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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比较单一由于上述师资偏重理论性、硬件配套不完善的主客观原因,导致该专业教学模式偏重于课堂理论教学,而课外实训课程、试验室操作课程难以开展。课程结构设置存在的问题目前,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课程设置不够科学和合理。理论课比重偏多,实践课较少。
二、改革方向的探索
1、根据职业化教育的目标,合理分配课程教学比例
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实践性较强,(比如需要具备新闻采访能力、新闻写作能力、新闻编辑制作能力、新闻策划能力、重大新闻直播的能力、口头报道能力)应该根据这一特点和课程性质来合理分配学时和学分,建议将60%-70%的学分放在专业和实践课上,既有利于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又能锻炼和培养培养学生具有动手能力,从而实现学生“坐下来能写,站起来能说,扛机器能拍,进机房能编”的目标。
2、加强师资配备和教师深造
鉴于西翻院新闻专业师资力量的客观现实,我们首先应当加强现有在职教师的培养与与深造,要求现有专职教师通过自学、参加社会技能培训、购买网络课堂等方式让让老师在现有较强理论水平的基础上,掌握1-2门新闻采编、剪辑制作、摄影摄像等实践专业课程,做到理论和实践有机统一,以适应该专业设置的要求,从而培养既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有较强实践能力的技能型人才,以满足社会人才市场的需求,同时也为培养“双师型”教师团队打下基础。另外,可以考虑从地方电视台、广播电台引进几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参与实践教学,同时要求自有教师参加外聘教师的实践教学,通过“传帮带”的方式达到师资力量的提升。
3、增强硬件设施的配套,进一步完善实习基地建设,提高现有教学设施使用效率
针对现有教学设施匮乏的客观现实,学院应当考虑增强摄像机、照相机等教学设备的投入和实训基地的建设。为了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可以考虑校园广播站、学院电视台对新闻采编专业学生有序开放,至少为该专业学生提供一个实训平台。让新闻采编专业学生在校内有机会开展采访、编辑、摄影摄像、影片剪辑与制作、录音与播出等实践课程的学习,最大程度的发挥学院资源的利用率,可以节省再投入的费用开支,达到一箭双雕的良好效果。
4、改变课堂教学方法,开展实践教学
(1)课堂教学适当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比如在《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教学中,对于刚接触专业实践课的新生来说,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短期让他们进入专业记者的状态未免有些困难,教师可以播放一些简短的电视新闻,新闻奖获奖作品,帮助学生记者的写作角度、写作方法,以此引导学生关注新闻,学会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同一新闻事件进行报道。进而可以在课堂上设置了5分钟现场报道环节,针对当前发生的热点新闻事件,学生可以模拟现场报道,然后自己用一到两句话“说”新闻,并告诉别人这条新闻的价值点体现在哪里。通过这种现场实训的方式,不仅能让课堂更加生动,而且也能提高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兴趣,让课堂教学也能更加精彩,学生实践能力不断提升。
(2)更加重视案例教学加情景模拟教学。
①要让案例教学始终贯穿于在《新闻评论》、《电视节目策划学》、《新闻作品评析》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在搜集整理国内外大量的新闻报道、优秀电视作品与电视节目,特别是在讲授《新闻评论》、《新闻作品分析》的时候,结合教学内容在课堂上给学生观看了《新闻调查》、《新闻1+1》、《鲁豫有约》、《艺术人生》等节目以及新闻报道等重大事件的现场报道,让学生学习其中的报道方法、主持特色,节目成功要素等,此外,在讲授新闻写作部分的时候,还结合了大量的平面媒体案例,让学生根据报纸、杂志的报道进行分析总结,比如对《南方周末》上的深度报道进行分析、对本地都市报(如《华商报》)上新闻标题和内容的评价等。
②情景模拟教学。在《电视节目策划学中》,我们还尝试让学生模拟电视访谈节目,不是照搬现有节目,鼓励学生根据现有的一些优秀节目,再结合具体情况自主创新。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模式确定节目样式,搜集背景资料,设定选题,拟定采访提纲,扮演角色。学生在课堂上模仿《艺术人生》、《鲁豫有约》等谈话节目中嘉宾和主持的节目形式,虽然涉及的话题以校园生活占多数,但是在这样的训练中既可以让学生了解节目的基本流程,还可以锻炼他们的现场表达和组织协调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教学效果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后期制作技术,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很好结合。
③外出写生。比如《新闻摄影》、《新闻摄像》这两门课程,到了大二下学期都会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野外拍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都是以小组为单位,自选主题,拍摄专题片。我们带领学生在南五台、周至沙沙河、熏衣草庄园野外拍摄实践,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既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记录了风景特色,回来制作的DV作品、照片等也可作为期末成绩及学生实习成果的一部分。还要考虑到如何做出一个新闻片或纪录片,突出与人交流的采访报道能力,并最终形成作品。教师要跟学生一起,随时讨论。这样的话,学生的野外拍摄也更加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
④学生自办媒体实践。校园电视台、广播站、校报、校刊、简报等各种媒体(如西翻院的《娱乐E坐标》、《新闻时讯》、《西译青年》、《桃李文学报》、广播电台)都提供了学生良好的展现自我,实践的平台,让学生积极参与校报(比如《报纸编辑学》)广电中心以及各级各部创办的各种刊物的相关工作,也能更好的解决人力等问题。同时,还可发挥学生的创造力,使各种刊物更有个性。学生进入新闻单位完成实习前,在校内实习基地进行的有效演练,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新闻敏感力、新闻采编能力的培养都有重要意义。这可以缓和新闻教学与新闻实践难以协调的问题。充分利用本校媒体资源(西译广播电台和西译电视台等),让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的学生在西译电视台或西译广播电台创办专题节目,每周一期或每月一期,可采访本校知名学者、教授、学校领导、杰出校友等。内容可涉猎时政、焦点新闻、校园文化、学术观点等任意话题,这样可以提高学生采编、主持、摄像等实践能力;新闻专业的教师对此进行专业指导;再次,积极开展校外合作,联络西安电视台、陕西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在这些地方建立新闻教育实践基地。
5、新闻专业实习的调整
