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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贸易条件 外商直接投资 关税率 汇率 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的含义是进出口商品比价,它反映了出口相对与进口的盈利能力。贸易条件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各国切身的贸易利益,它与比较利益一起被认为是国际贸易的两个基本问题,各国政府及研究学者对贸易条件的变动也都十分关注。 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快速增长。据海关统计, 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7604.0亿美元,贸易总量排名第三。然而,伴随着出口的大量增长,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下降的局面。2011年4月,央行副行长郭树清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价格水平下降,进口价格水平上升,这是典型的贸易条件恶化表现。
一、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状况 1.贸易条件的含义及计算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条件的最初含义就是价格贸易条件(NBTT),它是一国出口商品平均价格与进口商品平均价格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NBTT=(Px/Pm)·100,Px代表一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Pm代表一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本文依据SITC分类标准,采用帕氏公式来计算中国贸易条件指数。 帕式公式:Pxt=∑pitqit/∑pi0qit Pmt=∑pjtqjt/∑pj0qjt 其中,Pxt和Pmt分别表示第t期的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pi0和pj0分别表示基期(1983年为基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pit和p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平均出口价格和第j种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qit和qjt分别表示第t期第i种商品的出口数量和第j种商品的进口数量。 2.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中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图 从图1中可清晰的看出,中国贸易条件在1983年~2006年间呈波动性下降,趋于恶化的趋势。1983年~1985年间,贸易条件阶段式上升,由1983年的100下降为75.05。第二个明显的贸易条件上升阶段为1988年~1991年。其他时间段,中国贸易条件均有较为明显的恶化趋势。 二、中国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现实中,贸易条件变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其影响程度是多少呢。本文运用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选取影响因素作为模型参数,搜集1983年~2006年间的样本数据,建立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回归模型,最终来考察这些因素与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相关程度。
1.模型说明 假设大国情形,且显著性水平为5%。参数包括:GDP指数,以1983年GDP为基期计算。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100,以1983年RMP为基期。外商直接投资(FDI),本文采用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单位为亿美元。实际关税率(T)=(进口关税实际征收总额/总进口额)×100%。汇率(R),本文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模型建立与检验 利用1983年~2006年的数据,以贸易条件指数(NBTT)为因变量,GDP、出口商品结构指数(RMP)、FDI、实际关税率(T)、汇率(R)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虑到FDI与GDP的相关性及FDI的滞后效应,将FDI的数据滞后一期处理。 NBTTi=a0+a1GDPi+a 2RMPi+a3FDIi-1+a4Ti+a5Ri+ei(i=1,2…24) 运用SPSS15.0,对以上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得出模型中R2=0.923,R2的修正值等于0.902,模型的拟合优度高。样本相关系数R=0.961,表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线形相关性强。 DW=1.755,接近于2,所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资料来源:SPSS15.0输出结果 从表2可得出,贸易条件指数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NBTTi=37.672-0.010GDPi+0.015RMPi-0.009FDIi-1+3.818Ti+0.045Ri。 自由度为18的临界值t0.025(18)=2.10,常数项、GDP、FDI、T和R均通过了t检验。表明解释变量GDP、FDI、实际关税率和汇率对贸易条件有显著性影响。 出口结构指数未通过检验,因此对回归模型进行修正,在原来的回归模型中剔除RMP这个自变量,再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NBTTi=39.864-0.005GDPi-0.012FDIi-1+3.710Ti+0.045Ri t值: (2.492-2.365-2.877 4.8782.154) t0.025(19)=2.09,各个自变量均通过t检验 F=50.847>F0.05(4,19)=2.90,通过F检验,说明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R=0.965 ,R2=0.915,R2的修正值为0.897,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高。 3.模型结论 从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GDP、FDI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负向影响;实际关税率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正向影响。 (1)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 中国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存在负相关关系,符合西方经济学中的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其他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种要素数量的增加将会降低使用该要素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该商品是出口商品则贸易条件将恶化,反之亦然。 (2)FDI与贸易条件 FDI的增加使得贸易条件恶化,这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有关系。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如果FDI流入的是东道国的出口优势部门,那么将使出口部门的产出增加、价格降低,贸易条件恶化,反之亦然。在我国自2001年起,70%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了制造业。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出口商品价格,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 (3)关税与贸易条件 实际关税率即进口关税率的系数为正,说明我国征收关税起到了改善贸易条件的作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后我国利用关税来调节贸易条件的空间越来越小。
(4)汇率与贸易条件 中国汇率贬值对贸易条件有改善作用。根据国际经济学中琼·罗宾逊夫人的结论,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与外国的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之积小于中国与外国的进出口需求弹性。即当 SmSx 三、改善中国贸易条件的措施 针对中国贸易条件总体上趋于恶化这一事实,改善中国贸易条件势在必行。那么,如何扭转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呢?我们以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的结论为事实依据,从影响贸易条件恶化的各种因素入手,提出改善贸易条件的可行措施。 1.调整出口型的经济增长偏向,抑制过热投资 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方向,实现从偏向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向偏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部门增长的转变。鼓励技术进步的重点偏向于进口替代部门,引导企业投资于该部门的研发活动,并给予财政补贴、税收支持、信贷支持。另外,经济增速的放缓将有利于抑制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其具体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产品的合理定价,投资降温及理顺国内能源价格等。
