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变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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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区治理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农村社区;建设;治理;主体作用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39-02

一、新农村视野下的农村社区

关于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等学者以“熟人社会”等词语准确地描述了它的特点,几千年来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状态。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迅猛发展,而农村社区的封闭性也悄然发生变化,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社区变化。随着现代农村社区的发展,传统农村社区逐渐走出孤立的自然状态,融入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徐勇认为,和传统社区相比。目前中国的农村社区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异质性、变化性四方面特征。

首先,农村社区变得具有开放性。传统农村社区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条件下,社区居民不必和外界交往就可以满足自己生产生活的需要。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村社区的这种封闭性正逐渐被打破。尽管还是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他们生产的目的不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更大一部分是为了交换;在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社区居民也不可能自己制作,需要外界提供,农村社区具有日益开放的特性。

其次,农村社区变得具有流动性。限于农业的特点,在传统农村社区里的农民很可能一辈子即固定在社区里面,人们长年累月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交往,社区具有凝固性的特点。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农村社区出现了很大数量的剩余人口,这些人为了生计等原因走出社区走向城市,社区就出现了新的特点,新的农村社区既包含了社区居民和非社区居民,而社区的居民也可能生活在其他社区,农村社区不再是凝固不变的而具有了流动性。

再次,农村社区变得具有变化性。如前所述传统的农民会在同一个地方日复一日进行同样的生产,过着同样的生活,社区具有一成不变的稳定性。而在当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农村社区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一方面,各种现代化的生产工具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各种现代化的生活资料繁荣了居民的生活。徐勇教授用“边在田野上耕作,边打手机的农民”形象地说明了现代农村社区的变化性。

最后,农村社区变得具有异质性。在传统的农村社区,居民从事同样的职业,进行同样的生产,进行同样的生活,甚至拥有同样的祖先,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就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而在当下,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区居民的差异性越来越明显。首先,社区内出现不同的行业,居民不再都以农业作为自己的职业;其次,即使从事农业,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出现不同的变化。传统农村社区的同质性正逐渐走向现代农村社区的异质性。

2006年,国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我们农村的建设指明了方向。面对农村社区的新特点,我们农村社区各建设主体该如何发挥作用,对实现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主体作用分析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以居民、家庭、驻区单位为基本构成单元,小小的社区蕴涵着公共部门(政府)、私人部门(市场)和第三部门(非营利、社区组织)合作博弈、相互作用的全部要素。政府一方面在社区建设中由于自身所处地位,在社区建设中起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存在政府失效,有时也会阻碍社区的建设;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有它独特的优势,但在涉及到社区公共物品上市场也总显得无力;非营利组织能很好的弥补市场和政府的缺陷,但也会存在自身的志愿失灵。因此,从社会工程的角度看三大主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机制无疑是社区建设和治理的最佳选择。

(一)基层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村和谐社区的总目标的道路上,基层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如何有效地发挥基层政府的职能,协调好农村社会的各种关系,关系到实现中国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的总目标的实现程度。

首先,基层政府起到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一方面,基层政府能够有效地向上级政府反映社区群众的呼声和愿望,为上级有关部门及时准确制定农村社区建设治理对策措施提供决策依据;另一方面,基层政府直接面对社区群众,是居民了解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有效渠道。

其次,基层政府能够有效地维护农村社区的稳定。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联系最为密切,其中很多干部自身就来自于农村社区,对农村社区的各种情况比较了解,因而,在处理社区内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是有其独特的优势。与农村社区的自身特点有关,很多矛盾在其发展初期很好处理,基层政府干部因其自身就处于社区当中,就能很好地发现矛盾的原因,尽早地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从而保证农村社区的稳定。

再次,基层政府是展现政府形象的窗口。一方面,基层政府直接服务于社区居民,在处理居民各种需求时,能否及时有效让群众满意,关系到党和政府在农村居民的形象;另一方面,基层政府采取何种措施,带领农村群众进行社区建设,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让居民切实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影响到农民对政府的信任。

(二)市场主体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本文所述市场主体指的是以营利性为目标的企业。且在广大农村地区中为数众多的企业都为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故本文探索在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中市场主体作用是,主要探讨中小企业在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中的作用。

首先,中小企业是解决农村居民增收的关键。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增收问题,而扩大农民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方法。农村地区的中小企业在扩大农民就业方面有它天然的优势,一方面中小企业大多处在社区里面,社区居民可以在上班的同时照顾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受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样它就最大限度地扩大农村居民的就业。因此,在推进农村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要大力扶持发展农村中小企业。

其次,中小企业能够有力地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地区往往是农民一家一户进行单独生产,劳动效率不高且容易造成资源浪费。而中小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它在资源配置上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把众多的农户组织起来,进行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现代农业的要求,也是新农村的标志之一,因此,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够有力地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如何有效地扶持中小企业,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是农村地区社区建设和治理的任务之一。

再次,中小企业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城镇化实现前提条件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变成城镇人口,

而中小企业在这方面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社区居民在选择中小企业就业的同时,自身也可能从分散的地方聚集到城镇;另一方面,城镇化还要求农村社区工业化发展,而中小企业本身就是工业发展的一分子,并且它的发展有利于带动相关服务业和商业的繁荣,促进工业化的进步,从而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步伐。可以说,发展中小企业是农村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农村城镇化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第三部门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农村社区第三部门组织的本质特性体现在“公益性、民间性、非营利性”上,公益性特征适应了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民间性特征有助于新农村建设;非营利性特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保障。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对实现农村和谐社区的目标影响积极而深远。

首先,农村社区第三部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原因,城乡目前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任凭这种差距的扩大,将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缩小这种差距,政府提出“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社区第三部门组织将起到一个桥梁和纽带作用。如一些社区服务组织和社区经济组织可以在信息服务、合作渠道等方面帮助居民,提高农业生产的产出,增加农民收入,抑制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其次,农村第三部门组织在筹集社区建设所需资源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目前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的情况,在加强这方面建设上,资源问题是关键,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毕竟是有限的。而你农村市场部门由于其自身逐利的特性,不可能不追求利润而为社区建设提供其本身就有限的资源。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如何使农民参与到农村社区建设当中是建设成败的关键。第三部门因为一方面它本身的非营利性特征,另一方面贴近社区居民,与农民直接打交道,就能很容易把农民组织起来,将社区的资源最有效地投入到社区建设和治理最需要的地方。

再次,农村第三部门组织可以有效促进农村社区“管理民主”目标的实现。“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必须贯穿于农村社区建设的始终,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管理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干预”或者“基层自治”,而农村社区组织在这方面就可起到桥梁的连接作用。一方面,社区组织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推动了基层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促进了政府和社区的有效沟通;另一方面,农村社区组织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整合民间的资源服务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农村第三部门组织构成了社区管理的组织基础,有力地推动农村地区民主管理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第2篇：社区治理的变化范文

社区参与是指社会主体依照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通过一定的组织或渠道，参与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管理，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行，维护自身权益，增进社区福利的行为和过程。中国多数老人由于离开工作岗位,比其他社区居民,有更多的精力与闲暇时间去参加各种活动,有更多的热情去关注社区的内部公共事务,发挥余热。然而，因受人们的认识观念、基本素质等因素的影响，社区管理模式并没有达到良好的效果，亟待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本文以社区管理模式为研究对象，在深入解读我国老年人社区参与的现状的基础上，从规划社区未来发展方向，完善社区内部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优化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社区管理；老年；社区参与

一、研究背景

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中国正处于快速老龄化时期。城市社区离退休老人在智力、情绪和性格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大多数老年人活动参与的特点是：被动性、静态性、个体性、稳定性，参与的活动类型则以康体、消遣型为主，提高、发展型的休闲比较低。导致心理发生变化的原因可以追溯至因退休而来的角色转变、社会地位改变与收入减少和生活中的意外刺激打击等。针对以上变化，有效调节老人心理状态的方法为：退而不休、老有所为；量力而行、发挥余热；加强沟通、鼓励运动，使老年人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计划，充盈退休时光。