对于新闻采编制作专业来说,可以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把实习分为小实习、中期实习和毕业实习。而我们的学生恰恰缺少中期实习或毕业实习,即使有短期的小实习,往往出现时间短,实习仓促,效果不佳的情况。小实习针对低年级的新闻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进行实践能力培养。如可以将大一大二的学生带去电台、报社、电视台等工作单位参观,让他们能直观地感受新闻工作,了解工作大体流程和情况,不仅可以使他们打下理念基础,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寻找自己的方向。中期实习就是对学生进行一次寒暑假的集中实习。学生可以自主或学校联系当地实习基地,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新闻媒体或者与新闻专业相关的各种工作中,这在实习过程中学生可以跟随老师进行采访、写作、编辑、剪辑等相关工作,这位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在毕业实习过程中,也让学生更好的了解行业最新动态、比如新闻改革、节目改版等;了解国家社会的就业情况和政策情况,搜集撰写毕业论文及实习报告,为今后学生奔赴新的工作和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6、毕业论文与实习方式的转变
关于这方面的媒介宣传,多少含有炒作的成份,即使是关于网络传播的学术论文,也充满了过分的热情和遐想。炒作带来了强大的暗示作用,形成一种舆论,似乎不上网就要被历史淘汰。逼得不少媒介即使没什么条件,特别在缺少软件条件的情况下,急不可耐地上网和追求技术的极限,立即大量使用音频视频资料,缺乏对带宽的合理利用。经过了一轮混战,我想,现在需要冷静地考虑一下我们面对的网络新闻传播了。
网络传播必须切实形成市场
网络传播兴起之前,图文电视在20世纪70~80年代曾经也被看好,但是最终失败了。具体原因当然有许多,例如制作和接入成本过高、当时的技术和用户的消费能力无法匹配等等。但根本的原因还是没有形成新闻消费的规模化市场。而没有市场的支持,再好的技术、再多的资本也难以带来利润。从这一历史教训中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前的网络新闻传播,不仅是一种信息技术,更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需要从市场的角度审视上网媒介的新闻传播。
网络传播并不是为商业的目的而开发的,但它的火爆却是因商业的应用而兴起的。随着PC机的普及,因特网和Netscape浏览器为规模化的网络传播铺平了道路,电信服务部门、计算机行业的公司首先借助这一新的传播形式进入媒介市场。传统媒介如果不上网,意味着很大一部分新闻受众和广告资源将被拉走,也许失去的东西会更多。于是各个媒介也纷纷上网,它们同样看中了网络上可能形成的新的新闻和娱乐的消费市场。然而,这种市场的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传统媒介不同于那些计算机行业公司和电信服务部门,上网了,不等于网络新闻传播就能成为一种成熟了的新媒体。在竞争的压力下,现在除了印刷媒介外,传统的电子声像媒介也在积极上网,尽管音频视频的播出技术还存在一些未解决的问题。
现在至少已有百家这类网上媒体因为经营不下去而消失了,当然新的媒体还在源源不断地蜂拥上网。其实,传统媒介的网络化生存还要走好一段路。如果不解决基本的经济上的投入产出问题,做到有所盈余,其生存始终是危险的。虽然有些关于网络新闻传播赢利的零星消息传来,但是至今传统媒介在网上的新闻传播网站,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赢利的。现在已经不是最初的"跑马圈地"时期了,需要考虑十分现实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目前新闻网站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问题
首先,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现有上网传统媒介的新闻网站尚没有建立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技术上,因特网原来不是为娱乐而设计的,音像传播远不能满足用户的要求,未来这方面的技术肯定会成功,但是何时成熟、成本多大,尚是未知数。即使非传统媒介的商业网站,其生存也处于相当的不确定中,目前尚没有找到最佳利用网络传播赢利的方式,而网络传播对网络商(包括上网媒介)来说,如果不能赢利,找不到挣钱的有效办法,再好的技术也不会有社会化的发展前途。
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和发展,与商业利益的驱动直接相关。上网的传统新闻媒介,即使有政治导向的目的,如果不把网络新闻传播同时也视为一种经济形态考虑,网站本身的存在,早晚会成问题。任何网站的建立和维持,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损耗为零,它们存在着价值(内容、资本、人才、品牌、赢利能力等等),也存在着消耗(开支、竞争、设备折旧、观念老化、品牌退化、能力下降等等),网站的价值增长必须高于消耗损失。有些损耗是无形的,例如各个新闻网站大量重复性的服务模式和重复信息,将网络传播本身应有的较高的价值,分解得几乎没有了价值。每个新闻网站几乎都是这种重复的制造者,结果则是每个网站都为这种低质重复作出了百分之百的消耗。
第二,从用户的情况看,我国的普及率尽管近年增长速度很快,但底数太小,现在不过1.4%,远没有形成产业规模。即使普及率很高了,网络用户与传统媒介的受众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它的漂移性,很难抓住。去年底,世界网民人口已达到4.14亿。这个迅速增长着的数字,始终是吸引传统媒介和其他行业公司建立网站的动因。而现实却是:网上的用户群已经形成,但是消费市场并没有建立。这对已经建立的网站,特别对那些以新闻传播为主、而非以商业和生活服务为目的的网站来说,更是致命的打击。迫于竞争的压力,各个媒介不断地为自己的网站投入大量资金和人才,维护系统,更新升级硬件和软件,不断扩容,也许多少建立了一些网上的声誉,但是经济回报的匮乏,成为各传统媒介网站共同的难言之隐。
第三,网络广告的稳定和增长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保障。网络用户的漂移性,使得各个网站的广告收入很不稳定,上亿网民鼠标的点击声并不能自动变成数钱的声音。因为网民根本用不着依附于固定的网站,可以自由地在几乎无边际的网络中漫游。只有某些商业服务性网站,例如雅虎,有较为稳定的广告客户。网络广告与传统媒介的广告在垄断方面有些相似,美国位居前十位的网站,拥有全部网络广告的三分之二;排名前1300家的网站,控制了95%的广告。而其中新闻传播的网站则是凤毛麟角。
第四,已经形成的网络文化与网站的商业经营模式存在矛盾。网络最初是由各国政府资助而建立的自由的、免费的信息平台,从而很快培养了一种欣然接受的免费网络文化。现在建立的网站,包括传统媒介的网上新闻传播(个人兴趣型、影响很小的网站除外),如果只是为了宣传而赔钱,恐怕谁也负担不起。但是网上新闻传播要收费,首先要解决的是文化问题,其次还有技术问题。网络已是一个巨大的免费信息库,4亿网民已经吝啬成性,他们疯狂地使用着各个网站提供的免费电子邮件、免费下载软件、免费ICQ……,对于与网站性命交关的广告链接,就是懒得点击一下。有些网站动情地劝说使用收费邮件,但响应者寥寥。无论发明动画"旗帜广告",还是最近出现的"网上路演",能够吸引网民眼球的效果都不理想。如果靠向用户收费维持,也似乎不大可能做到。有的网站企图先让用户免费使用,培养兴趣后再收费;而一旦收费,点击率便迅速下降,最后不得不放弃收费。从商业角度看,早就应该明白这一点:广告传播永远不能期待受者的自觉。但是,上亿的网民这是一种无尽的诱惑,虽然前面已有不少牺牲者,但仍诱惑着更多的新网站扑向网络传播这个耀眼的光点。从长远看,网站早晚会取得成功,但是至少目前,尚没有完全有效的经验。
鉴于上述情形,如果把网络新闻传播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拷贝借鉴阶段、用户化阶段、网络原创阶段,那么现在的网上新闻传播尚处于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离网络新闻传播的原创阶段,距离尚远。建立新闻传播网站的消费市场,这是保证网上新闻传播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奋斗目标。
