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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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际直接投资范文

一、汇率变动对国际直接投资流的影响

1.货币的贬值或低估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或低估降低了以外币计算的该国资产的价格、市场上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名义工资，从而降低了外国投资者在该国的经营成本。来自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的投资者能够以较少的资本在这个国家建厂、办公司或并购企业，以较少的投资做较大的生意。许多跨国公司把一部分生产放在弱货币或币值被低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以此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然后将产品出口，在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或低估往往有助于该国吸引更多的外来直接投资。

八十和九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汇率的变动。某些亚洲及拉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这一时期不断贬值，这使在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变得很有吸引力。1997年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泰铢大幅贬值，在巨额短期外国资本逃离泰国的同时，流入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反而猛增。泰国货币的大幅贬值使外国投资者并购泰国的企业变得十分容易，因为对他们来说泰国的资产比危机前要便宜得多。

从表1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在1997和1998两年中泰铢大幅贬值，1996年一美元只能兑换25泰铢，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这一年，一美元能兑换31泰铢，1998年一美元已能兑换41泰铢。我们也发现在泰铢大幅贬值的同时，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直线上升，1996年为23亿美元，1997年为39亿美元，1998年达到73亿美元。由此可见，泰铢贬值是引起外国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货币的大幅贬值或低估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别国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会变得很贵。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本来就弱，货币的国际购买力较低，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十分困难，若货币再大幅贬值就会给对外直接投资雪上加霜。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非常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货币的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货币的大幅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但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这一论点可从日本的情况中得到证实。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到1995年，日元对美元不断升值。1970年一美元可兑换360日元，但是到了1995年在外汇市场上一美元却只能兑换94日元。日元的升值极大地提高了日元的国际购买力，使日本投资者在国外能较容易地进行企业并购、开公司和建厂。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由于日元价值低估，日本的经济曾长期从产品出口中获利。自从日元大幅升值后，日元的高估削弱了日本国内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就开始大举对外直接投资，将其一部份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人工成本较低的国家，特别是一些货币处于弱势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能继续保持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计量数学模型的测试结果显示，在1977年到1997年时期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国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呈正相关（ρ＝0，61），在1977年到1988年这段时期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5）。由此可见日元升值是一个可用来解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因素。

日元的大幅升值促进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阻碍了外国在日的直接投资。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日的直接投资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因为日本境内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变得越来越昂贵，令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工业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吸纳外国直接投资最少的国家。笔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公布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在1980年至1997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3478亿美元，外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121亿美元，两者之比为28.74：1.然而在这同一时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7096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达到7633亿美元，两者之比为0.93：1.英国此比为1.52：1，法国为1.43：1.计算的结果显示，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在此期间流人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极少。

一个国家货币的大幅升值会减少在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不仅体现在日本的情况之中，而且也适合其他国家。根据塔卡拓喜·依托（Takatoshiho）和比德·易萨德（Pe-terIsard）1997年的研究结果，在APEC地区实际汇率升值10％将造成相当于o，25％的GDP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也就是说，如果某个APEC地区的国家的GDP为10000亿美元，该国的货币升值10％会减少2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外来直接投资输入的影响

1.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促使外来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进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2、1993和1994这三年外来直接投资的流人更是增加迅速。此情况的出现首先应归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离不开我国改善投资环境的有效努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笔者用计量经济数学模型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与国际直接投资流人中国的增加这两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呈正相关，从1983年到1994年期间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度很高。以下为计算结果：

1983年至2000年：ρ＝0.65

1983年至1994年：ρ＝0.86

注：ρ为相关度

从测试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是一个可对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进行解释的因素。

从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1981年1美元兑1.7050元，1993年官方汇价为1美元兑5.7620元。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官方牌价与调剂价并轨，汇率变为1美元兑8.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对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我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来直接投资达到338亿美元。从1995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小幅上调，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影响逐渐减弱，外来直接投资的增幅也开始下降。

90年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动起伏或多或少都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其中以日本的情况最为明显。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变动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在1989年至1999年时期日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化呈正相关（ρ＝0.80），在1989年至1995年时期该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7）。

首先，我们注意到从1989年到1995年期间日元对人民币大幅升值。1989年一百日元只能兑换2.736元，然而到了1995年一百日元可以兑换8.9225元。在此期间伴随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我们发现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同样在快速地增长。1989年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只有3亿5千6百万美元，但到了1995年却达到31亿1千万美元，六年中增加了7倍多，由此可见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对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明显的。

2.人民币的升值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从近几年欧元区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动可以说明人民币的升值会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人的减少。1991年1月1日欧元正式问世以后欧元对美元的汇价不断下跌，从1欧元兑1.18美元跌至1欧元兑0.84美元，欧元的大幅贬值使国际直接投资的两个输出大国德国和法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急剧下降。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对欧元的大幅升值也带动了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2000年、2001年和2002年欧元区的德国和法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可是在这三年中，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多的增加，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

3.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货物出口能力不断提高，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近年来人民币开始面临升值压力。这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提升，我国的国力在不断的增强。然而根据我们的上述分析，若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大幅上升必然会造成流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减少，而且以出口为主要目的已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外资企业也会变得举步艰难，它们会将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和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第2篇：国际直接投资范文

国际直接投资（FDI）是指投资者(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以一定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国并相应获取管理权的一种跨国投资活动。其核心内容体现在：一是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二是投资方拥有足够的经营管理权。与间接投资不同的是，国际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既有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又有管理权。另外，国际直接投资转移的是一揽子资源，而间接投资转移的是互相独立的单项资源。国际直接投资最鲜明的实例，就是企业在国外建立拥有全部股权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可以是通过购买当地现有企业而建立的，也可以是新建起来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子公司都必须拥有全部股权。国际直接投资可以采取缔结合资企业协议的形式。在这类企业中，以外国为基地的企业可以拥有多数股权、对等股权或少数股权。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条件是外国投资者对公司拥有经营控制权。

