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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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消费论文范文

一、符号建构:广告对消费者意义追求的满足与创造

符号消费中，广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广告通过符号建构和符号传播，满足特定消费群的意义追求，创造消费时尚，引导和刺激消费。英国学者费瑟斯通（MikeFeatherstone）指出：广告“把罗曼蒂克、奇珍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向附着于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酒精饮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之上。”[2]（P21）在费瑟斯通看来，为了满足人们的意义追求，实现销售目的，就连最普通的生活用品，也被广告赋予了意义。看看现实中无孔不入的广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说法。符号消费中包含着广告的创意活动，即所谓符号建构。广告是如何进行符号建构的？美国传播学者苏特•杰哈里早就指出：广告从各种文化素材中提取符号编码的素材，并借取了观念、视觉和语言的表现手法来呈现新的符号意义，围绕消费主题巧妙地将商品编织进了社会生活和文化意义的领域。广告通过对意义的重组，使得商品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消费者得到的是被赋予新的符号意义的商品信息。商品经过广告的意义建构，体现的已经不再是实用性，而是某种生活方式、生活格调甚至社会身份的象征。[3]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波斯特也肯定了广告的的符号建构作用，他说：“广告构建了一个新的语言及传播现实。在广告中，这些流动能指的语境被重建，而他们的作用正是源自这种重建。”[4]（P154）广告所创造的商品符号通过不断的广告传播，把消费者的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的商品上，使消费者在潜意识中对商品符号产生条件反射，并通过对商品符号的解码，诠释符号意义，确定自我形象与产品形象的一致性①，对号入座，于是广告的符号建构成为消费者的“消费指南”。当然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建立在对社会洞悉和对消费者洞察的基础上，美国著名大众文化理论家费斯克揭示了符号价值的生产逻辑，他说“：厂商们试图识别出社会差异，然后在其产品中构造出相同的差异，于是社会差别和产品差别便相互测绘。广告便被用来赋予这些产品差异以意义，使得那些生活在广告所瞄准的社会结构中的人，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告知’，甚至在该产品中辨别出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同与价值观念。”[5]（P11）可以说，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消费趣味和消费时尚的重要因素。

二、传统文化：广告符号建构中的资源挖掘与创新应用

商品符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浸润在文化中的广告创意者从文化世界转移过来的，“文化已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去，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6]（P148）从这种意义上讲，符号消费就是文化消费。文化转移，不是简单照搬，而是适应时代要求的新阐释或再创造。文化的特性之一是传承性，所以传统文化是文化世界的主角，也是广告创意者挖掘应用商品符号的沃土。中国传统文化是数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从过去延续到现在，从现在还将延续到未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丰富多彩：诸子百家及其思想观念；诗、词、曲、赋、小说等传统文学；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琴、棋、书、画四大才艺；京剧、黄梅戏等传统戏剧；中药、针灸等传统中医；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少林、武当等中华武术；剪纸、刺绣、编织等传统民间工艺；汉服、唐装、旗袍等传统服装；故宫、长城等传统建筑；茶道、美食等饮食厨艺；编钟、二胡等传统乐器；女娲、后羿等传说神话、五花八门的民俗……其中蕴藏着不可计量的象征性的符号资源、审美性的符号资源、价值性的符号资源，是我国创意性广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将传统文化资源以现代艺术手段进行符号化转换，是广告创意的法宝。在广告界对传统文化的资源挖掘与创新应用中，我们关注到以下新景象：其一，广告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应用从自发转为自觉。早在上世纪9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就推出系列贺岁广告片，在广告中不断注入中国文化元素，如风车、风筝、灯笼、阿娇阿福、吉祥如意、拜年、团圆等，目的当然是开拓中国市场，争取中国消费者的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拉近与中国消费者的距离。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下，洋品牌的示范效应引发国产品牌广告竞相运用中国元素。通过实践，中国广告界逐渐认识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可提供丰富的广告创意资源，全球化时代激烈的市场竞争说明，只有符合或者融合本国元素的东西，才有市场竞争力，才能走向世界。2006年，中国广告协会开始主办“中国元素国际创意大赛”，此后每年举办一届，大赛的宗旨是“：承载复兴中华文化、推动民族品牌到世界品牌发展的时代使命，在继承和发扬中国元素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同时，给国内、国际创意人与企业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和融合的平台，表彰杰出的创意英雄，打开中国创意走向世界的通道，展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被继承、颠覆、融合、释放。”[7]大赛鼓励广告作品创新运用从中国文化体系中提取的中国元素，既传达中国文化的内涵，又体现国际化的语言和手法；既有独特的中国韵味，又有商业价值。以2006年首届“中国元素国际创意大赛”为标志，广告界从认识上已把握了创意产业、品牌推广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规律，从此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应用由自发走向了自觉。其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应用已从传统商品发展到现代商品。传统商品有悠久的历史，酒文化、茶文化、食品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酒广告、茶广告、食品广告借丰富的历史文化进行符号建构可以说顺理成章。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杜康酒就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广告词而深入人心“；南方黑芝麻糊——怀旧篇”以亲切的吆喝、古朴的吹奏，带给人们温暖的历史记忆。诗词、吆喝成为杜康酒、黑芝麻糊一类传统商品的特有符号，与消费者的文学趣味、历史感觉、怀旧意识等相契合。然而对一些现代商品来说，就没有那么直接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供借用，比如近十几年来汽车广告铺天盖地，但中低端汽车广告讲述的故事，多是丈夫、妻子、可爱的儿女，全家人在车里其乐融融；中高端汽车广告讲述的则是车主事业有成，仪表堂堂，且美酒加合同，喜欢独自开车旅行。广告诉求的单一性往往带给人们审美疲劳，难以满足全球化背景下消费者多层次的、个性化的追求。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符号资源成为我国汽车广告突破困境的手段之一。

第2篇：文化消费论文范文

【关键词】电视广告；消费文化；精神文明

【Keywords】TVads;consumerculture;spiritual在全球一体化信息时代的今天，信息业被称之为新兴崛起的“第四产业”。人们的社会观念、思维方式、生产模式和消费习惯也随之不断变革与创新。广告作为商品社会至为重要的信息承载点，可谓是缔造当代社会生活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企业运用广告推广宣传各种生活与服务信息，藉此营造消费环境、改善消费条件、丰富人民的消费生活。消费者则通过广告来接收各种商品、服务信息，结合自身的需求特点做出购买决策，在改善生活消费水平的同时，亦可减少消费的盲目性，提高消费质量。

电视广告既向社会和民众提供大量的商品信息、品牌信息，展示企业形象，又提供科技、就业、医疗等大量关系民众生活的劳务信息。人们从电视传播的各种商品广告、品牌广告中，经过对同类商品的比较或对某种商品、某种品牌的权衡，选定自己购买的商品。可见，电视广告对人们的现代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导向作用。

虽然我国电视广告的历史很短，但由于它所依赖的电视媒体是目前最有影响力、最具优势的媒体之一，所以电视广告在对消费者消费文化方面的影响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消费文化就是人类所创造的各类消费相关因素的综合。简单的说，消费文化包括三个基本层面：消费观念、消费品和消费方式。这三个层面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消费文化的内涵。电视广告也在全方位影响并促使着消费文化的改变。不管人们是否有时间或者是否愿意，电视广告都在使受众感知、阅读，使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着广告所产生的心理渗透和影响。

电视广告对消费文化物质层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消费品的影响上，广告带给消费者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消费导向作用，它为人们提供丰富的商品信息，介绍各类商品的质量和特点，甚至提供广告内容所涉及的劳务服务，促使人们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或劳务，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一部分电视广告内容上的失真和夸张，造成了消费品广告信息与实际情况的不对称，不仅导致了虚假信息的传播，干扰了消费者的实际判断，也不利于正确、科学消费观的形成，最终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一、塑造消费品品牌品牌的竞争力已不容忽视