既然网上新闻传播同样需要广告的支持,那么,就要研究网上新闻传播吸引用户的特点。单纯强调点击率,如同单纯强调发行量一样,对于广告商的吸引力是有限的,现在美国每千次的点击率已经从早先的35~50美元降至2~5美元。而这点收入对网站来说微不足道。关键在于提高用户注意力的质量,即将点击率改变为网页浏览率,许多广告商已经把网页浏览率(包括浏览持续时间)作为投放广告的依据。这就要求新闻信息在时效、可靠、广泛、真实,以及易用、可得、交互和原创性等方面,即新闻的内容质量和使用质量,全面满足用户。我国的新闻网站大多只看重点击率,一些广告客户也单纯从点击率出发考虑广告的投放,这是不成熟的商业行为。特别当广告商已经变得精明起来时,我们的新闻网站若没有学会如何抓住网民的注意力,就可能失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
关于新闻网站的发展思路
网络新闻传播将出现三种转变趋势:一,将大众传播的市场转变为细分的小众市场;二,将限于国内和地方的传播市场,至少部分地转向国际市场;三,从或然率的市场(即提供通用的大路货的市场)转向个性化的用户市场。在媒介经营方面,就媒介与广告客户的关系而言,一定意义上是媒介将受众出售给了广告客户。但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网站向广告客户组装和批发用户的手段和规模都会发生变化。现在我们对此的研究和思想准备尚不足。
另外一个问题也需要考虑,即新闻网站单靠传播新闻,以及依赖网上广告,能否独立经营下去?新闻网站需要多样化经营,或与网外的产业联营与互补,这似乎是最近纳斯达克股市猛烈下跌后人们的一种新思路。与多数网站受到冲击的情形相对照的是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它拥有网站、杂志、有线电视、电影公司、音乐公司和全球最大的网上社区,在3月8日股市暴跌的时候,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是幸免于难的少数公司之一。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受众本位与传播者本位不同,传播者在参与传播过程中主要根据受众的需要来确定传播的目的、步骤以及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并以受众受传的实际状况作为评价传播得失的标准。在以受众为本位的传播关系中,受众是传播者服务的对象。”
二、受众的变化,引导新闻传播学转向思考
新闻平民化提倡“平民视角”,由于很多媒体都没能真正领会其含义,并在新闻平民化这个过程中,过度寻求娱乐价值和利益,因此产生了种种弊端。怎样赢得受众、赢得市场,这是新闻媒体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环境的时思考的问题。媒体受众的核心,说到底,是在市场竞争中对资源的竞争内容所吸引的。新闻的内容及其发展、创新的深度决定了在竞争中是否能赢得先机。在我国新闻的深度报道,通常指的是客观地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及是发现的本质和核心等等。在美国和日本及西方国家,深度报道最常见的形式是解释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占布局和服务的50%。深度解释社会现象,在引导舆论,促进主流价值观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由于广播传播特性的限制,不适宜做宏大叙事的报道深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广播不要深度报道,如果具有广泛覆盖优势的广播,去和 “报纸”等平面媒体比拼深度报道,将不具优势,并会给听众造成收听疲劳。
根据广播媒体的平民化走势角度来看,新闻内容的传播其特点符合平民的,深层次的挖掘趋势和贴近人们的生活中普及,人们的生活,为人们的其他方面来解决问题,是广播媒体的受众形成一种固定的重要途径。在对广播媒体的节目挖掘时,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关注广播媒体特性的研究和探索,以满足广播听众的需求,避免广播媒体和其他媒体的同质化倾向。
三、新闻的“平民化”发展要求
平民化诉求,在报道内容上主要是体现人文意识,满足百姓的多样化需求。从人文角度出发,新闻媒体的关怀对象显然应该是人的价值、尊严和人生的意义,特别是重视对普通人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关注。新闻传播学增强人文意识,既是广播媒体追求高起点高品位的需要,也为寻求广大听众更多的认同所必需。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解放以后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出版的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籍只有百来本,而且没有一本学术专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日渐增多。1991年,各种关于新闻和传播的书籍超过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500本以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和中国新闻年鉴的粗略估计)。如果说80年代是我国新闻传播书籍出版的准备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两年,无论这数量和质量方面,与自身相比都是最辉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几年,新闻和传播方面书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各类新闻传播学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体系。80年代,我国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统教材。90年代的情况大大改观,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陆续组织写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点的各种专业教材。到世纪之交,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则全套更新和增补新的面向新世纪的系列教材,北京广播学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专业教材。
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质量不高,甚至可以说是垃圾;内容重复现象较为普遍,相互抄,车轱轳话来回说。关于网络的教材,显然为了抢时间,更为粗糙,相当多的这类书籍停留在描述现象和想象的理论层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质量和在一定时期稳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写作和出版的要务。
二,大量传播学译著在世纪之交的几年内成批推出。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类译著中有世界信息与传播的综述性著作,也有传播学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还有一些专题研究的著作,例如组织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形态、媒介与大众文化、电视批评、媒介伦理等等。(参见我在《新闻与信息传播》2001年夏季号的概述文章《直面当今传播学研究----最近两年我国传播学译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从赢利角度考虑较多,现在出版的传播学书籍多数为教材,有的出版社选择的层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传播学读物。这给国内某些本来就对传播学有“阶级”成见的人留下印象:传播学就是这么个层次和水平。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尤其是传播学经典著作很少,最近几年的新著更少。经典中唯有麦克卢汉的著作出版了好几种,但他毕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传播学研究的经典译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组织翻译出版中。
