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考察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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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煤矿考察报告范文

一、美国是世界上的肉牛王国

二、美国肉牛业高度集约化、效率高

美国肉牛业的基本饲养单元是私营农场。养殖规模均在千头以上，饲养方式为人工种植牧草，收刈后青饲或干饲，栅栏式舍饲饲养，精料以自产的玉米和大豆为主，至于能量、蛋白质及微量元素之平衡主要靠“饲料添砖”来解决。本次考察时值美国冬季，但也能看到利用收获牧草和玉米、大豆后的残茬放牧肉牛的情况。

美国土地面积广，人口少，农业生产效率高，其肉牛带正好与其玉米带相吻合，其玉米多用于肉牛精料，因此把美国称之为“玉米牛肉”而区别于欧洲诸国的“大麦牛肉”、“燕麦牛肉”也毫不过分。在我们参观的一个私营牛场里，草场面积约11万英亩，五个牛场共养殖了10万头肉牛，而且每万头牛仅有5个农工，机械化程度很高，大型饲草收割机械、饲料加工机械、送料机械、耕作机械一应俱全。草场上散布着大小不同的轮式可移动的喷灌设施，而当地的年均降水量约在800mm以上，如此丰沛的降水量，如此平坦的土地，在我国恐怕早就用作种植粮食了。

美国肉牛育肥场也是将肉牛按三个阶段饲养和肥育的，其技术参数如下：

第一阶段：始重约350kg（1岁左右），日粮中玉米占8%，日增重约1kg左右，饲养100天后转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始重约450kg，日粮中玉米占50%，日增重约1.5kg左右，饲养30天后转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始重约500kg左右，日粮中玉米占60%-70%，日增重约1.5kg以上，饲养100天后出栏。

三、肉牛屠宰、加工工艺先进，卫生监督严格

在考察过程中，我们不仅被屠宰加工企业先进的工艺所叹服，而且也深深的感到美国政府对食品卫生的严格要求。在我们参观的几个屠宰加工生产流水线上，总是能看到那些头戴印有“USDA”字样的安全帽、身着洁白工作服、神情专注的美国农业部的官员，他们和流水线上工人一样站在工作台上对屠宰后的牛进行卫生检查，即便是在IOWAO州立大学动物科技系的屠宰实验室里，我们也惊奇地见到了“USDA”官员在对屠宰试验牛进行卫检。据介绍，在美国，只要是屠宰动物用于加工食品，就必须无条件接受“USDA”的卫生检查，否则将课以重罚。在肉牛屠宰、分割及加工生产线上，工人们不仅要头戴发巾和安全帽，还要身着工作服、防护鞋，另外，象耳塞、胡须保护罩等也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如此，在流水线掉下来的肉、骨，绝不允许再捡回到生产线上。加工过程中混入到肉中的金属物，在最后一关里也会被探测出来并予以分检。在美国，企业的电脑自动化程度都很高，各车间的温度要求、各产品的技术参数、成品库的产品规格、数量、货源去向等等，无一不反映在总控室的计算机平台上，充分反映了美国牛肉加工企业的技术水准和自动化水平。

四、体会和建议

总体体会是：美国不仅技术先进，而且管理严格，职工训练有素，流水线自动化程度高，产品卫生有保障，产学研密切结合，生产效率高。

根据以上体会，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树立精品意识，兴建一流企业。没有精品意识，就建不成一流企业。精品意识就是质量意识、品牌意识；一流企业就是技术一流、设备一流、管理一流、效益一流。

2、加大品种改良力度，促进肉牛优质早熟。秦川牛是“国之瑰宝”，其综合性能位居全国之首。但与国外品种相比，仍有生长慢、产肉率低等弊端，因此应引进国外肉牛良种，加大改良力度，提高饲养效益。

3、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职工素质的提高。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以科技为主体，科技以人为本。因此，要建一流企业，没有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和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再好的企业也会不打自跨的。高级人才可直接聘用，重点人才可送国外进修，职工培训可与大学联合，实行考试与培训相结合，竞争上岗。

4、要充分重视管理工作在企业中的作用，管理出效率，管理也是生产力。一个企业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这个企业的管理水平。求贤纳士，筑巢引凤，创造良好的管理模式和用人制度，将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第2篇：煤矿考察报告范文

一、实验的基本作法

调查研究表明：农村自然教学的不利因素主要是教学仪器设备少。但农村学校也有许多有利的教学条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为自然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活生生的教学材料；为开展自然教学提供了观察、考察、饲养、栽培等实践活动的场所；自然课中50％以上的内容都是农村学生所熟悉的事物和现象，学生对农村的自然事物有着丰富的感性认识等等。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引导实验教师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一）因地制宜，选择适应教学需要的替代材料。

自然课中的观察、实验材料虽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不可能覆盖所有地区和学校，对于那些当地缺乏的材料怎么办？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对教材中与自然条件结合较紧的课文进行系列梳理，列出不易得到的教学材料，选择可以达到的教学目的要求、当地易得的材料替代和补充（如用红薯藤替代天竺葵学习“扦插”，用菜青虫替代蚕学习“养蚕”等），并列成“教学材料结构表”印发给当地乡、村小学自然教师使用，以便教师课前准备和要求学生自带材料，从而使所有学生都能亲自参加观察、实验活动，直接感知各种自然事物。实践证明：这些作法是可行的，效果是好的。广大农村自然教师反映：“教学材料结构表”实用性强，易操作，便于兼职教师课前作准备，同时也改变了因缺乏教学材料，只能靠老师演示实验、学生看的状况，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学习自然的兴趣，增加了学生了解家乡自然事物特点的机会，培养了学生学科学、用科学的能力。

