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赔偿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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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医疗事故赔偿范文

一、引言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医疗事故频频发生，这里面既有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问题，也有现代危重疑难病型和医疗设备技术问题。病员的伤亡，巨额的赔偿，无序的纷争，持久的诉讼，医患纠纷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十分关注。那么，作为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正确把握医疗事故中的民事责任和赔偿原则，就显得十分必要。为此，本文结合我国现行法规的规定和审判实践，对医疗事故中的民事责任和赔偿原则作一浅析，以期能为同仁、学者提供一点参考。

二、关于医疗事故中的民事责任

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界定比《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较为科学，内涵更加周延，原办法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是导致功能障碍，新条例则规定是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也即过去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的造成人身损害，但没有造成功能障碍的医疗损害，现在可以定为医疗事故。如新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只要在医疗过程中，违法或违章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都属于医疗事故。那么，医疗事故发生后，责任主体究竟应当要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呢？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它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此，对于过错行为，只要造成损害，均应承担民事责任，更何况医疗事故所侵犯的多为人的生命健康权。但是，在处理具体的医疗事故中，我们应从下列几个方面把握其责任性质和处理规则。

（一）、关于医疗事故的责任性质与责任竞合

由于医疗活动本身的特殊性，国内外民法立法、判例与学说对医疗事故赔偿责任的性质众说纷纭，或为侵权责任，或为违约责任，或为二者的竞合。笔者认为医疗事故的责任性质主要把握以下几种情形：

1、医疗单位在医疗过程中发生医疗事故的性质与责任竞合

在医疗活动中，就诊人有权要求医疗单位按照医疗科学和行业惯例、规定的要求，合理、谨慎地对就诊人诊断、治疗、护理；医疗单位有向就诊人索取相应的医疗费用的权利，故医疗单位与就诊人之间存在互为对等给付的义务，双方构成合同关系。医疗单位因过失未适当履行其合同义务，构成违约。而这一不适 当履行行为同时又侵害了就诊人的生命健康权这一绝对权，对就诊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又属于侵权行为。这里的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都是医疗者对就诊者的一种加害行为，在这种加害给付的情况下，加害人的过错行为既可以承担侵权责任，又可以承担违约责任，构成责任竞合。相对应的，受害人也既可根据侵权法请求赔偿，也可根据合同法请求赔偿。但基于民法公平原则的考虑，多项请求权并不意味着其在法律上可以同时实现这两项请求权，责任人应依据受害人的选择仅承担其中之一。这里必须注意，请求赔偿的前提必须有人身损害的结果存在，否则，赔偿无从谈起。

2、关于医疗单位拒绝就诊行为的责任性质与责任竞合

按各国立法通例，医疗单位法人在医疗合同关系要约与承诺过程中，负有强制承诺的义务，即就诊人来院求治，应视为要约。我国新《合同法》事实上也采纳了此观点。医疗单位的设立（这里不包括个体诊所），意在向公众提供医疗服务，以备急需，其负有向任何前来就诊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义务和向就诊人收取医疗费用的权利，就诊人到医疗单位求治的行为表明了其急迫需要，他们一般会接受治疗和交费。故可根据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原则，认定基于就诊人求治这一事实，构成二者间合同关系的成立。此关系是因法律的直接规定而认定（而非推定）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对于危重病人医疗单位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医疗机构应当及时转诊。故在因医疗单位拒绝接受就诊造成损害时，可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③。同时，由于事关人的生命，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各国均对医疗单位的缔约自由加以限制，规定在其业务范围内有承诺缔约的义务。因此，拒绝就诊本身就意味着基于故意对作为义务的违反，对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自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在此情况下，也构成责任竞合。

3、关于责任竞合的处理原则

由于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在法律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对两种责任的不同选择将极大地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就医疗事故来说，一方面，因合同关系相对于法律关系，当事人双方处于相互信赖的关系之中，法律要求他们负注意程度（指在合同约定中）远高于绝对法律关系的注意义务。故在绝对法律关系中已尽了一定的注意义务而被免责的，在合同关系中也可能因注意程度不够而需要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因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不仅包括物质损失的赔偿，还包括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而违约责任的赔偿仅限于物质损失的赔偿。此外，在诉讼时效、诉讼管辖等方面，二者也有区别。

所以，正如王利明先生所指出的“是依合同法提起合同之诉，还是依侵权法提起侵权之诉，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并严重影响到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和对不法行为人的制裁”④。对责任竞合，外国立法有禁止、允许和有限制的允许三种作法。从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和利益的角度出发，自然以允许当事人从中选择一种民事责任提出请求为妥。此观点亦曾为我国法律所采纳。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后，众采以侵权责任提出请求，这既考虑到只要过失造成人身损害就应赔偿，又兼顾到对受害人的精神赔偿，因违约责任是不对精神损害进行补偿的。但在特殊情况下，笔者认为受害人有权进行选择，如在根据侵权责任时效已届满时或加害人已尽了相当的注意义务可能被免责时，则可以违约责任进行诉求。

（二）、关于医疗事故中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基于合同关系提出请求时，合同责任采用过错推定责任为归责原则，此乃各国立法通例，自不待言。而侵权法的归责以过错责任为原则，对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失责任须法律明文规定。

由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医疗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但同时也更为复杂，更有风险。一些国家在医疗事故领域开始采用无过失责任。据此，有人主张我国也应仿效之，但本人认为此说不妥。

首先，我国民法中，在民事责任领域，过错是其核心问题，因为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对于淳化道德风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至关重要”，有“确定行为标准，督促人们的合理行为，自觉履行对他人的法律义务，有效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预防损害的发生；协调利益冲突”⑤之功能。所以，在归责时应坚持过错责任。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是用法律特别限定的，不允许任意扩大其适用范围”⑥。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医疗事故不适用无过失责任，因其责任性质为侵权责任，其归责原则应为过错责任原则。

其次，由于生老病死本属自然规律，医疗过程本身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同时，在医疗过程中损害局部以保护全局往往是治愈病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要求不对就诊人造成损害几乎是不可能的。

尤为重要的是，无过失责任的承担是以行为人从事的活动具有某种特殊危险性为前提的，医疗活动本身不具有这种高度危险性。在医务人员尽了合理、谨慎的注意后，还要求其承担责任有失公平。因此，不考虑不可抗力的影响，采取无过失责任未免要求过于苛刻。尽管无过失责任是与责任保险制度紧密联系的，但不考虑医务人员有无过失就要求其承担责任，必然大大加重医疗单位法人的支付保险费的负担，损害其利益。同时，无过失责任就是社会责任，医疗单位法人必然将保险费的负担转嫁给社会，使医疗费暴涨，最终损害社会利益⑦。

第三，无过失责任不考虑双方的过错，仅以因果关系的存在即要承担民事责任，这样就使责任的承担失去了道德的可非难性，实际上纵容了损害的发生。因此，我国新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即行为人若不能提出合理的抗辩事由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话，则将被推定为有过错。该原则兼具无过失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之长，既体现了承担责任的道德可非难性，又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兼顾了当事