二、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在改革与创新上的现实困境

（一）社区管理法律制度不健全，无管理保障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准绳，包括社区民间组织在内的社会主体都要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事。制度是反应一个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指标，它同时是制约社区治理能力的主要影响因子。一套较完善的社区治理制度是治理社区的基础。当前我国的社区管理实践中与法制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法律制度不配套等诸多问题有待完善，社区管理工作的混乱局面亟待健全的法律制度予以解决。

（二）社区自治能力低下，公民参与意识不高

社区治理的发展本质和根本要求是社区对社区自身的公共事务进行自我管理和约束。我国现阶段社区自治能力低下，是制约社区管理模式改革与创新的根本因素。从当前社区自治的现状上看，首先，城市社区居民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参与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淡薄，缺乏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其次，部分居民在社区建设中没有实际权力，仅是参加一些无关紧要的座谈会，并不能起到重大事件的影响作用。

（三）社区管理队伍建设滞后，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一个服务大众的团体，团队成员的能力与责任心是最为重要的条件。然而城市居民工作繁忙、社区管理模式政治色彩浓重等因素使得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变成了形式化选举，许多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核与考察,或是由行政职能部门直接分流出来,或是社会上招收的人员,当选的从业人员社会责任感不强，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缺乏服务理念和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不能真正代表居民的意志，更不能切实维护居民的权利。这大大阻碍了社区建设前进的步伐，弱化了社区建设“自愿、自治、民主、合作”的原则。

三、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优化的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机构建设，拓宽社区参与方式

当前，我国社区参与还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的参与，并没有将社区居民的主观积极性调动起来，除了对于居民需求认识程度不足外，原因还可能是社区在规划设计方面有漏洞，如举办的活动没有创新性与实用性等，或是居民参与方式过窄，不够多元化。

（二）落实规章制度，推进管理体制创新

城市社区法制化建设是每个居民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是和谐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落实规章制度，首先要“有法可依”，即社区建设首先要制定适应社区现状的相应政策。教育上，我们主张“因材施教”，同理,社区治理上我们也应主张“因区制规”。在有规章制度的支持下，其次需要做的是加强城市社区法制宣传，大力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加强社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公民知法、懂法、守法的意识，进行自我约束的同时也监督他人。

（三）提高人员素养，打造高素质团队

社区作为一个组织团体，既是组织者，又是服务者。服务者的个人素质和服务态度极大的影响社区居民的体验。作为一个服务型团体，社区需要增强居民的归属感，良好的服务态度、专业的知识储备、灵活的工作方式、恰当的处事技巧都是一个高素质团队应具备的品质。

作者：赵睿 单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卜万红.中国城市社区参与的新发展[J].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5(4):23-27.

[2]丁志宏.我国老年人休闲活动的特点分析及思考——以北京市为例[J].兰州学刊,2010(9):89-92.

[3]孙利芳,林梅.浅谈离退休老人的心理变化及干预对策[J].科技资讯,2010(7):223-223.

[4]姜振华.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的现状及原因探析[J].人口学刊,2009(5):38-43.

[5]陈思.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现状与思考[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06:61-62.

[6]王天崇,吴玉红.健全社区中介组织——构建和谐社区的必然选择[J].前沿,2005(10):215-217.

第3篇：社区治理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治理主体；合理性；规范；合作技巧

十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其理论核心是多元主体管理，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管理，根据理查德-廷德尔（C.Richard Tindal）的地方治理理论，政府被视为地方治理过程中的助推者、协调者。在城市社区，居委会是法定的城市居民自治的基本组织形式，但并不是城市居民自治的唯一组织形式，当居委会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人员开展居民自治，可以借由其它的组织主体来开展自治工作，形成社区自治网络，居委会在组织网络中发挥指导者和协调者的功能。在现代治理网络中，除了居委会作为治理主体外，还需要联合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驻区单位、社团组织、志愿服务等社会组织对社区进行多元主体管理，形成参与式、互动式的管理体系。本文通过对太原和晋城2个社区的田野调查及其案例研究，得到了组织成功转化为有效治理主体的关键性要素：组织主体合理性、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合作技能。

一、组织主体的合理性

组织主体的合理性主要是指在社区所辖范围内，组织团体进行社区服务与治理，得到社区居民、居委会的认可和信任。而有关于驻区企业的组织主体转化主要是源于太原市某社区的实地调查，所调查社区作为太原市社区治理标兵，社区党委、居委会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驻区公司为社区建设所做的物质输送、场地支持、文化活动支持、资金支持也起到了巨大的辅助作用，建立起了与居委会长期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市场组织，企业之所以能成功转化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的基础是该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若企业不稳定，这对于社区来说相当于流动人口，不具有管理主体的稳定性，故而得不到居委会的认可，也得不到社区居民的认可，不具备主体的合法性。在案例中，驻区公司长期稳定地扎根于社区（在这里提前排除其人事因素，只考虑组织层面的交流与合作），优先为社区的居委会办公楼提供装修服务，承建社区下辖小区工程，优先满足社区的门窗供应，为社区提供优质的物业管理服务，使得社区居民生活服务拥有可以信赖的产品保障。这样，居民通过居委会或者直接同公司构成了产品服务的互惠网络。驻区公司的长期品牌效应，促使公司通过生产公共产品、私人产品，获取了社区居委会及其居民的社会认可，就此产生了信任关系，其作为社区治理组织主体之一的合理性由此确立并不断随着互惠网络的优化而巩固。

二、非正式的行为规范

非正式的行为规范主要是指制度体系之外，治理主体在其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和习惯，组织主体依据其进行管理、协调、商议与合作。在社区自治实践工作中，由于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无法及时应对新的环境变化，此时，这种非正式的行为规范无论对于社区治理主体的转化，还是对于组织主体内部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周雪光所曾指出的：“组织的正式结构变成了象征性的东西，对组织内部的运作没有实质上的意义。组织内部可能采用非正式的职业规范的组织结构来约束行为。”换言之，正式结构是适应制度环境的产物，是做给别人看的，而非正式的行为规范是组织运作的实际机制。案例中社区企业与居委会、居民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也有着他们的默认规范，其核心是互惠互利、优先服务，相互支持。集团各分公司必须优先为总公司所处社区提供高质量服务，如若出现问题，总公司高层会考虑对其分公司冠名权进行审议。这并不是明文规定，也没有硬性指标，而是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虽然这种道德规范最初源自于集团高层的社区居民身份，源自于其部分管理人员的居委会工作经历，但是这种公司与社区的友好关系和非正式的人情规则，却在公司主体转换为社区自治主体之一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是其与社区合作的行动原则和责任保证。而对于社区居民和居委会，优先选择集团公司的产品也成为其决策的一个主要方向，形成一种决策惯性，路径依赖。

