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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飞蚊症 前因后果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3.08.211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8-0193-01
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些中老年病人，他们经常感觉眼前有一根头发丝或是一只小虫或是一团灰云等东西飘动，用手挥之不去，很是难受，因而怀疑自己得了白内障或是青光眼等眼部疾病感到非常紧张。其实这种现象大多是飞蚊症引起的，继而这些人还担心最终会不会导致眼睛失明……
飞蚊症常发生于40岁以上之中老年人，高度近视眼患者，以及动过白内障手术者，其他如眼内发炎或视网膜血管病变患者，也会形成此病。大多数的飞蚊症是良性的，或称“生理性飞蚊症”。飞蚊症，顾名思义就是眼前有像蚊虫一样的黑影飘动，它经常见于中老年人及一些高度近视患者。那么飞蚊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对我们的视力有没有影响？我们又该怎样防治呢？
我们的眼睛就像一个照相机，可见光透过眼球照射到眼底视网膜上（其功能类似于照相机的底片），使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感光成像。眼球是一类似圆球状体，视网膜紧贴于这个“球”的内后壁上，在视网膜的前方有一个空腔，它里面填充有具有弹性的胶冻状的透明物体来维持眼球的圆形，保护视网膜，这种物质称为“玻璃体”。“飞蚊症”的发生与玻璃体有着密切的关系。
玻璃体是一透明的结缔组织，主要为胶原和透明质酸的混合物，无细胞结构，它根据年龄、屈光状态等因素表现为凝胶或液化状态。出生后玻璃体成凝胶状态，且成年之前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发育，体积增加。人类玻璃体液化从4～5岁开始，青年人的玻璃体大约80%为凝胶，20%为水；40岁以后，玻璃体液化逐渐增加，凝胶开始减少，至70～80岁时，大约一半玻璃体为液化状态。玻璃体液化后，其内的胶原纤维在眼内的活动性增加，靠近视网膜的部分胶原纤维就会投影到视网膜上被我们感知，并随眼球转动而飘动。
玻璃体与视网膜在眼内是紧密相连的，当玻璃体液化后，其会与视网膜产生机械性分离，部分患者因此导致一些眼底疾病的发生。玻璃体后极部与视网膜的视盘（眼底视神经通过的位置）分离时可能牵拉视盘小血管出血，也有weiss环形成，它会产生明显的眼前黑影飘动，且形状会随眼球运动而发生变化；玻璃体与视网膜血管粘连比较紧密，其分离时可能会导致出血，玻璃体积血，视物明显遮挡感；玻璃体还会牵拉局部变性变薄的视网膜发生裂孔，甚至视网膜脱离，需及时视网膜激光光凝或手术治疗，高度近视患者尤其要注意。
南方汇通世华微硬盘项目一度是贵州的光荣，它承载了贵州政府太多的梦想。
2001年底，朱宝麒遇到了在北京开会的贵州省委书记。“三五年内达到100亿美元产值，打造千亿美元高科技产业链”的宏图打动了贵州政府――这个在当年（2005年）GDP居中国末位的边远省份。贵州政府盲目认为，微硬盘项目是贵州高科技产业跳跃式发展的第一步和最关键的一步。
2002年，在贵州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协调下，微硬盘项目没有经过尽职调查便被引入贵州。截止到南方汇通世华微硬盘有限公司成立时，在贵州政府的“窗口指导”下，贵州当地银行、企业投向微硬盘项目的资金已达到近20亿元。
然而，该微硬盘项目自2004年9月后一蹶不振，节节败退，最终停产。2005年10月，朱宝麒等人辞职，未经批准即甩手而去。
随着南方汇通世华微硬盘有限公司的倒闭，贵州政府的高科技产业梦想最终破灭。地方政府的“大干快上”给地方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
地方政府动用国有企业相关资源，投资20亿元的高新技术产业――贵州南方汇通世华微硬盘项目黯然落幕。其中，在地方政府的“窗口指导”下，多家商业银行累计发放的11.75亿元贷款中，有8.7亿元变成了不良贷款。
该项目带来的巨大损失让我们不得不思索一个问题：政府是否应该代替企业下场踢球？
尽职调查缺失种下祸根
南方汇通世华微硬盘项目造成了严重损失，而所有疏漏都隐藏在审慎调查的门后。据悉，当时曾有人提醒有关部门花几十万元，聘请专业机构做详尽考察，了解全球硬盘业形势后再作决定。但建议报上去以后，并无回音。涉及几十亿投资的高风险项目就这样被放行了。
如果进行审慎的尽职调查，将可能发现该项目存在很多致命隐患：
对市场规模的预测缺乏可信度。据当时朱宝麒个人说法，“这一技术可能在五年内创造上百亿美元产值，2005年投放量将大于4亿台，这还只是偏稳健的估计。”
实际上，当时硬盘行业巨擘希捷、东芝，以及为数众多的小创业公司已经开始对微硬盘跟进开发，最多时，研发1英寸微硬盘的公司达到上百家。
2002年4月，IBM以20.5亿美元的价格，将全部硬盘业务及所有专利卖给了日立环球存储科技。如果真有上百亿美元的产值，这个售价就明显低估得不合理了。且不说市场容量是否有那么大，对在贵州落地的微硬盘项目来说，绝非一马平川，是一场初生牛犊与巨人们的恶战，胜算极小。
财务风险估计不足。行业专家称，微硬盘项目最困难的不是研发，只要找到可靠而稳定的供货商，自己组装，很快就能生产出来。关键问题是价格，价格将决定能否实现量产。只有靠批量生产，降低成本才能赚钱。
从某种程度上说，该项技术不具备高新技术应有的高门槛特征，属于对规模效应敏感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需要充分估计前期用于设备投资和扩大生产所需的巨额资金。事实上，此项目一开工就面对着资金断裂的窘境。
点 评
项目决心无法代替审慎调查
在最终确定投资一个项目之前，尽职调查是必不可少的风险控制环节。通过系统、独立和科学的调查，判断项目的风险大小，是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将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只能依靠稳健投资流程管控系统。好的风险投资流程控制犹如一张细筛网，虽不能确保抓住每一条漏网之鱼，但可保不犯大错。遗憾的是，这个微硬盘项目的控制机制连个漏勺都不如。
当地政府以“遇猪杀猪，遇狗打狗”的豪言壮语表达了引进微硬盘项目的果敢决心。虽然该项目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开路先锋保驾护航，可惜的是，一切都错在开始，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该项目的失败，体现了地方政府对科学决策流程的无知。
技术专利操于人手
操盘人带来的“自有技术”更是令人啼笑皆非，该微硬盘的专利完全被控于他人之手。
该项目的技术总负责人苏宗祥在铼德科技美国子公司Microstor主持研发1英寸硬盘，时间达一年半。他离开Microstor创办磁源公司，存在同业禁止的可能。而且，产品样本和技术资料均是他在Microstor的研发成果，存在知识产权纠纷的隐患。
从技术本身来看，磁源公司最早用于技术入股的1英寸1GB硬盘技术，在项目启动之前就已经过时。直至1.8英寸硬盘专有技术项目停工，美国研发团队也无法完成产品化，最终没生产出一个产品。
以技术折合1.2亿元入股的美国磁源公司负责后续的产品研发。由于开发部门始终在美国，由磁源公司控制，中方实际无法指挥、协调研发和生产支持活动，无法培养出自己的研发队伍。