⑦参见尹飞《论医疗事故中民事责任的若干问题》。

人双方的利益平衡，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应当作为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其构成要件为：事业单位法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具有因果关系和在医疗过程中存在过失。但医疗单位法人可以通过举证证明损害结果与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和自己的医疗行为无过错而获得免责。

同时，在判定因果关系时，考虑到医疗活动的专业性，对作为非专业人员的受害人来说，医疗事故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判断，故对其举证，还可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即在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只要有“如无该行为，即不会发生此结果”的某种程度的可能性，即可认为有因果关系。

（三）、医疗事故中的过错与责任主体

在依法从事医疗服务的公民（即通常所说的个体诊所）出现医疗事故时，对其故意或过失造成的损害，其责任自应自己承担。但根据过错推定责任这一归责原则，法人只有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对行为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由于法人是社会组织体，其行为是通过其内部成员的行为来进行的。不管是法人的内部成员纯粹基于法人的意志而追求某种违法的后果并致他人损害，还是法人内部成员和人在执行职务和行使权限的过程中因疏忽或懈怠而造成他人的损害，其过错都要通过具体的个人行为表现出来。在医疗单位法人进行医疗活动过程中，其过错也是通过其内部人员行为中的过错表现出来的。在法人机关成员执行职务有过错行为时，由于其与法人之间存在代表关系， 其行为即被认为是法人的行为，其过错也就直接表现为法人的过错。而在法人的一般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在合同关系中，因其系法人的履行辅助人，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其行为的责任自然由法人承担；在追究侵权责任时，由于其系由法人雇佣或聘请，因此法人对其有选任和监督的义务。当其出现过错时，就表明法人有“选任和监督的过失”，理应承担责任。

但在法人内部成员故意造成损害时，由于其已不是在执行职务，其意志已非法人的意志，体现出的是自己的人格，因此，除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责任外，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若法人不能举证证明自己不存在“选任和监督的过失”，则因其客观上为故意侵害行为提供了条件，视具体情况也可以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如某人性格存在严重缺陷，在与就诊人发生口角后借手术之机对就诊人实施报复，造成损害，医疗单位法人因有选任过失而应就此承担责任。

（四）、免责约款的效力

在治疗前或治疗过程中，就诊人或其家属常会被要求签定免责合同或免责条款，在依侵权责任提出请求时，因侵权责任不以双方的约定为免责事由，故其无效力发生。但在依违约责任请求时，这种合同或条款的效力有无对责任承担意义重大。在纠纷中，医疗单位常以此为由拒绝承担责任，其实是与法律相悖的。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同时，在医疗事故中，并不应采取无过失责任，无论是基于事实还是基于推定， 过错总是追究民事责任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此，若约定在无过错造成损害时应予免责，则这一约款毫无意义，因无过错本来就不会承担责任。即使受害人确实同意在约定过错造成损害应予免责，但由于生命健康权的极端重要性，各国立法一般明文规定对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身伤害的免责约款无效，甚至对加害者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在就诊时，若不及时治疗，就诊人就有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的危险，医疗单位此时要求签订“生死合同”，实际上是乘人之危，就诊人有权请求撤销。但是，考虑到医疗行为本身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对于免除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如果一概不承认，则势必使医生缩手缩脚，不利于救死扶伤⑧。因此，在一般否认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效力的前提下，不妨允许法官依据具体情况及公平原则自由裁量。

同时，因医疗服务合同标的、效果难以事先确定，医疗事故的损害亦事先难以估计等特殊性，双方就损害赔偿数额事先达成的协议往往也难保公平，医疗单位法人也往往乘人之危，故对这类协议的处理应同免责约款。

三、关于医疗事故中的损害赔偿

尽管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十种责任形式，但由于损害赔偿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并可以有效地遏制不法的和反社会的行为 ，“损害赔偿责任是民事责任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责任形式”⑨。由于此种责任是财产责任的主要承担方式，直接涉及人们的经济利益，其承担也较困难，因此往往也是法律纠纷中当事人双方争执的焦点所在。

因此，在民事责任领域，根据价值规律和公平原则的要求，全面赔偿原则是各国司法实践的通例，也是现代民法理论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全面赔偿原则即对侵害行为，不论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受刑事、行政制裁，均应根据财产损失的多少、精神损害的大小，确定民事赔偿的范围，它要求不仅要赔偿直接损失，还要赔偿间接损失；不仅要赔偿财产损失，还要赔偿间接损害。正是通过对损害的全面赔偿，使责任人负担某种不利益，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维护其权利的同时，制裁责任人的过错行为，从而充分起到民事责任制度应有的作用。我国《民法通则》也将其作为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如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根据伤残等级，按照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日起赔偿3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

（一）、企业性医疗单位法人的损害赔偿范围

因其设立目的在于营利，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遵循等价有偿原则进行市场运作，故其收取的医疗费用的高低与其付出的劳务在价值上是相等的。既然在获得利益时适用等价原则，则在遭受不利益时，也即在因过失造成损害时，出于公平的考虑，同样应当适用这一原则。所以，在损害赔偿企业性法人中当然应当对其过失造成的损害予以全部赔偿。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起到民事责任制度保护公民民事权利，补偿损害，制裁过错行为和教育责任人的目的。

在未因医疗事故造成原办法所规定的就诊人死亡、残疾或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时，宜依合同法请求医疗单位承担违约责任。此时，应赔偿就诊人的履行利益，即通过赔偿使受害人在财产上恢复到若医疗单位法人合理、谨慎地履行其合同义务后所能达到的状态。笔者认为主要包括：1、自发生医疗事故至通过治疗使就诊人恢复到若未发生医疗事故（或曰若医疗单位法人合理、谨慎地履行其合同义务后）所能达到的状态，这一过程中所花费的医疗、营养费用及因病情加重而转院所花费的交通费等费用；2、因医疗事故误工减少的收入；3、因医疗事故给就诊人造成的可得利益的损失。在承担侵权责任时，应赔偿被害人因其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一切财产损害，即所谓维持利益。根据这一原则及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并参照外国立法例，笔者认为在未造成就诊人死亡时，赔偿内容主要包括：1、使就诊人恢复到医疗事故前状态所花费的医疗、营养、交通等费用；2、因医疗事故延长治愈时间造成误工所减少的收入；3、因医疗事故造成残疾所减少的和将会减少的收入及因此多支出的费用。对造成就诊人死亡的，除前两项外还应赔偿因死亡而不能获得的收入和丧葬费。此外，对因医疗事故造成的精神损害视其过错程度与情节轻重予以赔偿，以体现其制裁、抚慰与补偿的功能。对故意或有严重过失者、情节恶劣者，应要求其承担惩罚性慰抚金。

