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服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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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日本和服文化论文范文

昨天，与友忽然议论，说起近年来国学传扬，许多地方的年青人想穿汉服。前不久，到书店查阅书籍，也读到一本介绍汉服的书，上面考查了汉服的历史，并着重介绍了汉人的礼仪，还以时尚的眼光介绍了汉服。这些汉服看起来非常漂亮。春秋战国至汉魏，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不仅是因为出现废除奴隶制以来的学术繁荣，百家争鸣时代产生许许多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还由于汉代的强大对于中华民族礼仪与文化的发达，对文人墨客的精神世界与风骨的塑造，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的衣饰与穿着，也形成某种永恒的文化气质，对后代影响深远。

在当今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人们感受到压力巨大，让人总在寻求精神上的放松和解脱。除了远离以些人类的不良习气，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想，读书接受以些有艺术修养的东西，算是以种陶冶吧！那可不可以在服装文化上体现呢！兴许有人认为，这是以种堂吉诃德式的情结，会有嘲笑与食古不化的批评。窃以为恰恰相反，在当今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中，中国人太欠缺传统文化的修养了。读古书、讲礼仪、读经诵典、吟诗诵词、恭良谦让、有何不好？君不见西方商业文化对青少年的可怕影响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象曾经受到儒家文化熏染的韩国人学学家庭伦理，向日本人学学礼仪，向台湾同胞学学保持中华文明的传承！

其实我的观点并不新颖。现实社会里，很多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人，身着汉服，谈经论道，弘扬儒家文化。我很钦佩，由衷地赞成。说到自己，在很早以前，就有这样一种情结。大学时代的老师穿对襟衣，老师们不仅用学识打动我，对自己学习传统文化很有帮助，我的毕业论文便是老子思想的一种研究。老师的声容身貌，更是难忘。大学刚毕业那阵我特别喜欢中山装，一副白围巾在冬季更有别样的风格，那时搭配着穿了很长的时间。当时就曾有突想，如果能穿上长衫在课堂上，有会怎么样？事过境迁，那时的尘影随着青年时代的度过已经往事成风，而今，国学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推崇，服装情结由然升起。汉服，即中国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又称为汉装、华服，不能与“唐装”、“和服”“中山装”等相混合，当然还会更多地关注。

第2篇：日本和服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学教育；油画艺术；健康发展；审美教育

我国当代大学油画艺术教育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当前依然存在着一些弊端和不足。为了更加适应新时期的艺术发展要求，我国大学油画艺术教育需要不断寻求创新和优化，以促进油画艺术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当前大学油画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油画这一艺术种类源自西方，反映了西方独有的艺术风格。高等艺术教育在中国油画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下，我国大学油画艺术教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教育模式也趋于成熟，艺术教育进入发展的新时期，这对大学油画艺术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教育目标和要求。如今，我国已有许多大学的美术学院开设了油画艺术教育相关课程，培养了众多优秀的美术专业人才。但大学油画艺术教育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包括过于注重油画创作的技能训练而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过于注重规范式的系统教学而忽视了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等等。此外，一些高校采用单一的模式化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创造力和艺术思维能力的培养。面对当前大学油画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各高校的美术教师需要不断开拓教育思路，注重采用多元化的教育模式，以提升学生的全面素质和综合素养为目标，实现艺术人才的创新培养。

二、大学油画艺术教育的优化发展方向

1.应用多元化的教学理念，促进大学油画艺术教育的创新发展艺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时代化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艺术观念层面的创新往往起着促进艺术发展的先锋作用。我国大学油画艺术教育的固有观念偏重于油画创作技法传授，教学模式较为单一，且具有模式化的特点，过于注重油画写实风格和色彩表现等，这种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学油画艺术教育的创新发展。因此，在大学油画艺术教育过程中，教师需要创新教育观念，应用多元化的教学理念，设置更为合理的油画课程，设计更为全面的课程内容，包括油画艺术造型表现、油画艺术鉴赏以及油画艺术综合探索等多个层面的内容，融合多样化的文化元素，不断丰富油画艺术的内涵。事实上，在西方油画教育理念中，多样化的异质艺术元素都可以作为油画创作的灵感来源，如法国的莫奈等画家都曾应用日本的和服等异质文化元素作为油画创作的素材。采用多元化教学理念正是基于艺术无国界、无界限的开放观念，这可以为大学油画艺术教育事业提供更多的生命力，丰富我国油画艺术的视觉表现和人文内涵。2.重视审美意识教育，提升大学油画艺术教育的实效性艺术作品是自由表达意识感知和内在情感的重要途径，艺术鉴赏等美术活动有助于加强人们的审美意识、鉴赏能力以及对美好事物和情感的感知能力。审美意识是建立在个体美术知识储备、基本认知能力、情感倾向以及兴趣偏向等基础上的对于艺术作品的审美心理过程。加强审美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实质上是为了提升人们对于优秀艺术作品的感知能力和领悟能力，帮助人们获取更深层次的艺术熏陶，这也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油画作品便是通过极具视觉吸引力的图案、色彩等造型元素传达积极、美好的艺术情感，抒发不同的艺术思想。如，凡•高的油画作品《向日葵》便是以基于实物的变形手法创作了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艺术造型，让向日葵这一实物概念更加具有色彩感染力、艺术灵气和张扬的美丽，让人们获得独特的审美享受。在大学油画艺术教育过程中，教师要想强化对学生的审美意识教育，首先要改善大学艺术教育的环境，为学生创造能全面感受艺术之美的良好氛围，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其次需要增加相应的审美实践课程，应用经典油画作品鉴赏或学生自主练习创作等多样化的途径，将艺术理论与现实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构建更为丰富的人文精神世界，促进油画技法与人文内涵的统一。

结语

油画艺术教育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探索适合我国大学油画艺术教育的教学模式是十分必要的。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大学油画艺术教育需要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更好地提升艺术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栾捷.重视油画的审美意识以提升美术教育效果.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2]汤敏敏.试论传统写实油画方法论对高校美术基础教育的价值.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符艺.油画教育民族化创新的基石：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民族教育研究，2014（2）.

[4]程俊礼.实践性教学在油画教育中的实施方案探究.美术教育研究，2012（23）.

第3篇：日本和服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时尚产业；跨界；设计；营销

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行业与行业的相互渗透相互融汇，已经很难对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品牌清楚地界定它的“属性”。因此“跨界”这次词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蔓延至各个行业，尤其是在时尚与艺术的两大领域，两者的结合往往有巨大的媒体效果，两者可以创造消费时尚的意识，以敏锐的时尚嗅觉，成功结合艺术价值与商业考量。让时尚艺术商品化变成一种现象；让媒体创造消费，传播的潮流。现今潮流更替迅速，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和各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合作，除了彼此拉抬声势外，也企图展现另一种风貌，让物品成为另一项具有高度美学附加价值的商品。有人说这是时尚与艺术的狼狈为奸，但是不可置否跨界联姻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蔓延。

所谓的“跨界”指的是设计师、艺术家与不同产业合作，通常以企业为合作对象，目的在为企业塑造有别于以往的形象。这几年全球时尚业与设计界均刮起了一阵“当代艺术”旋风，包括从服装、配件、家具、酒、笔、手表、室内设计以及建筑等，都大量从其广告营销、公关活动以及研发新产品等策略与当代艺术做最直接或间接的结合，一些品牌甚至更成立艺术基金会推广当代艺术，而知名品牌邀请艺术家跨刀创作商品也成为近年来盛行的方式之一。越来越多的品牌透过与艺术家合作的方式，达成营销的策略与产品形象的改造。

当越来越多的时尚产业将目光投放到与艺术家们的合作时，合作的形式也会更多元，除了绘画，装置、行为艺术、电影、音乐……也会变得前所未有地时髦起来。正如你看到的，日本插画家山口兰与植村秀的合作——四款限量版洁颜油，成功的让经典换上了新颜；当时年仅26岁的新生代艺术家山口蓝，以现代的笔触诠释，赋予了最能代表日本的传统画作另一种新风貌，将卡通般的平面娃娃与江户时代的风俗融混并存，赋予了观赏者不可思议的感觉，引起巨大反响。植村秀先生曾说过，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相反，其中总可激发无限新意。所以，一直以来，植村秀不断的与全球艺术界的佼佼者保持合作，推出一代又一代的限量跨界产品：Viktor & Rolf、蜷川实花、津森千里、高野绫、王家卫……今年植村秀携手日本当代新锐和服艺术家豆千代（ Mamechiyo ） 女士，再一次展现了艺术与美妆的完美融合。

中国当代绘画艺术家丁乙为爱马仕Hermes设计限量丝绸方巾，爱马仕在丁乙原创的基础上推出了以中国红、宝石蓝、祖母绿、亮橙色、珠光粉为主色调的5种配色方案，既延续了丁乙以往大气的后现代主义设计风格，又在用色上体现了爱马仕的精湛配色、染色制作工艺。当然，注重与各地艺术家的合作是他们的绝招。正如爱马仕艺术总监所指出的“从我们创作第一方丝巾起，所有的作品都是无数次邂逅相遇的成果，它们证明了爱马仕是多么热爱交流。”他指出，爱马仕的每条丝巾都有一个故事，那是艺术家与爱马仕丝巾工坊的工匠艺人所赋予丝巾生命力的一部分。消费者会因为了解了爱马仕这些艺术家设计的故事，而更珍爱她们所拥有的丝巾。