在日益多变的市场条件下，品牌已经成为赢得顾客忠诚和企业求得长期生存与成长的关键。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领悟到品牌的价值。品牌是可以增值的，是能够为企业发展带来生命力的，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出于对品牌的认同选择具体的消费品，从品牌的角度判断优劣。品牌作为一种关系，是基于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前提条件下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品牌管理的策略应该是感性的。与消费者培养和塑造一个感性的、富有个性色彩的品牌关系有这样几个要点：首先要让消费者获得足够的信息能够充分地了解品牌，也就是说要有知名度；其次，要获得消费者对品牌的尊重，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最后，由信任而建立对品牌的忠诚。由此不难看出，每则广告都是对企业品牌形象长期投资的一部分。①如果说品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那么电视广告则是塑造品牌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手段，表现在品牌创立之初，很多成功的消费品品牌都是通过一则电视广告而家喻户晓。例如乐百氏纯净水，27层净化，这是当代中国广告里经典理性诉求的广告之一，鲜明的诉求点令人印象深刻。虽然“27层净化”并不是一个独特的概念，也并非其他品牌的饮用水就一定达不到27层净化的标准，但乐百氏却是第一个提出来的，并把这个概念发挥到极致，形成了品牌概念独享。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在其《一个广告人的自白》中系统而简要的阐述了关于品牌形象的观点，他认为致力于在广告中明确突出性格品牌形象的厂商会在市场上扩大占有率和利润。随着媒体环境日趋复杂，广告效益大幅度降低，发展新品牌变得不易，维护和发展己有的品牌变得日益重要。再例如宝洁这样具有百年历史的国外品牌，在不断的推出新产品的同时，非常注重本土化电视广告的制作。请周迅、梁朝伟等明星制作一系列常规电视广告，并与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合作开展“天天洗头运动”，通过电视广告的形式进行推广。可见一个品牌创立后，仍需要电视广告的支持与维护。

二、商品信息的虚假或不对称尽管大多数电视广告都致力于传递商品的有效信息，在合理的范围内增加关于产品的说服力，但仍存在部分电视广告弄虚作假，夸张失实，造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据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2004年第二季度全国卫星电视广告监测情况显示，全国除以外的30个省级卫星电视频道中，共检查保健食品、医疗服务、药品广告6565条次，发现违法或者涉嫌违法广告1005条次。在这些打着“专家”旗号的医药广告中，“患者”现身说法，“专家”有求必应，电视广告名为沟通，实则不沟通。这种有利于广告主而可能不利于消费者的宣传方式，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动力而缺乏真实的宣传。电视直销广告近年来也呈现出产品信息严重不符实的现象，尤其是减肥、美容产品的广告，夸张的解说词和极富煽动力的表现形式，误导了许多消费者，严重者甚至付出了健康的巨大代价。之前被曝光的“锅王胡师傅”，在电视广告中品质一流，表现出色，得到了一致的称赞和推荐，实际使用中却根本达不到广告中所说的无油烟效果。这些严重缺乏电视广告诚信的问题，暴露出我国电视广告的隐忧。尤其是一些质量存在严重问题的商品，不但利用虚假的电视广告掩盖商品缺陷，还虚构出许多根本不存在的效果和有利之处，诱骗消费者上当。这些事实告诫和警示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和重视电视广告的传播导向作用，从电视广告的制作、播出这些源头制止这样类似的广告与消费者见面。:

电视广告不仅是一种物质产品，而且，它又是一种精神产品，它直接参与生产和流通过程，促使社会生产目的实现，使物质文明更加发达；同时对社会精神文明的构筑，对高尚情操的陶冶，对真善美的弘扬，同其它媒介一样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电视广告的消费文化物质层面的导向应该是正效应，是让受众接受商品信息、消费指南的同时，提高道德情操，提高文化品位。

第3篇：文化消费论文范文

[关键词] 当代文化 文化消费 当代设计艺术

一、文化的美学特质

在中国古代，“文化”一词有观念性和教化性之意，在西方，“文化”一词产生于拉丁语，原意是对土地的耕种。中西方的解释虽有所区别，但它们都把“文化”分作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两种财富。就精神形态而言，文化可分为文字性文化（文学）和视觉性的文化（艺术）。由此可见，“文化”是在人类生产劳动的实践中产生的，“文化”本身就包含着艺术，艺术自然而然孕育着“美”（即艺术的审美性）。

自从人类制造工具、发展生产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形态的创造和完善的追求。从旧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等打制石器来看，其功能与形式之间有明确的关系。到新石器时代，石器采用磨制工艺，精巧细致，但仍以功能为主（如鬲、鼎、盆、盘、壶等，有的壶还增加了盖、提梁、钮等细节）。这一时期的日常工具的功能设计比较合理，造型也较完整，从中体现了设计艺术注重功能性的理念。所以有些工具一直延续至今。马克思在研究动物的活动和人的有目的的劳动之间的区别时，得出美学的重要结论：“人也是按美的规律来制造”。而到奴隶社会，社会上层的统治阶级使用的工具在满足产品使用功能的同时，增加了许多图腾和装饰纹样，表现了人类对审美的追求。因此，“文化”在人类的生产劳动中产生就具有美学的特质。作为美的艺术形式，以最初的满足功能到功能与审美并重的设计艺术就与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二、当代文化消费观下设计艺术的转向

1。转向物质形态的消费文化

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便进入后工业社会即后现代时期，文化发生了转向——由形象代替语言，这成为文化转型的标志。由于现代人对于由文字组成的经典文学名著阅兴趣的减弱；对陶器、青铜器、雕塑等人类古老艺术形式的身体直接感受力日趋下降；对传统的一些艺术形式的欣赏耐力的丧失等情况的存在，人们再如同阅读小说那样吃力的阅读青铜器时，审美趣味就发生了变异，因而各种文化形态均被简缩为视觉文化或影像文化。 “形象就是商品”说明视觉文化逐渐与市场社会相联系。有人说，现代社会中只有儿童和真正的艺术家仍具有强烈的身体直接感觉，而大多数人的身体直接感觉已简化为简单的占有感。在经济冲击下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在经济搭桥、文化唱戏社会趋势下，文化成为产业，艺术成为消费品。“设计”是一个工业概念，设计在西方在15世纪以来一直被使用。从根本上说，工业设计和设计师是随着欧美的工业革命及社会的需要出现的。随工业产品的机械化批量生产，产品生产的分工不断细化，使工业设计者、制造者和销售者之间相分离，设计师开始成为工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调节人，从而在设计活动中有了“市场”的概念。设计的物质形态范畴表现为：设计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市场”而存在，设计的产品来充分满足“消费文化”的物质需求。

2。转向精神形态的艺术化倾向

从美学观点来看，真正的文化中的美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存在于设计制作器物时思想情感的感性直观性的表达，另一方面存在于以语言、文本为主体的文学和以线条、色彩、节奏、韵律为主体的艺术之中。由于物质形态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变，如广告、电影等大量的电子媒体和机械复制手段的视觉形象表现出对文字的压制——既艺术对文学的压制，已经成为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

文字性文化、视觉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文字是叙述性的，其意义的呈现需要一个领悟的阅读过程，文字的形象性和美感因素在意义理解之中，比起视觉性文化来显得次要一些。而视觉文化则是结构性和空间化的，其意义的呈现是通过色彩、线条、形式和结构的空间组织来完成，传达信息和美感是瞬间的。产品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知觉结构作用于人们的视觉世界，当这种知觉形式和结构具有某种和谐、秩序之时，他们也具有了审美形式的特征，并与设计产品的功能因素、技术因素和美感因素一起，展示其审美文化的特征。以广告为例，广告是工业产品和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沟通的重要环节，在“市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告由最初的“广而告之”的实施告之作用，到成为商业广告整合策划的一部分；广告由传统的依靠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四大宣传途径之上又增加了网络、媒体等视觉手段，构成以视象、听觉、文字、意念为一体的视觉形象，文字少了，独白少了，从而代表精神文化的艺术转变的视觉形象在设计艺术的实践中完成了。

3。审美具有了生活化的倾向

费瑟斯在谈及后现代文化的历史中论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后现代艺术的到来，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层次差异消弭、后现代主义艺术通过对传统艺术观念的否定最终否定了艺术自身。艺术形态和美感结构不再是一种远离生活和对抗生活的神圣精神世界，在视觉设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也就是说艺术已经不再是高雅的、纯粹的、审美化的文化活动，越来越接近生活化、大众化——即已经进入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时代了。