（二）、公益性法人的损害赔偿范围

生命健康权是基本的民事权利，也是最基本的人权。对因过错而造成的损害亦应足额赔偿。但毕竟公益性医疗单位法人的设立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旨在向社会尤其是低收入者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强调集体主义，公而忘私，初级阶段的国力则决定了国家还无法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因公益性法人的设立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良好的道德风尚；另一方面，因用于此方面的经费有限，若采用完全赔偿原则，则势必把大量经费用于赔偿而使公益性医疗单位法人无法正常运转。如原告方某（女）诉被告某市医院人身损害赔偿即医患纠纷一案，原告因尿失禁到被告单位就诊，经行开刀手术出院后，原告总感膀胱疼痛，认为被告手术不成功，诉请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其各项费用近10万元。而经庭审查明原告的直接损失也不过近万元。如果一律强调全面赔偿，医院必将早早关门。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可对公益性医疗单位法人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的范围略加限制：一是对依合同法判令承担违约责任者，不再赔偿其可得利益；二是对依侵权法判令承担侵权责任时，对医疗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自应全部赔偿。

但对精神损害，则仅在有严重过失或故意时予以赔偿，不适用惩罚性慰抚金，具体数额由法官根据社会一般观念及当事人经济情况决定。同时，在造成就诊人死亡的情况下， 无论因此遭受精神痛苦而请求赔偿者有多少，仅按一个人请求予以赔偿，赔偿金由受害人按与死亡人关系密切程度及经济状况分享。

同时，在处理公益性法人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时，由于公益性法人其医疗条件、医务人员专业水平往往低于企业性法人。因此，应当注意区别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的差异，在归责时应根据其具体的条件来判断行为人是否有过错，不能按条件较好的医疗单位的水平来衡量条件较差的医疗单位的主观过错。

以上处理对从事医疗事业的个人或其他组织发生医疗事故时的民事责任问题，也同样适用。对现实生活中的医疗事故，也应根据其收费情况，按上述分析确定其责任范围。

四、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如何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6条的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否则就丧失了胜诉权。医患纠纷案件当然也毫不例外地适用这一规定，医院则更是常常利用这一规定来抗辩起诉者，因为绝大部分医患纠纷案件，都是在患者身体受到伤害1年之后才提起诉讼的。这里我们必须明白，普通患者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即使身体受到伤害也无法确定这种伤害与诊断行为有因果关系，谈不上向医方主张权利；而有些损害事实发生后，其损害结果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呈现出来⑩。如原告熊某诉被告某镇政府因计划生育上环节育手术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就是一例，原告熊某1996年2月6日在被告的下属单位-镇政府计生服务所做了上环节育手术，1997年10月20日因怀孕又到该计生服务所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工作人员对原告宫内是否有节育环未做任何检查，又给原告施行了上环节育手术。后因原告宫内出血，同年11月10日原告再次到该计生服务所做取环术，并取出一环。之后原告再次怀孕，于1998年1月6日仍到该计生服务所做人工流产并施行了上环节育手术。同年春节之后，原告到上海做工，总感身体不适，之后症状逐步加重。2000年6月13日经上海市某医院B超检查，发现原告宫腔内有二环。同年8月，原告到上海市某妇幼保健医院治疗，确诊其宫内有二环，其中一环嵌顿子宫前壁部分突出浆膜层。原告住院治疗出院后，在多次找被告协商解决无望的情况下于2000年10月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各种费用合计5万余元。而本案被告则认为即使原告在1998年1月受到伤害，到2000年10月起诉，其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此，笔者认为，该类案件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从以损害后果症状固定时开始计算，而确定症状固定的证据一般包括成熟的医学理论、法学规则、医生证明，病历、诊疗检查单等，双方不要过多地在诉讼时效上纠缠，拖延法院审理案件的时间；法院也应积极果断地采信有关证据，加快办案节奏，及时化解矛盾，以体现法院“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办案指导思想，决不能简单地以其超过诉讼时效而驳回患者及其家属的诉讼请求。

二是正确把握“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后 ，明确规定了在审理医患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然而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发现一味追究“举证责任倒置”、在责任分配上存在一些问题，如一些经过若干年才提起诉讼的医患纠纷案件，在举证上以往是考虑到患者不能，现在又出了医方也不易的尴尬局面，因医方难以获取患者在诊疗行为之前及之后的相关信息，一起往往是多因一果的医患纠纷案件，医方若希望举证证明多种原因的存在，势必需要患者的协助，而医患双方正在发生的争议决定了患者对于这种协助一般会采取拒绝的态度。依据现行的证据规则，医院若举证不能，就要承担败诉的结果。因此，法院在严格执行这一举证规则的同时，可依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赋予法官行使自由裁量的权力，严格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8条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范围，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在具体案件中自由分配举证责任，尤其注意调查举证责任在当事之间的轮换。

第2篇：医疗事故赔偿范文

    根据我国关于人身损害的民法原则,《条例》提出了确定医疗事故具体赔偿的4个基本原则:

    1、与具体案件的医疗事故等级相适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关于医疗事故等级规定为四级,其目的就是确定医疗事故赔偿数额不仅要考虑属于那一级别,同时还要考虑某一级别的哪一个等级。不同级别的医疗事故的赔偿数额不能一样,同一级别中不同等级的医疗事故,其赔偿的具体数额也不能一样,否则就失去了赔偿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不同级别的医疗事故的赔偿数额不一样,同一级别中不同等级的医疗事故,其赔偿的具体数额也不一样。

    2、与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中的责任程度相适应。确定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首先必须确定医疗行为本身是否有过错,有过错才可能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有过错也不意味着承担全部责任,还要看过错行为对损害方损害结果所占的责任程度大小,有多大的责任就承担多大的赔偿责任。 即医方所承担的赔偿份额,应当与其过错行为对损害后果的作用一致,体现了医疗事故赔偿适用的“过错原则”。过错大则事故等级高、赔偿数就高,比例就大,否则事故等级低,赔偿比例小,赔偿数额小。从另一角度讲,这也更加有利于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就这要求在司法实践中,避免在确定为医疗事故后就判定医疗机构承担全部责任,使医疗机构承受起超过其实际致害行为责任程度的赔偿义务,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也避免对医疗过失责任程度较少的损害后果,在鉴定中不能确定为医疗事故,使患者应当得到的补偿不能得到。比如:某女因患重感冒住院,护士按照医生的处方,在配用青霉素时并未做皮试,且输液中途私自离开。此时其丈夫为了杀害该女,乘该女熟睡之机将药水注入毒液,结果,该女死亡。后经法医鉴定,该女不是青霉素过敏死亡,而是中毒死亡。显然,在本案的民事责任中,医疗机构承担的是护士在护理中,因私擅离职守,没按规定在病床边观察,有一定过失,致悲剧发生。但该女死亡是其夫借刀杀人,医疗机构对此结果只能承担一小部分责任。而不能认定其违约了承担全部责任。