二、产业国际化

产业国际化是企业生产经营国际化所带来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高度发展的产物。跨国公司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充分利用不同国家在生产优势上的差别，把不同产品的生产以及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分布到不同的国家，使一个国家的生产与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生产经营的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国际化发展的结果，使得有些产业部门的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它们的生产遍布全球，不同的零部件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因而产品多国籍化，产品销售网也具有全球性。这类产品具有多国籍化、产品销售网具有全球性的产业，可称之为“国际化产业”，而促使国际化产业生成的过程即产业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ndus?鄄try)。因此，产业国际化是企业生产经营国际化的一种直接结果或成就，已实现高度国际化的产业，其产业内主要企业的生产经营已不再以一个或几个国家为基地，而是面向全球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国际化生产体系。在这类产业中，机电工业占主要地位，如汽车和电子产品，此外还有食品加工、纺织和服装等行业。这些行业在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技术转让中占重要地位，并主要由跨国公司控制，国际竞争也主要在它们之间展开。

三、FDI对产业国际化的推动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市场经济化的过程，其核心是生产要素全球性流动与配置、产业结构全球性调整和转移，以及企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和重组。这场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是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即FDI所推动的。

(一)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或在周边国家之间进行，如今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不仅资源配置时空范围大大拓展，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产业结构转移和转换比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结构调整更为明显。以从事国际生产为主，同时也是推动产业国际调整的主角跨国公司的数量变化为例，其数量的急剧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业国际调整日益深化的趋势。

（二）FDI已日益成为产业国际化和国际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式

以反映企业参与国际化生产经营深度的跨国指数指标变化为例，1990年以来，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从51%上升到65% (2003年)。与此同时，全球FDI在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的流入量分别从1988年的103.64、 527.76、 466.53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240.57、 4514.7、 5320.32亿美元，由此可见，FDI的规模流向和结构的迅速变化，对世界各国产业结构调整乃至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各国开放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以德国为案例，分析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统一后的德国努力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寻求新的定位。在约十年世界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中，德国保住了欧洲经济大国的地位。在重要的科技领域，德国有着强大的基础研究实力，但在微电子技术市场上和生物技术方面，德国已明显落后于美国和日本。德国政府和产业界已重视并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上述问题。德国跨国公司海外研究开发经费大幅增加。例如，1994年德国拜耳公司在美国加州伯克莱的工厂，追加了1亿美元用于已投入3亿美元的生物技术产业的开发。1994年德国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研发支出为245亿美元，占德国全部科研经费支出的10%。而且从1980年－1994年每年以近10 %速度递增。其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研发费用占企业科研总支出的95％，尤其是在微电子、计算机、制药、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领域。高新技术领域对外投资的增加，也带动了德国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推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德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表明，德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变化紧紧跟随着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且也在不断地适应全球的产业发展趋势，推动国内产业的国际化。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有三种情况，即有时领先于德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时与德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同时进行，有时则滞后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如服务业)。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对外直接投资都对德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速度和规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德国产业结构向高度化转变

德国虽然有现代化的工业基础，科技实力较强，但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产品提高到世界的先进水平。各国都有其相对技术优势和弱势。近几十年来，微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特征。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恰恰暴露出在这个领域的弱势，包括微电子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品出口的比重日益下降。在这种形势下，德国政府立即调整科技政策，加大国家对微电子等高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不仅如此，德国大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增加对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经费。在1990年全球2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中，德国最大的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以41.32亿美元在非美国跨国公司中位居榜首，与美国跨国公司相比也排在第3位，正是由于德国跨国公司在微电子技术方面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通过对出口和投资夺回了失去的市场，才使得德国的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变成为可能。

（二）对外直接投资加快了德国各产业国际化和多元化发展的进程

随着德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继续扩大，德国产业已向国际化迈开步子，表现在一方面德国企业参与的国际分工从产业或行业之间分工转向产业或行业不同生产阶段的分工，增加了生产的国际合作机会；另一方面德国企业参与的国际分工已由以劳动分工为主转变为以技术分工为主。随着产业的国际化，对外直接投资也促进了德国产业的多元化。具体表现在：一是打破行业界线对外投资。二是实行多元化的产品经营策略。三是德国政府凭借其直接或间接掌握的巨额资本，不断向国外扩张。四是积极参与跨国兼并，组建新型的多国公司。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德国产业国际化的新趋势。

第3篇：国际直接投资范文

一、中国与美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的比较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缓慢到迅猛，再到平稳发展。这实际上是对我国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条件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下面，本文将对中国、美国、日本对外投资的目标进行对比分析。

1、美国凭借垄断竞争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

海默1960年就提出了以垄断优势来解释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并与金德尔伯格共同创立了垄断优势论。他归纳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个条件：第一，企业必须拥有垄断优势，以抵消在与国外企业竞争中的不利因素；第二，存在不完全市场，使企业拥有和保持这种优势。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凭借具有垄断优势的产业：投资重点是高新技术和垄断产业，而不是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生产标准化产品的产业；以技术密集而非以资金密集为基础，依靠工业产品差异化战略取胜。这种垄断优势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垄断性的产业或产品，从而获取高额利润。

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分析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时指出，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依靠新产品的技术差距，为获取垄断利润而进行海外投资。具体地说，其一，这种直接投资是高度技术革新和高度垄断的产业，而不是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生产标准化产品的产业。因此，大部分跨国企业要在研究开发和宣传方面花费许多资金，所以多数又是巨型企业。其二，从美国工业品贸易的地位看，其在技术革新上具有比较优势，美国资本丰裕并不是原因。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更多地依靠价格的竞争力，而美国的出口则主要依靠产品的差异化。

2、日本依托边际产业转移的对外直接投资。

日本学者小岛清20世纪70年代以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为对象，通过对美国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边际产业理论。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从己经或者即将失去比较优势、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日本企业是通过对邻国进行直接投资以利用邻国较低人均收入的比较优势的先行者，如198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吸收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存量的19%，而相比之下只吸收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存量的6%，欧盟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存量的3%，正是这种投资方式引起了“雁行”发展模式，且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主要是非制造业。这是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它与日本战后一段时期的产业结构有关，当时的日本主要向发达国家投资，目的在于确保对其经济至关重要的初级产品的进口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小岛清认为，日本型海外直接投资实际上是资本、经营能力和技术知识等经营资源的转移，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一方面，可以对发展中国家的天然资源、农产品和初加工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另一方面，可以将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从日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对其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而且“日本的海外投资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以后最有希望的出路，也是中小企业遇到困难时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他认为，日本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指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如果投资国首先将与东道国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移植过去，那么，中小企业就容易成为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力量。