根据硬盘行业经验，开发一个产品，需要一支六七十人的研发团队。而磁源公司的研发团队在最高峰时也达不到这个规模，而且是同时负责两个产品。这可能源于苏宗祥掌握了原Microstor全套1英寸硬盘的部件设计和组装技术。这恰恰导致了后来Microstor对其盗窃商业机密和不正当竞争的指控。
为了将磁源公司技术团队拥有的微硬盘“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带入贵州，花费巨资值得吗？
点 评
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注定失败
微硬盘项目所依赖的技术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抄袭。
日立环球存储拥有IBM硬盘技术，以及日立多年研发的5000项专利，对硬盘核心技术的覆盖无懈可击。反观国内项目，未申请核心专利，不可能绕过竞争对手早已设好的专利包围圈。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自主创新纯粹是一句空话。
没有核心技术，就不能指望形成持续领先的研发能力。而且，该项目的技术团队远在美国，如何提供及时可靠的技术支持也是个疑问。
地方政府却对此熟视无睹，帮助微硬盘项目前后获得六笔国家项目拨款，无知得令人齿寒。也许地方政府可以推卸对技术判断失误的指责，但却逃脱不掉助纣为虐的责任。
疏于控制是投资大忌
如果说贵州地方政府在引进项目的决策上存在“失误”，那么，在项目运转过程中，让朱宝麒大权独揽，并且幕后包庇的力挺式协调则让本已奄奄一息的微硬盘项目死得更快、更彻底。
微硬盘项目的资金完全由本地大股东支付，但资金的控制权、经营权和人事权却长期完全掌控在小股东朱宝麒手中。朱宝麒此前并无任何硬盘从业经历，更不懂得微硬盘技术、生产和市场。副帅潘壮也同样不具备相关资历和背景。而该项目的技术总负责人苏宗祥远在美国，不参与本地项目运作。
由朱宝麒一手安排，其在香港成立的小公司――威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开始便垄断了项目的原料采购与产品销售，这是项目投资的大忌。
本来可以向生产厂家直接采购的零部件，却要绕个圈，让一个无名的境外小公司做中间经手人。更奇怪的是，这间公司还同时承担产品销售总的职能。这种明显不合理的安排在被投资方提出质疑后，朱宝麒不惜以停产和辞职作为要挟，竟然迫使贵州省政府出面协调，指示各方投资人“要克制，要相信朱宝麒有能力搞好微硬盘项目”。
一般来讲，最低限度的控制在于资金流控制。而在这个微硬盘项目里，朱宝麒完全包揽了物流和资金流，信息沟通机制也不健全，治理结构的缺失实际已令任何外部控制和有效干涉都无法行使。
点 评
风险控制在政府动员下失效
从某种程度上看，在地方政府主导下，该项目公司没有建立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无法使风险投资的控制流程得到实施。
实际出资的地方企业的业务与该项目相差甚远，既无经验也没兴趣参与日常经营运作。股东中的上市公司期望借项目的高科技色彩使股票升值，满足于纸上的利润数字。国企股东是被政府“动员”的，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钱，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做，对项目既无奈，又漠不关心。而政府更不是管理企业的“好手”，相关利益人中，没有一方能够制衡实际操盘者。
采购预付款和外欠的销售款每年都达到数亿元，损失犹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
“科技倒爷”续写“蓝图”
完整地审视整个项目发展的各个环节，不难发现，外方合作者和实际操盘人有意无意地利用了政府官员的弱点，大大地“骗”了一把。他们实际上只是靠一张嘴和天花乱坠的美好前景，就阻挠了相关部门执行必要的审查和控制。
为使贵州政府引进该项目，朱宝麒曾经描绘了辉煌前景：在三五年内，通过“创新知识经济计划”，建成一个上百万人的科技产业区，十年内实现1000亿美元高科技产值。
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政府能对如此宏伟的计划有抵御诱惑的能力。如果产值真能达到100亿美元，相当于再造一个贵州。产值1000亿美元，贵州就赶上富裕的广东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政绩啊，朱宝麒正是抓住了地方政府急于求成的心理。
尽管项目开工前后三年里，没有一个月的产量达到过预期数量，但地方政府仍愿维持那个美丽的梦想，义无反顾地以政府担保形式，动员商业银行继续为该项目贷款4亿多元。朱宝麒曾声称接到的“超过70万片、金额达8000万美元”的国际大订单，后被证实有相当部分为“意向性合同”。
故事本该到此收场了，可2005年10月，朱宝麒却作为汇通世华总裁高调出现，联合北京天朗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宣布推出6G微硬盘手机，又宣布与东方通信等四家公司签署《硬盘手机战略联盟合作意向》：“汇通世华生产6G微硬盘，东方通信负责采购不少于100万台微硬盘。”其实，这又是一个新游戏的开始。
朱宝麒们的另一个宏伟蓝图又打动了某直辖市政府。当年，该市政府下发文件称，某高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作为现金出资人，将与朱宝麒、潘壮控制的技术入股方MAXSINO成立一家合资公司，潘壮出任合资公司副总裁，朱宝麒担任执行董事，以尽快实施“IT综合功能模块”项目。该市还同意为项目融资4亿元。
所谓“IT综合功能模块”是一个更诱人的饼，朱宝麒筹划的合资公司将成为一个宏大的消费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核心芯片研发在北京，微硬盘基地在贵阳，成品制造在重庆，以提供娱乐、游戏为主的内容产业在深圳。通过那个几乎已经奄奄一息的微硬盘，将这四个环节整合起来，“紧紧抓住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未来”。
天知道这个黑洞又要吞掉多少金钱。
点 评
政府干预比政府无知更可怕
对于朱宝麒规划的以微硬盘为代表的发展目标，在电子产业基础薄弱的西部省份，稍微盘算一下就知道是个笑话。增长率每两年翻一番。这样的数字游戏居然能够让一个科技文化落后、财力有限的西部省份领导心驰神往，不可思议之外也有其必然性。
关键词：增值税；营业税；改革；影响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0-0-01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12年1月1日起，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作为机构性减税的重要措施之一，至此，货物劳务税收制度的改革拉开序幕。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年底，国务院将扩大营改增试点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10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另外，随着信息技术在税收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我国税收征管水平不断提高，为合并增值税和营业税，对货物和劳务全面征收增值税创造了条件。
二、改征前增值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的划分