（二）利用农村土地较多的条件，师生动手建设、管理生物园。其作用是：

1.生物园能为教学提供观察实验的材料。教师指导学生在生物园按教学需要分类、分期栽培植物，饲养小动物，为课堂教学提供丰富的、活生生的教学材料，解决了学生因缺乏实验材料无法亲自观察、实验的矛盾。

2.生物园是学生进行栽培、饲养等学习活动的基地。自然教学大纲要求尽可能创造条件，联系实际，让学生直接参与栽培、饲养等实践活动，学习自然知识，这一问题一直未能很好解决。有了生物园地，教师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引导学生在生物园地中直接参与栽培、饲养等实践活动，如嫁接、扦插、喂养小兔等，从而能更好地在实践中学知识，学技能。

3.生物园的建设能紧密结合当地生产实际，为当地发展经济服务。在生物园的建设中，教师有意识地指导学生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进行培植花木幼苗、果树、药材等经济作物的实验。例如，荆门市马河镇铁坪小学的实验教师指导学生在生物园扦插葡萄、石榴两万多株，种植香菇45蓬；新州县旧街小学的实验教师指导学生在生物园种植半枝莲、舌干等药材，还进行芽接板栗的实验；利川市黄泥坡小学的实验教师指导学生对珍贵树种“珙桐”、“水杉”进行繁育实验，他们还学习扦插大黄杨树苗，成活率达85％……学生在亲自参与栽培植物的实验活动中，学习兴趣得到了提高，增强了科学种田、科学饲养的意识，学习了一些实用技术，直接或间接地为参加当地经济建设奠定了初步基础。

总之，生物园不只是教学的基地，其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

（三）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开展环境考察和课外自然研究活动。

农村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到大自然中去进行考察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实验教师注意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带领学生到大自然这个“大课堂”去上课，自然课中凡是适合在当地自然环境中教学的内容，如水域的污染和保护、植物与环境、能源矿产、岩石、土壤等等，尽可能让学生进行实地考察，直接与大自然接触，并注意把爱科学的思想教育和改变当地自然面貌结合起来，把自然课的教学和课外自然研究活动结合起来，从而使自然课取得了综合的教学效益。

（四）结合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增补一些有利于学生了解、可以利用家乡自然条件科学致富的教学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家乡的自然资源──如家乡的地形和作物、家乡的地热资源、家乡的水域、家乡的药材、家乡的茶等。

2.家乡人民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如柑橘的保藏。

3.科学致富的内容──如池溏的综合利用、兔的饲养、种甘蔗、种、生物防治等。

在学习这些内容时，教师把学生带到田地边、池塘旁、饲养场和农村专业户中，让学生边考察、实践、边学知识，使学生对家乡了解更全面，感情更深厚，并增强了动手能力和科学致富的意识。

二、实验的成效

我省在农村自然教学方面，经过了几年的研究与实验，已初见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提高了教师素质。

教改实验是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研究能力最好的培训班。在参与教改实验的过程中，需要教师钻研教育理论，了解教改信息，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据不完全统计：参与实验的260多名教师90％学习了《儿童心理学》、《探究──研讨教学法》、《小学自然教学法》、《教学论》等专著，广泛搜集了有关教改的资料，特别是农村教育、教学改革的资料。至1993年11月，实验教师在市以上公开发行的刊物发表教学论文或经验总结57篇，其中在《课程·教材·教法》、《湖北教育》、《小学自然教学》等省内外刊物上发表13篇，有2篇论文参加了全国小学自然教学研究会农村小学自然教学论文评比，分别获

一、二等奖。85％的实验教师承担过省、市、县（区）的公开课、观摩课任务，共100多人次，其中3人获省优秀课奖，60多人获地、市（县）优秀课奖。通过实验，除培养了一批学科带头人外，还促进了当地农村自然教研活动的开展，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青年教师。据不完全统计：实验前，骨干教师仅占本地任课自然教师的12％左右，到1993年已上升到27％，其中青年骨干自然教师，由占骨干自然教师的15％上升到65％。这样，就充实了骨干教师队伍，较好地解决了困挠学校的自然教师“断层”问题。还有一些教师因在实验中乐于奉献，成绩突出，受到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表彰，仅宜昌市就有4名教师的事迹被湖北教育杂志和小学自然教学杂志刊登。

（二）提高了自然教学质量。

随着实验的深入，这些地方自然课的实验教学、实验园地的建设与利用、课外实践活动等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从而增加了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和对家乡的资源、环境、经济的了解，增强了学生学习自然、研究自然的兴趣，提高了学生观察和动手能力，还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热爱农村、热爱劳动、立志建设家乡的思想感情。这些地方的“四小”活动（小论文、小制作、小发明、小实验）空前活跃，一些学生撰写的小论文在报刊上发表，自制学具被教学仪器部门推广。仅宜昌市和荆门市的小学生就撰写考察报告、观察日记和小论文800多篇，自制学具、标本几千件，40多篇调查报告和观察日记在省、市（县）一级刊物上发表。

（三）学生能运用所学的知识，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实验点的教师注意引导学生把在种植、饲养等实践活动中学到的科学知识，掌握的先进技术介绍给农民，帮助农民拓宽经济发展的路子，使庭院经济和农业生产取得良好的效益。例如：荆门市马河镇铁坪村小学地处山区，临近的8个村都有煤窑，农民的经济收入较高，生活富裕。铁坪村却一个煤窑也没有，村里虽然也挖了几口矿井，但都没有找到煤。1993年元月，实验教师在教学《能源矿产》一课时，把学生带到马河煤矿井下参观，学生对煤的形成、煤的地质环境以及开采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回校后，他们制定了考察铁坪村两座山的计划。通过三次课外考察活动，同学们发现小林湾这个地方的岩石层分布很有规律，岩石的颗粒粗糙、均匀、表面松散，一些岩石黄中带黑，夹有闪光的黑色物质，此外，还发现了大量物化石，上面有植物叶的痕迹。学生根据这些发现，联系自然课本中关于煤的形成的知识，推想小林湾可能有煤。为了进一步证实推想，学生们把采集的黑石头和黑土带到学校，做成煤块放在炉子里烧，发现重量减少了35％，进一步证实了这些黑色土石里含有煤。同学们把这次考察的情况写成《小林湾矿产资源考察报告》交给了村委，引起了高度重视。1993年3月，村里请湖北省勘测院在这个地方进行勘探，证实这里确有丰富的煤。

