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金融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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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户；融资渠道；正式金融支持 ；投资规模
一、文献综述
农户徘徊在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之间的现象，一直以来备受学术界的关注。曹力群（2001）[1]、周天芸和李杰（2005）[2]等人的研究发现，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发放生产经营性小规模短期贷款，而非正规金融贷款机制比较灵活，通常没有抵押和担保、期限灵活、程序简单，主要是以农户的偿还能力作为放贷依据，因此，农户普遍偏爱非正规金融。[3] 如此看来，农户在选择金融机构贷款时最关心的是能否借到钱，其次才是借款的成本；农户借款成本不仅包括利率等名义上的财务成本，还包括借贷数量额度、借贷附加条件等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比财务成本更能影响农户的融资行为。
二、理论分析
在正式金融市场上，典型的银行是一个风险厌恶型金融机构，因此，那些收入不稳定、靠天吃饭而且没有担保和抵押的农户是很难从银行取得贷款的。银行的这种风险厌恶态度可以用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
（1）搜寻成本。银行必须对贷款申请者资格审查严格，包括申请人身份、家庭情况、工作单位、个人信用以及还款能力。然而，农民没有固定工作单位，银行要想查清农民客户有几亩地、几间房就必须去农村实地考察，这样就比较困难，需要较高的搜寻成本。
（2）监督成本。即银行在农户贷款使用过程中的监督行为。如果银行发现资金使用超出规定范围，违反了信贷协议，则马上终止信贷协议。但是，农户的空间分布极为分散，投资项目的空间分布也同样呈现出极度分散的特征，这显然是会增加银行的监督成本的。
（3）违约成本。如果贷款申请人一旦投资失败，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则冻结抵押品，对申请人实施破产清算；如果贷款申请人投资成功却不按规定偿还贷款，则银行可以向法院，请求采取强制措施收复贷款。然而，银行最终必须面临的现实是，很多农户一贫如洗，强制执行的结果终究是差强人意的，不但成本高昂，而且所获无几。
三、实证分析
3、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论文的调查地为河北省清河县，总共发放200份问卷调查，并收回200份合格的调查问卷。
在设计调查问卷时首先提问被调查者是否有借钱或贷款经历，来甄别这份问卷是否对研究问题有效。然后考虑到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的人口规模、年收入、生活成本、投资规模、还款期限都会影响农户的融资方式，所以一一进行了提问。
4、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方程一中，CB（家庭年生活成本）系数为2.18，RK（家庭人口规模）系数为1.55，这两个系数均为正，说明家庭人口越多、生活成本越高农户越倾向于正式借款途径。因为人口越多和生活成本就越高，也就说明该家庭劳动力资源充足，将来创造的收入多，还款能力强，符合中国"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观念，更容易得到银行贷款；另一方面，这样的家庭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必然是亲朋好友的一个负担，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寻求正式金融支持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当然，这也与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SR（家庭年收入）系数为0.02，该系数为正，但是比较小，说明家庭年收入越高，越容易取得正式金融支持。从银行的角度分析，家庭的年收入越多就越有取得正式贷款的机会，因为银行时常着眼于农户未来的还款能力。另一方面，从农户的角度来看，如果家庭的收入尚可支撑日常花销，就不会寻求贷款，而且在中国量入为出的观念根深蒂固，一般情况下不会向银行贷款，所以系数显著性不是太高。
JY（户主受教育程度）系数为1.22，说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成功获取正式金融的支持。因为文化水平越高，往往收入越高，就越有能力偿还银行贷款；往往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获取正式金融支持的认识越深，更清楚非法借贷的危害，所以就更倾向于正式借款途径。
NL（户主年龄）系数为-0.01，说明户主年龄越大越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调查问卷中户主的平均年龄是38.64岁，即多为青壮年。因为农民年龄越大，干的农活越少，收入越低，越难以从银行取得贷款。而且老年农民不熟悉甚至不知道银行贷款流程和必要条件，当他们有资金需求时，多会采取向亲戚朋友借钱这种非正式金融渠道。
QX（还款期限）系数为-0.02，说明还款期限越长就越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因为银行往往有严格的还款期限，如果不能及时还款付息，就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农民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很难确保在一定期限内归还贷款。
XB（户主性别）系数为-4.62，说明男户主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由于调查问卷由户主作答，而在农村户主多为男性，而且男性与社会接触多，更清楚银行等正式金融机构门槛高，在没有担保或抵押的情况下难以取得贷款，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门槛低、要求少的民间借贷方式。
TZ（家庭投资规模）系数为-4.12，说明家庭投资支出越多越倾向于非正式借款途径。农户多投资于购买农作物种子或购买农具，这笔资金比较大，投资回收的周期长，所以农民在没有担保或抵押的情况下很难从银行或其他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四、研究结论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二元选择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知，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的人口规模、年收入、生活成本、投资规模都会影响农户的融资方式。其中家庭生活成本、人口规模、年收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对获取正式金融支持是正影响；户主的年龄性别、还款期限和家庭投资规模对获取正式金融支持是负影响。尤其是当家庭投资规模越大时，风险就越高，随着投资数额的增大，户主就越难获得正式金融支持。究其原因，农民没有固定收入，没有银行认可的抵押品。而且交际范围窄，一般农民不认识能够被银行认可的担保人。因此，当农户投资规模较大，贷款金额较多时，由于不能提供符合银行要求的担保人和抵押品，往往不得不寻求于非正式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1]曹力群.农村金融改革与农户借贷行为研究[J].中国农村研究，2001，（2）.
[2]周天芸，李杰.农户借贷行为与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5，（11）.
第2篇：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民;融资行为;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10-0196-2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农村金融机构的管理体制,在近年来农村金融改革的背景下得到了逐步的完善。特别是对农村资金融资利率、融资管理的改革,极大地推动农村金融发展。但金融抑制的特征,在新农村建设中表现仍然较为突出。一方面,农村所需的资金却难以从正式金融部门得到;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富余,急需寻找出路。农区的经济增长,因为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用以发展生产,而被限制、阻碍。
1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重点融资领域
农村经济结构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了过去单一农业生活的融资需求格局,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同时,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养殖业、加工业、个体商业、服务业等用途多元化结构的逐步形成,农村生活应急、婚丧嫁娶、子女教育和建房等消费信贷需求也进一步扩大,这就带来农民融资需求用途的差异性。
1.1 从农民在消费领域的融资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户生活开支项目也相应增加,农村居民家庭生活必需品种类的不断增多。从农民的消费支出情况看,农村社区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社会。与城市相比,个体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她)与其他个体的互动关系,加上在熟人社会中,个体行为容易受他人影响,消费示范效应很强。人们的互动频率以及由此引致的人情消费支出比重较大,居住在同一村落的农户,消费一般都具有显着的同一性。但是农户的自我积累很难满足其交易需求及抵御风险和自我保障的需要。再加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特别是老人和儿童的医疗支出等大宗开支项目,进一步强化了农村的消费支出刚性,农户更难依靠内源融资解决。
1.2 农民在生产领域的融资
从生产投入情况看,生产的规模状态对生产性资金需求强度有着决定性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在不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进行规模经营,可以让土地资源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聚集于种植大户手中。但是良好的市场机会,对于原本可耕地面积就少、人地矛盾突出的村落时无能为力的,很难进行规模化生产。对于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来讲,需要许多支持条件,农户必须在耕作之外还有其他更有吸引力和更为稳定的赚钱门路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但是,我们的现状是,几乎每家都有剩余劳动力、又普遍缺乏致富所需要的各种素质、技能、信息及社会关系。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由于农村劳动力供给高度同质,就只能无奈地满足于低水平维持的状态。于是,农户种植面积扩张无望、集约经营无力,又没有其他出路。当然,农户生产性融资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国家政策的利好促使,因而农户融资偏好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但总体来看,农户生活性融资偏好明显。
1.3 农民在住房领域的融资
在新农村建设中,建设新型农村住宅社区为解决农村危房改造开辟了新途径,加快了部分危房改造的步伐。同时,通过土地整理,缓解了土地对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制约,为农村人口拓宽了就业门路,也为贫困家庭人员就近就业提供了条件,有效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和农民生活质量,有效推动了农民转移和土地流转。但是,对于单个农户来讲,按照目前河南多个地区的修建标准,平均每户建房投资12-15万元,平均拉动装修、购买家具等消费支出4-5万元。建房支出是农民最主要的支出领域,也要求通过合适融资领域,一方面减轻农民在建房中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有效的推进新农村和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