随着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机械化生产形式的大量出现，艺术改变了他的生产形式，手工业制造逐渐瓦解。手工艺运动并不能阻挡时代前进的车轮，传统艺术的崇高地位逐渐被颠覆，一些公认的“美”的“无价”的传世之作都可以进行机械复制，能够使其具有“美”的特征，使无价变有价，成为商品。在这一时期，艺术的美学理念向工业技术的退却和妥协，反映了设计艺术和美的标准与现实生活的物质化形式的界限逐渐消失，正如杰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说：“美感的产生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设计艺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是一种将艺术的审美性完全建立在时间之上的行为，是一种将至美因素融入到物质形态产品来满足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大众需要的行为。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兴起的“波普艺术”把以往那种体现反抗世俗化生活的现代艺术转变成了一种拥抱生活的艺术，追求用日常生活中最为通俗的形式、色彩结构，形成一种大众化、市民化的风格，充当了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的文化英雄。与此同时，它也把表现创造性风格的设计艺术转变成满足世俗化需要的生活化艺术。从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角度来看，它的文化英雄角色无疑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它把一种新的美学活力注入应用到时尚领域和设计领域。

三、当代文化消费观下设计艺术的发展趋势

1。在发掘、掌握、运用好本土的传统民族化元素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创作灵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本身文化和艺术的修养，艺术家的文化艺术修养与所在国家的民族社会文化有极大的关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就设计而言，传统艺术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重要的审美形式，设计的对象和主体正是人民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传统艺术形式的保护和创新、挖掘和提炼是做好设计一个重要的途径。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个虚空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存在于物化了的艺术形式之中，象国画、戏曲中的黑白、虚实，象已渗入血脉中的的对中国红的喜爱，象对祥云、龙的图腾的认可等等。因此传承民族的传统艺术是丰富我们视觉艺术语言的重要且有效的途径，是我们寻找和发现新的视觉语言、创造新的视觉文化的源头。

文化资源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土壤，要及时保护我们的文化财富，并对其挖掘、转化、提升，同时还要具有国际眼光。以三国文化为例：1991年初，日本学研出版社推出了《三国志》上下两册，以图片解释历史，仅一个半月内就销售了40万部。在漫画方面，横山光辉所绘的《三国志》，连续畅销3年，其总销售量竟达到3000万册。日本还运用现代传媒，生产各种有关三国的电子产品。如电动玩具方面，《三国志I》、《三国志II》在日、美两国就销售了76万组。它提醒我们必须要充分发掘掌握运用好我们文化财富的了。苹果公司的创始人说过，设计是人类创新最基本的灵魂，中国的设计界欠缺什么？缺少像日本的宫崎骏这样既有创新精神又有民族责任感的世界级大师。日韩创意产业的成功给我们的启发是既要模仿，又要超越，要在创作中融入本民族的文化元素，这些均源于自信，自信是根。

2。及时沟通与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借鉴、运用好世界性的设计元素

全球化不等于全球的同化，而是更多的沟通和交流。中国需要世界各国的文化，世界也需要中国和其他各国的市场，沟通是互通有无，是双向的，但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要注意不要迷失自我，要始终在立足本民族文化基础上吸收和借鉴。

欧美电影海报设计的商业娱乐性很强，注意吸引人的眼球。欧美电影海报像是野兽派画家与后现代艺术的结合，用最纯粹、原始的色彩，最夸张、荒诞的意象拼贴出一件件冲击你视觉的艺术作品。如：用简单却难忘的图形元素设计表现面孔与人像的电影《艺妓回忆录》的海报；用暗色调及简洁图形——黑暗中的眼睛和脸直击心灵，引起观众的震颤的电影《惊声尖叫3 》的海报；用灵动的色彩元素表现自然的美景的电影《海上钢琴师》、《碧海蓝天》的海报等。近年来中国的电影海报在借鉴国外作品同时又提炼本国传统设计的元素，再加上特色的创意，出现了一批好作品，如《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等电影海报，是既有典型中国化设计元素又有世界性设计语言并把二者结合得很到位的经典性作品。

四、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如何在吸收西方现代优秀设计成果，继承和发扬中国的设计传统，有效地调动和利用本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创建出中国的当代设计艺术体系呢？要用大爱去做最好的设计，设计是为全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做的。设计要在通往美的道路上的不断创造，未来艺术设计应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国际化语言特征，应该寻求合而不同，独联融创、共存悠存。

参考文献：

[1]（英）迈克·费瑟斯通 刘精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艺术[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2]钱凤根：现代西方设计概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3]托马斯·芝勒：走向科学的美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第4篇：文化消费论文范文

税收筹划又称为纳税筹划，是指在遵循税收法规的前提下，纳税人为实现企业价值或股东权益最大化，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行或委托纳税人，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等事项的事先安排和策划，以充分利用税法所提到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对多种纳税方案进行优化选择的一种财务管理活动。

消费税是对我国境内从事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确切地说，消费税是对特定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现行消费税的纳税范围包括5类消费品：(1)过度消费会对人体健康、社会秩序、生态环境等造成危害的特殊消费品，如烟、酒、鞭炮、焰火、一次性筷子（2006新增）等。(2)奢侈品、非生活必需品，如化妆品、贵重首饰及高档手表（2006新增）等。(3)高能耗及高档消费品，如小汽车、游艇（2006新增）等。(4)不可再生和替代的石油类消费品，如汽油、柴油等。(5)只具有财政意义的消费品，如汽车轮胎等。

税收筹划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税负，谋求合法的经济利益，有必要在依法纳税的前提下，对税负不同的多种纳税方案实施优化选择，能动的利用税收杠杆，充分发挥税收筹划作用。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很多企业仍不具备消费税筹划的技术和能力，而是以偷漏税款等手段减轻税负。而这一切恰恰说明企业有必要对消费税进行合理的筹划，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

另外，对消费税进行合理的筹划还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会计管理水平。筹划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程度实际上是衡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会计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资金、成本和利润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三要素，而对消费税在内的各种税种的筹划正是为了实现三要素的最佳效果。因此，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进行消费税筹划，是维护企业利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消费税进行筹划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纳税人的筹划

由于消费税是针对特定的纳税人，即仅仅对生产者、委托加工者和进口者征税，因此可以通过纳税人企业的设立、合并，递延纳税时间，甚至减少纳税。

我国现行消费税是与增值税配合而来的，在增值税普遍调节的基础上，发挥重点调节的功能。因此，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比较窄，仅仅局限在15类商品中。如果企业希望从源头上节税，不妨在投资决策的时候，就避开上述消费品，而选择其他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流转税及所得税方面有优惠措施的产品进行投资。如高档摄像机、高档组合音响、裘皮制品、移动电话、装饰材料等。在市场前景看好的情况下，企业选择这类项目投资，也可以达到规避消费税税收负担的目的。

合并会使原来企业间的购销环节转变为企业内部的原材料转让环节，从而递延部分消费税税款。如果两个合并企业之间存在着原材料供应关系，则在合并前，这笔原材料的转让关系为购销关系，应按正常的购销价格缴纳消费税税款。而在合并后，企业之间的原材料购销关系转变为企业内部的原材料转让关系，因此这一环节不用再缴纳消费税，而是递延到销售环节再缴纳。

如果后一环节的消费税税率较前一环节低，则可直接减轻企业的消费税税负。因为前一环节应该缴纳的税款延迟到后一环节再缴纳，这样由于后面环节税率较低，合并前企业间的销售额在合并后就可适用较低的税率，因此能减轻税负。

如A市某粮食白酒生产企业（以下简称“甲企业”）委托某酒厂（以下简称“乙企业”）为其加工酒精6吨，粮食由委托方提供，发出粮食成本510000元，支付加工费60000元，增值税10200元，用银行存款支付。受托方无同类酒精销售价。收回的酒精全部用于连续生产套装礼品白酒100吨，每吨不含税售价30000元，当月全部销售。那么：

受托方应代收代缴消费税＝（510000＋60000）÷（1-5%）×5%＝30000（元）

由于委托加工已税酒精不得予以抵扣，委托方支付的30000元消费税将计入原材料的成本。

销售套装礼品白酒应纳消费税＝100×30000×20%+100×2000×0.5＝700000（元）

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700000×（7%＋3%）＝70000（元）

若不考虑销售费用，该笔业务盈利为：“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税金＝100×30000-（510000＋60000＋30000）-（700000＋70000）＝3000000-600000-770000＝1630000（元）

如果改变方案，甲企业将乙企业吸收合并，甲企业在委托加工环节支付的30000元消费税将得到抵扣，节省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费将转化为公司利润。

以上只是白酒生产企业并购上游企业的节税效应。在实际筹划时还需要考虑许多问题如乙企业股东是否愿意被并购等等。此外，甲企业如果不采取兼并乙企业，而是筹资投资一个生产酒精的项目，也能达到节税的目的，不过这需要增加投资成本。