译著的翻译目前也存在问题,如果是普及性读物,由于语言和内容较为简单,可以考虑组织研究生集体翻译,但是学术专著若由一拨学生每人分上一章一节翻译,在短期内出笼,差错较多,后患无穷。已出版的译著中有一些翻译质量过差,甚至到了无法读懂的地步。
三,国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性专著依然不多。尽管出版的新闻和传播学方面的书籍越来越多,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浮躁使得可以列为研究性专著的书是有限的。相当多的书,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说学术结构,就是话语也是非学术的,或政治套话,或新闻报道式语言,用这样的话语体系论证学术,可以想象是些什么东西:现象性的描述内容多于论证,摆出问题(有时很生动)但没有能力说明问题;论证逻辑贫乏,诸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区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类。
四,出版新闻传播学的“套书”呈现为一种趋势。这种出版现象有商业包装和赢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轻易说都没有意义。如果学术研究的条件成熟,这种推出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近几年传播学译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这种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但是研究性的专著,不宜采用这种批量推出的方式,因为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工业流程式的。
现在从已出版的套书看,同一套教材,质量高低差距较大。有的较高,有的明显地差。特别是网络丛书,尚没有一套提得起来。“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总体水平较高,但也有的相对不高。“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资料价值。“南京大学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有几本涉及传播学的,尚有水平。“清华传播译丛”中有几本的水平也行。有的丛书以“最新”或“高级”冠名,但内容不新,也谈不上高级。
五,新闻记者的个人文集越来越多。现在只要有钱,出书不像以前那样难了,难的是写不出那么多好东西。最省力的就是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新闻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闻作品的时效特点,相当多的这类文集只有个人收藏价值,并无社会价值。有的新闻传播学教师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这类文集在已出版的书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市场来调节吧。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出版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与过去相比,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即其中搀水的较多,书籍的内容质量(现在的装帧质量一本赛一本)成为影响新闻传播学外部形象的一个问题。
2002年新闻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比去年增长了一半左右。但总体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书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述如下:
一,几乎同时,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关于中国传媒近年总体发展情况和展望的书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陆小华的《整合传媒》、孙燕君的《报业中国》、周伟主编的《媒体前沿报告》等。前一本带有政策研究性质;后两本像新闻报道那样对媒体发展形势作了记者式的描述,因而这类书籍属于普及读物。对近年媒体发展作一整体情况的描述是有意义的,但缺少学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书是喻国明的文章和调查报告集子《解析传媒变局》。他本人强调学问就在于经世致用,必须与“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点,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苟同。正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理论思维。创新的中国需要应用研究,同时也需要不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理论思维,它代表人类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学中我们需要陈景润一样,尽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二,关于研究专著,数量依然不多,有几本尚有新意。有一些书从标题上看是要构建某种理论、某种核心,但是翻开一看,索然无味,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名词概念较多,说来说去就是新闻传播的一些常识知识,又换了一种说法或换了个包装。研究专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认为侯健的《舆论监督与名誉权问题研究》给出一种什么叫研究的榜样,他从一个较小的问题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闻法,给人以思想。陈力丹的《世界新闻传播史》在结构和内容上比以往的同类书有些新意。杜俊飞的《弥漫的传播》可能是这年出版的书最难读懂的一本书了,表达上过于晦涩,但若硬读下去,还是确实有思想的。
三,关于专题和会议文集,这年不多,下面书介中介绍的,均有些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国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国新闻侵权的第四次浪潮》颇有水平,新闻法治意识十分明确而且论证有力,只是未对书名作解释,令人莫名其妙。尹鸿、李彬主编的专题论文集《全球化与大众传播》,论题集中,这种有组织的专题论文集现在不多,值得提倡。张国良、黄芝晓主编的《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和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属于会议文集,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四,这年新闻传播学教材出版的热潮已经过去,新出版的教材明显减少。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教材,通常列入已出版的套书教材中,作为增补出版。其中有水平的如魏永征的《新闻传播法教程》、李良荣的《当代新闻事业史》等。这年新出版了一套网络方面的教材,也有单本的网络方面的书籍,但新的内容不多。