3、中国旨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对外直接投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催发了对外直接投资这个新生事物。那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将触角伸向国际市场，了解国际市场的行情和国际竞争的规律。从国际经验看，一般都把对外直接投资概括为美国型和日本型。如果以美国型或日本型为标准，我国还不完全具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从整体上说，我国既没有垄断性的产业，也不需要向国外转移边际产业。但是，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不可能在单纯的国内竞争中得到提高，而必须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得到提高。所以，为了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使之尽快成长为国际性的跨国公司，也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外的资源、资金和技术，我国企业必须尽决走向世界，在学习和演练中成长壮大。这种学习和演练的企业，投资规模比较小，整个国家的投资总额也比较少。1996年以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在发达国家为200万－1300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仅为100万－300万美元左右。

我国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成长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国际合资合作中学习国外企业的先进理念、技术、管理及营销方法；第二阶段是在条件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进入国际市场去演练，提高素质和拓展市场；第三阶段是在积累能力和优势的基础上到国际经济竞争的大舞台去跟具有国际水平的跨国企业较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企业与国外企业进行合资或者合作，还有少数企业到境外进行合资或合作，通过在合作中学习，初步掌握了国际市场竞争的规律和国际企业管理的方法。现在，在学习的基础上开始进入“演练”阶段，要独立地到国外市场和经济环境中去演练和拓展。这就是我国的演练拓展型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从现阶段看，它立足国情，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二、中国的综合性优势和不成熟性特点相结合的特征

与多元地区结构、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相联系的大国综合优势，是我国所特有的现象。它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其他的发展中小国，而是综合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优势。在这里，本文将对我国与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小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进行比较。

1、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有以下特点：（1）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资金、技术及规模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高投入和高技术产生高效率，加之母公司和子公司交易的内部化，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2）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标，利润再投资的比例也比较高；（3）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及广阔的市场；（4）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呈现软化趋势，其重点在于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型服务业和被高新技术改造后的传统产业。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某些方面也有相同之处。从不同的方面看：其一，我国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规模经济和内部化优势不明显。据统计，我国海外投资项目的投资额约100万美元，而发达国家约为600万美元。其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技术或市场，而非劳动力资源，到发达国家投资是为了寻求技术与市场，到发展中国家投资是为了寻求市场与自然资源。从相同的方面看，我国也在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道路，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也在逐步走向高级化。

2、中国与发展中小国的比较

从一般的情况看，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1）利用成熟的适用技术开发传统产业，适应小规模市场；（2）以传统和习俗为纽带，开发特色产品，以适应特殊的市场环境；（3）利用较低成本优势，节约劳动力、管理及营销方面的费用，形成较低价格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普遍具有上述特征，但发展中小国与发展中大国有所不同：前者是仅仅具有这些特征，而后者除了具备上述特征以外，还具有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也表现出一些类似于发达国家的特征：其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既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面向发达国家。特别是随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以及寻求技术动机的加强，对发达国家投资的增长将快于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增长。其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既重视开发传统产业，又重视开发高新技术产业。随着企业发展目标的高级化，我国的跨国企业开始重视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如海尔、华为集团就加大了对技术和项日研发的投入。其三，我国也开始实施企业集团化经营，以获得某些内部化优势。跨国集团的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行政组织形式及组织内部交易节约运行成本，体现了组织的内部化优势。

3、综合性的优势和不成熟性特点相结合

我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四个基本特点：其一，总体的条件是不成熟的，也缺乏很明显的优势，因而不可能以充分的成熟的条件和优势为依托；其二，局部的条件是成熟的，某些企业和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有可能以局部的成熟条件和优势为依托；其三，不是完全以微观主体的经济效益为目标，而且以国家利益为目标，以潜在效益和“演练”的综合性效益为目标；其四，并不完全以市场为驱动，还存在一种政府政策的驱动力，是市场驱动和政府驱动的统一。

然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没有优势的。我国是一个大国，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都具有差异性或不平衡性：在某些方面具有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优势、垄断优势，在有的方面又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适用技术优势、比较优势，可以概括为大国综合优势。是通过整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所形成的一种特殊优势。具体来说，我国现阶段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第4篇：国际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国际收支 影响

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趋势

外商直接投资即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一国的投资者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

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外商投资变得更有组织、规模性。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加大进入我国市场的力度，且外商独资比重加大，这些著名企业将通过独立子公司的形式牢牢控制住中国市场的优势地位，逐步挤压民族企业。近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不断增加，且持续保持其增长趋势，具体数据如表一所显示。

数据来源：综合外汇管理局和外贸部的数据

以上表格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为止，我国的FDI已经高达116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当前，我国国际收支出现连续的“双顺差”，这与逐年增长的FDI规模是否有联系？FDI如何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这是本文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常账户的影响

经常账户作为国际收支账户的第一大账户， 主要反映一国与他国之间实际资源的转移， 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项目。只有经常项目盈余才能使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具有稳定的基础，经常项目顺差是国际收支平衡的最终保障。 经常项目主要包括四个主要项目： 货物、 服务、收益和经常转移。根据重要性程度的不同， 我们主要分析货物和投资收益两个项目。

（一）外商直接投资 （ FDI） 对货物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贸易进出口水平的贡献并不是非常显著的。从货物贸易收支总体来看 ， 2006-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累计顺差为7798.27美元。最近两年以后，进出口顺差稳定增长，但幅度较小。通过06-11年统计数据， 我们可以看出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其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却逐年下降。外资企业进口额从 2006 年占全国进口总额的 59.70%下降到 2011年 49.6%；外资企业出口总额，从 2006年占出口总额58.18%下降到2010年的52.48%。但我们也可以发现，虽然进出口比重均下降，但出口比重下降的速度较慢，这对我国今年连续顺差也有一定的贡献。图二和图三分别记录了2006-2011年间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额和出口额及其占全国进口额、出口额的百分比。因此， 外资的出口效应并不是特别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货物贸易收支的总体平衡和长期顺差做出了一定贡献，但贡献率并无2005年之前表现的那么显著。