二、计税依据的筹划

我国现行的消费税计税办法分为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和复合计征三种类型，不同的计税方法有不同的计税依据。进行消费税筹划时，在计税依据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其一，包装物押金的筹划。对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应纳税额的应税消费品，如果包装物连同产品销售，无论包装物是否单独计价，也不论会计上如何处理，包装物均应并入销售额中计征消费税。但如果包装物并未随同产品销售，而是借给购货方周转使用，仅仅收取包装物押金的话，只要此项押金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为1年）退回，可以不并入销售额计算纳税。因此，企业可以在情况允许时采用出借包装物的方式，一方面有助于减少计税依据，降低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在归还押金之前，企业可以占有这部分押金的利息。

如某企业销售商品100件，每件售价500元，其中含木质包装箱价款50元，如果连同包装物一并销售，销售额为50000元。若消费税税率为10%，应纳消费税税额为5000（50000×10%=5000）元。如果企业不将包装物随同消费品出售，而采用收取包装物押金的方法，规定要求购货方在6个月内退还，就可以节税427.35[50×100÷（1+17%）=427.35]元，实际纳税4572.65（5000-427.35）元，此外企业还可以从银行获得这5000元押金所孽生的利息。

其二，关联企业转移定价筹划。消费税的重要特点是单环节计税，即仅对生产环节计税，对流通环节和终极消费环节则不计税。因此，生产（委托加工，进口）应税消费品的企业，如果以较低的销售价格将应税消费品销售给其独立核算的销售部门，则可以降低销售额，从而减少应纳消费税税额。而独立核算的销售部门，由于处在销售环节，只需缴纳增值税，不缴纳消费税，这样可使集团的整体消费税税负减轻，但增值税税负不变。

如某企业生产铂金首饰，今年初投资成立了独立核算的首饰销售公司，其产品的流转过程改变为本部将生产的铂金首饰批发给首饰销售公司，再由首饰销售公司实施对外销售。假设铂金首饰市场价格是每克158元，而总部供应给首饰销售公司的批发价是每克128元，低于市场价格30元，其增设销售环节的结果是消费税的计税依据减少了30元。由于铂金首饰是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的，且消费税税率为10％，因此某企业的这项税务筹划取得了每克铂金首饰减少消费税3元的节税效果。其三，税率的筹划。具体而言：

(1)选择低税率的原料及工艺进行筹划。不同原料生产的酒，消费税的税率是不相同的，粮食白酒、薯类白酒最高，其他酒则低。所以，可尽量用其他酒的原料（如果品、野生植物等）生产酒，少用粮食白酒的原料生产酒。另外，同一种原料生产的工艺不同，其消费税的税率也不同。一般蒸馏法要比过滤方法制出的酒税率高。同样是大米，经加温、糖化、发酵后，采用压榨酿制的酒属黄酒，如果经糖化、发酵后，采用蒸馏方法酿制的酒却属于粮食白酒。为了降低税负，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改变旧工艺开发新的流程，尽量采用非蒸馏方法生产酒。另外以白酒为酒基的配制酒、泡制酒相对应的税率过高，所以在配制酒、泡制酒（包括制药酒）可尽量用黄酒作酒基。

（2）兼营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的筹划。税法规定，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应分开核算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销售数量。未分别核算的或将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从高适用税率。这就要求企业健全会计核算，按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分开核算。如果为达到促销效果，采用成套销售方式的，可以考虑将税率相同或相近的消费品组成成套销售。如可以将不同品牌的化妆品套装销售，而如果将护肤护发品（消费税税率为0）和化妆品（消费税税率为30%）组成一套销售，就会大大增加企业应纳的消费税。同样，将税率为20%的粮食白酒和税率为10%的药酒组成礼品套装销售也是不合算的。除非企业成套销售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因此而增加的消费税及其他成本，或者企业是为了达到占领市场、宣传新产品等战略目的，否则单纯从税收角度看，企业应将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分开核算，分开销售。

（3）混合销售行为的筹划。税法规定，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以及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并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企业的混合销售行为，视同销售货物，应当征收增值税。若货物为应税消费品，则计算消费税的销售额和计算增值税的销售额是一致的，都是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价外费用包括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包装物租金、运输装卸费、代收款项等诸多费用。如摩托车生产企业既向客户销售摩托车，又负责运送所售摩托车、并收取运费，则运费作为价外费用，就应并入销售额计算征收消费税。如果将运费同应税消费品分开核算，则可以减少销售额，少纳消费税，运费部分只纳3%的营业税，而无需按应税消费品的高税率纳消费税。现在由于客户日益重视售后服务，企业可以考虑设立售后服务部、专业服务中心等来为客户提供各种营业税或增值税应税劳务，将取得的各种劳务收入单独核算、单独纳税，以避免因消费税高税率而带来的额外负担。例如，白酒生产企业就可以成立专门的运输中心来运输所售白酒，所收运费缴纳3%的营业税，而不用按20%缴纳消费税，这样就节约了纳税支出。

第四，利用“临界点筹划”和税收优惠政策筹划。具体包括：

一是避开高税率，选择低税率。如某啤酒厂2004年生产销售某品牌啤酒，每吨出厂价格为3000元。2005年，该厂对该品牌啤酒的生产工艺进行了改进，使该种啤酒的质量得到了较大提高。按常理产品质量提高后，产品价格会相应提高，但该厂没有提高产品价格，反而降低了价格，每吨定为2980元。因为该厂在定价时充分考虑了啤酒消费税实行从量课税制度，从2001年5月起，实行差别定额税率，每吨啤酒出厂价格在3000元（含3000元）以上的，单位税额250元/吨；3000元以下的，单位税额220元/吨。虽然按原厂家3000元的定价每吨需要缴纳250元消费税，收益2750元；但定价降为2980元后，每吨缴纳220元消费税，收益增加为2760元，仅此项不仅增加了10元的收益，而且由于价格优势，可以增强市场竞争力。不过在本案中存在税收临界点问题，即啤酒出厂价定价为每吨3000元以上或3000元以下时，就会因为定价导致税负上升或下降。

二是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应注意把握税收政策中的优惠政策，尽量避开高税率和避免缴纳消费税，最终达到节税的目的。

目前我国许多企业不仅已有效实施了税务筹划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效，但是依然存在许多不足和违规之处。笔者认为，要搞好税务筹划，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在实践中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筹划时应把握好“度”。不应把税务筹划演变为避税、逃税。避税虽然不违法，但却违背了国家立法意图和道德，钻法律空子。逃税则是明显违反了税收法律规定，是国家不允许的。税收筹划的目的是节税，使企业承担较小的纳税成本，必须在税收法律、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其次，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及地点纳税。税法规定了消费税的纳税期限及纳税地点，企业必须认真履行纳税义务，在规定期限内和规定地点及时足额缴纳税款。否则就要接受加收滞纳金和罚款等惩罚，甚至应税消费品还有可能被保全和强制执行，这样就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增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对企业经营极为不利。

第三，必须认真填写和保管好有关发票、凭证。各种发票、凭证的填写应真实、准确、完整，每张发票都要附有合法的凭证。发票填写不规范，就不能作为相应的扣除依据或被迫多纳税，就会增加企业的税收支出。

第四，必须基于成本-效益原则。税务筹划追求的是企业整体税负最小，而不是片面追求某个税种的最小。进行税务筹划的企业不仅要聘请专门的，精通税收法律、制度的财务人员，还要向外界税务专家咨询、请教，企业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因此企业就必须综合考虑进行税务筹划所获得的收益是否大于其成本，是否能够保证税后收益最大，从而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税务筹划。而且进行税务筹划不能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为了片面追求税负的减轻而影响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则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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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第5篇：文化消费论文范文

近期疗效

所有83例患者均可评价疗效，二线化疗的总RR为34.9%（29/83），DCR为71.1%（59/83）。拓扑替康组、含铂联合化疗组以及其他单药化疗组的RR分别为28.6%（6/21）、38.5%（20/52）和30.0%（3/10）（P＝0.682）；DCR分别为66.7%（14/21）、73.1%（38/52）和70.0%（7/10）（P＝0.858）。复发时间≥90d且≤6个月以及复发时间＞6个月的患者的RR分别为31.1%（14/45）和39.5%（15/38）（P＝0.492），DCR分别为57.8%（26/45）和86.8%（33/38）（P＝0.004）（表2）。