在跨界合作中，隶属于LVMH 集团下的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LV ）可谓为最经典案例，而 LV 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将自身过去的悠久历史和前卫的时尚结合。自 1854年创立以来路易威登就已经与印象派大师Monet 、Renior 、Degas 、Cezanne 等合作过；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路易威登陆续与Sol Lewitt 、Arman、Cesar、Rosenquist 联合推出丝质围巾，这些与艺术家合作设计的产品都成为该品牌的经典款式。九十年代末期，全球经济景气好转，购买奢侈品逐渐蔚为时尚，LV 质量依旧优良，但购买昂贵皮包的顾客并没有给予LV 太多的关注，LVMH 总裁阿尔诺发现这样的情况后，于 1997 年邀请纽约艺术家Marc Jacobs 入主LV ，引起外界一阵哗然，虽然Marc Jacobs 的时装处女秀并未一鸣惊人，但以漆亮皮压印品牌Monogram 花纹设计而成的“Monogram Vernis ”却成功吸引女性的抢购，成为LV 进入“时尚王国”的关键，此后股价逐步攀升，最高曾升到每股一百欧元。2001 年与纽约街头艺术家Stephen Sprouse 合作，推出颠覆传统的Graffiti “涂鸦包”系列，以随兴手法涂写LV 全名，限量发售，造成一股抢购热潮。而在2003 年春天与日本艺术家村上隆（Takashi Myrakami ）合作，重新演绎Monogram （LV 经典花纹），把典雅的Monogram图案导入Multicolor ，将LV 经典字样变成五彩缤纷；加上樱花花瓣和开心笑脸，昵称“樱花包”的“Cherry Blossom ”，以及限量发行的“Eye Love Monogram ”，都造成轰动。根据统计，“樱花包”系列的产品销售额超过三亿美元。在这之后LV又分别与美国艺术家Richard Prince、日本女设计师川久保玲、年轻女导演Sofia Coppola以及被称之为“波点女王”的日本女设计师草间弥生合作。

很多人认为LV与艺术家合作是特意争取年轻市场，艺术家合作是因为艺术家是潮流的创造者，而这些策略与 LV 的本质“travel ”是互通的，因为旅行会让人见识各国的不同风情，和艺术家合作也会带出不同文化的惊喜。

近年来，时尚界盛行奢侈品牌跨界风，众多一线品牌携手推出新品，民间反应出乎意料得好！跨界设计不仅使艺术家们成功地由幕后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商品也因为烙上艺术标签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尖货，好叫又叫座。

无论是艺术或古老文化都必须跟当代思维和生活结合，才能更好的为当代人所接受。因此此种跨界合作的方式，可作为艺术融入生活的管道，也可为设计师寻求创意与营销间的平衡模式；就品牌而言，或许也是个创新设计、创造话题、提高销售率的机会。这也就是LV一直乐此不疲与艺术家合作的原因。

跨界设计为时尚产业所带来的仅仅只有话题性而已么？当然不止。其本身存在的价值完全可以提升消费品的身价，为后者赋予更具内涵的消费品位，况且，你不能否认，把那些充满美感和新奇创意的作品注入到消费商品中，本来就是对时尚品商业价值的升华。

参考文献

[1] 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2] 高小康.时尚与形象文化[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3] 戴大方. 时尚设计符号与中国人视觉思维关系之探讨. 江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

[4] 吉尼·斯蒂芬·伏琳 王立菲，孙晓坤，程丽娜 译 .时尚：从观念到消费者[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4篇：日本和服文化论文范文

2001年的第三天，多数日本人还在享受新年休假，日本多家报纸相继报道了一条海外消息：印尼政府保健省指责日本味素公司印尼分公司的产品违反伊斯兰教徒信条，命其三周内收回所有上市产品。随后，该公司日方社长及日方数名人员被逮捕，工厂暂时停工（注1）。

据报道，该公司1998年起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美国产的某种酶，而这种酶乃是从猪内脏提取的。人口近二亿的印尼国民的80%~90%是伊斯兰教徒，印尼市场出售的食品都要贴有伊斯兰教徒可以食用的标志。2000年9月，该公司再次申请可食用标志时，被指出使用不合法的酶，并受到当局劝告，要其自行回收上市的不合法产品。然而该家公司只更换了生产环节的酶，没有在流通环节上采取行动，以至于发展到被公开指责并被公开要求回收其产品的地步。数日后，印尼总统及当地大学的教授先后发表最终产品无问题的见解，社长等人被释放，工厂在更换酶之后重新开工，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已得到解决。

然而各种现象表明，此事引起的严重后果远未结束：味素产品在事件后迅速从各家超市、商店包括街头小卖铺里消失；有些市民在听到广播后，将已买的味素当作垃圾扔掉；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些愤怒的人举行抗议游行并在寺院前当众焚烧味素包装袋（注2）。据报道，该公司四种产品年产约4万吨、其中90%在当地消费。这样，即使是短暂时期内的停止销售，也可推知其损失相当严重。此外，味素产品在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销售亦受到影响，在东京证券市场上，日本味素总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在事件之后暴跌（注3）。

日本味素公司在全球拥有多家分公司，它1969年进入印尼市场、其产品在印尼调味料市场销售量占首位，在印尼生产的味素产品产量约占味素公司全球产量的十分之一。然而拥有长期在其他国度生产、销售、经营经验的公司，为什么还会产生此类问题？事件之后，各种推测假说纷纷出台，这里无意去一一辨别。作为非直接经营者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去苦虑今后的具体经营方针或对策，而是应当从这件事的发生背景去重新认识开发异文化国度的经济市场和进行异文化交流时应注意的问题。

二　事件告诉我们什么

今日世界每天都发生着人员的互动、文化的互相接触。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交往，几乎象一日三餐一样平常和频繁。人们会把他国持有的信仰或各种习俗作为“奇风异俗”来介绍，但是有多少自诩为文明国、先进国的国民们平等地把这些习俗和信仰看作是同一地球成员所拥有的一种文化而加以真正的尊重呢？不会平等地看待其他国度的文化而企图去接近或进入这个文化，就会在这些异文化氛围里开展经济活动时碰到异文化交流潜在的巨大暗礁。

由于没有机会去当地做调查，无从得知今日印尼的市场和印尼国民们日常餐饮以及家庭餐桌上的状况，也无从得知味素产品几时东山再起重建国民对其产品的信赖、重振当年雄威。但是凭借文化研究者的知觉，有一点可以指出，那就是欲卷土重来，实是“任重道远”之事。因为该公司不只是简单地违反了该国家的生活习惯，它所犯的过错是触犯了其国民的信仰、伤害了持有异文化的消费者们对其产品以及对产品背后的文化的信赖，因而是致命的。

这件事表明日本企业对其进入的国外社会理解度尚不足，其原因之一是过高估计了自己对该地区文化的认识能力。企业用自己的尺度衡量，认为已达到对异文化的理解。而该地区的文化亦用自己的文化尺度衡量，对日本企业认识异文化的评价是不合格，并且这种评价以文化冲突导致经济问题的最坏形式来表达。异文化理解度的差异将会导致经济交流的失败，这对欲在21世纪开发异文化经济市场或者准备进行异文化交流的企业或国家、民族集团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教训。

从欧美起步的现代文明，总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衡量其他的文化，从而持有优越感。然而其他文化的拥有者们也往往以自己的文化为基准，衡量他者的文化。即使是承认欧美文明的先进、主动引进其文化或者努力向其看齐的国家或民族，也未必就会完全丢弃自己的原有文化和民族自尊。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多种文化都欲在21世纪的地球上获得生存的空间，文化个性的强调与重视，将是21世纪文化的一个特性。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仅仅带着经济目标和经济头脑进入另一国家或民族的异文化区域，而不在事先尽可能地理解那里的文化，则不仅无法顺利开展经济活动、获得经济利益，还会碰到异文化的厚重墙壁上，卷入源于文化的误解或纠纷之漩涡，最终招致经济损失甚至引起两种文化间的重大社会问题。

对企业来说，海外经济市场是极富魅力的。但是，进出于海外各国的企业如果只有经济眼光，则会掉入看不见的异文化陷阱。国际经济市场的开发，应警惕伴随经济活动的异文化交往的暗礁。这是味素事件告诉我们的教训。

三 异文化理解的尺度：中日文化之例

中国与日本，隔海相对。两国之间有着漫长的历史关联，无论文字、饮食还是居住、穿着诸习俗都可以找出千丝万缕的关系。出于这种文化背景，两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模糊的、不成明文但已经渗入很深的意识：相互的文化理解度似乎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彼此间已不存在文化再认识问题。日本的文化皆从中国传入，两文化之间极为相似，持有这种错觉的人在日本和中国似乎都不是少数。对中日文化的叙述也多停留在描述眼前可见的相同相似的现象上。而实际上，中日之间因文化意识和习俗的不同而招致误解的各类“小事件”今日仍频频不绝。这类误解“事件”的频发和错误认识的积累，小则伤害个人间的交往，中则影响企业的经济运营，大则损害国民形象、甚至会造成民族间的隔阂。限于时间，本文不做理论分析，以下仅从生活习俗方面举若干事例。