表二及表三数据来源：中国投资指南网

（二） 外商直接投资 （ FDI） 对收益项目的影响分析。

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收益项目主要有职工报酬和投资报酬， 这里我们只分析最重要的投资报酬部分， 即外资在我国投资过程中的收益率和利润汇回状况。在2006年以前（2005年除外），投资收益一直为逆差，存在较大的借方余额。而 2006-2010年投资收益的累计贷方余额（ 顺差） 是 257亿美元，其中2005年收益项目的借方余额为74亿美元，2006年为35亿美元，2008年增加至113亿美元， 而2010年贷方余额年高达182亿美元，投资收益顺差明显增长了。图四显示的是2006年至2010年投资收益的变化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 投资收益在出现多年逆差后， 2007 年以后实现连续顺差， 原因在于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 更主要的因素在于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与预期， 使得投资收益汇出推迟， 使得一部分转化为 “热钱” 滞留在国内。而2011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 这部分投资收益终究是要兑现的， 并有可能使利润汇出更加集中。事实证明，已统计出来的2011年前三季度的投资收益为逆差。如果外国投资者每年将投资收益汇回去， 我国为保持经常账户平衡， 每年就必须保持高额的贸易顺差，一旦贸易顺差规模减少， 就会产生难以弥补外资企业的投资收益的大规模汇出， 与此同时， 利润汇出会对投资收益项目产生明显的反作用， 因此， 假使外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在短时期内集中汇出就有可能导致投资收益项目借方余额的急剧增加， 就可能会导致国际收支产生危机。另外，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投资收益远远高于我国在国外的投资收益， 这将对我国贸易项目的顺差形成一定的抵消作用。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影响

资本和金融账户， 作为国际收支账户的第二大账户， 它包括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两大部分， 而我国资本账户总体差额所占比重较小， 金融账户中的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差额项目在2006年以前一直为负，06年以后即使为正，但金额起伏变化较大，且从08年开始均为下降的趋势。 只有直接投资项目一直为正， 保持盈余和稳定的增长， 并且直接投资项目的我国在外直接投资和外国在华直接投资非常不对称。 2005-2011年间， 外商直接投资大致保持上升的趋势， 从平均数来看， 外商在华投资为1634.3亿美元， 我国对外投资平均数为445亿美元。图四显示的是2005-2011年期间我国在外直接投资和外国在华直接投资额。

近几年来， FDI 流入的规模和速度出现了大幅度上升， 2000―2005 年累计直接投资顺差7483亿美元，由此可见， 我国目前基本上属于一个资本要素的净流入国， 这对资本及金融账户顺差及国际收支平衡具有重大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2006年至2011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总的比例为1：0.27，这表现为两者存在比较严重的失衡状态。从对外投资讲，发达国家一般保持两者的均衡发展。但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大幅度外流必然会对目前我国国际收支的 “双顺差” 产生威胁与压力， 可能会恶化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四、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影响主要由几个因素决定， 其中有助于改善一国国际收支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 X + I + S，其中，X 表示外资企业的出口额，I 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S 表示外资企业因为替代一国的部分进口而使一国取得的外汇 .而恶化一国国际收支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即： M + P + F + K ，其中，M 为外资企业的进口额，P外资企业的收益额 （ 即外资企业汇回跨国公司母公司的利润、利息），F 表示外资企业付给跨国公司母公司的技术转让费、 许可证使用费、 设备租赁费等，K 表示外资企业抽回跨国公司母国的资本额。

如果以 A 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则以公式表示为： A=（I+X+S）-（M+P+F+K）。 根据上述公式， 如果 A 为正值， 则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改善东道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相反，如果 A 为负值， 则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有负作用。我们可以拿A与I之间的数据作对比， 具体见表五。

从上图可以看出：2006年FDI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表现为同一方向运动，即有：随着FDI规模的逐渐扩大， 国际收支顺差也基本上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FDI对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率也逐年增长。因此， 我们可以简单得出， 如果不考虑以上所分析到的影响国际收支的不利因素， 从总体上来讲， FDI对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起着一定程度上的重要作用。

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背景下，企业要想维持生存、继续发展，就必需整合全球各种有利的资源和市场，开展国际分工与合作。在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使其发挥最大的正效益的同时，中国应加大自身投资企业、跨国企业的发展规模。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发展，特别是人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工业生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是一条必经之路。中国现在就应该未雨绸缪，加强引导对外直接投资。鼓励企业延长、优化产业链，在发达国家投资建立研发、营销部门，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采购原材料、转移生产线，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培育我国的大型跨国公司。

参考文献：

第5篇：国际直接投资范文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经济腾飞的同时地区快速发展的步伐，引起了学术界高度关注，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复杂关系。中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因以上际不等的原因存在较大差异,对此展开了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研究。随着改革的推进，FDI的数额急剧扩大，然而中国经济迅速腾飞,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各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越演越烈。区域差异的客观存在理论上是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而随着FDI的流入,我国区域差异与区域经济的后续发展远远超过了合理的区域差异范围，另一方面和FDI流入中国相关密切的是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在我国目前呈现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至今政府和各相关部门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所探讨研究的主要内容。鉴于此，本文选自2010-2019年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利用物流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对物流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影响，以及地区RD对于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贡献在于：一是从东、中、西角度出发，探寻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差异影响；二是探寻研发投入在FDI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三是为在中国吸引外资的理论上，外资如何促使经济增长理论中，提供更多的理论参考。

2.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海峰等（2004）[1]从区域的视角，探寻了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活动效率和水平的影响及对带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作用。周君（2006）[2]运用Logistic模型，定量分析区域物流业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李全喜等（2010）[3]基于省市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区域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高度相关。当然不少学者也探寻了FDI对区域经济的影响。Caves（1974）[4]认为FDI存在技术外溢现象，通过的对澳达利亚制造业的数据分析认为技术外溢表现在FDI流入东道国，跨国公司参与到本国的产业行业中，所带来的竞争，以及在行业中的典范作用使得先进技术得到了更快的转移和扩散、促进了当地企业重置资源，过对东道国企业的垄断资源的重新整合从而打破了行业壁垒。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5]认为FDI作为技术转让的媒介，促进了经济增长，FDI促进了东道国总投资增加，体现了外资控股企业和国内企业互补效应中的优势。但FDI发挥增长经济的作用有人力资本门槛。Salike（2016）[6]发现FDI通过影响中国的人力资本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魏后凯（2002）[7]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与FDI的关系，利用了1985-1999年间的截断面数据和时间序列做关于FDI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明确了这期间东中西的经济增长差异90%都是FDI引起的。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8]发现国内本行业RD会阻碍其他行业RD的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效率和TFP的提高，所以要重视中国RD的投入。何正霞（2006）[9]认为内资与和外资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才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