生存结果

拓扑替康组、含铂联合化疗组以及其他单药化疗组的中位PFS分别为2.80、4.07和1.93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表2和图1A）；中位OS分别为8.07、10.57和7.27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1，表2和图1B）。复发时间≥90d且≤6个月以及复发时间＞6个月的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3.03和4.13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0，表2和图1C）；OS分别为8.00和11.03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6，表2和图1D）。

不良反应

83例患者均可评价不良反应。5例患者因发生Ⅲ～Ⅳ度不良反应而拒绝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其中3例为腹泻（含铂联合化疗组）、1例为粒细胞减少（含铂联合化疗组）、1例为发热（拓扑替康组）。这5例患者在拒绝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前均已接受2个以上周期的二线化疗，其中4例的化疗剂量在第2周期以及之后的化疗周期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此外，另有3例含铂联合化疗组患者在接受≥2个周期含铂联合化疗方案治疗后，换至其他单药化疗组（在评价近期疗效和生存分析时，仍归为含铂联合化疗组）。83例患者中，主要不良反应包括骨髓抑制、恶心呕吐、腹泻和乏力，Ⅲ～Ⅳ度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59.0%（49/83），其中拓扑替康组为47.6%（10/21），含铂联合化疗组为69.2%（36/52），其他单药化疗组为30.0%（3/10），3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3，表3）。

预后相关因素分析结果

二线化疗前PS评分[风险比（hazardratio，HR）＝1.85，P＜0.001]和二线化疗前肿瘤分期（HR＝2.00，P＝0.006）是二线化疗PFS的独立影响因素：PS评分为0～1分的患者，其PFS明显优于PS评分为2分的患者，局限期患者的PFS明显优于广泛期患者。一线化疗疗效（HR＝1.27，P＝0.013）、二线化疗前PS评分（HR＝1.36，P＝0.019）和二线化疗前肿瘤分期（HR＝2.16，P＝0.006）是二线化疗OS的独立影响因素，即一线化疗有效、PS评分为0～1分和二线化疗前为局限期的患者预后较好（表4）。进一步分析一线化疗疗效对二线化疗的影响，结果发现一线化疗有效与SD（或PD）患者的中位OS分别为10.30和7.57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图2）。

SCLC一线化疗的近期RR可达60%～80%[8]，但复发率高，远期生存时间相对较短。临床上，70%～80%的SCLC局限期患者以及几乎所有的SCLC广泛期患者在治疗后数月内即发生疾病进展或复发[9]。SCLC二线化疗的RR较一线化疗明显降低。Tiseo等[10]认为，二线化疗的有效率主要基于患者对一线化疗的敏感性及疾病复发的时间。一线化疗无效或一线化疗后缓解时间＜3个月定义为难治型或耐药型，≥3个月定义为敏感型。目前，对于敏感型复发时间为3～6个月的推荐使用拓扑替康（Ⅰ类证据）。多项Ⅱ期或Ⅲ期临床研究[11-14]证实，复发SCLC二线化疗有效的药物还包括伊立替康、吉西他滨、多西他赛和紫杉类等。然而，目前尚未开展双药比较的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也未开展拓扑替康与其他含铂联合方案比较的大样本对照研究。因此，本课题组在回顾性分析83例敏感复发SCLC患者时，将二线化疗分为拓扑替康组、含铂联合化疗组和其他单药化疗组以开展比较研究。

本研究结果发现，含铂联合化疗组的PFS和OS均优于拓扑替康组和其他单药化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P＝0.021）；拓扑替康治疗组的PFS和OS也略优于其他单药化疗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Garassino等[15]回顾分析了161例复发SCLC患者接受不同方案二线化疗的疗效，结果显示，含铂联合化疗方案二线化疗的PFS（P＝0.03）和OS（P＝0.004）均优于其他化疗方案（包括拓扑替康组、含蒽环类联合化疗组及其他单药化疗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含铂联合化疗（HR＝0.46，P＝0.030）、二线化疗前PS评分（HR＝1.91，P＝0.004）和一线化疗有效（HR＝0.39，P＝0.022）是独立的预后因素。上述结果与本研究结果相符，提示复发时间≥90d的患者可以再次接受含铂联合化疗方案的治疗，并获得相对较长的PFS和OS。

本研究中，83例患者Ⅲ～Ⅳ度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59.0%（49/83），3组之间Ⅲ～Ⅳ度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3）。其中，含铂联合化疗组的腹泻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余2组，考虑为伊立替康引起的迟发性腹泻。因此，对于PS评分较差、耐受不良的患者，在选择联合化疗时应持谨慎态度。本组83例复发SCLC患者中，一线化疗后复发时间＞6个月的有38例（45.8%），复发时间≥90d且≤6个月的有45例（54.2%）。复发时间＞6个月的患者接受二线化疗的RR、DCR以及中位PFS和中位OS均优于复发时间≥90d且≤6个月的患者，其中DCR（P＝0.004）和中位PFS（P＝0.030）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这类患者更能获益于二线化疗。

第6篇：文化消费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消费；扩大内需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3-0017-02

1正确认识和把握文化消费的价值与意义

所谓文化消费，就是利用文化产品或服务，来满足精神需求的一种消费，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方面。

从经济意义上说，文化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不论是买书还是听音乐会，不论是健身还是休闲旅游，每一种文化消费行为的背后都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从文化意义上说，文化消费是提高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抓手。文化消费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能够潜移默化地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从而促进社会文明水平的整体提升。所以我们要鼓励、要挖掘。

2我国扩大文化消费的潜力巨大

我们主要从文化消费市场的供求双方来分析。

首先，从供给来看。文化消费取决于文化产业发展。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电视剧、出版物的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消费的繁荣。根据国际公认的钱纳里标准，当一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要达到23%左右。2008年，中国人均GDP跃过3000美元大关，而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仅仅是6.06%。可见，中国的文化消费总量偏低。

从需求来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老百姓对文化的需求有所增加。但从文化消费的结构来看，仍然以娱乐型、消遣型消费为主，学习型、发展型消费的比重不高，文化消费的层次较低。

可见，无论是从供给还是需求来分析，我国文化消费潜力都远远没有得到释放。孙政才书记在吉林省十次党代会上提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就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的产业优势，挖掘和释放文化消费的巨大潜力。

3鼓励和引导文化消费健康发展

人们为什么不去扩大文化消费？从心理层面上看，是因为消费理念相对落后，不想去消费；从经济层面上看，文化产品结构和价格设计不合理，人们不能去消费；从社会层面上看，文化消费环境不好，管理不到位，让人们不敢去消费。所以要解决文化消费滞后的问题，就要想办法让人们想消费、能消费，敢消费。

3.1树立科学的文化消费理念

理念决定行动。现在我们每年生产500多部电影，1万多集电视剧，1亿多册图书。相对应的，整个十一五期间，中国文化消费发展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但在这么大的总量当中，我们还应该承认，表面的、娱乐化的文化消费盛行，而较有内涵的、高品质的文化需求增长并不大。因此，如何引导人们养成积极健康的文化消费理念，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引导。老百姓对于文化消费，目前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有些人认为，像体育旅游等文化消费就是花钱买罪受，这是落后的；有人认为，文化消费就是休闲、找乐，就是打打麻将唱唱歌，这是片面的；还有人认为，文化消费就是寻找感官上的刺激，这更是不对的。针对这些误解，政府要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力量，正确地宣传和引导，帮助人们走出误区，树立积极向上的文化消费理念，鼓励大家增加文化消费，让文化消费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

第二，培育，通过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鉴赏水平，培育人们进行文化消费的能力。消费能力直接影响消费的效果。同样是贝多芬的交响曲，听得懂的人，会觉得经历了一次美的享受；听不懂的人，可能只会觉得吵闹。当然，这种修养和鉴赏水平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不断学习积累来的。可以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主要是教育，增加人们的知识储备，让大家对文化产品能看得懂、听得明白、欣赏得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起人们消费的兴趣。当然只有兴趣还不行，要让居民去扩大消费，还必须有真正适合我们的文化产品。

3.2提供优质的文化消费产品

第7篇：文化消费论文范文

关键词：包装设计；文化美感；消费行为

现今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商品信息化的发展变得尤为迅速，而商品包装也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中传播产品及信息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对于现代包装设计而言，将文化美感列入到包装设计活动之中已成为现代设计师们所必需探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包装设计中的文化美感问题