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是我国的三大流转税，而增值税和营业税在我国的流转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两种税，尤其在征税范围上有着重要联系，属于并行税种，即增值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互相排斥。
三、改征前营业税税制上的一些弊端
1.服务业按营业收入全额计税，重复征税
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只包括销售货物和进口货物以及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对一般劳务仍课征营业税，从而使购进一般劳务的增值税的纳税人存在重复征税现象，加重纳税人负担。
2.两税并存，不同行业税收负担不公平
由于商品和劳务流转过程中增值税、营业税并存，造成了不同行业间税收负担的不公平。因为增值税是对商品和劳务流转过程中的增值额课征的税收，税收负担前后一致，每种商品不论经过多少生产和流通环节，只要增值额相同，税收负担就相同，从而能够使企业在公平税负的基础上开展竞争。
营业税是以营业额为课税依据，不具备增值税的上述特点。由于两个税种都在商品流转环节并存，而两者的税率、计税依据、计算方式等各不相同，为此税负必定产生差异，使两税的纳税人税负不公。
3.增值税链条中途断裂
交通运输、建筑安装、不动产销售、无形资产转让等服务性行业没有纳人增值税范国，实质上是对增值税课税体系完整链条的人为分裂。当增值税已税行为进人到下一环节的营业税征收范围时，已征收的增值税得不到抵扣，使增值税链条还没到达最终消费就发生断裂，相反，营业税的已税行为进到下一个增值税征收范围时，已纳营业税得不到抵扣，使链条不完整。
4.发票不易双向稽核，导致税款流失，征管困难
增值税是以专用发票为依据层层抵扣，以铸造完整链条，但由于大多服务性行业未纳人增值税范围，使链条环节脱落，漏洞大开。比如，建筑安装业不征增值税而征营业税，不使用增值税发票，这就破坏了对建筑材料生产销售企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双向稽核的条件，加大了税务机关反偷税难度，税收流失较严重。
5.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
将我国大部分第三产业排除在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外，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由于营业税是对营业额全额征税，且无法抵扣，会使企业为避免重复征税而倾向“大而全”模式，进而扭曲企业竞争中的生产和投资决策。
同时，出口适用零税率是国际通行的做法，由于我国服务业适用营业税，在出口时无法退税，导致服务含税出口，由此易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四、营改增的新规要点
1.税率。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租赁有形动产等适用17%税率，新增设11%和6%两档低税率，交通运输业适用11%的税率，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物流辅助和鉴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适用 6%的税率。
2.计税方式。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信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体育业、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原则上适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金融保险业和生活业，原则上适用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
3.计税依据。纳税人计税依据原则上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全部收入。对一些存在大量代收转付或代垫资金的行业，其代收代垫金额可予以合理扣除。
4.服务贸易进出口。服务贸易进口在国内环节征收增值税，出口实行零税率或免税制度。
五、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影响
1.宏观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现代服务业，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力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要求，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利于完善税制，消除重复征税；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利于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增强企业发展能力；利于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2.对纳税人税负影响分析——以交通运输业（非管道运输）为例，依据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假设：（1）采购成本包括符合准予抵扣条件的外购原材料、固定资产的成本等；（2）采购适用增值税税率简按17%；（3）不考虑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4）外购成本比例（采购成本占销售额的比重）为x，则营业税与增值税税负平衡点为：
营业收入×3%=营业收入/（1+11%）×11%-采购成本×17%
临界采购成本比例 x=47.06%
依据上述公式，当交通运输业采购成本超过上述临界比例47.06%时，试点有利。其他行业也是如此。
上海市财政部门数据显示，2012年一季度，上海市试点增值税减收总规模达到34.2亿元，尤其占试点企业户数68.5%的小规模纳税人全部减税，平均降幅为40.2%。全部试点纳税人中，88.4%的试点纳税人税负下降；11.6%的税负上升。综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具有深远意义，是完善我国税制、加强结构性减税的重要举措。税改后适用税率低、毛利率较低、可抵扣项目占比较高的企业受益较大。此外，试点城市也应制定过渡性财政扶持的配套措施，以减轻由于增值税相对于营业税税率提高且抵扣不充分而导致的部分纳税人税负暂时性的提高，企业也应规范改征增值税后的会计处理，使税改得以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青光眼滤过性手术；浅前房；原因；治疗