这个学校的实验教师还把学生带到青峰寨上《植物与环境》这一课，通过实地考察，同学们发现流传中的山青水秀、树木参天的青峰寨，如今已名不符实，水土流失非常严重。这主要是当地农民乱砍滥伐树木造成的。同学们把考察的情况和建议写成考察报告，交给村委。村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1993年修拦沙坝七座，并在山边种植了根系发达的树木，有效地防止了水土进一步流失。同学们还把这些情况向农民宣传，增强农民保护环境意识。

钟祥市张湾小学的实验教师带领学生到附近的林场，聘请技术员讲解植物怎样过冬的知识，并结合实际在生物园进行柑橘过冬的实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之后，学生及时把保护柑橘过冬的方法介绍给家长，帮助家长和邻近农民用科学的办法保护柑橘过冬。1992年冬季，邻近村因没有采取措施保护柑橘，柑橘树冻死了80％，而这个村仅冻死了17％。农民们说：“娃娃们帮了我们。”

新州县旧街小学实验教师带学生到生物园进行种植药材的实验取得成功，学生掌握了种植、管理半枝莲、舌干、白钱草三种中药材的方法。实验班51名学生有45名和家长一起在自家田地种植这三种药材，都获得成功，取得了投资少、见效快的经济效益。如今，这个村家家户户都种植了舌干、半枝莲、白钱草、药用等药材。

枝江县东林小学的实验教师在生物园和学生一道进行芽接板栗，扦插葡萄、大黄杨，嫁接梨树苗的实验，都获成功，直接经济收入一千余元。他们及时把这些技术介绍给农民，受到农民的欢迎。

在学习有关动物知识的课文时，一些实验点的教师还聘请当地兽医和饲养员给学生讲解家禽、家畜常见病的防治方法。学生通过实践，也能在家给家禽、家畜看病了。特别是春秋两季鸡、猪瘟发病季节，学生还主动到农民家协助农民为猪、鸡治病，宣传预防的方法，减少了经济损失，受到了农民的赞扬。

一些实验点的师生，还把在实验中总结的利用当地条件科学种植、科学饲养的经验，以及从报刊杂志上搜集的科技兴农信息，编成“信息小报”，印发给农民，为农民拓宽了经济发展的路子，增强了农民科技兴农的意识。仅荆门市马河镇铁坪村小学的同学，1993年就自办“信息小报”8期，提供科学种植、饲养的经验和信息100多则。

以上事例说明，尽管自然是小学教学中一门“小学科”，但只要我们认真从农村的需要出发，研究和改进教学，也是能为当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

三、几点体会

几年的农村自然教学研究与实验，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观念的转变只有在教改实践中方能实现。

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束缚，自然课在农村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不开课或挪作它用的现象较为普遍。据各地汇总的资料表明：实验开始前，自然课开设率仅为65%左右，1993年开设率达到96%，全省90%的县市达到100%，大部分农村小学还从一年级开设了自然课。导致以上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和教师，通过实验，对自然学科的“教育性”逐步有了明确的认识。我省12个地、市的调查数据表明：这些地方94%的自然教师和学校领导，认为自然课是培养学生素质必不可少的课程，参与自然教改的热情高涨。92%的学生认为“自然课能学到许多科学知识，许多有趣的东西，学习态度由“无所谓”转变为“爱学、想学”。

总之，通过实验，教师和学生的认识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表明：实验工作确实有效地促进了教育观念的转变。

（二）农村教育要在立足农村实际的基础上求发展。

基础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我国现有小学的90%以上在农村，农村教育必须改变“只抓少数，忽视多数，脱离实际”的单纯升学教育，向着素质教育转轨，从而较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立足于农村实际。我省的农村自然教学的研究与实验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从农村实际出发，要把握住两点：一是农村自然教学质量的提高要依据农村实际找出路；二是对学生的培养要联系农村实际求发展。实践证明：只有立足于农村实际，充分发挥农村有利的自然条件进行自然教学，才能使广大农村小学生受到“科学启蒙教育”，使学生自行获取知识的能力以及动手能力得到培养；才能全面发挥自然教学的作用和功能，较好地体现“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思想；才能使自然课得到当地农民和政府部门的欢迎和有力支持，从而开创农村自然教学的新局面。

（三）持之以恒、一抓到底地开展教学研究，是自然学科的教学任务得以真正落实的重要保证。

第3篇：煤矿考察报告范文

一、薄煤层高效开采（500万吨/年）

1.矿井概况  

羊市塔二矿隶属于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羊市塔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为地方民营企业，矿井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纳日松镇羊市塔村境内，井田面积11.37平方公里，矿井工业储量11728万吨，现开采5#煤层，全区可采，煤层赋存条件简单，盖山厚度130m，煤层厚度0.8～1.5m，平均厚度1.2m；煤层倾角1.0°～3.0°，平均2°；一井两面，矿井实际生产能力500万吨/年。

2.地面组织机构

羊市塔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下属一矿和二矿，公司及两矿领导共计3人，全面负责安全生产；羊市塔二矿地面设置安全科、机电科、调度室和办公室，共计管理人员26人。