信息技术发展的推波助澜下,经济、科技和政治、文化领域的全球化趋向日益突出,并逐步成为世界发展的客观现实和社会各界争论不休的显要话题。但正如英国学者汤林森(JohnTomlison)所指出的:“全球化一词,其最为普遍和最无争议的含义,是指世界上各种社会、文化、机构及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快速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包括某种时间与空间的压缩。即对跨越这些客观存在所有有形或想象的时间,加以戏剧化压缩而使距离缩短,好像把世界变小了,在某种意义上也使人与人之间相距更近。但同时,这一过程也在‘扩展’各种社会关系,把制约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从本土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
一、思变:全球化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全球化对我国新闻媒体发展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三个领域,而这三方面的变革与调整也对新闻传播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现实要求,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
首先,是在经济领域。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我国媒体的任务相应调整为需兼顾企业利润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重要求。这促使我国新闻传播业管理体制不断进行深层次的变革与探索。因此,在决策层面上,既懂新闻专业又懂经营管理的复合型高级人才就成为了媒体的迫切需要。
其次,是在技术领域。技术的发展,加深了全球的媒介融合化的进程。虽然在不同传播语境下,媒介融合包括了媒介科技融合、媒介所有权合并、媒介战术性联合、媒介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和新闻叙事形式融合等方面的内涵。但毫无疑问,技术是其中决定性的影响因素。而媒介融合不仅为整个媒介生态带来颠覆性的变革,也带给媒体工作者带来如何对内容精准定位、对表现方式适当选择、对传播流程有效地进行控制与管理等方面更大的挑战。因此。在应用层面上,媒体对于具有广博的知识体系,精通各类媒介特点及规律,掌握基本但全面的技术能力的“超级记者”的需求也逐步凸显。
最后,是在文化领域。资本与技术的强大逻辑无可辩驳。而文化的全球化则充满了歧义,是一个内在的一体化与分裂化、单一性与多样性相互博弈的矛盾统一体。但我们必须看到和警惕的是,在文化全球化名义下,强势媒体可能实行的文化帝国主义及不平等的文化殖民现象。因此,我国媒体在对于优秀文化传承上,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顾国际性与民族性就成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而这无疑对媒体工作者的人文素养方面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随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媒介的发展,迫切需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无论这些人才是懂新闻也懂政治、经营的管理型人才,还是一专多能,适应媒介融合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但他们都应该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往能力,良好的新闻专业素养,深厚的人文情怀,坚实的人文科学知识基础和极具包容性与扩展性的学习能力。
二、求通:顺应全球化趋向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策略
以全球化在经济、技术和文化领域提出的要求,来考察传统的新闻传播高等教育实践,我们会发现,现行的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体制在学科结构、专业课程体系和实践需求三大方面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本文试图从这三大症结人手,探寻切合全球化挑战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新策略。
1,现存问题:学科结构单一。从世界范围看,如今的新闻传播学科至少应该包括通识教育、专门学科基础教育和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三个层面的内容。“通识教育作为大学的理念应该是造就具有远大目光,通融见识、自由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所需要的高层文明教育和完备人性教育。”。专门学科基础教育是指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一门专业学科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的教育。从国外著名新闻传播院校的实践来看,在保证通识教育和至少一门专业学科教育之上进行新闻传播的专业教育已经是普遍的学科结构原则。而在我国当前的新闻传播高等教育中,一方面,有关通识教育的选修课、特别是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比例相对过小,另一方面,与新闻专业教育配套的其他专门学科基础教育则更为缺乏。这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升,很可能造成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失衡,更无利于全球化背景下学生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解决路径:优化学科结构,内寻中华文化之根,外借其它学科之长。
文化的变化相对缓慢,有着较为稳定而恒久的影响力;而工具性知识则更新很快,在短时间内对整个社会文化有着较强的反作用力。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我们要培养具有国际传播能力和舆论引导力的人才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必须回答,学生走出去后究竟对外交流传播些什么内容?又用什么来进行舆论引导?事实上,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首先在通识教育课程中,增加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和加强新闻职业道德理念建设的相关课程。将中华的人文基因深深地内化到学生心中,只有牢牢扎下中华文化之根,才能在国际交流和舆论引导中不失中国的教化与立场。
全球化的深入使得编辑记者的角色由新闻采编到知识生产与管理的转变,这自然对编辑记者的知识结构与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面对更为复杂的信息体系。要实现这一角色的转变,新闻教育在加强通识教育的同时,还应注重其他学科知识的补充,应该让学生拥有更多的时间选修自己感兴趣的各种不同领域的课程,比如学习科学、经济、环境、管理、艺术等等,甚至以某科为主,培养相关领域的新闻传播的专门人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专业学科都是外部性的,具有可拓展、易变动的特征,可以根据时展和媒介需求进行相对灵活的调整。
我们学科结构优化的目标应做到让学生在较为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与传统的基础上,不断了解前沿学科的发展,才可能使其对内和对外传播技巧得到融通,提高他们进行国际传播时的沟通和引导能力。