颜色――日中两国对颜色的认识有着分歧。日本将红白双色用于喜庆场面、把黑色服装视为正式礼服，白色则代表神圣和洁净。因此，生日贺礼或病愈庆贺、贺升迁、升学以及婚礼贺喜时，都会有红白双色彩带装饰的礼物；婚礼时也会看到许多着黑西服戴白领带或黑色和服的人。

倘若着黑服出席中国人的婚礼，或以红白双色装饰贺礼，如果贺礼的受礼方或婚礼当事人对日本文化毫无了解，其心情可想而知。当然，若受礼方是重要的企业合作伙伴或重要的客户的话，其后的交易也许会令人担心。

数字――中国有“四平八稳”、“四六成双”之说，用具多以四个为一套。而日本忌其与“死”同音而极力避之。茶杯、水杯或饭碗都是五个为一套，块茎类青菜或水果遇到四至六的数时，也一般改为五个一盒或一袋。向日本友人赠送4件一套的礼品，也许他会稍感惊讶；如果面向日本市场销售产品，4个一套的国内程式也需要改变。

在日本，9也因其发音与“苦”相同而不大受欢迎。另外，婚礼时庆贺二人结为“一个”家庭，形成“一个”共同体，因此要极力避免2的出现，认为这意味着二人会分手。即使贺礼金额数字为二万日元时，也要备成面额一万和面额五千日元共三张纸钞。若按照中国习惯，送上“成双成对”的贺礼或意在贺新婚夫妇天长日久而特意将贺礼金额备为“99”、“499”、“999”时，就可能已经撞上异文化的暗礁了。当然，与4、9这些数字相连的庆贺类产品在日本文化氛围里的销售也需要动动脑筋。

其他――日本自明治五年起，将阴阳历合一，传统年节基本转为按阳历举行，（有一部份按阳历推迟一个月举行）。今日日本国内使用的挂历大部分只印有阳历。但是，中国至今仍然保持阴历和阳历双轴运转方式。不了解这一差异的日本大学生于阳历新年日本的“正月”期间专程前往中国欲看中国的正月情形却失望而归；阳历的7月7日特意向中国的留学生问候：“今天是七夕，……”不想得到的回答却是“今天是纪念日！”当然，预期的一场有关习俗的对话也就此打住了。当然，只印有阳历的日本产的挂历，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也会有限吧。

此外，结婚、乔迁贺喜、新居落成以及祝寿时，中国人避免“送钟”，赠送龟或猫头鹰也不宜于中国文化氛围。

日本国民相互赠送日常生活消耗品为的是不会使受礼方感到接受了弃之可惜之物，但是挂面或小咸菜类在中国未被列入礼品名单；极小的物品会使人感到是“小恩小惠”或“小气”；接受毛巾或洗衣粉类“礼物”的中国民众，会发问“是不是觉得我们脏？”

在日本，按照中国习惯去过于关心他人有时会被认为是干涉隐私；在中国，按照日本习俗出于尊重他人隐私而保持距离，有时会被认为是冷淡。……

不了解中日两国文化的相异之处以及在日常生活细节方面的表现和两种文化交往时的注意事项，则会出现上类文化小冲突。以上事例仅仅是与生活意识、习俗相关的例子，属于文化冲突的浅表层次。倘若触及民族自尊、民族信仰、文化禁忌诸问题，导致的则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满或不解，包括经济在内的各方面都难免受影响。这也对中·日民俗研究者提出了课题：如何将研究成果还原于社会、为两国民间文化交往提供正确的知识。

列举上述事例的目的在于说明：相距遥远的两种文化的深入理解的确不是件易事，相近的文化之间亦存在着流于肤浅理解、真正深入理解难的问题。异文化理解度的自我判断与频频发生的误解，说明真正认识一种文化之难、轻信自我判断基准的危险性。

同时说明要深入理解一种文化，需要极大的时间和人力的投入，其中民俗学科大有发挥空间。

味素事件并不仅仅是日本文化与伊斯兰信仰间的冲突，不能用两种文化相差太大作为解脱之辞。人类集团的活动，无疑都带有其文化背景。对待事物的态度与解释则表现出信仰的不同。过于相信现代化科学技术和自己的经济能力，轻易地将对方的行为视为迷信、非文明等，这种带偏见的文化认识尺度是导致异文化经济交往失败的所在。对从事多种文化研究的人们来说，这个事件提出了如何确定“文化相互理解和认识的尺度”这一问题。这种尺度应当具有广泛的通用性，无论国家相距远近，文化上是否有关联，都可以依照同一种尺度相互衡量以及自我检验，以保证能用较客观的态度看人看己。这种尺度应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要素：不盲听妄信、不轻易对他文化下结论；抛弃文化优越感、克服文化偏见、尊重其他文化的意识；等等。

要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入理解，不仅需要企业有意识地努力，还需要有相当量的对异文化的正确解释与分析，后者是需要文化研究者完成的重要使命。对开发国际经济市场的企业来说，何种程度的理解才是真正的理解即客观的衡量尺度问题，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真正的理解即社会科学向经济界提供参考的学术可能性问题，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面临的课题。

四　国际经济市场开发与民俗学的作用

现代经济、国际市场与民俗学，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相距甚远毫不相干的领域。但是，发生于21世纪初始的经济界的事件，为民俗学科指出了在21世纪的新的活动空间。

要使企业进入国际经济市场，首先需要掌握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信息。文化氛围的异同也是不可忽略的要素。民族文化的禁忌、民间信仰、生活习俗的异同等等，处理不好有时会成为毁坏相互信赖关系的导火索。

中国有句古话，要“入乡随俗”。而在今日社会，需要事先问其俗、知其俗，然后才能在“入乡”后顺利地“随俗”。企业是盈利单位，它以经济运营为主要目标。一般中小企业无力安置专人或设置专门研究异文化的部门。以研究各“乡”之“俗”、即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科，在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恰恰可以发挥作用。民俗学关于他国、他民族习俗、信仰、文化特征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企业开发新经济市场时的参谋，促进经济界对异文化的客观理解，帮助企业先知其俗再进入其乡以便顺利展开经营工作。

民俗学在追踪研究传统的遗留以及描述农村地区习俗变迁之外，全面深入地把握各民族文化特性，以其作为经济界理解异文化、开发异文化地区经济市场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是否可以作为民俗学在21世纪的一个紧迫任务呢？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果，只靠计算民俗用品商店或民俗旅游的营业额是无法化衡量出的。缺乏对异文化理解的国际经济市场开发，只能是构建在沙滩上的城堡。要开发国际经济市场并长久将其维持下去，则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的力量打好理解当地文化这一经济发展的地基。民俗学研究的经济效益，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可以发挥的作用之一，可以体现在经济界文化顾问这一角色上。它并不意味着直接进入经济运营系统，然而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大得多。

积极开发国际市场的经济界，向民俗学者们提供了民俗学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可以大展身手的学术空间。新的学术空间也向民俗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俗学研究要以文化上的“知己知彼”为努力的目标，为了解、把握自·他文化的异同而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同一国内的其他民族文化。在条件允许时积极研究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运用比较研究这面镜子，认识他国文化特征，再反照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对自己文化的多角度全方位认识。

在异文化地区发展经济，需要对其文化有深刻理解。帮助经济界理解异文化的社会学科之一，是民俗学。这是从一个跨国经济冲突中得到的启示。

注1：见《朝日新闻》2001年1月5日、1月9日、《读卖新闻》2001年1月5日、7日、8日、10日等的报道。由于没有前往当地实地调查的机会，只能借助报纸报道等文字资料，在此说明。

第5篇：日本和服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新经济时代的企业竞争是文化的竞争，是理念的竞争。煤炭企业作为传统型企业要想更好的取得竞争优势、战胜竞争对手，必须对其企业文化实施再造。论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

2l世纪人类经济形态已经进入了以知识、速度、创新、文化理念为根本特征的新经济模式。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能力，是一种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途径，是一种为企业生成价值的重要来源。一个企业要打造具有自己独特优势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理念，就必须要从企业文化建设和管理着手，培养具有个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管理是新世纪重要的企业管理模式。煤炭行业作为能源基础性行业，其作用和地位不容质疑。不久前国家为了力促煤炭工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原料，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历史和现时的一些因素积淀，煤炭企业发展遇到许多困难与挑战。煤炭企业正经过着历史性转化过程：即从“制度+控制”型转变成为“学习+激励”型。最近几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和国际原油等替代性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煤炭行业的形势开始出现好转。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煤炭企业必须牢牢抓住时机、适时掀起企业变革、塑造新型企业文化，推动整个煤炭行业和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化发展。

l企业文化理念的产生与实质

企业文化理念的产生源自美日两国不同管理模式的比较。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经济迅猛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并在各个领域与世界经济第一的美国展开强有力的竞争。美国学界在惊呼“狼来了”的同时，分析思考认为日本的成功在于其“管理软件——文化因素”的成功。从1981年到1982年间美国管理学界连续推出了四部重要著作：《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战略家的头脑——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企业文化》、《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系统精辟的分析构成了企业文化这一新的理论系统，标志着企业文化理论的诞生。一般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是激发企业员工积极性的唯一源动力。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为企业职工提供了一种共同意识，以及日常行为的指导方针。企业文化通过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意识观念，说服、感染、诱导、约束企业成员，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把全体职工凝聚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煤炭企业文化以往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2．1文化观念陈旧、思维模式定化