论文摘要: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贸易条件却出现了恶化趋势,本文系统阐释了影响我国贸易条件的因素。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是反映其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实力或竞争地位的指标,经济学含义是每单位出口商品能够换回的进口商品数量。贸易条件也是衡量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贸易条件也将发生一系列变化,分析其关键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应对策略显得尤为必要。
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我国是贸易大国,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显著的。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完全是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者和制定者,但也绝对不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会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我国进口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比较高,主要侧重于关键设备、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在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推动下,对进口商品的总需求将会不断减少,未来的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
产业结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建立在本国产业结构的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的状况决定了进出口商品结构层次的高低。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具有随着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逐渐升级的趋势,这必然会使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同样的变化趋势。我国已经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从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贸易条件却没有得到改善,这与我国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质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较低价位水平是分不开的。这说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是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
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汇率是一国货币同外国货币交换的比价,而贸易条件是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的比价,因此本外币比价之间的变动必然直接导致以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变动。理论认为,本币升值有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但从我国数据来看,人民币升值以来贸易条件仍然延续了恶化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贬值和国际商品价格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效应,美元贬值推高了国际价格基准,加之供需紧张和期货市场投机等因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导致我国进口价格大幅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进口价格的降低效应。
从总体上说,剔除生产成本上升后的出口价格仍显著上升,说明人民币升值确实提高了我国出口价格并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而且,人民币升值以来,剔除国际价格上涨因素后的进口价格涨幅则有所下降,同时优化了我国出口结构,高附加值和定价能力较强的行业出口占比明显增加,从而也改善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升值将改善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从长远观点来看,我国为保障自身的经济安全及利益,特别是为提高外贸效益,必须在长期内逐步改革目前的汇率政策,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将行政力量作为一定的辅助手段。
FDI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I)多采用加工贸易的方式,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主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从而使得出口商品的价格难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内部采购行为使得加工贸易原料的进口价格居高不下。从总体上来看,由于FDI对我国的熟练劳动及技术人才的需求旺盛,而对非技术人才数量增加的作用偏小,因而它加大了我国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工与非技工的工资差异,城乡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若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应该适当引导FDI进入我国的第一产业,使之发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作用,并且要引入到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促进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使我国逐步完成从低档次、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向高档次、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变,最终提高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
非关税壁垒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由于关税壁垒受到国际贸易组织的约束和限制,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已经较少采用,而非关税壁垒由于其多样性和隐蔽性,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却屡屡得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影响下愈演愈烈,对我国的出口产品造成了巨大影响,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从而形成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等新贸易壁垒,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曹晓蕾.世界贸易条件新变化与中国的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5)
[关键词] 价格贸易条件 演化博弈 路径依赖
一、引言
价格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贸易利益、贸易状态的重要指标。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探讨。近些年演化经济学以其动态化研究经济问题的全新视角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运用演化经济学理论来研究贸易条件变化的方法则主要集中于将技术动态演化与贸易条件的变化联系起来。
一国技术进步并不一定导致本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不同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贸易利益提升是非线性的,它会从不同的角度影响贸易条件。很少的学者针对升贸易条件演化路径给出经济学理论解释,并且将制度条件作为解释贸易条件变化原因的一部分。因此,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引入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来分析我国经济转轨后贸易条件的变化路径,同时给与实证分析。
二、中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的非对称复制动态博弈理论模型
非对称复制动态博弈模型是用来分析博弈方的动态策略调整及其稳定性的。该博弈方具有技术学习速度较慢和有限理性的特点。博弈方的技术学习速度较慢变现为向优势策略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复制动态博弈则可以用生物进化的进化动态方程表示,即对于概率求时间的导数,以此来表示随时间的变化,各种博弈得益均衡的实现过程。
(一)非对称动态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
1.模型的假设
(1)假设两个国家,两种贸易产品。国与国之间技术水平存在差异,分别用发展中国家C1和发达国家C2表示。两种贸易产品的技术效率也存在差异,分别用的低技术含量产品G1和高技术含量产品G2表示。
(2)假设两个国家自由进行贸易,不存在贸易壁垒、运输成本等阻碍贸易进行的阻滞因素。
(3)博弈方1即发展中国家的策略选择空间为(C1,C2),博弈方2的策略选择空间为(C1,C2)。
(4)假设各战略选择下的贸易利益为出口产品的价格*出口产品的数量,Pi*Xi(i=1,2)。假设( C1,C1),(C2,C2)的策略选择表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并且产业内贸易策略选择所带来的贸易利益要大于产业间贸易利益。即P1*X1>P1*X2。
2.博弈矩阵的构建
如表1:
3.博弈矩阵的分析