2,现存问题:专业课程体系与内容陈旧。目前,新闻学专业从课程设置来看往往只针对电视、报纸或网络三类媒体之一来设置具体课程。特别是实务类课程,比如报纸新闻学专业主要围绕报纸规划采写编评,涉及广播电视及网络的的内容基本都是一带而过。而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所开课程则以广电为主,对网络及报纸的业务甚至都不会涉及。不仅如此,专业课程内容也相对陈旧,并未及时吸纳快速发展的业界实践成果和日益深入的学界探索成果。特别是在技术层面,与快速变化的业界主流技术体系之间存在差距,致使课程的前沿性和实用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虽然进入信息时代后,一些新闻院系做出相应变革,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课程体系和专业内容陈旧的问题。在技术全球化的过程中,业界对融合新闻工作者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这样的课程体系将很难适应融合新闻的采写与编辑。因而,高等新闻传播教育很有必要在培养学生单一媒体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打破媒介专业设置的壁垒,加强与其他媒介及其他领域合作,丰富媒介专业授课内容。
解决路径:更新课程体系,内练核心专业技能,外修媒介融合技巧。
在新闻专业课程的设置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方面,向来存在着全能与专精的矛盾。而随着技术全球化的扩张,新媒体的发展来势汹汹,并逐步导致各个媒介边界的消弭。这种媒介融合化的趋势,使得“全能”与“专精”的矛盾更加激化。
其中有两种声音最为响亮:一种认为应该努力培养学生全方面的技能,使之能适应各种媒体的要求。早在2003年,美国媒介融合研究者在对媒体从业人员所作了调查,发现有78%的受调查者“同意”或者“强烈同意”新闻专业学生无论什么方向。都应该掌握多种技能,包括写作、编辑、电视制作、数字摄影摄像和网页设计等。但这种“全能记者”,不仅要成为知识构成方面的“百事通”,还得成为技术层面上的“百术通”。因此,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媒介融合教育是一种陷阱,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可能培养什么都精通的人才,如果这样做反而会让学生什么都会但什么都做不好。
所以,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技术全球化所引发的媒介融合趋势对新闻教育提出的挑战,在新闻专业能力的训练中,应首先注重培养新闻制作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熟练掌握某类媒体的采、写、编、评的技能,并在磨砺好核心的采、写、编、评技能的基础上,初步掌握其他媒介的基本技能。并结合整个媒介行业和自身规划的发展,有侧重地开掘某方面的优势,进行终身学习、不断调整。唯其如此,才能解决好全能与专精的矛盾。
3,现存问题:教学与实践的脱钩。在所有影响大学发展的因素中,教师是最关键的因素。然而,当前我国新闻专业的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知识智能结构、综合素质等方面,都很难适应全球化新闻传播教育的需要。尤其是在和实践对接的层面,受近年来高校用人体制的影响,新闻传播学师资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而教师的媒体实践经验却越来越少。而那种深谙全球化需求,具有一定国际视野,从事过多媒体实践的教师或是多媒体从业者转为教师的更是少之又少了。因此,培育和造就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是一项相当艰巨的战略任务。不仅如此,新闻传播类专业点的急剧扩张造成新闻传播教育的廉价化,不少学校在既无师资又无教学条件的情况下。匆忙上马建设新闻院系,使得相关实验室和设备建设严重滞后,教师与学生的交流还较多停留在教室讲堂之中,教学多以为原则性、理论性内容,缺乏基于实践平台的具体指导。
解决路径:注重业界需求,内部培训师资、增添设备,外部引进人才、整合资源。
首先是师资的问题,在目前国内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师资。业界的需求日新月异,而师资却很难随意调整。当然事实上,我们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与业界进行无缝对接,而应该巧用内力和外力,实现师资的内外融通。一方面使内部师资的外部化,鼓励学校在编教师从事业界工作,通过教学与实践的更加密切的接轨,使教师的业务素质与业界需求接轨。另~方面,可以使外部师资的内部化,邀请外部专家来学校进行讲座,通过外部元素的引入,不断更新学校的传统教学理念及方式。同时,还要着力培养学生自我学习能力,作为信息的主要提供者,新闻从业人员更要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接受信息教育。而网络通讯技术、数字化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新媒体传播技术呈几何级速度跃进,这使得新闻业者在生命的每个阶段只有不断学习传播理论、掌握传播新技术、了解新传播媒体的运作方式,才能使自己不被淘汰。
其次是实训与设备的矛盾。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设备的更新,而对这些硬件设备的掌握,必须要通过实训。也就是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才能完成。然而,囿于种种现实条件,大学中的相关设备更新远不可和业界相提并论。我们当然鼓励学校能有更多的投入,为学生不断创造适应业界的拟态环境,但大多数院校都很难达到这种要求。因此,一方面,在进行实验室建设的时候,就要处理好基础性与发展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上,也应将内部实训与外部的媒体培训、实习、实践相结合,广泛利用社会资源来化解基础教育的稳定性与职业要求的变更性的矛盾。
面对来自媒介发展现实的挑战,作为媒介人才的主要培养渠道,高等学校只有主动地进行新闻传播教育模式的改革才能适应全球化的要求。总的来说,高校应该一方面加强内部自身优势的挖掘——在认清国内传媒发展需求的前提下,以各个学校内部师资和实验室设备资源为依托,注重学生对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新闻道德准则的内化,培养学生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内生性技能;另一方面加强外部资源的整合与利用——通过关注国外传媒发展趋势,进一步拓展外部平台,强化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与对外传播的能力。只有采取内外兼修的策略,围绕师资结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验设施还是培养环节、科研机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配套改革,才能妥善处理好全球化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中的上述几个较为尖锐的矛盾。
三、结语:内外兼修培养模式下的人才前景展望
全球化虽然日益使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但是不应过分夸大“一体化”而抹杀了不同国家、民族、区域发展的特点。特别是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在直面全球化挑战的时候,更应努力做到内外兼修,既立足本土、坚守民族性,也充分、及时地吸取世界上范围内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因素。为我所用。在继承我国新闻教育事业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加快国际化的改革步伐,既谦虚学习发达国家成功的教育模式,更着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高级人才培养体系。