由于地理条件和作业环境限制等原因，煤炭企业矿区一般都远在与城市市区相隔较远的郊区或野外。因此煤炭企业难以接受到外部最新的信息，思维模式容易固化。而思想的僵化又往往就是企业文化再造最大的敌人：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安于现状，害怕变革、不愿变革，使得企业的改革发展创新的尝试只是“换汤不换药”，难以从根本上起到引领企业发展思路转变，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2．2企业领导层不理解或企业文化意识淡薄

众所周知，目前煤炭企业占相对多数的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很多的领导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的选择产生，而是直接由上级安排任命。这其中虽然有很多有志于改变企业落后面貌的领导者，但苦于对企业文化理念的不理解和认识不足。造成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不开阔，企业文化建设停留于表面。更有甚者，一些领导者认为企业文化建设是只投入，不产出的“买卖”，搞不搞对企业效益都无所助益。

2．3企业文化建设政工化、部门化

在煤炭企业调研的时候经常发现在许多企业中，将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等同或混淆两者之间的异同。实质上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是煤炭企业建设中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通过两者有机的融合和协作，可以有效的帮助企业解决经营管理中所潜在和发生的一些问题；还有的煤炭企业将企业文化建设职能安加在工会、宣传部等部门，实际上企业文化建设是整个企业都必须共同承担的职能，而不是哪一个具体部门自己的事情，企业文化细化在企业运作流程的每一个阶段之中。

2．4企业文化建设表面化、口号化

以往煤炭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文化建设表面化、口号化。由于思想保守和员工素质参差不齐等因素，煤炭企业内部对企业建设的效用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经常是“热热闹闹开场，冷冷清清收场”，没有将企业文化建设真正的嵌入到企业的灵魂之中，企业文化留于表面。因此我们走进矿区经常发现是口号、标语很多；今天号召这个，明天要求哪个。没有一个有序、继承性的企业文化发展建设思路。

3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思路

3．1以“客户服务至上”为导向

由于多年来传统体制的影响，使不少煤矿至今还没有在思想上真正确立“服务至上”的思想，煤炭产品同其它产品相比虽然有自己的特性，但作为生产者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上有共同之处，如认真履行合同、定期走访用户、提高质量、扩大产品品种满足不同用户的要求等。及时了解市场动态，预测客户可能会提出什么要求，提前准备，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客户，从而大大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为客户节省时间、为客户节省成本、为客户提供方便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企业成功的首要因素。

3．2以“以人为本”为核心

企业有价，人才无价。新经济时代中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企业最具竞争力的核心生产力要素。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本，是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从过去只注重物转到重视人的基点上来，把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信任人、培养人、重视人的价值，不断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作为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如何有效的引人、留人、用人、培育人已经成为煤炭企业文化管理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企业必须充分调动资源，做好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这篇大文章。

3．3以构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支撑

煤炭企业文化重塑要以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支撑和保障。通过建立和完善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有序的法人治理结构，可以有效的促进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科学化、制度化、明确化。为企业下一步将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的各个角落中，打下坚实的基础。

3．4落实沟通培训和激励机制

由于煤炭企业内部传统势力强大，抗拒文化革新和消极对待文化革新的现象普遍，而且广大员工素质参差不齐、认识不一。要想在煤炭企业内部顺利开展企业文化理念革新，首先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有效沟通。解除员工对于企业文化再造的疑虑和不解，并通过具体培训的方式，使广大员工认识到企业文化再造的效用与意义所在。通过激励机制吸引和鼓励广大员工参与到企业文化再造的过程中来，实现由“企业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

3．5以绩效考核机制为约束

有时候企业传统势力过于强大，企业文化变革在企业内部寸步难行。此时为破除阻力、引进新思路，就必须果断借助绩效考核机制等强制手段，引导员工个人行为向企业希望的方向转变；新文化的引入要想真正“生根”必须有一定的强化过程，通过绩效考核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使得员工逐渐生成“习惯反射”，使得企业文化最终能够在企业内“生根发芽”。

3．6以企业与员工“双赢”为诉求

强制并不等于强迫。虽然要员工将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自觉做到相统一，但不能抹杀员工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需要。长久以来，煤炭企业以“牺牲、奉献”精神为感召，而忽视了员工作为个人有自身多元化、多层次需要的现实。21世纪是合作的世纪、是双赢的世纪，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双赢”的文化理念，只有企业和员工都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4煤炭企业文化再造的具体内容

4．1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的新型企业精神

一个企业要有自己的灵魂，要有自己的追求和信仰。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中外企业无不把培育企业精神当作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和根本任务，把企业精神当作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胜的法宝，视之为企业之魂。煤炭企业要精心提炼出最适合本行业发展、最有价值、最有特色的企业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并加以确立和塑造。将长期经营活动中培育的能反映企业精神风貌、激励职工奋发向上和规范企业行为的群体意识，能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相融合，树立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精神。树立企业精神要注重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同时要突出时代性和个性化。

4．2加强煤炭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由于煤矿生产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煤矿事故时有发生，有的甚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干扰正常的生产经营。事故高发及难以遏制的趋势，不单源自科技管理水平低下，更在于员工对安全的认识水平不高和企业整体安全文化理念不强。企业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先”，实现文明生产，才能保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健康、稳定、高效发展。珍惜、爱护和尊重员工的生命，从安全的意识、思维、观点、行动、态度、方法上使员工形成深层次的安全文化素质，并付诸于完善和维护企业安全文明生产上，认真将安全文化细化到现场生产管理之中。

4．3重新塑造煤炭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它是指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印象和评价。一个企业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是否有高度的信任感，关系到这个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一方面，传统上社会意识中煤炭企业的形象就是“苦、脏、累、险、黑、大、笨、粗”；另一方面由于只注重效益，缺乏环保意识。导致企业环境恶化：煤尘飞扬、地表塌陷、酸雨、温室效应、固体废弃物、光化学烟雾等敏感环境问题既危害了企业，更危害了社会。因此煤炭企业要建立新型企业文化，首先就要重新塑造自身企业形象。对内要提高环保意识，提升员工素质。大力实施“绿化、美化、净化、亮化”工程建设，建设成为一个生产生活秩序井然、环境整洁优美的现代新型矿区。对外要通过cI形象设计塑造个性鲜明、全面完整的企业形象。注重企业声誉，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帮助企业树立讲文明、负责任的光明形象。

4．4通过质量文化树立强势企业品牌

高质量的产品是企业生存的根基。它既反映了企业的工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高低，也是企业吸引客户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才能赢得更多的客户，也只有树立质量第一的文化理念，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产品质量实际上是企业质量文化、伦理观念在实践层面的反映和体现。有什么样的质量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产品质量。良好的技术、设备固然是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但非决定因素，要从根本上解决质量问题，还必须以人为本，从指导人们实践的观念形态着手寻求解决途径。从煤炭企业长远发展、从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地域经营的大视角出发，重视企业形象、商标形象、产品形象的策划、宣传、投入，把品牌意识和策略引入企业营销机制中，提高企业竞争力，最终塑造强势企业品牌才是煤炭企业在21世纪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最终胜利的必由之路。超级秘书网

4．5科技文化兴煤，创新文化富煤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战略性的指导方针在今天的煤炭企业改革中意义犹为重大。今后我国煤炭企业的改造目标重点是要应用高新技术：比如遥控与自动化技术、加快高产高效矿井建设、推进洁净技术的产业化。煤炭企业的发展正朝向科技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迅猛发展。毫无疑问，科技文化将给煤炭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场新的革命。能源有限、创新无限。煤炭企业不可能永远靠煤吃饭，大力推进企业创新文化理念的形成是企业可持续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在企业内形成一种创新生产工艺、创新管理理念、创新发展思路为核心的创新文化体系，为煤炭企业不断飞跃，添砖加瓦。

第6篇：日本和服文化论文范文

摘 要 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国家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备受关注。本文通过对我国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的现状、文化贸易、文化产业利用外资和文化产业走出去的认识来探究文化产业对外开放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

关键词 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产业 对外开放 政策

一、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特别我国在加入WTO时做出了6个与文化产业有关的主要承诺，使得我国文化产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根据最2007年底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于鼓励和限制外商投资的文化产业作了相关规定，并逐步放松对外资在文化产业领域投资的限制和管制。我国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的总体趋势是逐步对外开放，以中国传媒业为例。在中国加入WTO后，对传媒业开放有所松动。2001年8月，、广电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就联合出台过中国传媒融资的17号文件，其中规定：发行、印刷、电影集团经批准，可以吸收外资。2003年12月，国务院下达文件再度明确，电台、电视台等重要新闻媒体经营部分剥离转制为企业，在确保国家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允许吸收社会资本。

二、文化产业对外开放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

（一）文化贸易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2009年，我国经济总量达335353亿元，仅次于美日位居世界第三。然而，作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5000年文明古国，中国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却并非是一个文化强国。2006―2008年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分别为103.2，129.2和 158.4亿美元；虽然增幅较大，但根基薄，占总贸易额的比重不到1%；其逆差逐年扩大，分别为1.73亿美元，2.15亿美元，2.50亿美元。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渠道还比较狭窄，我国输出的文化产品单价还远远低于引进的同类产品。