用博弈矩阵中的a,b等代表各国不同策略选择下的贸易利益。首先,假设在博弈的开始阶段,发展中国家G1中选择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的比例为p,选择高技术含量产品的比例则为(1-p);发达国家G2中选择出口低技术含量产品的比例为q,选择出口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国家比例则为(1-q)。
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期望收益以及平均收益分别为:
U1(C1)=q*a+(1-q)*c
U2(C2)=q*e+(1-q)*g
EU=p*U1(C1)+(1-p)*U2(C2)=a*p*q+p*(1-q)*c+(1-p)*[q*e+g*(1-q)]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Dp/dt=p(U1-EU)=p*(1-p)*[(a+g-c-e)*q+d-g] (1)
同理,发达国家的期望收益以及平均收益分别为:
U1'(C1)=p*b+(1-p)*f
U2'(C2)=p*d+(1-p)*h
EU'=q*U1'(C1)+(1-q)*U2'(C2)=b*p*g+q*(1-p)*f+(1-q)*[p*d+h*(1-p)]
因此发达国家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Dq/dt=q*(U1'-EU')=q*(1-q)*[(b+h-d-f)*p+f-h](2)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复制动态方程(1)来说,当q=(g-d)/(a+g-c-e)时,dp/dt始终为0,这表示所有的p都是稳定的状态,没有意义。我们所研究的演化博弈论中规定,演化稳定策略是指一个稳定状态必须具有保持稳定的能力,即当遇到干扰时仍然能够通过一定的路径恢复到本来的均衡点。当p偏离了p*点时,复制动态仍然能够使p恢复到p*。通过数学中的倒数方法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复制动态的力量要求,当pp*时,dp/dt必须小于0。此时,演化稳定策略才能保证在扰动的情况下仍能通过一定的路径恢复到均衡状态。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q>(g-d)/(a+g-c-e)时,dp/dt>0,即存在一定的路径选择可以使p向着接近于1的方向发展,此时p*=1为演化稳定策略;当q
同理,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使动态复制方程为0的条件为:p=(f-h)/(b+h-d-f)。当p>(g-d)/(a+g-c-e)时,dq/dt>0,即存在一定的路径选择可以使q向着接近于1的方向发展,此时q*=1为演化稳定策略;当p0,即存在一定的路径选择可以使q向着接近于0的方向发展,此时q*=0为演化稳定策略。用图1表示两个国家之间比例变化的复制动态关系为:
图中各个区域中的箭头方向表示在本区域中路径选择的均衡方向。
(1)在右上角区域中,即博弈开始时,发展中国家有多于(f-h)/(b+h-d-f) 的比例的数目出口低技术含量的商品,有多于 (g-d)/(a+g-c-e)比例的发达国家选择出口低技术含量产品,博弈将最终收敛于演化均衡策略p*=1,q*=1。
(2)在左下角区域中,即博弈开始时,有少于 (f-h)/(b+h-d-f)比例的发展中国家选择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有少于 (g-d)/(a+g-c-e)比例的发达国家选择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此时,博弈的均衡为(0,0),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时选择出口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进行产业内贸易,此时获利最大。
(3)在左上角和右下角的区域内,博弈的均衡点有两个,分别为(0,0)和(1,1),到底收敛于哪一个均衡策略,取决于两个国家学习新技术,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提高的快慢。在左上角区域内,如果发达国家的学习能力提高的较快,则向下发展路径的箭头将先穿过分割线进入左下角区域,此时的演化均衡策略为(0,0);反之,如果发达国的学习能力提高较慢,则向右发展路径的箭头将先穿过分割线进入右上角区域,此时的演化均衡策略为(1,1)。在右下角区域内的情况恰好和左上角区域内发展的情况相反,但最终均衡仍可能有两个,即(0,0),(1,1)。
4.小结
通过以上对于非对称动态复制演化模型的讨论,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博弈方不同的初始选择将得到不同的均衡结果,有时可以走入较好的发展路径,而有时却由于对某一种策略的偏好使得发展路径被“锁定”,走入“恶性循环”,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性。这种路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不一定具有帕累托最优的效率,相反,往往路径锁定了次优的策略,并且博弈方无法打破此路径,只能依赖于初始路径而发展下去。
在现实中,这个模型对于我国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这得益于我国国家贸易的自由发展。在模型中,我国可以看做是发展中国家C1,出口低技术含量产品,而从发达国家进口高技术含量产品。此时,我国位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演化趋势图中的右下角区域。因此我国将有两种路径的选择,即达到演化均衡点(0,0)或者(1,1),这取决于我国学习技术能力,商品技术含量提高的速率。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能力,我们可以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速度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在模型中,向上箭头的路径的发展要快于向左路径的发展,最终均衡向着(1,1)点发展。也就是我国在博弈的开始选择了出口低技术含量的商品,在参加国际贸易中,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博弈均衡路径仍然是,我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商品。这就产生了次优的路径依赖,陷入了“恶性循环”。
我们除了得到次优路径依赖的结论外,模型还用来解释我国贸易条件演化的路径问题。在模型假设中,我们可以得到,贸易利益a,b,c,d的表达式分别为:
a= P1*X, b = P1'*X
c= P1*Y, d = P2'*Y
由以上两组表达式,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初始状态的出口价格贸易条件为TOT1=P1/P1',均衡状态下,我国初始状态的出口价格贸易条件为TOT2=P1/P2'。由于我们假设产业内贸易的贸易利益最大,因此,我们近似可以得到,p1'>p2',那么TOT2
三、1992年~2009年中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演化路径实证分析
按照对价格指数研究的大多数做法,我选取了帕氏公式来计算1992年到2007年每年度的进出口价格贸易指数,即:
Pxt=(∑Pit*Qit)/(∑Pi0*Qit) (i=1,2……m)
Pmt=(∑Pjt*Qit)/(∑Pj0*Qjt) (j=1,2……n)
根据出口价格贸易条件的计算公式,即:TOT=Pxt/Pmt计算出各年度的出口价格贸易条件相关数据,填入表2中:
根据表2 的数据绘制出我国贸易条件变化的趋势图2,由对我国经济转轨后我国进出口价格指数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出贸易条件恶化的路径轨迹。
从图 2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我国经济转轨后开始至今,我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总体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我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的这些变化很好的验证了以上的非对称动态演化博弈模型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即:我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被技术锁定于不断恶化的路径中。经济转轨这十几年来,我国外贸一直被技术锁定路径所困扰,因此如何打破这一路径锁定成为我国出口贸易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四、中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的演化路径替代的政策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改善我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的根本措施是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创新能力与速度,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这需要国家、企业和政府三方面的相应政策和制度的支持。因此,我国可以从制度和结构安排角度入手,改变我国出口价格贸易条件次优路径的依赖,走出恶性循环。
1.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加快核心技术研制的引进。企业不应该再在“干中学”的政策导向束缚中发展。参与世界产业链固然能带来一定的利益,例如国外高新技术的外溢,但是,着重于加工贸易的发展,只能一直尾随于发达国家企业。如果我国企业再不注重“自主创新”,那么技术进步就得不到动态的发展,赶超发达国家的时间将无限的延长。这就决定了我国贸易条件恶化的路径将锁定,陷入恶性循环。
2.积极扩大海外市场,鼓励海外并购。特别是次贷危机以后,国外各大型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与风险,纷纷将其优质资产降价拍卖。这对于中国来说是提升自身企业高技术水平的良好时机,企业应该大胆同时谨慎的选择合适自身长远发展的资产进行多元化的购买方式,如并购或者参股。抓住机遇参与世界高水平跨国企业的业务链中,汲取其尖端的技术、设计以及管理经验,为自己所用。同时,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紧跟世界产品发展潮流,为自己赢得贸易利益。