3.工作面情况

5114回采工作面，位于矿井东翼采区；切巷240m，顺槽长度1750m，煤层平均厚度1.3m，普氏硬度系数f=4，为硬煤层，顶板泥岩伪顶0.2m，工作面平均采高1.5m；煤层平均2°，区域内构造简单；顶底板岩性均为砂质泥岩、粉砂岩、泥岩。

顺槽断面及支护：矩形巷道，正巷2.8m×5.1m，沿顶布置，破底1.3m，顶板采用锚网索支护，顶锚杆采用Φ18mm×1800mm圆螺纹钢锚杆，五*五布置，间排拒1000mmx1000mm，钢筋网，单体锚杆不用锚梁联接；锚索采用Φ15.24mm×4500mm,二*二布置；帮部不支护。

综采面设备型号：支架选用郑煤机，端头支架ZY6800/13/28，工作面支架ZY6800/09/18；采煤机选用上海天地MG400/890-WD；刮板输送机选用宁夏天地奔牛SGZ-800/800；泵站选用无锡BRW31.5/400型乳化液泵。

综采面劳动组织及生产能力：综采队在册75人，三班制，两班生产一班检修，早班检修，四点和零点班生产；生产班出勤平均15人，检修班出勤平均30人；生产班割煤7-8刀，圆班割煤16-17刀，日平均推进14m，产量6900吨/天。

4.薄煤层高效生产的几个特点

（1）煤层赋存条件占优。羊式塔二矿5114工作面，煤层近水平，无瓦斯和水害，全区域几乎无断层、褶皱等构造，煤质偏硬，煤壁无任何偏帮现象；工作面顺槽长（3在1700-3000m），工作面储量高，采区搬家倒面次数较少。

（2）设备质量好且更加注重设备检修工作。设备选用国内一流生产厂家，质量有保证。综采队检修班出勤人数占队组总人数的近50%，检修人员工资为平均工资1.3倍（约1.3万/月)。

（3）选人用人机制灵活。井下操作工、技术工、检修工由综采队根据实际需要直接对外招人，报司备案即可；好用的、能干的留下，不好用的直接辞退。

（4）人员工作素质高、“单兵作战”能力强。设备包机到人，谁检修谁负责，谁包机谁负责，负责的设备出现问题随时下井处理，提高了检修人员的责任心，大大提高了检修质量。例如：单人更换支架推拉油缸仅需要半个小时，困难的也仅需1小时便可完成。

（5）正向激励政策。如生产班每班割煤7刀保证基础工资。超过7刀后计数翻倍。例如割煤7.5刀按8刀计工资（多割10m以上，都算一刀）。检修班各点能保证全月不出机电事故，翻倍奖励。

（6）队组人员结构。综采队在册75人，其中队长1人，班组长6名，验收员1名（三班验收）。2个生产班组，1个检修班组。检修班组36人。队组人员绝大多数是外地的，其中东北人最多，吃住在矿上，几乎半年休息一次.

二、店坪、木瓜薄煤层赋存状况

1.店坪矿薄煤层

店坪矿上组3#煤被高速公路保安煤柱分为南北两区。高速公路以北为店坪二采区，全区大部可采，区域内预测断层等构造较多，煤层倾角3-6°，厚度0.8-1.3m，平均1.1m，圈定可采储量210万吨，可布置5个工作面，顺槽长度700-1500m。高速公路以南，位于木瓜10#煤二采区上部，为蹬空区开采，距10#煤平均80m，预计全区可采，煤层厚度1.4-1.8m，平均1.6m，可布置6个工作面，可采储量330万吨，顺槽长度900-1200m。

2.木瓜矿薄煤层

木瓜矿薄煤层位于南扩区南部，煤层倾角3-8°，厚度0.80～1.63m，平均1.36m，结构简单，设计可采储量426万吨，可布置8个工作面，顺槽长度1200m。

3.考察薄煤层开采可借鉴经验

（1）设备选型。当前店坪木瓜两矿薄煤层厚度情况与本次考察矿井较为相似，工作面支架可选ZY6800/09/18，但要选装侧护板，应对顶板条件恶化情况；端头支架支护高度要大，可选ZY6800/13/28；采煤机应坚持小机身大功率原则，以应对断层、煤层倾角变化等情况；刮板输送机

（2）顺槽断面尺寸适当加大。尽管《规程》规定顺槽高度不低于1.8m，但考虑大型设备运输，顺槽高度不应低于2.5m，宽度不低于4.8m，较为合理。

（3）巷道支护方面。应区别于中厚煤层支护，薄煤层开采，周期来压峰值较小，相对不明显，超前巷道动压影响也较小，应建立在巷道矿压监测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减弱支护，降低支护成本。回采工作面超前支护可考虑轻量化的单体支柱+π梁。

（4）重视设备检修保养工作。检修人员的技能水平、配件的质量、维修的过程管理都直接决定了维修质量的高低。队组要重视检修班人员数量配备充足，支架、机组、电气等检修工工种结构要合理，检修工要向专业化方面培养，要大幅提升个人工作素质。

（5）充分调动工人干活的积极性。对重要的操作岗位注重选人用人，能者上庸者让，要增加工人的危机意识；在确定好当班基础工作量的同时，对多完成的工作量进行加倍奖励，让工人得到实实在在的奖励。

三、鄂尔多斯煤博会

（一）智能化工作面建设方面

综采工作面智能化关键技术：

（1）采煤机位置监测与自动取直技术。国内外尝试的技术较多，但精度较低，目前惯性导航技术被认为最有效，该技术利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来确定物体即时位置。

（2）煤岩界面识别技术和工作面水平控制技术。目前人工进行“示范刀”采煤，利用传感器进行数据准确采集实现“记忆截割”，煤岩识别是智能截割的关键，目前较好的做法是利用热红外摄像仪追踪煤层特征进行识别。