2006年上半年,市政府网站在市长推动信息化建设,倡导电子政务中得以加快升级,其着力打造的“市长信箱”、“市民议政”和“网上听证”三个窗口相继推出,支撑起政府与市民联结互动的平台,网络搭建的桥梁为相互的沟通提供了“直通车”。政府网站开诚布公,市长在其网站“市长信箱”升级后致信市民:办好“市长信箱”,是为了广开言路,畅通市民的诉求渠道,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为市民多办一些实事。此举引来广大市民网民在其窗口上纷纷建言献策,发帖跟帖无数,市长在一些信件上作批示,并对代表性的呼声建议要求其职能部门尽快办理回复。一时间,来自民间草根的声音与庙堂的“钟鼓”共振,频率增大。
宜宾日报藉此迅速介入,与网站联动,将“市长信箱”上反映的线索,由相关方面批示后投入采访报道,并在媒体上刊出和网站上挂出。譬如,市政建设中有关公交改革的话题,一度是市民议论的焦点,对这一牵涉面广的政策的出台,政府采取谨慎和开放的态度,广纳善言,民主决策。市民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各方单位从部门管理权限出发,各种观点在网上交锋,人气集聚。与此同时,宜宾日报发挥主流媒体作用,积极引导舆论,记者分别采访代表性的意见予以报道,畅通民意,疏解不惑,为构建和谐的政务环境打下良好基础。
2006年8月,政府网站在“市长信箱”基础上,进一步开设“市民议政”和“网上听证”窗口。于此,记者进行了采访报道,写出的《市政府开启沟通民意新窗口》消息,用事例印证了新“窗口”的功效。新闻及时报道了宜宾市政府为进一步沟通民意,畅通民众诉求渠道,开展政民互动,打造阳光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新举措。该篇消息荣获2006年度四川省新闻奖一等奖,并在新华网、新浪网等门户网站转载。
二、联动使双方传导信号放大
网络等新媒体优势是互动,而报纸借助数字化发展强化互动。互动既指报纸和受众之间的互动,又指报业和网站间的互动融合即联动。
网络的互动越多,声音越多,新闻源就越多,这也就使得所有的互动、声音、新闻更具议论性、讨论性。市政府网站的上述三个窗口里,同样也有其议论性、讨论性,也使得网络信息嘈杂。人们在嘈杂的声音中,无法和难以找到一个中心,故而削减其权威性。这就是被一些专家称谓网络互动的“去中心化”现象。
一方面网络舆论的话语权平民化,资源宽泛,任何人均可参与。但另一方面,在“去中心化”状态下的网络话题及其互动,就像在万人大会开始前,等待开会者七嘴八舌的交流,还像乡下村民在村头戏台下,等待开演时各抒己见的随意探讨。这种交流和探讨在网络语景下或可是不负责任的诉说。因此,“去中心化”既使用户之间可以良好互动,但由于无中心、无权威观点,呈现出“碎片化”状态,带来传导信号的衰减。
政府网站与报纸的合作中,“去中心化”、信号衰减现象得以消弭。宜宾日报拥有舆论的话语权,报纸内容的客观性、见解的独特性、观点的深刻性,使报纸相较于网站而言成为更受人们信任的媒体,从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能更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在发挥主流媒体引导舆论作用中为网站信号增大提供了海量资讯,网民受众接受网站转载其报纸的信息,也是主流声音的传播。这样,也就起到了“1+1>2”的效应。网络的及时性、互动性及广泛性为报纸提供广阔的新闻资源,又为传播扩散提供了更为宽阔的领域。同时,党报与生俱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在与网站合作中,其传播效应得以延伸,在新的话语空间扩展主流影响力。宜宾日报发挥自身优势,在内容上下功夫,下气力,用具有深度、厚度和权威性、公信力的报道,与网站形成梯次互补,从而实现报网的联动、共振和同步发展。
报网联动扬共振之长,既可开辟党报报道影响社会的新途径,又创报道的新式样,让新闻向纵深,向更广阔的时空延展,在网络平台上重铸报纸品牌。报网联动在信息传导上实现了资源共享和整合。
三、良性传导促和谐共振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处于攻坚阶段,也伴随着社会矛盾的频发。这些都不同层次地反映在民生领域。党的十七大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这表明,老百姓在关系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中有更多的话语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将进一步畅通底层群众的利益表达渠道。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更不是不让矛盾表达,是要让矛盾表达得有序、合理。报网联动为“表达有序”提供了便利,网上热帖众多,多数是民众对改善民生的期望,报网运作其间,就得疏导过滤,从全局出发,良性传导,为构建和谐社会“鼓与呼”。无论是报纸还是网络都为民众利益表达提供了更加畅通的渠道。新一届市委、市政府代表民众诉求,规划愿景提出建设美好新宜宾,要求全市上下营造浓厚的干事氛围。为此,报网为反映这一主流的声音,不遗余力地传导激活,以期共振叠加。
关键词:谣言;灾难谣言;新媒体时代;传播特点
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认为谣言是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谣言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通常是通过口语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虽然这样的传播效果与范围是有限的,但还是能传递信息,树立或毁坏名声。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同样没有消灭谣言,反而使谣言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进行传播。
近年来谣言借着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快速扩散。其影响力不再像先前的口语传播会局限于某一地理区域,它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传播速度更为迅速,传播路径也更为复杂。显然身处新媒体时代的谣言比起前新媒体阶段的谣言来,危害更为严重,控制也更为困难。
一、灾难谣言的定义以及产生缘由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就开始系统研究谣言,对各种谣言及其对部队和国内民众士气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G.W.Allport和L.Postman认为,谣言是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在某些区域的人们之间以口语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但却缺乏相关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R.Knapp则认为,谣言是一种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W.Peterson和N,Gist定义谣言是一种在人民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国内学者胡钰则认为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上诉四种定义较为接近,都涉及到谣言与现实的事或人有关联,都是为了竭力使人信服。