2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国家虽然政策上非常重视对农业的投入,但并未建立针对农业、农村的现代市场经济投融资体制,形成了自90年代以来,针对“三农”的投融资主体缺失。投融资体制的缺位使“三农”失去了发展的支点和杠杆,成了阻碍“三农”发展的最大障碍,使农民融资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农业发展银行改革起步较晚,作用发挥不明显。随着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市场的逐步放开,传统政策性收购贷款的需求进一步减少,大量的政策性业务,如支持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并没有完全开展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二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减少了对农村建设资金的供应。在管理体制上,上收贷款审批权;在业务发展上,重点开发城市优良客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公司客户,直接导致了对农业经济投入的逐步减少,同时,融资额度对个体农民来说相对过小,难以满足建房等大宗支出需求。三是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支持农村建设乏力,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发展所需金融服务。但由于农村信用社筹措资金难,技术力量薄弱,电子化程度低,结算手段落后,人员素质偏低,难以满足经济日益发展对金融服务方便快捷的需求,制约了农联社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力度。四是农民参保意识不强,农业保险发展相对缓慢。由于农业保险风险大,收益低,保险公司对开展此类业务的积极性不高,再加上农民对农业保险缺乏正确的认识,使得保险公司开办农村种植、养殖业等保险业务品种极少。同时农业政策性保险更是一片空白,导致农业防灾避险能力较弱,农业收益缺乏有力的保障,从而间接影响了信贷支持“三农”的积极性。五是农业贷款期限结构不合理。许多农民反映,农业贷款一般是3-6个月,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长短不一,林果业长达2-3年,鱼类养殖分为淡旺季,这样贷款期限的短期化就加重了农户还款难度。信用社今年虽然实施结息续借的办法来缓解农民的还款压力,但是它要求按季度结息,不能适应农民生产性融资的需求。
3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融资的支撑体系建设
当前的金融体制改革要注意合理引导、加强监督。针对发达地区应进一步规范商业性的信贷和非正式信贷服务,而对于落后地区要加大国家金融扶持的力度。关键在于全面分析区域差异对农户信贷的影响,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信贷政策。因此,应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是最佳选择。
3.1 构建符合农户融资特征的农村金融体系
分散农户自给半自给的简单再生产,自古就有规模小、周期长、风险大、商业化的正规金融难以进入的特点。当前的“农业”资金供给与“农户”需求目标不完全一致,国有商业银行难以与存在上述问题的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相适应,并不受其是否进行市场化改造的影响,所以历史上小农经济才天然、长期地与民间借贷相结合。非正式金融产生于纯粹的市场需求并受需求驱动,非正式金融活动是经济主体对其经济环境的一种市场反映,因此非正式金融活动可以渗透整个金融体系。因此,与农户融资需求特点相适应的农村金融机构,更多地应该符合区域性、小型化、草根性、非正式性等特点。
但是发展中国家非正式金融大多仍然是非法的,存在和运作于正式金融的夹缝中。因为缺乏政府官方的认同,非正式金融部门和市场通常被先验地认为是低效率和不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因此人们不是研究非正式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更多地是考虑如何通过立法和其他手段减少和消除非正式金融。其存在和发展的状况的实践表明,非正式金融对于发展中国家并非无足轻重,认为低效率和不符合经济需要的国家需要重新考虑。
3.2 改善农村信用环境
在地域广大、地形复杂,农户居住分散、资金需求规模小、还款能力低的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式金融机构往往会选择撤出农村市场、不能撤出的通常也会收缩其农贷业务,以规避风险、保证贷款安全,从而导致农村金融剩余外流。因此,要增强金融机构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就要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必须有效克服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作为一级基层组织,村委会的权威地位、组织能力、导向作用,都使其在促进信息对称、优化信用环境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村委会是具有本地信息的当地人,与农信社等不居住在村庄的外部放款人不同,可以近乎无成本地获得农户的各种信息。因此要想有效克服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必须发挥村委会在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配合金融机构的努力。同时,可以通过村委会来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增强农民合作能力,来解决农户依赖民间融资的现象,从而形成农户社会网络、增加农户社会资本。
创业融资活动中资金供需双方的交易困难有多种原因,其中创业计划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交易费用昂贵、信息不对称严重等表现较为突出。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互补的新的理论手段,解决了经济学者以契约设计为主线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创业融资现象的问题。通过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能够激发农民的公共精神与参与意识,提高村庄社会信任水平以及建立相互支持网络体系。制约各种社会网络发挥其作用的瓶颈是社会网络成员间的信任机制。因此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建立良好的信任和规范、在社会网络成员间扩大信任范围,对农民创业者至关重要。
3.3 提高农户自身积累能力
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建立和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体系,引导农民就业、创业。提供高质量的就业中介服务,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并规范多种形式的劳动力就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和咨询、职业介绍和培训、跟踪服务在内的社会性就业服务体系。实施农村“家电下乡”补贴政策,减少农户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的生活性融资,把资金更多地投入到生产领域。大力推广耐用消费品下乡的财政补贴政策,使农户融资更多地投入到生产领域。加大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农业开发性投入,降低农户农业经营性融资投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增加财政支农。家庭负担对农户融资发生率正向影响很大,大力推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公共事业发展。加大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公共财政投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3.4 建立农民融资联保机制
一是建立“公司+农户”的农户贷款抵押担保机制。农户利用土地、资金、养殖设施、生产设备和劳动力为龙头企业提供原料生产服务。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种苗、技术、信息、资金、收储、运输、销售等环节的系列化担保服务,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结合。二是建立小组联保贷款担保机制。组建贷款小组可以解决小额信贷机构与农户的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信用风险,通过农民自己相互选择,小组贷款中联保机制使得风险较低的借款者相互选择同种类型的伙伴,组建小组。在发生个人违约时,由小组成员共同承担责任,接受处罚。三是建立农户联保贷款抵押机制。农户联保贷款是指农民或社区居民依照《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联保贷款指引》(下称《联保指引》)组成联保小组,贷款人对联保小组成员发放的,并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贷款。理论及实践都表明,来自同伴的压力可以提高还款意愿,尤其在农村地区普遍重视社会舆论的地方,这种社会压力效果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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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面对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商业信托会计监管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建立健全有效的会计监督制度已成为商业信托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商业信托会计监管的角度，分析我国商业信托会计监管的现状与问题，是重构我国商业信托会计监管制度的有效途径。
由于缺乏孕育商业信托持续健康发展的 “土壤”我国商业信托的发展几经调整。为了有效防范信用风险，促进信托公司稳健经营，银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对商业信托的发展和监管工作一直非常重视，会计监管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产生，离不开高质量的会计规范，商业信托会计制度也应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如何从信托会计监管的角度出发，探究我国商业信托会计监管之路，目前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方面尚显得有些不足。
一、 我国商业信托会计监管的现状与分析
(一)会计监管的基础环境存在先天不足
从目前来看，商业信托公司尚存在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安排，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风险管理意识不强等根本性问题。尽管信托公司都已按照 《公司法》的要求，设置了完备的机构，规章制度也相对健全了，但 “形备而实未至”现象仍普遍存在，会计监管基础薄弱，导致少数信托公司忽视风险、违规使用信托资金 ，损害了整个信托行业的信誉。根据 COSO报告的 “五要素”理论，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的基础，监督是内部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控制环境如果出现问题，其余的都将是 “空中楼阁”。
(二)会计监管规范缺失，导致监管效率低下
经过若干次清理整顿以后，有关主管部快了信托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设 ，2000年以来，《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托投资公司监管的通知》、《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新 《企业会计准则》、《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相继出台，这些法规对于摒弃行业行政整顿的做法，加强法律监管，引导商业信托健康有序发展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从会计监管的角度立法则是近几年的事，发挥的作用尚有待实践的检验。
(三)会计监管主体的责权利不够明确
会计监管主体是会计监管行为的具体实施者，目前有人把会计监管的重任寄希望于信托公司会计人员，会计人员作为受聘于公司的内部管理人员之一主要对公司领导负责。尽管会计人员的监督作为会计监管体系的部分制度安排，具有重大的基础作用，但从性质上来讲 ，它仍然属于信托公司的内部 自我约束行为，会计人员监管的功能在逐步弱化，采取强化会计人员的监管职责来解决商业信托会计的违法违规问题，这一制度安排显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有人主张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应担负起信托公司会计监管的责任，但由于中介行业的激烈竞争，成本收益原则的制约，会计师事务所往往很难处理好经济利益与业务质量、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其会计监管作用也就大打折扣；至于政府有关监管部门则是会计监管规则的制订者和管理者，一般不直接参与信托公司会计监管，监管的权力较大，但责任不够明确。
(四)会计监管手段存在不足
会计信息化环境对商业信托会计监管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给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果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加强会计监管，就会大大提高会计监管的效率和质量。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管是政府监管部门还是会计师事务所都较多的采用现场监管的方式，委派专门人员进入被监管信托公司，进行实地会计检查，而较少采用先进的信息化监管手段，通过风险预警系统，对信托机构主要业务活动和关键会计指标进行全面、连续的实时监控，进而根据其存在的各种风险及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二、构建我国商业信托会计监管制度的设想