（3）液压支架电液控技术。目前该技术已经成熟，可以实现液压支架与采煤机联动和远程控制。

（4）生产连续性保障技术。如输送平衡控制技术、防撞技术等。

（5）信息系统及自动化软件平台。

本次智能化工作面相关的三个厂家参展：

1.北京天地玛珂电液控

通过攻克综采工作面智能控制技术研制成功了SAM型综采自动化控制系统，2014年在黄陵矿业集团实现了连续常态8个月“有人值守，无人操作”的生产记录，创造了综采模式下无人化开采的世界先例。应用高精度惯性导航系统实现工作面自动找直；地面分控中心及智能决策，具有矿压分析周期来压预测、设备故障智能诊断为“无人化”工作面提供智能决策支持。基于云服务支持移动终端监测。主攻方向：智能化决策，自动化采煤，地面远程干预控制。

2.郑州煤机液压电控有限公司

支架电液控技术成熟可靠，电液控支架操作面板布局相对合理，针对各种采高及各型支架提供不同种类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利用大数据优势对工作面地质条件及设备运行状况分析与故障提醒。主攻方向：高效人机协同巡视自动化开采模式。

3.向明智控

基于工作面PLC控制，集支架电液控、采煤机控制、三机控制、无线通讯/人员定位等于一体的综合信息化技术，实现综采工作面所有设备状态集中监控及启停控制。主攻方向：工作面综合信息化监控，远程控制。

（二）矿井安全高效建设方面

（1）中部槽液压起吊机

适用于煤矿各种型号的刮板输送机中部槽的安装、回撤，在不同型号的刮板输送机中部槽内自由移动，起吊灵活，安全，高效。厂家：辽宁威跃集团。

（2）JC2.5防爆柴油机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和CSPB20T防爆柴油机湿式喷射车

解决巷道硬化，工人现场拌料劳动强度大，现场拌料不均匀的现象。1台喷射车与3台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配合使用，可大大提高喷射效率，仅两人就可以完成以前8-10人工作量，1小时可喷射混凝土5m3。适用于矿井长距离开拓大巷硬化、喷浆作业，具有效率高、综合成本低等优点。厂家：莱州亚通重型装备公司         

（3）气动金属网连扣机

气动金属网连扣机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巷道支护期间联网效率，传统联网需两人以上大约1分钟联一扣，且联网强度低，易划伤人员，使用锚网联扣机后，单人即可实现联网作业，大约10-15s联一扣，操作简单，省时省力。

（3）FBD(III型)矿用隔爆型压入式轴流局部通风机（低噪音侧进风专利设计）

该风机可降低各种频率噪音到80分贝以下，保护工人身心健康，改善井下工作环境，实现环保通风。同时该公司还推出各种可以加装风机消声器，降噪能力在10-26分贝。厂家：山西巨龙风机有限公司。

（4）变频调速一体式电动机

变频调速一体式电动机是变频器和电机的完美结合，是机电一体化的最佳解决方案，可以在刮板输送机、转载机、胶带输送机等设备上应用，解决空间小、起动转矩大、电网冲击大、电磁干扰多、能耗高、效率低等问题。

厂家：青岛中加特变频电机有限公司

（5）矿用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系统

矿用无轨胶轮车运输管理系统具有车辆定位、车载通讯等功能，能够保障行车安全、提高运输效率、提升调度能力。厂家：南京北路自动化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6）KJ793矿用带式输送机监控系统

KJ793矿用带式输送机监控系统是可应用于地面生产系统、主斜井皮带、运输大巷皮带、采掘工作面皮带机刮板机等，具备监测、控制、通话、故障检测及语音播报等功能，实现了运输系统智能连锁集控，同时提高了单岗作业人员安全。

厂家：南京北路自动化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二）绿色矿山建设方面

集中能源——绿色开采的领跑者

该集团致力于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转型升级，在国内率先提出“煤炭绿色开采”理念，建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院士工作站等，进行超高水充填开采、采空区注浆充填开采、工作面矸石开采等一系列充填技术研究。在集团下属多座矿井成功实现“三下”采煤充填开采，获得较高的效益。

第4篇：煤矿考察报告范文

[关键词]生态环境；陕西南部；清代

陕南，位于川、鄂、豫、陕、甘五省交界地带，是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北跨秦岭，南依巴山，汉水自西向东横穿而过，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东部有丹江等支流汇入汉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着汉中、安康与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清代隶属汉中、兴安与商州，并以其、的典型性而为学界所注目，特别是乾嘉以降，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因此，探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必须充分认识生态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变化。学界对此已有相关成果问世，但是相关研究多拘于文献的资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态环境作为长期不变的因素，作为经济开发的背景条件加以简单罗列，对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及更是缺乏借鉴和吸收。[1]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搜集陕南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学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动植物资源的变迁和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两方面着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陕南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动植物资源的变迁

清初，陕南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陆海”之美誉。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报朝廷说：“由陕西之略阳、凤县迤俪而东经宝鸡、眉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俪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2]清中叶大规模的流民涌入垦殖。兴安州的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所以“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3]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期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为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迁移增长率分别为141．3％和1436．1％。[4]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三省边防备览》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5]具体到各个山区州、县、厅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远厅，“近来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处五方。”[7]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8]白河县，“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9]镇安县，“土著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县，“民多系楚蜀迁居之户。”[11]

更有甚者的是，这些移民的开发、谋生方式又极为原始。“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絙，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息，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灰矣。”[12]移民在山区四处迁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橼，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13]一处垦种几年，地力下降后，便又迁一地，“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寸石骨，又须寻地垦种。”[14]因此，“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15]的现象甚为普遍，许多地区植被由于这种盲目无定的开发消失殆尽。上世纪30年代何庆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说：“南郑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称最富，只以佃户居住不定，无久远经营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庄。多系自耕农，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为佃农区减。现在南郑森林，荒弃之地，殆过半矣。”[16]