三、组织合作技巧

合作技巧主要体现在组织主体如何与居委会进行有效沟通、协调，如何处理好与居委会的关系，并且能够将效用最大化，关键有：及时发现与回馈、互利互惠策略。在社区内的娱乐性群众组织，多数为社区居民因为地域和个人喜好的邻近组成的一个居民娱乐生活圈，例如自行车骑行小队、跳舞小队、下棋小队。以晋城某社区的自行车骑行小队为例，因为自行车运动在城市的兴起，社区居民通过骑行活动产生了密切的交往，形成了群众性团体组织。在团体活动中，居民间接形成了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舆论环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对居委会某些做法的一致意见，并出现了骨干成员主动找寻居委会反映情况的群体行为。而该社区居委会商讨社区事务，进行民意参考时，又会及时联系自行车骑行队伍的几个骨干和行家，并通过这一团体将信息汇总与回馈给整个社区，社区内的公共舆论在这里形成与发展，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在这里产生效力，社区中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也通过这一组织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同时，群众团体在组织活动时，居委会予以及时帮助和有力支持，促使团体活动的壮大，这就形成了居委会和群众团体之间的互惠合作关系。有关于合作关系的稳定与长久，居委会需要充分重视、发掘社区内的娱乐组织，将其拉入社区公共事务当中，表示出认可和尊重，并予以适当的支持，促进这些组织的发展；而这些娱乐性团体除了发挥其本质的娱乐功能外，还可以为社区信息的传播提供有效渠道，形成民意的集散地，帮助居委会将工作落到实处，形成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的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1] 林尚立.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第4篇：社区治理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新农村 和谐 社区建设

1.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农村社区是人类最早的社区形式,是指以农业劳动为主,根据血缘和地缘关系聚集起来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其显著特征是:人口规模和密度小,社会关系封闭且结构简单,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原则,新农村社区建设应以农民为根本,为农民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机制和环境,继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具体来说,就是要以满足社区农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基础,积极开展社区的和谐建设,并以此推动整个社区事业的发展。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在促进农民、社区和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把社区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服务完善、环境优美、生活方便、治安良好、人际关系融洽的全面发展的新型文明社区,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

2.当前农村社区的发展特点

相对于传统农村社区，当下的农村社区正在发生以下变化：

2.1开放性。传统农村社区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这种自然经济不需要与外部进行交往，具有地域封闭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交通、信息因素的介入，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被打破。

2.2流动性。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最大的变化就是流动性，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而是大规模、高频率地外出务工经商。

2.3变化性。当下，农村社会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变化之快，使人难以预料。你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根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图景：边在田野上耕作，边打手机的农民。

3.如何加强新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基层管理体制创新

新农村社区建设实际上是农村社会的建设过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通过农村社区建设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新型的制度平台。

中国的农村经历了一个由村落到社队，再到村组的体制演变过程。任何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都是有序的。但要将不同的人口融合为一体，形成有秩序的共同体，必须借助一种力量进行整合，形成相应的制度规范。传统农村社区是与传统村落制度密切相关的。这种社区是长期历史自然形成的，其基础是自然村落。传统村落社区主要依靠长期历史自然形成的内部传统进行自我整合，如家法族规、乡土礼俗等。所以，先生将乡土中国称之为“礼俗社会”。因此，传统农村社区是一种自治的生活共同体，作为“横暴权力”的国家一般不干预乡村生活。尽管传统农村社区井然有序，但其生活资源甚少，生活变化甚小，人们只能祖祖辈辈过同样的生活。

传统村落制度是上下脱离、城乡分割的治理体制。进入现代化过程之后，传统农村社区迅速解体，其重要表现就是村落自我整合的功能日益弱化。在相当长时间里，由于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农村社会主要依靠的是国家的外部性整合。体制作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国家全面深度介入并按照国家意志重新组织农村社会的产物。在“政社合一”的公社制度下，农村社区由文化的自治共同体变为行政的生产共同体，即由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构成的社队体制。国家的全面深度介入，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和与国家的离散性，强化了国家与农民的联系，将农村纳入到国家治理的体系，改变了传统的“上下脱离”的体制，另一方面则弱化了农村内部的横向联系和认同感。

体制废除后，实行村民委员会制度。村民委员会在家庭生产经营基础上实行村民自治。从家庭经营和村民自治角度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民委员会本应该是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村民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地域，但是，村民委员会制度是由公社制度延续而来的，虽然不再是生产共同体，但仍然具有很强的行政功能。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大都由原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转变而来。这种村组体制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国家建构的特性，并服从于国家行政统辖的需要。特别是公社时期形成的“城乡隔绝”的二元社会结构继续沿袭，国家通过行政任务向农村汲取资源的宏观体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使得村民委员会组织趋于行政化，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的村民小组治理主要是围绕“上级”的行政任务开展工作，为本村村民服务的功能随着集体经济体制解体而进一步弱化。

第5篇：社区治理的变化范文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发展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农村在向城市社区化管理方向发展。但是当前中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条件差异较大,农村社区建设在范围、内容和模式上都需要不断探索与实践。

义乌作为一个县级市在城市急剧扩张中,对城区7个街道的社区管理作了规划与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在义乌城区之外的一些街道及乡镇并没有实现社区化管理或者在农村社区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为了确实的让农村社区服务于民,研究义乌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到相应的对策,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义乌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1、未充分实现村民自治

社区村民自治的实质就是按照村民自己的心愿,选择大多数村民都认可的人来担任村干部,决策村民自治范围内的重大各类事务,规范各种行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区治理的方向,也是推进农村社区民主自治的重要前提。但是义乌农村自治实施中发现很多问题。(1)村民自治发展不平衡。村民自治的改革实践滞后于立法,有法不依,村民法制概念薄弱,参政议政积极性不足造成如:竞选的条件、规则、选票的制作程序做没能做到完全公开公正;唱票和计票的规则、方法、方式么能做到公开、透明。对村委会选举中贿选、补选的处罚没有落到实处,对罢免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2)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尚未理顺。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不明晰,乡镇政府行政控制与村委会自治权利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乡镇政府把村委误作为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关系不协调。村党支部过多干预村民自治。(3)农民政治意识薄弱。一方面农民对权利迷信、盲从。对政治生活缺乏责任心和关注度,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参与村里的政治活动中,对政治评价不倾向不抵制。另外,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程度低,理性弱,民主监督没有发挥该有的作用。

2、农村社区没能给村民带来认同感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解体,新的生活方式还未健全的前提下,乡民各顾各,乡村日益变得一盘散沙,农村社区认同感不强。农村不再是老树、黄昏、昏鸦,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设计风格 统一的建造经营理,村村专业街,到处是作坊的建造模式,人们过往的记忆都被“农村社区建设取而代之”。农民很难融入到新的乡村生活中,无法对乡村文化产生亲和力、归属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富裕了,人心却散了,失去了原有村落共同体赋予的安全保障。另外,义乌外来人口的价值观、、人生观、风俗习惯等都与本村农村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农村社区在传统文化和新进外来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原有的村约、规范对农民的约束和影响能力下降,农民集体意识和道德责任感不强下降,不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崇尚实用主义,顾“小家”忘“大家”,农村社区已经没有以前淳朴特质;反而人际关系资本化和利益化得到放大,大大降低了农村社区凝聚力和感染力。

3、未充分发挥社区功能

村民家庭住宅建设后,人们的住宅形式、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生活习惯仍保持着原来的作风。依靠农业收入也转变成了租金收入,闲余时间越来越多,社区管理人员没有充分发挥引导与指导作用,导致村民部分村庄改造后,村民仍然过着“耕地种菜”的纯农民生活,绿化带里种菜,车库里养鸡,耕具随处放等情况时有发生,不仅有碍于整体环境的保护,也不利于社区统一管理。另一方面,部分村民对于社区化管理存在观念偏差,不愿交物业管理费用,认为是不必要的支出,粗放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有效改变,这也制约了农村社区化管理的进一步深化落实。

4、农村社区自身的定位不明晰

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上级有关部门办一项活动,盲目下达农村社区治理任务,他们明确要求制度上墙,新成立的组织更是要“挂牌子”,似乎有了牌子一切事情就成了。为了迎合上级各部门的要求,部分社区也只能“热衷于”制度上墙、挂牌子等表面文章,钱花费不说,真正能起作用的并不多,大多数的治理只是形式而己。