青光眼滤过手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是持续性浅前房。我院1994～2003年住院的112例120眼青光眼滤过性手术患者，其中28例28眼发生持续性浅前房，现将其原因及治疗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发生持续性浅前房28例中，男10例，女18例，平均年龄59岁。急性闭角型青光眼11例，慢性闭角型青光眼16例，开角型青光眼1例。手术方法采用常规的小梁切除术，均施行显微手术。所有患者术前局部或全身应用降眼压药物和口服消炎、镇静药物。滤过手术后浅前房的情况：术后浅前房定义为术后第1天未形成前房或形成前房后数天内又消失者。本组术后第1天未形成前房者6例，术后2～3天前房变浅者18例，术后4～5天前房变浅者4例，本组术后浅前房发生率为23.3%。浅前房持续时间：7～8天17例，9～10天6例，11～15天5例。按Spaeth分类，本组病例中浅前房Ⅰ度16眼，占57.1%，浅Ⅱ度10眼，占35.7%，浅Ⅲ度2眼，占7.1%。发生浅前房的原因：滤过引流过分通畅19例，结膜瓣渗漏7例，恶性青光眼1例，睫状体脉络膜脱离1例。除恶性青光眼外其余均伴有术后低眼压。
1.2 治疗方法
1.2.1 保守治疗 首先采用散瞳剂，散瞳防止虹膜前后粘连，每日应用美多丽-P快速散瞳或1%阿托品眼水滴眼。同时采用在滤过泡相对处垫一小棉卷，用胶布固定好然后用绷带轻轻加压包扎。注意不要压迫角膜，以免角膜变性浑浊。每日20%甘露醇250 ml加入地塞米松5～10 mg，连续5天静脉滴入。如果眼压很低，每日球后注射地塞米松5 mg，连续3天。一般治疗3～5天前房即可形成。
1.2.2 手术治疗 如果保守治疗效果不佳，一般是在治疗5～7天后，前房注入黏弹剂，注入量以角膜
与虹膜分离开，周边部形成为宜，以加速前房形成。对结膜瓣渗漏或破裂者，立即在显微镜下重新加固缝合。恶性青光眼者，可行睫状体冷凝术。因脉络膜脱离引起的浅前房者，采取脉络膜上腔放液、前房注入黏弹剂等手术治疗，术后前房形成良好。
2 结果
28例28眼，经保守治疗治愈22例，包括滤过引流过畅15例，结膜瓣渗漏7例，通过散瞳、加压包扎、静滴高渗剂及皮质类固醇药物治疗，达到良好效果。手术治疗6例包括结膜瓣渗漏修补术4例，睫状体冷凝术1例，脉络膜上腔放液、前房注入黏弹剂1例，术后前房形成良好。持续性浅前房时间7～15天，经过及时治疗，均收到满意效果，未发现其他并发症。
3 讨论
持续性浅前房是青光眼滤过手术后的早期并发症，发生率约为4.8%～70%，本资料统计的发生率为23.3%。一般认为术后1～2天内前房略浅是正常状态，随着结膜瓣、巩膜瓣的愈合和房水分泌恢复正常，前房逐渐形成，术后4～5天内应恢复正常深度。如果超过7天前房仍极浅或未形成，则应考虑为术后持续性浅前房，如不及时处理可致很多并发症，如角膜水肿、变性、虹膜前后粘连、房角闭塞、并发白内障、滤过泡消失等。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依法享有的排他性的独占权利，是一种私权、一种财产权。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知识，知识产权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可以说谁拥有了知识产权，谁就拥有市场优势。知识产权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瑞士、日本等均有三百多年的，发展至今已相当发达。而在中国，系统、科学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则开始于1979年以后，至今只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步晚，比较落后。究其原因，当然很复杂，下面本文将从文化方面着手来谈谈中国知识产权法落后的原因。
一、专制的文化政策禁锢、窒息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孕育和产生
众所周知，专制统治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几千年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长期实行高压的文化政策，树立所谓的“正统文化”，残酷地排斥“异端邪说”、“妖书妖言”，使得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哪里还会有什么创新？哪里还敢有自己的权利主张？即使有，也只能埋藏在心中，而不能“公开”，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声张”。
尽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过“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可它是专制文化政策的开端，随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这种文化的高压政策也丝毫未能改变，如《唐律疏议·职制》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讥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三年”。清乾隆盛世时，还曾大兴“文字狱”，不知牵连了多少思想活跃的文人墨容、能工巧匠，连《红楼梦》都未曾逃过劫难就可想而知。
可见，在这种专制的文化政策的高压下，人们心中偶尔闪烁的那点思想火花不得不早早被浇灭了，怎能会有大的发明创造？当然更不要奢望朝庭会为发明创造制定法律来保护它了！
二、传统的“无欲”、“无为”思想极端地淡化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和观念
如今，大约10％的欧洲人都携有这种变异基因，使他们天生就能够抵抗艾滋病的侵袭。
老祖宗基因变异
这名为后人立下汗马功劳的老祖宗是美索不达米亚人，生活在距今3000年的底格里斯河畔。他身上携带一种变异的基因，能使他天生就抵抗病毒性传染病的威胁。
1347年，欧洲第一次爆发了可怕的瘟疫――黑死病。其后300年，在黑死病袭击过的地方，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成群成群地死去。但这位老祖宗的后代却由于基因发生了变异，逃过了这一劫难。
几千年过去了，这种变异基因也随着他后代的婚配开枝散叶。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两位生物学家――克里斯托弗・邓肯和苏珊・斯科特发现，目前大约10％的欧洲人都携有这种变异基因。
天生抵抗艾滋病
科学家将这种变异基因命名为CCR5－delta32。它不仅能抵抗黑死病的侵袭，还能够抵抗艾滋病病毒。
邓肯和斯科特在英国《医学遗传学杂志》上报告说，CCR5－delta32基因的工作是，抵抗所有病毒性传染病。当病毒试图侵袭人体细胞时，这种基因指挥的天然免疫系统就会阻止它们进入白血球。科学家们还发现，由于艾滋病近年来的肆虐，携带CCR5变异基因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也正体现了大自然“适者生存”的原则。目前，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居民携带这种基因的人比例最高，为14％～15％，但地中海地区的人仅有1％。
挑战传统观点
【关键词】 经济转型 劳动力优势 人口红利期 消费黄金期
中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经济转型将是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面对中国经济长期形成的结构特点，如何在有效利用现有优势及在最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稳步提升将是一大难题。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在充分发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将传统要素与新经济因素相结合的新型改革发展之路。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劳动力优势分析