3.加速出口商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出口商品结构直接体现着一国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的情况。我国出口的主要企业是制造业企业,因此,提高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增强主导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提高工业制成品的附加值,增加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外贸加工企业因为自身产品附加值较低,技术含量较少,因此导致了抵御外界危机的脆弱性,在金融危机波及我们的出口主要贸易伙伴国后,这些外贸加工企业纷纷停产甚至倒闭。所以,在我国外贸出口摩擦连连、出口市场份额缩水的大背景下,企业应该及时调节出口策略,同时更应该加强在自身的技术水平修养,争取在世界分工产业链中走的更高,这才不会被新的经济形势所淘汰。
参考文献:
[1]Gabaix,X. he Factor Content of Trade:Rejection of the Heckscher-Ohlin-Leontief Hypothesis.Mimeo,MIT.2005
[2] 刘佳.基于自主创新的我国比较动态转换路径选择(硕士论文).2008
[3] 杜修立,王维国.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变迁:1980―2003[j].经济研究,2007(7)
论文关键词:技术扩散,贸易竞争优势
一、宏观角度分析技术扩散对我国贸易竞争优势影响
(一)国际技术扩散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
指出贸易条件是指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之间的比率。同种产品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价格越低其比较优势就越大;反之,其比较优势就越小。决定产品价格的因素很多,而产品的生产成本是其最基本的因素。企业的生产成本越低,其产品的价格才能相应制定的越低,产品的比较优势也越大。而技术扩散则是企业提高劳动效率,实现规模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的根本途径。因此,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逐步增加对出口产品的技术投入,是改善贸易条件,促使一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国际技术扩散促使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商品结构的优化
在国际贸易中,产品按加工程度的高低可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一般而言,加工程度与技术含量成正比,要提升产品结构就必须依靠国际技术扩散。通过国际技术扩散的积极效应可以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从而增加出口需求。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技术含量多的制成品的需求相对扩大,而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相对缩小免费论文,因而国际技术扩散有助扩大贸易规模、改善贸易结构。通过有关国际贸易结构的数据可知,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我国进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均有所改善,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稳步增长。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和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程度的加深,原先被计划经济时期所扭曲的贸易产品结构逐渐得到纠正,并向符合充分发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而且,随经济发展以及资本尤其是技术要素的积累,中国贸易产品结构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也随之得到调整和改善。
(三)国际技术扩散有利于提高国际贸易经济效益
国际技术扩散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往往具有单位产品资源消耗低、技术附加值高等特点,因而在生产成本方面有比较优势。技术水平还影响着商品的价格和需求:技术水平越高,产品单价越高,需求弹性也越高。因此,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一般较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高技术含量产品的需求会随之增加,高技术含量产品往往还具有规模效益特征,以规模生产满足不断扩大的需求,使成本不断下降。因此,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获取利润的空间大,经济效益高。
(四)国际技术扩散提高一国产品国际竞争力
一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主要由它与贸易伙伴间的相对价格和产品优势等因素决定,前者是由该国的要素禀赋及其使用效率所导致的出口产品价格低于其贸易对手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后者则是指一国出口产品能够比其对手的相关产品更好的满足消费者需求所形成的优势,而决定一国出口竞争能力的相对价格和产品优势都在不同程度上与技术扩散相联系。在国际贸易中,无论是产品因新颖独特、质量优良与技术含量高所引起的垂直差异,还是产品因品牌不同所引起的水平差异,都必须凭借技术扩散才能实现。
(五)国际技术扩散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结构表现为一定的生产技术结构,生产技术结构的进步与变动都能够引起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动,一旦技术发生变革,产业结构将会发生与之相适应的改变。因此,技术扩散对产业结构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奠定了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坚实基础。
技术扩散能够刺激需求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国际技术扩散带来的技术进步会大大降低产品成本,扩大市场范围和市场容量,使得需求结构随之会发生改变,最终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例如免费论文,随着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在国际的扩散,特别是半导体材料和集成电路技术发展,快速地降低了电视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电子计算机等家用电子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使得这些原来被视为少数人才能消费得起的高档奢侈品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与此同时,也促进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崛起。
同时,技术进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技术扩散会不断一国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减少生产领域对劳动力的求,促使劳动力朝着其他产业部门移动(如从农业一加工业一服务业)。另一方面,产业对其他部门具有前向应、后向效应和旁侧效应等“扩散效应”,并能通过这种“扩散效应”带动各产业的发展,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
(二)微观角度分析国际技术扩散对我国贸易竞争优势影响
就产品角度而言,通过国际技术扩散带来的技术进步不仅可以改进和提高原有产品的性能、结构和质量,加速品的更新换代从而创造出全新产品,而且能够有雄厚的实力创造名牌产品并确立和保持名牌品地位,使产品更具成本优势与别具一格优势。由此可见,国际技术扩散会对一国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一)技术扩散提升贸易产品竞争力
国际技术扩散是改进和更新原产品、设计和生产新产品,提升贸易产品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国际技术扩散可以使企业接触先进的产品和最新的技术,从而带动本企业的技术创新,使产品更有竞争力。通过国际技术扩散的途径获得技术进步建立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使产品更具差异性。使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或销售产品过程中的条件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相比较,具有可以区别的特点。通过技术扩散获得的先进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融入产品之中,不仅可以加大本企业产品与其他企业产品之间的差异性,使得产品拥有差异型竞争优。
(二)国际技术扩散可使贸易产品获得低成本竞争优势
当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竞争时,它比竞争者更能有效率地设计、生产和营销产品,即若产品销售价格相差不多时,成本越低也就表示利润越高;而企业采取差异型竞争的目的则在于提供客户独特而优异的价值,经由产品的质量、专业功能或售后服务等方面表现出来。“低成本竞争优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方式才能获得。由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活动效率,实现规模生产,节约材料和能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根本途径,所以,生产厂商在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利用国际技术扩散越多,所采用的技术越先进免费论文,其产品就越具有低成本竞争优势。
(三)国际技术扩散可以使贸易产品获得品牌竞争优势