通过调查发现,对于居民而言,有些居民认为农村社区治理是主要靠政府投入和上级管理为主,自己的主动参与很不适合时宜,对很多公共性事务采取不闻不问、也从不干涉。对于政府这边而言,如何治理社区认识还不够清楚。对于农村社区的建设和治理还没有成熟的理论和政策,都在摸着石子过河,没有固定的模式,要搞好搬经镇农村社区治理,首要问题是对社区进行了定性和定位。根据各社区的特点,发展自己有利的项目,来带动群众致富。

三、义乌农村社区治理对策研究

第6篇：社区治理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农村社区治理

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强调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重点突出生态文明理念，美丽中国观念逐渐深入每一位中国人心中。而农村社区治理是建设美丽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才是真正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深刻内涵。

一、美丽中国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关系

美丽中国是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是向全世界正式表明了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立场。党的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做好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同时也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在中国面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自然环境严重污染的情况下，美丽中国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需要建设出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良好生态发展环境。美丽中国指的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社会的协调，需要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中充分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不断加速的过程中，农村社区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必须从理念和发展模式上来推动乡村治理的改变，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协同治理、简约治理、为民服务的合作治理等多种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这些理念为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启发。而农村社区治理并不是仅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生态保护方面，农村社区治理不能牺牲农村经济发展机遇，而是要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建设的全面发展，以此来确保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任务，真正有效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

二、基于美丽中国视域下农村治理面临的问题

（一）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经济、乡镇工业也随之兴起，导致资源出现过度利用。而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本身比较脆弱，资源相对比较紧缺，在这种形势下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而极低的资源利用率也加剧了环境污染。例如土地过度利用使得农业用地急剧缩减，土质变差，农村用地出现了严重退化。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工业化逐渐转移向农村地区，农村用地被大量占用，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各种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另外，我国农村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工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环境污染程度也日益严峻；而农业经济本身发展也会因为农药、化肥、地膜等的大量使用造成自然环境污染。广大农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都处在低点，这也是美丽乡村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村民参与程度低。基于美丽中国视域下的农村社区治理需要农民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能够发挥出自身的力量为农村社区建设提出更加有意义的建议，同时还要对农村社区建设提供监督，这样才能推动农村社区34农村•农业•农民2021.4BShehuizhili社会治理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从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来看，村民在参与深度和广度方面都相对较低，这直接会影响农村社区治理成效。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制度层面的缺失，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对于村民参与制度、民主监督制度、利益表达制度等方面的建设比较落后，直接影响了农村的参与；二是作为农村治理主体的农民，本身文化素质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限制其参与到农村治理中。（三）专业治理人才缺乏。基于美丽中国视域下的农村社会治理需要各专业领域专业人才发挥出带头作用，但农村社区相对比较复杂。近年来，我国大力鼓励毕业大学生参与到农村建设中，可新毕业大学生由于缺乏社会经验，且很多大学生将农村工作作为日后发展跳板，并不能真正扎根农村来作出贡献。这就导致了农村社区治理缺乏人才的支撑。

三、基于美丽中国视域下的农村社区治理路径

（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农村社区治理来说全面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民收入是其核心问题所在。首先，在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应该因地制宜，全面推动符合市场需求发展的经济作物。充分发挥出资源优势以及农业技术优势，强化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科技投入，让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其次，农村各地全面推出特色农业经济产业，以当地特色农产品为主，推出农产品深加工、旅游农业、绿色餐饮等产业发展模式。最后，要彻底扭转农村传统模式下粗放式的生产方式，逐步向着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产业链方向发展。（二）健全法律法规。农村社区治理必须不断健全法律法规。首先，需要结合农村治理中凸显出的关键问题针对农村社区治理中所需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进行逐步完善。其次，要保障法律法规建设的有效性以及法律法规的执行。最后，政府职能部门要依据法律法规不断强化农村建设治理监管，将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进行严格落实，对村民的环保行为进行积极引导，最大限度避免工业生产对农业用地以及农村水资源造成污染，彻底扭转传统农村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脏乱差现象，同时也要对工业化城镇污染向农村地区转移进行严格控制。另外，相关法律法规在保障农村发展的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三）强化农民主体意识。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仍然是农民，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调动起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真正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农村生活和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政府部门应该将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主导角色逐步转变为引导，通过不断强化农村日常管理工作来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参与机会，并通过强化宣传来积极培育农民的参与主体意识；同时还要通过充分确保农民的参与权、监督权以及表达权来进一步拓展村民的民主参与渠道。（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当前的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难留住人才的问题。因此，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逐步强化农村地区的人才队伍建设。一是逐步强化高效培养，可以在各大高校设置相关专业，有针对性地为农村地区输送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二是针对农村地区加强实践性人才培养。在农村地区除设置村干部和基层管理人员选拔制度外，还应该进一步增设相关管理服务岗位，全面提升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水平。政府部门也应该逐步加大财政方面补贴，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为农村地区人才发展建立起更加公平的发展机制，这样才能为农村吸引更多人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美丽中国视域下的农村社区治理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健全法律法规、强化农民主体意识、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几个方面进行逐步强化，以此来促进农村社区治理实现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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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丁红玲,张境芳.农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价值逻辑与策略构建[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0,22(04):10-17.

第7篇：社区治理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公民社会 城市社区 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068-05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社会在中国逐渐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由于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因此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试从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与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互动关系来考察中国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

一、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

之所以基于公民社会发展研究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原因在于，公民社会发展与社区治理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治理理论以公民社会的日益发展壮大为基础，公民社会是治理理论实施的前提。

（一）公民社会与治理的关系

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等。它们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1] （P12） 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治理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互动。[2] 其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基础上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公民社会发展紧密相联，“治理”概念与“公民社会”常常同时出现，治理理论以公民社会发展为基础。首先，从治理的主体来看，政府不是唯一主体，治理需要政府、民间组织、公民共同协商参与。公民社会的民间组织和公民是治理的重要主体，没有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参与的管理是统治而非治理。其次，从治理产生的直接原因来看，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存在“市场”的失灵，也存在政府的失效，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重视社会力量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公民社会组成要素是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其突出特点是非官方性、独立性和自愿性。公民社会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领域发挥着独特的无以替代的作用。第三，从治理的最高境界来看，须注重善治，而善治的基础是成熟的公民社会。同时，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种合作的最佳的状态。“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有赖于公民的积极参与合作。[3] 从这个角度讲，善治是“公民价值”的体现。

（二）公民社会发展目标取向与社区治理

公民社会和治理理论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治理理念的运用和公民社会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对社区的治理上，体现在地方政府主动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实现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公民社会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弥补地方政府角色的失灵，还表现在以积极的姿态改变社区治理结构和治理状况，并与政府共同承担社区治理责任。公民社会发展目标与社区治理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促进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的沟通最终目的是化解社区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社会沟通失灵必然导致民意堵塞，影响社区稳定发展。公民社会组织作为处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力量，它既有利于公民利益要求和建议向政府表达，又有利于传达政府反馈信息和政府政策，起到双向沟通协调作用，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互信和良好合作，社区治理强调社区内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各治理主体之间协商、谈判、沟通、合作、参与，也是为了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二是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维护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巨大工程，单靠哪一方的力量都不够。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力量有限，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公益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开展社区治理活动和发挥公民社会作用，社区各种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益事业，可以弥补地方政府在维护和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不足，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三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公民社会的出现以及发展起来的有独立自我管理能力的公民社会组织，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放权于社会提供了承接载体和支撑。通过大力发展公民社会和深入开展社区治理，使公民社会不断完善和成熟，社区内各治理主体负担公共事务的能力不断提升，公民社会和社区治理能够不依赖政府，在很多涉及准公共用品的领域开展自我服务与社会服务，通过广泛与政府合作，促进社区公共事务的妥善解决，推动政府职能不断转变。四是促进社区民主政治发展。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的社会条件，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和开展社区治理活动，可以监督控制政府部门运作，培育民主参与的文化和技能，推动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鼓励公民参与政治。