新制度经济学家中，舒尔茨、诺斯、青木昌彦等都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对制度进行了定义，他们表达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简单的讲，制度就是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的各种规则。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笔者从构建商业信托会计监管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在构建商业信托会计监管的正式制度方面
正式制度又叫正式规则或硬制度，指的是某些人或组织自觉和有意识地制订的各项法律、法规、规则以及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签订的正式契约。 正式制度一旦形成，就要求人们必须遵守，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因此它就成为商业信托会计监管必不可少的工具了。正式制度可以从其他国家或地区借鉴学习，也可以根据本国具体情况酝酿形成，但其作用的真正发挥还必须依赖于社会认可以及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容。
1．构建由政府、社会中介机构、信托公司会计等多方合作的监管框架，在制度安排上，明确各监管主体的权力和责任
(1)政府有关监管部门主要负责制订规则，完善商业信托会计监管制度。通过制度来规范商业信托机构的会计行为，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对信托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抽查，同时负责监管为信托机构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实施对社会中介机构会计监督的再监督。
(2)要求具有一定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为商业信托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由于社会中介机构没有由直接经济利益所带来的会计监管动力，又与信托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关联，容易与信托公司之间形成“合谋”，因此要提高社会中介机构的准入门槛，让具有一定资质、能认真执行审计准则的中介机构参与商业信托公司的会计监管，避免让社会中介机构的审计成为一种与信托公司进行交易的例行公事。“乱世用重典”，对于违规的信托公司及协同舞弊的社会中介机构，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其违法成本。
(3)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等为主体的组织架构，明确各自的职责划分，保证相互之间独立运行、有效制衡，形成科学高效的决策、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强内部会计监管，依据《会计法》第四条的规定，强化单位负责人会计监管应负的主要责任，充分发挥信托公司监事会的作用，夯实商业信托稳步健康发展的基础。
2．继续梳理现有的法律法规，逐步形成系统性、前瞻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强的一系列会计监管制度
(1)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是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监管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的基本制度功能是允许资本雄厚、信誉良好的经营者进入信托行业，限制未来风险和制度风险。只有那些符合基本条件，通过严格审核程序的信托公司才具有经营信托业务的资格，并且对其经营权实行年度审核制，对违法、违规的信托公司，视其情节轻重实行程度不同的惩罚，直至退出商业信托行业。
(2)资产分开管理制度。即要求托管资产与公司的自有资产严格分离。资产分离制度的基本功能是在各信托参与方之间形成一种监督制衡机制，有效控制风险。在资产分开管理制度中，明确信托基金由外部保管人进行管理，这对于限制风险是非常必要的。通过资产分离，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持有信托基金，可以大大减少骗取和盗窃信托基金资产的机会，同时，通过拒绝执行信托基金管理人进行违规操作的指令，还可以强化保管人的谨慎监管意识。
(3)投资比例限制制度。投资比例限制制度，又叫投资组合制度，投资比例限制的目的是分散投资风险，降低风险、制度风险，要遵循谨慎性、安全性、流动性、风险分散性的原则，限制投资范围，合理确定流动性产品、固定收益类产品、权益类产品等之间的持有比例。
(4)信息披露制度。由于在竞争型、投资运营型的信托基金运作模式下，社会公众需要获得尽可能详细的信息，以便做出合理的选择，因此信息披露制度成为一种运用越来越广泛的信托监管制度。对于整个信托投资监管体制来言，信息披露要求是监管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要不断加强和规范财务会计报告披露，在格式、内容上作出相应的具体规定。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将信托管理公司置于社会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防止信托管理公司违法、违规操作损害信托基金所有人和受益人的利益。
目前，要以2008年信托机构全面执行新会计准则为契机， 加强会计监管。全面执行新会计准则有利于客观地反映信托公司的经营状况，切实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和可比性，增加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完善风险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便于包括委托人、受益人和监管当局等信托关联方对信托公司的了解，增进对信托公司乃至信托业的信任。对监管者来说，统一、高质量的会计标准有利于其分析、评估同质同类信托机构的风险状况，并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手段，强化风险监管的有效性。
(二)在构建商业信托会计监管的非正式制度方面
非正式制度是指对人的行为不成文的限制，是与正式制度相对的一个概念，通常被理解为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依赖人们主观意志的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如社会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文化传统、习惯习俗、意识形态等。 非正式制度对于商业信托会计监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在短期难以内化为自己制度的一部分。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是非强制性的，必须借助于正式制度的支持，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仍然是加强会计监管的基础与关键，并且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的存在，其根源就在于非正式制度的缺失。为此需要从以面几方面构建商业信托会计监管的非正式制度：
1．加强会计监管文化的建设
我国是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国家，非正式制度资源丰富，其中的监管文化演进所形成的行为规范对监管行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在信托公司内部弘扬会计监管和制衡的文化，努力发挥会计监管对改善经营管理的促进性作用，在信托公司外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平等和信任的文化，逐步形成广泛的信任机制和平等的文化氛围，充分发挥监管者的积极作用。
2．发挥商业信托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 自律监管
行业协会往往能站在信托公司的角度，与被监管者之间形成一个平等对话的机制，疏通信息沟通的渠道，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避免把信托监管变成信托管制。通过信托行业协会进行行业规范管理，协调行业内部矛盾，加强行业自律监管，制定好自律规则和执业标准，发挥惩戒作用，促进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宣传信托市场和信托产品，引导业务创新。
3．加强诚信教育，形成一个 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
道德是一种社会控制力量，是社会秩序最根本的维系者。诚信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要不断加强对信托会计人员的诚信教育，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对其他会计监管者的道德观念科学引导，帮助他们树立责任意识。当然，要认识到诚信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既要进行正面引导教育，也要善于利用发生的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帮助会计监管人员树立诚信观念，更新业务知识，从而使会计行为法制化、规范化，提高商业信托会计信息质量，更好的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总之，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正式制度不尽完善，但在构建我国商业信托会计监管制度过程中，不能生硬的照搬西方的正式制度来监管，这样 “移植”的西方模式必然失效，所谓 “橘生于西为橘，橘生于东则为枳”。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多管齐下，实行严格的多层次会计监管模式，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此外，在监管过程中还要不断创新监管工具，用计算机及其信息技术不断完善会计监管手段。比如，可以将信托公司的会计及其它管理信息通过网络浏览器与监管部门、会计师事务所、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建立连接，从而让会计管理软件产生的信息在规定的访问权限内，让公司外部的人员使用，加强对信托公司业务的动态监控。
注释 ：
① 投资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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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226—227．
[4]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28．
[5]国彦兵，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53．_54．
第4篇：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
句子的衔接，实际上是语言表达上连贯的要求，它要求一个语段的各个句子之间，或是一个复句的各个分句之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接得上、扣得紧，使全文脉络清晰，文气顺畅，准确而又完整。句子的衔接，能综合检测出学生语言运用中的各项能力。因此，它在各种考试特别在高考中颇受命题者青睐。
方法指导
句子衔接题由两部分组成，即题干项和衔接项。不管何种类型的衔接题，首要的也是必须的即分析理解题干项，把握题干项与衔接项之间的关系，是解答此类题的突破口。实际上，题干项就是衔接题的“语境”（即上下文）。阅读能力较强的学生，凭其较好的“语感”（即对语言的一种特殊感知能力），也是可以轻松作答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技巧，衔接题亦如此。若思路对，则可以迎刃而解；若思路不对，则事倍而功半，甚至无功而返。
一、 语意是否相连。语意的连贯，是指上下文在语意上关系密切，相互呼应。针对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在把握句子整体意义的基础上，把握关键词、关键句来解答衔接题，如话题的统一、观点与材料的关系等。如2010年高考全国卷Ⅱ第4题：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
在21世纪的今天，正确对待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结果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① 有的国家希望做到“天人合一”
② 人类衣食住行所需的一切资料都取自大自然
③ 有的国家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态度是“征服自然”
④ 然而，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它是会报复的
⑤ 他们把大自然看作伙伴，可惜他们的行动没能跟上
⑥ 从表面上看，大自然真的被他们征服了
A． ②③①④⑤⑥B． ②③⑥④①⑤C． ③①⑤②④⑥D． ③④②①⑥⑤
【解析】本题重点考查考生语言表达连贯的能力。第②句意在阐述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与横线前一句的语意一致，由此可排除C、D两项。而第③句说的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态度――征服，第⑥句说的是从表面上看，大自然真的被征服了，由此可知③⑥句的语意一致，应紧密相连，所以排除A项。据此，可得出正确答案。
【答案】 B