国际技术扩散可以使贸易产品获得外贸竞争力的物质基础——品牌竞争优势。在利用国际技术扩散的过程中,可以接触学习先进的品牌理念。作为产品注册商标的品牌是一种产品的区分标志,可以将同类产品别开来,同时也是产品质量识别的重要媒介。品牌的知名度越高,其产品的质就越值得消费者信赖。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消费者通过品牌了解和获取产品质量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品牌特别是著名品牌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特殊偏好,也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拥有品牌竞争优势的产品,就能够占有和保持更大的市场份额,并获得强大贸易优势。
(四)国际技术扩散可以提升企业对外贸易竞争优势
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体现对外贸易竞争力的主体是是企业。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强弱最终要由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的竞争力加以体现。企业竞争力的大小不仅在于能否有效利用己有的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能否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来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
在当前世界经济与贸易新的格局中,一个现代企业己经不能单单通过使用低技能、低工资的雇员和其他便宜的生产资料来重复生产商品以保证增长。只有不断地走在技术前沿,不断地进行技术进步,注重开发新产品,才能创造并保持其长兴不衰的企业竞争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总之,从根本上来讲,培养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保持和培育其技术进步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紧密联系的经济决定了国际技术扩散的途径而很大程度上可以很好地促进技术进步获取企业对外贸易竞争优势。
论文摘要:从全球经济来说,人民币汇率的适当升值并非是解决国际贸易不平衡的唯一救命稻草,国际社会也完全没必要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我国虽然尚未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但国际资本通过各种变通的渠道流入我国的趋势并未逆转。结果使我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打了折扣,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与预期目标不相匹配。由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不可逆转,为了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政策执行效果的有效性,有必要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一、通过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的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独立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相对稳定的汇率三者不可兼得,即存在所谓“不可能三角”关系。我国奉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意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条件下的基本稳定。事实上,汇率管理有余,浮动有限,汇率较为稳定,使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累积,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在寻求规避本国风险,追逐国际套利机会的背景之下,更是窥歔中国。我国虽然尚未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但国际资本通过各种变通的渠道流入我国的趋势并未逆转。
二、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不会改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从比较优势理论看来,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工业化进程中建立了相对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低成本,虽然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在内的生产要素成本正呈不断上升趋势,但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我国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形成上下游垂直产业关联关系,这与横向产业格局下辖依靠价格竞争情形有所不同,决定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不会因为汇率适当变动以及国内生产成本有所上升而发生根本逆转。也就是说,汇率变动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不大,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国际产业竞争力格局,反而会改变提高我国的贸易条件,对中国有利,更何况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汇率本身的必然升值。
我国电子商务虽然起步较晚,但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却发展迅速。我国政府自90年代初开始,就相继实施了“金桥”、“金卡”、“金关”等一系列工程,己初有成效。1998年3月,中国银行和世纪互联网共同完成了国内第一笔电子交易,这意味着我国电子银行建设的启动。1998年7月8日,外经贸部组建的“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正式运行,这是第一个由政府组建的网上交易市场,标志着我国在网络贸易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5年4月1日,我国第一部对电子商务的单独立法—《电子签名法》正式开始生效,此法将对我国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合同订立产生深刻影响。
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列世界第三。如何完成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型,如何利用电子商务所带来的创新优势寻求贸易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模式,成为我国这阶段外贸发展的主要问题。电子商务引起的贸易创新将给我国经济及外贸企业发展带来以下影响:
(l)调整外贸产品结构。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优势更加突显。各类高科技产品、开发软件、视听产品、法律服务等产品和服务需在政府产业扶持与出口诱导下快速发展。
(2)改变贸易条件。电子商务突破服务贸易的时空限制,为改善我国贸易条件提供良机。对于我国,因为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在中间产品和标准化制成品方面,商品缺乏相对优势。但是在电子商务引导的创新领域,相关数字产品的商品和服务,却具有共同的起点。
(3)深化我国对外开放。电子商务向我们开放了全球市场的每一个领域,它扩大了可贸易的范围,深化了国际分工,更新了交易手段,改造了国际贸易的经济主体和经营方式,分化了国际消费偏好,使得国际贸易的成本和收益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从而深化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
目前,我国的出口结构基本实现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初级产品的替代转型。这种替代能够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但也蕴含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优势面临矛盾:一方面根据资源享赋,我国目前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些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不具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优势还必须利用。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票赋和交易条件决定的静态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竞争优势是国际竞争中更具能动性的因素。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我国对外贸易的生产要素基础由于长期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至今仍停留在以资源、劳动力要素为主的阶段,形成了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虽然电子商务所带来的贸易创新给我国带来了不少好处,如信息在国际范围内通过信息网络自由流动、信息处理的跨国传递和资源共享突破了一些国家、地区、行业和某些大型跨国公司对市场信息的限制和垄断,信息技术导致的这种信息较为完备的市场环境消除了一些贸易及投资障碍,信息的公开性特点、平等获取原则使我国的对外贸易企业具备了与发达国家的大企业竞争的条件及抓住世界市场的机会,为其创造了一个极好的发展空间,但也使我国原来具有的自然资源及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重要性降低,机遇和挑战并存。