（三）社区治理与公民参与

社区治理本质上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实现还政于民的过程。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得以真正实现的基础，真正的社区治理离不开公民的参与。公民参与除了受政策环境、发展空间和制度平台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外，还深受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及公民意识等微观因素影响。

1. 人的自然性与社区治理。社区居民是社区发展的基本参与主体，社区治理的模式选择必须围绕社区居民作为人的自然性展开，这在本质上体现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必须与治理环境相一致的基本原则。人的自然性集中体现在年龄阶段上，这是人的最根本的自然性，年龄与人的生活能力和人与对社区发展的依赖程度密切相关。年龄阶段与居民对社区发展的依赖之间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也就是说，人的少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对社区发展的依赖程度最高，中年时期对社区发展的依赖程度最低。但是，从参与和推动社区发展的能力来分析，中年时期的能力最强，老年、青年和少年时期依次减弱。所以，成功的社区发展需要为最依赖社区发展的人群提供社区服务，同时又要能够吸取最有能力参与社区发展的人群的社区发展资源。

2. 人的社会性与社区治理。公民是生活在社区中的重要主体，根据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人除了低层次的物质利益需要满足外，还有被尊重、认可、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社区居民是利己与利他统一的人，是个性化与自我约束统一的人，是植根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但一般情况下，社区居民是兼顾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不仅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还有寻求共同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因此，在倡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同时，必须考虑人的社会性，通过居民广泛参与和合作改善社区交往结构，增强社区发展和公民社会发展动力。公民参与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这是社区治理与公民社会发展的本意所在。

3. 公民意识与社区治理。对社区居民来说，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讲，公民意识是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因素，也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己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的一种自觉认识，也是对自己社会主体身份的认同。有了完整的公民意识，居民才能成为公民。公民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中的主体，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4] 社区发展是一个基于法治和契约的治理领域，社区治理需要众多主体参与尤其是公民的自愿参与。如果公民没有公民意识，就没意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导致社区治理重要主体缺失。没有公民意识就不可能有合格的公民，就不可能建立成熟的公民社会，更不可能实现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

二、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空间性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权利的实现是一个由少到多，由不真实到真实的发展过程。有些公民权利的行使还有一个从形式到内容、从动员到自愿的过程。与此相适应，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也有一个从兴起、发展、形成到成熟的过程。从公民社会发展过程来看，它既有历时性，也有空间性。由于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来考察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非常必要。

（一）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根据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公民通过交往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自愿团体的行为能力与行为空间的发展及企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和社会责任状态等标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历时性角度可划分为萌芽兴起阶段、形成发展阶段、成熟完善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公民社会具有不同的特征，社区治理模式选择也应与此相适应。

1. 公民社会的萌芽兴起阶段与社区治理模式。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基本上没有过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城市居民也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生活。中国公民社会是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而逐步兴起和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中国公民社会萌芽兴起阶段。在这个阶段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逐渐改善，但还存在很多制约公民社会发展的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很不规范，公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基础没有形成，诚信严重缺失，法制基础不健全。从内部结构看，构成公民社会主体的公民仍有浓厚的臣民意识；中产阶层还没有形成，规模很小，发展很慢；民间组织刚刚出现，且自主性和自治性差。萌芽阶段的公民社会显著特征是整个社会不存在社会自治领域，公民社会的行为能力非常低下，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还处于酝酿起步阶段。与此相对应的城市社区治理也处于起步阶段，表现为政府对社会进行管制，政府是社区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是政府管理的客体，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能力和活动空间十分有限，社会缺乏与政府自下而上的沟通，缺乏表达意愿和要求的有效机制和途径，政府与社会缺乏互动合作，社会处于被动接受和服从政府的从属地位。管理主体单一化，行政权力单极化和政府管理范围的全域性，决定了公民社会这个阶段社区治理应该选择政府管制型或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

2. 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阶段与社区治理模式。经过30年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正逐步进入公民社会形成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民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社会中产阶层正形成并逐渐壮大；民间组织获得飞速发展且独立性、合法性日益增强；社区自治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增强；价值观念开始多元化、世俗化等。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主要表现：市场经济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家族意识和臣民意识存在并严重影响着公民意识发展，社会中产阶层不够强大，贫富差距大。作为公民社会核心要素的民间组织官办色彩浓，民间色彩淡，自主性、自治性弱。在这个阶段，中国公民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公民社会的独立性与依赖性并存。中国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政府仍是城市社区最大最强的治理主体，社区的各项事务基本上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有的依赖性强，有的发育不全，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社区无自治事务可言。在这个阶段，社区治理模式应该选择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或政府与社区自治结合型治理模式。因为采取政府主导型或政府与社区自治结合型模式可以通过政府的主导或引导推动作用，促进社会公民组织的发展壮大，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促进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引导公民社会逐步走向成熟。

3. 公民社会的成熟完善阶段与社区治理模式。成熟公民社会的特征是政府开始与社会分离，社会成员有相当大的自由，社会自己管理自己，并与政府处于一种互动的良性关系中。构成公民社会的四大结构性要素完整呈现：即在私人领域，个人能自主地从事各种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享有充分的自由；志愿者社团这种非政府、非盈利性的组织发展壮大，成员可自愿加入或退出；社会运动有序进行，公民组织可以在宪法或法律允许下自由地开展多项社会活动。公民社会的六大价值取向和原则，即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和开放性、参与性、健全的法治及社会自治得到广泛认同和践行。这个阶段公民社会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完全拥有自己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财政上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5] （P190） 公民社会组织能独自承担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与政府合作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社区公民的公民意识与参与意识强。在公民社会的成熟阶段，社区治理理想的模式是社会主导型或社会主导与政府支持型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应是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的发展方向。

（二）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性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性是指在不同类型的社区，公民社会发展的程度存在差异性和不均衡性。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打破了政府对资源的垄断，社会资源向不同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分散，资源流动、人员流动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构成现代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城市社区往往是由若干不同利益群体所组成的异质性共同体，利益群体可以根据收入、职业、年龄、居住条件、社会地位等差异性进行分类，利益群体的多样性带来社区类型及其需求的多样性。不同类型的社区，由于社区内企业、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及居民等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发展状况不同，导致社区公民社会发展程度不同，进而导致社区治理模式选择不同。

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性还体现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域发展不均衡上，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域公民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一般来说，处在公民社会发育兴起阶段的社区、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弱，社区公民参与能力和参与意识差，在这类社区，社区治理宜选择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作为社区治理的主要主体，承担社区治理责任和风险。治理方式以行政手段为主，经费以政府财政划拨为主，政府在主导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注重培育社区公民组织和公民意识，引导和推动公民社会由不成熟向成熟阶段发展。公民社会已形成的社区，根据公民社会形成的程度可选择两种模式：一是可选择政府与社区自治结合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府、社区自治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是社区的治理主体，社区自治组织权利有法律保证，资源投入以政府为主，社会组织为辅。二是可选择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主要主体，政府和社区组织共同承担社区治理资源提供的责任，经费支出以社会组织为主，政府支持为辅，或者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社区工作。在公民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社区，社区内一般居民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高，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强，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强，社区内多种志愿者组织、社团组织，非政府、非盈利组织健全，社区内物质基础、公共设施好。这样的社区治理模式适宜选择社会主导型治理模式，社会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特点是社区治理以社区居民为核心，由社区居民联合社区内各种组织机构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实现民主自治式管理方式。这种治理模式的核心价值取向与公民社会发展的目标价值取向能够很好地契合，它强调社区治理是一种集体民主协调选择的过程，是社区内各治理主体：政府、社区企业、非盈利组织、居民等之间的民主协商合作互动的过程，它将治理过程由行政控制转为民主协商，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结构，治理关系由依附与庇护关系转为信任与互惠关系。社会主导型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成熟公民社会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