二、 事理是否相承。句子衔接首先是意思表达要符合客观事理，合乎思维规律，即合乎逻辑，否则上下句在事理上就会出现“裂痕”，衔接不上。分句间的逻辑关系常有：转折、因果、条件、递进、并列、总分、大小、轻重、快慢、多寡等。如2010年高考全国卷Ⅱ第19题：在下面文字的画线处填上适当的关联词语，使整个段落语意连贯，层次清楚，逻辑严密。
人们都知道爱因斯坦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相对论学说， ① 很少有人确切地了解这种理论。跟我们所熟知的经典物理学相比，相对论学说中有关新概念的表述充满了数学公式和演算， ② 目前常见的有关相对论的科普书籍一涉及重要概念， ③ 在表达上或含糊不清，或繁琐难懂。 ④ 这也不能全怪那些作者， ⑤ 用非数学语言表述那些新概念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答：① _________②_________③_________④_________⑤_________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语言表达连贯的能力。解答这类题目可先纵观整个语段，基本确定前后句的关系，如第一个空格前面说“都知道”，后面又说“很少有人确切地了解”，可见两句之间应是转折关系。第二个空格的前面陈述原因，后面又说的是结果，此处用“以致”较为恰当。
【答案】① 但是；② 以致；③ 就；④ 其实；⑤ 因为。（如有其他答案，只要能正确表达逻辑语义关系亦可）
三、 结构是否相应。语句间的相应，包括答句与问句间的照应、上下句词语间的照应、前后句式间的照应等。
在设问句中，前句提出问题，后句便要求作出正确的回答。有的问句一连提出两个问题，便要同时兼顾两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如果答非所问或者一概否定、一概肯定，都会造成语句的不连贯。如2010年高考全国新课标卷第16题：下面是关于“感恩教育”的评论文章中的一段文字。请根据上下文，补写画线处的内容。要求紧扣主题，语意连贯，表达明确，每处不超过15个字。
近年来，不少学校开展的感恩教育活动都要求学生给父母洗一次脚。这引发了有关人士的质疑： ①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知恩图报是我们的传统美德。 ② 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考虑学生的年龄以及生理与心理的差异和特点，只是简单地采取 ③ ，恐怕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④ 。感恩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且涉及到很多方面，它需要 ⑤ 。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语言表达连贯的能力。① 处要注意前面的“质疑”一词，“质疑”什么？当然是将感恩片面地理解为给父母洗脚。② 什么“无疑是正确的”呢？根据前一句话，是说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这是从大处来说，结合这一语段的主要内容，就是指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了。③ “简单地”是指做法，“不少学校”都这样，感恩教育模式化了。④ 要注意前有“不但”，后面可接递进关系或跟上文意思相反或出乎预料的语句。⑤ 既然感恩教育“涉及到很多方面”，单靠学校一方就很难做得很好，需要各方一起努力。
【答案】① 难道感恩就只是给父母洗脚吗？② 学校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 ③ “一刀切”的模式 ④ 反而会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 ⑤ 学校、家长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四、 主语是否相同。句子的主语协调一致，是保持语句连贯的重要技巧。作为陈述对象的主语若一致，则语段的陈述话题、说明中心、议论角度也就相应一致了。如2010年高考北京卷第5题：下列依次在①②③处填入的词语和句子，语意和衔接都最恰当的一项是（）
白莲水库是群山中的一座大型水库。最大的一条渠道通向山脚下是我百联浦 ① 着那里的苍生万物。白莲水库的水是绿蓝绿蓝的， ② ，触须沿途四散， ③ 着白莲浦方圆几十里的农田。
A． ① 滋养② 流到渠里就一路变成白色游龙③ 浸润
B． ① 养育② 变成白色游龙就一路流到渠里③ 浸渍
C． ① 养育② 流到渠里就一路变成白色游龙③ 浸润
D． ① 滋养② 变成白色游龙就一路流到渠里③ 浸渍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正确运用实词和语言表达连贯的能力。滋养/养育：滋养，供给养分；养育，抚养和教育。二者使用对象不同。题目中陈述的对象是干渠和苍生万物的关系，据此应选滋养。浸润/浸渍：浸润，滋润；浸渍，用液体泡。二者的感彩不同，前者多有赞美之意，和原文色彩一致。“流到渠里就一路变成白色游龙”，其中“白色游龙”作下文的主语，和下文衔接紧密。
【答案】 A
五、 语境是否相符。对于写景复句或语段，要注意语境因素，分析景物、情调、写法的特点。景物，有远近、动静的不同；色彩，有鲜明、暗淡的区别；气氛，有热烈、冷清之分；视角，有高低、俯仰之异。如果不注意这些差别，就不容易辨别选项的正误。如2010年高考湖南卷第5题：下列选项中的诗句填入《到京师》一诗画线处，恰当的一项是（）
城雪初消荠菜生，角门深巷少行人。_________，此是春来第一声。
A． 落红满地乳鸦啼 B. 柳梢听得黄鹂语
C． 春山一路鸟空啼 D. 楼阁新成花欲语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语言表达连贯、得体、准确的能力。首先，我们应该把握《到京师》一诗的内容及其意境。通过诗歌中的相关信息“城雪初消荠菜生”（早春）“深巷少行人”（地点）“第一声”（声音）可知，A项中“落红满地”不合早春的意境特点，C项中的“春山一路”不合“深巷”的地点要求，D项不合整首诗的意境。
【答案】 B
直通考场
1． 在下面文字的画线处填上适当的关联词语，使整个段落语意连贯，层次清楚，逻辑严密。
对现实生活没有介入，不能把握现实，文学 ① 注定软弱无力。 ② 从现实中挖掘素材，从人民大众的生活里发现灵感， ③ 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将文学高高置于象牙塔上，悬空于大地之上，让人民大众可望而不可即，换来的 ④ 是文学的危机。 ⑤ 抱怨客观环境的各种冲击， ⑥ 踏踏实实地放平双脚，走进现实，去体验人民大众的生活，为文学赋予血肉。
答：①_________②_________③_________④_________ ⑤_________ ⑥_________
2． 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
金融危机曾经对劳动密集的文化产品制造业冲击较大，为内容服务的文化产业门类，如广告、会展等产业，也受到较大影响。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如电影、互联网、动漫游戏等内容行业在2009年呈现逆势上扬的“全线飘红”局面
② 动漫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票房超过1亿元，在整个收入结构中票房和播出收入只占30%
③ 产业文化得到了市场认可和完美演绎
④ 70%来自衍生产品的授权
⑤ 创意产业带来的增值效应非常明显
⑥ 而内容主导型文化产业受危机影响最小
A． ②④③⑥①⑤B. ②⑤⑥③④①C. ⑥⑤④②③①D. ⑥①②④⑤③
3． 下面是关于“收藏心理”的评论文章中的一段文字。请根据上下文，补写画线处的内容。要求紧扣主题，语意连贯，表达明确，每处不超过15个字。
还有一些人士置学术界的提醒、舆论界的告诫于不顾，他们不仅不反躬自问， ① ，而是走向极端，一意孤行，有的 ② ，指责专家不懂，指责学者霸道。 ③ 。的确，在他们的家里、公司里、集团里，他们是说话算数的， ④ ，任何人的藏品只要公之于世，就要有真凭实据，最好的证明是你出手有人接盘，你展示有人叫好，真金白银是现实铁证，学术定评是历史丰碑。遗憾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在此间不成立。 ⑤ ，既在于收藏多行于私下，藏品多归于密室，隐而不显导致一些人士的固执为他人所不知，一些人士的极端为社会所不晓，一些人士血本无归尚不自知且执迷不悟。
4． 下列依次在①②③处填入的词语和句子，语意和衔接都最恰当的一项是（）
听证会虽然是一种较为 ① 的公众参与形式，但是其运行成本较高、效率较低的特点也决定其并不 ② 大范围广泛采用，相反， ③ 。政府可以自行也可以通过社会调查公司、网络公司对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解，并提供政府参考，关键是这种参与的过程也应公开进行。
A． ① 正式 ② 适用 ③ 网络留言等多种非正式的公众参与的形式应大力推广
B． ① 正式 ② 适合 ③ 网络留言等多种非正式的公众参与的形式应大力推广
C． ① 庄严 ② 适合 ③ 应大力推广网络留言等多种非正式的公众参与的形式
D． ① 庄严 ② 适用 ③ 应大力推广网络留言等多种非正式的公众参与的形式
5． 下列选项中的诗句填入《仲夏雨》一诗画线处，恰当的一项是（）
雨来先轰三两声，雨去云开万物明。放眼地天连接处，_________。
A． 绿柳才黄半未匀 B. 窗前耿耿一灯残
C． 满目葱茏入画屏 D. 抱膝灯前影伴身
6． 依次填入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的语句，衔接最恰当的一组是（）
回望59年前，首次参加亚运会的489名运动员很少能有世界级的表现，如今，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为亚洲体育争得属于自己的荣誉。
① 中日韩三国同时进入奥运金牌榜的前10名
② 韩国和日本分列金牌榜第七和第八位
③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除了中国代表团位居金牌榜首位之外
④ 亚运赛场上的很多较量已经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平
⑤ 随着亚洲竞技水平的整体提高
⑥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亚运会视为练兵场，将目光投向世界赛场
A． ④⑤⑥③②①B. ④②⑤⑥①③C. ⑤④③①②⑥D. ⑤③④⑥②①
第5篇：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网络背景下的社会谣言在传播途径、传播速度以及传播范围上呈现出新的特征。如果社会谣言得不到及时控制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和社会动荡不安。采取有效社会手段控制社会谣言，意义重大。
一
社会谣言不是针对某个在社会上“无关紧要”的个人私生活或个人事务所产生的谣言，“而是关于社会的某个公共事务所产生的谣言（陈新汉，1996：53）”。社会谣言与闲话、宣传和公众舆论一样，是一种人们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并且是一种非正式的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就其本身而言，社会谣言是一种初级集体行为的表现形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信息内容的社会性指向、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信息的虚假性以及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等。
1．信息内容的社会性指向
从对社会谣言的界定可以看出，社会谣言指向的是社会公共事务，而非“无关紧要”的个人事务。这里“无关紧要”十分重要，它表述的是一种事务的“社会性”，事务如果是“无关紧要”，就不能引起公众的“共鸣”，就不会产生社会影响。
事务是否“无关紧要”则有赖于社会情境（[美]戴维·波普诺，1999：606）。一项针对个人私事务的谣言，当特定的社会情境存在时，其谣言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特定的社会情境往往会使个人事务变得“有关紧要”，获得社会性，从而完成个人谣言向社会谣言的转化，如在2003年“非典”时期，在这个特殊的社会情境下，针对所谓中国“非典”首例感染者黄杏初失踪之谜的传闻，看似个人谣言，表达的也是黄杏初个人的事务，其实质上却已经是一个社会谣言了，因为在“非典”这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下，被人们认为是“首例”非典患者的黄杏初已经不是“无关紧要”了。
2．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
社会学集群与行为理论从群体共享信息的视角来解析社会谣言，认为社会谣言是一种“非体制产物”，是一种“最无组织性的信息共享方式”（[美]戴维·波普诺，1999：604）。“无组织性”就是指非官方性，就是指非正式。许多研究谣言的社会学家和传播学专家在给谣言定义时也强调了谣言的非正式性。如法国的卡普费雷认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法]卡普费雷，1991：18）。”墨菲则把谣言定义为“在人与人之间非正式地、通常是口头传播的未经证实的消息（[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社会谣言的非正式性不仅表现在信息共享方式上，而且还可以从社会谣言所传播内容来源的非官方性上得到体现。陈新汉认为“社会谣言就其内容来源来说，是非官方性的；就其传播渠道来说是非非大众传播性的，甚至是非法的地下性的（陈新汉，1996：55）。”在这里，我无意对各自有关谣言定义本身作详细评价，但是有一点却是它们所共同的，即他们都指出了谣言的“非正式性”。
3．信息的虚假性
社会学将谣言与“小道消息”一起视为传闻的两种形式。谣言作为传闻的一种形式，与小道消息不同的是，“小道消息”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而谣言则总是假的。社会谣言特有的产生机制，注定它从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具有虚假性。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认为“删减、强调和同化”是社会谣言流传的三个主要环节（陈新汉，1996：53）。