大量的手更全是资源消耗性产业。纸厂，“定远、西乡巴山林甚多，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厂，只可就竹箐开笋厂。”[17]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木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厂，“择山内、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树用之，不必过大。每年十月内，将树放倒，纵横山坡上，雨霖日晒。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十根攒一架，再经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19]香菌厂，“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树、桫椤等木，山树必则大者，小不堪用，将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头坡上，任其堆积，雨淋日晒。至次年，树身上点花，三年后，即结菌”。[20]这种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毁。如紫阳县，乾隆中叶尚未开垦，到了乾隆末年则“尽已开垦，群兽远迹，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21]至嘉道时期，陕南许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经消失殆尽。汉阴厅，“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殆尽。”[22]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23]凤县，“境内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24]洋县宋军山，“县北百三十里，旧有从林。今废，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盖盘郁荫约数亩”。[25]略阳县寒蓬山，“乾隆间，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络绎不绝，惜乎土人喜招客民，开垦取材。以迄于今，非复牛山之美矣。”[26]留坝厅紫关岭，“往时岭旁尚为老林”，嘉庆时期，“开垦人众，见其濯濯矣。”[27]叶世倬《重修连亭记》说到自己目睹紫关岭一带森林变迁的情况，“紫关岭……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经此岭时，则槎桠俊茂，阴翳蔽天，此树杂错众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庆戊辰，自关中之兴安复经此岭，二十三年间，地无不辟，树无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经过时，“览庙后山冈，古柏翳天，无间杂树”，“其树皆千数百年物”，十年之后，“复过此地，见山谷依旧，林木全非”，“古木荡然”。[29]留坝厅至褒城县的北栈道附近，地势险峻，同样未免被毁的厄运，“数十年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芬馥泉岩。近为川楚棚民开垦，路增崎岖，而风景不复葱苍矣。”[30]“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丈。”[31]面对此番情景，时人也只能慷慨万千，有诗石：

“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我闻故老言，思之令人羡。在昔山田未开时，处处烟峦皆奇幻。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使失真面。山灵笑我来何迟，我笑山灵较我痴神力不如人力好，对景徘徊空叹息。”[32]

随着大片的植被被毁，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逐渐打破。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的其它生物资源亦受到严重影响，生存环境逐渐萎缩，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减退，甚至灭绝。比如，老虎，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陕南秦巴山区，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该地区虎患的记载。[33]直至清初，这里仍有虎患的记载。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白沔峡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惊怖街衢，伤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县王穆悬赏重金，募虎匠数十人，人山林扑杀，三年之间，即杀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这说明当时陕南仍然维持着较好的生态环境。但是好景不长，尽管我们没有找到西乡县的直接记载，从其它地区却可略知一二，乾嘉以来，老虎的数量锐减。乾隆《旬阳县志》记载，“近各乡山已尽童，亦鲜虎暴矣。”[35]到光绪时期纂修的《旬阳县志》已经完全没有老虎的记载。[36]紫阳县三台山旧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开垦殆尽，“群兽远迹”。[37]石泉县，嘉庆时还有“虎豹为害”的记载。[38]至道光时期，不仅虎、豹，其它物种也未免生态失衡而导致灭绝的厄运，“鸥、鹭、鸳鸯、虎、豹、麋、鹿、熊、罴，旧志有之，近开垦既遍，亦不尽有。”[39]凤县，早在开垦初期，“其僻处山林者，垦地种作，暇则猎兽从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货卖”，而且“时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绪时，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猪、鼠、兔之属，“非山薮深邃，林薄丛郁殊不多。”[41]镇安县，康乾时期，虎患问题是地方政府极为头疼的事情，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乾隆年间镇安县宰聂寿曾记：“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岭多虎，奉文拔宜君营兵捕杀，卒以无所获。时在省晋遏制台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备短枪火药，捐散四乡，一时打获数虎。”[42]但是，到光绪朝，老虎在这里已是极为罕见。光绪《镇安县乡土志》云：“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43]随着老虎等动物的大量消失，这一地区的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例如野猪，由于自己天敌老虎的锐减，则大量繁殖，成为祸患，“近年以来殊无大异，惟南山一带野豸妨农，民多徙去。”[44]凤县，光绪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猪戕害，贫民远徙。”[45]

可见，整个清代，陕南动植物资源变迁较为明显。随着大规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当开发，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动物群落在这一带也逐渐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方的植物和动物种类的变动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46]清代陕南地区动植物资源的大规模衰退，人为的不当开发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气候变化也不可忽视。大规模移民入迁的乾嘉时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极冷时期，这势必会影响该地区动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复。[47]由于气候条件更为不利，本来应该加大对动植物资源保护，更不用说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在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陕南生态环境变迁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统一体，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动态连锁反应，动植物资源并不是简单的你消我长关系。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导致该地区的动植物生活环境发生急遽变化，大片的植被大规模消失，随之大量的动物资源也不断减少，甚至消失。

二、生态环境变迁的统计——以水灾为中心

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另一集中表现就是水、旱等多种灾害频发。本部分冀通过对灾害时空分布的量化统计，增强对陕南有清以来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诚然，利用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国学者赵冈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利用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来推断生态环境变迁；另一是通过对粮食亩产量升降的考察来分析环境变化。[48]考虑到陕南区域特点以及资料情况，这里采用第一种，即通过对自然灾害频率的量化分析来更为深入的考察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相关资料说明