    3、客观考虑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与损害后果的关系。 医疗事故损害后果的形式,具有相当的复杂因素,有医疗过失作为的作用,有患者原有疾病状况的作用,有医疗行为自身风险的作用,还有医学局限性作用。但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与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诸多医疗责任因素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其作为确定医疗事故赔偿数额的一个原则,即不保护在形成医疗事故之前的患者的医疗费。 包括患者原有疾病状况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与医疗事故损害后果的关系;患者原有疾病状况发展对现存损害后果的直接作用程度及与过失行为之间的关系;患者原有疾病状况的基础条件在静止状态与其现有损害的关系,如果是一个相当于X级的残疾者,而医疗事故导致其残疾程度进一步严重,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应当减除原有残疾损失的份额;患者原有疾病状况的危险性及其与医疗主体实施医疗行为的必然联系和客观要求,患者因医疗行为的获益结果与损害结果的关系等;

第3篇：医疗事故赔偿范文

    根据财务风险保障的一般原理和当前医疗事故及其经济赔偿剧增的现实，以及《财务通则》和《会计准则》的基本要求，对进一步改革完善《医院财务会计制度》的初步设想如下：

    一、在医院财务制度方面，建议增加建立医院财务风险保障的内容：

    一是增补建立医疗风险基金的科目；二是确定计提医疗风险基金的计提依据及计提比率，各医院可视其实际情况在弹性度内自行选择，但应遵守一贯性原则，在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得任意变动；三是规定“医疗风险基金”专款专用；四是允许医院使用“医疗风险基金”向保险公司购置相应的险种。

第4篇：医疗事故赔偿范文

    法定人黄杰(系黄珺滢之父),龙岩市商业(集团)发展总公司汽车驾驶员,住址同上。

    法定人林丽燕(系黄珺滢之母),龙岩市液压件厂工人,住址同上。

    委托人林雁,福州汇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杰,男,1962年7月22日出生,汉族,龙岩市商业(集团)发展总公司驾驶员,住龙岩市新罗区西城西安公民路24号。

    委托人李伟民,福州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丽燕,女,196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龙岩市液压件厂工人,住龙岩市新罗区西城西安公民路24号。

    委托人李伟民,福州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岩市第一医院,住所地龙岩市新罗区中城九一北路105号。

    法定代表人黄君健,院长。

    委托人阙材隆,该院工会副主席。

    委托人连普超,福州天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珺滢、黄杰、林丽燕与上诉人龙岩市第一医院因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岩民初字第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珺滢的法定人黄杰、林丽燕、委托人林雁、上诉人黄杰、林丽燕及其委托人阙材隆、连普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1996年3月2日16时,上诉人黄珺滢因腹痛到龙岩地区第一医院(现更名为龙岩市第一医院,以下简称第一医院)急诊,被确诊为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当日17时医院为黄珺滢施行阑尾工切除手术,手术医师施行手术时怀疑取下的组织与阑尾有异,即请二道班医师检查,二道班医师找到了炎症阑尾并予切除。经探查,确认被手术医师摘除的组织为黄珺滢的子宫,黄珺滢双侧卵巢完好。1996年5月3日龙岩地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关于龙岩地区第一医院患者黄珺滢医疗事件的技术鉴定”,认定本事件为二级医疗事故。事故发生后,除黄珺滢已交纳的住院押金和医疗费1048元外,第一医院免除了黄珺滢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并决定一次性给予五万元的补偿。黄珺滢、黄杰、林丽燕不同意,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第一医院赔偿黄珺滢住院押金和治疗费1048元、将来医疗费25万元,赔偿黄杰误工损失8000元,赔偿黄珺滢、黄杰、林丽燕精神损害赔偿费50万元、律师诉讼费7800元。

    诉讼中,原审法院委托司法司法鉴定技术研究所对黄珺滢日后的生长发育是否会受子宫切除影响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黄珺滢女孩因急性阑尾炎手术时误将子宫切除,日后若无中枢下丘脑、垂体疾患,卵巢没有被误切,则其性发育包括性生活无明显影响,但已完全丧失生育功能及正常心理发育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原审法院还参照《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之规定,对黄珺滢子宫缺失进行作残等级鉴定,认定黄珺滢属五级伤残。

    原审法院认为,保证病员的人身安全是医院的基本责任和义务,医院对医务人员工作中的过错造成的损害应当赔偿。本案的人身损害,黄珺滢的损失除物质方面外,还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的精神压力与痛苦,必须给予抚慰与补偿。同时,黄杰、林丽燕夫妻也造成了精神痛苦,亦应给予一定的精神补偿。但确定赔偿额要考虑当前本地区的生活水准及属于福利性质单位的被告的偿付能力等因素。补偿精神损失终究是法律意义上的,只能是相对的,黄珺滢、黄杰、林丽燕要求精神损害赔偿50万元,不予全额支持。黄珺滢属于五级伤残,第一医院应给付其残疾生生活补助费。其住院押金及部分医疗费1048元,第一医院表示愿意承担,予以准许。黄杰的职业是汽车驾驶员,因该医疗事故造成其精神恍惚,未能正常上班,由此造成的误工损失,第一医院应给予适当的赔偿。黄珺滢要求第一医院赔偿其将来的治疗费25万元,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此可待将来发生时再行诉讼。据此判决:一、第一医院应赔偿黄珺滢住院押金及医疗费1048元;二、第一医院应赔偿黄珺滢残疾生活补助费82770元;三、第一医院应赔偿黄珺滢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四、第一医院应赔偿黄杰误工损失5004;五、第一医院应赔偿黄杰、林丽燕精神损害赔偿金各1万元;六、第一医院应赔偿黄珺滢、黄杰、林丽燕支付的律师费7800元;七、驳回黄珺滢要求赔偿将来医疗费25万元的诉讼请求。以上第一至第六项判决均应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010元、鉴定费人民币600元由第一医院负担。

    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向本院提起上诉。

    黄珺滢、黄杰、林丽燕上诉认为,一审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偏低;判决驳回黄珺滢要求被告赔偿后续治疗费和将来恢复生育能力费用的请求是错误的。要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第一医院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50万元;撤销一审判决第七项,改判第一医院承担黄珺滢的后续治疗费和康复费用,具体数额以将来实际发生额为准。

    第一医院上诉认为,黄杰、林丽燕不能作为本案的原告,黄杰要求赔偿误工损失及其与林丽燕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赔偿黄珺滢精神损害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黄珺滢虽丧失生育能力,但其劳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判决赔偿残疾生活补助费也没有法律依据。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按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福建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处理本案。

    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另查明:龙岩市1996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518元。黄杰系龙岩市商业(集团)发展总公司汽车驾驶员,1996年3月其停薪留职期限届满,应回单位上班,发生医疗事故后,至今未去上班。公司自1996年3月起停发其工资每月417元。