3.研究设计

3.1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本文参考以往学者的文献，并根据研究的目的，确定了以下模型：Inlogisticsit=β0+β1InFDIit+β2InKit+β3InLit+εit（1）Inlogisticsit=β0+β1InFDIit+β2InRDit+β3InRDit*InFDIit+β4InKit+β5InLit+εit（2）模型中下标i表示全国的第i个省市，下标t表示第t年，β0代表常数项，βm代表变量的影响系数，εit代表实际值与预测值的差值，即随机误差项，ln表示自然对数后的数据，对绝对数值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减少数据之间的差异性。其中，logistics为物流业生产总值，FDI为外国直接投资，K为固定资产投资，L代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对logistics、FDI、RD、K均进行指数平减，从而减少通货膨胀对模型结果产生的影响，由于RD和FDI均是连续数据，因此，对RD和FDI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后，再进行交乘，减少多重共线性对模型结果产生的不良影响。3.2样本及数据来源.本文的实证分析使用2010-2019年的全国31个省市的数据，共得到310个样本的观测数据，通过F检验、LM检验、豪斯曼检验在面板数据的三种模型中进行选择，选择好模型后进行回归分析以及分区域东中西部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并研究RD对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影响，最后得到本文的结论。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

4.实证结果

4.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利用stata软件，得到东部的logistics均值为10.091，高于中部的9.755以及西部logistics均值8.815，说明东部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FDI东部均值为9.53，中部西部均值分别为7.977以及6.884，RD东部的均值为5.722亿元，中部、西部分别为5.0、3.42，仍然是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lnFDI、lnRD以及lnK、lnL是与lnlogistics有比较明显的正向关系的，且正向关系较强。4.2实证结果分析.通过比较F检验、LM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结果，综合考虑东部、中部选择的是随机效应模型，西部选择固定效应模型。Model1为公式（1）回归结果。结果表明：lnFDI对物流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98、0.185、0.119，相对来说，东部影响系数大于中部，同时也大于西部。且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国内投资和就业均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是比较明显的。Model2引入研发投入这一调节变量，东中西部交互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0.048、0.009，且东部的交互项是不显著的，中部西部均显著，即东部的RD影响是不明显的，而中部、西部RD对两者的关系影响具有正向作用。

5.政策建议

第6篇：国际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产业集聚；国际直接投资；机理；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014-02

1 国外的实证研究

1.1 日本制造业在美国的投资

Keith Head，Jonh Ries，和Deborah Swenson（1995）等美国学者对日资制造业在美国的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之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1）东道国制造业活动在当地产业集聚的影响。（2）已有的日本投资对新投资的影响。（3）产业集群对日本投资的影响，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产生的向心力。（4）地区边界附近同产业的企业活动对日本投资的影响。

他们建立模型，根据Mcfadden 1974年证明的条件logit 模型，用极大似然法计算厂商选择地区的概率。以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同一产业（以相同四位SIC产业为划分标准）的对美投资为例，研究了以上四个因素影响日本企业在美国各洲投资地点的选择的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集聚效应在外资区位选择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一个州的产业集聚度增加10%，未来被日资制造业选择的可能性增加5―7%。

1.2 外资在葡萄牙的区位选择

Paulo Guimaraes，Octavio Figueiredo，和Douglas Woodward （2000）等学者对国际直接投资在葡萄牙的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他们把影响外资在葡萄牙区位分布的因素归结为经济集聚，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本成本等。他们利用1985年3月到1992年3月间各地区新建的758个外资企业的数据，建立条件logit模型分析各个因素对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在模型中他们不仅分析了所有制造业集聚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还着重分析了本地工业集聚、外资工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劳动力成本用劳动力素质状况和技能水平代替名义工资率衡量，具体又分为初等文化程度、高等文化程度两类；考虑到人口密度、城市化、土地成本三者的关系，土地成本用人口密度来代替；由于波尔图和里斯本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交通中心，因此将与波尔图和里斯本两大港口的距离纳入该模型中来。因为影响资本成本的税收均是国家层次，因此资本成本与外资在葡萄牙内各地区的外资区位选择无关，不计入模型中。

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作用最大的是经济集聚，其次是运输成本，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作用不明显。

2 产业集聚影响我国国际直接投资分布的实证研究

2.1 研究方法和变量选取

为了便于清楚地比较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本文以我国大陆除青海省和自治区以外的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为样本，建立回归模型，根据估计系数进行验证与比较。为了消除各指标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采用逐步回归法。这样就可以保证最后所得到的是“最优”的回归变量。分析采用的统计软件是SPSS10.0。

决定投资分布的因素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并采取相应变量：（1）基础设施条件。交通的便利是基础设施完善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以交通网密度（JT）为代表来考察。（2）优惠政策。本文对Demurger等（2002）的研究成果进行扩展，给出了各省市区的优惠政策指数（POLICY）。（3）消费水平（CON）。（4）开放度。本文用各地区的外贸依存度（OPEN）来度量开放程度。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我们采用近三年的平均值。（5）企业集聚状况。用地区工业企业数（QY）来反映。（6）服务体系。用第三产业占本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DS）来替代。另外选择分地区的国际直接投资（FDI）这一变量。为了消除个别年份的波动，采用近三年各省市吸引FDI的平均值。

以上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为了消除以上变量量纲不一致性的影响，对所有数据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能为外商的生产和交易提供极大的便利，外商可以集中资源进行生产和研发活动。

2.2 模型设计与计算结果

根据上面的分析，设定计量方程如下：

FDI=α+β1JT+β2POLICY+β3CON+β4OPEN+β5QY+β6DS+ε

其中，“+”表示为正向影响，ε为估计残差。由于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检验中要对估计残差进行异方差检验。下面是用逐步回归法估计的方程：