三、对公民社会发展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理性思考

公民社会发展对社区治理模式选择有着重大影响，通过分析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得到如下启示。

一是选择社区治理模式应该以公民社会发展状况为依据。公民社会是治理产生的土壤和先决前提，没有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治理的出现，治理模式的确定，要根据公民社会发展状况和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主体因素各自所起的作用主次、承担责任的大小而定。而且，在社区治理活动中，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公民发挥作用的主次、作用大小、地位高低，不是由他们自身主观意志而定的，而是由公民社会发展程度而定的。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为转移的。当前，我国公民社会正处在成长阶段，公民社会的独立性和参与性不强，与成熟的公民社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现阶段公民社会发展的特征决定了中国政府在社区治理中还必须起主导作用，选择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

二是政府在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中应该准确定位。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应该是有限的、适度的、规范的，作为公共组织在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活动中应该有其独特地位和作用，并且在公民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和社区治理不同模式中政府的职能定位也应有所不同。政府职能定位准确，能促进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实现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促进公民社会健康快速发展。政府定位不准确，就有可能出现失位、缺位、越位、借位现象，影响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和社区治理有效开展。在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要改变过多参与和干预具体的社会经济活动现象，把政府的职能主要转向对社会公共领域的管理，提供对社会有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社区治理中，政府的职能是对社区工作作出基础性制度安排，搭建平台，保证政策制度得到有效贯彻，目标得到有效实现。政府的义务和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服务，而是保证服务提供的实现。[6] （P1） 政府应该根据各类社区公民社会发展的不同情况，在社区治理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建立与社会沟通机制，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是中国目前应该大力推进公民社会发展。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努力实现中国“政治文明”。公民社会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标志着国家、市场、社会公众等各种不同的力量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公民社会是一个以民主、协商、参与为特征的社会，意味着存在一部渗透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理念的宪法，存在着众多充满活力的民间团体，存在着提供制约与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以及拥有公正、责任、完善、善于对话、善于合作、积极参与精神与责任的普通公民。[7] 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市场与国家权力之间，不同经济成分和利益集团之间构筑一个相互交流、协调、参与合作的公共平台和空间，有利于社会与国家、政府关系的重构，有利于社会自治，加快民主化进程和社会稳定发展。健康有序的公民社会可以为社会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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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喻可平.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第8篇：社区治理的变化范文

一、村级治理的困境:社区社会资本缺失

集体行动困境日益成为村级治理的普遍困境。由于干群之间、村民之间缺乏基于相互认同而形成的基本的信任、团结与合作,在村级治理活动中,更多的是猜测、质疑甚至暴力。集体的规模越大,信念、价值理念更为多元化,就难以达成合作,促成共同利益。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村级治理的困境中所体现出来的是社区社会资本缺失。本文中所讨论的社区社会资本可以这样界定:嵌入于社区治理网络并能提升社区治理绩效的资源,是社区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开展经常性活动的互动中所形成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信任和期望。我们调查小组在T村作深入访谈时,S书记讲起的有关T村村级治理遭遇困境的两个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案例1:村级企业转制与干群矛盾。1996年,村里的联营企业由于受宏观经济影响面临的形势也非常严峻。有一些行业不景气联营企业面临一年亏损50万元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村委会经过反复讨论后作出决定,将原有的一些低利亏损企业置换出去,盘活资产,以赢得日后的发展。企业转制使得当时有200多名(占全村劳动力的近三分之一)村民失去了工作。村民不理解企业为啥要卖给私人?企业为什么要转制?村民骂村干部是在“卖家当”,肥了干部,便宜了老板,而村民却丢掉了饭碗。因此对村干部意见很大,一度干群矛盾尖锐,群众上访不断。一些人天天到村里要求解决工作问题,情绪激动,和村干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出现了扯破衣服、掀翻桌子等过激行为。村干部的情绪也很激动,认为辛辛苦苦为村里企业找出路,村民不理解,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受到了很大的挫伤。

案例2:“箱子田”引发的筑路风波。“要致富,先修路”。这正是T村遭遇的难题。T村的土地是“箱子田”,随着经济的发展,“箱子田”制约T村经济发展。T村想引进外资,但好几个外商看了都摇头走了。村级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突破?村两委考虑设法利用312国道交通便捷的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村级经济发展。要利用312国道交通便捷的优势,就必须筑一条连接312国道和村工业园区的道路。而“箱子田”的T村从哪里获得这条路?通过村党总支的不懈努力,几经周折后终于同邻村达成协议,置换了20亩土地,规划了村里连接312国道的对外通道。由于当时村里财力有限,新路的建设只能分期实施,最初筑的是石子路。改道和筑石子路影响了村民的生活,村民意见很大。有的村民甚至认为村干部热衷筑路的目的是为自己捞好处。因此,曾连续三次把新建的围墙。村干部感到委屈和苦闷,自己在辛辛苦苦为村里想办法谋利益,但为什么不能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

二、沟通与信任:走出村级治理的困境

哈丁的“公用地的悲剧”讲述了公共草地上牧民过度放牧摧毁大家都赖以生存的整个草场的困境。最终大家都受罪。这种悲剧形成的核心是缺乏信任和沟通。在村级治理过程中,信任和沟通也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路径。

1.公民参与:促成沟通与信任。安斯坦(ArnstEin)认为参与式治理是决策机会的再分配,使那些无资产者可以加入现行的政治及经济运作过程,从而争取有机会决定资源的分配、资讯的分配、政策的制订、服务的运行和利益的分布。联合国的普及参与研究计划(PopularResearchProject)认为参与式治理使那些没有控制力的人走在一起去增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就村民参与的内涵而言,有广义与狭义的理解。狭义的村民参与主要指村民参与投票选举的活动,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指标。广义上村民参与还包括对于村民公共利益、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参与。本文所讨论的村民参与是基于广义的理解与运用,指村庄社区村民参与村庄社区事务,从而推动村庄社区发展和治理绩效的提高。主要包括村庄社区层面上的政治参与、村庄社区公共管理中的参与、村庄社区村规民约性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村民参与是村庄社区建设的内源性动力,其参与的规模、程序和制度化水平与村庄社区的整体发展具有直接的关联性。

村民参与对于矫正政府、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促进相互沟通与信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村民参与进行有效沟通信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不但有利于村级治理充分体现民意,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还起到“安全阀”的功能,保证村庄共同体的稳定。反之,当村委会违背民意,村民对村委会怀有明显的不信任感与离异感时,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将日趋紧张。如果村委会没有足够的能力消解,很容易选择强烈压制村民参与的策略,这种做法在短时期内可能有效,但这只不过是假象。村民参与一旦压抑超过一定的限度,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将达到新的水平。

村民参与对于促进共同信念和价值理念的认同也具有重要作用。它促使村民理解、配合和支持村级治理,降低村级治理,减少村级治理失误。日益多元化、碎片化的社会,分歧和冲突的特征日渐明显,各种意见和观点不断碰撞也是正常的。如果矛盾涉及的是群体性的,当这种不满和怨恨缺乏适当而有效的途径而以非常态方式释放时,就会以强烈的社会冲突、暴力等形式表现出来。研究表明:村民参与能加强村民对政府、村委会、政策的信心和信任,村民会予以执行上的方便和合作。村民参与有助于激发村民对村级治理行为的认同感和接受性。还有助于政府、村委会等改变过去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从而真正保护村民的公共权利。