充足的劳动力供应所带来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是中国经济几十年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从2003—2004年中国出现“民工荒”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关于中国人口红利进入拐点的争论越发激烈。
1、从人口抚养比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还远未结束，至少在未来十年内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仍将延续。据国家统计局及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的人口结构中14岁以下人口占比约为18.5%；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为8.5%；14—65岁人口占比为73%，人口抚养比为36.9%，仍远低于人口红利期50%的标准红线。据商务部针对“民工荒”问题所做的研究分析，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十年左右，劳动力人口供大于求的状况仍未改变。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推动效应还未完全释放，中国“十二五”规划应该在对人口红利可持续的基础上制定有效政策，应该在进一步发挥人口红利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而不应忽视现有优势盲目推进改革。
2、从劳动力供应来看。虽然劳动力增长速度放缓，但未来十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依然充裕，劳动力数量供大于求的优势依然明显。2011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说：“‘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每年需安排就业的劳动力约为2500万人。其中，青年学生约1400万，包括700万高校毕业生，700万的中专、技校、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其余的1000多万人，包括军队转业人员、下岗失业再就业人员和登记失业人员。但城镇每年实际新增就业岗位只有约1200万。”而且中国连续三十年GDP的高速增长与劳动力就业人口增加之间极不协调，2000—2008年GDP增长率由8.1%增至11%，而就业人口增长却从1.1%降至0.7%，这种严重的背离“无就业增长”也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具有劳动力优势的佐证之一。
3、从劳动力的生产力水平上看。中国劳动力生产效率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利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保持正值，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及资本深化还将继续。从国民经济三大产业的发展来看，第一产业的生产力有巨大的提升空间，第二产业在政策的支持下也将会迎来发展的良机，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相比于发达经济体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劳动力在三大产业间的有效转移将会带来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底，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分别为29708万人、21684万人、26603万人，各自所占的比例为38.1%、27.8%和34.1%，相比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例明显偏低。随着第一、第二产业生产力的提高，将会游离出大量的劳动力向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这一转移将带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新因素分析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已有很大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使经济刺激因素已经不仅仅来自于传统的优势，新经济因素的增长将为经济的转型注入强大的动力。
1、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为经济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中国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使经济改革的基础更为雄厚，无论是资本、技术，还是投资与消费以及基础设施都给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0年中国的GDP达5.4万亿美元，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达2.8477338万亿美元，约占世界外汇总储备的三分之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大国将危机源头转嫁于中国，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制造业地位使中国成为危机的替罪羊。同时，人民币汇率也成为西方大国向中国发难的目标，外部的压力、内部的动力都使中国的经济转型有着良好的环境条件。
2、消费的黄金时期将为中国经济转型注入强大的动力。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6%，约为美国的一半，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受制于各种因素，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已成必然。然而，未来中国的消费将会迎来一个黄金时期，极有可能超越投资与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拐点，拐点之后极可能迎来消费的快速增长。至少在未来十年，中国将迎来一个收入增长、储蓄率降低及消费增长的关键时期，这将带动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国家更为重视民生，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分配及再分配的进一步合理调整和城市化水平、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有大幅度的提升。而且，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消费将会增加，储蓄率将会降低。