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人们的艺术品位也上升了一个层次。基于商品包装来说，消费者在选择某一商品的时候，会考虑其功能特点以及品牌影响力，除此之外，让他们很难做出购买选择其实是审美。所以，在商品的包装上用特有的艺术语言来传达产品信息，从而来显现审美特征，进而掌握消费者的心理和情绪，而这一点的关键就体现在将文化因素也就是文化内涵注入商品的包装设计之中，从而体现出商品包装中的文化美感，进一步来拓宽商品的消费市场。

在商品的包装设计过程中，第一要要素就是要考虑包装所要采用的是什么材料。不一样的材料能体现不同的功能，也可以展现别样的文化信息，同时也能体现出不一样的文化美感。首先是对传统包装材料的运用。在传统包装材料上一般选用天然材料，东方人所理解的东方美学观念用于指导与支配，其包装保留了原始和天然的自然形态关于包装的所有构思、任何行为都来自于传统的文化美感的影响。[1]其次是现代包装材料的运用。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型包装材料都在不断涌现，与此同时新工艺也是一大亮点，而这些新材料新工艺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既代表着一个时代里的文化信息，同时也体现着一种新生的力量，从而使在包装设计中的文化美感具有特有的特征。

其次除了材料上的运用，包装色彩上的运用也极大地体现了文化美感。不同的色彩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相异的文化信息也可以从色彩要素中得以领会，原因在于色彩具有明显的人文领域的张力，尤其在包装艺术层面具有深厚的人文特性。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色彩的理解与认知各有差别，因此文化美感赋予包装色彩的内涵也不一样。先古时期的图腾年代红色是人们崇拜的色彩，因此红色是当时最具美感的传统色彩。关注色彩影响力，在商品的包装设计中潜移默化地植入色彩的认同度，使其视觉效应在多样的消费群体中作用，将自身希望表达的信息包含其中，让消费者认同，凸显出包装设计赋予产品特有的一种文化美感。[2]

第三，体现在包装结构上。各种各样的商品包装所呈现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在很多的情况下都通过包装的结构来体现，而它所抉择的造型形式大部分都来源于观念。在东方传统观念的孕育中，商品的包装设计成为了一个很好的载体，包装的结构上的层层包裹，既体现了礼物的珍贵和神秘感，同时也传递了一种人情味。在西方，他们在接受礼物时，通常要当面拆开包装然后表示感谢，所以他们市场上的商品包装通常是方便开启的结构造型。现代包装设计的结构及造型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技术性和物理性的问题了，而是在保护性和便利性的基础上拥有了不用地域的人文特点，从而在每种结构上都具备了相应的心理效应和文化内涵。

二、消费者对文化美感的认知

现代社会的消费者都面对着全世界这个大领域中的各式各样的产品，他们的思想观念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很多现代设计往往注重对其注入传统文化，从而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糅合在一起，使广大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得到不断的高升，进而也增强了市场上销售的竞争力。所着各种新工艺，新技术的不断开发，各种新材料，大胆的色彩以及新荫结构得到运用，从而使现代包装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包装上的视觉语言以及文化美感变成了大众马上要最为熟悉的视觉艺术。

在新的包装潮流中，消费者往往会眼花缭乱，不知该如何选择，但包装中的文化和美感却能让消费者浮躁的心沉静下来，从而做出满意的选择。随着人类审美观的变化以及追求个性化的发展，人们对美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因而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了不同人的文化美感。

商品的包装不论优劣，都会以某种形式出现在市场中，只要稍微地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不同的包装除了所传达的信息不同外，其外在形象特色也有其各自的不同，其所包含的文化元素当然也不尽相同。包装不仅要在形象上取得消费者的喜爱，更要在其所含的文化因素所带来的美感上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在不同因素中能够找出最能表现商品的设计元素，并且输入适当的文化内涵，体现出的不论是情感上的舒适感还是视觉上的美感，都是消费者所进行选择的考虑因素。对于商品的包装设计而言，它并不负担过多的社会文化责任，但在与商品竞争中和与消费者的交流中，文化美感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文化美感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包装设计中的各种关于文化美感的体现既是对中国文化的某种程度上的传承，也是对现代生活的一种体现。那么，包装中的文化美感是如何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的呢？基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向加以阐述。

第一，审美愉悦的唤起可以消费者的文化美感为突破口。在社会文明的高速发展下，人们的各种消费需求马上就要从物质需求慢慢地转向精神需求，对于精神需求而言，它理应会形成对美的追求的场面。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说过，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假定科学和工程上的成果和成就是人类追求的享受的终极目标。当消费发展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掌控所有的兴趣很可能就得益于美感。[3]当代社会的人们，对于商品不仅仅满足于它的使用价值，对它的包装上所呈现的文化美感来满足视觉上的享受更是一种渴求。

第二，它可以调动消费者的求知兴趣。在包装设计中的视觉形象给消费者所呈现的直观感受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优秀的包装设计，不仅仅表现在引起不同的消费者的注意力，同时还应体现在能激起消费者的好奇心。如在商场中陈列展示的商品，在完美的形象的展示下，不仅顺畅地表现了商品的审美信息，同时也传达出了关于商品的文化情愫，如艺术风格、审美品位和流行特征，从而使消费者眼里产生了一个完美的形象，因而就会引起消费者的关注和兴趣。

第三，它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在消费者购买一种商品的时候，他往往会考虑很多因素，比如产品的好坏，价格的高低，包装的质量，但是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并不仅仅受限于几种原因，而是深受某种深层力量的引导和支配，而这是得益于消费者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心理。而对消费额动机和消费心理的研究，牵涉到了消费者的情绪、风俗习惯、感情等不同层面的问题。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应该在产品的包装设计中恰如其分地运用文字、图形、色彩等等的视觉元素，用来突出商品所特有的个性特点，以此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动机。（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参考文献：

[1]满懿，山川美 . 包装与设计[M]. 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

第8篇：文化消费论文范文

关键词：CCT 消费周期 认同工程

引言

目前“消费者文化理论”（CCT，Consumer Culture Theory）还不是一套系统理论，而是指涉一系列强调消费者行为、市场和文化意义之间动态联系的理论观点。尽管CCT的研究者们有着各种迥异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他们仍然共享一种指向文化复杂性研究的公共理论标准，这种文化复杂性程度将其各自的研究努力联系在一起。

与其将文化视为共享情感、生活方式和由社会成员共享的统一价值（如美国人共享一种文化，而日本人则共享另一种文化），还不如说CCT更重在探索意义的同质贡献和重叠文化分群的复杂性。这种文化分群存在于更广泛的全球化和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性框架中。因此，消费者文化通过市场中介，为“生活文化”和“社会资源、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符号及其依附的物质资源”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社会安排。对市场制造商品和刺激渴望的营销符号的消费，是消费者文化的中心，然而这一系统的持续和再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日常生活中各人私人层面的自由选择实践（Holt，2002）。

CCT将文化定义为一种体验、意义和行为的结构。消费者文化及其传递的市场认知框定了消费者们可感知的行为、感觉和思维的标准，使消费者个体更可能制造出特定的行为方式和作出有意义的解析。CCT还强调消费者传统及生活方式有混和、碎化、多元化、流动性等动态特性。众多学者考察了CCT的心理科学基础和方法认知标准，并在具体领域探讨了该理论的贡献。这些研究带动了理论界从多角度对社会、文化以及发展关于消费者和消费间不同知识主体展开广泛研究。

CCT的研究内容

消费者文化理论围绕着一系列与以下关系相关的理论问题而展开：消费者的个人与集体认同；消费者现有世界创造和体现的文化；潜藏与表面之下的体验、过程和结构。不仅如此，CCT还展现了这些消费者文化动态特性的社会逻辑层级的性质和动态特征。在进行这项工程的过程中，CCT研究者整合了一个跨学科的理论主体，以此来发展新的解析理论框架，此框架可以详细阐释驱动消费周期的社会文化动态特性，又可以用于提出从四种内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催生的理论探讨。

（一）对消费周期的阐述

CCT的主要研究者鼓励对于消费的文本、符号和体验层面进行调查。他们将消费周期分解为一个包含获取、消费、占有以及丢弃的过程，并解释了获取行为的符号、表现和体验层面、交易行为及关系的社会文化复杂性和赠品等内容，为消费现象研究打下了基础。

以往的CCT研究将消费及占有行为（尤其是享乐主义、艺术审美和仪式主义维度）纳入消费现象研究之中，并对消费者的协商角色与认同转换高度重视，但丢弃行为却受到相对较少的关注。