    以上事实均经双方当事人庭审一致确认,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属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处理。第一医院违反手术规程,在为黄珺滢施行阑尾切除手术时误将其子宫摘除,造成黄珺滢终生丧失生育能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其行为严重侵犯了黄珺滢的健康权,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第一医院应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据此判决第一医院赔偿黄珺滢残疾生活补助费和实际支出的医疗费是正确的,按龙岩市1996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十五倍的标准确定残疾生活补助的数额也是适当的。第一医院上诉认为本案应按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及《福建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处理,与法不合,其提出黄珺滢子宫缺失并未影响劳动能力,不符合事实,对其提出不赔偿残疾生活补助费的请求不予采纳。本起医疗事故给受害人黄珺滢造成的损失,除了物质损失外,也包括精神损失。作为一名未成年的幼女,子宫被摘除,丧失生育能力,除了肉体上的痛苦外,必然也会随着她的成长,给其造成伴随终生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影响其作为一名女性的正常生活。这起医疗事故将给黄珺滢带来的精神损害是显而易见的,损害的后果是严重而久远的,必须给予一定物质上的抚慰和赔偿。上诉人第一医院提出对黄珺滢的精神损害不应予以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赔偿的额度应综合本案中受害人黄珺滢的受害程序、加害人第一医院的过错程度、赔偿能力等因素,参照当地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合理确定。一审判决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额偏低,不足以对黄珺滢的精神损害进行抚慰,应予变更,但黄珺滢上诉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额明显过高,只能部分予以支持。另据现有的医学理论和实践证明,子宫的缺失不影响正常的生理发育,但生育能力不能恢复,因此,黄珺滢上诉请求第一医院赔偿其子宫缺失引起的将来继续治疗和恢复生育能力的费用,没有事实依据,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黄杰、林丽燕作为黄珺滢的父母,因本起医疗事故也受到了物质损失和精神方面的打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有权以原告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黄杰因精神受到打击、护理黄珺滢、处理与第一医院的赔偿纠纷而造成误工损失,及其与林丽燕、黄珺滢共同委托律师参加诉讼而支付律师费,均与第一医院造成的医疗事故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此,一审判决第一医院给予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第一医院认为黄杰、林丽燕不能作为本案的原告提出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但上诉人黄杰、林丽燕不是医疗事故的直接受害人,其要求第一医院给予精神损害赔偿,不符合我国民法确立的人身损害赔偿原则,对其请求应予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岩民初字第03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 、六、七项;

    二、撤销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岩民初字第03号民事判决第五项;

    三、变更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岩民初字第0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龙岩市第一医院应赔偿黄珺滢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150000元;

    四、驳回龙岩市第一医院的上诉,驳回黄珺滢要求龙岩市第一医院赔偿后续治疗费的上诉。

第5篇：医疗事故赔偿范文

一未成年少女因腹部疼痛难忍到某中医医院就诊，经大夫检查，被确诊为急性化脓性阑尾炎，于日施行了阑尾切除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手术医师先行切除了腹腔里的一块组织，但取出该切除组织后，立刻怀疑这不是阑尾，于是立即请其他医师上台进行手术，最后找到阑尾，将阑尾切除。手术后，经验证确认，先行切除的组织竟然是患者的子宫，但双侧卵巢均完好无损。事故发生后，该市医学会对该事故做出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二级医疗事故。后又经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患者已完全丧失了生育功能。造成该事故的中医医院免除了患者住院期间的大部分医疗费，并决定一次性付给患者5万元赔偿金。但患者的父母和患者本人对此并不同意。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讼。

患者的父母在患者发生医疗事故后一直没有去上班，诉讼请求中有一项是要求赔偿误工费损失。中医医院认为患者的父母不能作为本案的原告，要求赔偿误工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患者本人应获得相应的赔偿。那么，患者的父母能否独立请求误工费损失呢?

律师解答：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1条规定：参加医疗事故处理的患者近亲属所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参照本条例第五十条的有关规定计算，计算费用的人数不超过2人。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参加丧葬活动的患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所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参照本条例第五十条的有关规定计算，计算费用的人数不超过2人。

患者家属参加医疗事故处理、参加死亡患者丧葬活动也会存在经济损失，应给予适的赔偿。患者亲属的赔偿包括两种情况：

(1)赔偿参加医疗事故处理的患者亲属的损失。这种损失必须是参加医疗事故处理造成的。参加医疗事故处理是指应卫生部门、负责组织鉴定工作的医学会或者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的要求，参加医疗事故处理活动。例如与医疗机构进行协商，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等。获得赔偿的主体是患者的近亲属，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2)赔偿参加死亡患者丧葬活动的配偶和直系亲属的损失。这种损失是参加因医疗事故导致死亡的患者的丧葬活动发生的。参加丧葬活动的必须是死亡患者的配偶或直系亲属。

第6篇：医疗事故赔偿范文

    (一)医疗费: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凭据支付;(前期治疗费用不能获得赔偿)

    (二)误工费: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三)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

    (四)陪护费: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五)残疾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

    (六)残疾用具费:因残疾需要配置补偿功能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七)丧葬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

    (八)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

    (九)交通费:按照患者实际必需的交通费用计算,凭据支付;

    (十)住宿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补助标准计算,凭据支付;

    (十一)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

    (十二)参加医疗事故处理的患者近亲属所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参照本条例第五十条的有关规定计算,计算费用的人数不超过2人;

    (十三)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参加丧葬活动的患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所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参照本条例第五十条的有关规定计算,计算费用的人数不超过2人。

    二、医疗过错

    如果医疗行为由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过错鉴定,结论存在医疗过错的,则适用《民法通则》及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之规定计算赔偿数额,具体如下:

    其赔偿计算标准如下:

    (一)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

    (二)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三)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五)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六)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七)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

    (八)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

    (九)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十):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

    (十一)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7篇：医疗事故赔偿范文

律师同志：

某小学的一名女教师因为难产导致内阴严重破裂，接生医生为她做了会阴缝合手术。手术后一个星期，她回到家中。但其一直疼痛不止，像针扎一般难受，尤其是性生活时更是像触电一样，疼痛难忍。无奈之下，她只好求助于医生的治疗。她先后在多家医院诊治，但都没能治愈，更为糟糕的是，长期的用药使她的肠胃严重受损，无休止的疼痛使她经常请假，晚上睡不好觉，白天精神恍惚，情绪越来越差。在此之前她是业务骨干，教学质量出众，可手术后。教学质量滑坡，不能再教主课了，由于病痛的折磨，无法再承担班主任的工作，民办教师转正考试也好几年没有通过。更为严重的是，根本无法过夫妻正常的性生活，造成夫妻感情破裂，几乎要离婚。

10年后，该教师再次到医院检查，医生发现其内阴左侧小内侧黏膜隐约可见半孤型异物，质地很硬。经过医生的处理，竟然从会阴处取出了一根菱形中号的缝合手术针。经过鉴定，这是10年前接生医生为其缝合会阴时留下的。正是接生医生的疏忽造成了女教师10年的肉体和精神痛苦。

律师解答：

精神损害，是指精神利益损害，又称为非财产利益损害。通常所说的非财产利益损害或精神损害，以精神痛苦为主，也包括肉体上的痛苦。精神痛苦主要表现为忧虑、绝望、怨愤、失意、悲伤等。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加害人因其侵权行为引起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害而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以支付赔偿金为基本形式。给付货币以外的物质，因其仍用货币衡量，可视为支付赔偿金的特别形式。确定精神赔偿的意义在于：(1)补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使受害人感情上的不愉快因加害人给付金钱而减弱甚至消失；(2)制裁加害行为。精神损害赔偿，可以使加害人的行为受到社会谴责，对加害人有制裁、教育的作用。