在“删减”环节，事件的大部分细节被忽略或简化了，社会谣言所依赖的信息从一开始就被大大删减了。传播者或断章取义，或遗漏信息，使得整个事件变得越来越简略而失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息被删减或简略的现象呢？如果我们排除删减者主观故意因素，那么心理学所强调的“遗忘规律”乃是主要原因。在“强调”环节，传播者总是对那些符合自己兴趣、利益和需要的内容比较重视，印象也较为深刻，因此这些信息在再次传播中往往会被传播者重点渲染和故意扩张，客观上起到了强调某些信息的作用。在“同化”环节，此时，“所有的细节都溶入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将各种说法同化和演变为相互高度吻合的一体（陈新汉，1996：53）。”此时，经过“删减、强调和同化”产生的“高度吻合”的统一体，与最初的信息源相比，可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也就是说，这个“高度吻合”的统一体所包含信息的虚假性也大为增加。
那么公众在传播社会信息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删减、强调和同化”呢？陈新汉认为“共鸣”是始作蛹者，“关于某个社会现象的信息在流传过程中之所以大部分细节被忽略，是因为它们不能引起共鸣；而某些细节在流传过程中被强调和夸张，是产生于要使别人发生共鸣从而需要加强说服力所至；而同化和产生’完善的形式’，是传者和受传者之间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共鸣，从而在受传者意识中所产生的结果（陈新汉，1996：54）。”“共鸣”，包括利益共鸣和情绪共鸣，当某种与自己利益愿望和自身情绪需要相一致的社会谣言出现时，人们总是抱着极度关切的态度来加以肯定性评判，这个过程本身推动了社会谣言的产生，促进了社会谣言的生长，扩大了社会谣言的传播范围，加快了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
研究表明，社会谣言特有的使人感兴趣的话题和听起来“很有道理”是其主要原因。研究“都市传奇”的美国社会学家詹·哈罗德·布伦凡特（Jan Harold Brunvand）认为，“虽然细致的考察能豪无例外地发现这些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这类传闻听起来却“很有道理”（[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社会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对其真实性和逻辑性往往提供某种了“有力”的证明，比如说“据某人亲眼所见”、“据某权威人士所言”。我们以发生在江苏南京郊县的社会谣言“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为例，在科技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由于对瘟疫，诸如鼠疫等疾患的恐惧，并最终在想象中成功地虚构了一个“瘟神”的形象，而放鞭炮就是流传于民间驱赶“瘟神”的一种好方法，在今天农村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建房上正樑要放鞭炮驱赶“鬼神”的习俗。当“非典”疫情袭来，当人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疾病，一个暂时没有特殊药物治疗的疾病的时候，深睡在人们内心文化角落的恐惧又一次被唤醒，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法与这种恐惧情绪最终影响了人们对信息的社会评价。
4．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
社会谣言往往“被说成是发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的真实故事（[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它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某种媒体进行传播。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传授防非典秘方”一事，由于它的信息传播链是由亲朋好友组成的，因而信息的信度也由此得到了强化。
2003年5月份，当此谣言在南京郊县盛传的时候，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刚出生的婴儿会讲话，并传授防’非典’秘方一事，你们看到了吗？”回答是：“没有亲眼看见，我们是听朋友讲的”，“某某亲戚打电话告诉我的，等等。”在这里，这种以亲友为主信的息传播链获得了初级社会群体的性质，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强化了信息的信度，当然，在信息时代，亲友间“面对面的交流”既可以是面对面直接互动，也可以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短信方式的间接互动交流。
二
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已不仅仅是一种全球性信息技术系统，而是发展成为“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其物资基础，以发送和接受信息为核心，以反映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包括人类网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等在内的文化形态。(董娅，2006：333)”
1．新颖的传播渠道
信息时代，“道听途说、耳语相传”已不仅仅是社会谣言传播的唯一渠道，“第四媒体”和“第五媒体”成为社会谣言传播的新选择。所谓第四媒体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传送文字、声音和图像的信息传播工具。所谓第五媒体是指基于手机平台的短信发送。在信息时代，利用以上两种新传媒流传社会谣言的案例越来越多。在2003年“非典”时期，各种人群利用互联网平台散布社会谣言的案例十分普遍，令人难以统计，一时间，有关此类报道也是经常可见，如“女大学生网上扰民心：沈阳破获首例非典谣言案”（谢诗建等，《沈阳今报》，2003.5.1）；“两名女研究生网上散布非典谣言被处以行政警告”（《楚天金报》2003.5.1）“转发’非典’谣言短信息，一农民被拘15天”（《中华网》2003.4.27）等等。今天，社会谣言在传播途径上已经突破了“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开辟了新颍的传播渠道。
2．瞬间的传播速度
克兰兹伯格第一定律认为“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美]曼纽尔·卡斯特，2001：90）”，信息技术革命在推动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谣言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温床。与传统社会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相比，社会谣言在信息时代获得了“瞬间的传播速度”，也就是说几乎达到了异地“同步”。如发生在2003年“非典”时期的广东第二次抢购风波，前后仅花一天时间，谣言就已传遍广东全省主要城市，“2月12日上午，肇庆、清远出现购盐人潮，其中清远最为突出；中午12时后抢购风迅速蔓延至江门、湛江、澄海、汕尾等城市，之后扩展到抢购大米、食用油、调味品；傍晚时分，抢购风波及深圳、珠海、东莞等珠三角大城市；傍晚6时后，广州卷入抢购风波（李香平，2003：15）。”社会谣言的这种传播速度是传统社会所难以想象的。
3．“全球”的传播范围
受众的全球性是第四媒体的主要属性，互联网技术在传播领域的革命性作用，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便于信息复制和传送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信息的共享方式，“文字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时空感，跨地域的沟通成为可能，但是这种跨地域带有’时滞’。第四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地域限制，结束了这种’时滞’障碍，实现了’实时同步’，即所谓超时空性（方益波，2001：34）”。第四媒体以其“多终端、超链接、跨媒体、多平台（蒋亚平，2002）”的特点，实现了信息在网络环境中的全面开放，只要点击鼠标，人们就可以实时获得任何连网电脑上的共享信息资源，当然也包括社会谣言。
三
社会谣言误导公众，使人们在最渴望了解某种信息的时候，却获得了虚假信息，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社会谣言得不到及时控制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和社会动荡不安。
1．由权威来公开权威信息
从信息角度分析为什么社会谣言得以产生与流传的原因时，社会学给出了两个原因，首先社会谣言所传递的信息必须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无论这种信息是否真实；其次，公众对该类信息“缺乏足够的来自权威方的正式信息”。我认为这两个条件的同时满足对于社会谣言的发生十分重要，如果该谣言不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它的传递也将受到阻碍，而正因为社会谣言所依赖的信息是一个大家所关注的，并迫切希望了解的公众性问题，且对这个问题又缺乏权威信息，社会谣言才得以产生，并在流传中得以丰富。其中，“权威信息”尤显重要，由于社会变迁，和过去经常由于信息匮乏而导致社会谣言不同的是，“如今信息时代市民的信息源其实非常多，但市民接受信息的渠道越多，越容易出现误传、谣传，这时，就更需要政府迅速及时地利用传统媒体发挥它的权威性（李香平，2003：18）。”
显然，只要我们去除以上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社会谣言就无法生存了。“大家关心的问题”是无法去除，那么我们就只有去除第二个条件。既然“缺乏足够的来自权威方的正式信息”是社会谣言产生的条件，何不给予公众以足够丰富的权威信息呢？这是控制社会谣言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如2003年“非典”时期，当广东出现第二次抢购食盐和粮食风波的时候，政府（权威部门）及时介入，并以“新闻会”和“主流媒体”（官方权威媒体）介入的方式，“广东备有百日盐半年粮”的权威信息，使社会谣言得到了及时的控制。正可谓“百姓知情，天下太平”。令人高兴的是，在“非典”后时期，我国政府正从机制上逐步探索并建立和完善一套面对公众的信息制度。该项举措开辟了一条公众分享政府权威信息的有效渠道，也必将有助于对社会谣言的控制。
2．及时辟谣，将谣言控制在脱离控制之前
谣言的生命力在于流传，社会谣言发生的本身也包含着流传，在社会谣言面前的沉默往往被理解为是对谣言内容的默认，因此及时辟谣、阻断社会谣言流传就不失为一个控制的好方法。“在谣言一出现时就进行辟谣，一旦谣言发生了效果，再来辟谣就会增加难度，就象在人们心目中已有的偏见一样。有时辟谣反而会增强人们的回忆，结果愈描愈黑，起到加强谣言的效果（邓东蕙，1993：408）”。从发生在我国“非典”时期的几则社会谣言的有效控制来看，政府（权威）及时辟谣，将谣言控制在脱离控制之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当江苏南京郊县出现“放鞭炮就可以防治’非典’”的社会谣言时，南京市收视率较高的权威媒体“南京零距离”及时辟谣，阻断流传。其它诸如对“北京封城”、“广东抢购盐米”、“某某城市又出现’非典’病人多少多少例”等等社会谣言，政府也采取及时辟谣的方法，使得这些社会谣言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及时消除了这些社会谣言给社会秩序带来的不良影响。
3．注重心理疏导，提高公众的信息认知能力
社会谣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情境及一个社会的信息机制等，也有公众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公众的心理因素、知识水平和信息分析能力等。经验研究表明，社会谣言多发生在“突发事件”后，如自然灾害（地震、“非典”）和重大社会事件（金融危机、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因此，注重对公众的心理疏导，提高其面对突发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避免过度的恐慌就尤显重要。
另外，针对许多个案的研究表明，社会谣言的流传是受一定阶层和区域限制的，也就是说社会谣言总是在它适合的群体和地区内流传。如“都市传奇”的流传范围只是在都市，而非乡村，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微波炉的农民来说，他绝不会去传递“微波炉里的狗”的谣传的。而相反，有一些社会谣言则多发生在乡村，如“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由于农民受自身知识水平和信息判别能力的限制，此类在城市居民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事，只有在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中才得以传播。为此，社会要根据不同的群体和地区开展不同的宣传和教育，教育人们有效使用信息，提高公众的信息判别能力。
4．重拳出击，依法严厉打击制谣、传谣者
