情况作为变量,用INFRA来表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导致本国货币的贬值,进而影响到以本国货币表示的收入的实际价值,且投资国偏好于物价水平较稳定的地区,故假设中日对东盟的投资额与经济环境的方向均相反。
表4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二)模型建立与计量方法选取
1、模型建立
本文根据面板数据的特征建立如上模型,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为避免自相关,将变量取对数,因通胀率含有负数,故除外。
2、计量方法选取
表8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计量结果
本文用STATA软件进行回归分析,首先为对时间序列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单位根检验,经LLC、ADF、PP检验后,证实以上变量均属于一阶单整,各变量差分平稳。为避免出现伪回归,再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在8个统计量中,有5个统计量P值小于0.05显著,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选取面板数据计量方法。在回归中,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结果均不理想,且经Hausman检验,P(中国)=35.68,P(日本)=-12.09,为负数,无法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选择效果较好的混合效应回归进行中日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计量结果如表8、表9。
表9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计量结果
3、计量结果及中日比较
GDP:中日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即市场规繁荣情况呈正相关,且高度显著,与预期假设一致。其对中国的影响程度大于日本。表明东盟广阔的市场对中国的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且该地区较小的竞争力有利于中国在此开辟新市场;相比之下,日本因国内向外的产业转移的措施,更注重东盟的资源方面的因素。
AIR: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基础设施水平呈负相关且高度显著,与预期假设一致,但日本方面的显著性不明显。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多年以来基础设施行业所占份额较大,基础设施较差的地区反而吸引到了中国的投资,这样解释了中国与日本相比投资多集中于较为落后国家。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且非基础设施业,故其对日本的投资影响不大。
TECH: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科技水平呈正相关且高度显著,与预期假设一致。而日本对其的影响不大。现阶段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科技水平较高的地区建设研发基地,通过利用当地的技术来增强自身实力,这说明了新加坡成为中国对东盟投资额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的原因。日本虽然对东盟的高科技行业也有所涉及,但其对高技术行业投资的主要重心集中于发达国家,所以东盟的技术因素对其投资的影响不大。
PGNI:中日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劳动力成本呈负相关且高度显著,与预期假设一致。对于中国方面来说该影响因素与日本相比日本显著性较高。中国国内目前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用人成本升高致,大批的跨国公司开始在东盟建厂利用其丰富且较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来降低成本,这也说明了中国在东盟部分落后国家有较多的投资的原因。日本对东盟的投资主要有获取劳动力资源的动机,其同时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投资于中国,故其投资与东盟的劳动力成本的相关性较中国小。
PS: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政治环境呈正相关且高度显著,与预期假设一致。中国有时会具有国家间政治目的的投资,尤其在较为落后的地区的投资较为明显,如中国对非洲的大部分投资,故中国对东盟落后地区的投资亦如此,且中国在政治环境较差的地区投资降低投资成本和开拓市场的动机。而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倾向于政治环境较好的国家。
CEX、JEX:中日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中日对东盟出口呈正相关且高度显著,这表明,该因素对于中国的影响大于日本。中国与日本相比较早的与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双边的贸易往来带动了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且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对外投资仍处于发展阶段,还需对外贸易来带动。
ENER: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该地区的能源产量正相关且高度显著,与预期假设一致,但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该因素虽正相关但显著性不强。日本需要通过对外投资来弥补本国能源的不足,这也可以说明日本在东盟投资大量冶炼、生化相关类制造业的原因。中国对于能源的投资还集中于俄罗斯、印度、中亚等国家和地区。故该因素对于中国影响不大。
INFLA:中日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该地区的经济因素呈负相关且高度显著,与预期假设一致,该因素对于中国的影响大于日本。中国在东盟落后国家有较多的投资,这些国家经济波动较大,故受该因素的影响大于日本。日本的投资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这类国家的经济波动相对较小,故日本受到此类因素的风险较中国小。
四、对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对东盟投资现状问题的总结及实证分析中得出的显著性影响因素,本文据此提出几点提高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的建议。
(一)发挥政府的宏观促进作用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具有地缘优势级陆海相邻,且东盟国家具有较多的华人人口,汉语使用人数众多,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这类优势以及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双边成立自贸区的基础上,打造自贸区的“升级版”。一方面,中国可以利用双边的进一步的合作协议,避开东盟的投资及贸易壁垒,并且可以解决中国企业在东盟遇到投资的阻碍或是在投资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自贸区的平台,把处于生产价值链低端的产品转移到东盟进行生产,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
(二)投资行业与国别策略