因医疗事故造成患者肌体损害或死亡，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创伤和痛苦，通常会出现下述精神损害赔偿：(1)因患者残疾，致使患者失去部分正常人的生活乐趣或生命质量下降而出现精神痛苦；(2)由肌体损害引起寿命相对缩短的精神补偿。因医疗事故使患者主要器官丧失功能，而导致其生命预后(余命)受到影响，相对正常人寿命缩短，也就是生命权间接受到伤害，故应视为精神损害并给予赔偿。

第8篇：医疗事故赔偿范文

一、新《条例》在医疗事故处理上的五个新进展

与原《办法》相比，新《条例》在医疗事故概念界定、医疗事故鉴定程序、患者权利保护、损害赔偿标准和医疗事故处理程序等五个方面，有了新进展。综合这五个新进展，可以说，新《条例》在保护患者受到医疗事故损害获得赔偿的权利方面，是大有进步的。

（一）对医疗事故概念作出新的界定，保障过失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能够获得救济

新《条例》对医疗事故概念作出了新的界定，使医疗事故的外延有了很大扩展，扩大了救济的范围。主要表现在：

第一，医疗事故概念界定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原《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新《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两相对照，对医疗事故的两个界定最明显的差别是，前者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是“导致功能障碍”，后者规定是“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新规定的医疗事故概念明显比原来宽。凡是违法或者违章医疗行为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都属于医疗事故。对于过去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的造成人身损害但是没有造成功能障碍的医疗损害，现在可以定为医疗事故。

第二，对医疗事故的类型和等级划分，由原来分为医疗事故和技术事故两类、三个等级，改为统称为医疗事故，分为四级。 其中前三级医疗事故都是造成死亡、重度残疾，或者造成中度残疾、轻度残疾导致严重功能障碍、一般功能障碍的，四级医疗事故为造成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四级医疗事故显然就是造成一般的人身损害事故，界限较宽，将过去规定不予赔偿的所谓“医疗差错”包括在其中，应当给予赔偿。新《条例》使用的“医疗过失行为”的概念，与原来的医疗差错概念并不相同，而是医疗事故的构成的客观要件，而不是免责条件。

第三，虽然对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规定范围有所扩大，但是确定的内容比较准确，删除了原《办法》中不合理的“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 规定。新《条例》第33条规定，以下六种情形不属于医疗事故：一是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二是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三是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四是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五是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六是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应当说，对这六种情形不认定是医疗事故是有道理的。

对医疗事故概念界定的上述改变，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对于保障受害患者实现损害赔偿的权利是有积极意义的。有人认为，按照现在对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对于医院抱错孩子、给错药、卖假药的行为，就不能定为医疗事故，给受害人以赔偿。事实上，这样的行为不是医疗事故能够解决的，应当采用其他办法解决。抱错孩子的问题，应当依照侵害亲权的侵权行为处理。给错药、卖假药的问题，应当依照合同关系处理。这些都是有具体的解决办法，不必一定要按照医疗事故请求赔偿。

有人提出，新《条例》第49条第二款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有问题，限制了法院的审判权限。我认为，有了对上述关于医疗事故概念界定的扩大，再加上法院可以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应当说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也不能认为这是对审判权限的限制。

（二）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公开、民主，保障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公正、准确

在新《条例》中，对医疗事故鉴定规定的改变，是最大的变化。医疗事故鉴定的变化集中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工作，由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改变为医学会组织，体现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中立性，摆脱了政府干预医疗事故鉴定的嫌疑，增加了患者和公众的信任度。

第二，鉴定机构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改为专家鉴定组，鉴定方式明定为合议制，鉴定结论以专家鉴定组成员过半数通过， 改变了过去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常设性、技术鉴定程序不公开、鉴定方式不明确的状况。

第三，建立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专家鉴定组成员由双方当事人在医学会主持下随机抽取，并可以有法医参加， 改变了过去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成员由政府主管部门指定、不得医疗机构以外的专家参加的封闭状况，防止鉴定结论的不公正，可以摆脱医疗事故鉴定的“护短”嫌疑。

第四，鉴定机构等级的变化，一是由三级鉴定改为原则上两级鉴定，即首次鉴定和再次鉴定，二是由省级鉴定为最终鉴定改为再次鉴定，三是新设中华医学会组织疑难、复杂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医疗事故争议的技术鉴定形式，因而鉴定程序更为科学，保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科学、合理。

第五，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定期限，必须在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有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材料、书面陈述及答辩之日起45日内组织鉴定，并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改变了过去鉴定没有期限的状况，保证技术鉴定的及时性。

第六，对医疗机构不按照规定提供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材料，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进行的，规定由医疗机构承担责任。这对医疗机构是一个限制，但是究竟承担的是什么责任，尚不明确。

这些新规定，使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机构、人员的资格和选择、鉴定程序公开、透明，体现民主作风，对于保障鉴定结论的公正，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说，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能够规定这种程度，是难能可贵的。

（三）增加对患者权利的规定，保障患者依法行使权利

新《条例》对患者的权利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诸如：

1.第10条规定，患者有权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这一权利，对于患者掌握医疗事故争议的真实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2.第11条规定，医疗机构对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有告知的义务，患者享有知情权。医疗机构对上述情况不据实告知，就是违背其法定作为义务。

3.第12条规定，发生、发现医疗事故、医疗过失行为等，医疗机构有通报、解释义务，患者享有知情权。对此，患者在发生争议之后，可以行使知情权，要求医疗机构据实通报、解释。

4.第16条规定，在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患者有与医疗机构共同封存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的权利。医疗机构对上述病历资料单独处置，侵害患者的权利，应当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

5.第17条规定，疑似输液、输血、注射、药物等引起不良后果的，患者享有与医疗机构共同封现场实物、共同指定检验机构的权利。同上例，医疗机构单独处置，应当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

6.第18条规定，患者死亡进行尸检时，患者家属有权请法医病理学人员参加，有权委派代表观察尸检过程。违背上述规定进行的尸检，患者家属可以请求重新进行尸检。

7.第20条规定，医患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的，患者有权与医疗机构共同委托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8.第22条规定，患者对首次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对如何提起中华医学会组织的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新《条例》没有规定程序。如果患者及其家属认为自己的医疗事故争议属于疑难、复杂并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可以申请进行此种鉴定。

9.第24条规定，患者有权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参加鉴定的专家。患者行使这一权利，还有待于进一步规定程序，即怎样进行抽取。