灾难谣言作为谣言在灾难时期的一种形式,是针对灾民对于信息需求而产生的谣言,出现在地震、水旱等天灾人祸发生后的一段时期内。但它并未脱离谣言的基本特点,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时代的灾难谣言的传播方式除了以往人际口头传播外,更加依赖于互联网络、手机等方式,在各个方面上都呈现出极为显著的增强趋势。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W.Allport列出了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在这个公式中指出了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一方趋向零时,谣言也就不会产生了。卡普费雷指出,“谣言永恒的循环再现,证明它是一个深藏于集体意识中的解释系统,通过一个有利的时间而现实化的结果”。
面对灾难,民众个体往往会表现出无能为力,会缺乏安全感,人心思危。即使社会各类组织开始行动救援,但迫于共同体的共同权利意识,民众内心的困惑没有在短时间内消失。灾难谣言正是抓住能够满足民众对于了解不明朗的情况、信息缺乏的高度渴望而产生的,它也能够让在民众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宣泄情感。
例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滋生了大量灾难谣言,诸如“大地震的发生是因为触怒了神灵”等。尽管这些谣言在事后都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但对当时唐山震区一带还是引起了恐慌。
二、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传播特点
1传播渠道多元化
当互联网、手机媒体尚未勃兴之际,灾难谣言的传播通常依靠人际传播。由于人际传播的特点,传播效果与范围有所限制,主要局限于灾难发生地及其周边地区。如唐山大地震后,灾难谣言主要在其震区及周边一带传播,经过近1年的时候,才传播到其他地区。
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传播途径主要分口头、互联网络、手机短信三种。除了人际传播外,传播渠道有:(1)通过网络BBS、留言板等进行群体传播。(2)通过电子邮件、QQ、MSN等即时聊天工具进行人际、群体、组织传播。(3)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进行了人际、群体传播。(4)若谣言在网络上成为热门的讨论议题时,可能成为大众媒体报道的对象。当谣言经大众媒体披露后,不使用新媒体的受众也会得知消息,使得影响的层面更为扩大。
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在虚拟环境与现实世界中同时传播,渠道也从人际传播延伸至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呈现出多元化渠道传播趋势,传播范围更大,速度更快,危害与控制难度随之加大。
2传播效果最大化
随着灾难谣言传播渠道多元化的发展,传播效果呈现出最大化。其一,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直接导致灾难谣言传播速度空前快速,以往较长的传递时间段极大地缩短。技术的保证让社会成员能在相近时间段内参与到同一事件中,增大了谣言传播的信源基数。唐山大地震后的部分谣言历经一年多才从周边地区扩散开,而汶川地震后,仅仅在几天时间内,大量灾难谣言通过各类媒介传递至各个地区,甚至于境外部分国家、地区都有所耳闻。第二,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大了人口的流动性,社会信息获知途径不再是笔下“乡土中国”中的长者口述信息的单向传递模式,社会成员间的社会联系复杂化。面对灾难,彼此会更积极地依靠各样的信息途径来进行联系,这样就导致谣言传播面较之以往更广泛。第三,同样因为通讯手段的发展,谣言内容没有了旧时口耳相传时以讹传讹的夸大化与变异性。这种高度的信息保真性使社会成员获取的信息内容也大致相同,从而间接地增加了谣言的可信性,加大了传播效果。
3传播目的多样化
灾难谣言传播的目的性呈现出多样化。(1)满足宣泄情感。在传播谣言过程中,传播者能够消除因灾难带来的无助、危机感等抑郁情感,体会到灾难涉及到了全体民众而非一个人。在灾难谣言传播过程中,能够宣泄人类面对自然灾难时所表现出的渺小与无能为力,是其快速传播的目的之一;(2)满足信息渴望。灾难的发生导致的信息闭塞,加重了人们对所处环境的探知欲和危机感。灾难谣言往往涉及一些人们感情或地理上感到亲切、关心的人或事,而且其自身也具有一定的信息量,能够满足当时人们信息缺乏的求知欲。(3)娱乐。或许并非所有人都相信灾难谣言。但是这些谣言有趣的一面成为了这些人传播的目的。同样有一部分仅仅为了转发信息而传播这些谣言,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4)蛊惑人心。
灾难谣言传播目的的多样化加大了对谣言控制的难度。如果传播目的仅仅是前三类的话,谣言会因民众的兴趣减弱而在较短时间内遭到淘汰、消失。因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谣言传播则是需要防范的难点与重点。
4传播主体年轻化
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呈现出传播主体趋于年轻化。首先,技术手段决定主体年轻化,年轻人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其次,年轻人的生活与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紧密相连,网络生活是其生活的一部分,手机短信交流是最熟悉最常用的交流方式之一。最后,大多数灾难谣青的传播都是出现在年轻人集中的网上论坛、社区、QQ群等处。这些因素使得年轻人在灾难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成为传谣信谣,甚至制造谣言的主体。
5传播内容自我消亡化
正如卡普费雷所言“所有的谣言都是注定要消亡的”。谣言具有的一些娱乐性质能够吸引公众,但正如同新闻所具有时效性,谣言自身也具有一定的时效周期。一旦公众获取了官方权威信息,失去了对谣言的兴趣,那么谣言将消失于大量的新闻信息量中。
为了能够引起民众的兴趣与好奇心,灾难谣言通常夸大其辞。一旦好奇心过去了,消退的兴趣就需要更多的刺激与夸张性来弥补。灾难谣言需要为一个小细节而夸大整个事实,这样反而导致了谣言不堪一击。
充满夸大性的灾难谣言过了时效性,一旦没有新的内容补充,其将自行消亡。
三、新媒体时代对灾难谣言的控制防范
灾难谣言在新媒体时代传播过程中体现的特点,为我们研究如何控制防范提供了依据。
1政府主流媒体加大报道力度,加快报道时间。
首先,政府主流媒体应该重视报道新闻信息的及时性。在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报道应该在灾难谣言传播之前,第一时间消除民众对于相关信息的需求。其次,主流媒体应该在民众关心的话题疑问上提供解惑答疑的功能。这样就减小了灾难谣言产生的空间。最后,主流媒体在报道新闻信息内容上应该更详尽,选取面更广泛,消除民众对于灾难认识的模糊性。根据G.w.Allport的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的公式。减小事件的模糊性将降低谣言产生的几率。
Web2,O时代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以往较高的入门门槛不复存在,人人都能在网络中信息,报道新闻。大量的灾难谣言正是通过网络这个渠道快速地传播,甚至部分门户网站成为了灾难谣言传播的阵地。网站编辑的把关人作用需要加强,不能片面地追求点击率而忽视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即时聊天工具与手机短信传播限于当前网络管理的局限性,对于谣言内容传播的管理方式和办法有待于日后网络管理法制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3民众媒介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
作为谣言传播的主体,民众尤其部分年轻人在新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有待提高完善。在主流媒体官方信息之前,民众应该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甄别,在如今科学昌明、技术发达的年代,民众尤其年轻人应该拥有证伪谣言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