在克鲁格曼的论文中有诸多的假设并引用了多个模型,它们对理解克鲁格曼经典论文、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中的推导和结论很有帮助。在这四篇克鲁格曼的经典论文中有许多相似的假设,其分析和推导方式也很有类似之处。克鲁格曼在论文中,假设规模经济是企业内生的,并且假定市场具有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同时,引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并对其作了一些修改。首先,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对这些理论加以变化并进行推导和分析:他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简化。只考虑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并假定所有居民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所有产品以相同成本函数进行生产。其中和分别为劳动投入量和产量。并且假定,产量等于消费量,其中,成本函数表明:每件产品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力数量是产量的线性函数,并且随着产出的增加平均成本递减,边际成本则保持不变。很明显,这是一个规模经济的成本函数。而后,克鲁格曼假定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劳动力全部用于各个产品的生产中,所以有且所有的产品都是对称的。克鲁格曼根据上述假设和模型,从效用函数开始,结合效用最大化原理推导出需求函数;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原则求出产品价格;根据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市场并且均衡利润为0的假设(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得出生产产品的种类。在分析完封闭经济之后,克鲁格曼在各篇论文中进一步进行了推广和引申,或是考虑要素流动,或是加入运输成本,或是考虑要素比例,或是考虑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使得理论推导更具有现实意义,更能说明现实的问题。
克鲁格曼在论文中使用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A.DixitandJ.Stiglitz)的DS模型来建立分析框架。DS模型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于197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中建立的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S模型假设,存在两个国家,并且在其生产中都存在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偏好多样化的消费。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两国其他条件完全相同,仍然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选择来获得比较优势。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DS模型中指出:从生产者方面来说,由于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而从消费者方面来讲,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多越好。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冲突:消费者要求产品的品种更多;而生产者偏好生产更少的产品种类。而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市场竞争能使这种两难冲突达到一种次优的均衡:即每一个生产者都去生产一种差别性产品——既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和廉价的消费需求,又能使生产者本身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利益——从而形成某种垄断竞争的局面。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最后得出结论:一个统一的规模扩大的市场更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而使这一两难冲突得以解决的可能性增大。
郭芳等:论西方国际贸易发展的里程碑克鲁格曼在论文中引入了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以下列条件作为前提:一是大量的厂商生产具有一定差别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相近的替代品,厂商的进入不受限制;二是同一产品集团内厂商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个厂商都预期它自身的行动不为其竞争对手所注意;三是同一产品集团内所有厂商的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中,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垄断权,同时规模收益是递增的,企业生产差别化产品(产品可以替代但不完全替代),彼此间互相争夺市场,而竞争的最终结果就是垄断利润消失,各个企业仅获得正常利润,即均衡利润为0。
二、克鲁格曼论文分析
在发表于1979年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中:克鲁格曼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成果
上,引入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模型建立起一个数学模型,来论证在一个各国间不存在自然差异的世界中,贸易完全可以由报酬递增而产生。
克鲁格曼在这篇论文中建立的是一个单要素模型。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这意味着劳动分工是由市场的规模来决定的。随后克鲁格曼分析了市场规模扩大的三种途径,即劳动力增长、贸易及移民。劳动力的增长使得曲线向左移动,在新的均衡点B上,C下降,p/w也下降。由于x=α/(p/w-β),又n=L/(α+βLc))。则有,随着劳动力的增长每项产品的产量与产品的数量都将上升。在讨论贸易的作用时,克鲁格曼假定运输成本为0。由于对称假设,则两国的工资率和产品价格必定相等。在此种情况下,劳动力增长对两国所起的作用相同,都会使生产规模扩大,可供消费的产品品种增加。这样,由于实际工资的增加和可供选择的产品的增加,两国的福利都将增加。克鲁格曼在分析中指出这时贸易的地理方向是不确定的,能确定的仅仅是贸易量。其后,克鲁格曼对要素流动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克鲁格曼指出在上述前提下,若是出现了贸易障碍,则劳动力将向已经有较大劳动力数量的地区移动。假设无法进行货物贸易但是劳动力可以自有流动。则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较多的地区的实际工资及产品的种类都高于人口较少的地区;在均衡条件下,所有的劳动力都将集中在一个地区。而哪个地区是劳动力集中的方向则是由这个地区的最初条件决定的,其关键在于是历史上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在这种情况下,要素流动表现为一个人口集聚的过程。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克鲁格曼指出:“贸易并不一定是国家之间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别的必然结果;与之相反,贸易很可能只是扩大的市场及促进规模经济出现的一种途径,而且贸易的作用与劳动力增长和地区集聚的作用是相似的。”
在发表于1980年的《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及贸易模式》中:克鲁格曼在前文的模型基础上加入了运输成本这一因素,使得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其他条件与假设不变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加入使得情况改变了——此时,较大的国家将会具有较高的工资。克鲁格曼从个人行为研究起,将运输成本看作是一座“冰山”——即任何运输的产品仅有一小部分能到达,其他部分在运输途中损耗掉了,并研究了其均衡的确定。经过一系列的推导和分析,克鲁格曼得出结论:在较大的国家里工人能获得较高的工资。这是因为较大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也比较大。而其他国家的工人则能从较好的贸易条件中获益。克鲁格曼同时推导出,如果两个国家的生产成本相同,则产品的生产地距离较大市场的国家将更有利。因为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减少运输成本。而为使两国的劳动力继续在本地就业,则这种优势必须用工资差别来抵消。文中分析与推导对工业化国家对人口众多的国家的高投资(例如对中国和印度)和国家间实际工资的差距等现实问题提出有益的理论解释。
在发表于1981年的《产业内分工与从贸易中获利》中:克鲁格曼从国际贸易的三个“悖论”2入手,进一步将规模报酬递增与比较优势同时纳入一个模型中,指出这两者都可以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并使用模型分析对这三个“悖论”做出了比较合理的理论解释。克鲁格曼在文中假定:存在两个产业,且两个产业相互独立,并且是对称的;在同一产业中,生产要素——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在对要素比例及贸易模式的推导和分析过程中,克鲁格曼假定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产业内贸易,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则进行赫克歇尔-俄林式贸易。从而得出结论:贸易会导致要素价格相等,但不会改变生产模式。而产业内贸易指数必然等于要素比例相似指数,即。在贸易带来的利益和损失这一节中,克鲁格曼着重分析了在国家之间要素比例相似并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的情况下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克鲁格曼指出贸易存在两种福利效应:一是由于要素价格相等产生的分配效应,此时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用自己产业的产品来表示并没有变化,而以其他产业的产品来表示却有可能会出现随要素的丰富或稀缺而升降;二是由于市场扩大使得可获得的产品种类增多,而这对每个个人都有利。克里格曼通过模型推倒指出,在自由贸易状态的情况下,分配效应为负(比之没有贸易的状态),将出现分配损失,而工人福利将由于市场扩大而增加。并进一步推导出,在产品的种类很多的情况下,较丰富的要素和稀缺要素都能从贸易中获利。当资源禀赋相似,两个要素也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好处。