从更广的层面看，CCT的研究强调了消费的生产层面。CCT考察了消费者积极再造和转换编码的模式以及其在广告、品牌、零售店或物质商品中的符号意义，并认为这些模式彰显了消费者的个人及社会环境，并从中提升了他们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为消费者们提供了广泛而异质的资源，供他们构建个体及集体认同。

（二）CCT的四种研究工程

1.消费者认同工程。CCT认为消费者通过市场制造的物质而共同生产出商品的意义。此推断的前提是：市场是杰出的神话和符号资源，消费者（包括缺乏资源而无法充分参与市场中的人们）可以以此来建构认同。从这一层面而言，消费者可被感知为认同的追求者和制造者。消费者认同工程被认为是目标驱动的代表，但其追求的目标往往在本质上是隐而不现的，所以常被贴上内在相互矛盾和模糊不清的标签。这些复杂性常常造成了消费者会使用众多的应对战略、补偿机制和表面对立意义及想法并行。

CCT研究者认为市场为消费者制造了可供消费者选择的特定位置。当个体们能够且确实通过这些消费者追求个人初始目标时，他们就是显示并个性化了文化脚本，这种脚本将他们的认同与一种消费驱动型全球经济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据此，Kozinets探讨了影迷的认同在与不切实际的念头及其通过公司媒介而达成的合作相联系的情况下的构成。Belk等考察了被全球化公司资本主义话语传播的市场意念构建具有渴望的消费者主体的过程。Grayson 和 Martinec从同样的角度解释了真实性的体验（娱乐的背景下）与特定形式的含义（指导且讽刺的真实性），指出消费者对这些不同符号形式相应的富于想象和幻想导向提升系统相关。

2.市场文化。市场文化的研究强调市场文化与那些将人当作文化承载者的传统人类学观点相反，它们视消费者为文化的制造者。该角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消费，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实践，其出现是如何为人们的集群行为提供意义的，且反之又如何？致力于市场文化的CCT研究一直在努力解密消费者文化是如何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过程，且此过程对于经历过它的人而言又有什么启示。该角度研究审视了北美、非洲、亚洲和东欧等领域的市场文化。

CCT研究的这一方面也强调消费者是如何融合社会团结感，如何通过追求共同的消费者兴趣而创造独特的、碎化、自我选择的、有时是瞬间的文化世界的。不管是被定义为一种消费的亚文化、一个消费世界、一种消费者微观文化还是一种消费者文化，这种CCT的本性都基于Maffesoli（1996）关于新部落主义的理念。根据Meffesoli的看法，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经济变革的力量已经显着地侵蚀了社会性的传统基础，取而代之的是鼓励一种围绕者对个人独特性、生活方式上的自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展开的激进个人主义的主旋律。对应于这些正逐渐孤立和隔绝的境况，消费者形成了更多短暂的集体认同并更多参与基于共同生活方式、空闲副业、团结仪式等形式的群体。

大多数关于市场亚文化的初始研究都集中于青年亚文化（Thornton 1996）。这些研究突出了体验消费活动，如蹦极，球迷影迷、反文化生活方式和短暂的消费社区，是如何在共享信念、意义、神话、仪式、社会实践和地位中形成集体认同的。

以上研究表明，市场文化常通过正在进行的与主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规则及主流消费者感性的对立来定义其符号世界。与亚文化的古典社会逻辑描述相反，在这些群体内部的社会地位并不通过坚持整个消费规范来达成，而是通过展示本地化的文化资本及聚集、再造和创新由群体成员共享的符号资源的技能来得以建立。

3.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消费的社会历史类型专注于消费者行为对制度和社会结构的系统影响，即什么是消费社会以及它是如何形成且维系的。

一系列研究调查了社会阶级等级、性别、种族、家庭、家族和其它群体对消费者选择及行为的塑造。Holt研究了由社会阶级分派的文化资本资源对消费偏好的系统性构造。Wallendorf认为作为有效消费者的一种基础技能的文学是依阶级及种族而分配。Allen揭示了文化资本资源模式如何影响工作阶层消费者的选择。

CCT审视了消费者体验、信念系统、实践和这些潜藏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举例而言，关于品牌社区的研究表明：虽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但这些品牌社区仍然是传统的社区代表。而通过商业品牌的消费来建构社区的明显意图，仍是这种社区的特征（Muniz and O`Guinn，2000）。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后同化主义消费者研究指出：部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已经成为了超文化的社会固定认同的一部分（Askegaard Arnould and Kjeldgaard，2005；Oswald，1999）。文化在社会的作用下，被重造成为了可以消费的事物（化妆品、食物、飞机、音乐）（Penaloza，1994）。

4.大众传媒市场认知论和消费者的解析战略。CCT系统考察了消费者认知和消费者思想及行为的意义。此研究层面的问题包括以下方面：商业媒介传送了什么样关于消费的规范信息；消费者如何使用这些信息来形成正式的回应。在该研究工程中，消费者被视为解析意义的对象，其意义创造活动可能会遵循广告和大众媒介中所描述的消费者认同和生活方式，但也可能会有意识地偏离这些广告和大众媒介的认知指导。例如Scott认为消费者符号会导致广告运作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CCT将流行文化文本解读为传递市场认知的生活方式及认同指示和理想的消费者类型。通过解码和解构这些大众媒介的市场认知，消费者文化理论者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系统如何激发消费者渴望特定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理念。例如Mick和Buhl发现消费者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环境会影响其广告阅读习惯，消费者会将广告扭转为适合其生活环境的认知来理解。

由于CCT将消费者视为主动而非被动的受骗者，所以各种各样的消费者抵制方式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了商业传媒及营销的主要范式认知影响。消费者努力形成否定主流消费者主义规范的生活方式或是直接地挑战公司权威。例如Kozinets和Handelman就对“消费者与消费者行为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这一基本假设提出质疑。

结论

CCT将个体层面的意义与不同层次的文化进程系统相联系，并将这些联系纳入历史及市场背景，其核心是：消费是一种由历史塑造的社会文化实践，它存在于动态市场的结构及认知需求中。CCT还强调对任何一位既定的消费者而言，一般意义的世界既不是统一稳固也不是明显理性的。许多消费者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幻想和现实的混和来构建的，且他们使用消费来体验这种真实。而且，基于文化资本理念，CCT能广泛地追求一种文化上广为人知的资源基础的消费者理论。这种消费者中心理论将调查消费者在竞争品牌和服务供给之间如何配置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并如何使用它们来丰富自身的财富。这一理论创新会引导人们关注关于消费者价值共同创造的理论。

消费者研究是一个重要且成熟的领域，不仅因为它正稳定地朝一种单一的理论主题发展，更因为它能生产并支持多种混杂的理论对话，每个对话都依赖其特定的理论问题。但不同对话不会妨碍交叉范式的涉入及丰富。归功于共享一种共同的学科矩阵，广泛的主题关注将不同的消费者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且使消费者研究者可以从一系列中心主题的理论对话阵营中挪用和互相补充想法、方法和内容。通过文本化再造，CCT研究重塑和新生了核心解析构造，如品牌忠诚、消费生活方式，零售体验；广告信息加工；消费者满意和消费者参与。

但总体而言，CCT在宏观层面上的研究较少。所以，如何通过商品来讲述文化历史，这可能是CCT将来要面临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从总体上指出了消费的社会历史显著性，还会影响与营销相关的学术和社会对话。

参考文献：

1.Allen， Douglas.Toward a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as Sociohistorically Shape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Fits-Like-a-Glove （FLAG） Framework.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8 （March），2002

2.Belk， Russell W.， Guliz Ger， Soren Askegaard.The Fire of Desire： A Multisited Inquiry into Consumer Pass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0 （December），2003

3.Grayson， Kent，Radan Martinec.Consumer Perceptions of Iconicity and Indexicalit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Assessments of Authentic Market Offering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September），2004

4.Holt， Douglas B.，Craig J. Thompson.Man-of-Action Heroes： The Pursuit of Heroic Masculinity in Everyday Consump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September），2004

第9篇：文化消费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消费者社会化理论

文化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精神需求而在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方面进行的消费，主要囊括教育、社交娱乐、旅游观光等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对于正在汲取知识、储备能量的高校大学生而言，切实把握他们在文化消费方面的现状，明晰他们的文化消费观念、掌握影响他们消费行为的因素，对更好地引导其开展文化消费具有深刻的实际意义。

一、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根据消费者社会化理论中的家庭、同伴、大众媒体等外在变量因素对消费者进行的消费行为起着重要作用，结合大学生消费者自身性别、年级、价值观念等内在变量，笔者提出本文研究模型（图1）。