FDI=0.42QY+0.22POLICY+0.60OPEN-0.34DS

（3.785）（1.979） （3.229）（-2.287）

F=38.218， R2=0.842， D.W.=2.150

上式括号内表示参数的显著性系数（t值）。通过方差比和VIF检验，没有发现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的问题，异方差检验也拒绝有异方差的假设，调整可决系数达到了0.842，说明设定的方程具有很好的拟合度。

从方程中各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地区工业企业数、地区优惠政策、地区对外开放度和地区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等都对外资的流入有着重要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和消费水平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则不显著。地区工业企业数、地区优惠政策和地区对外开放度三者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具有正的估计系数，而反映社会服务体系的第三产业在地区中的比重的估计系数却为负。从估计方程中可以看出，一个地区工业企业数每增加10%，该地区便将增加4.2%的国际直接投资；优惠政策指数每提高10%，国际直接投资就会增加2.2%；开放程度每扩大10%，就会增加6%的国际直接投资。由此可以认为，地区对外开放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大于地区工业企业数，地区工业企业数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又大于地区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而采取的优惠政策的影响。这就说明，曾经在引进外资中起重要作用的优惠政策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现在更为看重的是一个地区的总体开放程度和地区产业关联。

3 启示与建议

3.1 亟待调整引资政策

从前述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中，地区开放度的影响大于地区企业数，地区企业数的影响又大于优惠政策的影响。我国的实践也证实优惠政策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降低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地方政府纷纷想方设法提供种种优惠强化本地对外资的吸引力，其结果则是导致吸引外资的优惠效果被抵消。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今后我国需要调整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不能单纯靠以减免税负为主的优惠政策，而应注重提高区域经济的开放程度和产业关联，从而促进区域产业集聚以吸引外资。

虽然产业集聚一般都是自发形成的，但地方政府在产业集聚的形成中可以发挥较大作用。对产业集聚形成机制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形成产业集聚的经济因素中最关键的是包括交易费用的下降、专业化分工以及产业经济外部性的加强。因此，政府可以通过降低产业交易费用、引导专业化分工、提升产业经济外部性等非直接干预措施，培育产业集聚形成的环境与利益机制，以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

3.2 对东部地区引资的建议

相对于中西部地区面言，东部地区开放程度较高，并且已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聚。今后东部地区进一步吸引外资时除应继续对外开放外，还应提高产业的集聚程度。具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1）对正在形成的产业集聚区，围绕主导产业建设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服务体系，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2）在产业集聚区，利用企业的示范与竞争效应，一方面增加本区的相关产业，另一方面提高企业创新力度，使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3）正确处理产业集聚区内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建立各种类型企业密切合作与分工完善的网络体系，引导集体效率的形成，增强产业集聚区的竞争力。（4）发挥政府职能，完善产业集聚区功能。包括整合区内外的科技资源，增强企业的科技服务能力；提升产业信息平台，实现本地企业与国内外市场的联接；建立职能综合，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提高企业服务效率。

3.3 对中西部地区引资的建议

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最少的10个省市均位于中西部，而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10个省市中除湖北省位于中部地区外，其他9个省市均位于东部地区。中西部与东部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固然与地理位置的差异和政策的优惠程度有关，但中西部地区较弱的产业关联也应该说是不利于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从企业数来看，2002年西部地区的企业平均数为2 002.52家，中部地区企业平均数为4 112.97家，而东部地区的平均企业数为12 051家，约为西部平均值的6.02倍，中部平均值的2.93倍。从中可以看出，中西部在产业关联和产业集聚方面远远逊于东部地区。

鉴于目前优惠政策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已退居到次要地位，中西部地区由于区位方面的劣势，在对外开放程度上不抵沿海地区，今后可以通过增强地区产业关联从而增强集聚力的办法来吸引外资。其具体做法是：（1）确定地区比较优势和主导产业，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鼓励比较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发展，并围绕这些产业建设有效的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措施，形成某一行业的关联企业群，从而吸引相关联的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2）结合自身情况，有意识地通过政策的倾向，尽可能将同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引入同一地区，形成外资产业集聚；或引进外资龙头企业，进而吸引其下游配套企业，从而逐步增强集聚效应。之后再通过现有外资的集聚，吸引更多相关联的外资进入。（3）建立与完善服务体系，降低企业间的交易费用，帮助外商克服远距离经营和不熟悉东道国经营环境所产生的困难。这些服务体系可以包括融资服务体系、人才服务体系、信息服务体系、物流仓储服务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等。上述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可促进服务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

参考文献

［1］Keith Head，John Ries，Deborah Swenson. Agglomeration benefits and location choice：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5，38：223-247.

第7篇：国际直接投资范文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206

【原刊页号】107～114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3

【 标 题】融合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理论：以国际分工为基础

【 作 者】俞进

【作者简介】俞进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由于理论前提的截然不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不相容的。尽管许多学者对两个理论的融合进行过积极的尝试，但成果并不显著。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果重拾长期被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国际分工思想，并把这一思想沿着杨小凯等人的思路进行展开，那么，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就将融合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

【摘 要 题】国际贸易理论

【关 键 词】国际贸易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国际分工

【 正 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相融的趋势日渐明显，人们逐渐发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同一行为主体的不同选择，两者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定基础。因此，研究和探索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两种理论在新形势下的融合，并建立起一个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于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回顾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都是国际分工的结果，所以，用国际分工的思想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共同基础，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 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　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

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

必需具备

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

必需具备

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

必需具备

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 cheng,jeffrey sachs,and xiaokai yang(2000),an inframarginal analysis of the ricardian model,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　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第8篇：国际直接投资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二十年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截至2005年，中国累计吸收FDI总量已经达到6210亿美元。仅2005年就达855亿美元，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FDI流入国。它已成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重要来源，同时，FDI还极大地提高了投资的效率，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但是，实际上FDI在大量流入的同时也意味着将来会有更大量的资本以利息、红利汇出等形式流出，这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将有着日益加大的潜在风险。

二、FDI对中国国际收支各组成部分的影响

一般说来，国际收支一般由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储备项目和误差与遗漏项目四个部分组成。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一国国际收支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应该以经常项目顺差为主，而不是以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为主，资本与金融项目也应更多地表现为资本输出输入的均衡发展，否则就会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