3、创新能力的提升将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十二五”规划指出要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作用，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推进产学研战略联盟，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2010—2015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由1.75%增加至2.2%；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由1.7件增至3.3件”。创新能力带来的技术水平的提升将为三大产业的升级及改造提供技术支撑，从而为经济转型奠定技术基础。
4、服务业的发展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推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约40%，这不仅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的65%相差甚远，也与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的55%有相当大的差距。“十二五”规划指出：“要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推进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服务业的发展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将有利于经济转型的顺利稳定进行。
三、发挥两种优势确定经济转型的方向及措施
1、充分发掘劳动力优势，进行产业链的高效整合，提升产业竞争力。由第一部分分析可见，中国至少在未来十年内仍将拥有劳动力人口富裕带来的人口红利。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产业链的高效整合，提升产业水平，从而提高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民工荒”的出现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只能到千里之外工作的富裕劳动力，现在已经可以在家乡附近找到一份差不多或者更好的工作，这样既消除了思乡之苦，又规避了迁移的成本，这同时也产生了产业区域合理布局的问题。
2、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和源泉，是经济发展最为持久的拉动力。应摈弃过去过分注重GDP增速的经济发展战略，采取多种措施重视民生问题以拉动内需：最根本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更合理地处理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增强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公共卫生服务支出；加快新农村及小城镇建设，缩小城乡差距；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发挥区域优势，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合理控制垄断行业人员的收入不合理增长。采取措施努力造就庞大的中产阶级，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
3、应用科技大力发展农业及技术创新提升装备制造业。“十二五”规划指出：“要推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同时要优化结构、改善品种质量、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调整优化原材料工业，改造提升消费品工业，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科技进步是提升产业生产力的不竭动力，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造就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改变过去仅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的生产模式。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及制造业的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为服务业的发展游离出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间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4、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加快发展生产业，促进生产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建立现代物流体系，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培育壮大高技术服务业，提升商务服务业；大力发展生活业，积极推进发展旅游业、体育事业及家庭服务业。应加快服务业领域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服务市场，完善服务政策，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尤其是要注重在现代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稳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创新，推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这既可以提升经济的现代化服务水平，同时也可以吸纳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5、发挥地区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国经济几十年不平衡的发展造成东中西部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南方“民工荒”的出现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中国应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应加快推进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更加注重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及边远地区发展。