2.公民参与的治理网络。社会资本的研究始于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的中心概念与社会资本研究所关心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的。社会网络分析强调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之间的模式和含义。帕特南在他的社会资本概念中也强调网络,但他称之为公民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帕特南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网络形式:水平网络(将平等地位和权力的主体联系在一起)和垂直网络(将在等级和依赖不对称关系中的不平等主体联系起来)。帕特南认为,公民参与网络代表的是稠密的和水平社会联系而且对整个社会有极其有益的附带效益。而垂直网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帕特南认为: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公民参与网络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我们调研组对于T村的调研发现,T村在村级治理过程中构建了一张村级治理网络,即村民参与的网络。T村的村民委员会以及村民管理小组、老龄协会、群众自治性管理部门、联合工会、妇女代表会等覆盖全村的治理网络中遍布了“帕特南式的社会资本”。

(1)村民小组:最小的村务管理单位。村民小组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30户~50户的范围也使村民具备共同交往和熟识的能力。村民管理小组作为最小的村务管理单位,成为T村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最基层的一条途径。村民管理小组在组织村民活动、关心群众生活、解决内部矛盾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村民小组类似熟人社会,它的成员在规范和文化方面具有同质性。成员之间联系越密切,对外联络越广泛,彼此的信任度会越高,社会资本的存量会越大。

(2)村民代表:村两委到村民的桥梁。T村建立的由村两委到村民代表再到村民的联系渠道,使村民代表成为党总支、村委会联系村民的桥梁。村民代表由村民选举产生,每个村民代表联系3名~7名村民。村民代表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会前7天~10天发议题预告,由村民代表向被代表的村民征询意见和建议,并整理汇总,带到代表会上陈述和表决。会议的决定再由代表反馈给村民。这样一种模式一改过去往往由几个村干部决定村里事情的局面。这一治理沟通网的建立,促进了决策透明公开。并且,村民代表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和信任度。

(3)群众自治性管理部门和岗位:长效管理机制的基础。为了使基层自治组织运行更加规范,T村设立了许多群众自治性管理部门,同时相应地设置了自治管理的岗位。对于这些岗位,T村都明确了岗位职责,并在年末对相关人员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向广大村民公开。“创建卫生村长效管理制度”是T村的一项特色制度。这项制度涉及的管理人员众多,如村级保洁员、村民管理小组组长、环卫清洁员、河道保洁员、绿化管理员等,多方面管理者共同协作,且每一个环节都责罚明确。

此外,老龄协会、联合工会、妇女代表会以及活跃在T村的各支志愿者服务队,也是实现村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重要渠道。

3.参与网络:培育社会资本的重要路径。首先,村民参与网络强化了村民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是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直接动力来源。由于地理条件的特殊性,村民仍具有强烈的本地感以及村庄共同体中地域性的村组认同。村民(包括新村民)追求村庄的身份认同。乡村社会网络仍然维持着家乡观念下的反哺意识,地域性的村组认同,退休人员的人格魅力,村庄中互惠与惩罚机制,这些都是村级治理所依赖的社会资本。

其次,村民参与网络培养了生机勃勃的普遍化互惠惯例,即我现在这样诚恳地对你,希望你或者其他人能够相应地回报我。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村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交易中背信弃义的成本,有利于克服机会主义,从而使互利互惠的规范更加牢固。

第三,让村民在网络参与中直接受益。网络参与也需要投资,如时间、财力、知识、信息等的投入,但它也能形成如就业、收入、保障、信息、知识、能力提升、心理满足等利益。村民在网络参与中直接受益,成为村民进一步参与的直接动力。

第四,通过村民参与活动实现村民意识的社会化。社区角色社会化使每个社区成员都获得适合自己身份、地位的社会角色,每一角色都有其权利义务及行为规范。关于社会化这一概念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这里所谈及的社会化主要是指个体形成某一特定村庄社区所要求的参与村级治理的态度和行为的过程。

第五,村民参与网络在体现过去合作成功的同时,也为将来的合作树立了摹本。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基于一次成功合作所建立起的联系和信任会促进未来其他不相关的任务时的合作。广泛的村民参与网络为成功的合作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构建了基础。

第六,村民参与的网络具有促进协调和沟通的作用,并且通过村民参与网络放大了其他个人值得信任的信息。密集的互动联系容易产生公共舆论和其他有助于形成培养声誉的方式。

三、参与式治理与社会资本的培育

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信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以宗法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这个人文生态圈是传统社会人们得以正常生活之必要前提,地域性和血缘宗族性是它的两个显著特点。这种信任是一种特殊信任,以交往关系为基础的的信任,属于典型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凭借的是交往主体间的特殊关系而认定交往对方身上价值的至上性,具有着较强的同质性。20世纪50年代,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讨论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时提出“差序格局”理论。“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改革开放之后二十多年的市场化逻辑以及城郊村民的大量流动,对于城郊村民价值观念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代的中国城郊村庄正在日益原子化,“流动的村庄”取代了传统意义上封闭的城郊村庄共同体。城郊村庄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之中,原有理想类型意义上的传统中国村庄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未有之大变局。在现代乡土社会中,信任关系、社会资本是如何获得与维持的呢?

1.重建信任:基于相互认同而积累的信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怀特利提出的“社会资本创造的可供选择的模型”对我们分析这个问题颇有启示。他考察了三种解释模型:一是社会资本由个体的人格特征所创造。这些人格特征主要是由家庭内部的社会化过程形成的,尽管它受到志愿性组织内部个体之间互动的影响;二是社会资本由个体关于规范的信仰和道德密码创造。这些信仰和道德密码尽管也许会受到志愿性组织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从早年生活中习得的一组内化了的价值观;三是社会资本是由“想象的”社群的成员身份创造的。

所谓“想象的”社群,指那种个体认同的、但从未在面对面的基础上实际互动过的社群。

第9篇：社区治理的变化范文

一、指导思想

以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关于社会治安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按照"城区抓防控、社区抓创安、部门抓参与"的工作思路，认真落实社区治安各项工作措施，大力加强社区治安防范工作，深化基层基础建设，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工作制度，促进领导责任制的落实，实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社区稳定"的工作目标，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指标，确保全区社会稳定，努力开创社区社会治安工作新局面。

二、工作目标

1、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社区治安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性进一步增强。切实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充分发挥综治委、办的作用，根据职能和规模调整的变化，狠抓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在社区的落实。

2、进一步强化综治成员部门的职能作用，广泛深入开展群众性的安全创建活动，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各个环节，运用各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推动群防群治工作的开展，努力解决影响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

3、以责任制为龙头，以"严打"为重要环节，以预防犯罪为重点，以基层安全创建为载体，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建立"打、防、控、管"一体化的工作体系，维护社会治安的措施更加有力，重点更加突出。

4、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任务、目标和职责更加明确，领导责任制、目标管理责任制、一票否决权制等激励约束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综治委联席会议制、联系点制、委员述职制、组织协调指导考核等奖惩机制更加完善。

三、工作任务

(一)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大力加强治安防范工作，进一步加大"严打"整治斗争的力度，把严打、严防、严管、严治紧密结合，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维护社区治安秩序，加大专项治理力度，及时整治治安问题突出的场所、区域，减少治安隐患，营造文明法治的社会环境。继续保持对"严打"的高压态势，社区治安稳定，刑事案件发案相对平稳，减少严重危及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杀人、盗窃、抢劫等暴力犯罪，不发生危害社会治安和社区稳定的突出问题。杀人案件破案率达到75%以上，破现行案件数、逮捕劳教数达到规定指标。社区居民的安全感明显增强，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达到85%以上。社区单位、居民群众的法律观念不断强化，依法治理、依法办事的能力不断增强，形成良好的依法治理氛围。

2、深入开展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委组织协调、部门联动、依托基层、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发现和掌握本管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矛盾纠纷、不安定因素和治安隐患，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妥善处置，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避免矛盾纠纷激化或酿成；坚持领导责任制、谁主管谁负责、责任追究和工作考核制度。职能部门要充分发挥作用，为单位和居民群众提供政策咨询和法律服务，切实把好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的第一道防线，积极预防、减少并妥善处置各类。民间纠纷调解率达到100%，调解成功率达到95%以上，不发生有影响的集体上访和，无"民转刑"案件。