清代陕南自然灾害记载主要是以各府、州、县、厅方志为主，私人文集、笔记、档案奏折也有相关记载。涉及到的灾害种类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资料前人已作了较为系统地整理，包括气象局气象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49]、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50]以及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和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51]，从而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种资料也存在优劣详略之别，《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较其它两种资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资料来源丰富。据统计现存清代陕南各地府、州、县、厅以及乡土志书总共94部，[52]《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一书收录其统计的达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志书并没有灾异部分记载，因而资料的覆盖幅度已相当广泛。此外，还包括各种实录、故宫档案等文献以及调查资料。其次，统计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载更为具体。因此，该资料的史料来源广泛，灾害记录相对详细具体，可以弥补因多种原因所造成的阙失，纵有不足与遗漏之处，也不致在总体上统计的结果。基于此，以下的量化统计分析即选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作为基本的史料来源。

(二)自然灾害统计分析——以水灾为中心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其中水灾和旱灾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水灾又是陕南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因此，以下选取水灾作为统计指标，通过对其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对清代陕南山地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53]

1．空间布局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有关水灾的时空分布状况均予以列表说明。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对相关资料作了如下技术处理：

(1)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注明某县，则视为该县发生水灾一次；所谓的“陕西”灾害，除非见到各地所属州县的具体记载，否则不在内，例如，“康熙三年，陕西，被水”，我们将不作为一次记载；而“陕南”灾害，则陕南所属州县分别按一次计算在内，例如，“嘉庆十八年，陕南，兴、汉、商各属秋涝(多雨)，稻苗半槁，年岁大荒”；另诸如“南山一带，七月间，阴雨过多”、“汉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这样模糊记载，由于很难确定具体所属各县，我们在统计中将不计算在内。

(2)留坝、定远、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设置的，原隶属其它州县。留坝厅，乾隆三十年，分凤县南、褒城北而设；定远厅，嘉庆七年，分西乡县南而设；佛坪，道光五年，分洋县北、周至县南而设。所以，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在具体统计分析时并没有计算在内。

(3)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说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连续大雨几日者则按一次记载；否则则按大雨的具体次数计入，例如，“宁陕、镇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则按二次计入。

根据以上原则，陕南各地水灾情况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陕南水灾空间分布的大致情况。安康、旬阳、白河、镇安、商县、商南、定远、略阳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灾的多发区，每年水灾暴发的次数要高于其它平坝地区。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据尹国康对汉江上游安康地区地表坡度结构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则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发生与山地斜坡地形形态和坡度大小密切相关，坡度愈大径流速度愈大，同时土体的稳定性愈差，冲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发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减少而崩塌增多。[55]山体则主要由火成岩和变质岩系组成，以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灰岩分布最广，[56]多极易风化，属于易滑地层。[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崩坠”，[58]“间有山质为石者似为可靠，不知土内石质是沙土凝结而成，非真石也，与煤矿无异，每岁必增长数分，数年积长一二寸，山既长，砖石之砌其上者，渐次进开，海漫裂缝，雨水浸入，无不坍塌”。[59]“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因此，“夏秋之际。霖雨经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则由山巅径流而下”。[60]一些志书对此亦有较详细的记述。洵阳县，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绪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远厅，道光四年大水，“五块石山崩，坏市廛民屋”；十五年雨，“鱼渡坝、母猪硐沟山崩”；咸丰八年大水，“坏民田庐，大池堡、袁家沟山崩”。[62]因此，水灾与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常常并发，山崩伴随泥石流是这些地区久雨、暴雨成灾时的常见现象。

总之，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的环境变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高海拔区是清代陕南地区环境变迁最明显的区域。实际上，这些灾害高发区基本上又是清代陕南新开发山区，其地质地貌、气候条件更为复杂恶劣，两者之间的重合显然不是巧合，这说明水灾暴发频次与清代陕南各地的生态环境特点密切相关。

2．时间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灾的四季分布、水灾在清代不同时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灾在各地各

个时期的暴发频次。在统计中仍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

(1)四季分布

在统计中，根据农历历法，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凡没有具体月份或者季节的归入不详。若出现连续几月的记载，每月分别各按一次计，例如，“康熙元年，商县、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无数日霁，禾稼无成，麦沾泞，十不中一”。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明显看出，清代陕南地区的水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分别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农历五、六、七月之中。洪涨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迟在仲秋九月，冬季则为低水位时期，几无洪水发生。这一统计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根据水文仪器对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洪涨季节的测量统计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据统计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的洪涨期起于五月，终于十月，以七、八两月次数最多；就季节而言，夏季最多，达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说，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强的。

历史时期分布是指水灾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状况。根据整个清代帝王统治年号分为十一个不同时期，各个时期水灾的分布情况见表3：

根据表3水灾发生最多的时期是嘉庆和光绪年间，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时期，达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顺治、宣统、咸丰和雍正时期。不过，由于这几个时期是根据各个帝王统治时期划分，所包含的时间段不一，分别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较低。因此计算出各个时期平均每年水灾次数分别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总平均为1．89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整个清代陕南地区水灾的年均暴发趋势，呈波浪状分布，但总体有增多之态势，嘉道和同光时期灾害暴发频繁，较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而嘉庆朝最多，平均每年达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绪平均每年3．29次。据研究乾嘉与同光时期皆为清代陕南地区两次移民人迁时期，[64]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因素，如气候变化又处于“小冰期”的强冷期。很显然，这一统计再次说明水灾的暴发频次与陕南地区的(如移民入迁)和自然(如气候因素)的变迁有很强的相关性。

(3)各县水灾频次分析

上面已经计算出整个陕南地区不同时期水灾的年平均暴发次数，这对于说明清代该区域水灾的历时性与环境变迁趋势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陕南的小区域特征明显，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无论是气候因素，还是地质地貌以及移民开发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灾害的历时性时同时又要兼顾其共时性，即区域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不过考虑到资料的记载多以县为单位，同时与前面的统计统一，这里仍以县为单位，统计分析清代各个时期陕南各县平均每十年水灾暴发频次，见表4：