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不得不使我们担心我国的文化安全。文化贸易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我国的文化安全：

一是从文化内容本身影响我国文化安全。外国向我国出口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在不断地向我们输送外来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当我们的孩子们在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哼着英文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以美国文化为首的西方文化的迅速占领神州各地。这些外来的快餐式文化正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世界观等深层次的文化本质。甚至借用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以中国元素的形式宣传其文化思想。如美国好莱坞制作的《花木兰》、《功夫熊猫》，日本开发的《三国》游戏等。

二是从文化载体即文化产业来影响我国的文化安全。中国已成为世界文化消费大国，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然而国内文化产品的制作、供给能力低下，无法提供高水平、自主开发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文化产品。文化产业对外开放使得更多实力强大的外国文化产业进入我国，利用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及一流的制作工艺生产出高质量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文化，从而迅速占领我国市场，使得本国文化产品市场份额日益缩减，不利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文化产业利用外资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的主要发展形式是文化事业，由政府控制并以政府拨款的方式进行扶持，由于缺乏竞争，发展缓慢；而文化产业主要是以小规模的民营资本进行运作，受到资金缺乏限制难以发展，因此有必要引进外资。资金的引进不仅可以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丰富的资本，还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产业运作方式、科学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善我国目前落后的现状，缩小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使整个行业的水平得到迅速提升。上海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领头羊，其成功的因素之就在于引进和利用外资，最具说服力的是上海贝塔斯曼公司的成立。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文化产业在利用外资方面也不例外。我国是一个文化消费大国，高利润的文化产业吸引大量外资的注入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文化产业的融资问题，但是大量的外资涌入同样将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将产生消极影响。其原因主要在于，外资的流入其目的在于寻找高效的利润回报，投资者为了使其利润最大化而使得文化产品过分的商业化，甚至歪曲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及思想，不利于我国文化的纯洁发展。其次，拥有雄厚资本、先进科学技术和丰富管理经验的外商企业将对我国文化企业造成严重的威胁。文化产业是文化的载体，一旦载体被外国控制，这对我国的文化安全将是一个致命的危害。

（三）文化产业走出去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与经济、政治相融的文化也面临着全球化，关起门来搞文化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对外开放，实行走出去政策。文化产业通过对外文化贸易及海外设立机构的形式走出去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宣传中国、树立良好形象，还有利于文化的对外交流，让世界人民更易于理解和接受我国的文化，这种以攻为守的方式更能使中国的优良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的流传和进一步发展。

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文化发展的重点之一是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这有利于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改善我国文化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

中国政府的一系列鼓励措施极大的增强了中国企业的信心，在对外文化发展取得了较大成效。如2009年我国影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约8604.2万美元，同比增长44.2%。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并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同时培育出杂技芭蕾《天鹅湖》、原生态歌舞《云南映像》、舞蹈《杨贵妃》等一批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知名文化品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这种影响力反过来又促进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发展，使得我国的文化安全得以保证。

三、在文化产业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文化安全预警机制

我国文化产业尚不成熟，其竞争力相对弱小，面对文化产业对外开放必须谨慎。有必要启动相应的国家机制，对那些可能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进行鉴别，及时准确地作出预先性和警示性的反应，提高安全意识。

（二）加强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和保护措施

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发展慢，正处于起步阶段，根据汉密尔顿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政府应大力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支持和保护文化产业。

（三）放宽市场准入，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在我国文化产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较高，但是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无法解决长期困扰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的不足问题。因此，要真正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就必须借助于民营的力量，加大文化创新力度。

（四）科学合理的利用外资

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却并非文化强国的原因之一在于资金不足。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发展空间受到海外投资的青睐，这恰好满足了我国文化产业现在面临的问题。考虑到外资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国家政策对外资进入文化领域应进行适当的监控。

（五）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在规范和健全外贸体制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和大型跨国文化企业，要重点发展有较强竞争优势、他国不易效仿的文化产品，并培育自己的文化品牌。同时还要重视中国海外文化交流机构的建设并加强人员培训和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沈洪波.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研究.山东大学.2005.

[2]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赵立萍.WTO与中国文化产业.中国经贸.2004(01).

[4]聚焦我国传媒业对外开放15年.中国文化投资.2008.8.

[5]吴晓东.中国文化贸易严重逆差.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2010.3.

[6]马春茂.中外合资触动文化与产业双重博弈.中国文化报.

第7篇：日本和服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

 

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凝聚力在外部表现为企业员工对企业的荣誉感及企业的地位。企业的荣誉感主要来源于工作目标，必须设置较高的目标承诺，以较高的工作目标引领着企业前进的方向，激发企业员工对所在企业的荣誉感。同时，如果通过激发每一个企业员工都产生与企业目标相一致的工作积极性，并充分地调动起来，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企业推力，从而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就可以增大企业的向心力，创造出1+1大于2的效应。

 

一、建立、发展企业文化是思想政治工作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必然要求。

企业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就一般意义而言，它是指在一定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精心培育的具有本企业个性特征的企业哲学、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目标、企业风尚、企业形象、企业价值观等诸要素的总和，它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是企业活力之源、动力之源、毅力之源和凝聚力之源。

企业文化伴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生而产生，它不可避免地打上深刻的市场经济烙印。可以说，“市场经济乃企业文化之母”，市场经济观念是企业文化的灵魂，它在企业文化中起着主导和渗透作用。譬如，现代企业文化普遍强调创新意识就是市场经济决定的。因为市场需要是现代企业设计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主要推动力。市场不仅是创新意识的来源，而且也是评价创新成效高低的最终尺度。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氛围下，创新意识不可或缺。又如，现代企业文化强调竞争意识，这就更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对现代企业来说，产品竞争力是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为衡量砝码的，其内部的竞争机制也要通过外部的市场竞争才能真正建立，因为企业成员在内部所达到的工作效绩，只有最终通过外部市场的检验、认可，才能真正的加以鉴别和评价。再如，现代企业文化讲究企业必须确立远大的企业目标，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这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企业通过内“聚”人心、外“拢”人心，在产品、服务、商标、信誉以及员工的行为举止等诸多方面完善，借助系统的企业形象的提升，达到增强企业产品整体竞争实力的目的。显而易见，现代企业文化强调的这些内涵，都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的，它是现代企业高速成长、经久不衰的宝贵精神财富，企业文化的培育、塑造和弘扬，都要围绕市场经济观念这个灵魂，否则，偏离了这个灵魂，企业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发展企业文化是促使思想政治工作与市场经济自然接轨的重要媒介。。当前，我们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通过明晰产权关系，落实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竞争实体。伴随这这种新的经营体制的建立，对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内容到方法，以至整套的工作机制进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更加坚定地为企业的经济建设服务，与经济工作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服务保证作用，而促使二者自然接轨的最佳途径就是发展企业文化，这是因为企业文化源于市场经济，但它又与思想政治工作在内容、手段上有诸多贯通之处，因此，把它作为经济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结合点，有利于促进企业物质文明建立和精神文明建立的有机统一和同步协调发展，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二、现代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现代企业文化的兴起和导入，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和加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从总体上说，现代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企业文化的内涵与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可以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同是企业软管理方式，同是为企业的经济建设服务，而且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企业文化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文化的企业精神塑造，企业道德教育也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内容。例如同煤集团开展的学习“学联精神”，必将在集团公司的发展中发挥持久的精神动力作用。

现阶段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范畴不同。思想政治工作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具有羡慕的原则性和导向性，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企业文化则主要是企业价值取向、道德风尚、管理制度、人文环境等的综合反映，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

二是职能不同。由于二者范畴不同决定了二者在工作职能上的相异性。思想政治工作偏重理论教育，有其意识形态上的特殊性，而企业文化则偏重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它是为提高整个企业经济效益服务的。

三是工作内容不同。思想政治工作主要针对员工的政治思想问题，通过提高思想觉悟，调动人们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而企业文化更注重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注重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使员工在企业经营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四是工作方式不同。思想政治工作着眼于对员工的说服、教育、灌输，员工往往使被动的受教育者，而企业文化讲究的使全员自发、自觉地参与，它是贯穿在整个企业经营活动中软性的管理措施。

由于以上诸多的不同，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发挥其综合效益，二者不可偏废，以企业文化替代思想政治工作，或者以思想政治工作替代企业文化都是不科学的。

发展企业文化要注意继承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如“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的原则，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办厂）精神等都具有深远的生命力，因此，发展企业文化必须将这些优良传统作为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模式中的合理的内核加以吸收，提炼和升华。

发展企业文化还要具有创新精神，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文明成果，根据不同时期企业的内、外部环境，经营方式，经营方针，创造性地制定适宜本企业特点的企业文化发展目标，从而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使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得到改善和加强。

三、建立和发展企业文化当前的任务是重在建设。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最新的现代管理理论，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产过程日趋现代化、社会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更为激烈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这个理论的提出虽有10余年的时间，但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行为实践还尚居初始阶段，其发展也不均衡，有的带有浓厚的自发色彩，有的还简单地把企业文化归结为企业的文体活动之类。因此，我们要深刻分析企业文化在我国及本企业的发展现状，充分认识发展企业文化的重要性，紧迫性，牢固树立企业文化重在建设的主导思想。以同煤集团为例，集团公司将企业的生产、改革、发展和企业文化紧紧结合起来，结合思想政治工作，将“青年文明号”活动以及各种体育、文化、娱乐活动积极开展起来，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广大员工，尤其是青年员工中牢固树立了“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敢打硬仗、善打硬仗”的思想观念，受到大家的好评。