10.第26条规定，患者有权对参加鉴定的专家提出回避请求。决定鉴定专家回避，应当符合本条规定的回避条件。

11.第29条规定，患者在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过程中，有陈述、答辩的权利。

12.第37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患者有权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患者不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以上12项权利都为患者所享有。其中核心的权利，就是知情权和选择权。知情权，是患者及其家属对就医、发生争议、争议处理等事宜所享有的知悉权利、了解权利，医疗机构有义务对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权予以满足。选择权，就是在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后，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事故的处理程序、鉴定机构、鉴定专家等，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改变过去只能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做法。

这些权利对于保障患者实体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存在的问题是，新《条例》在规定了患者的这些权利的同时，没有规定保障这些权利行使的制度。在上文的阐释中，作者作做了一些说明，但是这些说明，都不是新《条例》的规定。对此，后文还要进行专门讨论。

（四）对医疗事故赔偿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使医疗事故的具体赔偿有法可依

新《条例》第50条规定，对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的项目是：医疗费赔偿、误工费赔偿、住院伙食费赔偿、陪护费赔偿、残疾生活补助费赔偿、残疾用具费赔偿、丧葬费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交通费赔偿、住宿费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总共11项。这一规定，改变了原《办法》规定的一次性象征性赔偿办法 ，扩大了赔偿标准。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新《条例》规定了对医疗事故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对究竟是否应当对医疗事故受害人实行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论，作出了结论。但是，新《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仍然比其他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为低，与人民法院办理侵权案件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相差较多。

这种改变，对法院的医疗事故侵权纠纷的审理究竟有什么影响，将在下文进行详细分析。

（五）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程序的设置更为科学，当事人尽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程序处理纠纷

新《条例》规定，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程序分为三种，一是当事人协商解决程序，二是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主持调解程序，三是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民事诉讼程序。 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卫生行政部门的处理程序改为调解，当事人调解不成或者调解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的，卫生行政部门不再调解。卫生行政部门不再享有对医疗事故赔偿的行政处理权。 这种程序设置是合理的。

这种改变，对法院的审判工作也是有影响的。例如，在原来的医疗事故行政处理程序中，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事故的处理意见是具体行政行为，是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当事人对卫生行政部门的具体处理意见不服，可以提出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作为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审理。 按照新《条例》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不再具有这样的行政权力，人民法院也就不再管辖这样的行政诉讼案件了。

二、对新《条例》存在的问题所应采取的民事审判对策

新《条例》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在民事审判中审理医疗事故侵权案件不无影响。这些问题的主要方面，是新《条例》规定与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此外，也包括其他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需要进一步研究，提出具体的审判对策。

（一）怎样对待《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低于一般民事侵权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问题

新《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虽然与原《办法》相比有很大提高，但是赔偿标准仍然过低。例如，误工费赔偿，规定最高赔偿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3倍，比《国家赔偿法》规定的5倍降低了2倍。致人死亡的，仅赔偿丧葬费和相当于6年当地居民平均生活费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死亡补偿费为国家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20倍。造成患者残疾的，仅赔偿3年的当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丧失劳动能力的要赔偿10至20倍的职工年平均工资。

关于医疗事故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究竟是执行新《规定》的赔偿标准，还是执行在实践中掌握的民事侵权赔偿标准，值得研究。对于这个问题，在原来的审判实践中就遇到过，最高人民法院曾经作出过有关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3月24日《关于李新荣诉天津市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事故赔偿一案如何适用法律的复函》，认为《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地方人民政府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是处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侵害他人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参照地方政府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处理。这一司法解释的要领有三点：一是强调《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与《民法通则》的人身伤害赔偿责任规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就确定了一个基本的原则，既然是一致的，当然都可以适用。二是适用的原则是依照《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参照地方政府的实施细则，前者为依照，后者为参照，适用效力并不相同；同时，《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规定具体的赔偿数额，同时又强调以《民法通则》作为“依照”之首，其含义是相当明确的。三是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妥善处理，这就是要灵活掌握：如果按照一次性限额赔偿能够保护受害人权益的，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如果采用这种办法不能保障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全部赔偿，则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的办法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12日《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医疗事故赔偿标准的适用问题，也有指导意义。该司法解释第10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规定，对于确定具体的医疗事故赔偿责任也有重要意义。按照这一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应当执行新《条例》。

以上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内容，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矛盾的。前者规定的精神是医疗事故赔偿可以适用民法普通法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后者的精神是特别法有规定的依照特别法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但是，结合两个司法解释的背景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两个司法解释的精神并不矛盾。原因是，在前一个司法解释出台的时候，存在的问题是，原《办法》对损害赔偿标准规定过低，不能保障受害人的权利，违背普通法的精神。因此，司法解释规定可以适用普通法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后一个司法解释是一般的适用法律原则，在新《条例》对损害赔偿作出了新的规定以后，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适用法律原则，当然应当适用特别法的规定。这样的原则不应当仅仅适用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而是应当适用于医疗事故的全部赔偿。

医疗事故赔偿比国家赔偿和一般民事赔偿的标准为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医疗机构对医疗事故受害人予以赔偿，实际上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受害人的赔偿最终还是要分摊在所有的患者身上，而不是由国家出资赔偿。对此，在审判实践中应当适用新《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判决案件，是有根据、有道理的。

但是，人民法院应当保留最终的司法决定权，如果按照新《条例》的赔偿标准确定的赔偿数额显失公平，不足以救济受害人的损害的，法院可以作出高于新《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的赔偿数额。

（二）怎样协调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医疗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关系问题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中，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该司法解释第4条第（8）项规定的内容是：“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就意味着受害人在因果关系的要件上不必举证证明，而是由法官实行推定。受害人只要证明自己在医院就医期间受到损害，就可以向法院起诉，不必证明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实行因果关系推定以后，如果医疗机构认为自己的医疗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可以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证明成立的，推翻因果关系推定，免除医疗机构的责任。不能证明的，因果关系推定成立。

同样，实行过错推定，对受害人获得赔偿也是有好处的。受害人不承担证明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的责任，直接推定其有过错。如果医疗机构主张自己无过错，则须自己举证证明。证明成立的，免除其责任。不能证明的，则过错推定成立。

在医疗机构的举证问题上实行两个推定，对医疗机构一方大大不利。因为在特殊侵权责任中，一般只实行一个推定；在医疗事故引起的侵权纠纷中，实行两个推定，明显对医疗机构规定的责任过重。对这个问题，新《条例》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规定没有涉及到，仍然是按照原来的常规处理，与上述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关系不协调。在实践中应当怎样处理，也不明确。

对此，我的意见是，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显然高于行政法规的效力，而且行政法规根本无权对民事诉讼程序作出规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医疗事故侵权纠纷中，仍然要执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对因果关系和过错实行推定。如果医疗机构认为自己在医疗过程中，自己的医疗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自己的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应当自己举证证明。医疗机构必须在治疗别注意积累证据，一旦发生纠纷，能够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自己在主观上没有过错。医疗机构不能证明的，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上述两种举证责任，实际上只要证明了一个推定不成立，就能够否定自己的全部责任，因为只要有一个侵权构成要件不成立，侵权责任就不能成立，就能够免除其全部赔偿责任。