首先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在该领域产能过剩,行业成本逐渐深高,需要向外进行产业转移来优化国内的产业结构。在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这四国属于东盟的新兴市场,经济发展仍以第一产业为主,整体的发展水平较落后,中国转移出的产业在此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可在这些国家投资如纺织品、药品、家用电器、农用机械设备等产品;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具有低价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企业可以利用该地区的廉价劳动力来降低企业的成本。其次在高科技行业方面,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该地区科技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可在新加坡投资其国内具有优势的海洋技术、新兴材料和精密仪器等行业;马来西亚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其国内的电子技术行业最为著名,中国可以在此投资电子技术行业。第三在基础设施业方面,可以扩大在落后地区的起初设施的投资,如重新修建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公路、铁路、桥梁,大力发展东盟新四国的新型轨道交通和航空运输。
(三)投资主体策略
首先,可以学习日本综合商社中的大企业带动小企业的投资模式,中国的对外投资需要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并且带动民营企业扩大对东盟的投资,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发挥民营企业的独特作用。其次,需要掌握东盟各个投资市场的法律、风俗、文化,并且要熟悉各项解决贸易和投资争端的国际协议,实施合理的投资策略,采用本土化的方式融入当地市场。第三,企业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不仅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熟悉各项国际投资协议和法律的高素质人才。同时注重科研开发,提高品牌竞争力,具有被广大的消费群体熟知且认可的品牌才会使企业在众多的品牌中立于不败之地,才可为于中国企业走向东盟市场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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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RRI)由于儿童解剖特点、免疫功能不足及环境污染、营养因素或抗生素大量应用等多项诱因使 RRI已成为儿科常见病、多发病,其中细胞及体液免疫的改变占有较大的比重,本研究应用匹多莫德对小儿RRI进行治疗,观察临床疗效及对血清白介素-16、免疫球蛋白、T细胞亚群进行测定并分析其临床意义。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2007年1月至2008年6月我院门诊及住院RRI患儿90例,均符合1987年全国呼吸道成都会议的诊断标准[1],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组55例,其中男39例,女16例,男女之比2.4:1;对照组35例 ,其中男23例,女12例。年龄1~3岁27例, 4岁~6岁41例。7岁~14岁22例。病程1-10年不等;两组患儿性别、年龄及病程等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方法
1.2.1 治疗组应用匹多莫德组治疗;匹多莫德(意大利多帕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H20070015)400mg 2/日po半个月后,改为400mg 1/日,共服2个月。治疗前后清晨空腹各抽血3ml备检,分别留取免疫球蛋白2ml,T细胞亚群及IL-16各0.5ml,4℃(4000r/min)10min,留血清-20℃冰箱保存待测。流式细胞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EPICS-XL)查CD3+、CD4+、CD8+及CD4+/CD8+比值。治疗前后采用Elisa方法查血清IL-16及免疫球蛋白,进行比较。急性期按需均加用常规药物治疗。
1.2.2 临床疗效观测 以急性期病程时间、上下呼吸道感染次数为临床观察项目进行对比检测。用药后观察1年。
1.3 统计学方法 用SPSS11.5统计软件,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
2结果
2.1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急性期病程缓解时间少于对照组,P
2.2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免疫指标比较 两组RRI患儿治疗前,CD3+ 、CD4+、显著下降,免疫球蛋白轻度降低,IL-16明显增高,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三项指标均有明显改善,但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IL-16明显降低,CD3+ 、CD4+淋巴细胞亚群显著升高,IgA明显升高,均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匹多莫德治疗组与对照组12月临床疗效比较(x±s)
2.3 副作用 全部病例无明显不良反应。
3 讨论
机体免疫功能状态的高低在RRI的发生中占重要地位,它包括T细胞亚群、免疫球蛋白及白介素-16等。T淋巴细胞亚群中CD3+代表外周血成熟T细胞总数,其增多表示T细胞免疫功能增强;CD4+代表辅助诱导性T细胞亚群(称Th细胞),其增多表示B细胞产生的免疫球蛋白增多及细胞免疫强;CD8+是抑制性细胞(Ts)/细胞毒性细胞(Tc)亚群,其增多表示免疫抑制,CD4+/CD8+比值表示辅T细胞与抑制性T细胞之间功能平衡状态,是人体免疫系统内环境稳定最重要的指标,如比值降低,则引起机体免疫功能降低[3]。免疫球蛋白作为体液免疫的重要效应分子,通过特异性结合抗原激活补体调理吞噬及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等方式,发挥抗菌及抗病毒作用。IL-16是一种可由多种细胞合成和分泌的炎症细胞因子,在CD4+及CD8+细胞中大量存在,它通过与其受体结合后导致多种炎性细胞的浸润和活化,RRI时各种病毒、细菌会引起呼吸道上皮细胞剥脱或坏死,包括IL-16等炎性介质释放,导致反复感染。本文各项检测指标测定的结果是:90例RRI儿童的CD3+、CD4+明显降低,IL-16均明显升高,说明患儿机体存在着明显的细胞免疫功能的紊乱;在免疫球蛋白检测中,个别病人降低明显外,大部分病人均呈轻度降低,笔者认为是因为反复呼吸道感染首先破坏的是细胞免疫,继而才是体液免疫的结果。
由于RRI严重影响患儿的生长发育、智力发育及身心健康,细胞及体液免疫的测定可让医生精确判断患儿的病情并指导医生用药;本研究对上述55名RRI患儿应用抗感染抗病毒的同时应用匹多莫德进行治疗,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达到缩短病程、减轻症状,改善了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功能,减少反复发作甚至治愈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胡仪吉 反复呼吸道感染诊断标准[J].中华儿科杂志,1988,2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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