（一）FDI大量流入对中国经常项目平衡的影响。经常项目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有重要的地位。经常项目的盈余可以防止国际收支结构的脆化，使国际收支平衡稳定。经常项目包括货物与服务项目、收入项目和经常转移项目。

从经常项目余额与贸易项目余额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的差别体现在收入项目余额的大小上。收入项目与一国的净国外资产或负债的相关度极大。如果净国外资产数额越大，从国外得到的收入也就越多，贸易项目也就相应出现较多的赤字，可以由收入项目的顺差予以弥补，以维持经常项目的平衡。反之，如果FDI大量流入即净外国负债越多，由于要向国外付出较多的收入，所以贸易项目必须要实现更多的盈余才能弥补收入项目的逆差，如果贸易项目中的服务收支也是逆差的，那就更加剧了贸易项目的逆差，或是抵消了贸易项目的盈余，致使经常项目顺差收窄甚至失衡，造成经常项目内部关系不稳定，即贸易项目特别是货物贸易创汇的绩效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收入项目的收支状况，表现出明显的被动性与波动性。

从我国的情况看，由于多年来FDI流入量大，对外投资额小，国际投资状况非常不对称。1982年～2003年，中国FDI净额相当于对外投资净额的14.4倍，并且从首尾年份比较来看，二者的比率还有日益扩大之势。

中国货物贸易自1994年以来一直保持顺差，但服务贸易自1995年来却是连年逆差，且逆差幅度还在日益加大。我国若要持续地保持经常项目顺差的优势，就必须不断增加货物贸易的顺差。但这在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相对较弱形势下是较难实现的，况且近年来中国出口连续保持着高增长，货物贸易出口创汇形势已呈现强弩之末之势。因此，如果不能实现国际投资发展的适当对称以及服务贸易的内外平衡发展，那么经常项目的状况将不容乐观。

（二）FDI大量流入对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平衡的影响。由于我国对外投资数额一直比较小，FDI的流入基本上转化为资本项目的顺差。因此，FDI大量流入对于我国资本项目的顺差乃至整个国际收支的顺差起了很强的支撑作用。但是，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是建立在FDI大量流入基础上的（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1998年～2000年除外），而且历年该项目的顺差额都较大幅度地高于经常项目的顺差额。从长期来看，这将不利于我国国际收支的稳定性平衡和主动性平衡。因为，经常项目在宏观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贸易项目的余额在国际收支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反映了一国的产业结构和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表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自我创汇的能力，是一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基础。因此，只有经常项目的盈余，才能使一国国际收支平衡具有稳定的基础，才能防止国际收支结构的脆弱。假使国内宏观经济面出现不良征兆致使经常项目盈余收窄，同时FDI流入速度也下降的话，那么基本项目的双顺差势头就可能逆转。

因此，我们应该透过FDI大量流入给我国所带来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高额盈余的现象，关注其国际收支结构关系中的潜在风险。

（三）FDI大量流入对中国储备资产等项目平衡的影响。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8.72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储备资产，其主要是由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外汇顺差构成。外汇储备中源于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外汇比重越大，外汇储备的来源结构就可能越脆弱，对一国金融安全的负面影响也将越大。因为，一则依靠资本流入的顺差是难以支持长期的外汇供给的，二则无论流入的是投资还是贷款，终究要以外汇收回或偿还，而且其数额可能大大超过当初流入的数额，并且将会通过今后利润和利息流出的长期负担的加重而损耗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我国的外汇储备构成中，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余额明显大于经常项目顺差余额。也就是说，我国外汇储备的基础主要依赖于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支撑，这就使得我国外汇储备的基础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

三、外商投资收益汇出与国际收支危机

经常账户持续逆差的出现是一国国际收支发生危机的前兆，而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意味着积累了净负的国际投资头寸，即债务国，这会导致资本利润的流出，进一步加深经常项目的逆差。

FDI是一种拥有一定控制权的长期投资行为，具有相对稳定性，它本身不会触发金融危机，但由于投资收益的汇回，它会对东道国的经常项目产生赤字压力，从而可能诱发国际收支危机。比如，1994年的墨西哥经常项目赤字中FDI的收益外流额占30%多；1996年泰国和菲律宾也是如此，印度尼西亚的这一比例为40%多，从而使整个经常项目变为巨额逆差，大大超过资本项目的顺差，使得总体国际收支变为逆差。

FDI允许投资方汇回利润，因此与对外举债无本质区别，是一种典型的准债务。实际上，FDI的投资收益率比一般的商业贷款利息率高得多，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九十年代在发展中国家FDI的年平均投资收益率为16～18%，而在非洲的亚撒哈拉沙漠贫穷国家FDI的年均收益率高达24～30%。由于投资收益的汇出，FDI将给东道国的经常项目平衡以及总体国际收支平衡带来风险。

四、政策建议

（一）适当控制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拿出部分外汇资金，改变中国国际投资严重不对称的现状。扶持企业“走出去”，不仅可以获得汇回的红利，还可以带动设备、原材料出口，提高国际竞争力，改善经常项目收支。鼓励发展和有意识培育一批能够发挥中国比较优势，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并通过这些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来推进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促使中国国际收支差额的平衡。

第9篇：国际直接投资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金融危机 模型构建 可能影响

两年前,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的蔓延,已经突破了虚拟经济的范围,并对世界范围内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稳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其影响也是巨大的,同时具有自身的特点,我国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影响几乎都是利用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下文中简称为FDI)的影响而造成的影响。根据我国商务部前两年所统计出来的数据显示,2008年年底我国实际可以利用的外资大概有60亿美元,跟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而到2009的2月,实际利用的外资为58亿美元,跟上年同期下跌了16%。

目前我国是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国际金融危机对于FDI流入的影响,势必也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而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是保证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对国家金融危机对我国的FDI的影响以及相应对策进行分析,从而保持我国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危机影响FDI的规则和原理