社会谣言是一种“反权力”（陈新汉，1996：55），仔细分析该命题，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解释。首先是主观角度，即制谣和传谣者主观带有不良的动机，他们或为报复社会、或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制造和传播社会谣言，对于此类问题的处理，就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严惩。其次是客观角度，即制谣、传谣者本身虽然不是出于反社会的目的，但是社会谣言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却是“反权力”的，如“非典”时期出现在互联网上的社会谣言，其制谣者的真正目的是“吸引眼球”，提高点击率，但是对那些虽无主观恶意，而在客观上却已经扰乱了社会秩序的制谣、传谣者来说，理应受到惩罚。2003年“非典”时期，仅四至五月不足一月的时间内，“北京、广东、河北等17个省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借非典问题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制造传播非典谣言案件107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治安拘留33人，罚款20人，行政警告25人，批评教育24人（《中国新闻网》，2003.5.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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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歧视；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95-03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国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面临考验。大学生们不仅受到就业机会有限的巨大压力，还要面对就业歧视大量存在的现实。就业歧视现象侵犯了大学生的平等权，对社会和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学者们分析这一问题多从社会学角度，我们将采用法经济学的方法进行分析，需要提出的是我们主要采用的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一、大学生就业歧视成因的法经济学分析
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通常决定了其招聘的取舍。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认为人类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面，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假定人是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经济人，但这种理论只是讲人类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而现实中人们往往还追求非财富的最大化，因而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这种假定进行了批判并作出修正，“诺思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了更加复杂的、更接近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们往往要在财富和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1]制度的存在意义之一就是禁止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虽然社会道义要求企业对大学生一视同仁，但是企业毕竟受利益的驱动，招聘谁决定于谁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例如情形比较严重的男女性别歧视。女大学生就业受到歧视，原因在于男女生的诸多差异造成用人单位不同的成本收益，雇佣男生其成本会低一些，收益会高一些，雇佣女生则往往会相反。雇佣女生增加的成本表现在一是女生投入工作的时间相对男生少一些。因为社会传统，女士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大量的家庭事务影响到女士投入工作的时间，当然这也是我们照顾女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工作方面对女士提出同样严格的要求是不公平的。二是女性往往比男性早退休，这样女性给用人单位创造的收益往往少一些，同时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用人单位为此要付出更多退休金等。再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女性生育给用人单位造成了一定的负担。女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到了生育年龄，其怀孕阶段，工作状况要受到一定的影响。在生育和哺育阶段，即使女性脱离工作岗位，用人单位仍然要负担工资及其他福利。因为上述种种原因，用人单位更喜欢招聘男生。
人的有限理性和交易费用的存在导致某些用人单位简单的选择方式。用人单位简单地用性别、地域等简单的标准将一些大学生排除在外，而不仔细考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种做法跟人的理性有限有关，人的有限理性导致交易成本的存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即人们对各种可选方案完全了解，无所不知地最大化他们的既定目标。新制度经济学家否定了这一假设，用“有限理性”的概念代替了“完全理性”概念。“有限理性”概念最早由西蒙提出，是指决策者在认识方面要受到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限制。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继承了这一概念，他认为思维是一种稀缺资源，思维的专业化必然产生经济的结果，由此导致理性的有限性。人之所以只具有有限理性，主要是人往往只能获得有限的信息，而信息之所以有限，则是因为获取信息是需要成本的。“完全理性”是指对所有可选择的方案进行了充分的了解，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获取不同方案的信息所需要的资源和时间却十分稀缺和昂贵，所以不可能无休止的收集信息。信息成本是使人从一无所知到无所不知的成本，而极少有交易者可以承担起这种成本，正是因为这种成本的高昂，所以我们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的无知。在获得信息问题上还存在一个信息悖论，因为人们在获得信息之前不可能了解获得某类信息的预期成本和收益，所以不可能从尚未到手的知识中获得最大化的净收益。新制度经济学用“有限理性”代替“完全理性”使其理论更具有了解释力。交易成本或说交易费用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成本概念源于1937年科斯发表的关于企业的论文。他认为企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将一部分外在成本内在化，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一般是指进行交易所需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执行成本等各种成本的总称。宽泛的交易成本概念还包括制度建立、改变、自身运行的费用。本文只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交易是零成本的，并在这种假设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新制度经济学摈弃了这一不符合现实的假设，认为交易成本是存在的，而且有时是巨大的，影响着主体作出决策；在原先零交易成本环境下可以实现的市场均衡在正交易成本环境之下将无法实现；在零交易成本下产权制度或说法律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但在正成本交易下则变得至关重要，交易成本的存在是产权制度或说法律制度产生的原因。因为用人单位了解一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费用，这些时间和费用就是交易成本，用人企业往往倾向于采用低成本的简单排斥的方式来选择人员。
二、大学生就业歧视对策的法经济学分析
如果要解决大学生就业歧视的问题，不能单靠社会公义的宣传，要靠实际的法律制度。除了运用道德这种内在制度还要依靠法律这种外在制度。制度框架的拓展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有助于我们防止难于预见的行为，也可以避免机会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把制度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它体现着过去曾有益于人类的各种解决办法。其例子即有习惯、伦理规范、良好礼貌和商业习俗，也有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的自然法。违反内在制度通常会受到共同体成员的非正式惩罚。”[2]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得出道德属于内在制度。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要讲真话这个例子。这种道德的起源与说谎会给人误导，增加别人的成本和破坏信任有关。勿讲假话是通过将说谎违规的人排除在社会交往之外这种方式实现的，这是一种非正式的但并不是没有效果的方式。内在制度可以分为非正式的内在制度和正式的内在制度，其标准是遵守监督情况和违规惩罚方式。非正式内在制度不会受到特定组织的惩罚，但是会受到非正式的惩戒。属于非正式内在制度的有习惯、风俗和道德。比如在中国市场上用“斤”这种计量单位来进行交易，这是人们长期形成的习惯，人们出于一种自利的动机会自觉的遵守这种规则；因为人们不遵守这一规则，就可能造成交易的不便，影响其收益，这是一种非正式的惩罚。正式的内在规则与非正式的内在规则不同，他们是通过正式的方式进行强制的，虽然这种规则也是经验产生的。如足球比赛的规则就是一种非正式的内在规则，这种规则不是通过国家机关来执行的，其执行是靠足球协会。一个俱乐部如果违反相关规则，就会受到足球协会的惩罚，甚至逐出竞赛。可见这种规则的惩罚的方式与执行方式是相当正式的。内在制度可以促进人们合作，减少成本，减少机会主义，促进人们准确预期，有助于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以讲诚信这一美德为例，如果人们普遍讲诚信，人们就可以放心的合作，而不用投入大量的成本去了解对方是否值得信赖，这样社会的交易成本就比较低。相反，如果社会上很少人讲诚信，大家就会不得不在合作前投入大量的成本去调查对方的诚信和能力，这样合作的成本就会很高，而且没有效率，因为了解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外在制度是指被特定的组织设计出来并依靠强制力来适用于社会的规则。这种规则是从上而下适用的，它的设立和执行都需要一批人员，这些人员通过法定的程序获得行为的合法性。法律是最典型的外在制度，它通过有权的组织和人员创设出来，并以强制力为后盾。法律是通过强制的方式施加到社会的，通常通过警察、监狱和法院等暴力机关来强制实施。
与内在制度相比，外在制度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外在制度的正式惩罚方式更具有威慑力。内在制度的惩罚方式是不设层次的，没有多少惩罚的种类，往往是一种惩罚方式，只是惩罚的轻重有别。而且因为惩罚的实施是自发的，所以很容易逃避，这样就导致内在制度的威慑力很有限。外在制度就不同，它由公权力具有者制定，并通过国家强制力实施。因为有警察、法院、检察院、监狱、军队等强制工具，违反者通常会被这些机构和人员追究责任。与内在制度不同，外在制度是有层次的，如刑罚可以分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类别，可以针对不同的犯罪情形做轻重不同的处罚。显然，外在制度的惩罚方式更具有威慑力，可以督促人们更好的遵守社会规则，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二是外在制度的惩罚更具有确定性。因为违反内在制度受到的是一种自发的惩罚，这种惩罚就难免会有失平等或公平。现实中某一明星做了有违道德的事情，往往因为其原来很受大众的喜爱而受到较弱的谴责，而类似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可能受到的舆论压力就要大得多。也就是说内在制度的惩罚难免带有偏见和倾向。而外在制度则不同，其处罚往往更具公平性。外在制度往往有一套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这种公平性。例如审级制度，如果当事人对下级法院的判决不服，可以向上级法院，通过这种多次的审判实现当事人受到公平的对待。再就是严格的程序也降低了偏见对审判的影响。三是外在制度更具明确性。内在制度如道德、习惯、风俗等往往含义比较模糊，缺乏明确的表述，因此其理解往往各不相同.外在制度则通常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其是通过特定的组织机构或特定的高素质人员通过严格的程序创制出来的，大多情况下具有文字形式，而且有专门解释这些规则的机构和人员，这就使这些外在制度很容易被了解，从而减轻了大众获取信息的负担。例如一个商人到某地去经商，当地有特殊的交易风俗和交易习惯，如果他不了解，他就很难去和当地的人们进行交易，而了解风俗习惯这些没有文字记录的规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需要耗费不少时间。如果这些风俗习惯被制定为成文法，这位商人就可以很轻松的了解当地的交易规则，这样交易的成本就降低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明确的规则不易被任意解释，从而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四是外在制度更能促进合作，避免囚徒困境。如果有第三方的保证，合同更容易达成。外在制度制定出来后，会有相应的机构而且往往是国家机构负责实施，这些国家机构就成了第三方，由国家机构充当第三方，通常更令人信赖，因而会促进合同的达成，避免了双方都受损的囚徒困境。五是外在制度可以防止排外和歧视。内在制度通常在熟人社会里能够很好的发挥作用。在一个熟人圈里，大家彼此比较了解，了解别人的能力状况和信用状况，这样交易的信息成本并不高。如果一个人违反了内在制度，因为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信息流通很快且流通的成本很低，那么他将受到这个熟人圈子的排斥，这就形成了一种威慑。这种例子并不少见，如中世纪在阿姆斯特丹、佛罗伦萨、威尼斯、纽伦堡等地的商人。因为大家比较熟悉，交易成本不高，因而大量交易可以促成。但是这个熟人网络人数是比较少的，如果人数很多，大家难以熟悉，内在规则就难以发挥作用了。因此，这个熟人网络在达到一定规模后，会排斥其他人员。因为这个原因，单靠内在规则不能无限度的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外在制度能防止歧视与排外，保障所有进入市场的人员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因而外在制度可以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大，持续促进经济的发展。