3、加大治安防范和管理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治理措施。

要进一步加强对重点地区、要害部位、复杂场所、特种行业的管理，加大查处力度，查清管理死角，及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健全制度，防患于未然。

（1）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街道党工委要加强领导，政法各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把管理、教育、服务紧密结合起来，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要本着"谁用工谁负责"、"谁出租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的管理，流动人口登记率达90%，暂住人口办证率达95%以上，函查率达到100%，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达到100%，做到底子清、情况明、不失控，暂住人口违法犯罪率得到有效控制。

（2）进一步加强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逐步实现帮教组织网络化、帮教措施制度化、安置渠道多元化、安置方式多样化、安置机制市场化，搞好监所内的改造与社会安置帮教工作之间的衔接，做到不漏管、不失控。要全面摸清底数，重点做好有可能重新犯罪人员的帮教和管控工作。要广开就业渠道，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做好帮教工作，帮教率达100%，控制率达95%以上，安置率达到85%以上，重新犯罪率分别不超过5%和7%，"五类外执犯"管理控制工作得到加强，重新犯罪率不超过2%。

（3）进一步巩固房屋租赁治安管理工作成效。按照"规范租赁行为，巩固整治成果，堵塞犯罪漏洞，建立长效机制"的要求，把房屋租赁治安管理作为社区治安的前沿关口，加大治理力度。坚持专门机关管理与群众组织自我管理相结合，加快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提高人口管理控制水平。租赁房屋户签书率达到100%。继续实施"防拉栓"工程，进一步扩大安装覆盖面。有条件的小区要推行110报警入户系统，提高技防水平。

（4）积极推行警务进社区工作。按照2-3个社区的规模组成一个警务区，建立一个警务室（可一室多用），每个警务区配备3至4名社区民警和2至3名社区保安。6月底前各管区警务室建设要完成应建任务的70%以上，年底全面完成警务室建设任务，并全部落实"一区一警"。通过加强社区警务建设，形成并完善以街道治保会、看楼护院巡逻队为主体的居民住宅自防体系；以护厂队、厂街联防、技防联网为主体的单位内部"三防"体系；以派出所民警、社区保安队、治安联防队、社区治保会为主体的社会面管控体系；以治安亭、报警点、检查站、堵截点为主体的查控体系。

4、深入持久地开展基层安全创建活动。要把基层安全创建活动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从群众关心的问题入手，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重点抓好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盗窃、抢劫等多发性案件的预防工作，努力提高安全创建的质量，扩大"三防"覆盖面。要增强治安防范的科技含量，强化"科技创安"力度，重点抓好社区治安产业化和住宅防范智能化管理，并按照统一、科学、合理的要求进行规划，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尽快提高技术防范覆盖率。新建居民小区要逐步推行小区重点监控系统、楼座对讲电控系统、家庭防盗报警系统、基层工作电脑化管理系统，不断增强对可防性案件的防范能力。单位内部"三防"覆盖面达到100%，重点要害部位技防率达到95%以上，居民住宅防范措施全面落实，防盗门安装率和楼院看护率达到95%以上，社区内没有突出的治安防范、控制和管理死角。深入扎实开展创建安全社区、无毒社区、安全文明校园和企地共建安全社区等工作，巩固和扩大安全创建成果。积极开展治安防范竞赛活动，上半年召开社区治安防范工作经验交流会，通过抓典型，推广先进经验，促进竞赛活动扎实有效地开展，区级安全社区达到90%以上，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省、市级安全街道的覆盖面。到2005年省、市级安全街道要达到90%以上，全区"示范街道"和"示范社区"的数量逐年有所提高，努力争创全国安全小区。

（二）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充分依托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和基层党支部建设的优势，切实加强街道、社区两级综治组织机构的建设，配齐配强专职干部，增强其权威性和组织协调能力。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社区治保、巡逻、调解、普法、帮教和消防"六位一体"的基层组织建设，确保社会治安工作措施在基层得到全面落实。

进一步加强公安派出所、街道综治办、司法所、法律服务所等各层次的综合治理和社区治安工作机构建设，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确保有足够的警力和人力开展工作，使基层工作有人抓、有人管。要理顺关系，明确责任，建章立制，规范管理，严格考核，扩大监督，扎扎实实地开展社区治安工作，力争取得明显实效。年内将对社区居委会开展社区治安巡逻工作进行一次检查。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创新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党团员，机关、企业退离休老干部、老职工，广大居民群众，驻区单位，社会志愿者和物业管理机构等在社区治安工作中的作用，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警民联防、专群结合的维护社区治安队伍，逐步推进专业有偿保安服务的发展和普及，不断扩大治安力量的群众基础。大力加强综治队伍的教育管理，提高综治干部和人员政治业务素质。根据工作需要组织进行专业培训，提高综治干部、社区干部的社区管理水平；不断加大政治理论培训力度，今年在区委党校举办2期政法干部和综治干部政治理论培训班；围绕加入WTO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知识培训。各街道党工委也要抓住有利时机，适时组织培训，至少举办1期社区居委会干部培训班。

认真贯彻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作风建设年"、"调查研究年"的要求，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扎扎实实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帮助群众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积极开展综治工作的研究和宣传，使群防群治的各项任务得到更好落实。

（三）加强法制和道德教育，进一步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措施。

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扎实推进"四五"普法工作，巩固和扩大法制宣传、依法治理"四个一"工程成果。即抓好一个中心（设于区委党校的普法教育中心）、一条街（兴隆路法制宣传街）、一个基地（青岛21中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基地）、一个广场（海云广场宣传栏阵地），通过"四个一"工程的深入实施，促进全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增强道德、法制观念，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犯罪。以全面推行社区治安示范区建设为切入点，把社区管理与社区教育、社区服务密切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社区普法宣传、法制教育、法律服务和"律师进社区"活动。健全组织网络，发展志愿者队伍，加强法制教育基地建设，丰富各种教育活动，形成浓厚的社区法治氛围，保障社区居民的各项权利。加强法制和道德教育，进一步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各项措施，积极预防和减少社区青少年违法犯罪，青少年犯罪率要控制在打击处理总数的55%以内。加大学校及周边地区治安环境综合治理的力度，年内集中组织一次对学校周边秩序的安全检查与整治。把关心培养教育青少年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相结合，充分发挥法制教育副校长的作用，进一步改进学校法制教育，强化社区教育管理服务功能，严厉打击侵犯青少年合法权益的犯罪案件，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

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组织、协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密切配合，建立检查、配合、补充、协作的工作机制，丰富青少年的社区活动。强化学校周边环境及文化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努力净化社会风气，使青少年健康成长。

（四）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区治安工作机制。

社区治安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社区的具体化。各级综治组织要定期分析研究治安形势，针对一个时期的突出治安问题作出部署，更好地发挥组织、协调、指导、监督作用，有效地组织各职能部门、社会各方面齐抓共管，推动工作的深入发展。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区治安的各项制度，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和科学的考评体系，健全部门联席会议、治安形势通报、督促查办和奖惩等制度，全面落实责任制。加大责任查究力度，对因工作不力而导致发生危害社区稳定和社会治安问题的部门和单位，坚决实施一票否决，并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对责任心不强、工作落后、基础薄弱的部门和单位实行黄牌警告，限期改进。把落实治安责任制的情况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内容，与干部的选拔任用紧密结合起来。

进一步强化"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认真抓好本单位和本管区的治安管理和防范工作。驻区单位应自觉接受区委、区政府对社会治安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区综治机构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加强内部工作人员的管理防范，防止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