在发表于1983年的《一个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模型》中:克鲁格曼使用库尔诺双寡头垄断模型对寡头垄断企业在既不存在比较优势也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的“相互倾销”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克鲁格曼在文中假定:有两个相同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企业生产商品。这两个国家互相出口产品并存在运输成本。在模型中,每个国家都是相互割裂的市场,并且每个国家分别选择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政策。每个企业都具有库尔诺双寡头垄断的特征,即每个企业都假定另一个企业供应给每个国家的产量都是固定的。克鲁格曼通过理论推导解释了相互倾销出现的原因和过程,指出: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次佳世界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一种是贸易导致的无谓的运输使得福利减少;一种是国际竞争导致价格下降从而减少了垄断扭曲。而当垄断所提高的价格超过在不存在垄断情况下的运输成本时,就会出现相互倾销。在运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若企业获利,则贸易的发生会使福利改善;反之,如果运输成本很高,贸易也许会造成福利损失。
这几篇文章的分析与推导层层深入,不断完善了对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模型化解释,并形成了对产业内贸易比较系统的分析与理论,成为理解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的重要文献。
三、启示
克鲁格曼在这些文章中显示出他将现实问题抽象并牢牢把握其中的关键的非凡能力。他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用严谨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通过模型的推导来说明和分析问题。这种严谨的数学推导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除此之外,在这四篇论文中克鲁格曼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并提出了新的看法和新的思想,创新的在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中引入了新的研究模式。而这些论文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这其中蕴含的新思想和新思路,它们为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并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数学推导和模型之外,经济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并在一些经典的论文中起着主导作用。在平时的学习和研究之中,我们也应该多加思考,努力形成自己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与观点。只有这样模型研究与经济思想齐头并进,才能真正达到比较透彻的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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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超额负担;GTAP;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5-02
作者简介:刘振亚(1964-),男,江苏徐州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财政学、金融学;陈宇 (1981-),女,湖北黄冈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学、金融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009JJD790050。
近年来我国政府财政规模不断扩大,已经连续20余年增长率超过20%,该问题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文采用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的多区域CGE模型GTAP及其数据库GTAP V7,在统一的模型设定和框架下对中国及其他4个国家的税收超额负担进行测算,并做分析和比较。
一、 模型的设定
回顾历史,Debreu(1951)讨论非最优(Pareto意义上)环境下无谓损失(dead loss)的数值分析,并引入资源利用系数来计量经济效率。Alfred Harberger(1964)最早提出税收带来的效率损失的直观表示“Harberger三角区”(Harberge triangers),并推导出计算公式。Edgar Browning(1976)提出税收“边际”负担的概念,他通过局部均衡分析测量了美国税收的超额负担,计算出美国劳动税的超额负担在0.32-0.47之间。Charles Ballard,John Shoven和John Whalley(1985)开创性地构造了一个递归动态CGE模型,根据1973年的数据库全面分析了美国税收系统,并测算出其超额负担。Jorgenson和Yun(1990)使用动态跨期CGE模型,对美国1985年的税收超额负担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Devarajan、Thierfelder和Suthiwart-Narueput(2001)用类似的CGE方法分析了孟加拉、喀麦隆等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资金边际成本,他们的研究引起了特别关注。
根据现有研究对税收超额负担的测算,各国的税收超额负担值变化很大,在-0.52-1.29①之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所采用的模型和方法各不相同,即使对同一国家同一时期的测算也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由于各国税制结构相差较大,税种设置、征收方式及影响机制等不尽相同,难以对各类税收进行横向比较。此外,各学者所采用的基础数据年份跨度也较大,不宜根据现有的测算值对同一时期的各国税收超额负担进行横向比较。而GTAP数据库拥有基期年份统一规范的全球多个国家/地区的税收、产出、投资、贸易等各项经济数据,运用GTAP模型又能在同一理论框架和模型假设下进行分析,很适合进行税收超额负担的国际比较。
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模型是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的多国家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是以Warlas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构建的比较静态模型,模型首先构建单国家多部门一般均衡子模型,再通过国际贸易关系将各个子模型连结成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假定市场完全竞争,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成本最小化,所有产品和投入要素出清。劳动力在国内自由流动,土地在部门间不完全流动。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不同质,服从Armington假设。
模型中的区域部门行为表述区域产出在私人部门支出、政府部门支出及储蓄之间的分配,采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即这三类当期消费的比例固定。其中,私人部门支出首先用CES函数将国产品与进口品组成综合商品,然后采用CDE效用函数决定产品组合,即家庭对个别产品的消费量既受所有产品价格相对变化的影响,也受私人支出总金额变化的影响,其影响幅度取决于该产品与其他产品的各自价格弹性、交叉价格弹性及收入弹性。
厂商的产出采用Leontief函数,在此假设下厂商的综合要素投入与中间投入呈固定比例关系。合成要素投入由原始要素经CES函数组合而成,中间投入由不同来源的进口品和国产品经CES函数两层嵌套综合而成。模型设计了一个虚拟的国际运输部门用以处理国际间的运输活动及其费用,用各国进出口货品的到岸价(CIF)与离岸价(FOB)的差值反映运输需求,其生产函数假定为C-D函数。在均衡状态下,世界总综合运输供给等于世界总运输需求。
由于政府的税收或补贴的干预,模型中有两类价格:市场价格和生产者或消费者等行为主体面对的价格。本国生产者的供给价格加上生产税即为“国内市场价格”,再加上国内货物税就是本国消费者面对的“国产品需求价格”。对于出口产品,市场价格加上出口税即得“本国出口品的FOB价格”,再加上单位运输成本得到“进口国进口货品的CIF价格”,加上进口税即为“进口国进口品的市场价格”;若进口国再对进口品征收货物税,则是“进口国消费者的进口品需求价格”。 国产品与进口品可用CES函数组合成综合商品,该综合商品的价格即为消费者面对的综合商品需求价格。
二、 实证分析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及税制结构的不同,本文选取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和韩国的相关变量进行测算及比较。由于税制结构及税种设置差异较大,且各国税收体系的征收方式及影响机制等不尽相同,不易也不宜对具体税种的超额负担进行比较。本文将税收按间接税、直接税分类进行国际比较,所用的GTAP数据库为第7版,包含113个国家(地区),基期为2004年。为测试边际福利负担,设定模型的外部冲击为将全部税收提高1%。
(一) 对各国GDP及构成的影响
税率提高将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及经济主体的反应,进而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产生变化,从而GDP也随之变动。在GTAP模型中,经过外部冲击即税率变化后得到各国的GDP及其构成变动如表1。由表1可知美国由于其经济总量最大,GDP的变动值也最大。从变动率来看,变动最大的为中国0.89%,其次为韩国0.86%,美国0.82%,澳大利亚0.66%及巴西0.48%。从GDP构成量的变化值来看,各国的消费、政府支出及出口都随税率提高而增加,而投资和出口都随之减少。从变化的比率来看,投资(最大为-7.08%)和进口(最大为-3.92%)的减少比率较大,出口的增加比率较大,而消费和政府投资的增加比率较小。从各国比较来看,中国的消费和政府投资的变化最大,分别为0.93%和0.91%;巴西的投资和进口变化最大,分别为-7.08%和-3.92%;美国的出口变化最大,为6.13%。