基于外在制度的优势，所以我们要进行适量的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明确和扩大就业歧视范围。二是明确规定法律责任和救济方式。三是在举证责任方面，实施举证责任倒置。四是设置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机构。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五是强化社会保障。在当前情况下，用人单位聘任少数民族学生、残疾人学生、女生等群体需要支出更多的成本，这些成本是由用人单位负担的，这样会导致用人单位不倾向于招聘这些群体，如果招聘了也有可能给予相对较低的工资待遇。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承担用人单位的成本。如解决歧视女大学生的问题，就必须强化生育保障制度。应该适当增加生育险的保障力度，依据用人单位女工作人员的数量给予足够的补贴，这些补贴由国家财政负担。当然这会增加政府的负担，目前政府财政状况良好，应该不是问题。补贴可以逐步增加，直到充抵掉用人单位多支出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聘用女大学生对其利润最大化不构成损害，又可以得到招聘公平的名声，必然会杜绝歧视。
参考文献：
第7篇：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
实习是一个过程，于我而言更是一种经历。过程意味着收获，收获知识、经验和友谊。经历意味着开始，开始新的职业生涯和人生征途！因此，有必要对其做一总结，温故知新，承前启后，为在建设银行三月有余之实习划上句号，也为新的起点夯实基础。
整个实习分为三个阶段：首月，在市分行会计部综合科和结算科，从阅读会计制度汇编和分析财务报表着手，重点了解建设银行会计基本制度，会计核算相关流程和运行模式，以及对公支付结算业务的基本制度和相关流程；次月，在渝中支行公司部和个银部，从了解各种主要资产和负债业务的流程出发，重点领会建行各项内控制度在具体业务流程设计中的体现和运用，尤其关注信贷业务流程和各个环节风险的控制措施；最后月余时间，分别在观音岩分理处和渝中支行营业部，通过对记帐、复核、交换、信贷、出纳、个人理财、银保、银证等柜台相关岗位业务的学习，更为直接的观察到各种业务的工作流程尤其会计核算，以及建行基层分支机构日常运营情况，更在成功转型的观音岩分理处体会到了有效的制度带来的秩序与效率。期间，还先后参加了局机关年中工作会议及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新会计准则、三大模块等方面的培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对银行监管工作有了初步的轮廓。
实习期间，次贷危机愈演愈烈，从“两房”托管到巨人雷曼轰然倒下，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正迅速席卷全球。虽然得益于银监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所倡导和指引的逆周期建设，使得我国银行金融体系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和对次贷危机的“免疫”。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无国界的国际环境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亦难完全独善其身：四大行投资次贷亏损，更值得担忧的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着迅速恶化的外部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运营环境骤然变差；当前，房地产业调整带来的信贷风险，实体经济下滑和宏观政策压缩利润空间都已经迫在眉睫，银行业经营风险不可小觑。张瑞敏的成功秘籍是“向失败学习、向成功学习、向竞争对手学习”，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面检查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镜子。因此，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银行监管如何失灵，以及如何提高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的思考就一直贯穿在实习过程中。
虽然关于此次金融动荡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例如超前消费的长期积累、金融领域激励制度的扭曲、金融创新领域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和欺诈、表外业务信息披露的不充分等等，但是各国监管当局没有阻止这些现象的产生和蔓延在我看来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一方面，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市场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风险。而监管体制没有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在过度相信市场自我监管能力的思维下，没有处理好安全和效率的平衡。监管机构不但没有在信息披露等方面加强风险防范，使得金融衍生品不但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而且也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督；而且缺乏对创新产品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可能引起系统风险性的产品的重视不够，没有深入分析和评估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可能给监管体系带来的隐患。另一方面，监管机构缺乏全面严格监管的激励，因为实施严格的风险管理程序会提高服从成本，从而降低本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同时使得一些金融机构可能将部分业务向某些监管宽松的地区转移（本人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规制、管制或者监管竞争，只不过研究是环境保护领域）。
在我国，银行业的资产约占全部金融资产的九成以上，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业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通过实习期间对国际上银行监管理论的新发展，次贷危机所暴露出来的国外银行监管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历史现状的学习，结合对建行内控制度，尤其是相关高风险业务的工作流程以及主要风险环节措施的了解；我意识到，当前银行监管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有必要予以改进和完善。首先，新的银行监管理念和技术的运用，虽然监管理念经历了从重市场准入管理到重持续性监管，重合规性监管到以风险监管为中心，重外部监管到强调银行内部控制，但是这些理念要在实践中得以有效运用尚需完善非现场监管技术、风险识别技术以及信用衍生品监管技术上。其次，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当前人行和银监在监管主体职责上存在不明确的地方。而随着金融控股公司，银保、银证以及外资银行进入，混业经营已经出现并必将成为金融业发展趋势，传统金融子市场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因此，跨部门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日趋重要，不同监管部门之间更好和更紧密地监管协调和合作势在必行。其三，提高信息供给质量。信息是决定监管有效性的关键，信息供给不足会产生监管的高成本和低效率，目前存在信息缺乏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和信息披露不统一（如会计制度的差异，是否上市），信息披露失真等现象。信息质量不高将直接影响直接监管，以及通过市场、中介组织和大众传媒等非正式渠道监管的有效性。第四，矫枉不能过正，也不能因噎废食。当前在次贷危机的阴影下人们更关注的是金融安全，但不能因此弱化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的盈利目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必须效率与稳定并重，在二者的平衡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次贷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强大自己和增强在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的机会。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化金融企业改革，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加强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加强金融体系核心竞争力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形成稳定的长远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在自身特色的企业愿景和企业文化，这是一家银行的成败和是否能够长生不衰的根本。
第8篇：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
因此，尽管上述两分法的划分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但是依旧是目前通行的划分标准，。当然上述划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学者提出把不同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发达的与落后的，然后再根据其中介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划分为发达的银行主导型或落后的银行主导型，或是发达的市场主导型或落后的市场主导型。但是发达与落后的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模糊的，因此这一划分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统放在银行主导型的代表模式——东亚区域内考察，会发现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统开始不适应东亚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某种障碍，这主要表现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迟迟无法推进；韩国等东亚各国经受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也积聚了高度的金融风险，金融制度的改革与转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每反思东亚金融系统的问题时，往往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中的制度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是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大量存在着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现象，在很多方面已经与现实经济的要求相严重脱离，因而当其可以集中经济资源的优势已经耗尽的时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而成为制约东亚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而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金融系统向市场主导型模式推进。不过从日韩改革的实践看，“美国式”的改革与转型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因而对于东亚区域内金融系统最终将向何种模式演变，是继续沿着目前这种自成一体的模式演化，还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靠拢还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这最终的演化结果注定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力量相互冲突协调的结果。不过从国际发展的趋势看，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经济领域中某种程度的全球制度趋同的确正在发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显然在目前占据了明显的上风。