这既有利于推进全国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也可以大幅度提高相对落后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从而进一步推进劳动力的供应和消费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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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广泛流行一种社会思潮，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它坚持无一标准论，坚持多元文化，全球视角。后现代教育学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音乐教育学是由教育学和音乐学组成的交叉学科，后现代音乐教育理论涉及后现代教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后现代音乐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贝雷特·雷默和布鲁诺·内特尔等。
后现代教育理论颠覆了现代的教育理论，并提出教育者更应关注人与世界、自然，人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否定了科学是一种客观的绝对的真理，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对中国的"现代范式"是一种冲击。
在音乐文化教育方面，一方面后现代音乐教育肯定音乐教育文化构建，强调个人情感的抒发，就是强调音乐应具有文化属性和文化语境，不是单一语法系统，音乐不只是一种知识，而应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表达。另一方面后现代音乐教育要求用一种多元性的、全球性的视角看待音乐，而不是原有的“欧洲中心论”，文化具有多元性，那么代表文化的音乐也应该是多元的。在音乐教育的方式上，，后现代音乐教育要求改变单一的，确定的教学模式，转向一种丰富的，多选择性的教学模式，如管建华所提出的从“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转向“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从“音乐教学的物理学范式”转向“音乐教学的生物学范式”，后现代音乐教育观念认为音乐需要在其文化语境中学习和解释。在人类发展发面，后现代主义尊重个性，强调学生的个别差异，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音乐学习上，不要用标准来评价学生，每个学生应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提倡课堂的不确定，不稳定性，鼓励学生的创造。
二、当代教育与我国当下音乐教育的弊端
当代教育以欧洲音乐文化为单一的发展，阻断了其他音乐文化的发展，同时存在着教学理念单一的现象，现代教育坚信科学，坚信真理，认为科学是唯一真理，在音乐的学习中，注重发现规律，讲求实证，教学方法也是单向的，死板的教学。
我国当下音乐教育从最早的学堂开始，并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形成的，其体系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音乐规则的研究，而是音乐教育。从其研究内容上可以看出，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理论是以西方传统音乐和我国传统音乐为基础的，并且突出强调审美，中国音乐教育往往用西方的唯一标准来判断审美。学生的审美标准也趋于完全“美化”、“欧化”，放弃了文化的多元化。在教学内容上，我国当下的音乐教育将音乐和语言完全分开。偏离我国传统音乐的语境合一的要求。教学模式上，教师总是先预设好要学的知识，并设有唯一的标准，将音乐知识当成纯科学，是一种完全正确的知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完全在教师的掌控中，教师禁锢着学生的思想，学生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创造性，同时，这种教学模式将众多的学生放在一个教学标准下，学生根本不会有个性的发展。这就是我国音乐教学的“物理范式”，这种建立在只有对错的二元哲学基础之上的教学，根本做不到不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
我国名族文化悠久，音乐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只用欧洲的音乐的单一理念是不能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比如用普通话去唱一些传统小调，就失去了其原有的韵味。还有我国的音乐演唱方法是从西方的演唱方法直接嫁接过来的，有的就会失去我国传统音乐原有演唱方法的特色。
三、后现代教育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启示
随着后现代教育的深入，我国的音乐教育也有一些进步，音乐也渐渐地被视为一种文化，并提倡音乐文化的多彩发展，注重文化的多样性，也更加注重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后现代教育对我国音乐教育还有如下的启示：
（一）继续实现国内音乐文化的多元化
随着世界文化的多元化的发展，我国的音乐也应该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特别是在拥有五十六个名族的中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比如京剧、黄梅戏、昆曲等，有的富有原生态，有的富含当时的文化。我国的名族音乐文化丰富多彩，我国音乐教育也渐渐在鼓励这些文化的发展，但是力度不够，对多元化的理解深度不够。我们应熟知中国音乐文化的特点，并有创造性将其发扬光大。
（二）改变单一的演唱方法
根据后现代教育的多元理论，音乐的演唱方法也不应该单一。每种音乐都有专有的演唱方法，只用西方音乐方法的直接嫁接的方式是不能完全符合我国名族音乐自身发展的特色的，将中国原有的审美观加入演唱中，正如后现代教育所要求，我们要改变“物理”为“生物”，强度情感的表露，我国民族传统音乐重视语境，脱离了语言的语境就不能做到情感的表达，有用普通话唱，也可以是方言，可以是如美声悠扬，也可以是如小调的清脆，寻找属于音乐语境的唱法。
（三）改变音乐教学的模式
现我国的音乐课程教育仍然是预设多于生成，后现代教育提出事物的不确定性，在音乐教育的课堂上，老师不应该先计划好要将的内容，不应该计划好教学的目标与教学的手段。学生应是课堂的中心，而应该尊重课堂的偶然性，提倡个性差异的展示，应期待在教学过程中能看到音乐思想的碰撞。
（四）提高教师的教育水平
后现代音乐教学理念的实施需要老师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不去预设课堂内容，预设教学目标。这需要从现在的学习教育专业的大学生入手，使其成为一批能够推动现代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优秀人才。对于现在的部分老师也可以再“深造”，从而实现自身与学生共同发展。