在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FDI影响的研究上,目前我国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对其影响的规则和原理进行研究,但是从整体上的影响来说,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来的加以分析:FDI的流通动机和外商的投资能力。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具体而言:当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东道国在FDI上的收益降低时,就自然会削弱FDI的流通意愿,就算国外的投资者拥有足够的资金,其流向东道国的FDI也会减少;在金融危机降低了国外投资者投资能力的前提下,即便是东道国的投资收益率非常高,国外的投资者也表现除了极高的投资意愿,但是由于受到自身的投资能力的约束,在FDI的流向上也自然会减少。

1.从FDI流入动机角度分析

从FDI流入的动机角度上分析,当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到东道国的出口以及经济增长率时,FDI就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具体的FDI流入动机上,一般可以将其分为市场扩张的动机以及资源寻找上的动机。

首先,对于市场扩张的动机,主要出现在一国的国内市场在销售增长上变的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企业一般都出考虑往国外市场进行扩张,在东道国建立新的销售以及生产机构。而这种源于市场扩张而在东道国的国境范围内,依靠东道国相关的法律、由国外的投资者拥有全部或是部分资产所有权的FDI,又被称为创建投资或者是绿地投资。

而在资源的寻求方面,当一家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东道国土地使用成本、廉价劳动力、原材料以及自然资源时,这种FDI就是笔者所说的资源寻求的FDI。而当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的货币汇率产生一定影响时,这种资源寻求的FDI所受到的影响就比较明显。举例而言,当东道国的货币贬值时,相对而言以外币计较的生产成本就必然会降低,从而国外投资者生产利润就实现了相应的提高,也就会吸引更多的FDI流入,反之则会降低FDI流入。

2.从外商投资能力角度分析

从外商投资能力的角度而言,金融危机会让很多国家出现资金流动性不足的情况,提高各国的信贷成本,从而给信贷的获取增加了难度。从企业的发展层面上来看,目前有很多的发达国家都是依靠对企业的并购来实现FDI的流入,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会对这些大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的财务状况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贷款的能力,同时也会抑制这些跨国公司对外扩张的能力的,无法实现正常情况下的跨国并购,从而影响到FDI的流入。

二、FDI流入所受影响的模型设计以及相关因素分析

1.计量模型

为了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FDI流入的可能影响,需要弄清楚影响中国FDI的因素有哪些。为此,本文准备用下面的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

t=1,…,T

在该式中,被解释变量表示t时的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量;解释变量表示影响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量的第i个因素在t时的观测值,其中i=1,…;k,为t时的误差项;T为样本容量。对于该模型而言,如果各个变量是平稳序列,我们可以直接用OLS来估计该方程,并根据各变量的t检验值来确定哪些因素会显著影响中国的FDI流入;如果各个变量是非平稳序列,那么有可能产生所谓的伪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问题。

2.影响我国FDI流入的相关因素

(1)美国股票市场指数。美国股票市场指数有可能从四个方面影响中国的FDI流入:第一,当美国股票价格较高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很容易获得资金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第二,当美国公司股价较高时,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对美国公司进行跨国并购的成本过高,于是其他国家的跨国资金有可能流入中国;第三,当美国股票价格较高时,美国股市总值也会较高,这表明其金融市场的深度较大,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第四,当美国股票价格较高时,说明公众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看好,这也会导致其他国家的FDI流入。从FDI的目的地角度看,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可以看作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替代的,因此美国股票价格指数对中国FDI的影响取决于这几种力量的对比。

(2)中国流通股股市总规模和中国股市成交量。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流通股股市的大小反映了中国股市的规模,而股市成交量则反映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由于FDI可以通过外国投资者购买当地公司的股权来完成,股票市场的大小和流动性还会影响到外国投资者的资产变现能力,因此一国的股市深度和流动性就会影响到FDI的进入。

(3)人民币汇率水平。当人民币升值时,FDI进入中国以后只能兑换到相对较少的人民币,因此人民币升值不利于FDI的流入。考虑到中国的FDI大多是以美元计价的,本文以直接标价法计价的中美货币双边名义汇率代表人民币汇率水平。

(4)中国的出口指标。由于很多在华外商投资企业都是外向型企业,其产品主要出口中国海外市场,因此当中国出口势头强劲时,FDI流入会增加;反之,当中国出口形势恶化时,FDI流入可能会减少。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FDI流入的可能影响

根据上面的计量分析,中国股市成交量和中国出口的增加都会提高中国FDI的流入,而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广义货币总量的增加和以美国长期利率为代表的国外资产长期收益率的提高,则会降低中国FDI的流入。因此,国际金融危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影响到中国的FDI流入。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包括中国股市在内的全球股市的低迷,使得中国股市的成交不够活跃,股市成交量下降,从而降低FDI的流入。第二,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各个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必然会导致对中国产品需求的变化,中国的商品出口就会下降;而中国国内外贸企业引进外资的愿望和动力下降,必然使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也会降低,使得FDI的流入减少。第三,国际金融危机还会使得西方国家的长期经济前景不佳,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的长期资产收益率下降,这又会提高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意愿。第四,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OECD国家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这些国家的广义货币供给量增加,从而导致中国FDI流入的减少。

四、对于这些影响我国可以采取的对策

根据我们的样本和研究,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可以通过影响中国股市成交量、中国商品出口以及全球流动性,而间接地对中国FDI流入产生不利影响。当然,如果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的长期资产收益率下降的话,将有利于中国FDI的流入。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FDI流入国,中国必须采取措施以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对FDI流入的负面影响,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根据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FDI流入的影响途径,可以考虑以下做法:

第一,可以采取稳定股市的政策,保持股市活跃交易,吸引跨国并购资金的流入;第二,尽管人民币贬值不会直接影响FDI,但是人民币对其他主要货币适度贬值,将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出口,使得外商直接投资继续进入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因此可以考虑对人民币进行适度贬值,或至少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避免因西方国家货币贬值对中国出口的不利影响;第三,可以采用诸如提高出口退税率等非汇率政策,保持中国出口的良好前景。当然,根据全球FDI的发展趋势,中国也可以着重在采掘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业等投资热点行业上吸收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以抵消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对其他行业FDI的不良影响,同时也可为以后的经济增长打下更好的供给基础。

参考文献:

[1]赵文军:人民币汇率、FDI与中国贸易收支――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视角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0,(01)

[2]刘玉荣 陈希希: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产业结构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0,(01):3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