按照上述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究竟是谁的举证范围，值得研究。按照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应当是医疗机构一方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者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不存在过失的证据。原因就是，因果关系和过错两个侵权责任要件在这种案件中都是实行推定的，受害人在诉讼中不必举证证明这两个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成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当然应当由医疗机构提供这样的证据。

不过，我倒认为过份加重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会过份扩大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最终结果还是要将赔偿转嫁到广大的患者身上。因此，应当慎重对待，在实践一段时间以后，再总结经验，加以改进。

（三）怎样对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问题

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专门的技术鉴定机构对医疗单位所致的损害事件进行技术鉴定所作的认定意见。就诉讼角度而言，它是专家证言，是民事诉讼证据之一。因而它属于案件的事实范畴，而不是法律范畴。

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既然是事实范畴，那么，法官就应当对其有审查权，对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权进行审查。但是，原《办法》没有授予人民法院这种权力，新《条例》也没有明确法院是不是有这样的权力。

应当承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有所不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意见。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以后，法官有权对其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审查，认为责任认定有误的，可以依据对案件事实的调查结果，直接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法官不能直接审查下结论。因而有人主张，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具有专断性，法官无权审查。其依据，是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专业性，法官无此专业能力。

这种意见貌似正确，其实是不适当的。诚然，法官的专业是法律、是审判，确实不具备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专业资格。但是，法官不具备某种专业知识，并不等于他就不能审理该种专业知识的案件。法官在审理某种专业性案件时，可以聘请权威的专业人员进行鉴定，同时依据法律、法理和法官的良知，作出实事求是的审查和判断，认定事实，确定责任。主张医疗事故鉴定专断性主张，违背法律的基本规则，是对法院、法官行使审判权的限制，难以避免医疗单位与医疗事故鉴定组织的作弊可能，因而对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利。

因此，我认为，法院和法官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审查权，可以依据自己的审判经验，审查医疗事故鉴定人员的合法性、医疗事故鉴定组织的合法性、医疗事故鉴定程序的合法性、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合法性，作出自己的判断，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对于不符合上述四个“合法性”要求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另行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重新鉴定。

对于在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诉讼中，法院是否有权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新《条例》没有规定。这是应然的，因为行政法规无权规定民事诉讼程序，更不能规定法院的职权。按照新华社授权刊发新《条例》时发表的言论看，法院在审理医疗事故纠纷时，如果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可以按照条例规定，从医学会建立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组，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这个结论是符合法理的。对此，法院应当改变过去那种在医疗事故鉴定结论面前无所作为的做法，可以通过法学会，直接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作出准确的鉴定结论来。

法院或者法官可否不依据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而直接认定医疗事故责任？我认为存在这种可能。受害人提出诉讼之后，证明了医疗行为违法和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法院对因果关系和过错实行推定。如果被诉的医疗机构不予举证证明否定因果关系和过错，法院或者法官经审理认为这一推定并不违背客观规律，当然就可以直接认定侵权责任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也可以定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法官也可以认定医疗事故侵权责任。

（四）怎样对待新《条例》没有规定患者权利保障措施的问题

新《条例》在规定患者权利的同时，并没有规定保护患者行使权利的保障措施。那么，在医疗机构没有履行保障患者权利而应履行的义务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值得研究。

第9篇：医疗事故赔偿范文

    2002年9月1日颁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取消了医疗事故补偿,直接规定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的项目和计算办法,这使得医患纠纷的解决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定赔偿标准,更充分地保护了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在下述内容中,我们将以一个实际案例来说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关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计算办法,并依此案例告诉读者应如何计算赔偿数额。

    案情介绍:

    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乡某村的农民赵某(男,54岁)于2001年12月2日以“右肺肺癌”入住北京某医院胸外科治疗。患者胸片及ct片显示其右上叶巨块型肿物侵及右肺肺动脉干远端,纤维支气管镜检显示的右上叶前段新病理活检为低分化鳞癌。12月9日患者接受了“右全肺切除+淋巴结清扫术”。12日12时15分即术后72小时,患者因术后大出血、失血性休克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赵某的家属认为:赵某死亡是由于医院在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中存在明显过失,该过失是导致原告之父死亡的直接原因。两个理由:一、院方在手术中造成患者大出血并最终导致其死亡,从技术上未能有效防范医疗风险;二、院方在这次手术中的术前准备不足,对患者的病情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患者的癌肿已侵及肺动脉,手术方案是“右全肺切除+淋巴结清扫术”,而作为胸外科的大夫应当也能够预见到手术中可能出现大出血的情况,但术前只配了600毫升血,以致术中出现大出血(胸腔内有积血3000毫升)时,需要重新进行配血,而检验室的大夫又逢休息,耽搁了为患者输血的时间,所以造成患者失血性休克,导致多功能衰竭。

    事后,赵某的家属与医院方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于2002年10月6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要求医院赔偿医疗费、陪护费、丧葬费、死亡补偿金、死者家属生活补助费等共计十万多元。

    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如果赵某的死亡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赵某的死亡被确定为医疗事故,赵某的家属可能得到的赔偿数额应当按本条例第五十条所列的项目和标准来计算,具体内容如下:

    1、 医疗费: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凭据支付,但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结案后确实需要继续治疗的,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

    2、 误工费: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3、 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

    4、 陪护费:患者住院期间需要专人陪护的,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5、 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6、 残疾用具费:因残疾需要配置补偿功能器具的,凭医疗机构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7、 丧葬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

    8、 被抚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产或者残疾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为限,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对不满16周岁的,抚养到16周岁。对年满16周岁但无劳动能力的,抚养20年;但是,6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15年;70周岁以上的,不超过5年。

    9、 交通费:按照患者实际必需的交通费用计算,凭据支付。

    10、 住宿费: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补助标准计算,凭据支付。

    11、 精神损害抚慰金: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确定赔偿计算办法之后进行具体计算时,要清楚地了解赵某本人的个人自然情况及其家属的实际情况。赵某本人生前是农民,没有固定的月收入,但每年可以从其所在的生产队获得部分现金收入;其妻现年52岁,原在家务农,1992年时因病落下残疾,已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上一直依靠赵某;其子26岁,已组成家庭独立生活。赵某入院时缴纳了押金7000元,术后三天一直昏迷,只吸食了医院方以药方形式开具的价值70的营养汁,没有其他进食。赵某的儿子和儿媳(均有固定工资收入)全天陪护了三天。赵某的家离医院很近,来回不需交通费,陪护人员也不需住宿费。虽然上述条例规定了交通费、住宿费等赔偿,但对赵某的家属来说,没有发生的费用不应当计入赔偿项目。因此,赵某的家属所要求的赔偿数额计算标准可以参照如下方式进行计算:

    1、 医疗费:7000元 – 4600元 (赵某手术前所发生的医疗费用)=2400元2、 术后营养费(药费):70元3、 陪护费:2人*3天*51元(依北京市2001年度职工平均工资)=306元4、 丧葬费:800元(北京市现行的补助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