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就是通过企业哲学，自觉地培育企业精神，企业风尚和企业道德，造就企业浓厚的文化氛围，提升企业形象，使企业的价值观为企业成员和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从而达到增强企业吸引力，凝聚力，促进企业发展的目的。现阶段，企业文化健身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政治性与经济性相统一的原则。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值的同时，时刻不能忽略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二是先进性与群众性相统一的原则。企业中最先进的力量应是那些掌握一定科技知识，具有高层次管理水平和宏大抱负的决策人员，他们肩负引导群众，使自身的价值取向成为企业全体人员共同价值取向的神圣使命。。同时，要搞好企业还必须吸收群众的智慧，通过“全员经营”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最广泛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三是普遍性与独创性相统一的原则。企业文化是属于企业个性特征的范畴，它要求企业在遵守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同时，发挥本企业个性化的独特的东西，从而特例独行，“独”领。四是竞争性与合作性相统一的原则。市场经济的宏观属性要求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员工与员工之间必须以合作为前提，如果企业竞争为冷酷无情所吞噬，企业的既定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所以，企业文化在倡导竞争性的同时，还必须倡导合作性、亲和性。

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史上的一次革命，它对现代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更新、更高层次的要求。如何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文化的新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我认为，当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尝试和努力：

一是注重观念引导。首先是企业决策层要制定企业发展目标和经营战略，以远大的理想和宏大的目标吸引人心；其次是企业决策层要带头实践企业哲学和企业精神，通过这些“领头雁”的人格力量去凝聚人心。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企业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员工，只有企业全体成员在共同的企业价值观观照下，具有恒定的信念追求，才能向市场和用户提供更多适销对路、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为国家建设、地区繁荣、企业发展以及本企业全体员工的福利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二是搞好制度建设。要将企业风尚、企业道德和企业价值观量化分解，制定出一整套的规章制度，使之成为全体员工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在这方面，日本企业的经验值得借鉴。譬如，被誉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先生就在他的《松下电器公司经营思想体系图》中规定了松下公司的信条、精神七则、社风等员工守则，对员工起到了较好的督导作用。

三是注重形象塑造。为使企业在社会大众中形成一种特定、持久、正向的心理定势，从而在市场立于不败之地，导入企业形象塑造的CI设计是其中途径之一。CI设计（Corporate.Identity. System）又称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它是企业为强化企业形象，对外增强企业知名度、信任度，对内增强自信心、凝聚力而采取的一整套系统的管理方法和原则。当前，我们要加强对成功企业的CI 设计。

四是创造文化氛围。企业不单纯是经济组织，企业成员也不单是经济人，企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必须发挥其文化的功效，即通过寓教于文，寓教于乐的活动的开展，在企业中创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达到提高员工文化素质、陶冶情操、开发心智的目的。

五是兴办活动载体，建设企业文化还必须从必备的基础设施抓起，这包括闭路电视系统、企业内部的刊物、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所等一系列硬件载体。只有这些硬件载体具备了，企业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才有必要的保障。

第8篇：日本和服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品牌；品牌管理；问题；对策

“营销是一个组织的灵魂，不只是系统的一部分，营销是企业是经营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企业的基本技能。竞争是营销的特质。经济的快速发展，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营销，分析营销构建的基础是什么？21世纪，应经成为一个品牌竞争的时代，品牌作为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和软实力，已经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竞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世界上大约有25万个顶级品牌，而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而我国企业能否真正跻身世界级强势品牌的关键就是要尽快地建立起，科学的、规范的中国的品牌管理体系。

一，品牌的概述

（一）品牌的发展历程及其含义

在西方国家，这个品牌已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起步阶段，成长期直到成熟期。在工业革命之前，品牌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其主要的特征是注重产品或生产商的“标记”，资本主义经济崛起之后，品牌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增长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商标的广泛申请与保护，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品牌成为了重要的竞争手段。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开始大量使用成熟的高科技，企业竞争越来越烈，消费需求也多样化起来，从而迎来了“品牌经济”时代，品牌发展也进入了成熟期。

在品牌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定义也是各式各样的的，随其他的发展，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将品牌定义为：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或组合，其目的是在为了辨认某个销售者或一组销售者的产品和服务，并使其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产生差异化。

（二）品牌的作用

1、品牌是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不仅使产品销售给消费者或用户，同时增加消费者和用户的忠诚度，形成了自己的产品不断的宣传，让消费者和拥户对产品有好感，从而使消费者和用户在本品牌上花销更多的资金。

2，品牌是所有者的标志。如今社会上的产品差异化越来越小。，因此要努力的提高产品之间的识别度。从根本上说，品牌就是财富所有权的象征，它代表着一种产品或服务的所有权。

3，品牌是产品差异化的重要手段。竞争者要彰显个性的自主品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突出产品的优势。

4，品牌可以增加厂商的财富值，它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了产品的附加值。

5，品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风险减速。

6，品牌是质量和信誉的重要保证。

品牌可以创造价值，在西方国家，品牌被称为“经济原子弹”，被认为是暴利的投资。如著名的奢侈品香奈儿，至少高达数千美元。如今，产品品种越来越多，但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品牌只有得到消费者的信赖，才能成为人们选择产品的标准。与此同时，要建立自己独特的品牌，可以进一步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三）品牌管理

一个品牌的产生很容易，但是要将其建设成一个百年企业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在建立之初就进行良好的统筹规划，使其保持稳定的可持续发展。而要良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运用到品牌管理的相关知识。品牌管理的含义就是在动态的市场环境中，根据品牌所处的市场竞争状态和消费者认知度，整合企业内外资源，在公司短期经营与长期利益间两者之间均衡发展。

品牌和产品管理的分离是品牌管理成熟的重要标志。品牌管理是一种系统的，全方位的，长期的管理过程。企业生产的是产品，而销售的品牌。很多中国企业正是这个误解，许多公司积极地销售产品，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品牌建设，中国企业的生存寿命不长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中，中国加入了WTO，中国企业想要在其中站稳脚跟就必须以品牌价值为核心，塑造强势品牌，在市场竞争中就可以创造更持久的核心竞争力，使企业能够长期生存。

第二，我国企业品牌管理现状

二，我国企业品牌管理现状

我国在采取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以后，在几年间迅速成为成为“制造大国”。据统计，我国制造业数目增加值跃居世界第四位，一百多种工业制成品产量为“世界第一”。而这种情况也正暗示中国品牌处于多却无强的尴尬境地。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品牌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被我国企业所认识到，一批批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头来。我国也迎来了品牌竞争的新时代。如联想，早已经不仅仅表示电脑品牌，也代表了整个联想公司。与此同时，品牌在中国的发展仍不容乐观，我们仍处于价值链的底部是一个品牌弱国，品牌管理仍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相比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成熟的管理，我国许多品牌尚未形成独立的风格，除了功能以外很难形成与客户情感的共鸣。

我国的一些企业对产品的功能和质量十分重视，品牌和产品形象并没有更深入的了解，只是将其看作为一个短期的角度来品牌管理活动的进行规划。大多数企业的品牌内涵是相当模糊的，不是很深入，从一个点打动消费者，是很难创造主动，让自己成为有吸引力的，独特的品牌形象。总的来说，中国的品牌管理专业化程度比较低，品牌管理制度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企业品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品牌是在生活中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穿着的衣服或品尝的美食，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手机。可以这样说，品牌已经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了，企业拥有者若想自己的企业长久发展就应该重视品牌管理与维护，然而，在中国，品牌管理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大公司行业相比，依然有许多问题存在。

1，品牌没有明确的定位。

目前，一些企业只看到品牌的表面，而不是从品牌战略的内涵去着手，只是盲目地热衷评估品牌和广告活动，品牌的真正用途并没有发挥出来，这将带来重大的打击。

很大一部分的中国企业可能会简单地认为，所谓的品牌战略，就是拍摄好的广告并且拥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名称，然后花了很多钱做广告上。品牌属性定位模糊的原因是品牌延伸的无章法，造成品牌属性的淡化，品牌的虚脱。一个成功的品牌定位，与竞争品牌的正面竞争，会占主导地位，相反会失去其优势。目前，一些企业只看到品牌的表面现象，可以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不是从品牌战略的内涵出发，只是盲目热衷广告活动和评估品牌而忽略了如何真正的使用品牌，这将给予企业重大的打击。

热衷评估品牌意味着一些企业不能脚踏实地的进行市场调研，产品研发，产品设计，更加不重销售网络的构建，不注重售后服务。对各类奖项，活动尤其上心，甚至采取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另外一些公司认为，品牌的塑造，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完全依赖广告的投入。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专注于广告，仅仅依赖于广告这一种速成手段，来打造品牌。

2，品牌形象朝令夕改，品牌核心价值缺乏。

品牌产品的核心价值是每个品牌的精髓，是一个品牌最核心价值观的体现，通常表示为最独特和最有价值的部分。许多我们的国产品牌，几乎不存在的核心价值的品牌定位，品牌形象朝三暮四，广告很随意。