(二)各国福利变化及税收超额负担测算
根据上述方法,冲击后各国的福利及其分解变动如表2。其中总福利变动由分配效率、贸易条件和投资储蓄平衡三部分组成,超额负担为总福利变动和税收差额的比值。从配置效率看,中国和韩国有小幅增加,其他几国为减少,从而增加1%的税率对中国和韩国的配置效率有较小的提高作用,对其他几国为降低作用,从而以间接税为主体或双主体国家的配置效率,将会随税率提高而增加(巴西例外由于其间接税的扭曲太大,由表3可知)。从贸易条件看,各国都有较大的减少,税率增加会降低该国出口品竞争力,对各国贸易条件都有较大的损失。从投资储蓄平衡来看,美国、澳大利亚为增加,其他各国为减少,从而增加税率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储蓄平衡,而其他几国则相反。从总福利变动值来看,税率增加均导致各国福利减少,美国约为106.7亿美元居首,其次是中国约25亿美元、巴西16.1亿美元、澳大利亚13.4亿美元及韩国9.5亿美元。
从税收超额负担来看,巴西最大为0.44,接下来分别为澳大利亚0.27,中国0.24,韩国0.19及美国0.09。在本文的测算结果中,中国的税收边际负担为0.24,居于5国的中间水平。这说明如果通过征税为公共项目筹资,则须公共项目的边际收益大于1单位税收,加上0.24单位的税收额外福利成本时,该项目才能被接受。此外,从各国的测算结果比较来看,并不能简单得出发展中国家税收超额负担大,或是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税收边际超额负担大的结论。税收超额负担是由具体的国家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税制结构,以及匹配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的。
(三)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超额负担
由于各国税制存在较大差异,而按直接税和间接税分类是进行税制比较时常用的分类方法。本文按直接税和间接税分类对分配效率进行比较,结果见表4。从直接税税率提高1%对福利的影响看,间接税占主体的中国和巴西整体福利分别增加约4.6亿美元和1.1亿美元;间接税直接税双主体的韩国整体福利增加约4.4亿美元;直接税占主体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整体福利分别减少约8亿美元和0.4亿美元。从间接税税率提高1%对福利的影响看,各国福利均减少,美国减少最大约为31亿美元,韩国减少最小约为2亿美元。由此可见间接税占主体或直接税间接税双主体的国家,适量提高直接税税率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调整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重,有助于提高其配置效率。
(四) 敏感性分析
本文对要素替代弹性做敏感性分析,限于篇幅只分析中国的情况。本模型中中国的要素替代弹性取GTAP的默认值,农业部门为0.214,工业部门为1.24,服务业部门为1.37。其他参数不变,将要素替代弹性在0到2倍的默认值间取值,得到总福利变动值范围为2 135-2 904百万美元,从而计算出税收边际福利负担值为0.2-0.28,变化较小,测算结果对要素替代弹性不敏感。三、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税收连年高速增长,从而税收负担轻重的问题引起广泛争议。本文从税收对经济扭曲程度的角度,基于GTAP模型对中美等5国的税收福利负担进行了全面的测算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增加税率各国的总体福利都将降低,即文中5国的税收都存在超额负担;从本文测算结果看,我国的税收超额负担处于中等水平。(2)从税率增加造成的福利变化的构成来看,各国的贸易条件都将恶化,而配置效率由于税制的不同而不同,总体来看对于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适度增加直接税的税率,有助于配置效率的提高。(3)不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增加直接税税率将带来福利增加,而增加间接税税率将造成福利减少。因此,对于我国等不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适度调整直接税、间接税比重,有助于减小税收对经济的扭曲程度,提高总体福利。
注释:
①税收边际福利负担为负值表示税收能提高社会的总体福利,对经济存在促进而非扭曲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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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口加工区;目标;原因
一、出口加工区的定义
出口加工区这一术语有多个版本,例如,工业自由区、自由贸易区、特别经济区、自由区,自由经济区。而一些经常被引用的出口加工区的定义则有:
ILO/UNCTC,1988:一个有明确范围界定的工业园区,是该国海关和贸易管制下自由贸易飞地,在这一区域里,外资企业在东道国财政和金融优惠政策的激励下进行以出口为目的的生产活动。
世界银行,1992:一个有着10―300英亩大小的工业园区,园内企业享有自由化的贸易条件和管制环境,并专业化于以出口为目的的制造业。
McIntyre et al., 1996:一块经济“飞地”,在这块“飞地”里,(企业)能在关税减免或很少(东道国)海关干预的条件下进口、储存、分装、制造和转运出口。
Madani,1999:一个专业化于以出口为目的的制造业工业园区,园区企业能享有自由化的贸易条件和管制环境。
ILO/UNCTC,2003:有特殊激励政策吸引外商投资的工业园区,在这个园区里,进口物料经过一定程度的加工后出口。
随着世界出口加工区实践的发展,OECD(2007)第53号贸易政策工作论文给出了一个更广义的出口加工区定义:通过对特定地理区域内的进口投入品实行关税减免或其他特定程序等特殊的激励措施来营造更有竞争力的商务环境,从而促进货物和服务出口的一项政府政策。
二、出口加工区的出现和发展
普遍认为,建立于1959年的爱尔兰香农自由区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出口加工区,随后世界其他国家纷纷建立了这样或那样的出口加工区。在亚洲,印度于1965年在坎德拉建立了它的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台湾于1965年建立了高雄出口加工区;韩国于1970年建立了马山出口加工区;马来西亚于
1971年建立了双溪道出口加工区;菲律宾于1972建立了巴丹出口加工区;印度尼西亚于1973年建立了丹戎普鲁出口加工区。1977-1980年,孟加拉、斯地兰卡、泰国也建立出口加工区。一些国家(例如、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建立了几个出口加工区,但雇工数量相对很少;而台湾的高雄出口加工区发展很快,建成几年之后雇工数量就达90000左右。
在非洲,1970年,毛里求斯通过了它的第一部出口加工区法;塞内加尔、利比里亚、加纳也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出口加工区。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哥伦比亚于1964年建立了巴兰基亚出口加工区;多米尼加于1965年建立了拉罗马拉出口加工区; 洪都拉斯于1972年建立了卡贝略出口加工区;巴西于
1973年建立了圣保罗出口加工区;牙买加于1976年建立了金斯敦出口加工区。
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截止到1975年,世界上有25个国家建立了79个出口加工区。之后,无论是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国家数还是出口加工区的雇工人数都增长很快。到2002年,世界上已经有116个国家建立了3000个出口加工区,直接雇工人数达4300万人。在20世纪最后10年里,非洲、东欧和经济转型国家陆续建立了一些出口加工区。例如,在非洲,扎伊尔(1981)、多哥(1989)、马达加斯加(1989)、喀麦隆(1990)、肯尼亚(1990)、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出口加工区。截止2006年10月,世界上已经有131个国家(地区)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出口加工区,其中有101个国家(地区)是
WTO成员。
三、出口加工区在全球范围内兴盛的主要原因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出口加工区,这些国家建立出口加工区的目标主要有:
(1)为促进非传统出口提供外汇
(2)创造就业岗位、缓解失业压力、增加收入
(3)吸引FDI;(4)出口加工区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知识外溢和示范效应促进东道国产业升级。
而促使出口加工区(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兴盛的主要原因是:
(1)较早建立出口加工区、实行出口加工区政策的国家取得的成功对其他国家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2)一些国家(地区)实行(或曾经实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
(3)一些国家(地区)实行(或曾经实行)FDI导向型增长战略;
(4)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5)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出口加工区在形式和范围上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从有范围限制的有形园区发展到既包括有形的园区也包括一系列无形的贸易促进政策;从单纯的吸引外商投资到外资出口加工企业和东道国出口加工企业共同发展;不仅从事纺织、服装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活动,特定产品的专业化也很普遍;很多出口加工区已不再要求所有产品必须出口,按照一般进口处理的部分内销是被允许的;此外,起初,出口加工区都是政府建立并管理的,到现在,非政府建立和管理的出口加工区也很多。
参考文献:
[1]Armas and Sadni-Jallab (2002), A Review of the Role and Impact of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in World Trade: The Case of Mexicoi, Working Paper W.P.02-07,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