由表4可知，发生灾害频率较高的地区为安康、旬阳、略阳、沔县、白河、紫阳、商县、镇安，这些州县的海拔也相对较高，而城固、洋县等海拔较低的河谷盆地则频次较低。就时段看，各个县在嘉庆和光绪这两个时期变化最为明显，水灾暴发的频次提高较快，是历年平均频次的几倍，相对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这既与气候波动一致，又与移民入迁的吻合。

总之，通过对整个清代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间分布而言，陕南生态环境变化的地域性明显，小区域环境变迁有很大的

差异性，与气候、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的特质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陕南生态环境的严重变迁区域；

其二，就时间分布而言，与乾嘉和同光时期的两次移民入迁一致，这两个时期亦是环境的集中恶化期，爆发的频次明显多于其它时期。这进一步证明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迁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仅仅停留于发生变迁这一表面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笼统认为其发生严重恶化，虽有道理，但失之偏颇。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变化或大或小、或主或从，不能不加区分地给予简单概括。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统一体，受气候、地质、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充分地认识这一点不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特殊性，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注释：

[1]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环境变迁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具体可参阅：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环境的恶化》，《农史》1986年第4期；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丛》1993年第1期；梁四宝：《清代秦巴地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张建民：《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一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陶卫宁：《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田培栋：《明清时期陕西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0～362页；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张晓虹、满志敏、葛全胜：《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海外亦有相关成果问+。例如：Ts’ui-jungLiu(刘翠溶)，TradeontheHanRiveranditsImpactonEconomicDevelepment1800—1911．HarvardUniversity，Disser-tation，1974；上田信：《中国生态结构与山区经济——以秦岭山区为例》，载沟口雄三编：《长期社会变动》，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爱德华·B·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清代中国边疆地区的人口与生态》，分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1年第2期、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387～433页；郑哲雄、张建民、李俊甲：《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清]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17页。

[3][清]毕沅：《兴安升府疏》，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3～4页。

[4]萧正洪：《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1页。

[6][清]卢坤：《秦疆治略·定远厅》，道光年间刻本，第50页。

[7][清]卢坤：《秦疆治略·凤县》，第55页。

[8]道光《留坝厅志》卷四《土地志·风俗》，第5页。

[9][清]卢坤：《秦疆治略·白河县》，第64页。

[10][清]卢坤：《秦疆治略·镇安县》，第43页。

[11][清]卢坤：《秦疆治略·平利县》，第62页。

[12][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0页。

[13][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19页。

[14]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十一《风俗》，嘉庆十九年刻本，第6页。

[15][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5页。

[16]何庆云：《陕西实业考察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45页。

[17][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6页。

[18][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5页。

[19][2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16页。

[21]道光《紫阳县志》卷一《地理》，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22][清]卢坤：《秦疆治略·汉阴厅》，第60页。

[23][清]卢坤：《秦疆治略·商南县》，第23页。

[24][清]卢坤：《秦疆治略·风县》，第55页。

[25]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23页。

[26][清]淡金籯：《寒蓬山记》，载道光《重修略阳县志》卷四《艺文部·记》，光绪三十年重印本，第55页。

[27]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1页。

[28][清]叶世倬：《重修连亭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18页。

[29][清]俞逢辰：《禁伐紫柏树木示》，《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34页。

[3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页。

[31][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页。

[32][清]王志沂：《栈道山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二《诗徵》，第33页。

[33]相关研究可参阅陶喻之：《汉中历代虎患钩沉》，《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李健超：《秦岭地区古代兽类与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34][清]王穆：《射虎亭记》，载道光《西乡县志》，道光八年刻本，第35～36页。

[35]乾隆《旬阳县志·物产》，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6]光绪《旬阳县志》卷八《赋役·物产》，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22页。

[37]光绪《紫阳县志·山川》，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8]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七《城表·乡村》，第11页。

[39]道光《石泉县志》卷二《田赋志·物产》，第21页。

[40]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页。

[41]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第10～11页。

[42]乾隆《镇安县志》卷七《物产》，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0页。

[43]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物产》，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63页。

[44]光绪《宁羌州乡土志·历史·户口》，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第46～47页。

[45]光绪《风县志》卷一《地理·河》，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1页。

[4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竺可桢文集》，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477页。

[47]关于清代陕南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的具体研究可参阅拙作：《清代陕南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试探》，《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48]具体论述可参阅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49]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第325～331页。

[50]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内部资料)》，1976年，第31～124页。

[51]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52]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3]关于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耿占军曾把整个陕南作为一个区域进行过粗线条的分析(可参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55页)。事实上，陕南地区区域差别明显。因此，我们的统计将具体到县一级单位，希望给予更为细致的量化分析。

[54]尹国康：《汉江流域地貌结构与土地资源》，《地理科学》1993年第2期。

[55]秦大河主编：《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二卷，丁一汇主编：《中国西部环境变化的预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56]相关论述主要参阅沈玉昌：《汉水河谷的地貌及其发育史》，《地报》1956年第4期；聂树人编著前揭书，第14页。

[57]陈自生、王成华、孔径名：《中国滑坡灾害及宏观防御战略》，载施雅风等主编：《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灾对策》，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58][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第39页。

[59][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9页。

[6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9页。

[61]光绪《洵阳县志》卷十四《杂记》，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5～16页。

[62]光绪《定远厅志》卷二十四《五行志·祥异》，光绪五年刻本，第3页。

[63]王德基、薛贻源：《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地形篇》，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1943，第54～55页。

[64]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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