尽管大量的广告投入会促进产品销售，但是从长远来看，品牌的价值并没有增加多少。

3，技术落后，产品质量差。

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企业没有具备开发核心技术的能力，主要引进国外的机械和设备，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这是我们的品牌事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企业仍在盲目投资巨资投入广告，造成一时的效果，使品牌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质量是品牌胜利的关键，如果没有良好的产品质量作保证，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势必会被首先淘汰。中国产品的质量实在令人担忧。三鹿奶粉产生的大头娃娃让多少母亲在奶粉面前望而却步，蒙牛事件给蒙牛企业带来的打击很长时间都难以复原，这些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一个公司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那他们失去的人心是多少广告都无法弥补的。

4，品牌过度地延伸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产品同质化严重，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就选择了品牌延伸策略。品牌延伸是使原品牌进入新市场中，以较少的营销成本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品牌延伸可以节省大量投资成本。原品牌树立良好的形象，生产其他产品，依赖于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迅速打开市场，可以降低促销成本。一些企业过分追求多元化经营，主业还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在市场上并没有站稳脚跟，就开始多元化。这将使企业力量分散，不仅难以得到消费者的认可，甚至会失去原有的优势。许多国内企业为了做大做强，不断地延伸品牌，扩展许多与原品牌不相关的产品。做食品的经行房地产投资，卖衣服的投资餐饮业…如此盲目的开辟新领域，在缺乏商业经验和洞察市场的情况下，势必使延伸失败，使企业亏损。

四，完善我国企业品牌管理的对策建议

1，提升了公司的品牌知名度，提升核心竞争力。

（1）品牌的知名度。产品的品牌竞争力是在知名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如奔驰，宝马，可口可乐，麦当劳等知名品牌，虽然大多数人没有买过奔驰，宝马，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这些品牌的认同。（2）品牌的信誉。信誉是代表品牌的质量和服务。信誉不仅会影响现有的消费者，同时也会影响潜在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考虑其质量，服务等。通过开拓品牌创新，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它是一个企业立足市场变化和消费者的需求偏好的而重新设计品牌形象，创建新品牌，新应用的管理活动。

2，通过采用品牌的延伸策略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家应该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品牌形象，明确了解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在品牌延伸的过程中，通过市场调研，采取正确的延伸策略，审慎决策，不要急于进入一个特定的行业。品牌扩展的产品不会产生与原来的产品有竞争力的关系，它不会取代原有的产品，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新产品的形象不能与原有产品有太大的差异。如海尔品牌延伸成功的故事，从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机，几乎涵盖了所有家电产品，完善的售后服务，一流的产品质量，在面对用户需要时独特的产品设计。海尔已成为一个知名品牌，消费者心目中的放心品牌。

3，建立研发团队，开发自己的高科技设备

因为没有良好的开发团队，使国内企业生产设备落后，产品质量无法跟上，从而使国内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站不住脚。开发资金不足是企业在实施品牌战略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但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处于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大量企业分散管理，导致资源浪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提高集团的资本和增量资本，形成一种新的盈利模式，然后把钱投入到研发中。只有不断地创新，在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才能持续主导市场。

4，品牌保护力度要加大，确保品牌价值安全。

企业可以利用品牌创造出巨大的无形资产价值。因此，企业对品牌的保护应加强。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第一，早登记，由于建立了强大的品牌，商标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第二，停止混淆，新的“商标法”中有明文规定，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不仅限于相同或类似商品，只要是可能误用著名的商标，来误导消费者进行消费，驰名商标所有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可以运用法律的武器。第三，反向假冒商标是一种很典型的侵权形式，是值得注意的。

中国的品牌很多，但却不是一个品牌强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正在逐渐的演变成品牌的竞争力。企业的拥有者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在企业的不断的发展同时，品牌的管理应该更加注重，一个企业想要长远发展，其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对品牌的管理。树立正确的品牌观念，遵循品牌的发展规律，实施正确的品牌策略，企业才会拥有一个高价值的品牌，在自主品牌企业的激烈竞争中中立于不败之地。（作者单位：渤海大学）

参考文献：

[1] 李萌，浅谈中国品牌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经营管理者

[2] 孙雯，浅析中国小企业品牌建设及管理：中国证券期货

[3] 朱立，品牌文化战略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论文

第9篇：日本和服文化论文范文

一、“转向”现象的描述

文学史和思想史关系的探讨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早在1984年，国内就曾刊发日本学者矶贝英夫的《论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译文，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1963年《日本文学》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文学史和思想史关系的看法：迄今为止的文学史研究大抵依赖于思想史研究；近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呈现出活跃局面，但文学史理论研究却给人停滞不前的印象{1}；相比文学史对思想史的依赖，思想史对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更为依赖。《论文学史和思想史》这篇译文并未引发反响，这说明当时学术界还不存在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焦虑。这并不难理解，当时的学术界还是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像“艺术审美”“向内转”“主体性”这些说法就得到过相当多的认同。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频频提及的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主体性”“文学内部研究”“艺术形式”“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等，那么20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频频提及的则是“新左/自由”“文化研究”“文学边缘化”“现代性”“民族国家”等。我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研究关键词体现出来的“政治性”差异已经预示了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讨论的必要。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仍然没有研究者呼吁关注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笔者在CNKI文献库以“文学史”和“思想史”为“篇名”进行检索（2016-6-20），结果只有陶东风的《文学史与思想史――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哲学》和韩毓海的《从文学史到思想史》两篇文章。前者是介绍勃兰兑斯文学史哲学，文章对丹纳和勃兰兑斯基于社会学的文学史叙述肯定有加{2}；后者系作者在重印专著《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时撰写的感言，作者毫不避讳将文学当成“意识形态”进行分析{3}。两篇文章都不是针对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而撰，而是在评论他人或者本人著述过程中，介绍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只是说，这两篇文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文学研究者对思想史问题的强烈兴趣。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中华读书报》率先发起的专题文章，最先提出了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话题。2001年10月3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的《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文章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有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趋向，不仅研究者更倾向于谈论思想、哲学、文化话题，而且对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的研究也逐渐向“思想史”靠拢。在温儒敏教授看来，“思想”和“文学”当然可以互为背景和相互诠释，但大致的领域还是比较清楚的，“思想史处理的是较能代表时代特色或较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文学史则要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或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所以“无论是把文学放到思想史的场域中考察，还是利用思想史的方法角度理解文学史”都不要脱离文学。11月28日，《中华读书报》又刊登了南京大学赵教授的呼应文章《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文章认为这种“跨界”和“越位”研究现象不仅存在，而且会因此消解文学研究和文学学科的存在。《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与《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两篇文章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批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的趋势。

公允地说，《中华读书报》专题文章取得的社会反响不大，但它引发了学术界对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问题的探讨兴趣。2002年1月5-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华侨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召开，与会者就“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关系”“中国思想史对文学史发展及特征的影响”“具体的学术思潮与断代各体文学的关系”“思想家对文学家的影响”展开了讨论{4}。会议召开之后，《文学遗产》《中州学刊》《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了会议综述或者会议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泉州会议的“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标题似乎暗示思想史之于文学史的影响。除此之外，与会者普遍认为文学史与思想史存在密切关联，只有少部分学者强调保持文学研究主体的意义。这说明以思想史为导向的文学史研究方法颇为盛行，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可思想史对文学史研究的作用。

上述推断能够得到证实。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贺照田在《郑州大学学报》发表署名文章《文学史与思想史》，认为文学研究向思想史研究的跨学科转向只是表面现象，而本质还是为了对复杂的文学问题展开思考{5}。按照这篇文章的逻辑，思想史研究的转向将有助于文学研究者去解决复杂的文学问题。2006年，《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开辟了“思想史与文学史关系研究”讨论专栏，专栏刊载了张宝明的《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张光芒的《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姚新勇的《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林岗的《思想史与文学史》。这些文章的考察侧重、内容体例、行文风格不尽相同，有的讨论理论问题，有的分析研究现象，但就文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来说，除了姚新勇的《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对“转向”现象表示担忧之外，其他文章基本上都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转向”讨论的背景

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为何会成为学术话题，这是“转向”现象描述本身不能回答的问题。就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从20世纪50-70年代的“阶级斗争”到80年代的“改造国民性”，从80年代的“改造国民性”到90年代的“理解民族性”，这样一条文学创作与批评主线不仅存在{6}，而且也有必要从思想史的高度作社会分析，但是，文学创作为何总是以主流“思想”为创作导向？批评家与文学史家为何总是用主流“思想”进行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同质化”现象为何如此明显？主流叙述内部是否存在微妙的差异？主流叙述外部是否存在异质的声音？这些问题显然是无法回避的。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需要解释为何总是存在这种以“思想”为导向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事实。