目前我国大学生文化消费的主要特点在于浅层化、消遣化、娱乐化，因此本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假设均围绕影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行为进行展开。

H1：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浅层化、娱乐化倾向明显

H2：男性大学生会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图1：本文研究模型

H3：高年级大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4：理工科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5：211高校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6a：与父母的沟通频率越高，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比例越高。

H6b：大学生在从事文化消费时受父母影响程度越高，他们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比例越高。

H7a：大学生接触媒体的时间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H7b：大学生对媒体的认可程度与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H8：同伴的信息作用越明显，“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比例越高。

二、研究方案设计

此次研究在于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在文化消费过程中是否呈现出浅层化、消遣化倾向，同时探索主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研究采用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LES 模型）进行研究。

关于家庭影响变量的设置，我们采用了Viswanathan，Childers&Moore等人使用的调查问卷，选取其中部分题目，每个题目均以李克特五分法为基础，但为了避免中国人中庸思想的作祟，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设置了6项，分别赋值为1-6。

对同伴影响的调查，研究则借鉴了Bearden 等人（1989）设计的“同龄人影响”问卷，从信息作用方面选取部分题目，每个题目也均以六分法衡量。

关于媒体使用时间的测量，由于当代大学生主要接触网络等新媒体，甚少接触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所以在调查中仅调查每天使用网络时间，每天使用时间分为6级，即0-0.5个小时，0.5-1个小时，1-2个小时，2-3个小时，3-4.5个小时，4.5个小时以上，分别赋值1-6。

对媒体的接受程度，借鉴了刘晖（2008）在消费社会化研究中所使用的变量，并结合文化消费的特殊性，对这些题项予以情景化，精选部分题目，以六分法来衡量。

在问卷设计完成后， 笔者以江苏省南京市某高校的学生为对象开展了一次预调查。随后，对此次预调查进行了初步的信度、效度及一致性的检验，剔除了Cronbach α值小于0.6的部分题项，并根据试调研的结果对问卷中最终题项的表达、题项排列顺序等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最终的问卷调查于2013 年9月至2014年6月。我们选取了江苏省五所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办法，发放了调查问卷。此次的问卷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56份，回收率达95.6%。剔除因选项难以识别及审题问题造成的废卷，实际有效问卷876份，实际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7.6%。运用SPSS统计软件和EXCEL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统计分析。

三、数据分析

表1是此次调查中的样本人口统计变量分布情况。从这张表中，我们不难发现样本具有以下特征：（1）男女比例、年级比例均基本持平，便于验证相关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2）从高校类型及专业类型的比例分布来看，与此次调查中总体选取的高校实际情况基本相似。

表1：样本人口统计变量分布表

（一）大学生文化消费结构分析。根据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相关计算公式，我们使用SPSS统计软件求得模型参数α、β，及各类消费项目的基本需求支出PiXi和总需求支出Ei（见表2）。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江苏省大学生的文化消费边际倾向为0.394。而在三大类文化消费项目的边际倾向中，娱乐消遣型消费最高（0.216），实用发展型消费最低（0.063）；在八种具体分类中，文化耐用品消费（0.115）、旅游观光消费（0.092）、娱乐衍生品消费（0.053）等居于前列，都基本验证了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呈现浅层化、娱乐化的状态。

表2：江苏省大学生文化消费ELES模型参数估计值

当然，尽管培训班消费及实用类书报的基本需求支出指数以41.19元和10.18元排在各类文化消费的第一与第三位，但这两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呈现出较低水平，也从另一个方面让我们了解，当前“是否实用发展”虽然已成为大学生选择文化消费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学生对于实用发展型消费却更多地存在着“必需品”的不当观点，认为只要自身能达到一般水平就会心满意足，不会因自身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去主动增多此类型文化消费的数量。换言之，假设H1成立。

（二）大学生个人因素的相关性检验。为更好地检验上文中提出的各项假设，此次研究将“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情况。同时，对各项因素包含的变量取均值后进行相关性分析。

经检验分析，性别变量在当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中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因此H2不成立。

年级变量在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对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影响效果也不显著，H3也不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受访对象大多出生于90～94年间，基本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很少受到年级不同造成的影响；同时，年级变量与其他影响变量可能存在较强相关性，从而导致年级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的相关性变得不是十分显著。

另外，专业类型及高校类型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假设H4和H5成立。

（三）家庭因素的相关性检验。经分析发现，与父母沟通频率、受父母影响程度均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结合访谈调查数据，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1）与父母进行适度沟通会使大学生消费者感到被关注、被重视，这样会使他们自身更为关注自己的未来与发展，从而会更多地选择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2）当代大学生的父母大多为60后，思想较为开明，在与子女沟通时较为注重方法，所以，大学生更为愿意接受来自父母的一些指导意见。因此，假设H6a、H6b成立。

（四）媒体因素的相关性检验。在0.05水平下进行双侧检

验，媒体接触时间变量的Pearson系数为-0.440，并呈显著水平。因此，该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假设H7a成立。但根据表4.7的数据，我们也发现媒体认可程度变量与因变量间不存在显著负关系，假设H7b不成立，甚至与原有假设相反。结合与相关受访者的交谈，原因可总结如下：（1）目前，大学生一般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娱乐活动或休闲游戏，所以媒体接触时间越长，越易占用大学生进行其他文化消费的时间，尤其是从事课外培训、或阅读课外专业书籍的时间，从而导致他们在实用发展型消费上减少投入；（2）在提出这部分模型假设时，我们预想网络上投放的广告大多为浅层化、娱乐化的广告，而据部分调查者反映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就有错误，因此造成假设和实际检验出现偏差。

（五）媒体因素的相关性检验。经检验，同伴的信息效应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见表3），即大学生越倾向于接受所在群体提供的与文化消费相关的信息， 其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可能性就越高。

表3：同伴及环境因素变量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相关性

注：*表示相关系数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主要结论。当代大学生在进行文化消费时，尽管会将“实用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但在实际消费时，浅层化、娱乐化的文化消费依然占据主流。尤其在生活费充裕的情形下，“90后”大学生更加倾向于娱乐休闲型的文化消费。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问题，研究针对影响“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因素变得极为有意义。通过相关性检验，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经检验，性别、年级变量在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中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样本年龄分布过于集中在90至94年之间，样本间年级差异本身不是特别明显，或可能有其他强相关性变量。

专业类型、高校类型变量在大学生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对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影响较为显著，为帮助大学生形成更为理性与务实的消费观念，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参考意见。

家庭因素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父母与子女适度的沟通会使大学生消费者感到被关注、被重视，并且现代的父母思想较为开明，在与子女沟通时极为注重方法，使得大学生在选择文化消费行为时更愿意接受来自父母的一些指导意见。

媒体接触时间越长，越易占用大学生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时间。因此，媒体接触时间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负相关性。但媒体认可程度变量与因变量间则不存在显著负关系，甚至与原有假设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在提出这部分模型假设时，我们预想网络上投放的广告大多为浅层化、娱乐化的广告，而据部分调查者反映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可能存在一定错误，从而造成偏差。

在与同伴的交往过程中，观察模仿、从众心理不断发生，并对消费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同伴的信息效应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大学生越倾向于接受所在群体提供的与文化消费相关的信息，其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对策与建议。目前，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很多“90后”大学生形成了享乐、攀比的文化消费观念，将追求享受、从事无聊庸俗的低层次文化消费作为自己主要的文化消费行为。据此，对于当代大学生自身而言，我们建议其需要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培养勤俭节约、艰苦务实的消费习惯。同时，建议当今大学生能减少使用网络进行游戏、娱乐的时间，而是将这些时间更多地花在与身边同伴的交流活动中来。在这样的交流互动中，大学生会得到足够多的信息。

父母在子女的消费行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适度的家庭交流与合理的引导方法，将会引导大学生选择更为务实有益的文化消费行为。我们建议父母要积极与自己的大学生子女进行交流，对他们在文化消费中存在的困惑进行答疑解难。

对于社会方面，我们建议媒体在广告中多进行一些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宣传。尽管在本次研究中，没有直接证明媒体态度与“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我们亦不能忽视目前各类广告还是以娱乐休闲型文化消费及文化耐用品消费的宣传为主。所以，媒体应注重广告的播放内容，肩负起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张永胜.大学生精神文化消费现状及对策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239-240.

[2] 朱伟.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2（17）：11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