四、结语
总之，后现代教育理论给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启示，但是我们也要用批判地借鉴后现代教育理论，不能盲目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在这样一个思想浪潮中，我们应保持中国名族文化的根基不动摇，才能真正做到我国音乐文化的多元化，才能实现我国音乐教育的稳步前进。
参考文献
[1]管建华.后现代音乐教育学[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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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商业银行 流动性
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飓风般呼啸而过，无数金融机构在这次危机中受到波及，银行业更是首当其冲。2009年美国共有140家银行破产，而到了2010年，破产银行数目达到了18年来的最高水平，为157家。通常认为，银行倒闭的主要原因是流动性出现问题，从而发生挤兑现象。今天，金融危机虽然已渐渐过去，但是它所敲响的警钟仍余音回响。在这个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体系也在发展、完善与成长，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关键，商业银行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持自身的流动性呢？本文将对商业银行保持流动性应该采取的措施来进行讨论。
首先，我国商业银行应严格控制不良贷款比率。所谓资产的流动性，简单地说，就是指资产的变现能力。在商业银行的资产中，贷款占据着首要地位。然而在我国，由于商业银行往往以政府为依靠，对自身资产的安全性重视不足，为了盈利而放松对贷款的监管，这就容易导致不良贷款比率上升，贷款收不回来，银行的资产减少，从而对银行的流动性造成影响。因此，控制不良贷款比率便显得尤为重要。
要有效控制不良贷款，往往需要多种手段共同使用。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占到了商业银行总体的较大比重，所以政府往往充当了一个善后者的角色。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组织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司职于处置国有商业银行多年沉淀下来的不良资产。此举也确实收到了成效。1996年，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平均达到22%，而到了2010年末，这一指标就降到了1.14%。另一方面，虽然有政府进行调控，但商业银行更应该增强对自身的资产，尤其是贷款的控制，方式主要有两个：一是要改善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二是要完善坏账准备金制度。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普遍采用“打分法”，即选取一定的指标并设定权重，由评级人员分别打分，最终根据总分确定其对应的信用级别。这一方法简单易行，但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评级的基础是过去的财务数据，而不是对未来偿债能力的预测；指标和权重的确定缺乏客观依据；缺乏现金流量的分析和预测。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借鉴国际上的信用评级体系，如美国的CAMELS评级体系，来完善自身对信用风险的管理。2000年，财政部就要求商业银行依贷款5级分类提取坏账准备，但未对具体内容进行详细规范，就导致我国商业银行坏账准备的提取政策不尽一致。只有能够规范地对坏账准备进行计提，才能够真正的降低不良贷款率。
其次，仅仅通过控制不良贷款来保证流动性是不够的，商业银行还需要通过优化资产结构来提高流动性，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分层次的准备资产制度。商业银行的准备资产主要为现金和短期有价证券。现金资产主要包括库存现金、同业存款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由于现金具有的很强的流动性，可将其作为一级准备；而短期有价证券涵盖面更为广泛，包括超额准备金，短期政府证券，商业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短期证券和其他流动资产等，短期有价证券的流动性不及现金资产，但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变现，可以作为二级准备。通常情况下，对于小银行而言，通过负债来保持流动性会比较困难，资金成本也比较高，所以他们往往从资产方面取得流动性，二级准备的比率较大。而大银行通过负债来保持流动性有一个比较低的资金成本，所以大银行二级准备的比率就会低一些。
同时，具体到二级准备资产的选择，则应该主要考虑到这几个因素：期限的长短，变现的速度，收益的高低。保持超额准备金只能是必要的、最低的数量，因为它没有利息收入。而国库券变现能力高、风险低，适于充当流动性工具，但利率较低。商业票据等利率较高，但风险较大，商业银行应该选择那些资信度较高的银行或企业开出的票据。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个商业银行的新兴业务――资产证券化。简单地说，商业银行的资产证券化就是将商业银行已发放的各类抵押贷款、消费信用贷款以及部分不良资产贷款，进行清理、估算和考核，由一个特定的交易机构进行出售。资产证券化以长期资产作为担保，在资本市场上出售证券，使商业银行在短期内实现现金回流，缩短了资产的利率期限，最终提高了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将“短存长贷”所带来的信用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中去。
此外，还要提到我国商业银行在保持流动性的过程中应注意的两点问题：一要完善负债管理，但商业银行不能把负债管理作为保持流动性的首要选择，而应将保持资产的流动性作为第一要务。二要统筹规划流动性需求与流动性供给，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头寸富余方与头寸短缺方之间的联系，总体做出规划。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是其健康运营的关键所在，随着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品出现，商业银行应该加强运用金融工具维持自身经营的能力。同时，金融危机带给我们了教训，如果无限制的使用金融衍生工具，既可以使商业银行获利丰厚，也会使银行被这个诱人的杠杆效应所吞噬。因此，商业银行还应多加注意其中隐藏的风险，真正做到把损失控制到最小。
参考文献：
[1]《美国银行倒闭潮减缓》.人民网
[2]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财经科学》,2004;5
[3]郑磊.《商业银行信用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