从文学观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思想史”的角度，还不如说“政治史”的偏向，这是因为，将20世纪50-70年代的“阶级斗争”、80年代的“现代化”、90年代的“民族国家”当成“政治史”来看，这大体上也是吻合的：20世纪50-70年代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特殊强调，这用不着过多阐释；20世纪80-90年代以“现代化”和“民族国家”为主题的议程设置性传播也是存在的，百度搜索检索到的“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网页记录达100，000，000个和8，810，000个之多（截至2016年6月14日），这就是“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受到广泛关注的证据。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史研究来说，最具说服力的当然是学者们就此撰写的论文，如朱晓进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7}、陶东风的《重审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8}、刘锋杰的《文学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三》{9}等，无论是从撰文者的学术身份来看，如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苏州大学教授，还是从文章发表的期刊来看，如《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这些都说明学术界重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探讨，所以，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是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作为基础。从哲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被异化过的主流与趋势观念在作祟。在这种主流与趋势观念的宣传下，与集体主义相关的主流、趋势、代表、方向，几乎等同于理想和完美，而与个体主义相关的非主流、差异性、个别现象、保守创作，则成为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代名词。根据这种经不起分析推敲的对立思维，理想的文学史研究就是要去叙述文学主潮，特别是能代表文学主潮的趋势，甚至是去暗示或预测文学发展的方向，因而比较关注思潮、现象、运动等；而对除此之外的对象，比方说具体作品、个别作家、单篇文学批评，由于无法匹配文学主潮，所以被当成不具有代表性而被忽视了。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一种畸形学术评价，即能够在宏观和思想层面把握整体研究方向的研究，往往会更具学术影响力，受到学术同仁的重视，而那些具体作品分析，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得到认同。即便是此前的20世纪80年代，事实上也是“思想史”的声音要比“文学史”更为响亮，“启蒙”“现代化”“主体性”“审美”这些都是整个人文学科的高频词，只是就当时社会思想状况而言，在当时“去政治化”的大背景中，这些高频词确实唤醒过学者们对“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因而给学者们留下了从“政治”回归到“文学”的印象。同样的道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其实不过是相同命题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正如20世纪80年代的“去政治化”针对的是此前50-70年代的“政治化”，90年代的思想史“转向”则是转向了与此前80年代略有差异的“思想”。

值得指出的是，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文学阐释思潮不无关联。准确定义“新左派”并非易事，但那些被人们称之为“新左派”学者，对“左翼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现代性”等问题却有较为相近的看法：中国应该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道路，而“左翼”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值得继承的政治遗产。从政治方面说，“新左派”看中的是“运动”式的“广场民主”；从经济方面说，“新左派”主张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文化方面说，“新左派”试图抵制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西方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当然，我们能在时间上对此作进一步印证，“新左派”话语与“转向”讨论的关联性。以“新左派”频频提及的“民族国家”概念为例，在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当中，以“民族国家”为题名的130篇文献均为2000年以后发表。

以“民族国家”为题名的期刊文献一览表

以上数据说明，只有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才将“民族国家”当成公共讨论话题。这与“新世纪”兴起的文学史向思想“转向”讨论的时间大体上也是一致的。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的“新左派”通常是采用或者混用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杰姆逊的“新历史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西方文艺理论，去阐释“改革开放”之前曾被频繁提及过的文化与文学命题，如“人民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等，最终叙述出一个对抗“西方”和服务“人民”的故事。对那些试图从“左翼”传统中寻找资源的“新左派”学者来说，原本他们就不认为存在所谓的“纯文学”，理由则是任何文学都是特定社会发展的产物，而社会生活才是文学创作的来源。至于说超阶级的“文学”，或者政治史之外的“文学史”，在“新左派”看来更是子虚乌有。“新左派”的文学阐释方法模糊了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政治研究的界限，对那些批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的学者来说，这样的“文学研究”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或许受到“新左派”思潮的影响，即便是此前的“”阵营，对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的态度也出现了分化，部分学者开始放弃此前以“启蒙”和“审美”为旗帜的“去政治化”提法，转而呼吁人们关注“思想史”。例如，《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这篇文章就认为，从文学史向思想史的“转向”应该当成开辟文学史途径和丰富文学史叙述方式来看待{10}。

三、“转向”涉及的问题

在弄清为何会存在“转向”讨论的事实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要剖析这种“转向”现象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不同的学者之间，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价值立场，都可能导致差异性的结果。笔者在此也不是要判定是非对错，而是要指出要评价这种“转向”可能会涉及到的问题。

首先，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无法否认，大量证据表明这种关联的存在。例如，从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来说，有“文史哲”不分家之说，虽然近代出现了学科门类的专业细化，但不能否定“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又例如，文学在商业化背景下失去了轰动效应，文学与社会、政治、思想的关联研究能够扩大文学的社会影响。尽管如此，承认思想史之于文学史的影响，这并不等于放弃文学史的主体地位。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11}。虽然这段话不是针对中国文学史而言的，但中国当代文学史却被韦勒克一语成谶：在为数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中，不少可以当成社会史来看，也有不少可以当成思想史来读，此外还有文学作品选读或者是文学批评编年史。如果按照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的解释，那么“社会史”和“思想史”都不是“文学”史，而“文学大系”和“编年批评史”也不能叫文学“史”，文学史既要符合“文学”史的标准，又要符合文学“史”的标准，即文学史是“文学”与“史”的有机结合。

当然，“文学”和“思想”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模糊和不断变化的，两个概念的“能指”与“所指”都存在着演变过程，如果我们基于两个变化的概念来谈二者的关联，抽象地谈论“文学”与“思想”的关系问题，这可能会让研究者陷入到毫无目标的论争当中。如果我们确实希望能够从讨论当中获得共识，那就要进一步厘定究竟是存在何种“转向”，以及这种“转向”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因此，将“文学”和“思想”概念放到具体的社会语境当中进行讨论，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被谈论，这两个概念能够暗示什么，或者说让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和“思想”概念，它们是怎样被知识性生产建构出来，对这类问题的分析远远超过了对“转向”问题本身的思考。毫无疑问，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中提及的“转向”并不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缺乏思想，而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文学“向内转”说法为代表的文学本体论认同，转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的文学“向外转”呼吁。前者如林焕平《略谈“向内转”》{12}、鲁枢元《“向内转”》{13}、白亮《“向内转”与八十年代文学的知识谱系――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再认识》{14}等文章所作的阐释，后者如章亚昕《“向外转”： 近期诗学大趋势》{15}、李建军《当代文学亟需向外转》{16}、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17}等文章提出的主张。有意思的是，文学“向内转”说法的始作俑者鲁枢元其实也走上了一条从“向内转”的艺术心理研究到“向外转”的生态批评实践的学术道路{18}。

其次，“转向”问题核心并不在于“转向”，而是在于“怎样”或者“如何”转向。从“文学”外部角度来看，“转向”涉及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观念、文化观念、研究观念的嬗变。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并不是指此前的文学史研究缺乏思想，而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审美”“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受到“新历史主义”“知识考古学”“后殖民主义”等其他文学史观的挑战，或者是指“审美”“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在遭受质疑的情况下，被重新阐释以便获得社会新语境条件下的生命力。从“文学”本身角度来看，“文学”观念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与融合，这自然给人以思想“转向”的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转向”涉及的是新经济、新技术、新媒体语境下，“文学”与“文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一句话，流动性的“文学”和“思想”概念提醒我们，不是文学史研究的思想“转向”，而是“文学”观念、认识、研究的“转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转向”问题在“文学”和“思想”双重变化的背景下产生，而且“转向”现象体现着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和必然性。正因为如此，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话题的实质还是，如何看待“文学”本体研究与“史学”“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学”本体研究的复杂关系。换句话说，问题核心并不在于研究者是否承认这种“转向”的存在，也不在于研究者对“转向”好恶评价，而是在于研究者“怎样”理解以及“如何”面对这种“转向”。

最后，“文学”本体研究与“史学”“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学”本体研究不是没有交集，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待“思想”问题，与从“思想”角度来看待“文学”问题，二者的视角不一样，侧重点也会不尽相同，最终的研究结果肯定也存在差异。如果我们不反对文学史向“思想史”的转向，那么如何体现出文学研究的优势？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没有任何特色或者优势，那么我们绝不会赢得那些从事思想史研究者的肯定，同时也不可能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尊重。这也是批评文学史到“思想史”研究转向的学者，所提出来的最为尖锐的质疑之一。对文学史不是“文学”史，和文学史不是文学“史”的两种现象，勒内・韦勒克曾作过这样的判断：1、对艺术作品缺乏系统而连贯的分析；2、持有偏见，认为如果不根据其他人类活动来论证因果关系就不会有文学史；3、对文学艺术发展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误认为文学发展史是社会史、作家传记或作品鉴赏{19}。对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转向”问题来说，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所做的判断不无参考价值：首先，无论是单纯的文学史研究，还是说与“思想史”的结合，研究都应该建立在扎实的文本分析和作品解读的基础之上。其次，只要“文学”概念存在，那么“文学主体性”问题就不会过时，我们应该抛弃必须要借助于政治、文化、思想才能解读“文学”的偏见。最后，我们绝对不能将文学艺术发展史等同于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这部著作在中国受到欢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忽视了该著的警醒。在这个问题上，南京大学赵教授看得比较清楚：

温儒敏教授所担忧的可能取替“文学史”的“思想史”，并非通过文学文本之审美形式的研究所阐发出来的“思想”，而是超越或绕开文学文本形式，独立于或凌驾于文学文本形式之外或之上，甚至还可能是从外部强加给文学文本的“思想”，即“非文学的思想”。这种意义上的“思想史”，正如温文所说，作为文学研究的“转战”和“越位”，又不能被思想史界所认可，当然是很悲哀的事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