而从以往的国际经验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的确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经受了危机的考验。至于有人把东亚金融系统的危机完全归结于后发国家赶超战略的痼疾，笔者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美国也曾经是后发国家，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也是在经历了不断的危机与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两种系统都不是静止的、封闭的，而是变化的、开放的，就该种意义而言，冲突和趋同都体现在系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献评论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2000）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第9篇：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创意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除了依赖于系统组织内部各经济主体的互动作用和协同创新效应外，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促进其发展的外部动力要素，这些动力要素构成了促进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生态环境。政府应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体系，构建促进创意企业发展的政策性融资体系，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措施，为创意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适宜的生态环境。
一、创意产业集群的理论认知
创意产业是一种将人类的创意作为产业发展资源的新兴产业，主要包括设计、媒体服务、流行时尚、动漫艺术、古董收藏、新闻出版、软件开发与音乐表演等多个行业。创意产业将创意等智力因素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因素，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创意产业是以人为本、环保型、低消耗、高产出的新兴产业，是智能化、知识化的高附加值产业。它的出现，是知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地位日益增强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是一种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它对促进产业创新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创意产业依赖于网络组织生态系统而存在。创意产业集聚区组织生态系统是指由大量中小型创意企业集聚在一起所形成的旨在优化创意产品的制度结构，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便于集聚区内部的信息、人员交流和创意的产业化和商品化，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有利于促使产业区内部形成完整的业态并构成产业链，集聚区内的产业形成关联性后，可以产生共享效应和互生效应，可以获得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双重效果，而且集聚区的企业可以在竞争和合作中形成一种关联和互动效应，有利于集聚体内企业协同创新和保持不断持续发展的活力，也有利于区域竞争力的提高。
系统论认为，系统的功能是系统诸要素在一定的结构下形成的效应。功能表示了系统的行为特征，主要由系统的诸要素和内部结构所决定，系统功能是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与作用的能力，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出、输入关系，因此系统的功能是由要素结构、生态环境共同决定的。创意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是一种开放的组织系统，其创新发展是经济、文化、社会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系统组织结构
创意产业集群网络组织生态系统内部各个行为主体(创意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金融机构、政府及公共部门、中介组织等)在交互作用和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其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形成多维发散的网络结构。(信息、知识传递扩散的关键渠道)结成网络互动关系。创意产业的网络结构系统是多层次的，包括企业间正式的合作网络和非正式的虚拟的社会生产网络。企业间的正式合作网络不仅包括区内企业在设计、生产、技术开发、市场营销等创造价值的活动中，选择性与其他企业或行为主体所结成的稳定关系，如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合资、分包、战略同盟等结成的市场交易网络、供应商网络、分包商网络等，还包括企业与当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间结成的研发合作网络、服务支撑网络。在这种形式的网络中，传递的知识以编码化的知识为主要形式。非正式的虚拟的社会生产网络包括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包括企业内部各阶层的管理者、技术专家和生产工人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与大学人员和政府官员等非市场交易活动中建立的公共关系网络或者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关系是在非正式的交流与接触中、频繁交易或合作的过程中基于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相对比较稳定。这种网络形式能够更有效地传递和扩散隐含经验类知识，从而更有效地推动人力资本和知识产生的社会化过程，加速知识创新。创意产业集群的多层次的、形式高度发展的网络结构为创意产业提供公共设施和知识，并为其提供认同感和灵感来源。创意产业集群组织网络中创新活动的发生和完成是一个群体活动、分散决策的过程。当某一新观念、新技术或需求的信息在网络某一结点产生之后，就会沿关系链条在整个网络中传递、反馈、交互循环、反复流动。网络中创新的参与者特别是企业会依据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信息和技术进行分析、处理，作出创新决策，进行有效整合与配置，并通过网络扩散与外溢。在此过程中创新主体会根据此创新决策及时反应和协调，在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完成创新活动。
三、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生态环境
创意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除了依赖于系统组织体内部各经济主体的互动作用和协同创新效应外，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促进其发展的外部动力要素，这些动力要素构成了促进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生态环境。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个不断与外界交流和不断地自适应的过程。系统开放的创意产业集群与生态环境之间正是通过频繁地进行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流来获得创新刺激和竞争优势，这种交流主要表现为创意产业集群通过信息、技术、知识、产品、资金等要素的流出流入始终保持和外界的密切联系。促成其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有:柔性的劳动力市场、地方文化资源、创意氛围、信息和技术资源、制度激励。
人的创造力是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柔性的劳动力市场为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类人才，其中包括在创意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创意人才，也包括普通的劳动力。柔性劳动力市场中各类人才的高度流动确保了创意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创意血流”的不断更新和替换，组织上的柔性化体现为允许各类人才兼职或“跳槽”，便于创意人才的自我选择和自由流动，益于新的创意、知识和技术在区域内传播和扩散。
由历史积淀而来的地方文化资源是创意发明的核心，也是创意产业集群形成独特竞争优势的重要动力。因为传统的、丰富的地方文化遗产作为经济因素进入创意产品的设计可以赋予创意产品独特的地方特性。这些地方文化遗产不仅包括有形的文化资本，如古建筑，也包括无形的文化资本，如象征性活动和地方手工艺产品和服务。创意产业集群正是利用了地方文化的特殊性，生产出具有地方特殊性的创意产品。
创意氛围是创意产业集群创造力产生的源泉，创意氛围的形成依赖于城市基础设施(硬件环境)和城市中的创新文化氛围(软件环境)。首先，城市便利的基础设施和充满意趣的公共空间的营造会吸引创意产业人才的聚集，如建立酒吧、咖啡屋、特色餐馆、小剧场、音乐厅、书店等方便生活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举办各种文化艺术展会等活动。创意人才的聚集会吸引创意企业纷至沓来。创意人才在这种公共空间中集聚交流易于产生创新思想的火花，激发创意思想的不断涌现。其次，众多创意人才和企业的集聚会形成无形的社会生产网络，产生网络效应和网络价值。
信息和技术资源是助推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动力源，高速发展的技术和发达的信息为创意产业集群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创新思想的实现手段。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得以快速传播，将创意思想快速地转化为生产，扩大了创意产业生产网络的范围和产品的市场规模。
从制度环境的角度来看，政府在营造创意氛围的制度激励和政策制定上对于创意产业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在不完全的市场竞争中，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作用常常会失灵，会影响市场中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因而需要政府营造适合创新主体发展的氛围和软环境，即通过建立公平严肃的法制环境和制定法律规范纠正市场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缺陷，增强创新网络中的信任机制，确保竞合效应能够正常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创新物的外部性内部化，使创新者更好地享有创新效益，建立引导正确社会走向的投资机制和颁布一系列旨在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税收、金融等政策措施，构造一个有效的持久的创新激励软环境。另外政府可以通过采取为城市提供便利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环境质量、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等措施来营造企业发展和创新的硬环境。
四、促进创意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策略建议
创意产业的创新行为既依托于又改变着生态环境，创新能力是创意产业成长、发育的核心动力，创意产业持续不断创新和持久竞争力的培育依托于适宜的生态环境。而政府在积极营造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创新环境、有效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为创意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适宜的生态环境。
1.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体系。创意产品是复杂劳动产品，具有价值难以衡量的特点。而且对消费者文化心理需求的把握是存在现实困难的，再加之交易的长期性及产品升级换代的风险，因此具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且创意知识产品由于在使用上没有自然排他性因而很容易被复制，倘若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原创人员在创作过程中的人、财、物的大量投入便难以回收，长此以往，会严重打击创意产品制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妨碍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需要政府制定出能够使得创意产业市场交易走向规范化、程序化、分类化、效益化的法律规章制度，建立健全相关的市场体系，加强执法力度，保护正当的产权利益不受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